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4: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方哲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古希伯来先知视人类对上帝的信仰的意志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础；古希腊哲人视人类对知识的掌握和追求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础；古中国圣人视人类对彼此的仁爱的情感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础。按笔者今天的理解，第一种信仰精神的善其实应是古希伯来人对于人类求真的意志精神的原创；第二种求知精神的善应是古希腊人对于求善的理智精神的原创；第三种仁爱精神的善则本应是古代中国人对于人类求美的情感精神的原创。古代人把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意志、理智、情感等的内在精神全都归之于追求相反于“恶”的人类内在的善“心”，它们全都是发生于人们内心的求善（好）的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对于人们的原恶和原欲都具有某种抑制、约束和调控的作用，所以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的道德精神力量。
在世界的神创一元论和对上帝的执一的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初和后来的神学；在世界的心物二元论、概念的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推理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初和后来的哲学；在世界的浑沌学说、阴阳五行说和天、地、人大小宇宙循环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初的人学。东方最初的人学理论在中国的秦汉之后便基本上停滞了，而西方最初的神学和哲学在中世纪的相互结合之后，则不仅进一步推进了神学，而且也进一步发展了哲学。神学与哲学的结合产生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神会学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等），神学的信仰精神在与哲学的求知精神相互斗争相互磨合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人类近代科学实验或实证的理性精神，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功利的实用或工具的理性精神。此后，在19世纪末期，神学的信仰精神在与哲学的求知精神的历史矛盾中，首先走向了衰退，最后并导致了神学与上帝的“死亡”。这种“衰退”和“死亡”均导源于人类通过理性对上帝的审视。上帝，作为一种人类心中的神秘力量，愈来愈受到理性力量的怀疑和排斥，终于在尼采的一声惊呼：“上帝死了！”之后，使“上帝死了”成了人类的一种不可逆转的共识。失去了上帝也即神的信仰本身也愈来愈只剩下了虚有其表的宗教仪式甚至陋俗，从而愈来愈受到后来人的轻视。
人们没有意识到，由于上帝的死亡所导致的信仰精神的丧失，其实也是人类的一种原疲乏德精神的消亡。这种原德精神曾由于人们在对上帝的无所不在的信仰中所感悟到的某种恐惧和希冀，而在人们的心中生发出某种制约自身原恶和原欲的内在自律的力量，也即成为生发于人们内心的求善的力量的源泉。现在，这种生发于人们内心的善的力量的源泉已纪枯竭了。人们发现，原来曾恐吓自己的上帝（神）只不过是虚无，而人们对于虚无是不必恐惧的，人们发现，原来曾恐吓自己的上帝（神）只不过是虚无，而人们对于虚无是不必恐惧的，所以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甚至犯罪也不必感到自咎，正是因此，近现代的人类变得愈来愈不知羞耻，愈来愈不知自责。千万年来，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原恶本性的魔鬼终于冲破了“潘杜拉盒子”的第一道防线——上帝神秘的盒盖，从而导致了由于信仰而生发的道德精神的死亡。这种道德畏神的死亡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历史后果，即是20世纪前半叶在欧洲和世界几乎连续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人类公开亮出了从种族清洗到阶级清洗的明确的恶的意志，并从此开始了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世界两大阵容的冷战的局势；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即又几乎立即开始了新的种族清洗，如前苏联的分裂的战争，甚至发展到以更大的国际间的种族清洗取代一般国内的种族清洗的丧尽人道的战争，如北约和美国对南斯拉夫的狂轰监炸，这种战争均由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担纲。丧的了因于恐惧和信仰的上帝的道德精神的西方人，要用人们对最先进的暴力武器的恐惧来重振“道德”，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倚仗强权的道德，已经不可能再是道德，而是更深刻的道德的死亡。这应是后话。随着上帝的死亡，曾经沾沾自喜于为上帝挖掘坟墓的理性的哲学自己也终于岌岌乎殆哉了。
发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求知精神也曾经是人们追求发自内心的善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最早，它为表现在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70年）所提出的关于“逻各斯”的观念之中，赫拉克利特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了宇宙论伦理思想体系的人。赫拉克利特强调“逻各斯”不仅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规律，而且也是人人都应当遵循的共同的行为法则和命运的“守护神”。在柏拉图的哲学中，“逻各斯”是理性的法则，是最高的理念，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中，“逻各斯”是逻辑之母。在后来的斯多葛派的哲学中，“逻各斯”成了世界万物的命运，在再后来的神学家的眼中，“逻各斯”成了神圣的智慧，成了一神论宗教的理论依据，到了最后黑格尔的哲学中，“罗各斯”又回到了柏拉图的理性精神的表达，而且成了人类绝对唯一的精神。
由于逻各斯也即理性精神最早所曾表达的某种神秘性，以及人们对于支配宇宙、自然、社会、人类等万物运动和生命的法则、规律的无限敬畏，使得哲学的研习也曾具有可能帮助人们克服自己内在焦虑的迷茫和任性的狂燥等原恶本性，而获得内心宁静的某种精神的效能，所以，哲学的求知精神也曾成为人类追求发自内心的善的某种精神力量的源泉，从而，历史上的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也一直曾经充当人类的某种原道德精神。然而，这种曾经作为西方人类的一种原道德精神的哲学的理性精神，在经过了近几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之后，却愈来愈变成了仅仅外在物质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它虽然是人类用于改造自然乃至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物质主义的形式工具，但同时也愈来愈离弃了它曾经充当的人类原道德精神的基础或源泉。这时候的哲学已经与人类的道德精神、与人类所追求的发自内心的善的精神毫无关系，而彻头彻尾变成了一种人们用以追逐世俗功利的物质主义、理性主义的工具。
哲学的死亡正是发生于它对人类道德精神、情感、生命的愈来愈绝对的离弃，以及与此同时，它的愈来愈只变成了个人在社会历史中争权夺利的形式主义的工具。正如笔者在本书中所描述的，这种哲学工具的不断强大和发达，次第造成了人类中种族、宗教、民族、国家、阶级、友谊、家庭，最后乃至个人自身的人格的分裂。在现代哲学的氛围中，人类的人性不是被高扬了，被升华了，而是恰恰相反，人愈来愈变得不成其为人，变得愈来愈寡廉鲜耻，变得愈来愈无视善恶，变得甚至不如畜牲，至少，在畜牲中尚很少发生同类的自相残杀，更少发生象人类中所曾呈现的，愈是大规模地提高自相残杀的力量，便愈是显示出人类自身的某种“进步”、“高贵”、“优等”。近五个世纪以来，人类即明显地是在不断地发展杀人的武器的过程中显示出其“进步”、“高贵”和“优等”的。
愈是过去的西方哲学家往往也愈是更显示其某种道德精神性，从而也更显示出他们对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关切，而愈是靠近今现代的哲学家则往往相反，他们更显示出对人类情感的冷漠，甚至冷酷，变得似乎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甚至变成一味只知寻求符号精密运算的怪物，变成冷漠的语言、语句、语义的分析专家。其中不仅包括一些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也包括某些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他们愈来愈只感兴趣于对“真”的愈来愈精密的思考，而把对“善”的思考愈来愈只局限于原子化的个人自身，局限于只考虑个人自身的善的外在条件的规定，而根本忽视了其内在自律力量的发生机制。这种个人主义的“善”显然已与人类的道德精神和情感毫无关系。说白了，西方哲学从它的一开始就继承了西方神学的人性本恶的个人主义传统，所以，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并走向离弃人类群体道德的后果，也本来就是必然的结局关于西方哲学在近代逐渐由盛而衰，以至到本世纪末最后走向终结的过程，在本书的第二部、第一章的第一、二节曾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讨论。在那里着重说明的是，当哲学以完全离开神学、排除信仰的方式自行发展到独立的顶峰之时，实际上也是它完全过滤掉道德精神，不再具有帮助人类从内心深处生发出自律的善的精神力量之时。这时的哲学要么变成了概念真值运算的纯粹的逻辑主义工具，要么变成了一味只为人们的世俗利益从事诡辩的理性主义工具。过去的哲人曾考虑的支配宇宙、自然、社会、人类整体的和谐存在的法则、规律意义之下的“逻各斯”，现在只剩下了为个人、为小群体（如阶级等）的利益辩护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绝对理性作为上帝已经被子黑格尔非常礼貌地请出了现实的舞台，至于信仰的上帝、仁爱的上帝则早就已经被人们宣判了死刑。说得干脆一点，这样的上帝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即是说，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的绝对性价值，在哲学的理性法庭中是不被承认的。如果说，在笛卡儿、康德那里，还为这些绝对性价值保留了上帝信仰的位置，或作为“绝对命令”而被加以肯定，那么，在黑格尔那进而，理性已被宣布主宰一切，而且上帝即是绝对理性精神，绝对理性精神即是上帝，这足以说明，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的被无视的下场。至于到了维特根斯坦，判定一切形而上学均无意义，实际上也即判定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无意义。西方哲学到了维特根斯坦，基本上等于完结了。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宗旨只不过是“对思想进行逻辑解释”，“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论”，实际上是等于宣布，哲学属于纯粹的理性工具，完全与人类的信仰精神和仁爱精神无涉。“对于说不明白的事情就应沉默”，“迄今为止就哲学问题所写的大部分句子和命题并不都是错误，而是没有意义”。这等于明白宣布，一切涉及人类“心灵”问题的形而上学均无意义。可怕的是，也基本上等于说，人生毫无意义。历来的哲学本来是希望为人类寻找到某种意义的，特别是某种原道德精神的意义，现在全都完蛋了！
后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的任务定格为设法使人类的思想摆脱语言为它设下的陷阱，哲学应放弃解释一切的企图，而只成为“纯粹的描述”，这等于实际上结束了哲学，结束了哲学试图关切人类命运走向的一切可能性。维特根斯坦为后来的“哲学家”们准备了大量关于对语言、语义、语句等等进行分析的任务，哲学本身则成了一种智性游戏的工具，或工具的智性游戏。
可以说，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儿开始，经过康德的开拓的创造性的工作，到了黑格尔，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后的顶峰，此时此刻，上升的路已经断绝，只有沿着山峰的另一面自由下坠了。二十世纪，是西方哲学走向终结的世纪，传统意义下的哲学家事实上正在变成人类思想界的累赘，剩下的人们除了进行一些语言、语义、语句等等的分析游戏之外，实际上已经对人类未来的事业无足轻重了。
有人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是在理论上论证人类自由精神权利的哲学，其实，西方哲学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也即在确认人类精神自由的权利。然而，哲学的死亡，则是因为它把绝对的自由唯一只判定给了本来只应属于相对性的人类的理智。在哲学的道路上，英国人首先在思想上、言论上要求自由权利，法国人最先在社会行为上、在权利斗争中争取自由权利，德国人则最早在理论上论证人类精神自由的权利。在康德，这种自由的绝对性并不属于人类的理性，而是属于信仰、仁爱的上帝和道德的情感，而自由的相对性才是属于人类的理性，或理智，在康德那里，人类的理智是受到限定的，它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和上帝，虽然它有相对的自由权利，但它绝对不是自由本身，因为它不可能成为绝对者自身；可是到了黑格尔，理笥成了一切的主宰，成了上帝自身，上帝即绝对理性，绝对理性即上帝。理性被黑格尔抬上了绝对的宝座，理性成为绝对，也即被认为是自由本身。无限夸大人类的物质性工具的自由，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取消了人类理性赖以成长的道德情感和信仰意志的精神自由，取消了人类灵魂的精神性的自由。取消人类灵魂精神性的自由，实际上也即是联消了哲学自身存在的前提。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哲学最初的诞生是密切相关于人类的道德精神的。失去了道德精神前提的哲学，必死无疑。西方近代哲学从怀疑一切开始它的使命，然而它却以取消一切可怀疑的对象来宣告自己的终结，想起来这很可笑，但的确这就是命运。
当西方哲学借助于维特根斯坦向世界宣告，一切形而上学均无意义，对于一切说不清楚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此时此刻，哲学不死还更待何时？
如果哲学只讲哪些明明白白的东西，还要哲学何用？哲学只讲个人主义、物质主义、逻辑主义、现世主义、总之，理性主义，它不死，还更待何时？
更可怕的是，西方哲学先天地即继承了西方神学的人性本恶的个人主义的传统。古代希伯来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灵魂的人，所以必须要有上帝；古希腊一罗马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政治的人，所以必须要有议会、选举、法典；英国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经济的人，所以必须要有宪法保障公民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权利，保障公民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的权利，保障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美国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文化的人，所以必须要有最畅通无阻的信息网络……。
通过上面所述，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近代数百年的进步，无不根源于西方神学，继而西方哲学对人性本恶的确认。当这种人性本恶被哲学推向了极端之时，也即被推向了最极端的恶的物性之时，“恶”的人性将何以自救？人还成其为人么？事实上，今天的人类已经开始了面临这种危境：严重的人类心态危机，也即道德精神的严重丧失，更直接循环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生态危机（如人类中刑事犯罪案件的剧增等）和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哲学的发展迄今已帮助打开了一切“潘杜拉盒子”的盒盖，让一切非人的物性的恶都自由地流窜于人世间，可是它却无能把它们再驱赶回去。哲学本身也被这种物性的恶消灭了，哲学早就与追求人性的善毫无关系了。哲学不死，更待何时？
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面对诸如“哲学是什么”此类的问题，如果你能确切地给出答案，那么，我恐怕会不无遗憾地说：你眼中的哲学已经出现了式微的表征。这表征正是由于思考的匮乏、关注度的降低造成的确定性。但当我读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有了欣慰的理由。它不像其他哲学史著作那样艰深晦涩，罗素的这本哲学史让哲学回到了它本真的状态，使哲学根源于人的心灵，紧扣生活，关注现实，激发思想，增加智慧，读起来鲜活生动，富有人情味，让人感觉可亲可爱。
伯特兰·罗素不仅作为一个哲学家有显著的贡献，而且他还在数学、逻辑学、历史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甚而积极投入到和平主义的社会活动中去。他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在哲学上，罗素最大的贡献是和G.E.摩尔一起创立了分析哲学，此外他还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哲学史方面做出过贡献。他认为，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理想的逻辑语言。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在政治上，罗素的思想注重经验性，因而他的政治见解具有经验性和现实性，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反对一切反抗行为所怀有的那种天生的激进态度和同志感情。他对社会主义者反抗贫困的斗争深表同情，因而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罗素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教育、伦理、婚姻、社会改革、历史、政治的探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与和平运动。他的探讨和活动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使无数人走进哲学，他的知识成果在全世界开花，郁郁葱葱。
194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是罗素应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所做的讲稿，这本书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西方哲学史》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全面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罗素将哲学看作某种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认为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来自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影响，并据此把西方哲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揭示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在世界哲学理论宝库中，由名家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不止一部，而罗素的这部著作却颇具特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所论述的主题：哲学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独立的思考，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作者把哲学家既看作果，也视为因，认为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正因如此，全书在讨论哲学派别和哲学家时，往往并不看其学术地位，而是按照其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来决定详略取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上、下两卷约80万字，但作者学识渊博，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书中文字优美流畅，旁征博引，读起来并无枯燥晦涩之感。
罗素在书中对哲学所注入的史的观念是一大特色，所以本书的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不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还注意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所以国外有学者把此书视为历史著作也是情理之中），这是与其他西方哲学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他在序言里宣称，由于哲学乃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因此他要求自己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要比一般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而因为罗素本人有极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做到这一点毫不费力。他重视历史运动中的统一性，在很多章节的前面，他插入了不少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例如在叙述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时，加入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知识；为更清晰介绍经院哲学，他以专门的几个章节介绍了中世纪史及基督教发展的知识。罗素在评价任何一位哲学家时，都尽可能将其置入到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充分表现出他的哲学与作为他的哲学的原因的社会价值观念。借用他本人的说法：对哲学家有同情的理解，是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哲学家所应有的同情的理解。
客观地说，《西方哲学史》只是罗素哲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而且其丰富的哲学主张并未在这本著作中留下太深的烙印，他坚持的一贯的客观、解释的立场甚至在书中以反方向呈现。但是，他在书中注入的崭新的哲学观仍令人印象深刻。罗素在序言中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尽管与他在其他场合所作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哲学，就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失误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他认为哲学的作用在于使我们避免过于相信科学而变得麻木不仁或者因过于依赖神学而变得狂妄傲慢。这恐怕就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哲学家的标准，例如对康德和杜威的批评。罗素的哲学目标是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来寻求人类知识的基础和科学可靠无误的证据。这表现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他在很大程度上用“矛盾分析法”（寻找哲学家理论或思想的内在不统一）作为评价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体系的优劣的标准，比如对洛克的分析，如他所说，对后世也对他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因此尽管他在洛克身上花了不少篇幅，还是认为洛克的哲学思想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优异的。
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罗素在取材和评价上采取了不同的参照体系的标准：取材主要取材于该哲学家所产生的影响。即使罗素认为，在整个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认识论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后世产生的坏的影响比好的影响要多，但正因其影响之巨大，纵观全书，他们所占篇幅无人可比。另一方面，在评价该哲学家的哲学观念本身所具有的优异性时则采用了另外的参照标准，罗素作为一个深受经验主义传统影响的逻辑分析主义哲学家，他不自觉地将这一标准分解成两方面：体系的内在无矛盾性和知识或者思想的客观可靠性，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符合常识性。
陈少明先生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一文中指出，“哲学研究包括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两大类，……从功能上看，哲学史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提供哲学知识，一是启发哲学创作。”（《哲学动态》1997年第12期第14页）而罗素，恰恰是一个在哲学史和哲学创作两个领域都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哲学家。在哲学创作方面，他在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且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哲学方法——逻辑分析，这被认为是他对后世的主要影响；在哲学史研究方面，他同时做到了提供哲学知识以及启发哲学创作，他的这部《西方哲学史》被誉为“写出了一种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读且仅有罗素才能写出来的哲学”。
（作者单位系商务印书馆）
来源：出版参考 2015年12期
作者：高振兴
19世纪以前的经典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与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的新的办法论准绳扫除了物质景象归结为某种肉体的力气，物质世界的景象只需由自然缘由来解释。霍布斯哲学是鲜明的机械论哲学。即便是持有神论观念的笛卡儿也避开目的要素来讨论自然。依据斯宾诺莎有关神与自然关系的实际，他以为触及神的目的的讲法无疑是荒谬的。休谟作为基督教之异端在生前就是出了名的，他激烈支持以终极由于设定的目的论。休谟论证了我们的知识不能逾越经历的范围。由人工产品有建造者推论出其他自然产品也有目的性的建造者是合法的类比。根据经历，我们无权推论这个世界有一位发明者。休谟以为，在经历的限制内有两个相关联的东西，则我们可以从甲推知乙。但神的知识超出经历的范围，也就超出了知识的范围。我们只能假定一个被我们赋予了品德涵义的上帝。拉美特利是机械论思想方式的极端代表，他在笛卡尔将植物看作是机器的根底上，进一步把人都称为是机器了在他看来，人的一切肉体活动都可以用机械作用来阐明。“人体组织足以阐明一切”，“心灵只是一个毫有意义的空泛名词。”霍尔巴赫也信仰机械唯心主义的严厉的自然因果断定论。人的一切活动在他看来都可以复原为自然因果作用。人是没有自在意志的，只能受生理规律的支配。所以，到了l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那里，机械论成为了支配性的思想方式，它的提高意义在于废除了由于神学的同化招致的蒙昧，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愈加趋于客观化。
二、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谐和
近代机械论与目的论开展到近代德国哲学那里走向了谐和，这种谐和是将机械论归入到目的论，而不是复杂地拼凑在一同，是目的论对机械论的扬弃，这个方向恰恰正是辩证法的方向，它首先是由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兹的思想开端表现出来的。
文德尔班以为在近代哲学中“目的论信心不得不明白地保持迷信的办法论述特殊景象的权益；只要在形而上学的全体概念中，莱布尼兹、还有一局部英国的自然研讨者，最初在两个友好的准绳间找到一种令人称心的平衡。”确实，作为近代经历论哲学与唯实际哲学的前期代表，从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为近代分歧思想的交融所做的努力。莱布尼兹树立的思想体系试图去谐和机械论与目的论之统一，从理想意义下去看这也是谐和迷信与宗教的统一。单子论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最具思辨颜色、哲学意味最浓的实际。单子无法实指，单子是肉体性的。莱布尼兹甚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汇宣称单子是隐德莱希。而单子是多，单子无窗户，它们之间的调和是由一个内在的上帝决议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次第是可循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机械论解释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但经过莱布尼兹对单子特征的描绘，我们可以剖析出莱布尼兹以为单纯的机械论解释是不够的。每一个单子都处在演化的进程当中，因内在的偶然性而完成其本性。由此可见，他支持机械论式的内在决议论。作为全体的自然则需求一个较高的感性的指引。莱布尼兹并不逃避上帝：上帝是一切景象的终极缘由。莱布尼兹将体系构建的根本思绪概括为：力学导源于形而上学。
如前所述，在莱布尼兹的思想中，我们曾经看到了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谐和倾向。但是，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实际所坚持的是一种内在的自然目的论，依然带无机械论的颜色。只要到了康德那里，机械性与目的性这两种思想方式的关系才失掉了具有压服力的本质性说明，目的论深化为内在的目的论。
三、康德的内在目的论
对康德而言，假如我们采取“反思的判别力”的观念，我们就可以想象万物不能够由自觉的必然性发生，并假定有一个比人类更高的感性(上帝)，他具有直观的知性，可以依据机械规律解释一切，但我们却做不到。(在这种目光看来，我们必需假定上帝那里，一切才都是必定被决议的。在上帝眼中，没有偶尔。)在机械论自然观占主流的情形下，康德提出了目的论自然观。但是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与后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绝不是一回事。在康德看来，目的性的概念表示一种缘由的主体与其后果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该当用超自然的缘由来解释这种因果关系，由于这样的话，目的性概念就逾越于人类的了解之上，变得奥秘而高不可攀。康德关于带有物活论倾向和有神论颜色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批判标明把目的性的概念间接运用来规则无机的自然世界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自然的目的性只是符合人类主体的合目的性，只是一种客观“反思判别力”而已。
一名机械主义者不能够讯问事物是为了什么但假如我们是以目的性的方式来考虑，那么不去考虑一个终极的目的都是不能够的。那么康德自然目的论观念能否与牛顿力学所代表的机械性思想方式相违犯呢？为此，在自然一致性成绩上康德提出了有关机械论与目的论的二律背反命题：
“命题：物质的东西的一切发生都是依照单纯机械规律而能够的。反命题：它们的有些发生依照单纯机械的规律是不能够的。”
在康德看来，这对外表上看起来互相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这两个命题外表上看之所以矛盾是由于把这两个准绳视作知性概念的规则性判别准绳，而没有看到目的论准绳作为客观反思性判别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机械因果性归结为规则的判别力，而把自然目的性归结为反思的判别力。所以，假如我们正确地对待目的论准绳，则不只不会与机械论准绳矛盾，而且还可以当作机械论准绳在运用进程中的无效补充。
摘 要 准确把握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对于与中国社会相结合、把握中国特色主义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浅述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基础上与哲学进行比较。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哲学而言，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关键词：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语言转向
一古代“本体论”哲学的存在
一般认为，哲学本体论是一种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自身的哲学学说，关于脱离具体存在的超验存在的学说。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它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没有穷尽的指向性，其中，指向的是无限的终极关怀，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浩瀚宇宙中获得生存的归属感，古人通过存在寄希望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建立起某种终极稳定的联系，希望寻求一个超感性绝对和历史恒久的终极存在来实现生命的价值所在。“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蕴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存在论或狭义的本体论)；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知识论或认识论）；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价值论或意义论)。”[1]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物质，比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后来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又将“火”“气”“种子”等视为当时的世界本源。由此可以得出，古代哲学家们提出的“始基”一词，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色彩，而且是感性直观的。相当一部分的思想观念或者著名学说都是属于最原始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前者属于存在论或本体论，后者属于狭义宇宙论。古代本体论思维模式关注的是对知性的追根问底和本原的探索，即是将“物理”问题转向“物理学之后”的顶端智慧的终极探索，希望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建构一个具有绝对真理价值意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这也就确立起了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探索框架和具有理性主义思想观念的传统文化，这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人类的理性积累、科学知识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历史价值。古代和近代有一种本体观的形态叫“本质论”,这一理念认为本体是万事万物的内在本质和普遍的共相。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绝对观念等当作世界的本体，从中可以看出古近代对本体性的理解是本原性、本质性、基础性的，然后它符合了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理想性、现实性、有限性、指向性。人类实践的本性是建立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之上的，总是渴望着能够在最深层次的基础上认识世界、把握和解释世界，从而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哲学存在
培根和笛卡尔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开创人，在培根所有的理论哲学中，大部分的思想是他的知识方面的思想。虽然笛卡尔的所有哲学观念中，知识学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他的经典著作中大部分是属于知识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具体的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2]近代哲学能够确切的区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区分了“客观世界”和“意识内容”，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内容”上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掌握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对我们理解、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前提、基本内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认识论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而言的一个概念。认识论转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能够自觉到了“思维和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研究。也就是说，近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来实现的。近代认识论思维模式把思维和存在视为探索存在问题的逻辑出发点，“思想”的主题地位得到了确立，它根本的价值就在于：以主体的人作为核心，在主客体之间探寻思想的客观性和知识的确定性的根本依据，从而为人和世界的知识提供根本的保障。近代哲学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不管是唯理论也好，经验论也罢，最后的目的所在都是为了探索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区别就在于两者的研究方向、出发点不同而已。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开篇就明确的提出了“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3]洛克制定了经验理论体系，即主体意识原理的理论。他说道：“在我们考察那类（知识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能够解决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4]对洛克而言，知识的问题本质就是人的理智能力的问题。
三现代西方“语言转向”的哲学存在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把语言问题视为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来研究，是从认识和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和存在的关系。这时的人类也顿悟到，思想观念的经历也即是语言的经历，哲学的体验感受也即是语言的游戏，因此，语言的这种意识使得语言问题在某个世纪主体化了，并且包含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等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哲学接过语言学得对象为自己的对象，但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结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语言学。”[5]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包括了语言论的反思方式、存在论的反思方式和文化论的反思方式。而且了解语言转向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认识研究哲学基本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脱离对人类语言的考察进而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所要批判的。并且关于哲学家们对人类意识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把语言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现代西方哲学如此重视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即世界在人的语言之中，尽管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语言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而且是人类存在的积极世界；通过对语言的反思达到“治疗”传统哲学的效果；既从批判传统哲学和实现“哲学科学化”的角度去对待哲学语言转向，而且更加深切地从“文化批判”和“人文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哲学语言转向；语言相对于观念而言，更具有广阔的哲学反思价值尺度。语言学转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是哲学本身灭亡的救世主，化解了这场岌岌可危的劫难。而且这次转向有它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原因在于哲学从未消停过对存在的探索与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哲学不是对它的方向作了改变，而在于它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转变思维方式，换一种介质继续向前进。古代自然哲学为了往外寻求“始基”，而无法实现时，就转化为认识存在的精神实质。现代语言哲学家们对诸如语言的原则、性质、规范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力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创立一门既严格又清晰的工作语言。语言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而它的意义则是更加的难以确定，对于相同的话，相同的信号系统，不同的人对于这些持有的看法和观点是不一样的。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西方哲学“存在”的理论缺陷
人是现实的存在，但是却要寻求着超验的存在，原因在于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处在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之中的。感性所把握的存在是经验的，理性所把握的存在是超验的存在。古代的本体论是人们在没有经过认识和反思的情况下而直接的追问下，所以这种幻想只能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都力图通过对求知的方法来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的研究重点在于本体论上，而不是在认识论方面，随着认识论哲学的发展，探求存在本身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模式，就被以反省人类认识为理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所取代。近代西方哲学对于理性和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思索，仅仅是看作能思的存在，过于局部地看重理性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能思主体的价值所在，原因也在于人类判断力、理解力的局限性、狭隘性，使得近代认识论不能走出思维主体的枷锁。在认识论哲学中，存在与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世界和主体的人相脱离，使得对哲学的追问又陷进了古代本体论那种窘境。这表明，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的缺陷就在于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历史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进而，产生了新的革命性的“语言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像传统思想家们把语言视为具有逻辑和理性的东西，仅仅是看作生活经验和非理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否定了逻辑在语言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比如，德里达在批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时就把人的语言活动认为不是人的理性活动的一种认知活动，仅仅是一种非理性、非决定论的杂乱无序的活动。缺乏抽象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观，例如，胡塞尔与哈贝马斯等人的主体性关键是以种语言交往的形式为基础的作为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性，是一种抽象的经验和精神交往的关系。“视域融合”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文本中的作者与读者间的思想交流以及读者阅读文本的反思。所以，哲学语用学说明的语言意义不仅仅是来自于语言自身的要素以及结构框架，而且还来自于语言的使用等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文德尔班说过“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 即在现象千变万化的背后应如何思考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存在)”。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体”观念。他在《范畴篇》中说，“实体, 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 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还有那些作为种而包含着属的东西也被称为实体”，他在《形而上学》篇中对“实体”做了进一步的述说：“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唯神；神之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这就是神”。在这里“神”就是“理性”，是所有“第一实体”实现之根据，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最高实体”，尽管亚里士多德把它称为是最高的存在，但却是最高的存在者，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形而上学由此建立起来。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真实存在的不同理解，对以后的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唯名论神学家奥古斯丁从他的“原罪说”和“先定说”来预设了一个至善实体――上帝，在他那里，“上帝”是不需要被论证的。而唯实论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是需要论证的，“经过这种论证, 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就是最高的智慧”。
由此可见，在中世纪，虽然唯名论与唯实论有所不同，但都以“上帝”这一“最高实体”作为其形而上的依据。
二、近代实体观念的主体化
西方哲学到了近代，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 究实质是与“实体”观念的转变分不开的。“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不过是‘现象’概念的另外一个固有的预设蕴涵的展开。到了近代，人们问: 人、主体如何有能力可以通过现象看出本质? 于是，近代哲学开始着力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人的主体性、理性能力，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转向’”。
在近代，人们开始转而研究人的内在认识能力，实体观念也开始主体化。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出发，发现“我思故我在”是一条真实可靠的原理。 “由此我就认识到, 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 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笛卡尔的“实体观”可谓是哲学史的革命，但也陷入了“心身”分离的境地，为弥补此，他又提出了“最高的完满的存在的实体――上帝”来做补充。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 改变了认识论的路线。但他认为哲学的着重点是形而上学，他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并不算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应建立一种他称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批判, 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办法”。 但也陷入了“物自体”与“现象”的分离。
真正把“实体”概念主体化的是黑格尔。他强调“实体”的主体性的基础上重新回到古希腊的实体观，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原则，认为实体不仅是客观的，而且也是能动的。实体的运动过程就是它的自我运动，世界也是实体自我运动的外化和展开其实质就是“实体”的本体化，也就是决定所有存在者的唯一存在者, 也即形而上学。
三、现代实体观
现代哲学致力于颠覆传统形而上学或拒斥形而上学，他们用自己的理论颠覆传统的同时，在为自己的学说找立脚点。恰恰是以这一立脚点为依托的学说建立了新的“实体”观。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运用先验还原的方法，把存笛卡尔的进路反回自身进行还原。最后胡塞尔还原到了纯粹先验意识，认为只有纯粹的先验意识是自明的。“按照胡塞尔的观点，世界的本源是先验的主体。世界是由先验的主体构成的。先验的还原是指把那种有关世界是自在地、客观地存在的观点还原为世界是关于先验的主体而存在的观点”。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并没有解构掉传统的主客架构，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实际上是以对存在者的研究代替了对存在本身的研究，为此他建立基础存在论以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德格尔在以基础存在论去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建立了以“此在”为真实存在的“实体”论，是一种主体形而上学， 并不能通达存在本身。
现代语言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他认为世界是两个对称的系统组成的: 本体论系统和逻辑系统。这两个系统具有同型的逻辑结构。
西方哲学虽从巴门尼德开始提出存在以来，历代的哲学家都在探询存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体”概念，开启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之路；近代，“实体”观念发生了转变，“实体主体化”；现代，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等致力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或拒斥，其最终却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实体论”。虽然他们都以“存在”的探询为目标，但其实都是以“实体”作为了终极根据，建立了自己的“实体”论，而“实体”仍是一存在者。所以，我们说，他们都停留在了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而没有通达“存在”本身。
参考文献：
[1]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2]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M]，方书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年；
[3]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一、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化”
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带有非常明显的“体系化”特征，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都非常注重借助于“体系”来总括以往的哲学并展开自己的哲学思想。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以其“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著称于世。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康德提出了“自在之物”。他认为有某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他称之为“自在之物”。但他又认为，“自在之物”本身是无法认识的，人们只能认识“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表象即现象。在他看来，人的知识是由先天的知识和后天的感觉表象相结合而成的，这就是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康德认为人是直观的把“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现象，人对现象进一步加工整理，使之有条理性和规律性，从而形成真正的知识。但是当人们不满足于这种感性所获得的知识，试图超越现象去认识“自在之物”，如上帝之类的东西时，便陷入了不可知论。然而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哲学思想，对哲学基本问题也作了自己的回答。他把“绝对理念”说成是第一性的本原，他用这种唯心主义的同一论，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绝对理念”作为本原和基础，既是实体又是主体，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是“绝对理念”不断发展下的产物。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通过自我运动辩证地发展的。由于他对康德的批判贯彻了辩证法，因此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黑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也就是思维本身辩证发展的过程，现象和本质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可以相互转化。认识了现象进而也就可以认识本质，因此所谓的“自在之物”是可知的。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分为三大部分；逻辑学，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他在或外在化的科学；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他在回复到自身的科学。精神哲学又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环节。黑格尔由此完成了庞大而宏伟的哲学体系的建构。最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把自己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试图从人和自然出发来建立人本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新体系。
二、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规律
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 即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的过渡，是有着内在的可循逻辑规律的，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书中写道：“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丁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之所以有着内在的逻辑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探讨的问题无法回避自近代以来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而且他们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恩格斯之前就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当中最基本的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在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中心线索逐步展开的过程中，也在越来越深刻的意义上实现着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在康德哲学中，认识沦被间时说成是“先验逻辑”．因此初步实现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由于康德通常把反映外界事物的经验看作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加于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性材料的结果，因此，他的先验逻辑或认识论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义。因此他不可能真正把认识论、逻辑学和本体论统一起来。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努力，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沦的统一，最终在黑格尔哲学中系统地完成了。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性”
德国古典哲学是哲学出现前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发展”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集中体现在哲学体系的创建方面。康德出于对近代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哲学体系的综合,把矛盾对立引入到哲学体系之中。同时,也是出于对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德国现实的思考,建立了具有二元论特征的先验哲学体系。康德的二元论把人类认识引上了“二律背反”,并把这种新的哲学方法运用到人的社会伦理和美学等领域的研究之中,深化了哲学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康德哲学体系突出了人和科学方面,并以主客关系进行知识的建构,有助于把哲学发展引向科学化。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自我否定和自我复归的过程,构建了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他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关于人是历史产物的思想,认为人生于社会中,社会是有历史的,因而,人的意识是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个体的发展大体上重现了人类的发展,个体意识的运动往往是社会的历史再现。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确立了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并把哲学奠定在人本主义之上。他认为,自己的新哲学是人本学,人本学的对象是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的批判中,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就是理性、意志和爱。他认为,人的依赖感和利己主义是宗教产生的主观根源,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与人相对立,成为统治人的力量。在他看来,批判宗教的目的,就是把神还原为人,人既是宗教的始端,又是宗教的中心点和归宿,等等。这些都表明,费尔巴哈哲学从人的本质方面推动了哲学发展。当然,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并没有跳出唯心史观。不过,在那个时代,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确立必须批判宗教,而费尔巴哈正是从人的本质中看出宗教产生的秘密,那就是神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这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德国古典哲学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以往各派哲学进行总结和概括的努力，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科学和一般的文化背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人的关注，看到对人的理性、自由和天赋权利的尊重，以及坚信社会进步等观念。总之，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德国古典哲学的每一位哲学家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思想工作，对以往各派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和总结，因而把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并为哲学在现代的进一步演进奠定了宏伟的基础。（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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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 9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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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消解，确实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哲学的使命、功能和作用的现解。按照马克思和伽达默尔的看法，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理论和实践、沉思和行动的分离。这一方面导致哲学脱离生活世界之根，陷入无限反思的追逐中，难以找到生活需要的最终真实；另一方面理论和沉思固有的实践性要求又总是包含着规范生活的强烈冲动。哲学理论一旦获得意识形态或权威话语的力量，哲学就成为消灭差异性，制裁非理性的专制力量，用中性的说法是“以理杀人”，罗蒂说这是“学科帝国主义”或“概念帝国主义”。
哲学的这种文化霸权来自于知识和权力的复杂交织，并不完全是哲学自身的罪孽，而传统哲学的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却也难辞其咎。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始终存在着精神物质化、概念实体化的倾向，哲学反思获得的概念认识总要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之中作为实体化的本体而存在，似乎只有如此哲学真理才有坚实的对象基础，其结果是实体本体成为外在于人的异己的神圣存在。这种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根源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思维方式：哲学知识也是对象性的知识，是对某种实体本体的描述或反映。其实这种本体乃是超验的，是思辨构造的东西，它可能有逻辑存在的理由，却不具有经验存在的实在性。由于错误地把本体物质化、实体化，哲学规范成为自然定律一样的强硬规范，并且是绝对规范，因而隐含着成为某种“帝国主义”的危险。
哲学的基础主义、帝国主义或绝对主义也根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成见，智慧、知识和真理是分成等级的，愈是普遍的、抽象的，愈是智慧的、真实的。实用的技能和影像中的世界不是智慧和真实，而理念的回忆和关于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才是最高的智慧。按照这种看法，哲学对其他文化形式和人类活动方式的统治就是合理的，哲学王或哲学家理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文化特权。这种贵族式的哲学傲慢必然受到现代哲学家自由、平等意识的反抗，哲学不是一级真理，哲学不能给其他知识和伦理生活提供绝对的基础，哲学只是多种文化形式的一种，更激烈的说法称哲学是无意义的胡说。我认为，现代哲学对哲学功能、作用的限制是正确的，哲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应当作相对的理解，哲学相对于其他文化形式说并无天然合理的特殊效用和权力。
从哲学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上我们可以接受相对主义的观点，但却不能接受哲学相对主义。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等否定性哲学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相对主义的原则是否也是相对的，怀疑主义是否也怀疑自己的主义，非理性主义只能理性地言说，这并非仅是逻辑上的讽刺和机智，而是关乎哲学理论性质的根本问题。
合理的哲学形态只能是肯定性的、建设性的、绝对主义的形态，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拆解和解构等只能视为有益的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不是哲学理论形态。原因是哲学在本性上即是人类思维的绝对性维度，正是因为话语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等是相对的、多元的，人类才渴望获得对生活和世界的某种绝对理解。哲学真理不是具有更高概括性、更大普适度的科学真理，它是非对象性认识因而是绝对的真理。
按黑格尔、斯宾诺莎和庄子的看法，绝对是全体，因为不是全体就有与之相对的部分；绝对是无限，无限不是量性规定的“恶无限”，而是没有外在的它物限制；因而绝对是自由，无限的全体才是自决、自由的。绝对就是庄子无限神往的无待无凭的绝对自由。哲学思维的绝对维度就是人类自由的理想。
建立在主客体二元区分和对立基础上的对象性认识只能是相对的认识，因为它已先行设定了在对象之外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对立，从而对象性认识是不包括认识主体的有限认识。企图在对象性认识的方式中去获得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并构造某种世界观的理论，就是企图把认识主体抛出世界之外去观察世界。这虽然可以解释为通过认识的超越性来实现，而不是真的把人抛出世界之外，但终究无法摆脱萨特指出的对象性认识的疑难，比如以对象为认识对象，再以认识对象的认识为对象，进而以反思对象性认识的认识为对象，这将导致认识的无穷倒退，最终也无法达到对象性认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所以，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建立的世界观理论既不是自然科学的真理，因为它超越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性规范；也不是哲学的绝对真理，因为它是有对待的有限的认识，从而它真的是无意义的胡说。现代西方哲学对冒充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是正确的。
以二元对立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获得绝对的哲学真理，但还存在着黑格尔所说的较高的思维方式、绝对的方法可以获得哲学真理。黑格尔认为，思辨的方法或辩证的方法就是绝对的方法、无限的认识方式。按照黑格尔，思辨的方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克服对象性认识的弊病，一是思想以思想为对象，从而哲学认识就是自我意识，哲学意义的反思，是思维逻辑的自我展现和自身澄明，思想以思想为对象，已消融了自然意识的对象性、外在性，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基础上可以获得绝对的哲学真理。二是思辨的方法或辩证法不是主观的方法，是认识沉入思想内容、按照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逻辑获得的理论自觉，所以就没有了主观方法与客观内容的对立，甚至可以说辩证法就是无方法，即无可以主观任意使用的方法，从而才能面向事物本身，把握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绝对真理。
哲学追求绝对真理必得有不同于自然态度思维的绝对方法的保证，这也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根本意义。思维总是对什么的思维，思维必有对象，看来对象性思维是思想的本性，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学的自然态度思维超验地设定了对象的客体性和外在性，因而必须加以还原，同时还归于内在的意识之中。而内在于意识之中的思想对象可被理解为意向性构造的产物，从而现象学牢牢地坚守着意识内在性和自明性的直观视野，力求获得严格科学的哲学真理，亦即绝对的哲学真理。
一、研究的意义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在学术领域，目前缺乏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因此借助于这次的研究能够来弥补在学术研究上的不足。道德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群众受到了众多道德观念的冲击，造成其思想道德上的混乱，本文将对道德观念和非道德观念进行分析举例，探索不同道德观念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来寻求其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同时，借助于道德研究，能够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解决，同时能够追究道德问题出现的根源所在，这样的方式能够促使社会公众逐渐加强对于道德的重视程度，在社会宣传上鼓励公众进行积极的道德宣传教育，在社会形成积极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二、道德观的分类
（一）理性主义道德观
顾名思义，理性主义道德观就是以人的思维理性为基础来对道德的概念进行定义并加以规范。然而，在理性主义道德观的形成上，不同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达成相应的共识，其既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人类思维所致，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默认形成的社会群体自觉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也可以理解为由于理性思维的影响，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偏向。理性主义是对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和总结，人类通过思考和探索来得出对于世间真理的探索，但是理性思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由于缺乏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容易由于极度自信从而导致思想的偏差。
（二）非理性主义道德观
非理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源自西方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观点和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在摆脱过去依靠理性思维进行主导的情况，使得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的定义和规范更为的广阔，在非理性思维的主导下，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分析体系，使其形成系统性的研究科学。在道德领域上，非理性思想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人们开始渐渐习惯将非理性思想运用到道德观念当中。
三、道德观念的规范
对于理性道德观来说，其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体现，由于人类的行为活动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私心，因此道德变成为了用以满足个人私利的工具，即便一个人的行为目的不是出于一定的私心，也会出于一定的目的。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集体观念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因为人不可能在社会中孤立存在的，因此，在行为活动中必须考虑到集体利益，为了满足和实现集体利益，必须构建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也不能够忘记集体的利益。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需要抱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够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最终损害了个人同集体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甚至会使得社会环境陷入困境，引发信任危机，造成极为不利的社会影响。作为个人来说，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周边的利益状况，为社会营造出良好的和谐氛围，有助于良好道德规范社会的形成。
非理性道德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如果人人都站在自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行为活动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问题，那么社会稳定将难以维持，久而久之必将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严重损坏社会稳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为了社会道德的有序进行，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必须遵循一定的非理性道德。对于道德而言，其考验的是对于人类活动同人类自由之间的问题，对非理性道德而言其是一种能够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同自然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道德是对人类行为活动的一种具体规范，规定了在日常行为活动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非理性道德的发展所必须遵从的就是需要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并且要体现出事物的客观合理性。
关键词：马尔库塞；弗洛姆 ；鲍德里亚；消费异化
西方哲学家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以异化为重要分析工具，把对异化的分析拓展到消费领域，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的现实并展开了理论研究。本文正是从马尔库塞、弗洛姆和鲍德里亚三位哲学家观点出发探讨当前社会的消费异化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和谐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
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体自由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异化而加深。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消费世界的发达，现代社会的异化机制主要地不是表现为外在异己力量对人的直接压抑和统治，而更多地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1]。对于人在消费中的异化，马尔库塞从如下方面论述：
第一，消费成为人生活的目的，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消费应该是人们对物品的满足和需要，是人们达到幸福的途径之一，其中含有我们的感觉，对美的感受力。但是在马尔库塞看来，科技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成为一种统治和操控的异己力量，发达工业社会走向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科技造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消费方式的异化，为人们制造出"虚假需求"， 给人们强加了本不属于他们的虚假的需求，这些需求与人的真实需求相悖逆，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消费成为人生的唯一目的。
第二，消费使人的个性丧失，成为单向度的人。纵然是虚假需求，消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物质追求的欲望，但这又激起了人们更高层次的追求，使人在生存的境遇中处于一种永恒状态，即不断地对物质追求更高更新更好。结果人们不知不觉地融合到现存制度中，失去了作为人的最为宝贵的东西，即否定性和批判性，成为只具有肯定性思维的单向度的人。
弗洛姆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异化作为一种体验方式几乎无孔不入，它存在于人的工作、消费品、国家、同胞甚至是他自己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不觉得自己是他本身行为的创造者。
第一，消费目的和方式的异化。真正的消费意义在于给人带来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体验。消费是通向幸福的手段。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因素少之又少。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是不需要的，甚至找不到使用的借口，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占有它们，使我们的内心得到极大满足。商人们哄骗大家尽量多买，并且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就购买。广告和其他所有能够引诱人们消费的方法铺天盖地而来，极大地刺激了人们消费的欲望。这种消费方式和行为必然导致了我们永远不满足现状，于是我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需要，更大的消费。但是我们对消费的渴求已经跟自身的真实需要完全没有了关联。
第二，消费异化导致人自身的异化。弗洛姆认为，人体验到的自己是一件可以在市场上被别人成功利用的东西。他体验不到自己作为一个创造者而存在，而是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奴隶，自己双手创造出的机器的奴隶。面对创造物体现着的他自己的力量，他已经同他自身异化了。他被他所造的物控制着，失掉了自控能力。人在社会生活中体验不到自己是否有爱恨情仇，是否有信赖和怀疑的能力，恰恰相反，人生活的任务变成了有利地投资，靠自身获利，人的品质都被变成了商品，成了"人格包裹"中的财宝。有了这些财宝就有望在人格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一个人把自己作为资本来投资，如果他没获得利润，他就会有失败感；如果他赚了钱，他便成功了。他的自我价值感总是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因素，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市场判断标准：市场决定人的价值的方式就像决定商品的价值的方式一样，他如果不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那么尽管他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就他的交换价值而言，他却不值一文。
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异化不仅体现在个体的人的方面，他更坚信这是一个整个消费社会异化的时代。消费和富裕是这个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但消费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把产品当做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单纯性物品或商品，而是把产品当做符号来消费。
第一，消费对象的异化。消费对象的异化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一方面是指消费对象的广泛性的异化。社会生活中，不仅是物品都成了消费品，还包括人的肉体、感情、知识，"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然在今天都难以逃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或者说，在今天，凡是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都不具有存在的价值。"[2]另一方面是指消费对象的功能作用的异化。物摆脱了原来固有的功能性结构，人们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物的功能进行重新整合得到新的功能，而且在消费时实际上已经不只是消费物的本身，更是把物伪装为符号来消费。也就是说，有时人们消费不是为了使用、消耗物质，而是为了凸显个性、显示身份地位。
第二，消费主体的异化。异化的消费使人失去了主体性，身份地位只能通过另外的途径来实现。人们对消费的渴望并不是消费者真实的需求，也不是从个人内心产生的愿望，并在这种自然愿望的驱动下购买消费商品。人们的消费是把物品作为符号而消费的，而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消费的需要已经俨然变成符号物品的等级划分，人们致力于符号物品等级的追求并在符号物品中相互攀比。
二
虽然他们的观点存在很多致命性的缺陷，但他们对"异化消费"现象的分析和批判是及其深刻的，对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合理消费现象的分析极具现实借鉴意义。当前我国存在的不合理的消费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传媒。我们生活在一个广告无所不在的世界里，广告信息成了我们生活必备的一部分。铺天盖地而来的广告浪潮，侵袭、吞噬着人们脆弱的心。人们对新产品刚开始可能持有怀疑态度，但是在广告的高频率传播中，人们接受和存贮很多庞杂的信息，人们开始慢慢接受这些商品。消费者的消费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必备的需要，而是追求消费过程中满足自身的虚幻感觉。消费已经不是一种自主的活动，而成为了一种为了消费而消费的被动行为。
第二，畸形的消费心理。现代消费的目的发生了转移，从为了给人以快乐，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丰富人的情感，转移到单纯地为消费而消费，消费本身成了目的。人们买了许多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要有，我们对无用的拥有感到满意。"[3]它们成了财富的象征，这种消费行为，违背了人类实在的有情感的有判断力的消费，而变得意义不大。实用性不再是目的，而是为了拥有，消费方式与人发生了异化，消费不再是需要的目的，而成为目的的需要。
第三，奢侈的消费方式。既然在消费者那里实用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消费者在"享受着"消费的过程。所以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名牌的过度追求失去了消费本身的意义，在冲动地追逐奢侈品牌的过程中人丧失了自己的理性，迷失在自己异化的消费活动中，已经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判断这是真实的需求还是虚假的需求，人们更多的是对应接不暇的品牌化商品采取肯定的接受态度，理性在消费活动中所占的分量和力量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参考文献：
[1]衣俊卿.20世纪的新[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38.
[2]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2.
中图分类号：I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c）-0104-01
最近一段时间，那种传说中古老而又神秘的巴库斯激情统治了我的精神，沸腾的意识伴随着我重读了一遍《西方哲学史》，让人再次激动于西方文明的波澜壮阔；感动于思想者对价值追求的坚定执著；幸福于神圣思想的荣光照耀。
我以为西方文明的价值精髓在于对价值本身的追求。在西方文明的数千年历程中，一位位思想者前赴后继地书写了一部智慧的史诗！既具艺术的美感，又有悲剧的震撼。古典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意义，犹如一股神奇的力量，她以巴尔干半岛为支点，撬起并搅活了整个蔚蓝的地中海世界。是什么样的人被赋予了如此的伟力？他们是奥林匹斯众神的子女！他们有着修长健硕的身材，有着飘逸的长发，有着匀称的五官，有着高挺的鼻梁，还有一双深邃而忧郁的眼睛，观察着世界，思索着宇宙。希腊城邦创制并实践了各种政治体例影响至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为后世的哲学和科学研究开创了范式。希腊天才们在文学艺术数学等方面也达到了惊人的成就。如果把基督教的兴衰作为理解西方文明的主线，且将其作为历史天平的支轴，继而将文艺复兴以降西方各个精神家族与古典希腊的各个思想流派分别置于两端托盘，则天平本身必不至于失去平衡。古希腊文化的繁盛逻辑地蕴含于其脆弱的政治生态，当马其顿帝国的大军兵临城下之时，创造时代的希腊文明结束了。幸赖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希腊文明的激动者，希腊文化得以在全新的希腊化时代以文明融合的形式继续发挥着能量。古罗马帝国在文化上乏善可陈，其对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功过参半。它的文化价值在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数百年的存在，第一次在欧洲形成了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而在此期间产生的基督教则持久而深远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近两千年的发展走向。
基督教的产生历程如同基督教的综合体系一般复杂。统而论之，它是东西方文明，先进与落后文明之间征服与交融的产物。在希腊化时代，希腊神学的东方化，与东方迷信的希腊化并行不悖。为基督教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哲学与理论要素。古罗马帝国面对国运衰退的情势，企图以基督教作为最后的拯救，虽然没有能挽救它的灭亡，但是基督教作为一种统一的宗教观念被文明人和入侵的蛮人同时接受。于是欧洲中世纪进入了多种层次的二元对立与冲突：拉丁与条顿；僧侣与俗人；天国与尘世；肉体与精神；国王与教皇。基督教会的教父们以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为武器与世俗的国王们争夺着权力。瘟疫、自然灾害、亚洲人的入侵、贵族争斗、伴随着历次的疯狂杀戮与掠夺诉说着中世纪的黑暗，让人只能把对幸福的追求寄托在天国。在中世纪，人们的眼中只有上帝，他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让紧盯着他的人再也看不到尘世生活的价值。有一个叫但丁的人突然后转身，他发现在他的身后有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向他招手，他兴奋他激动！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起初宗教改革与其说带来了进步，不如说带来了战争与混乱。然而天主教会再也不被公认为个人的灵魂从尘世走向天国的中转站。在新教世界，信仰基本成为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对话。一万个人便有一万种对上帝的理解。受此影响，欧洲近代哲学从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开始便具有了深刻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色彩。无论是欧陆的理性主义，还是英伦的经验主义皆如此。在科学进步的鼓舞之下，乐观主义的情绪在启蒙思想家们身上有着程度不同的体现。他们认为只要诉诸人的理性便能为全人类找到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而不必将希望寄托到彼岸世界。他们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一场现代性的宏伟设计，沿着认识论和本体论两条进路前进。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以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不断争夺着真理的话语权。而卢梭，叔本华和尼采则把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潮推向了政治学、伦理学与美学。这一时期哲学思潮与欧洲社会的伟大进军交相辉映，法国大革命及其连锁反应、生产力的扩张、文艺流派的百花齐放构成了一首雄壮的交响曲。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们在国家不断的挫折中开始反思并表达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启蒙思想家们虽然对人类的理性抱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在他们的信仰当中都为上帝预留了适当的位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已经开始在他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一系列作品中痛苦地思索上帝是否存在。虽然他极不情愿面对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但是他的思考给时代的哲学思潮带来了强烈的冲击，预示着欧洲哲学开始进入了批判的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为尼采带来了灵感与动力，他以宣告上帝死亡的方式将其直接扔进了历史垃圾桶。很多人认为尼采是一名狂人，我倒认为他像一名纯真的少年。思想家的眼睛一般透过心灵来观察世界，心灵与外部世界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二元对立，当一个人的心灵是完美的，那么他看到的必定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世界，而当一个人的心灵有缺陷，他也必然会迷恋于这个世界的五光十色。尼采的心灵是如此的清澈而又唯美，以至于他绝不能容忍这个媚俗的世界，这个伪善的世界。与世界的和解已经无法达成。既不想像有些诗人那样以自绝的方式与之决绝，那就要将对方置于死地。他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将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大厦彻底摧毁。在对西方文明的价值重估中，为权力意志带上了王冠。彻底宣告了人类思想开始进入了没有上帝的时代，尼采像揭穿皇帝新装的那位小男孩一样，揭穿了基督教的道德谎言。他忠于了自己的理想，却烧毁了别人的精神家园，他的思想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骚动并伴随着分野：很多人骂他是疯子，是魔鬼，天主教会是其代表；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则欢呼雀跃，将其思想奉为圭臬，并曲解利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其代表；还有一部分则是惶恐、失望和无助，他们感觉没有上帝的世界，让人倍感荒谬，卡夫卡是其代表。天国的上帝已经被抛弃，对人类的拯救只能寄望于人间的超人。希特勒声称找到了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德国纳粹毫无创意地将两千年前的斯巴达体制重新复制，结果是迅速地毁灭；两次世界大战除了带来数亿生灵涂炭，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新的理想。人类不仅需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繁荣，更需要在价值的废墟上，继续寻找人类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且需要从人类存在的现实中去寻找。
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学院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给人们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许多科技发明为世界各国所应用。但同时也产生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一、中西方哲学的差异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同时，哲学还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哲学是以准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流派。中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逻辑性
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求善”的过程，侧重于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侧重于逻辑性。中国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突出了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价值，形成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中国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中国的哲学发展成为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在讨论世界本源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伦理气息。无论是儒家学派“仁”的思想，还是道家学派追求的“清静无为”等都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所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都是以“求善”为宗旨的一个过程，以道德伦本文由收集整理理为依托，来关注社会的发展。以人为中心，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西方哲学的追求与中国哲学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不同，西方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的探索，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强调逻辑性。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无论是早期对世界本原的“水本原说”、“火本原说”、“气本院说”，还是中后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实体论”，以及后来的西方许多哲学思想家，都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探索。由此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思维兴趣上，都是在揭示自然的本质，寻求自然界的真谛。他们对事物的内在构成、形成原因、发展方向和转化可能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力求达到对世界、对自然至真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系统哲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体验性，西方哲学强调思辨性
西方哲学除了辩证法之外，所体现出的实用性不是很强，而中国哲学注重伦理政治、讲求实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如我们的中医理论、武术、书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哲学通过从自我主体出发对自然、社会的探求，更包含了一种从物出发以求识物的思维方式。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没有超出内心体验的思维特点。他们谈论“体认”、“顿悟”，追求“诚明之知”和“湛然之知”，而且“藏识”、“禅定”等方法也充当了哲学家认识社会、体验人生的重要方法。
而西方哲学更加强调思辨性，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一直被认为是聪明的学问，哲人即是聪明人，是思辨的学问。如，西方的辩证法是康德根据我国的太极图中提取出来的，而中国哲学是来自于就没有西方哲学的思辨性。
（三）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人道”，西方哲学强调“神道”
综观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神的概念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重要范畴而列入中国哲学的范畴。中国的哲学始终围绕着对人的道德的教化而进行，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人的道德伦理为发展轨迹的，所以可以说中国哲学是重人道而轻神道。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上帝”或“神”的观念始终是同哲学的发展揉为一体的，神被认为是同人、自然一样的实在物，这便体现出物活论和泛神论倾向。
二、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哲学存在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上面所提到的李约瑟难题，因此说，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伦理、轻逻辑
哲学注重伦理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可太注重伦理就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看到其的弊端所在，比如：伦理控制窒碍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普遍主义、一元主义的形成；伦理控制只讲义务（下对上、卑对尊等）不讲权利，制约了人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伦理控制过分注重安的意义，缺乏对进步动力的深刻认识。这些弊端必然会对中国科学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二）强调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