HI,欢迎来到学术之家股权代码  102064
0
首页 精品范文 企业知识管理论文

企业知识管理论文

时间:2022-08-20 17:41: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企业知识管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企业知识管理论文

第1篇

一、人力资源管理与创新

享所获知识,并积极运用到新产品和工艺创新的工作环境。企业的技术、产品和企业的服务内容等因素,可能被竞争对手模仿,且青于蓝而胜蓝。但智力资本是很难效仿的,这就是为什么人力资源具有其独特性和战略意义的原因。由于公司中具有独特性和有价值的员工,对于企业人力资源能力的重要价值,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于员工的挑选、组织、发展和部署资源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促进企业创新,且使企业创新具有良性循环,一个优秀的创新团队,能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创造出更加优异的业绩;而人力资源管理同样需要知识管理来推进,人力资源运用缺位,是企业最大的资源浪费,更无谈企业的创新和效益。

二、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与创新

基于企业资源观(theresource-basedview,RBV),学界一直聚焦于研究哪些企业资源,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经过研究,员工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被视为新的一代现有的产品和服务或改进的关键创新点。此外,有学者认为,有关确保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知识管理能力一致性的战略性部署,是企业实现创新的核心。人力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能力的相辅相成,有利于扩充企业资源,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并加快企业的创新步伐。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及企业创新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人力资源管理是基础,知识管理是手段,企业创新是目的。创新需通过企业这一团队来完成和实现,而对团队的管理需用知识来支撑,这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师在促进个人、团体和组织学习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关键角色。学界普遍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在当今知识密集型产业中,通过与知识管理能力结合,对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也就是这三者的有机有效的结合,真正获得商业成功的公司,具备不断创造新知识,在公司范围内进行广泛传播,并很快体现在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上,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形成了特有的创新文化和基因,推动企业新的发展。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表明,其对于促进知识共享,从而提高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知识管理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创新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如招聘和选拔、教育和发展、绩效管理、薪酬和奖励以及学习文化的创造等,需通过企业的知识管理来完善,形成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机制,发挥人力最大的资源,推动企业更好的创新。知识管理不能仅简单地杂糅到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中。比如培训,这是人力资源管理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也是提高个体成员和团队的创新能力有效途径,但培训需要知识管理的运作和有效实施,需通过科学的组织和合理的展开,以期获得培训效益的最大,促进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的提高。知识管理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之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更为广泛,需要在原有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创新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运用的体现。创新,新是目的,创是关键,核心是企业团队这个平台。无论是产品的研发制造,还是制度的建立完善,都需要人来完成,靠人力资源管理发挥。尤其是现在信息时代,人员的思想变化万千,事物的更替推陈出新,企业的竞争此长彼短,只有靠创新这一动力,积聚企业的持续发展的后劲,赢得市场激烈竞争的优势。实现企业不断创新的源动力,是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立足于现代知识管理的有效运,只有将这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增强企业效益,做大做强企业,推进企业持续科学发展。

三、总结

人力资源管理在在当今知识密集型产业中,通过与知识管理能力结合,对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培养人力资源管理以达到企业更好的知识能力意味着留住人才,为企业组织管理培养和建立他们的知识和专长,并建立因知识利用所产生的收益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新发展使得个人经验的地位得到重视,新知识在企业范围内得到更好的分享、传播和吸收。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知识管理能力一致性的战略性部署,是企业实现创新的核心。人力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能力的相辅相成,有利于扩充企业资源,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并加快企业的创新步伐。

作者:施荷芬 单位:临海市公路管理局

第2篇

1引言及研究背景

在制药企业中,与员工工作联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客户关系和培训。大多数制药企业监督员工销售工作过程的手段,主要是直接主管实时实地监督,定期汇报监督,同事间互相监督的模式,以此来控制员工在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甚至客户知识管理的工作过程,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员工进行辅导,以期达到相应的业绩水平。对于员工的培训与发展,已经有一些大型药企采用了网上在线学习的方式,在节省高额培训费用的同时,让员工足不出户就可以汲取到对自身发展和工作有帮助的医药学知识和管理学知识。客户关系管理(CRM)是指针对客户的信息、关系、知识等的全面管理,尤其是对于对公司业务发展有重要价值的客户的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是在“以客户为导向”的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强调“从客户出发”,以客户为管理对象,基于客户生命周期的变化来施行管理业务的过程;同时,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匹配企业的业务资源及流程,动态地管理客户信息和客户价值,从而能够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客户知识管理是现代客户关系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WaylandandCole(1997)认为企业的成长须将重心置于客户,而客户知识管理强调有效地获取、分享和扩散客户知识,因为客户知识管理将会决定企业的价值。Garcia-MurilloandAlmabi(2002)认为企业最重要的知识来源是客户,所以必须积极地与客户对话,获取客户知识,才能了解客户做出购买决策的理由。只有有效地进行知识分析和应用,才能帮助企业留住客户并创造价值。因此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进行客户知识管理,是现代企业客户关系管理发展的潮流。

2案例分析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作为美国强生公司在华最大的子公司,成立于1985年,总部设在北京,生产基地位于西安,在华员工超过5000人。公司业务包括生产和销售高质量的药品,产品主要涉及胃肠病学、神经精神学、变态反应学、疼痛管理学、抗感染、生物制剂和肿瘤等领域;除此之外,公司还致力于提供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及开展大众健康教育。西安杨森公司生产和销售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在内的30多种产品,其中不乏吗丁啉、达克宁霜、妇科用达克宁、派瑞松、采乐等一些早已获得大众广泛认可的家庭必备的非处方药品。西安杨森早在2011年就开始运用IPAD设备进行管理活动,是国内医药行业内第一个将IPAD应用到生产管理、销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培训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企业。其中针对销售人员开发的APP应用主要是用于进行客户知识管理。以下是国内药企和部分外资药企在销售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问题一:医药销售中广泛存在一些公司为了提升销售业绩,针对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进行商业贿赂,以此换取大量处方的问题。外资医药企业受到RDPAD(在华外商投资医药企业协会)的监督,以及企业本国法律的约束,对于向中国医生进行商业贿赂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加以约束。但是迫于业绩指标的压力,一些销售经理或者销售代表会采取虚报会议和日常公关支出的形式,变相进行商业贿赂行为,以换取销量。大多数药企对于这样的,除了制定员工手册严格要求员工自律,就是通过管理层反复强调公司相关处罚政策。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是无法真正控制员工行为的,因此也就有了葛兰素史克“贿赂门”事件的发生。

问题二:由于医药销售工作的对象是具有专业职称的医生,每家制药公司都会要求员工在拜访医生时,应该运用培训学习到的产品相关专业知识,向医生推广在特定治疗领域应用的药品。员工的工作质量往往只能通过最终的业绩表现来衡量。这样的考核方式存在于大多数的制药企业中,如果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如出现产品落标、竞争对手反击、产品误解等对销售业绩产生影响的情况,对于员工来说,过往的业绩考核方式就有失公平,容易使员工产生挫败感,甚至萌生去意。

问题三:大多数制药公司在将公司学术会议资源与客户的匹配上,大都出于主观因素,根据一线员工的反馈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建议来进行。而实际的情况是公司的市场部无法准确掌握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线销售代表更愿意将公司的学术会议资源投入到那些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客户身上,并没有根据客户的潜力和现有产出来合理分配公司资源,从而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公司有限资源的浪费,也没有达到最佳的投入产出比,不利于公司对资源合理分配的管理和控制违规的发生。基于以上公司对员工合规行为的控制、提高一线人员对客户的拜访质量以及合理分配资源的需要,西安杨森公司与苹果公司合作开发出一套针对一线销售管理的客户知识管理用户APP,应用于公司给每位一线销售员工配发的IPAD设备上。通过设置客户基本信息、拜访资源、拜访记录和拜访反馈4个子目录,来提高一线员工的工作效率和专业度,同时便于公司收集管理客户知识。客户基本信息包括客户姓名、职称、所在单位、一周门诊量、相关病人数、同类药品处方量、公司产品处方量等项目。拜访资源有市场部定期发送的近期相关领域研究进展,产品信息等相关推广PPT及视频资源。拜访记录及拜访反馈需要一线销售代表在对每个客户拜访完成后填写,并且打开定位功能,最后需要客户填写简单的反馈意见。同时,该项目还增加了市场问卷功能,在销售人员拜访的过程中,可以邀请客户填写调查问卷,以供公司市场部门研究或者帮助医学会做临床调研收集数据,此项目仅在公司有安排时使用。公司可以通过监控销售代表对每一份产品及医疗领域相关PPT和视频资源的使用地点和使用的耗时,并与相应客户的记录和反馈相匹配,来评估一线人员对该客户拜访的真实情况,作为员工绩效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此同时,利用IPAD设备的便利性,公司可以通过员工的实时拍照,取得相关的市场真实情况。只要利用好这一管理系统,公司就可以收集相应客户的信息、需求以及来自客户的反馈等知识,从而进行有效的客户知识管理。

3总结与研究的局限性

西安杨森公司在利用现代信息系统来提高生产运营、销售管理等企业内外部经营效率方面一直走在众多药企前列。就在其推出IPAD应用的第二年,大部分外资药企就陆续推出相同的应用,并具有类似的管理功能,用以改善和提高管理效率,加强对合规性的监控。但是,国内的药企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依然按照传统方式进行销售管理,客户的关系管理也是依然采用上级对下属的人对人的管理模式。这样的模式带来的风险与低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西安杨森公司的例子可供国内药企或者是还没有采用该方式进行销售管理的外资药企借鉴。本文只针对一家公司的信息系统应用进行部分功能的分析,对于该系统的其他功能并没有进行太多阐述,如:IPAD设备还开发有财务报账系统,能够实时检验员工报账发票的真伪,并且记录下该发票单据号以及款项发生的时间,以此避免虚假报账的发生;还有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能够及时掌握当季度甚至当年的绩效考核结果和奖金的发放情况,以及当年的调薪情况;同时还具备实时在线学习的网络培训课程,供一线销售员工在拜访间隙学习提高等。每家公司的情况会有所不同,该研究并未考虑到所有公司的实际情况,只是推荐分析了西安杨森的最佳实践,此即该研究的局限性,有待今后加以完善。

作者:范智勇 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第3篇

虽然对当前出现了有关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但是对于其中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的分析较少,并没有比较完善、全面、系统的探究,及时出现过一些关于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研究,其内容与分析也较少或者较为浅显,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概念,故此,有必要对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进行有效界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瑞思就有过关于认知性企业的理论,该理论指出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学习和努力获取知识从而实现企业的较好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其重视不够,忽视了知识经济对企业而言的重要作用。直到21世纪初期,才相继出现了“知识企业、知识组织、知识公司”等相关的概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1986年,瑞典学者卡尔•爱立克•斯维比第一次提出了有关“知识企业”的概念,他认为“知识企业的经营运行主要依赖于知识的积累,管理以及员工应用知识并创新的能力。”这些也引发了行业对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的相关探讨,卡尔也因此被誉为“知识管理之父”。随后Thmas在《智力资本——组织的新财富》中也详细的阐述了关于“知识公司”的定义。他提出“只是公司需要挖掘有价值的细节,并进行实证性模拟,从知识角度出发来发现新的业务。”2002年,汪治经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研究,指出“知识企业是知识对企业的成长发展的贡献率超过一半的企业”。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是指将知识当做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发挥知识在企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从而来匹配企业生产发展的各项要素,最终推进企业整体的发展。例如,金融行业的许多企业、咨询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具有较完备研发设施且致力于产品研发和创新的生产制造业企业等。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是以知识的不断积累、积极创新、商品生产作为企业重要经营发展目标,为了企业的生存和更好发展,有必要从战略的角度深化企业知识管理主导地位,实现企业对知识的发展需求。

2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形成动因

由上文可知,当前有关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的理论研究并不完善和全面,但大体上都可以归结成:“企业对知识的管理和应用体现在企业把所拥有的有形资产和资源进行有效组合、加工,从而用来提供服务,而这个企业对有形资产和资源的应用又取决于知识和知识的转换能力。换句话说,企业对其有形资产的组织和应用是一个知识的函数,企业所提品或服务的质和量取决于知识变量。从这个意义出发,若是拥有相同水平资源和资产的不同企业对知识变量作出不一样的输入,即企业间对知识的积累、应用和创新的水准不一样,则知识管理水平较高的一方得到的知识变量相对较大,用相同的成本而言,他所获得的收益就远要大于管理水平弱的一方。”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推崇。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类企业商家都愈加的推进向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转型,知识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也愈加的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众多企业的整体营销策略以及运营管理方法都更加的以知识为核心开展,从而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赚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和财富利益。在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企业要想获得较好的生存和发展,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为核心的动力就是进行知识管理。虽然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相应的企业对知识的需求也要求的更加全面、复杂。故此,企业就更加需要创新、发掘和利用知识,经营模式越来越呈现出知识管理化的趋势,最终达到企业内部构建和外部环境发展的和谐统一。

3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战略模式实质的分析

经典的企业战略管理已经很难跟上时代的节奏,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中,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战略管理系统模式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对于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挑战是进行知识的不断积累、全面创新和充分利用,这就要求企业应该通过先进的管理理念、完善的组织架构,系统的职责分配才能最大限度的推进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发展,战略模式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重构和调整。

3.1组织结构

经典的企业组织结构模式一般会非常固执化的实行统一指挥的理念,围绕该理念构建一条适用自身企业的职权等级链条,即每位员工必须也只能接受一个上级领导的领导和指挥,这样一来,就会形成非常严谨和条理化的管理体系,但是同时也会增加管理的领导层级,扩大从底层来到高层的距离,由于上层领导没办法真实的接触到底层的消息,因而,有必要制定各类详细的规则办法,方便具体管理和具体作业。

3.2管理职能

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不断发展辩护,也就带来了为保证企业战略目标实现二进行的企业组织内部结构的更新换代。在企业整体组织结构上,知识管理主导就要求企业员工高效率的获取知识信息、共享知识成果,从而拥有强大的自我学习应对能力来适应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各种改变。知识管理主导的企业要得以生存和健康发展,就更加应当肩负起随时随机彻底变革组织结构的责任和职能。

3.3管理理念

第4篇

目前很多航空制造企业没要建立一套健全的知识管理体制,随着新问题的出现,企业管理者只是被动的采用一些临时措施;同时,大多企业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忽略长期的知识和技术积累,市场需求产品出现升级换代时,企业往往难以适应;另外,在企业管理模式上,大多还都属于集权式管理,很多具体的生产计划,都是领导说了算,忽视一线员工和技术人员的决策参与权,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局面还没有形成,一些懂行的人难以发挥作用,领导一旦出现决策失误,企业损失很大;还有,不少航空制造企业企业文化建设还停留在表面,没有形成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导致员工凝聚力不强,不利于员工潜力的发挥;最后,由于航空制造的复杂性,企业生产的部门越来越多,团队协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传统的管理模式难以奏效。

二、航空制造企业知识管理的实施策略

(一)知识管理系统性和开放性。航空制造企业的组织架构由领队和不同的部门团队组成,在不同层次的部门中,知识管理具有不同的责任,因此在选择知识管理模式时,不能孤立地看某一个特定部门的管理,要注意系统性和整体性,协调好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了便于不同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交流,知识管理要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人人都可以参与到知识管理中来,人人都可以共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二)组织结构扁平化。航空制造企业知识管理的实施,离不开相应的组织结构保障,组织结构要与目标、愿景和组织功能相适应。航空制造业设计到零部件非常多,生产部门也很多,为了方便不同部门间的知识交流和共享,知识管理的组织结构应该扁平化,减少管理层级,使上下级之间沟通和交流更加顺畅;还要尽可能的体现出团队性,使得员工之间、团队之间、部门之间建立其相互信任、相互协作、和谐宽松的工作气氛,有助于员工提高知识和技能。

(三)保护知识产权,激励知识创新。西方国家对我国高科技行业进行技术封锁,航空制造业属于战略产业,我国要实现创新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因此航空制造企业实施现代产权激励制度显得尤为重要[3]。通过产权激励,促进企业宝贵的智力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和激发知识创新,触发航空职业企业智力资本的内生提升机制,充分调动每个技术人员创新的主观能动性,使得智力资源转化为生产力。

(四)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信息技术是航空制造企业实施知识管理的重要保障,知识管理的实现是以知识管理系统、网络、通讯技术、数据库等作为技术条件。所以在推广知识管理时,首先要加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高沟通效率。例如:知识积累不是信息的简单堆积,而应该是技术人员之间可理解的积极交流的过程,便捷的网络和通讯技术,有利于员工了解航空制造行业的发展前沿,也有利于员工之间的交流协作,碰到工作中的问题,管理层也便于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对企业的知识管理都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五)营造学习型创新型企业文化。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的更新速度很快,尤其是航空制造企业属于各国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4]。企业和员工如果不主动学习,很快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所以企业应营造主动学习的氛围,通过不同的方式(培训、参加学术会议、组织学术交流等)进行知识共享,当然知识共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创新的一种手段,要鼓励员工探索新的知识和技术,促进终身学习和不断创新的习惯的养成[5]。比如:可以通过培训来促进员工的发展,邀请一些行业专家或技术能手,为员工讲授某个领域的前沿发展情况,不断提升员工素质和技术,并规划好自身的职业生涯。并对员工有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提高员工学习和创新的积极性。

(六)建立合理的评估和改进机制。航空制造企业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应的知识管理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动态过程,所以知识管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逐步调整不断完善的。那么,这就需要对知识管理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检验,不断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自身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教训,并借鉴国内外同行的先进管理经营,使其处于一个动态调整和完善的状态,才能不断做好知识管理工作。

三、结束语

第5篇

论文摘要:知识管理是当前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对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进行了综述和对比分析,发现国外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已趋于和成熟,而国内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从人类社会开始,知识就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积累。因此广义地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知识发展的历史,一部知识管理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正规的商务实践,知识从上世纪50~60年代才开始植根于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中。知识管理的本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北美洲的商务实践中。而中国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始于1998年。

一、国内外知识管理理论的演进

1.国外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知识管理作为人类的一个活动,早已存在,但是正式用“知识管理”这个词来形容企业的知识活动过程,还得始于美国的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1959年,彼得·F·德鲁克在其《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ofTomorrow)一书中创造了“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这个新词汇,他认为产业工人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劳动力阶层,这些工人接受了大量的正规教育,具备获得与应用理论和分析知识的能力。同时,德鲁克在上世纪60年代还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彼得·F·德鲁克是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管理宗师,也是最早提出知识社会和知识管理的人。

尽管上世纪50~60年代国外学者就已经提出“知识经济”、“知识工人”等概念。但是国外对知识管理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美国成立了知识资产管理研究会,对知识管理专项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咨询公司知识非常密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内部知识管理活动。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写了许多关于知识管理的论著。比如:日本的野中郁次郎(Nonaki,Ikujiro)发表了《知识创新型企业》。在该著作中,他指出:在一个“不确定”是唯一可确定之因素的经济环境中,知识无疑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那个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知识主管(CKO),他就是雷夫·埃德文森(LeifEdvinsson),成为了总部在瑞典的Skandia公司的知识主管。雷夫·埃德文森成立了知识资本研究课题的权威领导,代表作有《发掘隐藏的智力,实现公司的真实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管理界的精英们开始认识到知识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很快被当作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2.国内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末期,知识管理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从那时起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发展迅速,知识管理成为国内企业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朴素的知识管理阶段:1997年两会召开之前,两会代表的桌前都收到了科技部的一个报告《知识经济与中关村》。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从1995年开始,经过两年的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在1997年的两会上,关于知识经济的探讨直接引申到中关村关于风险投资、知识型企业、知识资产等中国实际问题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知识管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进入1999年,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和实践逐渐从宏观层次转向了微观领域,学术界开始研究知识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知识管理等问题,企业界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知识管理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大好机遇。1999年,许多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国内不少学者也敏捷地投入该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文章。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将“企业知识管理问题研究”作为2000年鼓励研究领域为标志,国内学术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掀起一个,并将波及到企业界,引发一个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在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上提出了朴素的知识管理思想。其主要的含义是:在企业中,认为企业业务运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处理、创造新的知识,知识无处不在。第二,知识能够不断的重用,而且在重用中创造新的知识。企业要不断地提炼自己的知识,要不断地推导积累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整理已有的知识,使得知识在重用中创新。朴素知识管理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组织分析、信息技术、人。

《IT经理世界》、计算机世界、《首席财务官》杂志、计算机世界网等媒体与国内知识管理领域的领头羊深圳蓝凌公司在京共同举办了“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独家推出了“2005中国知识管理调查报告”。该报告重点调查研究了中国企业知识管理的成熟度现状分析以及中国知识管理调查趋势的分析。报告显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企业知识管理水平并不乐观。“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的召开成为中国知识管理发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对知识管理应用和实践将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知识管理10年的节点上,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知识管理论坛年度盛会的召开,将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动力支持。会议探讨了知识管理实施和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并探讨了知识管理的评估问题。

知识管理方面的论著大部分是国内学者翻译国外知识管理研究学者的著作。国内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乌家培的《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王德袜的《知识管理:竞争力之源》以及王方华的《知识管理论》等。

二、国内外对知识管理的定义

1.国外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外关于知识管理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如: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认为:知识管理是以增强竞争力为目标的识别、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战略和过程,这个动态过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创造、发现和收集公司内部的知识与技能,第二阶段主要是共享和理解收集来的知识与技能以便利用,第三阶段主要是修正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其运用于新的环境中。

Wiig认为:知识管理是有计划地、详尽地、慎重地对知识进行架构、更新以及应用,以将组织内部知识相关的效率以及知识资产的获利最大化的过程。CarlFrappaolo认为:知识管理就是通过集体智慧的杠杆效益达到增强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学科。

2.国内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内关于知识管理的内涵有多种表述。王方华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把知识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把知识和知识活动作为企业的财富和核心,对信息的获取和传播、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创新和传播、知识交换及企业内部知识的分享和共享的结构、知识水平的提高进行管理,发挥企业员工和集体的智慧,在知识创新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江文年,杨建梅等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系统体系,具体地说就是管理者通过创造一种协作和学习的环境,使得企业中的每位员工能够方便和快速地获取、共享、重复使用企业中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以形成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并由此推动企业中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在充分肯定知识对企业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支持、激励个人将知识应用、整合到企业产品和服务中去,最终提高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陈锐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通过系统管理组织的知识资源来提高组织效率、反应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本价值的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是人类信息管理活动迄今为止最高级的形式和最新的发展阶段。

三、国内外知识管理会议

1.世界知识管理会议。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管理成为信息学家和管理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一、二、三届世界知识管理会议分别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集中于技术问题;第二次会议则主要重视和强调管理问题;第三次年会的主题是:利用最佳的技术和管理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评估知识管理对组织的影响。

2.国内知识管理会议。在1997年的两会上,国内学者和专家首次对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进行了探讨,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胜利召开。研讨会上专家们主要研讨了知识管理的发展、知识管理的实践及信息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学者和企业家对国内企业知识管理的应用水平进行了探讨。此次高峰论坛侧重于研究国内知识管理在企业和经济实体中的应用和实践。

“2008知识管理实施论坛”于2008年5月23日在北京顺利举办。论坛总结了中国知识管理十年的成败得失。就知识管理实施的经验、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展望,推动中国知识管理的实施。知识管理中心(KnowledgeManagementCenter)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2008中国知识管理论坛”于2008年12月27日顺利举办。会议主要探讨中国知识管理的未来路径和发展轨迹,涉及到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实施、知识管理案例、知识管理评估等多个方面。

四、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国外的知识管理研究主要是在基于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出的。而国内的知识管理研究则更多的是在基于引进国外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国外知识管理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峰,而中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和探索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国外不仅学者非常重视知识管理的研究,而且很多企业已经付诸行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些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所都成立了知识管理研究机构。而中国的知识管理还停留在学术研究上,企业对知识管理的实践少之又少。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从管理纬度来看,知识管理已经成为优化和提升企业管理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工具。不论对知识经济持何种态度,在管理领域中,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知识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的主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介入对知识和知识管理的研究,包括学者、专家、企业家等,为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促进知识管理的具体实施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卡尔.弗莱保罗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2.彼得·F·德鲁克.杨开峰等译.知识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2004

3.陈锐.公司知识管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4.[美]卡尔·弗莱保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第6篇

信息管理论文2600字(一):“大数据”时代下医院病案信息管理论文

医院病案记载着各个时间段的患者诊疗状况以及疾病演变状况,其中关键的病案信息包含患者家族史、患者本身的病史、医院诊疗过程、病情检查与病情诊断得出的报告等。

由此可见,医院病案信息牵涉各项日常的医院业务,有关部门对此有必要予以全方位的信息审核、信息收集以及档案存储。但从现状来看,当前仍有某些医院并没能全面关注综合性的病案信息管理,而与之有关的病案管理措施也没能真正实现健全。在此前提下,医院应当尝试在现阶段的病案管理中全面使用大数据模式,以此来全面保障病案信息管理的成效性。

医院对于病案信息管理运用大数据手段的重要意义

第一是提升医院当前利用各类病案信息的整体水准。大数据手段在客观上有助于实现多层次的数据与信息整合,从而显著提升了利用医院病案的水准。医院在全面集成当前现有的病案信息基础上,应当能够妥善划分各项相应的患者信息,确保将其分成收费信息、患者检查信息、患者诊疗信息、门诊信息、报告与检验信息等。在划分上述各类信息以后,运用大数据手段还能创建针对各个患者的识别身份编码,以便于实现多层次的信息关联集成。

第二是全面支撑医疗决策。医院由于具备了大数据手段作为管理病案信息的必要辅助,因此针对实时性的病案信息都能着眼于精确进行搜集。在决策系统的全面支撑下,有关科室就能全面明晰现阶段的患者病情种类、院内患者分布与其他相关要素。相比于传统模式,大数据手段更加有助于汇总信息以及统计信息,对于某些潜在误差也能予以彻底杜绝。除此以外,医院针对当前入院的各科室危重患者应当予以侧重关注,以便于提供日常各项医疗决策必需的信息支撑。

第三是拉近护患关系并且突显以患者为本的宗旨。在集成病案信息的基础上,医护人员针对当前阶段的各项患者信息都能予以全方位的精确掌握,上述措施有助于增强现有的患者满意度,拉近护患关系。例如近些年来,患者已经能够凭借电脑或者手机等工具来随时查找个人诊疗信息,对于实时性的自身健康状态也能全面加以了解。在某些情形下,患者一旦表现为某些危重病情,临床医师对其就要及时进行处理,全面保障患者健康并且提升患者生活水准。

医院当前病案信息管理现状

目前各地已有较多医院正在尝试引进病案信息的大数据管理模式,并且逐步将大数据手段渗透于管理医院病案信息的各个流程中。但是不应忽视,各地医院在现阶段仍然表现为相对较低的病案管理综合水准。探究其中根源,就在于医院及其有关部门针对病案管理仍然欠缺必要的关注度,同时也没能着眼于引进大数据手段作为其中必要的辅助与支撑。

此外,多數医院并没能设置独立性的病案管理专门科室,医院现存的病案管理部门体现为较强的附属性特征。作为管理医院病案信息的专门人员来讲,上述人员本身应当具备优良的病案管理水准。与此同时,上述人员也要掌握涉及到大数据的有关常识,并且将其灵活适用于当前的医院病案管理。但是截至目前,负责管理医院病案信息的专门人员仍然表现为滞后性的专业素养,甚至没能熟悉日常性的病案信息汇总、信息分析以及信息处理操作。除此以外,医院部门针对此类管理人员也没能给予专门性的管理技能培训,甚至聘用某些兼职人员代替专职性的病案管理人员。

探求改进举措

增设专门的病案信息管理机构

医院如果要着眼于优化病案管理的综合效果,那么关键在于设置专门的病案管理部门,有关领导对此也要引发更多的关注。近些年以来,各地医院都在致力于建成病案管理的专门委员会,在此前提下助推信息化的医院建设。与此同时,医院还需结合自身的真实状况来增设病案信息的新科室,确保该科室在整个医院体系内占据独立的位置并且拥有独立职能。

通过运用上述的改进举措,病案管理机构就能全面突显其具备的价值与意义,确保该科室能够覆盖于医院临床管理、制定病案管理规划以及收集病案信息等领域。每隔相应的时间段,管理委员会针对当前的医院病案信息要予以全方位的归纳汇总,此举措有助于保障病案管理能够达到的综合水准。

运用信息化手段来辅助管理

在目前阶段中,各地医院已经能够凭借信息化技术来显著增强病案管理的实效性,在这其中包含自动式的条码识别、微缩光盘技术、数字化的病案管理与其他相关技术。医院通过灵活使用上述大数据手段,就能够着眼于挖掘深层次的患者病案信息,确保现有的病案信息符合准确性与真实性的基本要求。近些年各地医院都在致力于创建资源共享的病案管理网络,在此前提下诞生了新型的电子病案。此外,医院在存储各类患者病案时,也能够借助大数据手段予以完成。这是由于运用电子化存储的方式有助于在线查询各项病案信息,从而服务于现阶段的临床治疗优化与完善。针对出院后的患者来讲,运用大数据手段就能打印并且查询患者现有的各项病历信息。数字化管理应当能够覆盖于医院当前的各项日常管理工作,此项举措在根本上保障了病案信息共享,同时也便于利用与存储病案信息。

全面提升人员素养

从目前现状来看,各地医院针对自身保存的患者病案都给予了更多关注,同时也认识到了病案具备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作为管理医院病案的专门人员而言,应当全面提升自身具备的综合素养,针对医学统计学、外语、计算机与其他学科的有关知识都要予以相应的掌握。

因此可见,病案管理人员是否拥有优良的专业素养,在根本上关乎病案信息管理的整体效果。病案信息管理牵涉多领域以及多层次的学科与专业,因此作为管理人员而言,上述人员应当能够精确检索各项信息,以便于实现全方位的信息获取。在此前提下,医院针对各类临床信息应当予以全方位的传递,确保病案信息能够体现其应有的临床价值、科研教学价值以及其他价值。在目前阶段中,医院针对原有的病案管理思路应当予以相应转变,确保将病案管理的侧重点全面落实于分析收集以及汇总各类病案信息。

结束语

医院病案信息在医院现有的管理系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由于病案信息记载着全过程的医疗信息。与此同时,医院如果要给出相应的医疗决策,那么也必须凭借病案信息予以完成。

截至目前,医院及其有关部门正在逐步意识到医院病案管理与大数据手段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对于医院当前的各项管理举措也能够予以相应的优化。因此在病案信息管理的有关实践中,医院针对信息化手段有必要着眼于灵活加以运用,在此前提下服务于病案信息管理实效性的提升。

信息管理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过程中档案价值重新发现论文

【摘要】基于信息与知识、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之间的关系,分析在知识管理过程中档案价值的新特征。档案价值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将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显现化,通过知识管理对档案信息进一步挖掘使档案更好地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关键词】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价值特征

一、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

对于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信息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入手。有关知识与信息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种观点。一种观点持有者们认为,信息存在于自然环境、人类社交活动以及人们思维之中,而知识的存在局限在人们的社交活动范围之中,因而信息包涵了知识。另一种观点持有者认为,信息是可编码化的知识或显性可视的知识,而知识除了显性之外,还包涵隐性知识,即存在于人类大脑之中、不可编码化的知识,因而知识包涵了信息。对于以上两方观点,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信息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并以物质存在的方式反映呈现给大众,这种物象化及其存在方式可以广泛地包含人类活动及其成果。而知识是人们对这种反映的一种主观性的认识结果,是一种智力成果。因而,就信息与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信息是具有知识属性的,并以知识成果作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知识管理这一概念最早是在企业管理中被提出来的,知识管理的概念可能会因为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差异而存在各种不同的版本,但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大抵是相同的,即知识管理想要实现的是在最恰当的时间将信息传递给最需要的人,以便于此人可以利用这一信息做出最恰当的决策并付诸实践活动。然而档案又是如何与知识管理存在联系的呢?档案根据其定义我们可以了解到,其最明显的特征为原始记录性。档案的这种原始记录性的特征奠定了档案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是将档案区别于图书、信息等的重要凭证。因此档案凭借其固有的原始记录性的根本属性无可厚非的可称其是信息的最根本来源。知识是我们依靠自身主观能动性对信息进行筛选的结果,故档案也可以称为是知识的源头。

二、知识管理的档案价值

当今由于知识管理层次的不断深入,档案的使用价值呈现出来了新特征,因此对于知识管理中档案价值的重新发现,笔者认为是必要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档案是一种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显性知识,是知识的来源,因此档案也是知识管理的核心部分。

(一)从理论基础角度分析。理論基础角度主要可以从档案后保管范式与档案双元价值理论两个方面。档案后保管范式包括新来源观、宏观价值鉴定论、知识服务三个方面。1.新来源观。新来源观就是对于文件的来源问题进行一种全新的认识,传统意义上,我们是在文件转化为档案之后才开始对档案进行管理,而新来源观理论则强调对于文件的管理工作应该从文件形成之初就着手开始进行,从开始形成时就开始对其管理,即强调的是一种“前端控制”“全过程管理”,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可以方便人们从文件形成之初的背景,文件形成过程的结构层次以及文件未来可能会涉及的研究发展的方向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2.宏观价值鉴定论。宏观价值鉴定论强调的是对于档案价值的鉴定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其本身形成部门、机关所产生的价值作用上来判断是否对其进行保存,而应将价值的鉴定提升到对整个社会层级上来。使更广大的人群可以受益,进而实现档案的第二价值,这也正是谢伦伯格所强调的档案双元价值理论中的第二价值。3.知识服务。知识服务顾名思义主,要是将档案信息上升为知识层次对其进行管理,这一理论主要表现在传统档案保管员身份的变化上,可以说档案保管员的工作并非只局限于对档案的排列、档案、上架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在知识服务中档案保管员的工作主要是将档案中的文字信息加工、提炼出有价值的部分,对这些有价值的部分进行整理,使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提供给人们利用,即提高了档案信息的质量,也节省了档案利用者筛选档案的时间。以上就是档案后保管范式中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档案后保管范式是在电子文件不断产生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与知识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肯定了档案价值在知识管理中的地位。4.档案双元价值理论主要指档案的工具价值与档案的信息价值。工具价值所指的就是档案产生之初所赋予的价值。正如一个事物的产生是有其原因的,并能在其产生的基础上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为社会提供利用服务。信息价值主要是依据信息接收者,即知识主题与知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种价值关系。这种价值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的载体对信息进行传递实现的。知识主体的不同对知识的需求自然就会不尽相同。主体带着目的和需求查询接受信息,并且由于每个人的知识素养,知识储备的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也是大相径庭的。正如每个人读研究生的目的是不同,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不同的,所以对待同样的问题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分析理解所获取的信息。

(二)从实际理论角度分析。实践基础主要表现在公共档案管提供利用的层面上,主要包括知识获取、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三个方面。1.知识获取是实践的前提保障工作。正所谓没有原材料我们就无法进行生产加工一样。所以要想使公共档案真正体现价值,首先我们需要获取到一定的知识。知识管理权主要指的不再是对纸质文件的有序化整理过程,而是对文件上所反映出来的知识内容进行整理加工,对文件上面的信息进行分析,挖掘出更有价值的部分,对其进行管理。2.知识服务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这一层面上,档案馆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的场所,具有提供知识服务的合法地位,同时主动提供信息查询等方面的服务也是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满足公众的需求是其应当做的。同样也是公共档案管发展的动力所在。在知识服务提供利用方面,公共档案馆可以借鉴公共图书馆的成功措施,如举办展览,提供远程服务,提供电子化检索平台等等。公共档案馆通过提供新的利用服务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公众,进而实现其公共服务的价值。

三、知识管理中档案价值实现的特征

传统档案管理活动中只有有价值的文件才可以转换成档案进行管理、保存。而在知识管理活动过程中,档案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时同等重要的。档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隐性知识层面,档案的使用价值主要体现在显性知识层面。因此对于知识管理中档案的这种价值与实用价值并重的条件下,档案价值也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一)集成化与灵活性。传统的档案价值体现在主题对客体的需要,对主体需要的档案进行归档保存以实现其价值。而知识管理中更加注重的则是知识,并且这一管理从文件形成之初就需要开始着手进行了,体现在外在内在结合的全过程中,在整个过程中因可能涉及的不同人提出的不同要求,故灵活性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多元化与共享性。公众对于档案的利用可能是间接的,而公众对于知识的获取则不同,这是一种主动性的活动。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曾经提到的“我们淹没在信心之中,但我们仍处于知识的饥渴中”。作为知识个体的人因其自身处于不断发展中,所以人作为知识个体是渴望获得知识的。知识管理的过程中则强调的是,将档案中的知识以一种共享的方式传播开来,呈现在公众面前,以便于公众根据自身的需要获取知识。这种共享性是多元化的,可以是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方式。正如我们需要完成一项工作可能一份文件就包括了我们所需要获取的全部信息,也有可能我们需要通过搜集不同文件中的部分信息,进行整合后的信息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个体的需求可能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元化的。

(三)显性化与增值型。知识管理需要的是主体通过交流的方式将隐形的知识显性化,知识管理中侧重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投入管理、技术管理三个方面,这三点主要是依据企业知识管理所提出的。而当前就档案而言为了实现档案的价值应更加趋于主动性。主动性主要指主动提供服务,知识管理重视的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过程,进一步促进知识创新以实现档案信息的增值型。

四、档案价值在知识链中的体现

(一)知识获取。知识获取包括信息采集與信息创造两个方面。采集的过程我们强调的是对于信息的获取要注重其完整性与信息的可靠性。创造则更加侧重于,将隐形信息显性化的过程。档案室信息是一种外在存在形式,因此可以说档案室信息的承载体,也就是知识获取的主要来源,对于有价值的信息获取应该对其加以记录以便日后更多人利用。

(二)知识开发。知识开发的过程是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处理,存储整合的过程。使信息有序化、体系化。这种信息开发的过程要遵守信息本身的客观性原则,知识开发者不可以根据个人的主观意识对信息进行任意的更改,要保持信息的原貌。知识开发就是档案工具价值和信息价值转换的过程。

(三)知识利用。知识获取与知识开发的过程都是为了知识最终能被有效地利用,利用过程中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传播、信心交流、信息之间的转移,到最后的信息共享过程都是档案价值实现的体现。

(四)知识评估。知识评估就是对知识的有用性进行评估。同样也是对于档案价值重新进行鉴定的过程。评估的标准主要是以下三种:对无用的知识进行删除,对有用的知识加以保护,对可用的知识进行创新,其中重点在于知识的创新。在利用过程中将知识显性化,并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共享实现知识创新,知识创新实现了价值链的进一步循环。

第7篇

论文摘 要: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是一个不断学习、实践、反思并循环往复的过程,所谓的知识管理,就是指对教师个人的知识进行系统、科学有序化的管理活动。经过广大学者和任教者的实践证明,实施知识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师的个人能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更有助于提升高校的竞争实力。为此,结合知识管理的特点和原则,进一步论述了通过运用知识管理来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和人才逐渐成为各行业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在各大院校中,教师们作为学校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的综合水平直接关乎到学校的生死存亡。因此,注重对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已成为各高校紧急的课题和义不容辞的任务。本文通过从个人知识管理对高校教师个人专业素养提升的状况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关于提升院校竞争实力的有效方法以及使高校处于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知识管理这一概念源自企业对自身的资产经营管理,近年来,这一科学管理思想已经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师作为其专业知识的拥有者和传递者,肩负着培育学生,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学术探索等与知识相关的各项工作。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很少有教师关注个人知识的系统及科学管理,这最后势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的快速、稳步提升,对于教师个人素养的锤炼也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为此,只有倡导高校教师开展个人知识管理,才可以帮助教师个人专业素养得到有效的提升,进而促使高等院校的竞争实力也得到一定的提升。

1 对高校教师知识管理的认识

1.1 知识管理的定义

知识管理,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知识创新为目的,把知识当作一种资源、资本、生产要素加以运营管理,最后,通过知识的共享和运用集体的知识、技能、智慧来提高组织应变和创新能力的管理活动。高校教师的工作轨迹通常是由教学、科研两部分组成的,虽然身处院校这样的工作环境,但教师的个人学习及对个人知识的梳理并不规范和系统,通常都是工作中需要什么知识,教师临时去寻找和学习,这就导致教师对信息的积累没有科学性。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只有运用知识管理才能使教师的信息积累具备科学性,另外,实践发现,运用知识管理的理念指导个人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还能有效激发个人的工作创新能力。

1.2 个人知识管理的内涵

个人知识管理(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是一种新的知识管理理念和方法,其本质在于帮助人们整合个人信息资源,以利于提升工作效率。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知识的收集、提取、共享和应用,将个体中隐性知识有效地转化为显性知识,并对知识进行科学、系统的管理,进而来构建个人的知识库。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知识管理(PKM)可以被看作是知识管理的子集,它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整合个人信息资源,以提高个人工作效率和综合竞争能力。常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些教学经验、体会多存储在教师的头脑中,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凭自己的灵感来创设的教学环境以及凭内容来选取的教学手段,都可以被认为是因材施教的隐性知识,而且这些隐性知识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能够通过个人知识管理将其显性化,不仅可以达到总结个人经验,萃取精华的目的,而且合理地转化和应用还可以帮助年轻教师们不断进步和成长。为此,我们得出结论,运用个人知识管理机制,不仅可以丰富教师这一集体的知识资源,还可以有效地提升团队的专业知识素养。

1.3 高校教师知识管理的含义

教师知识管理是指教师个人或学校产生、获取、收集、组织、传播、共享、利用和创新知识,通过运用集体智慧来促进教师个人专业成长和提升学校整体应变及创新能力的系统过程。它的本质在于促使学校和教师创造性地利用和获取知识,进行知识创新,使其具备创造性教学行为的知识基础,最终使教学具有创造性。教师知识管理的目的在于有效利用资源,减少重复不必要的工作,提升工作效率,进而不断提升教师个人素养,最终实现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的目标。

2 知识管理过程中高校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途径

2.1 对教师所拥有的知识进行整序

教师拥有,或教师专属的知识包括专业学科基础知识、认知理论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等,这些知识都属于显性知识,它们都是由以下各内容组成的,包括教材、辅助材料等图书资料;论文、专著及教案;个人知识积累所需的各种文件和相关多媒体资料以及管理系统等内容。这些都是教师知识管理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实施知识管理的基础。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教师所拥有的知识进行整序,使他们的个人知识条理分明、分类合理,又不失彼此之间生动的联系,从而进一步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另外,对高校教师进行知识管理,可以让他们的知识结构更趋于完整性和有序性。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发展高校教师教学创新能力的基础,通过让他们优化知识结构、设计实用的个性化教案;归集信息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以及学习并善用计算机相关软件来支持教师个人知识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还能有效地实现对高校教师教学创新能力提高的目标。除此之外,教师专业素养不断提升,对知识管理的水平的提升也会有相应的积极作用。

2.2 对各种隐性知识进行显性化处理

高校教师知识素养提高的障碍不仅仅在于新知识的获取数量,还在于教师隐性知识是否能够成功地转化为显性知识,它也是反映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的重要标志。教学经验是体现任教者教学思想中富有创造性劳动的结晶,但通常情况下,这种珍贵的知识却很难被清晰地识别和分享。在教学实践中,广大教师都普遍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总有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内隐性,也就是说,这部分知识很不容易被清楚地表达出来,或者说让人百分之百地心领神会。与此同时,教师头脑中的部分知识还存在结构松散,体系不健全、逻辑关系欠严谨,个别闪光点稍纵即逝的问题。因此,面对这样的问题,要想有效解决该类问题、实现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目的,就必须对教师进行有效地知识管理。也就是说,将教师拥有的,却属于隐性知识范畴内的难以进行规范化地描述,如教学心得、体会及经验等并非一目了然的知识,以及主观性强、零星的内容等,通过让教师个体或群体对此类知识进行科学管理来将它们变得显性化。管理措施包括反思、交流、分享、共生等,通过采用这些管理措施来使之理性化,这便是最佳实现教师个人知识由隐性到显性的转化的方式。通过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转化,可以将教师的各种隐性知识,通过知识管理的方式将其转化为显性知识,进而使曾经松散、零乱的知识被逐渐整序成为稳定且具有逻辑性的体系性知识,这些知识或智慧应用于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必然会形成独具特色的个人理论,这也是教师专业素养得到提升最显著的方面。

2.3 实现教师知识的有效获取与积累

知识的动态性特征要求作为知识传播者的教师必须不断地更新、充实个人知识。外因驱动的自主学习或通过参加专家讲座来获取知识,是教师们通常采取的知识获取与积累的途径,在教师群体中进行教学经验和相关专业知识的交流与探讨,也是非常有效的获取知识的途径之一。另外,知识在群体中进行传播、流动,不仅可以实现知识的分享,同时还能够激发个体灵感和新知识的产生。

3 开展知识管理实现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方法

3.1 建立个人专业及相关知识数据信息库

先进的管理有赖于科技的支持,建立教师个人专业知识电子存储系统,是进行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基本任务。之所以说建立数据信息库是知识管理的基础是因为数据是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基础和源泉,只有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数据,教师才能对其进行处理,从而形成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即信息。那么掌握了信息的教师再加入个人的经验判断和文化脉络就形成了知识,这也是教师教学的根本。

教师可以利用多种分类方式管理信息,如以信息内容、时间顺序或地域范围等方式进行分类。这样不仅可以系统管理个人知识,用多样的形式归类过去较凌乱的各种知识资源,使其从以往沉睡的状态中苏醒,用于教学实践,而且还可以通过较有效的搜索方式,让教师对所积累的知识有更多维的认识,激发创造力,产生新知识,从而有效优化教学实践效果,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3.2 通过多种形式增加教师的知识积累

学习不仅是学生的任务,更是教书育人的教师的终身工作。教师可以利用日常自学、专项培训、观摩教学、集体研讨等形式,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在保持自己旺盛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更新能力的同时,使得个人的知识基础被持续加固和丰富,如此以来,此种积累必然会对教学工作产生良好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3.3 记录并定期整理教学反馈笔记

教师应该定期地通过反思性学习,来管理教学心得和经验。另外,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将教学实践中呈现的问题与教学理论进行相互印证,不断反省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差异,并有针对性地记录一些对特定教育事件处理的案例,并在过后对该类事件进行反思和展开全面的分析,以此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业务水平,从而推动个人素质的提升。

4 高校教师个人知识管理助力教师和院校的发展

教师个人知识管理这一先进的知识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能够将教师本身拥有的各种资料、随手可得的信息变成更具价值的知识,最终利用于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践。通过对个人知识的管理,教师可以养成更加良性的学习习惯。因此,高校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就必须坚持不断完善自身的专业知识体系,不断提高个人的学术能力和竞争能力,从而为实现教师个人价值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因实施知识管理而取得的进步,会推动其个人知识素养的提升,反之教师知识素养的不断提升也会反作用于教师的知识管理,使之不断良性发展下去。

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提升驾驭教育教学的能力、增强教学研究的意识、挖掘自身科研潜力,以及注重培养个人较高的现代信息素养,都是教师进行知识管理,提升专业素养和自身价值的根本保证。高等院校是培育人才的基地,人才培养则依赖于教育,而打造优质教育更依赖于高素质的教师,因此,归根结底,教师的专业素质决定着高校的教育实力。

参考文献

[1] 任长印.高校教师知识管理初探[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9(3).

[2] 孙芳芳,任永祥.高校教师知识管理与创新能力研究[J].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09(6).

[3] 魏佳.基于价值链分析法的高校教师知识管理模型[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第8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根源创新

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是指高职院校凭借其结构和制度,通过组织、计划和实施等行动,积极发挥管理功能,引导全体师生员工,充分利用学校所有的资源,有效完成学校以教学为主中心的各项任务,实现其预定目标的组织活动。高职行政管理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实现高职院校的目标。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体制是高职院校行政管理运行的保证,因此,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关键。

1.当前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

我国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办学方向不明确,办学定位不清晰,办学特色不突出,教学改革不深入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反映出高职行政管理体制上所存在的缺陷。

1.1行政效率低下。

现有的绝大多数高职院校是由中等专业学校改建而来的,机构臃肿、管理理念落后和制度建设不健全是常见的弊病,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拖拖拉拉、办事程序复杂、管理职能交叉。这种局面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管理决策不科学,管理组织执行力欠缺,行政效率低下。

1.2行政权力泛化。

行政权利泛化是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中一直存在的问题,而高职院校尤为突出。行政权力的泛化导致学术权力缩减,进而形成了学术权利日渐服务于行政权力的局面。“官本位”而不是教学、科研本位的观念普遍存在,具体表现在一线教师的业务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或者是学术专家的合理意见无法有效地被采纳。行政权力泛化成为影响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的重大障碍。

1.3行政管理专业化程度不高。

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化是世界范围内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势,主要体现在组织机构机构专业化和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两个方面,其中关键是后者。行政人员的专业化欠缺突出表现为行政人员通常是管理和教学双肩挑、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转换频繁和行政人员进入门槛低。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通常有两个极端,或者转为专职教师,或者充满“官本位”

的思维,缺乏服务意识。

1.4行政组织结构不合理。

我国高职院校组织结构大都沿用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科层治理结构,其特点是由高层到底层层层节制,呈金字塔状分布,权力集中向塔尖的高层,学校通过行政命令,利用行政组织实施管理职能。这种组织结构的弊端是容易滋生权力崇拜,结构呆板,阻碍组织成员的创新能力。我国高职院校除了上述问题外,长期学术权力附属于行政权力的现状与现行的行政组织结构是密不可分的。

2.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根源分析。

2.1定位不明确。

我国高职院校通常沿用中专的管理模式或借用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办学定位不准,办学理念模糊,具体体现在专业设置、课程开设、师资配备、基础教学设备建设、学生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或者没有达到高等职业教育水平,或者不能满足当前高职院校教学与实习的需要。

2.2行政管理体制落后。

我国教育体制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所属高职院校之间是领导与服从关系,具有明显的科层制管理特征。学校活动大都遵循国家或主管部门的指令,形成了按行政机构规则办事的运行机制,这种局面自然地延伸到学校内部管理之中,从而形成高职院校行政人员官僚化,形成体制创新的障碍。

2.3行政人员绩效考核方式陈旧。

合理的考核方式可以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发挥组织的创新功能。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采用的是传统的绩效考核标准,该标准用于政府机关公务员考核,按照“德、能、勤、纪”进行考核。显然,该评价体系存在指标粗放,没有体现高职院工作的特点等问题。

3.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体制创新。

3.1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理念。

3.1.1服务型行政管理理念。

“服务行政”一词最早由德国行政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于1938年提出,国内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学者陈新民对“服务行政”概念进行的介绍。此后,大陆的一些学者意识到建立服务行政的必要性,作了一些列研究,大致总结如下:(1)在市场经济中,最好的政府应是以行政权力为人民权利服务的政府;(2)要不断创新行政体制,增强其适应性,使之适应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企业单位不断增多的对政府行政服务功能的需要;(3)要使公共行政由国家权力的载体过渡为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实体;(4)人类社会行政模式经历了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的演进过程,建构“服务行政模式”是人类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围绕高校自下放、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健全与完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等主题而展开。其中,加强高校行政部门的服务职能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

3.1.2“扁平化”组织结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学者认为官僚体制模式不能解决后工业化时代政府面临的效率和责任两大核心问题,于是提出了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结构“扁平化”要求打破现行的部门界限,绕过中间管理层次,直接面向服务对象和组织目标。组织结构“扁平化”的现实意义是:

减少中间层次,管理中心下移,节省管理成本,促进信息有效沟通,等等。我国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层级多、等级森严的问题,这不仅增加了学校的运营成本,而且束缚了学校行政组织的创新能力。实施“扁平化”组织结构,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组织结构带来的诸多弊病。

3.1.3知识管理理论。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知识管理理论。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而且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服务、资产、产权、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包括知识开发、分类、加工、共享等环节。知识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它继承了人本思想的精髓,又通过知识经济形态进行了创新。知识管理重视知识的共享和创新、重视人才和管理知识、重视组织文化建设、重视领导方式的转型。我国高职院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更为滞后,国外的高校已经开展得很好,它们主要强调促进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技术手段在学校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将学习型组织理论应用于学校,把学校建设成学习型组织。

3.2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措施。

3.2.1转变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行政管理要按照服务型管理理念的要求,杜绝“官本位”思想,摒弃教育管理官僚化的作风,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意识,主动服务教学,服务师生;营造和谐的学习环境,学生管理中实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目的。要总结管理经验,从实际出发,探究高职院校运行规律,完善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工作。

3.2.2正确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

高职院校必须努力形成学术权力决策、行政权力服务的学术管理模式。在学校管理工作中,高校行政部门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为学术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各种服务。通过完善办学制度,改变目前高职院校评价制度过于功利、用人制度价值错位的现状,净化校园学术环境,保证学术质量,促进学术活动为科研服务、为教学服务、为生产服务。现实的做法就是通过切实推行专家或教授治校等措施来推进进政管理体制改革。

3.2.3改革现行的行政人员绩效考核体系。

高职院校行政人员人事管理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保障,绩效考核体系是行政人员人事管理的基本标准,因此,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是高职院校行政人员人事管理的关键。改革现行的行政人员绩效考核体系首先是要进行考核方式的改变,根据岗位的不同要求,设置细致的考核标准,合理体现考核结果的差异,结合有区别的激励措施,充分调动高校行政人员的积极性。

3.2.4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管理创新。

随着高中毕业生规模的减少和社会对高等教育要求的提高,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高职院校取得竞争优势的有效的方式是学校管理创新,即先进的信息技术与企业管理创新的有机结合。信息化的实施使管理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都有所改变,为学校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直接构成了高职院校的竞争力。

3.2.5加强质量管理意识,提升办学水平。

高职院校应当借鉴和学习现代质量管理的先进理念,增强教职员工的质量意识,在“质量工程”推进过程中逐渐提炼并形成有各自高校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建立适宜的质量文化。

当务之急是构建以学习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实现从以教学为中心向以学习为中心的转变,将教育的重心放在学生的学习,以及学生的需求上,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对于有人提出引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学校管理,我认为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建议。

4.结语。

我国大规模开展高职教育发展时间仅十余年。从高职院校产生来看,有的是中专合并升格而来,有的是普通高校开办的高职学院,以及民办新设改制院校。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的时间短、来源复杂和规模庞大决定了其行政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本文只是对我国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体制作了一般的探讨,具体到每一所高职院校,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须作具体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小芬。新形势下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7):46-47.

[2]张秋霞。论高校行政管理质量的有效提升[J]。航海教育研究,2009,(4):111-113.

第9篇

一、    统计说明

    本文以cnki中的《中文期刊数据库》为统计源,以篇名和关键词分别作为检索入口,以“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作为检索式,以精确检索的方式,共检索到文献152篇,去除不符主题和重复的文献,得到相关文献119篇,并根据结果从论文年代分布、论文期刊分布、地区分布和作者分布等方面结进行统计分析。

二、    统计结果分析

1、 的数量及年代分析

论文的发表数量反映了该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程度。而某一时期论文数量的多少, 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发展速度。表1是有关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论文的年代分布情况。

表1 论文年代分布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总计

论文数

3

1

8

9

8

13

10

18

16

20

13

119

比例%

2.52

0.84

6.72

7.56

6.72

10.92

8.40

15.13

13.45

16.81

10.93

100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最早是1998年,20世纪以前的数量很少,仅占总数的3.36%。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文献数量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并在2007年达到高峰,说明我国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经历了到由关注、到认识了解、再到探讨、实践、及经验总结的研究过程。另外,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2008年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文献比前几年略少,这一点值得注意。

2、 论文的发表期刊分析

研究论文的来源期刊不仅是了解该领域的空间分布特点,掌握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群的最有效的方法,而且还能为文献搜集和管理提供依据,为读者提供指导,还可以了解各刊物的办刊特点,有利于对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进一步促进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的发展。

本文所统计的119篇文献,分别发表在72种期刊上,总体比较分散,但是论文的分布又具有相对集中性。从表2中可以看出,图书情报类专业期刊发表的论文数所占比例最大,达到了57.14%,说明图书情报专业期刊是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文献的主要来源。表3列出了最多的前20种期刊,共发表了论文69篇,占论文总数的57.98%,是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情报源。根据布德拉福定律,核心期刊区所载论文量要占总论文量的1 /3,可以将前8种期刊认为是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核心期刊。

表2 期刊类别分布情况

期刊类别

期刊种数/种

论文数/篇

论文所占比例%

图书情报专业期刊

27

68

57.14

学报

15

16

13.45

其他

30

35

29.41

总计

73

119

100

表3 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

数/篇

所占比例%

情报科学

8

6.72

图书情报工作

6

5.04

图书馆学研究

5

4.20

现代情报

5

4.20

中国图书馆学报

5

4.20

情报杂志

4

3.36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4

3.36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3

2.52

图书馆论坛

3

2.52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3

2.52

高校图书馆工作

2

1.68

图书馆杂志

2

1.68

情报学报

2

1.68

河南图书馆学刊

2

1.68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

1.68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2

1.68

科技资讯

2

1.68

电脑知识与技术

2

1.68

甘肃科技纵横

2

1.68

中国科技信息

2

1.68

3、 论文被引情况分析

在统计的119篇文献中,被引的论文共有篇76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十篇文献如下:

表4 论文被引情况分布

论文题目

著者

刊名

年份

被引次数

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网络信息资源

管理(一)——从技术角度的分析

马费成,陈锐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1-15

122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标准化体系研究

吴慰慈,张久珍

情报科学

2001-1-25

69

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网络信息资源

管理(三)——从人文角度的分析

马费成,陈锐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5-15

33

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网络信息资源

管理(二)——从经济角度的分析

马费成,陈锐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3-15

32

基于个性化信息服务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

黄明杰,张萍

图书情报工作

2002-6-18

27

试析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特点

李莹

情报科学

2000-4-25

27

网络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管理研究(3)

——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及其规避行为的法律对策

邱均平,陈敬全

图书馆建设

2003-5-25

27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论纲

靖继鹏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5-15

26

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研究

王海波,汤珊红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3-5-25

25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初探

皮介郑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1-3-25

24

从表4中可以看出,以上十几位作者撰写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论文被引次数都很高,说明其论文影响力大,可以看作是网络信息资源管理领域重量级的论文,尤其是武汉大学的马费成等人写的“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一文被引频率最高,无人能及。

4、 论文作者分析

(1) 作者合著情况分析

    研究论文的合著现象, 一方面可以反映研究论文的深度和广度, 以及该研究领域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等;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弄清合作的特点以及影响合作的主要因素, 有助于组织合作研究。合著度是指某一时期内刊物载文的篇均著者数, 合著率则为刊物合著论文篇数与论文总数之比。我国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论文的作者合著情况见表5。

由表5中可以看出,我国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论文主要以个人独著为主,共82篇,占所有论文的68.91%,但从整体上看,每年的独著论文数时高时低,在2005年达到高峰,总体呈现出很不稳定的状态。另外,从表5中还可以看出,每年的论文合著率也很不稳定。这充分说明, 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相互渗透和综合发展, 合作研究将会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表5 论文作者合著情况

形式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合计

比例%

独著论文数/篇

1

7

6

4

9

10

17

11

8

9

82

68.91

2人合著论文数/篇

3

1

1

3

3

1

3

9

3

27

22.69

3人以上合著论文数

2

1

1

2

3

1

10

8.4

合著度

2

1

1.13

1.56

1.63

1.46

1

1.06

1.44

1.75

1.38

合著率%

100

12.5

33.33

50.00

30.77

5.56

31.25

60.00

30.77

(2) 作者地区分布情况分析

    分析研究作者的地域分布,可以了解各地区图书情报学项目研究的基本情况,揭示各地区科研创新能力的大小,为国家统一协调项目研究力量和项目分布提供参考数据。在统计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关于我国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论文遍及了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表6表明发文最多的前10个省市分别为湖北、北京、湖南、黑龙江、吉林、广东、山东、辽宁、浙江、河南和甘肃。这10个省市共计发文87篇,占论文总数的73.11%。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是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水平最高、最普及的地区。其中,尤其是湖北省,数最多,远远领先于其他省市地区,此外,湖北省的论文中绝大多数都是武汉地区发表的,特别是武汉大学,说明在研究我国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方面湖北武汉地区有很强的一批专家和学者,对该领域有着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为该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很多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地区分布非常不平衡,地区差异很大,其他地区也应该积极努力,投入力量,紧跟上全国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脚步,使我国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表6 论文作者地区分布

地区

数/篇

所占比例%

湖北

20

16.81

北京

9

7.56

湖南

9

7.56

黑龙江

9

7.56

吉林

7

5.88

广东

7

5.88

山东

6

5.04

辽宁

6

5.04

浙江

5

4.21

河南

5

4.21

甘肃

4

3.36

5、 论文的内容主题分布情况分析

    从统计分析可知,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内容分布极不平衡。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基本理论研究     这类论文一般都是对网络信息资源及其管理的概念、构成要素、类型、特征的研究,论述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现存问题或必要性的。在调查中,共有33篇论文探讨了这方面的内容。调查显示,国内学者对“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认识多倾向于:其是“信息管理学”中新近产生的一个分支,并没有达到能成为相对独立学科的程度。在调查的论文中,并没有专门对“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学”及其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体系结构、学科性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学科史及未来发展、学科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等的论述,而多是在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及“信息研究”等学科,进行学科研究总结与展望时,提到“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的研究进展。而论述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模式,基本上都是引用泰宏教授提出的信息资源管理是三种基本信息管理模式的集约化,即信息资源的技管理、信息资源的经济管理和信息资源的人文管理,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背景,即信技术、信息经济和信息文化,三者的集成构成信息资源管理的三维构架。      

马费成、陈锐的《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系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分别从技术、人文和经济的角度讨论了面向高速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组织和利用的问题。而靖继鹏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论纲》在分析比较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传统信息资源管理差异的基础上, 概论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其主要研究内容则为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业务环节, 其模式是信息技术、信息经济和信息文化三维构架。贾春华的《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值得关注的几个基本问题》,较专注地分析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重点领域、最新进展和未来展望。他认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几个重点问题是网络信息资源分布特点与规律的研究、网络信息资源组织研究、网络信息资源检索和网络信息服务等方面。另外,尹艾蓝、李曙光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及其管理探讨》则创造性地把书签式管理模式、搜索引擎管理模式、书目控制管理模式列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模式, 把人文管理、技术管理列为管理手段。

(2)企业与图书馆网络信息管理

    主要是企业与图书馆如何开展网络信息资源的管理、收集与构建工作。本次调查中,涉及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论文共有18篇。刘海燕等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管理》中立足于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全面分析了信息时代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对策建议。曹秋霞的《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探析》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剖析,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在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应当改进的几个问题。张丽辉的《浅谈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改进》分析了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及网络信息资源服务的改进策略。冷伏海、孙扬民的《面向我国中小企业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在分析中小企业的信息需求与管理的基础上, 结合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特点, 给出了面向中小企业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模式及针对这种模式的实施过程。

(3)描述与组织研究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中心环节就是:如何准确、全面揭示每个网络信息资源的内外特征,并通过有序组织,来调整网络信息资源的无序状态。可见,对网络信息资源揭示与组织,是提高其利用效率的前提,也是业内人士探索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本次调查中,共有14篇论文涉及到这一领域。

袁红梅在《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模式——元数据》中提出了元数据的3 种格式,4 种类型,讨论了元数据在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中的应用。丁晓红的《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刍议》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特点,介绍了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组织管理的原则和几种方式, 进一步提出网络信息资源对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图书馆应采取的对策。王海波、汤珊红的《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研究》论述了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组织方法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并对如何更好地组织与揭示网络信息资源提出了一些看法。对未来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方式,学者们提出的设想是:“从组织者角度,网络信息组织要简便,扩充性、专业性、及处理能力都要强;从用户角度,网络信息组织要易于查询,满足个性化需求;从技术角度,网络信息组织应向自动化、集成化、智能化、知识组织的方向发展,并逐步实现知识挖掘。”。

(4)信息开发研究

    信息资源的开发是开展信息服务的基础与前提,信息服务在信息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合理组织的基础上才可能有高效率。网络信息服务更是以信息资源的网络化开发为前提。在本次统计中,共有7篇论文涉及了这一领域。

    王怀惠的《网络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开发》概述了网络信息资源的概念、特点及分类, 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概念及其重要性, 分析了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值得重视的技术, 提出了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的建议。辛春华在《论我国信息资源网络化的开发与管理》在分析我国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资源网络化开发的战略目标与利用原则, 探讨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配置及其优化。

(5)系统管理的研究

主要涉及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总体过程、策略、方案及有序运行的条件、机制与障碍等微观环境的研究。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是由一系列工作程序构成的,调查中有7篇论文是将其作为一个总体来进行讨论的。如:《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基本要素及其运作机理探讨》中,作者邓克武提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运作机理包括:网络信息的采集和网络信息的组织。建立一个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对特定的网络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有序化并经常剔旧纳新,是非常必要的。”马惠君在《谈构建安全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则针对网络信息的特点,分别从技术角度、法律角度以及人文社会角度对网络信息安全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创造绿色、安全的网络信息环境。

(6)信息服务研究

网络信息服务是信息工作者直接面向用户的“前沿”,网络的应用、信息特征的转变等因素,都使信息咨询工作产生新的方式和突破。本次调查中关于信息资源服务研究的论文有4篇。

谭兆民的《试论网络信息资源的管理与服务》提出了开展网络信息资源服务的6种方法:网上导航服务、公共网上查询服务、馆际互借和文件传送服务、系统开发服务、联机检索服务和因特网网络资源服务等。朱淑芸、朱钜锋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就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工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丁立萍在《现代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与对策》中提出目前图书馆信息服务存在着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无序、信息开发肤浅, 馆员素质低, 信息人才缺乏等问题。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是图书馆工作的战略重点, 应对网络信息资源加强管理, 开展多层次的文献信息服务, 加强特色馆藏建设, 提高读者服务的信息质量, 加强文献信息队伍建设, 使图书馆信息服务具有资源共享、特色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7)信息政策研究

主要是用国家机器的手段进行的控制与引导、制定相应法规的研究。有5篇文章论及国家信息资源政策,如《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政策调控与实施机制研究》、《浅论我国信息网络环境的政策体系》等。还有就是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法律研究。

查先进的《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国家信息政策》阐述了高速信息网络环境下的国家信息政策需求、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国家信息政策目标和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国家信息政策内容框架。彭晨曦, 尹锋的《国外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建设及其启示》通过国内外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对比,在分析了国外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建设的重要特点与趋势的基础上,对我国信息政策法规的建设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8)信息检索研究

    探讨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策略、检索工具改进、及新的支持技术的研究论文,在这次调查中有3篇。范超英、曹芸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检索的工具——全文检索系统》介绍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检索的工具—全文检索系统的功能特点、构成及在图书馆的具体应用。

王纯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www 搜索引擎》认为搜索引擎是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搜索引擎众多, 各具特色, 分析常用搜索引擎的类型与功能是非常必要的, 用户可依此选择合适自己的检索工具。

(9)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以上几个内容外,还有许多涉及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很多内容, 如管理的标准化体系、网站资源管理、知识管理对其影响、人文因素、管理安全、人员的思维结构、人才培养研究、目录学及计量学的应用等。

通过论文调查,笔者发现,国内对于用户的分析研究,用户利用网上信息资源的研究:如用户网络信息需求的决定因素、表现形式与满足方式,用户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行为与心理,用户潜在信息资源的开发、用户的教育等很少。可能与我国网络信息资源建设起步晚、条件落后的情况以及用户的信息意识薄弱有关。但是,随着我国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相信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会越来越丰富,相关理论与方法会越来越成熟。

三、结语

第10篇

关键词:社会化商务 S-O-R框架 情感 用户行为

分类号:

引用格式:许嘉仪, 林恬恬, 甘春梅. 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O-R模型[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2(1): 55-68[引用日期]. http:///p/1/98/.

1 引言

社会化商务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新的衍生模式,是借助社交网站、社交媒介等传播途径(如SNS、博客、微博、微信等),通过社交互动、用户自己生成内容等手段来辅助商品购买和销售的行为[1]。在社会化商务中,用户成为生产型用户,他们不仅进行购买活动,还将自己购买全过程的经历与心得分享给社会关系网中的朋友用户,同时将自己对企业的评价和建议持续快速地反馈给企业[2]。用户作为社会化商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社会化商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探索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相关的营销建议。

已有研究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用户行为进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理理论,通过引入其他变量,如信任、主观规范、网站质量等因素,探索用户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S. Kim和H. Park研究发现,社会化商务中的关键因素(如声誉、信息质量、交互安全等)显著影响用户信任感,用户信任感进一步影响用户的购买行为和传播行为[3]。D. H. Shin认为,与感知有用性相比,主观规范是用户使用社会化商务平台的一个关键因素[4]。M. Hajli运用技术接受模型进行调研,发现参与论坛讨论和感知有用性对用户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信任感进一步强化用户的消费意向[5]。Y. Wang 和 M. Hajli的研究结果显示,关系质量和社交商务结构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有积极的影响,社交商务结构和社会支持直接影响关系质量,社交商务构造也影响社会支持,但其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影响作用最为明显[6]。

在社会化商务领域的相关研究中,部分研究结合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模型,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例如,L. Xiang和X. Zheng等运用准社会交往理论和S-O-R模型对用户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用户的冲动购买行为有重要影响[7]。H. Zhang 和Y. Lu等以S-O-R模型为框架,发现感知交互性、感知个性化和感知的社交功能通过社会支持、社会存在和流动经历的中介作用,影响用户的社会化商务行为意向[8]。B. K. Jin基于S-O-R模型, 探究存在感如何促使用户参与到社会化商务网站中,结果发现社会存在和临场感在交互性、生动性对有用性、愉悦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9]。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社会化商务用户行为。但前人的研究框架大多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和理理论,基于S-O-R模型的研究较少。此外,这些研究大多以用户感知作为有机体的研究对象,鲜用情感这一要素。综上所述,本文以S-O-R模型为基本框架,从用户情感的角度探究用户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行为的动因,以期为社会化商务平台建设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基础:S-O-R模型和情感

S-O-R模型最早出现在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中,由A. Mehrabian和J. A. Russell在1974年提出。该模型可解释为当个人遇到了某种刺激(Stimulus, S)后,他/她的内部状态(Organism, O)将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其行为(Response, R)的产生[10]。1982年,R. J. Donovan 和J. R. Rossiter 首次将S-O-R模型引入到零售情境中,认为零售环境会刺激消费者的愉悦感、唤起、控制,即PAD(pleasure-arousal-dominance)模式的情感状态,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接近/回避行为[11]。基本的S-O-R模型如图1所示:

在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引用S-O-R模型作为基本框架的有很多。如V. Mummalaneni基于S-O-R模型研究网上商城的网站特征对消费者网上购买行为的影响[12];A. Floh 和 M. Madlberger研究发现,虚拟环境因素通过刺激用户购买欲望来影响其冲动性消费行为[13];H. Zhang和Y. Lu等基于S-O-R模型探讨了社会化商务情境下技术因素(包含感知交互性、感知个性化和感知社交性)在虚拟客户体验(如社会支持、社会存在和追逐潮流等)中的调节作用下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8]。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情感(包括愉悦感和唤起)作为有机体(O)的研究对象。此处的情感是基于情感PAD理论提出的[14]。愉悦感即用户在使用产品时所产生的好的、开心或是满意的感觉程度[15];唤起是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产生的刺激的、活跃的或是激动的感觉程度[15]。当前,在线上消费、电子商务领域,已有不少针对用户情感的研究,如K. N. Shen和M. Khalifa研究了在线购物环境中,愉悦感和唤起对冲动购买的影响[16]。H. Y. Hsu和H. Tsou对在线购物网站的网站质量、用户情感和持续购买意愿进行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17]。

在原始S-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情感状态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理模型,如图2所示:

2.2 研究假设

2.2.1 刺激(S)对有机体(O)的影响

刺激由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信息质量和关系强度三者组成。在《后现代话语》一书中,N. Fairclough指出“话语”是指社会实践中涉及到的符号学元素,它包括语言、非语言沟通和视觉形象[18-19] 。作为商业信息的最基本属性,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是商家对商品信息的阐述与描画,是顾客所接触到的关于商品的第一手信息。信息质量是指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品信息的质量,它包含了网站提供信息的及时性、相关性、完整性、准确性、有用性等多个评价维度[20]。商业信息的信息质量是相对于其图文特征的更深层次表现。社交性是社会化电子商务区别于电子商务的最根本属性。社交活动的产生意味着参与者之间形成某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被定义为两人或多人之间的社交互动的集合[21]。其关系强度主要是指人们之间社交关系的亲疏程度[21]。从信息的图文特征到信息质量,再到存在于使用信息的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体现了社会化商务运作中各基本要素的递进关系。

情感状态(包含愉悦感和唤起两个维度)是本研究中S-O-R模型的有机体部分。A. Mehrabian 和J. A. Russel在研究环境心理学时,将情感状态分为愉悦感、唤起和控制3个维度[10]。J. A. Russell经过进一步验证,摈弃控制这一维度,认为仅仅愉悦感和唤起两者就能充分反映模型中由刺激带来的情感变化[22]。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后续很多研究的证明[11, 23-24]。

F. Aisopos和G. Papadakis等在利用Twitter的文本进行情感分析的研究中指出,微博和Twitter文本的内在特征包括非标准词汇、表情符号和外部指示等。非标准词汇是指微博帖子中使用的非正式词汇表达,人们喜欢使用俚语和非标准表达式来交换信息 (例如“koo”,而不是“cool”) [25]。同时,微博帖子的长度限制要求作者缩短词语本身的长度,但所表达的意义和词汇本身相似(例如用“gr8”代替“great”)。表情符号被认为是计算机中介传播中“情感的符号”,主要是作为一种展示面部表情的替代方式[26]。表情符号通常被用来预测Twitter上帖子的情感[27]。外部指示是指个人在Twitter上的相应链接,告诉他人一些有趣的网络资源,如在线视频、图片。

C. M. Chen和H. P. Wang在研究学生面对不同类型的多媒体课件且教材内容相同时的情绪状态变化,发现多媒体视频材料会对学生产生最佳的学习效果并引起最积极的情感反应[28]。L. Xiang、X. Zheng等的研究表明,蘑菇街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愉悦性会受到图片视觉吸引的显著影响,同时,视觉吸引会加强用户的消费行为[7]。S. H. Lim、D. Kim和S. Watts研究了表情符号、愉悦感、交互性、感知有用性和信息丰富性之间的关系,发现移动信息和文本信息的表情符号对用户愉悦感有显著影响[29]。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在网络购物、计算机网络通信等其他领域中,有部分学者已对图文信息特征和唤起的关系进行研究。M. Omata和K. Moriwaki等研究发现动画的视觉效果显著影响用户唤起[30]。Y. Ha和S. J. Lennon认为在线购买环境中,商品的网络宣传与展示设计显著影响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31]。D. Thompson和G. Mackenzie等利用皮肤电反应和面肌肌电图技术进行研究,实验证明表情符号的存在会引起用户更高的唤起状态[32]。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基于信息质量的研究内容广泛,已有学者从信息的可接受性、适应性、信息数量、完整性、易用性、准确性、可解释性、客观性、相关性、及时性以及可理解性等不同维度对信息质量进行研究[33-34]。E. P. Pe-Than、H. Goh等研究发现感知信息相关性对愉悦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35]。Y. Hwang和D. J. Kim研究了电子商务系统的用户行为,发现感知网站信息价值显著影响用户的感知愉悦感[36]。C. Liu和K. F. Arnett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质量作为电子商务网站设计的一个组成成分,显著影响用户使用网站的愉悦感[37]。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的愉悦感。

查先进、张晋朝等发现信息质量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的情感反应[38]。谢连连通过研究在线旅游网站信息质量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发现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对顾客的感知情感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9]。M. Koufaris研究发现,网站的质量因素影响用户的情感反应[40]。而在情感PAD理论中,唤起是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b: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M.S.Granovetter认为人际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强关系和弱关系,并指出关系强度由弱至强。如果人际关系被定义为弱关系,则个体间的关系仅仅是相识但不相知;如果人际关系被定义为强关系,则个体间的关系是相知的朋友[41]。R. Lin和S. Utz提出关系强度可以用来度量Facebook上帖子和用户情感的关系:关系越强,用户情绪的感染力越强。同时,关系强度显著影响愉悦感:关系越强,用户在阅读积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愉悦感越强,或者在阅读消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悲伤感越强[4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B. Searle、J. E. Bright和S. Bochner发现在工作压力模型作用下,社会支持可以增强唤起、满意度和感知性能[43]。闫幸和常亚平通过对企业微博主贴与跟帖的搜集,发现企业微博互动策略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情感和品牌认知并最终影响消费者品牌关系,其中消费者的品牌情感主要包括愉悦情感和唤起情感[44]。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b: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2.2.2 有机体(O)对反应(R)的影

本研究模型的反应部分由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构成。N. Hajli将购买意愿定义为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参与线上购物行为的意愿[45]。目前,国内社会化商务仍处于发展初期,用户基数尚未强大,用户的实际购买行为不及在传统电子商务中多。基于当前情况,最终保留了购买意愿而非购买行为作为模型的反应要素之一。已有研究证实,意愿可作为实际行为的一种有效预测[46]。内容扩散则是用户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除购买意愿以外的另一种可能的反应情况,即消息内容在不同沟通渠道被分享/传播的可能性[47]。在本研究中,具体是指用户对于从不同渠道获取的特定商品信息的扩散行为,如对其余用户可见的情感反应、对信息内容的查看、评论、转发等。

L. Xiang、X. Zhe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化商务中用户的感知愉悦性显著影响其冲动购买意向和冲动购买行为[7]。R. Z. Wan Chik和A. M. Lokman研究了用户网上购买蜡染布的行为,结果表明用户情感显著影响用户购买行 为[48]。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购买意愿。

在网络购物和线下营销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与愉悦感一起影响用户购买意愿和行为的因素还有唤起。Y. Ha和S. J. Lennon对在线服装购买网站进行研究,发现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正向影响他们的购买意愿[31]。Rajagopal研究了消费者的休闲购物行为,发现销售推广人员可以通过刺激消费者的唤起,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物决定[49]。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S. Alhabash、J. Baek等认为内容扩散可分成3个维度:情感评价、扩散达到和信息评审。情感评价是指对其他用户可见的明确的情感反应(如喜欢与不喜欢);扩散到达,即对内容的分享和查看;信息评审,即在线讨论和评论[50]。B. K. Jin的研究表明用户愉悦感对用户参与社会化商务平台的意愿有显著影响[9]。H. C. Yang和Y. Wang结合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用户网上视频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用户的感知愉悦性可用来预测他们传播网上视频的意向[51]。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行为。

S. Alhabash和J. Baek等对Twitter和Facebook上用户的视频信息传播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受唤起程度的影响,唤起程度越高,信息传播行为越明显[50]。J. Berger和K. L. Milkman研究发现唤起程度越明显的消息内容,无论其唤起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将导致消息更强的扩散力度[5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行为。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设计

考虑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已有的相关研究,并结合本研究情境进行完善。各变量的测度项来源如下: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测度项综合了F. Aisopos、J. B. Walther、J. Eisenstein等的研究[25-26, 53],信息质量的测度项来源于D. Park等[20]、R. Filieri和F. Mcleay [54],关系强度的测度项来源于M. Park等[55],情感(包括愉悦感和唤起两个维度)的测度项来源于V. Mummalaneni [12],购买意愿来源于D. Gefen和D. W. Straub[56],内容扩散来源于S. Alhabash等[50]。所有测度项均采用李克特7分量表进行测试,其中“7”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中立,“1”表示“非常不同意”。

同时,对问卷调查进行了预测试,以便进一步确保问卷内容的有效性。预测试阶段,邀请了30名社会化商务平台使用者进行小样本的预调研,针对问卷的具体内容、题项顺序、清晰易懂等方面加以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3.2 数据搜集

在实证研究中,笔者选择了国内几大社会化商务平台和媒体(如微信、微博、博客、美丽说、蘑菇街等)的使用者作为数据搜集对象,向其发送问卷邀请链接。共回收问卷303份,其中有效问卷277份,无效问卷26份(包括不完整问卷5份,全部或几乎全部勾选同一答案的问卷21份)。有效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测量模型

评估测量模型的主要依据是对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的检验。聚合效度的主要考察指标有因子载荷、CR和AVE[57]。因子载荷和CR的阈值均为0.70;当因子载荷值、CR值高于0.70时,表明测度项、因子具有较好的可靠性[58]Wynne W.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295-3362951998。AVE可接受的值必须大于0.50[59]。表2显示的各值绝大部分满足上述条件,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区别效度的评价标准是每个因子的AVE值的平方根须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系数[59]。表3显示的各数值均满足这一条件,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4.2 结构模型

图3显示PLS分析结果,描述了各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愉悦感、唤起、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的方差解释比例分别是33.9%、21.0%、25.0%和28.1%。就显著关系而言,除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和愉悦感、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和唤起之间的路径不存在显著关系以外,其余路径均存在显著关系,即假设H2a、H2b、H3a、H3b、H4a、H4b、H5a和H5b成立,假设H1a、H1b不成立。

5 结果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S-O-R模型以及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对S-O-R模型和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定向关系提供支持。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品信息质量和社交关系强度均对用户的情感有正向影响作用,用户情感状态显著影响用户的购买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而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则对情感状态没有显著影响。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信息的质量优劣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愉悦感。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用户接收到的信息的质量越高,用户愉悦感越强。这一结论与C. Liu和K. P. Arnett[37]观点一致,与C. Hsu、M. Chen 等[60]观点不同。社会化商务情境缺少面对面的交流,面对社交网站或社交软件,商业信息是用户得到的某在售商品的“第一手资料”,这则消息的质量越高(如信息与自我需求相关性高、信息全面、价值高等),越容易使用户感到满足、认为接受这则信息的性价比高,从而提高用户的愉悦感。

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信息的质量优劣亦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即商业信息质量越高,用户唤起越强烈。强调其信息质量在促进用户唤起生成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这一结论与D. Park等[20]观点一致,与C. Hsu、M. Chen 等[60]观点不同。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作为在售商品“第一手资料”的商品信息,其质量越高,如信息相当及时、信息有用性足够等,使用户在获知这则信息时感到惊喜与兴奋,则会引发用户强烈的唤起状态。

其次,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系强度对用户愉悦感有正向显著影响关系。社交互动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如卖家与买家、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越容易产生愉悦感。这一结论与R. Lin和S. Utz[42]、J. Brown 和P. H. Reingen [61]^点一致,与A. De Bruyn 和G. L. Lilien [62]不同。社交性是社会化商务情境的一个重要属性,用户会更多地依赖与自我关系强度较强的人,对于关系越密切的朋友会表现出越多的接受信任,因而也为个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同时,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系强度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存在于社会化商务情境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用户唤起状态越明显。这一结论与闫幸和常亚平[44]、J. J. Brown 和 P. H. Reingen [61]一致,与A. De Bruyn 和G. L. Lilien[62]不同。当某一用户活跃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时,与之具有强关系的个体的动态更容易引起该用户的注意,进而使该用户产生更明显的唤起状态。

但研究结果也表明,社会化商务情境中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愉悦感不产生显著影响。即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表现情况如何,不会显著影响用户愉悦感。这一结论与S. M Loureiro 和 C. H. Roschk [63]观点一致,和L. Xiang等[7]、S. Lim等[29]观点不同。这一结果虽然有悖于研究假设,但鉴于社会化商务系新型电子商务情境,参与其中的活跃用户量不够多,平台上的商业信息占比也较小,信息的图文特征未能在用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由于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用户日常交流也较多地使用了俚语和表情,用户对商务信息的图文特征敏感性较低,因此这些信息对用户愉悦感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唤起的影响不显著。用户唤起状态不随用户接收到的商业信息图文特征而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论与S. M. Loureiro 和H. Roschk [63]观点一致,和Y. Ha与S. J. Lennon[31]、M. Omata等[30]观点不同。该研究结果表明: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使用微信和微博的被调查者占比较大,而微信和微博平台上的用户更多地关注信息的内容,而非信息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信息中是否直接插入了店铺链接等,也难以激起用户的兴奋状态。

为更好地解释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与用户行为之间的关系,笔者删除了情感状态这一中介变量并重新进行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显著影响用户购买意愿(β=0.247,p0.05)。这一结果说明了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不会对用户的情感状态产生显著影响,但符合用户偏好的图文信息仍会直接促进用户的购买意愿。

模型的区别效度分析结果显示,用户愉悦感和唤起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537,稍微偏高。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愉悦感和唤起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D. E. Berlyne认为消极的情感与高唤起相关[64]。D. Derryberry和M. K. Rothbart发现悲伤的情绪、愉悦感和唤起密切相关[65]。

最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愉悦感对用户购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用户自身愉悦感越强,其产生的购买意愿越强烈。这一结论与Z. W. Lumpur和A. M. Isbn[48]、L. Xiang 等[7]观点一致。当用户处于一种开心、愉悦的心情时,往往更易促成购买意愿的形成,甚至购买行为的直接产生。

同时,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唤起对用户购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关系。唤起状态越明显的用户,其购买意愿会更强烈。这一结论与Y. Ha和S. J. Lennon[31]、Rajagopal[49]观点一致。用户在社会化商务中的情绪唤起程度越高,越容易激发用户内心的占有欲望,促成其对商品的购买意愿甚至购买行为。

用户愉悦感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与B. K. Jin[9]、H. C. Yang和Y. Wang[51]观点一致。用户参与到社会化商务中时,舒畅愉悦的心情使用户更乐于接受该情境下获知的信息,并会对自身接收的信息进行表态与扩散,如“赞”这些信息,转发这些信息等。

同样,用户唤起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唤起程度越高,用户针对社会化商务中的信息其内容扩散行为越显著。这一结论与S. Alhabash和J. Baek [50]、J. Berger和K. L. Milkman[52]观点一致。越深层次的唤起状态,使用户更直观地感受到自我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的角色与地位,出于从众心理的影响,用户产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如对某信息进行评论、与社会化商务下的其他个体进行交流、直接针对商品或店铺发表原创内容等。

6 结论

6.1 研究意义

该研究在前人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其理论贡献体现在:①以S-O-R模型为框架,将该模型应用到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对社会商务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技术接受模型等传统模型上,而以S-O-R模型对社会化商务的研究非常少。本研究引入了S-O-R模型,检验了S-O-R模型在社会化商务研究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扩大该模型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广度,同时将研究视角深入到社会化商务领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具体内容。②引入情感作为影响因素和用户行为的中间变量。已有学者大多从用户感知的角度对社会化商务平台进行研究,而本研究则在感知愉悦性的基础上,引进了情感PAD理论,为后续对用户情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研究得到的结论对于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用户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模型的多个假设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实证性验证,获得了较大的支持。社会化商务平台在建设过程中,从信息质量、关系强度等方面考量,通过对用户情感的影响,以提高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其次,本研究充分考虑了新型的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类型(如微信)和特征以及用户在Web2.0环境下的语言特征和行为特征,引入了不规范语言的表达,用户的转发、评论、赞等行椋符合当前社会化商务平台发展的特征和需要,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最后,根据对模型验证得到的结果,对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的商家的启示是,及时最新的商品信息,捕捉最新时代潮流以及用户需求,为用户定点定向投放其感兴趣的商品信息,尽可能将商品信息的高价值、有用性传递给用户。商家以提高信息质量来增加用户的关注,加强其购买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借助内容扩散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提高商家品牌价值,以此增加用户粘度,提升用户留存量。此外,商家还可以选定合适的用户向他/她的朋友们推荐自己的商品,从而通过这些用户来推动他们朋友的购买意愿。值得提出的是,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家不仅要保证商业信息质量以及用户之间的关系强度,也要时刻关注推出的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如在推送相关产品信息时,多使用大众用语、流行符号表情,以多媒体形式展现信息,适当嵌入商品/店铺链接等。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对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化商务这种新兴的商务平台进行了探讨。但是,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其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调研对象的局限性。本研究的调研对象集中在30岁以下的在校学生群体,尽管社会化商务是一种新型的商务社交形式,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不少其他年龄阶段的用户也开始涉足这个平台,而本研究缺少对其他年龄层的研究,研究结果不具备普适性。前人对在线购物的研究有些也引进了年龄的因素,如S. M. C. Loureiro和H. Roschk在研究用户线上购物和线下购物的忠诚度时,引进了年龄因素,发现对于年轻群体(30岁以下)来说,积极的情绪显著影响忠诚度,而对于年级较大的群体(30岁以上)则没有这种现象[63]。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年龄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对于用户行为的影响,期待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结论。②研究模型可以进一步拓展。本研究以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作为S-O-R模型的反应结果,主要是从用户的行为特征考虑,但是缺少对用户心理特征因素的引入,如信任感、满意度、忠诚度等,后续研究可以在本研究基础上,引进上述因素,以期更加全面地研究用户的心理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或者情感对其心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J Brase, U Rosemann, I Sens. Kommentar aus bibliothekssicht[J].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2011, 58(58): 172-176.

[1] JU Y, HE Y. 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socialization commerce[J].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2012, 32(11):6-9.

[2] RITZER G, JURGENSON 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0(10): 13-36.

[3] KIM S, PARK H. Effects of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commerce (s-commerce) on consumers’trust and trust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3, 33(2): 318-332.

[4] SHIN D H. User experience in social commerce: in friends we trust[J].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2, 32(1): 1-16.

[5] HAJLI M.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social commerce adoption[J].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Computer Security, 2013, 21(3): 144-154.

[6] WANG Y, HAJLI M N. Co-Creation in Branding through Social Commerce: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rivacy concerns[C]//Twentie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AMCIS) Savannah, Georgia, USA, 2014: 1-16.

[7] XIANG L, ZHENG X, LEE M K O, et al. Exploring consumers’ impulse buying behavior on social commerce platform: the role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6, 36(3): 333-347.

[8] ZHANG H, LU Y, GUPTA S, et al. What motivates customer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commerc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virtual customer experiences[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4, 51(8): 1017-1030.

[9] JIN B K.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esence on consumer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a social commerce site[J]. Journal of Internet commerce, 2015, 14(4): 425-454.

[10] MEHRABIAN A, RUSSELL J A.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M].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74.

[11] DONOVAN R J, ROSSITER J R. Store atmosphere: a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pproach[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82, 58(1): 34-57.

[12] MUMMALANENI V.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Web site characteristics, consumer emotional states and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5, 58(4): 526-532.

[13] FLOH A, MADLBERGER M. The role of atmospheric cues in online impulse-buying behavior[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13, 12(6): 425-439.

[14] SAUTTER P, HYMAN M R, LUKOSIUS V. E-tail atmospherics: a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and model extension[J].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004, 5(1): 14-24.

[15] LEE S, HA S, WIDDOWS R. Consumer responses to high-technology products: product attributes, cognition, and emo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1, 64(11): 1195-1200.

[16] SHEN K N, KHALIFA M. System design effects on online impulse buying[J]. Internet research electronic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 policy, 2012, 22(4): 396-425.

[17] HSU H Y, TSOU H T. The effect of website quality on consumer emotional states and repurchases intention[J].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2011, 5(15): 6195-6200.

[18] CHOULIARAKI L,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政. 微博语篇的互文性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1.

[20] PARK D, LEE J, HAN I. The effect of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on consumer purchasing inten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volv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07, 11(4): 125-148.

[21] WANG J, CHANG C. How online social ties and product-related risks influence purchase intentions: a Facebook experiment[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13, 12(5): 337-346.

[22] RUSSELL J A. Affective space is bipola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3): 345-356.

[23] BAKER J, LEVY M, GREWAL D.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making retail store environmental decisions[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92, 68(4): 445-460.

[24] WARD J C, BARNES J W. Control and affect: the influence of feeling in control of the retail environment on affect, involvement, attitude, and behavior[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1, 54(2): 139-144.

[25] AISOPOS F, PAPADAKIS G, TSERPES K, et al. Content vs. context for sentiment analy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ver Microblogs[C]//Proceedings of the 23rd ACM Conference on Hypertext and social media. New York: ACM, 2012: 187-196.

[26] WALTHER J B, ADDARIO K P D. The Impacts of emoticons on message interpret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01, 19(3): 324-347.

[27] BOIA M, FALTINGS B, MUSAT C C, et al. A: )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how people attach sentiment to emoticons and words in tweets[C]//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 (socialcom). Washington: IEEE, 2013: 345-350.

[28] CHEN C M, WANG H P. Using emot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ultimedia materials on learning emotion and performance[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1, 33(3): 244-255.

[29] LIM S H, KIM D, WATTS 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usage performance of mobile emoticon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 management, 2011, 18 (4): 21-40.

[30] OMATA M, MORIWAKI K, MAO X, et al. Affective rendering: visual effect animations for affecting user arousal[C]//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Computing and Systems(ICMCS ’12). Piscataway: IEEE, 2012: 737-742.

[31] HA Y, LENNON S J. Online visual merchandising (VMD) cues and consumer pleasure and arousal: purchasing versus browsing situation[J]. Psychology & mrketing, 2010, 27(2): 141-165.

[32] THOMPSON D, MACKENZIE I G, LEUTHOLD H, et al. Emotional responses to irony and emoticons in written language: evidence from EDA and facial EMG[J]. Psychophysiology, 2016, 53(7): 1054-1062.

[33] KAHN B K, STRONG D M, WANG R Y. Information quality benchmarks: product and service performance[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2, 45(4): 184-192.

[34] YING S, JIE P, JIN Z M, et al. Modeling information quality risk for data mining in data warehouses[J]. Human &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2009, 15(2): 332-350.

[35] PE-THAN E P P, GOH H L, LEE C S. Enjoyment of a mobile information sharing game: perspectives from needs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tion quality[M]//The outreach of digital libraries: a globalized resource Network. Berlin: Springer, 2012: 126-135.

[36] HWANG Y, KIM D J. Customer self-service systems: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Web quality with service contents on enjoyment, anxiety, and e-trust[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07, 43(3): 746-760.

[37] LIU C, ARNETT K P. Exploring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Web site success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commerce[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0, 38(1): 23-33.

[38] 查先M, 张晋朝, 严亚兰. 微博环境下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双路径视角[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3): 71-86.

[39] 谢连连. 在线旅游网站信息质量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X公司的酒店业务为例[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4.

[40] KOUFARIS M. Apply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flow theory to online consumer behavior[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2, 13(2): 205-223.

[41]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73, 13(2): 1360-1380.

[42] LIN R, UTZ S.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of browsing Facebook: happiness, envy, and the role of tie strength[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2: 29-38.

[43] SEARLE B, BRIGHT J E H, BOCHNER S. Helping people to sort it out: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Job Strain Model[J]. Work & stres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rk health & organisations, 2001, 15(4): 328-346.

[44] 闫幸, 常亚平. 企业微博互动策略对消费者品牌关系的影响――基于新浪微博的扎根分析[J]. 营销科学学报, 2013(1): 62-78.

[45] HAJLI N. Social commerce constructs and consumer’s intention to bu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5, 35(2): 183-191.

[46] FISHBEIN M A,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J]. Philosophy & Rhetoric, 1975, 41(4): 842-844.

[47] HANSEN L K, ARVIDSSON A, NIELSEN F A, et al. Good friends, bad news - affect and virality in Twitter[J].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 185: 34-43.

[48] WAN CHIK R Z, LOKMAN A M. Effect of product customization on consumers’ shopping enjoyment towards the intention to purchase online[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uala Lumpur, Malaysia: UPENA. 2006.

[49] RAJAGOPAL. Building shopping arousal through direct marketing in retail environment[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 globalization of retailing applications, 2010, 16(4): 445-466.

[50] ALHABASH S, BAEK J, CUNNINGHAM C, et al. To comment or not to comment?: How virality, arousal level, and commenting behavior on YouTube videos affect civic behavioral intention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1, Part A: 520-531.

[51] YANG H C, WANG Y. Social sharing of online videos: examining American consumers’ video sharing attitudes, intent, and behavior[J]. Psychology & marketing, 2015, 32(9): 907-919.

[52] BERGER J, MILKMAN K L. Emotion and virality: what makes Online content go viral?[J]. GfK-marketing intelligence review, 2013, 5(1): 18-23.

[53] EISENSTEIN J, O’CONNOR B, SMITH N A, et al. A latent variable model for geographic lexical variation[C]//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MNLP 2010, 9-11 October 2010, Mit Stata Center, Massachusetts, Usa, A Meeting of Sigdat, A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f the ACL. DBLP, 2010: 1277-1287.

[54] FILIERI R, MCLEAY F. E-WOM and accommod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ravelers’ adop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online review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2, 124(3): 221-226.

[55] PARK M, SHIN J, JU Y. The effect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n consumer purchasing yntention of social deals[J]. 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14, 43(1): 25-41.

[56] GEFEN D, STRAUB D W. Consumer trust in B2C e-Commer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presence: experiments in e-Products and e-Services[J]. Omeg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4, 32(6): 407-424.

[57] QU X.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6th ed. )[J]. Technometrics, 2007, 49(1): 103-104.

[58] CHIN W W.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1998, 295(2): 295-336.

[59]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50.

[60] HSU C, CHEN M, KUMAR V. How social shopping retains customers?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website quality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J].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2016, 1-24.

[61] BROWN J J, REINGEN P H. Social ties and word-of-mouth referral behavior[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7, 14(3): 350-362.

[62] De BRUYN A, LILIEN G L. A multi-stage model of word-of-mouth influence through viral marke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08, 25(3): 151-163.

[63] LOUREIRO S M C, ROSCHK H.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tmospheric cues on emotions and loyalty intention with respect to age under online/offlin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retailing & consumer services, 2013, 21(2): 211-219.

[64] BERLYNE D E. Aesthetics and psychobiology[J]. Journal of aesthetics & art criticism, 1975, 31(4): 553.

[65] DERRYBERRY D, ROTHBART M K. Arousal, affect, and attention as components of temperamen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5(6): 958-966.

作者献说明:

许嘉仪:负责研究课题设计、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

林恬恬:负责研究课题设计、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

甘春梅:负责研究课题设计及论文定稿。

Empirical Analysis on Factors Affecting User Behavior in Social Commerce

Xu Jiayi Lin Tiantian Gan Chunm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