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3: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农村储蓄 农村人均纯收入 消费水平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费作为最终需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经济活动的终点和目的，又是经济生产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间题，而消费函数是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消费同时又受收入和储蓄的制约，由于90年代前后物价快速上涨，本文推测90年前后收入与储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因此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90年代前后的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加以分析，并得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关结论。
一、收入、消费与储蓄理论的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消费的研究始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于消费的研究主要涉及消费者利益最大化问题的微观观察以及消费理论的验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包括纯理论的探讨、统计计量验证，也有理论与计量方法相结合产生的具有良好预测功能的经济计量模型。具体来看，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有以下几个著名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凯恩斯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影响个人消费的主观因素是比较稳定的，实际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其消费支出也增长，但消费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也就是说，如果其它情况保持不变，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平均消费倾向趋于下降，而平均储蓄倾向趋于上升。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对于消费的研究，但同时它也反应出了一些问题。绝对收入假说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的观点，缺乏对未来的影响分析，因此显示了这一假说的片面性。
杜森贝里在其《消费、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一个家庭或个人的现期消费，会受到自身收入和周围他人的影响，在存在着这种消费“示范”效应的情况下，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不是递减的，即社会总需求水平不会轻易下降；同时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自己历史上曾经实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受“高峰时期”收入的影响，这被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因此家庭短期消费行为和长期消费行为的结合，产生了所谓的“棘轮效应”，即经济中消费变动要比收入变动稳定的多。
随着西方收入与消费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对于该问题的探究也不断深入。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上，早期的文献一般采用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对上述各种假说下的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而近几年来，依托于计量经济模型理论及应用上的不断发展及成熟，学者们采用新的实证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这一经典课题，以求在新的模型框架下对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从国内的文献来看，赵卫亚（2003）利用变系数和变截距PanelData模型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分析了收入差异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杭斌、申春兰（2004）则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变协整分析研究了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沈晓栋、赵卫亚（2005）采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作了实证分析。
另外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锐（2003）运用ELES模型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生活支出标准、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计算和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还不是很高，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有很大的变化，各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差异比较大。
本文应用计量经济模型，从量化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改革开放以来收入水平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全面揭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对消费的影响。
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可以利用各年按收入等级分组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储蓄的统计资料，对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进行研究。
2.1 模型的建立
模型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显著的变化，设定初始模型应该为：
其中：
CK――存款（使用的是农村人均存款（元））
SR――收入（使用的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元））
α――常数项
β――随机干扰项
为防止时间序列数据各个年份之间存在差异，在这里对模型稍作调整，对模型统一取对数，一方面消除了历年数据之间的差异性，使数据更加平滑；另一方面，凸显参数意义，使模型估计更准确。
调整后的模型如下：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收入高低，但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影响消费的因素还包括储蓄等，由于农村居民受传统意识的的影响，收入与储蓄的关系也对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本文采用1978年到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储蓄与收入的相关数据，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数据详见《中国统计年鉴》）
2.2 用OLS法估计模型
由于本文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对1978年到2004年的数据需要分开检验。利用EVIEWS 6.0首先取1978-199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具体模型为：
由此可见：拟合优度可决系数显著，说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模型与样本观测值拟合优度较好，回归直线与样本点拟合的很好，但由于DW值为0.838，说明变量至少存在一阶正相关，所以引入AR（1），AR（2）进行迭代修正，两次差分之后模型为：
经过两次迭代修正后，不但拟合优度较好，而且D.W.=2.01，说明模型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已经修正，同时再对模型进行LM（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
同理，再选取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迭代修正后，得出的模型为：
此处需要对1990年前后的估计模型进行经济意义的检验，由以上两个模型可以看出：
1978-1990的模型中：=4.24，=0.57
1991-2004的模型中：=-5.58，=1.67
即截距和斜率发生明显变化。截距上的变化说明随着改革开放影响的逐步扩大，农村居民收入中储蓄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用于消费支出和其他性支出比重上升；斜率的变化也很显著，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储蓄额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本文在这里发现，1990年以前，当收入为零时，储蓄额为正，说明既有储蓄的存在，即，本期储蓄并不一定受当期收入影响，另外还有其他农村居民特有的因素影响；而1990年以后的模型中，截距为负，本文认为农村居民储蓄额减少，消费增加，只有当当期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农户才会选择储蓄，明显区别于1990年以前，本文认为是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户收入更多的用于消费，而弱化了储蓄的地位。
由于1990年前后模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本文在此引入虚拟变量，以期凸显模型的估计意义。
设XN为虚拟变量，以加法方式引进，仍然以1990为界：
XN=，并对模型进行了二次迭代进行修正，模型如下：
由此可以发现所有检验值均通过检验，证明引入虚拟变量是有意义的，在10%的显著水平下能够通过检验，所以已经证实有变化，进一步证明了1990前后物价飞涨对城市居民的储蓄和收入关系造成影响的事实。
三、结论
本文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做了相应的实证分析，并对1990年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做了比较，从中得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除去收入这个主要因素外，还受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
3.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挺进，市场经济逐渐完善，中国广大农民逐渐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农村居民在我国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农村居民的消费也必将成为全国消费的拉动者。推动农村消费，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逐年扩大，呈现强劲的上升势头，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其他支出不断扩大。
3.2 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降低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的，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农村居民不再一味的把收入转化为储蓄上，而是积极的用于消费和其他相关性支出，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也影响消费的变化。
3.3 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变小
90年代以前，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较大，其中，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转化为储蓄，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但90年代以后，改革思潮的不断涌入，农村居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促使消费成为收入的一大目的，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逐渐变小。
3.4 农村特殊坏境的存在
由于农村这个特殊环境的存在，居民都生活在相当熟悉的环境中，村中无形的支出压力（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也给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村民储蓄的倾向更高，但是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也无形中减轻了村民的这种负担，加之社会的开放程度的提高，村民的收入则更多的用于消费和其他性支出。
参考文献：
[1] J.M. Keyen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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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J].统计研究，2004，2:21―24.
[5] 沈晓栋，赵卫亚.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J].经济科学，2005，1:18―22.
[6] 李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数量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3，(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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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骆祚炎, 刘朝晖. 1992年以来中国消费函数实证分析[J]. 消费经济, 2004,(03).
［关键词］财政收入；国民经济；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048-01
1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的特点
1.1 财政收入规模与经济总量不断扩大
1978―2009年,在这改革开放31年里,我国的年财政收入逐年上升,国家经济运行状况良好。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规模达到68518.3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60.5倍多,且较2005年的31649.29亿元已经翻倍。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显然,中国财政收入绝对规模的增长幅度越来越明显。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中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逐年增加。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24.1亿元,2008年中国GDP已经达到300670.0亿元。
1.2 财政收入与GDP变化率的波动性强
财政收入与GDP保持着同步增长,两者增长率的波动性较强。改革开放后GDP的平均增长率达16.06％,有12个年份的增长率在15％以上。其中增长率最大的是1994年,增幅达36.4％。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14.5%，其中2007年的增长率最大。增幅达到32.41%。
1.3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变化
自1994年我国分税改革以后,我国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1994年下降趋势,变为从1995年开始的上升趋势,从而使我国改革开放至今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曲线呈现出U形。因而可知自“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以来,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加强,也即表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在有效地加强,从而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1978―1995年,中国财政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0.2％,降幅超过20％。从1996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有所增加,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但财政收入占比依然很低。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0%,刚刚达到改革开放后的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
1978―1995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是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分配秩序混乱――“费挤税”直接削弱了财政收入能力；财政收入结构不尽合理,导致税收收入水平下降；税收优惠政策过多,造成应收不收；税收收入征管不力,导致财政收入大量流失。从1996年开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呈现上升趋势。
1.4 财政收入弹性较小
（1）财政收入弹性即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名义增长率之比。其经济含义是：分析和判断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是否保持同步,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经济增长对财政增收拉动大。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收入弹性有较为显著的变化。1980―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平均财政收入弹性为0.605,而1995―2007年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弹性增加到1.50。也就是说,以分税制改革为分界,在此之前,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在此之后财政收入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
（2）中国财政收入超GDP增长的原因分析。一是分税制改革的效应,分税制改变了1994 年之前实行的财政大包干管理体制下的定额分成合同和比例分成合同形式,有效地处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二是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明显加强了税收征管力度：强化了依法治税的理念并改进和完善了征管制度。三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取得了不小成效,全社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四是个人收入的迅速增加与个人所得税费用的扣除标准长期不变。因此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员范围迅速扩大,再加上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增收的办法,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的增加成为造成中国财政收入超GDP 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五是资源环境和土地价值的提高。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升温,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也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非税收入对财政收入超GDP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
2 财政收入和GDP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产品的丰富程度和经济效益的高低,它可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指标来衡量。一般认为,财政收入与GDP的比例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若财政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的增速,可能使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降低,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若财政收入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则有可能加重国民和企业的负担,不仅有可能抑制消费,而且也不利于企业的再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同样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不利影响。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在GDP增速之上。下面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做定量分析,研究国民经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2.1 总量分析――财政收入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模型的建立以及拟合效果的分析得出结论：GDP的系数0.239666是财政收入TR对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边际值,表明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财政收入将增加0.239666亿元,两者之间成正比变化,即在新增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有23.96%通过财政分配变成财政收入。因而可见,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关系到财政收入的多少,从而,加强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财政收入的稳定增加,对于政府更加良好地实施宏观调控,引导经济的良好进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2 弹性分析――财政收入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相关性分析
财政收入和GDP都是逐年增长的,但增长速率不同。同时，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收入弹性有较为显著的变化,以分税制改革为分界，在此之前，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在此之后财政收入的增速高于GDP 的增速。
2.3 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实证分析的结论
财政收入与经济总量存在高度相关性,中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有分税制改革效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效应,部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使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累进税率制度使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财税制度存在的缺陷导致财政收入虚增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规模的绝对量逐年增加；在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个财政规模的相对量指标也在逐年增长。这些总体的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有效改革,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济职能也在不断深化,推动着整体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关键词】《成都晚报》 典型报道 官方话语 民间话语
一、研究背景
1963年3月5日,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因此,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从1963年到2012年,我国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50年间,“学雷锋”报道中雷锋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媒体定位与话语表达的关系如何成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创刊于1956年5月1日的《成都晚报》。选择《成都晚报》的原因,一是《成都晚报》创刊时间早,见证了“学雷锋”报道的全过程;二是《成都晚报》的身份经历了党报到都市报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型报纸典型报道的侧重点。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将1963-2012年这段时间分为四个阶段,即之前、期间、改革开放初期和新时期。对同一份报纸不同时期的报道差异进行比较。具体而言,以《成都晚报》1963—2012年间的“学雷锋”报道为研究对象(部分年份3月5日没有报道,因而选择3月6日的学雷锋报道),对其报道数量、消息来源、体裁种类、表达主题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内容
1、数量分析——“学雷锋”报道的数量统计
从图1可以看出《成都晚报》的“学雷锋”报道的数量呈递减的趋势。在2001年7月1日改版前,《成都晚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对“学雷锋”报道较多,1963年(8篇),1973(4篇),1981(6篇),1997年(4篇)。而在2001年7月1日改版之后,《成都晚报》改为都市报,“学雷锋”报道的数量有所减少,这种减少的现象,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成都晚报》的定位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2、来源分析——“学雷锋”报道消息来源为“新华社”所占的百分比
新华社是我国的国家通讯社,可以看做是政府用来设置媒介议程的机构。笔者此处用新华社的稿件代表政府的议程设置。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成都晚报》改版之前,报纸较多转载新华社的稿件,其中1970年、1976年、1991年的“学雷锋”的报道全部采用新华社稿件,这一时期《成都晚报》多配合全国对雷锋精神的宣传,执行党报的职能,进行了“以雷锋为榜样 做的好战士”,“发扬‘钉子’精神”,“认真读书刻苦学习发扬雷锋精神,献身四化建设”等议题设置。
3、体裁分析——“学雷锋”报道中各类题材的百分比
从图3可以看出,“学雷锋”报道的体裁种类如图片报道、人物专访、杂文等比例有所增加。其中图片报道的数量从最初的8%增加到11%,而消息的数量从原来的50%下降到如今的39%,在新时期增加了人物专访这类体裁,并占到了20%。而对“雷锋精神”的多角度报道,表明了对受众需求的重视和反馈。值得注意的是,评论类从期间的17%,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1%,再到新时期的2%呈递减趋势。笔者认为这一变化与该报由党报向都市报的转变有关。
4、报道主题
通过对《成都晚报》1963—2012年的“学雷锋”报道的整理分析,笔者发现其不同时期所弘扬的雷锋精神在内容上有差异,下表总结了不同时期重点宣传的雷锋精神所体现的内涵。
四、研究结论及思考
从《成都晚报》1963—2012年的“学雷锋”报道的量化统计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报道在数量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尤其从2001年开始,即该报改版之后,反映市民生活的报道增多。
1、《成都晚报》改版前对“雷锋精神”的宣传化传播
改版前,《成都晚报》是成都市的市委机关报,即作为“喉舌”的党报形态存在。对照各个研究阶段的历史背景来看,“雷锋”精神与当时政府所要弘扬的主旋律密切相关。作为党报的《成都晚报》报道内容所呈现出的媒介议程受到了政府议程的直接影响。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国之要务,在这一时期,“雷锋精神”的宣传重点为干一行爱一行的“螺丝钉精神”,以及讲文明树新风与甘愿吃苦、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因此,从不同时期报道中雷锋精神的内涵变化可以看出典型报道是承担着宣传任务,无论媒介框架如何转变,都可看成是党报的宣传任务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化而发生的转变。
2、《成都晚报》改版后“学雷锋”报道变化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两种话语形式,这两种话语彼此博弈,互融互动。所谓官方话语,主要由党和政府传达公共政策权威信息而形成,以政府文件公告、法律法规、新闻会、大众媒介等为传播载体。②而民间话语相对独立,在相对的宽松的个人话语的环境中形成与官方话语有一定交错的民间话语空间。从《成都晚报》对于“学雷锋”的报道的量化分析及变化(2001年改版前后)来看,典型形象报道减少,报纸官方话语形态的弱化而相应的民间话语借助报纸这一平台呈现崛起之势,作为都市报的《成都晚报》在进行典型形象报道时,极少采用新华社稿件,注重对形象塑造的市民化解读,对于这种内在话语方式转向的动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新闻传播观念的转变,新闻业的商业属性。典型报道是我国当代新闻业的一个独特新闻样式,甘惜分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典型报道从它产生起就与党和政府的方针相一致,带有为政治服务的强烈色彩。《成都晚报》1963—2012年的“学雷锋”报道体现了我国新闻业的事业属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的事业属性不变的前提下,新闻媒介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媒介进入市场,以广告和发行收入维持自身运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闻事业的商业属性凸显出来。就新闻观念而言,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承认新闻的商品性和受众的重要地位。《成都晚报》向都市报转型,注重报纸的服务性,体现了其探索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之道的有益尝试。
(2)利益群体多元化及对发声平台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分工专业化和利益分配多元化,受众观念及受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化,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媒体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就要改变,特别是面对受众的表达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媒体更应成为他们的发声平台。
通过对《成都晚报》1963—2012年“学雷锋”典型报道的统计和分析,笔者认为《成都晚报》可以看作是我国新闻观念嬗变、新闻改革深化以及报业自身发展的一个缩影。尤其改版后的《成都晚报》以都市报的形态出现,积极引导大众参与社会,即使是“学雷锋”报道也多从受众角度进行解读,体现了受众地位的提高和民间话语的逐渐崛起。
参考文献
①陈阳,《青年典型人物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日报〉塑造的雷锋形象(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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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何舟,《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向》[J].《新闻大学》,2008年夏季刊
关键词：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特点
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课题才得以展开，我国经济周期的讨论才热烈地开展起来。改革开放，尤其是1985年以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兴趣大增，取得了很多成果。
1984年和1985年，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滑坡，乌家培和刘树成等人最早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期波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刘树成首先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同时，杜辉也发表了论证前苏联社会经济增长的长波运动和短波运动的论文。宫著铭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为我国建立了一个供给模型，测算了波动指数，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我国的经济波动。这场始于1985年的理论大突破，为我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研究经济周期，首先要明确我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发启(2000)用转折点检验和自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经过平滑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长度主要为四到五年。根据从波谷到波谷可以将我国GDP增长率划分为九个周期：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刘树成(2000)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与施发启完全相同。
刘恒和陈述云(2003)完全采纳了上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惠琦娜(199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黄桂田(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建国后经济周期的划分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但是有逐渐变长的趋势；周期发生频率高。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长度5.2年，离差为1.7年。改革开放前，我国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周期呈现收敛趋势。振幅最大的达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离差为13.7%。
刘恒、陈述云(2003)认为，我国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为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仅仅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著的波动过程中展开的，1978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1978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周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转变。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
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日益显现。张兵(2006)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标准，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的方法，说明了中美两国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中美经济出现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同步性的基本传导机制。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和我国季度GDP进行处理，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但是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汇率机制实质上是固定汇率、资本帐户实行管制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等因素，中国经济周期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仍然较弱。中美经济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复苏的同步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一)投资波动
梁军(2000)认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投资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国，投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达到4.65%，1978年达到21.96%，有力地拉动了当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随后，投资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资出现负增长。198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64%，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现投资高峰，经济回升，投资增速高达39.39%。
刘金全(2003)利用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数据，研究了我国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三个基本结论：在水平值和波动成分上，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关系，但是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和产出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投资波动是诱导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存量水平上的投资率增加并未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实际产出中的投资品成分也未明显膨胀；流量成分的投资需求增加作为GDP的统计成分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需求仍然是扩张总需求的主要对象；投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率“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频繁地扩张投资或者抑制投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成本。
李延军、金浩、王竞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认为从总体经济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从社会需求来看，最终需求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冲击
胡鞍钢(1994)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其结论认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代会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杜婷、庞龙和杨灿(2006)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其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三)总需求冲击
施发启(200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相同。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总需求波动，即总需求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但是瓶颈产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约束又使得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增长回落。引起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未完成，并且需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
(四)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简泽(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规律性，概括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现出回归趋势的倾向；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波动，但波动程度存在差异，消费、资本存量、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小于产出波动，而投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进口、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远远高于产出波动；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共变，并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存量领先于产出的变动，而是工资则滞后于产出的波动；货币供应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是反周期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与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国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吕光明和齐鹰飞(2006)采集了23个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数据，运用CF滤波，分解得到他们的周期性成分，得出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资本形成、财政支出、进口、出口、价格水平和M0的波动性大于总产出的波动性；从业人数、全要数生产率、消费、国内贸易、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工资总额等的波动性小于总产出的波动性；劳动生产率的波动性与总产出的波动性大致相同。从业人数、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消费、资本形成、财政支出、进口、出口、国内贸易、名义工资总额、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M1是顺周期的；M0和价格水平是逆周期的。
关键词:汽车税费;税制改革;费改税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63-02
1 汽车税费与中国的汽车经济
中国汽车税费的发展是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以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政策转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汽车经济迅速发展,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汽车消费国的位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报告,2007年全年汽车产销累计双超870万辆,连续9年增幅保持在两位数。乘用车以近630万辆销量创历史新高,其中轿车全年销量突破470万辆。汽车工业无疑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
为了有效调控汽车产业的合理发展,缓解汽车工业对环境、能源带来的压力,并且适应不断变化的汽车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中国的汽车税费也在种类、税率、数量等方面不断改革和优化,一方面促进了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调节汽车产业对能源环境的影响,保证公平与效率原则。
2 中国汽车税费的发展历程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从弱到强,汽车消费的蓬勃发展,汽车税费的种类和数量也在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时期的调控要求和政策取向。从总体来讲,中国的汽车税费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缺失到健全,从混乱到完善的发展历程。
2.1 汽车税费的初期发展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汽车产业从零开始起步,对于汽车的相应税费也相对比较简单,主要由货物税、工商税及车船使用牌照税等组成。1958年对包括汽车在内的奢侈品、高档品征收80%-120%的额外的货物税,后来合并为采取不同税率档的工商统一税,具有类消费税性质。改革开放以后,汽车经济开始迅速发展,汽车经营业迎来了一次红火的发展,不过也由此产生了一定的经营混乱局面,倒买倒卖现象严重,为此1989年2月对小轿车在销售价格以外征收了一道特别消费税,按进口、国产确定最高4万元/台,最低0.5万元/台的定额税率。这一特别消费税在1990年下调,最终在1991年取消。
可见,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汽车税费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设定征收的,汽车税费简单而直接,就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消费结构出现由公共消费到私人消费的转变时,汽车税费也只是出现暂时性的结构变化,税费问题尚不引人注目。
2.2 中国汽车税费的发展与成熟
到了90年代以来,汽车产量突破100万辆关口,党的“十四大”将汽车工业定义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汽车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也与之剧增。此时,汽车税费开始了一个大的发展变化期,税费设置逐步健全,税费种类不断增多。1994年税制改革,原产品税统一改为增值税,对于包括汽车在内的需要调节的产品,在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征收一次消费税。消费税采取比例税制,对摩托车、汽车轮胎征收10%的消费税,对小汽车按照排量征收3%-8%的消费税。
2.3 新时期的汽车税费改革
为了改变汽车税费混乱的局面,实现有区别的税费标准,税费分离,税费明晰。我国开始了税费改革。从2001年开始,先行开征车辆购置税取代车辆购置附加费。而后经过反复酝酿,在2009年出台燃油税,取消公路养路费等收费。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逐步有序取消已审批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对于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的安排为: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它成品油单位税额相应提高。
燃油税通过将养路费捆绑进油价,将每辆汽车要交的养路费转换成税费,在道路等公共设施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大背景下,更多地体现了“多用多缴,少用少缴”的公平原则。燃油税的改革目的是:规范政府收费行为,取消公路养路费等收费;在不提高现行成品油价格的前提下,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依法筹集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建设资金;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成品油价格。
此外,汽车税费改革也越来越注重税费的消费导向功能,促进汽车产业的环保、节能发展。2009年2月起,国务院决定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原为10%),每辆车平均因此减少4237元人民币税款,在一系列政策带动下,3月起中国车月销量跃升为世界第一,年销量估计为1300万辆。
3 中国汽车税费发展的主要特点
(1)纵观中国汽车税费的发展和改革历程,其前期是以调节分配为导向,后期则以包括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内的综合利益为导向。在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这段时期内,汽车税费的设置更多的是考虑收入分配问题,将汽车最为“非生活必需品”或“高档品”来予以征税。而改革开放后期至今,汽车税费的目的更多的是调控汽车产业的发展和结构优化,而且越来越把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作为汽车税费改革的出发点,以促进汽车的节能化、环保化的发展。
(2)中国汽车税费种类繁多,费多税少。虽然经过了几次的税费改革,可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汽车税费种类最多,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有20余项汽车税费,个别地方甚至更多,在汽车购买阶段,汽车税费占购车费用的30%-35%,堪称世界之最。而且尽管经过“费改税”以及燃油税的改革,汽车费得数量有所减少,可是仍然有众多汽车费留存,数量远多于税收种类。
(3)汽车税费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更侧重结构优化调节功能,同时市场开放程度逐步增加。中国汽车税费的几次改革,总体是以减轻汽车产业税费负担,促进汽车消费为目的的,故税费水平逐渐降低。而且,税费的设置更倾向于调节汽车产品的市场结构,通过燃油税、购置税减免来减少大排量汽车的生产和消费,鼓励节能环保的汽车生产和消费方式。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汽车市场的开放程度逐渐增大,这也集中体现在了汽车关税上。中国曾在汽车产业上实行关税保护的策略,在汽车进口中适用高关税,1985年整车进口实行120%-150%的高税率,并加征调节税。随着市场的开放,关税税率逐渐降低,在加入WTO后,根据我国的承诺,2005年1月1日起,我国将取消汽车产品进口配额管理,汽车进口关税从2004年的34.2%下降至30%,并将继续降低汽车进口关税,直至2006年7月1日将进口整车的关税降至25%。
4 当前汽车税费存在的问题
4.1 税费的构成不合理
购买阶段的税费负担过重,税费重点放在了汽车购买阶段而非使用环节,没有体现多用多付费的原则,其实质是抑制购买鼓励使用。现行的车辆购置税前身是车辆购置附加费,于1985年5月起征,当时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制约公款高消费。作为物资短缺时代产生的一项政策,本身就有限制汽车消费的功能。随着社会变革的加深、经济形势的转变,一些税收政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慢慢显现出一定的负面效应。
4.2 税率设置单一
除了汽车消费税根据排量采取差额税率外,增值税、购置税等都是采取的单一税率。无论大车、小车都是统一缴纳17%的增值税和10%的购置税(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1.6L排量以下汽车暂时减按5%征收),从税率上无法充分体现对小排量车的支持,这也就导致在乘用车产销量连连增长的情况下,小排量车市场份额却不断缩水。
4.3 乱收费现象依然存在,税负水平偏高
各地区仍然存在利用各种名义设置了许多收费项目的现象,有些收费项目实际是变相的征税。如有些地区收取轿车人户费高达轿车销售价格的20%-30%,大大超出了国家征收的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有些地方还向汽车用户收取城市增容费、附加教育基金费等。从短期来看,乱收费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人,但从长远来看,极不利于汽车工业的健康发展,它使汽车工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此外,与世界上几个汽车大国相比,我国汽车税负偏高。美国是税负水平最低的国家,有的州不收购置税,最多的州也仅收6%;在社会福利制度非常健全的欧洲,购车也只收增值税,德国税率是15%,意大利税率是20%,英国是17.5%,法国是20.6%。日本和韩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大幅降低汽车税负,鼓励汽车消费。而我国现阶段汽车税负水平大约为40%,在很大程度上抬高了汽车购买的门槛,限制了汽车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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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方,敬又嘉.汽车税费政策研究[J].汽车与社会,1999,(11):4-10.
1.1以人为本的培养原则，传统的思想教育中，推崇的是“以知识为本”，老师是传播知识的机器，学生是装载知识的容器而已。在创新教育中，提倡的是“以人为本”，教师和学生都是知识的主人，教师应该遵循人性本身的思维逻辑规律，进行知识的传授。
1.2民主和谐的师生原则，在实施创新教育的课堂上，老师和师生是平等的关系，教师要理解学生，学生才会尊重教师，如此才能营造出轻松和谐的教学气氛，才更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1.3主体性的教学原则，改变传统教育中教师是课堂主体的教学模式，改变传统教学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学生为课堂主体，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充分激发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和兴趣。
1.4实践性的发展原则，实践是创新的源头，也是检验创新的重要标准，要多给学生一些动手、动口、动脑的机会，鼓励学生参与富有实践性和探索性的任务，鼓励他们探索中创新。
2实施创新教育的方法和策略
要在初中思想政治教育中实施创新教育，首先必须遵循创新教育的基本原则，其次要掌握学生的心理特点，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引导。
2.1创设情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设教学情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发学生产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创新的学习思维。在创新情境的环境下，学生会对新奇事物产生求知欲和探知欲的愿望，因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进取精神。初中思想政治的课程设置中，以短小的故事为引导，并配以简短的插图，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创设出良好的教学环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自己与学生之间平等的身份地位，积极耐心的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在学生提出不同见解时，一方面要给予肯定，另一方面又要客观的进行评价，积极的进行引导，使学生可以全面地分析和认识问题。
2.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诱导学生创新思维
兴趣可以产生学习的最大动力，也是引导学习最好的老师。在初中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等多种教学手段，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根据课程内容的某个知识点，讲述充满趣味的小故事或者耐人寻味的话语等，如此种种，都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引导学生大胆想象，鼓励学生发散思维主动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初中阶段的学生心理还不成熟，对某些知识的理解可以会有些偏差或误解，如果教师不能够及时的给予指导和帮助，这种错误的观点就很容易在学生心中根深蒂固，影响其以后的发展。因此，在鼓励学生自主想象大胆创新的同时，还要兼顾学生的心理特点，这样一来，学生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思维，也提高了自己的创新能力。
2.3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思想政治课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洗礼，更是为了让其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让学生更好的掌握所学到的东西，达到真正的教学目标。对于初中生而言，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同时，对于以讲授思想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政治课而言，要想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教学课程要想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教师和学生必须齐心协力。如在讲授“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一观点时，教师可以从对比的观点入手，通过讲解或播放改革开放30年前后的录影带，让学生深刻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改变，同时学生也应积极发表自己的方法，强化这一观点在心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3总结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就有足够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周其仁说这是他30多年来对中国农村改革感受到最深的一点。
在周其仁看来，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底层摸石头过河的实践和上层使之合法成为政策两种力量连接到一起。这是中国过去改革的路径，也是中国未来推进改革的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成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方法论，中国的改革有很多来自于此，这些“摸石头过河”也都是底层实践的结果。第一个典型是，第二个典型是民营经济。
“顶层设计”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是“十二五”规划中，强调理性、统筹的全局观。周其仁指出，在1986年前后，国家开始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包括物价、税收、商业、进出口、财政体制等考虑相互联系，准备综合性的总体改革方案就已经显现出“顶层设计”的内容。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恰恰是“顶层设计”呼应了“摸石头过河”。凡遇到困难、需要解决大问题，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是每个人的愿望，总会有人想办法，出头面对困难抓住新的机会，这个“摸石头过河”的力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顶层设计”是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作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和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的制度。
周其仁概括，未来的趋势可能是在互动中推进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包括上下互动、观念与实践互动、设计与实施互动。
改革要和社会主流群体的期望值相匹配
周其仁认为，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改革是系统性纠错，改革要进行下去，否则会在三个层面出现问题。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反应。负面新闻的持续出现，除偶发和个人因素，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
第二，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经历过、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周其仁说，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产生。
第三，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城市化进程落后问题应予重视
周其仁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可是城乡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甚至鸿沟越来越大，导致中国发展中的大多数重点难点都在农村，都在城乡之间。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天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也就是说，人往城里走，是城里的边际收益高于农村，只有到经济上的边际收益在城乡之间大致相当，这种流动的趋势才会趋缓或者停顿下来。简单地说，就是只要去城里讨生活的能比农村赚更多的钱，那么城市化就不会停止脚步。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惟有一个关节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
一、寻找出中心句
一个语段由若干个句子组成，总要说明一个问题，而语序是由中心决定的。因此，首先要确定中心，寻找出表达中心的中心句。如：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按要求作答。
语言总是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彼此息息相关。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一切( )都在语言上刻下了印记。
(1)将下面四个语句按恰当顺序填在横线处(只填序号)，使之前后照应和衔接。
①同世界各国的交往频繁了②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变化③经济发展了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一步步向纵深推进
(2)为使语意连贯，适合填人两处括号中的关联词依次是：、。
(3)为使语意简明，文中应该删去的是：。
先确立首句，即“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其他都是“推进”后的结果。然后，注意其他三句的顺序，即由浅入深，由经济到交往到思想观念。答案：（1）④③①②；（2）而，又；（3）“彼此息息相关”或“同呼吸，共命运”。
二、抓住标志词语
句与句之间，往往有衔接的语言标志，如首先、其次、开头、接着、一方面、另一方面、例如、同时、换句话说、反过来说、与此相反等，另外还有指代词以及关联词。这些词语能够明显地表现出上下句的勾连，表明句间的层次关系。抓住这些词语，就能较容易地把一些句子连在一起。如：把下列带序号的句子组合成语意连贯的一段话并填入横线处。
李泽厚认为，汉字以“象形”、“指事”为本源。正是这个方面使汉字的象形在本质上有别于绘画，具有符号所特有的抽象意义、价值和功能。
①一个字表现的不只是一个或一种对象，而且也经常是一类事实或过程，也包括主观的意味、要求和期望。②“象形”有如绘画，来自对对象概括性极大的模拟写实。③这即是说，“象形”中也已蕴涵有“指事”、“会意”的内容。④然而如同传闻中的结绳记事一样，从一开始，象形字就已包含有超越被模拟对象的符号意义。
③句中“这即是说”表明③句是对上文的总结，应放在最后；文段开头摆出了“象形”这个话题，能紧承这个话题且与文段衔接最紧密的就是以“象形”开头的②句，与②句中“模拟写实”这个语意承接的是④句。答案为②④①③。
三、着眼词语的呼应
语要有意，句要有序。每个句子由不同的词语构成，词语之间前呼后应，才能使语句前后贯通，语意畅达。如：把3个备选的句子分别填入方括号，使下面这段景物描写语意连贯，画面完整。
到了德胜桥。［ ］，两岸青石上几个赤足的小孩子，低着头，持着长细的竹竿钓那水里的小麦穗鱼。［ ］，几只白鹭，静静立在绿荷丛中，幽美而残忍的，等候着劫夺来往的小鱼。北岸上一片绿瓦高阁，清摄政王的府邸，依旧存着天潢贵胄的尊严气象。［ ］，池中的绿盖，摇成一片无可分割的绿浪，香柔柔的震荡着诗意。
①一阵阵的南风，吹着岸上的垂杨②西边一湾绿水，缓缓从净业湖向东流来③桥东一片荷塘，岸际围着青青的芦苇
“净业湖”对后文“两岸”，“荷塘”对后文“绿荷丛中”，“南风”对后文“摇成一片无可分割的绿浪”。由“两岸”可推知第一空当填②；由“绿荷丛中”可知前面一句与“荷”有关，那么与之衔接紧密的语句就必须是③；而由“池中的绿盖，摇成一片无可分割的绿浪”一句可知有风，答案为②③①。
四、分析句间关系的疏密
一个语段先说哪句，后说哪句，做到合理安排，才能前后贯通，语意畅达。分析句与句之间在意义上的联系，并根据这一联系推断句子的先后顺序，是做好排序题的关键。如:注意下列句子相互间用语的逻辑照应，把它们组合成语意连贯的一段话。
①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②我们都知道，门和窗有不同的作用。③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幽会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④譬如从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⑤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
第②句为中心句且提示要先从门的作用谈起，第⑤句排在第二位，第③句紧承“出进”话题而谈，①④两句又紧承⑤句话题，从“不仅仅进来进去”谈到“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答案为②⑤③①④。
五、注意语境中语意的表达
在语段中，每一个句子都是为语意的表达服务的，因而要注意语境中语意表达的前后关系。如:把下列句子填在后面的横线上，组成前后衔接的一段话。
①它们好像在外面等候了多时。②在这里看星星，星星在你眼前亮起，一直亮到脑后。③满天的星星肃然排列，迎面注视着你。
午夜走出帐篷，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你仿佛把头伸进一座古钟里面，内里嵌满活生生的星星。我顿时明白了《敕勒歌》中为什么有“天似穹庐”的句子。
关键词： 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 题型改革 医学生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对外交往日趋频繁，英语作为一门国际化的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对医学生来说，不管是考研、出国进修还是自学医学最新知识，都离不开英语这门工具，再加上现在双语教学的普遍应用，使得医学生相对于其它专业学生来说对英语更为关注。而医学生学习任务相对繁重，使得英语成为医学生的一个大问题。
2005年英语四、六级考试开始采用710分制，不设及格线，不颁发合格证书，只发放成绩单，突出听说能力的考查等。这次改革影响重大，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大学生们尤其是医学生们的看法。之前的研究多侧重改革对教学的影响，或是学生对英语四、六级考试整体的压力、动机等反应，虽有对学生关于具体题型看法的调查，但还不够全面，如未就翻译题型进行调查，而且不注重考察医学生这个特殊群体。
为了解医学生对于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后具体各题型变化的看法及对下一步改革的期望，我们特组织了这次问卷调查，以期作为下进一步改革的参考。
二、研究设计
1.调查对象
选取我校大一、大二医学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因其大多已参加过或者准备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共发放问卷200份。以课堂、宿舍为单位，采用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兼顾专业、性别分布的均衡。
2.资料的收集整理
调查问卷由12个问题组成，主要围绕学生对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后各个题型变化的看法，以及对今后改革方向的想法。问卷中的所有问题都提供选择项，并且要求每题只选一项作答，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均由本课题组成员完成。本次调查发放的200份问卷中回收183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76份，有效回收率88.00%，全部问卷由课题组成员核查、整理，然后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三、结果
四、讨论与分析
1.多数学生认为四、六级改革前后考试更加难了一些（65.34%）。
主要是对于听力理解部分分值比重的增加及复合式听写的加入，还有快速阅读、选词填空的设置，很多学生对此还不太习惯，但他们仍旧赞同这些改革，因此多数学生均认为改革后更能体现英语的能力水平（59.01%）。这说明了四、六级的题型改革符合了大多数学生的意愿。
2.多数学生都认可在考试中设置翻译和篇章问答（59.66%）。
在考察形式上，大部分学生倾向于英译中和中译英结合起来考查（59.09%）。从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大多数学生希望同步提高这两方面的英汉互译能力，并且大多数学生均赞同翻译题型设计应参考考研模式（53.41%）。
3.关于写作部分分值是否应该再增加的问题，学生们意见不一，可能因为我国部分学生写作水平有限。
多数的学生认为作文分值的比重已经可以满足测试的要求。
在口语方面，由于受条件限制，这次改革中未将口语与笔试列在一起考，但是如果条件允许，大部分学生还是赞同将口语与笔试一起考（74.43%）。可见，多数学生认识到了口语的重要性，希望设置口语考试以督促他们口语水平的提高。
4.对于四、六级今后的改革方向，大多数人赞同应该与国际英语考试相结合（74.43%），这体现了现代大学生们的国际化、全球化观念。
国际化大型英语考试中雅思比较注重主观题的考查，托福也在向这个方向改革，因此可以推测，今后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将更注重主观能力的考查。
参考文献：
［1］寥晓岗等.医学生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看法的调查分析［J］.西北医学教育，2006，14，（3）：309－311.
［2］吴启迪.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新闻会上的讲话［J］.外语界，2005，（2）：5－7.
［3］傅梦媛.魏福利.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新题型对听力教学的反拨作用［J］.英语教学研究，2007：18－19.
［4］张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对大学生影响的调查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78－81.
关键词：外汇管理制度；路径依赖；制度演变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057-02
外汇管理是指一国政府授权的国家货币金融管理当局或其他国家机关对外汇的收支、结算、买卖和使用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集中使用该国的外汇，防止外汇投机，限制资本的流入流出，稳定货币汇率，改善和平衡国际收支。中国外汇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人民币汇率行成机制、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外汇交易管理制度、外汇风险管理制度。
一、中国外汇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
外汇管理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行适当的演变、改进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汇管理制度演变经历了汇率双轨期、汇率并轨期、汇率市场改革期三个阶段。
1.汇率双轨期（1978―1993），为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以及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采取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形成机制、实行外汇留成办法、1980年10月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引进更多竞争机制、增加外汇储备、存在较少的外汇风险，缺乏外汇监管制度。
2.汇率并轨期（1994―2004），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以银行结售汇制度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形成统一、规范、有效的外汇市场、取消对外国货币在中国境内的计价、结算和流通，提高居民用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1996年12月1日起，实现人民币经常账户可兑换，加入WTO后，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的贸易日益增多，外汇管理局为适应形势需要，作出相应政策规定。
3.汇率市场改革期（2005至今），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新一轮改革：
（1）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和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汇改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
调整汇率水平，2005年7月21日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一次性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调整汇率基准价格和挂牌汇价体系。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为上下浮动0.3％；将人民币与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扩大到3％；扩大银行自行定价的权限，现汇和现钞买卖价在基准汇率上下1％～4％以内由银行自行决定，而且可以一日多价。
（2）调整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制度。截至2008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额为18088.28亿美元，由于过多地用美元衡量外汇储备，加之美元兑人民币正在贬值，这一阶段已摆脱之前经济学家所谓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外汇储备政策，中国开始运用合理的手段，充分利用超额外汇储备使外汇储备要保持适度规模。
（3）不断完善外汇交易制度。增加交易主体，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即期银行间外汇市场，将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扩大到所有银行；引进美元做市商制度，在银行间市场引进询价交易机制；引进人民币对外币掉期业务；增加银行间市场交易品种，开办远期和掉期外汇交易；实行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增加银行体系的总限额；调整银行汇价管理办法，扩大银行间市场非美元货币波幅，取消银行对客户非美元货币挂牌汇率浮动区间限制，扩大美元现汇与现钞买卖差价，允许一日多价等。
二、中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绩效
1.汇率双轨期。改革开放使中国加强与世界各国经济往来，进行国际贸易，引进外商投资，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主要部分。但是国家对外汇规定仍比较严格，汇率形成机制由政府和市场双方决定，以官方汇率为主。但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一固定汇率制，扩大了市场汇率的调节作用，表现在贸易和利用外资上，增长速度较快，波动幅度较大。
2.汇率并轨期。1994年中国对外汇管理制度进行了新改革，对汇率形成机制、个人和企业用汇政策、外汇市场等都有更加灵活规定，使贸易和投资加速增长。从以下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外汇体制变化使贸易和投资较上一阶段有较快增长。1994年贸易额达到2366.2亿美元，贸易额增长率达到20.9％；投资额为339.46亿美元，突破300亿美元，增长率为22.24％。1996年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宣布中国实现人民币经常账户可自由兑换，实现投资者换汇的便利性，减少交易费用，以此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包括间接投资，1996年外商投资额为421.36亿美元，由于时滞的存在，其增长率为11.45％。加入WTO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一些相应政策促进中国贸易和投资发展。2004年贸易额为11574.4亿美元，增长率为35.7％。
3.汇率市场改革期。在总结以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及符合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前提下，中国在2005年又一次对外汇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使汇率灵活性加强，外汇市场更加完善。虽然2006年外商投资增长率仅为15.23％,但从整体规模上看，贸易和投资都在增长，2006年贸易额和投资额分别为17606.9和735.23亿美元。
三、中国外汇管理制度演变背景及影响因素
1.中国外汇管理制度演变背景
（1）国际环境变化。20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上整个汇率体系都随之作出调整，由固定汇率制开始向浮动汇率制转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各国先后调整原有政策以应对危机。2002年末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激增，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上散布“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2003年进一步升级为要求人民币升值，2005年前后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又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逼迫人民币升值。
（2）国内环境变化。中国逐步放宽外汇管理，不断加强外汇市场建设，推广外汇市场工具，各项金融改革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宏观调控成效显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仅由国家制定固定的汇率已不适合经济发展需求，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更加明显，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已不能体现市场的主动性，改变中国外汇管理制度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2.中国外汇管理制度演变具体影响因素
正如诺斯所言：“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1]外汇管理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变迁主体对制度创新利益的追求。
（1）外汇交易费用。汇率双轨期，官方汇率干扰市场汇率有效发挥，带来经济活动扭曲和配置失当，产生管理费用。银行结售汇制阻碍外汇流动性和可得性，影响个人和企业用汇，并且容易引发外汇黑市猖獗。
（2）博弈参与者进行博弈。在汇率双轨期和并轨期，中国新外汇管理制度的产生是参与者重复博弈的结果。外汇管理制度的博弈参与者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及其分局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先制定新外汇管理制度，一段时间实践，根据博弈学习理论，进出口企业个人等其他博弈参与者认为新制度会给自己带来一定收益，他们选择合作博弈。到汇率市场化阶段，进出口企业、个人不再满足被动地接受博弈的结果，政府也相应的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他们开始参与到博弈中去。
（3）意识形态变化。知识发展方式会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中国意识到汇率制度需要由固定汇率制改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传统意识认外汇储备存在“衣柜效应”，安全系数越高，但现阶段过多的外汇储备导致外汇占款过多，易压迫人民币升值，引发通货膨胀、中国意识到对外汇市场的管理应由原来只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外汇业务，改为现在多种非金融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可进行外汇业务、意识到随着市场的开放，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外汇风险，相应的抵制风险制度也应出现，目前中国有多种规避外汇风险的手段，如货币远期合同、货币期权期货合同等。
四、中国外汇管理制度演变的方式、路径及其特点
1.国家对汇率的干预。虽然改革后的制度在对汇率的管理上有所放松，汇率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浮动，但政府仍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管理，政府仍发挥着主导作用。
2.中国外汇管理法规“位卑权重”[2]。中国外汇管理法规从一开始就以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包括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出现。导致中国在外汇管理这一领域只由一部行政法规《外汇管理条例》调整，一切外汇管理活动都以其为准则。
五、中国外汇管理制度演变的趋势
1.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制。根据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各国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两个目标。综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资本市场终究会完全开放也会长期拥有独立自主货币政策选择相应的浮动汇率制度可行。
2.合理利用外汇储备。到国外投资、用储备换技术、关注环境变化，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减持美元储备，增持欧元、马克等货币资产[3]；转变引进外资理念，注重成本效益分析[3]。
3.逐步确立由强制结汇制向意愿结汇制的转变。意愿结售汇下，易于增强企业和个人自主创汇的积极性。
4.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外汇市场秩序以及完善外汇风险的监测与化解机制。
5.建立外汇管理制度法律体系。参考别国相关法律的优点，写出自己的法律，与世界接轨，促进中国外汇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60.
农村的小学生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生活活动的范围很大。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大部分都是纯自然的东西。他们在这古老的民族文化熏陶之下，在这秀丽的山光水色的淋浴之中，在这勤劳而进取的父兄面前，在这改革前后的巨大反差的震撼旋流里，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都真真切切地生活在其中。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善于引导学生去捕捉生活中的这些闪光点，善于挖掘这方面的“土”材料，作文教学是大有希望的。具体我觉得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通过“土”儿童的眼睛，观察“土”景物，欣赏“土”景物的美。农村的孩子不像城市的孩子生活在窄小的空间里，即使有那么几个公园其景物难免留下人加工的痕迹，且处处嘈杂，处处喧闹，而农村却恰恰相反，每一处的景物都是纯自然的、是宁静的、是平和的、是流动的、是舒洁的。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博大的童话国里，能说不美吗？如果说他们不能感受到这种美，那是你不让他的眼睛去看，不让他的思想去想的结果。
农村自然景物一般包括特有景物和流动变化的景物。特有景物在边远的农村的确有很多，只是可惜没被开发利用，把她们的美藏在深山大谷里。如小溪的源远百折；山石的峻拔险怪。这些景物，没有半点人工的斧凿，却能使人留连忘返，撼人心魄！只要我们的老师舍得一点时间，带自己的学生去看一看，去欣赏一下这大自然的风姿，那我们的学生定会从中受到许多美的感染，定会产生不可抑制的写作激情出来的。
2.通过“土”儿童的眼睛，观察“土”的变化，激发“土”热爱。农村如果按改革开放前后来进行对比，那这种变化的确是令人吃惊的。改革后，农村的物质、精神生活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农村有了自己的“土”工厂，自己的“土”企业家，自己的“土”工程师。山上绿化了，园里果化了，田里高产化了，栏里、塘里养殖专业对口化了，从而家里也现代化了，精神也现代化了。尽管他们千变万化，他们之间中多数人那种朴实、善良、勤劳、俭朴、助人为乐的品质并没有变。生活上的变化，一般来讲学生是比较容易观察得到的，但要了解农民精神上产生的变化，那就有困难了，这方面主要是要求我们的学生抓住农民在改革后表现出那种宏大的抱负。要抓住这一点，就必然要求我们的学生要做生活的有心人，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自己的父老乡亲的一言一行，看他们做什么事，怎样做这些事的；听他们说的话，想他们为什么说这些话。到他们工厂、果园、林场、养殖场里去，亲自参加一下劳动，加深了解，增加体验，一定可以写出高质量的作文来。
3.挖掘“土”语言，表现“土”情趣，形成“土”风格。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农村的作文教学，如果能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那么作文的材料还是取之不尽的，但要写出真正具有农村风格的作文来，其中语言的功夫是非常的重要。古往今来，哪一位文学大家不具备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农村的小孩，做的是“土”事，接触的是“土”人，见的也是“土垢风景”，因之，他们的语言也应是“土”的。作为一个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一定要善于发现这些“土”语言，及时肯定、总结，以点带面，加以弘扬。因为这些是我们农村作文的最大优势。如果舍其优势，而去盲目追求用词的华丽，结构的新奇，那岂不是舍本逐末，白费力气。
农村孩子爱环境的制约，受父辈的影响，受自己所做的“土”事“土”活动的影响，从而形成他们的质朴、谦让的性格。这一性格特点，必然也要其作文中的语言上表现出来。例如一位学生在他的《放牛》里这样描述他的快乐：“红薯烧熟了，几个伙伴每个拿着一个在那里一边鼓着腮帮吹着红薯上的灰，一边不停地换着手，因为太烫了。但大家都顾不上烫，急急忙忙把红薯往嘴里塞，烫得一个个的嘴巴像个丑八怪。这时草地上散发出一阵阵诱人的烧红薯的香味。吃完了，大家摸摸肚皮，饱了，抹一把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因对方是一个五花大脸！笑罢，放几个屁，又杀两盘放子棋，叫小蚂蚁搬上几个大蚂蚁。看看牛群想要下山了，才记起还没有背书呢？几个便又急又忙地拿出书来……。”这节文字，没有半点修饰，但质朴的语言里却充满着田园生活的无限情趣，读后景象如在眼前。
我们的老师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些“土”的东西，不要怕“土”，不要嫌“土”，要发挥“土”的优势，发现“土”中的瑰宝，洗濯它，擦拭它，使之溢光流彩。我们农村的小学作文教学的的确确是贵在“土”中求生存；在“土”中寻求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土”中寻求发展和完善自己写作的体系。 转贴于
关键词：耕地损失/驱动因子/政策启示
进入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1].由于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更为侧重对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研究，因而对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湿地等类型的土地覆被变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其实，另一种土地覆被变化可能对地球生命支撑系统的威胁更为直接，这就是有限的耕地资源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丧失。就这种变化来讲，中国大陆在近20年来成为全球最为突出的地区。
考虑到下个世纪初人口高峰到来时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压力，耕地资源的变化无疑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1耕地数量变化的总体趋势
与淡水资源一样，土地资源属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资源，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需求的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在这种需求的压力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质量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耕地资源变化总体趋势表现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转变，总面积持续减少。在“谁来养活中国”
的论争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机之背景下，耕地损失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2、3].我国政府为了遏制耕地持续减少的势头，提出了以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为目标的耕地保护政策。
对于我国耕地总量，一直缺乏权威的数据。比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4].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高峰，其后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减少。第二次大的滑坡发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从1992年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时间。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5]，1978～1997年累计增加耕地1140万hm2，累计减少1605万hm2，两者相抵，净减少465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5%，相当于整个江苏省的耕地面积。这段时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25万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间，平均每年净减少16万hm2，速度明显加快。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耕地总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积超过了减少的耕地面积。但净增面积有限，不超过10万hm2.净减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减少55万hm2，其中1985年是减少最多的一年，达100万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净减少近40万hm2.
如果仅从全国尺度考察耕地总量变化，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现象。从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分布上看，净减少最快的一是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及辽宁等沿海省份；二是陕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尽管从全国的趋势看个别年份耕地面积是净增加的，但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净减少的趋势。
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边远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云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却基本上是净增加的。个别省份，如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增加的幅度还比较大。耕地面积变化的这种区域差异，说明在我国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中，生产力较低的耕地面积的增加，在数量上部分地抵消了优质良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2耕地数量变化的构成和分布
1988年以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减的统计资料，被认为是这方面比较权威的数据。根据该局1988～1995年的数据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荒地开垦，占76%；农业结构调整和复垦所占的比例较小，分别为13%和11%.在损失耕地的构成中，农业结构调整，包括转变为果园、鱼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额，为62%.其次为非农建设占地，占20%.自然灾害损毁（风蚀、水蚀、沙压、洪涝）的耕地面积占18%.
新开垦的耕地主要来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新疆、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及广西等省8年间荒地开垦面积最大，占全国开荒总面积的60%.有趣的是，这几个省份也正是灾害毁损耕地最为严重的地区。从结构调整占地的情况看，果园和鱼塘占地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包括广东、江苏、辽，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宁、湖北及陕西等，主要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而退耕还林还草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有内蒙古、陕西、新疆、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非农建设占地比较严重的地区明显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间，沿海12个省份非农建设占地在全国此类占地中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来自:免费
3增减耕地的质量差异
如果只从数量上比较耕地面积的增减，不能充分说明目前发生在我国的耕地问题的实质。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国度，尚存的可开垦宜农荒地资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来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产力较低的边际土地。这些耕地产量低而不稳，退耕的危险很大。此外，由于人口与耕地在空间分布上高度相关，损失的耕地，尤其是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主要是优质的农田。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资本。从以上所述耕地面积变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
为了说明近年来我国耕地变化造成的农业生产力的损失，我们按增、减耕地所在地区的粮食单位面积平均产量进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间，我国新增加的耕地面积为39万hm2/a，减少60万hm2/a，比例为1∶1.54.按增减耕地所在省份和所发生的年份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贡献的粮食为143万t/a，减少的耕地造成的粮食损失为236万t/a，比例为1∶1.65.假如将空间尺度缩小到县，这种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1980～1994年间，我国耕地净增加县份增加的耕地总计为10万hm2/a，净减少的县份减少共44万hm2/a，比例为1∶4.4.按增减耕地所在县份1990年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耕地净增加县份贡献的粮食约424万t/a，耕地净减少县份的粮食损失为3216万t/a，比例为1∶7.6.实际上，采用所在地区平均产量水平来计算，多数情况下是过高地估计了新增耕地而过低地估计了损失的耕地的生产水平。但无论如何，这一估算说明，假如只是从总量增减平衡上来衡量我国的耕地问题，可能会舍本求末。
论文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来自
4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与经济波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图1）。
首先，从全国耕地总量的变化曲线上看，以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提高为特征的经济鼓动期都伴随着新一轮的耕地总量滑坡，而经济调整期则出现耕地损失减缓的势头。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以这个时期中耕地减少幅度较大的1992～1995年为例，以省级数据计算的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非农建设占地对固定资产投资较为敏感，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城乡的建设用地效率低，不够集约。如果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用耕地的面积作为评价用地效率的指标，我们发现，用地效率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如京、津、沪、吉、粤、鲁、闽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陕等（表1）。乡镇企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农建设占地多的一个主要方面。全国乡镇企业集聚在城镇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农村[7].以省级资料做比较，发现乡镇企业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资料来源：建设占地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5；固定资产投资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工业企业数和城市化程度为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
在1988～1995年间，农业结构调整造成的耕地损失占总耕地损失的一半以上。这部分占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退耕还林还草，二是开辟果园或开挖鱼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关环境和生态保护政策和十大防护林工程的指导和带动下进行的；后者主要是农民在比较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发生的①。1979～1996年，我国的果园面积增加了近4倍。从增长曲线上来看，与粮食产量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果园面积的两个快速扩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粮食总产上了一个台阶之后。1985～1988年是果园面积扩大最快的时期，它是在1983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农民人均占有粮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们开始寻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同时，我国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达到历史新高，为农业的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构成我国耕地损失的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我国每年因灾害毁损的耕地面积平均为4.5万hm2左右，主要发生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灾损耕地严重的省份也是开荒面积最多的地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5.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均较恶劣，环境十分脆弱。一般来讲，受沙漠化威胁大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较大；受水土流失威胁较大的西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相对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产力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5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在我国目前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管理上，应强调以下几点：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1）在耕地的保护上，数量和质量应并重。政府在有关政策的宣传和掌握上，应尽快从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向“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护”和“用途管制”转移。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总量平衡，不仅造成该保护的良田没有保护好，还间接地鼓励地方开垦那些不适宜耕种的土地，造成环境和生态的恶化；
（2）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不利于耕地的保护。应鼓励城市的发展，缩并自然村，使乡镇企业向城市和中心城镇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