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3: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外企医药代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左先生你好！
看了你写的销售代表压力面试的文章，思绪良多。
我是一个药学专业的本科生，已经毕业两年了，现在在一家国内企业做推广。记得刚毕业时，我给自己定了计划，做市场销售，当初想进外企，都说外企可以更好地锻炼人、培养人，对自己日后事业有大帮助。可是大概是由于自己能力有限，并没有被外企录用。之后我找了一家国内企业，负责一个地区，由于市场不好，几个月之后去外地的一家公司，做的还行。
这期间，我并没有放弃去外企做销售的想法，也尝试了几次，还是失败了。当初觉得自己经验还少，所以工作了一年后再辞职去北京试试，面试了五六家外企，有的初试没过，有几次都到最后一面了，最终还是失败了。看到人家一个一个都进了外企，起码是成功走出了第一步，感觉自己应该是学术上还差一些，又进了现在这家国内企业做推广，本以为可以提升自己，日后再来。又做了快一年了，昨天去了一家外企面试，面试官是做市场出身的，我把这一年的工作说了一遍，他最后说我这一年白做。当时我心都凉了，结果也可想而知，难道当初我的想法真是错了吗？
现在我已经工作两年多了，外企不愿意用在国企里做的时间较长的人，这点我知道，可离当初的理想越来越远，我真的很苦恼，是不是自己不适合这行，我都快成“面霸”了。现在回到家乡，机会更少了，可是我的理想还没实现。最近又有好几个人去了外企，感觉他们还没有自己优秀。我有时回想，面试有好几次地区经理都过了，就差大区经理这关了，可还是败了，是不是自己运气差点啊，为什么会没成呢？真心地希望您能指点一下。
由于工作关系，我时常能收到来自一线销售代表的邮件，咨询职业发展中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从这些来信中，我感到现在年轻的销售代表们在企业选择和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方面，的确面临很多问题，需要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上面是前几天的一封来信，写的很具体，也很有代表性：
这封来信我认真读了好几遍，我可以感受到这位年轻的医药营销人的感慨：进入外企的梦想，为何离我越来越远？！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希望能给有类似困惑的营销人一点参考。
仔细分析一下，这位读者的经历和选择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他的学历背景还是挺好的，药学专业本科，刚毕业时应聘外企没有被录用，他就简单认为“大概是由于自己能力有限”，其实这种想法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记得2008年9月份，我在担任西安杨森地区经理期间，曾经配合公司人力资源部去武汉大学参加过校园招聘。对于公司来说，面对的都是应届毕业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明确区分哪些同学能力更强，哪些同学能力差一些。我们首先会进行简历初筛，我相信凭着他的学历背景应该是可以入围的；然后就是10人一组的小组面试，重点考察他们的表达能力、观察能力、沟通能力和说服能力；最后每组留下两人进入一对一的面试。对于这位读者我想说的是，当时应该明确外企最看重一名候选人哪些方面的能力，如果在学校的四年间没有获得这种能力，就应该努力在以后的工作中重点、有目的地自我训练。
第二，“之后找了一家国内企业，负责一个地区，由于市场不好，几个月之后去外地的一家公司，做的还行。这期间并没有放弃去外企做销售的想法，也尝试了几次，还是失败了。”
对于这段经历，我想说两点：
1．先去一家国内企业积累工作经验，这很好，但是市场不好不应该是离职的理由。什么样的市场才是好市场？医院都已经开发进药了，竞争产品很少，甚至你是独家产品，产品销量潜力很大，医生非常认可，患者点名需要，商业配送通畅，这样算不算好市场？可能算。但请试想一下，如果市场真的是这样，企业还聘用我们这些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干嘛？这样的市场或许根本不需要医药代表了。
前段时间看过一本书《工作就是解决问题》，我非常认同书中的观点，销售人员的价值就是去解决市场中的问题，将大家都认为好的市场做好不算真本事，只有将那些大家都认为不好的市场做好，方显英雄本色！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们所经历的任何事情，不管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胜利，因为经历就是财富！
2．“几个月以后去了外地”，对于销售代表来说，区域销售经验的积累很重要，不要轻易改变工作地点，除非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或者你已经在该区域做的足够好了，有了升职的机会，或者公司调你去别的城市，负责更重要的市场。
当前的医药市场竞争已经异常激烈，人员的竞争也很激烈，医药市场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医药营销人员的数量快速增长，现在企业可以很方便地在当地市场招聘到有人脉、有客户资源的医药代表，这一点笔者在近半年的招聘中有切身体会。如果你轻易改变工作地点，一切的客户资源、人脉关系网络都要重新建立，很多时候这也是企业比较看重的。试想一下，同样的学历背景、同样的面试表现，一个一直在当地市场工作，有很好的当地市场资源；一个没有在当地市场工作过，企业会选择哪一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又进了现在这家国内企业做推广，本以为可以提升自己，日后再来。又做了快一年了，昨天去了一家外企面试，面试官是做市场出身的，我把这一年工作说了一遍，他最后说我这一年白做。”
那位面试官没有说错，这一年的确是白做，虽然话有些刺耳，但是一句大实话！
做销售代表不成功，就转型去做市场推广，在职业生涯规划上又有了偏差！这让我想起国企和外企在学术推广上的差异，首先就是在人员配置方面有很大不同：外企对区域市场推广经理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必须在外企担任过区域销售经理，区域市场推广专员则必须在外企做到高级医药代表，而且要有非常好的销售业绩。而国企呢？市场推广专员甚至会招聘一些没有做过临床销售工作的应届毕业生，虽然他们都有良好的学历背景，但是让一名没有打过仗的人，去帮助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士去打仗，能做好吗？
第四，“现在回到家乡，机会更少了，可是我的理想还没实现。最近又有好几个人去了外企，感觉他们还没有自己优秀。我有时回想，面试有好几次地区经理都过了，就差大区经理这关了，可还是败了，是不是自己运气差点啊，为什么会没成呢？”
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位读者至少变动了三个工作地点，虽然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但对于年轻的销售代表来说，过于频繁的变动也不是什么好事。记得当初在西安杨森接受《目标选材》培训时，老师告诉我们，对于两年时间里，更换过三家或者三家以上公司，变换过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工作地点的应聘者，都要谨慎选择。这位读者还能够得到多次面试机会，并且好几次地区经理面试关都过了，已经很幸运了。我们经常会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我要说的是，不要说自己怀才不遇，因为怀才和怀孕是一个道理，时间久了，自然就可以看出来了！成功是99%的汗水加上1%的机遇，运气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能力，就算运气来了你也抓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或许很多话语听起来不舒服，但都是肺腑之言！最后，我想给这位读者，还有与他有类似经历的年轻的营销人，提几点具体的建议：
1.不要再把进入外企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现在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职业目标，国企、民企也是很好的选择。其实很多现在知名的外企以前都是私人企业，比如德国默克公司、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等，相信有你我的共同努力，未来中国也会出现很多世界知名企业。
2.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回到家乡不是坏事，可以重新开始脚踏实地的工作，可以更好地去计划未来的生活。好好耕耘当地的市场，积累自己的人脉资源，熟悉当地的市场环境，一定会对未来的发展有所帮助。
3.学习专业化的销售技巧，不一定非要进入外企才可以学到，现在资讯非常发达，通过网络、专业书刊或者参加一些培训都可以。当然，请记住：知识可以学习得到，但能力必须要自己不断的实践才能得到。所以，我们不仅要去学习，更需要去练习。
4.市场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在自己负责的区域做一些专业化的学术推广活动，比如召开院内学术会议，甚至可以在公司的支持下开一些同城学术会议等，注重观念的推广，培养自己区域的学术带头人等等，让自己的销售工作真正专业化、学术化，毕竟学术推广才是未来处方药营销的大趋势。
朝中无将，“招商”保命
首先，自2000年之后，特别是近5年以来，国内药企(除了部分外企和极少数民企之外)几乎没有人能从零起步成功组建150人以上的专职销售队伍。
以扬子江药业为例，投资数亿元全资控股的上海海尼药业、南京海宁药业、四川海蓉药业等公司，分别在2004年1月开始组建销售队伍，每支队伍也就100余人，但是当年10月还是入不敷出，最终全部解散。
为什么?
因为时代不同了，竞争环境不同了，国家政策不同了，医保、降价、招标几乎都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推进的。再加上低水平重复生产的恶性竞争，药品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组建专职销售队伍稍有不慎就会亏损。
其次，国内药企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且医院开发工作越来越难，专业的医院推广队伍更是难建。通常，一个医院代表或主管具备了医院开发能力，他也很快就不是你的人了，要么提升当官(当官时间一长，市场能力也就“废”了)，要么改头换面做商(大包商)或兼职代表(小包商)，独立门户挣大钱了。
纵观这些年，笔者早已悟出了一条规律：在这些要来领工资、报销费用的销售人员中，能招到并留住的尖刀型人才不会超过10％，留住的多数人员只能做做商务工作，能真刀真枪地在医院市场上拼杀的人并不多。
正因如此，江中药业、汇仁药业等众多知名药企在建设医院终端队伍时也相当吃力。目前国内药企有的还有几百人的专职销售队伍，可基本上也只是商务队伍、OTC队伍或第三终端队伍。
因此国内许多药企改做招商，原有的市场队伍也逐渐缩编甚至解散。
那么，扬子江药业、江西济民等企业何以拥有强大的医院终端推广队伍?或许是因为：
队伍建得早(均在2000年之前已建成)，许多医药代表与医院已结下了“深厚友情”；
队伍在收入结算上其实已是小包商了，企业靠的是机制留人；
保证金制度(一般药企对商才收保证金)和近乎军事化的管理。
时过境迁，上述三点，现在国内能有几家药企做得到?
国内药企多数无法享受外资产品的“单独定价”，在这种情况下，照搬外企的“学术推广经验”也是败多胜少。有些企业引入“外企的精英”救场，但是外来的和尚不一定就会念经。无数失败的案例告诉我们，这些“精英”一旦离开了外企的平台，就像离开水的鱼。
所以，大多数企业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招商。一时间，招商企业、招商品种越来越多，国药会、国交会上的招商展位也相当紧俏。可招商成本不断升高，招商效果却越来越差。
目前国内药企普遍采用的招商模式有以下三种：
1、“坐式”招商：招商部专职“钓鱼”。
大多通过在各种媒体刊登招商广告、直邮招商资料、参加全国或区域药交会进行信息，随后电话跟进、签协议。
2、“走动式”招商：驻外办事处面对面拜访。
一个省设1个或若干个专职招商人员，依据相关信息四处寻找商，进行面对面洽谈，最后确定协议。
3、“坐式”与“走动式”齐头并进，互为弥补不足。
对招商企业来说，当前最大的难题就是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商，而对商的过程管理更是鞭长莫及。许多优秀的商亲自掌管着商业、第三终端的小包商以及优秀终端，这些特种部队甚至很少参加药交会，也很难通过媒体找到他们。
这种商，怎么招?
全员招商：抓住每个机会
招商是什么?招商就是机会。
全员招商是什么?就是吸纳并管好每一个有招商机会的人。
是不是只有专职招商人员才能搞好招商?事实证明，我们的商务人员、终端推广人员经常碰到上述的特种部队，甚至成为朋友。何不让这些商务人员、终端推广人员都参与到企业的招商中来?
这就是“全员”招商的核心思路。
商务人员、终端推广人员也参与招商，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原有工作?
不会。
我们在销售管理上经常会有个错觉，认为销售人员每天都很忙。可事实并非如此。以笔者所在的公司为例，公司发展的兼职代表(即小包商)当中，七成都是其他公司的现职销售人员，他们都创造出了不俗业绩。道理不难理解：
1、如果一个有能力的销售人员愿意在一线长期拼杀，其主要目的多半是想多挣钱。你只有让他们的挣钱模式丰富起来，他们才有长期拼杀的热情。况且，他们的招商更多的是“机会招商”，是信手拈来的事。
笔者经常对下属讲：你和这家医院的关系不到位，你没有能力开发，但是如果找到了能够开发这家医院的人，那么你对企业也是有贡献的。事实上，有的终端推广人员通过发展下级客户(商或兼职代表)所创造的销量，比单打独斗的业绩翻了数倍。
2、当商务人员、终端推广人员与商或兼职代表完成首次协议之后，剩下的工作(对商和兼职代表的管理、服务、支持等)则转交给专职招商人员，所以并不会影响他们现有的工作。
既然什么人都可以招商，那么同一个产品、同一个区域，专职招商人员、商务人员、终端推广人员在同一时段都找到了一个商，究竟算谁的?
按以下顺序一定就可以轻易完成判断：
在达到公司招商政策底线的基础上，交纳保证金多的一方优先。
在保证金相同的情况下，承诺协议量大的一方优先。
同等条件下，专职销售人员优先。
销售体系与“全员招商”对接
1、要制定全国统一的产品招商政策。
2、制定统一的物价、医保、招标等政府事务工作流程，包括制定每个产品的全国最低投标参考价格等。当然，兼职代表不负责政府事务工作，这摊事仍由企业的政府事务部统一协调管理；产品省级政府事务工作由省级商负责，没有省级商的则由办事处专职人员负责，地级市的政府事务工作同理。
3、强化协议审核及销售动态管理。与商、兼职代表严格签署协议，并严格按协议考核，“通知”及“取消通知”的信息随时传递给相关人员，定期更新区域销售分布图及各类销售报表。
4、建立防窜货系统。保证金的收取、电脑流向单的管理、发货的监控及批号编码的跟踪、终端的定期随访抽查等等均不可忽视。
5、对全体销售人员的专业招商培训、考核、激励。对“机会招商”要给予额外定量及定性奖励，且算入他们的业绩，比如，商务人员找来的商/兼职代表所产生的回款，计入他的总回款当中；终端人员找来的商/兼职代表所产牛的终端推广量，按一定比例算入他的总推广量当中。
机制留人，拴紧“下线”
一视同仁
培训商、兼职代表时，要当做专职代表一样看待。笔者所在的公司这样规定：凡是市场部策划或许可的学术活动，商、兼职代表参与的，企业支付30％的费用。这样很容易地调动起了商、兼职代表的参与积极性，否则他们就拿不到30％的费用支持。
机制留人
有人说事业留人、感情留人、薪酬留人，笔者说最可靠的是机制留人。
采用全员招商模式时，专职销售人员、商、兼职代表都是公司的销售人员，只是费用结算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是工资加费用报销制，后两者是制及费用包干制且还是市场开发投资人。
相对于公司而言，商和兼职代表是弱势群体，为了保证他们的利益，公司规定：达到协议量之后，协议就可以自动续签；在没有确凿违规证据时，公司各层管理者均无权停止兼职代表和商的权，目的就是要在制度上消除抄后路、断前路等卸磨杀驴的现象，更要杜绝承诺不兑现、费用不报销等欺骗问题。
--中国药企60年发展分析
在中国医药产业近60年的发展进程中，既经历过封闭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阶段，又在经历着不得不面对国际药业全球格局的阶段，这一进程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有着多重意义，而中国制药业的发展轨迹和特征，也值得稍作梳理。
在当前阶段，已经没有充足的时间留给中国的制药企业去转型、调整和应对，而同时又存在体制、环境和人才诸多方面的困境，如何在困境中把握来自于全局的机遇，敢于面对必然的挑战，从历史和发展中总结经验，突破困境，是摆在每一个企业面前的艰难选择。
商业开放：第一代药企突围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医药行业，从中央到地方，惯例模式是医药（西药）、中药材两大版块分列，商业功能则由从国家医药公司、国家药材公司至上而下的三级医药站调拨方式完成。在这一阶段，对于制药企业而言，是只具备简单的工业企业职能的，而目前所流行的营销和销售两个模块，则是由国家统一包了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全国的制药企业只有几百家，从特定角度来说，中国医药工业的发展在国家调控的指挥棒之下，有着井然的秩序。
这个秩序的打破，肇因于中国全社会改革开放浪潮的开始和壮大。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如所有的市场经济规律，新型商业流通模式的发展带来变革的压力，这时的制药工业企业，面临着来自于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上游供应商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积压利润空间，一方面是下游的药品流通领域企业的市场化发展竞争突破了计划经济的调拨模式，不断压低药品价格。
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制药企业的最初变革是被动的，迫于生存的压力开始了第一步的市场化探索，不得不从计划调拨模式走向工业自销模式。
当时的工业自销状况，尚距离现代医药营销概念差之甚远，最典型的方式无过于各种各样的药品交易会。自古以来，中国在中药材交易领域就有药市交易的传统，由此，一些传统的药市交易地成为最初的药品交易会兴盛地，诸如河南百泉药交会和江西樟树药交会等，这直接导致了全国各地大办药交会局面的出现，中国制药业的市场化探索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不得不提的是，最初阶段的制药企业发展，尚具备市场化初期的纯朴性和单一性。产品疗效的好坏是竞争主线，回扣和带金销售尚没有大规模产生。而也如一贯的市场经济规律，在不同地域和不同的大类用药领域，也在逐步形成较具规模的制药企业，诸如传统的四大制药企业等。这时的医药行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高，皆为从计划经济时代一步一步扎实走过来的老药人，有着朴素而厚实的道德素养。
广告大战：第二代药企崛起
到80年代末，中国制药业出现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转折期，这是一个危害至今的发展阶段。
由于当时的医药购销两旺，以及越来越大的国民健康需求的发展。中国制药业在80年代中后期步入了第一个行业整体发展的黄金期，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导致各地方利益集团（主要是政府）开始大建药厂，进入中国制药业，由此，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之内，中国制药工业企业数量由最初的几百家飙升到5 500多家，行业从业人员良莠不齐。
反思这个发展，有三个大的原因不得不说，一个是中国当时尚不具备成形的专利保护法系，药厂产品的泛滥一发不可收，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都大量出现了同一产品可以由上百家药厂出产的情况。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对于新药厂建设没有设置有效的准入制度，小规模的投入即可建立一个土作坊似的药品生产点。第三个原因则是当时中国尚没有形成完整的全国统一市场，区块划分严重，而地方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导致中国药品的生产和营销也成严重的区块划分态势，每一个区块内制药企业和商业企业都大量无序繁衍。
由此可见，从一个特殊角度来说，中国制药业仿制药盛行和产品低水平重复的局面，其实来自于中国药业无序的自由市场竞争。也由此可见，在中国诸多行业发展的经验中，国家意志主导和骨干企业资本介入两种有效的模式都未曾在制药行业内有效发挥作用。而由此产生的“哈药”模式，只不过企业在无所助力的环境中寻找的一个大胆又冒险的突破口。
中国制药行业的发展，开始跃入以广告投放量计算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存留下来的记忆，好的药品和企业品牌似乎都已经没有了痕迹，能够想到的，只是保健品时代的旺盛。广告透支的副作用也极其严重，药厂泛滥导致的广告泛滥直接摧毁了消费者对于药品的信任，也直接导致了药品消费更加依赖于医院和医生处方。
在进入20xx年之后，政府不得不逐渐出面制定关于药品广告方面的渐渐严厉的法规，保健品退居为食字号，处方药已经不能在绝大多数媒体刊登广告，抗生素开始限售，这一系列规制的出台，也宣告了中国药业以广告投放为特征的市场突围宣告失败。
资本重组： 第三代药企格局
在20xx年前后，也即中国政府就加入wto做最后努力的时刻，作为一个不算大的行业领域，中国制药业面临即将到来的wto时代的诸多可能的深度冲击，在这样一个诱因之下，再加之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所带来的旺盛国内需求，中国药业掀起了一轮国内资本的并购重组浪潮。
这一轮资本重组有几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以抢占市场格局为侧重点，二是以抢占区域市场主导优势为侧重点。这两个侧重点的选择，依然是基于市场导向选择，从而掀起了一场资本层面的混战，这一波重组浪潮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制药业对自己尚不熟悉的资本操作层面的一次探索，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也成为必然。三九集团，北京双鹤药业，华源集团等都在“做大”和“做强”的辩证关系中倒了下去。总体而言，在这一轮资本运作之后，全国以主要的区域市场为中心，依然形成了一系列较大的制药集团。
当然，也有较为成功的个案。医药商业领域最为成功的个案即使海王星辰连锁药店布局，海王星辰20xx年与美国美信合资成立美信医药连锁，20xx年又获高盛4000万投资，而其中核心，则在于海王星辰通过外资的介入，直接移植了国外成熟的连锁药店经营模式，也较好的逐步稳固了自己的几个主要区域布局和物流体系。
商业领域的较多成功案例并不能掩饰在制药工业领域的弱势。这一弱势的深层根源，依然在于行业整体极弱的药品研发创新能力，收购和重组新的企业，并不能带来研发体系的新的变革，带来的只是规模的增大和销售额的单纯上升，而存在于收购之前企业内的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之道。
可惜的是，这一轮的追求规模型的资本浪潮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和行业精英人士已经在深入思考。这种思考直接带来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资本运作，即引入新品种，打造初步的研发能力以及初步的临床学术理念。由此，资本运作也开始真正触及到中国制药业真正的短板所在。
临床导向：第四代药企雏形
如果说前三代的中国医药企业发展，都是在市场和营销的层面产生巨大变革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医药行业，在经历一系列的苦难之后，已经有部分企业开始直面自己的短板之处。这个短板，就是始终绕不过去的新药研发能力。中国制药行业起家于抗生素原料药行业，后又发展起门类齐全的仿制药工业，如果说在中国发展的初期，这种跟随性的后发优势是中国制药业可以快速发展壮大的必然途径。那么在今天，行业的大格局和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变化下，过分拘泥于传统优势和经验，即是落后。
如果单纯以制药外企进入中国的时间来看，中国制药业是对外开放较早的行业之一，早在80年代，诸如西安杨森就已进入中国市场。但中国制药业依然在两个强大的背负下不能放手融入全球制药业市场：一是保护中国弱小的仿制药工业，二是保证中国民众的用药安全。无论是投资、合资领域，研发领域还是商业领域，中国人的一系列不开放姿态导致了到今天为止一个奇怪的局面。制药外企依然在中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但中国制药工业并未如其它行业诸如汽车工业那样从合资合作中取得自身的长足发展。一面是中国制药企业的军阀混战，一面是制药外企携原研药品的长驱直入不可阻挡。
但希望总是在的。制药外企所带来的经验依然为部分中国企业所感受和学习。这些经验的核心就是，建立基于原研药的生产研发体系，建立基于原研药的市场销售策略。在这两个方面，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开始了自己的征途。
**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无疑就是其中一个最具典型代表性的个案。傅和亮最先从事于新药研发工作，创业起家，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一类新药凯力康（尤瑞克林）、二类新药天普洛安（乌司他丁），这些主力药品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成绩，并且发展迅速。以傅和亮的经验来看，天普的发展，恰恰是走过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最初以传统销售模式拉动的天普几个省份办事处，已经衰落；而最新的上海，江浙、北京等地以临床学术理念营销为主的办事处，则处于极速上升期。产品的优秀加上临床学术理念营销为主的新模式，让天普得以焕然一新。同时20xx年天普作为一家创业型小型企业，获得上海实业的51％的股份投资，又在资金层面获得强助。有证券公司分析，**天普将在未来3年之内突破销售额10亿元，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
“关联交易”猛于虎
随着市场开放和经济发展，企业交易活动进一步复杂化，不少企业通过关联交易，既可能为企业建立正常的便利通道，促进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可能暗渡陈仓，成为企业谋划取不正当利益的内部通道。不少知情人惊叹：关联交易猛于虎。
首先，关联交易是不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逃避税收的锐器之一。不少外企账面上大面积亏损；但另一方面，却在境内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设新企业。行为如此怪异的主要原因是税收上有“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一旦企业从免减税期进入获利年度，外商就会让该企业与境外关联企业发生大量交易，通过抬高进口商品价格和服务贸易支出，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使大量利润转移至境外，成本则转由境内企业负担。有些账面上亏损但仍有实际利润的外企，为了将“利润”弄出去，甚至求助于地下钱庄，通过非法买卖外汇，将利润汇给境外投资者，或通过关联交易使新外企获得超额利润。
关联交易也是一些上市公司的“救命稻草”。企业如果要骗银行、骗股民，除了虚增利润外，还有一招就是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企业。比如长三角某大型地产商，一方面持有境外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另一方面拥有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私人公司。在地产开发阶段，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贷款及开发风险均由上市公司背着，等到公司实现销售收入但还未结转利润时却立即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整个资产以不合理的价格转让给私人公司，并迅速汇出一亿多利润。又如三九医药集团，将三九健康城(总投资仅3000余万元)80%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三九医药，以此作为偿还5.2亿元贷款的对价。这两个案例都是通过产权方面的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侵犯小股东利益的典型。
关联交易还是公共财产流失的“暗流”。不正当的关联交易甚至有可能成为洗钱及侵吞国有资产的通道之一。而且，由于企业高管所控制的私人企业大都注册在维尔京群岛等有严格保密要求、股东信息不对外披露的离岸金融中心，因此，一旦发生腐败行为，监管者还不一定能及时发觉并阻止该交易的发生。
我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对关联交易的监管。中国证监会对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作出较严要求。比如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净资产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并向交易所提交包括定价原则及对上市公司影响等内容在内的相关文件。财政部历来注重对关联交易的披露，第36号准则（关联方交易）更是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完善关联交易的管制准则。
名词在先
1．关联方：相处于同一屋檐下的利益共同体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
2．关联方交易：里应外合的对与错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关联方准则实施的目标在于防止人为操纵企业盈亏的行为。而不是绝对禁止合理的资源整合与流动。
重点把关
1． 企业关联方界限的“是非表”（表1）
表1
上述主要投资者个人，是指能够控制、共同控制一个企业或者对一个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个人投资者。关键管理人员，是指有权力并负责计划、指挥和控制企业活动的人员。与主要投资者个人或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指在处理与企业的交易时可能影响该个人或受该个人影响的家庭成员。
2. 关联方交易的类型有哪些
关联方交易的类型通常包括：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资金（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代表企业或由企业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3．关联方相关信息披露的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与母公司和子公司有关的信息内容和要求：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名称；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业务性质、注册地、注册资本及其变化；母公司对该企业或者该企业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
不论母子公司之间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企业都应披露上述三项信息。同时，着重强调母公司不是该企业最终控制方的，还应当披露最终控制方名称。母公司和最终控制方均不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还应披露母公司之上与其最近的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母公司名称。
第二层面，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方交易有关的信息内容和要求：
随着“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健康医疗产业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医疗健康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民众对医疗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日渐提升，中国的医疗健康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我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和社会日趋老龄化也为医疗健康产业提供了极具潜力的市场，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和临床应用等的不断突破，则在提升医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提供技术保障的同时也给医疗健康产业带来新的变革，医疗器械、养老服务、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等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当下，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无疑成为互联网与医疗健康产业相结合的典型代表，既是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重点，也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更是当下资本市场的投资热点。“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为大众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也给传统医疗健康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而得益于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医疗器械行业已逐渐成为医疗健康产业中一个较为独立的分支，市场潜力巨大。有相关专家指出，医疗器械是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已超过千亿元，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还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医疗设备发展不足的困境。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小、产品处于产业中低端环节，与全球龙头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等问题，未来发展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将成为国内产业发展的重点。
再以养老服务产业来说，自2000年开始我国已步入老龄型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与此同时，养老服务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投资机遇。
不过，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配套服务设施不足、服务体系不健全、观念不到位、资金供应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应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不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其实，存在问题也表明有发展的潜力。有专业架构预测，到2020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总规模将超过8万亿元，而未来全球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9.56万亿美元，其中8.1万亿美元来自政府支出，余下1.46万亿来自保健及健身行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一直保持年均15%-30%的快速增长，远高于全球年均增速，进入到大规模产业化发展阶段。生物医药产业已经确定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国内外企业的积极参与，也成为产业发展的强大保障。
在深圳投资热潮刚刚显现的时候就投身那一片热土；在“回流现象”出现前夕抽身而出，进入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又在中国员工从外企流出潮流之前转入一家当时并不起眼的民营企业——在大学毕业后不长的职业生涯里陶朝晖就已经三次赶先潮流。有趣的是，服务前面三个企业的时间加起来也才是6年，而最后一个公司一干就已经6年，在陶朝晖的潜意识里，这一生的职业生涯已经圈定了国内企业。 一个精彩案例
2000年11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纸文书通告天下：国内感冒药第一品牌康泰克以及感冒灵胶囊等因含有PPA（苯丙醇胺）而被停用和销售。
这就是所谓的“PPA事件”。对东盛来说，这是一个“重磅”的新闻，因为东盛制药刚把江苏启东盖天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揽入中，而盖天力生产的“白加黑”牌感冒药也曾经辉煌一时。时任东盛主管营销和市场的副总经理的陶朝晖在一阵激动过后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不利的现实：东盛过去不生产感冒药，收购盖天力也才只有短短的九天时间，当时的盖天力已负债累累，白加黑当年销售仅2000万元，而此时国内一些不含PPA的感冒药品生产厂家都已经开始在中央台大做广告，大家都在标称“不含PPA”，甚至出现相互攻击的现象，一时间老百姓对选择安全的感冒药产生了困惑，有些甚至惧怕药品的毒副作用而拒绝所有的感冒药。照此以往，不仅会让感冒药市场会严重“缩水”，甚至会威胁到中国整个医药产业的发展。
“PPA事件”过后的第四天，在陶朝晖等人的主持下，一份重新启动白加黑上市的计划出台。两三天后，也就是11月21日，由东盛提议、中华医学会出面主持的“感冒用药问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参会的10多位呼吸内科专家指出应正确认识药品的不良反应问题，不应把药品的不良反应同“是药三分毒”的模糊认识相混淆，不必因禁用PPA而谈“药”色变；不含PPA的“白加黑”感冒片、百服宁、泰诺等仍然可以服用……
有关座谈会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及全国多家电视台、50多家报纸和数不胜数的网站与群众见面后，白加黑的美誉度迅速得到了提升。东盛由此也开始了“黑白旋风”行动：控股80%的盖天力开足马力全力生产，保证货源；各省的营销中心、办事处与各省的一、二级经销商甚至药店直接联系，保障白加黑在医院和药店有充足存货，同时投放平面、网络、电视以及POP售点广告，倾力将白加黑打造成全国第一感冒药。
东盛的这一次得意之作让白加黑在2001年的销售额飚升到3.2亿元，是上一年的16倍。 三次赶先潮流
陶朝晖的管理才华在学校时就已得到显现，大学时他做到了校学生会主席和校长助理。在华西医科大学读了6年临床医学，1991年毕业时也才23岁，按常理他应该去做医生，然而做医院领导或到大学里当老师，这样毫无悬念的未来设计让他产生不了丝毫的激情。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刚刚开放的市场，“人生规划”这一词汇开始流行，“中国不缺乏一流的医学家，但缺乏一流的企业家”，不堪寂静的陶朝晖和所有南下打工仔一样，选择了中国市场经济最先启蒙的深圳。但由于没有社会工作经验，找工作并不顺利，每一天他都感到非常的漫长。两个星期后，他被一家民营企业深圳大佛药业有限公司录用。本来这家公司只招销售人员，但陶朝晖的管理才干让老总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总经理助理。在这家刚刚起步的小公司里，陶朝晖从“扣率”这样简简单单的东西学起，随后又做起了策划和市场……到了1994年，当时的医药销售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跨国医药企业和国内医药企业医药代表的身影，虽然大佛公司的规模已经扩大了许多，但销售人员还是七八人，市场推广没有从商业向医院迈进。陶朝晖给老总提出了不少建议，但大多并没被采纳。
陶朝晖在1995年开始出现的“回流”潮前夕离开深圳到了北京，在现在已经浮出了水面的瑞士永裕任地区经理，永裕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医药商业机构，主要医药跨国企业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推广。陶朝晖带领他的代表把负责区域的销售额从每月15万元提升到150万元。后来由于在管理和策划方面的兴趣，陶朝晖又转行做了市场策划（Marketing），成为诺华制药市场部负责心血管产品的产品经理。在外企工作的三年时间里，由于拥有良好的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和英语基础，陶朝晖的工作十分顺利。自我提升的方式由以往的自学变成了接受系统、规范的培训，销售管理、产品策划、上市推广、市场协调等能力都有了一个飞跃。陶朝晖感觉自己就像舞着一根“指挥棒”，让手下的200多名员工行动一致，朝着既定目标迈进，这让他体会到了作为管理者的快乐。
在为世界各跨国医药企业做过程中，陶朝晖发现有些外国药品药效其实并来比国产药品好，但跨国企业在产品包装、市场策划、学术推广等方面下了功夫，最后其价格就是国产药品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作为一名中国人，陶朝晖的心里不免有些失衡。当时在诺华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陶朝晖的工作可说是一帆风顺，而且仍有上升空间，但这时的他却选择了离开，于1997年12月进入了一家当时并不起眼的民营企业——东盛制药，在中国员工从外企回流潮来临前又赶先了一次，并成为了“空降”到东盛的第一位职业经理人。 圈定国内企业
说起追随东盛的理由，陶朝晖丝毫不瞒当时多次回绝东盛一位高管朋友的邀请。在他印象里，国内企业在体制上病症不轻，企业领导的见识也往往非常有限，如果是民营企业弊端可能就更多了。陶朝晖有意无意地把国内企业的诸多弊端加到了东盛的身上，直到1997年10月一个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
陶朝晖作为诺华（中国）心血管系统产品经理参加了这次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的会议。在当时，这样的会议被称为跨国制药企业的“大富豪游戏”，参与者需要拥有强大的公司实力、领先的产品和专业的市场推广体系与队伍，不会出现国内药厂的身影。但在这次学术会上，陶朝晖却看到了一个国内企业的参与者，仔细一看，这不就是朋友曾经多次邀请加入的东盛制药吗？虽然东盛的展台土里土气，资料也十分粗糙，但这也足以让陶朝晖刮目相看了。
会后，东盛制药掌门人郭家学与陶朝晖见了面。作为一名靠模爬滚打起家的私营企业老总，郭家学因为企业的发展而遇到了市场推广、产品策划等方面的瓶颈，迫切希望陶朝晖这样的人才加盟。通过三个多小时的交流，陶朝晖了解到郭家学仅比自己大两岁，两人在许多问题上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一个多月后，陶朝晖成为了东盛历史上的第一任市场总监。后来又历任陕西东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东盛美联医药科技发展公司总经理和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短短几年间，东盛便开展了收购、控股、上市、再收购等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运作，实现了由大变强的开端。
美国商务部的一项调查显示，非洲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市场，企业投资平均回报率为33%。非洲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不容忽视的发展潜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走进非洲”。尤其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更是为“非洲商机”这一概念性的意向点燃了行动性的导火索。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与其他海外市场一样，投资非洲同样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由于非洲市场的特殊性，这种风险有时是不可预知的。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甚至遭遇较大的风险，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在投资决策前做好各项充分准备。
投资定位要明确借道还是立足
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制造行业已经进入产能过剩时期，产品利润微薄，非理性价格竞争随处可见。而这些产品在非洲却是市场的“宠儿”，因此国内企业产生靠非洲市场来缓解压力的想法自然可以理解。但是企业不能盲目地把全部希望押注在非洲，尤其是那些想“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一定要想好自己去非洲投资目的是什么？产品是要借道非洲开拓欧美市场，还是直接定位于非洲市场？不同的目的，对自身产品的档次要求也不同。
以投资纺织品生产企业为例。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经济研究室首席专家史永翔指出，非洲很多国家没有纺织品出口配额的限制，在税收等一系列政策上也非常优惠。近年来，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利用这些优势，在非洲开设工厂，然后将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这样的定位，对企业自身产品的要求依然很高。但也有一部分企业直接把工厂开到了非洲，定位瞄准非洲市场，相对而言则可以生产一些中低档次的产品。
因此，国内企业首先得找准定位，结合自身特点，选择擅长的领域进行投资，并充分利用国内政策以及非洲国家当地政策。譬如，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这两个国家，目前正推行一条龙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政策，在进口关税上给予了较大的优惠，中国的纺织服装业不妨进行投资尝试。
“先贸易后投资”成规避风险重要途径
一个企业要开辟海外疆域，动辄涉及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投资，岂可小视？而决定这一步对错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前期市场调研工作是否扎实可靠。
据中国驻加纳大使馆经商处介绍，国内一家企业1998年来到盛产黄金的加纳，与当地一家企业共同投资1000多万美元开采金矿。可惜，由于企业准备不足，缺乏流动资金，金矿试生产仅半年多就被迫停产。
因此，为避免出现投资决策失误，生产型企业可以考虑采取“先贸易后设厂”的方式逐步推进。贸易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熟悉当地投资环境，而且还可以为企业在当地生产打下一定的市场基础，让企业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譬如，中国纺织机械企业开拓非洲市场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国内一些比较有实力的缝制设备企业如飞跃、宝石等，都在非洲赚到了第一桶金。
然而，十多年来，这些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模式仍是以贸易为主，大多是在当地开设办事处或者寻找总商的模式，真正开设工厂的几乎没有。究其原因，这些以贸易起家的纺织机械企业通过销售产品发现，非洲很多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而纺织机械设备对物流要求比较高，交通不便很明显会提高物流成本，造成了在非洲设厂的一大障碍，因此，纺织机械设备企业在非洲开设工厂可能风险大于机遇，不宜盲目投资。
借助中国政府对非援助壮大企业实力
非洲国家过去多数是法、英等国的殖民地，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国家政府每年对非洲提供大量官方援助，客观上促进了本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
更何况，非洲国家的许多重要行业一直被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中国企业要想参与投资，从现有市场份额中分一杯羹，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是很困难的。
中国一拖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于1992年在科特迪瓦设立销售点，经过八年多的努力开拓，现已经在喀麦隆、贝宁、利比里亚、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设立了组装厂或销售公司，形成了一定的销售网络。
对此，一拖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一拖科特迪瓦农机装配厂的良好发展与中国政府的援外优惠贴息贷款密不可分，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政府贷款的支持就没有合资企业的高速发展。过去，一拖科特迪瓦农机装配厂由于流动资金的短缺，难以保证所需货物及时到位；缺乏新产品开发资金，产品品种单一，全年销售收入随季节波动较大，公司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地位脆弱。获得政府贷款的支持后，企业流动资金较为充足，具备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经济库存量，投资开发了新的产品品种。
如今，该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农机公司，特别是小型拖拉机、碾米机、咖啡机等小型农机的市场占有率已达50%左右。在贷款支持下，企业还新购置了厂房和设备，实现当地设计、当地生产，并有实力在销售中实施分期付款等灵活多样的促销手段，同时满足国内供货商的外汇核销要求。
今后三年，中国政府将使对非援助金额扩大一倍，还将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未来投资非洲的重要“助推器”。
本地化经营是境外企业的发展方向
境外企业的本地化，是当今世界优秀境外投资企业的工作目标，也是较为普遍的成功经验。我们看到，在中国业务开展得比较好的跨国公司常常也是本地化做得比较出色的公司。而中国的境外企业，凡是做得好的，也大都是因为实施了企业本地化策略。
境外企业的本地化包含着许多内容，而最突出的是使用当地人才，特别是公司高层等一些关键岗位上聘用当地人；以及业务经营本地化，即按照当地的经营规矩和经营方式去运作。让当地人参与公司的中、上层管理，让他们有职有权、有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在当地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当地主流社会相融的优势，是境外企业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中国与非洲风俗习惯、文化观念差异较大，积极稳妥的推进企业的本地化经营，无疑是投资非洲的立足点和致胜法宝。
疟疾是非洲的头号杀手，中国的跨国公司―北京华立科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立科泰）通过中国开发研制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全球治疗疟疾有特效的疟疾防治新型药品―双氢青蒿素产品（医药注册名称为“科泰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科泰新”―这个响亮的中国品牌如今誉满非洲，已有近30个国家的2000多万人服用，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华立科泰在非洲的大发展起步于2004年非洲两家分公司的创办，当时从本地招聘20名医药代表开始了本地化经营。华立科泰总经理逯春明坦言，“如何管理进入公司的本土人才”一开始确实非常头痛。很多事情明明说好了，但分公司执行起来总是发生偏差。这些人远在非洲，按照他们的理解做了，公司总部并不知晓。为此，我们必须学会更深层次的沟通，适当放权、授权，充分发挥一线人员的作用。这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正促成了华立科泰在非洲的健康成长。
其实，目前这种在当地建分公司、雇当地人才的经营方式，在非洲的中国医药行业中还仅有华立科泰一家。逯春明表示，对于当地员工的管理，一定立足于对非洲本土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做到“入乡随俗”。在初尝本地化经营的甜头后，华立科泰计划今年完成中层管理人员完全本地化，而明年则争取实现高层管理人员的本地化。
通过协商方式消除投资过程中的不和谐
毋庸讳言，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设厂，双方经济联系趋向紧密，也意味着发生摩擦的几率加大。最近几年，有关中国企业在非洲出现各类经济纠纷的现象有增长之势，成为一些西方舆论制造“中国”的口实，如廉价商品冲击非洲国家市场和同行问题，环境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等，甚至成为一些非洲国家选举中的焦点话题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声音，需要冷静、理智、全面地看待。由于中非企业在经营模式、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资企业或多或少都遭遇过“成长的烦恼”。其中，劳资纠纷就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非洲许多国家都有严格的劳工权益保障机制，如莫桑比克劳工法规定，企业雇佣当地籍员工超过50人时，员工有权成立工会，而法律保护工会组织罢工的权利。一些中国企业进入非洲之初由于对当地劳工法律了解不够，以至于对企业雇员要求组织工会的行为多持消极态度，致使工人罢工、企业停产事端不断。
所有投资海外的中国企业应该都了解，企业欲取得成功，获得当地社会、居民的认可已成为基本的前提条件。为此，重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和谐，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处理好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伙伴以及当地员工的关系对企业的形象非常重要。
我们投资办厂，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和短期的需要，不顾当地民族的利益，特别是在一些资源开发项目和对环境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项目上，更应注意此问题。对于已经或可能出现的纠纷与矛盾，我们应该与外方积极协商加以解决，而不能任其发展，甚至推波助澜，破坏本来很有潜力的互利合作。
华为公司在非洲取得的骄人业绩与该公司获取利润的同时不忘回报当地社会息息相关。针对赞比亚农村通讯落后的状况，华为公司于2005年底捐资300万美元，采用CDMA技术，为首都卢萨卡周边农村和西北省的广大铜矿区接通无线电话，赞比亚总统姆瓦纳瓦萨也亲自来到现场体验这一技术。华为公司为津巴布韦培训了超过300名当地电信业人员，并为他们提供到中国或其他非洲国家培训中心学习的机会。截至目前，津巴布韦华为公司从未接到过客户投诉，树立了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良好形象。
今年2月主席在对非洲八国进行的友谊之旅、合作之旅访问中，专门抽空召开了驻非洲中资企业代表座谈会，要求他们坚持牢记使命、服务大局，信誉至上、质量第一，促进和谐、造福民众，通过互利合作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并要力所能及地为当地民众办好事、办实事。
继去年7月1日起国家药监局规定抗菌药物须严格凭医师处方销售后，日前其再次通报，到2005年12月31日前，其他处方药在零售药店也需凭医师处方购买。由此，处方药销售双轨制将在2005年彻底终结。
在药品分类管理工作与医药分家改革远远不同步的现有状态下，如果对药品零售取消双轨制，药店若无高招对应，将面临更艰难的处境，甚至会在今年掀起一场激烈的淘汰赛。
产业面―处方药营销与领先外企差多远？
有数据统计了2004年上半年医院销售领先的前20家企业各自主打产品的销售份额，可以发现，中国企业与国外领先企业在处方药营销方面仍有相当的差距。
事实上，国人对于处方药的药物经济学研究一直不够认同，而作为医药领域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处方药占有药品市场80％多的份额；不仅是跨国药厂最关心的研究领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国内企业与外企在资源配置、研发领域、企业战略等方面的差距，只有正视差距的现实，才能少走弯路，促进支柱民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在这个意义上，对特色制剂药行业的深入认真研究，意义要大于研究目前证券市场上更被“尊重”的特色原料药行业。
科研面―几家外资药厂需重点关注
从20家企业的中外对比上看，9：11，大体反映了目前中资、外资药厂在处方药销售上的竞争态势；上述外资公司中，有两家是非常专业化的，前三名销售药物都来自同一个领域，这两个公司是激素专业供应商－瑞士雪兰诺有限公司与营养素供应商－江苏华瑞公司，国内的哈药集团、恒瑞医药前三名处方药也分别属于抗生素类别与抗癌药类别；这几家公司有勇气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并且真的做大，确实会获得超额收益率，希望这样有特色的公司还能继续多一些。
其次从分工上，由于外资企业销售的是专利药，大多可以在细分市场取得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只有辉瑞、华瑞、赛诺菲三家公司4个品种在细分市场占有率不到40％；其余30来个品种都是绝对优势占领，国内药厂需要关注。
事实上，美国大药厂并没有非常重视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而仅仅是依靠一般营销就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盈利水平；20家企业中的三家美国药厂，九个领先品种都是“抗抗”（感染用药）“降降”（血压用药）类别，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部分缘由。
而欧洲药厂中，有一些是拿中国市场作为全球最重要市场之一进行开拓的，4家跨个药厂将研究开发部设在中国也可以佐证这一点；6家欧洲药厂的领先类别大多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用药，每个药厂需要在3个以上的领域内分别研发领先药，而治疗急症的“抗抗降降”类别药已经让位于美国药厂，前者是“盾”，后者是“矛”；理性的市场中，“盾”药市场扩张更容易，而“矛”类别用药还有一定的保留空间。
目前外资药厂中需要密切关注的几家是：美国的三家领先药厂，欧洲的罗氏、诺华、杨森、拜尔、华瑞等，原因是他们不仅有特色营销的案例需要分析，更会成为国内药厂力争赶超的对象。
例如其中的大连辉瑞制药：该公司在医院销售的品种有13个，竟有一半以上进入了前100位，其中氨氯地平所占份额达84%。而没有进入该公司销售前3位的，可以说还有一些优秀品种，如舍曲林、阿托伐他汀钙、脂肪乳、阿奇霉素等。
研究面－施贵宝专业化体现大势所趋
医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在中国非处方药著名的品牌有：施尔康系列 ；百服宁系列。近期，该公司出让了自己的非处方药事业部，这一举措实属无奈。公司连续多年精简业务种类，剥离与核心业务较远的领域，在一定意义上说，施贵宝的非处方药表现不尽人意，也是中国市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影响。
早些时候，施尔康等药物就都在中国生产，从爱尔兰到波多黎各，世界上另外几个药品生产基地的产能也将东移。与国际上非处方药市场竞争压力巨大相比，中国市场相对乐观的多，根据世界知名的非处方药调查公司NHC的最新统计：中国正以11%的增长率成为全球非处方药市场中增长最快的地区，并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市场。
事实上，由于非处方药属于自我药疗品种，兼有预防保健功能，尤其是购买的决定权在消费者自己，因此符合很多国民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国际上的部分市场与增长数据偏向保守。
金融面―医药股估值仍然偏高
目前A股市场的市盈率已进入国际市场市盈率波动区间。对比各个行业的估值水平可以发现，医药板块，与电力设备、电子元器件一起，是A股市场目前最“被高估”的板块――这大概与存在相对垄断有关；因此，医药板块整体上距离有投资价值还很遥远，内部还是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最能规避风险。
解除“双轨制”时间表及影响
2005年1月1日起，抗肿瘤药、激素类（避孕药除外），处方药等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销售；这两类处方药占市场比重较低，行业所受影响远没有去年的抗生素受限令所受影响大。
专业化学术推广有一个核心三个关键点：
一个核心是“专业的产品知识提炼”；
三个关键点分别是“专业的营销队伍”、“专业的沟通工具”和“专业的推广表现”。
我们先说说“专业的产品知识提炼”。
这是学术推广的核心，是推广的内容。怎么叫专业的提炼呢？让医学专家认可的就是专业的；自己说的挺带劲儿，医生听了都懒得反驳、懒得提问的就是不专业。其实就是为产品写个议论文，有论点有论据，结构清晰逻辑合理。有时候产品比较新，新到课本上没有，比如一个治疗肿瘤的生物制品，属于非常前沿的东西，因为太前沿了，临床上还没有如何应用的方案，比如和现在的放化疗如何结合，多长时间一个疗程等，企业做推广的时候要在这个方面下功夫，就是提供方案。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企业因为是招商模式，所以对产品的提炼是针对招商的，也就是常规的那几句话“独家、医保、市场大、空间大、严格的市场保护”等，而对于产品本身的治疗特性的提炼几乎没有，即便有也大多比较粗糙。
专业的营销队伍。
医学部和市场部要先把产品搞明白，然后培训销售人员，把销售全部培训成产品高手，能够和医生对话，能够给商代表讲课。让目前不太专业的销售代表练就能够给商讲课有多难呢？也不难，培训上两个星期就行，外企曾经有一阵风潮是招聘非医药专业的大学生当代表，自己培训，效果很好。
专业的沟通工具。
临床推广需要很多工具物料，这里面学问也很大，因为医学上的论文摘要、图表、参考文献、对问题的表述都有约定俗成的习惯，你如果不按那个规矩来，就是不专业的表现。这就像喝红酒，西医们都是在高脚杯里倒上一点儿，用手掌温着，轻轻摇着，闻着酒香慢慢品，如果我们有的兄弟不这么喝，而是一饮而尽，这不是一看就不专业吗？谁让现在我们需要得到人家的认可呢？
内容科学、细节完善、创意美妙、设计精致，这些是对物料的基本要求。
专业的推广表现。
推广的形式多样，除了学术会议外，还有大型公关活动，患者教育，软文广告等等。
这是一个千年古镇，老街曲径通幽，小桥流水潺潺；环境优雅，风貌怡人；这里遍地是果林，花果绕村争香斗艳，闻名的锦绣黄桃芳香四溢；这里有万亩申隆生态园，绿树成林鸟语花香；这里更有一支强有力的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维稳队伍……这就是奉贤区青村镇――一个充满青春、焕发青春的小镇，一个具有良好投资环境集休闲旅游等综合功能的新型城镇。
创良好投资环境筑巢引凤促发展
青村镇，位于上海市西南部，地处奉贤区中部，下设钱桥、光明两个社区。该镇区位优势突出，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捷，已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物流辐射的重要区域。
近几年来，为配合奉贤区“三区一基地”建设，该镇积极打造以金汇港、浦星路为轴线，青村为中结点的特色经济带，突出极具竞争力的区位优势，筑巢引凤，以“亲商、重商、安商、扶商、富商”的扶持政策，吸引了一大批企业投资。目前，全镇有五大经济园区，3000多家注册企业，1000多家实体企业，上海晨光文具有限公司、全球最大的物流中心亚马逊、宝能集团等等实力雄厚的企业纷纷入驻。
一方地区经济能够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所在企业的稳固有序发展。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石。如果说，“亲商、重商、安商、扶商、富商”的扶持政策能吸引众多“凤凰”栖息，那么，安定的环境是确保“凤凰”们能长期安居乐业的关键。
“我镇有如此安定的投资环境，靠的是一支强有力的维稳队伍，是他们默默无闻地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护航保驾。他们用智慧和力量、用激情和奉献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构筑了一道铜墙铁壁！”在采访中，该镇的政法书记朱迪均动情地向记者一一介绍着。这些年来，这支维稳队伍在保护集体资产不受损失、快速处置突发事件、遏制打击无证经营、违章建筑及法制宣传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成绩斐然。
用智慧依法捍卫集体资产不受损
“这家全球闻名的亚马逊物流中心，占地面积100亩，是我镇目前规模最大的一家外资企业。自2013年招商引资入户后，成了我镇的纳税大户。”稳定办的主任张林余在陪同记者参观时感慨道，当时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敢于面对，勇于担当，没有大家的群策群力，这100亩的集体资产就很难收回，亚马逊也就不会入驻青村。
早在2002年，原奉贤区钱桥镇经济园区管委会在赴浙江省温州市招商引资中，引进了一家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双方经多次磋商、洽谈，于当年10月签订一份协议，约定该企业在奉贤注册投资不锈钢管材等项目。钱桥经济园区管委会以批租形式办理土地使用证，将300亩土地以每亩7万元批租价出让给企业。该老板在与镇政府签订了租赁协议后，即在300多亩土地构筑了一道围墙。
2004年，奉贤区调整区域规划，将原青村、光明、钱桥三镇合并为青村镇，原三镇的相关权利与义务由青村镇政府一并承担。
正当企业加大投资力度，紧锣密鼓地开展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时，国家为加强土地管理，规范土地使用，出台了有关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对钢铁制业等“三小”项目禁止盲目投资。这一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正在审批中的300多亩土地指标被终止，企业的投资项目将停止运转。尽管青村镇政府与企业想尽办法力求争取土地指标，但国家的政策是铁板钉钉的，高压线谁也不敢碰。
这无疑给企业当头一棒。他们在一期投资中已花去了很大的费用，所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
“政府该承担的就得承担！”面对现实，青村镇党委政府勇于担当，敢于承担。为了妥善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政府专门成立了由分管镇长牵头，司法所、稳定办等有关职能部门成员组成的五人工作小组。
长期奋战在维稳第一线的青村镇司法所所长张勤龙，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他与小组成员从基础工作着手，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摸底，对该公司的财务账目、土地费用、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及设备购置等逐一清点评估。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张勤龙他们便与企业沟通磋商解决方案，但企业提出的赔偿数额高得离谱，要求一次性赔偿4亿多元。
协商不成，工作小组就引导企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凡企业或个人打政府官司，提出的赔偿数额与实际损失差距往往较为悬殊，如果不做好充分准备，将会导致集体经济损失巨大。
“打好这场官司的关键，必须要有翔实的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凭借30多年的司法行政工作经验，张勤龙与小组成员全力以赴投入调查取证。对原告提出的一项项赔款，他们想尽办法获取事实证据，尽可能减少赔偿款。
“那次为查明原告提出的有关进口设备损失费4000多万元，我们是动足了脑筋！”谈到这场诉讼，张勤龙至今还记忆犹新。为了获取证据，他们专程到外地实地调查进口设备的购置情况，通过有关部门的协助，巧妙地获取了原始的设备买卖合同，真实记载该设备购置款是2000多万元。
2012年5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由被告青村镇人民政府赔偿原告各项损失累计人民币6000多万元。双方对这一判决较为满意，未提出上诉。
“这场诉讼，不仅为我镇避免和减少了3.5亿多元的赔偿款，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而且，由于不留后遗症，确保了亚马逊及时顺利入驻。我们这支维稳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政法书记朱迪均充满自豪地一个劲儿夸着。
拧合力快速处置突发事件保稳定
企业增多，随之而来的各类矛盾也加剧，较为突出的有工伤、欠薪、安全生产事故及食品安全、无证经营、违章搭建等引发的一系列纠纷。这些纠纷一旦不及时处理，不但影响企业正常运作，更影响全镇经济稳定发展。这些年来，青村镇维稳队伍以“合力、快速、彻底”妥善处置了各类突发事件。据统计，2012年至今，他们共调处欠薪及工伤事故1296件，涉及2864人次，金额达2766.38万元。
“手机24小时开通，无论何时发生突发事件，稳定办的同志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在现场。”张林余主任告之，有时半夜手机骤响，第一反应就是“哪个地方又出事了”，即便是寒冬腊月，他也会毫不犹豫奔向现场。
今年6月的一天，在闵行一家台资企业工作的老杨随单位技术员小康来到青村某公司作生产技术指导，当晚他们参加了该公司的宴请。次日，老杨在公司KTV房娱乐时突感不舒，呕吐几下便晕倒。经医院抢救无效，老杨五天后死亡。抢救期间医药费6万多元公司全部支付。
老杨死后，其家属要求公司赔偿，并召集亲属20多人采取堵门封路、焚烧冥币冥房等过激行为，闹得公司无法正常生产。
稳定办获悉后，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通知有关职能部门火速赶到公司，果断及时平息事态的恶化，引导双方进行调解。
在调解中，老杨的家属认为，该公司未经老杨单位同意，擅自接他俩去公司进行生产技术指导，期间因劳累发病而死亡，该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公司认为，老杨不是公司特意请来技术指导的，属于陪小康来“白相”的，在公司内突发疾病死亡纯属偶然，是其自身疾病引起的，公司没有任何责任，况且公司已经支付了6万多元医药费，不愿再作任何补偿。公司还表态，他们宁可关闭厂门也不愿承担赔偿责任。至此双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情绪很激烈。
死者究竟是技术指导还是纯粹“白相”？争执不休。对此，调解员们采取迂回调解法，搁置争议，对整个事情过程进行还原，层层厘清，深度分析。调解员指出，老杨虽说是在公司内发病后导致死亡，但死因是自身疾病引起的，属意外死亡。且老杨从发病到死亡超过48小时，也不符合工伤要求。让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有失偏颇。同时指出，老杨毕竟是由公司接来，在公司内发病死亡的，不注意休息和劳累过度也可能是发病的外部因素，公司理应承担一定责任，作出相应补偿。
经大家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由公司在支付全部医药费的基础上，再一次性补偿老杨家属人民币6万元。
事后，该公司老总感慨万分地对张林余说，如果没有当地政府及时妥善处置这起纠纷，公司很有可能要撤离青村镇，因为他们害怕对方纠缠不休。
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拧成一股合力显得更为重要。
今年2月10日上午，稳定办接钱桥派出所反映，一家外企突然关闭，老板不知去向，100多名员工聚集在公司内吵闹，扬言要到镇、区集访。涉及欠薪纠纷，稳定办立即会同社保中心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外企所租赁的厂房。经了解，该外资企业的法人代表早已回国外，日常业务由在美国的负责人通过电子邮件操纵。由于经营不善，企业连连亏本，他们早已打算关闭，员工却一直被蒙在鼓中。员工们强烈要求外企支付工资、奖金63万多元，补偿金307万多元。但公司几乎没有存量资产，现存账面资金约25万元。
两个背景：
背景一：挂网招标制度进一步完善和人性化：
8月16号广东省医药采购服务中心公布了新修订的《2008年广东省医疗机构药品阳光采购实施方案》初稿，与去年相比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与改进：
第一，严格限制经销商数量：所有入围品种对市辖区内医疗机构不得进行转配送，严格执行“两票制”（即药厂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每个品种的一级经销商不得超过2个，市辖区以外或边远地区才可以允许“三票”、有二级经销商，但一级经销商所配送的同一厂家的品种，在同一个地级市只能委托1－2个二级经销商；
第二，对于原定义的不限价“新药”这类药品将执行报价后直接进入面对面谈判，省去原来的按公式计算和人机对话流程，专家直接面对企业砍价；
第三，“政府定价议价类”品种则将取消“专家投票”及“按公式计算降价率”两个环节，直接进入人机对话，优化流程减少人为因素；
第四、将允许厂家的报价在物价上涨幅度内有一定的上浮，而不是一定要低于今年的报价。至于最后的入围价，由厂家竞价、专家谈判去敲定。
背景二：城市社区医院大面积推广统一招标和配送。
2006年12月北京社区医院开始采取统一招标配送，实行“零差价”销售，并对18种药品采取制定10家企业定点生产，尽管实际操作中产生了严重的价格矛盾，10家中只有4家在生产，而其他厂家却选择了放弃，政府也表示正在解决这一价格矛盾的问题。但这一做法还是得到了政府高层和普通老百姓的高度认可，卫生部就表示将把这一做法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推广，现在已经有多个城市正在着手准备。另外，卫生部曾经表示国家将重点在城市三级医院、专科医院和社区医院做政府性投入，城市二级医院要么升级进入三级医院行列，要么放低身份进入社区，实行非盈利性经营，而处于“梭型”结构的中间部分的民营医院等属于放开态势，实行盈利性经营。这将意味着城市社区医院必将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商难过了！
以上这些制度一旦严格执行，构想一旦实现，对于医药生产企业来说以企业身份直接参与招标的力度将越来越大，相反的，原来意义上的招商制的区域商决策与参与力度将越来越小，只能履行执行的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更象个企业的地区经理的角色，而不是商角色。
区域医药商是近10年内发展起来的一个新角色，对于一些医药企业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来说真是功不可没。但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在当前新的医药形势下，特别是全国范围内“挂网”和城市社区招标的开展，无论对于厂家还是对于商，都需要重新调整这种合作关系以应对“两票制”问题、商难以挂靠小商业问题、松散型合作问题、商缺少归属感或责任感问题、双方信任感不够等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
自从药品挂网招标以来，区域医药商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商原来是底价进货，挂靠一家商业公司，再转调一级商业或其他二级、三级商业进行销售，这种模式在现今的形势下必将遭到重创，特别是商原先的利润实现方式更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在当地提取大量现金或利润的做法在“两票制”下将越来越难以实现。一方面是由于挂网新规将严格执行“两票制”，可以断言的是：这类大一级商业公司不可能和所有前来洽谈合作的商进行挂靠合作，因为让这些商提走大量现金或利润在财务管理和税务管理方面都通不过。
全国范围内挂网招标和城市社区医院招标制度的执行，严格“两票制”后，小的医药商业公司存在价值由原来的城市终端开户拦截将过渡到为新农合和OTC做渠道配送，他们如果连这个优势和业务都做不上，只靠倒票卖票将意味着这类医药商业公司在医药行业里会彻底消失。尤其是SDA近期提出要对2006年以后新注册的医药商业公司做重新审核，最终目标就是要压缩医药商业公司数量，提高他们的业务服务质量，通过鼓励兼并、重组等方式将全国医药商业公司进行市场化整合，引导他们集中化、集团化、国际化，这也是政府医药改革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挂网和城市社区医院的招标的核心是招厂家；价格等决策是由厂家来下；大医院、药店、社区的药品价格差异控制又需要整体协调；作为独立体的医药区域商是无法统筹的。
“佣金制”的浮出
基于以上形势，医药生产厂家和商就要提前作出战略和战术上的调整，比如厂家要把原来的商当作自己公司地区办事处“大包干”制度下的区域经理，让他们接受一定力度的公司管理和监督，让他们从公司能得到充分的授权：比如可以自主经营、拥有对自己团队的人事权等，对他们由原来的松散型管理过渡到更为紧密型的管理模式，甚至有的强势厂家还可以要求他们专销本厂家的产品等等，这些都是生产厂家原先求之不得的结果。
所以这几年一直很火的“商制招商”模式必将转型为“佣金制招商”模式，这就要求商要重新做出自我定位：即由原来赚取差价过渡到从厂家领取佣金来实现收益。把自己从原来的“贩卖式”制过渡到未来的提供专业促销服务的功能上来，把原来利润的实现建立在当地化的情形转变为从厂家提取佣金来养活团队；由原来的高度独立转变为和生产厂家成为长期的、紧密合作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来；由原来同时多个产品转变为“专销”模式，以求得到更大比例的专销佣金奖励，厂家和商的这种重新自我定位和调整，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双赢合作。厂家也可以避免原先短期寻求一个市场占有率而失去对他们的约束，或只实现了要结果不要过程的管理怪圈现象，以致于串货、商不接受监督管理、忠诚度不够等大量恶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商也是脚踏两只船，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厂家的产品能做多久，其实经验告诉我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分散精力去做很多厂家的产品可能到头来哪个都做的半生不熟，越是这样越广开合作厂家，危机也就越多
其实这种做法早在旧上海滩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有个很时髦的名称叫“买办”，改革开放后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国外一些药厂把他们的药品卖到中国的做法也是这种“买办制”：首先他们在中国找到一个具备一定条件的首席代表，比如有官方背景家庭或关系；或在外企有医药产品学术推广经验；或能组建一个专业销售推广队伍，或能讲一口流利的外语等等，然后厂家来人和这位首席代表去游说一些有进出口权的大医药商业公司出钱进口这些药厂的药品（那时候都不用首席代表自己出货款，因为医药公司也有进口药品的需要）。国外厂家按照卖到中国的药品金额给首席代表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并反赠2%左右的样品，当然了，样品大多被作为商品卖掉，变成了这些首席代表的额外收入，至于你建立一个多少人的队伍，给他们开一个什么水准的工资，那就是你首席代表自己的事情了，厂家会对他们做适度的监督、管理、培训、考核等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他们有生杀大权。
“佣金制”如何操作？
新当选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做了两件对的事情和一件错事。首先，他正确地判断出欧洲的问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峻。默克尔的政策进一步抑制了欧洲大陆的经济并且加剧了紧缩。欧洲央行迟到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承认了这一点。其次，齐普拉斯在希腊债务上的判断也是对的。尽管希腊增加税收和削减财政赤字，希腊的债务规模在过去6年中还是从GDP的109%上升到175%――几乎不可能还得起的债务。希腊需要进入一个债务免除的程序，正如一些破产的非洲国家。齐普拉斯的错误在于他放弃了国内的改革。他计划雇用12000名公共部门的员工，放弃私有化改革的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手段都会让希腊好不容易积累起的财富付诸东流。
我们认为齐普拉斯应当放弃他激进的政治主张，坚持国内结构改革以换来欧洲对其债务的减免：完全免除或是降低账面价值。齐普拉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继续其左翼政治诉求：打破希腊原受保护的寡头垄断和治理腐败。通过宏观经济层面的宽松和微观层面的结构改革相结合，希腊或许可以为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和法国提供借鉴。 英国《经济学人》2015年1月31日
澳大利亚：小企业部长呼吁股权融资
澳大利亚小企业部部长布鲁斯・比尔森希望在春季通过立法促进股权融资。2月2日，他在悉尼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邀请不同机构的代表共同讨论股权融资。他说他将在股权融资的操作细则和对澳大利亚公司和市场顾问委员会建议的具体反馈上广泛征求意见。比尔森在会上表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具体的法条需要同时考虑合理的合规成本和令投资者满意的信息披露，而不致复杂难懂。”他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向海外学习经验，从新西兰的模式中领悟如何对投资者约束更少，同时实现对商业规则更为严格的遵守;他认为美国的股权融资体系也值得研究，作为较早开展股权融资的国家，美国在股权融资中的保障措施曾被新西兰和加拿大安大略借鉴。比尔森认为，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更适合大机构开展股权融资，而众包式的股权融资则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型企业提供了更有潜力的融资工具。比尔森说：“我经常看到一些有很好前景和商业模式的创业型企业和小企业，它们可以对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股权融资对它们来说是个挑战。”
澳大利亚《澳洲商业周刊》2015年2月2日
【比利时：税收体系遭欧盟委员会调查】 随着欧盟加强对公司避税的打击力度，比利时由于为跨国公司提供税收优惠而遭到欧盟委员会调查。欧盟委员会市场竞争委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斯表示，比利时涉嫌向外企提供优于国内公司的税收政策，违背了欧盟关于限制非法国家援助的规定。在比利时，外企只需要对扣除因跨国而得到的“超额利润”之后的利润缴税，即规模经济效益以外的部分。但是欧盟委员会发现，这一扣除往往达到实际利润的一半以上，有的公司甚至会扣除实际利润的90%。
英国《卫报》2015年2月3日
【美国：医药巨头不想制药了】2015年1月，美国制药巨头阿特维斯CEO布伦顿・桑德斯接受了被阿特维斯收购的艾尔建公司的肉毒杆菌注射，注射全程被视频记录下来，引起艾尔建销售代表的激动。桑德斯执掌过三家大型制药公司，出售过两家，为投资者创造了250亿美元财富。对于阿特维斯收购艾尔建，桑德斯认为是迈向革命性新型制药公司的跳板，避开大多数药企的核心使命――发明药物，转而向大学和生物科技公司购买新药技术。“因为药物研发的金钱回报与付出并不相称。”他说。
美国《福布斯》2015年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