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4 21:20: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农业经济变化特点
我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较大，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南方一些省份的农业经济在产业转型背景下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北方的一些老工业区由于产业转型缓慢导致农业经济处于逐渐衰落的境地，同时，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也因地区差异而有所差别，我们对全国的各个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显然受到了影响，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求与农业劳动力的削减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因此我们将对其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水平进行分析，总结产业转型的经验和不足，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我国南方各个省份内部的农业经济水平发展也略有不同，其主要特点如下：大多数南方省份南部的的一些县、市的农业经济水平，从近些年的农业经济产值来看，逐渐处于下降趋势，而偏北的一些县、市的农业经济水平处于不断上升阶段，分析其主要原因发现，南部地区由于原本的农业基础比较殷实，发展的空间比较小，而大多数省份的北部区域原始的农业基础比较薄弱，产业转型的背景下，经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机器，农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总值不断增加。同时，北方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的情况也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异，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农业劳动力变化特点
对近二十年的农业劳动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整体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但在不同的区域，变化有所差异，农业经济水平提高的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有所上升，经济水平下降的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也有所下降。据了解，由于产业转型工作的开展，使得一些县、市的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工业发展迅猛，农业发展水平有所下降，使得农业劳动力向一些现代化行业领域转移；也有一些地区的农业水平不发达，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农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比较差，最终造成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进行转移；而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经济重心需要依靠于农业，并且企业不能消化过多的农业劳动力，从而使得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造成了闲置现象的出现；同时，一些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也有所上升的现象，可能要归功于国家和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扶持以及先进技术的引入。
二、农业经济与农业劳动力的关系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产业转型背景下，农业经济和农业劳动力之间主要存在着以下四种关系：
1.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经济水平下降
农业劳动力数量也随之下降，究其原因是城市化水平加快，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由于缺少动力，农业的经济效益自然有所下降，这样的区域在转型过程中，一定要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进行控制，以保证城乡发展的平衡；
2.农业经济效益降低
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这样的区域不能自暴自弃，要根据地理的特点发展适合自己的农业类型，发展现代化农业；
3.地形条件比较有优势的地区
有可能由于农业技术水平不够先进，农业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同时由于发展比较落后、闭塞，造成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对于这样的区域，政府部门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同时要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调整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四，农业经济效益在先进农业技术的帮助下有了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被保留并逐年上升，对于这样的区域，一定不要贪图速度，要稳定进行产业转移，在保证农业经济收入的前提下，合理分配农业劳动力。
三、总结
农业经济论文3000字(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研究论文
[摘要]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发展水平会给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造成很大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农业经济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农业信息化建设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也推动了农业信息互通的进行，切实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虽然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想要做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便必须解决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问题；策略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075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基础产业，这种情况长期内都不会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也给我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能够切实提高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但是当前我国农业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想要提高农业管理信息化水平，推动我国农业更好的发展，必须做好农业管理信息化建设。
1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新时期，我国农业想要更好的发展，便必须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提高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水平。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
1.1农民对于农业经济信息化不够重视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认知对于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非常重要，若是农民能够认识到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不但能够将信息化技术更好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还能够检验技术成果，帮助研发人员更好地了解存在的问题[1]。但是由于我国农民知识水平较低，其对于农业经济信息化不够重视，农民一时之间很难接受和应用信息化成果，这也给信息化技术的应用造成了较大阻碍。
1.2农业信息化资源管理存在较大的问题
我国农业生产紧跟国家的相关指令，农业经济信息化服务系统也已经建设得比较完善，但是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农业经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没有及时处理系统中的那些有效信息，这也导致了农业资源并没有得到较为合理的利用，这也影响了农业经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1.3政府资金投入比较少
想要提高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水平，足够的资金投入非常重要。想要更加合理地使用农业经济信息化技术，不但需要农民提高其认知，还需要安装农业经济信息化的设备，只有这样农业信息化技术的作用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发挥。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政府在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还比较少，很难满足相关设备购买和安装的需要，农业经济信息化技术的作用也很难得到较好的发挥。
1.4农业经济信息无法满足用户的实际需要
农业经济信息服务的是农民，不同农民对于农业经济信息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想要让农业经济信息更好地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便必须增加农业经济信息获取的途径，让农民都能够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2]。当前，我国农村提供农业信息的能力还较差，农业网站报道的信息大都是科技类的信息，没有综合性地分析当前的市场情况，这也导致了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无法满足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1.5专业技术人才欠缺
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做好信息化管理非常重要。但是就当前而言，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信息化管理人才都比较欠缺，即便是具有信息化管理人才，其对于农业经营也不够了解。通过调查可以发现，我国从事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的工作人员，拥有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知识的专科和本科毕业生低于5%，绝大多数人都是毕业之后自学的相关技术。并且工作的时候，相关人员也仅仅是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集和相关的信息，并没有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索，这也导致了农业信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最终会给农村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更好地进行造成影响。
2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策略分析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提高对于我国农业发展非常重要，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推动我国农业更好的发展。笔者下面主要分析了做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策略，希望能够给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2.1重视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农民是农业建设的主体，想要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便必须重视农民素质的提高。首先，必须做好宣传工作，通过电视和广播等形式来提高宣传的力度，让农民真正的认识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3]。其次，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加大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定期的开展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有关的讲座，从而切实提高农民的信息化管理意识。此外，相关部门还应该给农民提供一些参与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实践中去的机会，通过图书馆和文化站来做好农业知识普及工作。
2.2做好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工作
想要做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便必须通过当前的技术来进行资源的整合，将资源的作用发挥出来。比如，可以进行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设，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农业信息的共享，将平台和农业信息的作用真正的发挥出来。还应该科学的引导农民群众，让其主动积极地进行科学知识的学习，从而提高其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
2.3完善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设备
我国农业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很多地区在农业生产的时候，主要依靠的还是人力，而在农业生产中，将先进设备运用进去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做到这点，政府必须增加资金方面的投入，确保农民能够购买和使用这些设备，为了帮助农民更好地使用这些设备，还需要做好培训工作，激发农民对于信息化的兴趣，确保其能夠准确合理地使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政府还必须完善资金监管制度，确保投入的资金能够运用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去，避免出现资金浪费的情况。
2.4做好信息技术研发工作
想要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便必须分析当前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实际需要，并从问题和需要出发进行科技研发，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存在的问题[4]。首先，政府需要将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政府必须重视农业科技研发，推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技术更好的进步，并将其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其次，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在考虑到农民实际需要的情况下进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技术的创新，切实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
2.5做好农业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对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非常重要，必须积极地引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进行新时代农业工作人员的培养。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将多种培训形式运用进来，帮助农民切实提高其知识水平，确保其素质能够满足农业信息化建设需要。其次，需要重视专门技术人才以及专门管理人才的引进，并通过高薪或者政府补贴等形式将人才留住。最后，必须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从而解决专业农业人才欠缺的问题。
3结语
农业经济想要更好的发展便必须将先进技术的作用发挥出来，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国家农业想要发展得更加快速稳定，便必须全面做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我国相关部门必须认识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投入更多的资金，将先进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加大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力度，将农业信息化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让其更好地为我国农业发展服务。
农业经济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试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优化策略论文
摘要：文章论述了新农村建设要求下的农业经济发展，分析制约农业经济管理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优化策略。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管理；优化
1、引言
一直以来，农村地区的发展是困扰我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难题，也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核心。国家和政府对于农村的发展也持续不断提出各种发展战略。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时期提出的农村发展战略之一，具体要求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而分析新农村的各项建设要求，都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所以本次分析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的相关问题。
2、新农村建设要求下的农业经济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要求下，农村地区进行农业经济发展，一是朝向信息化和科技化发展，农民对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对先进设备的应用也十分频繁，对于市场信息也比较关注，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加快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二是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发展，这是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农业现代化体现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也体现出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相对于传统发展模式，可以更加快速的发展和挖掘市场，根据市场的要求进行发展，在关注农业经济发展持续性的同时关注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发展迈向新台阶。三是工业化生产，主要是农业合作经营制度的提出，提升了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推动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发展，推动农业经济产业机制的进步。在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农产品出现标准化生产，而且表现出农产品加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提升农民的收入。
3、制约农业经济管理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
3.1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发展比较落后
一是传统的小农户经营模式不适应现代化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当前农村地区表现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的情况，导致农村本身的劳动力缺乏，还大都是年龄较大的劳动力，具有丰富种植经验和技能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这就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比较落后，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的农田闲置问题，利用率不高。
二是农业生产企业发展水平不高。这应当是大部分农村地区遇到的难题。对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要想实现集群式发展，需要有龙头企业的带领，有品牌产品优势。但很多农村地区都不具备这些优势，虽然有自己的农业生产企业，但发展形势不容乐观，无法带领小型农户之间形成合作组织，建立命运共同体，实现风险和利益共享，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
3.2农业产业金融体系和产销联结机制水平较低
农业生产也离不开金融领域的支持，对很多农村地区，金融产业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当前农业经济经历多年的发展，已面临转型升级，但是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缺乏资金的支持，导致农业生产存在一定阻碍。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金融体系的发展比较滞后，没有形成有效的产销联结机制，无法为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
3.3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但是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难以为农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硬件设备支撑，导致农业种植效率和质量都不高，无法实现有效的发展。比如很多地区的水利设施比较老旧，不能正常运营，给农业灌溉等带来一定困扰。
3.4农业科技创新力不足
农村地区进行农业发展对于先进技术的重视程度不足，一般都是遵循前人的脚步进行发展，不能积极进行自主创新，科技的力量难以发挥，无法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提升。再加上地方上的资金有限，对于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较小，也存在一定阻碍。
4、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优化策略
4.1健全农业发展新机制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明确详细的要求，所以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农业发展新机制。一是要推动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目前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不断流失，农业方面的劳动力缺乏，存在一定阻碍。因此要推动土地流转工作的开展，提高闲置土地的利用率，明确土地开发和利用的责任方，提高服务水平，强化土地流转登记的全面性和自愿性，对该机制进行创新，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完善相应的制度。地方政府要强化土地流转档案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土地承包档案管理体系，针对不同用途的农村土地进行分类管理。
二是發展集约化农业经营模式。地方政府要整合当地的农业发展资源，实现集约化经营，可以有效聚集资金和技术，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进行产业水平的提升。政府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对农户进行科学引导，促进土地流转承包市场的运行规范化，同时积极促进农业合作社等组织的发展，将农户集中到一起，发挥集体的力量，并进行技术培训和提升。
4.2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一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新农村建设中对生态文明提出详细要求，这意味着进行农业发展要注意绿色和环保。因此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关注这一点。还有，当前农业发展更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限制了农业产业的扩张，使得收入较低，新时期要积极进行创新，建立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绿色农产品等，提升农产品竞争优势。二是推动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新时期，农村地区需要注意加强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度加工，提高其附加值，这样既可以提升农业收益，也可以保证收益的稳定性。
4.3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地区还要完善适应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建设水平，对老旧的基础设施及时更换，使用信息技术进行运维一体化管理，创新农业生产环节的因素。比如灌溉，选择新兴灌溉方式，提升灌溉效率，节约用水，比如滴灌。还要强化先进农业设备的使用，结合本地区的农业生产形势，引进先进的机械设备，代替人工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注重机械设备的日常保养和维护。
有关建筑经济的论文范文一：工程质量建筑经济论文
1.工程质量与工程成本的相关分析
1.1工程质量的变化对M1的相关影响
大家知道，当工程项目的设计要求确定以后，工程质量做得越好。那么需要投入的：资金和材料也就越多，也就是说，M1的值随着工程质量的提高而呈现不断增大的变化趋势。二者的函数关系呈增函数的性质。我们以工程质量做为横坐标。以相应泡M1值做为纵坐标可以做出M1随工程质量的提高而增大的图象，在代表M1的纵坐标上有两个临界点A和B。其中A点表示，当工程质量达到合格品时相对应的M1值，B点表示当工程质量达到优良品时相对应的M1值。
1.2工程质量的变化对M2的相关影响
目前我国的工程预算定额和劳动定额部是以生产合格品作为计价依据的。与此相适应.我国工程质量验收规范中也是以达到合格品作为交付使用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工程质量达到合格品的标准即可以交付使用而无需再加工返修;如果达不到台格品的标准则不能交付使用，必须进行返修或加固，使其达到台格品标准后方能交工。在返修过程中，工程质量越差，返修中需要投八的返修费用就越多;工程质量越好则需要投入的返修费用就越少，于是，M2的值随着工程质量的提高而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二者的函数关系呈减函数的性质。我们以工程质量作为横坐标，以相应的M2值作为纵坐标。可以作出M2随工程质量的提高而减小的图象，当工程质量为合格品时，所对应的M2值为0，即无需加工返修，而曲线与纵坐标的交点C则表示当工程因质量问题而必须推倒重建时所需要耗费的费用。很显然，C点所对应的M2值不仅远远大于A点所对应的M1值.而且也大于B点所对应的M1值。
1.3工程质量的变化对M的相关影响
现在我们来分析工程质量的变化对总的工程成本M的相关影响。如上所述.M=M1+M2，因此分析工程质量的变化对M的相关影响，就是要把工程质量的变化对M1的相关影响和对M2的相关影响合并到一起进行分析，为此我们把两个图象叠加起来。以工程质量作为横坐标。以相应的M=M1+M2的值做为纵坐标。
(1)当工程质量低劣。必须推倒重建时所需要花费的总成本最高，相当于图3中D点所对应的M值。
(2)随着工程质量的不断提高，工程总成本呈下降趋势。这一下降趋努以合格品所对应的M值达到最低点。也就是说。当工程质量为台格品时所花费的工程总成本为最低。其数值等于图1中A点所对应的M1值。
(3)越过台格品所对应的最低点以后，工程总成本即不再下降。而是随着工程质量的提高而呈现相应的上升趋努。其中对应于优良品的M值等于图1中B点所对应的M1值。很显然.B大于A，也就是说优良品的工程成本要大于合格品的工程成本。
2.结论与建议
通过阻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由于M曲线是一条下凹曲线，其最低点对应的工程质量是合格品，因此，从建筑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工程质量管理。应以达到合格品标准为其最优方案。有些企业管理往往错误地认为工程质量越差，相应的工程成本会越低，因此为了降低工程成本而不惜粗制滥造。工程交不了工再来返工修补甚至补强加固。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坑害了国家。而且对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也是有害无益的。
(2)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实行按质论价的经济政策。按质论价的经脐政策包括优质优价和劣质劣价这两个方面。由于优良品的工程成本要大于合格品的工程成本，这一部分差额必须通过优质优价的政策米使企业得到补偿。如果优良品与合格品价格一样，那么企业就会失去创优的积极性。所以，如果工程质量达到优良品标准，就必须在合格品计价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定幅度的资金付给施工企业，以弥补其多出的工程成本。根据我们的调查测算，这个幅度以5%左右为宜。另一方面，凡属不合格工程必须要返修或推倒重来，而且返修损失应列入工程成本由企业自负.如果不管合格不合格都能交工，实际上等于在鼓励企业粗制滥造。对于那些结构无隐患。也能满足使用功能.但观惑得分率达不到70%的可用工程，虽可不再返修。但必须实行劣质劣价，在结算时扣减相应的M2费用，其数值应相当予中线段e的长度。
(3)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工程质量优良率，建议应改革目前以合格品作为计价依据的现状，从而彻底摆脱目前仅以合格品作为奋斗目标的被动状态。改革以后应以优良品作为工程质最验收的标准，凡达不到优良品的工程原则上不准交付使用，与此相适应的是，对工程预算定额和劳动定额也应以优良品作为计价依据。这样，在工程质量与工程成本的相关曲线中，其最低点对应的工程质量就不再是合格品而是优良品，也就是说，企业只有创成优良品才能实现工程总成本为最低的目标，从而有效地激发企业创优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工程质量的优良率。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种改革乃是加强工程质量管理的必由之路。
有关建筑经济的论文范文二：成本管理建筑经济论文
一、新形势下施工企业强化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举措
当前我国多数建筑施工企业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较为落后，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大多采用粗放型的管理方式，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成本管理考核制度，也缺少就科学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目标，使得成本管理工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其工作效率及流程得不到科学的评价和考量，难以在建筑施工的各个环节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大大制约了施工企业的发展。新形势下，施工企业应不断提升对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认识，不断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及管理水平，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不断强化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1.正确认识建筑经济成本管理
多数施工企业对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认识局限于在施工环节中控制能源的消耗，这一认识极为片面。建筑经济成本管理贯彻于建筑施工开展的全过程，包括工程信息跟踪、招投标、组织施工到施工完成的所有环节，因此施工企业要强化建筑经济成本管理，需要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关注建筑施工工作的各个因素环节，做到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考核，综合考虑方案、质量、技术、工期、安全等各个方面，实施成本预测，做好实际成本的核算与控制，实现成本决定生产经营。
2.优化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
健全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是提高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效果的重要保证。施工企业需要做好成本管理机构设置以及人员的配比工作，明确各自的职务职能，充分发挥成本管理、技术、计划、物资、安全、设备、财务、纪检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实现施工企业各部门之间有效的分工合作，同时督促各部门负责人做好带头作用，以提高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效率，确保有专人研究工程前期的整个供应链系统，成本控制及成本预算有专人负责，公司的材料采购工作有专人负责，材料的采购量及价格有专人监督。优化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使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能力不断加强。
3.狠抓项目成本核算与监督
项目成本核算对实现整个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乃至整个施工企业的发展起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项目成本监督则是施工企业对成本开展管理的重要依据，因此强化建筑经济的成本管理需要狠抓项目成本核算与监督。施工企业的成本核算基本制度还不够完善，核算成本的项目容易出现概念不清的现象，成本核算中的程序问题也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施工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工程项目成本核算监督机制，通过完善具体操作步骤，使工程项目成本核算工作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做好科学的监督与管理工作，可对项目管理人员进行统一委派，集中管理，定期实施轮岗制度，从而实现项目成本管理工作的互相监督管理，确保建筑经济成本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4.严格控制施工质量
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是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控制工程项目的成本，那些一味追求低成本而忽视施工质量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但难以实现施工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还会因质量不达标而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有损企业的声誉。影响建筑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人、材料、机械、方法和环境这五大方面，需要对这几个方面加强控制，把好质量关，进行质量抽查和质量检测，确保项目工程一次合格，杜绝返工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东北亚区域；农产品贸易。
1 东北亚农产品贸易的特征。
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差距大，其中，日韩为发达国家，其200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4。1万美元和1。7万美元，而蒙古和朝鲜的人均GDP只有0。16万美元和0。18万美元，还不到日本的1／20。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各国呈现一定的互补性，这为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重组争取了很大空间。在自然资源方面，中、俄、蒙三国地大物博，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日韩两国人多地窄，资源十分匮乏，其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来维持供需平衡；在劳动力方面，中朝两国劳动力富足且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其它四国存在劳动力不足的瓶颈；在生产技术方面，日韩两大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其它四国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产品相对较为低端。这些差异的存在为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2 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现状。
本文采用的农产品国际贸易额数据是按照HS分类的，其中我们普遍将HS前1－24章产品归为农产品范畴。
总体来说，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国家贸易关系最密切的是海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5。8％，一方面，中国作为出口市场向日韩俄三国出口海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又作为进口国向俄罗斯进口大量该类产品；其次为蔬果类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4。
5％，主要由中国向各国出口，且连续多年保持顺差状态。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日韩两国迟迟不愿对中国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甚至不断增加贸易壁垒。中国同各国贸易排在第三位的是谷类，其后为残渣废料类和其它可食用制品。
根据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同东北亚区域各国的贸易往来总体上讲进展较快，每年是以一个很客观的增长率增长。从贸易收支方面来看，中国同日、韩、蒙三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与朝、俄两国连续顺差。但就农产品贸易来说，中国除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保持逆差外（仅2008年为微小顺差），与其它各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顺差关系。
由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走向低迷，整体消费需求大大下降。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同日、韩、俄三国的总额在经过2007年的小高峰之后均有所下滑，尤其是同韩国的贸易合作，2008、2009连续两年负增长指数均高于10个百分点。其中，降幅最大的为海产品和谷类产品。（由UNComtrade统计数据整理而得）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对策。
有专家预测，本次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回暖，但后经济危机时代东北亚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不稳定。中国在农产品贸易往来方面的连年顺差导致日韩等国纷纷采取行动来对抗中国产品，反倾销、保障措施、特保和反补贴等措施屡见不鲜；另外，一些国家还利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来限制进口产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亚若想效仿欧盟和北美形成一个自由贸易经济体，就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一个新的积极的突破点。这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相互协调，力求能在贸易合作中找到一个互利互惠的平衡点。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通过完善自身来适应东北亚这个大环境。
（1）中国应加强与各国间的贸易合作与交流，积极组建自由贸易协定。
（2）严格把关产品质量，积极将高科技引入农产业，产出高端优质产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紧我国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将重心从增加产品数量转移到提高产品质量上来，发展多样化产品，提高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4）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建立贸易摩擦协调机制，对在无防备状态下发生的急性贸易摩擦，要有紧急应对机制，能快速从突发事件回过神来，积极做好“售后服务”，并从突发事件中吸取教训。
（5）完善农产品贸易服务体系，设立贸易咨询机构，向贸易双方提供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市场信息、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咨询。
（6）完善国际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和执行透明度。
虽然现阶段东北亚农产品贸易依然存在着重重障碍和贸易摩擦，但东北亚农产品自由贸易是各国经济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目前能做的就是从内部改善自身条件来适应这个大环境，同时加强与各国的联系沟通，积极融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参考文献
［1］李广勳。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展望［J］。北方经贸，2009，（5）。
［2］胡国良。后危机时代东北亚经济合作机遇及对策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9，（21）。
关键词：工程 采矿法经济
论文正文：
工程原理采矿法运用
1、盈亏平衡点法
通常是在2种方案之中进行选择:其中一个方案在一组条件下可能更为经济,而另一个方案在另一组条件下可能更为经济。通过变换在该组条件下的某一变量值,并使2方案之间的所有其他不同点保持不变,就可为该变量找到一个使得2个方案经济上相同的值,这个值就称之为盈亏平衡点。在采矿方法选择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种采矿方法矿石的损失和贫化率低,但矿石的成本高,另一种采矿方法矿石成本低,但矿石损失和贫化率大。这时可以用每吨工业矿量的收益作为经济效果指标,确定出采矿方法的使用界限临界品位。大于临界品位的矿段,可以使用高成本、低损失贫化率的采矿方法,小于临界品位的矿段,应使用低成本高损失贫化率的采矿方法。
2、价值工程法
价值工程法在采矿方法选择中应用的实质,是把参加比较的各种采矿方法的技术经济指标,通过价值工程法,评定出各指标的功能重要程度,求出无量纲的功能数值,得出各采矿方法的功能分值,再按各采矿方法价值系数高低,排列出采矿方法的优劣顺序,选出最优方案。下面以某铜矿床为例,说明价值工程法的实质和应用步骤。
(1)矿床的地质条件和开采技术条件。该矿床为一厚大缓倾斜矿床,赋存于矽卡岩和硅角岩中。矿体厚度8~50m,倾角为20,矿石致密坚硬,f=12,矿岩均稳,矿体埋藏较深,地表不许陷落。
(2)采矿方法初选。由于地表不许陷落,不能采用崩落法,而选用空场法嗣后充填采空区。矿房宽15m,矿柱宽8m,段高35m。初选的方法有分层回采的房柱法、分段凿岩的阶段矿房法及垂直深孔落矿的阶段矿房法。
(3)确定参与比较的项目。该矿是在厚大矿体中回采矿房,故各采矿方法的损失贫化指标相差较小,可以不参与比较。选取参与比较的指标为安全程度、矿房生产能力、采场工人劳动生产率、炸药消耗、采准工作量、施工难易程度、通风条件及采矿成本等8项。
(4)定性指标的量化。安全程度、施工难易程度及通风条件等定性指标,采用专家评分法,对初选的3个方法方案的优劣度,按10分制进行评分,汇总后取其平均值。该矿定性指标的评分汇总。
(5)确定技术经济指标。通过计算或按类似条件的矿山资料,确定各采矿方法的技术经济指标。
(6)确定比较项目的重要程度。上述技术经济指标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可请专家按0,1评分法对参与比较项目的重要程度进行评比,即以一个项目对其他各个项目一一对比,在2个项目中认为重要的得1分,不重要的得0分,不能在两个对比项目中都得1分或都得0分,只能在0与1中选取。每位专家填写一张如表3所示的评分表。将各功能分数相加后,最重要功能得最高分,但最不重要的功能合计值不能得0分,如得0分,则每个功能分别增加1分。然后,再将全体参加评价人员的评分表中的评价值gi汇总于表4中。从表4得出各项功能的平均评价值-gi。
(7)计算参与比较的采矿方法功能分值。在初选3种采矿方法中,任选一种方法作为对比的基准,例如,以深孔阶段矿房法作为基准,即以表4中的平均评价值-gi为该法的基准指标,与另2种采矿方法的相应指标对比计算。对于数值大的指标为好者(正比关系),基准指标作为分母;对于数值小的指标为好者(反比关系),基准指标作为分子,所得出的比值再乘以基准方法相对应的平均评价值,即得出所对比采矿方法的该项指标的功能值。
(8)采矿方法的功能评价。根据某采矿方法各项的累计功能分值,得出所有采矿方法的功能分值总和,据此求出各采矿方法的功能评价系数(Fi),成本系数(Ci)和价值系数(Vi),从而完成采矿方法评价工作。
3、结论
在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回收地下资源,并达到尽可能高的采矿强度,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应是采矿方法选择的总体原则。目前,多数矿山仍沿用多年的三大步选择法,
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 Asian Model （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 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 ANIEs)，或“东亚虎”(East Asian 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 Asian 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view 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内容摘要:本文从“效率与公平”的全新角度,分析和谐社会运行的动力和制衡机制。既是对“效率与公平”关系说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和谐社会制度建设的创新与探索。
关键词:和谐社会 效率 公平 动力 制衡机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其要义就是要构建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畅通渠道和良性运行机制,使社会矛盾与冲突转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动力和制衡力,从而保障社会的持久繁荣、和谐稳定,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创造条件。
本文从“效率与公平”的全新角度,分析了建立健全和谐社会运行机制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指出建立完善的社会动力和制衡机制,既是对“效率与公平”关系说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和谐社会制度建设的创新与探索。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下社会动力和制衡机制的缺陷
(一)从效率角度
“效率”这里指的是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效率的增长指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或资金利润率的提高,表现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效率优先”原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基础和理论根源。其中,动力机制来自于效率机制,而效率提高的源泉则在于利益分配的手段和格局。“效率优先”有利于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效率的增长,有利于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形成,从而为社会创造一种公平秩序和发展的原动力。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变化,那种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有助于劳动者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使社会经济效益得以提高的动力论将会受到质疑。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动力来自物质利益的假设偏于简单,而且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并非全部来自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因为人不是单纯的“经济人”,是“社会人”,动力机制的源泉不是唯一的,而且效率的增长也不一定来自于利益分配。如果仅仅把效率视为生产效率,那么,动力作用的发挥就会很片面,甚至会出现低效率和无效率,最终导致不公平。
(二)从公平角度
所谓“公平”在这里不是指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均等,而是机会的均等。“兼顾公平”则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社会制衡力的基础。任何社会要发展,仅有动力机制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制衡机制,确保社会运行的相互控制和协调平衡,以便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其中,利益制衡是社会制衡力的中枢。利益制衡最终体现的则是“公平”原则。当说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这里的“兼顾公平”显然是指兼顾机会均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协调,而不是指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均等。所谓的“收入分配协调”(在收入分配协调中包含了收入分配合理差距的存在),就是通过政府运用公平原则建立健全利益制衡机制,保障利益相对均衡的分配,保持社会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理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往往把效率一词限定的比较狭隘,认为效率就是经济领域的效率,不包含社会其它领域的效率。经济效率也只是生产效率,忽视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的效率。对公平的理解也很片面,承认人的机会均等,忽视精神、社会、文化权利的公平。我国实行“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兼顾公平”的政策确实激活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利益制衡机制发挥不到位,导致资本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偏高,且呈上升趋势。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偏低,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趋势明显。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反映了利益制衡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十七大首次把社会公平放在了与效率同等重要的位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一个“更加”表明了党对公平的高度关注,对促进公平正义,创建和谐社会的动力、制衡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公平正义对和谐社会运行的意义
如果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来看,两者同样重要,是人类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两翼。但从最基础的层面看,公平正义更为根本。效率是人和社会生存发展的过程和手段,公平则是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我国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目标,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最终都体现在公平正义之上。公平相对于效率来说,内涵更为丰富,不仅包含经济学意义的公平公正,还包括社会公平公正等。
(一)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运行最大的动力
公平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价值追求,是人类生存、发展以及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最大动力。和谐社会首先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运行的原动力。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而公平正义则体现了人的最基本利益需要和价值所在。需要和利益是人的原动力,人的需要和利益是多种多样并且无穷尽的。不但如此,人的需要来源于社会,因此,人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换言之,任何社会的人,不但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社会人”、“文化人”。
以公平公正作为社会的动力机制,相对于效率机制作为社会动力机制的局限性来说,更为全面、宽泛和深入,也更具有终极意义。总之,社会是由人交互作用产生的,人是社会的主体和根本,人的需要和利益(特别是物质需要和经济利益)是人生产和活动的原动力,也是社会运行的原动力。在各种需要和利益中,物质需要和经济利益是根本的,因此,效率是公平正义的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
一个有平等权利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一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也就是每个人得到全面自由平等发展的社会。在这里,人们不但有最大的积极性和动力创造物质文化财富,而且有最大的约束力和制衡力去尊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从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二)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运行的最大制衡力
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源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是社会最大的制衡力。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源泉,处于效率的中心位置,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效率;同时效率的增长也要围绕促进公平正义这个中心,有了效率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平。
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为主旨、强调效率至上的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从长期看,增加公平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反之,不公平就会损害效率,导致生产潜力遭到破坏,资源分配丧失效率。例如当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出现不公平时,权力和财富的不公平往往会转化为机会的不公平,最终导致社会的无序。当经济和政治的不公平程度过高时,会形成不良的经济政治制度,不良制度偏向于权势阶层,形成穷人复制贫困的不公平陷阱,损害鼓励人们投资和创新的动力机制,从而最终损害效率。还有,贫富差距加大,也会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瓶颈,导致消费结构断层,引起效率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我国经济发展,政府出台政策以“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其中消费占主要比重。而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走低之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4降低到2003年的0.77,年均降低速率达0.005,这些都说明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目前我国消费市场仍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如果减少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不公平,制定出和谐社会的制衡机制,限制特权和专权,较为公平公正地分配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那么,就可以带来许多现实收益和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更多潜在的和长期的收益,有助于提高效率,促进发展。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谐社会的构成和国家的繁荣稳定,依靠公平的社会制度来维持。
总之,社会和谐需要公平与效率。这里的公平,是全部生产要素的公平,是对社会各阶层和各类人群的公平,不是对特权阶层和少数人的公平,和谐社会追求的公平是理念公平、规则公平、程序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和监督公平,任何一个环节不公平,社会都不和谐;这里的效率也是全要素的效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效率,以及各类群体和各个阶层的效率。一个社会的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是否和谐、合理和科学,主要看是否体现全要素公平、全过程公平,并由此形成全要素效率。
参考文献:
1.胡联合,胡鞍钢著.繁荣稳定论―国家何以富强和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2.厉以宁著.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6
3.陈占安主编.从基本矛盾理论到改革开放理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4.广东经济学会编.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编.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红旗出版社,2007
论文摘要:加强和完善高等学校的实训基地建设和实训课教学体系改革，是新形势下高校建设的新任务。国际贸易实务专业实训课教学是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是高等院校实践教学的前提和保障。从适应时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具有实用性和创新性的实训塞地和完整的实践教学模型，对国际贸易实务专业的教学工作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1994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并实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2000年，又提出并实施了“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这两个计划(工程)所立项目覆盖了本科教育的各个学科专业，极大地促进了各学科专业层面对本科教育培养目标问题的微观研究，出版了一批研究报告，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报告在对本学科专业培养目标进行历史回顾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似乎都对应试教学培养目标提出了批评意见，并提出了新实训课教学的培养目标。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研究国际货物买卖的有关理论和实际业务的课程，也是普通高等院校和成人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我们把国际经济与易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界定为:系统掌握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了解当代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现状，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视野开阔且受到较严格的对外交流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能运用外语从事外贸业务，并且有能力向经济学相关学科领域拓展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目前，新实训课教学在高等学校本科培养中的中心地位，已经普遍形成共识，但是必须看到，实践教学是一项不同于理论教学的活动，它离不开两个方面的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国际贸易实务专业属于应用性很强的经济类专业，从适应时代和行业发展的角度看，建立合适的实训基地和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对国际贸易实务专业的实践教学工作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贸易实务本科专业的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国际贸易实务专业以国际贸易合同内容为基础、以签订合同及履行合同的业务操作为轴心，以模拟实践教学为手段，以外贸出口具体业务的模拟操作为目标。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外贸业务的具体操作程序，增强外贸业务的感性认识，了解、巩固和深化已学过的理论、实务与方法，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利用外贸实习平台软件教学，使学生在网上进行国际货物买卖实务的具体操作，能很快地熟练运用进出口的成本核算、询盘、发盘、还盘等各种基本技巧，熟悉国际贸易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运作方式，体会国际贸易中不同当事人的不同地位、面临的具体工作和互动关系。让学生在实训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掌握和吸收课堂中所学的知识，为将来步人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
1.院校自建模式。院校自建实训基地是当前高职院校的普遍做法。在这种模式里，实训基地由院校自己投资建设、由学院自己管理，院校自建国际贸易实训室的最大好处是一次性投人，使用周期长，便于管理，不用求人，实训室使用频率高，受训对象多。但是，院校自建实训室也有一些缺点。由于实训是通过软件模拟国际贸易的流程，扮演贸易中的各方当事人，而外贸软件只能实现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与表格晋录、转换，没有业务流程操作的实务要求，没有具体的外贸产品生产跟单形态。因此，与实际的外贸业务还有较大的差距。
2.校企共建模式。按照双方合作的密切程度.校企共建的国际贸易实训基地可分为两种。第一，浅层次的合作。企业只是院校的实训场所，院校以付费的形式安排学生实训，或者企业通过院校获得廉价劳动力。近年来，由于外贸公司纷纷改制为民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而学生给外贸公司带来收益的能力尚暂时欠缺，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外贸公司接受学生实习的意愿明显不足。同时，从2000年开始，高等院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而与此同时各外贸公司为提高经济效益，人员不断精减，办公场地相对缩小，因此，各外贸公司也不具备大量接受学生实训的能力。此外。外贸公司出于保守商业机密的需要，重要的外贸业务一般也不让学生参与。在一些外贸公司，因为责任风险的明确划分，甚至连一些简单的外贸业务，例如制作单据、发送E一mail等，公司员工都不敢放手让学生做，学生到这类外贸公司实习，形式意义已大于实际意义。第二，深层次的合作。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参与到院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参与教学计划的制订、课程的设置与开发，并按照教学规律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和职业道德教育。而院校则为企业提供职工培训和人才输送等，为企业带来实惠。这种合作模式相对于前一种来讲，具有稳同性和长效性。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前大经贸的经济环境下，实训基地的建设并非要局限在传统的外贸公司，一些生产性企业或者外资零售企业都可以作为实训基地，如沃尔玛企业，它既有国内零售业务，又有跨国采购业务。与这样的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对于学生来说，可以深人了解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技巧，熟悉外资零售企业在采购、配送等各个环节的运作方法。
3.院、校联建实训基地模式
院校联建实训基地一般是两所甚至更多院校根据资源共享、成本分担等方式，联合共建的实训基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各院校在资金、场地、设备等方面的不足。在这种模式下，往往要求合作院校制定科学合理的合作方案，包括如何去建设和管理实训基地等方面的问题，最终实现优势互补和效益最大化。这一模式的最大挑战是实训基地建成之后对它的运营管理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实训基地的生存与运营效率问题。科学的管理方法还是应该运用市场运作的方法，比如，由各个院校出资兴建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贸企业，企业运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各个院校按照出资额多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学生的实习可以直接付费或者从出资额中抵减等，具体可根据公司成立时约定的条款确定。
二、国际贸易实务专业本科实训课立体化教学体系的构建
实训课立体化教学体系模式是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互动过程中，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所建立起来的各教学要素有机结合的框架和教学程序。模式通过教学内容的立体化、交互载体和呈现形式的立体化、应用服务的立体化，向师生提供全套的教学解决方案，借以发挥整体教学活动的作用及各要素内部的功能。
实训课立体化教学体系模式运用电子教案、实务与实训
教材、网络课程、网络助学课件、因特网和局域网环境下的模拟实训平台、电子题库及考核管理系统等教学要素组件，实施立体化教学，以完整的要素手段进行人才共育。
国际贸易实务立体化教学模式的目标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获得相应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模式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一系列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使教学模式与教学目标之间始终保持内在的统一性。
1.实训课立体化教学体系模式的教学原则
以课前课中课后形成立体空间为原则，以教学要素配套组合为原则，形成各教学要素资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环境等)相互支撑、集合发力、全天候运转的立体化体系和结构。
2.实训课立体化教学体系模式的运行系统
(1)教学内容: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内容为基础，以进出口合同签订履行的业务操作程序为轴心，形成二元(理论知识体系和模拟实训)三块(三个方面的知识与技术能力)的结构体系。理论单元主要反映三个方面的知识与技术能力模块:一是对国际买卖条件的把握与运用;二是整个贸易过程的操作方法与技术;三是防范与处理贸易纠纷的能力。模拟实训采用两种环境和方式，一是传统情境模拟，二是网络环境模拟，使学生在仿真状态下展开业务活动并进行相关的意义构建。
(2)内容载体:教学大纲、实训大纲、EDI模拟大纲、纸介质主教材、实训教材、教案、电子教案、业务情境范例、光盘、软盘、硬盘、网络课程。
(3)传输环境:多媒体教室、计算机网络实验室、企业及市场、因特网、局域网、校园网。
(4)辅助教具:投影、图表、数据、单证实物、黑板、白板、录音、电视、电脑、计算机、电子助学课件。
(5)教学资源:教学素材库、惯例法规库、贸易案例库、贸易数据库、贸易网站库、经济论文库、自编试题库、自编案例库。
(6)教学手段。电子教案、实务与实训教材、网络课程、网络助学课件、三套INT网和局域网环境下的模拟实训平台、电子题库及考核管理系统等。
(7)实施程序。模式规定了特定的逻辑步骤和操作程序，使师生有序展开教学做活动，按步骤完成设定的任务。操作程序:讲授一阅读教材一体验范例一情境中的模拟操作及现场实训一当面或网络辅导、自测与评价一操作及知识点综合考核。
3.实训课立体化教学体系模式的教学效果
多重组合的“教、学、做”手段有助于教师因材施教，发掘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相互合作的精神;课前课中课后互为支撑，使学生获得全天候的充实和补偿;师生互动及学生自助辅导，可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学生的问题;教材和课程的设计结构，使学生通过持续的情境模拟，获得业务岗位描述的操作技能。
4.实训课立体化教学体系模式的实施建议
考虑到国际贸易实务本科及实训课程在不同专业(或学科)的不同定位(导致出现的教学内容、重点、课时、教学条件和师生情况的差异)，在运用该教学模式的过程中，使用者应对可供选择的要素和手段进行适当的调整和组合(电子教案、电子题库管理系统、网络课程、网络资源以及不同版本的教材和模拟软件平台等)，以体现对不同教学条件下的主动适应。可以对提供的电子教案进行适应性修改，在提供的两套情境范例的基础上提炼和编制新的范例，以提高针对当地外经贸特点的适应度。在全国多所学校开通“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训平台”的情况下，各相关学校的师生可以在因特网上进行校际混合的多角色的模拟仿真实训，使校际师生间展开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可以通过网络课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网络助学系统、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BBS等，直接进行教师间的互动沟通，以即时解决教师的现实问题。
三、国际贸易实务专业本科实训课教学的实施建议
高等院校国际贸易实务本科专业的实训基地可以有三种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高等院校应该根据学校自身资源情况、招生情况、外围企业及外围院校情况选择合适的实训基地建设模式。如果高等院校自身财力有限，那么，可以考虑院校联建的形式;如果高等院校实力较强，招生规模很大，那么，可以考虑自建和与企业共建两者并举的形式;如果高等院校地处外贸活动极为频繁、外贸人才极为短缺的地区，可以考虑校企共建的形式，尤其是深层次的校企合作形式。同时，实践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综合性的实践教学体系，需要从计划到大纲再到指导书、从协调实践课程排序到技能考证、从理论型毕业论文选题到实践型毕业论文选题等一系列的探索与改革。
1.实训课教学内容设置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课程实训之间的关系。先修课程和后修课程之间的实训内容应避免重复，如国际贸易实务专业的外贸函电、进出口单证、国际贸易实务等课程实训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内容重复的现象，浪费了教学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相关教师应该充分沟通，对教学内容作出合理安排。
2.实训课教学是综合实训与课程实训之间的关系
虽然国际贸易实务是国际贸易实务专业的核心课程，但综合实训并不等于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实训。在综合实训中，以团队建设为中心，通过团队的形成、工作方法、沟通技能、时间管理等主题对学生进行分组分工，包括角色扮演、案例引导、小组讨论等来引导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对宏观政策的敏感、商机捕捉、沟通谈判、纠纷处理等能力。
3.实训课教学应把实践能力培养与专业考证相结合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向学生强调专业考证的意义。一是运用专业知识解决某领域实际问题;二是对国际经济领域某些现象进行理论探讨，主要集中由此可见，学生选题虽然符合专业要求，但是进行理论探讨的比较多，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比较少。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既是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过程，也是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将毕业实习中遇到的问题作为毕业设计的素材，选题来源相对广泛，资料收集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强。所以，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的紧密结合有利于学生在实践中发现和创新知识，提高技能。
[关键词]农村;公共薪柴林地;购买机制;伦布岗村
农村公共资源始终是备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领域。长期以来,“公地悲剧”的阴影一直笼罩 着公共资 源的供给与治理,似乎无知与无助的农牧民终将无法避免囚徒困境悲剧的发生。但是,现实 世界上,公地悲剧的程度并不如预计的那样严重,而是找到了自己的治理方式。对此,经济 学家们提出了 自己的解释,最为常见的是农牧民在重复博弈中建立起了合作的机制。近年来,随着“社会 资本”理论的 发展,以及制度经济学家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农村的大量案例调研,认为农村公共资源治理还 存在着其他的有效机制,例如公共资源治理的购买机制。
正是这种机制的存在,才得以解释我们2008年7月在伦布岗村所观察的一个现象: 村长为村里办事时,除了获得上级政府的工资之外,还单独收取村中每个村民一年 20元的 费用;同 时,村长协调公共林地薪柴采集与分配。而这些协调活动,并不在上级政府规定的“村长职 责义务”之内,村民们则对这 20元的费用,并没有提出多大的异议;从而在村长与村民之 间形成了一种交易。
村长与村民间就公共资源治理形成的交易机制,被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 斯特罗姆(Elinor.Ostrom)形象地称为“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机制。[1](31- 37)本论文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机制为基础,构建农村公共薪柴林地治理的购买 机制,并借此解释伦布岗村薪柴林地的治理。
一、公共薪柴林地使用面临的问题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依据消费的排他性和使用的共同性( common)两个标准,将经济物品 分成私人 物品、公共物品、收费物品及公共池塘资源( common pool resources,简记为 CPRs)等4类,如图 1所示。使用的共同性理解为,“当一个人排除另外一个人使用或消费时,就不 存在使用的共同性 ……使用的共同性意味着个人使用一项物品并不阻止其他人的使用或享 受”。[2](34-36)并沿此分类,发展出系统的治理机制。[3](249) 正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资源治理方面的卓越贡献,使其最终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
按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物品的分类标准,伦布岗村公共薪柴林地,属于典型的公共 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不仅排除村中他人的消费是不可行,而且还可以为村 民个别使用。①
公共薪柴林地面临的问题就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陷入公地悲剧而无法自拔,如图 2所示。
薪柴林生产薪柴的数量有其生物规律,通常当年(t期)薪柴产量受到上年(t-1期)薪柴林 数量的影响,并且当年(t期)薪柴产量受到当年薪柴林木成熟程度的影响,如果过早砍伐 则会因林木不成熟而导致薪柴产量减少,尤其是生长年限短的低矮灌木。
与此相对应,图2A和图2B分别代表了公共薪柴林地资源公地悲剧的两种类型:
图2A代表的是过度砍伐类型。过度砍伐是从砍伐数量维度来分析的,它是指给定时间点上每 个村民都担心其他村民砍伐更多的薪柴,从而自己也砍伐更多的薪柴,但结果导致来年薪柴 林的产量极大降低,甚至消亡。这是典型的不可持续性、林地退化的根源。
图2B代表的是过早砍伐类型。过早采伐是从砍伐时间维度来分析的,它是指给定数量棵数的 薪 柴林,每个村民都担心其他村民提前砍伐,从而自己也提前砍伐,但结果导致当年薪柴林生 产薪柴量的下降。前一种类型被研究较多,而后者则相对少。②
无论是哪种类型,只要满足下列参数条件,则构成公共薪柴林地资源的公地悲剧:(1)T> R>P>S;(2)R>(T+S)/2 ,即“对合作的奖励”大于“对背叛的诱惑”与“对笨蛋的报 酬”的平均值,从而使得村民A和村民B不能通过轮流背叛对方来摆脱困境。[4](88-9 8)③
二、公共薪柴林地治理的购买机制
公共薪柴林公地悲剧的结果将是长期来看所有村民薪柴获取量的下降。[5](85-87)④ 对于这类自然资源的公地悲 剧的治理机制,私有化通常被作为首要的选择。但是,私有化本质上是一种产权界定及随后 的保护活动, 如果产权界定及保护的成本超过所得到的收益,那么私有化将是不适合的。因此,寻求其它 机制以弱化公地悲剧的负面影响是必要的。
(一)关键议题
从博弈论角度来讲,一次性静态囚徒困境所导致的公地悲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便是两 个囚徒在被审问之前被允许进行一次事前交流,但只有博弈是一次性的,那么最终结果仍然 不会改善,都会选择背叛。[6](15-17)因为,他们事前交流所达成的“都不背叛协 定”,会面临 着如何被监督、如果被违反又如何被惩罚的问题;并且当参与人较多的时候,还面临着“协 定”如何达成的问题。
如果将这些从囚徒困境博弈内含的问题,应用到公共资源的治理方面,那么避免资源使用的 囚徒困境局面出现,就需要克服达成、监督、实施那些“合作性协定”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 境。也就是说,需要关注以下三个关键议题。
1.村民们间能否达成“少砍晚砍”的协议
村民们实现合作的协议,至少包括“少砍伐薪柴”和“晚砍伐薪柴”等数量与时间两个维度 的要求。
在没有外部强力维护下的自愿谈判协议要能被实施,那么这个协议一定是可以自我实施的( self-enforce),即全体成员都同意。因此,薪柴砍伐数量及时间的协议,也必须是所有村 民一致同意的结果,否则就会有村民不遵守这个协议。
2.监督村民们是否遵守“少砍晚砍”的协议
如果村民间达成了限制砍伐数量和约定砍伐时间的协议,那么随后的问题就是监督各个村 民是否遵 守这个协议,包括村民是否按协议约定的数量来砍伐,以及村民是否按约定的时间来砍伐。
监督村民是否遵守协议过程中,村民存在着“搭便车”的激励。因为监督村民是否遵守协议 的成本由这个监督村民来全部承担,而监督村民以限制砍伐数量所带来的收益却被所有村民 所享用。
3.惩罚违反“少砍晚砍”协议的村民
惩罚是否可信,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所面临的三个问题中最重要的。如果惩罚是不可信的, 那么就没 有村民会遵守这个协议。惩罚力量可以来自于村民群体内部,也可能来自于外部力量,如政 府或法院或市场仲裁机构或某个自然人。
(二)购买机制
村民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直接受益主体,他们知道如果有某种机制来帮助他们摆脱公地悲 剧,实现合作,那么他们将会实现帕累托改进。而且,这种机制必须能低成本地解决前面叙 述的三个关键议题。
村民群体自筹资金购买仲裁者机制,就是众多机制之一(其他机制包括重复博弈的机制、外 部政府强制机制等)。村民自筹资金购买仲裁者机制,是指村民群体通过购入仲裁者来帮助 他们实现合作,克服集体行动中的困境,摆脱公地悲剧。从博弈论讲,自筹资金购买仲 裁者的机制属于一次性博弈。
博弈论认为,要摆脱一次性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囚徒困境,就必须要改变博弈的结构。通过 引入仲裁者或惩罚者来改变博弈支付结构就是一个解决办法。将外部仲裁者引入到囚徒困境 博弈结构之中,可以通过参与者主动购入一个外部仲裁者(如村中的长者、或村里的干部) 来实现。这个仲裁者是村民群体内部通过协商之后花“钱”聘请来监督村民合作协议的执行 情况,以及处罚那些违反协议的村民。村民自筹资金购买机制,是在奥斯特罗姆(1990)“ 自筹资金合约博弈”基础上修改而来,如图3所示。⑤
步骤一:村民A(也可以是村民B)提出协议(不妨称为协议E),这个协议包括:规定砍伐 的薪柴数量及砍伐时间、建议聘请一个仲裁者来监督协议E的执行和惩罚那些违反了协议的 村民、平均分担聘请仲裁人费用c1。
步骤二:村民B,决定是否接受与村民A提出来的协议E。
步骤三:被聘请的仲裁者,决定是否尽职地履行职责。
利用博弈论的逆向法求解,可以得到图3表示的“自筹资金购买仲裁者博弈”的结果:当仲 裁者履行职责时,村民A和B都采取合作行为,按规定的数量和时间来砍伐薪柴。
如果进一步考虑c1对博弈结果及效率的影响,那么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向仲裁者支 付的费用c1
(三)影响因素
村民自筹资金购买仲裁者的机制中,仲裁者的主要职能并不是提出薪柴资源的砍伐数量与时 间的具体方案,也不提出仲裁费用在村民间的分担方案(这些方案是由村民间自己协议而成 )。这个仲裁者的职能是监督村民间业已达成的协议E的实施,以及惩罚那些违反协议的行 为或村民。因此,村民自筹资金购买仲裁者的机制能否实现,就涉及到三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村民间能否达成一个协议E,协议E是关于薪柴资源的砍伐数量及时间、聘请仲裁者成 本的分担等活动的安排。村民间能否达成协议,受到村民数量及村民规模差异的影响。如果 将达成一个协议看作是村民间的集体行动,那么依据曼瑟尔•奥尔森(1995)关于集体行动 的逻辑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村民公司数量越多,达成协议就更为困难。[7 ](28-29)
其次,仲裁者是否能激励与能力来履行其监督职责与惩罚职责。仲裁者履行职能的激励,受 到其机会 成本、村民支付给他的仲裁费用、以及潜在仲裁者竞争程度的影响。依据信息经济学理论, 仲裁者与村民 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经济效率的实现要求满足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参与约束 体现为村民对 仲裁者的支付不少于仲裁者的机会成本,即仲裁者从事其他活动的可能最大收入。激励相容 约束就是要激 励仲裁者认真履行监督与惩罚职责。激励相容约束的实现,受到仲裁者执行监督与惩罚活动 的成本、所能 得到的从村民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收益差额中的份额的影响。如果仲裁者所能得到的份额 越多,则越有激励来监督与惩罚;反之,则越少激励。
最后,仲裁者履行监督与惩罚职责的成本。仲裁者监督与惩罚的成本,受到资源物理特征的 影响。通 常静止的并且边界清晰的资源,其使用情况的监督就容易实现,例如对静止的森林使用的监 督,就比对流 动的地下水使用的监督,更为容易。此外,仲裁者在那些具有良好社会资本的群体中实施惩 罚,比缺乏社会资本情况下,更为容易。
三、案例研究:伦布岗村薪柴林地治理
伦布岗村位于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它是一个自然村,有49户,262人。伦布岗村 ,不仅处于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带,而且其霜冻期还比较长,因此,农牧民对生活能源的需 求量大。村中农牧民生活用能的主要途经是电力、牛羊粪便以及薪柴。由于伦布岗村背靠河 流,因此在其山边与河边有成片的薪柴林地,从而薪柴在当地农牧民生活用能中占据重要地 位。
(一)伦布岗村薪柴林地治理机制
伦布岗村薪柴林地并没有陷入传统的“公地悲剧”,而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特点的治理机制, 这套机制整体上与前面的“村民自筹资金购入仲裁者机制”类似,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砍伐薪柴的时间被规定。一年一次,并且只能在薪柴成熟的季节砍伐,从而避免了薪 柴林因过早砍伐而降低薪柴产量的问题。
第二,砍伐薪柴的方式被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村长组织村民统一到薪柴林地进行砍伐,从 而节省了在分散砍伐情形下砍伐数量难以监督问题。如果有家庭有事没能参加砍伐,则今年 就不会被分配到薪柴,当然他可以雇佣其他人来帮他替工。如果家里没有劳动力例如全 是老人小孩病人,那么他们仍可分配到薪柴。
第三,砍伐薪柴的分配被规定。不仅规定了整个村里大致今年可以砍伐的薪柴数量要求,还 对被砍伐来的薪柴做出了公平的分配方案:依据家庭人口数量来进行分配,每人一捆,并且 每捆薪柴数量大致相同。从而避免因分配不公而导致协议无法实施的问题。
第四,村民每年会给村长20元钱,作为一年中为村民服务的劳务费。当然村长为村民办的事 情,可能不止砍伐薪柴这一项。
(二)村长成为村民仲裁者的解释
伦布岗村这套机制得以实施的两个关键因素是:村长成为村民仲裁者,以及村里的社会资 本禀赋。
正如理论分析所指出,只有仲裁在能够有效地解决“监督与惩罚”问题的前提下,这套“ 购买机制”才能顺利实施。
相对于选择一个“外来的异乡人”充当仲裁者而言,伦布岗村村长在监督与惩罚方面具有如 下优势:
首先,村长具有弱化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一是,村长是本村人,他了解本村村民的许多 信息,例如每家有多少人,从而确保公平地分配薪柴数量;二是,村长是干部,经常与村民 打交道,因此他比本村其他村民更了解整个村的情况。
其次,村长具有惩罚违反协议村民的优势。村长是村级行政干部,不仅比普遍村民具有更高 的威信,而且手中还握有一定的行政资源与权利,从而村长可以通过更多方式来惩罚那么违 反协议的村民。
最后,村长有激励来监督与实现惩罚。一是,协调村里的公共事务,避免争夺资源的群体冲 突,从而可以获得连任和上级乡政府的认同;二是,村中每人支付20元,一年2000多元的收 入,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三是,村中其他潜在村长人选的竞争,迫使现任村长增强激励, 否则就会被替代。
(三)社会资本与村民合作的实现
公共薪柴林地治理的村民自筹资金购买机制的实现,除了要求仲裁者具有在监督与惩罚能力 之 外,还要求村民能够达成聘请仲裁者的协议,以及遵守协议。这就要求村民们具有较高的公 德心、保持共同生存环境的责任心、遵守诺言的诚信等。这些风俗习惯、道德文化被归入了 社会资本范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将社会资本理解为共享的知识、理解、标准、规则以及对有关个人群 体进行周期性活动的互动模式的期望。[8](217-272)正是社会群体相互信任中形成 的共 同标准、习惯、风俗等,使得他们在合作中降低了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节省了交易成本。
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宗教观念影响下,伦布岗村农牧民中存在着大量积极的社 会资本。
首先,沟域的地理地貌特点,使得农牧民长期以来在相对稳定的人群之间交易,相互之 间在不断重复交易中建立了长期的互惠关系,相互帮助。例如村中由2个70多岁老人构成的 家庭,即使不出劳动力到山上砍伐薪柴,也能分到按人口数量计算的薪柴。其次,商 品经济意识并没有内地显著,这使得农牧民相互之间较少的相互计较,更加注重邻里关系。 最后就是,农牧民的宗教观念中,存在一些有益的约定,例如偷窃是被认为可耻的行为。
伦布岗村凭借这些积极的社会资本因素,不仅使得村民们更加容易达成合作的协议;而 且还因为存在较大的违约心里成本而降低违约的动机,进而节省了村长的监督与惩罚成本, 促进了伦布岗村公共薪柴林地治理购买机制的实施。
注 释:
①其他经济学家,例如斯蒂格利茨,曼昆等,则将公共池塘资源称为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等 。它们经济性质基本一样。
②与此第一种类型相类似的还包括经典的公地上放牧案例。与第二种类型相类似的,不包括 “路边没有成熟的水果就被摘光”,“为了抢购商品而导致排一夜的队”。
③对于第二个要求,是否必要,博弈论领域仍存在不同观点。如果只考虑一次博弈的话,只 需要第一个条件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囚徒困境博弈。但是,著名的博弈论实验领域的专家罗伯 特•阿克塞尔罗德,则认为第二个要求是必要。
④如果从更宽泛角度来讲,还存在另外类型公地悲剧。一类是,如果气候变得干燥,薪柴林 需要进行必要的护理,例如浇水和病虫害治理,那么这些维护活动将是一种收益不能排他的 活动,从而最终无人承担。另一类是,如果依据现在林地资源,再进行一些人工种植或养殖 就能产出其它有价值的副产品,例如“林下产品”的种植,但是由于这些林下资源的种植无 法监督保护以防止别人偷窃,从而导致最终无人种植,林地资源的潜在价值没有充分挖掘。
⑤这个仲裁者的功能,在其他研究中也存在。例如,张五常提到的“江边拉船的纤夫们自愿 雇佣监工来监督和鞭打他们”。
主要参考文献: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0.
[2]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益物品与公共选择[M]. 载 于迈克尔•麦金尼斯主编《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3]Elinor.Ostrom. How type of goods and property rights jointy affect c ollective action[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of politics. 2003(3).
[4]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 合作的进化[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5]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8]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一种时尚还是一个基本概念?[M].载于《 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帕萨.达斯古普塔,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编.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5.
Study on Purchase Mechanism of Rural Common Firewood land′s Governance:
Lunbu gang Village Case in Tibet
关键词：资本成本 债务成本 市场交易成本 所有权成本
一、对资本与成本范畴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义资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义好“资本”与“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基于经济学中“资本”与“资产”不分，我认为，学中“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就是资本的定义。一个佐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资本的定义。他认为：资产是可用的经济资源；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着“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资产须经交易而转手（资产转让），才能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变为资本；所以，资本是构成独立的未来收入流的资产，即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1）。
会计学中的“资本”一般是指“资产（资金）的来源”，按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来解释，“资本”即指“负债+所有者权益”。我认为，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中的“资本”应作会计学上的解释。
张五常（2000）认为，“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可见，经济学家是把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的。汪丁丁（1996）进一步认为，机会成本的两个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选择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们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作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选择，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独立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客观价值”基础上的成本。据此，在经济学家看来，沉没成本、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财务理论中，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应是可取的。还要注意的是，选择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成本也是未来成本，而且必须弄清楚谁将承担成本。公司财务中的筹资、投资等财务决策正是面向未来的，作为财务决策标准的“资本成本”要能面向未来，所以用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来理解“资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资本成本的定义与计量
（一）资本成本的定义及相关
在公司财务中，资本成本的一般定义为：公司筹集和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根据上面的，这个“代价”应以“机会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担资本成本的主体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资本成本是特定企业筹集和使用资本应承担的机会成本。
根据上述定义，资本成本由两部分构成：（1）筹资费用，指在筹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属于市场交易成本；（2）用资费用，指在使用资本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后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②以发红或股利（股息）（投资报酬率）形式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进一步，资本成本的静态（不考虑时间价值）表现形式有：（1）绝对数，即“资本成本额=筹资费用+用资费用”；（2）相对数，即“资本成本率（k）=年平均资本成本额/筹资总额”。实务中则常用“资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资费用/（筹资总额-筹资费用）”。通常，用到“资本成本”时，即指“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有四层含义：（1）个别资本成本，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下的资本成本。（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综合资本成本或总资本成本），即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3）个别边际资本成本（MCC），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它有三种定义方法：①数学上的定义。若y=f（x）[y：个别资本成本；x：筹资量]，则MCC=dy/dx.②经济学上的定义。x=1时的y（因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而增加的资本成本），即为MCC.③财务管理实务上的定义。企业新筹资本的个别资本成本，即为MCC.这个定义的误差大，但实用。（4）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它是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
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而且并不严格区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与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笼统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二）资本成本概念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资本成本是比较筹资方式、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依据。个别资本成本是比较各种筹资方式优劣的一个尺度（但不是选择筹资方式的唯一依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基本依据；个别、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是比较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重要依据。
2、资本成本是评价投资项目、比较投资方案和追加投资决策的主要经济（财务）标准。人们通常将资本成本视为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 rate），即视为投资项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还作为比较选择投资方案的主要标准。
3、资本成本作为资本化率，是运用贴现的现金流量方法进行价值评估（财务估价）的关键因素（变量）。
4、资本成本还可作为衡量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的基准。近年来，在对公司的绩效进行财务衡量时，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剩余利润（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EVA）或调整的经济增加值等指标。这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上述指标中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之一。
（三）资本成本的计量
要发挥好“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公司的财务决策与绩效解释的功能，如何准确计量（也许用“预测”更恰当，因为要计量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徒劳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所罗门的“现代公式”（2）。所罗门于1963年出版的《财务管理理论》认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促使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价值与企业当前价值相等的折现率”。据此，所罗门建立了一个被学术界称为“现代公式”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K）”计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为企业预期未来净营业收入；k为债务资本成本D为债务的市场价值，S为（所有者）权益价值；V为企业价值（V=S+）；t为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率。
阿迪提（1973）认为，“现代公式”所隐含的下列假设以成立：①预计企业将有永续固定的盈利（为了运用永续年金值公式）；②企业盈利等于预期未来净营业入。
我认为，“现代公式”还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推导的问题。所罗门的推导起点是“K=x（1-t）/V”，然后将“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现公式”。问题是，x≠（x-kD）（S/V）+k D（D/V）。理由如下：x=xkD+kD=[（x-k D）+kD]（V/V）=[（x-k D）+kD][（S+D）/V]（x-k 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财务估价中，人们本来是要利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估计（预测）适当的折现率，以便评估企业价值。而“代公式”不过是这一过程的逆运算（有“循环论证”之嫌），试问：“企业价值”又如何确定？用折现现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确定的“企业价值”代人“现代公式”，反求“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能保证与折现现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恐怕是“现代公式”无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种计量“行业平均资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为企业权益资本成本；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D/dA为企业负债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归而得：
（V-TD）/A=■+■/A+■+■（A/A）+U/A
式中，V为企业当前市场总价值；D为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A为企业总资产的账面价值；A为资产的变动量；X为企业预期息税前收益；U为随机干扰项；■为常数项；■为规模系数；■为预期收益系；■为增长系数。
笔者发，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问题：①MM方法不是对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虽然它对个别企业的财务决策有作用，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难以从MM方法出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公式；③C=f（K，dD/dA），而与负债资本成本本无关，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弃了“加权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与实践（税法）不符，改“（X-I）（I-T）”才对（I表示因负债而发生的利息费用），与因变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业资产收益率，用来作为K替代，显得很牵强；⑦寻找V的替代变量（计量方法）成为成功运MM方法的关键，而对V的计量本来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确，也只能求得历史（过去）的资本成本，但这与资本成本的定义相。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线性的延伸，因此经验估计的结果对来的指导作用要大打折扣。
国内，沈艺峰（1999）、王宁（2002）运用MM方法检验了“股权成本高债务成本”理论的正确性。裴平（2001）用自己构建的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行了计量，但与前两位的结论相反，少安（2001）的结果支持裴平的结论。他们的相互矛盾的结果难以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财教科书方法。几乎在所有财务管理教科书中，多是先求出个别本成本，再以财务结构（各种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作为权数，用统计学上的加权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笔者把这种方法叫做“财务教科书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论文《资本成本会计》，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既然大量财务管理教科书财务学者采用上述方法，笔者认为必有一定道理。
纵观个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无不是利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而求的。这说明资本成本是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财务教科书方法”还有一大优势是，它能求出个别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可直接用于财务决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简单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观判断就准确的计量出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方法，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这种方法（作者注：也永远也找不到）。这就要求公司必须根据其自身所面临的各种经环境，对各种计量方法的实用价值进行判断，从而，选择出在现有的情况下相对合理的计量方法。”（1997）笔者以为这种概括深“机会成本”概念的真谛。据此，可以预见，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构建与选择不能偏离“机会成本”概念，否则，都将难免犯错误。
三、对“资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创新
将“资成本”理解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分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是“还原”，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还为债务成本和（所有者）权益成本。进一步，将债务成本分拆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债券成本、长期借款成本、长期债券成本等，将权益成本分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拆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财务决策需要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此，我们试图运用新制度学的有关知识，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分拆为“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开拓财务理论的创新空间。
1、债务成本。公司因债务而导致的未来现金流出一般是预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预测难题，所以债务成本的计量相对容易做到。不过，因公司一般有多种债务，所以债务成本也应是一个加权平均概念。值得进一步的是，增加债务可以增加税盾（TaxShield）效应，降低成本（信号传递效应），但债务成本本身却会因此增加（债权人将要求更多的风险报酬，破产成本也会增加），那么债务成本与成本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有何？此外，市场是如何影响债务成本的？在公司重组（如债务重组）时，降低财务杠杆，随之降低债务成本，是如何影响绩效（效率），资本市场又作什么反应？
2、市场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学者们的注释与发挥，更使人坠入云里雾里。为此，我们尝试作一粗浅的梳理。
张五常（2000）认为：“必须把‘交易成本’定义为所有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评：“这个定义显然不是构建性的。因为它只能说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说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学派把交易成本按照发生的时间分成两类：（1）事前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前，包括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等等的费用；（2）事后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后的执行契约的成本，包括监督、惩罚、奖励、怠工等等行为造成的费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约成本（尤金。法马，1990）。
在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2）人的保证支出；（3）剩余损失。
张五常曾经提出，“交易成本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这个观点，并给出了如下定义：制度成本是选择制度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是那些没有得到实现但经由参与博弈者的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均衡价值。他还了这样的定义无法回避的四个困难：（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组织分工所花费的机会成本。然而这群人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来组织分工并协调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规范的，等等，其“成本”是无法定义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从生产的“技术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分离出来。（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不确定性。于是，当事人不可能确定他的每一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两个以上人的行动，所以必定是博弈行为。改变交易成本就意味着博弈的人“选择”从一个均衡跳到另一个均衡。但是，这种跳跃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就连博弈学家也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计量交易成本是困难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影响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个因素（交易维度）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而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在《企业所有权论》中则认为下列因素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单纯的市场支配力、置后的市场支配力（锁定，Lock in）、长期合作的交易风险、信息不对称、策略性的讨价还价、客户偏好的信息传递、客户的不同偏好的妥协和协调、异化（Alienation）。谁来承担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业所有人、企业客户、其他生产要素的供应方将分担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谁的头上是由企业涉足的其他市场的性质来决定。无论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总是存在着一种动力或利益驱动推动企业以重组的方式采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所有权形式，以尽可能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可见，要对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财务理论中，笔者以为至少还要解决如下：（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义及其构成；（2）交易成本与成本、契约成本之间的关系；（3）不应将交易成本等价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种交易成本的承担者；（5）哪些具体的交易成本才可以进入公司财务理论视野，即将宏观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微观化（深入公司层次）；（6）公司资本成本中，哪些属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问题难度很大，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可行的选择是进行简化处理：将公司资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为显性的交易成本和隐性的交易成本。显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筹资费用”，即企业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至于隐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计量的困难，我们暂时不作考虑，有待经济学和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解决。但在决策时，我们必须定性地考虑诸如隐性的成本、破产成本、寻租成本等的影响。
经过简化处理后，还必须明确一点：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成本时，就不要重复计算显性的交易成本——“筹资费用”了，必须将交易成本从原来的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权益成本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考虑。单独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意义在于，将促使公司财务管理关注其外部市场环境，从而更加重视对理财环境的研究，以便在筹资时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3、所有权成本。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所有权”概念在上比较明确。按照钱颖一（1989）的理解，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有三种常见的含义：（1）对财产资本回收的权利，这是“产权学派”的定义；（2）对实物财产的控制权利，这是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义；（3）资本回收和控制权利。现在，一般取第三种含义，并表述为：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和收益的索取权，而且收益权（而非控制权）是所有权的本质（李笠农，2001；殷召良，2001）。这时，企业所有权事实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着。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企业所有权被严格定义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谢德仁，2001）。亨利。汉斯曼在《企业所有权论》（中译本）中写道，企业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两项名义权利的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权。由此可见，企业所有权不是企业的所有权，而是指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所有权。
亨利。汉斯曼进一步提出了“所有权成本”概念：企业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这些成本可大致分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前两种是与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这一权能相关的，第三种则是直接与剩余收益的索取相关。具体而言：（1）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其实就是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企业所有者为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付出的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间交换意见和作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和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2）集体决策成本是指当多个人共同分享一个企业的所有权时，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可能会不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他们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集体选择机制（如表决）。当所有者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分歧时，这种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成本，即“集体决策的成本”，包括因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和决策过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权的第二种权能——剩余收益索取权也涉及很多成本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成本。因为这些风险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剩余收益中。
笔者认为，所有权成本是企业所有者获取和维护所有权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同样用“机会成本”计量，而且由企业所有者承担。不过，这种所有权成本最终将在企业得到补偿——企业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除非企业失败）。因此，转换一下，可以认为，所有权成本即财务管理中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从而使所有权成本回归“资本成本”的逻辑体系。“（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可定义为企业支付给权益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报酬，投资报酬又可分解为无风险报酬和风险报酬。这里，大致可以这样理解：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对应“无风险报酬”，风险承担的成本则正好对应“风险报酬”。在财务理论中，“风险报酬”、“无风险报酬”均可以单独计量，只是要将“无风险报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并进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的具体成本项目，这个计量就困难了。
将“（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分类，将有助于改进财务决策理论，使决策分析深入“分子”层次，考虑问题将更周全，并提高决策效率。为了区别传统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的分类（如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将“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总称为“所有权成本”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定义。
“所有权成本”概念还将企业与其所有者联结在一起，必将拓宽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视野。公司财务管理应该为降低所有权成本作出贡献。同时“所有权成本”概念为论证“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了支持，或者说，公司价值最大化也是为了“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了改善公司绩效，我们必须重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公司控制权市场对所有权成本的影响，理论上值得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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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企业所有权论》（于静 译），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路易斯。普特曼（Louis Putterman）、兰德尔。克罗茨纳（RandallS.Kroszner）：《企业的经济性质》（孙经伟 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沈艺峰、田静：《中国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定量研究》，载于《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载于《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A.A.阿尔钦H.登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迈克尔。詹森威廉。梅克林（1976）：《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载于陈郁编《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尤金。法马（1990）：《契约成本与融资决策》，载于陈郁编《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汪丁丁：《在经济学与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钱颖一：《企业理论》，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3、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 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4、王宁：《企业融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裴平：《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胡玉明：《论资本成本会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17、李笠农：《探寻新的模式——从所有权到国有资本经营体制的创新》，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殷召良：《公司控制权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9、刘芍佳、从树海：《创值论及其对企业绩效的评估》，《经济研究》2002年第7期。
20、孙铮、吴茜：《经济增加值：盛誉下的思考》，《会计研究》2003年第3期。
21、魏明海：《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会计研究》2003年第2期。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