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3: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资本积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资本积累 市场经济 制度缺陷 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 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5]陈志武,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M],经济观察报,2008
【关键词】资本积累 失业 相对过剩人口 经济改革
一、马克思的就业理论
马克思的就业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联系紧密。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单单分析就业问题，而是将就业问题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体框架，把它与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下降以及经济危机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就能从深层次把握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业问题的实质，并对其长期变动和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一）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马克思分别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资本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性，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在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会不断地进行技术的革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资本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的增长落后于总资本增长。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剩余人口的出现，马克思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直接推导出过剩人口的必然性，揭示了生产资本的发展所造成的两种相互矛盾的人口变动趋势，深刻论证了这种人口过剩的相对性质。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的实质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关于失业类型的研究
马克思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包括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流动的形式就是指短期的失业，他们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占领了农业导致大批农民被排斥，这些过剩人口需要流入城市寻找工作，但在存在转移障碍时，只能停留在农村，因而称为潜在的形式。停滞的形式是指长期失业，这些劳动力“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
二、运用马克思就业理论对我国当前失业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就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就业形势也尤为严峻。而近几年沿海地区招工困难等现象的出现也暴露出我国就业问题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上的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严重。我国严重的失业问题与就业结构问题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要解决国内目前的失业问题，就必须的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竞争机制的引入
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不断完善与发展。坚持市场经济，就难以离开产权与竞争等问题。产权明晰也就意味着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即我国企业处于市场中要面临竞争，其必然在完成其社会职责遵守法律的同时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些条件和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人口的出现分析所用到的条件具有很多相似性，“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力的杠杆”。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过程中也存在这样的时刻，当劳动价格的提高使得利润变得迟钝时，资本的有机构成便会随之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相对过剩人口出现，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率开始上升。
（二）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人口多的基本国情
与其他经济资源相比较，我国劳动力是相对过剩的。因此，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多的劳动供给和相对不足的劳动需求一直是重要的矛盾。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矛盾由于保障性的就业体制，处于隐蔽状态，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因为竞争与效率等的存在而暴露得更为明显了。
我国农村人口多，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增加，随着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村土地不断流转，户籍管理制度的不断松动，这部分劳动者也将加速向城镇转移。这种转移虽然是城镇化过程中必经的，但是依然会使得城镇中从事脏苦累工作的工人自愿失业。反观城镇就业人数，虽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绝对规模在扩大，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城镇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失业人口的增多也难以避免。此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分流下岗的部分劳动者也仍旧没有实现再就业。
（三）我国就业体制的转变
我国的保障性就业体制向效率性就业体制的转变则造成了工作岗位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就业需求的需要。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保障性就业体制逐步转变为效率性就业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及企业管理的需要。实行保障性就业体制能保证劳动者全员就业，但是保障性就业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竞争与效率的要求相互矛盾。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效率成为企业配置资源的原则，保障性就业体制不得不向效率性就业体制进行转变。而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失业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产物。
（四）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分工的不断发展使得劳动者长期从事单一的局部的劳动，技能逐渐单一与弱化，一旦失业后便很难找到新的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也不断地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向集约型转变。部分行业与地区出现对劳动力的供需不均衡，使得部分行业出现劳动力短缺或供给过量，从而在部分产业与部分区域内产生就业缺口，而另外一部分过剩的人口又无法在产业间进行转移，从而使得结构性失业问题更为严重。
三、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我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要解决就业问题，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基础，在经济不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还要从建立完备的失业保障体制，健全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方面来加以努力。
（一）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增加就业的根本途径就是经济增长。然而扩大就业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还取决于增长模式的战略取向。我们应首先选择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盲目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含量，还应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产业，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促进第三产业的合理发展。农村的相对过剩人口因土地流转与生产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也要采取适当措施增加农村的工作机会。
（二）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
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下，效率性就业体制条件下，失业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当前完善失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应当是：继续保持失业保险作为基本失业保障制度的模式不变，加快推进下岗保障与失业保险并轨，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积极拓展筹资渠道，不断壮大基金实力，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接，调整失业保险基金使用方向，逐步将保障重心从生活救济向就业服务转移。
（三）健全劳动力市场，扩展就业信息渠道
健全劳动力市场是完善再就业的关键和中心环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实质是劳动力的市场化，而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逐步建立的，至今仍存在较大的问题，市场在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充分发挥。我们要健全劳动市场需要从劳动力市场的健全与扩展就业信息渠道两方面入手，培育和发展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信息服务、职业咨询、就业指导、劳动协作等业务一条龙系列化服务体系。
（四）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劳动者失业的转换成本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失业。这类失业主要是由于这部分劳动者缺乏专业的技能。几年来我国人才结构越来越跟不上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才结构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提高我国的人才储备与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同时使得劳动中能够适应当前工作对工作技能等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已经经历了由物力资本观、人力资本观到人才资本观的演进，在新经济时代，正由人才资本观向智力资本观升华。与之相应，人才争夺战也愈演愈烈，呈国际化趋势。让全社会认诅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注重人才的创造、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掘，在新经济时代将显得尤其重要。
一、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的内涵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人的能力即人力是人类所具有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而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简言之，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有两点：它是凝结在人身上的“人力”；它是可以作为获利手段使用的“资本”。
目前，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已经有学者提出“智力资本”的概念。在人力资本中，广义的“智力资本”，应包括智力、知识和技能；狭义的“智力资本”，应单指人力资本中的智力因素，着重理解为创新、创造发明的能力。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理解，都是从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角度出发的。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的重要部分，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提出智力资本的概念适应了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智力资本的内涵较人力资本、人才资本先进之处就在于对人才创造性元素的重视和强调。根据新经济时代复杂劳动的要求，创造性人才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创造性人才的劳动能够解决难度更大、范围更广、涉及许多学科和矛盾的问题。二是创造性人才的劳动具有较高的抽象思维和创造力，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创造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三是创造性人才的劳动能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二、新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与智力资本
第一，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如果说，农业时代的春耕秋收犹如给大地梳头，工业时代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则把地球刨挖凿钻得百孔千疮，无疑于是对地球的敲骨吸髓。人们有理由将这种以耗竭能源和短缺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型工业经济称为“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而新经济时代则是信息化(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市场全球化和以人(能)为本的多样化这“三化合进”的时代。新经济是低耗高效的特别依赖于知识资源的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科学、合理、综合、高效魄利用现有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如信息科技术的软件、生命科学技术的基因工程对资源的耗费甚少，传统技术不可同日而语；而知识资源是在使用过程中唯一不被消耗、且能不断增值的、并可以为全社会“共享”的可再生资源。
第二，它是一种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创新是新经济时代的灵魂。在新经济时代，生产力的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知识、科技、智力已成为其主要内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已不再仅仅依靠技术的运用，知识的积累，而更多地依靠科学的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成为直接的资本和财富后，拥有知识的人才无疑也就成了资本与财富的不竭源泉，也就成了新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新经济给全球带来的迅猛而巨大的变化让许多人难以想象。“数字化技术”和“工业化技术”、拥有智力资本和缺乏智力资本，这种区别正在制造新的巨大鸿沟，并将继续对各行各业带来全面的冲击。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没有高大的厂房、堆积如山的原料和产品库房，只有软盘和软件知识、程序、信息，但却在短短的20年间，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使公司资产达到了460亿美元。美国投机家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没有生产设备，没有雇佣工人，仅仅依靠对银行金融工具的认识和操作，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不断制造危机并积累了大量财富。知识要素的作用不但在经济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军事领域同样如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比谁船更坚炮更利，而主要表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数字战争、信息战争可以在兵不血刃的状态下置对手于灰飞烟灭之中。
三、智力资本已成为新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资源
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在他的视野里。劳动者掌握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和知识是构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直接动因。国际经济运行状况也证实，现当代知识生产已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力，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如果说，舒尔茨的学说标志着人力资本在西方后工业时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比尔·盖茨的崛起，则标志着智力资本已成为新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战略资源。也就是说，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中产品的生产、价值的提升都要通过智力因素来实现。这不仅改变了生产的方式，而且改变了生产的内容。过去的制造牝把原材料转化为产品，是资源的凝聚，而现在信息业把智力资源转化为产品，为智力资本的凝聚和不断发展提供了条件，并不断地创造和使用知识。所以美国管理权威彼得·德鲁克指出：现代经济的主要职能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而不再是”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他还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媒介反复引述的观点：”知识已经成为关键的经济来源，而且是竞争优势的主导性来源，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来源。”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均引进人才过万(引进人才占该国人才比重已由10％提高到25％以上)，而且他们引进的均是具有较高智力资本素质的人才，这些人才在美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显然，美国在利用各种政策工具进行“智力资本”输入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参与国际经济的全方位角逐一定要摆脱20世纪“人力(人才)资本较丰，智力资本甚弱”的窘境。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由物力资本观、人力资本观、人才资本观的演进并正在由人才资本观向智力资本观升华，在新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实质上)正是潜在的智力资本的竞争。高度重视智力资本的积累，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将十分重要。对人才的渴求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新经济时代这样渴求贤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新经济时代这样将竞争集中体现在对智力资本的竞争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的发展像新经济时代这样体现出智力资本的魔力，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新经济时代这样让智力和财富密切相联。从一定意义上讲，新经济就是智力经济，而智力资本的积累则是智力经济发展的基础。
四、智力资本积累的手段
在新经济时代，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将首先依赖于智力资本。智力使用的增值功能会显示智力资本不仅远远优于物力资本、人力资本，而且明显优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才资本”。而智力资本的积累在智力资本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意义。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主要表现在培养和引进二方面。
培养离不开教育，而教育则是依赖学校完成的。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对智力资本的需求，学校亟需转变教育观念，积极推进教育改革，改善课程结构，将开发智力真正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智能，培养创新型人才。应将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这三者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并将他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其中创造能力的培养又是智力资本形成的基础。创造能力是人类高智能活动的集中体现，它既是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结合的产物，又是人自身的创造智力和创造能力的结合。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有通过长期的培养才能获得，这就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高的期望。
[关键词]落后地区教育投资人力资本
一、教育形式与人力资本
教育分成基础教育(小学和初中教育，即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中和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些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基础人力资本（小学和初中教育）和专业化人力资本（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可普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形成很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基数，是基础人力资本。中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是专业化人力资本，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则是精英教育，所形成的可叫做高等教育所形成的是高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
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资金是投向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问题上，各国采取的政策导向也各不相同，由此带来了人力资本形成水平的差异，进而对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木桶理论”与教育投资
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用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给人以启迪：一只木桶的容水量，不取决于构成木桶的那块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要想使一只木桶能够装更多的水，就要认清哪块是最短的木板，并设法改变这块短木板的现状。
用“木桶理论”来分析三种教育投资：即把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比作木桶的三块木板，这三块木板构成了木桶的周边，木桶里的水代表了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总产出水平。在富裕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实力较强，财力雄厚，对三种教育形式的投资大多处于平衡状态，即木桶三个周边高度基本平齐，不存在对哪种投资的偏倚问题；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由于财力有限，所有的教育形式基本上是由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来完成的，而且在三种教育形式上的投入政策也不相同。一些国家将主要教育资金投向了高等教育，即木桶中代表高等教育的那块木板较长，他们在短期内也获得了不俗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更加重视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投资，即木桶中的代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那两块木板都较长，经济增长也显得更具潜力。
由此可以得到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桶：木桶1是一个高等教育的木板较长，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两块木板较短的木桶；木桶2是一个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两个木板较长，而高等教育这块木板较短的木桶。木桶1由于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两块木板都较短，在经济中的表现就是由于缺少大量的、众多的基础人力资本和部分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缺失而使经济增长能局限在部分高精尖的产业，各种产业发展不平衡。这都直接限制了落后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木桶2给经济带来的效果会更好。
三、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选择
1.基础教育应是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重点
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地区在发展之初都会面临着这种困难选择：既要迅速普及教育，扩大广大国民的受教育机会，又要尽快培养出国家急需的高精尖的专门人才。部分落后国家选择了走精英主义路线，他们的教育投入大多投向了高等教育，而使该国的基础教育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淘汰性，学科知识的难度和深度成为“世界之最”，同时也使该国出现了大量低素质的国民。当今，低下的国民素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制约因素，这正是对这种精英主义路线选择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进行投资？即把教育经费投入这场雨下在哪里？如果从对整个社会的收益率来看，基础教育的收益率最高。教育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可以更快地掌握各种技能。而且，全民普及教育也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包括文化与道德素质。这也是经济成功的重要条件。而高等教育在很多国家的经费是有保证的，更重要的是许多高等院校在经济上是有收入的，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才是最需要资金投入的领域。在许多落后国家，国民素质的低下，技术工人的短缺已经严重制约了该国的经济腾飞。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是收益率极高的投资，落后国家和地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加大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投资，经济才会持续、稳定的增长。
2.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投资选择
如果一国之中的落后地区要追赶先进地区，就要采取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更加倾斜的政策，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保持适当的投资比例，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能过多地投向高等教育。即使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也要采取明智的策略，即对与落后地区的高校所设专业进行适当调整，对于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需的专业要优先扶持、加大投入，扩大这部分专业的招生人数，待这部分人力资本形成后，由于本地区的优势产业能给其提供发挥其才能的机会，而先进地区的这些产业由于不具有比较优势，自然需要的这部分人力资本的就少。所以，这部分专业的人力资本形成后流失到富裕地区的机会就会比较少，落后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就会增加，从而给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当然，落后地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保持适当的规模。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本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但是，一国之内的落后地区也可以和落后国家采取相同的策略，即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和城市化建设等方法来吸引富裕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只要落后地区的产业能够集聚到一定规模，城市化水平的有大幅度的提高，人力资本自然也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原本比较落后的地区，而一国之间的人力资本力流动由于其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少，相对于国际之间的人力资本流动来说流更加容易和顺畅。因此，一国区域内的落后地区在进行教育投资时，由于采用产业集聚和城市化等方法可以在今后比落后国家更容易吸引到高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所以，应该比落后国家更加侧重基础教育投资和中等教育投资，而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应适度保持规模。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制造企业；知识资本积累；集团化经营；研发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up Management
and R & D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Based on Dynamic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Model
HAN Ya-feng，FUN Xiu-feng，ZHOU Wen-b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00）
Abstract： Fo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generally small scale and weak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our country， the group management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emerg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R&D model. The paper used 122 companies’ research data as samples which were disclosed by our formula companies，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 group R & D performanc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e paper estimated the inter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of group op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up management within the industry exits R&D synergy， namely conglomerat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pends not only on its own R & D investment， but also on other members of the R & D investment； However inter-industrial group management did not show a corresponding feature； establishing inter-regional enterprise group will help improve R&D performance， but inter-regional enterprise group did not show a corresponding feature.
Keywor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up operations； R & D performance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加快，企业面临国内外空前激烈的竞争。企业不仅要建立对外部压力的被动适应机制，更要形成主动创新、进取的机制。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并且已经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从政府角度看，为了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我国设立了多种形式的高新科技园区，并给予区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金支持或者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相对落后，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产权的弱保护性，当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时，因模仿、复制等侵权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企业的研发动机会减弱[1]。当专利制度不能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时，技术溢出效应会导致企业自身较小的可供性，从而引起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消极性[2]。
相对一般企业创新，企业集团化经营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作为一种大型的经济技术联合组织，企业集团可以把不同的企业、科研单位的技术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整体的技术优势，从而大大提高集团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集团内部企业之间存在业务和经营上的关联，例如存在上下游产业、原料市场等，因此集团内的单一经营企业的研发活动不仅对本企业有利，也可以惠及集团其它成员企业[3]。一方面，企业化经营可以提高企业规模和外部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可以改变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融资成本很高的问题，有效地改变企业研发投资的效应乘数和提供融资便利从而促进了企业研发活动[4]。另一方面，企业集团可以有效的绕过产权弱保护的制度障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度落后的负面影响，促进新兴市场企业的技术进步。
与现有研究企业研发绩效的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针对传统知识资本积累“永续盘存法”核算方法的不足，本文介绍了基于新产业组织理论知识资本积累核算新方法；其次多数研究文献将新产品销售收入或者专利数量作为研发绩效变量，但是新产品销售收入不仅取决于企业生产能力和水平（例如技术水平、生产要素投入数量、产品质量等因素），也取决于企业的市场溢价能力（例如企业的市场地位、销售渠道、营销策略、地域差异等）；而企业的技术水平不仅包括专利技术，也包括不易衡量的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等，本文利用Klette[5]的知识资本积累核算方法，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指标；最后本文在构建企业创新绩效模型的基础上，估算了不同类型和区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为我国国企改革和建立创新型企业集团提供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三部分为模型框架和变量选择；第四部分为样本选择与估计方法选择；第五部分为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企业集团是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企业为核心，通过资本、契约、产品、技术等不同的利益关系，将一定数量受核心企业不同程度控制和影响的法人企业联合起来，组成的一个具有共同经营战略和发展目标的多级法人结构经济联合体。企业集团在多个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Khanna&Palepu[6]认为企业集团可以有效弥补外部制度的缺陷；Almeida&Wolfenzon[7]认为组建企业集团可以有效的缓解股东的融资约束；Khanna&Palepu[8]通过对印度公司的分析得出，隶属企业集团的子公司绩效更优。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集团技术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
对于企业集团自身来说，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例如企业集团的企业文化、协调机制、创新机制、人力资本等解决子公司之间的融资约束和资源共享问题，从而保证子公司能够迅速掌握技术并且持续的进行创新活动[3][9-10]。但是过于分分散化经营会削弱企业集团的潜力[11]。Teece[12]通过美国企业集团样本分析认为不相关领域的分散化经营会减弱子公司创新的积极性。Hoskisson and Hitt[13]认为过于分散化经营会导致企业高管为了追求短期利润和规避风险，会偏离企业既定的战略目标例如研发战略和发展战略。Sea-Jin Chang[11]对新兴市场的国家研究表明，当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时候，多元化经营可以有效的减少风险和融资约束；当外部资本市场逐渐完善时，多元化经营的负面影响会日益显著。因此，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集团专业化有利于利用各个子公司之间的专业化资产创新能力，进而增加企业集团的“粘结性”[14]。企业集团的专业化可以使子公司彼此间的存在业务上的关联，例如处于上下游产业或者拥有共同的产品、原料市场等，因此单一的企业研发不仅对于本企业有利，也可能惠及其它企业[3][15]。
此外，企业集团的创新绩效依赖于所在区域环境建设和制度完善。政策法规方面，政府需要采用拨款、贴息等措施激励企业家技术创新，弥补市场激励创新的不足；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费用、加快成本转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平衡和协调知识产权私人利益和传播创新产品的社会利益[1][11]。公共科研平台设施建设方面，加强国家试验室、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等科研力量建设，引导和支持企业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联合建立研发机构和其他技术创新组织[16]。创新服务方面，需要通过技术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为企业选择低风险技术创新项目提供环境支持，形成一个有利于涌现和保护创新型企业家的氛围等。
综上所述，企业集团的研发绩效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组织结构，也取决于区域内的外部环境。那么上述两方面对于我国企业集团的研发绩效的影响如何，如何构建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效率的企业集团形式，我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利用klette[5]知识资本积累模型，构建了不同组织形式企业集团研发绩效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从技术创新视角组建企业集团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模型框架与变量的选取
3.1 知识资本积累估计方法的调整
对于知识资本积累的估计多采用物质资本积累的估计方法，即“永续盘存法”：
（1）
其中，i表示企业个体，t表示时期；测算企业的研发绩效，常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其中 表示产出变量， 表示技术水平， 表示物质资本（ ）和劳动力（ ）投入，则知识资本的回报可以表示为 。
Klette[5]认为知识资本的积累不仅取决于前期的知识资本存量和当期的研发投入数量，还取决于知识资本积累的规模效应。且由于（1）式假定同一行业内企业的知识资本积累速度是一样的，因此忽略了研发投入规模效应。此外，（1）式中当期研发投入对知识资本积累的作用远远大于初期投入数量，但是研究表明知识更多来源于初始R&D投入[5][17]。第二，企业或者行业间知识资本折旧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简单的对其进行按照物质资本折旧或者行业平均折旧率进行估计，具有相当大的偏差性。
基于上述知识资本存量计算方法的缺陷，Klette[5]采用新产业组织理论对知识资本积累进行了估计，其知识资本计算公式形式如式（2）所示：
（2）
对知识资本积累式（2）利用对数进行线性化处理，可以得到式（3）：
（3）
其中 ， ， 表示知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随机因素，由式（3）可以看出知识资本的积累取决于两个因素：知识资本存量以及当期的知识资本投入。 表示知识资本的年度折旧值，参数 代表了知识资本积累过程中R&D形成速度、R&D规模效率、知识资本积累过程中风险和技术溢出等。
3.2 Klette的估计研究方法
为了更准确的估计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效率，本文采用的Klette[5]研究分析方法，该方法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框架，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和产量增加不仅来源于生产部门，还来源于研发部门。针对同一生产领域的企业，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 表示第i个企业第t期的产出向量； 表示第i个企业第t期种要素投入量（ ， ，分别表示三种投入要素：劳动力，物质原料，资本）， 表示前沿性生产函数， 表示企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我们选取研究对象的基期投入产出组合（ ， ）作为参照向量。对企业生产函数和参照向量作对数线性差可以得到（4）式：
（4）
其中， ， ， ， 作为企业生产效率与参照向量的对数线性差， 。
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企业会将要素产出弹性调整使其等于边际成本，即 ，如果价格取决于要素市场，则可以得到（5）式：
（5）
其中， 表示要素 的总收入的份额， 表示相应参照企业要素的支出份额， 表示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值，由于每期调整资本量在实际情况下难以实现，因此我们充分考虑影响资本调整等其它因素，如果用 表示规模弹性，则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资本的规模弹性为（6）式：
（6）
则（4）式可以变化为（7）式：
（7）
将企业生产效率差异 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知识资本 差异引起的，另一部分 表示不同企业的生产效率差异，即（8）式：
（8）
表示知识资本的产出弹性。
为了更准确的估计企业的研发绩效，将企业销售收入进一步分离为企业生产过程和市场溢价能力。令 ，其中 表示企业的销售收入， 表示企业的市场溢价能力， 表示企业产量。将 两边取对数并进一步分离可得 ，为了进一步剔除企业的市场溢价能力，本文引入产品需求函数（9）式：
（9）
其中 和 表示价格和知识资本的对数线性差， 表示价格需求弹性； 表示产品质量的需求弹性，表示由于研发活动造成的产品质量差异， 表示需求偏好等其他因素。将其代入式（9），可以消除未知变量 ，得到（10）式：
（10）
企业利润最大化生产位于边际成本处即 ，则式（8）可以变为（11）式：
（11）
其中 ，这样知识资本积累的过程和结果都可以用参数 表示，则生产效率的改变可以进一步变为（12）式：
（12）
其中 即为衡量企业技术水平的索洛余量，将（11）式代入（12）式可以进一步得出（13）式：
（13）
将知识资本积累方程 代入上述方程，当然，知识资本积累方程也可能与多个滞后期有关，即：
（14）
如果滞后一期，利用（14）式消除（13）式中未知的知识资本存量 可以得到（15）式：
（15）
将（15）式进一步可以变换为（16）式：
（16）
其中变量 和 与企业所具有的市场溢价和规模经济相关。
3.3对Klette模型的调整
Klette[5]在模型处理过程中没有采用一阶差分的方法消除固定影响，认为企业间技术水平差异性与知识资本投入、企业的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科研投入多、规模大的企业往往知识资本积累也越迅速，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但是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绩效并非与科研投入量、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例如“U型、S型、N型”等多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其研发绩效与产权结构、激励措施、研发战略、行业差异等有一定的关系 [18-21]。
与此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受政策的影响也较大，属于政府重点支持行业或者企业例如国有企业所能获取的资源较多，研发实力也较为雄厚，可以进行风险较大的研发项目；而一般的高新技术企业例如民营企业由于研发的风险较大而往往采用较为稳妥的研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研发实力的参差不齐，因此完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因此，本文在处理的过程中，将反应样本个体差异特定常数项看作跨个体的随机分布，处理数据的过程中，Hausman检验结果也支持上述结果，因此本文在回归的过程中采用个体随机模型。即产业内企业存在普遍的规模弹性 和研发投入弹性 ，将上述两个变量代入（15）式可以得到（16）式：
（17）
由于Hausman检验拒绝了回归方程存在固定效应的假设，因此设定 ，其中， 表示方程的截距项，令常数项部分为 ， 表示不同企业个体产权结构、激励措施、研发战略差异性，代表个体的随机影响，构建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可以得到（18）式：
（18）
对于企业集团，其子公司的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自身的研发投资，也与其他成员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联，即集团企业内部子公司之间存在技术溢出或者协同效应，因此（18）式可以变为
（19）
其中， 表示集团内部其它子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将其区分为行业内和行业间子公司研发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
3.4变量的选取
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真实性，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审计后的上市公司年报，因此数据的可靠性较高。其中的投入要素主要分为劳动力投入、原料投入和资本投入三类，研发投入主要用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金额表示，产出变量用企业的销售收入表示。具体变量的含义、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含义及说明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注释
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投入表示为当期职工支付的各项报酬，包括工资、资金等。 劳动力投入一项采用上市公司年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表示
资本投入 包括资本的消耗以及资产的时间价值，资本的时间价值。 资本投入为两部分的加总，第一部分为资本损耗，表现为当期的固定资产折旧；资本成本为上市公司总资产×当期的贷款基准利率 其中利率采取的计算当期央行公布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
原料投入 主要包括从外部购入的各种生产要素，例如原材料、能源和少量的劳务等。 主要采用上市公司年报“现金流量表”中所列“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
研发费用
支出 企业用于研发活动
的投入 企业研发数据包含两部分：2009年以前来源于“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科目中“技术开发费用”；2009年以后来源于“管理费用”明细科目中“技术开发费用” 2009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研发数据，并统一列入“管理费用”一栏中
总产出 企业所售出的最终产品价值 在计算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上市公司名年报中“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注：上述变量数据来源于沪、深两市年报数据。
四、样本技术和估计方法的选择
4.1、变量描述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组成的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并依据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将2005-2013年披露研发数据的122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选取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1）舍弃研发数据不完整且金额较小的企业数据；（2）为了使面板估计稳健性要求，本文剔除了那些上市时间较短，披露数据有缺陷的样本；（3）对于研发数据个别有缺失的年份，利用年度平均值表示，本文所选取样本的统计量描述如下：
表2 样本的各变量的统计量描述（单位：亿元）
变量 企业集团（N=25） 非企业集团（N=97） Wilconxon
Z-statistics
Mean Median Stdv Mean Median Stdv
SR 99.33 31.48 354.74 57.70 24.23 136.91 3.45***
TA 109.67 20.21 458.89 44.30 17.48 79.74 7.88***
RMS 89.34 12.06 438.86 32.90 11.84 62.54 3.95***
EW 4.60 1.97 12.10 2.80 1.47 4.31 0.68
DFA 1.41 0.47 3.99 2.15 0.54 7.23 0.42
R&D 1.24 0.16 5.73 0.42 0.10 1.01 2.14**
注：SR、TA、RMS、EW、R&D分别表示样本企业的销售总收入、总资产、原料投入、工资性支出、固定资产折旧、研发投入水平和企业集团子公司的研发支出，其单位为亿元。
从表2可以看出，企业集团的销售收入、企业规模、生产原料投入和研发支出都与非企业集团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样本企业集团子公司的年均销售收入为99.3亿元，高于非企业集团公司55.7亿元的年均销售收入；从企业规模来看，样本企业年平均总资产为109.67亿元，高于非企业集团总资产44.30亿元；从研发投入来看，样本企业集团的年均研发投入为1.24亿元，为非企业集团公司年均研发投入0.42亿元的2.95倍。由此可见，组建企业集团可以有效的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的经济实力，利用自身的优势例如企业集团的企业文化、协调机制、创新机制、人力资本等解决子公司之间的融资约束和资源共享问题，从而增大子公司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投入。
4.2 估计方法与工具变量的选择
本文回归方程不能利用OLS进行有效的估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15）式解释变量同时存在企业规模T期和T-1期的变量，而且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能导致变量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数学变换的方法将T期资本项变成T-1期两项解释变量；另一方面是由于模型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相关，也会导致内生性问题，解决内生性问题通常估计方法是IV（工具变量法）和GMM方法。工具变量法采用Anderson-Hsiao差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而GMM方法又可分为DIF-GMM和SYS-GMM两种方法，为了防止弱工具变量对有限样本产生的偏误，本文采用SYS-GMM方法对本文的回归过程进行估计。
五、模型的识别和估计结果
5.1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研发绩效分析
本文将样本企业区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备引领科技创新的经济实力和基本条件。从创新实践看，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11个重点突破领域，中央企业都有涉及，在863计划、973计划和科技支撑计划的参与率分别达到29.5%、13.5%和23.3%。从创新体系看，在“十一五”建设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中央企业获批建设47家，占国家总数的49%。因此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中央企业和非中央企业并利用stata11.0对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不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体的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四类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绩效GMM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央企研发绩效 非央企研发绩效
C 0.395**
（2.23） 0.394
（1.09） 0.026**
（2.54） 0.136***
（8.02）
0.763***
（3.08） 0.788***
（41.28） 0.665***
（6.80） 0.665***
（7.63）
0.019***
（3.03） 0.019***
（7.76） 0.035***
（6.40） 0.039***
（3.42）
0.043***
（3.31） 0.023*
（1.89）
-0.076***
（-4.59） -0.036***
（-5.32）
-0.050***
（-2.89） -0.002**
（-2.44） 0.010***
（5.26） -0.077***
（-4.77）
0.250***、
（7.53） 0.265***
（5.29） -0.373
（-0.98） -0.368***
（6.26）
样本点数
Wald值
Sargan值 0.863
35
31.60
10.59 0.764
35
719.4
10.34 0.7136
87
111.05
9.97 0.863
87
452.61
9.15
注：表中数值为系数以及z统计量，***表示在1%的临界值条件下显著，**表示在5%临界值条件下显著，*表示在10%临界值条件下显著。
1、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对研发绩效的影响
从不同企业性质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来看，研发绩效和知识资本积累折旧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从研发绩效看，样本中央企业的研发绩效低于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研发绩效，其中中央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其知识资本积累提升0.019%左右；样本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其知识资本积累提升0.03%左右。这可能与中央企业所承担的多为基础性研发活动有关，也可能其体制束缚了企业的研发活动，从而降低了中央企业的研发效率。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显著性看，滞后一期的z统计量普遍较为显著，可以看出技术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前期知识资本存量，也取决于当期的研发投入。
从知识资本的动态积累过程来看，中央企业t-1期技术存量对t期的知识资本积累形成的贡献为0.76左右，即折旧率为24%；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t-1期技术存量对t期的知识资本积累形成的贡献为0.66左右，即折旧率为34%。总体上看技术率偏高可能是由于企业间存在技术外溢的现象，也有可能是企业处于加速积累的阶段，技术更新替代速度较快，因此其知识资本积累折旧率偏高。从两者对比来看，中央企业的技术折旧率相对偏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央企业的核心技术高于非中央企业，从而折旧率相对低。从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的绩效来看，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非中央企业都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增加企业的规模有利于增加企业的实力，增强企业抵御研发风险的能力。从回归结果看，中央企业和非中央企业两者不同类型符号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由推导过程可以看出，其符号取决于市场势力 和规模弹性 的大小，如果 ，其符号为正；如果 ，其符号为负；可以看出，由于中央企业普遍在国民经济重要的行业普遍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市场势力普遍大于规模弹性，从而导致了符号的相异性。
2、企业集团专业化和多元化经营对研发绩效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企业集团的多元化经营和专业化经营对研发绩效的影响，本文将企业集团其它公司对其研发绩效进行一步区分为行业内和行业间两种类型， 和 分别表示同属一个企业集团行业内子公司和行业间子公司的研发投入，其核算方法利用企业本身的研发投入与所属范围内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值的对数线性差表示，当系数为正时，表示随着企业研发投入而产生研发协同效应，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当系数为负时，表示企业随着研发投入扩大而知识资本积累的差距变小，即企业间有技术溢出发生。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非中央企业，同一企业集团行业内子公司之间更容易产生研发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提高研发绩效，但是同一企业集团行业间子公司更容易产生技术耗散，降低研发效率。因此，组建企业集团行业内子公司的联发联盟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可以作为我国协同研发的主要形式，其可以有效地减少产权弱保护的制度障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度落后的负面影响，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
5.2不同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区域创新环境和制度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东部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差异越来越凸显，其企业家创新精神、制度环境、激励措施也表现出一定的不同[22]。基于此，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不同地区企业的研发绩效，以测算不同区域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区域创新环境对企业研发绩效影响的GMM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东部地区企业 中西部地区企业
C 0.413**
（2.14） 0.4012
（1.09） 0.1384**
（2.67） 0.145***
（3.87）
0.773***
（3.12） 0.767***
（7.28） 0.659***
（4.87） 0.673***
（5.11）
0.030***
（2.98） 0.032***
（5.67） 0.016***
（7.14 0.013***
（3.45）
0.031***
（3.23） 0.019*
（1.98）
-0.050*
（-1.98） 0.031**
（2.18）
-0.058*
（-1.89） -0.010**
（-2.13） 0.013***
（4.32） -0.023***
（-3.54）
-0.232***
（-6.76） -0.246***
（-4.87） -0.347
（-1.23） -0.376
（-1.67）
样本点数
Wald值
Sargan值 0.782
61
143.5
9.37 0.774
61
517.9
10.58 0.813
61
314.9
10.87 0.876
61
65.91
10.34
注：表中数值为系数以及z统计量，***表示在1%的临界值条件下显著，**表示在5%临界值条件下显著，*表示在10%临界值条件下显著。
从不同地域企业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来看，研发绩效知识资本积累折旧率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从研发绩效看，东部地区的研发绩效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其知识资本积累提升0.03%左右；中西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其知识资本积累提升0.02%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东部地区的创新制度和创新环境优于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绩效的提高。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显著性看，滞后一期的z统计量普遍较为显著，可以看出知识资本积累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前期知识资本存量，也取决于当期的研发投入。
表4中， 和 分别表示同属一个企业集团行业内区域内和区域间子公司的研发投入，其核算方法利用企业本身的研发投入与所属范围内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值的对数线性差表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企业集团子公司在同一区域内，便于开展创新的协同效应，从而提高创新绩效；如果企业集团子公司属于不同的区域，则东部地区表现一定的技术损耗，而中西部企业则表现一定的技术协同，表明如果企业集团位于不同的企业间，则技术表现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溢出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研发绩效。
六、结论及建议对策
本文通过引入Klette[5]知识资本动态积累模型，构建了企业集团的R&D投入与研发绩效分析框架，为准确估计知识资本积累的折旧率和测算研发绩效提供了借鉴性方法。通过2005-2013年披露研发投入的12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估计了不同企业类型、不同地域企业集团创新绩效，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央企研发效率低于地方国企和私营企业的研发绩效，可能是由于央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缘故；（2）东部地区上市公司高于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研发绩效，可能东部地区的创新环境更优的缘故；（3）企业集团的研发绩效高于非企业集团的研发绩效，组建企业集团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绩效。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提高企业的研发绩效也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增大政府部门对研发部门扶持力度，增强企业的研发实力；研发活动风险大，前期投入多，研究周期长，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尤其明显。因此政府部分要鼓励和扶持本土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但要实施收优惠、融资引导、研发鼓励等鼓励措施，还要为本土企业提供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减少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同时可以采用激励措施鼓励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研究部门进行技术创新，建立本土研发机构和外资企业研发机构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促进专利技术的有效市场转化。
（2）优化易于创新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的研发绩效。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在经济发展水平、创新环境高的地区其创新绩效也更加显著。我国企业创新环境建设不仅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和科研团队等硬环境，还要需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宽松和激励的科研环境等，并需要政府部门逐步完善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和评价体系等软环境，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有效的创新条件，激发企业自主研发的热情，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3）鼓励行业内企业构建企业集团或者研发团体；企业集团较之单个企业的研发活动更易于整合资源，一方面可以有效改变企业研发活动外部融资性成本高的问题，提升研发效应乘数和提供融资便利从而提升企业的研发水平；另一方面绕开制度障碍，减少弱产权保护的不利影响，利用组建企业集团获得创新的优势、外部经济的成本优势和企业关系专用性投资，形成差异化创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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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本投资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人力资本投资――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的源泉
区域创新主体包括创新区域内的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政府,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集成,因此区域创新能力直接取决于区域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区域内各创新主体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直接影响区域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较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更具能动性的载体,它既是技术进步的发动者,又是新技术的载体与传媒,通过它的作用将会导致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全面改善。贝克尔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主要是技术进步”,并“增加技术人员的相对供给”,从而导致“许多工人通过在工作中学习新技术并完善旧技术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率”。因此,人力资本存量越大,表明区域劳动力的整体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这使在劳动力数量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有效劳动供给增加,使劳动边际产品曲线向外扩展,抵消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同一劳动将更有效率地推动物质生产要素,导致人均产出不断增长。
(二)人力资本投资――资源型城市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
人力资本投资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体现在维持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上。社会贫富差异的扩大是影响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整体生产能力提升带来了丰富产出,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变得日益严重,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和谐成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之一。由此可见,在产出水平得到提升的情况下,如何促进更有效的社会公平,使更多的人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人力资本投资――资源型城市环境能力提高的关键
人力资本通过对不同贫富程度资源的有效选择,以及更高效技术的选择与开发,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助于实现生态改善。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可持续发展为其本质,而可持续发展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强调发展的代际公平性、共同性、持续性,强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在经济发展中既要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更要重视人力资本的培育和积累。
二、人力资本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作用的数理经济分析
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力提升是由经济发展能力、生态发展能力、社会发展能力以及城市创新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能力体现在运用各种要素进行生产活动,满足人类全面发展的各种需求。社会发展能力为生产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劳动者生产活动的积极性。生态发展能力体现吸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而城市创新能力是其他三种能力得以实现的推动力。四种发展能力在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发展能力居于核心地位,而社会发展能力、城市创新能力和生态发展能力是通过经济发展能力产生作用的。生产活动带来的收入是影响其物质及精神消费,享受优美环境等福利水平变动的基础,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公平、环境改善等方面也离不开各种生产投入活动。社会发展能力提升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了生产活动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改善,产生更强的生产激励,从而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生态发展能力通过对生产活动废弃物吸纳能力的提升而拓展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城市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而这些能力的提升都有赖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综合以上分析,假设区域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力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型:
Y=KαLβSγRδ C1-α-β-γ-δ
Y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力变动, K为经济发展能力, L为劳动力数量, S为社会发展能力,R为生态发展能力,C为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经济发展能力的变动为:总产出的一部分用于储蓄,体现在物资资本(如机械设备、基础设施等)会传递给下一代人使用,s为储蓄率,同时经济发展力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折旧(即机械设备的磨损、基础设施的老化等),σ为折旧率。 劳动力数量的变动为: L=nL n为人口出生率,此处假设所有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一致的,是一种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并假设人力资本存量一致带来的是工作能力的一致。即随着人口的增加,区域人力资本总量呈现相同比例的增长。
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别,不可能都达到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从人口出生到一定存量的人力资本水平,需要一个积累过程。
假设不对生产活动添加任何限制和作用,则会出现社会、生态及城市创新发展能力下降的可能,即S
因此,由于社会发展能力、生态发展能力以及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减弱,使得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力产出在更低的水平上达到稳态。在社会发展能力、生态发展能力以及城市创新发展能力递减的情况之下,人均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力产出呈现负增长的趋势,并且负增长的速度与人口出生率成正比,即人口出生率越高,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目标越难实现。
三、结论及建议
关键词：资本论；资本积累；劳动者权益；保护
一、引言
金融危机后，我国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自该法颁布以来，各界人士对该法的出台看法不一，特别是其中第二章第十四条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由于类似终身雇佣制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在笔者看来，衡量一个法律的作用和影响要跳出短期利益的框架，要重视法律背后存在的背景和土壤。近年来劳资冲突频频爆发，每年的绝对数量和增长趋势都不可忽视，由此引发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不容小觑。如何调整好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保障和实现劳动者权益就成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劳资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风向标。
二、资本积累过程对劳动权益的损害
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并加以综合的基础上，把资本界定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本质上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从而形成了对资本范畴二重性即关于资本一般和资本特殊的认识。劳动始终是资本家源源不断地创造和攫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的核心要素，如马克思所说“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那么资本家会善待工人吗？答案是否定的。监督工人勤勉劳动的同时，还“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除了这些非常直观的对工人正当权益的剥夺，资本积累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就业的不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通过分析和研究伴随着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深刻阐述了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本原因、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和作用。
（二）资本积累对工人创造价值的剥夺
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伴随着资本周期性地产生，这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用的收入成为了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周期性地获得，也得周期性地消耗”。虽然资本规模并没有扩大，但这不改变工人得到的货币收入只是其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进一步地，维持工人生活和繁衍的可变资本用于个人消费时，有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加油的残酷意味。
（三）资本积累与休息休假权的博弈
在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的前提下，剩余价值的多少直接决定着资本积累的状况。剩余价值率又是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资本论》中论述的绝对剩余价值淋漓地展示了资本为了掠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会延长劳动者的工时。虽然在长期内社会和技术的进步，法制和道德环境的改良会使占有对象从绝对剩余价值走向相对剩余价值，但短期内，这种革新难以出现，资本扩张的本性先天就同劳动者享受正常工作日的愿望冲突。
（四）资本积累对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忽视
劳动者是财富的创造者，资本家本应该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安全的生产环境，这也是在为自己创造长久的剩余价值。不过充沛劳动力的存在使得资本家少有关注现存劳工的工作环境，而且改善劳动环境的种种措施会降低攫取的剩余价值，所以从古到今很多劳动者工作环境恶劣。我国劳动法第54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第52条也规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三、利用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保障劳动者权益
资本积累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消极作用是资本积累会对无产阶级的价值分配乃至命运不利，最终结果是两极分化严重，最终造成社会动荡；而积极作用是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追加资本来自于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所以，工人阶级用剩余劳动的价值贡献给了雇佣追加劳动的资本，其中不变资本投向厂房、机器类生产资料，可变资本用于雇佣劳动力，这样就有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总结起来，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能够先把生产规模扩大，让更多的劳动者得到工作机会，或者是既定的劳动者得到更多分配。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先把蛋糕做大，再利用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分配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分配更合理，切实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下面就介绍如何就非财政角度，分配做大了的蛋糕：
（一） 执法部门增强劳动执法检查，优化劳动合同管理制度。
从制度上，劳动执法部门要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治力度，建立拖欠工资黑名单。并在技术上建立工资支付的保证金制度和监控制度，严格执行劳动合同约定，定时定期发清劳动者报酬。在监管职责上，执法部必须切实履行劳保监管职责，监督企业配备规定的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保证企业行使其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同时监督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的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
（二） 加强工会等维权组织建设。
人多力量大是自古以来的真理，但是力量也需要合理的组织才能发挥最大的功用。近年来，曝光的很多不得不最终走上街头罢工事件暴露了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事实，而其重要内因就是劳动者作为个体，力量太分散，缺乏与企业实现有效沟通与谈判的组织平台，所以最终采用较为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现实情况是许多企业工会有名无实，无法保护劳动者的的权益，所以政府必须投入更多关注和支持，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
（三） 引入工资协商制度
近年来，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呼声高涨，原因在于它是维护劳动者自身利益的一种有效途径，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案例和做法。其积极作用是既能维护一线职工的权益，保证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呈合理同步的关系，确保职工能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又能够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当下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加大初次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有效解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不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还是实现劳资双赢的发展需要。（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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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守海. 《农民工工资上涨对工业资本积累的影响》[J]. 《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第3期
关键词：经济增长;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收入分配;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15-07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GDP从1978年的3,624.1亿元(以当年价格计)上升到2007年的249，529.9亿元(以当年价格计)，这3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9.448%①。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达到0.4483②。这样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是否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Galor从增长角度构造了不同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框架，研究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收入分配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但该框架仅仅考虑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机制［1］。Galor 和Zeira构造了财富、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间的动态变化模型，分析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积累间的关系，但没有明确分析收入差距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2］。
收稿日期：2008-09-20
作者简介：陈昌兵（1966-），江苏省如东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数理模型、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经济波动等。
① 数据来自《2008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② 根据作者计算所得，其计算方法可见《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及其非参数计量模型分析》一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由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提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并结合增长模式分析收入分配在不同阶段影响经济增长。在Galor 和Zeira（1993）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收入差距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我们可得到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及不同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作用形式。
本文框架如下：简要综述内生增长理论、收入差距影响增长和增长模式转型的文献，这为第一部分：文献综述。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这为第二部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在Galor 和Zeira（1993）的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模型基础上，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收入差距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这为第三部分：收入差距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在不同的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呈现出的不同作用形式，这为第四部分：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最后，小结并提出建议，这为第五部分：小结及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有关内生增长文献综述
内生增长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大致有两类：AK类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消除规模报酬递减，达到经济增长，同时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3-4］；R&D类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并认为技术进步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决定的［5］。
舒元,徐现祥利用Jones（1995）实证检验内生增长理论，分析1952~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他们认为这些典型事实明显拒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相对而言，比较支持AK类型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推动的［6］。
（二）有关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有四个理论模型：一是内生财政政策，二是金融市场不完善与物质资本投资，三是金融市场不完善与人力资本投资，四是社会政治不稳定。
1．内生财政政策
Alesina和Rodkik 在Barro (1993 )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生性财政增长模型，分析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7］。该模型假定政府支出是由税收来平衡预算的。税收增加会减少私人投资者所获得的资本税后边际产出，这样就会降低投资和储蓄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而税收水平是由选民投票的政治机制所决定的，而选民的收入水平是决定税收大小的因素。收入越不均等，穷人就会越多，大多数选民就会投高税收决策者的票，而高税收不利于投资，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2．金融市场不完善与物质资本投资
卡尔多(Kaldor，1956）认为储蓄率是财富的增函数，富人储蓄倾向比穷人要高，社会越不平等，财富就会越向富人集中，资本积累就会越多，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样收入不均等影响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盖勒（Galor and Zeira，1993）和阿洪（Aghion，1997）等人认为：进入生产活动需要一个最低的固定物资资本的投资［8-9］。虽然仅仅需要最少的初始投资资本，但对穷人来说可能需要负债。而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穷人偿还债务的代价就会很高，在这种情况下，穷人虽然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但却无法选择从事具有较高生产率的活动。另外，阿洪（Aghion，1997）和贝蒂（Piketty，1997）等人从“生产努力的道德风险”角度出发，认为由于存在着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努力程度”就不可能完全观察到，穷人可能被排除参与经济活动［10］。由于存在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或不完全的信息，收入差距会通过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3．金融市场不完善与人力资本投资
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基于未来人力资本高回报的预期。在金融市场完善的条件下，个人均可为获得教育带来的未来收益而举债。金融市场不完善时，由于贷款规范的约束及个人能力信息的不完整，个体将不能依据未来的收入而进行借款，这样，个人的初始资源禀赋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Galor and Zeira (1993)构建数理模型分析财富、收入分配和人力资本投资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初始收入分配越均等，将会有更多的个体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当金融市场不完善时，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资产和收入。如果人力资本投资需要一个固定成本，低收入家庭(或个体)将会放弃对高回报率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同时，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进行收入再分配将会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收入差距的缩小有助于经济增长。
Gregorio 研究了低消费水平时人们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由于存在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低收入者不能举债进行教育投资，低收入家庭的后代与高收入家庭后代间的财富差距将由他们的初始状态所决定［11］。这样，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
班纳布(Benabou,1996)认为拥有财富的差异体现在各个个体自身或后代所接受教育程度上，这样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拥有财富多的个体自身或者后代所接受的教育较多,而拥有财富少的个体自身或者后代根本不接受教育或者接受很少的教育，即拥有财富的多少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12］。收入差距体现在拥有财富的差异上，而拥有财富的差异会反映在拥人力资本的差异上，进而各个个体拥有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即拥有人力资本的分布）影响经济增长。这样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
4．社会政治不稳定
Alesina and Rodrik(1994)构建了社会政治不稳定模型，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大量低收入者面对少数非常富有的人时，对社会经济现状产生不满，要求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会带来政治体制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也会导致法律和相关法规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收入不平等增加低收入者从事犯罪，暴力及其它破坏性活动，而这些活动本身不会创造生产力，而且威胁对投资起决定作用的产权。因此，收入不平等将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投资水平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三）有关增长模式转型的文献综述
Galor（2000）认为工业化时期，由于物质资本稀缺，人力资本回报率小于物质资本回报率，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推动的。由于物质资本――技术间存在着互补关系，随着物质资本积累量的增加，工业化时期后期，即现代经济时期，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就会比物质资本的回报率大，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人力资本积累所推动的。
中国学者就增长模式做了分析研究。吴敬琏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系统分析归纳中国的增长模式仍属“旧型工业化道路”［13］；《中国奇迹》对传统体制归纳为“赶超战略”下的模式选择，分析了中国现在正处于比较优势战略下的发展模式［14］；张军归纳为“过度工业化”问题［15］；刘世锦总结为“低成本竞争模式”［16］等。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归纳为“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和“干中学”的微观机制等，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形成［17］。由此可知，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二、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由前文内生增长理论和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文献，我们构建如下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机制。
（一）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
1．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一
储蓄率是财富的增函数，富人储蓄倾向比穷人要高；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财富就会越向富人集中，资本积累就会越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样收入不均等就会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将这一机制称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一（见图1）。
图1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一
2．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二
假定个体有两种选择：一是作为未经训练的劳动力在两期工作，获取较低的工资；二是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在第二期作为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工作，但在第二期可获取较高的工资。由于存在人力资本投资最小值和不完善金融市场的限制，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只有接受父母财产超过一定值的个体才能够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如个体接受父母财产的平均值较大时，个体接受父母财产越分散，则人力资本积累的个体就会越少，这样总的人力资本积累就会越少，经济增长就会缓慢，此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如个体接受父母财产平均值较小时，各个个体接受父母财产越分散，人力资本积累个体就会越多，这样总的人力资本积累就会越多，经济增长就会加快（见图2），此时，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
图2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二
3．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
由上文可知，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二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收入分配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由于存在着不完善金融市场等因素，收入差距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大小；二是经济增长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是收入差距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影响经济增长的（见图3）。
（二）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
1．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一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在物质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总量物质资本所发挥的作用效力就会越小。即在物质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着不完善的金融市场，收入差距的扩大，各个个体进行物资资本投资的差距就会越大；假定物质资本生产函数是凹的，这样总的产出量就会越小。收入分配通过物质资本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将这一机制称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机制一（见图4）。
图3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
图4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一
2．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二
收入差距体现在各个个体拥有财富上的差异，而拥有财富的差异反映在各个个体拥有的人力资本上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分布状况)，而人力资本上的差异会影响经济增长，即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越大，人力资本的差距就会越大，在物质资本生产函数是凹的假定下，总的产出量就会越小。收入分配通过人力资本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将这一机制称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机制二（见图5）。
图5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二
3．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
在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收入的差距扩大，由于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等因素，各个体进行资本投资的差距就会扩大，在生产函数是凹的假定下，总的产出量就会越小。这样，收入差距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我们把这一作用机制称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见图6）。
图6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
三、收入差距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由Galor和Zeira (1993)的模型可得到初始财富分配状况与人力资本积累间的关系。设Dt(xt)为t代的初始财富xt的密度函数，且满足：∫∞0Dt(xt)・dxt=1。这样可得到初始财富密度函数Dt(xt)决定t代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所占总的工人比重分别为：nst=∫+∞fDt(xt)・dxt(1)
nut=∫f0Dt(xt)・dxt(2)
这样，初始财富xt密度函数决定了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即收入分配状况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根据大数定理，初始财富的密度函数可用正态密度函数表示，如图7和图8所示。M1和M2分别表示两个正态密度函数，它们的期望值都相等，但它们的分布状况各不相同。M1表示的密度函数方差比M2表示的密度函数方差大，即M1表示初始财富分配差距比M2表示初始财富分配差距大。下面分析初始财富分配状况与人力资本积累间的关系。
命题1：在其他条件不变化的情况下,当f的值小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时，初始财富分配差距越大,人力资本积累就会越小。
由上文可知，拥有初始财富大于f个体才可能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由此可得到人力资本积累的概率，即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体占总人口的比重。由图7，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与横轴相交于点A，该点在横轴上的坐标为f，f的值小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初始财富密度函数为M1，则人力资本积累概率为：1/2+四边形ABFD的面积。初始财富密度函数M2，则人力资本投资的概率为：1/2+四边形ABEC的面积。只有f值小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总存在四边形ABEC的面积大于四边形ABFD的面积，即初始财富密度函数为M2的人力资本积累概率大于初始财富密度函数M1为的人力资本积累概率。由此可得：当f的值小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初始财富分配差距越大,人力资本投资就会越小。
图7 初始财富分布与人力资本积累关系一
推论1：在其他条件不变化的情况下,当f的值小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时，初始财富分配差距越大,则人力资本积累就会越小。
图8 初始财富分布与人力资本积累关系二
命题2：在其他条件不变化的情况下,当f的值大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初始财富分配差距越大,则人力资本投资就越大。
① 该分析拓宽了Galor(2000)的分析框架中现代经济增长下的收入不均等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本文的收入不均等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分析框架，既包含Galor(2000)的现代经济增长下的收入不均等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也能分析工业化时期，收入不均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初始财富密度函数为M1（见图8），则人力资本积累的概率为：1/2－四边形ABFD的面积。初始财富密度函数为M1，人力资本积累的概率为：1/2－四边形ABEC的面积。f值大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四边形ABEC的面积大于四边形ABFD的面积，由此可得：当f的值大于初始财富期望值时，初始财富分配差距越大，则人力资本投资就会越大。
推论2：在其他条件不变化的情况下,当f的值大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初始财富分配差距越大,则人力资本积累就越大。
由上可知，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也可能减少人力资本积累，这取决于f值与初始财富期望值之间的大小。
四、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Galor（2000）在增长模式转变框架下分析收入分配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将增长模式的转变和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具有很大的创新。但他仅仅分析了收入分配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即上文所提出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但他并没有分析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机制。
由前文收入差距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可知，当f值小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时，收入不均等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公共教育投资比较完善，此时f值小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收入不均等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而在工业化时期，公共教育投资不完善，此时f值大于初始财富的期望值，收入不均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①。
在不同的增长阶段，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并起着不同的作用。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阶段，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机制都产生作用，作用的大小和方向也不一样的，呈现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多种形式，具体形式和方向见表1。
由表1可知，工业化时期，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是间接机制一和直接机制一，此时收入不均等对经济增长的总的影响不能确定；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是间接机制二和直接机制二，此时收入不均等不利于经济增长，具体见表2。
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作用形式是指收入不均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或收入不均等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由表1，我们可得如下的函数：
y=x11(g,K)+x12(g,R)+x21(g,K)+x22(g,R)（3）
其中，y、x11(g,K)、x12(g,R)、x21(g,K)和x22(g,R)分别表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总函数、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一、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二、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一和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机制二，且g、K和R分别表示收入差距、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由表1可得到：x′11-g(g,K)0和x′22-g(g,R)
由增长模式转变路径可将式（3）化为：
y=x1(g,k)+x2(g,k)（4）
其中x1(g,k)和x2(g,k)分别表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且g和k=K/R分别表示收入差距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比。由表2，我们可得到：
存在一个k，当k≥k时，有：
x′1-g(g,k)>0,x′2-g(g,k)
当k>k时，有：
x′1-g(g,k)
其中x′1-g(g,k)表示x1(g,k)对g的偏导数。k>k表示经济增长是由物质资本所推动的，即工业化阶段；而k
① 由此可知，本文的分析框架是Galor（2000）分析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扩展。
所推动的，即现代经济时期。
由式（4）、（5）和（6），我们可得到：
当k
当k≥k时，y′g=x′1-g(g,k)+x′2-g(g,k)的符号不能确定，即工业化增长阶段，收入不均等对经济增长总的影响不能确定。
由式（4）可得知，Galor（2000）的分析框架仅仅考虑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即：
y=x1(g,k)（7）
当k≥k时，x′1-g(g,k)>0；当k
五、小结及建议
由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本文构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考察收入分配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Galor（2000）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机制上，拓宽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在Galor 和Zeira（1993）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在不同情况下收入不均等对人力资本积累所起的作用。
由增长路径可知道，在不同的增长阶段，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同的形式。在工业化生
产时期，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主要的是间接机制一和直接机制一，此时，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不能确定的。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主要的是直接机制二和间接机制二，此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工业化时期，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不能确定的。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为0.3330，2006年指标已达到0.4483；1978年至2007年这3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448%。由此可知，在中国工业化时期，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不利影响不是主要的。目前中国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与中国实现的经济扩张增长模式是分不开的。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善的，工资并不是由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所决定。相对于劳动力而言，资本是稀缺的，资本价格应该较高。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政府利用拥有的货币金融配置权对资本价格实行扭曲，使得资本价格偏低。在资本价格偏低的情况下，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劳动力使用量相对较少，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较小。同时，得到使用资本的个体由于资本价格较低，劳动力供给量较大可压低劳动力工资，这样得到使用资本的个体收入就偏高。劳动者收入与得到使用资本的个体收入间的差距就会扩大，这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方面。这样，在工业化时期，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资本积累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增长的后期，正向现代经济转型。由本文理论分析可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对中国持续增长形成挑战。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达到和谐发展，保持中国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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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变革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系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为典型代表。
1、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以及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环境，这些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并指出，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只有蓄积的资财的丰裕，才能雇佣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的设备或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增加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2、大卫•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只要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不过，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收入的分配，强调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李嘉图赞同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认为一旦资本积累停止，投资即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将停滞，要使经济从低水平重新增长，则要求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3、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强调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该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同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暗含着资本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意味着由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增长将处于停滞状态。但工业革命以后的长期时间内，经济增长未出现停滞迹象，表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很科学，且忽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储蓄与投资实现分离，金融中介的产生下，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分析并论证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认为萨伊定律是不正确的，提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之间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投资额下降，则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缩减。
2、加速原理。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同时，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从而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具有加速效应。
3、储蓄—投资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贡献是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论替换了古典学派利息决定的储蓄—投资论。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选择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储蓄者依据其收入决定储蓄量，根据利息率决定储蓄形式，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不受储蓄的支配。
4、对凯恩斯理论的讨论。凯恩斯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不过凯恩斯的政策主张难以突破其时代局限性：即着重短期分析，不太适用长期经济分析；投资决定储蓄论仅适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时期；只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而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储蓄多少与投资的数量对利息率缺乏弹性，储蓄和投资均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假设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不符合实际情况；投资对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通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1、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提出资本—产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认为经济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经推导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方程为：gy=sv。
2、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注重投资的二重性，经济的需求方面，投资通过乘数过程决定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经济的供给方面，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提高了国民经济潜在的生产能力。多马得出的经济均衡时的增长率：gy=YtYt=ItIt=σs。可见，哈罗德增长模型和多马增长模型本质上是一致的，故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y是由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比率v共同决定的，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在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
3、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讨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比较大的修正：将时间因素引入储蓄—投资分析中，用增长率的概念代替凯恩斯的水平分析，实现了动态分析；从“加速原理”出发，强调投资增长决定于收入增长率的“引致”作用，而非收入水平的绝对变化；认为投资行为不仅能增加投资的需求效应，更重要的是投资能提高供给能力。实际上，哈罗德和多马说明了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提高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手段是要提高储蓄率。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增长条件有如“刀刃一样脆弱”。而整个经济系统内部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作用机制满足这些条件，因此，该均衡是极不稳定的。
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索洛和斯旺分别独立地提出了新古典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他们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进行修正，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典型模型，即索洛—斯旺增长模型。
1、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方程：k觶=s（fk）-（n+δ）k。该模型表明储蓄一方面可促使资本广化，另一方面也可促进资本的深化。
2、增长过程的稳态。当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时，人均资本停止变化而成为常数，从而得到使人均消费最大的储蓄率，即黄金律储蓄率。当储蓄率大于黄金律储蓄率、人均最优资本存量也高于资本积累的黄金率水平时，随着储蓄率的提高，人均消费水而下降，即经济增长中的过度储蓄是无效率的。
3、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新古典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表明，经济的长期均衡是稳定的，并总是向一个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短期内，产出的增长率可能因储蓄率的提高而上升，但长期内，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增长率，与储蓄率无关，并且过度储蓄对经济有不利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投资对产出增长率可能产生负影响。不过，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考察的主要是静态最优资本积累。另外，新古典模型关于均衡收敛的预测并未实现。同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因此把经济的长期增长仍归因于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实际上，经济的稳定增长更重要的在于系统内生变量，内生经济变量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于8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此时的增长理论扩展了资本概念，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知识等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凸性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用要素完全替代的生产函数代替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固定技术系数的生产函数，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均衡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问题。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个体不会无限制地积累资本，结果是使经济均衡增长率最终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或外生的技术变化率，长期经济增长最终无法实现。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如何解释要素边际生产率在长期不会递减为零。该系列模型认为除人口增长率外，影响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因素同样影响储蓄率。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依赖于决定储蓄意愿和资本生产率的参数。实际上，模型扩展了资本概念，从而避免了边际资本生产率递减规律的作用，实现了经济的内生增长。
自Lucas(1988)以来，许多研究在Samuelson(1958)&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将养老保险、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相联系进行了理论和应用研究。本文介绍了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指出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新趋势，这对于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保障改革进程中的养老金计划和制度的设计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养老保险；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方法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四、结论与展望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收费；公共资源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13日
一、高等教育高收费现象及其经济本质
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收费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但有些学校变相进行高收费，如办二级学院进行三本和对外合作办学的高收费。知名度高的重点高等院校对专业硕士进行高收费，如现在有重点学校专业硕士一年的学费、生活费合计需十几万元人民币，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难以承担的。
目前，高等教育变相高收费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有越收越高的倾向。高等学校的高收费实际上就是把本校的教育资源用来满足市场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以求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种行为实质上是高等教育企业化经营倾向。高等教育企业化经营倾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面看是充分利用了各高校的教育资源，并满足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是合理的经营行为，但深入分析，这种倾向对经济、人力资本积累等产生广泛的危害，必须对这种倾向进行治理。
二、高等教育高收费的经济危害
（一）高等教育的综合职能受到限制。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专业特长和就业能力，但高等教育的职能远不限于这些。如人的综合素质，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认识能力；人对他人和社会的情怀，人是否理解和帮助他人，是否愿意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人是否能够与他人进行团结、合作；人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办法，积极进取的精神等。总之，人的生活不只是工作和收入，还需要许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社会也不只是需要物质生产，也需要精神文化的生产。高等教育作为人才成长的重要环节，高校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部门，在这些诸多目标上都应该有所作为。如果高等教育进行企业化经营，就会把高等教育活动限于货币收入的限制，强化高等教育的专业特长和就业能力的培养，而弱化高等教育其他诸多功能，这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不利的。
（二）高等学校的科学认识和社会导向功能受到限制。现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我们有条件来办高等学校进行人才的培养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寻求真理，不断增加我们的科学知识，并把这些科学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实际当中。正是因为我们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多，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深化，我们的生产、生活才得以在科学的、可预见的轨道上运行。这得益于有大批专业科研工作者努力工作，在科学的世界里不断奋进。科学与现实有密切的联系，但科学毕竟不等于现实。科学是追求真理，是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系统、全面的认识，科学从长远来看对现实起着引领作用。现实受到当前条件的诸多约束，不得不考虑当前的各种条件，不得不受眼前利益的约束。如果高校进行企业化经营，它的行为类似于企业，这就使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受制于眼前的利益约束，这必然弱化高校的科学精神，使高校不能专注于对真理的追求，相应地，就必然弱化高校对社会所能提供的科学知识，弱化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的科学引领作用。
（三）高等教育作为生产力的储存功能被削弱。高等教育有对生产力的储存功能。当经济状况好时，人们可以花费更多的财力、物力、时间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能的储备；当经济遇到冲击时，平时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都能派上用场，从而减少经济波动和危机。如果高等教育的企业化经营，平时的人力资本、知识、技能等都追求当前的货币收益，受当前的市场状况和收益的约束。当发生经济冲击时，社会就缺乏能力和条件来进行克服，这必然产生较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
（四）产生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现在著名的高等学校是国家进行长期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的结果，因此它现在拥有比较优势的教育资源和科技资源。如果高校进行企业化经营，就会把这些由公共投资形成的优势资源资本化，变现这些公共优势教育资源、科技资源，形成这些高校的收入和个人的收入，从而产生不合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三、高等教育高收费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危害
（一）使人力资本积累的风险加大，抑制人力资本的积累。高等教育的企业化经营，势必造成学校根据人才的市场价格来收费，对于贷款上学的学生来说，当他们毕业后工作时，人才市场的供求关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当这种变化不利于求学者时，他们的上学贷款就形成了他们巨大的生活压力，这不利于这些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之，高等教育的企业化经营加大贷款求学者的经济风险，抑制这些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贷款求学者的经济风险加大，会使部分人放弃贷款求学的选择。况且，人力资本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些学科，如哲学、历史等的经济收益小、社会收益大，以市场收益约束而进行的人力资本积累，必然抑制市场收益低的学科的人力资本积累。
（二）教育收费的高门槛使许多优秀学子不能获得应有的教育。教育本来应以学生的学业水平和学习能力为标准来选拔学生进行教育，这才是公平的，这对教育本身来讲也是最有效率的。要做到这些，学费不能成为大多数学生的求学门槛。而教育的高收费大大提高了求学者的求学门槛，使大量优秀寒门学子不能获得应有的高等教育，这不仅是不公平的，也使教育本身降低了效率。
（三）影响人力资本的顺畅流动和使用，固化社会结构。人力资本的流动和使用是发挥人力资本作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条件。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如果劳动者受教育的权力受到阻碍，就会影响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和使用，从而使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受到限制，固化社会结构。这种情况一方面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各个成员的主动性和潜力；另一方面使社会大大削弱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四）影响人们的公平观和上进心。依靠人自身的劳动和创造而生活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条件。在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人的劳动和社会分工与劳动者受教育的状况密切相关。如果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和实现这些机会的条件不平等，必然影响劳动者所参与的社会分工和就业，这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效率、可持续性等内容；同时，还是劳动者之间是否公平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体现。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他没有物质资本、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而生活是他们的生存底线，也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底线。如果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受限，就会影响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也影响劳动者所参与的分工和就业，这会威胁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也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对社会的公平观。只有劳动者坚信，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进取心可以获得美好生活，这才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如果劳动者的这种生活观念被击碎，则整个社会进步力量的源泉被削弱，社会将出现窒息。
四、高等教育高收费的治理策略
（一）保证财政的基本经费投入。高等教育具有许多社会功能，并能够为社会蓄积社会生产力，高等教育不能进行企业化经营，这就要求必须保证对高等教育的必要政经费投入。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功能，如果对高等学校管理得当，高等学校自身运行顺畅，工作赋有效率，投入高等学校的经费是有丰厚社会回报的。也就是说，如果经费使用得当，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不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反而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力量。在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加强财政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
（二）加强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高校的知识、技术等资源储备使高校有条件为经济、社会开展各项服务功能。加强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一方面有利于高校教师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状况和需求，更好地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另一方面高校教师也能够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高校对社会的服务，是其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只会加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利于高校各项功能的建设和充分发挥作用。
（三）鼓励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支持高校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各方面的社会参与和帮助，如高校的师生需要加强对社会的了解，社会各部门可以向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其业务骨干可以到学校给学生讲解实际的运作过程和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可以向教师提供调查研究、挂职锻炼等机会和条件。总之，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帮助，社会各界可以把自己的优势资源与高校共享，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信用；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2-0001-0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研究，较多地注重于经济因素，如实物资本、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大多忽略了社会因素，如文化、社会准则、信用体系、社会规则等，而这些社会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大熔炉”式的社会文化、网络与信用体系。本文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来深入分析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内在机制。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利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所存在的贫富差异，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影响经济绩效还存在一种新的资本性要素――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6)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由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是信任、理解、同情的主观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社会资本具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实现行动目标的特性。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和网络，对于促进个人、组织之间的生产和合作以实现其共同利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Coleman(1990)将理性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以研究信任和经济发展著称的Fukuyama（1995）直接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共有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信任就如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能够促进两个或者多个个体间合作的一种具体化非正式规范(Berggern, 2006)。社会资本是主观的社会规范和客观的社会特征(社会网络)以及可能的结果(信任或者说社会效率的提高)的混合物。这一定义将不同的事物混淆在一起，难免混乱不堪，造成逻辑上的误区和应用上的泛化。因此，要对社会资本进行界定，应该将它们分割开来进行考虑，而不是把它们简单地揉合在一起。国内很多学者研究社会资本就是直接将社会资本与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等同起来（陶金，2008）。
社会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与其它生产要素一起推动社会经济发展。Ostrom(2000)指出社会资本通过促使个体之间的合作而提高经济增长绩效。Knack等(1997)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在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后，诚信水平、社会参与度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社会诚信之间的重复性的相互影响会促使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Miguel(2003)、Crudelia(2006)等认为社会信用水平可以作为一种生产性投入进入生产函数，他们以社会信用度、社会犯罪率、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作为社会资本的变量来研究其与产出之间的关系：高的社会信用度与更加广泛的公民之间的承诺将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
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么如何有效地促进社会资本积累，不仅是理论界需要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也是公共政策的目标之一。根据Steger(2002)的观点，个人消费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另一部分是通过教育和保健等方面的生产性的消费支出来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发展与社会资本的积累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增加人力资本，而且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并促使社会准则的健全、社会诚信度的提高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合作。Rupasingha 等(2006)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是社会资本积累的最关键因素。教育作为一种制度环境，能够为不同层次的人群创造一个非正式的接触平台，创立合作与互信机制，这种内在的相互影响使得具有不同教育层次的人群之间相互承诺，并为社会网络关系的发展做出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容忍力与互惠能力。很显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之间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之间更加容易交流与沟通，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与自己相处的人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教育投资不仅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逐步改善社会准则、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诚信度和社会交往网络等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素质，是劳动者质量的反映（余长林，2006）。“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直接引入经济生产函数中，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没有经济的增长，不同的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是不同经济增长率、跨国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Romer(1990)认为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会影响知识创新能力、模仿和吸收新技术能力，进而能够影响技术进步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充分强调了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Barro等(1990)认为单个经济主体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所获得的私人报酬存在外部性，拥有更高劳动技能的经济个体能够提高与其共同工作的经济个体的劳动生产力，因此，人力资本积累能够增加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绩效。但是，他们大多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对经济增长绩效所产生的间接作用。所以，本文拟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内生化，从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与公共服务性支出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影响机制，并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
本文结构体系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个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与公共支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绩效和社会福利之间内在影响机制；第三部分对上述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二、理论模型
Steger (2002)等将资本分为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我们参照Dinda （2007）等的相关研究，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假设存在如下社会生产函数，y为产出，k为复合资本投入，它包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生产函数形式为：AK生产函数，其设定如下：
y=f(k),f′=常数， f″=0, f(0)=0（1）
实际资本kp的动态方程为：
k・p=(1-t)f(k)-c-δpkp（2）
其中：t为宏观税率；δp为实际资本折旧率；c为消费，它一方面满足劳动者生理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消费支出创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动态方程为：
k・h=h(C,GE)（3）
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来源于教育和健康等生产性消费支出C（它是所有消费c中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来源于政府在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支出GE。
假设1：上述人力资本运动函数是严格凹的，即：h′(?)＞0, h″(?)＜0
limc,GE∞h(c,GE)=h(c,GE)limc,GE∞h′(c,GE)=0limc,GE∞h″(c,GE)=0（4）
根据前文的分析，教育过程从学校开始，生产出了很多知识渊博的个人，他们共同交往，共享社会责任。受过更多教育的个人比较少受教育的个人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信任、社会交往、互助合作对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传统的观点都将此称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本文拟将这些影响以社会资本的形式进行内生化。这些外部性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集中分析人力资本（教育）所带来的社会信任度、互助合作的变化这一个方面，因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所以，本文将社会资本内生化于人力资本，主要是教育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另外，社会信任、互助合作等社会资本存量多少与政府行为方式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如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倡导公正文明的社会规则和社会信任的宣传活动，社会违约处理和违约成本的制度体系建设等都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那么，社会资本的动态方程式设定如下：
k・s=φ(kh,Gs)-ζks（5）
假设2： φ′(・)＞0，φ″(・)＜0，即人力资本与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对社会资本积累产生正向影响。
其中：kh为人力资本；ks为社会资本；Gs为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ζ为社会资本折旧率，假设它小于0，因为社会资本与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也需要维护成本，所以也同样存在折旧。但是，与其它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不一定随着其使用年限增加而递减，相反，很多社会资本都是在使用中不断增加，如企业与企业之间社会网络关系与社会信誉是随着不断交往时期延长和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提高。另外，社会资本与实物资本不相同的是它必须要在共享中使用而不能由某一经济主体单独使用。
复合资本k的定义为k=kαpkβhk1-α-βs，其动态方程为：
k・=1k・p+2k・h+3k・s1=αk/kp2=βk/kh3=(1-α-β)k/ks（6）
将（2）―（5）式代入（6）式得到复合资本动态方程式：
k・=1(1-t)f(k)-［1c-2h(c,GE)］+3φ(kh,Gs)-（1δkp-3ζks）（7）
整个社会中，代表性的家庭最大化其某一个时刻的消费效用水平，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即：
Maxc∫∞0U(c)e-ptdt（8）
约束条件为（7）式，且kp(0)＞1，kh(0)≥1，ks(0)≥1。求解上述经济最优均衡问题，建立如下汉密尔顿方程：
H(c,k,GE,Gs,kp,ks,λ)=U(c)e-pt+λ｛1(1-t)f(k)-［1c-2h(c,GE)］+3φ(kh,Gs)-［1δpkp+3ξks］｝（9）
由一阶条件为Uc=λ(1-2h′c(c,GE))，λ为k的影子价格。进行相应理论推导，可以得出消费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如下（推导过程略）：
c・c=-cUccUc+-c2hcc(c,GE)1-2hc(c,GE)-11(1-t)fk(k)+32φkh（kh,Gs）-(ρ+δp+ξ)（10）
其中:-Ucc(c)cUc(c)＞0，表示跨期的消费弹性。-2hcc(c,GE)c1-2hc(c,GE)表示净消费弹性，表示个人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使得部分实物消费转化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但消费者一般不会将其所有收入进行教育投资而完全不消费实物产品，所以，净消费水平一般不会为负数。上式与普通的最优消费增长率表示式相比较而言，增加了一项32φkh(kh,Gs)＞0，此式的经济含义是：生产性的私人教育和健康等的消费支出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与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促进了社会资本积累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定理1：社会经济主体的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和公共教育支出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促进社会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本文上一部分的理论模型深入剖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影响机制，在假设1和假设2的基础上推导出了定理1。本部分主要从实证的角度来检验这一内在机制：第一，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第二，人力资本、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与社会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第三，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资本变量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社会资本包含一个较为广泛而松散的范畴，这将为定量的实证分析带来一定难度。所以，本文实证研究中主要侧重于一种社会资本――社会信用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对落后，相关文献和数据库还没有有关社会信用的数据指标。不过，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信任度越高，其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越融洽，社会经济契约的履约率就会越高，所以，本文在此以中国不同省份不同时期的“相对劳动争议受理率”作为其社会信任度的变量，“相对劳动争议受理率”即是不同省份在不同年份相关管理部门所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与GDP的比值，其值越大，说明社会信任度越低。在此，以相对量来表示的主要原因是一定时期经济活动范围与经济总量越大，劳动争议案件产生的可能性会越大，导致其绝对数量也可能会越多，如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随着其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经济纠纷案件总量也在增加，但相对其经济总量的增长而言却在下降，所以，利用单位产值的劳动争议案件数来表示社会信任度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本文选择的样本数据是中国大陆30个省份1996―2006年的面板数据。各个省份的劳动争议案件数的数据主要来自各年度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总产出、劳动和资本等数据来自各个省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总产出是各个省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总劳动是各个省份从业总人数（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从1996年开始才有该数据，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样本容量问题。重庆在1997年后才成立，其数据合并到四川省，最终的实证数据为包含30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总物质资本是我们模拟的数据，即首先根据各省份每年的资本积累，采用永续盘存法模拟出名义资本存量，然后用各省份GDP缩减指数进行平滑，最后得到各个省份的物质资本存量。我们采用Hall等(1999)基于Micner公式(Minerican return to schooling)的方法模拟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存量。首先计算各个省份6岁及以上人口中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接着计算各省份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最后采用Hall等 (1999)的方法模拟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存量。各个省份人力资本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年份)。为了分析不同区域之间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所存在的地区差异性，本文将中国所有省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理区域，参照“国家发改委”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其它为西部地区，然后分别以三个区域所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二）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公共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基于假设1，对公共教育支出、私人生产性教育消费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logkiht=αi1+αi2logCit+αi3logGiht+αi4logXit+εit（11）
其中，α为各变量的系数项，logkiht、logCit、logGiht为各个不同省份不同时期人力资本、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公共教育支出的对数值。私人生产性教育消费支出分别以各省份私人所付出的人均教育支出额表示（注：人均教育支出没有直接的数据，通过每个省份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大学等各种形式的教育学杂费收费收入来得到，而教育附加等税费不在其中，因为它不是居民自主消费性支出，而是一种强制性的支出，它会在政府公共教育支出中得到反映。），公共教育支出以每个省份政府教育支出总额来表示，Xit为控制变量，以各个省份实物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的比值kipt表示，反映人均的实物资本形成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为了避免虚假的回归结论，首先对logkiht、logCit、logGiht、logkipt进行单位根检验。目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较多，但每种方法都有不同的优缺点，因此选择四种主要的方法同时进行检验(取四种方法检验一致的结果)，以增强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这四种检验方法是：Levin, Lin & Chu检验(2002)；Im，Pesaran and Shin W检验(2003)；ADFFisher Chisquare检验(1999)；PPFisher Chisquare检验(2001)。表1列出了单位根检验结果。logkiht、logCit、logGiht的水平序列的四种检验方法都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而三者的一阶差分Δlogkiht、ΔlogCit、ΔlogGiht的四种检验方法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这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logkipt的水平序列的Levin，Lin & Chu检验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但其它3种方法都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而logkipt的一阶差分变量Δlogkipt，四种方法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认定logkipt也是一阶单整的。
由于logkiht、logCit、logGiht、logkipt都是一阶单整的，应继续检验四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方法采用两步检验法，先进行回归分析，再对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序列没有单位根，则说明四个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用Eviews 5.1对回归方程(11)式进行估计，经协方差分析检验和hausman检验，选用等斜率的固定效用模型，先使用相同权数做最初的回归权数估计，然后再用估计的权数作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在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后，对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回归系数的估计分别按照全国所有省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四个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以反映总体影响及其所存在的地理区域上的差异性，最终结果见表2。logCit、logGiht、logkipt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且四种方法对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logkiht、logCit、logGiht、logkipt之间具有协整关系。logCit、logGiht的系数显著为正，且logCit的系数大于logGiht的系数，其隐含的经济含义：一是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与公共教育支出都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二是单位的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对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要大于公共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产出效率。协整关系表示长期因果关系，因此也说明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与公共教育支出是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原因。这就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从东、中、西部不同区域面板数据回归系数比较来看，在东部地区中logCit、logGiht 系数分别为0.424、0.341，而西部地区二者的系数分别为0.286、0.323，中部地区二者的系数分别为0.367、0.359，这说明在东部地区私人生产性教育消费支出比公共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相对较大，而在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小，这种地理区域上的差异性较为明显。
表1 logkiht、logCit、logGiht和logkipt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logkihtΔlogkihtlogCitΔlogCitlogGihtΔlogGihtlogkiptΔlogkiptLLC1.654-7.650*2.631-9.4121*3.9087-11.652*-12.631*-6.698*IPS6.431-8.497*7.430-6.4407*5.4312-9.497*4.439-8.249*ADFFC31.449107.449*29.445167.423*29.4076112.446*26.440107.445*PPFC42.657121.657*26.650173.431*48.3216109.643*31.652102.619*
注：LLC、IPS、ADFFC、PPFC分别表示Levin, Lin & Chu检验、Im，Pesaran and Shin W检验、ADFFisher Chisquare检验、PPFisher Chisquare检验的统计量，以下相同；“*”表示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表2 logkiht和logCit、logGiht、logkipt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与回归结果
面板区域常数项logCitlogGihtlogkipt全国6.435（4.512*）0.364（4.201*）0.241（2.021**）0.345（3.007*）东部6.655（4.704*）0.424（2.091**）0.341（4.011*）0.365（3.063*）中部6.442（3.992*）0.367（2.198**）0.359（3.171*）0.326（4.106*）西部6.223（4.082*）0.286（3.167*）0.323（2.231**）0.301（5.296*）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LLCIPSADFFCPPFC全国-14.564*-16.208*223.569*144.325*东部-17.562*-20.292*245.522*156.311*中部-15.533*-17.232*232.544*123.662*西部-11.562*-15.217*212.554*122.347*
注：括号内为各个变量系数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三）人力资本存量对社会资本――社会信用的影响
由假设2可知，人力资本kh、政府培育社会信用的公共支出Gs影响社会信用度的提高，另外，社会资本――社会信用度的提高还受到不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所以，以各个省份的GDP和实物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具体的实证计量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logkist=βi1+βi2logkiht+logGist+βi3logPit+εit（12）
其中：logkist、logkiht、logGist为各个不同省份不同时期相对劳动争议受理率的倒数（注：以倒数形式转换，使得其值越大，社会信用度越大，其值越小，社会信用度越小。）、人力资本、政府培育社会信用的公共支出的对数值，政府培育社会信用的公共支出以各个不同时期政府在司法、文化宣传上的公共支出额来表示。Pit为控制变量，以各个省份实物资本存量与名义GDPit的比值表示，反映实物资本和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
表3是logkist、logkiht、logGist、logPit的单位根检验结果。logkist、logkiht、logGist、logPit的水平序列以四种方法都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而一阶差分Δlogkist、Δlogkiht、ΔlogGist、ΔlogPit四种方法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这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表4是基于四个不同面板数据的logkist、logkiht、logGist、logPit的协整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回归系数均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从所有省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残差项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来看，logkist、logkiht、logGist、logPit也存在协整关系，即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由于logkiht、logGist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了人力资本存量与政府增加社会资本建设的支出有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这就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由于logkiht的系数大于logGist的系数，这就充分说明了社会资本――社会信用度的提高主要是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而政府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也应负担其应有的责任，但其相对作用较小；从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区域的比较来看，东部地区logkiht的系数相比logGist的系数要大，而中、西部地区这二者系数大小正好相反，这充分说明人力资本与政府行为对社会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西部地区是政府行为对社会信用度的提高起主导作用，而东部地区是社会经济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起到了主导作用。
表3 logkist、logkiht、logGist、logPit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logkistΔlogkistlogkihtΔlogkihtlogGistΔlogGistlogPitΔlogPitLLC2.653-11.659*1.630-11.412*3.908-17.677*4.9086-15.656*IPS5.432-12.494*6.431-13.441*5.432-14.494*4.431-13.494*ADFFC29.431112.431*26.446164.421*26.411116.466*27.407110.443*PPFC38.653126.622*23.651170.433*46.322132.643*44.321107.622*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表4 logkist、logkiht、logGist、logPit的协整关系检验与回归结果
面板区域常数项logkihtlogGistlogPit全国2.431（2.143**）0.332（4.332*）0.211（3.871*）0.346（5.021*）东部2.852（2.012**）0.376（3.012*）0.223（2.651**）0.363（4.826*）中部2.425（2.136**）0.267（5.072*）0.221（2.875**）0.326（5.873*）西部2.032（3.646*）0.193（3.062*）0.243（1.951**）0.256（3.029*）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LLCIPSADFFCPPFC全国-16.234*-18.218*201.522*143.314*东部-19.237*-20.214*244.521*166.387*中部-17.237*-17.210*211.544*145.366*西部-14.236*-15.216*178.524*123.315*
注：括号内为各个变量系数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四）社会资本――社会信用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由定理1可知，社会资本――社会信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经济增长率还受到实物资本、劳动就业、政府支出、进出口相关变量的影响。那么对二者关系设定如下实证计量分析模型（注：为了避免变量间序列相关，解释变量中省略了人力资本，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置于全要素生产率中。）：
logGDPit=μi1+μi2logkist+μi3logZit+εit（13）
其中，logGDPit、logkist表示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劳动争议受理率倒数的对数值，Zit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向量，包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Iit、进出口总额EIit、政府支出Git。
首先对logGDPit、logkist、logIit、logEIit、logGit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结果列在表5中，对logGDPit、logkist的水平序列而言，四种方法都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而二者的一阶差分ΔlogGDPit、Δlogkist四种方法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这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logIit、logEIit、logGit的水平序列Levin，Lin & Chu检验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但其它3种方法都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而logIit、logEIit、logGit的一阶差分变量，四种方法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基本认定logIit、logEIit、logGit也是一阶单整的。因为这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则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表6是基于所有省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结果，logkist、logIit、logEIit、logGit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且四种方法对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logGDPit、logkist、logIit、logEIit、logGit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为logkist的系数显著为正，即社会资本――社会信用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到正面的影响。协整关系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因此，这就说明了社会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即定理1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成立的。从不同区域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大小来看，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
表5 logGDPit、logkist、logIit、logEIit、logGit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logGDPitΔlogGDPitlogkistΔlogkistlogIitΔlogIitlogEIitΔlogEIitlogGitΔlogGitLLC1.652-11.609*2.656-13.455*-9.902*-17.677*-9.907*-16.653*-9.862*-17.651*IPS5.402-12.491*5.448-11.438*4.436-15.497*3.431-18.494*2.435-16.493*ADFFC23.432134.458*23.421155.467*21.419123.465*25.406122.446*22.401134.455*PPFC34.607143.615*19.602156.446*38.321141.641*41.320124.621*43.327126.611*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表6 logGDPit、logkist、logIit、logEIit、logGit的协整关系检验与回归结果
面板区域常数项logkistlogIitlogEIitlogGit全国5.435（3.641*）0.292（3.339*）0.311（4.876*）0.281（5.216*）0.121（4.433*）东部5.655（3.741*）0.299（4.339*）0.321（4.326*）0.315（2.216**）0.107（3.437*）中部5.475（2.046**）0.293（5.339*）0.317（4.456*）0.272（2.201**）0.124（5.436*）西部5.215（1.943**）0.289（3.339*）0.323（4.626*）0.212（3.016*）0.127（3.439*）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
LLCIPSADFFCPPFC全国-17.236*-19.216*195.527*152.316*东部-19.202*-22.215*246.524*158.355*中部-16.235*-18.214*222.554*146.367*西部-15.231*-16.215*166.523*125.313*
注：括号内为各个变量系数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绩效有机地联系起来，深入分析了其内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与公共教育支出共同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我们运用中国不同省份的数据，以社会信用为社会资本的变量，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从整体上和不同地理区域（东、中、西部）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总量和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总额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相比公共财政性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较高的产出效率；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其它生产要素一起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内在机制具有较强的地理区域上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比公共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相对较大，而在西部地区相对较小；西部地区的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对社会资本――社会信用度的提高起主导作用，而东部地区主要是社会经济主体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信用度的提高起到主导作用；东部地区的社会信用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这就说明中、西部地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也落后于东部地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资本――社会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基于以上影响机制的基本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要充分重视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功能。从总体上来讲，目前中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大多以政府公共投资为主体，而私人教育支出所占比重较小。但是，实证分析得到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相比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有更大的产出效率，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这种作用机制更为明显。这一研究结论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如Werlkse(2007)从成本与效率的角度对美国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公立大学在学术水平、经济效益等多项指标上的效率相对较差。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公共教育支出总额肯定还会进一步增加，但是，要优化公共教育支出的结构和方式，使其能够最大可能地带动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如对高校困难学生实行助学贷款和利息补贴支出，使上不起大学的困难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这不仅增加了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而且会使得这些接受补贴的对象增加其教育消费在其一生总消费中所占的份额，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
2.要重视社会资本――社会信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实证分析中可知，社会信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除了略小于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要大于政府支出、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构建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将是影响中国经济纵深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信用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为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指明了方向。备受人们关注的“温州发展模式”，也正好体现出了社会信用对经济发展的无穷力量。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出现了大面积的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温州”一度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今天的温州，已经拥有32个中国名牌产品、34个中国驰名商标，并被评为“中国品牌经济城市”，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个人信用不能在经济交往中体现出应有的内在价值，所以，完善法制，提高社会主体的素质以完善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3.社会资本――社会信用的培育要注重经济主体的人力资本培育与政府直接干预行为的结合。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教育支出、引导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社会资本――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也可以通过法制、行政手段等直接干预行为来强制性地要求社会经济主体履行社会承诺。从本文实证分析可知，经济主体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都有利于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而这两个方面比较而言，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信用资本的积累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社会信用体系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需要通过法制、行政手段等政府行为来克服其外部性对经济主体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所以，在培育社会信用资本的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直接干预行为的存在。但是，社会信用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主要受到经济主体的素质高低，即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所以，以市场与政府投资有机结合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培育社会信用资本的积累比纯粹的强制性的政府行为显得更为重要。
4.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要着力推进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相比西部落后地区，社会信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国落后地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约束，人力资本投资有限而使得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且人力资本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生产要素，近十几年来中国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力资本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使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更为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进一步恶化落后地区的社会资本积累――社会信用水平。所以，政府在促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中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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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LIU Changsheng1.2JIAN Yufeng1
(1.Tourism College, Jishou University, Zhangjiajie 427000;
2.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