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戎马心孤单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十年戎马心孤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收尸队”的女性群体。她们刻意游走在单身垂暮、孤单无依的老兵中间，这些老兵是1949年随来到台湾的，他们离开故乡时，万万没想到自己会终老于此。

后来，政府为减轻财政困境，抑制了这批军官士兵眷属人数的增加：未满28岁不准结婚。令人唏嘘的是，撤人不仅普遍晚婚，更多军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娶妻能力。一生戎马却无法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温暖!“收尸队”因此出现：一些中年女子给这些暮年生活寂寞的老兵做起了“干女儿”，用自己的身体使老兵在晚年获得了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转而又在这个老兵圈子中寻得下一个目标。

当局为了照顾这些军人，特别成立了“退辅会”，平日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并在台湾各地建农场与相关企业，以便安顿他们的生活。这些农场早期以种果树及经济作物为主，后来多转为休闲农场。农场中还有许多矮墙小屋，一个个小房间里堆满了废报纸、破纸箱，显得拥挤杂乱，而这便是老“荣民”的家。老兵们大都顶着满头凌乱的白发，佝偻着背，他们的女人也多不年轻，没有曼妙的身材，走在大街上是再平凡不过的大婶。

台湾对这些女人“出卖身体”的行为有过许多争议。社会福利机构认为这些女人是有组织的，且动机不纯、行为不齿，曾一度请社工留意老兵的交友情况，担心他们早早被骗光财产。而一些与老兵较为亲近的人则认为，“荣民”背井离乡，青春都给了国家、战场，到了晚年有女人愿用身体弥补他们在爱情方面的损失，并得到很好的照顾，是在为国家做好事。

除了身体的抚慰，这些女人会用瓦斯炉给老兵们烹煮三餐，带他们看医生、挂号、拿药，还会陪他们去看电影，到小镇上逛街、买衣服，俨然和睦恩爱的老夫老妻。老兵们也会时而给女人买点首饰，使得彼此间有了“爱情”的感觉。

这群女人看中的是什么

关于“收尸队”的新闻，向来是负面大于正面。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十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

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冲着他的钱去的，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了两三年。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便有了防备之心，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但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原封不动”的证件只是些复印品。

妻子有天说，来台三四年了，想让王士龙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间，妻子说有事先回台湾，等他再回台时，走进公寓楼，门卫告诉他房子新主人已经^住。

这些陪伴老兵的女人，确实都是有所图的。也有一些新闻揭示了她们的“不负责任”：有位女伴没在家伺候老伯伯洗澡，出去唱了一天的卡拉0K，回家时看到老伯伯已经冻死在浴缸里。

曾在“退辅会”担任课长的意玲说，虽然每个部门都有保安或紧急联络人，他们公职人员每年还是总有几回轮班住在办公室。因为年老的“荣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因生病无人照顾，送医院又必须要亲人签字手术，而他们在台湾又没有亲人，所以许多老人都会选择自杀。这样一来，意玲说，他们公职人员得随时留守办公室处理意外一多是半夜赶赴医院，替老“荣民”处理住院、开刀事宜，甚至是送终。

最后的“女人香”

其实，老兵们都没有后人，一般在临终前，都会心甘情愿地把所有财产留给最后的“女人香”。有些女人“有了钱”，已经不用再工作，当起了包租婆，有好几间店面出租。有位老兵说：“她愿意照顾我，我很感激呀!大半辈子都一个人生活，突然有人陪着吃香喷喷的热菜、热饭，真好呀!”

50来岁的阿玉是几年前经姐妹介绍加入“收尸队”行列的。她有过短暂的婚姻，单身后在男人间“流浪”，迈入中年后仍未步入婚姻且无子女，中坜老旧村里仍有不少“荣民”老伯伯，她的一个姐妹替她介绍了一位退伍上校。从此，她的生活是这样的：陪他上医院挂号、拿药，到银行排队办事，邮局寄信，到市场买菜，陪着他打麻将，晚上一起看电视。偶尔也从他那儿拿得一些零花钱。

她有很多相识的“同行”姐妹，都是来自台湾各角落的中年女人，单身离异、无正式工作，有的是保险公司保险员，有的是看护，有的是四处打零工。她们为什么要加入“收尸队”?阿玉说：“每个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谁比较有良心而已。”

有些女人一心一意服侍一位终老，有些女人却习惯l生脚踏两条船。但无论她是哪一种，老兵们都不会介意。他们一生都没有过女人，没有过家庭，晚年有女人陪伴，即使知道她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遗产，他们依然珍惜短暂的情感生活。

而阿玉，总感觉自己是骗子。她说：“有些女人还会主动给老兵们买伟哥，但他们身体根本承受不住。还有些女人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脏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却常给他们吃大鱼大肉，不发病才隆。”对这个群体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动断绝了和上校伯伯的联系，悄悄地搬了家。阿玉听人说起过，上校伯伯还到她的住处去找过她。

凋敝“红包场”

从19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歌女，她们穿着艳丽华美却不合时尚的礼服，在台上高歌《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茶资从50新台币到现在的300新台币，可以坐一天，观众都是老人家，其中大部分是老“荣民”，结伴一起来听歌，就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歌手们多是来自大陆，有的已经50多岁。很多是通过婚介公司来到台湾，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到“红包场”来是为赚些生活费；也有歌手是老兵妻子，下班了褪去脂粉，苍茫月色中坐上公车，回家照顾老伴；还有的是假结婚一自己掏钱给假结婚的男人，以获得保障她合法在台湾的身份。台湾户政方面也查过假结婚的事件，提问时会涉及男方的生活爱好及其隐私，以辨明婚姻的真假。

这些歌手都没有固定收入，靠红包抽成，还得付给歌厅固定的费用，所以红包多少就决定了她们的薪水。为了增加收入，西门町一家肯德基I]店附近，甚至还成了女歌手与老“荣民”私会或者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