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4: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汉语与文学基础，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知识，使得古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
师范院校在讲授古代汉语常识时，应尽量联系中学文言文的例子，这样，学生学起来觉得熟悉，既温习了旧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联系中学文言文知识的时候，应注意把中学相关文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例如中学课本《山海经•夸父逐日》对“夸父”的解释很简单：“夸父，古代神话人物”，但在《核舟记》中对“虞山叔远甫刻”的注释则为：甫，通“父”，男子美称，多附于字之后。在学习古代汉语文选《夸父逐日》时，则应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中学已有的知识串起来，进一步说明“父”的用法，既要说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称后面的美称，又要说明此用法又常写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学课本有，而大学教材没有入选。这时教师在讲授古汉语课程相关知识点时，应联系中学学过的旧知。如《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学教材对“扑朔”的解释为：“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动弹。迷离，眯着眼。”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知识点“古无轻唇音”时，就可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列举其他几种观点，相互比较，从而深化认识。据刘成德先生概括，对于“扑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1）兔走足缩之貌（张玉谷《古诗赏析》；（2）跳跃貌（余冠英《乐府诗选》）；（3）扑腾，乱动的样子（北大中文系编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4）貌蓬松的样子（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尔雅》郝懿行义疏指出，“扑朔”与“扑、扶疏、朴簌”同一语源。树木丛生的样子为“扑”，枝叶丛生的样子叫“扶疏”，鸟兽的羽毛丛生的样子为“扑簌、扑朔”［7］11。对一个初中的学生来说，从语境出发，从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这恐怕是中学教材采用这种解释的原因所在）。但从语源的角度看，显然，朱东润的解释是较妥当的。这样，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新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在讲授古汉语修辞方式时，也可以多联系中学文言文内容。上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句的修辞也可以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句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这才难以区分雄雌。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联系下文“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讨论，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讨论是在中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又比如在讲授古代汉语中有关对仗的知识时，不妨联系高中语文第二册《滕王阁序》课后练习。该课后练习五指出：“课文中有很多对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种‘当句对’的句式，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学习新知，与已有知识相联系，可以使得学生对对仗的基本类型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四、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时，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
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这样，才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以前学过的知识。对于教师来说，能更好地把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衔接起来。例如：中学课本对辛弃疾《西江月》“听取蛙声一片”的解释———取，助词，用在动词后表示完成，可释为“得”、“着”。古汉语教材未选辛弃疾的这首词。但是在讲授古汉语的词类知识时，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即古代汉语教材为什么没有涉及“取”的这类用法？这就关系到古代汉语课程的研究对象，更涉及汉语语法史的相关内容。古代汉语课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文言”，而这种“文言”中“取”是没有时态助词用法的。时态助词在汉语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9］86。适当补充汉语史的基本知识，让学生建立语言发展的观点，既深化学生的认识，也使得古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师，不仅要对大学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做到心中有数，也要对中学文言文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要求了然于胸。国家教委师范司颁布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古代汉语课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并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10］23这也要求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师，不能只顾自己的教学体系而无视中学文言文实际。据柳士镇先生统计，以2003年人教社中学课本为例，课内外合计，中学阶段学生接触到的古诗文总数约在250篇（首）以上。中学这么多的古诗文学习内容，理应成为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很好的铺垫［5］13－14。因而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师对中学文言文有哪些篇目、中学生已经掌握哪些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应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将大大有助于古代汉语教学，才能真正把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也有助于提高师范生将来的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总之，我们所说的衔接是多角度的衔接，既包括文选，也包括各个知识点。由于学习的层次不一样，中学、大学选篇重复的毕竟不多，更多的是二者不重复。如文选篇目重复，我们固然可以做全方面的衔接；如篇目不重复，但一些知识点属于同类型的问题，也应做到有效衔接，如尽量联系中学学过的例句和知识点，在相关通论或在讲评文选时加以拓展。不过，完全不同的知识点，则不必强做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高校现有的古代汉语课程不仅没做好与中学文言文的衔接，在古代语言文化类课程内部科目的教学内容的衔接方面也有问题。例如，“古代汉语”有相当的篇幅介绍训诂学、古文字学的知识，但在教学实践中，人们很少考虑古代汉语与训诂学、古汉字学相关内容的有效衔接，容易造成重复学习，浪费时间。此外，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跟古代文学、古代文学作品选等相关课程的衔接也值得我们关注，许多篇目古代汉语学了，古代文学课程再学，作品选课程还要学，既造成学生厌烦，也造成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应成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关注的一个要点。注释：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和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全国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广泛采用的教材，因此本文的讨论以这两套教材为主。同样，人教版中学语文影响最大、运用最广，我们在说明中学文言文教学时，即以人教版教材为讨论对象。
作者：何亮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中古汉语；汉语史；语料库；分词规范；切分原则；词类划分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3-0136-07
近20年来，中文古籍语料库为包括汉语史在内的诸多学术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由此激发了学术界对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问题的浓厚兴趣，到目前为止，投入使用的或正在建设的中文古籍语料库已达数十种之多；从技术层面看，早期的语料库比较简单，主要是将纸质文献输入计算机，利用较简单的检索软件进行文本搜读，为研究者提供字、词、句方面的例证及其具体语境，习惯上称之为平面型语料库。随着超文本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XML文档数据库，实现了传统语言学工具书的多层级组合检索。但是，现有数据库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基本上只能用来阅读或搜寻文本，很少添加词性、义项、语法地位等比较复杂的语言学信息。为了满足实际研究的需要，国内逐步开始建设深加工的古代汉语语料库。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加工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研究”为依托，展开了中古汉语语料库的研制工作。建设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就其中的语料选取、词语切分及分词规范等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语料的选择
无论是不作标注的生语料库，还是添加各种标注的熟语料库，语料的选择都是影响语料库质量的重要因素。概而言之，语料的选择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考量：选取怎样的语料、怎样选取语料。前者指的是选择语料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后者偏重于选取语料的具体操作过程。关于语料选择的一般性原则，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共识。结合这些共识，在全面考虑中古汉语及中古典籍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选取语料的四条原则，进而确定了进入语料库的中古文献。
第一，语料样本的代表性。
首先，所选语料能够反映汉语史特定阶段的基本特点，对中古汉语语料库而言，所选语料必须既能从整体上反映中古汉语的真实面貌，又能展示中古汉语局部的各种较突出的特点。众所周知，中古汉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系统，各阶段的口语是通过书面语体现出来的。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包含着不同数量口语成分的书面语。口语化程度较低的文献以史书为代表，语言风格较典雅规范，夹杂了少量的口语用法；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文献主要是部分汉译佛典、笔记小说、尺牍作品、俗文学作品、医农杂著等。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献又有各自的语言特色，词汇方面尤为突出。语料库中的文献必须充分展现所有类型文献的词汇、语法特征。换句话说，对语料库中全部或部分语料进行研究之后，其分析结果可以概括为中古汉语整体或某一指定部分的语言特点。
其次，所选语料在汉语史领域受到普遍关注，同时对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中古汉语语料库的目标用户是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学者群，主要用于中古汉语词汇史、语法史研究，也可用作上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的辅工具。因此，语料的选取虽然无法囊括所有的中古语料，却必须覆盖中古阶段各种类型的语料，以满足汉语史领域内不同层次、不同旨趣研究者的实际需要；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中古汉语语料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级重大课题之一，未来的使用者不能仅局限于汉语史领域，还需要为中古时期史学、考古学、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等相关学术领域提供值得信赖的原始材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选语料必须是受到各个领域高度重视、应用极为广泛的文献。基于上述认识，中古汉语语料库以官修正史作为最重要的语料类型；同时遴选了一定数量的汉译佛经文献，代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中古作品；以部分笔记小说、杂帖作品、南北朝诗歌代表中古俗文学作品；以《齐民要术》、《肘后备急方》等代表各种专门文献。这就基本覆盖了中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文献类型。
第二，文本类型的平衡性。
一个语料库是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关键在于其中的语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现实语言相吻合，既能宏观反映最重要的语言规律，又能微观展示尽可能多的语言事实。汉语史上的语言现象、语言事实主要是通过历代文献体现出来的。选用多少语料样本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语言特点，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标准。因此，只能根据对中古汉语的总体认识、以往的建库经验进行主观判断，大致确定各种类型文献的比例，尽量保持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平衡性。中古汉语的基本特点是，大多数文献以文言为主体，掺杂着或多或少的口语成分；部分文献显示了古白话的兴起，包含着大量的口语用法；纯粹口语化的文献在中古阶段虽然逐渐增多，其绝对数量却难以同文言作品并驾齐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语言存在较大差异。与这些特点相对应，中古汉语语料库中的文献，最重要的类型是代表文言系统的正史作品，入库文献7种，总字数约350万；第二是包含较多口语成分的子部作品，如汉译佛经、中土佛道作品、笔记小说、诗歌等，入库文献近30种，总计约300万字；第三是强调实用、口语性较突出的医农杂著等，入库文献3种，约30万字；最后是具有一定口语性、语言风格与传世文献存在较大差异的出土文献，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文献、魏晋至隋唐的碑刻文献等，约80万字。从入库文献的字数统计看，上述四类文献在入库文献中所占比例大致为46%、40%、4%、10%。
第三，语料之间的关联性与区别度。
任何大型语料库都不可能囊括所有文献，如郑家恒所说：“不管语料库规模多大，建立时经过多么仔细的设计，都不可能覆盖语言的所有现象和模式，也不可能准确地按比例表示这些现象。”因此，语料库规模的扩大固然很有意义，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为关键的是语料是否具有代表性，就文献样本的选取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同类文献保持一定的关联度，有利于提供足够的语言研究信息。语言研究不光需要说明语言中存在着什么样的语言事实，还常常需要掌握这些事实的出现概率。频率统计目前已经成为中古词汇、语法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数据统计、定量分析的物质基础就是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因此，中古汉语语料库不仅应该覆盖中古绝大多数词汇、语法现象，而且每种特定语言现象在语料库中的频率也应达到一定数量，才能为各种角度的定量分析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根据这样的现实需求，中古汉语语料库中，篇幅较大的语料至少需要选取两种以上的同类文献，如官修正史、汉译佛经中的律藏作品等；篇幅较小的语料则需要较多的同类文献，同时应尽量避免那些题材过于冷僻、中古阶段难以找到同类文献的语料。较典型者如中古阶段的医农杂籍，往往只有一两种题材相同的作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在相近时代的文献中遴选同类性质的作品。以唐人韩鄂《四时纂要》为例，据缪启愉考证，成书约在唐末五代初，这在汉语史上已属于近代汉语早期，超出了中古汉语的范畴，但存世的中古农书只有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了保持入库语料的平衡性，只有考虑将《四时纂要》增补入库。
其次，不同文献保持一定的区别度，以保证对语言事实足够高的覆盖率。中古汉语语料库如同其他语料库一样，需要为中古汉语研究提供丰富的中古汉语词汇、语法样本，虽然难以覆盖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的所有模式，也无法按照准确比例表示中古汉语各种词汇、语法现象，但为了尽量接近这样的目标，其中的文本必须包含中古汉语研究所需的各种类型语料，不能让任何一种文本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从语料库建设的操作层面看，无论人工操作或机器操作，增加同类性质的文献较容易扩大语料库规模；相反，语料库中文献的区别度越大，操作过程越复杂，难度就会随之增加。但对一个深加工的语料库而言，显然不能过分看重语料库的规模。为了贯彻这一原则，中古汉语语料库以传世文献中的正史作品、佛经作品为主体，也选取了一定数量的笔记小说、文学作品，兼顾了医书、农书等专门性较为突出的文献；从语体角度看，比较典雅的文言作品占了相当大比例，也包含较口语化的白话作品，还吸收了整体语言风格与传世文献存在较大差异、能够体现不同类型文献之间区别度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等作品。
第四，入库文献的特色性。
如前所述，国内已经研制了多种古代文献语料库，部分语料库使用得相当普遍，如四库全书电子版、国学宝典、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大正藏全文检索系统、汉籍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等。由于研究旨趣、使用对象不同，各语料库在选取入库文献时均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如：国学宝典的文献较驳杂，以古代语料为主，兼收部分现代语料；大正藏检索系统、二十五史检索系统分别以佛教典籍、官修正史为主体；汉籍检索系统收录了先秦至民国的经史子集文献；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了民国以前的历代名著及各学科基本文献；龙语瀚堂系统收入了部分出土文献。这些语料库中的文献既有大量重叠，也都有一些罕见于其他语料库的特色文献。得益于此，古代典籍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为包括汉语史在内的众多学术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到目前为止的古代文献语料库，基本上以传世文献为主，其中绝大多数为刻本文献。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中古汉语的实际面貌，中古汉语语料库除了传世文献外，增加了部分出土文献，主要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汉魏六朝至隋唐的碑刻文献，还收录了以六朝杂帖作品为主的未见于其他语料库的部分抄本文献，这两部分文献共80多万字，对于中古汉语研究来说，数量已相当可观。这部分文献由于未经整理，以往很少有人涉足，语料价值基本上没有得到利用。中古汉语语料库的收录、整理，可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基于上述原则，本课题组分批次确定了下列入库文献：（1）官修正史：《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2）汉译佛经：《中本起经》、《杂譬喻经》、《撰集百缘经》、《生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十诵律》；（3）中土佛道作品：《高僧传》、《洛阳伽蓝记》、《经律异相》、《法显传》、《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太平经》、《神仙传》；（4）笔记杂著：《论衡》、《列子》、《西京杂记》、《抱朴子内篇》、《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水经注》、《幽明录》、《冥祥记》、《殷芸小说》、《拾遗记》；（5）诗歌杂帖：魏晋南北朝诗歌、魏晋南北朝杂帖；（6）医农典籍：《齐民要术》、《四时纂要》、《肘后备急方》；（7）出土文献：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汉魏至隋唐碑刻文献。除上述语料外，还有部分文献处于遴选阶段，会分批次增补进去。中古汉语语料库最终的原始语料共约1000万字，语料库总库容预计将达1600万字。
二、词的切分及分词规范
对于标注词性、词义、语法地位等多种语言研究信息的熟语料库来说，词的切分是所有标注工作的前提。所谓“词的切分”，是指按照特定的规范，对汉语中连续的字串进行切分并重新组合成词串的过程，这是中文信息处理有的基础性课题。英语文本中，词（word）与词（word）之间存在“空格”这样的自然分界符，词的辨识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障碍；汉语文本则以汉字为书写单位，一个接一个地按句连写，词与词之间没有形式上的界限标记，难以简单而准确地辨识；就其本身而言，汉语的词缺乏形态变化，不具备纯客观的切分条件。因此，任何一个标注型汉语语料库，都无法回避“词的切分”这一关键问题。
相对于古代汉语来说，现代汉语的情况较为简单。切分词的时候，往往可以借助比较一致的语感做出判断；基于现代汉语的各种语法规则也相对明晰。因此，现有的各种现代汉语语料库，通常采用基于词典的机械分词方法：依靠语感及各种现代汉语词典，事先编制一个词表，贮存在电脑系统中，处理入库文本时，根据这一词表进行比对及判断[4]，虽然还存在着词表中未登录词的识别、歧义词语的判定等问题，但总体而言，电脑系统自动切分之后，通过人工干预进行校正，足以得到普遍认可的结果。词表制作的理论基础是199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GB/T13715-92），部分学者根据语料库的操作实践对这一标准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释、说明。总体上看，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加工已经有了一整套科学性、通用性较高的分词规范。源于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这套分词规范，也为古代汉语语料库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又有着显著差别，在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过程中，词的切分不可能照搬现代汉语的做法。古代汉语中，对词的切分及标注存在较大影响的词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词类划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比较通行的语法体系中，词类数量有种种不同说法。《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将汉语的词划分为11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大学语法教科书一般分为12～14类，黄伯荣、廖序东分为14类，胡裕树分为13类。部分语法著作划分得更细，如熙分17类，郭锐分19类。古代汉语词类相对少一些，《马氏文通》分9类，之后各种语法体系通常增加1到2类，如殷国光分1l类。针对古代汉语的具体情况，往往还会在较复杂的词类下面细分若干小类，如郭锡良把代词分成了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无定代词4个小类，副词分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等6个小类。此外，古代汉语中还包含较普遍的兼类、活用现象，同样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第二，词和词组缺乏客观性的判断标准。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困扰汉语词汇研究，至今未得到圆满解决。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序言较早提出这个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王力、吕叔湘、林汉达、孙常叙先后提出了一些区分词和词组的具体方法。80年代以后，这方面研究更加深入。刘叔新提出“准词”概念以指称那些处于从自由词组向词过渡的中间状态的语言单位。也有不少学者讨论古代汉语中词和词组的界限，张永言提出以词的分离性为主要标准、以结构的整体性为补充标准、以意义的整体性为辅助标准；殷国光提出“过渡词”之说，与刘叔新的“准词”可谓殊途同归。这些研究对中古汉语语料库中词的切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而言之，学者们对辨别词和词组的方法达成了几点共识：（1）扩展法：能插入其他成分进行扩展的是词组，反之，是复合词；（2）词组的意义能够通过字面综合出来，复合词的意义则不能通过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而得出；（3）词组的构成成分能够颠倒次序，复合词则不能；（4）词组的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复合词的内部结构比较紧密；（5）组成成分里有粘着语素的，一般是复合词。成分都是自由语素的，结合其他条件来辨别是词组还是复合词。这些方法基本上可以解决现代汉语中词和词组的界限问题。用于中古汉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中古阶段相当多的词语经历了从自由词组到词的凝固过程，中间确实存在亦此亦彼的“准词”状态。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词，这个渐进的过程何时完成，虽然有时可以借助工具书，并综合其特定时期的出现频率以及上下文语境做出初步判定，但在更多情况下，这种判定仍然存在很大的难度。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汉语词汇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短时间内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中古汉语语料库主要是为学界提供一个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的语料平台，其中的大多数词语，学术界并没有太大争议；本课题组无意也不可能对词类划分、词的切分等问题得出终极性结论；组内成员从较优秀的硕士生到博士生再到专业教师，学术修养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符合语言学基本要求的、便于组内成员具体操作的规则，前者保证语料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后者则使整个课题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经过长时间反复讨论，课题组内部大致形成了下列共识：
第一，词类划分采用汉语史学者普遍认可的、比较容易操作的标准，共分13类。与之相对应，建立一套面向中古汉语语料库的、规范的词类标记集，以减少数据转换的麻烦，所划分的词类及其标注符号为：名词（n）、动词（v）、形容词（a）、数词（m）、量词（q）、代词（r）、副词（d）、介词（p）、连词（c）、助词（u）、语气词（y）、叹词（e）、拟声词（o）。需要说明的是，这套词类划分及其标记集，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古汉语语料库数据交换过程中词类标记的统一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并不能看作中古汉语词类的规范，也不妨碍对古代汉语词类的深入研究。此外，随着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的发展，将来必然会对现有的词类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因此，这个词类划分及标记集，应该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我们的思路是，借鉴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做法，对部分较为复杂的词类预设出若干小类及相应的标记符号：名词之下，预设了专有名词（np）、普通名词（ng）、时间名词（nt）、处所名词（ns）、方位名词（n1）；动词之下，预设了助动词（vu）、趋向动词（vd）、系动词（v1）、不及物动词（vi）、及物动词（vt）；形容词之下，预设了性质形容词（aq）、状态形容词（as）；数词之下，预设了基数词（mc）、序数词（mo）、助数词（mu）；量词之下，预设了名量词（qn）、动量词（qv）、时量词（qt）；代词之下，预设了人称代词（rh）、指示代词（rd）、疑问代词（rw）；助词之下，预设了结构助词（us）、动态助词（ua）、语气助词（um）。这一处理方式，基本上解决了中古时期的个体词语在现阶段语料库中的词性问题，也为将来的细化分类及研究留下了足够空间。目前，为了使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用来满足特定知识检索的需要而设立的专有名词外，各个词类之下原则上不再划分次类。这样的词类划分体系，是根据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的具体情况，对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的词类划分、中古汉语词类的固有特点进行折中的结果，虽然带有一定的杂糅色彩，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语料库建设的可操作性。对于中古汉语中较为常见的兼类、活用现象，遵循“依句辨品，，的原则：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确认其词性；典故词、成语等不予切分，同样按照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标注其词性。
第二，以分词单位作为中古汉语语料库的基本单位。分词单位包括中古汉语阶段全部的词和少量使用频率及凝固程度较高的词组。这个概念借鉴了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避免陷入词和词组的争议。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分词单位通常比界定词或词组更容易把握；也有利于解决本身相当棘手、词汇语法研究较少关注的专有名词、专名词组、成语、习语等问题，同时便于系统软件对规则的理解和应用。
第三，分词单位的成员主体是词。关于词的切分，按照下列步骤依次展开：（1）分离出《汉语大词典》包含中古用例的所有词条及其义项，初步建立一个中古汉语词语义项数据库。（2）分离出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董志翘、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中收录的词语及其义项。由于我们的义项库属于动态数据库，下一阶段还将陆续分离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词研究》、张永言《世说新语辞典》、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李维琦《佛经释词》及《佛经续释词》等断代研究或专题研究成果中的词语及其义项，并密切关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专业期刊，及时梳理中古词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剔除上述成果中与《汉语大词典》词语、义项数据库重合的条目，其余条目分别补人数据库，从而建立起中古语料库专用的中古词语义项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在建立专用义项库的过程中，在词条的立目、义项的分合、释义的表述等方面，必然遇到大量的《汉语大词典》与其他工具书、学术论著不尽一致的情况，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汉语大词典》为主要标准，其他工具书、论著的成果则主要用来弥补《汉语大词典》的某些不足，如增补《汉语大词典》失收词条、纠正比较明显的释义错误等。当《汉语大词典》与其他工具书义项分合不一、释义差异较大的时候，同样强调以《汉语大词典》的义项设立、释义表达为主要标准，尽量避免过多地陷入具体问题的争议之中。（3）确定分词单位时，坚持适当从严的原则。具体切分时，每一个切分出来的词语均需与中古汉语词语义项数据库中的词条进行比对，以确认是否成词。凡义项库中未登录的词语，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同义复词、专业性较强的行业术语、代表地名或人名的专有名词，经组内专家与理论组（本项目的子课题组之一）集中讨论，共同认定其性质。排除了误切的条目之后，将确认无误的条目补充到义项库中，同时以备注形式逐一添加统一标识。为将来建立未登录词数据库积累原始数据。同时强调不能因为中古词语义项数据库收录了某个词，就把文本中同一形体的语言单位机械地认定为分词单位。
第四，为了尽可能地保持一致的切分标准，制定了若干比较具体的分词规则：（1）除专名词语、外来词语外，由四个以上音节构成的词组，一律不作为分词单位，必须予以切分；四音节的语言单位，如果结合较紧密、使用频率较高或者存在增义、转义现象，一律视为分词单位不再切分，理论上视为分词单位中的词组。（2）来自异族语言的音译外来词，不予切分。（3）“阿、第、有”后加单音节名词构成的词或词组，不予切分；“头、子、然、复、如、尔”前加单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连词、副词构成的词或词组，不予切分。（4）普通名词：结合紧密，分开后如果违背原有组合意义的名词性词组，一律视为分词单位，不予切分。一年的十二个月份，一律作为分词单位，不予切分。民族名、国名、地名中的“族、人、国、郡、州、县、邑、城、里、江、河、山”等，单独划分。只有两个字的民族名、国名、地名，一律不予切分，如：《世说新语・言语》“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中的“洛邑”指洛阳城，视为一个分词单位，不予切分；《洛阳伽蓝记・凝玄寺》“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中的“洛阳城”切分为“洛阳”、“城”两个分词单位。帝王年号与后边的附加成分，一律予以切分，如：《高僧传・神异上・竺佛图澄传》“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中的“永嘉四年”切分为“永嘉”、“四年”两个分词单位；与此类似的“永嘉末”、“永嘉中”、“永嘉之初”等，同样应予切分。（5）专有名词，以《世说新语》的语料为例：人名、表字、封号、谥号、职官名，均作为分词单位，不予切分；与姓氏连用时，也看作一个整体，不予切分。如，李膺、李元礼（李膺，字元礼），王安丰（王戎，封为安丰侯），晋文王（司马昭，死后谥文），裴令公（裴楷，曾任中书令），陈太丘（东汉陈，曾任太丘长），祖光禄（祖纳，时任光禄大夫），桓常侍（桓彝，官至散骑常侍），王丞相（王导，曾任丞相）；尊号也不予切分，如，郗公（郗鉴，曾任司空、太尉等职）；含有地名的封号、职官名，其中的地名应予切分，如，扶风王（扶风，郡名），荆州刺史（荆州，州名）。（6）动词：动词前的否定副词，一律予以切分。动词与趋向动词结合的词组，一律予以切分。动宾结构、动补结构的词或词组，中间如果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应予切分。可否插入，原则上根据中古文献中有无实际用例进行判断。如：《高僧传・译经上・摄摩腾传》“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中的“游方”，《汉语大词典》虽然已经单独立目，但中古文献的很多用例中尚未完全凝固，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基本意思保持不变。《颜氏家训・兄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根据《颜氏家训》的用例，原则上将南北朝文献中的“游方”视为应予切分的词组。单音节动词后加“为、作、成、得、至”等成分的动补结构，使用频率、凝固程度较高的，可以作为一个分词单位，不予切分；反之，则予以切分。（7）形容词：两个单音节形容词并列且改变词性的，一律不予切分。（8）数词：数词和量词一律切分；数位词一律不予切分。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2 ― 0160 ― 02
古代汉语课程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阅读古籍能力，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然而，由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理论性较强，距离今天时间久远，内容比较枯燥，教师教学困难，学习不愿意学，教学课堂死板成为目前古代汉语教学的普遍状况。尤其是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古代汉语教学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一、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1.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普遍使用的是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采用繁体字，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文选中所选文章都是有代表性的历史名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全书注音、释义准确，成为大多数高校首选的古代汉语教材，但是由于教材是1962年出版的，使用年代较长，教材修订相对比较滞后，文选部分与中学教材重复部分较多，如《左传》的《段于鄢》《烛之武退秦师》等篇，学生在中学阶段已学过。文选中有些字词注释较模糊，通论部分有些难理解的概念如古今字、异体字的讲解也较少，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近年来教材对新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知识相对陈旧。
2.课堂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枯燥，从目前教学情况来看，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的讲解多是逐字逐句讲解，字词解释都是根据各种参考书的解释，古汉语通论部分纯理论的讲解更为枯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兴趣不大，觉得教学内容枯燥，古汉语的术语难以理解，对繁体字书写的课本产生畏难情绪，感到沉闷、乏味，久而久之就产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厌倦感，加上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学生认为古代汉语实用性不强，远离现实生活，对今后就业关系不大，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古代汉语存在的价值充满怀疑。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古代汉语目前的教学方法主要采取“满堂灌”的填鸭式授课方式，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忽视课外学习的作用。虽然教学手段上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也不过是课堂内容是从板书到PPT的转变，与传统的授课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学生只是在把PPT拍下来，考试前再突击学习，课堂教学中缺乏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和探讨。学生的上课积极性不高。
4.学校不够重视。在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一些高校单纯重视学科的应用，将传统的语言类课程逐渐削减，甚至取消了《语言学史》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古代汉语的课时量也逐渐减少，这与古代汉语课程的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极不相称。
二、提升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的策略
针对古代汉语课程尴尬的处境和学生学习的现状，面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的需求，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需要进行重新调整，教学工作要改变当前的传统的填鸭式授课方式，应转移为注重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应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以及语言的理解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针对目前的教学现状，提出以下改革的策略。
1.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教学计划，要突显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的地位，同时教学计划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文应用能力。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要针对教学大纲进行合理的拓展和补充，教学过程中可将文选、通论相结合，分章节教学，课程讲解中要注重与现代语言生活相贴近，教材所选文选篇目较多，教师可重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中小学教材学过的篇目可不再讲解，教师未讲的篇目可作为课堂作业布置给学生。
在讲文选部分时，可以将古代文史知识融入文选部分的教学中，从字词的讲解扩展到对古代的思想文化的讲解上，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讲好字词，又要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结合起，利于学生理解，将生涩难懂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引入相关历史背景知识和文化地理知识，提高学生的兴趣。如《论语？公冶长》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就可以讲解古代的车马的称谓，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两匹马拉的车称为骈，三匹马拉的车称为骖，四匹马拉的车称为驷，古人乘车以左为尊。《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这不在于说他有四千匹马，而在于说他有一千乘车。
通论部分的教学内容包括词汇、语法、诗词格律以及常用的字词典等内容，内容较广，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整理，在语法教学如“判断句”、“否定句”、“疑问句”的讲解时可注重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规律。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提高古今贯通的能力，密切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培养学生运用古汉语的知识解决现代汉语中遇到的问题，现代汉语也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
2.在古汉语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利用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建议配合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使教学内容更形象丰富，在教学方法上，要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等，在课堂中提高学生主动参与性，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在课堂中，教师可以提出某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者布置一些小论文让学生在课堂外完成。如在讲解古今感彩的不同的几种情况时，教师可以先举例让学生说明一些字词各自古今的含义，然后再让学生来归纳古今感彩的变化有哪几种情况。
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缓解古代汉语课的枯燥、乏味，增强古代汉语课程的趣味性，可以将相关的背景资料和知识点通过PPT展示给学习，扩充教学内容，节约大量板书的时间，通过一些有趣的背景图片和视频，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如在讲解《战国策》的有关篇目时，就可向学生展示出自《战国策》的一些成语的图片，如“亡羊补牢”，“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如在讲汉字形体的演变时，举例讲解“行”字时，依次展示出“行”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等古文字形的图片，使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出“行”字的演变，加深学生对古文字的印象，避免了教师讲解的含混不清及板书的不准确，节约了课堂时间，也使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教会如何利用网络查询资料，如可通过《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查询字词义，可通过“汉字字源”网查询6552个常用汉字的的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各种形体，教师也可在课堂中进行在线演示。
3.加强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古代汉语课程理论性较强，现有的教学内容没有体现出文化应用的内容，因此应充分考虑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重新思考古代汉语的课程结构，根据各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及时引进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新颖性，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来，突出课程的实践。
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为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关注古代汉语的现实价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可突出古代汉语的应用功能，将古代汉语的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合，如对于毕业后有意考公务员和从事文秘工作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读名家名篇，提高写作技巧；对于想考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同学，可鼓励学生对古代汉语进行深入透彻的学习，并多阅读古汉语其它的教材和相关的参考书籍，如《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中国语言学史》等；对于有志于做中小学教师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阅读并熟悉文献，掌握中小学古汉语中常用的文论知识，熟练使用《古汉语词典》《辞源》等工具书，并可选择一些中小学课本的古文文章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并备课，形成教案，并让学生在课堂上讲解，这个环节对学生的能力提升作用很大。
4.加强高等学校教师古代汉语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古汉语教学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很多高等学校古代汉语专业的教师毕业后很少再进行古代汉语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很多教师自身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相关知识理解得不透彻，在讲解时难以向学生阐述清楚，学生自然就感到晦涩、枯燥，难学。因此，应加强对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师队伍的培养，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注意平时的积累学习，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对古代汉语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学习，以及古代汉语教学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能够掌握古汉语的新动态、新现象，并能将现代化教学元素和传统相结合并运用到教学中，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应注重自身的科研能力的培养，通过科研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5.在考核中，传统的“古代汉语”课程的考察是单一的期末考试制度，无法体现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新的形势下，需要探索新的考核模式，考核命题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考试内容要反映大纲规定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并要反映课程的主要内容，要体现学生对课程掌握和古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考试的类型可包括多种形式，如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平时作业等多种方式，考试内容应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可建立包括课堂回答问题和课堂讨论情况，平时作业、考勤制度和考试相结合的考核制度，把期末考试的一次考核变为多次考核，记分方式为百分制，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其中平时作业和课堂提问讨论情况占平时成绩的20%，考勤占平时成绩的10%，平时的各单元部分的考核成绩总共占总成绩的70%，这样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课堂内容，也能促进学生对平时上课的重视，最终有效地促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
〔参 考 文 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赵红.应用型专业古汉语课程的教学思考〔J〕.文教资料，2013，（24）.
关键词 编纂；释义；查阅；互见
随着汉语热潮在全球的兴起，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阅读还是研究古代文献，都离不开专门的古汉语工具书的帮助，而使用者中等文化者居多，他们往往不会去购置大型古汉语辞书，也很难接触到《诗词曲语辞汇释》此类专著，于是中小型古汉语辞书有了更广泛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凸显其使用价值，并且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现行众多中小型古汉语辞书之中，《简明古汉语字典》就是其中很有特色的一部。
《简明古汉语字典》（以下简称《简明》）编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参与编写的是四川大学的张永言、杜仲陵，向熹等六位先生，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以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也曾于1988年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因其优秀的编纂团队，严谨的编纂态度，明确的使用定位，鲜明的编排特色保证了它的科学性、权威性、知识性和查考性，成为了中小型古汉语辞书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辞书，也成为大中专院校古汉语专业学生和社会上文学爱好者学习古汉语的好帮手。但是经过长期的使用，它存在的一些不足也逐渐的凸显出来。本文试从其收词、释义、注音、编排、引例等五个方面入手，对其特色和不足进行举例分析，不仅希望引起使用者的注意，也为中小型古汉语辞书编纂提供一些意见。
一、古汉语辞书的收字是编纂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同的编写标准和不同的使用者对象都会导致收字的选择不同。差异不仅是收字的规模，更是指收哪些字，不收哪些字。《简明》的编写者在收字的选择上是经过仔细的斟酌的，某些字词的选入甚至可以说是匠心独运的。
首先，《简明》共收录字头8500多个，收录复音字6000多，不仅收双音词，也收了不少三音节词以及四音节成语。《简明》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所有的字头均使用繁体字，后以括号分别标柱简化字。辞书使用繁体字字头对古汉语的学习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很多汉字的意义往往包涵于繁体字字形中，通过对字形的分解就可以了解很多汉字深层的意义，这是由汉字的特色，也是由汉字的性质决定的。繁体字中蕴涵着的众多汉文化的积淀对古汉语学习者来说也是一种文化的熏陶。另外，使用者在长期的查阅、使用、繁简对照过程中也会循序渐进，更好的认知繁体字，从而在古文献的阅读中能得心应手。
再者，在现今通行的众多古汉语辞书中，多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古汉语范围。如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以下简称《常用》）第四版的说明中就提到：“所谓古汉语，不包括汉译佛典，六朝笔记，唐宋诗词以及近代戏曲小说。”其实这种提法过于严苛，因为作为中小型古汉语辞书的使用群体，往往接触更多的恰恰就是这些作品，虽然先秦群经诸子和两汉传世文献是古汉语文言的基础，但是古白话也是不容忽视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涉足不多是众多古汉语辞书的通病，在这一点上《简明》力排众议，独树一帜，收录了众多相关字头，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不仅可以查阅传统文言，也可以翻查佛典、诗词、戏曲小说中陌生的字词。如：“比丘”出自梵语bhiksu的译音，佛家指出家修苦行的男子。再如：“乘”字，《简明》收录其佛教教派或教法，如“大乘”“小乘”之意，这些意义众多辞书都不收。在阅读《水浒全传》第二十三回时碰到【鳌山】一词，翻查众多辞书皆不得解，《简明》“鳌”字条下收录，意为“叠成山形的花灯”，于是才恍然大悟。
异体字的收录是否合理也是评价一部辞书优劣的重要标准。所谓异体字的定义是指字音字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一组字，由于汉语是由意符、音符和记号组成，而意符所选取的角度因人而异，所以古汉语中异体字是非常多的。在收录异体字的处理上，既要考虑到其客观存在，又要方便使用者分辨和学习。另外在处理异体字的分合上涉及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往往异体字的意义只在部分义项上适用，哪些字可以视为异体字放在一个字头下，哪些应该分开串讲。《简明》对此的处理是十分聪明的，它将最常见的一个异体字作字头，其他加圆括号附后，只适用于部分义项的异体字在左上角加义项序码标明。如“荜”和“筚”皆表示用荆条、竹子等制成的东西，字音和意义完全相同，可置于同一字头之下，而“筚篥”是仅属于“筚”的词，虽收录但与“荜”无关，因此在“荜”字左上角加义项序码①标明，这样对异体字的处理让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二、《简明》在对注音的处理也是非常有想法的，特别表现在它增加了“旧读”和“又读”这两个处理，即不仅标柱普通话拼音，还对可供参考的又音和旧读斟酌收录，用“（又×）”和“（旧×）”标明，另外还对古入声字进行了标柱，在字的右下角加小三角符“”标明。
在古人的诗词歌赋中，往往有很多地方现在我们读起来会觉得不合韵，拗口，这些往往都是因为存在古今读音的差别，查阅到韵字的多种读音有利于增进我们对古人平仄要求的理解。在杜甫《重过何氏》这首诗中，“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简明》注“茗”旧读“mǐng”，否则仍读“míng”则明显不合韵。
在对字音的考释方面《简明》也做了很多工作，力求读音准确的同时贴近实际，例如“口吃”的“吃”很多辞书都注为阴平“chī”，而《简明》却注为“jí”入声。查阅《康熙字典》，“吃”可读①居乙切，《说文》：言蹇难也，即口吃，当读若“结巴”的“结”。因此可知读“口吃”为阴平是积非成是的错误，大悖于实际的读音。同是“吃”字，当放在【吃吃】“笑声”里面的时候当读作什么？《常用》注为“qīqī”，《简明》注为“gégé”，查《康熙字典》得知此音应读②欺讫切，今音应保留其舌根音的读法，因此看来又是《简明》更加准确。
在对多音多义字的处理上，《简明》用序码？？？等分别标柱拼音，并且在各自读音之下为该字作解释，使得使用者清晰的获知某字的某音表达某义，而不会在阅读中因混淆字音。例如“差”字为多音多义字，共有6个不同读音，13个不同的义项。若混在一起解释很容易让人出现记错读错的情况，对此《简明》的处理是分别用{一}{二}{三}{四}{五}{六}6个序码分别标示“chā”“chà”“chāi”“chài”“cī”
“cuō”这六个读音，并分别在序码对这六个读音所表示的意义进行解释。如{三}差chāi就表示“选择，挑选”和“派遣”两个意义。这样的处理让人对多音多义字的音和义都有了直观的认识和深刻的印象。
三、释义是一部辞书的灵魂，也是评价一部辞书优劣的关键所在，《简明》的编者十分重视释义的全面性和精确性，着力探求本义，在义项分合和补增前人失收义项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从整体上来看，《简明》取材广泛，源流并重，义项多，释义直观通俗，有着很强的实用性。从细节上来看，无论是词义的把握还是语言的表述都是下足了功夫，并在编纂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前人的专著，如《诗词曲语辞汇释》和《助字辨略》，从而使这本辞书的释义新意众多，权威可靠。但是白璧微瑕，它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作为中小型古汉语辞书，在收词释义方面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应当有所取舍，更加注重义项的系统性。《简明》在一些字词的是释义上义项分立过于细密，有的又未体现义项之间的引申关系。
例如“爱”字条下，《简明》分别列①喜爱②友爱③男女间有情④仁爱。显得过于累赘，其他大部分辞书“爱”字均释为“爱”，此处不避本字反而更加妥帖，也不会给读者带来误解。再如“病”字条下，《简明》分列“重病”“有病，生病”“病情加重”三个义项，应当作为差别较小的均放在同一义项中，并体现义项之间的引申关系，《常用》对此的处理就值得借鉴：①病情加重（本义）泛指病，生病引筋疲力尽。并在后面设【辨】病，疾，就更锦上添花了。
另外，《简明》在其凡例中指出：义项排列原则上按字义引申关系排列或以常见义列前，其余意义列后。先且不说此原则本身存在模棱两可的问题，就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简明》也往往并未严格遵守，义项排列往往比较随意，让使用者不知孰为本义，孰为引申义。这种情况在《简明》中是非常常见的，试拈出一例：“病”本义是指“病情加重”，《说文》：病，疾加也。《简明》却将“重病”列在首位，表示本义的“病情加重”列在其后，让人不明就里，若强说“病”的“重病”之义更加常见恐怕缺少说服力吧，其实恰恰正是由“病情加重”引申出“重病”之义的。
再如“长”字条，“长”本象形字，象人披着长发的形状，以具体表抽象，表示“长短”的“长”，本义应该是与短相对。而《简明》将“长度”之义放在首位，让人误以为“长”的本义是“长度”。这个问题几乎通贯全书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四、与释义相对的就是引文例证，选取例句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使用者更加直观的了解字义，《简明》在这方面特色鲜明，例证不拘泥于时代，取材广泛，很多明清小说和戏曲中的例证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又不失典型性，减小了阅读难度的同时加深了使用者的印象。常见义项引用一两条书证即止，而鲜见的字义则用多条例证。
但有一个问题似乎值得注意，即《简明》选取的例句中的生僻字大多缺少注解。作为中小型辞书，使用者多为中等文化水平，选例宜应尽量使用句式简单，意义明确的语句，如若实在需要用长难句，应该在句末稍作注解，不仅减少了查阅过程中二次查阅的麻烦，而且这些随文注释也可以让使用者得到额外的收获。《简明》的引例虽偶有注解但是明显不够，如“绌”字条下①粗缝。《史记・赵世家》：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虽稍有注解，但是使用者仍会不明其义，原来“黑齿雕题”是古代吴越人与婚姻相关的一种习俗，最起初是男女以左上门牙为定情信物曰“黑齿”，男性在女性额头上画家族图腾为“雕题”。头戴长针粗缝的鱼皮帽为“却冠秫绌”。此例句难度不小，《简明》的注解明显不够，让大多数使用者不明所以，宜在后面用括号加注“（古代吴越人婚姻习俗）”。
再如“”字条下③炊黍稷；做饭。《仪礼・特牲馈食礼》：“主妇视爨于西堂下”“爨”字难认，该例后无任何注释，翻查其他辞书，《常用》恰好也用此例，但《常用》不仅在“爨”后面加括号注了汉语拼音（cuàn），而且在例句之后加了注解（“爨：烧火做饭”），这样一来不仅让读者一目了然，也省去了再去翻查的麻烦。
五、辞书的编排设计也是关系辞书实用性和便捷性的重要环节，好的编排设计既大方美观又方便查阅，作为中小型古汉语辞书，合理美观的编排设计会更受使用者青睐，《简明》在编排上存在的几个小问题给使用者带来了一定的不便，这几个问题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简明》凡例中提到：“本字典按音序排列字条，多音多义字一般排在现在比较常用的一音之下。”这一原则本身就很难落实，因为很多多音字很难分辨它的哪个读音更加常用。例如“长”有“zhǎng”和“cháng”两个读音，哪个更加常用就很难说清。而且在落实这一原则的过程中《简明》亦存在偏误，例如“没”字在“méi”下居然查不到，原来排在了“mò”之下。“臭”字不在“chòu”下排在了“xiǜ”下，这个问题非常常见，《简明》这一编排原则的初衷本是为了“以省篇幅”，却给读者带了很多的不便，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多音字仍应该另设参加条目，方便查阅。
再者，当利用部首目录查生字的时候，同一个部首，因繁简不同居然标在不同的页码。如查“马”部字在107页，107页却没有一个“马”部字，原来都排在了“”部，于是又只能重新查找“”部，实在让人感到奇怪。既然选择用繁体字字头，就应该考虑到部首检字表和一般辞书不同。
从总的来说，《简明》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中小型古汉语辞书，它特色鲜明，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中小型古汉语辞书的编纂过程中有很多地方可以对它有所借鉴。
参考文献
[1]蒋宗许.评《简明古汉语字典》[J].词典研究丛刊，1989（10）.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 传统文化 传承
【论文摘 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一、古代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传承作用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二、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参 考 文 献
[1]张雪辉.重视传统文化传承的理念与语文教学转向[J].基础教育参考.2006（8）
[2]韩振.传统文化是古汉语教学的重心——张世超教授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4）
关键词：闽南文化；渗透；古汉语；闽南建筑；人文精神
一、现状分析要求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渗透闽南乡土文化
（1）《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体会其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诗、词、文、赋、戏曲、小说等古代作品中，既蕴涵着古代文学知识，也蕴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闽南乡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分支，在古汉语知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经典古诗词的丰富内涵都是通过具有民俗风情的“花灯”“茱萸”“龙舟”等来表情达意的。
（2）文化引进挤占了传统文化。王森然在世纪20年代就说过：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但就现状看来，我们却过于注重甚至依赖外部探讨，而忽视了语文学科自身的内部挖掘，更有甚者，出现了移植或者嫁接。叶运生在《素质教育在中国》一书中指出，“教育是文化迁延的惟一手段， 一切民族文化得以迁延发展的民族文化， 其根本的原因也是教育的成功所导致。”可见教育在传承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所处的重要作用。而不断地进行所谓的文化引进，从而挤占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实在是喧宾夺主！故此，打开本土的闽南文化来教学，对国文的探索和文化的迁延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3）当前文化冲击下的浮躁的社会必定需要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沉淀。异地高考的放开，让学生融为一体，用闽南文化的渗透来引导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闽南乡土文化
1.用闽南语推进文言文的基础学习
当前的众多闽南方言，继承了上古汉语的主要特征，被学术界公认为“活化石”。据记载，闽南地区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一直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所以闽南人是正宗的汉人；又因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使得闽南地区较少受到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冲击，从而闽南地区的语言很大程度地保持了它的古老。所以，闽南语中和古汉语密切相关的例子数不胜数：释义，音韵规律，句式变化，语气变化等。
（1）词句、句式的变化。闽南语中把“客人”读成“人客”[音：Lang3（第3声） kei4（短促第4声）]这在唐代杜甫的《感怀》：“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中得以体现。在闽南语中常会出现一些疑问词“底”（何）：底事（何事），底地（何地），底处（何处），底时（何时）。而这一类疑问词格式与词汇和古汉语是相同的。
（2）释义上的相同。“泯”（音：Mian1）：“相逢一笑泯忧愁。”解释为不要，意思是一样的。把锅子叫做"鼎"（tiánn）， 筷子叫"箸"（tī）。台剧女星常会说“焉耳”（这样子而已），这也和《孟子.梁惠王》："尽心焉耳"（尽心这样而已）是一样的。籴（音似dia）：买。“粜”（音似tio）“入米”=买进粮食；“出米”=卖出粮食。还记得“问渠那（通“哪”）得清如水”吧，“那”的意思不是“哪里”，而是“怎么”！
（3）语气词也大同小异。闽南人会说，这粒西瓜有大（这个西瓜真大），这跟《诗经》里"有"字的用法很接近：《周南.桃夭》的“桃之夭夭，有其实。”（有：真大）。“尔”（也写做“耳”）在上古汉语表示“仅此而已”。例如《史记・项羽本纪》的：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泉州方言中的“尔”至今保留上古汉语这一用法：今日无带钱，袋仔总偌两三箍银尔。（今天没带钱，口袋里只有两三块钱。）
（4）音韵的变化。龚自珍诗《己亥杂诗》中有“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一句，读这句诗时“斜”字发音应为xia（阳平，第二声）而不是xie（阳平）。在闽南语里斜字的发音就是xia（阳平），完全一样。再看“江”和“红”，按造字法来说，三点水和丝字边是各自的形旁，共同的“工”字是声旁，它们的读音按理应该是一样或接近的。但在现代汉语的发音里，“工”gong（阴平，第一声）和“红”hong（阳平）的韵母一样，而“江”jiang（阴平）的韵母就截然不同。可是闽南语中的“工”和“江”发音类似gang，“红”发音类似“ang”，都是“ang”的韵。
类似如此的例子枚不胜举，在语文教学中把握这一些闽南语与古汉语的关系，无疑可以让学生更轻松掌握课标所要求的古文、诗歌鉴赏等内容。同时，闽南语与学生生活贴近，可以让他们学以致用，将语文与现实生活结合，真正达到语文的知行合一。
2.用闽南语歌曲、童谣、民俗、小吃、建筑、茶文化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在语文教育中，我们应该要把健康的娱乐教育作为美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却很少关注那些非官方的文化形态，如各种民俗、民间手工工艺、民间故事、民歌民谣等。而我们闽南地区，一直有以丑见美的高甲戏、闽台流转的歌仔戏、充满谐趣的民间“讲古”、世界一流的提线木偶和布袋戏，更有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瑰宝”的、萦绕在两岸同胞之间的南音。而南音里的种种乐器，更是多少文人骚客抒情表意的载体！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就需要关注这些闽南文化形态，以探求属于它的趣味之美！
关键词心理动词；判定；分类：研究方法
一、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後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 民办高校 北部湾 方言 三结合 分型培养
一、民办高等院校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状分析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传统专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学科积淀。但是在高等教育应用型特征日益明显的今天，这门传统学科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民办高校中，此专业的现状更是堪忧。虽然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民办学校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作为“投资自筹”“盈亏自负”的办学主体，重视投入产出，存在趋利之势，是其早期发展中必然存在的现象。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有着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分类意见是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陆亭研究员的分类意见，他将我国高校分为四类：1.研究型大学，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教学与科研并重，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如北大、清华等一批“985”院校。2.教学科研型大学，以教学为主，兼有研究生教育。这类大学既重视科技研究、知识创新和学术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又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如国内进入“211工程”的院校，均属此批。3.教学型本科院校，以教学为主。它们提供全面的、完善的本科普通教育，有些也提供少量的研究生教育。其办学目标是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的各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如工程师、教师、经济师、会计师、医师等，主要传授社会直接需要的知识、技术、技能，并向学生提供良好的基础知识教育。4.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以培养应用型、技艺型人才为主。
以上四类高校除了第一类，其余三类高校的办学定位都要求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我国的民办高校多数属于第四类高职高专性质，部分属于本科院校的民办高校，正在慢慢向第三类“教学型本科院校”转型。但据统计，2007年这部分民办本科院校仅占全国独立建制的民办高校总数量的十分之一。而且如上所述，民办院校的自身性质也影响了它们在专业设置上的倾向性，它们常常根据人才市场的需要来设置专业，开设的财会、信息与计算机、车辆检测与维修、广电技术应用、美术设计、旅游英语等专业一度成为热门专业。而以研究为导向的人文社科、社会科学等基础性专业在民办高校中几乎被忽视甚至被放弃。如：万建明的《中国大陆民办高校专业设置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一文对国内比较有名的20所民办高校的专业做了调查，发现在2004年开设财会专业的大学有17所，英语专业17所，工艺美术16所，而开设中文专业的仅有2所。
综上所述，强化应用型办学目标的大环境和民办高校自身的性质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一点也势必影响该专业的教学质量。要想求得新发展，就必须结合本校、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为突破瓶颈提供契机。本文就以广西外国语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为例，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二、广西外国语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三结合”
广西外国语学院创办于2004年，前身为广西东方外语职业学院，2010年升为本科，是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广西唯一一所国家统招的外语类普通本科院校，现有国际经济与贸易、泰国语、越南语、对外汉语、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等9个本科专业。前面我们论述了要想解决传统专业在民办本科院校中的困窘，必须结合本校本地区的实际，广西外国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设置，可以说就抓住了自身发展的优势和机遇，做到了“三结合”。
（一）与北部湾大开发的时代背景相结合
2008年，国家正式批准《国家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随着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广西尤其是首府南宁的发展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东盟市场潜力巨大，战略地位突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汉语人才的需求必将迅速升温。东盟十国语言状况复杂，普遍存在一个国家内多种语言并存的情况，如在新加坡，马来语为国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与之一起成为官方语言；在柬埔寨，高棉语为国语，英语、法语、高棉语同为官方语言。这种语言的多样化，会推动我国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语言产业的迅速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汉语和本国文化深入了解和学习的基础上。而“汉语言”加“（中国）文学”即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内涵。
（二）与广西区丰富的语言资源相结合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境内居住着壮、汉、苗、瑶、侗、毛南等十二个少数民族，分布有粤语、西南官话、平话、客家话、闽方言、湘方言等六大方言，少数民族又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方言，语言资源丰富多样。多样化的语言资源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
1.语言的多样性阻碍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美国语言学家乔纳森·普尔认为语言的多样性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总是成反比。语言众多繁杂使得各民族间交流不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以贺州为例，贺州素有“族群大家庭”“语言金三角”的美称，境内除了壮语、瑶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客家话、白话、湘语、闽语等系属明确的方言以外，还有至今归属未明的铺门话、都话、鸬鹚话等方言土语。
此外，各语言团体对自身文化的保护意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语言统一的阻碍。以广西第三大方言的客家话为例，它的分布非常广泛，其内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也较强，这一点和客家人自身的文化历史有关。客家人身处异乡，势单力薄，在旧社会，客家话关系着客家人的兴衰存亡，因而特别受到珍视。过去各地的客家人都有严格的家族规约，不说客家话则被视为忘记老祖宗，不准上祖坟，不准进祠堂。
至此，大家可以看到丰富的语言资源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但是它也对经济的发展、推普工作的进行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因此，要好好地利用它，就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做好语言规划工作。
2.丰富的语言资源保证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与东南亚文化圈的联系
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它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用法。如闽语，就保留了很多上古汉语的特色。广西的闽方言和其他几个方言相比，使用人数较少，主要分布在博白、柳州、玉林、邕宁、陆川、北流等地。在语音上，没有唇齿音[f]，古“非敷奉”等声母字，多读为[p]，这一点就是上古汉语“古无轻唇音”的保留。在词汇方面，还保留有“目（眼睛）”“曝（晒）”“卵（蛋）”等古汉语词汇。
广西区几大方言的分布范围很广，不仅在国内、在东南亚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都很广泛。以粤语为例，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广东省中西部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广西中南部及香港、澳门等地区，在东南亚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粤语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四大语言、加拿大第三大语言、美国第三大语言，在全世界排名第14—16位。
总之，广西丰富的语言资源不仅具有突出的语言类型学特征，而且作为文化的载体，广西方言对于传承汉民族文化，加强与东南亚文化圈的联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广西语言资源的多样性是把双刃剑，我们要努力发挥它的优势，减少语言多样性带来的不利因素，就必须：第一，大力推广普通话，增强语言的统一性；第二，立足普通话，用对比的视角，研究和探讨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联系，发掘广西语言资源的宝藏。而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通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系统深入学习才能够完成，不能有太多“务实”的功利心态。
那么，怎么样才能将汉语言文学专业“求理”的基本精神与当今“务实”的时代需求相结合呢，民办院校灵活的办学机制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空间。
（三）与民办高校灵活的办学机制相结合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提到多数民办院校对纯理论性的基础学科是忽视甚至放弃的，但是广西外国语学院却开设了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并积极使其升格为本科专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该校在走过民办高校早期发展重实用主义的阶段后，谋求深层内涵建设的长远眼光。
其实，民办高校因投资主体的特殊性，它具有更灵活的办学机制和更大的自。这一切体现在专业的设置上就表现在人才培养目标的特色性、教学资源整合的高效性等方面。
广西外国语学院是一所文科综合性大学，也是目前广西设置外语种类最多的高校，包括英、法、日、越、泰、柬、缅、印尼、西班牙等十个语种。该校很多语言类专业都有突出的应用特色，如开设有应用泰国语、商务日语、应用英语等专业，其中应用英语专业还有青少儿英语学习方法及管理、航空服务等方向。具体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下设了综合方向、文化传播方向和高级文秘方向。以上这些都体现了民办院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定位方面的特色。
同时，为强化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多方面的实践能力及综合素质，广西外国语学院也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开设泰语、粤语、日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程；在文化传播方向上，该校开设新闻、出版、广告等方面的相关课程；而高级文秘方向将开设秘书学、管理学等课程。这些方面都需要其他相关专业师资力量的配合。而在师资的整合上，广西外国语学院一直有很好的相互配合、高效运转的传统。
广西外国语学院一直以“语言+经贸”作为办学特色，如上所述很多语言类的课程都有应用性的特点，而工商经贸类的课程中也有一些涉外的方向，如：国际商务（东盟商务方向）、工商管理（涉外职业经理人方向、泰国语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等。这些方向中外语类课程的课时不少于500节，本科专业英语课程达到700—800节。通过这些，大家就能看到该校不同专业之间师资调动、相互配合、资源共享的特点。这一点，在公立大学中，因为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反而不会如此便利。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的措施与思考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谋求新的发展，可以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地区或学校自身特点等方面寻找出路。下面我们就提出几点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专业的定位
以往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提出了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口号，如江苏某高校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胜任文化、宣传、教学、管理等工作，具有较宽的文化视野和创新能力，综合素质良好的汉语言文学实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要求是：“能正确理解和掌握关于语言、文学的基本原理，能较扎实地掌握汉语和文学的基础知识并具有相邻学科的有关知识，……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专业定位内涵比较模糊，似乎什么都能做，但专业性又都不强。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民办高校在注重“差异化”专业建设上下功夫，努力塑造自己的办学特色，提高竞争力。这种“差异化”的建设是指“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特”培养方案。就汉语语言文学专业而言，需要加强基础性课程建设的同时，扩大专业的培养口径，明确细化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因此我们提出了下面的“人才分型培养”，将人才培养目标的细化、专业化落在实处。
（二）人才的分型培养
大学本科四年的学习中，广西外国语学院在前两年开设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基础性课程，所有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都接受同样的教育。从三年级开始，该校综合考虑开学时报考的方向和学生最后的意向，对本专业同学进行三个类型的“分型培养”。
综合类方向的同学着重加强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培养目标为：培养在高校、文化科研机构从事汉语言文学科研教学、文学评论的专门人才，以及各企事业单位中与汉语言文字工作有关的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
文化传播方向的培养目标是：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力求熟稔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宗教礼仪、制度文化）的精华、特色，在此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结合社会需求，侧重树立先进的文化传播理念，掌握先进的文化传播技术，培养文化型、事业型文化传播人才。
高级文秘方向侧重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公司企事业单位、文化宣传单位、语言文化研究单位及社会各类组织从事公关、文秘、信息、策划、营销、咨询、管理和服务等工作，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高文化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的高级文秘专业人才。
每个方向相对应课程从三年级开始，也会各有侧重。综合类方向开设中国古典文献学、逻辑学、汉语语法、方言调查等课程；文化传播方向开设传播学概论、出版学、广告学等课程；高级文秘方向开设秘书学、管理学原理、领导学、公关心理学等课程。
分类型培养在厚基础的前提下，又强化了各方向的专业知识，满足了就业需求，同时也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考研打好了基础。
（三）外语课程的设置
如前面所述，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为广西的语言产业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几率，我们要求大学生除了掌握英语之外，还需要再掌握一门东南亚国家的语言，只有具备了“中文+英语+一门东南亚语言”的技能储备才能取得真正的优势。据调查，在越南，开设中文专业或中文课程的院校并不少，所以既懂中文又懂越语的人才不在少数，但该国对掌握“越中英”三语的人才的需求仍然很大，这是因为在越南，很多外资企业的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国家，所以三语人才就成了“香饽饽”。因此，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外语类课程设置上，我们在保证了英语课程四年不断线、总课时不低于500节的基础上，增加了泰语和越语模块的系列课程作为选修，以提高同学的语言能力。
（四）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充分利用广西丰富的语言资源，将之融合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大有帮助。以现代汉语课程为例，以往大家都觉得语言类的课程理论性强，抽象枯燥。但是如果我们将广西的方言和现汉教学结合在一起，就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如：
语音部分，讲到舌尖前音zcs和舌尖后音zhchsh的不同时，可以联系广西多数方言区一律不分此两组音的事实，有针对性地纠正学生的发音。辅音和元音的显著差别中，有一点是“是否有摩擦”。关于这一点，广西区的同学在发h这个舌根音时，常会有舌根不上抬、气流直接呼出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发音的对比，来找到发音方法错误的地方，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另外，在讲到音位和音位变体时，学生一般难以理解其中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以学生自己方言中zcs、zhchsh不区分，nl不区分的现状来举例，学生就会容易理解什么是音位概念中“不区分意义”这句话了。
词汇部分，古汉语词汇和方言词汇中我们可以结合广西方言找出大量的例子，如“目（眼睛）”“曝（晒）”“卵（蛋）行（走）”等古汉语词汇，还有方言中独有的词汇，如：“口门（门口）、年新（新年）、盆脸（脸盆）、人屠猪（屠户），人赌钱（赌棍），人贩水果（小贩），盆洗脸（脸盆），筒吹火（吹火筒）”等。通过对比学习，可以加深学生对现代汉语和自己方言的了解。
语法部分，方言中蕴含的语法特点更是丰富，如“有+V句式、N1+adj+过+N2比较句式”，广西方言中还有和普通话不同的语序特征，如普通话里，语序是“定语+中心语”，而广西方言中则有“中心语+定语”的用法，如前面提到的“口门（门口）、年新（新年）、盆脸（脸盆）”等。另外，方言语法和普通话的语法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如在普通话中，“下、生、进”三个动词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广西崇左新和蔗园话中，它们都只用一个“落”字表示。
方言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帮助和启发，不仅体现在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对古代汉语和文学类课程的教授也有帮助。如广西民歌保留了《诗经》中鲜明的“赋比兴”手法，艺术造诣较高，如：“妹你生得白西西，好比春来花一枝，路过塘边鲤鱼跳，走过青山百鸟啼。妹你生得白连连，好比塘中一朵莲，情哥愿做泥中藕，藕节牵藤把花连。妹你生得白哀哀，好比田中嫩禾胎，情哥愿做田边草，风吹禾苗得相挨。”这段歌词中充分使用了“赋”和“比”的手法，形象生动。这就为学生充分理解《诗经》的艺术手法奠定了基础。另外，广西民歌中有“哭嫁歌”，歌词的内容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对婚姻的态度。
（五）考试考核方法改革
改变以往单一考试的模式，加大平时成绩的比例，由“三七开”改为“四六开”，平时成绩以学生回答问题是否积极、能否主动学习为主要参考，旨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成立方言兴趣小组，安排几人一组，对自己的家乡方言和山歌做调查，调查报告的成绩记入平时成绩。在学院网页上设置方言专栏，学生的小论文可以在此发表，给予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并记入平时成绩。
多开办方言和民族文化类的讲座，扩大学生视野和知识范围。
鼓励同学参加老师相关科研和教学工作，如材料的搜集、课件的制作、项目的录像、视频制作等，培养学生实际操作的能力。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民办本科院校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状分析，结合广西外国语学院的实例，提出了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的几条建议，希望能对该业的发展提供可鉴之资。
（本文为2012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发挥广西方言优势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质量的应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JGB270。）
参考文献：
[1]杨焕典.广西的汉语方言[J].方言，1985，（3）.
[2]黄灿.北部湾地区民办高校发展战略的SWOT分析及其对策[J].全国商情，2010，（18）.
[3]张飞.面向东盟的广西语言规划探究[J].河池学院学报，2008，（4）.
[4]万建明.中国大陆民办高校专业设置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民办教育研究，2005，（2）.
关键词：古文 汉语
一、高中古文学习的重点内容
高中古文学习中的重点内容，也就是高中古文学习中必须掌握的内容，包括诗、赋、散文这三个方面。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三类文学体裁的成就最高，而这也是高考中最常见的考察内容。如2003年高考就考察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而诗歌中的一些名言名句，也是高考中的重点内容。因此，把这三个部分学习当作高中古文学习的重点内容一点也不为过。
1.诗歌的学习。诗歌是学生最早接触的古文形式，在小学课本里就有《鹅》。进入高中学习以前，学生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已经系统地学习了几十首诗歌，可以说诗歌的掌握比词、赋、曲、散文等古文学习掌握得要好很多。但是，高中学习阶段要求学会分析、理解诗歌的内容，欣赏、学习诗歌的精妙之处。因此，学生要想真正体会到其中的韵味，理解诗歌所表达的诗人的情感世界和内容，就只有加强诗歌的阅读。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必拘泥于课本，而应该把阅读的内容放在课外，这也符合近年高考命题的趋势。学生通过加强诗歌阅读，可以增强语感，通过阅读把握诗歌内容的规律和要点。当然，阅读也不是胡乱阅读的，而应尽量以名家的作品为主。
2.散文的学习。散文并不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但却是高中学习的重点内容，因为散文在唐宋兴起以后，代表了中国古文向白话文发展的过程。散文的学习内容可以说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唐宋家中，尤其是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为主。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要多读、多体会散文，思考作者在写散文时的心情，从而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对于散文的学习，学生不必计较枝枝末末，而应以理解文章的内容为主，至于散文中的各种语法知识，则不必过于重视。
3.赋的学习。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虽然没有诗的成就高，但它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运用修辞手法最多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力最强的文学形式。赋应该是高中古文学习的重点内容，因为它是之后很多古代文学形式的渊源，如诗、词、曲等，这些古代文学形式的一些写作手法、修辞的运用等都来源于赋。因此，如果掌握了赋的知识，就很容易进入到诗歌、词、曲的学习中了。但赋的篇幅比较大，语言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学生学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一首赋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赋与赋之间很多内容都是相似的，所以只需掌握很少的篇幅即可。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找一些名篇进行学习，如曹植的《洛神赋》、左思的《三都赋》，等等。
二、高中古文学习的难点内容
1.实词的学习。在实词的学习中要注意四个方面的内容：
（1）古今异义词的掌握。在古代汉语中，有些词只有一个含义，也就说是特指的，意思比现代汉语中的意思要小得多，如“河”就专门指黄河，“关”也就是指现在的嘉峪关，“山”就是指太行山。如古代的“山东”意思不是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的意思。有的词的含义则比现在多，如“妻子”在古代是妻和子两个人的意思，现代则单指丈夫的配偶。这些古今异义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少，学生可以收集整理一下，以便于系统地掌握。
（2）通假字。通假字也就是在古汉语中由于文字的分歧而产生的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有时形体也相似）的字来代替另一个字使用。通假字的掌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是因为通假字之间的读音和含义是一样或相似的，如具和俱、坐和座、属和嘱、已和以等。掌握通假字的诀窍很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析本义、找近义、结合上下文”，意思是要先理解文章中出现的通假字的本义，看看用本义能不能解释得通，解释不通时，要找与它相近的词语，再解释一下，或是结合上下文加以理解。
（3）一词多义的掌握。一词多义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词汇使用方法，因为在古代是不区分动词、形容词、名词的。因此，古汉语中的一词多义常常是动词、形容词、名词含义之间的转换，这其实是一种规律。学生在掌握这一知识点时，要看这个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作者想表达的含义，来判断多义词的含义。如“毒”这个词，又“安敢毒焉”中的“毒”是怨恨的意思，而“呼嘘毒疠”是形容词――“有毒”的意思，“赋敛之毒”是动词――“毒害”的意思。
2.虚词的用法。虚词是古汉语中最少的一类词语，在《大纲》中仅仅要求掌握最基本的18个虚词的使用方法，这十八个虚词实际上又可以分为几类，即代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兼词，如同做代词的“之、其”；用作介词的“以、于”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将18个虚词按照这一划分方法进行分类，然后逐个弄清其含义，逐个进行区别。其实，学习汉语虚词的用法并不难，关键是要形成一个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的观念，并能够对每一个所学的虚词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具体的分析分类方法主要有句类、词类、音节、轻重音、肯定与否定、简单与复杂、位置和与其他词语的搭配。
关键词：文言文“文”与“言”的关系用“文”带“言”以“文”巩固“言”
文言文教学中，“文”与“言”的关系历来为广大教师所关注，不少文章对此进行了讨论，所谓“文”是指字词句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文化底蕴等人文因素；所谓“言”是指字词句本身的意义或作用。而长期以来，文言文的教学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重“言”轻“文”，一是重“文”轻“言”。
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对此作了一些分析。
一重“言”轻“文”的原因
理由之一是，学生阅读文言文的最大困难在语言，因此语言本身应该成为教学重点；文本理解题也是建立在对“言”的理解基础上的。理由之二是，考试决定的。考试中涉及文言文时只考言，不考文，或多考言，少考文，抓言是实，分数见增，讲文是虚，功夫白费。三是贯彻《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结果。因为《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要求“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理解词句的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几乎都是对“言”的要求，没有提到“文”。
二重文轻言的原因
理由一是只讲言，不讲文，必定是枯燥乏味的，引不起学生兴趣，而兴趣问题事关重大；再者，文言文辅导书比比皆是，学生们辅导书手中拿，字词句不用怕，字词句的意义只要记住就行了，教师讲解毫无意义。
一、在“言”的教学中，用“言”来带动“文”。
在文言的教学中，“言”是基础，只有掌握一定的文言词汇和文言知识，才能够谈得上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但如果单纯的去讲解文言词汇和文言知识，又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从而使课堂沉闷，缺乏活力。因此，我主张在文言疏通过程中带入“文”的分析。具体做法为：
首先，在疏通课文中，引导学生去朗读文章。‘诵读是目视其文，耳闻其音，心悟其情，意会其理的综合阅读活动，是从字、词、句到段、篇，从文字到语音、语义，从表面到深层再到潜在情味的全面感知。它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能陶冶情操，启迪心灵。’①所以，在文言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学生的诵读，让学生在读中体味语言的气势和语言的情味。
在指导学生诵读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从而提高学生的学生兴趣。初读、再读、品读，范读、齐读、个读、分段读、播放唱片录音后要求学生仿读等各种形式均可。若“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了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心灵相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是方法都有莫大的收获”。②就是说出了诵读在理解作品的内在含蕴以及艺术魅力，对文本的认识，在情感的强烈的震撼，与作家情感共鸣等方面的妙处。
其次，在疏通课文时，对词语释义的处理上引导学生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手段，准确把握“言”的意义，从而体会作者在文中的含义、情感等“文”方面特征。笔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一些探讨：
1、古今对照。即用现代的词语去联系古时的词，从而掌握文言中的词语意思，体悟作者的用意。而“现代汉语的语言系统是由古代汉语的语言系统发展变化而来的。有学者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两个常用字表进行了研究（前者是现代汉语3755个一级字，后者是1086个古代汉语常用字）。通过比较发现，有1001个古汉语常用字可以在现代汉语一级字表中找到，占到古汉语常用字的92%；另外84个古汉语常用字中也有82个可以在现代汉语4500个常用字表和6196个《印刷通用汉字字行表》中找到。可见，古汉语常用字绝大多数仍然保留在现代汉语中，而且还保持着相当强大的生命力。”③
这一点在成语体现的较为明显。因而学习文言从熟悉的成语入手，探本溯源，察古知今，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比较对照。比较对照，就是将文章中的某一些词于其他的词进行比较，进而体会作者的情感，表达的意思，从而在准确把握“言”的基础上，也能理解“文”。
在文言文教学中，运用对照比较法可以拓宽学生思维空间，激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更好的理解作者在其间的所要表达的意思、所要表露的情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卷我屋上三重茅”的“卷”，“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和“洒”，能不能换成“刮”“飘”“落”？不能，因为“卷”写出风势之猛，“飞”写出风吹茅草的速度之快，“洒”写出茅草散落之广。我想，这样的文言文教学应该是踩到了教学的鼓点上了吧。
二、在“文”的领悟中，以“文”巩固“言”。
为了让两者统一起来，笔者认为可以从这几个方面作一些尝试：
1、学“文”中捎带教“言”。就是说，教师在引导学生解文过程中，对有些重要文言词句有意识地结合文本理解进行提示、指导或解释。比如学习《种树郭橐驼传》，课文下注释比较详尽，可是文中“勿动勿虑，去不复顾”中的“顾”字，课文下注释“回顾”，从现代汉语来讲，似乎不够确切，用“回头看望”来解释可能更准确。
2、学“文”后集中归纳“言”。对于一些词句浅显的文章（相对于学生而言），可以先解决“文”这一层面的问题，然后教师再引导学生集中归纳一些有价值的较常见的语言现象。比如《桐叶封弟辩》中，在分析作者写此文的真正用意并是在于辩一个古老的传说的真伪，引导学生思考，文章是从何处看出来的。学生自然就会想到第一节中的“戏”字，也就更容易记住它的意思。
由此，在文言文教学中，要准确把握“言”与“文”的关系。言是形式，是工具，是渡船；文是内容，是收获，是彼岸。二者不可偏废，不能厚此薄彼。这仅是笔者对此问题的一点思考，不足之处敬请斧正。（作者单位：淮安市范集中学）
注解：
①楼红《让学生真正走进文言世界》《语文建设》2007年第二期）
关键词：词汇化；语法化；语义；句法
一、词汇化的界定
1.1共时的角度
（1）指在语言系统中将概念转化为词的过程，这与认知方式相关，不同的语言类型可能有不同的词汇化方式（Talmy1985，2000）。在形式语法的框架中，词汇化有时可以用来指将功能范畴用语音手段体现出来从而变为显性形式的过程。
（2）从语言生成/合成的角度，将根据表达意图对合适的词的选择称为“词汇化”，等等。
1.2历时的角度
在历时演变领域中定义的词汇化也可以做广义的理解，即指从非词的单位变为词的过程，最常见的是从短语或从句法结构演变为词，董秀芳（2002）的研究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词汇化的定义。
二、词汇化的类型
1、分立的两个词汇成分变为一个词汇成分，原来的两个词都有可能还可以独立使用。比如英语中的词y’know来自youknow这两个词所组成的短语，gonna来自goingto。
2、原来能产的构词成分（词缀）被重新分析为词根的一部分。
3、能产的构词成分（经常是粘着的）的产生。比如，汉语的名词性后缀“子”来源于表示“孩子”的独立的词“子”。
三、词汇化和语法化
3.1相通之处
（1）机制类似
LaPolla（1998）、Lehmann（2000）、Wischer（2000）、Himmelmann（2003）等的研究都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二者是平行的或相交的，而不是对立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虽然在演变的结果上有区别，但是二者都是语言形式的规约化，都包括了理据性的减弱甚至消失，而且都可能在语音形式上有弱化，都可能发生形式的融合。
（2）过程相关
词汇化可以在语法化的基础上发生：Giv？n（1979）指出了以下的演变链条：话语构成>句法化（语法化）>词汇化。这是将词汇化看作语法化的进一步发展。Norde（2002）认为语法化的最后阶段可以是词汇化。董秀芳（2003）在对“X着”的词汇化研究中也有类似看法。汉语中不少实词在语法化为虚词之后，又进一步变为词内的组成部分，但不像其他语言中的类似变化一样转变为屈折词缀，而只能说是转变为意义模糊的构词成分，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在语法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词汇化。
3.2不同之处
虽然词汇化和语法化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同，因此我们还是将这二者区别开来分别进行研究。对二者进行区分，不能仅看演变结果。一方面词汇化也可以产生虚词，另一方面由于语法和词汇的界限不容易分清，对于一个形式应归入词汇还是归入语法容易产生分歧，因此将词汇化和语法化看作是语言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转移、仅仅从结果来区分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更好的方式应该是从变化过程的特点来区分这二者，判断一个变化是语法化还是词汇化，要看这个变化过程的特点是更接近于原型的语法化过程还是更接近于原型的词汇化过程
四、“或许”词汇化过程
4.1“或”的语法化
（1）代词。“或”最初是一个无定代词，通常出现在句首，可指代人，也可指代事物，义为“有人”“有的”“有时”等，并且均在主语。在《诗经》、《尚书》、《周易》等早期上古汉语文献中已出现，并习见于上古汉语语料中。如“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活寝或讹。”（《诗经・小雅・无羊》）
（2）语气副词。在以《论语》、《左转》为代表的中期上古汉语语料中，可以发现有的“或”的指代功能减弱了。这类“或”一般用在表示说话者的推测和个人意见的句子中，更接近于副词的功能，古代学者常称其为“疑辞”、“不定辞”等。这种表示不肯定语气的副词，很明显是由代词“或”引申而来的。其演变条件有两个：
第一，从句法方面来看，泛指代词“或”出现在句首，在句子中充当主语，也是唯一的主语。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或”可用在其它充当主语或话题的名词性成分之后，构成“NP+或”结构。此外，先行词NP限定了人或事物的范围，“或”表示NP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再是无定代词，而可以被认为是分指代词。
由于已经有了明确的主语，“或”代词意义被削弱，原本关系紧密的“NP+或”结构的中心向NP转移，引发整个主谓结构的重新分析，即可理解为副词，义为“也许、可能”。
第二，从语义方面来看，如果要谈论将来、未然的情况，或表达说话者的推测，“或”常常表示一个概括、虚指的概念“有的人”、“有的事”，没有具体的指代对象，从而代词功能更加虚化。与此相对，它用以传达说话人的猜测的语义变强。这样的“或”就可被视为副词。
综上，无论是句法还是语义方面的变化，都使“或”的代词性减弱。正是由于“或”的弱指代性，将其推向了表示推测的语气副词的方向。
4.2“许”的语法化
“许”表示揣测副词的最早用法，《汉语大词典》将其中的“许”字解释为“或许、可能”。
王力的《古代汉语》将用在数量词之后的“许”解释为“表示不能确定的零数”。由于数量的不确定，主观性揣测的产生有了可能。表示约略估计数的“许”，由数量上的估测，通过隐喻，用来表达对事物性质、状态等的估测，由较为客观到更为主观，语义泛化，继而产生表揣测义的“许”。
4.3“或许”的词汇化
从构成成分来看，现代汉语中的副词“或许”是由较为常用的“或”和“许”构成的。“或”和“许”最初都是一个副词，由于二者语义相近，都有表示“可能”之意，因此出现“或”和“许”连用的情况。
董秀芳（2002）指出很多单词的构成，特别是复合词，一般由原来句法上的短语演变而来。由此，我认为，“或许”是在“或”、“许”各自语法化的基础上，逐渐凝固成一个双音节副词。
综上所述，“或许”是揣测性的副词，对动词或命题进行修饰，表示对事物、性质、状态的一种推测。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从语法化、词汇化、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对“或许”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分析，但同时存在许多不足和需要补充的地方。
（1）在对“或许”的语法化研究中：由于搜集的古汉语语料有限，对“或许”产生的具体时间不能做出精确的结论，只能根据一般的语法化规律，对“或许”的演变过程做出推断。因此，不能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
（2）只对“或许”的副词用法进行了探究，对其连词用法，却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以上两点是在以后的研究学习中需要仔细研读并有所突破的地方。（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杜少先、杜占先.关于“或”的词性问题[J].锦州师院学报，1989，1.
[3]董秀芳.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J].世界汉语教学，2007，1.
[4]张斌.现代汉语虚词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2)04－0087－01
文言文教学历来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其篇目多、容量大、选文杂，制约着中学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效果，那么，如何提高中学文言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好教学方法。笔者在文言文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熟读、精读、品读的三读法来学习文言文，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熟读
教师要指导学生认清字形，读准字音，理解字意。认清字形、读准字音是学习文言文最基本的要求。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汉字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自然演变过程。字音上出现了一字多音，字意上出现一字多意，以及同一个字，不同的读音所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即多音多意字。初读时，教师应指导学生借助课文的注释、工具书，认清课文中的繁体字和生僻字，读准字音，弄懂字意，扫除文言文的文字障碍，并认真仔细反复地读熟课文。为进一步精读和品读课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精读
精读。即“熟读精思”。朱熹主张：“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而由于古汉语的表达方式、语法结构、词汇意义等都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那么，如何精读文言文呢?
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古汉语基础知识做一个简单地梳理，要分清虚词和实词，对“而”、“何”、“乎”、“乃”……十八个主要虚词在不同的语句中的词性、作用和意义要掌握；并掌握词义的古今变化，词性的活用，通假字。还有文言文特殊句式：主谓倒装、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以及借代手法等等。带着这些基础知识阅读课文，对难懂的词、句对号入座，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其次，通过对语句的进一步剖析来理解字意。如，《左传・段于鄢》的开头一段：“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日寤生，遂恶之。”在这段文字里，笔者让学生着重注意“郑武公”、“娶于申”、“武姜”、“寤生”、“惊姜氏”、“恶之”等短语，通过教师的点拨，学生翻阅资料及网络查询，明白了“武姜”不是姓武名姜，而是古代对女子称呼的一种用法，为了“别婚姻”，女子出嫁后可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谥号，“武”是郑武公的谥号，“姜”是女家的姓，所以称“武姜”。如不需要区别，则在姓下加氏，所以下文又称武姜为“姜氏”。
再次，精读文言文时还可以采用联想方法。比如，学习“名词作状语”这一语法现象时，笔者引导学生联想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墨绿”、“犬牙交错”、“雪白”等：讲到宾语前置句式及其标志，可联想成语“何罪之有”、“惟命是从”等；学习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又可联想现代汉语里“轻装”、“寒心”、“干杯”的构词特点。至于古今词义的继承、衔接，简直无处不在，展开联想能更好地理解古代汉语，并进一步加深对现代汉语的认识。
三、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