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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语录

时间:2023-05-30 09:03: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惊人语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演讲稿开场白

一、出语惊人

如果你想迅速吸引你的听众,那么在演讲开场白,你可以描绘一个异乎寻常的场面,或透露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或栩栩如生地描述一个耸人听闻的事情,造成“此言一出,举座皆惊”的艺术效果,这样,听众不仅会蓦然凝神,而且还会侧耳细听,更多地寻求你的讲话内容,探询你演讲的原因。

二、设置悬念

人都有好奇的天性。在开场白中制造悬念,能激发听众的强烈兴趣和好奇心,在适当的时候解开悬念,使听众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也使演讲前后照应,浑然一体。

三、巧用修辞

精彩的演讲必须有精美的语言包装,要想语言生动活泼,就要发挥修辞的作用。在意境方面,用比喻、夸张、设问、反问、借代等修辞手法,调剂语言韵味,让听众听得有趣;在形式方面,用对偶、排比等整齐的句式来增强演讲的气势,让听众听得振奋。

四、引用名言典故

演讲开场白如果恰到好处地引用富有哲理的名人语录,不失时机地抛出寓意深刻的典故,演讲就会有声势有威力。

五、讲述故事

演讲稿的开头通过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将听众引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不动声色地溶入到故事中,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真正达到讲故事的目的。

第2篇

“雷人语录”知多少

在近日坊间流传的一份“楼市专家IQ排行榜”上,董藩以“IQ指数25、重度低智”荣登榜首。董藩的“雷人语录”除了“反人类”说,还有“房价是唯一合法的调控城市人口规模的有力杠杆”,以及“未婚同居增加刺激购房需求”等。他说,现在中国有二种社会现象表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大大改变了:一是大龄未婚子女与父母分居;二是非法同居现象严重,这些都需要房子,这样对于拉动房市是非常有利的。这样的惊世骇俗之语,着实让公众开了一次眼,本不为公众所熟知的董藩声名也自是扶摇直上。

在这份“楼市专家IQ排行榜”上,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也“榜上有名”,赵晓堪称“挺楼市”专家典范,他号召人民“现在买房,就是爱国”,国民经济约等于房地产(国民经济≈房地产),约等于民生。房地产发动机不能停,房地产崩盘老百姓更买不起房子。这番言论足以“雷”倒公众。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凭借“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一个房子能卖80万,你就不要卖50万,卖50万太糟蹋它了。一个社会要富起来,就要靠每一个物都要尽其用,只要有人出高价,我就把它卖到尽可能高的价位”等高论,位列榜单也是顺理成章、情理之中的事了。惊人之语并不仅限于房地产业。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浏览网页,各类专家学者的言论充斥其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在一次年会上发言:许多企业之所以关门,并不是因为金融风暴,而是由于《劳动合同法》,他们的直接成本提高20%至30%。

2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对《劳动合同法》进行批评。他认为,该法损害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它让工人找工作更难了,而不是更容易了。 4月,北大教授孙东东:“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腐败是改革的成本”,……等等,也均出自于专家之口。

专家?“砖”家?

各类专家们,尤以地产界专家为甚,因论调足够新颖、大胆,屡屡挑战着公众的认知底线,引来网友一边倒的“拍砖”,成为“伪学者”、“砖”家。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因宣称“买房就是爱国”,几近引起全民公愤。众多网友哀呼:想爱国咋这么难啊!无疑,爱国有多种表现形式和选择,买不起房的穷人就不爱国吗?买房的人就一定比不买房的人爱国吗?即使买得起房,也未必要当高房价的炮灰。针对董藩的“反对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说”,新华网友“滑力加”毫不客气地指出:公众反对的不是发展房地产,而是反对房地产商的暴利。将绝大多数人视为敌人,站在公众的对立面,就这一点来说,是董教授自己把自己弄到了“人民公敌”的地位上。网友“曾经沧海”反驳道:房地产复兴就是房地产复兴,救中国经济就是救中国经济,董藩教授刻意混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房地产复兴和救中国经济等同起来,试图阐述房地产不复兴,中国经济就要崩溃这么一个十分荒唐却又似是而非的理论,这是一种理论绑架。网友们认为,房产商打烟雾弹、摆迷魂阵、做虚假广告,专家帮着他们忽悠大众,这种行为才是名副其实的“反人类”。任志强、潘石屹等地产大佬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大呼“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是商人利益驱动使然,不好妄加指责。但是,专家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跟他们一个鼻孔里出气呢? 更让公众郁闷的是,从去年年底的“买房就是爱国”到现在的“反人类”说,在专家口中,老百姓不知何时竟背上了道德的包袱了。该为良心、道德缺失汗颜的,真的应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吗?

他们代表谁的利益?

口误,还是有意为之?当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们口不择言时,公众不得不怀疑,在话语权上处于强势地位的专家正在与利益集团结成某种共同体。

《新文化报》5月13日发文称:在大大小小的官方或非民间论坛上,或衣冠楚楚、或不修边幅的经济学家频繁出现,纵论经济走向、把脉市场动态。和演艺界的明星一样,在邀请方、中介机构、经济学家之间,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而频繁走穴、赶场已成为部分经济学家的“主业”。该报历时一月的调查显示,经过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阶段,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阶段,经济学家的出场费一路暴涨,普遍由万元以下升至3-5万元。

《广州日报》署名文章指出,经济学家们应邀出席经济论坛之类的商业活动,拿了主办方提供的天价出场费,享受了钻石级服务,除了乱开药方外,在表达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时,如何做到心无旁骛,公平、公正?除了充当权力、资本的“二奶”以外,还能多大程度上站在百姓立场上凭良知说话。知名网络评论人士“五岳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跟着全球性金融危机被挤破,我们就看到各路学者粉墨登场了。虽然我们从来不对任何人的人品抱有过高的期望,但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表演确实让人触目惊心。究其原因,不外是某些学者在学术上失去了自己的脊梁骨,变得如同软体动物一般,只要人家给钱就会去做花瓶,成为房产商的吹鼓手。 与“资本”的紧密相连,让一部分人顶着学者、专家的头衔,却因“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没有了起码的道义担当,倒在权力和金钱的石榴裙下,成为“御用一族”,已无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可言。

学者应怀有“悲悯”之心

古人为学,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无愧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担负社会责任为己任,遗憾的是,这种优秀品质正离现今的学者专家远去。学者许纪霖曾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提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日渐“专业化”和“学院化”,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也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

专家学者的公共良知、社会责任,是由其身份、地位以及社会影响所决定的,他们有可能作为政府智囊团的一份子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形成。因此,他们虽然有自由表达个人观点的权利,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第3篇

刚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一辆排量为2.7L的丰兰达,在乡间土路上,面对一个小斜坡,轮胎不断空转,却怎么也开不上去,身旁,几辆普通车子,其中还有一辆1.4排量的POLO,面包车,都轻松越过,唯独大排量的汉兰达上不去,车主被人笑话,自然非常郁闷。

车主要急疯了,就想到电视台,拉上温州电视台的记者故地重游,向记者又演示了一番,结果还是一样,车子轰轰叫,就是上不去,轮着原地转,经过电视台一播,当地的各类小车车主都来凑热闹,一处荒毛野地,成了大家的试验场,看看自家的车能爬坡不,结果,除了汉兰达,只要是机动车,都上去了,后来,4S店开来几辆新汉兰达,结果都不争气,汉兰达就此陷入“爬坡门”。

这下可好,汉兰达车主都忙着退车,厂家也没个答复,对于车主的质问不予理会,对于4S店的言论也不多回应,汉兰达,纯正日系越野车,凭借其较高的性价比,自广汽丰田引进中国之后,一直都是SUV市场的黑马,火的不行,看那车的驾势,就知道是辆越野性能极好的越野车,大排量,宽车身,高底盘,这车不去越野,放在城市里跑,那叫高射炮打蚊子。

也就怪了,偏偏就有人说他不是越野车,是城市用车,想要汉兰达越野,得买更大排量的四轮驱动车,不用能来越野,(此话出自丰田4S店一位高管之口),听到这话,如果不气晕,只能证明一个人心脏功能好,人家1.4排量的POLO都可以轻而易举的上去,你一辆2.7L排量的汉兰达上不去?怎么对得起30多万元的人民币啊?和100公里10多L的油耗啊?

SUV,在人们的理解中,就是一辆什么地儿都能跑的车,特别是崎岖路面和上坡,买这种车无非就是图个大气和对越野的需求,如今可好,汉兰达,除了会喝油,在平地上溜达,让他干点重活,没门,就更指望它去越野了,汉兰达成了网友笑话和车主闹心的对象,说汉兰达肾虚,不合适干粗活,更有网友爆出惊人语录:别嘲笑哥,哥只是不会爬坡。丰田的广告词也成了笑料的对象: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不到30度!不会爬坡的是2.7排量的车,按4S店的说法,要3.5L四轮驱动的才行,由此,有人又开口了:弟弟2.7闯的祸,哥哥3.5来救场?

汉兰达不管是从配置还是造型来看,就是一辆原汁原味的越野车,虽然没有FJ的那种刚性,看上去的的确确是一辆越野车吗?而且最低排量还是2.7L,这么大排量的车,不用来越野爬坡,不是大材小用吗?再者,汉兰达的宣传及媒体报道,几乎都是以SUV车型来宣传,SUV,就是:运动型多功能车,连一个不到30度的坡都爬不上去,也叫运动?多功能?

鉴于汉兰达的特殊性,并结合中国人喜欢死样面子活受罪的特征,汉兰达还叫汉兰达,只要车够大,够高,够体面,在中国不怕卖不出去,只是在宣传上就别倾向于SUV的功能了,要结合中国人的特性,打造成中国最大的面子车,看上去霸气十足,其实是外强中干。

同时,建议丰田公司修改一下汉兰达的说明书:

主要内容:

1,不要爬超过15度的坡;

2,如果要爬,请结伴而行,并带好拉绳;

第4篇

【关键词】《非诚勿扰》 场域 象征暴力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2010年1月全新推出的一档婚恋交友节目,自开播以来,短时间内迅速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掀起相亲节目收视率新高。首集34 城市收视率即达1.35, 居同时段首位, 此后更是一路攀升, 收视率自4 月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以来连连破3,牢牢占据国内同类节目的收视冠军宝座。①经过一年多的发展,《非诚勿扰》栏目以其新颖的节目形式、热点话题、戏剧化场面维持着它极高的关注度和收视率,俨然形成一道“媒体奇观”,给受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在此,笔者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非诚勿扰》作一解读。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把“场域”概念引入到人文学科,并确立其为原理论。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利(或资本)基础之上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利益、资本、社会位置是场域的构成要素。换言之,场域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它强加在每个进入场域的个体行动者身上,是权利分配的结构,任何个人欲获得利益,必须进入相应的场域。场域的结构“既能加强又能引导某种策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这些位置的占有者力图用这种策略来维护或改进他们所处的位置,并且将等级化的原则以最佳的方式强加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上”。②布尔迪厄据此把社会分为新闻场、政治场、经济场、科学场、艺术场和司法场。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非诚勿扰》栏目中,也存在着各种场域利益的博弈,如经济场、艺术场等。

一、《非诚勿扰》受到政治场、经济场的控制

大型相亲娱乐“真人秀”节目,收视率一直领跑同时期的其它相亲节目。与高关注度相伴而来的是“作秀”“拜金”“富二代”等备受争议的词语,还有马诺的“宁愿坐在宝马里面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等惊人语录。于是,国家广电总局于6 月2 日和8 日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等,对婚恋交友、情感节目进行规范管理。广电总局的通知指出,这些节目在体现电视媒体引导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如一些嘉宾身份造假、自我炒作、言论低俗、行为失检、恶意嘲讽,主持人引导乏力,部分节目盲目追求收视率,放任拜金主义、虚荣、涉性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这些做法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违反了广电总局关于广播电视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抵制低俗之风的有关要求,损害了广播电视媒体的形象。”③可见,《非诚勿扰》节目,它受到政治场的制约和控制。笔者发现,自广电总局发出通知后,2010年6月后的《非诚勿扰》,话题讨论已不再先前那般犀利,甚至在2010年7月开办了外来务工人员专场和在9月开办教师专场这样体现社会人文关怀的形式。同时,《非诚勿扰》也受到经济场的制约。在节目中,非常醒目的广告有步步高音乐手机、伊利果汁优酸乳、奥康鞋业、百合网、世纪佳缘交友网、美的智能电饭煲等等。

二、节目中的人员结构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说:“为什么人们总肯上电视节目?……有的人不知道自己将在电视上说些什么就答应上节目,在我看来,这显然暴露出这些人上电视是为了别的原因,尤其是想在电视上暴露脸或被收视,而不是要说点什么……电视屏幕在今天就成了某种那喀索斯的镜子,一个恋己癖展示的所在。”在《非诚勿扰》节目中,尤其是初期,台上女嘉宾雷人的语言、犀利的言辞,“宝马女”马诺、“赛春哥”谢佳、“凤姐二代”朱真芳等俨然不像是来参加相亲节目,而像是在炒作自己,无怪乎形成非常负面的社会反响,引发社会争议。当然,《非诚勿扰》是一个真人秀节目,或许栏目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满足受众的的“偷窥欲”,另一方也是展示场上嘉宾“暴露欲”的舞台。

布尔迪厄提出伊达诺瓦法则,即: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利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和指挥。

笔者对从网络上可查找的2010年6月到2011年5月一年间的《非诚勿扰》节目,每个月抽取两期进行考察和分析。通过对女嘉宾的职业分析,主要有个体经营者或业主、公司管理人员、公司普通员工、技术人员、销售人员、老师、律师和学生8个职业,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女嘉宾中属于公司普通员工人数最多,约占有32%;其次是公司管理人员,约占19%,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公司管理人员多为企业经理;再次则是个体经营者或业主,约占9%。依据上图,结合布尔迪厄的伊达诺瓦法则观点,参与《非诚勿扰》节目的女嘉宾大都是出于她们所在“场”的边缘区域,无法进入自己所在的“场”的核心部位获得足够的认可或者知名度,于是借助《非诚勿扰》这样的电视节目“搭梯子”,以获得某种认可或关注。例如,马诺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平面模特, 因一句“宁愿坐在宝马里哭, 不要在自行车上笑”而被冠以“毒舌女”“拜金女”, 一夜成名, 个人网站访问量超过了30 万次。

三、平民化背后的象征暴力

在《非诚勿扰》节目中,通过大众报名参与的方式,让男女嘉宾通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和爱之终决选以及男生权利反转来进行相亲速配,似乎体现了平等性与平民化。但是,布尔迪厄认为,这种平民化的背后存在着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和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审查自不待言,主持人角色行为的限制,时间分配的限制,谈话内容的限制,演播程序的限制,甚至主持人的不经意,都在行使电视的符号暴力――拒绝自由交流。”④在《非诚勿扰》中,掌控媒介话语权的主持人孟非时刻统领全局,严把话题时间。在嘉宾展开话题争锋中,色彩性格分析师乐嘉会恰到好处予以总结,掌握话题方向和时间。在节目开始前,《非诚勿扰》栏目会对嘉宾选择、节目人员的选择以及节目现场布置;在节目进行中,进入到《非诚勿扰》栏目的嘉宾就意味着他们进入一个有“游戏规则”的场域,“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和“男生权利反转”这几个环节环环相扣,以及5位男嘉宾轮番上场,每个都有时间限制,节目现场男女嘉宾需要听从主持人的指挥,话题选择、谈话时间以及谈话方式都一一受到约束。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非诚勿扰》是一档披着相亲交友功能性外衣的娱乐性节目,给受众提供娱乐功能、休憩功能和自我确定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对一场收视狂欢的热潮中,保持冷静的心态来分析有利于培养受众的判断能力和提升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①侍浩军,《以娱乐关怀民生:〈非诚勿扰〉的核心理念》,《现代传播》,2010(5)

②L.D.Wacquant.Towards a Refle-

xive Sociology:A Workshop with Pie-

rre Bourdieu.Sociological Theory.V-

ol.7.1989:40

③《广电总局规范相亲节目:不得讨论涉性展示拜金主义》,news.省略/10/0612/18/690E2BGC000146BD.

html

④[法]布尔迪厄 著,许钧 译:《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第5篇

一段忧郁的回忆:赤诚却不明媚,美丽而不美好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我,脸上的微笑轻轻浅浅,目光透着友善,充满期待地看着四(9)班的孩子。很可惜,有勇气迎向我的目光的孩子寥寥无几。对他们来说,我是个陌生的老师。他们有些局促不安,空气中缓缓地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这是我参加南通市开发区首届“行知杯”教学比赛的现场。按照比赛的规定,教师不能提前与学生接触,在封闭式备课两个半小时之后,进入上课比赛的环节。每个班三十个孩子,单人单座,比赛的地点是一间空旷的大教室,学生的后排是几个素未谋面的评委老师。坦白地讲,这样的场面并没有让我心生怯意。因为在我们校内进行比赛时,就是按照这样的流程进行评比的,我是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出线的。所以,那天区里的比赛,我站在孩子面前依然是落落大方,自信满满的。

可是,很快的,我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不知所措了。当时执教的是《云雀的心愿》一课,导入课文时,我问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能给大家谈谈你的心愿是什么吗?”

我想,这问题很简单,但与课文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生活中入手,唤醒学生对“心愿”的再认识,巧妙地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在备课的时候,设想着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举手、七嘴八舌地发言的情节,我的心里便乐了。可是,天不遂人愿,当这个问题抛出后,下面一片寂静。我热切地看着孩子,自己把手举得高高,笑容有些僵了,说:“谁来说说?”

依然是冷场!学生们面无表情,对我的问题无动于衷。我感到背上开始冒冷汗,心想: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没什么难度,应该连幼儿园的孩子也能回答呀!这群孩子怎会如此漠然呢?

不能就这样作罢,万事开头难嘛!只要有学生回答了问题,其他孩子自然会感兴趣的。“山不过来,我过去”。于是,我随意挑了一个清秀的女孩,真诚地说:“请你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愿吧!”

谁知,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略微思考了一下后,她高声回答:“我没有什么心愿!”

教室里立刻传来了笑声。我也尴尬地笑了笑,然后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响起:“心愿,那可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小时候,你的心愿,也许一块漂亮的糖果,一件心仪的衣服;长大后,也许是一次出色的成绩,一位善良的朋友。心愿,能让我们活在期待中,活在美好中。你可能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哪个同学愿意谈谈的?”

终于,一个孩子怯生生地站起来,说:“我希望生日那天能得到一辆战斗机玩具!”我立刻进行了肯定,说:“一个热爱战斗机的男孩,我想将来的人生一定很精彩!”这个孩子不好意思地看着我,目光中透着一种纯净而快乐的光芒。

然后,接着冷场!再冷场!继续冷场……

课堂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煎熬;学生不再是神采飞扬的主人,而是羞怯内向的客人。虽然我和学生近在咫尺,但我觉得彼此的心却很遥远,我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走进这些身边的孩子心灵深处,与他们产生思想的共鸣,擦出创造的火花。因为陌生,因为抗拒,因为焦虑,所以那些因思考而变得亮晶晶的眼睛,那个彼此间心领神会的默契一笑,那种闪烁着智慧火花的童言稚语,都变成了一种奢侈。整堂课,我的预设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为没有多少孩子发言,我不得不声情并茂地讲着,试图通过自己动情的语言创设情境,来激发孩子的学习的兴趣与表达的欲望,可是教学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始终处于“一种失衡与不和谐的状态”(盛新凤语)。

原来,上课的时候会如此的漫长。当我的心与孩子的心远隔千里的时候,所有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当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浑身有种虚脱的感觉。看着孩子们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欣喜,评委老师们的眼中掠过一丝疲惫,我的心中则升腾起一种叫无奈的感觉。迈着无力的脚步走向办公室,我发现短短的一段路自己居然走了很久。

一段深刻的反思:锥心的疼痛中,“沙粒”变成“珍珠”

垂头丧气地趴在办公桌上,明明已经心痛了,但脆弱的我却欲哭无泪。孩子们的眼神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紧张、漠然、担心……唯一缺少的便是我期待的那种活泼、灵动!我不知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比赛结果没有任何悬念。我被“Out”是预料之中的事。当趴在桌子上的那一刻,我没有想到校长的期待,没有想到朋友的鼓励,没有想到自己的付出……我只是想着肯定是我哪里出错了,应该好好地改正一下。

冷静下来,我不由感叹。这堂课上得跌跌撞撞,我驾驭课堂的能力真是有限,学生没有“在场”的感觉,我也自始至终不能入境,我们似乎是“熬”过来的。这样的课堂,不是师生之间的一场美丽遇见,不是生命中的一次甜蜜享受。这次失败的经历,恰似一滴水折射出我个人的一些不足:亲和力还不够,基本功也不扎实,教学底蕴也不够深厚,灵活调控课堂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再次想到了陶行知先生,想到了他的经典语录“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这不正是新课标倡导的“以学定教、以学论教”吗?这堂失败的赛课,告诉我什么?要好好研究学生!不禁想起雷夫说的一句话:“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能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物……除非你能进入他的身体,用他的身体行走。”虽然事实如此,但作为我们教师,还是应该不断地观察他们,了解他们,拉近与他们心灵之间的距离,甚至要尝试去做了不起的“心灵捕手”。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应该从他们学习的兴趣入手,选择他们喜欢的学习方法,因为“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体”(陶行知语)。所以,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自己还要多读读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了解孩子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甚至应该读一些儿童读物,深入了解神秘的童心世界,发现一些“童年的秘密”,当孩子心灵的知音。静下心来,我发现:这样的赛课本身也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既然是“行知杯”比赛,我想: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参赛的教师,都应该对陶行知先生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因为这样的活动就是发扬先生的精神。可是,比赛却规定“课前不能与孩子有任何接触”,这多少有些不合理。刘国正说:语文教学要能拨动学生的心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教师引导学生,学生也推动教师;教师得心应手,学生如坐春风”的境地。可是,孩子与赛课的教师在课前没有见面的机会,没有相互认识、了解的时间,那么,打造“无恐惧课堂”已是个梦想了,又怎能再奢求创造出动人诗意的课堂呢?也许,只要五分钟,就能拉近师生之间无形的心理距离,让对方接纳彼此;也许,只要十分钟,就能掌握学生学习的兴趣点在哪里,就能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趣”定教,让学生乐学、爱学,让课堂真正成为他们展示自己的舞台。

一次偶然的遇见:懂得“放下”意义,领悟“刹那花开”

在比赛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安慰自己:“只有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那就不会是人生。”(宫崎骏:《岁月的童话》)但是,不去想并不代表着遗忘。有时,只要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那个“伤口”似乎又被轻轻撕裂,隐隐作痛。同一个办公室的主任无比同情、真诚地说:“小琴,他们问我比赛没有出线,你难不难过?我说,虽然你的脸上在笑,但心里总是难过的,堂堂实验小学的教科室主任,居然连一个区级赛课都没有获得好名次,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呢!”

我还真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份,似乎不只是代表自己,还代表着整个学校。回想起校长找我的那一个瞬间:他一脸沉郁,在办公室里慢慢地吸着烟,眼神带着安慰,又似乎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忧伤。想着在比赛前,他找到我,送了我一本《行知思想与教育现代化》的书,这样沉甸甸的期盼让我觉得挺有压力。可是,我还是……我感到不安,他欲言又止地看看我,最后摆摆手,示意我离开。我有些愧疚,有些无奈。行知先生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崇拜的学生。”回味这段话,我想:作为一个校长,最大的快乐就是培养出一个值得自己骄傲,甚至崇拜的教师吧?也许,寄托在我身上的希望越大,所以他看起来似乎比我更沮丧。

这次比赛的失利,让我开始相信:有些事,在遇到后第一次,就注定要羁绊一生,像一棵树一样,生长在心里。但是,当看到2012年第4期《小学语文教师》的当月话题《失败的公开课》后,我豁然开朗,不再耿耿于怀了。策划人语说出了我从未表达的心声——几乎每位教师都有上过公开课的经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被人津津乐道;失败的,多尘封心底。名师也是从失败一步步走过来的;你会发现,坦诚面对自己失败的人往往走得更远。

认真地聆听了薛法根老师的《解密“失败”》,细细地品味了周益民老师的《寻找自我》,将目光久久地停在了盛新凤老师的文章《永不忘记》上,我发现找到了心灵的知音。这些小语届的风云人物、天之骄子,也曾为公开课的失败而纠结、困扰,甚至无地自容!我的偶像们,不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一下子变得平凡、生动,似乎触手可及,可知可感。盛新凤老师谈到因为没有提早与学生接触,所以对学情不甚了解,因而上课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事后,她非常尊重的著名特级教师王燕骅老师生气地对她说:停下来,不要赶那么多的活动!说她课前20分钟匆匆到会场,课后又立即离开,眼中根本就没有学生,怎能上好课?并且还谈到香港、台湾的教师早在一个月前就发来信息表了解学生的情况,相比而言,盛老师只是为了落实自己的教案,将课走过场而已。

多么语重心长的话啊!王老师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目中有人”,才能和孩子心灵共舞;只有“手中有招”,教学才会游刃有余;只有“心中有道”,才能让课堂情思飞扬!

前不久,有人问我:“你到小海小学上课,课前只有二十分钟了,你为什么不选择熟悉熟悉教案,而是要和孩子谈论无关紧要的话呢?”我微微一笑,我们谈话的内容怎么是“无关紧要”的呢?看似随意侃侃,其实就是将彼此的心拉近的绝佳机会。在短短的一瞬间,我就知道哪些孩子活泼,口头表达能力强;哪些孩子内向,却又渴望被关注;哪些孩子善于表演,大大方方;哪些孩子乐于倾听,善于思考……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看似“浪费”的时间,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浪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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