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5:18
历史上东原即山东东平。从《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署名等情况看，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即山东东平人；《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有多处内证共同表明其作者罗贯中为“东原”人，而非“太原人”。近百年来被抬得很高的“太原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 三国演义/罗贯中/东平人
《尚书·禹贡》：“东原底平。”郑玄注谓东原“即今之东平郡”。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进一步说明：“东原，今山东兖州府东平州及济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今本《辞海》释“东原”说：“据郑玄注，即汉东平郡地，相当于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所以，作为地域之称，东原即山东东平。
东平在汉代以后建置屡变，或称国，或称郡、府、州、路等，从来是鲁西南重镇；隋唐以后，东平因地跨京杭大运河两岸，为商旅必经驻足之地，经济文化格外发达；至金、元二代，人文荟萃，更成为文化名区，出了许多文学家，如高文秀、王继学、顾仲清、赵良弼、陈彦时、张寿卿、张时起、李显卿、张好古等，皆一时名家，近世有“东原作家群”之称。其中擅长水浒戏的高文秀甚至有“小（关）汉卿”之誉，而最杰出的代表，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一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名本，字贯中。他是山东东平人有文献的根据。首先，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有多种版本署名“东原罗贯中”，如最早版本之一，刊于嘉靖27年（戊申，1548）的叶逢春本题“东原罗本贯中编次”；其次，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最早的序文，即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刊《三国志通俗演义》首载别号庸愚子的金华人蒋大器所写的序中称“东原罗贯中”是该书作者。这篇序写于明弘治甲寅(1494)年间，序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比今见录载它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要早28年，说明早在明弘治甲寅之前，《三国演义》已经成书并流行于世。这两种最早的版本以不同方式表明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后出各版本均无异辞，使我们可以相信，《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至少是明清出版界公认的事实。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刊本题“东原罗贯中编次”类字样，是根据最早罗贯中本人的题署，这至多是一种可能，或说可能性很小。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不会没有根据地把这样一部大书归于某个人名下。至于有人认为可能是书商托名牟利，就更没有道理。古代虽有托名著书、刻书的风气，但是，所托之人必是先已有了名气，才可以收到托名牟利之效。而据现有资料可知，在《三国演义》之前，罗贯中并没有成名。以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的托名完全不合逻辑，而《三国演义》“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伪托。总之，以平常心度之，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必有当代文化人值得相信的理由，后世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国演义》两种嘉靖本虽是今存最早的版本，却没有一部是作者原本，而且难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上已提及两种嘉靖本《三国演义》为“东原罗贯中”所著的方式不同：壬午本“东原罗贯中”字样出现在序中而题署无“东原”，叶逢春本“东原罗贯中”出现在题署中而不载庸愚子的序。这个重要的不同可使我们大致认定，后出叶逢春本的题署并不源于壬午本，两种嘉靖本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各自有据。也就是说，在嘉靖本之前，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资料线索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从而后世无论从何处看，都只能把它作为同一“东原罗贯中”的作品，这大概是《三国演义》版本不止一个系统的多种明刊本都署“东原罗贯中”类字样而从无异说的原因。总之，《三国演义》作者“东原罗贯中”不仅有可见最早版本的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又是来自不同方面的互证，后世就更加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最后，除了《三国演义》，还有《水浒传》（115回本）、《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传》、《三遂平妖传》等四部小说也署名罗贯中。这四种小说除《残唐五代史传》不题罗贯中籍贯，其他也均题“东原罗贯中编辑”类字样。一般公认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或作者之一，《水浒传》各版本中独有115回本《水浒传》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以罗贯中为“东原”人，也不会完全没有根据。至于《残唐五代史传》与《三遂平妖传》有托名罗氏的可能，但为其托名的人也是以罗贯中为“东原”人，说明这四种小说作“东原罗贯中”的署名即使不尽可信，却都能从不同角度间接地起到旁证作用，加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
当然，明人记载中也有说罗贯中是“钱塘人”、“杭人”、“越人”即浙江杭州人的，也有说他是“庐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的，但是皆晚出，而且其口气似据传闻，比较“东原罗贯中”有《三国演义》等书版本的说明，并不足信。同时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小说的地位还不够高甚至很低，很少有人在意罗贯中是哪里人，因而诸说并存，并没有什么争论。但在那时，多数读者因《三国演义》而知道其作者罗贯中，自然大都以他为“东原”人。但是，到了1931年，古典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研究受到学界空前重视。当时有赵斐云、郑振铎、马隅卿三位学者访书宁波天一阁，合抄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公诸于世。其中《录鬼簿续编》所载“罗贯中”条是这样写的：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这条资料被当时乃至今日众多学者认作20世纪有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生平资料的唯一重大发现。近百年来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凡涉及罗贯中生平的，大都以此为据，弃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等于不顾，称罗贯中为“太原人”，进而推论其生卒年等等。这就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由来。它不仅使包括“东原罗贯中”说在内其他诸说受到极大排斥，而且也给社会文化造成一定影响。最突出的是去年报载山西太原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入“三晋文哲壁”，弄出把《三国演义》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镌为罗贯中所作的笑话[2]。
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为《三国演义》作者及其籍贯的根据，定《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山西太原人罗贯中，目前看来，是一件极不稳妥的事。理由也极简单，就是这条资料并没有说“罗贯中，太原人”写过《三国演义》。而我国从来同姓名现象屡见不鲜。我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3]一文中已经举过许多古代的例子，而据中新江苏网8月21日消息：“南京大学……今年录取的1400多名新生中，竟有65人或两个或三个同名同姓，甚至还有四人共取一个名字。”这更加使我们相信，即使元明之际同姓名现象并不如今天这样严重，而在中国这样的姓氏文化传统里，“东原罗贯中”之外另有一个“罗贯中，太原人”——他是古代山西太原一位优秀的戏曲家——也并没有什么稀罕。“学贵有疑”，我们至少应当并且可以抱这样的怀疑。如果连这样的地方都径自确信无疑，那还谈什么科学精神、学术考证！而且，白纸黑字可以看得明白，《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没有记载这位太原罗贯中写过《三国演义》，而多种明刊本《三国演义》显著标明“东原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研究者若不抱成见，据实立论，就只能无处说无，有处说有，而决不可从《录鬼簿续编》无中生有，推翻多种明刊本的实有；否则，就是对学术规范的冒犯。但是，这一种冒犯却由来已久，部分是因其始于大家名流而不得纠正，为一些学者盲目推崇而愈演愈烈，使我们不能不把它作为“学术失范”的个案加以批评。
这的确是一种“学术失范”。且不说我国古代治学要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基本的态度和无征不信的原则，单就学术研究技术操作的层面而言，也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料的规范问题，即要求对无论何种资料都要先经过认真无误的鉴别，弄清其真伪及其与所探讨问题相关的程度，看其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作证据。此即胡适所说：“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本题的相干性。”[4](P285)这是我国考证学最根本的传统，汉唐以来有成就的考据学者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近世学者把《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用为研究《三国演义》作者资料，显然没有经过这样的驳问，所以就是“学术失范”；其论证没有在这条资料与《三国演义》作者之间建立起证据链，所以结论就不能服人。这看起来只是一条资料的适用不当，其实“学者考订史实是一件最严重的任务，是为千秋百世考证历史是非真伪的大责任”[4](284)，当事者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而后来者又怎么可以对如此明显的失误等闲视之或视而不见？
另外，退一步说，即使不排除“罗贯中，太原人”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可能，但是，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今济南长清为中心毗连东平的一带正叫做“东太原”。因此，这位“太原”罗贯中也有可能是“东太原”即山东东平人[5]。总之，上世纪30年代初《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的发现，根本不足以改变明代以来有《三国演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约定俗成的结论。这位世界性的大文豪是元代东原即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他一生可能到过许多地方，所以他的籍贯有“杭人”、“庐陵人”等多种说法。但是，《录鬼簿续编》那位“罗贯中，太原人”，除了同姓名外，却很可能与《三国演义》没有任何关系，至少现在应当这样认为。
二
除了以上版本、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外，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太原人”，我们还可以从罗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文本风格及具体内容方面找到内证。当然，这是难得的，也未必十分可靠，但是结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以下四例值得注意：
一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诸书风格看，《三国演义》作者不可能是“罗贯中，太原人”。我的理由是，这位太原罗贯中“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是一位浪迹江湖的诗人气质很重的文学家。他可以以诗笔为戏曲——也确实是一位戏曲家，却好像很难成为一个以史笔为小说的演义家——《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也正是没有他写作《三国演义》等小说的记载。此原因无他，大概史与诗的分野或界限，即使到了野史小说与乐府、隐语以及戏曲同属文学的范畴而更为接近的地步，其在风格手法也有很大区别甚至难以兼容的地方。所以，古代作者于诗、戏曲与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很少兼擅。象吴伟业的戏曲，李渔的小说，其实都与他们各自擅长的诗歌、戏曲是两样文字，一副笔墨。而《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不具诗意，很多描写也可以说有戏剧性的，但其总体风格毋宁说是史笔。所以与《红楼梦》不同，书中没有或者极少作者自撰的诗文，而多引“史官曰”、“后人有诗叹曰”或沿用书场的韵语，也不甚依赖戏曲家常用的误会与巧合等构造情节，更看不出作者有刻意显扬文才的表现。而如果《三国演义》的作者象吴伟业、李渔那样是一位诗人或戏曲家，恐怕少不了“传诗”之想，总要忍不住自己“叹曰”一番。总之，就作者性情、文笔风格而论，笔者宁肯相信“据正史，采小说”写作《三国演义》的罗贯中是那位“有志图王”的罗贯中——他当是一位史家作风很重的人，而不敢相信那位诗人气质很重的“太原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附带说到，作家总是就其所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如果这位“罗贯中，太原人”是一位戏曲家而且还是《三国演义》作者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写有一部三国戏曲，或者在他的戏曲中有与三国相关的内容、语辞等。但是，我们还未见有研究者举出这方面的证明来。这岂不是说，不仅《录鬼簿续编》没有载他写有《三国演义》，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与三国题材根本就不沾边？
二是已故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为“东原说”所找出的根据之一：“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即东原）人，还是从《水浒传》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6]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也启发了新的思路。以至于信从《三国演义》作者为“罗贯中，太原人”的研究者，也发现了于己说有利的论据，如所举《三国演义》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之类，却实在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关羽作为“武圣人”，决不是只有太原人才崇拜他。倒是另有学者为“太原说”找出的根据之一，即发现繁本百回本《水浒传》第99回顾大嫂“封授东源县君”，以为罗若是东原人的话，就不该把“东原”错为“东源”。但是，在我们看来，却相反地成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又一内证。
三是正如发现者所指出，上引“封授东源县君”中“‘东源’二字，在简本中，或同……或作‘东原’（例如115回本）”，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东源”的“源”字是“原”字在传抄翻刻过程中的音讹，“东原县君”才是作者原文。其间道理也并不复杂：我们知道，《水浒传》极少虚构郡县地名，而历史上虽无“东源县”，却有“东原”地，并且是载在《书经》的。所以，虽然古代称“东原”的地方也有一些，甚至《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21《诸葛亮六出祁山》则还提到陕西渭水之滨的“东原”，小字注说“地名”，但是《水浒传》写山东事，我们只能相信“东原县”是作者据《尚书·禹贡》古“东原”之称的捏造。按照例一举王利器先生所开辟的思路，顾大嫂在《水浒传》中是最后活下来的唯一女将，作者因《尚书》“东原”而捏造出一个“东原县”来，为顾大嫂结末“封授”为“君”之称，也应该不是无所谓的安排；而可以作这样的推断：罗贯中若果为山西太原人，就难得想到为顾大嫂封一个“东源（原）县君”；而只有在“东原罗贯中”笔下，这个“女将一员，顾大嫂，封授东源（原）县君”的设计才合乎情理。
第四个内证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与泰安临近，今东平为今山东省泰安市属县，《水浒传》第73至第74回写那位在泰安州东岳庙前设擂，“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后来被燕青“撺下献台来”的任原，倒是“太原府人氏”。这当然不是作者有意褒贬这两大名区。但是，可以看出作者对临近东平的泰安州东岳庙至少是熟悉的，而对“太原”并无“故土”情结。进一步，又把《水浒传》（120回本）行文中一回称“太原府”，一回称“太原县”，而对“东平”一例称“东平府”的情况相比较，可知作者对“东平府”和“太原府”熟悉、认知乃至热情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对“东原”有某种“故土”情结呢？
以上四点作为“东原罗贯中”的内证，各自来看，有的还可以说比较牵强。但是，合而观之，就不能不承认《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不像是“罗贯中，太原人”；他在小说中对东原（东平）情有独钟的诸多表现，与各版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与记载相印证，说明《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是可信的。
当然，《水浒传》成书过程漫长，前后文本变化很大，而今存可据考者已经不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上述四例一定都是罗贯中所为。但是，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能根本动摇“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因为，极端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排除，但是，在确认此书为罗贯中所著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对罗氏籍贯一般只在“东原”或“太原”二者之间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四例中只要有任何一例可靠，特别后三例中那怕只有一例是《水浒传》的编定者罗贯中亲笔所为，也足以说明他不是山西太原人，而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人。
总之，在对《三国演义》作者籍贯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内查外调”之后，我们只能尊重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古传，而不能信从据《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断《三国演义》作者为太原人罗贯中的新说。进而近百年来各种教科书与传媒几乎无不以“罗贯中，太原人”为定论，客观上封杀了“东原罗贯中”等其他诸说的偏颇，也应当尽快修正为以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说为主、诸说并存的客观表述上来。若不得已而简言之，自应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东原（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为是。至于杭州、庐陵，则应该是他南下后的客籍。而《录鬼簿续编》所谓“罗贯中，太原人”只是一位优秀戏曲家，还不能说他与《三国演义》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从而这条资料能否用于《三国演义》的研究也还不确定，只能悬置或存疑——目前看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完全是想像力的产物。
尽管如此，从最彻底的意义上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东原说”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但是，在这类问题上，研究者不能更起古人而问之，从来能做到的，不过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信所当信，疑所当疑。在这个意义上，罗贯中籍贯“东原说”就是这一学术问题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A].三国志通俗演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杨荣.太原“三晋文哲壁”错误百出[N].光明日报，2001-09-15.
[3] 杜贵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J].北京大学学报，2002，(2).
[4] 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A].读书与治学[C].北京：三联书店，1999.
[5] 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A].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三国演义；王越；罗贯中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0—0127—05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自该书问世以来，早期版本均署东原罗贯中著，这是有关该书作者最有力的证据。2010年，赵长海同志在《中州学刊》第2期发表《罗贯中是王越化名论析》一文，①认为罗贯中为王越化名，浚县人王越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但看完赵先生大作后却令人失望。作者的意愿虽然很真诚，但却没有提供出任何直接的证据，所作的“论析”只是假设，方法则是推论和揣测，因而无法证明罗贯中就是王越。
一、“化名”之说不能成立
“罗贯中是王越化名”为一判断句式。要表达的意思有两层。首先，他要告诉人们“罗贯中是王越”；其次，他要证明“罗贯中是王越”，王越写了《三国演义》。《罗贯中是王越化名论析》共三部分。下面，让我们看一下文章是怎样“论析”的。
第一部分，标题是“罗贯中应是化名”。与文章题目相较，这里多了一个“应”字。这个“应”字很重要。“应”字的词性是动词，且是能愿动词，用来说明一个人对未有发生之事的主观意愿及判断。它表明，本文作者希望成为现实的东西没有成为现实，作者或多或少感到遗憾。庸愚子与蒋大器为同时代人，庸愚子在弘治七年（1494）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了序，但在王越的诗文中却从未提过此事。长海同志认为，王越罢官后曾在浚县家中闲住数年，与周围数县县令、教谕皆有往来，蒋大器于弘治初年曾任浚县主簿，其为《三国演义》作序一事，“王越却一无所知，这在情理上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绝对不可能”？文章并没有拿出证据，但在假设了这个“不可能”的前提条件后，作者便立即进行了大胆地猜测：一是肯定“庸愚子认识王越”，进而又说“庸愚子是王越化名”。言下之意，《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序是王越所写。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仅凭假设与推测，作者竟作如此断言！之后，长海同志又“论析”了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修髯子。关西修髯子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作《引》之署名后又有“关西张子词翰之记”、“尚德”、“小书庄”三方印记。作者分析说，这个图记，“则是‘刘关张’三人姓名的组合而已：‘关西’当然即指关羽，‘张子’即张飞，而张飞字翼德，刘备字玄德，故曰‘尚德’，代表刘备。”作者想象丰富无可厚非，但其中说“关西”“当然即指关羽”不知有何根据。众所周知，作为地名，关东、关西、关中一词经常出现在古籍中，这里的“关”指函谷关或潼关，“关西”指陕西及陇东一带，并不指晋中、晋南一带。关羽是解州人，“关西”一词怎么会指代关羽呢？而且还“当然即指关羽”。这里，作者虽然用的是“索隐”证法，但有点离谱，所谓“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当然”！
第二部分，标题是“王越有充分的条件和动力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什么是王越创作的“条件和动力”呢？作者列举了以下诸条：1.《三国演义》是写战争的，王越在西北前后与鞑靼作战20余年，“精通兵法战阵，富有权谋机变之才”；“另外王越在浙江、山东、四川、山西、陕西、湖北等地多年，对三国地理形势及当地流传的三国故事戏曲应该十分熟悉，而这也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创作的必备条件”。2.“王越在西北战场20多年，数遭弹劾，后又被贬谪湖北安陆闲居六年，弘治改元后被赦还浚县家乡闲居十年。”“有充足的时间构思创作这部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3.王越作战有功，但却屡遭陷害，“长期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使其有充分的理由和动力创作这部小说。故《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谓是王越长期追求的道义理想之作，激愤之作，同时也是警世之作，提供战争经验教训之作”。4.“义”是《三国演义》的核心思想，“《王越集》中此类论述很多，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要演之‘义’甚为吻合”。5.“《三国志通俗演义》和《王越集》内有一个重要的契合之处，即是对于女性的态度和对女性人物的成功塑造。”以上诸项，不可谓不全面。但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小说创作需要才能和生活阅历，但并不必亲历。个中道理不必申述，鲁迅有一段话很精彩，一看即明：“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还得去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括在里面。”②二是论证缺乏针对性，即使各条全部成立，但这与王越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的结论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从逻辑学上说，这6个条件并不是写《三国演义》的充分必要条件。以上诸条不仅王越具备，还可以找出不同时代的若干人。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③。因此，任何一种判断必须以准确的事实为据，仅凭一些表面现象便猜想说《三国演义》的著作权属于王越，实在是太武断。
第三部分，标题是“罗贯中应是王越化名”。文章中，作者将《王越集》和《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了对比，从8个方面力图说明两书有相同之处，以证明“两本书应为同一人所作”，王越是《三国演义》之作者。1.从误文看。两书有对同一问题上的基本相同的错误。2.从语言风格上看，《三国志通俗演义》“有如此众多浚县一带方言及语言习惯用法，绝非偶然，只能说明作者为此地域长期生长生活之人”。3.从版本上看。明嘉靖年间《三国志演义》有“都察院刊行”刻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王越长期掌都察院之职”。4.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内的注释看，“其注释多为军事术语，多为王越熟知的山东、陕西、湖北地名”，“小字注，极有可能即作者原注，也即王越自己本人的注释”。5.从典故词汇使用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许多典故、词汇的使用，与《王越集》文中相一致的地方甚多”。6.从地理方面看，“许昌、洛阳一带，因王越不大熟悉，故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方向错误等”，“王越对四川和陕西都十分熟悉，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这些地方描写最多”。7.从对酒的描写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酒的大量描述，和《王越集》内咏酒类诗词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大量存在，如出一辙”。8.从诗词看，王越有关三国的诗词甚多，如《隆中十景赋》末曰：“由汉以还，知先生者，晦翁一人耳！由晦翁以至于今，谁复知己？其或有之哉！则亦无有乎尔？”作者由此断言：“此篇赋已经大致包含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要情节。其最后两句感叹，由朱熹之后，诸葛无复知己，慨然有著作之意也。”作者认为前7条理由说明《三国演义》为王越所作极有可能，至第8条则去掉了“可能”，而且斩钉截铁地说“王越著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当在成化末于安陆的六年期间”，并“自托名‘庸愚子’序之”了。至此，作者完成了“论析”，王越也就成了《三国演义》的作者！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多年来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探讨。《金瓶梅》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用的不是真名，是笔名。于是，从面世至今，真名是谁，众说纷纭，诸如王世贞、李开先、李先芳、卢楠、赵南星、屠隆、贾三近、汪道昆、丁耀亢等，达五六十种之说。因为都是研究“笑笑生为何人”的，所以刘世德先生将其称为“笑学”。刘先生说：“我承认，笑学的这些研究者有着热情，有着积极性，要探索真理，要查出来到底兰陵笑笑生是什么尊姓大名，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总的来说，“笑学一切都是猜测”。华东师范大学陈大康教授2004年2月12日在《文汇报》发表了《作者非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考证疑点多》的文章。刘世德先生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淋漓痛快。他把现在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所采用的方法归纳为十种，一一举例加以说明。第一叫做取交集法，第二叫诗文印证法，第三叫署名推断法，第四叫排斥法，第五叫综合逼近法，第六叫联想法，第七叫猜想法，第八叫破译法，第九叫索隐法，第十叫顺昌逆亡法，顺昌逆亡就是说材料对我有用，我就用，对我不利的，我根本不提、隐瞒。他说，现在所有考察兰陵笑笑生是谁的考据文章都不能成立，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不科学（的）。”④
无独有偶，《罗贯中是王越化名论析》一文，其研究方法不也是陈大康教授指出的诗文印证法、署名推断法、联想法、猜想法、索隐法诸法吗！由于这种方法的不可靠，不科学，因而结论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因而“化名”说完全属于臆测，根本无法成立。
那么，什么是可靠的、科学的方法呢？丁晓山在《海外学者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不同意见》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五十年代初，胡适先生自美返台，在台湾大学讲演治学方法，论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时的台大校长钱思亮先生即在私下对胡适先生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胡适先生说，“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⑤
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能只记住了前半句而丢掉后半句；二是“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怎么小心求证？这个问题虽然很复杂，但大体上说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坚持王国维先生主张的“二重证据法”，没有直接的证据是不行的；二是求证要严密，要在广博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缜密、严格的理性认识。而《罗贯中是王越化名论析》一文在这两点上都是相背离的。
综上所述，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或者说要害问题，那就是，要想使“罗贯中应是化名”这一论断成立，作者必须提供正面的、直接的、确凿的证据，证明王越一生中曾使用过“罗贯中”这一化名，并使用过“庸愚子”之化名。同时，还要《录鬼簿续编》关于罗贯中实有其人之记载，《三国演义》嘉靖壬午（1522年）本首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等记载。我想，在《罗贯中是王越化名论析》作者完成以上工作之前，要推销“化名”说是很困难的。
二、王越不可能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王越不可能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原因很简单。一是到目前为止，遍检《王越集》诗文及他人记述赞颂之作，旁及其他，尚没有发现有任何文献记载王越与《三国演义》有任何关系，其不是《三国演义》之作者自明，故毋须对此赘言。
二是赵长海同志以王越咏三国历史诗为旁证，从而印证其思想与《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一说法实属牵强，不能成立，更难以成为“王越为《三国演义》作者”之佐证。由于三国历史的特殊性，尤其是诞生了中国民众智慧象征的诸葛亮，因而三国历史广为人知，魏吴蜀各地留下了许多胜迹，从而也留下了历代许多咏叹之诗文。《王越集》中对三国遗迹的咏唱，与历史上其他迁客骚人一样，也是足之所至，兴之所至的感怀，借以抒发物换星移、英雄末路、时不我再的慨叹。如被长海同志强调“已大致包含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要情节”的《隆中十景赋》，如他在《隆中十景赋》中说：“先生应时而起，定鼎于将倾，收灰烬于既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又何足齿？大丈夫所学盖当如此。退而不学先生必为奔竞之子；进而不学先生必非忠正之比。顾余晚生，幸识先生之里。睹物思人，高山仰止。抚景放歌，忠义之士。”“诗言志”，王越要表达的思想，一目了然。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类，即王越对历史上咏叹三国之人、之事、之物诗的唱和之作。《王越集》卷四收录了王越对宋代周弼所编《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简称《三体唐诗》）的和诗470多首，从中很可以看出王越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及非凡的志趣。下面，就其中咏三国诗之原作与王越之和诗略加比较，看一看是否如长海同志所说，能体现王越与《三国演义》的某些思想联系。按长海同志之意，王越对三国历史情有独钟，如果真的是这样，王越本可以凭古人之诗借题发挥一番；但实际并非如此。请看以下原诗与和诗：
其一，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与王越和诗。刘诗：“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销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刘禹锡因谏遭贬，此诗以古讽今，慨叹自己不得不“四海为家”的无奈。王诗：“关山形胜壮南州，泪洒西风恨未收。三国交锋来楚尾，六朝建业过吴头。悠悠往事名空在，浩浩长江水自流。过此不胜增感慨，古城高树暮云秋。”王越说“过此不胜增感慨”，他感慨什么呢？同病相怜，也是个人遭际：“泪洒西风恨未收”。
其二，李商隐《筹笔驿》与王越和诗。李诗：“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李诗感叹的是诸葛亮北伐中原未果之恨。王诗：“挥笔曾闻向此书，就中奔走乐徒胥。木牛流马劳神算，羽扇纶巾驻晚车。帝业两朝甘自立，人才三国有谁知。英雄一去知何是，落落猿啼暮雨余。”王诗感叹的是诸葛亮“人才三国有谁知”，暗喻个人怀才不遇。
其三，崔涂《鹦鹉洲眺望》与王越和诗。崔诗：“怅望春襟郁未开，重吟鹦鹉益堪哀。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曾解爱才。幽岛暖闻燕雁去，晓江晴觉蜀波来。谁人能得风涛便，一点征帆万里回。”崔诗借曹操、黄祖忌贤妒能，感叹用人者心胸狭窄，个人无风涛之便，因而无法一展乘长风破万里浪之志。王诗：“漠漠春烟惨不开，望中时听鸟声哀。闲花似惜娱宾意，芳草如怜作赋才。岁月苍茫人已去，关山迢递我重来。吟余醉倚官船上，访古怀乡日几回。”王诗抛开原诗，感叹时光流逝，功名未就，前途茫茫。两诗除了韵脚外，几乎毫无联系。
其四，杜牧咏《赤壁》与王越和诗。杜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纯粹怀古抒怀，慨叹周郎之才气横溢而心胸狭小。王诗：“当年胜败已沉销，惟见江流入海朝。几欲凌空飞舄去，月明无处觅王乔。”诗中透露的是官场失意之感，故转而羡慕仙道，欲学王子乔升飞。和诗与原诗几不相干了。
其五，薛能《游嘉陵后溪》与王越和诗。薛诗：“山屐经过满径庭，隔溪遥见夕阳舂。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纯粹怀古抒怀，与杜甫“常使英雄泪满巾”一样，慨叹诸葛亮之遗憾。王诗：“独携短策访遗踪，怪石横波日撞舂。闲杀山中云片片，几回天际欲从龙。”内容与原诗联系极少，借以感叹错失机遇，未能飞黄腾达。
从以上几诗可以看出，王越之诗内容非常明白，文词也很浅显，用典也不怪僻，没有隐含什么特殊的“三国情结”，即使再微言大义，也看不出与写《三国演义》有任何联系。这再一次说明，“诗文印证法”是很不可靠的。
有必要一提的是，《罗贯中是王越化名论析》为了说明王越与《三国演义》有必然联系，甚至不惜曲解史实。文章第三部分谈及“典故词汇使用”时说：“又如，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诸葛亮舌战群儒》中，孔明曾有言：‘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而这段文字的主旨，则和刘珝赠给王越的《赠王太保序》一文文意契合，其文云：‘夫所谓儒者，岂直可文可武邪？可大也，可小也，可远也，可近也，可重也，可轻也，举斯世皆可运于掌上’最后用孔子语言勉励王越‘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两段文字如出一辙，是作者借孔明之口，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充分流露。”众所周知，“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语出《论语·雍也》，是孔子对子夏的教导，历史上引用者之多根本无法统计，三国诸葛亮可引用，宋代欧阳修可引用，明代刘珝也可引用，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之事。明明是刘珝借孔子之口，偏偏说是王越借诸葛亮之口，弃本逐末，何必呢？正如陈大康教授表示的那样，学界本来就对考证中的“联想法”鄙夷不屑，若再等而下之，那就更难令人置信和接受了。
三是王越不可能从事小说写作：卑视“野史小说”，认为系“群小作为”。王越交结宦官汪直，《明史》有明文记载：“奸人韦英者，以官奴从征延绥，冒功得百户。汪直掌西厂用事，英为爪牙，越因英结于直。”⑥当时王越在兵部任职，此为众所周知之事。对此，有人惋惜，有人不齿，有人揶揄。汪直专权时，另有兵部侍郎陈钺、平卫左所的武官朱永攀附汪直，也为人所诟。李挚《续藏书》中有《王越传》，虽对王越评价很高，认为是“绝妙人才，难有难逢”，但对陈钺、王越迎逢汪直并未忌讳：“上尝曲宴，内伶戏为贵人装，两手各操金钺，恣睢而前。问‘何人？’，曰‘汪太监’，‘所持何物？’，曰‘两钺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⑦此事流传很广。不仅李卓吾书中有记载，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也以为不诬，在《罪惟录》《经济诸臣列传》中载入⑧。同时期略早于查继佐的谈迁在《国榷》中不仅记录了这个名叫阿丑的滑稽演员对陈钺王越的讽刺，还记录了对手握兵权营私之朱永的嘲讽：“阿丑复装为楚歌者曰：‘吾张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吾闻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国府作役耳！’上笑，永惧而罢役。”⑨当时朱永动用士兵2000人为自己营建官邸，由于人言汹汹，惮而停工。在宫廷宴会上，一个戏曲丑角敢于公开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嘲弄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权贵，如果没有铁的事实，谅其不敢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成化十九年（1483）八月，太监汪直，王越因被弹劾与汪直攀附，且有对朝廷怨望之诗而被追夺所封，贬为平民安置湖北安陆。第三年，王越“以心事未白，具奏诉冤枉”，但朝廷置之不理。朝廷何以置之不理呢？在王越的曾孙王绍雍、玄孙王蒙正看来，原因主要有两个：“公以心事未白，具奏诉冤枉。当时权奸党类，则以飞谤排阻。恐公论不平，群小作为野史小说，诬公结交汪直以惑后世，以实其言。”⑩很明白，首先是有人作梗：“当时权奸党类，则以飞谤排阻”；其次是社会舆论压力太大，“恐公论不平，群小作为野史小说，诬公结交汪直以惑后世，以实其言”。之所以绕这么大弯子引用这个故事，目的有二：其一，从侧面证明确有伶人在朝廷嘲弄过王越等人，王越交结汪直非诬；其二，表明王绍雍、王蒙正辈是看不起和反对“为野史小说”的，在他们看来，优伶们的插科打诨、夸张演绎，坊间的那些传闻、野史小说，都是“小人”所为。不言而喻，他们及他们的先人王越则都是正人君子，是从不“为野史小说”的。由此可知，王越不会从事小说、戏曲之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从心底就是反对野史小说的。
三、《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
罗贯中既是小说家，又是戏曲家，各种文献记载凿凿，但学界对其仍有争论，焦点之一便是其籍贯与行状。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称钱塘者，有称杭州者，由于《录鬼簿续编》称其为“太原人”，故“太原说”最为人肯定。但令人疑窦不止的是，刊刻于明代的《三国演义》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又加上《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版本——嘉靖元年刊本卷首有庸愚子（蒋大器）之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因而又有很多人认为罗贯中是“东原人”。
罗贯中到底是太原人还是东原人？“太原”与“东原”之间有何关系？如果能将其弄清楚，对进一步确认罗贯中的地位是很有意义的。四川学者刘知渐先生认为罗贯中是东原人，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推测“太原”二字可能是后人把“东”字误抄之结果。但这只是可能，无法证明。我在《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发表了《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认为历史上我国有三个地方叫“太原”，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和山东。东晋、刘宋时期曾在山东置太原郡，治所就在后来的东原，即今天之东平县。文章列举了《录鬼簿续编》作者喜用古地名的习惯，以证明作者将罗贯中的籍贯“东原”写作“太原”并非笔误，而是时尚。不久，山东师范大学大学杜贵晨教授在《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上撰文《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沈伯俊认为这些论述是“独辟蹊径”B11，梅新林、韩伟表认为：“此说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B12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认为罗贯中为北方人或南方人，不论太原说或东原说，在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之作者上，大家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三国演义》作者为明代东原人罗贯中，明代浚县人王越字世昌，无号，亦无化名，其与罗贯中无涉，与《三国演义》亦无涉，更不是《三国演义》之作者。
注释
①赵长海：《罗贯中是王越化名论析》，《中州学刊》2010年第2期，以下凡引此文处不再标注。
②鲁迅：《叶紫作〈丰收〉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③列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2页。
④刘世德2007年2月25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金瓶梅〉作者之谜》。
⑤丁晓山：《海外学者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不同意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14日。
⑥《明史》卷一七一，中华书局，1974年。
⑦李贽：《续藏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
⑧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
⑨谈迁：《国榷》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
⑩王越的孙子王绍雍、玄孙王蒙正所编王越《年谱》，见《王越集》《附录五·年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
最近，我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的小说。为次我特别查资料想了解一下罗贯中是怎么把三国时代的历史写得这么好，看了资料我才知道，原来《三国演义》并不是罗贯中编的，而是根据魏、晋时代的史书与宋代的说三分、元代的三国戏和罗贯中自己的思想合并在一起的小说，我看的那本还被清朝初年的毛氏父子加工过了。那《三国演义》到底写的主题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会儿，得出了：《三国演义》写的主题是三国时代的群雄争霸。在这个群雄争霸的时代有很多英雄，黄老师不是让我们写读后感吗，我可以写看了这些英雄故事后的感受呀。于是，我拿来纸、笔，刷刷地写下了刚才的事。然后想了一会儿，写下了读后感：
《三国演义》中最著名的英雄，就是刘备。罗贯中将他写得十分仁义，还携民渡江。依我看，就算他的携民渡江是真的，他也不一定仁义，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得民心做的，这样他就好不到哪儿去。刘备太喜欢哭了，在《三国演义》中，他不知灰心丧气哭过多少回了，就算大部分的哭都是罗贯中编的，他也好不到哪儿去。而且《三国演义》里，刘备全依靠诸葛亮。他在诸葛亮未当军师时没有地盘，诸葛亮当军师后地盘马上就变大。世人评价刘备三顾茅庐是重视人才，我看只是想找个人替自己出谋划策、管理军队而已。
世人认为曹操是奸雄，我认为曹操是三国时代最有名的英雄。他十分注重人才，在《三国演义》中本来还想不杀吕布，许攸来投时他连觉都不睡。刘备有了人才就只靠人才，而曹操是用自己的智谋和人才的智谋合在一起，把军队管理好，怪不得他能取得擒吕布、败袁术、灭袁绍、击乌恒的巨大成就。在三国历史上的曹操可能没有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罗贯中可能夸张了，但如果这样孙权和刘备也不可能在赤壁大战中灭曹操的兵马87万，最多灭50万，曹操兵马越少，孙权、刘备灭的曹兵也越少，所以要么曹、刘、孙都差，要么曹、刘、孙都好。
江东孙权基本上只是守业，没攻打别的地方，他只靠手下，手下让他打仗，他就打仗，很一般。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看完《三国演义》，三国的故事仿佛还在眼前，刘、曹、孙永远在我心中。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
三国故事在我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物、视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
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
《三国演义》带来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潮，它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我国已家喻户晓，妇而皆知。
《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主要有：明弘治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粗朴，内容平易；《三国志演义》，清毛宗岗增删评点本，约成书于康熙初年，该本在社会上流传最为广泛。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出版。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三国志玉玺传》说白部分的分析，结合作者以往的研究。认为《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极有可能是罗贯中的《三国》原本，大约产生于1358—1368的十年间。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者，经反复讨论，对《三国演义》原本问题基本上取得这样一些共识：在罗贯中的《三国》原本问世后，其手抄本被后人加工，以两种版本系统出版：一是《三国志传》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这两种版本系统都源自罗贯中的《三国》原本，但有多处异文，说明它们之间是“兄弟”，而非“父子”关系。较多学者还认为，《三国志传》系统据以出版的底本早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据以出版的底本。然而，罗贯中的《三国》原本究竟怎样，因原本早已佚失，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近读弹词《三国志玉玺传》(以下简称《玉玺传》)，再比照《三国志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我发现，《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其说白部分既不同于《三国志传》，也不同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演义》)；它的故事情节多处与《三国志传》和《通俗演义》不同，它极有可能是罗贯中的《三国》原本。
一
据童吉永、张万钧、周树德(即童万周)的《三国志玉玺传·前言》，弹词《玉玺传》手抄本，由郑州市图书馆在20世纪50年代从苏州购得。该书无作者署名，无序，也无出版年月。但经童万周考证，该书写成于明季或清初。我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到，该书的说白部分，照录的是另一种比《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更早的底本。《玉玺传》中的说白文字 1．说张飞，字翼德，世居涿郡。颇有田庄，卖酒屠猪，结识天下好汉。一身武艺，能敌万人。性直坚刚，敬弱欺恶。此日见玄德叹息，大叫曰： “大丈夫不与朝廷出力，何故长叹耶?” 《三国志传》中的说白文字(这里引用的是郑世容刊本) 后有一人厉声而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耶?” ……其人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家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义天下壮士。《通俗演义》中的说白文字(这里引用的是嘉靖壬午本《通俗演义》) 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苦长叹?”…… 问其姓名。其人曰：“吾姓张，名飞，字益德。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义天下壮士。” 2．却说邹靖与玄德弟兄，领兵五千往青州。贼兵闻救兵已至，大奔而走，故解围。邹靖欲回。……玄德曰：“近闻中郎将罗植与贼交征，欲往去之。”邹靖曰：“君欲行，粮可以应付，军马不可妄动。” 玄德自领兵五百，往广宗见罗植，罗植大喜。遂留听调。以后连胜数阵，贼兵远退。罗植付兵七千，差玄德往颖州助皇甫嵩、朱隽擒贼弟张宝。玄德领了文书，星夜往前。未知如何，见听下回分解。次日玄德、邹靖引兵，鼓噪而进。……三路掩杀，贼众大败，直赶至青州城下。……邹靖欲回，玄德曰：“近闻中常侍郎卢植与贼首张角战于广宗。备与卢中郎有一面之交，欲往救之，同力破贼。”邹靖曰：“粮食可以应付，军马不敢妄动。”因此玄德自引本部五百人径投广宗来。 ……卢植问玄德行藏。一一说了，卢植大喜，赏劳已毕，留在帐前听调。刺史犒赏诸军。邹靖欲回，玄德曰：“近听知中郎将卢植与贼首张角战于广宗，备昔与公孙瓒师事卢植，欲往就之，同力破贼。”邹靖曰：“粮食可以应付，军马不敢妄动。”因此玄德自引本部五百人，投广宗来。靖引军自回。玄德与关、张来到卢植寨前，屯住人马。报覆良久，植唤三人人帐。施礼罢，植问玄德行藏，玄德说了。卢植大喜，赏劳了毕，着在帐前听调。 3．说曹操与陈宫曰：“宁使吾负天下人，莫使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不悦。行了数里，投[了]宿店，曹瞒先睡。陈宫自思：只道曹操是个好人，故此跟他。原来是个狼心狗行之徒。今日留之，必有后患，不如趁今杀之。即拔剑欲下手时，又想曰：我为国家跟他。若杀之，是不义也，不若弃去。即待天明，投东而去。曹操醒来，不见陈宫。自思此人见吾说了这句话，疑吾不仁，因此弃吾而去。吾当急走，不可久留。连夜径奔陈留见父，未知如何。操曰：“宁使我负天下人，莫使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后晋桓温说这两句言语，教天下人骂，道是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曹操说这二句，也教万代人骂。当夜陈宫行数里，月明中敲开店门，觅宿先喂了马疋，操先睡。陈宫寻思：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来，原来是狼心狗幸之徒。今日留之，后为国患。拔剑来杀曹操，不知性命如何。陈宫临欲下手，思之日：我为国家报本，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之。插剑入鞘，上马来，未及天明，自投东郡去了。操觉来，不见陈宫，寻思他见我说了这两句，疑吾不仁，弃之而去。吾急往，不可见留。操连夜到陈留。寻见父亲，说上数事。操曰：“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小注：后晋桓温说：“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是：虽不留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曹操说出这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当夜，陈宫行数里，月明中敲开店门觅宿，先喂了马匹。操先睡，陈宫寻思：“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将他来，原是狼心狗行之徒，今日留之，必为后患。”拔剑来杀曹操，未知性命如何?陈宫临欲下手。思曰： “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之。”宫插剑入鞘上马，未及天明，自投东郡去了。操觉来，不见陈宫。寻思：“此人见吾说了这两句，疑吾不仁，弃之而去。吾当急往，不可久留。”操连夜到陈留，寻见父亲说上项事…… 4．曹操檄文去后，各镇诸侯，尽皆起兵。共十七镇，计开于后： (依次为袁术、孔绅、韩馥、刘岱、王匡、张邈、鲍信、袁遗、乔瑁、孔融、张超、陶谦、马腾、公孙瓒、张扬、孙坚、袁绍) 曹操檄文去后，各镇诸侯，尽皆起兵。(依次为袁术、孔绅、韩馥、刘岱、王匡、张邈、乔瑁、袁遗、鲍信、孔融、张超、陶谦、马腾、公孙瓒、张阳、孙坚、袁绍) 操发檄文去后，各镇诸侯皆起兵。 (依次为袁术、韩馥、孔伷、刘岱、王匡、张邈、桥瑁、袁遗、鲍信、孔融、张超、陶谦、马腾、公孙瓒、张扬、孙坚、袁绍)
《玉玺传》中的说白文字，多达76处，限于篇幅，不一一比较。仅从以上四例中也可看出，《玉玺传》依据的《三国》底本，文字最为简朴，罗植与卢植不一样，十七镇诸侯的名单排列次序也和后两种不同。在《玉玺传》中，是鲍信、袁遗、乔瑁；在《三国志传》中，是乔瑁、袁遗、鲍信；在《通俗演义》中，孔绅为孔仙，乔瑁则为桥瑁。假如《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和《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一样，他完全没有必要把卢植写成罗植，把十七镇排列次序改变，更不会把孔仙改成孔绅，桥瑁改为乔瑁。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只能有一种解释：《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是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不同的底本，而且这一底本比后两者据以加工的底本，在时间上还要早。
二
前面已经说过，《玉玺传》的说白部分，依据的是比《三国志传》和《通俗演义》更早的《三国》底本。但在76处说白中，有三段说白则为《玉玺传》的底本所独有。
一处是，刘备起兵，往京救驾，途中在邙山长河打捞得传国玉玺，系张让(十常侍之一)劫来失落在此。刘备将玉玺藏在怀内，继续进军，来到一处，山林丛杂。有三五百强人向他拦路，索要金银。刘备随军十余人，将他们杀败。报知寨主。下面是说白：
说黑松林寨主，姓邢名彪，灵帝驾下值殿将军。因见十常侍作乱，他即弃职归山，隐于此处。招兵买马，以图大事。单生一女，名唤蛟花，年方十六，容貌无双，更有豪杰之勇。邢彪爱惜如珍，尚未择婿。此日山下败军报来说：“山前有一豪杰觅寻天子，吾等百余人多被杀了，特来报知，定夺如何?”邢彪听说寻觅天子之人，忙忙上马，提枪下山。见玄德一表人材，两耳垂肩，非凡之相，英雄无敌，心中大喜。意欲招做东床，未知他意如何?邢彪便问：“来者何人?”
接着唱词叙说邢彪要刘备做他的女婿。刘备以已有妻子推辞。但见邢彪军马众多，只好随邢彪上山。邢彪请南山大王作陪，这位南山大王正是张飞在安喜鞭打过的“督邮”(《玉奎传》在唱词中为使听众易解，把“督邮”改为“巡抚”，名叫严言)。严言一见是仇人刘备，愿以黄金千两相谢，劝邢彪杀了刘备。邢彪竟然见财动心，将药酒醉倒刘备，把他捆在牢监柱上。邢蛟花得知此事。来到牢房，释放刘备，表示甘心作二房。刘备心生一计，将玉玺送给邢小姐，劝她将玉玺献给朝廷，必受重赏。邢小姐不允。经刘备再三劝说，方才收下玉玺，希望刘备成功之后聚会。刘备下山后与张飞见面。张飞索要还在山上的刘备随从。邢彪知刘备已被她女儿放走。邢蛟花决心自刎，以报刘备，被她母亲抱住。以下是为《玉玺传》独有的第二处说白：
说喽罗来报曰：“大王，山前来一大汉，口称救驾官军，要讨刘玄德从军十人。好好送出。万事全休，稍若迟延，一刀一个，杀尽方休。故此来报知大王定夺。”邢彪大怒，点兵下山与他定个输赢。下山便与张飞交手，不上两合，大败回山。心慌胆碎，无计可施，只得将十人送出与张飞带回。张飞还欲点兵剿灭此贼，玄德曰：“救驾紧急，剿贼且慢，待寻见天子再来，未为晚也。”
后唱词叙说邢蛟花入宫。董卓调戏她。她暗将玉玺挂于项下，投井自杀，投胎为西川大将吴懿妹妹。刘备晚年与她成亲，了却这段姻缘。
为《玉玺传》独有的第三处说白是：说糜竺谓妹曰：“今日上坟祭扫，遇刘玄德与云长出猎，我酒与饮之。只见空中飞下一对蝴蝶，歇于玄德帽上，带一香囊，玄德不知来历。我见妹几物，必定姻缘。即与玄德说亲，不允。娶妇甘氏，亦系续弦，尚无男女，玄德年已三十五岁。人品英豪，相貌大贵，妹妹意下如何?兄当赘之。如妹不愿，不复再言，别觅良缘。”小姐起身答曰：“故语云：长兄为父，凡事所凭，何必问妹。既有异事，有香囊为证，必是前世之事，妹安敢不从。”竺听说大喜。次日挽陶公与玄德说亲。
刘备与糜小姐(《玉玺传》里糜小姐叫绿筠)的婚姻原来是这样定下来的。
以上三处说白均为《玉玺传》所独有。此外，《玉玺传》唱词中独有而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所无的情节，还有：1．刘备在投军前，即已“娶妻甘氏良家女”。2．蔡邕为董卓女婿，所以董卓死后哭董卓。3．吕布送女儿给袁术的儿子成亲，把女儿绑在背上，失败回来，女儿已死去。“原来女子身惊死。花貌如冰不沾魂。”4．关公斩貂蝉。为的是貂蝉“相迷董卓思辜负，贪恋温侯误事因”；“留之我入迷魂阵，日后终须遗臭名。不如及早叫他死，免得他年作祸根”5．颜良被关公轻易杀掉，是因为“玄德委我来传信，招安他去见兄身。今日他人来出阵，莫非投降到此临?颜良心下方思忖，不道关公马已临，风送一刀来得快，未曾交战命归阴。”如此写颜良被杀，比较合理。6．许攸被杀，是曹操指使：“密呼许褚来分付，许攸无礼杀他人。”7．张松与杨修辩论，张松失败了，“张松自谅才难敌，只得含羞出相厅。”8．关索二十岁死去：“关索舍人年二十，边庭二次立功名。天上星辰来降世，功成只便要归去。玉皇旨召回天界，不敢凡间久住停。年方二十归天去，止存兄弟字关兴。”9．司马德操后来成仙，“道罢转身云雾起，祥光飘涉上天门。”10．渔民张嘉在江中举网，兜得玉玺(“受禅台上曹丕失，被风揭去落江心”)。11．“颜良要报前生怨，投生降在吕蒙门。”“文丑投为名陆逊，二人同设巧计文。”这些事例也可以说明，《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据以加工的《三国》底本不同。《玉玺传》中采录的诗词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中的诗词不同之处更多，难以一一列举。但由此也可以证明，《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是另一种底本。自然，《玉玺传》也参考、采用了《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中的某些明人诗，如周静轩的诗；在《玉玺传》唱词中，将明代的“巡抚”置换“督邮”；但不能因此否定《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早于《三国志传》和《通俗演义》。正如《通俗演义》中录有明人尹直的诗，不能仅凭这一点断定《三国》原本产生于明代中期以后，否定罗贯中对《三国》原本的著作权一样。
三
那么，《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产生于什么年代呢?
我在《朝鲜<吏文>与<三国>成书年代》一文中，经过考证，发现“知会”一词，在元代以前，是认知、体会的意思，多用于宗教或哲学著作。如“若以知会当死，当有何等乐。”(《身观经》)“时佛世尊知会众心。”(《陀罗尼集经·序》)“只道此事唯我能知会么。”(《景德传灯录·卷十八》)只是在明宋濂编修的《元史·卷一百二》中，才出现涵义为“使之知悉”的军事政治用语“知会”一词。到了明代中期以后，“知会”一词已进入千家万户。朝鲜《吏文》(明王朝的各种文书以及朝鲜与明王朝之间的往来文书选本)中，“知会”一词出现了15次，最早出现于洪武四年(1371年)。而《三分事略》(1294年出版)和《元至治(1321—1323)全相平话三国志》中均无“知会”一词。可见证元末明初的大战争中，产生的涵义为“使之知悉”的“知会”一词，到明初进入了全民语汇，这才在朝廷文书中经常使用“知会”一词。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知会”一词出现达八次之多：
第一次，(李)典曰：“今二将欺敌而亡。只宜按兵不动，申报丞相知会，可起大军前来剿捕，此为上策。”(《玄德新野遇徐庶》)
第二次，“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商议，假写遗诏，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方举哀报文武知会。”(《献荆州粲说刘琮》)
第三次，“第三日，请子敬至此看箭，切不可教公瑾知会，倘事泄，则吾计不成，必累子敬矣!”(《诸葛亮计伏周喻》)
第四次，“差人申报吴侯知会。”(《七星坛诸葛祭风》)
第五次，“孔明曰：‘他来便可以如此应答。’玄德已知会了。”(《周喻南郡战曹仁》)
第六次，“夫人曰：‘须是使人往南郡教军师知会，方可以行。”(《赵云截江夺幼主》)
第七次，“军师申文书往葭萌关，教玄德知会。”(《赵云截江夺幼主》)
第八次，“我是魏国降兵，可报与主帅知会。”(《姜伯约弃车大战》)
根据以上大量资料，我肯定，《三国志通俗演义》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成书于明代初期以后，即在“知会”一词普遍流行以后。因此，我此次阅读《玉玺传》，不只注意该书76处说白中有无“知会”一词，而且注意唱词中有无“知会”一词。反复查找，不但该书76处说白中均无“知会”一词，就是该书唱词中也未见“知会”一词。这就足以说明，《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产生于元代《三分事略》(1294)、《三国志平话》(1321—1323)以后至明初之间。大约在1358—1368的十年间。它上继《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将其中的精华纳人《三国》底本，下开明本《三国志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两种系统的《三国》的加工者，在罗贯中《三国》底本的基础上又有丰富和发展)。这一《三国》底本才是罗贯中的《三国》原本。
从《玉玺传》的说白和故事情节，可以见出罗贯中《三国》原本的大致面貌；
第一，它的文字比较简朴。
第二，它带有较多的民间文学色彩，如刘备与邢蛟花的两世婚姻；刘备与糜绿筠的蝴蝶为媒的婚姻；关公斩貂蝉；颜良、文丑投胎为吕蒙、陆逊(全不顾吕蒙、陆逊的实际年龄)；关索的故事；司马德操的成仙；等等。
第三，它已大量参考《三国志》等史书，一半是历史，一半是虚构，虚实结合。
第四，它引用的诗词，无明代人之作；明人诗词是后来的《三国志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加工者加进去的；
第五，它的书名是《三国志传》，但以玉玺贯串始终。因此弹词作者将它易名为《三国志玉玺传》。
一、素材与模仿
《三国志演义》的素材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释,以及《后汉书》、《三国志平话》等史料和民间传说;《东周列国志》主要取材于《左传》、《史记》等20余部正史野乘,但两部小说有不少相似的故事 内容 或谋略描写。这既有列国故事对《三国志演义》的 影响 ,也有《东周列国志》对《三国志演义》的模仿。
列国故事对《三国演义》的影响,首先是在史料方面。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出现相似的史料,而这种相似或多或少有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如《三国志》所叙“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他的“隆中对策”是效法管仲、乐毅和游士苏秦的。东汉末年,皇帝昏庸,群雄并起,与春秋战国颇有相似之处。后来三国鼎立,魏最强,吴、蜀俱弱,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联吴抗魏,合两弱以攻一强的大政方针。这正同管仲治齐,纠合众弱国以讨强楚的策略,也与乐毅联合赵、楚、魏、宋等五国之兵打败齐国,以及苏秦游说六国抗秦的策略颇为相似。当时借鉴列国经验,与诸葛亮所见略同而早于诸葛亮的,还有东吴的鲁肃,他力劝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共抗曹操,鼎立江东。又如《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从董昭等建议迎献帝都许昌”,《诸葛亮传》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春秋时早有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假托王命”而谋大业。《左传·隐公九年》载“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后来又以周天子的名义,命齐、鲁等国助郑伐宋,开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河。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始终以“尊王”的旗帜为号令,终成霸业。从郑庄公到齐桓、晋文,再到汉末的曹操,“假托王命”作为一种谋略手段不断有所 发展 ,曹操则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典型。这些都被罗贯中写进了小说。
其次,《三国志演义》中有些虚构的故事情节,也可在列国史料中寻到故事的雏形。如《演义》卷十九描写诸葛亮巧设“空城计”,吓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实则诸葛亮未摆空城计。有学者以《三国志》及裴注为据,认为三国时期的空城计或准空城计有:街亭失守时,王平所设的空寨计;赵云夺汉中时背汉水的空寨计;陈登在匡奇拒孙策的空城计等(95页)。如果寻其源头,《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就有空城计的雏形。楚“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再如《演义》卷十把黄盖“苦肉计”描写得惊心动魄,而史料仅载黄盖诈降曹操,未载苦肉计之事。但苦肉计的模特儿可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寻得:吴王阖闾要杀力敌万人的庆忌,伍子胥推荐了武士要离。要离为接近庆忌,请求吴王杀了他的妻子,然后诈以负罪出奔,投靠庆忌,后来刺死了庆忌。《三国志演义》中的苦肉计只是描写得更加纯熟而已。
其它如《三国志演义》描写的先发制人、围师必阙、远交近攻、半济而击、美人计、韬光养晦、增灶减灶等计谋,在列国故事中都有成功的先例。《演义》中描写的假道伐虢、围魏救赵等计谋,本身就表明是借鉴列国故事。至于《演义》涉及的列国掌故,则比比皆是。可见列国故事不仅是《东周列国志》的题材来源,其中不少故事也是《三国志演义》的素材源头。
冯梦龙虽然指责余邵鱼的《列国志传》“蹈袭《三国志(演义)》”,活套罗贯中的表现手法,但他辑演的《东周列国志》也留下了不少仿效的痕迹。如在情节构思上,第26回叙述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蹇叔后,公子絷假扮商人去宋国聘蹇叔,描写耕者庚歌之高雅,蹇叔居处的幽静,又有小童启门而迎,显然是模仿《三国志演义》描写刘备“三顾茅庐”而成。第69回“晏平仲巧辩服荆蛮”,描写晏子使楚,楚国君臣预设重重障碍,企图羞辱晏子一番,结果晏子挥洒自如,应答如流,加之冷嘲热讽,反使楚国君臣哭笑不是。这取材于《晏子春秋》,又模仿《三国》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场景描写而成。又如第76回描写伍子胥引吴军攻楚之麦城时,见村人牵驴磨麦,驴走磨转,麦屑纷纷而下,伍子胥遂悟出破麦城之计。这种讨谶之法,实为仿效《三国》中关羽罾口川活捉于禁的情节构思。
《东周列国志》中的战争描写也有模仿《三国志演义》的。如第7回在《左传·隐公十一年》提供的素材1基础上,描写郑庄公校场阅兵,树蝥弧大旗,令有能手执大旗步履如常者拜为先锋,赐辂车一辆。明显有模仿《三国志演义》“曹操大宴铜雀台”中众将争夺锦红战袍的痕迹。其它如第87回,描写魏惠王遣人聘孙宾,鬼谷先生叫取黄菊一枝,为卜休咎,并授以锦囊一枚。这 自然 使人想起《三国》中诸葛亮向赵云等授锦囊妙计的故事描写。《东周列国志》虽然留下了这些模仿的痕迹,但除“锦囊计”和“磨麦计”稍有生硬之嫌外,其余都仿效得较为纯熟,比《列国志传》的模仿提高了很多。
二、史实与虚构
历史演义小说是颇难得到公认的,原因是难以把握其既不与史实相同又不能相违、既是小说又不能过多虚构的辩证关系。正如吴趼人在《两晋演义》第一回批语中说:“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尤难。”如果说《三国志演义》是虚实结合的典范性作品,那么《东周列国志》则是羽翼信史的代表小说。
《三国志演义》的虚实结合,按蒋大器的说法是既“考诸国史”,又“留心损益”,按章学诚的 总结 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无论是“留心损益”,还是“七实三虚”,都只能是模糊测算而已,是无法作定量 分析 的。其实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关羽、周瑜、诸葛亮等,其 艺术 形象与历史原型的距离都是很难能用“三虚”去概括的。略而察之,《三国志演义》的艺术虚构有如下方式:
其一,在史实的基础上展开虚构。如曹操杀吕伯奢、刘备三顾茅庐、关羽单刀会。
其二,为使人物形象鲜明而移花接木。如张飞鞭督邮、关羽斩华雄、孔明草船借箭。
其三,有材料来源(《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和金元时期大量搬演的三国戏)的加工虚构。罗贯中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如王允说貂蝉、云长五关斩将、关羽斩蔡阳、古城聚义、孔明借东风、死诸葛走生仲达。
其四,无材料来源的创新虚构。此类虚构甚多,如桃园结义、关公约三事、诸葛亮舌战群儒、关云长义释曹操、落凤坡箭射庞统、孔明空城计、孔明烧上方谷。
这些虚构几乎都是读者津津乐道的精彩故事,也多与作者“尊刘贬曹抑孙”的 政治 倾向有关。如小说开篇创造的桃园结义。《三国志·关羽传》仅载:“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而且汉末还未产生异姓兄弟的准血缘圈,没有结义的仪式(第1回)。这一创造,在读者心目中一开始就深深留下了尊刘的意向,后来不少重要的故事情节和刘、关、张三人的悲剧结局都与结义紧密相关。史料中的曹操是误杀吕伯奢一家,而未杀吕伯奢,虽然表现了曹操的多疑,但还情有可原。《演义》中的曹操已经知道是错杀,又在路上杀了吕伯奢,深化了曹操残忍的性格。三顾茅庐,在《三国志》里仅“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一句,《平话》中也只是一小段,到《演义》里则成了丰赡华腴的描写,凸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君风范。历史上的诸葛亮长于治国,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而在《演义》中几乎是百战百胜的军事家。为了表现关羽的忠和义,虚构他投降曹操前有三约,增添了过五关斩六将而奔刘备,又虚构了古城会和斩蔡阳等情节。小说还特别虚构他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操,既表现了关羽的义,又渲染了曹操的狼狈不堪,还衬托了诸葛亮的智,起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些人物形象中的虚构,虽然同他们的历史原生态大相径庭,但从小说艺术角度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正如狄德罗所说:“假使事实不够惊奇,诗人应该用异常的情节来把它加强;假使是太过火了,他就应该用普通的情节去冲淡它。”经过罗贯中的创造,他们成了一个个艺术典型,寄托着作者的政治倾向和道德观念,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同时,也正因为“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尤难”,象《三国志演义》这样的典范性作品,因其虚构易对读者产生混淆史实的现象,而被认为是它的缺点。鲁迅曾总结《演义》的缺点,首先就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其实,被它“闹昏”的远不止王渔洋一人。如清初校勘学家何焯在信中也“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生惭悔”。今人在总结《三国志演义》提供的历史经验时,也有以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几万人战胜袁绍七十五万人、刘备的七十五万大军惨败于彝陵作为正反例证,而于《三国志》中所载袁绍只有十万人马、刘备水陆兵约十万、孙权的总兵力却在十万以上无涉。难怪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说:“ 中国 历史小说……几成为一种通俗史学。畴人广坐,津津乐道,支离附会,十九不经试举史文以正告之,反讲辨而不信。即士林中人,亦有据稗官为政实,而毕生不知其误者。”如果说这些指责多少还有一点合理因素的话,那么《东周列国志》作为信史小说的代表,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现象。
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读法》中说:“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蔡元放这段话虽不完全符合实际,但他所谓“做造”和“实事”(即虚构与史实)基本上找准了两部小说的差别。而可观道人的《新列国志·叙》则概括了冯梦龙的 历史 小说观:
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往迹种种,开卷了然,披而览之,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若引为法戒,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宁惟区区稗官野史资人口吻而已哉!
这篇《叙》比较全面的涉及到小说的取材、倾向和文学加工等方面的 问题 。基于冯梦龙的创作观,他将《列国志传》中叙事与史无征、详略失宜、身世姓名谬误等一一改正,对有些部分作了大量的补充和润色,同时较多地删除了原书中采撷的民间传说和某些虚构失宜的情节,使《东周列国志》更符合史实,成了羽翼信史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笔者曾细作考察,《东周列国志》每回 内容 均有或多或少的本事,不少地方几乎是史料的联缀和解释。如第4回叙述“郑伯克段于鄢”,与《左传·隐公元年》所载内容基本相同;第16回叙述齐鲁长勺之战,也与《左传·庄公十年》接近;小说叙述战国七雄之事,也多是《史记》材料的演绎。但是冯梦龙毕竟是通俗文学大家,具有深厚的小说 艺术 积淀,在大要不违其实的前提下,注意“增添”和“润色”,“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是其它羽翼信史小说所不能比的。如鲍叔牙荐管仲、卫懿公好鹤亡国、百里奚认妻、骊姬乱政、重耳流亡、绝缨会、二桃杀三士、掘墓鞭尸、孙庞斗智、田单火牛阵等,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
须辨正的是,《东周列国志》也决非蔡元放所谓“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的记事之书。蔡元放强调《东周列国志》“是一部记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是为了把它等同于史传,突出其“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的劝惩目的。事实上冯梦龙往往在史料的基础上或史家提供的线索中展开想象,使故事更加生动,人物更为丰满。郑庄公假命伐宋本是史实,《左传·隐公九年·十年》、《史记·宋世家》均有记载,但史料只是框架,更无周桓王赠黍、周公赠帛、祭足设计之载。小说第6回在简单的史料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郑庄公为报宋国东门之役,接受祭足之谋,朝见周王,然后假称王命加兵于宋。但周桓王怨恨郑伯欺君罔上,特别是两年前侵夺了周室的禾麦,故赠十车黍米,以寓讽意。郑伯本想辞粮不受,恰好周公黑肩私赠彩帛两车,祭足建议将十车黍米用彩帛覆盖,宣扬是周王恩赐宝物,假说奉命伐宋。郑伯依计而行,一路宣扬王命,传播宋公不臣之罪,煞有介事。同时又以周天子的名义,命齐、鲁等国助郑伐宋,连取郜、防二城。然后郑伯将郜、防二城交鲁管辖,并与齐、鲁结成军事同盟,既达到了报仇目的,又做了人情,而齐、鲁还蒙在鼓里。小说一荡三迭,栩栩如生的表现了郑庄公的奸雄和祭足的多谋。又如秦晋崤之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仅有20余字的具体记载,小说第45回增加为2000余字的叙述和描写。
但《东周列国志》的这种艺术虚构毕竟太少了,远不如《三国志演义》的丰富多彩。冯梦龙又是在不违背历史大要的原则下,对列国史料进行“润色”、“增添”的,故而不可能塑造出象曹操、诸葛亮、关羽等那样的艺术典型。
三、艺术结构
什么是结构?阿·托尔斯泰说:“这首先就是要确定一个中心,艺术家所注意的中心。艺术家——作家不可能以同样的兴趣,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激情来对待不同的人物,正如一个艺术家在一幅画面上不能有好几个中心一样。”罗贯中和冯梦龙不同的创作思想以及不同的历史素材,决定了两部小说有无中心的差别,也决定了不同的艺术结构。
虽然在《三国志演义》中很难概括出罗贯中的创作思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遵从《平话》的爱憎感情,以“尊刘贬曹抑孙”的 政治 倾向作为结构故事的中心轴线、塑造人物的主导思想。《演义》开卷就虚构桃园结义,定下全书的感情基调,然后让曹操、孙坚次第登场。火烧赤壁的主角本是周瑜、鲁肃、黄盖等代表的孙吴一方,小说却把诸葛亮写成操纵整个战局的角色。三国鼎立之后,《演义》以魏、蜀两方的矛盾斗争为主干,而感情倾斜在刘备一方。由于罗贯中有明确的结构中心,然后围绕中心叙事和描写,所以众多的事件和人物都成了有机的整体,小说结构完整而统一。
《东周列国志》以历史时间为结构线索,借鉴史传编年叙事 方法 ,叙写了五百余年的历史,事件浩繁,人物众多,但有条不紊,脉络分明;全书以五霸迭兴、七雄争霸为重点,显示了作者惨淡经营之功。但与《三国志演义》相比,它缺少一个叙述和描写的中心,前后人物和事件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未能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突出特点是散点透视,象一盘五颜六色的珍珠,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这既有作者的主观原因,又有历史素材本身的客观因素。
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是有感于余邵鱼的“旧志多疏漏”,“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遂“本诸《左》、《史》,旁及诸书”,“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在文学加工方面,“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结果只是把历史通俗化和艺术化,使普通读者“开卷了然”。本于“信史”的创作原则和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意图,冯梦龙不可能象罗贯中那样确定一个中心来结构故事;没有结构中心,就不可能象《三国志演义》那样提纲挈领,抽出主线,提炼故事情节;故而人物和事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变化频繁,给人以散视之感。
两部小说在结构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历史素材本身。首先是时间跨度和人物事件的差异。鲁迅在《 中国 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因为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这说明三国题材对作小说的优越条件。而《东周列国志》的题材特征则恰恰相反:
周自平辙东移,下迄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纠,人物庞沓,最为棘目聱牙。
一切演义小说之书,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不过十数百数,事迹不过数十百件,从无如《列国志》中,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盖其上下五百余年,侯国数十百处,其势不得不多,非比他书,出于撮凑。
《三国志演义》反映的是东汉灵帝至晋武帝统一中国,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虽然风云变幻,群雄逐鹿,但历史的主要线索只有魏、蜀、吴三条,人物事件“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相对说来,罗贯中比较容易确定中心。《东周列国志》则不然,反映的历史长达五百余年,列国纷争,此起彼伏,其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大小事件都远比三国时期错综复杂。冯梦龙既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作为敷演的重点,但也无法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找到主要人物,确定中心事件,所以他大致采用《左传》和《资治通鉴》的编年方法,按时序调整和敷演列国故事,以至于有些较长而又富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显得分散而不连续(如齐襄公兄妹淫乱到齐襄公最终被杀的过程,赵氏孤儿的前因后果等)。正如清人李元复在《常谈丛录》中说:“为《列国志》者尤难,盖国多则头绪纷如,难于联贯;又列国时事多,首尾曲折不具详,难于敷衍,未免使览者厌倦。”
再有史料及创作基础的原因。两部小说都是在世代积累的基础上,最后由作家据史传创作而成,但它们的创作基础和史料本身有很大的差别。《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基础是《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戏。早在宋人“说三分”中就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到元人的平话几乎是往蜀汉一边倒,魏、吴完全成了点缀和陪衬;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同样渲染了蜀汉正统观。罗贯中以刘备一方为中心轴线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陈寿《三国志》及裴注征引的史料,不仅体例是单纯的纪传体,而且材料比较集中,又为罗贯中结构故事提供了有利条件。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则不具备这些条件。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疏漏甚多,且全不连贯,更无中心和主线,其史料本身也很不统一。毛宗岗父子在比较两部小说的结构时曾说:
读《三国演义》胜读《列国志》。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各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连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联属也。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为八篇,亦不相连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之上。(《读三国志法》)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关键词】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大略有宋代说，元中后期说，元末明初说，元末说，明初说，以及明中叶说等等。至今诸说并存，包括被用为教科书者在内的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就有把《三国演义》作为元代或明代作品对待的差异，给教师、学生和普通读者造成接受上的不便。这进一步彰显了《三国演义》（与之相关的还有《水浒传》）成书年代的确考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然而，这曾是一个 “世纪课题”[1]（P3），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根据可以完全破解；只是在笔者看来，在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笔者近年的小小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了。
我这样认为，是基于对以往研究情况的总体考量。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研究，学者们立场见解虽异，但做出结论的根据与思路却大体相同。即一是根据各种明清人笔记杂著的直接记载等外证考察，二是从今存《三国演义》早期文本的时代痕迹等内证推论，以作出最后的判断。而众说纷纭，乃由于这些记载或痕迹的意义难明或相互矛盾。从而任何一说提出，总不免有反证接踵而来，使之处于被嫌疑的地位。例如，近百年来，学者多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定《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太原人、元末明初人，从而《三国演义》也就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那条资料并没有表明这位“太原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从而至少理论上不排除这位罗贯中是与《三国演义》作者同姓名另一人的可能，而在没有旁证沟通二者以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这条资料不便直接作为考证《三国演义》的依据。也就是说，在对这位罗贯中“验明正身”之前，这条资料暂不具考察罗贯中籍贯、生平以及《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之证据的效力[2]（P144—147），应当存疑；又如有学者考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今地名”为其成书元代的根据[1]（P6-7），又有学者辩证“圣朝封赠（关羽——引者）为义勇武安王”的叙事以及应用若干元朝“俗近语”等为成书元代的标志[1]（P7-8），
看起来已近乎铁证，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辩，后来收在杂感集中。……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仪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3]（第四卷，P275—276）
这里鲁迅所说考证“不宜墨守”的“不以”、“不专以”与“也不仅据”的三种情况，正是上述有关《三国演义》成书时代研究中所遇到，也应该属于“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之类的问题，却也是很少有学者顾及。
这里稍作举例。如以“常识”而论，不仅叙“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的话不排除出自明朝（尤其是明初）人手笔的可能，而且以“即万户侯之职”释“治头大祭酒”和行文中“七重围子手”、“令乐人搬做杂剧”等说法，也并非明朝（尤其是明初）人完全不可能这样做。而“小字注”尚未经证明一定是作者手笔，甚至很难说其均出于一人之手，并且注中“今地名”之“今”，也只是注者所知之“今”，未必即当时实际情况之“今”，况且各“今地名”所透露信息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此等等，《三国演义》成书于元代诸说，虽各有所据，但所据均未至于无可置疑，其结论也就不够坚实。即使以情理而论，“圣朝封赠为义勇武安王”的话有较大的证据效力，却实在也不能排除其为元代遗老于明初所述的可能。所以，笔者虽然赞同《三国演义》成书的元代中后期说，以为学者们所举相关资料，的确不同程度地具有证据的效力，但同时也认为这些资料尚不足以证实其结论到无可辩驳的地步，从而有进一步考论的必要。而对于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明人尹直诗和“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为由，认其为明中叶人所作的看法，则从此书兼采正史与民间文学创作成书的过程与流传中不断遭人改窜的实际出发，“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其不可信，更是不必多说的了。
总之，以往学者们的考论虽然总体上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有了很大推进，但其所根据的资料与运用这些资料的思维定式，尚不能得出一个因无可反证而能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为着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有新资料的支持与新思路的引导。这大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却在本人几年前选注明诗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云：
陈刚中《白门》诗云：“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瞒可是算无遗。不知别有三分者，只在当时大耳儿。”咏曹操杀吕布事。布被缚，曰：“缚太急。”操曰：“缚虎不得不急。”意欲生之。刘备在坐，曰：“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张思廉作《缚虎行》云：“白门楼下兵合围，白门楼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脱斑斓衣。捽虎脑，截虎爪。眼视虎，如猫小。猛跳不越当涂高，血吻空腥千里草。养虎肉不饱，虎饥能啮人。缚虎绳不急，绳宽虎无亲。坐中叵奈刘将军，不从猛虎食汉贼，反杀猛虎生贼臣，食原食卓何足嗔！”记当时事，调笑可诵。思廉有《咏史乐府》一编，皆用此体。[4]（P1285）
《归田诗话》不是什么难见之书，但是，在长期以来学者多各守一“经”的治学风气下，还未见有人注意到这段文字其实有考索《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价值。笔者于1998年底据以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一文（以下简称《小考》）[5]，就本条以及其他有关资料考索，并参酌众说，得出《三国演义》成书当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尽管这一结论只是“元代中后期”说中应可以称之为“元代中期”的一说，但是，拙文建立在初次应用于《三国演义》研究意义上的这些新资料基础上的论证，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有所肯定[1]（P13），也有所置疑[6]（P499），引起我对该文进一步的检讨。结果除了觉得还不必从根本上舍己以从人之外，也发现论证中确有某些失误，而尚未有见诸文字的指正，某些关键之处的说明也不够深细，所以有补正和进一步考论以证实拙见的必要。
说来遗憾，本人虽曾专文辨证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有因同姓名而致误的可能，然而《小考》却仍有一处重蹈覆辙，即把上引瞿文中《白门》诗的作者陈刚中误为宋代同姓名的另一人。宋代的那位陈刚中字彦柔，闽清人。高宗建炎二年进士，官至太府丞；而瞿引《白门》诗的这位作者陈刚中是元朝人。这一以似为真的失误，除了使笔者自愧无知之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前此质疑《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为《三国演义》作者的信心，认识到如若尚论古人，切不可唯“姓名”，而还要“验明正身”。尽管这只是常识，却因此一节疏忽而使张戴李冠者正复不少，所以值得重提，而不再深论。
这里且说瞿引《白门》诗的作者陈刚中，名孚，以字行。天台临海（今属浙江）人。《元史》有传。生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历官奉直大夫，台州路总管府治中等，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有《陈刚中诗集》。《白门》诗在诗集卷一，题下原有注云：“邳之城南门。吕布为老瞒围急，登此门请降。”以白门为下邳城之南门。这与《小考》引《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注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以及郦道元《水经注》曰 “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相合。换言之，至晚在陈刚中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去世之前所作《白门》诗中，吕布的故事包括其被擒之白门的方位，都还是依据于史志旧籍的记载。但是，瞿佑说《白门》诗的引语却有溢出史志旧籍记载之应视为虚构的成分，对《三国演义》研究来说，就值得注意了。
按《三国志·魏书》吕布本传云：
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7]（P227）
《后汉书》卷七十六《吕布传》略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上引瞿佑说陈刚中《白门》诗一则相对照，瞿说从“布被缚”至刘备曰“明公”云云，都合于《三国志》，虽然也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相一致，然而一般说来，却只能认为其本诸《三国志》等史籍的记载而与《三国演义》无关，可不具论。惟是瞿说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不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等，又肯定不是从《三国志》本传布曰“是儿最无信者”一语直接化出，应别有出处。这对于《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研究来说，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为此，《小考》曾论元代《三国志平话》与《白门斩吕布》杂剧等，都不可能是“布骂曰”一语的出处，而有所未尽。以致有专家举《三国志平话》相质疑，以为可能从《三国志平话》有关描写脱化而来。这促使我进一步阅读和力求更深细地思考，结果即上已述及，并无舍己以从人的必要。试辨析如下。
按《三国志平话》有关描写原文云：
再令推过吕布至当面。曹操言：“视虎者不言危。”吕布觑帐上曹操与刘备同坐。吕布言曰：“丞相倘免吕布命，杀身可报。今闻丞相能使步军，某能使马军，倘若马步军相逐，今天下易如翻手。”曹操不语，目视玄德。先主曰：“岂不闻丁建阳、董卓乎？”[白门斩吕布]曹操言：“斩，斩！”吕布骂：“大耳儿，逼吾速矣！”曹操斩了吕布。可怜城下餐刀日，不似辕门射戟时。[8]（P 786—787）
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四《白门曹操斩吕布》写此事则云：
操坐在门楼上，使人请玄德与关、张至楼上。操令玄德坐于侧。操令提过一干人来。吕布虽然身长一丈，被数条索缚作一团。布叫曰：“缚之太急，乞缓之！”操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申一言而死。”操曰：“且稍解宽。”……操送（陈宫——引者）下楼，布与玄德见，曰：“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虏，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玄德点头。操知其意，令人押过吕布来。布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天下不足忧矣。明公为步将，令布为骑将，则天下不足虑矣。”操回顾玄德曰！“吕布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见事丁建阳、董卓乎？”操颔之。布目视玄德曰： “是儿最无信者！”操遂令牵布下楼缢之。布回顾曰：“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9]（P194）
两相对照可知，前引瞿佑说《白门》诗所举“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即使可以视为从《三国志平话》的叙事与诗赞化出，但那只能是小说家如《三国志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化腐朽为神奇的造化，而作为说诗的引语，一般说应引成说，而不可能是从《三国志平话》用语割裂拼凑敷衍而来。换言之，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布回顾曰”云云直接脱胎于上引《三国志平话》的描写是对的，以瞿引“布骂曰”云云直接取自《三国志平话》则不可。三者的关系应该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取自《三国志平话》，而瞿引“布骂曰”的话引自《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早在瞿佑生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瞿佑说《白门》诗所引“布骂曰”一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布回顾曰”的话虽微有字词的差异，但是，二者句式、语意完全一致；而且《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本句末虽无“也”字，但是双峰堂本、乔山堂本等《三国志传》本本句末有“耶”字，“也”、“耶”通，剩下的就只是《三国演义》少了“叵奈”一词。而元代“叵奈”或作“叵耐”，《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孙坚跨江击刘表》中即曾一见，说明罗贯中熟悉此词，而本句未用或者被后人刊落了，瞿佑引据脱字，或是根据更早今人已不可见的版本，甚至罗贯中原作。总之，二者些微的差异并不构成瞿引“布骂曰”一语不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嫌疑；而二者的几乎完全一致则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于瞿佑《归田诗话》之前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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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佑生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卒于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归田诗话》自序于洪熙乙巳（1425）中秋日，为其谪戍保安18年，垂老遇赦还乡以后的“追念少日笃于吟事”[4]（P1234）之作。瞿引《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事实，不仅表明《三国演义》早在瞿佑生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而且还使我们倾向于认为早在瞿佑出生之前就产生了。理由有三：
一是《归田诗话》为瞿佑暮年“追念少日……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及简编之所纪载，师友之所谈论”[4]（P1234）之作，有关内容的形成均在瞿佑少年时期及其出生以前，而“布骂曰”云云的引语当属后者；
二是按照一般训诂的原则，瞿佑引“布骂曰”云云释《白门》诗，应是认为该语为原诗所本。也就是说，在瞿佑看来，“布骂曰”云云所从出之《三国演义》，更早在陈刚中《白门》诗之前。即使以《归田诗话》“大略为野史”[4]（P1234），其说《白门》诗引据未必求如汉笺之确考，但那在瞿看来，至少也是与《白门》诗相去不远的说法；
三是考虑到《三国演义》的内容流为文人说诗的掌故，应是此书传播已久的情况才可能形成，因此可以推定《三国演义》成书的下限，应在瞿佑出生的1347年之前。这是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进一步说，瞿佑《吊白门》还引了与陈刚中同时代而稍晚的元人张思廉咏史乐府《缚虎行》，拙文《小考》也曾指出诗中“‘戟尖不掉丈二尾’，谓吕布之戟‘丈二’，于史无征”，而根据在“《三国志平话》卷上谓吕布‘使丈二方天戟’”，从而表明张思廉做诗不避甚至习用小说家言。而结合上论瞿佑“布骂曰”一语当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张思廉《缚虎行》“坐中叵奈刘将军”句，也似与瞿佑所举“布骂曰”的措辞有蛛丝蚂迹的联系。这在使我们倾向于认为瞿引“布骂曰”语有“叵奈”一词为罗氏《三国演义》原文之外，还加强了如上张思廉做诗习用小说家言的推断，进而《小考》揭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吕布事，虽为偶然，却也正是他的惯技。《南飞乌》原诗云：
南飞乌，尾毕逋，白头哑哑将众雏。渭河西岸逐野马（破黄巾也），白门东楼追赤兔（擒吕布也）。冀豚（袁熙）荆犬（刘琮）肉不饱，展翼南飞向江表。江东林木多俊禽，不许南枝三匝遶。老乌莫欺髯郎小，髯郎讵让老乌老？东风一炬乌尾焦，不使老乌矜嘴爪。老乌自谓足奸狡，岂信江湖多鸷鸟！捽乌头，啄乌脑，不容老乌栖树枝，肯使蛟龙戏池沼（赤壁之战）！释老乌，未肯搏，紫髯大耳先相攫。河东老羽云外落（云长死），老乌巢成哺铜雀。[10]（卷一，P16）引诗括号内为作者原注，又题下有原注云“曹操”。诗因曹操《短歌行》“乌鹊南飞”句意起兴，写赤壁之战前后曹操的经历，基本上合于《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然而，除“东风”句本诸传说，可以不论，“白门东楼走赤兔”句也与史载不合，值得注意。对此，拙文《小考》解释说：
《玉笥集》咏三国事另有《南飞乌》一首，……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句，下注“擒吕布也”，谓吕布于“白门东楼”被擒；但是《三国志》本传但言“白门楼”而未言楼之方位，《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注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又引郦道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明确说白门楼为下邳之南门，则“白门东楼”也于史无征。……从《玉笥集》有咏三国史事诗达十余首之多，可知张思廉对三国史籍的熟谙；瞿佑也是熟悉《三国志》的，这有他所著《乐府遗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因此，出现于他们笔下的这些关于三国的于史无征的文字表述不大可能是对史实的误记，而必有另外的根据。[5]（P44）
在考察过《三国志》等正史与今存各种戏曲、小说的记载之后，拙文的结论是就当下而言，诗中“白门东楼”的用事也本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对某些问题未能深究，兹补充如下。
首先，今以“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定本之罗氏《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因其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而且以最可能成为其根据的《三国志平话》而言，它虽然不明确以白门为南门，却字里行间也没有以之为东门。有关原文如下：
[侯成盗马]见喂马人大醉。侯成盗马至于下邳西门。……夺了门，浮水而过。……曹操行军搦战。吕布骑别马，出门迎敌，与夏侯敦交战诈败。吕布奔走，曹操引众皆掩杀，伏兵并起，吕布慌速西走，正迎关公。吕布有意东走下邳，正撞张飞。[张飞捉吕布]众将拿住，把吕布囚了。[8]（P785—786）
对于考察文中所写白门的方位，这段叙事中值得注意的，一是侯成盗马出的是下邳西门；二是吕布“出门迎敌”，虽未明言出的是何方之门，但从下文“西走”又“东走下邳”看，吕布此时正在下邳之西，则其所“出门”应是出西门，或者由出南门或北门“迎敌”后，败走到西门的方向上去了，而绝对不会是东门；三是吕布为张飞所捉。这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都有了改变，拙文《小考》指出：
《白门曹操斩吕布》一则虽未明言白门楼为下邳东门楼，而其叙事谓“东门无水”，侯成“盗赤兔马走东门，魏续放出”，吕布“各门点视，来责骂魏续，走透侯成”，“布少憩楼中，坐于椅上睡着”，遂被擒……，正在城东门楼上。与下述“高顺、张辽都在西门……被生擒。陈宫就南门边，被许晃捉了”也相吻合。所以张诗“白门东楼”的说法，很可能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得到的印象。[5]（P45）
对比可知，“白门斩吕布”故事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细节有很大不同。其关键在改《平话》写侯成盗马“夺门”而出“西门”为“走东门”，从而接下有“魏续放出”，当然也是在东门；又接下吕布“来责骂魏续”，所至自然非东门莫属，——他就在这里“少憩楼中……睡着”，被魏续、宋宪而不是被张飞擒了。二者的差异表明，包括《三国志平话》在内，《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从无以“白门”为“东楼”者。即使前举同为元人的陈刚中《白门》诗题下，也注说为“邳城之南门”。因此，张思廉注谓“擒吕布也”之“白门东楼追赤兔”句的用事，必不出于《三国志平话》等；以今见文献论，只能是出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
张思廉名宪，号玉笥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负才不羁，晚为张士诚招署太尉府参谋，稍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后变姓名，寄食僧寺以没。有《玉笥集》十卷，卷一、二即瞿佑所称《咏史乐府》，有咏三国史事诗10余篇。据钱仲联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张思廉约生于元仁宗七年（1320），卒于约明洪武六年（1373）。由此可以推知，张思廉在世时，《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吕布在“白门东楼”被擒之事，已经成为做诗的材料，其成书就不仅在张的生前，还可能更早在他的年轻时代甚至他出生之前。这在时段上就逼进了《小考》《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详下）。
其次，瞿佑不仅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语说陈刚中《白门》诗，而且还应是深知张思廉《南飞乌》诗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事。这一方面表现于瞿佑称张思廉咏史乐府一如其《缚虎行》，体皆“调笑可诵”，不同于纯正体的咏史诗，大概就有以其用事多采小说家言的特点；另一方面，瞿佑本人是小说家，也熟谙三国史籍，因此才对张思廉咏史诗这一特点有特别关注，并垂老不忘，在《归田诗话》中热心加以表彰。
关于瞿佑熟谙三国史籍，有其所著《乐府遗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据徐朔方《瞿佑年谱》，这首词作于洪武十年（1377）他31岁时，其中“新安直笔，指朱熹（1130—1200）《资治通鉴纲目》以尊刘贬曹为主旨”[11]（P471）。可知瞿佑早年即已对《三国志》及其有关史籍进行过研究；其晚年作《归田诗话》以张思廉《缚虎行》等咏史乐府为“调笑可诵”，应是基于对诗中用事虚虚实实已有的了解，并且正是其用小说家言虚构的成分，引起诗文家而兼小说家的瞿佑在诗话中给予表彰的兴趣。
第三，从陈刚中《白门》诗谨遵史志称白门为下邳城南门，到张思廉《南飞乌》诗称白门为下邳城东门，这同一题材诗作用同一故事，而此一内容却有根本性的变化，表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很可能就是在陈刚中的晚年到张思廉的少年时代产生。这一时段可具体为陈刚中垂暮之年的1300年，至张思廉出生后10年即1330年之间。考虑到元至治三年（1323）《三国志平话》还在被翻刻，可能还没有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发生，在这一时段中，《小考》取《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认识，应是基本合理的。
总之，从瞿佑《归田诗话·吊白门》一则引发的讨论，使我们得出如上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这一结论同样应该经得起“常识”的检验。以常识而言，这一结论所以可靠的逻辑在于：
一、瞿佑不可能生造“布骂曰”云云为说诗根据，张思廉做诗也不可能无端说吕布“白门东楼走赤兔”，而均必有文献的根据；
二、据今见文献，既经考得瞿佑引“布骂曰”语与张思廉用“白门东楼”事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那么二者很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标志；
三、考虑到古代文献多佚，理论上不排除上述瞿佑引语、张思廉用事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互不相袭，而或先或后出于别种已佚文献的可能。然而，《小考》已推断瞿佑引语、张思廉用事“不见于其他‘说三分’的话本”，也“不会出自《三国志平话》大约同时或以前的戏曲”[5]，从而其只能出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确切的标志。
四、作为《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证据，瞿佑引语与张思廉用事各自独立地支持元代说，从而本文不是凭孤证立论，而基本上做到了证据充分；
五、在如上两条证据都能成立的基础之上，张思廉《南飞乌》诗用“白门东楼”事，实际把瞿佑引“布骂曰”所表明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下限更加提前了，也就是说，张思廉《南飞乌》诗用“白门东楼”事才是《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下限的最后标志；
六、辅以时贤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今地名”、关羽封义勇武安王、元朝“俗近语”等考论的综合效力，这一标志已能充分支持拙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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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贯中著.章培恒、马美信校点.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今天,我看了三国演义.
罗贯中先生写得三国演义.罗贯中先生笔下的三国演义写的栩栩如生,可有的地方却使人不明白本来董卓收吕布反出吕布杀董卓等等这一些问题不断出现.要问我喜欢谁我喜欢我喜欢关羽.赵云.曹操,大家可能问我我为什么喜欢曹操,我会说曹操虽然狡猾可是他当时也是当时的文学家.政治家.他虽然狡猾可是他也为国做了很多贡献.
我喜欢关羽,因为他为国家除害,可是他和他的儿子在赤壁一战中被敌人抓住了不投奔于敌人,死在战场上.我还喜欢赵云
他一心抱国志对刘备忠心耿耿,最后杀死战场.
这里面让我学会许多做人的道理,做人不能好色.
我爱看三国演义
今天我读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它就是——《三国演义》。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它讲的是什么吧！
它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它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也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今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
这里的人物有关公，曹操，吕布，刘备，刘表，袁绍，诸葛亮，张飞……
这本书的作者是罗贯中，罗贯中故里之争花落东平，朱元璋曾对其满门追杀近来，围绕水浒故事主要发生地山东省阳谷、东平、梁山和郓城等地，引起了人们对这里的浓厚兴趣。而不朽巨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故里也自然成为人们探寻的焦点。
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忠义者皆有好报，叛逆者皆死于非命的道理。
四年级:乔子育
走进名家名著
名著有很多，有《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三国演义》了。《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罗贯中1330年——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
《三国演义》表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视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读了这本书，我发现“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那些场面描写的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起来让人惊心动魄。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它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我国已家喻户晓，妇而皆知。
《三国演义》是一本很好的书，对我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刻画得最为成功的莫过于五虎上将了，尽管与史实有所差异，但五个个性鲜明的大将军，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也给书中的蜀国增添许多光彩。
关羽是五虎上将之首，无论是武功还是战功，他都当之无愧。关羽基本上是追随刘备征战了大半个中国，“温酒斩华雄”、“三英斩吕布”让关羽崭露头角；而杀颜良、诛文丑，让他跻身一流高手的行列；单刀赴会、捉放曹则显示了关羽的胆识与义气。关羽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四位，特别在刘备入川之后，关羽主政荆州，北据曹操、东压孙权，确实威风八面。而关羽的北伐，更是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顶点，这是在没有诸葛亮情况下的一次出征，对手是强大的魏国，水淹七军、震动魏国朝野。而傲气则成了关羽的致命弱点，尽管诸葛亮一直关照他要联吴抗曹，但他就是不把孙权放在眼里，甚至不愿把女儿嫁入孙吴，北伐后也没有对孙吴提防，从而导致了走麦城的惨剧。假如关羽不为吴国所害，三国的历史就很难说了。
比起后世被神话了的关帝，张飞就可爱了许多。一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囊中探物”把张飞的勇字刻画得入木三分，看完当阳桥喝退曹军一节，忍不住为之拍案叫绝；而看完张飞鞭打督邮一段，更为他的嫉恶如仇而倾倒。与关羽一样，张飞对于老大刘备，那是没的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张飞都信任刘备、服从刘备、看好刘备。三国演义中猛张飞大战锦马超一段，更是令人大呼过瘾；而“古城会”则把张飞的鲁莽与义气描写的活灵活现；张飞在诸葛亮出山前后也是超级可爱，他因为不耐烦差点烧了诸葛亮的草庐，因为不服气而被诸葛亮请出令箭，而在火烧博望之后，则对诸葛亮佩服有加，一个勇猛、率真的张飞跃然纸上。据说张飞还能画美人，且写得一手好字，这些在罗贯中的笔下就不见了。而最终，张飞死于他的鲁莽，为小人所害，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一身是胆的赵子龙，排名五虎上将之三，与史实相比有点名不副实。历史上的赵云与罗贯中笔下的相差较远，而罗贯中塑造的赵子龙也过于厉害了，当然，众多三国迷对演义中赵子龙还是佩服的紧。演义中的常山赵子龙，武功不在吕布之下，且一生未尝败绩，也是近乎于神了。尤其是长坂坡一战，在曹操的八十万大军中来回冲杀，砍掉五十员大将的英雄事迹，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事实上赵云的成就远在其他四人之下，基本就是刘备的一个御林军首领，而不是威震一方的大将军，不过，赵云的武勇、正直、敬业却是不假，而且赵云很谦虚、不骄不躁，非常的难得。尽管赵云被罗贯中塑造得过于神武，但是，后人们对赵云却是非常喜爱，尤其是当今的游戏迷们，更是对赵云宠爱有加，因为赵云的扮相实在是太酷了。
马超是五虎将中的大帅哥，所谓锦马超是也。马超是极其彪悍的，曾经杀的曹操东奔西走，马超的武艺也是极高的，可以和张飞杀的难分难解，但是，马超的智谋还是差了许多，尽管拥有西北铁骑，却被曹操手下的姜叙、赵昂之流抢了地盘，落魄的马超在张鲁手下也受尽排挤，直到投入刘备麾下，才重新威震一方。羌人对马超敬若神明，称之为神威天将军，马超为蜀国镇守边庭时，羌人们安稳了许多。作为一个杀遍天下无敌手的锦马超，四十七岁就去世，实在是早了一些，所以，马超在历史上，只留下大战曹操的那些光辉事迹。
虽然黄忠在五虎将中排在老末，而历史上，黄忠可是和关羽、张飞、马超并列为刘备的四大将军，是个实打实的虎将。尽管黄忠大战关羽属于虚构，但是，黄忠的武功还是不差的，尤其是定军山斩了夏侯渊，这可是实打实的真功夫，仅此一役，刘备顺利收取汉中，进而进位汉中王，而黄忠也被封为后将军。三国演义中的黄忠是个悲情人物，先是被韩玄猜忌，归顺刘备后又战死疆场，实在是令人油然起敬。罗贯中笔下的黄忠是个神射手，其箭术不亚于吕布，甚至能射下关羽的帽缨，在三国游戏中，黄忠的属性为骑弓兵，广受游戏迷们的喜爱。
历史上刘备并没有册封五虎上将，但是，这五人确实是蜀国乃至三国里的顶尖高手，无论是武功、还是成就，他们足以被称之为虎将。而刘备也正是有了这些虎将的冲锋陷阵，才成就了三分天下的霸业，而能将这些虎将招之麾下的刘备，确实非同一般。
出版社：长春出版社
作者：罗贯中
世上书籍何其多，有人爱水浒，因为它附满阳刚之气，可以从中领略壮士情怀。有人爱西游记，因为他能让你进入一个奇幻的世界，体会到取经的艰难困苦。有人爱红楼梦，因为他描写了一个家族的兴起与衰败。而我则爱三国演义，也希望你也能喜欢它……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
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
喜相逢。今古多少是，都付笑谈中”
听到这熟悉的词句，我想任何人都会回味在三国演义给你的那浓浓的英雄情操中，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群雄纷争，浓烟四起的年代一样，的确，三国演义给人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至于我曾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一本三国演义我读了上百次，以至于书皮都被我翻烂了，我爱他的理由有不少，现在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长春出版社的这本书吧。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作品描写了自东汉末年至西晋统一全国这段历史时期，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在这一时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天下纷争，英雄辈出。自宋朝起，三国故事已成为说书人最好的素材，通过他们口耳相传，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元末明初，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的基础上，参考《三国志》等史料，价值个人的非凡创造，创作出了这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三国通俗演义》。后世学者评价该书“七分写实，三分虚构”然而其在民间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正史给历史界的文化影响。全书结构严谨，气势恢弘，描写战争场面波澜壮阔，读之让人心潮澎湃。。三国故事深受国人喜爱，尤其让我们这样的中学生痴迷。如今，每一个大人都无法磨灭儿时阅读“三国”的记忆。《三国演义》用一个个英雄的故事，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激情。作品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我国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尤其曹操“奸绝”，关羽“义绝”和诸葛亮的“智绝”，历来为时人所称道，称为三绝。全书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其中许多言语今天已演变成为成语，歇后语，“三国”题材的京剧曲目亦常演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