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4: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普通话的由来，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语言文字；方块字；平凡故事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的一个小县城，这里靠近广东、福建，方言以客家话为主。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的老乡聚在一起从来不说家乡话，满口的普通话似乎要表明我们没有秘密，我们没有拉帮结派。这种现象却引起其他县同学的反感，他们认为我们县的人特别不团结，没有家乡观念，老乡聚在一起还假正经地说普通话。
其实，其中的原因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县的方言真是相当复杂。全县二十几个乡镇就有十几种口音，即使相邻的乡镇之间用方言交流起来都会很困难，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都爱说普通话，也只有说普通话才能互相沟通。即使你到一些小乡镇去，你都会很奇怪的发现，这里的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也早就不用方言了。
这样的一种语言氛围对我们是有很大好处的。曾经听别县的同学说过她的一个经历：她刚读师范的时候，根本不敢开口说话，刚开始老师同学都以为她得了什么怪病，甚至猜测她失声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只因为这位同学一直以来都只会说当地的方言，对于普通话，虽然能听懂，但是却不敢开口说。她说以前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大家都说“土话”，一到师范，看大家都用普通话交流，顿时傻了眼，心里又发慌又着急，怯生生地只能听大家说话。直到师范这位同学第二年才能正常地用蹩脚的普通话和别人交流。
所以，由此想来，在这样一个师范类的学校，我们能够说一口比较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大概也会引来别县同学羡慕吧！更让我们自豪的是，在师范无论是讲故事比赛还是演讲比赛，我们县里总有那么几个因为普通话特别标准拿到奖杯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
参加工作以后，我一直担任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最喜欢的就是给学生范读课文，用声音的抑扬顿挫带领学生走进文本。是的，曾经我很自豪，甚至有点骄傲。
2003年，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教师培训在我们县举行。当时，培训教师北师大的陈铮教授的那一口真正标准的普通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头一次接触北京人，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过去在师范学语基的时候就背过这么一个概念，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而我们的普通话与陈铮教授的北京话相比较，真是望尘莫及，有天壤之别。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过去自己沾沾自喜的标准的普通话原来是那么不标准，真是学无止境。
因为有了差距，所以有了方向。于是，我开始更加关注普通话的发音。恰巧，那一年我教一年级语文，普通话的发音就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受方言的影响，学生的前鼻音和后鼻音区分不准。为了起到示范作用，我每天练习拼音字母发音，听新闻联播，学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说普通话。渐渐地我才发现，自己的发音更标准了，参加普通话测试我还得了一级乙等呢。
我很庆幸自己从事的是小学语文工作，因为语言文字博大而精深，它有着无穷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它更像小精灵般丰富了我的生活；它还像小鸽子一样放飞了心中的梦想。也因为我对语言文字的热爱，促使自己不光说好普通话，培养自己有着较好的表达能力，而且使自己在写好中国字方面也有了更大的提高。韩愈曾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想，说好普通话，写好中国字是每一位为师者交给中国学生的法宝。我真心地希望我们的学生能用好它，将之发扬光大！
关键词： 《疯狂的石头》 方言电影 语言规范化
2006年，电影《疯狂的石头》横空出世，它除了以小投资斩获大票房外，也疯狂地使用了一把南北方言。这部以四川话为主要对白的影片可谓是近年来方言电影中的登峰造极之作：郭涛的重庆话、“道哥”的保定话、“黑皮”的青岛话，无不让人捧腹，还有那一句“我顶你个肺”更是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关于方言电影，我们想要深入了解，首先必须知道何为方言。“方言”是个广义的概念：“汉语方言修辞学中的‘方言’，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既可以指它的地域变体，也可以指它的社会变体，我们这里主要指它的地域变体，即传统意义上的方言学所研究的范围。”①（P21）简单地说：“方言，俗称地方话，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指的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话。”②（P1）
其实，我国的方言电影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拍摄了四川方言影片《抓壮丁》，后来在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大环境下，方言在电影银幕上几乎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它才开始真正进入电影创作者的视野，以方言为主要对白的影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比如：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中选用了陕西话；贾樟柯在《小武》、《站台》、《世界》、《任逍遥》、《三峡好人》中选用了山西话；李玉在《红颜》中选用了四川话；顾长卫在《孔雀》中选用了武汉话；陆川在《寻枪》中选用了贵州话；冯巩在《没事偷着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中选用了天津话……
那么，方言何以受到导演们的如此青睐？又为何如此之“热”？在我看来，原因有两个：一、它可以表现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以达到影片写实化的效果。方言是一种地域文化最外在的标记，同时又是这种文化最底层的蕴涵。以《疯狂的石头》为例，首先，故事发生在山城重庆，所以四川话是其最主要的对话用语，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语言成为体现其地域色彩的显著标志；其次，此部影片主要讲述了河南帮和香港大盗两组人马偷盗一个绝世翡翠的事，各路各色的人聚集于此，当然会说各种各样的话。在这里，方言成为生活真实的写照，体现着某一群体间进行交流的方式，折射出这一群体的生活习俗、人情世故等人文因素。二、方言的运用可以产生出独特的喜剧效果。上世纪90年代，电视小品中的东北话在幽默感的制造上大放异彩，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了相对于普通话来说，方言的夸张性和戏剧性更为突出，于是它被逐渐地运用到电影中来。毋庸置疑，如果《疯狂的石头》中的人物都说着一口干脆流利的标准语的话，那么电影的喜剧效果将大打折扣，其影响力和票房也就不会如此之高了。可以说，在这部影片中，导演之所以把这么多不同地域的语言汇集起来，就是为了凸显人物个性，增强喜剧效果。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方言电影最大的特色就是在电影中使用地方语言。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把方言当成中国电影的新“救星”，认为它具有普通话难以比拟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会让观众觉得银幕上的角色生动、亲近、自然。当电影中的人们操着各自不同的地方语言诉说着他们的生活时，方言那鲜活的草根气质穿插于影片中，可以生动地传达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性情与趣味。 当然，也有人不提倡这样的形式，认为方言电影只有在特定的地域放映时，才能使人们产生共鸣，它终不能成为主流。国产电影的首要目标是要让大部分中国人能听懂，因此还是要以普通话为主，如果方言满天飞，不但观众对它的新鲜感会降低，汉语的纯洁性也会受到影响。
以上两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电影首先是一种艺术，栩栩如生固然是其目标之一，却并非最高评判标准。如果方言仅是影片达到逼真性和提升幽默感的手段，普通话表演同样不乏贴近生活的经典之作，况且很多电影是职业演员有意识地、表演性地使用方言，而不是非职业演员自发的、本能的语言表达，其真实度自然会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在大力推行普通话的当代中国，方言存在的合法性极易引发争议。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由此形成的语言趋势是：“随着社会的高度统一，方言也将逐渐消亡。”③（P6）在公开发行的、面对大批受众的电影中，如果方言大量存在，会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对于克服语言隔阂、增强民族凝聚力、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也会造成负迁移。因此，我们应该持有这样一种态度：在电影中，语言的规范是十分必要的，方言可以使用，但不可以滥用。
注释：
①汪如东.汉语方言修辞学［M］.学林出版社，2004年.
②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③翟时雨.汉语方言学［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参考文献：
【关键词】小学语文拼音教学
【引言】
要想了解汉语拼音，我们先来追溯汉语拼音的由来吧。古代没有拼音，当时中国的回族人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于是他们利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口语，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从元朝到明朝再到清末，汉语拼音通过不断的演变和整理，最终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
【正文】
汉语拼音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是帮助识字、正音、学习普通话的工具，也是阅读写话的工具。它不仅能帮助识字，也能促进读写。汉语拼音使小学低年级的语文教学有了新的面貌：它不再以识字为中心来组织教学，而是以发展语文为核心来加快儿童语言能力的全面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儿童的阅读量，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但是，汉语拼音的内容多而且枯燥，学生要学习并完全掌握汉语拼音的运用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大部分一年级的孩子，学完拼音还不能熟练自如的运用它们来识字，阅读。汉语拼音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材的编排来看，汉语拼音领先于识字与阅读，编排在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的第一部分，可见学好汉语拼音是学好语文课程的重要前提。
一、拼音是有效的识字工具
识字教学是低年级语文的教学重点，而汉字的构造并不能直接表示读音，因为汉字是象形表意的文字，新入学的小朋友单看字形是读不出字音的。所以要让小朋友们会识字，首先要解决读音的问题。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引导学生借助拼音读一读拼一拼，在反复拼读的过程中，学会了汉字，也学会了识字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这既减轻了因为众多文字符号的单纯识字带来的枯燥乏味的学习负担。同时，一年级的小朋友学会拼音后，能借助这个工具自己认读生字，产生自我成就感，从而激发他们识字的兴趣，加快识字速度，让学生在听、说、读、写的实践中提高识字的质量。
拼音字母是抽象的符号，刚入学的儿童要在三周时间里记住符号的形象和正确的发音是有一定困难的。为了使学生积极而有趣地学习掌握声母、韵母、声调，可以采用游戏、自编儿歌、口诀等教学方法。利用实物、自制图片、录音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教学，使教学内容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着力于激发起儿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儿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知识、获得能力。
现在我们班的小朋友刚完成拼音学习不久，相比刚入学那会儿，能熟练认读拼音的他们，认字更快更多了。即便笔画很复杂的字，给他音节就能拼读出来。甚至还有同学，能捧起带拼音的故事书自己阅读。但也不乏有个别同学，因为拼音掌握不够纯熟，认起字来很吃力，连题目意思都很难读懂，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汉语拼音是有效的识字工具，也是教师引领小学生走进知识殿堂的先启之门。
二、直呼音节，重要的阅读之匙
低年级的教科书，采用全文注音的形式编排。一方面让学生通过朗读巩固了汉语拼音，另一方面让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进行自读实践，通过反复朗读，能把字音读正确，能把课文读通读顺，使其阅读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虽然现在的九年义务教学教材低年级的课文通篇注有拼音，但如果没有直呼的本领是无法提高阅读速度的。
如果没有直呼，低年级儿童的语言，思维能力的早期培养和发展，利用汉语拼音进行有效地阅读，说话训练都会落空。学生读出来的句子都是破碎的，不连贯的。直呼音节在低年级语文教学中显得十分重要。让学生从声、韵、调的掌握到直呼音节能力的形成，必须循序渐进，由拼读向直呼音节过渡。做到这一点，学生们才能借助汉语拼音，从一年级起就能够很好地诵读经典，博览群书，为他们将来积累尽可能多的语言材料，培养良好的语文素养及个体的可持续性的发展打下深厚的根基。掌握直呼音节的技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1）进行准确、熟练的拼读训练，为直呼音节打基础。在教学中，训练学生掌握字母的本音和韵母带调读法及声韵连读法。熟练拼读音节可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汉语拼音的一般规则，做到理解后忆，增加识记的稳固性，为达到直呼音节打好基础。
（2）重视创设语文教学情境，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直呼音节能力的重要途径。情境教学，充分利用各类具象化的教育资源，运用图片，音乐多媒体等，创设具体生动的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它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强调兴趣的培养，以形成主动发展的动因。情境教学对语文教学是重要的补充，它丰富和深化着课堂教学，深刻地陶冶着学生的语文素养。比如在低年级，拼音的四声教学中，我们可以安排故事情节。老师知道同学们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有的喜欢画画，那你知道这位小朋友喜欢做什么呢？（课件显示喇叭）接着出示音节bā，指名读音节，最后齐读音节。接着往下看：“有一天，天气特别好，这位小朋友出去玩儿，走到院子旁，看到了什么呀？”（课件显示小男孩拔萝卜）出示bá，用多种方式练读。他继续走啊走，又看到了什么？（课件显示小女孩打靶画面）再以开火车的方式练读bǎ。“一路上他看到了这么多有趣的事，真高兴，他要回去告诉爸（bà）爸。”（课件显示爸爸画面）学生学得兴趣盎然，ba的四声也学会了。
在直呼音节教学中，为了培养提高学生直呼音节的能力，一年级学生的拼音学习环境的布置也尤为重要。老师可以把一张张带彩图的汉语拼音音节卡张贴在教室的图书角上，让学生天天与音节见面，拼拼读读。
三、学好普通话的基础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语言也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给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相互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要想更好的交流，就要从小学开始学好普通话，而学好普通话的基础就是学好汉语拼音。
记得班上的小朋友，在刚上学的时候，大部分都操着一口爷爷奶奶交给他们的，有着浓浓乡音的普通话。经常在上课组词的环节分不清楚同音字。因为方言的影响，发音相近的字也分不清，就比如“玉”和“绿”一个是yù一个是lǜ，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字，有的小朋友会用“玉”字组词为“yùyè”。随着我们的学习，学生才慢慢分清一些同字音，和读音相近的字。
1、爱称：要新郎讲出平时对新娘的十个昵称，并说出昵称的由来。伴娘们要适当开发新郎的思维，引导他说出更多不为人知、又尽显恩爱的昵称，只要新娘点头收货足够十个，就可以过关。
2、爱无国界：要用十种不同语言说出“我爱你”。比如英语、日语、法语、韩语、广东话、上海话、普通话、客家话等。兄弟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即使发音不一定准确，也可以营造出热闹的氛围。
3、理想对象：伴娘们不妨把新娘的照片和其他姐妹的照片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等剪下，然后交给新郎去拼凑，看看他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拼出完整的新娘照片，如果不能，就要接受惩罚。
4、爱的承诺：宣读保证书，并签字画押！伴郎作为见证人一起签字画押！保证书内容可以包括：婚后新郎主动承担一切光荣的家务劳动；当娘子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要主动站出来充当出气筒的角色；和娘子大人逛街或出行期间，目光不得在其他异性身上停留超过3秒钟；娘子大人说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以后有了宝宝，绝对保证疼爱老婆比疼爱宝宝多等等。
（来源：文章屋网 ）
摘要：文字的工具性决定汉字要向简便化发展，同时其区别性约束文字不能太简单。汉字简化有其进步性也造成了一定的问题，但时至今日，恢复繁体字是没有可实施性的。同时，不能一味去追求简化，汉字拼音化在当前也是不可行的。
一、引言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55年，文化部和汉字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8年，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汉字字形演变的总的趋势是简化。”报告提出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二、繁简之争
20世纪50年代公布简体字的前前后后，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到1978年以前，简体字迅速在全社会推行，基本上没有受到干扰。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政府的说服和坚决推行，这可以从总理的《报告》中看出；二是中国大陆和外界的交流不多，简化字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推行和使用。
1978年以后，简化字的一统天下被打破，繁体字进入大陆的社会用字领域。社会原因有三条：
1、中国大陆的对外交往扩大与频繁。香港、澳门、台湾的人员和旅居他国的华人带来了繁体字。
2、传统文化的复苏。人们重新评价中国的古代文化，古籍出版复兴起来，用繁体字印刷的出版物大量增加。
3、书法艺术的影响。书法艺术和书法家重新受到赏识，而某些书法家又有一个癖好，那就是写繁体字。
1989年，袁晓园撰文提出“识繁写简”，主张“把繁体正字作为印刷体，把简化字作为手写体”。2008年宋祖英、黄宏、郁钧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向两会联名递交《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在2009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潘庆林递交了《关于分批停止使用简体字、恢复繁体字的提案》，提案建议：在规定的时间内，比如10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分期分批地停止使用简体字，恢复使用繁体字，即与港澳台地区使用同一种繁体字。
总结其观点，首先，使用和推行简化字的社会历史条件已不存在，简化字存在违反“艺术性”和“科学性”的问题，简体字破坏了汉字的科学体系。
其次，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汉字的简化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隔断。简化字给阅读典籍造成混乱， 割断了文化。
然后，港澳台和部分海外华人圈仍在使用繁体字，中国大陆的简化字不利于文化的普及和交流。
最后，文盲率与文字没有太大关系，简化字起不到扫盲的作用。
三、简体汉字可行性
上述理由是经不起推敲，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在今天，恢复繁体字是不可行的。
1. 文字演变科学性
首先，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简体字已经为人们所接受，恢复繁体字会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简体字繁体字使用混乱，同时将出现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就科学性来说，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流趋势，符合文字发展规律。不论哪种文字，总是有一定的形体的；不论哪一种形体，总是要发生变化的。汉字形体不断发生变化，这也是很自然的。作为世界上通行至今的一种最古老的文字，汉字起到了记录汉语的重要工具的作用。现行简化字在中国大陆推行期间，文化发展和人们交流并没有受到影响，说明简体字是科学合理的。
2. 文字简化与文化传承
其次，简化字隔断文化的传承的说法不知从何谈起。中国文化的根，是寄存在文字里更深层的思想。若论以恢复繁体字的方法来保存中国文化的根，人人都书写更古老的隶书、篆书甚至甲骨文金文，岂不是更能知晓中国文化？在此方面的第一种说法是繁体字比简体字更具象形意味。况且汉字从篆文变为隶书，对于字形上只要求便写，绝不为古体所拘。现行的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即是隶属的变相，实际上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麻烦符号罢了。要在这种符号上谈什么象形不象形，真是痴人说梦。减省之后，造字的本意自然不复可见了。但文字本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字就是这种声音的符号，只要有若干简易的形式，大家公认为某音某音的符号，就行了；什么肖形，什么表意，全是莫须有的。
第二种说法是简体字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隔断，给阅读典籍造成混乱，这更是讲不通的。现实是用简化字已经排印出版了几乎所有古书。在读懂古书的过程中，繁体字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真正构成读古书障碍的是古今汉语在词汇、语法、修辞和古今字、通假字上的差异。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是用当时的字体来继承古代文化的，我们今天当然也可以用简体字来继承古代文化。
3. 文字简化与文化交流
再者，关于两岸的统一与文化交流问题。第一，文字的统一对国家的统一的确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政治主导的前提下，汉字的统一即不起决定作用也不起主要作用。最明显的是香港、澳门目前仍在使用繁体字，但这并没有妨碍回归。海峡两岸的统一还有赖于适合的政治环境。在国际交流方面，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华人完全采用了中国大陆的简化字，联合国文件中的中文文本用的是简化字，世界上凡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们都尊重中国政府颁布的规范汉字，如果恢复繁体字将造成的影响不得而知。
由此可见，说汉字简化于书法无益的所谓书法家们对书法的历史，书法本身的认识有待深入。另一方面，只有了解汉字简化过程原理的才能对简化字提出批评，对繁简知之甚少，盲目使用繁体字难掩无知。
三、 汉字拼音化
另一方面，汉字改革的进程必须与普通话的推广相结合，简体字的简化过程并不是毫无理据，单纯以简化为目的，汉字拼音化在今天是不可行的，这种根本改变，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例如字母的选择，词类的连结，同音字的改换，字典的编纂……都非经过详细的讨论是不容易决定的。要使汉语拼音成为汉语拼音文字，还要创造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熟悉汉语拼音和能说普通话的广大群众，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切合实用的正法字，第三个条件是要获得事实上的合法地位。这三个条件也就是任何一种有现实意义的文字所不可或缺的三种特性：流通性、规范性和合法性。
四、结语
总的来说，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是带动文化的强大动力，文字不是提高文化水平的根本因素，汉字改革不会以简化字为终点，必须保证汉字发展的每一步都不能倒退，古老的中国汉字将不断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3卷 汉字改革与国语运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
[3]王世菁.中国字体变迁史简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因为声音的出现，电影开始走出默片时代，由单一的视觉艺术发展为视听综合艺术。“有声电影的革命性首先是由人声的艺术利用而体现出来的”[1]，故而作为人声造型有机组成部分的人物对白在电影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各地方言纷纷被搬上银幕或荧屏，极大地开阔了观众的观赏视野。进入新世纪，方言喜剧电影获得了长足发展。2005年小成本方言喜剧《疯狂的石头》的大获成功，使得喜剧电影中的方言元素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天地。2010年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甚至专门发行了川话版，方言在喜剧电影中的表现力可见一斑。
一、方言元素在国产电影中的应用
方言在我国电影中的使用由来已久。50年代《关连长》中的关连长说的是山东话，60年代《抓壮丁》中采用的是四川方言。从1956年国家开始推广普通话以来，方言的使用范围逐渐被缩小，以方言为创作语言的影视、戏曲作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到了80年代，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方言文本忽然崛起，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黄建新导演曾在1999年谈到：“近些年来中国电影的喜剧因素开始在各个方面出现，首先在电影中表现出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影片中台词的变化，这种变化显著地反映在80年代中后期。70年代末中国电影中的语言是脱离生活，很程式化的，实际上1985年、1986年以后中国电影中的语言才趋向市俗化，这与小说是同步的，与当时小说作者王朔语言风格的出现是同步的，小说中的语言开始影响到电影，于是电影开始说人话了，影片中的人物语言比较随意了。”[2]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采用全方言对白，片中巩俐饰演的秋菊操着一口陕西方言反复说“给呢个舌俄法”（给我个说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第六代导演，由于他们大多崇尚现实主义的纪实美学，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流派所推崇的使用自然语言特别是方言这一美学传统也为其所吸收。因此，在《寻枪》、《小武》、《安阳婴儿》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发现，方言几乎成为第六代导演作品的标志。
方言在纪实美学作品中的应用，虽然使作品更加贴近现实，但也使得影片陷入一种更加艰深晦涩的境地。相较而言，在喜剧电影或泛喜剧化的电影中，方言作为一种喜剧营构方式，更加深入人心。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2006）、阿甘导演的《高兴》（2009）、管虎导演的《斗牛》（2009）以及尚敬导演的《武林外传》（2011）等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方言喜剧电影。方言元素能够极大地增强影片的喜剧效果，这是因为喜剧电影在本文由收集整理本质上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平民化的娱乐形式，它所青睐的灰色人物、边缘人物也只有在方言环境中才能凸显其生命的底色。
二、喜剧电影中方言元素兴起的原因
（一）时代文化氛围的动力支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加速进行的新阶段，整个国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与观念重组的变革时期。在这一阶段，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语境之间同生共存，所谓“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挖掘民间通俗文化领域的素材。在文学界，王朔京味小说流行的同时，作家阎连科也在他的作品中加入河南方言，贾平凹则运用陕西方言……这些作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的有益尝试都为方言作品的大范围接受做了铺垫。然而，文学作品究其实质还只是一种文字性的展示，对于声画合一的影视艺术而言，其特有的画面系统与声音系统的有机统一性在展示民间方言文化方面，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这个多元文化盛行的时代，在人物对白设计上运用方言充分显示了影片创作者有意贴近民众的创作心态。
另外，200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第2章第16条明确规定“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可以使用方言，在政策层面上提供了方言电影发展的合法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讲，该法规的出台直接推动了华语电影“方言化现象”的形成。
（二）方言的奇观化、娱乐化走向与喜剧电影的艺术追求相契合
1.方言所能达到的喜剧效果与喜剧语言的通俗化要求相一致
早在亚里士多德学派时期就有人对喜剧语言提出了通俗化要求，在《喜剧论纲》中对喜剧的语言做了性质上的认定，认为喜剧的语言属于普通的、通俗的语言。“喜剧诗人应当使他的人物讲他自己本地的语言，应当使一个外地人讲外地语。”[3]所谓“本地的语言”和“外地人讲外地语”，就是对喜剧语言通俗化的一种基本要求。喜剧电影中的方言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对这一通俗化要求的实践。在形式方面，由于“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4]，与普通话相比，方言发音的怪异腔调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怪诞化效果；在内容上，方言本身的粗鄙直白更加贴合小人物的底层生活经历，使得喜剧电影与普罗大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加符合喜剧电影平民化的特质。
2.方言的奇观化展示与喜剧的陌生化要求相吻合
作为具有特殊地域色彩的人文景观，方言所代表的是一种贴近生活、贴近民众的民俗文化，在本地人看来相当亲切的方言交流到了外地人那里，就变为一种奇观化的展示了。相对于“整齐划一”的普通话，方言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审美亮点，它“间离”了人们原有的审美期待，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例如在《疯狂的石头》中，黄渤扮演的盗贼黑皮就说着一口地道的青岛话，在影视作品中如此大规模的使用青岛方言还是第一次，所以，算不上主演的黑皮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方言在喜剧电影中实现的奇观化展示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不谋而合。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语言的根本特性正在于“增加感觉的困难和延长感觉的时间”[5]，不规范的语言使用习惯促成了文学语言的多样化发展，这是由于不规范的语言（特别是方言）的使用有效地增加了感觉的困难，因此“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的陌生化”[6]，通过语言的扭曲和变形，受众可以因为感知难度的加大而获得更多审美。与标准化的民族共同语相比，方言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陌生”，换言之，喜剧电影中方言的出现，颠覆了原先普通话对白所造成的“审美疲劳”。我国七大方言区的方言各有特色，为喜剧电影的常新常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三）方言喜剧电影的成功经验刺激了这一领域的影视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票房与口碑的双重标准考量下，方言喜剧电影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冯巩导演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2005），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2006），阿甘导演的《高兴》（2009），尚敬的《武林外传》（2010）等都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疯狂的石头》缔造了国内小成本影片的票房神话——该片以300万的投资最终获得2000万的收益。此片的大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片中三方人物充满地域特色的“南腔北调”。可以说《疯狂的石头》开启了方言喜剧电影的另一个新时代，如果说之前在喜剧电影中运用方言主要是为了逗乐，那“石头后”时代，方言喜剧电影则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著名影评人程青松曾经说过：“第六代导演和宁浩运用方言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追求纪实美学风格，后者是追求夸张的、戏剧性的商业效果。”[7]
三、方言元素在喜剧电影中的意义指向
我们知道，对话作为影视艺术听觉内容的一部分，扩展了以造型为主的艺术可能性，加强了影视作品的表意功能。喜剧电影中的方言对白在很多方面具有明显的意义指向性。
（一）方言元素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方言具有自己特殊的发音方式，语言学家吕叔湘指出：“方言的差别最引人注意的是语音，划分方言也是主要依据语音。”[8]地域方言的不同也能体现说话者的内在性格。洪特堡说“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9]电影中的人物在用方言表达自身的同时，方言中蕴含的文化传统、历史沉淀也会作用于人物，反映出人物的内在性格特征。葛兰西曾说过，“如果说每一种语言的确包括有世界观要素和文化要素的话，那么，也就确实能够从一个人的语言中估量他的世界观的或大或小的复杂性”。[10]比如《疯狂的石头》中的“四眼”目睹其宝马车被撞后，立刻以四川话嚷道：“狗日嘞，高科技嗦，无人驾驶，没看到老子嘲（的）猜（车）子上写作（着）‘别摸我’（bmw）唾？！”，短短几句话就将一个蛮横粗野的助理形象勾勒出来。
（二）方言有助于渲染氛围，制造喜剧效果
就语言本身的喜剧含量，或者说制造笑料的空间而言，方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因其恣意的野生状态，所以更好地保存了民间文化中俏皮、活泼的精神气质，因此也就更加灵动活跃。在方言喜剧电影中，与之相对应的事件都是底层小人物的悲喜故事。影片中的主人公一出场，话一出口，整个电影的基调、故事走向就非常明确了。
例如2010年取得口碑票房双赢的小成本电影《人在囧途》，主人公王宝强饰演的资深挤奶工牛耿一出场，他那已听不出具体口音的方言使得他与说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小老板李成功（徐铮饰）便在身份上有了悬殊的差异。而后牛耿的一系列看似无法理解、不符合常人逻辑的举动其实都与他的方言表达习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电影的结尾部分，李成功搭乘的飞机又一次晚点时，姗姗来迟的牛耿在见到他后的那一句“嘿，老板！”，不仅会让观众回忆起之前每次李成功遇到他时的倒霉经历，同时也会让观众在欢笑中获得情感慰藉——小人物凭借自己的善良、勤劳也可以成就事业，这就是所谓的“大团圆”结局。
（三）方言在戏谑中消解权威，使观众获得观影
从英国谚语“一个小丑进城，赛过一打医生”中我们或许可以窥得喜剧艺术的心理治疗作用。应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悲剧和喜剧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们的传统文学中有优秀的悲剧作品，却鲜有喜剧；我们通常会从悲剧中获得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对待喜剧，往往只是一种娱乐的心理。对于喜剧而言，这种观念明显有失公允，因为优秀的喜剧作品同样根植于现实，将当下的社会事件以一种夸张或扭曲的形态呈现出来，使观众在欢笑的同时有所思考。
按照福柯的观念，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代表的是国家主流文化意志，它的使用要求规范性、整齐划一，故而也就带有明显的严肃性。相对于普通话，方言所代表的是平民的自由意志。方言在喜剧电影中承担了嬉笑怒骂的责任，对于当下的热点问题，以方言的口吻传达出来，可以视为民间言论的传播，那么于主流意志而言，这种表达民众观点的方式也更加容易接受。从观众的角度而言，“一次电影欣赏应该是一个盛大的心灵仪式”[11]，“仪式”必然有其庄重性。在影院的集体观赏活动中，在一种庄重的心理暗示下，观众看到喜剧电影中口语化的方言以一种夸张的姿态将权威意志消解，必然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补偿与。这也是电影《武林外传》上映后深受观众喜爱的原因。虽然电影将情节安置在一个古代的时空中，但片中涉及的“买房难”、“拆迁”、“钉子户”等问题，却是我们当下的现实。在片中，创作者借佟湘玉之口，用陕西方言讲出：“啥人嘛，这些贼奸商，把个房价抬高成这样，还让不让人活了。……老百姓辛苦一辈子，赚点儿小钱全部都给搭进去，得是多黑的心肠才能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这些着实符合当下人面对巨大生存压力时的心境。
四、方言喜剧电影存在的问题
虽然方言为国产喜剧电影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方言喜剧电影仍然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从影片的国内传播来看，我国地域广阔，各方言区之间存在较大的生活、文化差异，一部方言喜剧电影的出现往往会在本方言区内形成较大反响，其他地区的观众因为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而不明白此地区的幽默方式，进而很难在情感上有所共鸣。比如2009年管虎导演的《斗牛》，片中黄渤扮演的牛二通篇的山东方言就使得南方的观众需要依赖字幕才能理解剧情，观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字幕上，自然无暇顾及影片其他的艺术表现。
在“乌龙球”一词的来源问题上，现有的一些说法相互矛盾，产生了误导作用。一个最为流行的说法就是：由于粤语“乌龙”的读音与英语“own goal”的读音接近，且有“糊涂，阴差阳错”等意思，于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记者就用“乌龙球”翻译“own goal”，“乌龙球”一词便开始在媒体上出现。[1-4]这一说法确认了三点：其一，“乌龙球”源自英语“own goal”；其二，“乌龙”是粤方言词，其读音与意义均与“own goal”接近，在“乌龙球”一词中具有音义兼译性质；其三，“乌龙球”一词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以上三点中的第三点与本文探讨的问题关系不大，暂可不必追究。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权威英语工具书的解释得到印证。商务印书馆1998版《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own goal”条目有两个义项。第一个义项是：“（in football） a GOAL against one’ sown team scored （SCORE） by mistake by one of one’s own players. （足球赛中）错误地踢进自己球门的球。”第二个义项是：“a mistake that makes one look foolish，esp.a remark or action that is against one’s own interests. 自己说的或做的不利于自己的蠢话，错事，自打嘴巴。”在第一个义项上，该词语作足球用语，与目前媒体广泛使用的“乌龙球”一词的基本义对应；在第二个义项上，是以比喻方式使用的，与该词语在媒体中的修辞用法对应。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own goal”条目的解释与《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基本相同。鉴于香港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体育文化受英伦影响很大，并且其官方话为英语和粤语，因此“own goal”一语为香港媒体人和普通大众所了解，并进而被翻译为“乌龙球”而引进汉语是完全有可能的，符合该地区的语言文化环境。至于第二点，其说法则正误参半。“乌龙”跟“靓”、“拍拖”、“雪条”等都属于粤方言自行创新的方言词，“在民族共同语其他方言中都是没有的，在各地粤语中基本上都能通用”[5]。由于香港话与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广州的方言都属于粤方言的广府片，所以彼此之间的一致性非常高，两地互相之间的通话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像“乌龙”这类粤语基本词汇成员，在穗港两地使用时的意思是相同的；在香港，这类方言词语不仅活跃于口语，还经常出现在报纸以及文艺作品当中。“乌龙”通常被解释为“糊涂”[6]，在不同语境中可以灵活理解为“不负责任，漏洞百出”、“荒唐”、“搞错”、“不可思议”等等。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粤语喜剧片《乌龙夫妻》《乌龙将军》《大摆乌龙阵》《乌龙婚姻》《乌龙王发达记》等影片，故事情节夸张，多巧合、误会，人物言行滑稽可笑，笑话百出。其片名中的“乌龙”含有“荒唐”、“不合常理”、“阴差阳错”、“闹误会”、“出差错”、“搞笑”等意思，完全可以根据影片的故事情节做出最贴切的解释，却很难用“糊涂”一解了之。可以看出，粤语“乌龙”的词义内涵与英语足球用语“own goal”是相通的，用它和“球”合成一个复合词“乌龙球”指足球比赛中误打误撞，送进自家球门的球，既能充分表达原词的语义，又有浓郁的粤语文化色彩，是再恰当不过的。不过说“乌龙”与“own goal”语音接近，则与语言实际不符。表示“糊涂、阴差阳错”之类意思的“乌龙”在香港话中读 [wu55 l]，而“own goal”读[un ul]，两者音节中的辅音、元音以及整个音节的听感差异太大，语音根本不相近。显然，用“乌龙”译“own goal”，并没有兼顾语音，而只是取其意思与英语原词含义比较吻合而已，根本具有音义兼译性质。
关于“乌龙球”语源的另一个说法是认为“乌龙球”之“乌龙”与英语的“wrong”有关。金易生在《自摆乌龙・梅开二度・帽子戏法》一文中说：“‘自摆乌龙’的‘乌龙’，是英语wrong的音译词，义为‘错误’。所谓‘乌龙球’，也就是‘错误球’。本方球员把球打进自家球门，当然是一个‘错误球’了。”[7] 对于“乌龙球”之“乌龙”与英语的“wrong”有无关系的问题，熟悉香港语言状况的香港公开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教授马显慈先生予以明确否定：“‘乌龙球’不是英译外来词，假如认为这个出自粤方言区的词组，是与英语的‘wrong goal’相关，会是比较牵强的说法。”[8]马显慈所说的“英译外来词”指从英语中借入汉语、具有音译性质的词语，不包括意译词。英语的“wrong goal”是一个自由短语，即使在《韦伯斯特大词典》这样的超大型英语工具书中也检索不到，通常表示“错误的目标”，很少用来指足球中的“乌龙球”，因为这个意思是由“own goal”表示的。英语中还有一个“wrong ball”短语，是高尔夫球术语，意思是选手击打了属于其他选手的球。熟悉高尔夫运动的人都知道，在除了障碍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击打了属于其他选手的球是犯规行为，将会受罚。[9]在英语里，这个短语不用来指足球中的“乌龙球”。“乌龙球”之“乌龙”之所以被有人看作英语“wrong”的音译词，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wrong”的读音与“乌龙”在香港话及普通话中的读音都是接近的。在英语字母组合“wr-”中，“w”不发音，“r”为闪音，与边音“l”接近。汉语在翻译外语词时，一般都用边音“l”代替闪音、颤音，粤语当然如此。例如香港人按粤语将strawberry（草莓）译为“士多啤梨”，将arrack（一种洋酒）译为“亚力酒”，将dacron（一种化纤织物）译为“的确凉”。“梨”、“力”、“凉”三字在粤语中的声母都是边音“l”，均与上面三个英语单词中的闪音“r”对应。在不考虑声调因素的情况下，“wrong”的读音与“龙”字的香港话、普通话读音相当接近；若将其中不发音的“w”按其在英语单词中常发的双唇半元音来读，便与香港话、普通话中“乌”字读音十分接近。这样，“乌龙”就很容易被当作“wrong”的音译词。其次是“wrong”的“错误”义能作为理据意义，比较准确地解释“乌龙球”的词汇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乌龙球”解释为“足球等比赛中球员不慎打进己方球门的球”。把球打进自己的球门，自然是错误的进球行为。最后，“乌龙球”之“乌龙”被误作“wrong”的音译词也与香港社会的语言生态状况有关。香港长期处在英语、粤语双语环境下，汉语中夹杂英语词汇或者英语汉字音译词成为语言使用常态。一些词语汉语本有，也要借用音译词以示洋气。正因为香港人有这样的语言使用偏好，所以，人们遇到来自香港的汉语词语，往往会考虑是不是从英语用汉字音译过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乌龙球”是与英语的“own goal”对应的纯粹意译词，其中的“乌龙”是粤方言词，有“糊涂，阴差阳错”等意思，与英语足球用语“own goal”的语义相通。“乌龙球”之“乌龙”与“own goal”在语音上不接近，所以前者对后者的翻译并没有兼顾语音，不具有音义兼译的性质。“乌龙球”之“乌龙”与英语的“wrong”没有语源关系，因此把它看作“wrong”的音译词是牵强附会的说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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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易生.自摆乌龙・梅开二度・帽子戏法[J].咬文嚼字，2001（5）.
[8]马显慈.浅谈广州话词汇中的“乌龙”[A].李雄溪，郭鹏飞，陈远止.耕耨集：汉语与经典论集[C].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7.
关键词：外来词的三次浪潮 规范标准
当下外来词汇繁多，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正如新近流行的“hold住”一词。“hold”这个英文单词有“持续、保持、支持、顶住、掌握”等含义。“hold住”一词来源于香港中英混用词汇，是经过香港粤语改造后进入普通话的外来词。虽然“hold”在粤语以及其他一些汉语方言中有不同的含义和运用方法，但就其在普通话中的使用，最常见的是“hold（得）住”及其反义词“hold不住”。“hold住”在普通话中是指面对各种状况都要控制把持住，坚持，保持住，要充满自信，从容地应对一切。“要hold住”也有给力、加油的意思。而“hold不住”是指控制不住或者保持、坚持不住。“hold住”一夜之间成为网络热词，不仅在年轻人的日常交谈中会时常出现，就连媒体也频繁使用，例如，广州市南菱汇通汽车有限公司2012年3、4月的促销活动主题是“HOLD住健康，净心生活”；《扬子晚报》2012年3月2日介绍《房战》这部电视剧时以“斯琴高娃hold住争房大战”为标题。而另一外来词out进入现代汉语词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告影响的广泛性。一句“你out了”的广告语使“out”这个英语单词为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所熟知，即使是从未学过英语的花甲老人也会说“你out了”、“我out了”。“out”在英语中有“出外、在外、不流行”等多种义项，在现代汉语的运用中可以理解为“落伍”。
外族语言借入汉语的现象由来已久，早在汉唐时期就出现了汉语大规模吸收外来词的第一场浪潮。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的商品、科技传入西域的同时，西方物品也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就是表示这些物品的外来语词，如葡萄（来自大宛语badaga）、狮子（来自波斯语ser）、鲜卑（来自匈奴语serbi）等。“胡”是“匈奴”的另一种音译，所以“胡琴”、“胡杨”、“胡椒”都是外来词。西汉至隋唐时期，佛教不断传入中国，唐玄奘翻译佛经时，又有一大批佛教词汇进入汉语词汇之中，例如佛、众生、浮图等。这一时期借入汉语的词汇主要来源于西域各民族语言和印度梵语，多为实物词汇和佛教词汇：实物词汇大部分是通过音译的方式，用汉字记录当时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的事物，即使不是全部音译，也有一部分是音译成分，例如前文所举“胡椒”之例；而佛教词汇中的音译词也较多，诸如佛、魔、塔、劫等。
汉语第二次大规模吸收外来词汇发生于晚清到“五四”运动时期，有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这一时期首先吸收进来的是科学技术和实物名词，主要在物质方面影响人们；“五四”时期是大规模地借入政治、文学、文化、等方面的词汇，主要是在精神方面影响人们。这一时期接触的语言种类很多，有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等，是汉语借入外来词语源种类最丰富的时期。这一时期借入的语言最初大都是运用纯音译的方式，其中大部分政治词汇在以后的使用中都有了意译词，而原来的音译词就渐渐退出了汉语的词汇系统，例如“布尔乔亚”来源于法语，是“资产者”的意思；“理弗留里”来源于英语，是“革命”的意思。
汉语第三次大规模借入外来词汇在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直至今日，不断有大量外来词进入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之中。此次大规模吸收外来词以英语为主，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使用最为广泛。借入的词汇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随地、并且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当下人们的言语、思维方式、观念态度等等。例如聊天室（chat-room 电子信息技术方面）、高露洁（Colgate 商业品牌方面）、情人节（Valentine 社会文化方面）、克隆（clone 科学技术方面）等。基于互联网和媒体的巨大影响力，第三次浪潮中吸收进入汉语的词汇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变革深刻这几大特点，而这些特点是前两次浪潮所不具有的。在第一、二次浪潮中借入的新词，往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才可能为某一集团、或者某一阶层的人群熟知，要让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熟悉、了解甚至运用这个新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要进入普通人的日常言语、成为人们的谈资就更加漫长了。在本次浪潮中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的外来词则不同，诸如out、可口可乐、卡拉OK、网吧等等词汇，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为广大普通百姓所熟知，外来词一夜之间成为流行语的现象也不胜枚举。此次浪潮中外来字母和外文原形词的大量借入引入注目，而且规模庞大，这在前面两次浪潮中是较少见的，举例如：VCD、MP3、OK、维生素C等等。其原因除了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国家间交流频繁、信息畅通之外，国民外语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人认为第三次浪潮中等义外来词增加明显，笔者也认同对此观点。很多外来词都有一个音译词和一个意译词，而这两个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人们只是凭借个人喜好和习惯来选择运用哪一个，诸如此类的外来词有：披萨—意大利馅饼、麦克风—话筒、卡通—动画等等。这种现象在第一、二次浪潮中较少见。第二次浪潮中有很多外来词是先有了一个音译词，但是它并不符合汉语的构词规则，也就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于是人们就又创造出一个意译词，而这个意译词在后来的使用中逐渐替代了原来的音译词，如德谟克拉西（democracy）被“民主”替代、 赛恩斯（science）被“科学”替代。
面对外来词的凶猛来势，政府和学者们都在积极应对，期望能有助于汉语的健康发展。1950 年5 月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是较早成的对外来词进行规范的机构。其后政府不断成立各种机构对各种外来词进行专门的规范管理。学者们面对外来词的现象也是各抒己见。1950年出版的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是研究和探讨汉语外来词的开创之作。但是，第一部从现代汉语本身的角度研究外来词的是高明凯和刘正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这本著作提出“一词一音一字”和“二并原则”，这两项原则为我们甄选外来词提供了标准。
新时期外来词日益繁多，而且增长迅速，面对汉语中夹杂的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学者所持见解并不相同：周荐、方梦之等一批学者持谨慎态度，认为汉语中夹杂了过多的外来词，不利于汉语的健康发展，将“拟外来词”称之为“文化交流中的怪胎”；而张德鑫等学者却持宽容态度，主张接纳一切外来词，来丰富发展我们的汉语。无论我们对外来词是谨慎还是包容，当下积极付诸行动，达成规范外来词的一定之标准是当务之急。高明凯和刘正两位学者提出的原则就是规范外来词的很好的标准，我们也可以各抒己见，讨论研究，交流磋商，目的就是制定一个相对科学的标准，为现阶段亟须开展的外来词规范工作提供前提。
参考文献：
［1］ 郭剑英.一个世纪以来的汉语外来词研究［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2月第1期
［2］ 王彦锐.汉语外来词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文化性浅析［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2年6月第3期
优点：本班幼儿接触的语言活动类型有：童话故事、听说游戏、谈话活动、讲述活动、诗歌等，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较强，并且爱说、喜欢说，敢于在集体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缺点：本班幼儿没有养成良好的倾听习惯，在同伴和老师交流时喜欢插嘴，部分幼儿的词汇量较局限。
二、教学目标：
（1）能集中注意力，耐心地倾听别人谈话，不打断别人的话。乐意与同伴交流，能大方地在集体面前说话。能说普通话，能较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学习围绕一定的话题谈话，不跑题。学习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不抢着讲，不乱插嘴。继续学习交往语言，提高语言交往能力。
（2）养成先仔细观察，后表达讲述的习惯。逐步学习理解图片和情景中展示的事件顺序。能主动地在集体面前讲述，声音响亮，句式完整。
（3）在游戏中巩固练习发音，正确运用代词、方位词、副词、动词、连词和介词等，能说简单而完整的合成句，能听懂并理解多重游戏规则。学习较迅速地领悟游戏中的语言规则，并能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
（4）喜欢欣赏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主动积极地参加文学作品学习活动。学习理解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感受作品的情感基调，能运用恰当的语言、动作、绘画等形式表现自己的理解。能根据文学作品提供的线索，扩展想象，仿编或续编一个情节或画面。
（5）能仔细观察图书画面的有关细节，看懂单页多幅的儿童图画书内容，增强预知故事情节发展和结局的能力。懂得爱护图书，知道图书的构成，有兴趣模仿制作图画书。在阅读过程中初步了解汉字的由来和简单的汉字认读规律，并有主动探索汉字的愿望。喜欢描画图形，尝试用有趣的方式练习汉字的基本笔画。
三、具体措施
（1）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言交流的乐趣。
（2）养成幼儿注意倾听的习惯，发展他们的语言理解能力。
（3）鼓励幼儿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尝试说明、描述简单的事物或过程，发展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各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
（5）加强语言教育与其他领域教育的联系。
（6）教师要为幼儿学习语言提供榜样。
（7）教师作为幼儿的实际对象对幼儿语言进行指导。
茶源
唐代以前“茶”字的写法并不统一，多以“荼”字代替，茶圣陆羽在其著作《茶经》中，将荼字减一笔而写作“茶”，从此这个深入人心的汉字便步入了主流社会。茶在国际上也有着极高的认知度，其在与咖啡、可可的竞争中成功脱围而出，位居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日本、英国、斯里兰卡等地都有着悠久的饮茶历史与茶文化。
茶道
通过品茶的活动所表现出的礼节、人品、意境、美学观点和精神思想，即为茶道。中国茶道讲究五境之美，分别为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以求“味”与“心”的最高享受。日本茶道则以“和、敬、清、寂”为基本精神，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清、寂则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
茶季
春饮花茶——春天喝花茶，能缓解春困带来的不良影响。花茶甘凉而兼芳香辛散之气，有利于散发积聚在人体内的冬季寒邪、促进体内阳气生发，令人神清气爽，可使春困自消。
夏饮绿茶——绿茶属于未发酵茶，性寒，可清热去火，生津止渴，消食化痰，能迅速补充人体的消耗，振奋精神。
秋饮青茶——青茶即乌龙茶，属半发酵茶，介于红茶与绿茶之间。其本身不寒不热，温热适中，有润肤、润喉、生津、清热之效，可解秋燥。
冬饮红茶——红茶甘热，可养人体阳气，生热暖腹，增强人体的抗寒能力，还有助于消化、去油腻。冬天人的机体生理活动处于抑制状态，喝茶当以红茶为上品。
茶趣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由于人文、地理的不同，“茶”的发音有两种，在北方读作cha，而在南方则为ti。因此由中国北方输入茶的国家，其对“茶”的发音更贴近普通话发音，如土耳其语是hay，俄语是chai；而由中国南方经海路输入茶的国家则有所不同，如西班牙语的发音为te，德语是tee，英语则为tea。
茶馆
中国的茶馆由来已久，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重要场所，主要分为川派茶馆、粤派茶馆、京派茶馆和杭派茶馆，下面就由小编来为大家介绍两个中国著名茶馆：
关键词：内容型教学法 商务汉语 应用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政治影响扩大、国际地位提高，汉语在国际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中作用空前凸显，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学习汉语的需求越来越大，学习高级汉语水平的人越来越多，对汉语的专项化的学习需求越来越强烈，商务汉语也因成为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而备受关注。商务汉语由于其特有的实用性、速成性，对于实际沟通技巧的需求较之于其他的汉语教学也显得更加严格，为了适应商务汉语的这种特性，内容型教学法在商务汉语的教学中，所占地位也就越来越突出。所谓内容型教学法，即语言与内容整合式教学，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教学法慢慢受到了教育界、语言教学尤其是第二语言教学先锋人物以及领军人物的注意。1986年默汗的著作《语言与内容》发表。这在语言教学界引发了一系列热烈的讨论。人们认为这本著作的发表帮助人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不仅让人们认识到了内容型教学法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可行性，也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使用内容型教学法的重要性和便捷性。在这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广泛地将内容型教学法纳入自己的教学体系中去，并取得了大量丰富的成果。内容型教学法主张教师在讲授课程的过程中不仅要教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训练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技能。或者说，这种教学法要求教师们在讲课过程中自觉而主动地将语言内容、语言系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并在开展课堂活动时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合理开展教学活动。
一.内容型教学法的基本技巧
所谓内容型教学法，从广义上来理解就是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设置一种真实的交际活动来帮助学生获得语言技能、交际技能、沟通技巧等。这种活动可以是课堂模拟出的场景也可以是真实的一个场景。两种情况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有利弊，如果使用课堂模拟场景，那么学生比较集中、便于管理，对于老师来讲可以更好地把握课堂，更好地引导学生思路。但是缺点是这种情景设置效果不明显，如果采用教师和学生模拟场景则不能让学生接触到真正的语料，如果让学生互相模拟场景，则根本无法让学生接触到真实的交际环境。这样就使得内容型教学法和课堂模拟对话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而如果采用真实场景开展教学，虽然学生可以开展真实的交际沟通，真正地深入到社会禅境、沟通环境中区，但是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就成了问题。而且在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有时有的学生急于完成交际任务，同时又并不能很好掌握应该学会的新知识点，因而会产生畏难情绪，采取避讳原则。这样在他有限的沟通活动中，可能根本就没用到应该学会的句子。这样就与当初设置课堂活动的出发点背道而驰了。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方言现象对于采用实际场景开展活动的课堂是有一定影响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课堂为例，汉语的方言是十分丰富的。尽管普通话普及率相当高，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普通话的标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就算是采用了北京语音作为普通话的标准音，但是北京话和普通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北京话中的儿化现象特别普遍，其儿化数量远远超过汉语普通话中儿化的数量。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一次实践教学活动，学生在走出教室去和实际存在的北京人沟通的时候，就一定会接触到这些儿化现象，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两种，一是学生与人沟通时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二是可能学生根本只注意到这些儿化现象而忽略了自己这一次活动应该掌握的知识。[2]
正是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才要求组织课堂活动的教师们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而这些技巧总结起来大约有以下六点：
1.根据教学内容决定教学决策
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要紧密围绕教学内容。或者说，开展什么样的实践活动取决于本次课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模拟什么场景，采取实际场景还是模拟场景都要取决于这几科要学的东西是什么。
2.根据学生兴趣选择教学内容
适合开展内容型教学法环节的课程内容一定要是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否则在实际操作中，学生一定会采取回避原则，想方设法地回避开展的活动。比如设定的活动是到图书馆借书，学生会用“我不喜欢到图书馆看书，我不需要学习这样的句子。”这样的理由来逃避学习课程内容。所以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也是需要教师深入考虑的。
3.根据教学内容整合听说读写技能
每次开展活动之前要有一个课前准备阶段。即在让学生去实际操作之前要对自己可能会用到的句子，即学习目标有一个粗略的认识。这样学生在实际沟通过程中才会更加迅速地理解接收到的信息，也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输出信息，已达到学习的最终目的。而在这个准备阶段，听说读写这四个部分一定要整合起来进行，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交际过程中更加自如地使用所要实际掌握的内容。
4.根据课程性质选择活动开展与否
这课程选择过程中要选择那些适合开展内容型教学法的课程。仍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课程为例。有的课程介绍把字句，课文是一片大量出现把字句的短文，并没有出现实际场景和对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开展内容型教学。而有的课程是介绍如何去商店买东西，教学内容包括询问价格、讲价、询问售后服务等。那么这样的课程就适合开展内容型教学。这便是所说的选择“真实的”课文和任务。
5.根据教学需要要求学生贯穿其中
内容型教学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课前准备阶段，二是实际操作阶段，最后是课后反馈阶段。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无论学生缺少哪一个环节都是不完整的教学过程。而内容型教学法本身特点也要求每一位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无论是哪一个环节学生没有参与进来，这个教学设计都是失败的。因为三者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点来说，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会给后续学习造成困难。
6.根据课程性质选择讲解详略程度
这条原则指的是在开展真实活动之前的准备阶段，教师不要对句子做过多的解释，而是只要教会学生读音、意义就好。真正的用法要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去慢慢体会。所以不需要做太多的详细讲解，要简单直接地完成前期准备，然后让学生自己体会实际用法这样可以让学生印象更加深刻。
二.内容型教学法在商务汉语课程中应用的优点
1.丰富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学生提升沟通能力
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学习语言知识，而是要学习一门言语技能。[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教学尤其是第二语言教学中，沟通技巧、文化背景的学习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内容型教学法则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包含沟通技巧、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这是因为内容型教学法操作理念是把学生作为一个真实的交际者，放到真实的沟通环境中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仅能让学生迅速地掌握应该学会的语言知识，也锻炼了学生的沟通能力、沟通技巧。更加重要的是，在真实场景下，学生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丰富的语料，提高了学生的随机应变能力。
2.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储备，有助于学生获得更多交际技巧
开展这样的活动，学生不仅能收获课内知识，又是还会获得额外的知识。例如在开展一次实践活动中，活动设置是让学生自己到市场上买一些蔬菜回来。那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学会蔬菜的名称、简单的采买蔬菜的对话，而且在真实交际过程中还会接触到一些新的句子，比如“我家的菜更新鲜。”“刚上的货。”如果学生在沟通时遇到这些不懂的句子，他就会带着问题回到课堂中，这时候老师在略加讲解，收益会比只在课堂上学习到得多得多。
3.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有助于学生主动运用、习得新知识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有时候学生会回避学习新的难点和重点。如果这个时候用适当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给学生设定一定的任务，并且把学生放到实际沟通的环境里面去，则强制学生去记忆句子，并在实际运用中掌握相关知识点。除此之外，学生在实际交际中会接收到大量的，不同于课堂的语料。通过大量接触新鲜语料，可以让学生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学到更多更实际的知识。
4.加速学生心理转变，有助于学生内化所学的汉文化常识
而除了语言本身的知识点，在开展内容性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的交际技能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一次成功的交际绝不仅仅是言语之间的沟通，还包括语言的、文化的等诸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在实际交流中，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体会认识到之前自己焦急上的不足，认识到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有助于学生文化心理上的转变。
三.内容型教学法在商务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课堂是实施教学的主要场所，课外活动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形式，[4]就商务汉语的特点而言，内容教学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将内容教学法应用到商务汉语的教学中，可以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两个方面进行应用。
1.课堂教学应用
依据语言课的主要课堂教学环节，可以依照如下教学程序开展内容型教学法在商务汉语中的课堂应用。例如某课文的课程目标是完成商品原料采购的相关知识点。首先在课前，可以给学生播放原料采购的视频，使学生建立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教师应遵循启发式教学的原则以提问的方式导入主题，在学生预习本课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教师结合文章内容提出与学生生活有紧密联系的一般性问题，要求学生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通过讨论完成任务，各小组派代表回答问题;其次，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术语和课文内容，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并查询专业性的术语，如招标采购、询价现购、比价采购、议价采购、订价收购、限价采购等等，教师采用例证法对其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讲解并引导学生通过板书的示意图理解该篇课文的构建语篇的结构;最后，教师利用听说法和视听法提出具有综合实践性的问题使学生通过反复操练与话题有关的词汇与概念提高学生表述、理解、分析与处理商务问题的能力。
2.课外活动应用
课外活动是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以语言实践为目的的课外活动，被看做是语言教学不可缺少的辅助形式。为了使课外活动达到辅助语言教学的目的，需要做周密的设计。通过对课文的学习后，教师可以带学生到原材料市场上去，让学生切身与商贩沟通，并且要求学生使用到课堂上所学到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尽可能地使用这些句子，并且听到母语就是汉语的使用者的真实反馈。并且根据反馈开始下一个话轮。除此之外，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学到中国式的经商之道，体会到中国的市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学生遇到了新的问题，再回到课堂上与老师进行及时的沟通和反馈，则会让学生掌握的信息量增加，让学生的印象更深刻，体会更深刻，学习的效率也大大增加。
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课程内容都适合运用内容型教学法来开展课堂活动。哪些内容适合这样开展活动，哪些不适合，需要靠教师的经验和自身判断来决定。另外，采用这种方法对学生的听说能力是有极大的提高的，但是在读写方面只能靠前期准备和后期反馈这两个阶段来加强。作为一名教授商务汉语的教师，要深知自己应该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引导学生学习，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以达到教学目标。
内容型教学法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从内容型教学法兴起以来，这种教学方法为教育学、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展现了新的方法。在新的发明和方法论的指导之下，商务汉语的教学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商务汉语以其特有的速成性和目的性，适应了内容型教学法的特性，造成二者相辅相成的状况。内容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恰好满足了商务汉语的需求。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一定要灵活掌握这种方便、高效的教学方法，清楚这种教学法的利弊，以发扬其长处，使之能够更好地为课堂服务，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认识到内容型教学法的不足，在教学中避免让这些不足之处成为学生学习的隐患。对外汉语教师要确切地了解自己所教授课程的特性，实事求是地为课程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法的教学优势，同时有能力将教学法中给学生带来迷惑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Richards J C，Rodgers T S.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怎样教外国人汉语 李珠 姜丽萍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12
[3]中国文法要略 吕叔湘 商务印书馆 1956
[4]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刘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1
（一）自然环境
金河村由金圭寺和河矣城2个自然村组成，隶属大理市喜洲镇，是洱海边一个典型的白族村。
（二）人口结构与生计方式
金河村由2个自然村组成，15个生产小组，1408户，共5890人。其中男性2863人，女性3027人，0—15岁的学龄人口约1300人。金河村民族构成主要是白族、傣族、汉族及哈尼族，白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是一个典型的白族聚居地。耕作传统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耕地的不足以及濒临洱海的便利条件，村民多有选择从事渔业作为生产副业。传统的手工业主要是以编织和纺织为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
二、金河村白族社区人文与教育环境
（一）生活习俗与
白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融入了周边多个民族的文化与习俗，使得白族文化成为一种多元文化，同时保持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宗教或重要节日中有各种音乐、舞蹈和戏曲元素的参与，在吸收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白族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金河村的两个自然村———河矣城和金圭寺都是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自然村落，较多地保存了白族悠久、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白族民俗村，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金河村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面对外来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的影响，传统民族文化在青少年中有弱化的倾向。
（二）金河村学校教育概况
喜洲有13个村公所，有13所完小，金河村现有金河完小一所。金河完小占地面积约7227平方米，共有24名教师，学生共492人。其中学前班112人。全校分6个年级，13个班，除6年级3个班，学前3个班，其余每个年级2个班。24名教师中，仅一名教师为汉族，其余皆为白族。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仅有8人。教师学历以大专为主，大专学历13人，中师学历9人，仅有2人具有本科学历。教师每周学习2次，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很少。教师的缺乏也导致了一名教师身兼数科的情况，教师的工作强度增加。
三、金河村白族社区白族家庭教育价值观
通过随机的入户简易问卷调查，对白族社区家庭的教育价值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及文化选择三个维度来考察白族社区家庭的教育价值观现状。简易问卷发放对象构成情况如下表：进行问卷调查100户，涉及到金河村主要几种生计方式的家庭，由图表可以看出，农业人口在当地还是略占优势，但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雏形已慢慢形成，这个随机样本的选取结果与金河村的总体实际构成比例比较接近。
（一）教育期望
（二）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方面的调查结果如以下各表：
四、白族家庭教育价值观现状的思考
对于金河村的教育价值观现状考察主要是从教育期望、教育投入以及文化选择这三个维度中可量化的部分入手。
（一）人口文化转变对教育期望的影响
由调查结果可以看到，非农业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略高于农业家庭，农业家庭对子女未来受教育程度也开始有一定的要求，虽然这主要部分是局限于高中阶段，但是朝着更高的层次发展，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随着与内地交往的不断深入，以及本地人口的流动性加强。对于当前实际的人才选拔体制，有较高的受教育期望就伴随着对成绩的较高要求。对于学校的教育质量，部分家长，尤其是非农业家庭的家长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希望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够和其他地区的孩子一样受到较好的基础教育，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比较关心。在较高的期望下对于子女目前的成绩，总体上来说并不是非常让家长满意，感觉一般的还是占大多数。对于男女学生是否应该接受相同程度的教育，这样的问题家长主要是持有肯定态度，普遍的家长反应是，只要孩子肯读书会读书，就一定努力供孩子读书。但是如果孩子的成绩确实不行，他们也会果断的同意终止其学业，使其尽早进入社会，成为家庭中的一个劳动力。随着农村基础教育的不断加强和推进，促使了农业人口的文化转变，他们的子女逐渐脱离土地而生存，因此价值观必然与祖辈、父辈产生差别。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样的代际差别将会越来越明显。这样的变化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富于劳动力的转移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却埋下了隐患。
（二）非农产业发展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虽然从调查的数据中不能直接的反应出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但是教育投入的提高与村民收入的增加是呈正相关的。在购买课外教辅方面，普遍家庭都比较积极，有些家庭甚至会主动去购买。从家庭的藏书量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家庭对课外书的重视程度不如教辅材料，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课外书对子女发展的帮助。在学习用品的花费上每学年的花费大多数家庭大概占2．5％左右，并不会对家庭造成什么经济负担。由于非农产业的发展，乡村工业及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对人才及素质有更高的要求，与外界的交流和互动增加也使得父母逐渐意识到学业的重要性，并愿意对此进行投入，尽管现在还只是较低水平，但是不久的将来将会和内地城市没有多大差别。但从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次数以及家长对子女学业的督促来看，家长在这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