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3:05
沦灭了，无数莹白的尸骨与枯紫的血脂。
混浊了，楚邦，任曾秦人的侵踏。
焚化，一方雀跃的毒火，片连了，亮点着。
屈公，酌味倦国邦的萧落，仇恨??长浩的秦军，戳碎了寂淡的夜空。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夕，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汨江，寂岑了古昔呐喊，淌着雨泪，几泛水漪，独情。屈公的自沉，朽腐了，苦醉的楚辞。纵落，扶把灵魂跌沉，一腔离骚别绪，涂共着肢身，泛浸汨水的涤洗。去了，一曾烙情。章卷的竹筒，消改不了昔夕的历史，栖落眷故的泪水。
回怀汨水，荡漾开辛酸的楚词，渔舟，扶捞不起，赤骨血肉。戳淡了冗郁的灵魂。忠魂的腥气，残留在鱼唇嘴口。尖齿的利牙，嚼噬着，哀丽的诗章。
拂檫干，青竹叶上，干涩的露汁。诀淌的水朵，填湿了，点花的糯米。
抑不住??潜溢的唾津，咬食着古韵的米团。抹消，数数线道。竹丝，冗心地缠执，捆束，楚章的伤痕。
2、女娲造人:传说女娲用泥土仿照自己创造了人类。又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被传为婚姻女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
3、伏羲画卦:伏羲时常盘坐卦台山巅，苦思宇宙的奥秘。有一天，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派美妙的幻境，一声炸响之后，渭河对岸的龙马山豁然中开，但见龙马振翼飞出，悠悠然顺河而下，直落河心分心石上。这时分心石亦幻化成为立体太极，阴阳缠绕，光辉四射。此情此景骤然震撼了伏羲的心胸，太极神图深切映入他的意识之中，他顿时洞穿了天地的密码——阴阳。
4、神农尝百草:神农氏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是牛头人身。他的特殊外形和勤劳勇敢，长大后被人们推为部落首领，因为他的部落居住在炎热的南方，称炎族，大家就称他为炎帝。有一次他见鸟儿衔种，由此发明了五谷农业，因为这些卓越的贡献，大家又称他为神农。
5、夸父逐日：相传在黄帝王朝时代，夸父族首领想要把太阳摘下，于是开始追逐太阳，和太阳赛跑，在口渴喝干了黄河、渭水之后，在奔于大泽路途中渴死，手杖化作桃林，身躯化作夸父山。
6、雷泽华胥：相传雷泽神人首龙身，刚烈威猛，工作是行雷布雨。雷泽神得知女娲造人，并按女娲自己的模样造了圣女华胥，便怀抱好奇之心，苦心打探华胥一族所在，终于在昆仑东南相见。为试探心意，在华胥圣女行进的前方，用脚踏出了一个巨大的脚印，最终华胥走进雷泽神的脚印，有情人终成眷属，诞下天帝伏羲。
7、西圣王母：西王母是西华至妙之气化生而成，与东王公分掌天下三界十方之男女仙籍，配位西方，其神格仅次于三清，十分崇高。 相传王母住在昆仑仙岛，王母的瑶池蟠桃园，园里种有蟠桃，食之可长生不老。亦称为金母、瑶池金母、瑶池圣母。
8、精卫填海：相传太阳神炎帝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的名字叫瑶姬，小女儿的名字叫女娃。因久居天宫无聊，有一天，女娃驾船游东海而溺，其不平的精灵化作花脑袋，白嘴壳，红色爪子的一种鸟，栖息在发鸠山，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人们便将此鸟叫作精卫鸟。精卫衔草石由发鸠山飞往东海投入，誓言要填平东海。
9、北溟鲲鹏：“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鲲鹏精于变化，通灵万物，助天帝澄清玉宇，受敕封为九天鲲鹏。
10、千年应龙：应龙又名为黄龙，相传是上古时期黄帝的神龙，它曾奉黄帝之令讨伐过蚩尤，并杀了蚩尤而成为功臣。在禹治洪水时，神龙曾以尾扫地，疏导洪水而立功。
11、羲和驭日：屈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古神话传说，太阳乘坐六龙牵拉、由羲和驾驭的车，每日在天上行走，周而复始。
12、常羲沐月：常羲又被称为“女和月母”，因为常羲生十二月，所以称之为“月母”；而所谓“女和”，因为常羲负责制定阴历月份，因此她必须保证阴历月份能够与阳历的季节相协调。常羲所从事的是维护宇宙之秩序的工作，所以也属于创世之神之列。常羲为少昊之母，她与姐姐羲和开创了新天地。
13、后羿射日：传说“后羿”是“嫦娥”的丈夫。后羿在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烧得草木，庄稼枯焦，后羿为了救百姓，一连射下九个太阳，从此地上气候适宜，万物得以生长。民间因而奉他为“箭神”。
14、嫦娥奔月：嫦娥为了保护老百姓不被逢蒙所害，吃了仙药，奔月升天的。所谓嫦娥，是一个神话人物选自东汉高诱注解《淮南子》才指出嫦娥是后羿之妻。
15、吴刚伐桂：相传在月亮上有一棵高五百丈的月桂树。汉朝时有个叫吴刚的人，醉心于仙道而不专心学习，因此天帝震怒，把他拘留在月宫，令他在月宫伐桂树，并说：“如果你砍倒桂树，就可获仙术。”吴刚便开始伐桂，但吴刚每砍一斧，斧起而树创伤就马上愈合，因此吴刚在月亮上常年伐桂，始终砍不倒这棵树。
16、东圣王公：东王公与西王母共为道教尊神，又称“木公”，“东华帝君”。究其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楚地信仰“东皇太一”神，又称“东君”，即为神化了的太阳神。
17、刑天断首：刑天是山海经里提到的一位无头巨人，原是炎帝的手下。自炎帝被黄帝在阪泉之战打败之后，刑天便跟随在炎帝身边，定居在南方。当时，蚩尤起兵复仇，却被黄帝铲平，因而身首异处，刑天一怒之下便手拿着利斧，杀到天庭中央的南天门外，指名要与黄帝单挑独斗。最后刑天不敌，被黄帝斩去头颅。而没了头的刑天并没有因此死去，而是重新站了起来，并把胸前的两个乳头当作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左手握盾，右手拿斧。因为没了头颅，所以他只能永远的与看不见的敌人厮杀，永远战斗。
18、共工触天：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之后，水神共工一向与火神祝融不合，他率领虾兵蟹将，向火神发动进攻。火神祝融驾着遍身冒着烈焰的火龙出来迎战。代表光明的火神祝融获得了全胜。共工一直逃到不周山，回头一看，追兵已近。共工又羞又愤，就一头向山腰撞去，“哗啦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被共工撞折了。不周山一倒，大灾难降临了。原来不周山是根撑天的大柱，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就坍塌下来，露出石骨嶙峋的大窟窿，顿时天河倾泻，洪水泛滥。
19、女娲补天：女娲时代，随着人类的繁衍增多，社会开始动荡了。两个英雄人物，水神共工氏和火神祝融氏，在不周山大战，结果共工氏因为大败而怒撞不周山。女娲看到她的子民们陷入巨大灾难之中，十分关切，决心炼石以补苍天。于是，女娲在天台山顶堆巨石为炉，取五色土为料，又借来太阳神火，历时九天九夜，炼就了五色巨石将天补好。
20、臾区划五行：臾区又叫鬼容区，号大鸿。传说上古医家，黄帝的大臣，曾佐黄帝发明五行，详论脉经，于难经究尽其义理，以为经论。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①，以其无礼于晋②，且贰于楚也③。晋军函陵④，秦军氾南⑤。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⑦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⑧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⑨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⑽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⑾，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⑿。吾其还也。”亦去之。
荆轲刺秦王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寡人之於国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劝学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煣)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又)槁暴(曝)，不复挺者，輮(煣)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过秦论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而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yōu)棘矜(qín)，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廉颇蔺相如列传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陈情表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摇摇以轻殇，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尤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翘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兮，将有事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胡为惶惶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耔。登东坳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滕王阁记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游褒禅山记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诗经——《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 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蜀道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秋兴八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咏怀古迹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登高》(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jì 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原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掔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々。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於今之人兮，原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佗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步余马於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於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於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儜。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将济於白水兮，登阆风而絏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
夕归次於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
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
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览相观於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
吾令雁为媒兮，雁告余以不好。
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
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
苏粪壤以充祎兮，谓申椒其不芳。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
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说操筑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
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
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扬云霓之?奄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
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梦游天姥(mǔ)吟留别 李白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shàn)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lù)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jī)，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dàn)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hōng)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jué)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登高
(唐)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zhǔ)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旅夜书怀
唐 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琵琶行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尽事。轻拢慢拈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 还酹江月。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师说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 , 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 , 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滕王阁序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游褒禅山记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xué)窈(yǎo)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xiàng)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前赤壁赋
1、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我的智力不差，能够学好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课，我长大后，我一定比吴伟强。虽然，我不能背起钢枪保卫祖国，也不能战斗在烈火熊熊的战场上，但我可以把我所学的知识，贡献给人民，为了祖国的建设做出一份力量，有了奋斗的目标，有了学习的榜样，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军训启迪了我的心智，促进我培养优秀的习惯。从军人的飒爽英姿里，我懂得了良好的作风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石。他们雷厉风行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一丝不苟的风纪，崇尚荣誉、现身使命的信念，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影响着我，让我崇敬，使我感动，令我思考：我们新世纪的一代，该怎样舞动青春、放飞梦想，迎接未来的挑战？怎样才能不辜负学校、老师、家长和祖国的关怀，创造属于自己的明天？
3、欣赏，是一种美德，它鼓励着无数的人们；欣赏，是一种态度，它促使人们恢复生活中的自信；欣赏，是一种动力，它无时不刻都在鼓舞着人们。
4、“优秀是一种习惯，素质不需要提醒”。短暂的军训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的性格。学习是艰苦的，养成认真、细致的习惯，坚持不懈的品格，将使我受益终生。我要从现在开始，坚持预习、学习好各门功课。学而不倦，温故知新。在学习上发扬军训精神，锲而不舍，不向困难低头。抓好每天的分分秒秒，敢于向困难挑战，体验超越自我的那种惊喜。
5、古时的愚公移山，他明知开山绝非易事，也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坚持带领子孙后代来开山。终于感化天帝，命山神搬走了这几座山。还有“水滴石穿”，“铁杵成针”，“冰冻三尺”等等，不都意味着“有志者，事竞成”吗？
6、马克思说：“我的幸福源自于奋斗。”奋斗可以将一个失败的人变得勇敢自强；奋斗可以将一个低迷的社会变得生机繁荣；奋斗可以将一个国家变得富强发达。就像祥子最初为梦想拼搏的那样，虽然他的万苦千辛没有换来累累硕果，但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奋斗感动了我，也感动了社会。我们对他的奋斗不息感到敬佩。我想，奋斗就是幸福的定义吧！
7、书籍给了我们人生的自信和启迪，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给我们架起一座成功的桥梁，给我们注入无限金色的希望。畅游书海，其乐无穷。
8、对于书，我有着莫名的情愫。记得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起，便和书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小时候，总爱看一些幼稚的童话，缠着妈妈给我讲那些自以为很神秘的故事。然后饶有趣味地沉浸于童话中：愚蠢的国王、善良可爱的美人鱼公主、命运悲惨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做一个温馨、淡淡的梦。在童话国度里，点亮只属于我的烟火。
9、奋斗是一种永不过时的美德。古人有祖狄闻鸡起舞；匡衡凿壁借光；程颐程门立雪；苏秦悬梁刺股。今人有海伦凯勒坚强毅力，改变人生；张海笛、桑兰不屈不挠，创造辉煌。从古至今，有多少人因为奋斗留下了一段段佳话，有多少人通过奋斗谱写一段段历史。纵使社会多么黑暗，纵使人生多么艰难，我只需奋斗，便可朝阳四起。也许，这就是老舍最想表达的意境。我想这就是美德，就是奋斗的本质吧。
10、书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引领我通往神秘的知识殿堂；如一杯清香四溢的绿茶，泌人心脾，给我带来种种美妙的享受和无穷的回味；又似一对美丽神奇的翅膀，让我在湛蓝的知识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领略文字的魅力……
11、青春已经苏醒，梦想已经起航。把握今天，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就一定能成就属于自己的梦想。“吾令羲和弭节而，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2、世界并非是一个公平的天平，每个时代，每个地域都存在着压迫与不公。有的人面对人生的不幸与凄惨，总是痛苦地呻吟生不逢时，任由命运宰割；而有的人则奋起抵抗，向命运挑战，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成败，只要奋斗过就无怨无悔，就会在人生的轨迹上留下最美的篇章。()
13、因为今天的生活有太多的不如意，所以明天的奋斗依然要继续。珍珠是蚌用血和泪凝聚而成的，收获是付出才能换来的。无论我们的回报是什么，只要我们奋斗过，就一定会在人生的篇章中绘写出最美丽的语言！
14、詹天佑坚持不懈的精神换来了“京张铁路”的成就；朋友坚持不懈的精神换来的是学会自行车的本领。相信吧，坚持不懈是成功的一半！让我们也一起来学习这种优良精神吧，相信我们会成功！
15、伯乐是相马的，一种赞许，一种认可，决定了马的命运。所以，赞许也是一种帮助。助人为乐令人带来快乐，那么赞许会换来数不胜数的快乐，这种快乐来自外界，是更加令人喜悦的。欣赏不仅是一种快乐，更是一种友谊和友爱。
16、请相信爱的力量，人可以无奈的接受死亡，但很难承受生不如死的折磨！
17、俗语道：不以成败论英雄，他那坚强的意志，勇敢的精神不比英雄的行为逊色，他将成为经历磨难而战无不胜的巨人，值得每个人倡导。
18、发誓着，终有一天要登上高峰，抬头仰望，对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平静地在心底静静说出最让人振奋的字语，我很重要！那一刻，我的心，找到了依靠的港湾，灵魂，找到了温软的怀抱，就像一个迷失已久的孩子，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了。
景德镇粉彩瓷创烧于清康熙晚期。雍正官窑粉彩以秀逸清丽的特色闻名于世，发展到乾隆时期，官窑瓷艺术风格繁缛绝艳、华丽至极，叹为观止。亦偶见题材独特、形式新颖、风格淡雅之作，令人耳目一新。如粉彩春蔬图盘(图l，景德镇陶瓷馆藏)，盘高4.5厘米，口径17.1厘米，底径10.3厘米。盘体轻薄，胎质细腻，釉白莹润，制作规整。盘心绘一棵带叶萝卜和两只小红辣椒，盘外壁和圈足满施胭脂红釉(图2)，盘底白釉，中心有红料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印章式款(图3)。这是一只清宫旧藏的乾隆官窑粉彩瓷盘。本文试从此盘的彩绘工艺特色和题材的文化内涵两方面作初
二、粉彩春蔬图盘的彩绘特色
(一)彩绘艺术格调高雅
粉彩春蔬图盘构图简练，萝卜与辣椒高低错落，主次呼应；左密右疏，虚实相生。用笔勾勒有力，提按起伏，线条细劲圆浑，流畅自然。绿、白、红三色，设色明快简洁，但三色中深浅、浓淡变化十分丰富。萝卜叶以“大绿”色为主，叶背面填“苦绿”色相衬，叶的残以赭色料点缀，益显自然生趣。萝卜从上到下由淡绿自然过渡到白色。辣椒以没骨法填朱红(西赤)色，在绿、白色的烘托下，鲜艳夺目，宛如一幅清雅俊逸的小写意中国内白釉莹润光洁，盘外的胭脂红料色匀净明艳，妩媚高雅，盘内外既红白相映，对比鲜明，又柔和悦目，协调一致。
(二)填彩工艺新颖精致
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陶冶图编次・圆琢洋彩》云：“圆琢白器，五彩绘画摹仿西洋，故日‘洋彩’，须选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合……所用颜料与珐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洗染，胶水所调便于拓抹，而清水之色便于堆填也。”这里记述的是“洋彩”彩绘工艺的三种填色法，当然包括雍正以来的粉彩彩绘工艺(当时名为“洋彩”，关于“洋彩”与“粉彩”拟另文专论)。
雍正官窑粉彩(洋彩)与后来的粉彩彩绘工艺有所不同，如雍正粉彩荷花图玉壶春瓶(图4，北京故宫藏)。画荷花：洋红色在白色上洗染，有深浅变化。填荷叶：正面填的蓝色，从叶心向叶四周由浓逐渐淡化；叶边缘染绿色，与淡蓝相接过渡。背面填的绿色与正面相同，边缘染黄色与淡绿渐变相接。以上同一色料的深浅渐变，两种色料的相接过渡，都渲染得十分柔和自然。这是上述第一种调色法，采用“芸香油”调色料，“盖油色便于渲染”。
乾隆粉彩春蔬图盘是用珠明料绘画物象(辣椒是用红料钩勒)，再在其上填色，莱叶正背面分别填“大绿”与“苦绿”，两种色调浓淡深浅一致。从叶上的色料匀净平整特征分析，应是采用清水调色，因为“清水之色便于堆填也。”这种填色工艺源于康熙五彩，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此盘上的叶片残用赭色与绿色相接，亦为现代粉彩填色工艺之一技法，即“接色”法。它是先在图画上填一种色料，在需要接色的部位，再填上另一种色料，然后在两种色料之间用柔毫来回轻扫，使两种水调成的稀泥状色料相接厚度匀整，两种色料之间有一种渐变自然的过渡色。由此可以判断，在此期间的乾隆粉彩继承了景德镇传统釉上五彩的填色技法，改变了雍正粉彩(洋彩)的画法，从此粉彩填色更趋向于工艺性。
三、粉彩春蔬图盘的文化内涵
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题材常见为龙、凤、牡丹、莲花、瑞果、福禄寿等吉祥纹样。纹样式的装饰风格严谨、工整，绘画式的近似宫廷院体画精致、华丽。此盘描绘的却是生活中极常见的蔬菜，画风颇有清雅的意味。据清宫养心殿造办处史料，乾隆官窑瓷器有许多是在皇帝的旨意下烧制的。如此看来，这件作品必有其深邃的文化内涵，仔细琢磨，耐人寻味。
(一)瓷画与绘画“春蔬图”
明清瓷器上的“春蔬图”绘画或纹样并不多见，如成化青花莱菔图盘(图5，南京博物院藏)，高4.5厘米，口径20.6厘米。胎质细腻，釉色莹白泛青，盘外壁绘缠枝莲纹，盘内心绘一株萝卜莱，以细线钩勒轮廓，莱叶形态丰满，染青料水，料色灰青，画风精致，表现出莱叶的肥润青翠。萝卜、又名“莱菔”，谐音“来福”。这只无款的成化官窑器寓意浅显。清代民窑中也有同样含义的图画，如雍正粉彩莱菔图盘(图6，北京故宫藏)，但菜叶形态僵硬，用笔单调，色彩干涩，了无画意，并非佳作。
与瓷器中的青花、粉彩莱菔图盘相比，绘画中的《春蔬图》常因作者题句赋诗而饶有深意。
元人王好文《小圃春晴图》(图7，上海博物馆藏)题诗云：“庭馆风清白日迟，丹心唯有菜根知。青霄若滴调羹用，还记秋园灌溉时。”明代画坛巨匠沈周画过多幅水墨《春蔬图》。如图8(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昂扬的造型、遒劲的笔力、淋漓的墨色，表现了春天雨后畦问白菜的肥润茂盛。画家创作的思绪与深情，由他的好友、著名学者、书法家吴宽在画上题诗抒发出来：“翠玉晓茏苁，畦间足春雨。咬根莫弄叶，还可作羹煮。”以上两诗都提到莱根，咬莱根是比喻贫苦的生活。宋吕本中《东莱吕紫薇师友杂志》云：“汪信民尝言：人常咬得莱根则百事可做。”清代画家恽寿平在自画的多幅《蔬菜图》(图9)上题跋云：“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知此味，黄涪翁语。”按黄山谷之原文下面还有一句：“不可使小民一日有此色。”若百姓都面有莱色，社会就不安宁。恽氏在题跋中点到为止，表达了作者对官吏要体察民间疾苦的观点。
我们再分析沈周的两幅立轴《蔬菜图》和《蔬笋图》(图10、11，藏)，图10上端画家自题五绝，诗云：“南园昨夜雨，肥胜大官羊。党氏销金帐，何曾得一尝。”所谓“销金帐”之典是：一日大雪纷飞，陶谷命妾取雪水煎茶，并问道：“党家有此景否?”原来本是党进家姬之妾答：“彼粗人，安识此景，但能销金帐底，浅斟低唱，饮羊羔酒耳。”(《事文类聚》)。沈周借水墨蔬莱，讥讽奢侈华靡之习，崇尚清虚淡泊士风。诗情画意，相得益彰。
图11同样是简洁的构图，生动的物象，浑厚的笔触，洇晕的墨色，这一切都集中表现了所画之物的蓬勃生机。画幅上方留下大片空白，左侧一行竖款：“弘治二年(1499年)冬，长洲沈周。”款下钤朱白两印：“启南”、“石田”。画上没有作者题句，为了深入分析此画，下面再解读画家于弘治甲寅(弘治七年，1494年)作的《花果杂品二十种长卷》(图12，上海博物馆藏)，卷上绘有青菜、春笋、萝卜、等。卷后画家自题诗云：“老夫弄墨墨不知，随物造形何不宜。山林终日无所作，流观品果开天奇。明窗雨过眼如月，自我心生物皆活。傍人谓是造化迹，我笑其言大迂阔。”沈周一生家居读书、吟诗、作画，高节自持，不乐仕进，道德学问，极孚众望。所绘山水笔墨沉着老练，风格高迈开阔，不论巨制、册页，或层峦叠嶂，或小桥流水，林壑犹美。而他的花鸟画吸收了南宋牧溪 简约水墨，结合元人水墨淡设色，也有很高造诣。《花果杂品二十种长卷》是在“山林终日无所作，流观品果开天奇”的情境下，挥毫“随物造形何不宜”，表现出准确的造型，“自我心生物皆活”，再现物象之美。“傍人谓是造化迹，我笑其言大迂阔。”画家认为自己笔下的一蔬一果、一花一草不仅仅是“造化迹”，而是借物抒愫。我们应该从中领略出花果画中有画家精神世界的人格美。
从吴宽对沈周的生活与艺术的评价，可进一步窥探“春蔬图”一类作品的风格。吴说：“宾客满坐，尊俎常设，谈笑之际，落笔成篇。随物赋形，缘情叙事，古今诸作，各臻其妙。淡风渚月，谷霭岫云，形迹若空，姿态倏变。玩之而愈佳，揽之而无尽，所谓清婉和平、高亢超绝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匏翁家藏集》)。图11立轴《蔬笋图》就是属于“清婉和平”风格的作品。
(二)乾隆缂丝与《春蔬图》
饶有兴味的是在《存素堂丝绣录》中，有一轴《乾隆缂丝蔬笋图挂屏》(图13，博物院藏)，屏上刻织有一株萝卜、和春笋，正上方刻织行书“布和”两字，字正中间刻织“乾隆御笔”朱文方印。字左下有刻织“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年)春朝御笔”竖行款。挂屏上还有刻织印章“乾、隆”连珠印，“游六艺圃”、“搞藻为春”、“新藻发春妍”等印章。此挂屏缂丝工艺极精密匀整，设色柔雅，宛如绢上工笔画。
缂丝，又称刻丝。缂是织纬的意思。宋庄绰《鸡肋篇》载：“以熟色经于木挣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不相连，观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缂丝是用通经回纬方法织造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织造时采用平纹组织，先要把图稿描绘在经丝上，再用小梭子按画稿分别挖织。我们把这轴缂丝挂屏与图11《蔬笋图》作一比较，沈周画的水墨写意画，是濡墨染翰点染拓抹而成。而挂屏用缂丝工艺，为适应工艺刻织的需要，茎叶用线条勾勒轮廓，增加了叶脉。但两者的画面构图，萝卜、春笋造型都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推断缂丝挂屏《蔬笋图》的图稿是以沈周画为底本，略加缂丝工艺上的修饰，乾隆皇帝为缂丝挂屏《蔬笋图》题上“布和”两字，再经缂丝工艺家织造而成。
(三)粉彩春蔬图盘与“布和”之内涵
我们再把粉彩春蔬图盘与缂丝《蔬笋图挂屏》作一比较，两图上萝卜的造型、茎叶的高低参差非常相似。只是出于圆盘构图和陶瓷装饰工艺的要求，省略了与萝卜、前后掩映的春笋，增添了色彩鲜艳的两只红辣椒。
虽然瓷盘与挂屏画面有细微的差别，但仍然可以看出瓷盘是摹仿挂屏的构图。那么，瓷盘的寓意也就应该与缂丝挂屏相同，其含义就是乾隆御笔“布和”。
“布和”者，布政惠和也。《文选・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云：“皇祗发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注，善曰：礼记日，孟春三月，命相布德和。言春时是天地发生万物之时，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皇，天神也祗，地神也。皇祗，天地之神。后王，即天子。此句意谓自然界春回大地，暖意融融，哺育万物滋长。人世间君王施德政，仁爱温煦，惠风广被，泽泊幽荒。天子厚德流光，天下太平。又《易林》云：“宜时布和，无所不通。”《韩非子・解老》云：“有道之君，外无雠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此盘制作之时，正是大清王朝鼎盛时期，政通人和，海晏河清，一片洽平、繁荣的景象。因为沈周的《蔬笋图》中蕴含有“清婉和平”之画风，有自然物象之形，精神人格之美，正值“春和景明”之时，缂丝仿沈周画意，御笔以“布和”点明主题于挂屏之上。此后，景德镇御窑厂应是在遵谕旨后绘制了粉彩春蔬图盘。
在乾隆官窑粉彩瓷中，还有一只瓶的装饰与此盘的内涵相为表里，即粉彩胭脂红地万花锦纹开光御制诗书法瓶(图14，北京师大文物博物馆藏)，瓶身满绘莲花、萱草、剪春罗、蝙蝠、如意、“万”字等纹样，花团锦簇，枝蔓勾连，象征吉祥，福寿万代。瓶腹有对称长方形两个“开光”，其内有黑料隶书御制诗两首，收录于《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分别为《立天灯》和《草色》。《草色》诗云：“勾芒鼓吹招摇东，羲和御日骑苍龙。暧云晴旭当天烘，皇州十里辉春融。女夷小试龙梭慢，春信迟迟归别院。繁红犹未上琼枝，嫩黄乍觉铺芳甸。光风转蕙物昭苏，暗报阳和日日殊。轻寒料峭天街晓，试辨茸茸色有无。”勾(句)芒，神名，《礼记・月令》疏：“句芒，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时，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羲和，神话中太阳车的驾驭者，屈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注：“羲和，日御也。”皇州，。女夷，风神名，《淮南子・天文训》云：“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兽草木。”高诱注：“女夷，主春夏长养之神也。”又有释为花神名。龙梭，见《晋书・陶侃传》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这首诗描写众天神各司其职，阳光普照，大地春回，万物复苏，芳草吐蕙，与瓶上胭脂红地似锦繁花的景象相得益彰，表达“太平(瓶)有象”的意境。
乾隆粉彩胭脂红地万花锦纹开光御制诗书法瓶与粉彩春蔬图盘在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恰恰是一实一虚，一显一隐的对照，虚实隐显都蕴含着“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天子、万民同乐于和谐安康的太平盛世中。
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政治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二
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独立的教师。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无类”（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主张以“仁”为教育的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忧”、“不惑”、“不惧”的修身要求，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他主张面对道义，学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视年轻人，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时期。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何为“贤”？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程颢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日本人善于“洋为‘日’用”，“古为今用”，而中国人为仁义道德所束缚，专事注经训诂。
三
中国士大夫文化儒道互补，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一大批失望于儒家理想或仕途遇到挫折的知识分子；遁身于道家后，士子们乐观逍遥，仍念念不忘平治天下，所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明为散人时，“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刘备三顾茅庐后，他遂与刘备纵谈天下三分大事。可见，诸葛亮是在密切关注时事，隐藏着世俗名利之心的。
道家的开山之祖应追溯到楚国的开国人物鬻熊。鬻子当年归附了周文王，被封在楚，后传《鬻子》一书。鬻熊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又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以上说明鬻子已有“道”的思想，守柔、辩证的道家思想。
道家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杨朱，大家对他的争论比较大。一是争论他到底是春秋人还是战国人？二是争论他到底是独树一帜的享乐主义者还是真正的道家人物？
《孟子》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韩非子》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可见，杨子是“为我”的自我主义者、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者。但是，《列子》一书中杨朱又说：“人之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他认为人“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因此，不应抑制欲望的满足，应当及时行乐。可见，杨子又是一个主义者、享乐主义者。
杨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重生、及时享乐的思想。尽管《列子》一书可能是晋人的作品，但并不影响它代表某种国民性。
列子，列御寇，又称列圉寇，传为战国郑人。居于郑圃四十年而人不知，涵光敛影，不露锋芒，超然物外，藏形众庶，御风而行。他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者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列子讲述了杞人忧天的故事讽刺老百姓为此四者而奔忙焦虑。
《列子》代表了晋人的理想，反映了中国人淡泊弃利的想法。
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奉行“黄老之术”，其时，文子之学大盛。文子，大概是越国大夫文种，也有人说是计然，即范蠡的老师，计然，字文子。还有人说，计然就是文种。1973年长沙马王堆古帛书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文子》竹简，才确认《文子》其书。文子说：“无为者……，推自然之势”，“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也即以顺应自然、因循为用而治国，同时，他还提出尚贤，任能，以民为本，行赏罚，去苛政酷刑等思想。文子成为汉初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传说孔子曾多次讨教于老子，老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被训，唯唯诺诺。
老子就是这样“独异于人！”显得个性突出，比人高明一等。他做过史官，博学多才，深谙历史的成败法则，提出“无为而治”的治世理论和守柔知足、功成身退、以退代进的辩证法，其影响深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圣经》，二是《道德经》，即《老子》。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就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贵静），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老子的价值观是“知常”–––“袭明”，也就是首先要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然后依照规律明智地行动。老子警告：“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常”亦称“道”，最根本的道是“物壮则老”，“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道”的规律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而柔弱正是“道”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按此道理，我们做事就要从反面开始，从弱小着手。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厚藏则多亡（财多惹祸）”；“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功成身退，天之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曲则全，枉则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的上述言论充满了人生智慧和辩证法，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国病的征兆：
一是“不敢为天下先”，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首创精神不合；
二是以退为进，欲取反予，充满了中国人的诡诈权谋；
三是委屈求全，不坚持正义而退缩，反映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传统意识，这也就是中国历来汉奸多的原因。
老子还说：“守柔曰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强梁者不得其死”；“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可见，《老子》一书贯穿了辩证思想、示弱兵法、柔弱策略，难怪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的以柔克刚思想也正是气功、太极拳等的理论基础。但是其知足思想却是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反映，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合的。
老子有其独特的社会观、治世理论。他认为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是由于人人逞能、个个想当英雄折腾一番、诸侯大夫为私欲而割据杀伐的结果，所以，人们不是做事少了，而是多了：“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是，统治者首先应当废除这一切，实行“无为而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让战马停下施肥）；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故无事，无执故无失”；“为无为（以无为当作有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由“无为”，老子进一步提出去智、愚民、返璞归真的道理：“以智治国，国之贼”；“智慧出，有大伪”；“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绝学无忧”；“我愚人之心也哉！”
老子的上述无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进的自由主义成分，其返璞归真的思想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是其否定法治、否定技术的思想，其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都是极其有害的。
老子提出了“道”的自然哲学：“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按照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可以得下列图示：无名有名万物
道123万物
无有万物
潜物质原始物质（时间0开始大爆炸）万物
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无名”、“道”、“无”有如“真空”概念，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着“潜物质”，时间为0时，潜物质显化为“有”、“一”，爆炸为宇宙万物；其中，“二”指分化为阴阳两种物质，“三”指阴阳交合产生第三者，于是万物繁衍。
老子不愧为是天才的思想家，他“猜”（直觉）到了大自然的奥秘。
中国人就是这样，往往有直觉，而无推理深化。
一般来说，老子反对战争，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他之所以不主张用兵，是因为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老聃反对战争，可是又没有提出防止发生战争、防止战争侵害的任何措施。
老子是一个谨慎的处世者、聪明的做事者，他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宠辱若惊”；“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
老子不愧为智者，是最聪明的中国人！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同时也是最诡诈的一群，由此推之，老聃为世界智神无疑。
人们评论道：老子贵真疾伪，忧国忧民，爱发牢骚，好说反话，善用比喻，雅俗并举。他还好作惊人之举，如“治大国”这样严肃的主题他却只用“烹小鲜”来比喻；他喜欢“未知牝牡之合”的“赤子”，但竟然用“朘作”（）这样的不雅的比喻。他还骂统治者为“盗竽”（强盗头子），而自称“愚人”。老子真正是扑朔迷离、怪诞智慧的独行侠呀！
四
道家的老子是策略派，不是教人隐遁，而是教人改变生活的策略；庄子是境界派，也不是教人遁世，而是教人提高人生的境界。
庄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反传统思想与尼采的思想接近，他的反异化思想与萨特的思想相象，但后者比他晚两千多年；他的哲学影响了佛教，成为禅宗的主要思想来源；他奠定了中国艺术（山水画）、中国文学（田园诗）的基础，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如阿Q精神），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
庄子处在“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这样描述道：“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者富”，“人者厚貌深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凡人心险于山川”，“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所以，庄子感叹“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患溃痈”。于是，他竭力逃避现实，“以天下为沉浊”，追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超脱隐逸的“天放”、“神人”生活。他“傍日月，挟宇宙”，“独往独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云气，御飞龙，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他想象如大鹏作“逍遥游”，如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他“奔逸绝尘”，“自藏于畔”，“心与天游”，“天人契合”：他弃世无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庄子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啊，逃避专制现实，躲到堂而皇之的乌龟壳里，逍遥自在！
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专制与老百姓的愚昧、知识分子的退避互补。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获得精神自由呢？他认为，对待生死寿夭，要齐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寿则多辱”，所以，生死寿夭不必多虑。对待富贵贫贱，要齐贫富，“富则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何必要占有整个森林、整个河流呢？对待得失毁誉是非，也要齐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会患得患失了；毁誉也要“两忘而化其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此，庄子说：“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这既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容万物”，“兼怀万物”，心胸博大，也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
即使像庄周这样的超脱的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羁绊，这正是中国人的超切主义生活态度（而不是西方人、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庄子即是主张在现实中隐，他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遭治世不避其任”；“入其俗，从其俗。”
要在世俗中隐，就要收敛光芒，学习燕子的处世法则，不惹人注目：“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同时，隐逸于俗又不要失其内在的独立性：“外化而内不化”，“其声销，其志（独立人格）无穷。”
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乱世保全自身、适应世俗上，不会想到如何避免乱世的出现。
像老子一样，庄子也主张有技巧地生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比老子的“不敢进寸而退尺”，“后其身而身先”更为狡猾），同时，他又反对使用谋略：“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
庄子使用的是不露痕迹的最高谋略。
庄周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事物的属性都是由主观认识决定的，而不是客观性质决定的，所谓大小、长短、好坏、美丑、生死、男女等，从“道”的高度来看待，都是等同的；因此，他反对“有畛”，反对象猴子一样无事自扰地区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庄周故事：给猴子橡子吃，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不干，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大喜）。他“齐万物”，认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万物齐一，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是亦彼矣，彼亦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庄子如此混淆“是”“非”、“有”“无”，也是中国人的是非感淡薄的一个反映。
反仁义、反文明、反异化是庄周的社会观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儒家的圣人、贤士、智慧、爱民、仁义等皆不足取：“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举贤而民自乱，任知则民相盗”；“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爱民，则害民之始也”；若讲仁义，盗贼也有仁义：“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可见，仁义是虚伪的，“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庄子看到了文明的负面，认为随着“文明”的进化，人类的发展迷失了方向，造成了机谋、欺诈、诱饵、陷井，人往往死于别人的机关暗算。为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庄子要求回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山无溪隧，泽无舟梁”；“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的原始社会。庄子还有强烈的反异化思想，也就是反对人与自我、人与本性的分离，反对人被外物所驱使、控制，迷失在社会之中和金钱、名利、灯红酒绿之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而轻亡其身，岂不悲哉！”“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所以，庄子要求“物物（控制外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丧己于物”，不“以物易其性”，不“以仁义易其性”，应“形体保神”，“法天贵真”，保持人格的纯洁性、独立性。
庄子是“欲复归根”，在为人类寻找归宿、根柢、精神的家园，寻找文明的“旧国旧都。”
西方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后，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机械化劳作的背景下由马克思、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的，而中国人在物质生产极其不发达的二千年前就开始反异化，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困化。
中国文化从各个方面否定“利”。
老庄之后，魏晋“玄学”大盛，王弼、向秀、郭象尚“无”；嵇康、刘伶、阮籍“任我”，行为放荡；王衍、乐广为主“清谈”；王导、谢安主“风流”；皆为道家之发展，世称“新道家”。
“专制令人冷朝”，道家、新道家是对儒家的冷朝。
五
中国思想流派中的墨家对历史的影响很值得我们玩味。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生于公元前479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可能是鲁国或宋国人。墨子为武侠，其“兼爱”思想是武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延伸，“尚力”更是武士精神；尚贤、尚利、节俭、非攻、非命反映了低层人民的平等、功利、和平和改变命运的要求，尚同（主张一致行动）则代表了武士团体和专制社会的统一意志的要求，天志、明鬼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鬼神信仰。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周爱人（爱普遍的人）”，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平息长期的动乱，因为“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可见，墨子与孔子一样，构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空想乌托邦。
不过，墨子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与“耻于言利”“义利对立”的儒家相反，他以“观其中（合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检验事物的标准，主张“务求兴天下之利。”墨子还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认为“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
墨家进一步提出“节用”、“非乐”的思想，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因为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必须“强力疾作”的劳动人民来说，统治者美食华服、大兴土木，儒家厚葬礼乐之类，使得“民力尽于无用”，是应当制止的。
墨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呼声，所以一度十分显赫，《孟子》中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说。
墨家门徒组成了一个能够采取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其首领叫“钜子”，他对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们曾帮助受到楚国威胁的宋国进行军事防卫，墨翟还亲自到楚国游说，劝说罢兵成功。
墨家团体的组织原则是“尚同”，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绝对服从。他们还有严格的墨家之法，严厉处罚违背墨家之法的门徒。
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反映了小农基础上的中国主义的专制之必然。
墨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否定理性理论，称：“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凡事都要“取实予名（按照实际形成概念）”。当代则有人把“实践”抬高到检验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地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照此说法，现代科学的许多先导性独创理论就不是真理。譬如，二进制、图论、数论、群论、量子力学等许多理论当初是没有“实践”基础的。墨家及其后学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经验主义、空想主义，以及反抽象知识、反知识分子的论调，如清朝的颜元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墨家人物的无知、小农眼光的狭隘和墨家理论落后性。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时期。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何为“贤”？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
”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程颢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日本人善于“洋为‘日’用”，“古为今用”，而中国人为仁义道德所束缚，专事注经训诂。
二、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政治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三、中国士大夫文化儒道互补，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一大批失望于儒家理想或仕途遇到挫折的知识分子；遁身于道家后，士子们乐观逍遥，仍念念不忘平治天下，所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明为散人时，“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刘备三顾茅庐后，他遂与刘备纵谈天下三分大事。可见，诸葛亮是在密切关注时事，隐藏着世俗名利之心的。
道家的开山之祖应追溯到楚国的开国人物鬻熊。鬻子当年归附了周文王，被封在楚，后传《鬻子》一书。鬻熊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又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以上说明鬻子已有“道”的思想，守柔、辩证的道家思想。
道家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杨朱，大家对他的争论比较大。一是争论他到底是春秋人还是战国人？二是争论他到底是独树一帜的享乐主义者还是真正的道家人物？
《孟子》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韩非子》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可见，杨子是“为我”的自我主义者、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者。但是，《列子》一书中杨朱又说：“人之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他认为人“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因此，不应抑制欲望的满足，应当及时行乐。可见，杨子又是一个主义者、享乐主义者。
杨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重生、及时享乐的思想。尽管《列子》一书可能是晋人的作品，但并不影响它代表某种国民性。
列子，列御寇，又称列圉寇，传为战国郑人。居于郑圃四十年而人不知，涵光敛影，不露锋芒，超然物外，藏形众庶，御风而行。他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者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列子讲述了杞人忧天的故事讽刺老百姓为此四者而奔忙焦虑。
《列子》代表了晋人的理想，反映了中国人淡泊弃利的想法。
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奉行“黄老之术”，其时，文子之学大盛。文子，大概是越国大夫文种，也有人说是计然，即范蠡的老师，计然，字文
子。还有人说，计然就是文种。1973年长沙马王堆古帛书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文子》竹简，才确认《文子》其书。文子说：“无为者……，推自然之势”，“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也即以顺应自然、因循为用而治国，同时，他还提出尚贤，任能，以民为本，行赏罚，去苛政酷刑等思想。文子成为汉初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传说孔子曾多次讨教于老子，老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被训，唯唯诺诺。
老子就是这样“独异于人！”显得个性突出，比人高明一等。他做过史官，博学多才，深谙历史的成败法则，提出“无为而治”的治世理论和守柔知足、功成身退、以退代进的辩证法，其影响深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圣经》，二是《道德经》，即《老子》。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就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贵静），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老子的价值观是“知常”–––“袭明”，也就是首先要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然后依照规律明智地行动。老子警告：“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常”亦称“道”，最根本的道是“物壮则老”，“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道”的规律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而柔弱正是“道”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按此道理，我们做事就要从反面开始，从弱小着手。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厚藏则多亡（财多惹祸）”；“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功成身退，天之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曲则全，枉则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的上述言论充满了人生智慧和辩证法，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国病的征兆：
一是“不敢为天下先”，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首创精神不合；
二是以退为进，欲取反予，充满了中国人的诡诈权谋；
三是委屈求全，不坚持正义而退缩，反映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传统意识，这也就是中国历来汉奸多的原因。
老子还说：“守柔曰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强梁者不得其死”；“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可见，《老子》一书贯穿了辩证思想、示弱兵法、柔弱策略，难怪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的以柔克刚思想也正是气功、太极拳等的理论基础。但是其知足思想却是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反映，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合的。
老子有其独特的社会观、治世理论。他认为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是由于人人逞能、个个想当英雄折腾一番、诸侯大夫为私欲而割据杀伐的结果，所以，人们不是做事少了，而是多了：“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是，统治者首先应当废除这一切，实行“无为而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让战马停下施肥）；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故无事，无执故无失”；“为无为（以无为当作有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由“无为”，老子进一步提出去智、愚民、返璞归真的道理：“以智治国，国之贼”；“智慧出，有大伪”；“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绝学无忧”；“我愚人之心也哉！”
老子的上述无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进的自由主义成分，其返璞归真的思想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是其否定法治、否定技术的思想，其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都是极其有害的。
老子提出了“道”的自然哲学：“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按照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可以得下列图示：
无名有名万物
道123万物
无有万物
潜物质原始物质（时间0开始大爆炸）万物
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无名”、“道”、“无”有如“真空”概念，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着“潜物质”，时间为0时，潜物质显化为“有”、“一”，爆炸为宇宙万物；其中，“二”指分化为阴阳两种物质，“三”指阴阳交合产生第三者，于是万物繁衍。
老子不愧为是天才的思想家，他“猜”（直觉）
到了大自然的奥秘。
中国人就是这样，往往有直觉，而无推理深化。
一般来说，老子反对战争，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他之所以不主张用兵，是因为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老聃反对战争，可是又没有提出防止发生战争、防止战争侵害的任何措施。
老子是一个谨慎的处世者、聪明的做事者，他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宠辱若惊”；“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
老子不愧为智者，是最聪明的中国人！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同时也是最诡诈的一群，由此推之，老聃为世界智神无疑。
人们评论道：老子贵真疾伪，忧国忧民，爱发牢骚，好说反话，善用比喻，雅俗并举。他还好作惊人之举，如“治大国”这样严肃的主题他却只用“烹小鲜”来比喻；他喜欢“未知牝牡之合”的“赤子”，但竟然用“朘作”（）这样的不雅的比喻。他还骂统治者为“盗竽”（强盗头子），而自称“愚人”。老子真正是扑朔迷离、怪诞智慧的独行侠呀！
四、道家的老子是策略派，不是教人隐遁，而是教人改变生活的策略；庄子是境界派，也不是教人遁世，而是教人提高人生的境界。
庄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反传统思想与尼采的思想接近，他的反异化思想与萨特的思想相象，但后者比他晚两千多年；他的哲学影响了佛教，成为禅宗的主要思想来源；他奠定了中国艺术（山水画）、中国文学（田园诗）的基础，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如阿Q精神），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
庄子处在“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这样描述道：“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者富”，“人者厚貌深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凡人心险于山川”，“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所以，庄子感叹“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患溃痈”。于是，他竭力逃避现实，“以天下为沉浊”，追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超脱隐逸的“天放”、“神人”生活。他“傍日月，挟宇宙”，“独往独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云气，御飞龙，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他想象如大鹏作“逍遥游”，如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他“奔逸绝尘”，“自藏于畔”，“心与天游”，“天人契合”：他弃世无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庄子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啊，逃避专制现实，躲到堂而皇之的乌龟壳里，逍遥自在！
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专制与老百姓的愚昧、知识分子的退避互补。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获得精神自由呢？他认为，对待生死寿夭，要齐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寿则多辱”，所以，生死寿夭不必多虑。对待富贵贫贱，要齐贫富，“富则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何必要占有整个森林、整个河流呢？对待得失毁誉是非，也要齐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会患得患失了；毁誉也要“两忘而化其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此，庄子说：“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这既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容万物”，“兼怀万物”，心胸博大，也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
即使像庄周这样的超脱的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羁绊，这正是中国人的超切主义生活态度（而不是西方人、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庄子即是主张在现实中隐，他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遭治世不避其任”；“入其俗，从其俗。”
要在世俗中隐，就要收敛光芒，学习燕子的处世法则，不惹人注目：“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同时，隐逸于俗又不要失其内在的独立性：“外化而内不化”，“其声销，其志（独立人格）无穷。”
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乱世保全自身、适应世俗上，不会想到如何避免乱世的出现。
像老子一样，庄子也主张有技巧地生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比老子的“不敢进寸而退尺”，“后其身而身先”更为狡猾），同时，他又反对使用谋略：“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
庄子使用的是不露痕迹的最高谋略。
庄周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事物的属性都是由主观认识决定的，而不是客观性质决定的，所谓大小、长短、好坏、美丑、生死、男女等，从“道”的高度来看待，都是等同的；因此，他反对“有畛”，反对象猴子一样无事自扰地区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庄周故事：给猴子橡子吃，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不干，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大喜）。他“齐万物”，认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万物齐一，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是亦彼矣，彼亦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庄子如此混淆“是”“非”、“有”“无”，也是中国人的是非感淡薄的一个反映。
反仁义、反文明、反异化是庄周的社会观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儒家的圣人、贤士、智慧、爱民、仁义等皆不足取：“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举贤而民自乱，任知则民相盗”；“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爱民，则害民之始也”；若讲仁义，盗贼也有仁义：“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可见，仁义是虚伪的，“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庄子看到了文明的负面，认为随着“文明”的进化，人类的发展迷失了方向，造成了机谋、欺诈、诱饵、陷井，人往往死于别人的机关暗算。为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庄子要求回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山无溪隧，泽无舟梁”；“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的原始社会。
庄子还有强烈的反异化思想，也就是反对人与自我、人与本性的分离，反对人被外物所驱使、控制，迷失在社会之中和金钱、名利、灯红酒绿之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而轻亡其身，岂不悲哉！”“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所以，庄子要求“物物（控制外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丧己于物”，不“以物易其性”，不“以仁义易其性”，应“形体保神”，“法天贵真”，保持人格的纯洁性、独立性。
庄子是“欲复归根”，在为人类寻找归宿、根柢、精神的家园，寻找文明的“旧国旧都。”
西方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后，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机械化劳作的背景下由马克思、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的，而中国人在物质生产极其不发达的二千年前就开始反异化，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困化。
中国文化从各个方面否定“利”。
老庄之后，魏晋“玄学”大盛，王弼、向秀、郭象尚“无”；嵇康、刘伶、阮籍“任我”，行为放荡；王衍、乐广为主“清谈”；王导、谢安主“风流”；皆为道家之发展，世称“新道家”。
“专制令人冷朝”，道家、新道家是对儒家的冷朝。
五、中国思想流派中的墨家对历史的影响很值得我们玩味。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生于公元前479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可能是鲁国或宋国人。墨子为武侠，其“兼爱”思想是武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延伸，“尚力”更是武士精神；尚贤、尚利、节俭、非攻、非命反映了低层人民的平等、功利、和平和改变命运的要求，尚同（主张一致行动）则代表了武士团体和专制社会的统一意志的要求，天志、明鬼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鬼神信仰。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周爱人（爱普遍的人）”，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平息长期的动乱，因为“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可见，墨子与孔子一样，构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空想乌托邦。
不过，墨子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与“耻于言利”“义利对立”的儒家相反，他以“观其中（合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检验事物的标准，主张“务求兴天下之利。”墨子还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认为“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
墨家进一步提出“节用”、“非乐”的思想，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因为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必须“强力疾作”的劳动人民来说，统治者美食华服、大兴土木，儒家厚葬礼乐之类，使得“民力尽于无用”，是应当制止的。
墨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呼声，所以一度十分显赫，《孟子》中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说。
墨家门徒组成了一个能够采取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其首领叫“钜子”，他对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们曾帮助受到楚国威胁的宋国进行军事防卫，墨翟还亲自到楚国游说，劝说罢兵成功。
墨家团体的组织原则是“尚同”，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绝对服从。他们还有严格的墨家之法，严厉处罚违背墨家之法的门徒。
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反映了小农基础上的中国主义的专制之必然。
墨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否定理性理论，称：“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凡事都要“取实予名（按照实际形成概念）”。当代则有人把“实践”抬高到检验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地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照此说法，现代科学的许多先导性独创理论就不是真理。譬如，二进制、图论、数论、群论、量子力学等许多理论当初是没有“实践”基础的。
墨家及其后学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经验主义、空想主义，以及反抽象知识、反知识分子的论调，如清朝的颜元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墨家人物的无知、小农眼光的狭隘和墨家理论落后性。
以墨反儒。哲学家李泽厚曾指出：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和伦理的祸害，力图通过发掘本国文明中的资源，以一种独特的民族方式绕过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因此，他主观地美化农民、崇拜农民，以传统农业社会作为超越的理想基础。他曾经率领农民以土枪土炮打下了中国，他认定用土高炉、土技术也能建设一个现代化。他不再相信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工业社会规范，反过来迷信中国传统中那种自发的小生产经验。他象墨子一样执着于经验理性，沉耽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