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4: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范晔的著作，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东汉 帝王 师承 特点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尚书》作为儒学中最古老的“政事之纪”，称《书》《书经》，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该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内容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的政令，体现治国之道：
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
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
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东汉帝王也不例外，他们积极开展《书》教，充分发挥它在治政、牧民等方面的功用，借以巩固其统治。为了更好地发挥《尚书》的资政作用，笔者在《东汉帝王习简论》一文中已将东汉各帝《习》书及师承情况作以简单交代，现拟将结合东汉《尚书》之学及东汉社会的整体情况，对东汉帝王习《书》及师承特点作以简要分析。
1东汉帝王《习》书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根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东汉帝王习《书》传统始于光武帝，自光武以后共有五位帝王保有此统。除去继任和帝之位的殇帝由于过于年幼，且仅践祚一年之期便中道崩殂无法习《书》外，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皆习《尚书》。自光武始至顺帝终，两百余年间帝王习《书》之传统从未中断（殇帝较为特殊，此处忽略），由此可见东汉帝王习《书》历史十分悠久且具有良好的持续性。
顺帝朝之后，东汉政权快速显现颓势，政治黑暗、政局不稳，这期间近八十年共出现六位帝王，其中冲帝、质帝、少帝三帝，在位时间只近期年，因而均未能学习《尚书》。至于在位时间相对较长的三位帝王――桓帝、灵帝、献帝，我们从现有史料中无法找出文献依据，佐证其曾经习《书》。我们暂且抛开桓、灵、献三帝是否存在已经习《书》而史料未载的情况不谈，不可否认的是此三帝统治时期，东汉《尚书》之学的整体状况已经不及以前，此期间既未见有新的《尚书》世家崛起，又不见像桓荣、杨震那样可以引领一时学风的《尚书》大儒出现，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推测就算存在此三帝习《书》而未被记载情况，他们对帝王习《书》传统的重视程度也必定大不如前，受东汉社会整体状况的影响，东汉帝王习《书》在时间分期上，又出现了阶段性的特点。
2东汉帝王习《书》方式多样化
除却《尚书》大家系统传授《书》学以外，东汉帝王还采用多种方式深化儒学及《尚书》的学习如诏令御前讲经、阅读书经著作、召开经学会议等。另有《后汉书・儒林传》“（建武五年）帝正坐自讲，诸儒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贾逵传》“（贾）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后汉书・蔡玄传》“顺帝特诏征拜（蔡玄）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后汉书・帝纪第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
3东汉帝王习《书》师承情况特点
东汉帝王有着悠久的习《书》传统，其师承情况也展现出了清晰的特点：第一，教习东汉帝王的儒者多治《欧阳尚书》，除光武帝师从许子威，而许氏因记载有限，所属尚书系统不可考外，其余各人均习《欧阳尚书》。也正是由于帝王多习《欧阳尚书》，致使《欧阳尚书》在东汉的地位超越了《大夏侯尚书》与《小夏侯尚书》，成为“东京最盛”。其次，教王《尚书》之儒者多出于世家。帝师当中，桓荣、桓郁、桓焉皆出自龙亢桓氏，沛郡龙亢桓氏一族自桓荣至桓典五代习《书》，台湾学者蔡根祥在其著作《后汉书考辨》中说道：“考东汉诸帝，莫非桓荣之学”。在帝师光环的笼罩下，桓荣等人位列侯爵庇荫子孙，享受着无上尊荣，桓氏家族也由累世经学发展为累世公卿，代表着东汉《尚书》家学的巅峰。帝师张也出自研习《尚书》的世家，其祖父张充是张《欧阳尚书》之学的启蒙老师，并曾与光武帝“同门学”，待光武帝即位，想重用张充时，张充已死。此外，邓弘亦出自钟鸣鼎食之家，《后汉书・邓禹传》云：“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再次，许多帝师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例如：桓荣与何汤存在师承关系，因此何汤举荐了桓荣，桓氏言其发迹皆“何仲弓之力”。桓荣与张也是师徒关系，《后汉书・张传》载：“少从祖父充受尚书，能传其业。又事太常桓荣。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数。”桓荣、桓郁、桓焉三人则是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桓氏得以累世帝师累世公卿，正式凭靠这种牢固的亲缘联系。
参考文献
[1] [南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关键词】抄书人 洛阳纸贵 抄书现象 抄书精神
成语“洛阳纸贵”是说东晋左思做《三都赋》，由于文章记载全面，文笔优美，人们争相抄写，致使京城洛阳纸价上涨，供不应求。史载左思为写三都赋，“十年磨一剑”，这十年中他在家里的各处放上纸笔、书本，每读到好的地方，就提笔抄写。这些典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抄写是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抄书主体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抄书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而在抄写的过程中，学者也受益匪浅。抄书人的活动与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古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试图剖析中国古代的抄书现象，揭示其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书现象十分普遍。与“洛阳纸贵”相似的情况很多，如南朝学者谢灵运（385―433年）是我国山水诗派的创始人，史载“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抄书现象的繁荣由前展而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抄书人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战国晚期，有了明确的记录：“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或佣力写书”①。张、苏二人曾受佣于人抄书。像他们这些产生之初的抄书人，从奴隶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有着一些鲜明的特点。
抄书人大多是经济贫困的读书人，依靠抄书维持生计。而雇主是一些经济独立的官僚、学者或其他人，为了读书、藏书，及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氛围中宣传言论，脱颖而出，雇人抄书。这种雇佣关系的产生是新的生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抄书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方可充当这种既需要体力、更需要智力的“佣工”。张仪、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志趣相投，早年曾从师鬼谷子，过着虽然清贫但是志向远大、刻苦学习的生活。抄写不仅为抄书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为其入仕准备了条件。抄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相对于一般的浏览，持续不断接触典籍的抄写活动在加强记忆的基础上，会给人以新的启发。张、苏二人由地位低下的抄写员而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一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与抄书的经历不无关系。那时，抄写内容多是记载“圣人之言”的“天下良书”。抄书以儒家经典为主，以宣传孔子学说为主要目的，打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基石。
抄书行为贯穿于书籍复制活动的始终，抄书人进行了一些编辑活动。在木简时代，抄书人除了抄写图书，还要编辑、校对、制作、装帧等，直至一本书完成。他们先把抄好的书“编”连成册，或先编连再抄写；一边抄写一边校对，发现有错误，立即用刀削掉改正；接着制作封面，据记载张、苏二人“剥树皮编以为书帙”；随后在书的背面题写书名和制作目录。如今一本书的完成需要多部门紧密配合，虽然那个时代书写材料或笨重或脆弱，书写工具也并不完备，抄书量不大，但是，身兼数职地抄书人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也十分难能可贵。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从开始使用至广泛应用，经历了一个过程。东汉时期，纸张开始作为书写、抄写材料，但仍然主要应用于王公贵族。他们持“缣贵纸贱”的看法，常常是在纸上写或抄一份，在缣帛上再复制一份。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纸张与帛书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见那时纸张主要是作为缣帛的替代品。三国时期书写、抄写材料是纸张、简牍和缣帛并用。
在抄书尚未大规模出现的西汉及东汉前期，古籍中零星记录了一些抄书人和抄书现象。 “（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②桓荣（约公元前24―17年），抄书时是太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经学大师。 “（李合）常以佣书自给”。③西汉李合（生卒年不详），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官至太常、司徒。“（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④卫飒（约公元前10―60年），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任桂阳郡太守。东汉高君孟（生卒年不详）“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⑤
与产生之初相比，这个时期的抄书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人员构成上，太学生充当了抄书人的“主力军”。西汉时设置太学，一些家境贫寒的求学者通过抄书，一方面“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知识。他们在抄书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加上强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来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到了晋代，纸替代了简牍、缣帛，开始普遍使用。史载，东晋崇德太后令曰：“临纸悲塞，如何可言。”西晋名将刘锟（271―318年）面对圣旨，“伏纸饮泪”。可见当时纸张成为王公贵族生活中书写的必需品，就连圣旨也写在纸张上。鉴于纸作为书写材料的诸多优点，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权臣桓玄代晋自立，并下令：“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用黄纸代之。”另外，书写工具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了创新。晋代，一种优良的毛笔产生，它的笔头由紫毫兔毛制成，笔锋较短，坚挺耐用，十分便于抄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采自天然的墨先比质量更好的人工墨的生产制作技术已经成熟，《齐民要术》中记录了我国最早的制墨配方，即三国魏时书法家韦诞发明的“一点如漆”的优质人工墨。书写材料和工具的改进，使抄书人队伍迅速扩大，抄书现象也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随着纸的日益广泛应用，史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越来越多了。“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⑥。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校书郎，从事抄书，后来官至将军长史，曾出使西域。王溥（107―125年）“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⑦他后来官至中垒校尉。刘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⑧，他通过抄书、卖书，后来官至尚书郎。公孙瓒（？―199年），初入太学，“授尚书，写书自给”⑨，后来官至奋武将军。王僧孺（465―522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⑩，他起初只是一介书生，后来入仕担任尚书左丞等要职。《晋书・葛洪传》和《抱朴子・内篇・杂应》都说：葛洪（284―364年）“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后来成为东汉时期有名的方术学家，官至关内侯。崔亮(生卒年不详) “居贫，佣书自业”⑾，他后来官至中书博士。阚泽（170―243年）：“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⑿。后来官至尚书。陶弘景（452―539年）“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⒀。后来官至孝昌相。刘芳（北魏）“昼则备书，以自资己，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⒁，后来官职是中书令。释僧肇（384―414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⒂，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频繁易主，抄书业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抄书人数量还是自发的行业分工，达到了顶峰。抄书现象所影响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抄书业内部分工也更加细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读书人通过抄书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除前代一些读书人借此途径入仕途，成功名外，它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刘芳等人通过替人抄书致富。像刘芳那样在抄书中长期临写汉字，练就一手好字，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成为书法家的抄书人也不少。随着佛教传入我国，为了对外传播宗教，对内保存佛典，抄写佛经的抄书人越来越多，人称“经生”，如前所述释僧肇。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人类由抄写时代渐渐步入印刷时代。抄书现象虽然还存在着，但仅仅为了特殊用途，不再是社会普遍现象。抄书人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角。
在抄书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学者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抄书人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影响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抄书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佣力写书”时期和此后的抄书人初步摆脱了奴隶制社会人身的不自由，在封建制社会中服务于封建主。而在抄书业的鼎盛期，记载了出售自己雇人所抄之书的抄书人，如上述刘梁等人；又如《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一》记载不远千里到东魏推销、“发行”《华林遍略》一书的南朝梁祖。这应是我国关于图书发行的最早记录，也是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
抄书现象与我国文明史相伴相随，抄书人充当了传播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通过抄书，一些珍贵的、稀缺的文献得以保存、流传；通过抄书，中国古代的文学、书法、宗教等领域发展、繁荣；通过抄书，生产工具得到改良、创新；通过抄书，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分工开始萌芽、出现。蕴含在“抄书现象”背后最重要的是，经过历代抄书人不断地积累、磨砺，在这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抄书精神”。在这个抄书人群体里，有载入史册的“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⒃的张仪、苏秦，有“一字当十读”的高君孟，有为抄书“终夕不寝”的刘芳和“十五年不窥家园”的桓荣……以及不见经传的抄书人，他们折射出这个人群所特有的对追求知识的谨慎、执著与不倦的精神。“抄书精神”也正是中国古代学者的精神精髓所在。
参考文献
①⒃（晋）王嘉：《拾遗记・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②（南朝）范晔：《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③（北宋）李 等，《太平御览・李合别传》，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④（南朝）范晔：《后汉书・列传六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⑤（东汉）桓谭：《桓子新论》，中华书局，1925
⑥（南朝）范晔：《后汉书・班超列传》，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⑦（晋）王嘉：《拾遗记・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⑧（南朝）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⑨（南朝）范晔：《后汉书・列传六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⑩（唐）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⑾（唐）李延寿 等：《北史・列传第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⑿（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阚泽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⒀（唐）李延寿 等：《南史・陶弘景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⒁（北魏）魏收：《魏书・列传第四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⒂（南朝）释慧皎，《高僧传・释僧肇传》，中华书局，2006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文献学；历史研究；重大成绩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学
古代的文学研究中没有“文献学”的概念，在古代的文学研究中，文献学这一概念主要是说版本、校勘和目录共同组成的校验学。因此，要想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学的发展情况，就要在版本、校勘和目录这三个基本方向进行了解。
“版本”主要是对比与写本的印刷的书籍的另一种说法，只是在刻本书籍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的发展成了“版本学”这一项学科研究。版本的最根本的源头，是从东汉灵帝时代开始的。
关于校勘，现今我们能够通过《三国志》注解以及《世说新语》注解等作品中了解到更多。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过多次的大规模形式的图书的整理活动，同时校勘在图书整理过程中又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校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发展的十分完善。
对版本、校勘和目录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成就是最为广泛的。目录起源于西汉的后期，在《汉书 艺文志》当中有过记录，此时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目录方面的起源，目录的出现和较大范围的文献整理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这样就产生了我国文献发展历史上的第一种文献的分类方法，也就是《七略》的分类方法。
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整理与保存
谈到文献学取得的成绩，文献整理与保存必然是重点内容。
在西晋的太康时期，文献学的发展历史上产生了一件尤为重大的事情，也就是《汲冢书》的现世。这件大事的出现实际上十分的偶然，在公元二八一年（也就是太康二年），一位名叫不准的盗墓人在盗墓时盗了魏襄王的陵墓，他究竟盗取了多少财物我们现在也不能够查证，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在他盗得的古墓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以蝌蚪文在竹简上记录的文字和图书，完整的保存着大量的十分重要的文献、记录。这在我国的文献学的发展历史上，还是首次在此方面发现这样丰厚的文献记录，在文献学的整个历史发展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重要的发现却是通过盗墓的方式而发现的，所以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献竹简记录遭到的重大的损害，在政府从这些盗墓者的手里得到了这些文献记录之后，首要的事情就是对这些文献记录进行编排整理工作，以便能够更好的阅读以及保存，所以，就出现了文献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整理出土文献的记录。此次对文献记录的大规模的整理活动主要进行了三个大的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把混乱的竹简文献记录按照其前后顺序进行整理和编辑，第二是把文献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存储，第三是把竹简文献上记录的蝌蚪文翻译成通用的文字方便后世流传。
这项艰巨而重大的文献整理工作得到了重大的成绩，在这个时期进行的文献工作的整理成绩主要就是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清理的分门别类工作。
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修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相当战乱和动荡不安的时期，而就是由于时代的乱世，当时的国家就丧失了对文献资料的修撰工作的控制，私人的文献修撰工作就变得十分的普遍，这个时期就产生了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王隐所著的《晋书》、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刘芳所著的《汉献二帝纪》、荀粲所著的《汉末英雄纪》、郭预所著的《魏晋世语》这一系列的各种文献传记等等，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文献历史的繁荣时期。但是，因为战乱的影响和时间的推移，这一系列的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众多的历史著作在保存和流传方面也损失的十分的严重。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是有一些十分重要的比较经典的《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意义的文献记录。这就包括裴松之所著的《三国志注》、刘孝标所著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
给史书写注解，在汉朝晋朝时期就十分的流行，比如服虔所著的《汉书音训》和《左氏春秋传解译》，应劭所著的《汉书集解义》，杜预所著的《左氏春秋传集解》，韦昭所著的《汉书音义》这一系列的注解，这些注解主要都是对名著的解释。到了南朝时期的刘宋裴所著的《三国志》，就把注解的模式进行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由重视对名著的解释变为对历史的考证、继承和完善。
裴松之所著的《三国志注》更是同《三国志》的正文意义相当。尤为重要的是，裴松之所著的《三国志注》引用的文献资料在当今都是极其珍贵文献记录，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裴松之所著的《三国志注》，在当时对学术界的文献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比裴松之稍晚一个时期的南朝的刘孝标，在其影响下也写出了《世说新语注》这样一部可以与《三国志注》相互媲美经典著作。
《世说新语》是一部集合了众多的经典文献而写出的用于记录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的风采的经典作品，刘孝标将这部著作作为依据，在收集考证大量的相关史实资料的基础上，对《世说新语》的每一个记录都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记录作为参考和依据，进行了详细地注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其所注解的作品的字数远远地超过了《世说新语》著作的本身，所以《世说新语注》这部经典的文献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以及赞扬。
4 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乱世的时期，王朝之间的更替变得十分的频繁，社会文明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形势之中，所以我们如今已经不太容易能够通过地下的挖掘得到丰富的文献记录。因此，已经保存下的文献记录就十分的具有珍贵的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发展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我国文献的历史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学的影响十分的深远，范围更加的广泛，逻辑思维也更家的严密，社会地位和社会的影响力也明显的提高，艺术风格的发展也为我们留下深刻的影响。因此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学的发展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文献学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
参考文献
[1]史卉.魏晋南北朝杂传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2]曾贻芬.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2009
[3]胡军.魏晋南北朝山水画发展和传统隐逸思想的关系.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
[4]王文娟.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杭州大学出版社，2011
关键词：洛阳学；河洛文化；华夏历史文明；包容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38-05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在历史上极具国际影响力。洛阳学是以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中华文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洛阳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根本原因在于洛阳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丰富而珍贵的古籍文献。这些或由洛阳人撰写或著于洛阳或主要描述洛阳的著述，已成为洛阳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重视，并日益呈现和迸发出巨大的魅力与活力。本文在对部分具有洛阳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献择要略作介绍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搜集、整理洛阳古籍文献，编纂“洛阳文献集成”，并从开展跨学科研究、服务洛阳社会发展、构建国际洛阳学等几个方面提出洛阳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洛阳古籍文献概览
1.丰富而珍贵的地方志
“方志乃一方全史也。”①地方志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行政沿革、经济状况、社会风俗、重要人物、诗文著作、名胜古迹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具有内容丰富，连续性好，可信度高等特点，在历史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洛阳地方志数量众多，部分志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河南志》，原为北宋史学家宋敏求所著，后佚。清地理学家徐松修《全唐文》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部分内容，因多为元代资料，世称《元河南志》。清宣统初年，文献学家缪荃孙将其刊刻于《藕香零拾丛书》。著名史地学者沈认为：“《河南志》久佚，独借是志，而隋唐东都制度，犹可考见其全，其当宝贵何如也！”②《元河南志》为现存最早的洛阳古方志，是研究我国自周至元时期，洛阳城池、宫殿、坊市、古迹等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又如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刻的《河南郡志》，编排体例“重古轻今”“因地因事而制宜”③，多有独到之处，为现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现存唯一有关洛阳的明代志书，国内仅存残本。清代的洛阳县志有顺治年间、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乾隆年间、嘉庆年间等多个版本。民国《洛阳县志》，记述先秦至1946年的洛阳历史，类目完整，资料翔实，体裁方法新颖，现在仅洛阳市档案馆存有一部手稿。
2.有中华元典文献之称的河图洛书
传说中出自洛阳境内的河图、洛书，《尚书》《易经》《礼记》《论语》等先秦儒家经典虽然均有记述，但对于其真实面目又语焉不详。因此，“自古以来，关于河图洛书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扑朔迷离的问题。”“是一个诱人的谜，是一个蕴含丰富的知识迷宫，是一个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④为破解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历代学者潜心研究，著述颇多。南宋蔡沈所撰《洪范皇极内篇》，将洛书视为数之本源，提出“河偶洛奇”说，开创术数学洪范流派。南宋洛阳人郭雍所著《郭氏传家易说》，潜稽易象，以传家学。清初河南理学名儒冉觐祖所撰《河图洛书同异考》认为，河图洛书本于朱熹《易学启蒙》，并提出“河图主互、洛书主对”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理学名臣李光地奉康熙帝之命纂成《周易折中》。该书“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⑤，兼容并蓄诸家之说，而又有所发明，为周易与河图洛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3.灿若星河的名人别集
洛阳历代名人辈出，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名著。西汉政治家、思想家贾宜所著《贾长沙集》，其《新书》中的《过秦论》篇，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宗首》《藩强》《权重》篇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其他诸篇提出了重本抑末，利民安民，注重礼仪等政策措施，为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唐“诗圣”杜甫所著《杜工部集》，共收诗1400余首，是我国古代诗歌经典名著。其中的大量时事政治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社会变迁，内容真实，感情真挚，被誉为“诗史”，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著有《河南集》的北宋洛阳人尹洙尊崇孟子、韩愈，力为古文。范仲淹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深有功于道”⑥。明吕维祺的《慎独堂集》（由吴伟业编辑而成，又名《明德先生文集》）和清吕谦恒的《青要集》都比较有名。吕维祺生平“笃实践履”“晚殉闯难，以节义显”，其“所论建多朴实，亦异乎空谈经济之流”。⑦吕谦恒的诗歌“格调不袭宋以后，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恻恻感人，实得古者诗教之本义”⑧。
4.博大精深的理学名著
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于洛阳创立的洛学“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学发展和演变的方向的决定者”⑨。明末清初理学名儒孙奇逢曾在《洛学编序》中说：“洛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黄河蜿蜒。”“学问渊源，天中尤盛。宋兴伊、洛，元大苏门，至有明而两河八郡，识大识小，各有传人。”⑩《二程全书》，为程颢、程颐著作的合编。包括《二程遗书》及附录、《二程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二程粹言》等，是研究程颢、程颐生平及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南宋乾道年间，朱熹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与其弟子的“行状”“年谱”“奏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材料，编成《伊洛渊源录》。该书以程颢、程颐为正宗，构建起直接孟子的道统体系，是我国首部理学史专著，开“学案体”之先声，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以及清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均以程颢、程颐为理学正宗，接续伊洛学脉，彰明程朱理学。清初理学名臣汤斌编纂的《洛学编》，沿袭其师孙奇逢《理学宗传》的编纂思想和体例，前编列汉杜子春、郑兴、郑众、服虔，唐韩愈，宋穆修，正编列宋程颢、程颐、邵雍等14人，元许衡、姚枢等3人，明薛u、曹端、阎禹锡等24人，综述其生平事迹、师承和学术思想。此书为第一部河南理学史。
5.名胜名物的不朽篇章
西晋陆机所著《洛阳记》，“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较早的一部，也是写得较好的一部”B11。该书对当时洛阳的城市规模、城门、宫殿、太学、里市、官署、苑囿等均有详细记载，为研究洛阳城市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北魏杨f之所著《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等5卷，是记述都城洛阳佛寺兴衰的重要著作。该书除对40余所寺院的建置规模及变迁详细记载外，兼记北魏孝文帝迁洛至尔朱荣之乱时期洛阳城的“建置”“布局”“城门”“宫殿”“里坊”“名胜”，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物、地理、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不少史事可补《北史》《魏书》之缺或互相参证，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北宋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追记其所亲历的洛阳“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等19处园林。李格非在后记中发出警世之言：“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B12北宋宋欧阳修所撰《洛阳牡丹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等3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牡丹专著。该书评品了24种牡丹，分析了各种花名的由来，记载了洛阳人赏花的风俗和“种花”“养花”“医花”等栽培技术。认为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B13。
6.源远流长的小说戏曲
西汉洛阳人虞初曾将《周书》改写成《周说》，即《虞初周说》。虞初“就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作家，《虞初周说》也就是最早的个人小说专集”B14。虽然此书已佚，但虞初作为“小说”的代称却影响深远。明代形成“虞初体”小说文献体裁，出现了《虞初志》系列，到清代又产生了《虞初新志》系列。《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唐元稹所作。叙述了崔莺莺与书生张生的爱情悲剧故事，对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细致，文笔优美，为唐传奇之名篇。“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B15后世以之为本，衍生出《弦索西厢》《西厢记》《续西厢记》等多部戏曲。清康熙年间，吕履恒创作的剧本《洛神庙传奇》分上下卷，以明清鼎革为历史背景，叙述了书生何仲虎与巫有娘、贾绿花之间的离合情缘，颇有传奇色彩。
7.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
洛阳是中国佛教发祥地，东汉即成为佛教中心，佛学著作颇多。《四十二章经》，据传为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汉所译的中国第一部佛经。该佛经集结佛陀42段语录而成，言简意赅，阐述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劝世人“精进离欲，由修布施、持戒、禅定而生智慧，即证得四沙门果”B16。此书对于中国佛教的早期传播起了较大作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资料。《唯识论》是“一生事业，为介绍世亲护法等一派之佛学于中国”B17的玄奘，以唯识说为主，杂糅印度亲胜、火辨、难陀等九家对世亲《唯识三十颂》所作的注释编译而成。主要论证一切现象均是唯识所变现，外境实无，唯有内识。此书是佛教唯识宗的重要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南朝梁慧皎编纂《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至梁武帝年间，部分佛教高僧的传记。此书开创佛教传记新体例，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10科，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献。
8.名目繁多的金石资料
洛阳古迹众多，文物丰富，金石之学发达。《伊阙造像题字目录》，为清道光年间方履]所撰。该目录辑录北魏至宋时期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清中期名儒武亿，博通经史，尤长于金石文字考订，所著《授堂金石文字三跋》，分周以迄隋、梁，唐，后唐至元等3跋，通过订前人之疏误，增己之所获，以补正史之不足。《洛阳存古录》，为清金石学家刘喜海所著。收录了大量曹魏至元代的洛阳碑刻、造像题记、经幢、墓志等石刻资料。郭玉堂1935年编辑《千唐志斋藏石目录》，收录新安张钫所藏汉至明代碑刻，尤以唐碑为多。
二、编纂“洛阳文献集成”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文献是文脉流传的主要途径。保护整理古籍文献，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编纂“洛阳文献集成”，不仅有助于夯实洛阳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且有助于传承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大型文献丛书编纂工程，如“湖湘文库”“荆楚全书”“巴蜀全书”“山东文献集成”“浙江文献集成”“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上海文献丛书”“金陵全书”“温州文献丛书”“苏州文献丛书”“杭州文献集成”“常州历史文献丛书”“嘉兴文献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台州文献丛书”“乐清文献丛书”等。这些旨在抢救和保护珍贵地方文献，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大型文献丛书，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功在当代，泽被后世。2012年，洛阳市启动的“中国河洛文化文献丛书”编纂工程，至今已出版《元河南志》《孝经大全》《洛阳曹氏丛书》等30余部，为编纂洛阳历史文献丛书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
整理编纂一部能代表和传承洛阳历史文化的“洛阳文献集成”意义重大。作为一项基础性文献整理工程，不仅有助于保护濒危的洛阳古籍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洛阳学研究，实现洛阳文献资源共享利用的最大化；作为一项集体性攻关科研工程，不仅可以充分整合洛阳学研究团队力量，培养更多的洛阳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人才，而且可以整体提升洛阳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标志性文化宣传工程，不仅可以充分展示洛阳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可以增强国内外对洛阳重要文化地位的认同，进一步提升洛阳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精品性文化出版工程，不仅有助于形成洛阳著名文化品牌，而且可以促进洛阳文化事业的繁荣，推动洛阳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前瞻性文化建设工程，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洛阳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步伐，推动洛阳学研究走向世界。
编纂“洛阳文献集成”，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统筹规划。一是成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由洛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副主任，相关局委、社科联、史志办、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主要领导任委员，负责编纂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二是制定研究和出版计划。在对洛阳地区古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预计用10年左右时间，分批出版500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洛阳古籍文献。三是制定收录原则和出版方式。主要收录民国以前的洛阳历史文献，广泛征集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稿本、抄本等稀见的地方文献，系统编制《洛阳学书目提要》。B18对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名人大家，收录其全部著述，编为全集；对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收录其主要著作，编为专集；对其他不同领域的著述，如方志、谱牒、碑刻、图册、绘画等，编为专题文（图）集。优先整理出版善本、孤本、珍本地方特色文献，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等社会关注焦点和学术热点文献。文献原则上以影印方式出版，同时区分不同类型的著作，以点校本、译著和数据光盘等复合形式出版。五是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编纂出版采取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和特别委托方式进行；实行项目管理运行制度；对编纂项目成果进行评估审核；项目成果统一出版格式，力求装帧精美，版本精良。六是经费统筹。申请洛阳市委、市政府特批后的文化建设工程重大专项经费，争取省、中央部委和有关部门的扶持资金，申报省、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经费与配套资金，募集社会热心文化事业人士的相关捐助等。
三、开展多学科综合性洛阳学研究
1.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研究
洛阳文化极其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社会、宗教、科技、教育、历史、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民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因此，洛阳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在洛阳学研究中，除了进行各学科的专门研究之外，还应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既是现代学科发展的一般趋势，也是深化洛阳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比如，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属于地理学的分支，但在历史文献丰富的地区，历史地理往往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在洛阳为何能够长期成为中华文明中心的问题上，如果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会得到比单纯历史学研究更为丰富的认识。而历史学内部，也存在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等不同专业门类。一件历史文献、一次历史事件，经常会涉及多个研究领域，需要从不同专业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对于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洛阳学来说，文献史料已不是问题，所缺乏的就是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突破。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将是洛阳学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2.服务洛阳经济社会发展
开展洛阳学研究，就是要聚焦洛阳，旗帜鲜明的为洛阳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洛阳学研究根本目的，也是洛阳学的生命力所在。一是要做好洛阳学的基础研究工作。全面梳理洛阳文化资源，深入研究诞生于洛阳的中华民族元典文献和思想，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历程；加强洛阳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研究，深化关于历史时期区域国际化的理解与认识；分析洛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历史变迁，总结区域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洛阳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提炼区域人文精神。二是要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好洛阳学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智力支持。深刻认识洛阳历史问题与现实发展内在联系的重要性，切实把洛阳学研究和洛阳现代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洛阳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目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开展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三是以洛阳学研究为契机，从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依托洛阳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开创洛阳现代社会发展新格局。
3.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是一个有长达1500余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古都。洛阳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缩影，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国家主流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这就决定了洛阳学研究，必然有别于一般性的地方文化研究。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具有充分的历史与现实依据。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洛阳一直是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城市。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今日本）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B19。这是最早的中日官方交流记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日本遣唐使北线航路的必经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过重要贡献。B20洛阳的城市布局、宫殿、苑囿及文化习俗等，均对东亚国家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可在日本、韩国清晰地看到古代洛阳的影子。洛阳学的概念，就是最早由日本京都大学的岸俊男教授提出来的。B212010年11月27至28日，首届“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成功召开，标志着“洛阳学”这一新兴学科正式诞生。B22也就是说，洛阳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构建国际洛阳学，就是要以国际化学术视野研究洛阳学，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研究洛阳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域外文化对洛阳文化的影响。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积极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合作，不断提高洛阳学的研究水平与知名度。只有这样，洛阳学才能超越地方学的局限，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田以志别诗》，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第52页。
②徐：《落帆楼文集》卷四《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18年，第18页。
③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④王永宽：《河图洛书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⑤玄烨：《御制周易折中序》，李光地编纂，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08年，第1页。
⑥范能浚编集，薛正兴点校：《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⑦永，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74页。
⑧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⑨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⑩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B11史为乐：《陆机〈洛阳记〉的流传过程与历史价值》，《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
B12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岳麓书社，2012年，第205页。
B13欧阳修著，吕雪菊点校：《欧阳修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66页。
B14秦川：《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B15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2页。
B16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B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B182014年7月28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洛阳（河洛）文献丛书书目汇编座谈会”。程有为、耿瑞玲、卢广森、马世之、任崇岳、单远慕、王全营、王永宽、魏天安、萧鲁阳、张新斌、郑杰祥等先生参加，并对编选洛阳（河洛）文献书目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本文写作也多有帮助。
B1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2821页。
B20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B21张亚武：《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N》，《洛阳日报》2008年4月24日。
B22[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
参考文献
[1]洛阳市历史学会.河洛文化论丛（第1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2]洛阳市历史学会等.河洛文化论丛（第2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河洛文明论文集[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关键词：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校勘记》 错误 商榷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元济先生主持辑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其中《史记》以涵芬楼、傅增湘双鉴楼、潘明训宝礼堂所藏黄善夫本并配日本上杉侯爵家藏本配成全帙，为丰富《史记》的版本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影印出版之前，张元济先生取清代武英殿刻本与黄本进行对校，同时参校明代王延纯瘫荆毛晋汲古阁单刻《史记索隐》本、清代刘喜海旧藏百衲本，以及刘承钟翱淌翊笞直荆并广参典籍，亲自校勘《史记》异文，撰写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校勘记》，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1997年12月，张氏《史记校勘记》经王绍曾先生等人整理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手稿的原貌，揭示了众多的《史记》异文，是我们研究《史记》与张元济先生《史记》校勘成就不可多得的资料。然而，我在研读时发现其中偶有误摘例句，正文与注文互倒，以及引文不当等错误，且张元济虽为一代大家，其《史记校勘记》中亦不无可商之处，因核《史记》之《百衲本二十四史》本及武英殿本，对《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校勘记》所存疑问进行商榷，以供研习者参考，并期方家指正。
文中例句凡涉校勘符号与《史记》例文及张氏校语悉据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校勘记》（以下简称“《校勘记》”）所用符号及该书原上下栏所列《史记》之文，对所引例句及张氏校语酌加标点以便阅读，并标明其在该书相应页数，以备检。
1.《校勘记》摘引《史记》误例
1.1《五帝本纪》卷一页十七前三行注：［宋本］一黍∨为一分。［殿本］有“之起积于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之一”。［1］9
按：《校勘记》所摘殿本例句之误有二，“于”系“千”之误，“九十分之一”殿本无“之”字。
1.2《吕后本纪》卷九页十五后十行注：［宋本］性■疑。［殿本］挟。
按：《校勘记》摘宋本之“”，宋本与《史记》百衲本作实“猜”，《校勘记》显系形近而讹。
1.3《乐书》卷二页四后十行注：［宋本］■怒随心。［殿本］意。［1］119
按：“意”，殿本《乐书》作“^”，《校勘记》误摘殿本。
1.4《封禅书》卷六页二后十行注：［宋本］员如辟∨雍∨以节。［殿本］：有“盖”字、“G者也”字。［1］152
按：“G”，殿本作“^”，《校勘记》形近而讹。
1.5《鲁周公世家》卷三页二后三行：［宋本］于■乃即三王而下。［殿本］是。［1］175
按：《校勘记》摘宋本句之“下”字误。《鲁周公世家》载，周武王病重，周公身以为质祭告周之先祖太王、王季、文王三王，愿以己代武王之身：“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遂藏其策于金滕匮中。［1］1516明《校勘记》摘句之“下”乃“卜”之形讹。
1.6《鲁周公世家》卷三页十七后八行：［宋本］Y■来巢。［殿本］O欲。［1］176
按：殿本《鲁周公世家》作“Y欲”。Y鹆，亦作“鸲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有鸲鹆来巢’，书所无也。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武之世，童谣有之，曰：“鸲之鹆之，公出辱之。鸲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鸲鹆HH，公在乾侯，征褰与襦。鸲鹆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鸲鹆鸲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鸲鹆来巢，其将及乎？’”［3］895《校勘记》所摘“O欲”当系涉上下文而讹。
2.《校勘记》正文与注文误标例
张元济先生《校勘记》手稿将所摘宋本皆置于第二栏，并于第一栏将《史记》正文在“前后行”下以“正”字标出，整理本则处理为：“注文均须于‘行’下加‘注’字，正文则不加‘正’字。”［4］13然整理本多有将正文、注文误标者。
2.1《礼书》页九后一行：［宋本］皇■云。［备注］误修“促”。还元“侃”。［1］118
按：皇侃，南朝梁著名经学家，于《梁书》有传，“皇侃云”者断非《史记》正文，依《校勘记》例，当标作“页九后一行注”。
2.2《楚世家》页廿五前八行注：［宋本］苏秦约从山东六国■攻秦。［殿本］兵。［1］191
按：《史记》各本“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系《楚世家》正文而非注文，整理本误标“注”字，当删。
2.3《楚世家》页三十一后四行注：［宋本］乃告于■曰。［殿本］秦。［备注］修。［1］191
按：《史记》各本“乃告于秦曰”系《楚世家》正文而非注文，整理本误标“注”字，当删。
2.4《吴王刘濞列传》页十三后五行：［宋本］辟聚北今入江。［殿本］练，平。［1］312
按：《史记・吴王刘濞列传》：“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W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2］2834《正义》：“《括地志》云：‘汉吴王濞冢在润州丹徒县东练壁聚北，今入于江。’”［2］2835《校勘记》所摘宋本“练辟聚北今入于江”八字系《史记》注文而非正文，整理本当标作“页十三后五行注”。
3.《校勘记》不当例
张元济校勘记手稿原有朱墨笔批语：“凡有关考辨异文是非者，均逐一录于备注阑内。”［4］14今查考备注栏内校勘记亦有可商之处。
3.1《河渠书第七》页六后三行：［宋本］在华州县东北。［殿本］郑。［备注］《史记》元封元年，“乃祷万里沙”。应劭注：“万里沙，a祠也，在东莱曲城。”孟康曰：“沙径三百余里。”［1］164
按：《校勘记》所引应劭注“a祠”，不辞。今本《史记》知《校勘记》所引应劭及孟康注乃《史记・孝武本纪》之《集解》注：“应劭曰：‘万里沙，神祠也，在东莱曲城。’孟康曰：‘沙径三百余里。’”［2］479“祷”，向神祝告求福之义，故应劭注其为“神祠”，《校勘记》之“a”当系“神”之形近而讹。
3.2《田敬仲完世家》卷十六页二前六行注：［宋本］始食■地。［殿本］采。［备注］“采地”，礼，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周礼》：公卿大夫采邑。《汉书》注：“采，官也。因官合地曰采地。”与“菜”同者，《周礼》“舍菜”郑注：“舍，释。采即菜，谓O蘩之属。”右边栏朱批：“菜可通作采，采不应通菜。”［1］212-213
按：备注所录张元济校勘记可商者有二：其一，校勘记引《汉书》注误。《汉书・刑法志》“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颜师古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6］1083其二，张氏朱批“采不应通菜”者意谓殿本“采”当误，可商。《后汉书・杨震列传》“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遣使与陕县留停震丧”李贤注引《风俗通》：“齐公子雍食菜于移，其后氏焉。”［7］1767《诗经・大雅・A民》“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孔颖达《正义》：“《周语》称‘樊仲山甫谏宣王’，是中山甫为樊国之君。韦昭注：‘食菜于樊。’”［8］568《国语・周语》韦昭注作“食采于樊”。［9］22《左传・昭公五年》“晋人若丧韩起、杨Z，五卿夫”，陆德明《春秋左氏音义》“杨Z，叔向本羊舌氏食采于杨，故又号杨Z也。”［10］27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所附陆德明《音义》作“食菜”，［8］2042阮元《春秋左传正义校勘记》引段玉裁语：“羊舌Z食采于杨，故亦称杨Z。”［8］2045《论语》：“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何晏注：“孔子曰：‘叶公名诸梁，楚大夫，食菜于叶，僭称公。’”［8］2483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引《周礼・太宰》注“公卿大夫之采邑”，［8］2485明“采邑”、“采地”于典籍亦作“菜”。
4.整理本新误例
《校勘记》整理本前附张元济先生《史记校勘记》手稿影印件一幅，将此图录与《校勘记》相应部分比勘后发现整理本有新误。
4.1《楚世家》页十四前三行：［宋本］王■枕其股而卧。［殿本］。［1］189
按：《校勘记》整理本“殿本”栏内“”字误。《校勘记》前所附张元济先生手稿影印件，原稿所摘字形虽与“围”近然绝非“”字。考殿本知该字实作“困”，张元济先生手稿所摘殿本“困”字与“围”相近，整理者先误其为“围”，进而录时再讹为“围”之繁体而作上例之“”，此为整理本录所致新误。
4.2《楚世家》页十六后八行注：［宋本］以■怀弃民。［殿本］怀。［备注］按：“殿本‘怀’作‘惠’，原校记漏校。”［1］189
按：检视《校勘记》前所附手稿影印件，张氏与所摘宋本“惠怀”旁出校记符号“”，“校勘记过录时须按原稿在异文及衍文旁加‘’为记，倒文加‘’为记。”［11］14今殿本《正义》实作“以怀惠弃民，故民相从而归心于文公”，故“惠”、“怀”均非衍文；而张元济手稿与殿本栏内虽仅摘“怀”字，其意在表明宋本“惠怀”与殿本“怀惠”互倒，故张元济先生原校勘记并未如整理按语之谓“原校记漏校”，实为整理者未明张元济先生校勘记原稿体例而致新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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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M］.中华书局，1983.
（1）民族特征突出，民间文化遗产丰富
据史志记载，遵义地区在历史上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属泛称的“西南夷”地域。史学家普遍认为，濮人（仡佬族）是黔北土地上的原生民族，今天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就是仡佬族的大本营。从古至今共有仡佬、苗、土家、布依、彝、侗、回族等38个少数民族在黔北这片地域上发挥着各自的聪明才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如仡佬族、苗族、彝族等在一定的地域内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语言，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习俗、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民族文化传承。因而，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在文献记录的内容中都显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如黔北各县市的地方志中都详细记载了该地区相关民族的族源、经济发展、语言文字的产生、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是今天我们研究了解该地区民族的借鉴和依据，也引起了研究该地区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此外，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尤其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闻名遐迩却濒临失传的危机，如桐梓的“蛋画”、遵义的“核雕”、赤水的“竹艺”等。为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遵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根据文化部和贵州省文化厅关于搜集、整理、编纂“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指示精神，历经10余年，编纂出版了300万字的《中国歌谣•遵义卷》、《中国故事•遵义卷》、《中国谚语•遵义卷》、《遵义花灯音乐》等书籍，受到文化部和贵州省文化厅的赞誉。
（2）地方志书代代赓续，成果斐然
聚贤修志，自古以来就被当作地方一大盛事。黔北也不例外，自宋、元以来，地方志书代代赓续不断，成果斐然。据文献记载，黔北在以往六七百年间撰就多部志书。现已不存的宋代的《遵义军图经》，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义郡志》、《遵义军民府志》等表明修志的优良传统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挥。到了清代，在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郑珍、莫友芝合撰的《遵义府志》为三部优秀府志之一。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该志的体例最为科学完备，誉之为“府志中第一”。《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也认为该志可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齐名”。黄万机对《遵义府志》作了全面的研究，认为卓出众家，独具特色。总之，《遵义府志》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史学著作，在全国八千二百余种地方志中，都堪称上乘，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民国年间，先后由杨兆麟、赵恺等先辈纂辑的《续遵义府志》，率遵郑、莫章法，记述了清末若干史实，可供编写新志作为翔实的参考；抗战时期由竺可桢主持、史地研究所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开创了20世纪新编地方志之先例。上列的几部珍贵的典籍皆为黔北地方文献中的传世佳作，享誉志林。就现今而言，涉及黔北各县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志书同样俱全，为学者研究黔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保障。
（3）口头文学丰富，口传文献比重大
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浩如烟海的神话、传说、寓言、歌谣、文人文学等文献，由于很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导致流传下来的书面文学很少，多为口传文献，是了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现在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才得以留存至今。如在道真、务川一代口头流传的苗族喜唱的盘歌，很有趣味性和知识性；苗族的诗歌作品广为流传，民间歌谣有古歌、叙事歌、礼仪歌、劳动歌、情歌、山歌等，谜语在苗族民间口头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布依族的文学艺术多为口传心记；侗族的文学多是口授言传流行于民间；彝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改土归流后，随着彝族地区君、臣、师三位一体地方政权的解体，仅一些布摩按世袭家传的禁忌令，将祖传的历史文献袭传，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残毁殆尽。现已搜集和翻译的神话、传说故事有数十个。现搜集的口传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民族学、宗教、历史等多种学科知识，研究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视野找到所需的内容。贵州民族学院编印的《仡佬族文学资料汇编•传说集》，载有黔北地区口头流传较广的神话、人物、风俗、地理、物产等传说故事60多个。
（4）浓厚
处于原始、低级社会阶段的人类，面对难以抗御的强大的自然力，只能寄予有超自然的神力给他们以庇护，他们对某一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赋予灵性，寄托希望，时间一长就成为本民族的形象象征和精神归依，从而敬仰、崇拜它，这就是原始的。这种长期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潜藏在黔北的民族民间文化中，在口传文献中有大量体现。苗族的主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他们认为那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仡佬族则崇拜竹子，作为图腾的竹，在仡佬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除竹制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外，打篾鸡蛋成为黔北仡佬族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在黔北的道真棕坪、正安谢坝一带一直到1949年前的每年的正月初四（竹王的生日），仡佬族人都要备糍粑豆腐、刀头酒礼、香烛纸钱等到竹林中敬竹神。黔北傩戏的产生，就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傩祭，是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具有古朴、粗犷的特点，宗教色彩较浓。在少数民族大量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及生产生活歌谣中等文献中，也涉及有崇尚祖先，相信万物有灵的原始。晋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对仡佬族首领竹王的完整叙述，南宋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述彰显神话了竹在仡佬族人心目中的地位，反映了仡佬族人与竹的密切关系。东汉初传入中国的佛教，两晋时已对黔北有影响，兴起于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前后，黔北兴建的一批佛寺是贵州佛寺兴隆最早的地区。方志有载，大地有迹。黔北地域文化在两汉时期开始受到中原文化渐次进入的影响，播州改土归流和南明流官文化的交流沉淀，为黔北地域文化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开启之功，发展到清康熙朝，黔北地域文化已基本汇聚成型，步向繁荣发展阶段，已成全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属于地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厚的文化内涵积累了黔北地域文化精华，大量的黔北地方文献随之产生，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被代代记录传承下来，构筑了黔北区域地方文献的自身特色。
作者：严易平 申茂银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图书馆
一，异物志
据《隋书·经籍志》等书记载，东汉魏晋时期，由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常以“异物志”命名。如东汉有议郎杨孚所撰《交州异物志》，吴时有丹阳太守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此外，还有朱应的《扶南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薛莹的《荆扬已南异物志》、谯周的《异物志》等等。关于这些异物志所记载的内容，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看。杨孚《异物志》：“（鸬）能没于深水，取鱼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雏于池泽间。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连而出，若丝绪焉。水鸟而巢高树之上。”（《后汉书·马融传》李贤注）谯周《异物志》：“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玳瑁。俗名曰灵又。”（《文选·蜀都赋》李善注）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甘。高凉、建安皆有之。荔枝树生山中，叶绿色，实赤，肉正白。味大甘美。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文选·吴都赋》李善注）
异物志所载多为各地稀有的动植物。其实，这一时期未标明“异物”的州郡地志如晋裴渊《广州记》、晋徐衷《南方草物状》、晋刘欣期《交州记》、宋盛弘之《荆州记》等等也大都是如此。因为地志内容如此，所以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
这些异物志的渊源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在上述私人撰写的地志出现以前，汉代地方政府曾编制图经、地志。《华阳国志·巴志》：“（桓帝）永兴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 图经中“图”是地图，“经”是关于图的文字说明。上面这段文字是经的部分。图经之外，汉代还有所谓“郡国地志”。《隋志》地理类小序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按此，则上计文书中也有地理方面的内容。
关于汉代的官修地志，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情况虽然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官修地志记载的重点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内容，与前述私人撰写的异物志明显有别。今天能够看到的异物志固然都是些零碎的片断，但得出这样的结论仍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不可能保存下来的佚文恰好都是与官修地志不同的，而把相同的部分丢掉了。
异物志的渊源不在官修地志，但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从渊源上看，异物志与早于汉代图经地志的《山海经》及模仿《山海经》的《神异经》、《十洲记》等存在着继承关系。《山海经》第一《南山经》：“……又东三百里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鱼去下。其音如畱牛，其名曰 ，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神异经》：“北方有冰，厚百丈，有鼷鼠在冰下土中，毛长八尺，可以为褥，却风寒也。”（《北堂书钞》卷一三四褥）《神异经》：“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长百丈，围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也。”（《初学记》卷二八竹）《十洲记》：“扶桑在碧海中，树长数千丈，一千余围，两干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祖州在东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琼田中。草似菰，苗长三尺许。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初学记》卷六海）
从《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到汉晋时期的异物志，均关注于异物，线索是比较清晰的。如果说有变化，那么也只是山川道里等地理因素越来越少，而异物越来越占中心地位。
将《山海经》等视为汉晋地志的源头也符合当时人的认识。《隋志》史部地理类即首列《山海经》。这一分类不是《隋志》的发明，而是来自于更早的南朝时期。《隋志》地理类云：“《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注：“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可见，至少从陆澄开始，已经把当时的地志与《山海经》视为同类。
《四库提要》作者否认《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书的地理性质，而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就小说源头在神话故事而言，《提要》所说有其道理，《山海经》中的确有不少神话故事。今人研究中国小说史也往往要涉及到《山海经》。但要注意的是，当时人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小说观念，他们还是把《山海经》等书看作地理著作。南朝陆澄、唐初《隋志》作者的处理是得当的。如果把《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统统排斥于地理类之外，那么上述众多异物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山海经》作于战国时代，隔了许久忽然受到重视，模仿之作屡见不鲜，异物志承此而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推测，这可能与汉晋时期人们求异的风气有关。范晔在《后汉书·方术传》序中谈及谶纬问题。他说当时的风气是“尚奇文，贵异数。”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关注于异物的《山海经》一类作品自然会被重视。东汉也有人力图扭转这股求异的风气。王充就其撰写《论衡》的目的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论衡·佚文篇》）。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王充的努力并没有奏效。《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我们知道，《论衡》本以批判种种虚妄、怪异之说为宗旨，但该书却反而被“时人”视为“异书”。这说明在当时“异”已经普遍化，因而具有了非异的品格，而抨击“异”的学说反倒因其罕见而给时人留下了“异”的印象。
刘知几在《史通·书志》篇中说：“古之国史，闻异则书”。受他影响，也有学者从史学传统的角度研究“异”，认为志怪小说从渊源上看是来自于史书。这种意见恐怕不一定可靠。因为所谓“古之国史”，并不象异物志、志怪小说那样以异闻、异物为记述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汉代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人对怪异之事是明显有距离感的。司马迁说：“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班固对此也不热衷。史家真正对怪异之人、怪异之事有浓厚兴趣并信以为真是在东汉以后，如东晋的史学家干宝就是如此。他的《搜神记》专记“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时人刘惔称其为“鬼之董狐”。《晋书·干宝传》）
从司马迁到干宝，恐怕不是史学引发了志怪的风气，倒是求异、志怪风气盛行后影响了史学。《隋志》将志怪小说列之于史部可能就是受此风气影响。
在此须要指出，我用东汉以来普遍求异的社会风气来解释异物志的出现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因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即求异的风气是普遍的，而异物志却并非各处都有。王庸曾说：“（异物）大抵以南方事物为多，所以为北方人士广见闻者。”他又说：“（异物志）大抵皆记长江流域以南之异物者，所记多草木禽兽，以及矿物之属之异于中原者，而间附以故事神话，是殆当时北方士民南移之一种反映也。”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三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133，141页。）他发现异物志主要出在南方，这是对的。但他的解释可能有些问题，因为异物志最早出自东汉时期，地域是荆扬以南的交、广等地，当时这些地区并没有大量北方士民南移的情况发生。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在四通八达的地区难以找到一般人没有见过的异物，所以欲求异物，只能把目光集中到人迹罕至而又物种丰富的南方偏远地区。这些地区不要说对于北方士民，就是对于荆扬地区的南方士民来说，也是陌生的。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推测性的意见，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山水地志
晋宋以后，地志中于异物外，又明显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关于山水本身的介绍。不仅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等以山水命名的地志是如此，而且就连许多以州郡命名的地志也是如此。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辑宋刘损《京口记》佚文共17条，其中介绍境内诸山的有7条，介绍湖泊的有一条，宋山谦之《南徐州记》共34条，“山”15条，“湖”7条，“江”1条。宋董览《吴地记》共9条，“山”5条。宋孔灵符《会稽记》共43条，“山”34条。齐黄闵《沅川记》只有2条，其中一山一水。梁萧子开《建安记》23条，“山”15条。在这些地志中，异物的中心地位已为山水所取代。这种情形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南朝地志佚文中是很普遍的。由于异物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所以地志涉及的区域也不再只是交、广等偏远地区，而是遍布长江沿线。
地志关注山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宗教、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魏晋以来士人群体中形成的寄情山水的风气有关。翻阅南朝史籍，士人好山水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山水的浓厚兴趣是引发士人撰写地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如酷爱山水的谢灵运就曾撰写过《居名山志》和《游名山志》。士人游玩之余，常常就所见所闻用文字记述下来，写成诗，就成了山水诗，写成文，就成了地志。地志既然由此而来，所以它往往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地理书。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自西陵溯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口，其山行周回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也。”“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宋郑缉之《永嘉记》：“大溪南岸有四山，名为城门。壁立，水流从门中出，高百余丈，飞流如瀑布，日映风动，则洒散生云虹，水激铿响，清泠若丝竹。”梁萧子开《建安记》：“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数百仞于烟岚之中。”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都因此注意到了晋宋以后山水诗的兴起，其实，大致同时出现的众多充满了文学描写的山水地志也是这一文流下的产物。研究山水文学的演变不应忽视这一部分内容。
从汉晋详载异物的地志转变为晋宋以后描写山水风光的地志，这是一个通常被忽略而又确实存在的变化。它表明人们对山水中异物的关注已经转变为对山水本身的关注。
三，唐人对地志的批评意见
以上所讨论的私人撰写的地志多出自南方地区。北方地区虽然出现了像《水经注》这样不朽的地理学名著，但总体而言，记载一方异物、山水的州郡地志数量远远不能与南方比。这当与北方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多来自于原北方地区，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他们所熟悉的北朝文化传统，因此隋唐时期类似上述州郡地志的地理著作也很少见。
对南方地区的州郡地志，唐代学者多持批评意见。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此外，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书都对上述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有激烈批评，或指责其“谈过其实”、“诞而不经”、“多传疑而失实”。或批评其没有实用价值。杜佑认为地理的重要在于“辨区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李吉甫关注的地理重点是“丘壤山川，攻守利害，” 意义在于“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恰好这些内容南方地志“皆略而不书”。由此我们看到，唐人的地理思想就是强调实用性、强调地志要记载关涉国计民生的有用内容。
受这种重实用的思想影响，北方地区的两部地理学名著，即阚駰的《十三州志》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唐代得到了不同的评价。阚駰书颇受好评，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北朝及唐代并不受重视。检索《十三州志》佚文，其所记内容比南方地志更具地理色彩，更具实用价值，比较接近于《汉书·地理志》的写法，看不出受南方地志的影响。而《水经注》就不同了，其中大量征引南方地志，如郭仲产《襄阳记》、裴渊《广州记》、罗含《湘中记》、王歆《始兴记》、庾仲雍《山水记》等不下数十种。《水经注·江水注》描述三峡风景道：“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此段文字为人熟知，向来以为是出自郦氏之笔，其实并非如此。熊会贞发现，“自三峡七百里中以下，盛弘之《荆州记》文，引见《御览》五十三。”（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四熊会贞按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2834页。）杨守敬曾注意到唐人不重视《水经注》，但他未能解释其原因。我怀疑唐人对《水经注》的态度就是因为它过于接近南方地志了。唐人不喜欢这些南方地志，所以唐代地理著作中也较少引用，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地志佚文更多地是出自于宋人地理书如《太平寰宇记》等书的摘引。
关键词：唐宋诗文 鹦鹉洲 崔颢 黄鹤楼
提起鹦鹉洲，人们的脑海里浮现的大都是崔颢的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1]948在这里，鹦鹉洲是荒草漫布的，是烟波环绕的，是暮色沉笼的。崔颢是唐朝人，那么在相近时代的诗人词人笔下，鹦鹉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呢？让我们一起踏入历史的长河，去溯源，去寻找。
鹦鹉洲本是长江之上的一个小沙洲，其最早出现在东汉三国时期，那时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东北筑土石城，名夏口城。由于便于泊船，鹦鹉洲自然被主要用做军事目的的屯兵、藏船，或者直接作为战场。[2]清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云：“黄金浦在鹦鹉洲下，本名黄军浦，以吴将黄盖屯军于此而名。”[3]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南北朝，据《太平御览》中《荆州记》记载，在北魏时期，“江夏郡城西临江有黄鹤矶，又有鹦鹉洲。侯景令宋子仙夜袭江夏，藏舡于鹦鹉洲”。[4]宋朝陆游《入蜀记》也提到，西魏时“梁王僧辩击邵陵王纶，军至鹦鹉洲”。[5]42
而在此之后，地理的变迁使得鹦鹉洲面积不断扩大。南宋的地理著作《舆地纪胜》有云：“鹦鹉洲旧自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黄鹄矶。”[6]土地辽阔，再加上交通的便利，唐、宋时期， 鹦鹉洲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宋代范石湖的《吴船录》亦云： “早出大江，午至鄂渚（今武昌），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7]而陆放翁也在《入蜀记》提道： “时至鄂州（今武昌），泊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尾不绝者数里。”“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然一大都会也。”[5]38这里陆游和范成大都提到了城外鹦鹉洲前商铺林立、鳞次栉比的“南市”，虽然从文本中推断，“南市”应该在武昌城外的沿江一带，鹦鹉洲正对的地方。但从武昌城繁华的景象看来，作为交通中转站的鹦鹉洲想必也是能与之媲美的。
由于河水的侵蚀，曾经盛极一时的鹦鹉洲在明朝逐渐坍缩，甚至最终被河水淹没。清人陈文述明确指出：“崇祯已卯，鹦鹉洲崩。”从此之后，真正的鹦鹉洲已不复见。在乾隆年间，汉阳南纪门外江面又重新生成了一个小沙洲，名曰“补课洲”，后人为了纪念鹦鹉洲，改名为“鹦鹉洲”。直到今日，留存下来的一直是今洲，而非旧洲了。[8]
一、市荣景秀万户家
唐宋年间的鹦鹉洲，应该是它极盛的时候，从以上的描述中便可见一斑。而当年巍峨雄壮的黄鹤楼亦伫立于此。同样浩瀚的水、古朴的楼、热闹的街市，此情此景，让人不禁联想到临川先生的“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如此说来，崔颢所摹之景与真实的鹦鹉洲千差万别。倘若古人之文亦有夸张之嫌，那么让我们进入同时代的诗词画卷里去品赏。
晚唐女诗人鱼玄机有一首《江行》印证了陆、范二人的记述：[15]364
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万户家。画舸春眠朝未足，为蝴蝶也寻花。
烟花已入鸬鹚巷，画舸犹题鹦鹉洲。 醉卧醒吟都不觉，今朝惊在汉江头。
其中“鹦鹉洲前万户家”最能体现鹦鹉洲于当时的繁荣景象。宋朝阳枋有一首《鄂渚大雪》与此诗类似：“鹦鹉洲边家十万，晓来都在水晶宫。”[9]由此观之，“十万人家”一说，虽有夸大，但确有其事。商贾往来谈笑，百姓安居乐业，春来梦里寻花问蝶，冬至晓起水晶宫游，真是个好所在。
如果说鱼、阳二人着墨于鹦鹉洲周边的繁华，那么刘长卿《过鹦鹉洲王处士别业》 [1]1100便向我们展示了其风景的清新秀丽：
白首此为渔，青山对结庐。问人寻野笋，留客馈家蔬。
古柳依沙发，春苗带雨锄。共怜芳杜色，终日伴闲居。
这里，诗人主要关注的是鹦鹉洲上人民的生活。多么有田园风味啊！青山结庐，白首为渔，潇洒闲适；寻野笋，馈家蔬，纯朴好客；古柳、春苗、细雨，清丽自然。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是陶潜先生笔下的世外桃源吗？
让我们再来看一首可堪玩味的诗：[1]1219
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
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
洲势逶迤绕碧流，鸳鸯满滩头。
滩头日落沙碛长，金沙熠熠动飙光。
舟人牵锦缆，浣女结罗裳。
月明全见芦花白，风起遥闻杜若香。
君行采采莫相忘。
此诗是诗人送游之作，没有哀事，自然情乐，情乐自然景美。首句一个“爱”字奠定了基调，从碧流到鸳鸯，从日落到金沙，从舟人到浣女，从明月芦花到清风杜若，一片流光溢彩、清静和谐的景象。这哪里还有半点荒无人烟的萧瑟之感呢？况且此诗与崔颢诗所作时间相差无几，定不是物是人非。我们看李白的另一句诗也可以发现这个现象：“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10]183这里的鹦鹉洲兰桃争艳，香风暖意，也绝不是大家原本印象中的那个江树嶙峋、寒烟迷离的小沙洲。
唐宋时期的鹦鹉洲的原景如何现在应该有了大致答案。我们来看清代胡凤丹专门为鹦鹉洲作的文献汇编――《鹦鹉小志》，从中来寻找更加确凿的证据。下幅图选自原书，描绘的是古鹦鹉洲的景象。洲上，放眼望去，鹦鹉寺、太子塔、正平祠等建筑比比皆是，古柳、扁舟、民房随意点缀。作图的具体时间虽无处考证，但与宋代陆游《入蜀记》中“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5]42的描绘基本相当。虽然画家并未描绘出“列肆如栉，酒垆楼栏”的景象，但仍可看出千帆竞渡、“万户人家”的痕迹来。胡凤丹本人亦对鹦鹉洲上的景致赞不绝口：“秋红叶而著绯，春芳草以如带。”[11]
（上图选自清代胡凤丹《鹦鹉洲小志》第224页。作者描述如下：“黄鹊矾前，头陀寺外，有鹦鹉之芳洲，与鹤楼兮相对。秋红叶而著绯，春芳草以如带。”）
二、寒烟江树芳草萋
既然鹦鹉洲秀丽如此，热闹如此，那为何在崔颢的眼中是“芳草萋萋”，是“烟波”笼罩呢？我们不妨从心理的角度出发，崔颢途经黄鹤楼时，正是暮色四合之时，怀乡之刻，景由心生，眼前纵使有再美的风景怕也是无味的吧。这一解释可以在诸多唐宋诗词人笔下得到验证。
李白的《赠汉阳辅录事二首》中有一句“鹦鹉洲横汉阳渡，水引寒烟没江树”，[10]97在大多数人心中，李白是浪漫的、自信的、狂傲的，他的诗中应当充满了瑰丽的色彩。但在这里是朦胧弥漫的寒烟、瘦骨嶙峋的江树，一派萧索荒凉的景象。正是因为友人罢官、别离与不舍之情奔涌，才会有如此的诗句。再看宋代华岳的《武兴解舟》，[12]里面对鹦鹉洲有一段细描：“西风落日楚江头，秋水已平鹦鹉洲。烟树接天迷送旆，浪花翻雪喷行舟。”这两句更有画面感，烈烈西风中，残阳沉入江头，浩渺的江水已经漫上洲头，烟雾笼罩的树丛，飞舞的旌旗，奔涌的浪花，远送孤舟离去。如果说眼中景即是心中情，那么诗人此时一定是失意的。
这种现象在与鹦鹉洲有关的诗词中应是占大多数的。大文豪东坡先生有一诗中提到了鹦鹉洲：“雨折霜干不耐秋，白花黄叶使人愁。月明小艇湖边宿，便是江南鹦鹉洲。”[13]在这首诗中“愁”是主旋律，于是秋月和江南再也不那么美，倒是“雨折霜干”、“白花黄叶”成为了主打意象。再如唐代诗人来鹏：“鹦鹉洲头夜泊船，此时形影共凄然。”[16]718此时的凄然，是因为“自嗟落魄无成事”。刘长卿的“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树临江夜泊船”[1]1100则是因为自己与友人都被贬谪，从而触景生情。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鹦鹉洲的寒烟江树芳草萋，都是由诗人们凄然的心境映射出来的。然而，崔颢的一句千古名句竟埋没了一个山清水秀、坊肆林立的好地方，多少有些可惜。
三、尚气刚傲盛名扬
提起鹦鹉洲，我们不得不谈起一个叫祢衡的名士，鹦鹉洲命名的由来正是由于他。《后汉书・祢衡传》有记载，祢衡“尚有刚傲， 好矫时慢物”，因对曹操“数有恣言”，而被曹操转交给江夏太祖黄祖。一日，黄祖大宴宾客时有了以下事情：
“人有献鹦鹉者， 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 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 文无加点，辞采甚丽。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 祖惭，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 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衡方大骂。祖恚，逐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 即时杀焉。射徒跣来救， 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 其文章多亡云。”[14]
鹦鹉洲的命名便是源自这篇《鹦鹉赋》，然而这竟成了一代名士的绝笔。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刚正不阿、率性敢言使得无数文人骚客赋诗词曲文于鹦鹉洲上，或哀叹身世，或借此缅怀，其在诗人心中的地位绝不亚于黄鹤楼。尤其是诗仙太白，关于祢衡的诗作将近二十首。其中最著名的要属这首《望鹦鹉洲悲祢衡》：[10]195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
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
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
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
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
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
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李白称祢衡的《鹦鹉赋》“落笔超群英”，称其句“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诉心中悲愤“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并巧妙地移情于物“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虽然有些夸张，但这正是性格刚直，同样被权贵遗弃的太白内心的真实写照，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在接下来的诗篇中，李白大量地运用了“鹦鹉洲”这个意象，如“赋诗旃檀阁，纵酒鹦鹉洲”、[10]105“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10]97“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10]116这些诗都作于太白遭大赦之后。“纵酒”、“倒却”、“扫”，从这些词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激烈的情感，或是狂喜异常，或是满怀冤屈的迸发。至于拿鹦鹉洲作为“发狂”的地点，想必与其偶像祢衡有很大的关系。
《归田诗话》曾评论一首写鹦鹉洲与祢衡的诗为“后无继之者”，它就是唐朝崔涂的《鹦鹉洲远眺》：[16]1077
怅望春襟郁未开，重吟鹦鹉益堪哀。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曾解爱才。
幽岛暖闻燕雁去，晓江晴觉蜀波来。何人正得风涛便，一点轻帆万里回。
可以看出，诗的前四句即洲上堪哀之事，后四句即洲上春眺之景。何哀也？哀曹操不能容物；何景也？幽岛暖风、燕雁纷飞、清晨晴空，蜀波奔涌，乐景写哀情也！尾句甚妙，借远帆归来，写他人得意，以衬诗人自己的失意怅惘，角度独特。整首诗将自然景物、人文内涵及诗人自己的情感完美结合，是咏祢衡的佳作。
“沿江数万家，廛甚盛，列肆如栉”，唐宋那个年代的鹦鹉洲不尽然是崔颢的“芳草萋萋”；“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在这芳草弥漫的小洲上，还沉睡着一位伟大的名士。如今时过境迁，当时世外桃源般的鹦鹉洲已然消失无踪。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永远都不会改变，因为它早已烙印在这些瑰宝里，消融在字里行间，融合在了我们的血脉中。永远的美，永远的鹦鹉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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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汉书》虽然承袭《史记》不少篇章，但并非毫无选择地全录，而是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或者调整标题，或者改动字句，或者增加内容，主动舍弃《史记》雄奇疏朗的风格，追求严谨、密实、典雅、更富学术性的风格特征。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郭预衡在其著作《中国散文史》中指出:“这两部书毕竟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思想倾向和文章风格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两部书文风之不同，正体现了汉代史传文章的发展变化之趋势。”［1］324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语言特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一、《史记》语言晓畅，《汉书》语言典雅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汉书》则古雅严整，规范整饬，刘知几评论《汉书》的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82《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大体看来，《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记》多用俗字，《汉书》刻意仿古。郑鹤声言:“《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俗字多则阅者易识，古字多则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传到汉代，其中有许多古奥难懂之词句，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4］53，为了表情达意，不避俗语口语，对于先秦已有的文献资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语言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下面试举两例:《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鸠布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史记•五帝本纪》: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由上面几段文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史记》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时，意思上虽然保持原文特色，语言上则多加润饰，将原本古奥难懂之文变成浅显通俗的今文。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也指出:“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莫不代奇词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5］10可见，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马迁常用当代语言翻译古文这一文学事实。与司马迁翻译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夫婢妾感慨而自杀者”的“慨”改为“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记•自序》:‘小子何敢让焉’，而《汉书》‘让’做‘攘’。《汉书•艺文志》亦云:‘尧之克攘’，今《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此晋人所改。”［6］239对于《汉书》好用古字的情况，安作璋在《班固〈汉书〉评述》中作过简单的总结:“《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7］《汉书》之好用古字，导致它一问世，即被公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书，需口耳相传才能明其义，《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就读。”［8］818《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二)《史记》多引人物口语，保持原汁原味，《汉书》多用书面化语言。《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述语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0］1960《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1］1795《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写作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表明是原来本国史料身份的残存。《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刘知几曾批评班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一生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历甚广，注重吸收民间文化营养，早年的漫游经历不仅为他写《史记》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也为书中语言增添了许多民间色彩。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善用虚词，《汉书》崇尚实词。在1987年黑龙江省教委主持的鉴定会上，根据微机统计，《史记》全书单字4974个，“之”字13659个，句子116567个，最长的句子有43个字，可知《史记》多用虚词。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略，然文法自是未备。孔子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唯子长集其大成。”［12］8《汉书》崇尚实词的运用，较少使用虚词。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六中言:“孟坚于《史记》虚助之字往往节去。”［13］431指出《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的虚词。当然，有些删改是必要的，如《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项籍传》改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去掉一个“也”字，干净利落，语势增强。前人多以富赡形容《汉书》，《汉书》中词汇不断变换，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词表达，如《傅常郑甘陈段传赞》:“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11］3032“称”、“著”、“显”三个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实词的变化反映出班固语言的丰赡。
二、《史记》用字不避繁复，《汉书》力求简洁
对于《史记》、《汉书》用字之繁简，历来学者都有所论述，班彪认为《史记》“尚有盈辞，多不齐一”［8］，《汉书》中欲使文字整饬，删削了许多所谓的“盈辞”。牛运震言:“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史记评注》卷一)所谓“复”，即指司马迁喜欢反复使用相同的句子或词语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如:《匈奴列传》赞语: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0］2919《太史公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10］3300叠句的使用有增强文势的效果。重复陈词，使作者之胸臆与悲慨尽显纸上。班固为追求谨严，多所删削，往往把叠句删改为一句，如将《太史公自序》中这段话改为“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两相比较，《汉书》语势大减，情感也平淡许多。除了这种句子的直接重复，《史记》中还有许多字词呈间隔重复，如《史记•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时云: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0］307三个“无不”连用，楚军之英勇无畏、项羽之威名赫赫、各诸侯军诚惶诚恐之态都跃然纸上。而到《汉书•项籍传》中，却删除了后面两个“无不”，神理顿失，句子语势减损。钱钟书引前人语评价:《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倘病其冗复而削去“无不”，则三叠减一，声势随杀;苟删“人人”而存“无不”，以保三叠，则它两句皆六字，此句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将覆悚，别须拆补之词，仍著涂附之迹。宁留小眚，以全大体……《汉书•项籍传》作“诸侯军人人惴恐”、“膝行而前”;盖知删一“无不”，即坏却累叠之势，何若径删两“不有”，勿复示此形之为愈矣。［14］272肯定《史记》中叠字的运用，对《汉书》删削叠字表示不满。我们在体会《史记》中叠字叠句的精妙时，还应看到《史记》确实存在繁冗的毛病，如《汉书•袁盎晁错传》“从史盗盎侍儿”比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尝有从史尝盗盎侍儿”要简洁。刘知几曾举例批评《史记》之繁琐: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2］457—458对《史记》行文之繁琐非常不满。刘知几《史通•点烦》中史传文当“除字”的十四个例子中，《史记》占了九例，可见刘知几对《史记》的繁冗很不满意。《汉书》力求简洁，对《史记》多有省略，但有些省略并非必要。宋赵彦卫云:“《史记•高帝纪》云:‘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班固删去一‘观’字，失多少意思。”［10］19安作璋也说:“班固又好省字，如《李广传》、《窦田灌韩传》、《酷吏传》等，大多袭用《史记》原文，‘所争只在二三字，却失语气之重。’有时甚至文理不通。如《史记•宁成传》:‘操下如束湿薪’。《汉书》则作‘操下急如束湿’。增一‘急’字去一‘薪’字，则不知所束为何物。《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则文义不明。”［7］总而言之，《史记》语言恣肆，不拘一格，多用虚字，不避叠字叠句，常有一气呵成之感。《汉书》对《史记》多所删改，力求雅正，有时反失《史记》之气势和生动，胡应麟说:“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16］129繁简都是相对的，当详则详，当简则简，一味求简，反失却原书意趣，可谓得不偿失。
三、《史记》多散句，《汉书》多骈偶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语言都有它的特色，张新科曾论及史传语言的发展变化:“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语言由《尚书》的诘屈聱牙逐渐变得生动形象，长短句结合，参差不齐，适合于刻画人物。从《汉书》开始，史传语言已向着整齐方向发展，出现骈偶倾向，但总体上还是以散为主。”［17］92《史记》和《汉书》分别作为西汉和东汉的散文代表作，他们既是时代语言影响的产物，同时又推进了文学语言的进一步发展。钱基博曾从两书渊源上论述《史记》和《汉书》的语言风格:“《尚书》之文，奇偶相生，音韵克谐，而《左传》亦整齐多偶句，《国语》则《左传》草稿，文亦如之，盖皆散中带骈者也。惟《国策》之文，句不限于长短，而气多出于纵横。班氏之文，衍《尚书》、《左氏》，寓偶于奇，而史公则出《国策》，化堆砌为烟云，变整密为疏荡者也。”［18］448认为《史记》渊源《战国策》的疏荡文风，《汉书》则与《尚书》、《左传》相类，追求整齐骈偶。《史记》最常见的是长短句交替使用。如: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於是始通於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10］1448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10］2231长短句的交错使用使文章错落有致，有一种疏散自然的美。《汉书》的行文，从其对《史记》的袭用情况来看，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袭用《史记》部分，另一类是班固新创部分。袭用部分主要采用散句，但有意识地整齐原文，倾向骈偶;新创部分则明显偏于骈偶。《汉书》在袭用《史记》时，往往整齐原文，力求骈偶，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赞:“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10］2726《汉书》改为:“语曰‘庙堂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11］2131两处引文意思相同，《汉书》去掉虚字，语言更加骈偶化，将原句的“台榭之榱”、“三代之际”改为“庙堂之材”、“帝王之功”，语言更为典雅。《史记》中赋法运用还不多见，班固则多用赋法，《汉书》之序、赞与骈赋已没有多大区别。如《外戚传》赵氏姐妹得宠后的宫饰描写:“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姊弟颛宠十余年，卒皆无子。”［11］3989描摹宫殿器物与赋相似，极尽铺陈。《汉书•西域传》赞:“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两国，结党南羌，乃表沙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1］3928赞中以四言为主，三言、六言为辅，形同后世骈文。刘师培在论及两汉文风时曾说:“西汉之时……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诏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俪之词;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辨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19］116指出文章从西汉到东汉由散体向骈偶的渐渐过渡，而这种过渡在西汉散文代表《史记》和东汉散文代表《汉书》两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两书的文风差异直接投射出两汉时代文风的不同。
综上，《史记》行文多用散体，不避口语俗语，这使得《史记》中的语言既有文人语言的精炼流畅，又有民间语言的丰富生动;班固身为汉赋大家，《汉书》多排偶骈俪，崇尚藻饰，行文中注重语言的音韵美，多用古字。两人在语言上的偏好形成了两书截然不同的风格，也反映出从西汉到东汉文学由散体向骈体的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汉书》刻意求古，有时不免以辞害意，这也是东汉以降治《汉书》者多以其通训诂之学的原因，但《汉书》追求的典雅、工整、凝练总体上推动了文字的骈偶化，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文风骈偶化的发展，后世蔡邕、范晔、潘岳、陆机、沈约、任昉，皆以班固为师，沿着《汉书》论赞的体系发展。唐宋家则以司马迁为师，沿着《史记》的体系发展，终于演变成为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骈、散之争。
一 、黎靬问题
黎轩是汉代史籍中记载的西域“大国”，《史记》和《汉书》所保留的对它的最初的记载，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大规模经营西域时中国人域外知识的极限。
秦亡汉兴以后，面对中国北部匈奴的威胁和骚扰，汉高祖刘邦在建汉不久即试图通过武力加以解决。公元前200年平城一战，汉军被围，险遭全军覆没。此后汉廷对匈奴采取守势，不敢发动大规模进攻。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一代雄主汉武帝（前140-87）践祚之时，汉朝兵马日强，已有足够力量对匈奴展开反击。为了联合很久以来遭受匈奴压迫的大月氏共击匈奴，切断匈奴与西域个部落的联系，“断其右臂”，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展开外交活动。
大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遭匈奴两次打击后，迁移到伊犁河下游地区，遭到乌孙打击后再次西迁，越过药杀水，“都妫水（即阿姆河）北为王庭”。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百人动身出使大月氏，途径匈奴统治的河西走廊时被匈奴羁留达十年之久。张骞持汉节不失，逃出匈奴后于公元前128-127年到达大宛、大夏、康居和大月氏，从这些国家闻知“其旁大国五六”，即乌孙、奄蔡、安息、条支、黎轩和身毒，知道安息“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 这是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根据张骞的报告首次记载提到黎轩这个国家。由于张骞本人所得有关黎轩的知识不多，司马迁只是简单地提及黎轩的大致方位。此后，司马迁又两次提到黎轩这个国家：一是张骞西域凿空后西汉政府对河西走廊的经营及对西域的交通：“汉始筑令以西，初置于酒泉郡以通西北诸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诸使外国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廷派出的使节显然并没有到达黎轩国，否则不会没有下文。一是西汉朝廷与波斯安息王朝的交往：“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这就是《史记》对黎轩国的全部记载。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对于黎轩国同样着墨不多，只是提到：“乌弋山离国……东与罽宾，北与扑桃，西与犁靬、条支接。”《汉书》与《史记》的不同，一是写法不同，作犁靬，二是方位不同，在安息之西。乌弋山离在今阿富汗锡斯坦，[1]罽宾在帕米尔之西，扑桃巴克特里亚，条支位于两河流域的波斯湾头。这几处考证已经大致不成问题，唯有犁靬的考订，今代学者间仍难有一致见解。
《史记》《汉书》之后，黎轩一名多次见诸其他史籍，只是写法稍异，《后汉书》、《晋书》作犁鞬；《魏书》、《北史》与《史记》同，作黎轩；《魏略》与《汉书》同，作犁靬。公元二世纪以后，中国史籍称黎轩与大秦为同一国家，大秦亦名黎轩，黎轩为大秦之旧称。
黎轩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音之检核，二是地望之考证，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密不可分。百余年来的有关黎轩问题的研究大致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关于黎轩一名的对音，早期的众多说法多从语音的相似性立论，如Regmum说，Hellenikon说，legiones说，Βασιλικήν（希腊文“皇城”之意）说，Lycia（指叙利亚地方的塞琉古帝国）说，以及Hyrkania（位于里海南岸的地区）说，[2]等等。以上各说，论据单薄，说服力不强，影响不大。
真正在黎轩问题的研究上自成一说而对后来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夏德于1885年发表其名作《中国及罗马东边地》（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朱杰勤中译作《大秦国全录》），广泛搜罗中国典籍中有关大秦国的材料并详加考证，对西方汉学家争议未决的问题提出答辩，一时大获赞誉，声名鹊起。其中于黎轩问题也有新解。夏德认为，《史记》《汉书》所记黎轩可能为塞琉西亚帝国，其对音为Rekem 或Rekam。Rekem为那巴提国（Nabathaen kingdom）都城庇特拉（Petra）之旧名，在公元最初的两个世纪内庇特拉是一个贸易中心区，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物云集此地，世界商人经商多汇集于此。中国旅行家如张骞或甘英等通过安息人提供的消息，知道它是中国丝绢的市场。当汉使在安息国幼发拉底河河畔商埠于罗（Hira）等地问及丝货运往何处时，当地人可能回答将运往Rekem。Rekem即中国史籍中黎轩的对音。但是《史记》作黎轩，《汉书》作犁靬，《史记正义》称“轩”音巨言反，又巨连反，当读作gian，与《汉书》“靬”同。关于Rekem之“m”音能否转为“n”，夏德解释说，“Rekem的第一个音节，在汉语中只能释为犁，至于字末的m中国人译成n音，或因最初写下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并不是直接从该地听来，而可靠能是通过一个供给消息的人得来，后者所操的阿拉密安语（Aramaean）和庇特拉地方所操的阿拉密安语，方言上有所不同。”[3]但未提出更有力的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张骞闻知黎轩一名在公元前2世纪末，此时庇特拉是否已异常繁荣，以致声名远震为张骞闻知？据认为庇特拉作为贸易城市，其重要性在公元前1世纪才显露出来。[4]另外，夏德为了使《史记》中有关黎轩的文字符合自己的观点，改变了原文的标点，将原文“其（安息）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改断为：“其（安息）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也是问题。后来夏德本人也感到己说不妥，于1917年放弃成说。[5]
夏德重新标点原文，将黎轩条支视为一体的做法，在客观上排除了《史记》和《汉书》在地望上的矛盾。其他学者也有同样的做法。法兰克（Otto Franke）从历史和语言两个方面进行考证，认定黎轩即Seleucia， 条支即Antiochia（Orente河畔的Antioch 和底格里斯河口的Antioch-Charax），并且他认为，黎轩不仅仅指Seleucia城，而且也指波斯帝国的Babylonia， 条支指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区或整个Seleucia帝国，并不仅仅指Antiochia。在对音上，法兰克认为黎轩-条支（古音读为liôr-g’ian t’iôg-tsie）来自Seleucia/Antiochia，可能指塞琉西亚和安条克两个城，也可能指“塞琉古-安条克”国家，或者指塞琉西亚的Antioch，或者指底格里斯河上的Seleucia/Antioch城。另一位学者哈隆（Haloun）认为黎轩之古音应读作slieh-g’ian， 即Seleucid Empire（塞琉西亚帝国）。这种见解未能被其他学者接受。戴闻达（J. Duyvendak）认为，法兰克和哈隆创造的这个等式，即大秦和黎轩 = 底格里斯河对岸的塞琉西亚，解决方法尽管很吸引人也很巧妙，但不能使人满意。[6]
近些年来，这种见解又为有些学者所发展。D. D. Leslie和 K. H. J. Gardiner于 1982年发表题为《汉代中国人的西亚知识》的文章，对黎轩即塞琉西亚的说法又有所发挥。首先，作者肯定了夏德的标点法，认为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受到顾颉刚错误标点的误导，正确的标点法应为：“其（安息）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认为“《史记》和《汉书》中的黎轩条支（我们也接受“黎轩和条支”的说法）是一个单独的实体，一个国家，肯定就是塞琉西亚帝国，或者是塞琉西亚帝国的两个继承国。中国作家可能根据安息人提供的消息，把它们联系起来当成了一个双胞实体，就象我们称‘匈奥帝国’或‘米底亚-波斯人’一样。”到了东汉时期，波斯和罗马瓜分了塞琉西亚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后汉书》才不提及黎轩-条支，从前的“黎轩”从“条支”分离开来，等同于这个地区的一个新兴强国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此时的“条支”指塞琉西亚帝国在两河流域的残余国而隶属于波斯。至于黎轩条支的对音，作者认为应是Seleuciantioch，黎靬（Li-kan）中的“n”音系借自Antioch一名中失落的“an”音，Antioch丢失“an”后即读作条支。这一观点遭到另一位学者E. G. Pulleyblank的严厉批评，后者认为这二人不熟悉古代中国文字的读音而强行附会，所以其“见解虽有新意，但几无说服力，因为（黎轩条支）这四个字虽在《史记》和《汉书》的一二处碰巧并列出现，但也经常在各处以单个的双音名称出现。”[7]
夏德著作出版20年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于1904年提出黎轩为埃及亚历山大城的观点，[8]并在以后的研究中一再肯定和发挥其见解。30年后法国学者伯希和于1915年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黎轩并非来自Rekem，张骞所得有关黎轩的知识来自大夏的中亚人，难以设想大夏的中亚人以一城市名称，统称地中海东全部。他认为黎靬一名可能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公元前2世纪，对于希腊化的大夏国，只有这个寓言般的城市亚历山大可以代表整个罗马东部领土。从语言上，以k表示x或许可以跟ks的换位相比。他举例说，巴利文《那先比丘经》（Milindapanda）中有“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其中之阿荔散即埃及亚历山大之译音。《史记》《汉书》记载，公元前140-86年间安息王以黎轩眩人献于汉，当时亚历山大城的魔术师颇为著名。《后汉书》也曾记载眩人有印度赴东方。至公元1世纪末中国人与叙利亚接触后（指甘英西使），始以大秦之名称其地。[9]但伯希和对于“（安息）北有奄蔡、黎轩”一句未做任何解释；而且，自亚历山大东征以来，以亚历山大为名之地不计其数，即使黎轩确系转自亚历山大，也未必定然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埃及固有善眩人，但其他地方也有善眩人。《汉书》称条支国“善眩”，所以多善眩人也未必可作为有力之证据。不过，由于白鸟和伯希和在国际汉学界的巨大影响，并且此说确实较夏德的观点为有力，所以多有相从者。[10]
另一位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黎轩系指米底亚的Regha或Rhaga，此地位于伊朗北部的德黑兰（Tehera），“善眩人”指古代波斯僧或魔术师。[11]藤田的说法解释了善眩人问题，其方位也与《史记》所载相合，但与《汉书》相悖。而且，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汉代的Rhaga一地应在安息境内，在安息领域之内求一个与安息有别的黎轩国，就不合道理了。[12]
我国学者张星烺认为黎轩乃罗马一词的译音，他说：“黎轩原音，吾意即有罗马而来，今人译作罗马。前汉之张骞，后汉之甘英，或皆自波斯人得闻黎靬之名也。……闽南及粤东两地人今所用之话，多真正古代汉语。靬字粤人读作gam（搿姆）或ham（哈姆）；黎靬两字，就粤人之音而速读之，则与Rome或波斯人所用之Rum相近矣。”[13]齐思和对此表示赞同。[14] 岑仲勉对张星烺的观点表示反对。岑氏认为，“靬”字并非通俗易读之字，粤人只能根据字书用粤语反读，其收音为“n”而非“m”，所以Rome急读则近于粤语“林”。同时他还认为，黎靬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来自代表罗马人发祥地的Latium，Latium中的tium声母、韵母均与“靬”（gam）不相符。岑氏认为，黎靬之名在中国史书上早于大秦约二百年，其传入中国自当于新疆以西。梵文谓左（申言之为西）为daksina，内法传翻为特崎拿，印度俗语作dakkhina，略去a音即甚近于dakhan，中亚语d音往往转化为l音，假若古代中亚语泛指罗马为西方，则读时可变为Lakhan，而与黎靬相似。[15]但从历史角度，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之声势，未必达于远东。岑氏之说侧重于从语言学上立论，史据显得单薄。
杨宪益认为黎轩一名来自“希腊”一词，他说，“我们知道黑海至地中海一带古代为希腊文化所控制的地方。张骞去西方时，西亚的大国尚为希腊而非罗马，因此黎轩一名必与希腊有关。黎轩一名初见《史记》，而《史记》匈奴呼天曰‘撑犁’即突厥语Tengri的对音，由此可知当时人用‘犁’字代表Gri音。轩字既通靬，又通鞬，则其字必代表Kien或Kia音，即希腊。”[16]以音韵论，“犁”之对音当为Tengri中的“ri”而非“gri”；以时代论，希腊固然很早即以Graecia一名见称于拉丁世界，但大夏地方居民为希腊人后裔，他们决不会以拉丁化的名称来称呼希腊，即使张骞在西域有获闻“希腊”一名的可能，也只能以希腊人的本称Έλλας（英文为Hellas）相称，所以黎轩一名不可能来自“希腊”（Graecia）一名。
以上诸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史籍中的黎轩一名虽写法稍有变化，但均为一名移译，或者依据《史记》断其在安息北，或者以《汉书》将其置于安息之西；或者认定《史记》所记方位有误，而以《汉书》记载为依据而加以推演，换言之，即认为中国人对于黎轩的认识具有一贯性。这种研究思路受到质疑。沈福伟在《中国与非洲》一书中认为，《史记》和《汉书》的黎轩（黎靬）在相同的名称下代表了不同的地区。《史记》中的黎轩所代表的是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大夏时伊朗高原捷詹河流域的特莱西那（Traxiane）；公元前1世纪末，随着乌弋山离道（即伊朗南部至波斯湾）的开辟，《汉书》所记载的黎靬则是波斯湾北岸的希腊贸易站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兴起后，黎靬成了大秦的别名，所以《魏略》《后汉书》中的黎靬代表了以埃及亚历山大为中心的罗马商业都会。[17]沈福伟的观点解决了《史记》与《汉书》在黎轩方位上的矛盾，但也不无罅隙：黎轩乃张骞出使大夏时所闻知的“大国五六”之一，没有证据证明特莱西那在当时有如此的显赫声势，可以位列其中之一“大国”；其次，认为“善眩人”来自特莱西那也缺乏有力的证据。不过，从历史认识演变过程看，这种思路有很大的合理性，是值得重视的。[18]
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在黎轩问题的研究上用力不能说不勤，但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或抵牾，加之补正资料的不足，任何一种观点都似乎言之有据，但又难以做到令人绝对信服。除非有新材料发现，这一难题恐怕在短时间内难以有大的突破。
二、大秦问题
中国史籍中的这个大秦国很早就被中外学者认定为罗马帝国，这一结论直到今天基本上为学术界所接受。大约从公元1世纪末， 中国史籍中一再提到大秦国，并称大秦国即先前之黎轩国。汉以后之史家之所以混黎轩（或犁犍）与大秦（罗马）为一，方豪认为，个中原因是“希腊大帝国，自亚历山大卒后，即分为：非洲之埃及王国、亚洲之条枝（应为塞琉古-引者）王国及跨欧亚二洲之马其顿王国，或称希腊王国。公元前167年，马其顿亡于罗马，于是在小亚细亚之领土亦为罗马所有，包括条枝即叙利亚在内，其时尚早于张骞西征数十年。罗马既继承希腊在欧亚之主权，中国史家乃认二者为一，言黎轩有时即指大秦，言大秦有时亦指黎轩。”[19]他又说：“‘大秦’有广义狭义，狭义之大秦，或远或近，所指不一，当按每一文献，为之考证；广义之大秦，则为‘西方’即‘海西’之通称，犹今日所言‘西洋’，所指极广。”[20]这种见解大致不错。
大秦问题也如同黎轩问题一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地望：一是名称的来源。
由于中国典籍对大秦的记载存在许多晦暗不明乃至矛盾之处，很难或根本无法将大秦考证为某一个地方，故大秦地望的考证，可谓众说纷纭。如亚美尼亚说，罗马帝国本土说，马其顿说，阿拉伯福地说，叙利亚为中心的罗马东部说，埃及说，等等。在这些说法中，以罗马帝国本土说、罗马东部说和埃及说三种见解影响较大。
在大秦地望的研究上，著名汉学家夏德自成一家之言。夏德对中国原始资料研究后说：“我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使我断定大秦古国，中古时代称为拂林的国家，并非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而仅是它的东部，即叙利亚、埃及及小亚细亚；而且首先是指叙利亚。如果将大秦定为罗马东部，则中国典籍所载的事实大部分可以追寻，而且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无须诉诸事未必然的臆说。如指为全帝国，或意大利，或古罗马的任何其他部分，那么中国书上说法就与实际不符。”[21]由于的《中国及罗马东边地》一书在众多问题上的出色贡献，此书出版后，有的学者认为有关大秦诸问题的考证已成定论。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夏德著作发表后的第二年即1886年，阿伦就撰文提出批评和商榷，认为夏德的罗马东部说虽大致可以接受，但大秦并非叙利亚，而是亚美尼亚。夏德撰文回应，坚持成说。两人相互辩难二次，互不相让，各持己见。[22]但实际上夏德见解的权威地位并为动摇。
夏德之后在大秦问题研究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东、西两京（东京、巴黎）的两位汉学家伯希和与白鸟库吉。伯希和对于大秦地望的考证基本上是基于他对黎轩地望的比定，由于他将黎轩比定为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中国史书又明确说“大秦亦称黎轩”，所以他很自然将大秦比定为埃及与其政治经济中心亚历山大城。由于伯希和在西洋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虽然他对大秦问题的著述文字不多，影响却不小。在大秦问题研究上用力最勤的当推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他在此一问题上的著述规模和深入程度为他人所不及。早在1904年，他就发表了《大秦国及拂菻国》的长篇论文，1931年又发表《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和《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两篇论文，详述其研究心得。白鸟氏的观点虽与伯希和近似，但论证之详则远过于后者。在近30年的研究中，白鸟对大秦的考定虽在表述上稍有变化，但观点基本保持连贯一致，即认为汉魏时代中国人所称的大秦国，就是西人所说的罗马帝国东部，其中心为埃及的亚历山大城。[23]由于白鸟氏的著述向为我国学界所关注并被及时移译为中文，所以白鸟氏的观点在我国影响甚大。
罗马帝国本土说也有不小的影响。较早提出此说的学者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等，但论证并不充分。[24]我国学者中，王国维较早涉及这一问题，但他未撰文参与讨论，而是以诗代文，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读史二十首》其一曰：“西域纵横尽万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25]实际上是将大秦比定为黑海以西的罗马帝国领土。1939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对这种见解作了较充分的申说，认为中国史籍中的“西海”是地中海，条支是叙利亚，大秦是罗马本土。他对以前的研究成果评论说：“自希尔特（即夏德——引者）在《中国与大秦》（即《大秦国全录》——引者）中把条支比定为迦勒底、把西海比定为波斯湾以来，东西方的学者大致皆信奉其说，藤田（丰八）博士仅稍东移之，结果仍未跳出希尔特的旧套。其结果是不得不在叙利亚或埃及地区寻找与条支相接的大秦，不仅使当时连接东西方的交通大干线徒然埋没在埃及的沙漠中，而且使一个错误又产生另一个错误，以至于不得不以阿拉伯沙漠为海，而以大秦国为无可有之乡。”[26]岑仲勉也以大秦即罗马帝国本土。[27]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罗马帝国本土说获得新的支持者。在国内以余太山[28]的研究为代表，在欧美学术界以D.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的论证最为详博，此二人先是于1982年发表《汉代中国人的西亚知识》，后在1995年又发表《条条道路通罗马——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知识》；最后在1996年出版四百多页的专著《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基本上囊括了迄今为止有关大秦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对大秦地理的结论是：大秦并非夏德、沙畹、伯希和与白鸟库吉等人所称的罗马帝国东部，而是整个罗马帝国。[29]
关于大秦一名的来源，较早研究大秦问题的汉学家艾德金斯（J. Edkins）认为，中国人也许是因为罗马人与秦朝一样迅速获得军事成功，征服其周围的国家，而将他们与秦朝相比，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到中国传教的佛教徒以大秦指称罗马，所以这个名称大概可以从班超时代中亚（阿富汗）和印度流行的某种语言中找到。[30]后来他将这个名称直接归于梵文对中亚希腊人的称呼Javan。[31]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其他学者的著述中。[32]
藤田丰八认为，古代安息人称罗马及其东方领土为Dasina，意为“左”，左即西，Dasin去掉尾部的“a”即为Dasin，大秦即为Dasin之音转。《后汉书·西域传》：“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魏略》：“在安息之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可以为证。安息人称罗马及其领土为Dasin，类似今人称欧洲为“远西”、“泰西”。[33]
岑仲勉认为：“考大秦、切韵d‘âi dz‘ĕn，今北京ta ts‘in，又古时波斯称我国为mačin 或masin。Čin或sin为‘秦’字之音写，已成定论。由此推理，dašina， dašinda dšinda dzin （z与d为类化），‘大秦’为‘西方’之音写，已无可疑。中亚人称中亚以西曰‘西方’，犹诸我国称玉门关以西曰‘西域’耳。……张骞出使，两被匈奴拘执，留大月氏岁余，还则并南山从羌中归，所接触者多是印度俗语流行区域，故依印度俗语称西方为黎轩也。班勇承其父班超之后，任西域长史，居柳中。当时此一带地方多属伊兰族占有，故勇又依伊兰语称西方为大秦地也；〈后汉书〉仍特称‘一名犁鞬’以明其地相同。可见后汉立大秦之名，无非因时制宜，求与当地土语相合，便于传达，初无故为立异之意。”[34]参岑氏之说似本自藤田之说而衍化之。
白鸟库吉极力否定藤田之说，认为无历史证据证明安息人或阿拉伯人称罗马帝国为Dasin。他认为汉代中国人决不以为世间其他国家优于中国，后闻知西极有一强国与中国不相上下，乃视之为中国之流裔。因当时中国人自称“汉”、“中国”与“秦”，故命名此国为“秦国”，此国人为“秦人”。且当时中国人深信世界极东有仙境蓬莱与扶桑，极西有西王母，此中人颇为巨大。当闻知大秦国接近于西王母，所以推定此国人必长大平正，此国人既属秦人苗裔，容貌又似神仙，且长大过于常人，所以名之为“大秦”。故描述大秦国文物制度，极力以本国文物制度相比拟，极尽美化。“大秦”之“大”乃指该国人的身材高大。[35]白鸟是具有强烈帝国主义思想倾向的日本学者，对中国人的成见导致他对中国古籍的成见，所以他否定中国典籍大秦传的价值。对遥远地区作夸张乃至失真的记载，是东西方史书的共有特征，如夏德说，“在我们所称的古代中国学者的‘经典’中，比起我们希腊罗马的经典编辑中的错误要少得多。”其他学者也以具体研究证明大秦传有关记载并非是白鸟所形容的乌托邦。[36]
实际上，与秦有关的名称存在于中国文献中，并非自后汉时代起。《山海经》卷十四《大荒东经》有：“从昆仑以东得大秦人，长十丈，皆衣帛，从是以东万里，得中秦人，长一丈。”此显系荒诞不经之臆传。汉代初期在使用“秦”时意义有所不同。《史记·高祖本纪》载，因有人告楚王信谋反，汉高祖刘邦计捕韩信，大赦天下，群臣庆贺。有大臣在贺词中提醒刘邦注意齐国的形势：“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这里的“东西秦”已有新义。盖早初秦国发自陇西，地域偏遐，文化落后，中原他国视之为蛮夷之邦，但它终于强大，并吞六国。故“秦”之名自汉代起即有“强悍之邦”的意思。“大秦”之“大”字，并非身材高大之意。《诗经·小雅·大东篇》有“大东小东”意为近东远东。所以大秦也可解作“远方之强悍国家”。若以汉代中国史籍对“大秦”的记载比观，此义至为明显。两汉时代中国与罗马几乎同时崛起与欧亚大陆两端，其国力地位，文教制度遥相辉映，堪为东西两大强国。中国人以“大秦”即远方强国称之，可谓寓意巧妙。
“大秦”一名是否只是意译而无西方语言背景呢？从中国古代移译习惯看，似为不可能之事。古代中国人称述外国，通例是采用音译之法。即使以中国古已有之的名称移作外国名称时也遵循同样原则。试举一例。大夏一名纯为中国名称，见于中国古籍甚早。《山海经》以及周、秦古籍均有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昔日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原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黄钟之宫。”（卷五）此类记载又见于秦汉其他文献，可证此类传说在战国、秦汉必当流行。据学者考证，诸古籍中的大夏在今甘肃河州、兰州一带。[37]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又记载了另一个位于“大宛西南二千里，妫水南”的大夏国。司马迁所记的大夏乃张骞亲到之国，在今阿姆河之南，为亚历山大东征所建的巴克特里亚故地。据斯特拉波《地理书》第11卷第2节，公元前160年左右，有Asioi， Pasianoi， Tokhara和Sakaraule四族人自药杀河背后塞种地域南侵，进入Bactria，张骞所到的大夏国即Tokhara人定居的阿姆河上游巴克特里亚，大夏即Tokhara之译音，已为学界所公认。以此例彼，大秦之名也当如此。
中国史籍以“大秦”称罗马帝国，可溯源至《后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虽为5世纪范晔所作，但《西域传》中建武以后与先前不同的内容，“皆安帝末班勇所记”。安帝卒于公元125年，《西域传》撰成当在此时之前。班勇所记西域诸国知识主要来自其父班超。班超自明帝十六年（73年）入西域，至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返回洛阳，留居西域30年。在这期间，他以其卓越的政治家才干，逐走匈奴势力，赢得西域五十余国内附，保证了东西交通的畅通。公元97年，派手下的将领甘英出使大秦，抵安息西界，临西海而返。《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甘英阻于安息西界船人而止步，其于大秦之了解包括大秦之名也当出于安息之人。所以藤田之说，持之有故。但藤田认为大秦完全系由Dasin转化而来，似忽略了“大秦”一名在后汉以前在中国古籍中的存在。Dasin译为大秦，也如同Tokhara译为大夏一样，很有可能是中国固有之名与新译音的结合。
[1] 有关乌弋山离的各种考证，见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 T’oung Pao， LXVIII (1982) 4-5， p. 289.
[2] 以上诸说散见于Pauthier， De l’Authenticité de lù 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u， etc.， Paris 1857， pp. 34， 55 seq.；E. H. Parker， Chinese knowledge of early Persian，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rd series， 15 (1903)， p. 148; A. Herrmann， Die westländer in der chinsischen kartograpgic， 1922， 216， 444; B.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 Y. 1961， p. 268等。参见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 p. 296；夏德：《大秦国全录》，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2页。
[3] 夏德：《大秦国全录》，第61-62页。
[4]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 p.296.
[5] F. Hirth， The Story of Chang K’i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7 (1917)， p. 144.
[6] 戴闻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6页。
[7] E. G. Pulleyblank，The Roman Empire as Known to Ha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1 (1999)， p. 73.
[8] 白鸟库吉：《大秦国与拂菻国考》，《史学杂志》第十五编（1904年），中译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7-18页。
[9] P. Pelliot， Likan， autre nom de Ta-ts’in， T’oung Pao， 1915， pp. 690-691， 中译见冯承钧译：《黎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35页。
[10] 如H. H. Dubs，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The China Society， London 1957， p. 1；戴闻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冯承钧：《黎轩考》，《景教碑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8-100页；孙毓棠：《汉代的中国和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陈连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 第1期，等等。
[11] Tayochacho Fujita， Li-hsüan et Ta-chi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o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I 1 (1929)；中译见藤田丰八等著《西北古地研究》，杨炼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34-160页。
[12] 白鸟库吉：《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05页。
[1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1930年，第一册，第89页。
[14] 齐思和：《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页。
[15] 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懔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第223-224页。
[16] 杨宪益：《大秦异名考》，《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第173-174页。
[17]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第30-37页。
[18] 陈志强：《中文古籍中有关大秦地理资料的分析》，Istoricogeographica， vol. 4 (1994)， pp. 129-147.
[19]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岳麓书社1987年，第148页。
[20]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第158页。
[21]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vi.
[22] 夏德：《大秦国全录》，第141-155页。
[23] 白鸟库吉上述三文的中译文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
[24] F. Richthofen， China， I， Berlin 1877， pp. 469-473.
[25]《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1页。
[26] 宫崎市定：《条支和大秦和西海》，《史林》第24卷第1号，中译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第九卷，第385-413页。
[27] 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懔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第225-226页。
[28] 余太山：《条枝、黎轩和大秦》，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3-209。
[29]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T’oung Pao， 68 (1982); “All Roads Lead to Rome”: Chinese Knowledge of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9 (1995);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30] J. Edkins， What did the Ancient Chinese Know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tudies， 18 (1883)， p. 2.
[31] The China Review， vol. XIX (1891)， p.57.
[32] M. Kordosis， China and the Greek-Roman World， Historicogeographica， vol. 2， Thessalonica 1992， pp. 194-205.
[33] Toyochacho Fujita: Li-hsüan et Ta-chi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I， 1 (1929)， pp. 43-75; 中译见藤田丰八等著：《西北古地研究》杨炼译，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34-160页。
[34] 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懔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第226页。
[35] 白鸟库吉：《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
【关键词】桂林；祠；南海；国；氏墓；之魂
【作 者】过伟，广西师范学院研究员。南宁，530000
【中图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110-011
The development of Pangu research and the new explanation of Pangu state
Guo wei
Abstract：It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bout the myth of Pangu in ancient book and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Pangu’s research.Then it evaluates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bout the book Pangu state and the myth of Pangu written by Qin NaiChang and Qin CailLuan.
Key words：Pangu temple；Pangu state；the soul of Pangue
一、清代以前史籍中有关神话的记载
我国古籍记录神话主要有四大家：(1)三国东吴徐整，(2)东晋葛洪，(3)南朝梁代任，(4)明朝周游。
(1)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一，引三国东吴徐整《三五历经》：“天地浑沌如鸡子，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九，引徐整《五运历年纪》：“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清马马肃《绎史》卷下，引徐整《五运历年纪》另一异本：“元气鸿，萌芽滋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盘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2)东晋葛洪著《枕中记・元始上真・众仙记》：“昔二气未分，螟滓鸿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复经四劫，天形如巨盖，上无所系，下无所依，天地之外，辽瞩无端，玄玄太空，无响无声，元气浩浩，如水之形，下无山岳，上无列星，积气坚刚大柔服维天地浮其中，展转无方。若无此气，天地不生。天者，如龙旋回云霄。复经四劫，二仪始分，相去三万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生元虫，元虫生滨牵，滨牵生刚须，刚须生龙。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宫殿并金玉饰之，常仰吸天气，俯饮地泉。复经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涧积血之中，出而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绝妙，当游厚地之间，仰吸天气，号曰太地圣母。元始君下游见之，乃与通气结精，招还上宫。当此之时，二气姻缘，覆载气息，阴阳调和，无热无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并不复呼吸，宣气合会组成自然饱满。大道之兴，莫过于此，结积坚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精之。服之能与天地相毕。”“在二仪未分，天地日月未具之时，已有真人，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后与太元圣母通气结精，生扶桑大帝(东王公)、西王母。后又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庖羲、神农、祝融、五龙氏等皆其后裔。
(3)南朝梁代任《述异记》：“昔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氏泣为江河，气为风，目瞳为电。古说：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之魂也。桂林有祠庙，今人祝祀。南海中有国，今人皆以为姓，则亦自有种落。按：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
(4)明周游《开辟衍绎》：“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左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此而混茫开矣。”
周游《开辟衍绎》附录《乩仙天地判说》：“天地合团……就像个大西瓜，合得团团圆圆的，包罗万物在内。计一万零八百年，凡一切诸物，皆溶化其中矣。止有金木水火土五者混于其内，硬者如瓜子，软者如瓜瓤，内有青黄赤白黑五色，亦溶化其中。合闭已久，苦于不得开，却得一个氏，左手执凿，右手执斧，犹好剖瓜相似，劈为两半。上半渐高为天，含青黄赤白黑，为五色祥云；下半渐低为地，亦含青黄赤白黑，为五色石泥。硬者带去上天，人观之为星，地下为石。星石总是一物，若不信，今有星落地下，若人掘而观之，皆同地下之石。然天下亦有泉水，泉水无积处，流来人间，而注大海。”
历代学者研究神话，大都依据上述四大家所记录的资料。四大家吸引20世纪诸学者研究，更吸引21世纪壮族学者探索神话的发祥地。
二、20世纪神话研究的回顾
现代研究先行者夏曾佑、顾颉刚、范文澜、吕思勉等都是史学家，为研究中国远古史而探索。
(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今按之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就有之说，或盘瓠音近。盘瓠为南蛮之祖，此为南蛮自说其开天辟地之久，吾人误以为已有也。故南海独有墓，桂林又有祠，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独居南方哉。”
(2)顾颉刚《三皇考》：“盘瓠的命运太好了，他在无意中变成了开天辟地的人物。”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远古时代就居住在中国的苗、瑶、黎等族，都有传说和神话，可是很少有人记载，一般说来，南方各族中最流行的神话是‘盘瓠’。三国时，徐整作《三五历纪》吸收‘盘瓠’入汉族神话，盘瓠成了开天辟地的氏。”
(4)吕思勉《中国史通论》：“是，盘瓠是盘瓠，二者绝不容许混淆。”
(5)先行者中把作为“神话”来研究，影响后人最为深远的是茅盾(沈雁冰，1896―1981，浙江桐乡人)，著有《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中国神话ABC》(1928―1929年写于日本，1929年世界书局，上海，出版)。书中论述神话的最早记录者“徐整是吴人，大概这开天辟地的神话当时就流行在南方(假定是两粤)，到三国时始传播到东南的吴。如果这是北部和中部本有的神话，则秦汉之书不应毫无说及；又假定是南方两粤地方的神话，则汉文(帝)以后始通南粤，到三国时有神话传到吴越，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汉时与南方交通大开，征伐苗蛮，次数最多；因战争而有交通，因此南方的神话传说也流传过来了)。”“我们现在有的神话是北中南三部民族的混合物，所以我们的片段的开辟神话也是混合品。始创天地的神话，本发生于南方，经过了中部文人的采用修改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神话；现存可信的材料为徐整《三五历经》的记载。”茅盾认为，后来的一些著作(指《述异记》中提到的其他地方有地名、祭祀的庙宇及活动等)，“也帮助我们想像神话本产生于南方而渐渐北行的。”
继后，对神话的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研究方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闻一多。引用田野调查少数民族资料，研究洪水育人神话，影响深远的闻一多(1899―1946年)，湖北浠水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引用49份苗族为主的南方少数民族口传神话以及出土文物与典籍，学术贡献凡六：(a)伏羲、女娲来自苗族。《山海经》所记“延维”，南方苗民之神。《庄子》所记“委蛇”，即伏羲女娲形象。(b)两汉是石刻、绢画、文字记载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像的年代，古帝王伏羲女娲传说在史乘典籍中最煊赫的时期。三国徐整《三五历纪》传说开始出现，伏羲地位开始低落了。魏晋间为伏羲女娲传说终止活跃的年代。(c)伏羲女娲是苗族的祖先，是龙图腾的氏族。苗、汉两族祖先最初同属于龙图腾的团族。(d)在中国西南诸少数民族中，乃至越南、印度，都流传“洪水造人故事”。“这是原始智慧的宝藏，原始生活经验的结晶，举凡与民族全体休戚相关，而足以加强他们团结意识的记忆，如人种来源，天灾经验，与夫民族仇恨等等，都被象征式的揉合在这里，”“故事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意义，是加强民族团结意识。”(e)葫芦一是避水工具，二是造人素材。磨石仔、肉团等怪胎是后起的合理化的观念形态。(f)从古文字学、古音韵学论证伏羲女娲意为“葫芦”。汉文音韵文字训诂通假的研究方法，误导后学，以致一些学者论即盘瓠乃“一音之转”。闻一多开拓了研究古籍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学术道路，启迪了后学。
徐松石著《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上海，1946年)，论述“伏羲即是。南方古人称他为，北方古人称他为伏羲。”“苗人瑶人追宗，均崛起于东南中国。”
袁珂，四川新都人，四川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将古籍中“零散的”神话资料系统化，注释并通俗化。五方面成就：(a)《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b)《中国神话传说辞典》：(c)《中国神话史》、《中国神话传说》、《中国古代神话》；(b)《古神话选释》、《神话选译百题》；(e)《中国神话通论》、《神话论文集》等等。《古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注释任《述异记》“桂林有祠”，第一个提出南朝梁代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象州。论说徐整《三五历纪》，“吸收了南方少数民族盘瓠或的传说，综合了古神话里开辟诸神的面影，再加上经典中哲理的成份和自己的推想，才塑造了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的，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老祖宗。”“盘瓠之演变为，不仅音同而已，在作为人类始祖或世界开创者的意义上说，也是相同的。的传说，不但颇有和盘瓠相通之处，就是和古神话里的烛龙、伏羲也息息相通。”《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北京，1960年)论述“伏羲夫妇，便成为再造人类的始祖，与为人类的始祖性质差不多，或者伏羲就是也很有可能呢。”《神话选译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论述“盘瓠神话经过发展演变和改造的制作，又成开天辟地的神话，从推寻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祖宗的起源进一步便成了推寻人类共同祖宗的起源。”他与闻一多同样囿于“同声俱可相假”的汉字文字学、声韵学研究方法。
张振黎，河南大学教授。著有《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华神话论》(东方出版社，上海，1999年)。1983―1990年率河南大学中文系师生采录中原口传神话，其中开天辟地7篇，兄妹婚14篇，有豫北太行山和豫南桐柏山两流传区域。太行山区济源县《寺》情节，似《三五历纪》卵生，《五运历年纪》垂死化生。桐柏山区桐柏、泌阳等县《山》情节：玉皇三女与称兄妹，躲进石狮肚，洪水后，石狮要兄妹结婚，滚磨重合，结为夫妻。南阳县《天书缘(令)》情节；兄妹从天落桐柏山两山头，各坐一扇磨盘修炼6570年，磨盘密布齿痕。用磨扇滚道，合一起，相见，都说自己盘在山上最古，男称“人”女称“女”，结兄妹。天上飘纸落磨盘，上写“滚磨合拢可成亲，莫称兄妹称夫妇”，结为夫妇，繁衍子孙。此山称“山”，房子称“庙”，二人称为“爷”、“奶”。桐柏、泌阳之间的山一带，民众奉为“人根之祖”，建庙，庇佑万民。张振犁较早采录口传神话，对各省有启发与示范作用。力主“中原论”。
过伟，广西师范学院研究员。撰《毛南族、汉族、瑶族神话之比较研究》(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论瑶族《过山榜》有两大系统：罗城瑶族《盘王券牒》记载“圣王”，龙胜瑶族《评王卷牒》记载“盘护王”(即盘瓠)，语言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的瑶族支系信奉盘王，其中大都信奉盘瓠王，少数信奉王，两者神格与业绩不同，信奉者的族群也不同。毛南族是兄妹两个神“盘兄”与“古妹”，属洪水育人神话。瑶族和汉族的是一个神，属开辟神话和化生神话。合著《毛南族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论述毛南族兄妹婚神话，与毛南族聚居区之南，河池市金城江区壮族兄妹，之北，黔南州布依族盘果王之子女布亚、布缅兄妹，相比较，发现壮、毛南、布依三个民族“兄妹婚神话文化带”。《中国女神》，(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论述中国56个民族1000多位女神。将兄妹洪水育人神话研究提升更高学术层次，论述女娲伏羲兄妹、兄妹、侗族张良张妹、白族阿布贴阿约贴兄妹……等等许多民族有神名与无名的兄妹婚育人神话，与古巴比仑、古希伯来、古阿拉伯、古印度、古希腊洪水育人神话比较，中国神话具有活态性、立体性、原始性、民族团结意识性等。引袁珂注任《述异记》“桂林有氏庙”桂林即今象州，写象州县城庙，今废，妙皇乡村(上、中、下三屯)，今有171户，均壮族，引起壮族学者关注。
刘城淮，湖南教育学院教授。著有《中国上古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中国上古神话通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中国上古神话》论述由混沌中生出的，初时当是南方某个氏族的图腾，其形态为狗。《述异记》所记“国”即族。其苗裔之一，瑶族一直崇奉，即狗王，即盘瓠。族的另一苗裔苗族，“苗人，盘瓠之种也”，“、盘瓠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最早的确是以狗为某氏族的图腾，至于说他“龙首蛇身”，那是后人的附会之辞。《中国上古神话通论》论述可作创世神话的杰出代表，最伟大的创世之神，是自然性神话的一个总结。盘瓠本是葫芦，是葫芦图腾，在这里，作了由妇女耳中之虫变成的犬，又杀敌立功，相当奇异。尽管它还保存了图腾物的面目，还以狗的身份出现，但已迥非常物了。刘城淮将、盘瓠、盘王混为一谈，“、盘瓠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龙首蛇身，那是后人的附会之辞”，“有的学者将北方的犬戌、高辛等成分加进了盘瓠神话中”，未免武断，乃学术研究之大忌。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1999年写《之君》(刊《追寻生命遗韵》，武汉出版社2003年)探索形象。记五庙、三像：
(a)河南桐柏山庙(淮河流域)。
(b)浙江永嘉县帝王庙(长江以南，古东瓯地)。
(c)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庙(珠江流域，古南越地)。
(d)江西雩都县祠(长江流域，古扬越地)。
(e)辽宁锦州市笔架山三清阁(东北)。
记三座像：
(f)花都像，，颈围胡叶，顶塑两犄角，右手持长杖。
(g)桐柏山像，头有两角，葛藤串叶衣，两手执太极图，两旁有侍女。
(h)锦州三清阁像，大型汉白玉雕像，头有凤，衔一串饰，两耳挂龙，长发形成波涛。两鼻孔并排二小龙，嘴一巨龙。暗示《五运历年纪》“龙首”。左眼上方圆形太阳，右眼上方半圆月亮。暗示《五运历年纪》“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刘锡诚另出心裁探索形象。
三、少数民族学者之崛起
20世纪50年代以后，神话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蓝鸿恩，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著《层叠现象剖析》(刊《民族艺术》1994年第3期)：论述中国各族之间文化交流与溶合，形成大中华文化圈。神话文化有层叠现象。
(1)春秋时代的学者常借古人宣扬学说，孔子崇尧舜，墨子崇禹，道家崇黄帝，庄子崇伏羲，道教创始者东汉张道陵崇老子，未提及。可证先秦两汉中原尚未流传神话。
(2)魏蜀吴都开拓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吴拓东南，于是两粤乌浒人(壮族先民)之神话传播于东吴，徐整《三五历纪》记录“宇宙蛋型”，《五运历年纪》记录“肢体化解型”。其后南朝梁代任《述异记》，也记录“肢体化解型”，加了“吴楚间说氏夫妻阴阳之始也”，“桂林有祠”，“南海中国”，增益“夫妻婚配型”。明朝周游《开辟衍绎通俗志传》，记录“斧凿开辟型”。
(3)徐整所整理的神话含阴阳术数家的哲学家意味，抗衡佛教。东晋道教大学者葛洪，到过两粤，所著《枕中记・元始上真・众仙记》尊为“真人”，与太元圣母生扶桑大帝、西王母、天皇，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庖羲、神农、祝融、五龙氏皆其后裔。成为中华第一神的地位，是道教造成的。《水经注》说“河南有谷、川、庙，以及广陵有冢”，《路史》讲“会昌有山，湘乡有堡，雩都有有祠，成都、淮南、京兆皆有庙祀……荆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为生日。”都在葛洪抬当道教祖宗以后才出现的。
(4)夏曾佑、顾颉刚、常任侠运用古音训诂法，主张即盘瓠。蓝氏认为乾嘉学派古音训诂法用于汉文则可，用于少数民族语言则不可。盘瓠为古苗瑶语，湘西五溪蛮的犬图腾神话。为古越语，两粤乌浒人的宇宙蛋型、肢体化解型、夫妻婚配型神话。两种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神话，不可混而为一。蓝氏也不赞同印度传入说，主张中国本土说(含两粤乌浒人说)。
(5)“盘”古越语，意思指“讲述”。“古”近“果”音。(盘果)意指“讲述古老的故事”。古越人后裔壮人，请别人讲故事，喊“盘果”。壮族学者潘其旭说：兄妹所生磨刀石怪胎，壮语称“盘(Pan)，避洪水的葫芦，壮语称(kau)，合起来就是“盘勾”，汉字记音就是“”。壮族学者农冠品说：“kau”意为“我”，“pau kau"，“磨刀石，我”，“我是磨刀石化生人”。潘、农二位发展了蓝鸿恩以壮语释读“”，各有所释，都属一家言。
(6)蓝氏认为属于远古“巨人神话类型”。广西马山县、西林县都采录到壮族巨人神话。壮族地区还采录到“肢体化解型神话”、“宇宙蛋型神话”。东吴时期两粤乌浒人神话传长江流域为徐整记录整理，载入典籍。蓝鸿恩认为：由南方乌浒走向全国，在葛洪抬为道教祖宗之后。不可用汉字古音训诂法于少数民族语言。蓝氏立论是颇有见地的。
李肇隆，《桂林日报》编审。撰《激人奋进的庆盘王》(刊《瑶族风情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合著《瑶族风土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调查全州东山瑶族乡上皇盘王、中皇、下皇和开天圣母祭典。
农学冠，广西民族大学教授。著《盘瓠神话新探》、《岭南神话解读》、合著《瑶族文学史》及修订本，一步步推进和盘瓠研究。《盘瓠神话新探》(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论述盘瓠神话的原生态犬乳型、犬救型，次生态为瑶族《盘王的传说》、苗族《神母狗父》、《搜神记》和《后汉书》所记盘瓠神话，态为民间手抄本《过山榜》、畲族《祖图记》等。农学冠广泛研读前贤之论，主张即盘瓠有清代苏时学，现代夏曾佑、顾颉刚、范文澜、常任侠、袁珂、刘城淮；主张与盘瓠为不同的神话有清代李调元，现代茅盾、朱天顺、马卉欣、吴晓东、朱阁林、壮族蓝鸿恩、瑶族赵廷光、黄钰。《岭南神话解读》(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论盘瓠是融图腾神、祖先神、英雄神、保护神为一体，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人文文化的复合型神话，论文化与西南古越族建立的夜郎国文化有密切关系。
总之，20世纪研究有四个特点：(a)由传统的古史研究，发展为神话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史(苗瑶畲文学史)研究，文化学研究。(b)研究资料由单一的古代典籍，发展为田野调查，活态的口传神话，民间手抄本《过山榜》，民间法事仪式，民歌，民舞，民乐，民俗，民间文化遗址(寺庙、神像、洞穴……)等立体性研究。(c)由汉文化研究发展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研究。(d)研究队伍由汉族学者，发展为少数民族学者、多民族学者。蓝鸿恩的研究，启示后继的壮族学者探索壮族先民的古国与神话。
四、21世纪研究之前瞻
21世纪研究有三个趋势：(a)运用古籍、文物、田野调查(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域)，深化了学术研究。(b)随着地域文化热、旅游开发热，展开地域性、盘瓠研究，如河南桐柏、泌阳，湖南沅陵，广西来宾，广东花都、肇庆。正面影响是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发展，负面的影响，有的不免牵强。(c)“、盘瓠两种神话论”成为多数学者之共识，但仍有一些学者主张“即盘瓠论”，展开百家争鸣。
周光烈，沅陵县政协副主席，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编著《神话传说与研究》(天马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3)。此书收入当地口传神话传说，还收入记叙当地洞、盘瓠洞、辛女洞、庙、盘瓠庙、地方景观、苗族土家族风俗，并辑录古籍及今人论述，资料丰富，是本书一大特色。但不引“、盘瓠两种神话”之作，只引“即盘瓠”之作。引范文澜“盘瓠成了开天辟地的氏”，夏曾佑“盘瓠为南蛮之祖，此说为南蛮自说其开天辟地之人，吾人误以为已有也。”袁珂：“故事大同小异地流传在中国南方瑶、苗、黎……等民族中，‘盘瓠’这两个字，音转而为‘’。”明代徐道《中国神仙大演义》：立功招为驸马，封“于南之武(陵)山五溪间，时之犬封国。得女，遂同入南山(沅陵荔溪)石室中，逾数年，生六男六女，国势日益隆盛，遂杂居溪、舞溪、雄溪、辰溪、酉溪之中。五溪之源，皆出沅陵县。湖南社会科学院伍新福研究员：“武陵五溪‘蛮夷’中显然广泛流行着关于盘瓠(或)的传说和崇拜；这一地区的确生活着一个以盘瓠作图腾崇拜的民族集团。”湖南社会科学院何光岳研究员认为盘瓠就是，古代人把“古”念成“瓠”，是通假字。因而全书贯串“即盘瓠”。沅陵县丑口溪乡荔溪村洞穴发现50多张石床。石床材料来自洞外；其中一张石床上，天然生成两米多高、两人合抱的钟乳石，按照钟乳石形成速度推算，这根钟乳石需上万年形成期。周光烈因此说：“这个神秘洞穴，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开天地’中的‘’的居住地，是中华民族始祖之一，他就在沅陵。这是谁也争不去的。”书中记录沅陵县荔溪有“洞”、盘瓠之妻“辛女洞”，各乡普遍有祭祀大王、辛女公主的庙，有不少以盘瓠、辛女取名的“洞、山、溪、岩、坪、井、塔、墓、十牌、十必”等地名，民间流传和盘瓠、辛女故事，传承还傩愿、龙舟竞渡、家中有神位等民俗，这些资料，丰富，珍贵。出版此书，借“品牌”打造沅陵旅游产业，可以理解，但把、盘瓠二者混淆为一，却值得商榷。沅陵“辛女洞”与“洞”是矛盾的，辛女公主为盘瓠之妻，“盘瓠即”，能否将辛女说成是之妻呢?一些民俗事象也不能都说成是“遗俗”。龙舟竞渡，沅陵民谣：“人家划船纪屈原，我划龙舟祭。”(8页)农历五月盛大的龙船比赛，苗族《漫水神歌》中唱“人家划船纪屈原，我划龙舟祭盘瓠”。(82页)同一书中，8页所记跟82页前后不同，孰是孰非?总之《神话传说与研究》，汇集的资料丰富，可贵，不少资料第一次载入书籍。
过伟，广西师范学院研究员。持续关心神话的新材料。2003年壮族学者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蓝阳春等在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象州县、武宣县、忻城县田野考察，获不少洪水育人神话新资料。过伟受新资料启发，撰《南方民族神话的新发现》(刊《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论述：(1)《三五历纪》等典籍里的神话。(2)20世纪学者茅盾等对神话的诠释。(3)引刘锡诚所记五座庙、三座像，分析其分布于长江以南古东瓯地浙江永嘉、古扬越地江西雩都、古南越地广东花县(今花都区)以及黄河以北河南桐柏山、东北辽宁锦州。(4)南方民族神话的新发现，引用覃乃昌等壮族学者田野调查成果，广西来宾市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赞赏覃乃昌等壮族学者的田野考察报告对“发祥地”冠以“重要”二字，“妙就妙在‘重要’二字，若无此二字，来宾便是惟一的发祥地了。有此二字则不排斥其他发祥地。过伟之论，扩大了文化的民族与地域视野：不仅仅是壮族文化，乃南方民族文化，百越文化，也是骆越文化，壮文化。兄妹婚神话，乃洪水育人神话，其重要发祥地在广西来宾。过伟提出了新思考：化生神话、开辟神话的发祥地又在哪里?
余云华，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撰《重庆民间文化及其考古学支持》，刊《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引巴南区、长寿区、奉节县口传神话，渝北区歌谣，市区及武隆县地名“河”，论证重庆的口传文化。引古籍《述异记》“吴楚间说，氏夫妻，阴阳之始也”，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无间汉苗，俱自承为之后，两者神话，盖同出于一源也”，论证常任侠所论石棺画像出土地点就是重庆市主城的沙坪坝区，重庆地下文物资料，堪与古籍资料对印。引唐樊绰《蛮书》卷十转引王通明《广异记》所记盘瓠之子“长大各为一姓，今巴东姓田、雷、冉、向、蒙、昱、叔孙氏也，”论证巴东诸姓即今鄂西与渝东土家族巨姓豪族。又引《蛮书》“黔、涪、巴、夏四邑苗众……祖乃盘瓠之后”论证此处之“巴”正是重庆简称，“涪”在今重庆市内，“黔”也包含重庆市的部分地区。今渝市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毕兹”也是异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唐李延寿《北史》“屯据三峡，满于山谷。”唐魏征等《隋书》“其僻处山谷者……颇与巴渝同俗……承盘瓠之后……”宋李等《太平御览》引《唐书》“黄国公冉安昌者，瓠之苗裔也，世为巴东蛮帅……”元脱脱等《宋史》“西南溪洞诸蛮皆盘瓠种……”以上史书一是载明异名，二是记巴渝有(盘瓠)子孙。余云华说：“可能是新石器以来的一以贯之的初名。”“本来就是南方土著，新石器早期的文化以南方为中心。”“族团的祖宗图腾是花。”花边口陶器，重庆境内长江、乌江流域多处出土，证明“已有族团定居。”
覃乃昌，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2003年与潘其旭、覃彩銮、郑超雄、蓝阳春等壮族学者对来宾市文化进行考察、执笔合撰《广西来宾市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刊《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改题为《来宾市壮族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收入《多维视野中的来宾壮族文化》，作为第一章(覃彩銮、卢运福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他既读古籍，也读现代学者之书，还读壮、布依、水等族口传神话及民间手抄经典《麽经布洛陀》，结合对来宾市兴宾区(原来宾县)、象州、武宣、忻城等县田野考察，论证：(a)来宾市有丰富的文化，庙及庙会、地名、口传神话、山歌、师公唱本与师公戏。(b)神话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秦汉以后渐渐北传。(c)神话为壮族及其先民所始创。(d)壮族对“”的原始解释(磨刀石、葫芦)及其文化内涵。(e)来宾市为文化的重要发祥地。(f)来宾市文化发现，有多方面意义：对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人们了解文化的源头，不是外来(例如印度)而是本土，中国有自己的创造世界的神话；中华民族文化由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的文化组成，包含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多元一体的文化。
徐华龙，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编审。《新议》刊《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是参加2005年河南桐柏山区泌阳县文化节及文化研讨会的论文，有许多新的资料、新的见解。徐华龙认为：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简单的人名；或者说，同样是一个名字，却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够清楚地将神话的生存环境和表达方式，以及所包藏着无限丰富的社会和宗教的文化内容表现出来。
所处的年代是旧石器时代，约170万年前――1万年前，由猿人向现代人进化。他剖徐整《三五历纪》所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指的是人在直立之前所看到的景物，因为爬行或者是低头行走，肯定不能走得很远。当人已经直立起来以后，就会产生“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日长一丈”的感觉，人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经过了非常漫长的岁月，就会有活到“万八千岁”的时候，天地才分割开来。“天数极高，地数极深，极长”，使天地分开，就是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过程的朦胧记忆。列举现代采录的口传《开天辟地》神话、对北京猿人化石的分析、印第安巨人传说、周人的姜螈?大人迹的传说、神农架《黑暗传》所唱、内蒙古岩画巨人脚印、河南新密旧石器文化遗址等，探索巨人般的体魄和力量，来论证神话。
剖析性别，当是伟大的女性。理由一《述异记》所记死后，化为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风雨雷电、草丛树林、山岳大川等等，说明是会变化的神祗。所谓变化，可认为是另类的生育方式，可以引申为是女性大神。社会进化到夫权主义时期才会认为是男性。最早的性别是女性是可以成立的。理由二，农历三月三相传是爷的生日。三月三是阴的发生时间。他的生日，是人定的生日带有人文的痕迹。三月三，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郑国俗，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魂，拂除不祥。汉俗，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宿垢。是与水有关的日子。传说爷有行三场私雨的权利。百姓需雨，向求雨，能满足人的心愿。
探求的外形。与希腊神话的丰产神潘(Pan)比较，长着山羊的角、腿和耳朵，动物的形态；而是人的形态，最初形态很可能是动物，从动物外形演化为人的外形。
探索一词的出现，应该到了新石器时代。繁体字的“[FJF]盘[FJ]”，下边是个“皿”，器皿是人类发展一定的阶段的产物。上面左边是个“舟”，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造小舟。上面右边是个“殳”，是木制的、头上有刃的东西，可打鱼，也可作武器。夫权时代，的性别确定下来，有了夫妻形式，才有了夫妻的说法。《述异记》记“吴楚间说，氏夫妻，阴阳之始也。”吴楚之地，从河姆渡文化算起，只有七千年历史。夫妻说的出现，是很晚的事。广西南丹县瑶族村寨有庙，简单的草棚，内放三个略似人形的石头，中为郎，左为天神，右为玉皇。相传郎夫妇造天地，开始种田耕地。每年农历三月三十日杀鸡小祭，六月三十日杀猪或牛大祭。乃文化的延伸、发展。兄妹婚故事模式套在身上。河南泌阳县流传：砍飘来的大气包，气包变大山，在山上休息。三仙女下凡和结兄妹。兄妹俩穿树叶，采野果，捕鱼打猎，构木为巢。洪水泛滥，兄妹被石狮搭救，补好天上漏洞，滚石磨验婚，结为夫妻，成了人的始祖，所住的山叫山，打上地方特色，可看清其中深层文化历史。
2005年7月20日(农历六月十五)，台南市无极圣宫拜祖团到山拜祭。拜祖团带来两尊像放在当地像前，充分沐浴爷的灵气，24小时后再取回，带往台湾供奉。徐华龙认为：并非道教之神。道教兴起于蜀中后，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益州剌使张收刻绘于文翁石室壁画人物中，与老子并列，作为道教创世之神。东晋葛洪《枕中书》称他为“真人”，将视为道教神。将道教，与上古即流传的神话等同看，十分不妥。徐华龙认为：也不是佛教之神。2005年3月，北京华中文化发展研究院获得泌阳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颁发的129公顷集体土地使用证，将在山西侧建佛教大雄宝殿、观音殿、天王殿。佛教将神话作为吸引老百姓眼球的标志之一，但它毕竟不是佛教的最初内容。徐华龙认为非盘瓠。是长于盘瓠的人。四川盐亭县垣地区，传说这里是的故乡。大禹治水后，来这里立一方王表龟碑，后人称“王表”，分八个时期。其二为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6390～6210年(1.，2.天皇，3.地皇，4.人皇，5.五龙纪……)其五为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5070-4170年(3.女娲氏，4.伏羲氏……)其八为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2230-2045年(1.黄帝有熊氏(共三代)，2.颛顼，3.帝喾……)这份“王表”作为一家之言，或许有道理，但很难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此表将作为“法天法地时期”的第一人，应该是没有错的。晋代《荆州记》记载：“沅陵县居西口，有上就、武阳二乡，惟此是子孙。二乡在武陵之北。”二乡范围，即今湖南沅陵县丑溪口乡。该乡荔枝溪村半溪岸畔有山。沅陵的是开天辟地的。盘瓠则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集中，特别是在西南地区更是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了盘瓠神话。唐杜佑《通典》评范晔《后汉书》：“晔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之将军头者，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妻以少女。按：黄金，周以前为斤，秦以二十两为镒。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汉分人。又周末始有将军之官。其吴姓宜周命氏。晔皆以高辛氏之代，何不详之甚。”狗成为民间传承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就是狗在人们的生活里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这个重要地位的出现，应该看作狩猎生产活动的一种表现。在瑶族、畲族中，盘瓠视作图腾。图腾是一个氏族的旗杆。在早期的时期，图腾标志还没有出现。这也是与盘瓠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刘亚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著《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民族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八章第三节《兴于武陵的盘瓠神话》，论述最早采录盘瓠神话载入汉文册籍的是东汉人应劭。应劭的祖父应彬、父亲应奉都当过武陵太守，应劭少年从父生活在武陵，他所记录的盘瓠神话当来自武陵山区民间即武陵蛮。汉晋时，盘瓠部落分布于以武陵山区为中心，东至会稽海外，西抵巴蜀的广大地域，其后，一部分可能融合于汉族等民族之中，一部可能发展成一些民族的主体，例如瑶、畲等民族和一部分苗族。盘瓠从取名到形成故事的过程，可能包含着信仰葫芦或以“葫芦为盘”为首领的氏族集团，从崇拜葫芦到以龙、以犬为图腾的发展过程，隐喻着这样一个结构。第八章第四节《源于越地的》论述神话主要流传在南方古代百越等民族中。古越人后裔壮侗语族各民族，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活形态的神话。例如壮族保存着大量《神唱》，不少地方有庙，还有包含神话各类型：《三五历纪》所记“宇宙蛋创世型”，《五运历年纪》所记“肢体化解创世型”的故事大量存在。这似乎说这几种原型在这个族群中深厚的根基和悠久的渊源，也说明这几种型派生出来的某个形态有可能源于这个族群。其他系统的民族如苗瑶系统的瑶、苗，氐羌系统的白、彝，以至南阳桐柏山区，也都流传着活形态的神话。他们或许是某类神话的源之一，或许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例如瑶族最大支系的盘瑶，在信奉盘瓠的同时，也信奉。他们以“盘瓠为大宗”，“为始祖”(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刘亚虎引葛洪之说：“二仪未分，天地日月未具之时，已有真人，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后与太元圣母通气结精，生扶桑大帝、西王母、天皇，天皇生地皇，地皇复生人皇。包羲、神农、祝融、五龙氏皆其后裔。”(《枕中记・元始上真・众仙记》)从而论“随着道教的传播，神话逐渐流行开来，渗透到民间生活中去。也被纳入古史系统里，置于三皇五帝之前，从而最后完成中国古史‘自从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定型。这是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刘亚虎学术视野开阔，神话主要流传在南方古代百越等民族中，被纳入古史系统里，最后完成中国古史“自从开天地，三皇玉帝到如今”的定型，是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乃刘亚虎对文化研究的贡献。
白庚胜，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2005年河南泌阳县文化节及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提出“大”和“小”的新概念，对21世纪地域文化热、旅游开发热中的研究，极富创意，颇具指导性，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精神。淮河上游泌阳县，依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九引徐整《五运历年纪》，死后“血为淮渎”，因此说，神话源于淮河上游的泌阳桐柏二县(马卉欣《之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持此说)。来宾市依南朝梁代任《述异记》“桂林有祠”，当时桂林郡治在今来宾市象州县境，因此说，神话发祥于来宾(覃乃昌等持此说)。白庚胜主张“大”乃全国范围的神话文化，“小”乃泌阳、桐柏、济源、来宾、沅陵、花都、肇庆等地的神话文化。
罗勋，《桂中日报》副总编辑。所著《根问》(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4年)，研究壮族文化，其中《神话的来源问题》，对广西壮学会覃乃昌等《来宾市是文化重要发祥地》，认为“论证还不够充分”，“没有开天辟地的情节内容。”“论据尚待充实”(144页)，“起源仅限于来宾，范围显然太小”(144―145页)，“壮族先民西瓯人是神话的始创者，这是目前为止关于神话来源的最新观点。”(145页)学术著作、后，最怕没有反映。罗勋对覃乃昌等的批评，促进了他们的研究之深入发展。
五、国新解读
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蓝阳春合著《国与神话》(民族出版社，北京，2007年)，是他们学术发展轨迹中的高峰，超越了自己，也是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的高峰。
在记载神话古代四大家徐整、葛洪、任、周游学术基础上，覃乃昌等2002年钻研任《述异记》所记“桂林有祠，今人祝祀”，当时桂林郡治不在今桂林市，而在今来宾市象州县境，因此立论，“来宾市是文化重要发祥地”。笔者当时论述，一、赞其“重要发祥地”之“重要”二字，不排斥别的发祥地；二、赞其洪水遗民兄妹婚神话重要发祥地在来宾，感叹化生神话、开辟神话发祥地又在哪里?希望他们向深度发展。果然，覃乃昌等不负众望，2003―2007，作四方面努力：一、深研任“今南海有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之魂也。桂林有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重视“桂林”、“祠”、“南海”、“国”、“氏墓”、“之魂”等关键词。二、以广西为重点，遍及河南、湖南、广东等地，作文化田野调查，骆越后裔诸民族神话传说田野调查。三、精研20世纪研究四大家茅盾、袁柯、蓝鸿恩、白庚胜之学说，尽可能研读现代其他诸家学说。批评外来说(印度、北欧、北美)；批判“鄙视邻近的小民族文化”旧观念。四、阐明神话源于岭南西瓯、骆越、乌浒――壮族先民。他们的学术成就，梳理如下12点出彩的创新论述：
(a)最为精彩的成果，引苏秉琦分古史为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期。“古国”为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如辽西红山文化、岭南苍梧古国。夏商周为“方国”。岭南在商周时期的“方国”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西瓯、骆越、句町。秦汉至明清为“帝国”。论证《述异记》所记“国”是与苍梧古国同为4000年前的岭南众多古国之一。“古国”国民缔造了神话。神话源于“古国”国民的真实生活经历。这是“神话研究”的一大突破。他们找到了解读神话的金钥匙。他们从考古资料、地名遗存、寺庙遗存、口传神话、古今民俗……多方面进行论证。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8年《广西邕宁县顶狮山遗址的发掘》，距今6000年以后，十分繁荣的顶蛳山文化，在河旁台地突然神秘消失，当由于第四纪最后一次冰川期解冻，海浸回升，海水淹没居所，族群被迫迁往别处，洪水遗民兄妹婚神话，当源于此。
(c)徐整“垂死化生型”神话，当源于古越人吃人、葬骨习俗，“恶魂化生”信念。考古发掘距今10000―8000年前，岭南出现屈肢葬蹲葬(缚住灵魂使之不能作祟于活人)、二次葬(血肉腐朽后正式葬之，灵魂进入另一世界)、肢解葬(战争牺牲者、非正常死亡者，规范到屈肢葬葬式，“恶魂化生”向善的方向再生)等古葬俗。死后，化为日月星辰山川田土草木诸氓，洪水遗民生下磨石形肉团，砍碎化人，都源于“恶魂化生”信念。当属可信之论。
(d)任所记“今南海有墓，亘三百里”，现实不可能有三百里大墓。来宾市境内有多处山、岩、洞、泉等，当是“俗云后人追葬之魂”的“墓”遗存。
(e)覃乃昌、覃彩銮等调查广西庙，来宾市兴宾区3座、武宣县18座、象州县3座、忻城县1座。柳江县1座、融安县1座、桂平市4座、八步区1座，博白县2座。广东花都区1座、肇庆市1座。其中象州县妙皇乡有“高楼山”，壮语为“垒勾漏”，“垒”是“岭”，“勾”是“葫芦”，“漏”是“我们”，意即“我们的葫芦岭”，海拔932米，是象州、武宣二县境内最高的山。2005年象州县派人上山找到庙遗址之石墙基。妙皇乡原名庙王，意为庙中之王，其名源于这座大庙。任所记“桂林有祠”，当指高楼山顶的古庙。今另建雷王庙(也赋予王之灵)于大明村前犀牛地。此论属可信之论。
(f)覃乃昌、覃彩銮等调查来宾市境地名，有村、山、岭、洞、泉等，盘姓则广西象州县妙皇乡村、容县六王镇、全州县东山乡、钦州市康熙岭镇沿海村子、贵港市都有盘姓。验证任“(南海)今人皆以盘为姓。”
(g)壮侗语族的壮、布依、傣、侗、仫佬、毛南、水、黎等族的天地开辟神话、化生神话、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以及麽经、师公戏、古歌、歌谣，是中华民族神话的主源。壮侗语族诸民族神话具有原始性、多民族共同性、普遍性和丰富性、体系性、延续性等特征。
(h)任《述异记》所记南海和桂林，指明了神话最早流传的地区。任所记“南海”，并非秦始皇置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而是岭南地区。古籍《尚书》、《诗经》、《左传》、《史记》、《说文》里的南海，常指南方或岭南。任[FJF][FJ]所记南海当是岭南地区；所记桂林，不是今桂林市，指南朝的桂林郡，郡治在今象州县境。
(i)以来宾市为中心的桂中地区是“神话王国”的中心。有以下四点论据：一、民间师公教经文。二、民间师公戏。三、民间口传神话、歌谣，都有大量神话传说。四、华南两广的庙，大部在来宾市境。
(j)最早记载的神话，源于“南海国”。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葛洪(284―364)《枕中书・元始上真・众仙记》尊为“真人”，自号元始天王，与太元圣母生扶桑大帝(东王公)、西王母，后又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庖牺(伏羲)、神农、祝融、五龙氏皆其后裔。于是有了源自道教的“自从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流传于中华大地。三国后，神话由南方渐渐传入中原，传遍全国。
(k)“”之壮语释读，“盘”为兄妹所生磨刀石型肉团怪胎，“古”为避洪水的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