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5: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三国演义罗贯中，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历史上东原即山东东平。从《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署名等情况看，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即山东东平人；《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有多处内证共同表明其作者罗贯中为“东原”人，而非“太原人”。近百年来被抬得很高的“太原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 三国演义/罗贯中/东平人
《尚书·禹贡》：“东原底平。”郑玄注谓东原“即今之东平郡”。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进一步说明：“东原，今山东兖州府东平州及济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今本《辞海》释“东原”说：“据郑玄注，即汉东平郡地，相当于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所以，作为地域之称，东原即山东东平。
东平在汉代以后建置屡变，或称国，或称郡、府、州、路等，从来是鲁西南重镇；隋唐以后，东平因地跨京杭大运河两岸，为商旅必经驻足之地，经济文化格外发达；至金、元二代，人文荟萃，更成为文化名区，出了许多文学家，如高文秀、王继学、顾仲清、赵良弼、陈彦时、张寿卿、张时起、李显卿、张好古等，皆一时名家，近世有“东原作家群”之称。其中擅长水浒戏的高文秀甚至有“小（关）汉卿”之誉，而最杰出的代表，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一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名本，字贯中。他是山东东平人有文献的根据。首先，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有多种版本署名“东原罗贯中”，如最早版本之一，刊于嘉靖27年（戊申，1548）的叶逢春本题“东原罗本贯中编次”；其次，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最早的序文，即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刊《三国志通俗演义》首载别号庸愚子的金华人蒋大器所写的序中称“东原罗贯中”是该书作者。这篇序写于明弘治甲寅(1494)年间，序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比今见录载它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要早28年，说明早在明弘治甲寅之前，《三国演义》已经成书并流行于世。这两种最早的版本以不同方式表明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后出各版本均无异辞，使我们可以相信，《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至少是明清出版界公认的事实。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刊本题“东原罗贯中编次”类字样，是根据最早罗贯中本人的题署，这至多是一种可能，或说可能性很小。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不会没有根据地把这样一部大书归于某个人名下。至于有人认为可能是书商托名牟利，就更没有道理。古代虽有托名著书、刻书的风气，但是，所托之人必是先已有了名气，才可以收到托名牟利之效。而据现有资料可知，在《三国演义》之前，罗贯中并没有成名。以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的托名完全不合逻辑，而《三国演义》“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伪托。总之，以平常心度之，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必有当代文化人值得相信的理由，后世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国演义》两种嘉靖本虽是今存最早的版本，却没有一部是作者原本，而且难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上已提及两种嘉靖本《三国演义》为“东原罗贯中”所著的方式不同：壬午本“东原罗贯中”字样出现在序中而题署无“东原”，叶逢春本“东原罗贯中”出现在题署中而不载庸愚子的序。这个重要的不同可使我们大致认定，后出叶逢春本的题署并不源于壬午本，两种嘉靖本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各自有据。也就是说，在嘉靖本之前，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资料线索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从而后世无论从何处看，都只能把它作为同一“东原罗贯中”的作品，这大概是《三国演义》版本不止一个系统的多种明刊本都署“东原罗贯中”类字样而从无异说的原因。总之，《三国演义》作者“东原罗贯中”不仅有可见最早版本的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又是来自不同方面的互证，后世就更加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最后，除了《三国演义》，还有《水浒传》（115回本）、《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传》、《三遂平妖传》等四部小说也署名罗贯中。这四种小说除《残唐五代史传》不题罗贯中籍贯，其他也均题“东原罗贯中编辑”类字样。一般公认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或作者之一，《水浒传》各版本中独有115回本《水浒传》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以罗贯中为“东原”人，也不会完全没有根据。至于《残唐五代史传》与《三遂平妖传》有托名罗氏的可能，但为其托名的人也是以罗贯中为“东原”人，说明这四种小说作“东原罗贯中”的署名即使不尽可信，却都能从不同角度间接地起到旁证作用，加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
当然，明人记载中也有说罗贯中是“钱塘人”、“杭人”、“越人”即浙江杭州人的，也有说他是“庐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的，但是皆晚出，而且其口气似据传闻，比较“东原罗贯中”有《三国演义》等书版本的说明，并不足信。同时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小说的地位还不够高甚至很低，很少有人在意罗贯中是哪里人，因而诸说并存，并没有什么争论。但在那时，多数读者因《三国演义》而知道其作者罗贯中，自然大都以他为“东原”人。但是，到了1931年，古典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研究受到学界空前重视。当时有赵斐云、郑振铎、马隅卿三位学者访书宁波天一阁，合抄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公诸于世。其中《录鬼簿续编》所载“罗贯中”条是这样写的：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这条资料被当时乃至今日众多学者认作20世纪有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生平资料的唯一重大发现。近百年来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凡涉及罗贯中生平的，大都以此为据，弃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等于不顾，称罗贯中为“太原人”，进而推论其生卒年等等。这就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由来。它不仅使包括“东原罗贯中”说在内其他诸说受到极大排斥，而且也给社会文化造成一定影响。最突出的是去年报载山西太原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入“三晋文哲壁”，弄出把《三国演义》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镌为罗贯中所作的笑话[2]。
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为《三国演义》作者及其籍贯的根据，定《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山西太原人罗贯中，目前看来，是一件极不稳妥的事。理由也极简单，就是这条资料并没有说“罗贯中，太原人”写过《三国演义》。而我国从来同姓名现象屡见不鲜。我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3]一文中已经举过许多古代的例子，而据中新江苏网8月21日消息：“南京大学……今年录取的1400多名新生中，竟有65人或两个或三个同名同姓，甚至还有四人共取一个名字。”这更加使我们相信，即使元明之际同姓名现象并不如今天这样严重，而在中国这样的姓氏文化传统里，“东原罗贯中”之外另有一个“罗贯中，太原人”——他是古代山西太原一位优秀的戏曲家——也并没有什么稀罕。“学贵有疑”，我们至少应当并且可以抱这样的怀疑。如果连这样的地方都径自确信无疑，那还谈什么科学精神、学术考证！而且，白纸黑字可以看得明白，《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没有记载这位太原罗贯中写过《三国演义》，而多种明刊本《三国演义》显著标明“东原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研究者若不抱成见，据实立论，就只能无处说无，有处说有，而决不可从《录鬼簿续编》无中生有，推翻多种明刊本的实有；否则，就是对学术规范的冒犯。但是，这一种冒犯却由来已久，部分是因其始于大家名流而不得纠正，为一些学者盲目推崇而愈演愈烈，使我们不能不把它作为“学术失范”的个案加以批评。
这的确是一种“学术失范”。且不说我国古代治学要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基本的态度和无征不信的原则，单就学术研究技术操作的层面而言，也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料的规范问题，即要求对无论何种资料都要先经过认真无误的鉴别，弄清其真伪及其与所探讨问题相关的程度，看其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作证据。此即所说：“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本题的相干性。”[4](P285)这是我国考证学最根本的传统，汉唐以来有成就的考据学者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近世学者把《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用为研究《三国演义》作者资料，显然没有经过这样的驳问，所以就是“学术失范”；其论证没有在这条资料与《三国演义》作者之间建立起证据链，所以结论就不能服人。这看起来只是一条资料的适用不当，其实“学者考订史实是一件最严重的任务，是为千秋百世考证历史是非真伪的大责任”[4](284)，当事者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而后来者又怎么可以对如此明显的失误等闲视之或视而不见？
另外，退一步说，即使不排除“罗贯中，太原人”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可能，但是，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今济南长清为中心毗连东平的一带正叫做“东太原”。因此，这位“太原”罗贯中也有可能是“东太原”即山东东平人[5]。总之，上世纪30年代初《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的发现，根本不足以改变明代以来有《三国演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约定俗成的结论。这位世界性的大文豪是元代东原即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他一生可能到过许多地方，所以他的籍贯有“杭人”、“庐陵人”等多种说法。但是，《录鬼簿续编》那位“罗贯中，太原人”，除了同姓名外，却很可能与《三国演义》没有任何关系，至少现在应当这样认为。
二
除了以上版本、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外，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太原人”，我们还可以从罗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文本风格及具体内容方面找到内证。当然，这是难得的，也未必十分可靠，但是结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以下四例值得注意：
一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诸书风格看，《三国演义》作者不可能是“罗贯中，太原人”。我的理由是，这位太原罗贯中“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是一位浪迹江湖的诗人气质很重的文学家。他可以以诗笔为戏曲——也确实是一位戏曲家，却好像很难成为一个以史笔为小说的演义家——《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也正是没有他写作《三国演义》等小说的记载。此原因无他，大概史与诗的分野或界限，即使到了野史小说与乐府、隐语以及戏曲同属文学的范畴而更为接近的地步，其在风格手法也有很大区别甚至难以兼容的地方。所以，古代作者于诗、戏曲与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很少兼擅。象吴伟业的戏曲，李渔的小说，其实都与他们各自擅长的诗歌、戏曲是两样文字，一副笔墨。而《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不具诗意，很多描写也可以说有戏剧性的，但其总体风格毋宁说是史笔。所以与《红楼梦》不同，书中没有或者极少作者自撰的诗文，而多引“史官曰”、“后人有诗叹曰”或沿用书场的韵语，也不甚依赖戏曲家常用的误会与巧合等构造情节，更看不出作者有刻意显扬文才的表现。而如果《三国演义》的作者象吴伟业、李渔那样是一位诗人或戏曲家，恐怕少不了“传诗”之想，总要忍不住自己“叹曰”一番。总之，就作者性情、文笔风格而论，笔者宁肯相信“据正史，采小说”写作《三国演义》的罗贯中是那位“有志图王”的罗贯中——他当是一位史家作风很重的人，而不敢相信那位诗人气质很重的“太原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附带说到，作家总是就其所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如果这位“罗贯中，太原人”是一位戏曲家而且还是《三国演义》作者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写有一部三国戏曲，或者在他的戏曲中有与三国相关的内容、语辞等。但是，我们还未见有研究者举出这方面的证明来。这岂不是说，不仅《录鬼簿续编》没有载他写有《三国演义》，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与三国题材根本就不沾边？
二是已故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为“东原说”所找出的根据之一：“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即东原）人，还是从《水浒传》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6]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也启发了新的思路。以至于信从《三国演义》作者为“罗贯中，太原人”的研究者，也发现了于己说有利的论据，如所举《三国演义》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之类，却实在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关羽作为“武圣人”，决不是只有太原人才崇拜他。倒是另有学者为“太原说”找出的根据之一，即发现繁本百回本《水浒传》第99回顾大嫂“封授东源县君”，以为罗若是东原人的话，就不该把“东原”错为“东源”。但是，在我们看来，却相反地成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又一内证。
三是正如发现者所指出，上引“封授东源县君”中“‘东源’二字，在简本中，或同……或作‘东原’（例如115回本）”，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东源”的“源”字是“原”字在传抄翻刻过程中的音讹，“东原县君”才是作者原文。其间道理也并不复杂：我们知道，《水浒传》极少虚构郡县地名，而历史上虽无“东源县”，却有“东原”地，并且是载在《书经》的。所以，虽然古代称“东原”的地方也有一些，甚至《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21《诸葛亮六出祁山》则还提到陕西渭水之滨的“东原”，小字注说“地名”，但是《水浒传》写山东事，我们只能相信“东原县”是作者据《尚书·禹贡》古“东原”之称的捏造。按照例一举王利器先生所开辟的思路，顾大嫂在《水浒传》中是最后活下来的唯一女将，作者因《尚书》“东原”而捏造出一个“东原县”来，为顾大嫂结末“封授”为“君”之称，也应该不是无所谓的安排；而可以作这样的推断：罗贯中若果为山西太原人，就难得想到为顾大嫂封一个“东源（原）县君”；而只有在“东原罗贯中”笔下，这个“女将一员，顾大嫂，封授东源（原）县君”的设计才合乎情理。
第四个内证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与泰安临近，今东平为今山东省泰安市属县，《水浒传》第73至第74回写那位在泰安州东岳庙前设擂，“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后来被燕青“撺下献台来”的任原，倒是“太原府人氏”。这当然不是作者有意褒贬这两大名区。但是，可以看出作者对临近东平的泰安州东岳庙至少是熟悉的，而对“太原”并无“故土”情结。进一步，又把《水浒传》（120回本）行文中一回称“太原府”，一回称“太原县”，而对“东平”一例称“东平府”的情况相比较，可知作者对“东平府”和“太原府”熟悉、认知乃至热情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对“东原”有某种“故土”情结呢？
以上四点作为“东原罗贯中”的内证，各自来看，有的还可以说比较牵强。但是，合而观之，就不能不承认《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不像是“罗贯中，太原人”；他在小说中对东原（东平）情有独钟的诸多表现，与各版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与记载相印证，说明《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是可信的。
当然，《水浒传》成书过程漫长，前后文本变化很大，而今存可据考者已经不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上述四例一定都是罗贯中所为。但是，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能根本动摇“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因为，极端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排除，但是，在确认此书为罗贯中所著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对罗氏籍贯一般只在“东原”或“太原”二者之间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四例中只要有任何一例可靠，特别后三例中那怕只有一例是《水浒传》的编定者罗贯中亲笔所为，也足以说明他不是山西太原人，而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人。
总之，在对《三国演义》作者籍贯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内查外调”之后，我们只能尊重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古传，而不能信从据《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断《三国演义》作者为太原人罗贯中的新说。进而近百年来各种教科书与传媒几乎无不以“罗贯中，太原人”为定论，客观上封杀了“东原罗贯中”等其他诸说的偏颇，也应当尽快修正为以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说为主、诸说并存的客观表述上来。若不得已而简言之，自应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东原（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为是。至于杭州、庐陵，则应该是他南下后的客籍。而《录鬼簿续编》所谓“罗贯中，太原人”只是一位优秀戏曲家，还不能说他与《三国演义》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从而这条资料能否用于《三国演义》的研究也还不确定，只能悬置或存疑——目前看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完全是想像力的产物。
尽管如此，从最彻底的意义上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东原说”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但是，在这类问题上，研究者不能更起古人而问之，从来能做到的，不过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信所当信，疑所当疑。在这个意义上，罗贯中籍贯“东原说”就是这一学术问题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A].三国志通俗演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杨荣.太原“三晋文哲壁”错误百出[N].光明日报，2001-09-15.
[3] 杜贵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J].北京大学学报，2002，(2).
[4]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A].读书与治学[C].北京：三联书店，1999.
[5] 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A].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三国演义》是四大名着之一，我自从我看了与《三国演义》有关的电视剧，漫画等，我不禁想认认真真的看看原版名着——《三国演义》。
在小时候，《三国演义》让我认识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等众口相传的歇后语和俗语；了解了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赤壁之战，草船借箭等家喻户晓的故事……
在稍大些时，看了关于《三国演义》的青少版，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就是一部讲述当年历史的小说，令我回味无穷。因为它让我明白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关羽的忠肝义胆，张飞的粗中有细，周瑜的气量狭小……《三国演义》中创造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形象，我现在仍然还能清晰可辨。
现在，我终于翻开了这部承载历史，具有厚度，充满浓郁书香的罗贯中的着作。在淡淡的黄色灯光下，映衬出这部书让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年头。看了《三国演义》后，他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和许多如何做人处事，知道了当年的历史。
《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也不是全部写实的，例如曹操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把他描述成了一个残忍奸诈的反面代表，历史上的曹操的性格非常复杂，也许用现代的话说，他有可能是一个拥有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他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生活节俭，与人谈话聊天时，总会充满风趣幽默。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位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另一方面就是他想称霸天下的野心，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则是把曹操的野心夸大了，突出了他的阴险狡诈，却把他的好品质忽略掉了。《三国演义》中还有许多的人物与实际有所出入，但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本很好的小说，帮助我们学习历史，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模板。
最后，我要用《三国演义》中的诗句，《临江仙》中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表达我对于三国中各位英雄的感慨。
安徽六安霍邱县霍邱县城关中心小学六年级:作为倩大侠
吕布三姓家奴是吕布本姓吕，为丁原义子也可姓丁，做董卓义子又可姓董。三姓家奴是出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典故，特指吕布。意在讽刺，以身侍贼的人。
三姓家奴，出自《三国演义》，意在讽刺他认贼做父。后常用来表示以身侍贼之人。
三姓家奴，典出罗贯中《三国演义》：“傍边一将，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吕布见了，弃了公孙瓒，便战张飞。”
在《三国演义》中张飞大骂吕布为“三姓家奴”：吕布本身姓吕，父亲早逝，认并州刺史丁原为义父，后杀了丁原，投降董卓，拜为义父，之后为了貂蝉，又不惜与义父反目，杀了董卓：一个生父，两个义父，吕布历经三姓，是以称“三姓”，古代讲究从一而终，讲究“忠”、“孝”，像吕布这样的行为很为人不齿，是以被张飞骂为“三姓家奴”。
（来源：文章屋网 ）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清源人（今太原市清徐县）。
他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他把章回体小说这一文学体式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马司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被称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内容概览】
《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基本内容，通过艺术的想象和集中，概括了三国时期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小说写了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全国为止的100多年的史事，其间着重描写了历时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纷争和兴衰过程。《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它对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不局限于三国时期）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特征都有比较细致的描绘，生动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各政治集团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丑恶本质。
《三国演义》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憎感情、道德观念和理想愿望。书中所表现的德治仁政、圣君贤相的社会理想，也符合长期战乱中人民渴望过安定生活的要求。小说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战乱中人民群众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尊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基本思想倾向，其中既包含了封建正统思想，也曲折地反映了在整个成书过程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思想。小说中也带有了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观念及迷信思想。
【写作借鉴】
《三国演义》善于采用人物对话描写，使人物形象丰满而生动。例如：
许褚等人奉曹操之命请刘备到府上一聚，“玄德惊问曰：‘有甚紧事？”，这一“惊”，写出了刘备心慌，怕曹操对自己不利。见到曹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得玄德面如土色。”这一句话正刺中刘备长久以来虚伪的掩饰，因此使刘备的心悬起来了，当时吓得他面如土色。好在刘备这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怒不形于色”。接着曹操解释说：“玄德学圃不易！”刘备方才放心，答曰：“无事消遣耳。”虽然是极其简单的一段对话，却是一波三折，不断地设置悬念，紧扣读者心弦。
这个段落运用语言描写，将刘备曹操进行心理战术的较量写得恰如其分，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强中更有强中手，你攻我守，你守我攻，不断地用对话逼近心灵，而且两个人的语言很符合当时人物的心理、身份和地位。
曹操兵精粮足，他的话语就显得十足的傲慢、大度，显得很有霸气，仿佛雄视天下、不可一世的人物。但刘备兵微将寡，只能暂时依附曹操。在人家的屋檐下求生存，他怎能不时时处处保持谨小慎微呢？于是他的话语就只能显示出谦逊、低调、甚至低声下气。
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中考链接】
1.（2007年常州中考试题）阅读下面的例句，注意内容和写法，请根据《三国演义》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仿写。
罗贯中领我走进三国，我看到了诸葛亮端坐中军帐，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巧借东风，火烧赤壁败曹军。
罗贯中领我走进三国，
2.（2006年海安中考试题）请根据你对名著的阅读积累，将下面尚未完成的“读书推荐卡”补充完整。
读书推荐卡
书 名 《三国演义》
作者_________
精彩情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006年河南中考试题）小华的家长反对他阅读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理由是“那都是闲书，没什么用”。请你以小华的身份说服家长。要求语言得体，有理有据。
4.（2006年资阳中考试题）班里准备举办名著《三国演义》阅读成果展示活动，请你帮助大家解决下面的问题。
①第一小组举办小报展览，请你帮他们搜集有关《三国演义》的妙语佳句及发生在官渡、赤壁和夷陵的三个弱军打败强军的故事。请选出两句妙语佳句，选择其中的一个故事用一句话写出故事情节。
②第二小组准备把同学们平时写的读书笔记汇编成专刊《我与〈三国演义〉》。请为这本专刊设计三个结构相同的栏目名称。（力求有创意）
栏目一_________ 栏目二_________ 栏目三_________
③第三小组组织了“我最喜爱的名著人物”评选活动。请帮他们完成下面这块展览板。请写出其中两位及简单介绍相关故事情节。
人物：_________ 出处：《三国演义》故事情节：__________________
关键词： 小说《三国演义》 蜀汉二主 诸葛亮 君臣关系 “微妙”
“蜀主窥吴向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外，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①杜甫的这首《咏怀古迹》吟咏的是三国时期蜀汉的先主庙兼及武侯祠，可见在仕途上坎坷一生的杜甫对于刘备、诸葛亮这一对风云际会的君臣有着由衷的仰慕。
一
到过今天四川成都的人都知道，蜀汉的昭烈庙和武侯祠是紧紧挨着的。两座古迹的主人，一位是胸怀大志、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一位是腹有良谋、忠贞不渝的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君臣二人生前亲密无间、心照不宣，死后也朝夕相处、一起享祭。这“一体君臣祭祀同”的佳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知激荡了多少人的心，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学士，下至布衣百姓，或以之为宣传教化、普及人伦的榜样，或“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家心中之块垒”，或寄之对于明君贤相的渴慕与期盼。千百年来，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鱼水”深情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它的出神入化，因为它的可歌可泣而广为流传。
那为何称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为“鱼水之情”呢？小说《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载，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过于谦恭，“以师礼待之”，于是大发牢骚：“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刘备反驳道：“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②“鱼水关系”一称由此而来。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合作。在那群雄逐鹿的纷乱年代，君臣二人历经千辛万苦“联手共创蜀汉基业”，“自初出时的‘情好日密’到魂系白帝时的‘君可自取’，都是二人关系亲密友好的象征”③。《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诸葛亮正是因为都具备了明君和贤相的某些特点，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于是被公认为“理想中的封建君臣关系”④，而“追慕圣君贤相风云际会、鱼水相谐”⑤正是《三国演义》所要表现的主题。
刘备、诸葛亮之间的情谊是经时间考验了的，也是在共同奋斗中逐渐加深的。
先主与诸葛亮的故事起始于“隆中决策”。经水镜先生和徐庶介绍，刘备早已对这位“躬耕南阳”（第九十一回）⑥“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第三十七回）⑦的“卧龙”先生倾慕有加。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后更知其名不虚传，从刘备“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第三十八回）⑧一席话中可知这位奔波半生却未有尺寸容身之地的乱世英雄由衷的喜悦与冲动。而此时的诸葛亮也正需要一位胸怀远大又能礼贤下士的济世之主，去投靠他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名扬青史的夙愿。各取所需自然能一拍即合。诸葛亮出山后，很快就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初露锋芒，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也巩固了自己在刘备心中的地位。
赤壁之战中主仆两人的关系经受住了重重考验，不断加深。刘备携民渡江、败走汉津口，当时是腹背受敌，形势危急。诸葛亮只身前往江东，谋求孙刘两家的联盟来共敌曹操。从舌战群儒到巧借东风，诸葛亮大展经纶，将卓越的才能发挥至极致。而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由鲁肃引荐到达江东，到第四十九回赤壁鏖战前夕诸葛亮巧妙脱身回到刘备身边，在这漫长的七回的时间里刘备在干什么呢？他在江夏焦急地等待诸葛亮的回音，并整顿军马备战。两人各处异地，虽有约在先，但非常时刻难保人心生变。刘备此时是势单力薄，诸葛亮在东吴是脱离刘备、投奔孙权的好机会，东吴方面也力图将诸葛亮笼络过来为自己效力。何况他哥哥诸葛瑾在江东，兄弟情深，背信弃义不是没有可能。而在此期间，一败涂地的刘备将个人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位年轻的军师身上。在这失落到极点的情况下，他不是没有可能投降曹操，保全自身，而留诸葛亮一人深陷江东虎口。然而，时间证明谁也没有背叛对方，而是依照开始设计好的联吴抗曹的策略而努力。赤壁之战是刘备事业的转折，也增进了两人间的默契。我觉得之前的“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第三十八回）⑨不是真正的默契，这时的他们才是心灵相通、无限信赖又无比真诚的。
在取荆州、争二川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他们通过精诚合作扩展了实力，开创了基业。命途多舛的刘备获得了节节胜利，得舒平生之志，而诸葛亮也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平生之所学，双方都志得意满，相互之间的亲密友好不在话下。
但同时刘备对诸葛亮也渐渐有所疏远。随着刘备势力的扩大，刘备集团成分也变得复杂起来。“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着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⑩。
由于对东州和益州土着集团的重用，相应的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相对受冷落。而随着在取西川过程中诸葛亮的功勋越来越卓着、威望越来越高，刘备开始体会到诸葛亮的潜在威胁，正好趁此机会借东州、益州集团的力量打压一下诸葛亮也是很有可能的。
比如法正，“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曾是引刘备入蜀的‘主谋’之一。刘备对其‘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吴书），任用其为蜀郡太守，使之‘外统都畿，内为谋主’”{11}。既为“谋主”，其地位堪比诸葛亮。但法正此人“在蜀中骄横跋扈，‘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引起人们的反感。然而以法制严明着称的诸葛亮，却对法正采取了罕见的姑息态度”{12}。诸葛亮的这一反常之举一方面出于笼络东州集团、保持政局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令读者隐约体会到诸葛亮当时的微妙心情，刘备要重用法正，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我分析出这一点依据了一些《三国志》的内容，但单仅从《三国演义》看，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嫌隙也是很有些端倪的。比如，刘备进发西川时带的是庞统，他为什么不带诸葛亮？将这样的大才留在后方戒备东吴、督运粮草而不到前方去出谋划策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从诸葛亮日后奉行的政策看，对益州豪强的打压从来没停止过，这可能与东州、益州两大集团与荆州集团间的争权夺利有很大关系，诸葛亮打击益州豪强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治安、维持刘备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睦，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不乏个人恩怨在里面。再者，从后来刘备不听诸葛亮劝阻执意伐吴看，刘备有时是不那么愿意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哪怕是一些合理的建议、该听的话，若非对他有意见，怎么会连听一听都不愿做到呢？
刘备称制后，与诸葛亮的关系一度进入低潮，主要体现在刘备伐吴一事上。蜀汉建国后，刘备、诸葛亮都升级了，刘备是“正位续大统”（第八十回），诸葛亮则是位极人臣，但同时君臣间的矛盾也更加凸显出来。关羽大意失荆州使蜀国形势急剧恶化，刘备不但未认识到这一点，及时补救，反而意气用事，为报关羽之仇愤而伐吴，张飞之死则更是坚定了他伐吴的决心。诸葛亮知道伐吴意味着隆中决策的破产，兴复汉室的大业将会障碍重重甚至前功尽弃。但是诸葛亮再怎么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不能使刘备放弃伐吴的念头，刘备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改长期以来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作风，这时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感情哪里还是“鱼水”情。深知伐吴失策却无能为力，我想诸葛亮此时心中一定是很失落的。转贴于 李强认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间的关系是否天衣无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备是否能够认真采纳贯彻‘隆中决策’。‘隆中决策’当时刘备满口称‘善’，但实际上却没有很好领会，尤其是对外政策上没有很好地东联孙吴以抗曹操。赤壁联吴败曹，仅仅是刘备的权宜之计，始终坚持的还是寸土必争，以致蜀吴联盟濒于破裂。”{13}
白帝托孤是君臣关系的恢复期。刘备铩羽而归的事实表明诸葛亮的决策是对的，先主自觉无脸回成都见诸葛亮，于是暂居白帝城，在无尽的懊恼中忧郁成疾，病入膏肓，于是白帝托孤，创造了两人之间最广为称颂的千古佳话。因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如此推心置腹地嘱咐大臣，也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够像刘备那样把幼主放心地交给辅政的大臣，甚至允许其取而代之、自为君主。封建君王无一例外地忌讳权臣谋逆，而此时的刘备却似乎是个例外。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终吐真言，而且往往能大彻大悟。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本来就是亲密无间的，这是在风雨际会中反复考验、不断加深的，只是因为非常之事有了些小摩擦，风雨过后自然能重归于好。
白帝托孤一方面使刘备、诸葛亮的君臣关系进一步上升到古今之楷模的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刘备经历了大败之后依然没有消解对诸葛亮的猜忌，他到死始终放心不下诸葛亮。“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第八十五回）{14}着实把诸葛亮吓了一跳，《三国演义》的原话是：“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第八十五回）{15}诸葛亮何至于这么慌？仅仅是因为像先主所言的那样取君代之是大逆不道之举吗？我想当时诸葛亮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一定是听出了这惊人之语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试探。他非常明白，要是他流露出半点野心、在君臣的根本问题上有半点动摇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刘备很有可能凭借最后的一点力量立刻把诸葛亮处理了，免得日后成为蜀国的大患，那可是彻底的身败名裂。好在诸葛亮全然不是刘备所担心的那种人，他是那样忠于刘备、忠于蜀国，一心只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一心只为“庶竭驽钝，攘除奸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第九十一回）{16}，早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
先主对诸葛亮之疑，我在这里不能作太多太深的阐释，因为不能脱离《三国演义》以其他文献作为佐证。或许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并未能“超出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普遍规律，同样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一种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17}。但不管这关系多么微妙，诸葛亮每每都以其伟大的人格经受住了刘备的试探，刘备心中最终是信任战胜了猜忌，刘备终将孱弱的幼主和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托付给了他，也成就了这位集忠义与智慧于一身的“天下第一名相”。
而明察秋毫的诸葛亮不会不感知到刘备对他的防范，但他从未计较先帝对他薄情的一面，他对于刘备器重东州和益州集团而轻荆州集团的举动应该说是非常谅解的，他在刘备死后能不计前嫌继续重用这两大集团中的人才。比如尚书令李严，是东州集团人士，因在诸葛亮北伐期间督办粮草不力，怕丞相怪罪，谎称东吴将兴兵寇川，犯下大罪，诸葛亮不仅看在托孤重臣的份上只将李严贬为庶人，而且将其子李丰封为长史，加以重用。（第一百零一回）
在他心中先帝的“知遇之恩”是他穷尽一生也报答不完的恩典，他后来的事迹也表明他做到了他在先帝临终前承诺的：“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不愧为古今忠志之士的表率。
总的来说，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与“鱼水”深情这一譬喻是相称的，否则不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被写入各种文学作品，集大成于《三国演义》，这般大加歌颂，而又流传了千年。
同时，我认为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是导致诸葛亮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先主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那百世一遇的心灵默契深深打动了诸葛亮，成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第九十七回）{18}的精神源泉，在此精神力量的驱动下诸葛亮在先主生前生后都能死心塌地尽效犬马之劳，为了完成先主兴复汉室的遗愿，他南征北战、不辞劳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终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另一方面，先主与诸葛亮之间存在的那点或多或少的嫌隙，使先主在伐吴的问题上不顾诸葛亮再三劝阻而一意孤行，彝陵之败使蜀国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可能，诸葛亮再怎么努力注定是徒劳，他的“星落秋风五丈原”（第三十八回）{20}是先主不听诸葛亮的逆耳忠言而导致的必然结局。
二
先主驾崩后，诸葛亮与先主间的微妙关系在他与后主之间得以延续。后主与诸葛亮间的关系同样是亲善、和谐，但又不乏嫌隙。
随着羽翼渐丰，幼主与权倾朝野的辅政重臣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即使幼主未意识到对自己的威胁，他身边的亲信也会提醒他谨防有变。诸葛亮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确实是弱化了后主的权威，后主再怎么尊他为“相父”，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本质决定了他必然有所不满。他不会不考虑到诸葛亮谋反的可能性，而且他深知诸葛亮一旦谋反必大获全胜，所以他在内心深处有着作为君王本能的猜忌和提防。因此，当苟安在他耳边进谗言时，他不假思索就急招诸葛亮班师回朝，他如此轻易地中人家的反间计正是他猜忌心态的反映。
再者，如果他真的尊重、爱戴诸葛丞相，他在诸葛亮死后就不会那般荒废朝政、沉迷于享乐，不管有无治国之才，他都会遵从诸葛亮的教导稍微励精图治一点。他大概确实有些不喜欢这位“相父”，因为他很严格，而且一定很絮叨，诸葛亮走后，他恐怕觉得是个解脱：再也没人管得了他了，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皇帝的快活了。从这一点看他似乎从未被诸葛亮感动过，对诸葛亮的赤胆忠心他从没动过心。
但实际上刘禅又是非常爱戴诸葛亮的。他唤诸葛亮“相父”绝不是口是心非，他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幼年丧父，作为孩子所需的关怀与教导大多数是丞相给他的，他虽然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众望所归的对象、三国争霸的目标，但他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全赖丞相的庇护。
当然，也正由于丞相的无微不至和事必躬亲，刘禅的治国才能没能得到及时充分的锻炼。“宝剑锋从磨砺出”，不经受些挫折，怎会有傲然的品格、顽强的意志和丰富的处世经验。正如现代家庭中被溺爱的孩子无法有健全的人格一样，武侯把后主所必须学会处理的问题也一并包办了，久而久之后主就什么都不会做，对他过于依赖，如此一来武侯百年之后后主难以独当一面是必然的。
不过，刘禅确实是非常尊敬武侯的，武侯死后他也非常怀念他，九年后他将诸葛亮之子招为驸马，加以重用。而且还下诏为武侯立庙于沔阳，也就是今陕西汉中定军山，诸葛墓所在地，可见他是真心诚意地爱武侯。沈伯俊先生认为：“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21}
而事实也证明武侯一家没有辜负两代君主的厚望，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在领兵抵抗魏军（司马氏）侵犯的过程中都战死绵竹（第一百十七回）。祖孙三代都为蜀汉奉献出了生命，真是满门忠烈。
我觉得刘禅对诸葛亮的爱戴还体现在他对待姜维的态度上。姜维是诸葛亮选定的北伐事业的继承人，对于这位威信不够、资历尚浅又是从敌营投奔来的将领，刘禅还是遵武侯的遗嘱封他为大将军，并力排众议支持姜维屡屡发兵北伐。虽然他也曾像对待武侯那样因为轻信谗言把姜维召回过几次，但他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除假降钟会的一次不算，姜维共伐了八次中原，整整八次却一无所获，姜维自己确实也有很大的责任，刘禅对姜维确实是不错的。他之所以器重姜维、宽容姜维，是因为他知道姜维继承的是武侯的事业，他是那样爱戴武侯，所以也移情到了姜维身上，对姜维寄寓厚望，任他屡战屡败，也同意他屡败屡战，那是因为武侯的缘故，他相信姜维定能完成武侯未了的心愿。
三
《三国演义》中蜀汉二主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觉得可以用“微妙”一词来概括。或许蜀汉二主在与诸葛亮的“鱼水”深情中还夹杂着猜忌与防备，但诸葛亮对蜀汉二主绝对是忠贞不贰的，这也是诸葛亮能万古流芳的根本原因。我觉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这一形象之所以能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经天纬地之才”（徐庶语，第三十六回）{22}，而在于他的“忠”，惟有精神和人格才是最打动人的。
有人说诸葛亮的忠是“愚忠”，但我不这么认为。沈伯俊先生在《诸葛亮是“愚忠”吗？》一文中认为，诸葛亮对国君的态度不是个人盲目、毫无原则、毫无主见地逆来顺受，而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在他报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国家的宏图大志，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应该与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区分开来；而对于刘备、刘禅父子，诸葛亮总是直抒己见，如二主有言行不当之处，他总是或正色批评，或直言劝谏，毫无“愚忠”者的猥琐和卑微，因此“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诸葛亮头上的{23}。我非常赞成沈先生的观点。
注释：
①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26-527页.
②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50页.
③李殿元，李绍先着.《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4页.
④李厚基，林骅着.《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65页.
⑤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6页.
⑥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69页.
⑦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38页.
⑧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2-243页.
⑨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3页.
⑩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2期，第323页.
{11}{12}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2期，第324页.
{13}李殿元，李绍先着.《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5页.
{14}{15}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26页.
{16}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69页.
{17}李殿元，李绍先着.《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5页.
{18}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04页.
{19}苏斌，郭爽编.杜甫诗全集.海南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50页.
{20}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3页.
{21}沈伯俊.诸葛亮是“愚忠”吗.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第14-15页.
{22}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32页.
{23}沈伯俊.诸葛亮是“愚忠”吗.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第14-15页.
参考文献：
论文
［1］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2］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6卷，第12期.
［3］沈伯俊.诸葛亮是“愚忠”吗.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
着作
［1］沈伯俊，谭良啸编着.《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第1版.
［2］李殿元，李绍先着.《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
2、《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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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礼后兵下一句是主公当用好言答之；以慢备心；然后进兵攻城；城可破也。先礼后兵是汉语成语，意思是先以讲礼貌的方式与对方交涉，行不通时再使用强硬的手段，出自《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该作品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来源：文章屋网 ）
张在《三国演义》的篇幅上，是个三流的小角色。但实际上这个人却是个智勇双全的战将，比起三国任何一员排在前列的猛将，都不逊色。可是，《三国演义》奉行的是蜀汉正统，刻意突出诸葛亮。这样一来，三国舞台上的次要角色变成主角，曹魏阵营整体被矮化，张这样的，自然就数不上了。
诸葛亮六出祁山，最惹人注目的失街亭一出，对阵双方，一边是诸葛亮，一边是司马懿。按罗贯中的意思，若不是马谡处置失当，守山不守城，被断了水道，山上军队渴得不行，只好投降，这一仗，原本是该诸葛亮赢的。
其实呢，此役诸葛亮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张。据其他史料记载，战事过程，倒和《三国演义》的叙述差不多，只不过，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的是张，而非司马懿。
当然，马谡的战法，其实是合乎兵法的，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想先把自己摆在死地上，然后居高临下，冲将下来，魏兵必败。但他不知道，当年韩信面对的形势是，战败做俘虏有可能被杀，项羽就坑了二十万秦卒。而三国时期，人力短缺，各国都在互挖墙角，招降纳叛，战败投降，肯定不死。所以，韩信置自家兵于死地，士兵会玩命，马谡故技重演，士兵们就投降了。
张的这个战功，被罗贯中轻飘飘地就给抹掉了，为的就是突出诸葛亮。即使是马谡的罪过，总的来说，诸葛亮也要负责任。这一仗，是六出祁山中败得最惨的一次，败给了不大有名的张，这个人丢不起，对诸葛亮的形象有碍。没办法，只好委屈张了。
其实，张在历史上，表现一直都挺抢眼。在袁绍麾下时，击破公孙瓒，他的功劳居多；官渡之战，作为武将，他是唯一一个能出谋划策的人，但袁绍却不肯听从。兵败之后，反而听信郭图的谗言，要害张。
张降曹操，曹操比之为韩信归汉，马上拜之为偏将军，封都亭侯，委以重任，让他带兵攻打袁绍，势如破竹。此后破马超、韩遂，击张鲁，他都屡建功业。守汉中时，在主帅夏侯渊突然战死的情况下，率部众全身而退。这样一个有胆有识、善用谋略的将军，应付诸葛亮，其实是足够的。蜀汉毕竟是偏安之局，人才有限。人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王平这样的老卒，后来都做了大将了。诸葛亮用马谡，多半也是不得已，总得培养几个后备干部啊。谁想到一下子碰上张，一炮就打哑了。其实，诸葛亮再出岐山，对手依旧是张，还是在张面前，毫无作为，只好自己退走。陈寿在《三国志》上说张，“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这样的话，罗贯中打死都不肯认账的。
但是，张最后还是被诸葛亮杀了，这也是事实。不过，这事要怪司马懿。诸葛亮三出岐山之时，与司马懿和张相持一阵之后，再一次退走。张不想追，但主帅司马懿非要张追。张说，兵法上讲，归师勿遏，最好不要追击。但司马懿坚持己见，张没办法，只好带兵追了上去，结果中了埋伏。
《三国演义》上的故事很精彩：一声梆子响，箭如雨下，张被射成了刺猬。诸葛亮还说，此番围猎，原本要猎一马，结果误中一獐。好轻飘！其实，张只是右膝盖上中了箭，如果放在平日，也许无事，但此番埋伏，蜀兵所用之箭，可能喂了毒，所以张就因此而死了。
就从张看，诸葛亮六出祁山，其实也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连张这关都过不了，还想问鼎中原？最积极的评价，也就是以攻为守。夺取中原，实现刘备的遗愿，不过说说而已。
关键词：《三国演义》周瑜 小说传播 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众所周知，历史演义小说与历史有一定的差距，小说是虚构性地运用艺术手法再现历史。小说中的对人物的看法意见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自成一脉，与士大夫的见解主张并行一线，泾渭分明。简而言之，小说传播中传播的是“民”的观念认知，而作为“士”的文人其思想理念自有其一整套完整的传承。彼此虽并行于世，但却互不认同。各自汲取的营养来源于各自的传承流脉，而彼此间学习交流甚少。对于历史人物，士大夫从正统观念即依据正史来评论人物，展现着一种理智；小说则从野史等方面按照个人爱好来点评人物，凸显着一种感性。小说传播的独立性使小说与历史事实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亦与士大夫思想观念同床异梦，同根异枝。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中的周瑜畏首畏尾，两面三刀。赤壁之战前，周瑜内心彷徨，在主和与主战的念头中摇摆不定，若非诸葛亮提出用大小乔换取曹操的退兵，让周瑜深感自身利益受损而勃然大怒，周瑜也许不会下定决心抵抗曹操。在此，周瑜完全一副凡夫俗子，自私自利的摸样，并无丝毫为东吴尽忠的心意。
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内结骨肉之恩，外接君臣之义”周瑜对东吴的感情丝毫不逊色于诸葛亮对蜀汉的留恋。明万历时的李贽编著《藏书》时，列周瑜于卷十一，忠诚大臣，孙吴周瑜，紧跟其后的是诸葛亮，可见明朝士大夫对周瑜忠贞的欣赏，这与明初的罗贯中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周瑜面对曹操的“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的嚣张气焰，坚决“将军禽操，宜在今日”。这里的周瑜何曾有过一丝的胆怯，反而是一彻头彻尾的主战派。明末冯梦龙的《智囊》陈周瑜于“胆智・识断”，冯自解胆智“凡人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解识断“智生识，识生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由此可知正统士大夫对周瑜胆智的钦佩与赞赏，这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民”的见解是截然不同的。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周瑜见诸葛亮是奇才，便“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吾自有公道斩之，教他死而无怨”，以至于临死前长叹“既生瑜，何生亮”。于此，周瑜成了一个心胸狭隘，气量窄小的鄙夫。《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於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周瑜病死于出征益州的途中，三国演义与此大相径庭，足见“民”眼中的世界与历史的世界之间的隔然差距。明代万历年间的士人李贽于《焚书・续焚书》：
“周公瑾既通学问，又具只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识见，有才料，有胆气，智仁勇三事皆备。周善藏，非万全不发，故人但见其巧于善刀，而不见其能于游刃……周收敛之意多，平生唯知为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胶漆难并矣……吾谓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为知所眩，能爱人而不为爱所蔽，能用人而不为人所用者也。周装聋作哑，得老子之体，是故与之语清净宁一之化，无为自然之用，加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谓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
大思想家李贽盛情地称赞了周瑜“具之眼”“最上一乘之人”，怎么可能会是罗贯中眼中的小肚鸡肠之人，可见不同社会阶层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的差异。
《三国演义》中妇孺皆知的孔明三气周公瑾，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谋划失误的周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技低一筹的周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倒于船上。众将急救，却早不省人事”；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完输诸葛亮的周瑜“马上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演义中周瑜成了一个才智平庸的统帅，处处受挫于诸葛亮。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等熟语成为了他的最好写照。而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因担心周瑜的才华智谋，刘备公然离间周瑜与孙权“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南宋思想家陈亮《史论 酌古论 吕蒙》：
呜呼！使周公瑾而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观其决谋以破曹操，拓荆州，因欲进取巴蜀，结援马超以断操之右臂，而还据襄阳以蹙之，此非识大略者不能为也。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夺之矣。孙权之称号也，顾群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据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的盛赞，“识大略者”的美扬，可知周瑜的智慧深入其心，这出现在《三国演义》300年前的史论未对罗贯中有所影响，可见“民”与“士”的观念交流交流的乏缺。同时期的洪迈于《容斋随笔》卷五中评：
说者谓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周瑜未必胜。此不善观人者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擒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服矣。
最近，我在广州买了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因为一时兴起，再加上 此书内容丰富多彩、翔实可信，所以经过两天“奋斗”，我就 把这本书给看完了。
在一代小说大师¬——罗贯中的笔下，《三国演义》可谓是妙笔生花呀。其中有一些名垂青史的三国人物，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骁勇善战的张飞、关羽；雄才大略的刘备等。围绕这些人物，罗贯中记录下了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如三国之初时的《桃园三结义》；吴蜀联合时的《火烧赤壁》；三国末期的《七擒孟获》等。
全书过目后，我大有感想。人春风得意、粗心大意过后都会出问题。如果一时大意便会像关羽那样“大意失荆州”；如果一时骄傲便会像董卓那样招人算计；如果……，但是你能像一样诸葛亮谦虚谨慎；曹操那样三思而行便会驱灾降福。不信，我这还有例子：以前，每次数学考试都是写完后就闲着没事干，一会儿东看看，一会儿西看看，而不是认真地检查，结果每次都因为我的粗心和大意失去了100分。而今年的期末考试，我吸取往日的教训，写完后就用我的火眼金睛把试卷“扫描”一遍，再把“侦察”出来的错误答案修改一番，结果自然是我考了个100分。
总而言之，一个人要谦虚而不傲慢，谨慎而不鲁莽，才能在当今天下打出一片天地。
当《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历史小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长篇章回小说的艺术长廊的时候，无疑给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增添了瑰丽的风采。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既高度地忠实于历史事实，又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三国演义》描写刘备形象之失时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这里我想谈一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看法。
用“长厚”来概括《三国演义》中刘备的主要思想性格，是既符合作者的主观意图，也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的。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作为奸雄曹操的对立形象来刻画的，这就是历来论者指出的，一个是仁君形象，一个是暴君形象。“长厚”、“仁义”是刘备思想性格的基调，是作者极力突出描写的。作品多方面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
确实，《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不仅有“长厚仁义”之德，还有“终不屈于人”的宏伟大志。他知道“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一方面他广施仁义，获得百姓拥戴，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此而争取到了人心。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山攀城向南撤退时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另一方面，他又礼贤下士，重用人才，武结关张，收赵云，文任徐庶，更三顾茅庐争得诸葛孔明相助。他百折不挠，不计一时成败，长期坚持进取，通过取荆州，赤壁之战，曹操败走华客道，终于取得了蜀、吴、魏三足鼎立之势。
在“三让徐州”中，刘备是表现出了仁义的，这不是“伪”，而是真让，是其“长厚”的表现。潜藏在刘备内心深处的，仍有对徐州的渴求，不过此时时机未到，不敢轻易表露。但随着陶谦的一让再让以至三让，潜藏于刘备内心深处的渴求逐渐强烈，终于认为不会落“不义”之名，便取而代之了，为“君”之目的使刘备终于放弃了“仁”，但仁义地一让再让，又使刘备获得了美誉，收获了人心，从而能坐稳徐州这把交椅，真是名利双收。小说如此描写，写出了刘备思想性格的复杂性，既有表，也有里，既有真，也有假，真而“似伪”，伪中有真，闹得毛宗岗在批语中连连问：“真邪?假耶?”这实在是很成功的。
刘备是“仁君”，所以不管他如何矛盾犹豫，心有“不忍”，最终还是从“同宗”手里夺了西川；刘备是个“仁君”，所以直到取西川后，在接受刘璋投降时，他仍心怀愧疚。这种真伪难辨的情况，在刘备形象描写中常有出现。长板坡“赵子龙单骑救主”，当赵子龙把阿斗交给刘备时，刘备却“扔之于地”。赵云见此，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显然为刘备之举所感动。而民谚“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则认为刘备此举为假意。其实，此举亦真亦假。刘备本爱赵云，见赵云此时情景，一时感情激动，掷之于地，说：“为汝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由此可见此举不全是假，而是对赵云的真情之表露。
又如关云长死后，刘备要为其报仇，并充分表现了他对其弟关羽的情义。但关羽之死和刘备就毫无干系吗?章太炎在《检讨・思葛》中说：“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圣土，假寻于吴人，以损关羽之命。”这似乎也有真有假。
再如刘备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话是真是假，或可难辨，但刘备临终，其将死之言语，态度之诚恳，能说其言其性是假的吗?作为诸葛亮，即使嗣子不才，刘备真愿诸葛亮不辅之却取而代之?
总之，《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确实是“长厚而似伪”的，罗贯中把刘备作为理想的“仁君”典型来塑造，而过于突出其的“长厚”，对他的“似伪”却写的欠充分，对刘备性格的复杂性表现得还不很充分。所以使得罗贯中所极力描写的“仁君”的刘备形象不够丰满生动。却显得“似伪”。这也可能是罗贯中在“尊刘贬曹”的思想下，描写“长厚”、“仁义”的刘备形象时没有想到的，正如鲁迅先生评价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1、村野匹夫，汉语成语，拼音是cūn yě pǐ fū，意思是没有知识，没有地位的人。出自《三国演义》。作宾语、定语；指乡下人。
2、成语出处：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65回：“马超曰：吾家屡世公侯，岂识村野匹夫！”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