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8 04:35: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理论建设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关键词：挑战；金融学；法和经济学
在2010年出版的《金融与增长》的世界银行报告中：消除贫困和经济增长取决于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金融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市场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市场规模每年都在增长，截止到201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5万亿美元，再度创出历史新高。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主要是面临监管体制的转型、市场机制的健全、金融风险的防范、金融工具的市场化、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等问题。正确的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我国金融业日后的发展，关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现在面临的金融改革实践问题已经对金融学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金融学研究要把国际学术惯例和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设的现代金融学理论和学科。
我国金融学在金融学学科及理论建设方面主要面临下面三方面问题：
一、 学术界对于金融学内涵界定仍需进一步明确
首先，这个概念的界定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华尔街日报在其新开的公司金融的固定版面中将“公司”金融定义为：为业务提供融资的业务，这一定义基本上代表了金融实业界的普遍看法。而且用学科术语来定义该学科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Webster字典中，将“To Finance”定义为“（To Raise Or Provide Funds Or Capital For）筹集或提供资本”。代表学界对金融学较有权威的解释可参照“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Finance相关词条。由斯蒂芬罗斯撰写的“Finance”词条称金融以其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
其次，在国内学界，对于金融一词的界定却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纵观十多年来国内出版和发表的各类财经专业方面的相关材料，金融这一词的解释，主要是财政、融资、财政等解释。这三种解释是对特定对象的。但是金融这个涵义确实值得继续推敲的。从金融这个概念的理论内涵来看，这个是国内在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一个典型特征。传统金融研究主要包括信用、货币、银行、货币政策、汇率、货币供求等等专题，金融被定义为是货币流通和通讯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在国内学界对金融学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有代表性的方向：第一类是以货币银行学为代表的；第二类是国际金融为代表的。分为这两大科目为主线，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政府为主导的银行之间的相互融资，这种方式在实际当中占主流，而证券和资本则被视为非主流。这样就使得以对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研究作为金融学研究的重点。其二是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导致对外贸易的加强，所以相应的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内容在高内高校中开展起来。
最后，上面国内两大学科对金融学的界定，还不能够把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概括出来。外国学者对金融学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公司金融，包括公司融资、公司财务、公司治理等，以这些为核心。另一个是投资学，也就说把金融学的核心内容归结为资产定价。但国内的有的学者把这个理解为公司理财或者是公司财务，这样的理解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研究对象是会计事项，在以后的研究当中应当纠正这样的误解。
二、 金融学理论和学科建设较实践滞后
正是上文所论文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直接导致金融学学科和理论建设的滞后，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一是金融学教材和我国实际需要不符，出现脱节的现象。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教材来看，都是引进外国学者或者外国权威人士的论著，这些外国论著与我们中国的实际生活有不符合之处，所以出现与原本英文教材脱节的现象。我们可以学习外国的现代金融学理论，但是还要研究我们本国市场和企业，撰写出适合本国的金融学教材。二在培养学生方面过于封闭。这在本科教学方面表现还比较好，但是在研究生和博士生方面，所表现出的教育方式就和国外存在差异，表现出过于封闭的特征。我国博士招考实行的更多的是单一导师制度，这种制度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还是不够完善，可以让研究性大学博士生以自己的博士项目为自己的学习重心，让导师组来进行指导，这样更加利于他们综合能力的培养。三是在学术研究期刊方面仍然需要增加，我国在部分金融期刊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但是专门的金融学学术期刊还需增加。四是学科布局要更加细化。我国金融学科大都还未从原始的经济学院体制下分离开来，这样影响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也会导致学术分工不明确。其实可以在金融学的宏观领域设立经济系，而在公司金融和投资学微观设立管理学院。五是金融学教师资源方面的匮乏。目前高校金融学方面的师资还是不容乐观的，在公司和投资微观领域的才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要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六理论研究更新速度慢。我国市场规范化步伐越来越快，这就对我国金融学课程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加的倾向于间接的融资领域。一些前沿领域的理论还没广泛研究，例如行为金融学、金融工程学等。
三、 我国金融学研究要更好的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由于上面论文的两个问题，理论和学科建设有待完善，我国金融学方面的研究还没能够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理论指导功能的发挥力度还不够。这个问题在证券市场改革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例如国有股持减问题上、证券监管理念问题上、证券立法等方面，金融学界都要在严谨细致的基础之上提供给相关部门可以借鉴的建议，不人云亦云，严肃对待，实事求是的提供具有理论和实证支持的论著。（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Jensen，M.C.，Capital Markets：Theory and Evidence，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2，pp.357-398.
[2]Hart，Oliver，and John Moore，1990，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1119-1158.
[3]张新，5中国资本成本的估算6，南开大学工作论文，。
[4]刘鸿儒，5新金融辞海6，北京，改革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关键词】篮球运动 科研 现状 分析
【中图分类号】g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篮球项目在竞技运动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篮球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对篮球运动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篮球运动理论的科研成果从观念的变更、新理论的形成、技战术的创新、训练手段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器材的更新、选材的科学化、多学科的渗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为我国、乃至世界篮球运动理论的发展奉献了许多经典之作。
对我国篮球运动科研论文的生产规律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预测篮球运动的研究水平和发展动向,确定研究重点和调控研究方向,促进我国篮球科研理论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篮球运动研究队伍的基本状况,为发现、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坚研究队伍、扶植青年学者,组织和协调这支队伍进行重大课题研究等提供事实依据。
1 研究对象
1999-2008年间《
3.4.3 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定量研究及交叉学科的综合性运用增多
篮球教学研究是篮球科研工作的难点。此类研究通过教学理论在篮球教学中的作用,探索篮球教学中的特殊规律,寻找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新方法、新理论,以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过去的十年里,篮球教学的科研文献较以往增多了定量研究与交叉学科间的渗透研究,更具说服力。其内容也涉及教学计划和制定、教材教法设计、考核方法和标准、教学设备仪器研制及学生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
3.4.4 职业化、市场化研究: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
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不过十余年左右,其研究领域也因为要涉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一直以来是篮球科研领域的薄弱点,研究成果较少。1998年后伴随着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的深入,广大的篮球科研人员开始紧密结合相关的国家法规政策、体育市场、社会环境,针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所著文献也从实际出发,着力于解决篮球职业化、市场化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4.5 篮球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篮球运动的文化属性已被学界认可。[2]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篮球运动、认识篮球运动,可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可以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快速全面发展,这一趋势已逐步达成共识。目前,从有关篮球文化研究文章的数量来看,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当前篮球文化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研究内容除论证篮球运动的文化性,还涉及到篮球文化的概念与篮球文化的结构等。特别是部分学者借鉴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知识,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对篮球运动的文化内涵、结构、特征进行梳理和重构,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著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十年来我国篮球科研论文刊发量呈波浪形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变化的无序性;篮球科研的方法有一定创新,但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
2)我国篮球科研工作队伍已经形成,但高产活跃作者群的相对薄弱,核心著者群仍处于形成阶段;作者以高校教师发文量居多,且以副高级、中级职称为主体。
3)现阶段,我国篮球科研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篮球技战术、训练竞赛、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职业化、市场化、篮球文化等领域,但有关场地、器材、规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所欠缺。
4.2 建议
1) 加强篮球科研队伍的建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培育核心作者,增加核心作者和提高其论文平均产出率。
2) 篮球科研必须从篮球运动实践的发展需要出发,拓宽视野,端正动机,防止急功近利地拼凑和重复研究;注重运用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加强与篮球运动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等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3)各级决策部门要有目的地进行篮球科研立项,加大对篮球科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产;建立制约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正高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其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存在着应用写作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现状。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应用写作人才的需求，当今应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教学训练体系的年代。“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和“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共“九论”构成，在“九论”研究中要科学界定其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和重点。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写作学理论专著、教材和论文成果的丰硕，足以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振奋。然而，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应用(或实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其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相比较而言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即应用写作还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研究水平。
应该说，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从重视文学写作研究转向了越来越重视应用写作研究。在应用写作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诸如著作、教材和论文等)，其中不乏有创新之作。但从学科建设的视野审视，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形成较为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应用写作教程，仍明显地停留在“知识+格式+例文”的经验和方法的归结层面上，未能建构起深刻揭示应用写作自身本质特征和内在写作规律的科学化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当代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出现像“文学写作学”那样的诸如“诗歌创作论”、“小说创作论”、“散文创作论”、“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论”等那么多的宏篇理论巨著。这种研究现状不能不令我们写作学界同仁倍增时代责任感。
2O世纪9O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新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在逐步转轨变型，现作活动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应用文体写作的适用范围几乎遍及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商贸等各个领域和科学技术、文化交往的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应用写作人才迫切需求的客观事实，不允许人们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与理论建设问题等闲视之，所以，20世纪9O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大发展的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逐步形成的年代。笔者认为，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应该是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尽快提高质量和层次与水平的年代、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的年代。
二、首先应准确界定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与内容
建立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首先必须弄清楚和回答四个重要而又基本的问题，即何谓应用写作?何谓应用写作学?应用写作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应用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如何界定?这些根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写作界学者们虽已有多种论述，但认识却很不统一。
我们说，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生产的写作实践活动主要分两大部类：一类是具有审美功能的文学写作活动，一类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应用写作活动。所谓“应用写作”，是指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商贸组织所广泛运用的各种行业性的常用文章的写作。它一般包括处理公务的机关应用文和处理私务的日常应用文两大类。
从现当代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写作学界一般把当代文体分为四大部类，即文学类文体、应用类文体、理论类文体、新闻类文体。而广义的应用写作，除包括上述应用类文体(公务应用文和日常私务应用文两大类)外，还包括一些习惯上人们不称之为应用文的新闻文体、理论文体等，人们又多以“实用写作”称之(相对于文学写作而言)。
就当代应用写作(广义)而言，又通常把它分为四个部类：第一类是行政公文写作(十三类)；第二类是工作事务文书写作(诸如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报告等)；第三类是日常应用文写作(诸如书信、申请、协议等)；第四类是行业专用文书写作(诸如法律文书、财经文书、新闻文体、理论文体、外交文书、军事文书、科技文书等)。对现当代应用文体要进行系统归纳分类，可多至数百种。
应用写作的“应用”二字，是其基本的特性和功能，它具有以下四层含义：一是它的写作内容是经济社会管理和社会生产与生活以及实际工作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①和“工具性”的功能作用(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对阅读欣赏者只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思想情感的共鸣作用)；二是它有着直接明确的写作目的，或传播信息、或交流经验、或指导工作、或指挥行动、或协调关系、或告知事项等，其针对性很强，行使着行政管理的社会职能(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主要是为了审美愉悦和消遣，作者的创作思想是靠“形象”描写本身予以间接地表现的，其创作目的在于寓教于乐，陶冶人们的情性)；三是它的写作表现方法不是采取文学写作的艺术化的方法(如虚构、夸张、典型化等)，而采用的是朴实简练、准确真实、实录直书式的表达方法，直接宣明写作的主旨和目的，靠无可置疑的事实材料表述和逻辑分析论证来理智地“说话”；四是它的文体结构组合形式一般都有大致的规范性和格式化的要求(它不像文学文体那样没有结构的格式化要求，追求创意性的特色)。由此可见，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明确写作目的、真实具体的写作内容、朴实简练和准确直书式的语言表达、写作格式规范性的要求、直接产生实际工作效率的写作价值，以及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和“工具性”的管理功能作用等特点，构成了当代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
应用写作和文学写作其精神劳动的最终成果形式固然都是文章，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思维、反映的产物，运用的表达工具都是语言文字，写作目的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和传达信息，但二者的区别却是十分明显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社会功能作用不同：应用写作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指导经济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管理，以及日常工作的开展，主要行使经济社会管理的“实用性”功能；而文学写作的主要功能是“审美性”，即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对阅读欣赏者实现着审美愉悦和陶情冶性的教育影响作用。“实用性”是应用文体写作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中介”和“工具”的本质功能；“审美性”是文学文体写作成为大众“审美欣赏教育”的本质功能。这既是两种写作活动的“个性”特点，又是二者的本质区别点。
由此论之，所谓“应用写作学”，就是研究现当代应用文章的写作特点、过程、功能作用、写作规律和写作规范、方法、技巧的一门学问。
根据同志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矛盾论》)之说，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应用类文章在写作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殊的矛盾性的问题。
由应用写作的特殊的矛盾性问题，决定了当代应用写作学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应由九个方面构成：一是应用写作活动运作过程、特征、功能和写作规律的研究；二是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三是应用写作活动产生、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四是应用写作作者应具备的智能素养研究；五是应用写作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六是应用文体的分类与分类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七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和技巧的研究；八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的研究；九是当代应用写作工具与手段的现代化变革(如电脑写作操作技术)的研究等。
三、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与训练体系的建设
由以上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探析，我们认为，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与教学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与“九论”构成。其理论体系的层次构成为：
上编为写作基础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
(一)应用写作行文过程、特征、功能与规律论——主要是对当代应用写作行文运作过程的研究，包括对应用写作的取材、炼意、谋篇、行文、定稿、成文与行文办理程序的研究；包括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作用、写作行文规律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活动行文运作过程的特点、内容与规律。
(二)应用写作理论体系构成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内容、方法和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以及对应用写作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如何科学地建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与训练体系。
(三)应用写作产生发展流变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学科理论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国内外应用写作学的研究状况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产生、发展与演变的特征、内在规律与历史经验。
(四)应用写作作者智能素养论——主要是对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应具备的智慧、能力、素养以及智能结构如何合理形成的研究。它旨在阐明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要成为高素质的写作人才应该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和智慧与能力。
(五)应用写作教学目标与方法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课程的教学职能、培养目标、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针对不同专业的特定教学对象和培养对象，制定科学的培养目标、文体写作与训练的类别和内容。针对长期以来写作教学与社会对写作人才需求存在的偏差问题，其研究应注意做到：纠正写作教学目的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当今务实致用的社会需求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培养目标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为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方法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能力培养与人文素质的全面提高相结合；最终实现“懂理论、会写作、能办文”的(“学者+作者+实务者”)“三位一体”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目标。
下编为写作技术理论层次：“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六)应用文体分类论——主要是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对当代应用文体分类的原则、标准、方法、意义和作用等进行研究，从而对当代所有应用文体作出系统、全面、科学的类别划分。它旨在阐明各类文体的独立意义、个性特征和社会功能作用。
(七)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原理、规范、方法论——主要是对当代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文体特点、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与技巧等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各种文体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和写作技法论述的理论性与写作实践训练的可操作性达到有机结合；其研究应改变过去那种“知识+格式+例文”的旧格局，构建起“写作理论+写作规范+写作方法技巧+例文导学”的新模式，力求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八)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实践训练论——主要包括对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教学实践环节的写作技能训练(工程)体系的研究；各类应用文体写作训练效果测评体系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技能训练的特点、内容、过程、途径、方法和写作规范与要领等，应力求达到文体写作理论指导与文体写作实际训练的有机结合与最佳结合。
【论文摘要】教育美学是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理论应用于教育的一门新兴美学学科，它着力探究让教育按照美的规律来运作与发展，从而通向至美纯美的境地，以提高当代教育的整体质量。德、智、体、美、劳这五项指标中，“美”是这几年才加上去的，这一时代的进步，更促进了教育美学的萌芽与发展。
当前，我国的教育正处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重大转型期，而素质教育环境的优化是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地、及时地运用美学、心理学理论研讨存在于教育领域的美的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引导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真正全面提高中国教育的质量。素质教育的任何环节都离不开教育美学，教育美学促使教育环境整体协调，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素质教育网络。要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优美的品质、良好的学风，要培养出正直诚实、奋发向上、自立自强、坚韧勇毅、开拓创新的一代新人，都离不开教育美学的实施。若要对学生施以深刻的审美愉悦与审美感受，以陶冶其情操"丰富其情感"提高其审美能力，这一切也只有通过教育美学来完成。可以这样说，教育美学是素质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因为教育美学与美育一样，具有形象具体的鲜明特征，受教育者极易接受。它又具有以情感人的情感性，极易实施。
创设与发展教育美学势在必行，亦切实可行。这一点，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活动之区分时就透辟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设与发展教育美学，即为了充分发挥美在教育中的作用，更好地深化教育改革。应当指出：教育美学的形成与发展，颇符合教育艺术与科学发展的趋势，亦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深入改革触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是需要很好地加强教育审美化，正确判断与强化教育的审美属性，用美学心理学原理与方法来正确指导教育与教学活动。国人对教育审美价值的清醒认识，对教育审美属性的深入开发，对教育审美经验的不断提升"使教育美学取得长足发展且日益深化。
那么，当今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怎么样去构建、发展这一门新的教育美学？笔者以为至少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准备：
首先，要加大对中外教育美学史的研究力度与广度。教育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是近几年才起步，但是这方面的思想诚如上文所言却早已存在。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家关于教育美学的认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去耐心提取、认真分析、科学总结。
在我国漫长的教育发展历程中，有许多教育思想家在教育美学、尤其在教育艺术和教学艺术方面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非常重视教学艺术的意义。而我国古代的教学艺术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学记》中。《学记》全面论述了课内学习和课外活动、学习与游乐、学习与休息、亲师与乐友等多种辩证统一关系，是我国古代很有代表性的教学艺术辩证法，《学记》还非常重视教师的教学艺术。此外，明代的王守仁，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鲁迅、梁启超等，都对教育美学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西方对教育美学的研究也可上溯到古希腊，其教育美学思想是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古罗马的西塞罗等人的教育艺术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之后的夸美纽斯、卢梭、第斯多惠、斯宾塞、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也都从各自的教育观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美学见解。现代外国很多教育家也都关心教育中的美学问题。
古今中外众多的教育家对教育中的美学问题所进行的探讨，取得了相当有价值的成果。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认识到教育、教学工作是一门艺术；在教育指导思想上，他们大多都强调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求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在教育中获得愉悦和满足；在教学方法上，都反对注入式，提倡启发式；有些教育家还身体力行，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表现出了高超的教学艺术水平，但中外历史上的教育美学思想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范围窄。他们大多只是论及教育美学的一个方面——教学艺术问题，而且对教学艺术本身的探讨也不够全面，谈论较多的是教师的语言艺术、提问艺术等。二是理论层次低。他们对教育美学的认识，大都停留在经验描述状态。具体来说，它们只是作为某种感想或言论而存在，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没有真正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这也就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拓展空间。
其次，构建、发展这一门新的教育美学，我认为还要不断加强教育美学的基本理论建设。加强教育美学理论建设须切实掌握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律与特点，须深入理解现代心理学美学，须正确摆布教育学、美学、心理学三者的关系。这里着重阐释一下对现代心理学美学的借鉴。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深化了对审美主体、审美体验与文艺创造、文艺鉴赏的心理研究，现代心理学的相关经验给当代美学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我们欣悦地看到：心理学美学的崛起与拓展，已与传统的哲学美学双峰对峙。而现代心理学美学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心理学美学重在探索与揭示教育的审美主体心理的特殊功能、目的与任务，它对于教育的实践功能与社会功能作用甚大，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教学改革。当然，教育审美与教育艺术知觉过程中的实验探究，易见显效，而教育心理实验方法用于教育审美经验探究时，受各种条件制约，见效较慢。所以说，当前如何在对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理论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方理论的有益营养与科学结论，博采各家之长，寻求创新发展，丰富与拓宽一种能够正确阐释教育领域审美经验与心理机制的新理论——教育美学，已成当务之急。
在教育美学的基本理论建设方面，笔者认为要特别加强教育领域的美学问题，心理学问题即教育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此外，笔者认为还应下大力气拓展与研究以下几个问题。教育美学这个概念内质的准确界定，教育美学的发展空间研究，深入探讨教育主体美、教育客体美、教育环境美、教育心理美、教育形态美这几个具象及其在教育美学中的位置，作用及存在价值、研究教育美学的教育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教育美学与教育心理学的辩证关系，教育美学与美育的辩证关系、科学总结，正确解释教育领域的审美现象、形象揭示教育的心理基因与审美规律$创设教育审美学说，有力指导教育的审美实践，系统总结教育美的创造、寻求深化素质教育与教育美学的契合点、深入探寻将教育主体美、教育客体美、教育环境美、教育心理美、教育形态美等落在实处的技术问题；这几个问题我认为是加强教育美学理论建设的重点，也是强化教育美学内涵的根本所在，做到这几点，我们就能真正释放出教育美学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教育美学的社会价值，使教育美学发展到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论文摘要：理论学科面临着职业倦怠和兴趣枯竭的双重危机，一级学科的设立有助于缓解这种危机，但是，克服危机最终有赖于学科发展的学术积累和推进，以及高度的学科自觉和力求学术之真的理论志气。
论文关键词：理论；学科建设；理论志气
当前理论教育、教学实践的真实境况究竟如何是一个仁智交锋、论域宽广、寓意深远的问题域，是值得学界多方探讨又从来没有得到较好解答的一个真实性问题。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被有意识地回避了的敏感的真实问题。正因其敏感，所以每每论及总是讳莫如深，冠冕堂皇；也正因其真实，所以每有论及，总是避其锋芒，言不及意。如果我们能够坦诚、务实、负责地面对理论教育效益低下、实效性不足的现实，予以反思，不难承认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教育早已面临着两个现实性危机或者是挑战：一是职业倦怠；二是兴趣枯竭。前者是针对广大从业者而言，后者是就普遍的教育对象和受众而论。职业倦怠和兴趣枯竭共同导致了理论教育的双重困境：理论探讨浮光掠影、学术研究缺乏整体战略，学科发展后继乏人、学科建设裹足不前；教育实践对于扭转社会风习、思潮和伦理道德的力度欠佳、实效低迷、备受责难。
对这两个危机的感受，是笔者自己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习者，从学说系统内部和实践领域的生态嬗变的所见所闻得到的。在一些人看来，仿佛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理论和学术的方式，而只是一个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体系，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大可以用其他话语取而代之；表现在社会上，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仍然被当成一个纯粹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体系，它的话语权仍然过多地与政治和行政权力、与当下的宣教意图联系在一起。随着学术的繁荣，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越来越专门化，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强调政治性了。而理论的基础研究和理论建设因其性质使然，必须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和主导价值观始终保持一致，相形之下，也就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看到，种种所谓“边缘化”的压力，其实不过是我们理论内部危机的投影和反射。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走出危机，那么总有一天会深深地感激种种压力所给予的激励。
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加强理论体系研究、发展史和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国务院学位办新近增设了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新增设的理论一级学科暂设置于法学门类内，下设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五个二级学科。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调整到理论一级学科下，分别归人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这是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学科不断整合的必然趋势。
依据学科发展的基本经验，“一门学科是否形成，科学体系是否完整和严密，主要有三个标志：一是有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二是有没有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原则、规律、方法论等形成的理论体系；三是有没有与其理论体系相应的标志性的科研成果。”近二十多年里，学界已经和正在做着奋发有为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两次启动学科教材建设，对传统体系进行自我批判和超越；探索整个体系和众多分支领域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大批以前不曾涉足的学科层面；积极开展与道德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的对话交流，从它们那里学习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注重从现实生活实践及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中汲取新的思想和观念；特别是伴随中国振兴的步伐，时时关注着、感受着、回应着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提出的问题，力求以理论特有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做出回答等。这些努力及其成果尽管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轰动效应，也无法以形式化定量化的方式进行统计和对比，甚至在学术界内也未必能够得到足够的理解，更不一定为外国学者所了解和承认，但它们的客观意义和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这同时意味着理论一级学科设立以后的学科制度建设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它涉及到如何设立硕士点和博士点、要不要通过招收本科生来培养这个学科的专门人才、高校中要不要设立重点研究基地和重点学科来加强研究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一些关系这个学科水平能否提升的重大问题，例如，如何加强理论整体性的研究，如何处理理论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如何使学科的研究方向和教学的课程内容向着整体化方向发展，如何建立符合学科内在要求的学术团体或学术组织，如何组建创新团队以推动团结协作和集体攻关，如何增强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后劲，如何制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同层次学生的学科培养计划，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理论一级学科建立起来以后需要面对和认真加以解决的。”我们既然坚信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是不可替代的，那么新的历史实践和时代特征面前，我们怎样才能继承创始人的风格，凭借应有的勇气和智慧，用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和语言，上同答更多的现实问题，更敏锐地把握历史脉搏，更切实地代表时代精神。
对于克思主义学科来说，我认为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和使命．处理好学科与学说的关系，增强学科自觉性和理论志气，努力站到学科的前沿，同时着眼于创造自己学说的新形态。
理论是一个学科．具有思想把握上的整体性、问题研究上的综合性、理论教育上的公共性特点，是一套学说。一般说来，学科是由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人类长期积累的共同知识、方法、规范等构成的。它的根本特点在于体现人类认识的公共性；学说是人们解答或反应学科问题的一定体系，并因人们的立场、条件而具有一定的个性，优劣高下之分不可避免；所以学科只有一个面貌，学说却总有多种形态；学科通过学说的不断竞争、发展和演化而获得生命，学说则通过其对学科的贡献来获得自己的历史地位。总之，学科离不开学说，但并不归结于任何学说，哪怕是学科开拓者的学说。学科的生命在于问题，而一切真实的问题最终都来自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和思考，来自历史本身。所以，一切理论研究说到底都是解读人类的实践、思考、历史本身，包括它们的自我批判和否定。从来的学术大师、思想巨匠都是这种解读的天才和高手，而不是闭门造车、自说白话或鹦鹉学舌者。他们的传世之作都是解读自己时代人类心灵和实践的杰作，而不是对前人或任何人现成文本的简单模仿与重复。因此，敢于和善于批判地解读现实，独立地走向学科的真正前沿，并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不朽学说，才是造就大手笔的真正途径。在这方面，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传统优势。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宣布：“凡是把理论引导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够在实践和对实践的把握中得到解决。”我们应敏锐、勇敢、负责任地捕捉时代问题，思考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教育策略。首先，能够对理论相关题域中基本理论脉络作出基本的把握和介绍；其次，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对理论相关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作出自觉和深入的研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能够立足中国自己的问题把握理论的理论脉络和建构相关的理论问题。因此，研究理论一定要有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坚定的理论志气。
所谓自觉的学科意识，就是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为基础，懂得站在学科的高度上看待自己和别人的学说，赢得一种学术自主性。一般来说，做任何学术研究，就是去论证自己以为具有真确性的命题，同时等待他方的挑战，随时保持开放的态度，不采用任何学理以外的方式强迫人家就范，但最终还是为了做出更加有根据的真假判断。这就是学术的核心部分，有了这个核心，才可能有学术批评、学术竞争和学术发展。这就意味着要有一种健全的心态，自觉地保持科学、严谨、求实、宽容和永不满足的作风，既不盲目追从别人的学说，也不急于将自己的学说强加于人；要以问题回答的水平来衡量学说的优劣得失，尊重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不以仰仗任何权势或谋求话语垄断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保持这样一种心态，是相信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表现反之，如果仅以宗派式的眼光看待，就只能使自已失去比较的尺度和竞争的活力，降低自己的科学水准。
所谓坚定的理论志气，就是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为基础，掌握自己学说建设的方向和标准，柯断攀越理论高峰的目标。这就要有一种进取的心态，学会独立思考，不迷信任何现成的公式和教条，敢于和善于超越前人(其实就是超越自己)，用当代人的民族智慧去面对问题、回答问题，经过共同努力，创造出具有自己时代精神的思维成果和话语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论志气，那么就永远走不出咀嚼前人、人云亦云的学匠心态，造就不了大手笔。学术上的求真，是理论和观念体系要求在事实上被人广泛接受的正当性的根据，理论的学术研究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同时，也仍然不能忘记学术研究求真的使命。
在中国，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坚持和发展理论学科不只当作是谋求一种话语的生存，而要看作是阐发新的时代精神，建设我们国家民族乃至人类走向未来的思想文化和理论基础的大工程，努力开出新路。这既是我们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也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事情的实质。因为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产生的自我封闭系统，也不是随着创始人逝世而凝固起来的僵死模式，它是由几代者的探索和建设汇成的一个活的思想之流，并始终经受历史实践的考验。我们后人作为继承者和实践者，有权力也有责任去发展和重建它，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需要增强学科的自觉性和理论志气，了解和珍惜我们已经和将做的事情的意义，以使自己的方向更明确，信念更坚定，工作更踏实。惟其如此，才有希望造就我们自己的、未来的大手笔。
摘要:中国旅游学术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一系列的论文为主要标志。通过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作者认为民国时期旅游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国外引进旅游科学的学术概念，注重理论的消化理解；第二，致力理论创新，提出要建立旅行学；第三，积极倡导旅游业发展，注重宣传发展旅游的意义；第四，开始有关市场营销的实证研究；第五，开始系统探索旅游业的经营管理实践；第六，开始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第七，涉及了旅游道德问题的研究；第八，近现代科学旅游规划思想全面萌芽。旅游学术研究的快速起步与高起点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需要；其二是具有可资借鉴的国外旅游理论的支持。当时中国旅行社的从业人员文化素质较高，尤其是有一批精通几国文字而又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员，为国外旅游理论的快速引进并迅速创新提供了人才基础。
关键词:旅游研究；旅游理论；民国时期；中国
一个成熟的学科，是十分注重自身理论史研究的，把它作为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学科还处在初创期，整个国内旅游学术界还没有把旅游理论史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直到最近几年，旅游学者们才注重旅游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形成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早期旅游学术探索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结分析，稀见报道。专门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贾鸿雁(2002)[1]的工作，许春晓(2004)[2]的博士论文也做了较系统的论述。当然有的相关研究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易伟新(2003)[3]的博士论文。前期工作揭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旅游学术研究论文。通过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对民国时期旅游学术研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可以界定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起源，为旅游学术史提供了素材。尽管古代人们也很崇尚“行千里路”，但是对于一般百姓，却有“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的俗语。同时，中国重孝道，对于“孝道”的要求是对长辈“身边侍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观念深入人心。
1840年以后，一批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学者和冒险家来到了中国，他们以各种形式将他们的文化观念传播到了中国。西方文化在中国开始蔓延，并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促使中国人文化观念近代化。国外的近代旅游休闲方式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效仿，其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很大变化。一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之对各种战略物资需求量的增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战后几年，中国经济仍获得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交通是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20世纪初，新式交通工具因其快捷、安全、方便开始逐步取代旧式的交通工具。1895~191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铁路建设的，修筑了中东路、南满路、胶济路、滇越路、安奉路、京奉路、京汉路、粤汉路、津浦路、沪宁路、吉长路、广九路等，这些铁路的建成，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的基本格局。同时，公路建设也开始展开，1913年，湖南建成了从长沙到湘潭的公路，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郑焱，2000)。1917年，商营张库长途汽车公司开办了张家口、库伦间客货运输业务，揭开中国公路旅行的第一页。轮运方面，1914~1923年期间旧式帆船以每年4·4%的速率递减，而轮船则发展较快，到1923年时，国内已出现了28家外资轮船公司和25家资本逾万元的华商轮船公司。
它们既在内河航运，也航行外海。外国轮船也频繁地往来于各通商口岸。中国人开始普遍接受近代交通设施，乐于利用近代交通工具进行各种旅行活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一批近代化城市的形成。商业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城市发展。近代新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的城市都是进出口贸易中心，对外贸易的增长带动了这些城市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了全国或地区的经济中心。高收入阶层迅速涌向这些城市，使有效需求也向城市集中。同时，工业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或流入城市，以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城市中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现象，使人们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积极方面看，新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享受了近代文明成果，得到了实惠。但从消极方面看，也造成了两种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城市工作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进入喧闹拥挤城市的人们，在走出农村后才发现从前所处的乡村环境优美迷人，怀旧情绪开始产生，城市居民开始形成较强的出游意愿。城市也因近代化的程度而显示出自己的魅力，从而也成为旅游目的地。
国外旅游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产业形式。进入20世纪不久，一些外国旅行机构纷纷进驻中国，对中国的旅行进行垄断，如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日本的国际观光局等。这些旅行机构有着多年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其经营方式与服务范畴为中国旅行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借鉴的窗口。自1923年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诞生后，中国旅游业进入了企业化发展阶段。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涌现了一批小型旅行社，如1930年创立的中央旅行社、1934年设立的经济旅行社等，此外还出现了众多的旅行团体，如友声旅行团、经济旅行团、精武体育会、萍踪旅行团、现代旅行社、华美旅行社等，可谓极一时之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旅行社的经营范围和水平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办了“招待所”这一新事物，成为一大创举。中国近代旅馆业也开始发展起来。20世纪初，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中国旅馆业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新式旅馆等新的旅游设施开始在中国出现，1901年开业的北京饭店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旅馆。
【论文摘要】我国教育政策低效表现在:教育政策执行上障碍重重，教育行政机构的低效和自利行为，以及教育政策繁多而贯彻难，教育投资短缺导致教育供给小于教育需求的失衡状态等。本文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下对教育政策进行分析。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及其研究方法
20 世纪50 年代，詹姆斯布坎南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吸收维克塞尔、邓肯布莱克等人的观点，正式创立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在60 年代逐渐成型，70 年展壮大至今，公共选择学派如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布坎南也因其在公共选择理论建设中的贡献荣获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共选择理论采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分析政治，是政治的“经济学”。
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经济市场上，经济当事人都从自己的偏好或效用函数出发，在交易中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样地，在政治领域内，个人都是利己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或者说，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同样的人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不大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两种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假定市场背景下的个人，运用他所拥有的能力(在市场规则的限制下)最大化自己的财富，那么也必须假设，在相应的政治背景下，个人也会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政治规则的限制下)。”
二、教育政策低效的原因
教育政策低效是现代市场教育政策低效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和政策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
1.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在政治领域内，个人同在经济市场上的经济当事人一样，都从自己的偏好或效用函数出发，在交易中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或者说，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实施任何政策都会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因而就面临着利益选择问题，而利益的权衡取舍就成了主要的主导因素。[4]还有些决策者出于自身阶层利益的考虑，忽略真正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点，更容易从自己出发，这就是“经济”行为。目前沸沸扬扬的“新课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被指为是换汤不换药，完全达不到政府所预期的素质教育的目的。
2.教育资源短缺和浪费
教育是一个单位成本表递增、需求不断膨胀的事业，需要连续不断的追加投资，同时又具有培养周期长，效益滞后的特点，特别是教育效益的迟滞性不仅可能会使官员在自己的任期内无法看到效益，反而会因为教育投资占用一定的资金而影响其他领域的发展从而影响自己的政绩，因此任何一届政府官员本能地都不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为教育投入太多。以免影响自己的功绩，为了提升，不惜放弃对教育的投入，导致教育资源的短缺。 转贴于
3.政策贯彻困难
对于一个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他们大部分是脱离教育执行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因此对教育的问题由于本身知识，技能，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本身的自私思想，因此政策本身存在理性不足，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存在问题。另外，在执行教育政策过程中，教育政策的被实施者是各教育机构，在对教育政策的理解过程中，存在着各方对政策领会的偏差，与此同时不免会有教育执行者遵循“经济人”规则，存在政治交易等现象。因此也会造成政策偏离原来的本意而被贯彻下去。
三、教育政策低效的对策
首先让政府教育政策制定者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他们在制定政策是遵循的是“经济人”的规则，因此会造成教育政策的执行是一个政治和教育的交易过程。加强政策制定者的教育与培训，让他们参加一定时期的实际基层工作，这样就可以减轻一部分由于个人能力不足以及思想上的不成熟而导致的不成熟的政策。其次，由于我国政治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影响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治高于一切，当政策制定与执行遇到政治问题时，政治无疑具有压倒性的权威性，我们的政府应该清楚的看到这个问题，才能制定更有效果的政策。第三，提高教育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少教育政策执行的障碍。加强政府与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建立关系桥梁，使政策与实施上有关联而不会出现误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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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香玲.基于过程分析的职业教育政策低效度原因探究. 职业技术教育.2009
认清声乐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一类是针对声乐专业个人条件突出,表演能力强,素质全面的学生,要有重点的向表演型人才方向培养,在教学中注重肢体动作的表现力、协调性和规范性以及声乐技术技巧方面严格训练,并鼓励这类学生参加各种级别的声乐比赛,提升学生在专业领域的审美取向,进而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这一类人才的培养可以遵照“高精尖专业型人才”的培养理念,沿袭职业声乐表演人才的培养模式。另一类是针对文化基础厚,声乐专业基础条件相对较弱的学生,在教学中要加强声乐理论知识的拓展,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发挥这类学生的理论文化水平,运用综合能力,拓展在非“职业声乐”领域里的生存能力,成为非“职业声乐”领域的生力军。全面地认识培养对象,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方向性的培养,是普通高校声乐专业声乐课程最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注重声乐专业人才培养风格
普通高校的声乐专业应根据其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如果一味地效仿专业院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必定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应避免学生掌握的声乐知识技能的单一化、片面化。通过声乐技能课的学习奠定文化基础、理论功底和人文素养。将普通高校声乐专业声乐课程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制定的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完善化。要依据不同民族声乐的风格特征来安排所开设的学期,合理安排艺术实践环节,形式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如民间采风活动、艺术交流、舞台实践或者是声乐观摩等活动等。开设需要声乐教师掌握的全面声乐素材,科学的教学方法,能够融会贯通地把自己的声乐知识与当代声乐学科发展趋势相结合,不仅能传授某一种风格流派,而且还要取众家之长,在原有的传统的声乐教学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既要保留不同民族、地域原生态民间声乐的风格韵律,又要符合教学规范和舞台艺术发展规律的审美要求。
加强声乐专业人才能力提升
声乐学科的理论建设、学术积累方面在声乐课程里缺少厚度,根基较浅。面对新的现实文化环境,声乐专业的教育要转变重技艺、轻理论的传统教学方式,在声乐课程里逐渐提升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尤其是普通高校的声乐专业,更应该利用自身的综合实力,打造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学科教学体系,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等大学里的优势资源,来加强声乐学生的文化底蕴。因此,文化理论的支撑是复合型人才的重要知识框架,也是优化声乐学科课程设置的重要因素。辅助教学要深入地挖掘民族民间文化深层次的科学知识,让学生将技能与文化相结合,理解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的特点、掌握声乐教学的基本技能、教学方法和规律等。这些课程还有待于通过实践形成科学系统的教材,体现出普通高校声乐专业的教学品质。辅文化理论教学弥补了单一技能教学对于开发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不足,打破了以往一味地追求声乐表演型人才的培养标准,主要是掌握各声乐的风格特征,在表演配合上达到形神兼备。强调声乐动作的规范性和表现力,能准确地把握不同声乐的风格韵律。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综合能力的培养,既培养具有创造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
怎样对一个课题进行论证呢？论证一个课题主要是弄清如下几个问题：
1．所要研究的问题提什么性质和类型的问题？
2．要研究的问题具有什么现实意义？它的理论价值（即在理论上预计有哪些突破？）
3．要研究的问题目前已有哪些研究成果和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4．要研究的问题所应具备的条件的分析。
5．课题研究的策略和步骤如何？
6．课题研究的成果及其表现形式有哪些？
课题的论证报告可用于填写课题的立项申请书或科研论文的开篇、前言部分。一般可以在500字左右即可。下面是一个课题的论证例子：
课题名称：教学认识论
一、本项目致力于研究和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教学论的不可动摇的方法论基础；教学认识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并具体表现出多样的形式。
二、本项研究对坚持和加强教学论的哲学基础，回答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澄清某些模糊思想，推动教学理论建设和教学改革实践的发展，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三、教学认识问题，在教育史上一直是教学论的基本问题上。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阶级的教育家，都依据各自的一般哲学认识论观点探讨教学中的认识问题。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有的依据了正确的认识论，有的则依据了不正确的认识论。
的产生和社会主义学校实践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教学领域，这在哲学发展史上和教学论发展上都是重大的发展和成就。它使一般世界观具体深入到一个学科领域，也使教学论获得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但是由于这一过程还为时不长，也由于教条主义思想束缚，在运用一般哲学认识论于教学论的过程中，犯简单化的毛病，主要是用一般代替了特殊，没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导致了教学理论的贫乏和教学实践的偏差。
为了克服这种简单化的毛病例，近年来，我国教学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有关一般哲学认识论和教学论的关系问题，其中有的意见表现出怀疑认识论作为教学论方法论基础的倾向。与此同时，十五年代以来，生产和科学技术发生重大革命，一般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兴学科的出现；教育心理学获得新成就；现代化技术手段在教学过程中的运用；教学理论和教学改革实践中的新主张层出不穷；这一切，给教学认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也提供了深入研究有关问题的可能性。
教学论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总结这些重要的新成果，把教学认识论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化，揭示出它的多方面的内容和极其多种多样的形式，克服简单化的毛病，澄清一些混乱思想，加强教学论的方法论基础。
四、课题组成成员及分工（略）。
五、研究步骤及成果形式（略）。
这是由王策三先生主持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中的一个研究项目。
[关键词]电化教育；先驱人物；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1－0005－04
一 研究的缘起
近年来，在南国农、桑新民等国内著名学者的推动下，国内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掀起一股历史研究的热潮。河南大学教育技术研究团队有幸参加了南国农先生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历史图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个原本陌生却又由于反复出现的名字被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在感慨我国电化教育先驱以当时新兴的传媒手段辅助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之路创举的同时，更为他们忧国忧民、以电教之利器拯救国民之“‘贫’、‘弱’、‘愚’、‘私’、‘乱'”，的大电教精神所感动。
历史即是财富。这些中国电教先驱的学术思想无疑是我国教育技术思想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曾经开我国电化教育之先河的珍贵学术思想如同散落的珍珠，长期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不为人所知，甚至时有历史的误解发生。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早期没有对电化教育做出明确的文字界定，而实际上官方与学术界均对电化教育做出过明确解释。又如，徐公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教学与电影关系不是“教学+电影”，而是“教学×电影”的重要观点。再如，舒新城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电化教育人才的教育、技术、艺术三大素养基础。还有戴尔的“经验之塔”早在1948年就由杜维涛以译著形式翻译引入，但该著作长期以来一直静静地沉睡于图书馆的尘灰之中……
据孙明经之子孙健三回忆，孙明经先生1992年去世前曾说，1996年应该纪念中国电化教育60周年，如果那时我活着，就一定要遵照我四位恩师(、陈裕光、魏学仁和郭有守)的嘱托，把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经验整理出来，留给后人。桑新民教授在纪念中国电化教育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指出，让后人了解早期电化教育及其先驱们的重要学术思想，不仅是孙明经前辈的遗愿，也是当今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010年8月，我们团队中两位年轻的博士向《现代教育技术》投了两篇我国电教先驱学术思想方面的论文，引起了杂志社宋述强老师的注意。他希望我们能够策划一个专栏，系统介绍十位中国电教先驱的学术思想，以彰显先驱的集体记忆和历史智慧，是以有此“中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研究”专栏与读者的见面。
二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粱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史的目的”专论中指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遴选出十位对我国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电教先驱人物，总结他们的电教学术思想，还原早期电教历史的真实，并通过提炼历史智慧，把握我国电教发展的特点与逻辑，以供当代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活动“资鉴”。
研究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抢救历史资料，还原历史真实
我国电化教育领域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早期电教历史的亲历者大多已经故去，而在经历了种种社会历史变迁与风雨波折后，我国电化教育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早期电教的历史资源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的历史资料也较为散乱。正如梁启超在“人的专史的对相”中强调的，“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该为他们做专传……此时不做，将来更感困难。此时做，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做，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对我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进行较为系统地资料整理与思想总结在这种意义上确实属于“抢救性挖掘”。
2 丰富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内容
加强基本理论建设是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界取得的广泛共识，而对电化教育历史的研究则是基本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可喜的是，在上述观念的广泛认同下，在南国农、桑新民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一些学者开始了对我国电化教育历史不同侧面的研究，出了一批优秀的成果。本研究通过对我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的系统研究，总结先驱学术思想，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内容，同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提供历史启迪。
3 提炼历史智慧，为当代教育技术中国之路提供历史启示
在“救国救民”的大教育观视野下，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然而，在经过“30年冬眠期”我国电化教育二次起步后，早期电教这段辉煌的历史却长期被忽略，甚至是遗忘。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全盘西化”、“不中不西”的批评不绝于耳。如何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以史为鉴，我们将看到，塑造我们未来的力量实质上就是塑造我们过去的力量。”系统挖掘、提炼我国电化教育先驱的历史智慧，可以为当代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探索中国道路提供历史启示。
三 我国电化教育先驱人物的遴选
人物个案学术思想系列研究的水平首先取决于人物的遴选是否科学。所以本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地遴选出十位我国电化教育先驱人物。这不仅是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的难点。
我国的电化教育肇始于西方引入的视听媒体(尤其是电影)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从一开始其从业者就具有多重学科背景。尤其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被视为“利器”，被赋予“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尤其是社会名流凭借特殊身份在推动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的甚至还提出过一些重要的电化教育思想。数量众多的、具有多重身份背景的电化教育先驱人物群体使我们在初步遴选人物时就遇到很大困难。在多次的研讨中，我们发现有不少人物在论及电化教育时要么是特殊身份的偶然“出场”，要么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提出的。比如，陈立夫在推动我国早期电影教育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推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电化教育官方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还为我国第一本电影年鉴《中国电影年鉴(1934)》(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版)亲自作序，并在中央召集全国电影界谈话会议讲话中强调“在此刻美国的电影，尽可以十分之十的娱乐，而在中国却不能是这样。在我以为，教育的成分，应该居十分之七：而娱乐的成分，只能居十分之三。”陈立夫以其特殊的身份对早期电化教育，尤其是抗战时期(时任教育部长)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进程中，涉及到象陈立夫这样的社
会高层与名流不在少数。从他们的影响力与实际影响效果看，他们确实也可称得上是推动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先驱。但考虑他们身份的特殊性，我们没有选择这样的人物。同时，由于我国早期电化教育肇始之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大教育观”、“大电教观”的特点决定了遴选范围也不能过于局限于“圈内人士”。
鉴于上述考虑，我们的研究团队在经过研讨后，取得了以下三点共识，作为遴选的基本标准：(1)对我国的早期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2)尽量从与电化教育有直接联系的，直接从事电化教育工作的人物中选择；(3)尽可能从教育领域选择(教育领域中有电化教育专论或特殊贡献者)。依据以上三点标准进行遴选并不是求三者的交集，而是根据最大程度符合原则，从初步遴选出的20位人物中依次遴选出10位，见表1。
民国时期电化教育从业者有5000人，其中可圈可点的先驱人物不乏其人，可谓群英璀璨。陈礼江、俞庆棠、戴公亮、魏学仁、罗静予等众多先驱人物为都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早期电化教育的辉煌是5000电教先驱合力的结果。我们所遴选的10位先驱人物希望能最大程度地代表他们。至于是否存在遗漏，限于所掌握资料以及认知，亦不敢枉言。希望电教同仁深入研究，以补遗漏。
四 研究的指导思想
桑新民教授在《学术权威人物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论》中从宏观的角度指出了学术人物个案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由一斑窥全豹”、“从历史到逻辑”、“究土壤探精神”。焦建利教授在《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引论》中以“历史与逻辑统一”作为其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并从“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学者的访谈与对话”角度阐述其研究的方法。对于他们所述，我们极为赞同，并以之作为我们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此外，我们亦有以下几点强调，并补充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1 史料的“一手”原则
“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对于我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的研究，史料的“确切”是研究质量的基本保障。史料可分两种：现存实物史料与文字史料。在我们的研究中，文字史料为主要。然而，在文字史料中也有“一手”、“二手”甚至“三手”之分。多手史料时有“误”或“伪”者，以致以讹传讹。所以在加强对多手史料甄别的同时，我们强调以“一手”史料为主要研究资料。自参加南国农先生“教育技术史”课题后，我们搜集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电教～手资料，近几年来，电影界又相继出版了一批早期电影教育的著作，里面公布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如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1934)9在2008年被影印出版(目前官方保存原本仅4本)，一手资料达1038页。孙明经之子孙健三编著的《中国电影；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64.4万字中绝大部分(约90％)为早期电影教育一手资料的影印。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直接提供了我国早期电教的大量一手资料，还为我们进一步追踪检索提供了线索。
2 “忠实”原则
梁启超在“史家的四长”中以“史德”为首(其他为：史学、史识、史才)，而“史德”之首为“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我们虽不是史家，但历史研究中也必须追求“史德”的基本标准。虽说“忠实”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凡人必有主观性，在历史研究中不自觉地便会渗透其中。但至少梁启超所列举的“夸大”、“附会”以及“武断”都是我们在研究中所需要警惕的。通过尽可能“忠实”地研究，尽量还原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的真实，汲取其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以为当前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提供历史启迪，是我们开展此项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
3 把握“来源”与“去脉”
历史成就了英雄，英雄推动了历史。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先驱人物的研究，一方面要将先驱人物放在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进行考察，对其电教理论与实践进行评介的同时，还原其理论与实践产生发展的真实历程，在更宽广的“语境”下更清晰地揭示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些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反过来，要将电教先驱人物的理论与实践推到早期电教整体之中，考察其对我国早期电教，乃至教育整体的作用和影响。在人物学术思想研究中，“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影响到局部的活动，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影响到全局的活动。”
五 结束语
历史不仅是集体记忆，更是集体智慧，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先驱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开创了电化教育的中国之路。及时发掘这段历史，追寻先驱足迹，提炼先驱历史智慧，不仅是学科基本理论建设的需要，更是我国电教事业历经“30年冬眠期”后，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当然，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的历史以及学术思想史绝不是靠十篇系列论文所能涵盖的。对我们所遴选10位先驱人物，在认识上也可能见仁见智。但只要能让今天的电教人了解这些先驱，懂得那段历史，并能引起对现实观照，这个系列就算不负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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