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5:06
外国文学翻译和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翻译，何来评论？翻译是评论的依据。没有评论，翻译便难于健康地发展，可能会长期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不良局面，因此，评论对外国文学翻译起着一种净化和提高的作用。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
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
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
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
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
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
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
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 Mrs. Reed ，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 and rain so penetrating ，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译文》1937年新2卷第5期。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追风筝的人 阿富汗地域文化 汉译
一、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以来，译者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译者主体性地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 胡赛尼创作的一部充满阿富汗地域文化色彩的英文小说。正是由于作者的双重身份，译者李继宏在将该小说译成中文，引入中国市场时，就面临着三国文化的碰撞。译者应该何去何从，其中译者主体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以风靡全球的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的中文译本作为研究文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在阿富汗地域文化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二、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翻译实践中最重要的因素。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勒弗菲尔在《超越过程：文学与文论中的翻译文学》―文中指出翻译不只是语词转换和引进新的文学形式，还要考虑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在其最具代表性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勒弗菲尔（2004）又进一步分析了 “意识形态”、“赞助行为”、“诗学因素”等对翻译的影响以及它们对译者和译本产生的限制作用。归结起来，译者主体性除了受到译者自身语言能力，翻译目的，文化立场，审美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所处时代、意识形态、诗学形态、作者意图、目标读者等外部因素的制约。译者正是在这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选择其认为合适的翻译技巧，方法和策略将源语言转化为译入语。
三、《追风筝的人》及其中译本
1.《追风筝的人》及其作者卡勒德・ 胡赛尼。《追风筝的人》自2003年出版以来，被翻译成 55 种语言，在 70 多个国家陆续出版，在各个国家地区创下全球畅销800万册的出版奇迹。自出版以来，该小说霸占了美国两大权威畅销书排行榜即《纽约时报》排行榜和《出版商周刊》排行榜长达80余周，先后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Alex奖、法国广播电台世界见证奖、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书店协会奖、2006年度中国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赛尼是阿富汗裔美籍作家，著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群山回响》等畅销书籍。由于《追风筝的人》的巨大成功，作者胡赛尼在2006年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人道主义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一职，促进难民救援工作。2008 年，卡勒德・胡塞尼于荣登全球最畅销作者榜首，几乎囊括了英语世界的所有文学新人奖。
2.《追风筝的人》内容简介。《追风筝的人》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阿米尔的故事。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阿米尔和哈桑是好朋友，在阿米尔受别人欺负的时候，比他瘦弱的哈桑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阿米尔是出色的“风筝斗士”，善于用自己的风筝切断别人的风筝的线。同样，哈桑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于阿米尔，哈桑能向雷达一样准确地追到被切断的风筝。12岁那年，阿米尔为了赢得爸爸的好感参加了阿富汗传统的斗风筝比赛并勇夺桂冠。忠诚的哈桑替阿米尔去追隔断的风筝但在哈桑的归途被恶霸少爷阿塞夫等人截住。阿塞夫要哈桑把风筝给他，但哈桑不肯，于是阿塞夫了哈桑。阿米尔目睹了一切，但性格软弱的他却选择偷偷躲在角落，没有挺身而出。从此，阿米尔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对哈桑深怀愧疚又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1973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阿米尔和他父亲亡命出逃，离乡背井来到了美国旧金山湾区的费利蒙，开始了他的新生活。长大后的阿米尔没有忘记他对哈桑的愧疚。2001年，罹患绝症的拉辛汗从巴基斯坦给阿米尔打来电话。拉辛汗让阿米尔去巴基斯坦，因为“有办法重新做好人”。阿米尔冒着生命危险，重回阔别多年的阿富汗，经过千难万险，从手里救出了哈桑的孩子。至此，阿米尔终于驱散了12 岁那年追风筝时遭遇的心魔，实现了自我救赎。
3.《追风筝的人》中译本及其译者。2006年美国图书霸主《追风筝的人》引入中国。该小说在国内主要有两个译本：一是由大陆译者李继宏先生于2006所译著的简体中文版，该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在大陆地区发行；另一部则是由台湾译者李静宜女士于2005年所译著的繁体中文版，主要在港台地区发行。《追风筝的人》两个译本一经出版便在中国市场引起轰动，截至2015年，小说已被翻印89次，深受国内广大读者喜爱。两个译本分别在 2006年大陆和台湾地区文学类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成为台湾诚品书店、金石堂书店、博客来书店销售冠军。本文将选择李继宏先生所译的简体中文版作为研究文本。大陆译者李继宏，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任职。现从事专职翻译和写作。主要译著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倒转地极》等。对这部小说译者李继宏除了都表达了自己的喜欢，也肯定了这部小说的特别，无可否认这部小说的商业性，同样也承认它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四、《追风筝的人》中阿富汗地域文化的汉译
《追风筝的人》是一部充满阿富汗地域风情的小说。小说创作期间发生了“911 事件”，所在的阿富汗成了布什政府眼中的“反恐中心”，阿富汗在很多人眼里成了恐怖、暴力、贫瘠、落后的代名词。在全世界都在妖魔化阿富汗人的时候，《追风筝的人》将他们人性化，让世界看到阿富汗人的人性面孔。小说中涉及到许多阿富汗文化翻译，译者李继宏在译后记中也提到 “原书中有不少用英语拼写的法尔西语单词……为了阅读刘畅起见，除个别必要之外，拙译一概根据原意译出……原书有个别不适合国情的地方，译者酌情在措辞上加以改动，意思仍一概如旧。另外，原有两处前后矛盾的小漏洞，译者自行更正……”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地域文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笔者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小说中阿富汗地域文化的汉译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1.译者创造性的体现。
例（1）. If thou art indeed my father，then bast thou stained thy sword in life-blood of thy son.And thou didst it of thine obstinacy. For I sought to turn thee unto love，and I implored of thee thy name，for I thought to behold in thee the tokens recounted of my mother. But I appealed unto thy heart in vain，and now is the time gone for meeting…（Hosseini，2003； 32）
译文：若汝果为吾父，血刃亲子，名节有污矣。此乃汝之专横所致也。汝持先母信物，吾报汝以爱，呼汝之名，然汝心难回，吾徒费唇舌，此刻命赴黄泉…… （李继宏，2006： 29）
《沙纳玛》是一部描写古代波斯英雄的10世纪的史诗。例（1）选自《沙纳玛》里面的一个关于“罗斯坦和索拉伯”的故事。考虑到这个故事描述的是古代波斯英雄的故事，原作者在创作时使用古英语将其表述出来。译者李继宏创造性地将原文翻译成文言文，使原本较长的句子变得精炼简洁，富有韵律美，同时又与原文保持了形式上的一致性。译者的创造性发挥，保证了译语读者在阅读译本时同样能够与原文相等或相似的审美体验。
例（2）.My last novel，A Season for Ashes，had been about a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joins a clan of gypsies after she found his wife in bed with one of his students. （Hosseini，2003：255）
译文：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在追忆》，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普赛人而去。（李继宏，2006： 228）
许钧指出：“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中的创造意识。”A Season for Ashes是《追风筝的人》主人公阿米尔创作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普赛人而去的故事。李继宏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此情可待成在追忆》，译文与小说内容相吻合，为译入语读者创造出一副在爱情里迷失，往事如烟的画面。
2.译者主体性在影响因素作用下的体现。译者主体性受到如：翻译目的、文化差异、目标语读者、审美态度、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译者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采用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将原文本转化为译入语文本。李继宏在翻译《追风筝的人》时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以《追风筝的人》中译本为例探讨译者主体性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的具体体现。
（1）专有名词。笔者通过整理发现，李继宏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专有名词时大多采用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这样的翻译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目的论的创始人是费米尔，他提出 “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顾名思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费米尔看来翻译中的最高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也不同。李继宏为了达到帮助中国读者了解阿富汗文化的目的，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一些阿富汗特有地名，人名，宗教等内容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使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将读者带向原作者，使得译文保留了异国风情。
表（一）
地名 汉译 注释
Hazarajat 哈扎拉贾特 阿富汗中部山区，为哈扎拉人聚居地
Hindu Kush
Mountains 兴都库什山脉 东起帕米尔高原南缘，向西南经巴基斯坦延伸至阿富汗境内。山势雄伟，有“阿富汗的脊梁”之称。
人名 汉译 注释
Ahmad Shah
Massoud 马苏德 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
Hamid Karzai 哈米德・卡尔扎伊 2001年底出任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统，2004年当选阿富汗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宗教 汉译 注释
Shi’a Muslim 什叶派穆斯林 伊斯兰教分为逊尼（sunni）和什叶（Shia）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对于继承人的合法性的承认上。按什叶派的观点，只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逊尼派承认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的合法性。
民族 汉译 注释
Pashtuns 普什图人 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语言普什图语为阿富汗官方语言
由表（一）可知，李继宏在涉及地名，人名，宗教，民族这四个方面的翻译时主要采用了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追风筝的人》全文涉及十几个阿富汗地名以及八个阿富汗统治者的姓名，李继宏在页面下方对这些地点的地理位置及主要特点，统治者的统治时间及在任期间的主要时间等都进行了简要的解释。而对于原文中的宗教和民族，李继宏在注释中则给予了较为详细的注释。这是因为在《追风筝的人》中充满宗教派别及民族差异间的矛盾，然而一般的读者对此并不了解，这大大影响了读者的阅读。通过李继宏的详细解释，中国读者了解到了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以及两大民族在阿富汗各自的地位。阿富汗的宗教及民族阿富汗一向给人予神秘的感觉，一般读者对阿富汗文化都不甚了解。李继宏在翻译时采用了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保留了异域风情达到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阿富汗文化的目的。
（2）饮食。
例（3）：I remember one day，when I was eight，Ali was taking me to the bazaar to buy some naan（Hosseini，2003：9）
译文：我记得八岁那年，有一天阿里带我到市场去买馕饼 （李继宏，2006：8）
Naan是阿富汗人的日常主食，naan的做法和外观都和我国新疆地区的馕饼相似。李继宏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应用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馕饼”。“归化的翻译策略就是尽量不要打扰读者，而是将原作者带向读者”归化的翻译策略主要是考虑到了目标语读者。翻译成“馕饼”使得译文更加通俗易懂，容易为中国读者接受和理解。在意译的同时，李继宏还在页面底下进行了注释――“naan阿富汗日常主食，将面团抹在烤炉上烘焙而成。”通过这种方法中国读者对naan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3）俗语。
例（4）Baba had personally funded the entire project，paying for the engineers…and laborers，not to mention the city officials whose mustaches needed oiling. （Hosseini，2003：14）
译文：爸爸独立承担了整个工程，工程师、……、建筑工，这些人的工钱都是爸爸付的。城里的官员也抽了油水，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Li Jihong，2006：24）
绝大部分的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按照宗教习惯，留胡子是穆斯林男性追随先知的一件圣行，圣训中提到：“你们当蓄留胡须，修短唇髭。”因此，胡须对于阿富汗人来说有重要的意义，是承载着文化内涵的词语。例（4）中李继宏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将“whose mustaches needed oiling”翻译成“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使得原文的词汇意义和修辞意义均得以保留。译者主体性在这里受到翻译目的，目标读者，文化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李继宏的翻译介绍了阿富汗文化，使得中国读者能感受到阿富汗的异域风情。
五、结语
从以上各例的分析可见，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地域文化时译者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译者既是原文的翻译者又是译文的创作者，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译者主体性集中表现于译者对原文创造性发挥。勒弗菲尔指出“翻译绝不是在真空中所产生，也绝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因此，译者的主体性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它要受到翻译目的、文化差异、目标语读者、审美态度、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译者李继宏正是在这一系列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分析原作的语言，写作风格，写作手法并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将原作的内容翻译成目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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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追风筝的人》；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02-04
一、《追风筝的人》简介
小说《追风筝的人》出版于2003年，由于其独特的故事背景、民族文化和宗教文明，连续两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一名，如今已被翻译成42种语言，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该小说以阿富汗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为背景，通过第一人称讲述了主人公阿米尔与仆人哈桑之间的艰难友情。现实的残酷和战争的无情使得他们之间的情谊错综复杂、支离破碎，然而这一切恩与怨最终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获得救赎。
小说的作者是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兼医师卡勒德・胡塞尼，他的父亲是阿富汗外交部的一名外交官，母亲是阿富汗女子学校的一名法尔西语兼历史老师。由于父亲工作特殊，他幼年曾在伊朗和巴黎居住，后因阿富汗国内局势动荡，申请政治庇护，全家搬至美国生活。正是特别的个人经历给予了他写作的灵感，才创作出了《追风筝的人》这部深受欢迎的小说。胡塞尼也因这部小说的成功而荣获了2006年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同时拿到业界相关奖项并深受认可。
小说的时间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战争爆发前夕。当时国内局势动荡，君主制被，苏联入侵。后又为击退苏联，全国陷入混战，最终被统一。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小说的文化也更加多元化。阿富汗是多民族国家，有不同种族的风俗及语言习惯，小说中讲述的阿富汗在那一时期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像这样文化元素丰富的文本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小说中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语言。笔者将以解读《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为例，探究归化和异化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方式。
由于《追风筝的人》在国内市场大获好评，因此其汉译本广泛受到翻译领域学者的讨论和研究。郭慧芳和杨张海从目的论视角对小说汉译本进行了分析；王燕从图里翻译规范视角做了研究；李慧玲从译者主体性方向展开了讨论；饶佳慧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进行了解读。目前看来，从归化异化翻译视角入手的研究还没有很多。因此，P者将从这一视角入手，通过分析李继宏所译汉译本中对于归化和异化策略的使用，探究归化异化翻译理论在《追风筝的人》这样色彩浓重的文学小说中的使用程度及所达到的效果。
二、归化和异化翻译理论
（一）归化和异化的定义
归化和异化这一翻译理论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是翻译过程中最主要的翻译方法之一。归化是指以目标语文化为基准，使译文更倾向于读者所处文化环境，从而使读者更好的接受译文文本。异化则完全相反，是指以源语言文化为基准，使译文遵从原作者的文化背景及表达方式，使译者最大程度地保留源语言文化特色。
（二）理论的发展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早期就给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有两个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让作者去接近读者”。韦努蒂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衍生，从而得出了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归化就是最小化读者对译文文本的陌生感，异化则是保留源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同时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性。韦努蒂更倾向于异化的应用，他认为这一方法虽然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但却保留了源语言文化，尊重源语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英国著名语言学家萨瓦里也曾总结出12条翻译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两两矛盾，一种是服务于原作者，一种服务于读者，可见也是趋向于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也曾就归化异化这一理论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讲到“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懂，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
由此可见，名家们也认为在翻译一部作品的过程中，关于归化异化的使用需要反复思量，既要做到不失原作品中异国文化的风采，也要尽可能地保证目的语读者接受并且理解译作。因此，译者们在翻译文化多样的文学作品时，对归化和异化翻译方法的使用可以说是一个挑战。
三、通过归化和异化翻译手段解读译本
（一）译者介绍
笔者选取地是李继宏所译的《追风筝的人》。李继宏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于2007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虽然仅有九年的翻译经历，但其译作涵盖文学、经济、社会及哲学等多个领域。李继宏已出版作品二十几部，还著有外国文学评论集，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国内报刊撰写文章。可见他具有坚实的中文基础和丰富的翻译经验，并精通英语。他的《追风筝的人》汉译本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使他一时间家喻户晓。
李继宏在译后记中提到“为了阅读流畅起见，除个别必要之处，拙译一概根据原意译出”。由此可见，他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多选择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迎合了目标语市场，从而使译文读者更好地感受原作者所传达的内容和情感。然而，译文在受到认可的同时，也有小部分声音表示反对。因为卡勒德・胡塞尼在小说中使用了许多阿富汗语词汇，并用英语紧随其后进行解释，可见他的用意是希望读者能够更近一步了解阿富汗民族和伊斯兰文化，然而李继宏在翻译过程中却采用归化将一些带有文化特色的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目的语文化中的语言，减弱了原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使原文中的细节文化有所流失。因此，笔者将挑选出译文中使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内容，举例分析汉译本《追风筝的人》中对归化异化策略的使用。
（二）汉译本中对归化翻译策略的使用
李继宏的汉译本中多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这也是其译本受欢迎的原因所在。译本读起来流畅易懂，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语言习惯和沟通方式，迎合了目的语文化市场，受到了目的语读者的青睐。与此同时，细细观察也发现译文中一些归化策略的使用影响了源语言文化的传播，忽略了其文化特殊性，使原作者宣传本国文化的目的有所缺失。以下将对译文中使用归化策略的两种情况分别举例说明。
1.经典中文语录和成语
在译文中，李继宏采用归化译法，使用了目标语文化中的经典语录、成语和古语，生动准确地传递了原作之意，增添了译作的亲和力和文学感染力。
例1：Nothing wrong with cowardice as long as it comes with prudence.
译文：只要三思而后行，懦弱并没有错。
译者将“it comes with prudence”译为“三思而后行”。此译句出自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论语》，是一部记载了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语录。“三思而后行”也是《论语》中有代表性的一句，在国内早以耳熟能详。译者采用归化策略，使用这则论语进行翻译，既符合小说中说话者阿米尔身为作家的身份，同时也将目标语文化融入译作，使译文更有亲和力，从而吸引读者。
例2：“Collateral damage，” Rahim Khan said.
译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拉辛汗说。
“Collateral damage”本意为“附带伤害”，译者联系上下文语境将其译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一中国古典成语。译者通过归化的手段巧妙结合了上下文内容，精准表达了说话人的语意，是点睛一笔。同时，这一成语的应用与说话者拉辛汗这一上流社会人物的学识和身份相匹配，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所帮助。
例3：If thou art indeed my father， then hast thou stained thy sword in the life-blood of thy son.
译文：若汝果为吾父，血刃亲子。
此句是书中提到的一本10世纪的史诗《列王纪》中的一句，从词汇和语法上也可看出是古英语。译者采用了归化的手段，将其用目的语中的古文译出，使其在译文中的功能和产生的效果与原句在原作品中的效果一致。《列王纪》是作者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伏笔，目的在于向读者传达阿富汗人民英勇的民族精神。然而在目标语文化中，古文也具有很高的文化地位，读起来使人产生敬畏感，译者的翻译方式在目的语文化中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2.阿富汗语和穆斯林宗教Z言
译者对原作品中的一些阿富汗语词汇、穆斯林宗教语言采用了归化策略，导致源语言文化中的一些细节文化有所流失，阻碍了其文化的宣传，对原作有所“不忠”，同时也影响了读者对原作品文化风韵的感受。
例1：“Buzkashi was， and still is，Afghanistan’s national passion. Chapandaz， a highly skilled horse-man usually patronized by rich aficionados...”
译文：比武竞赛至今仍是阿富汗举国热爱的赛事，技艺精熟的骑士通常会得到大亨的赞助……
“Buzkashi”是阿富汗一种古老的全国性运动，叫做“马背叼羊”，是阿富汗人民最喜欢的民间体育项目，也是阿富汗“国赛”。参赛的队伍骑马争夺一只被宰割后的无头羊，抢到羊躯体的人以最快速度将羊扔入得分圈中，扔入圈中次数最多方为获胜方。译者在译文中将其译成“比武竞赛”。“Chapandaz”是参加“马背叼羊”运动的选手特定名称，来自于单词chapan，是中亚人穿的一种传统的宽大外衣。译者将其译为“骑士”。可见这项运动对阿富汗的意义重大，归化译法却直接忽略了其文化特征，没有像目的语读者传递这一信息，阻碍了文化间的交际。
例2：They sat in the laps of their burqa-clad mothers alongside gutters at busy street corners and chanted “Bakbshesh， Bakbshesh！”
译文：妇女裹着长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
“Bakhshesh”是穆斯林做错事情或者正在承受苦难时祈求得到真主宽容的用语。译者则使用归化的翻译手段将其译成“行行好”。此处虽符合译文语境，却带有浓重的目标语文化元素。原作品中讲述地是有信仰的妇女们由于战争原因，希望得到真主的庇护。译文却塑造了一个因生活穷苦而苟活的妇女形象，本土化了这一极具阿拉伯文化的词语。
例3：“Salaam alaykum，” Hassan said uncertainly.
译文：“你好”。哈桑惴惴说。
“Salaam alaykum”是穆斯林宗教语言，是一种见面的问候语，意思是“愿赐你平安”，而译者在译出语中将其译为“你好”。虽然分别是两区域文化中的问候方式，却明显削弱了源语言文化中的宗教元素，与小说的整体文化基调不符。
例4：“Mashallah，God has granted you a special talent.”
译文：我的天，真主赋予你独特的天分。
“Mashallah”在伊斯兰教中是一个语气词，用来赞美事物和表达对他人的尊重。译者将其译为“我的天”，语气上虽然达到了强烈的赞美之意，但与伊斯兰文化不符。穆斯林相信天神，但不会使用“天”这类词语进行表达，这样的归化会使读者对其文化产生误区。
根据以上两方面例句可看出，归化理论的根本作用是拉近读者和推开原作者。李继宏在整体上达到了使用归化策略的目的，为作品赢得了大量读者。不过还是有一些文化交际上的词汇处理不妥，影响了原作品中文化元素的传递。
（三）汉译本中对异化翻译策略的使用
译者在译文中也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通过使用源语言词汇的音译保留了源语言文化在娱乐、日常生活和民族历史领域的特色。虽然会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制造一些小小的障碍，但忠实于原作，也使译作仍具有源语言文化的韵味，展现出对作者和其文化的尊重。
例1：Hassan and I sat under the Kursi and played panjpar as windrattled tree branches tapped on the window.
g文：哈桑和我坐在暖炉桌前玩一种叫做潘吉帕的扑克游戏，寒风吹着树枝，打在窗户上嗒嗒作响。
“panjpar”是阿富汗特有的一种扑克游戏，原作者在小说中提到多次，是阿富汗人民日常生活中常做的娱乐项目，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译者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将其译为“潘吉帕”，以展现其在阿富汗文化中的特殊性。
例2：“Amir and Hassan， the sultans of Kabul”.
译文：“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
“sultans”最早是阿拉伯一个抽象名词，意思是“力量”和“权利”。后来演变成为一些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称号，译者将其音译为“苏丹”。在语境中，两位主人公幼年时壮志雄心，渴望成为民族统领，也体现出“苏丹”在阿富汗文化中是勇气的象征，具有崇高的地位。译者采取异化保留了其特殊文化含义。
例3：Now he is beautiful again， like a Lollywood movie star.
译文：现在他又是那么英俊了，像个罗丽坞的电影明星。
“Lollywood”是巴基斯坦电影产业的大本营，位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出品的电影多以女子落难和善恶分明的情节为主。由此可看出，“罗丽坞”对于当时的阿富汗人民而言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好莱坞，是他们艺术生活领域的重要代表。译者使用归化策略处理，达到了源语文化的宣传目的。
可见，异化翻译策略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地位。译者在译作中使用异化策略的程度决定着原作品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成功的异化翻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融入目的语文化中，这样的例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断涌现。因此越来越多的作家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界介绍祖国的文化，想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译者把握对异化翻译策略的使用。
四、总结
每个国家和区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翻译不只是语言上的转换，更是文化间的传递。翻译过程中也必然要经历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过渡。在这样的情况下，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根据对《追风筝的人》汉译本解读可看出，归化翻译策略的意义在于减少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他国文化时的障碍和模糊点，但会产生掩盖源语言文化的副作用。异化翻译策略则着重服务于源语言文化的保留，却会影响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程度。李继宏的译本虽然在处理一些异国文化词汇时损失了其文化风采，但从整体来看，还是深得国内读者的认可和喜爱。因此，译者在翻译异国文化色彩浓重的文学作品时，要明确自己的目的，分清源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次关系，在保证其中一方精准表达的同时最大化地照顾另一方的利益。归化用来维护目的语读者的利益，异化用来维护源语言文化的利益，权衡好双方的利益，才能最终得出好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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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在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佛经译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应当成为翻译研究的内容之一，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千年译经运动中出现的译场制度对后世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
一、佛经译场对合作翻译形式的影响
公元383——385年，前秦苻坚开始组织译场，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翻译佛经。这样，佛经翻译就由私译转入了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了合作翻译。在前一阶段，译一部经，只有口授、传言、笔受三人，有时口授又兼传言，这样两人也可以译经。赵政和释道安主持苻坚译场时，不但增加了人员，而且有了较细的分工。译经程序方面增加了记录梵文、证义和校对三道手续，而且同一道手续有时又由几个人参加。到姚秦时，鸠摩罗什主持译场，参加的人数就更多了。唐代玄奘所主持的译场，与前一阶段的译场相比，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宋高僧传》记载了唐代的译场制度，说翻译的职司多至十一种：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和监护大使。其中“润文”、“证义”等职又往往由多人分担。唐代以后的译场虽然还有发展与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超越玄奘所主持的译场。译场实行合作翻译的形式，使得翻译过程有了科学分工和多道工序，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这种合作翻译形式在后来的翻译活动中也被广泛应用。
明清两代的科技翻译，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中外译者合作的翻译形式。明末，参与翻译的除了以徐光启和李之藻为代表的本土学者外．还有先后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徐、李二氏为富国强民，毕生致力于引进西学，翻译西书，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他们不精通西文，或由外国人口译，他们笔述；或西士笔译，他们润色；或共事合作。1606何原本》(前6卷)，使西方几何学开始在我国系统传行，成为我国科学技术翻译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拉开了我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的序幕。徐光启结识了利玛窦和熊三拔等人后，还先后与他们合译了《泰西水法》(6卷)、《测量法义》、《简平仪说》等。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著作有《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11卷)；与葡萄牙人傅泛际合译的有《寰有铨》、《名理探》(原书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前10卷)等，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和医学等十几个自然科学学科领域。清初，康熙帝笃信西学，倡导西译，编纂西籍，整个康熙年问翻译和出版了大量西欧科学书籍，其西学东渐之势不亚于明末时期。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皆为外国传教士，如比利时人南怀仁和日尔曼人汤若望等。翻译形式同样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明末清初的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自清雍正帝1724年禁教并驱逐西方传教士之后嘎然而止。1848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东来，中断了一个多世纪的科技翻译才得以继续，并逐渐形成我国科技翻译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的本土翻译家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为代表，外来译者有艾约瑟、傅兰雅、伟列亚力等。李善兰与伟列亚力合作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后9卷、英国数学家里棣么甘《代数学》13卷、美国数学家罗密士《代微积拾级》18卷，使西方近代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第一次传人我国；又与艾约瑟合作，翻译了《重学》2O卷，第一次将牛顿三大定律等近代物理学介绍到中国。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了《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决疑数学》、《合数术》等10余种，将包括概率论在内的许多新的数学分支’理论第一次译介到中国；与金揩理合译《测候丛谈》、《御风要求》；与麦考温合译《地学浅释》、《金石识别》等。徐寿与傅兰雅合译西书多卷，代表作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70、80年代西方化学科学成就，并合作首创了一套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对于当时的译书方法有所叙述：“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91．J精”。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中外译者合译西书，传播西方科学的忠实记载。
合作翻译的形式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也有重要影响，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纾的翻译。林纾自己不懂外文，却在近3O年的时间内，与别人合作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80余种，属小说者有163种，囊括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等11个国家的98位作家的作品，所译字数达12o0万，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罕有的，就是在世界上"dz是少见的。林纾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的世界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雨果，美国的斯托夫人、华盛顿·欧文，俄国的托尔斯泰，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以及许多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黑奴吁天录》(19O1)、《伊索寓言》(19o3)、《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1905)、《鲁滨逊漂流记》(1906)、《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1906)、《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19o8)等，从而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和艺术天地，对于近现代小说创作和翻译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贡献。
林纾在1913年的《荒唐言》的《跋》里写道：“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而译，此海内所知”。因此，谈到林纾的翻译时，不能不提与他合作的口译者。据目前所知，口译者有19人之多，主要的有王寿昌、魏易和陈家麟。王寿昌是林纾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口述者。《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林纾的翻译热情，使他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说王寿昌是林纾走上翻译道路的引导者。虽然他与林纾合译的作品不多，但在林纾的翻译活动中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魏易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30余部，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剑底鸳鸯》、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哈葛德的《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陈家麟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50余部，主要是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总之，在评价林纾的翻译成就时，这些口译者的功劳不可抹杀。
二、佛经译场对翻译理论建设的影响
译场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僧人和翻译家进行佛经翻译。他们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译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译论列举如下：
支谦的《法句经序》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迄今所见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文中对维祗难和竺将炎翻译的《县钵经》作出了理论评价，并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文中出现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所以有人认为支谦是直译论者。但细读原文，可以发现维祗难与座中众译人“好质”，主张直译，而支谦“好文”，主张意译。因此，这篇序其实记载了千数百年前“文”、“质”两派的一场论争。同时，文中多次提到“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观点，实质上就是“求真”、“求信”；文中“其传经者，当令众晓”，“今传胡义，实宜径达”的观点，已明确提出译文要“晓畅”、“顺达”；文中还提到“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之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可见，“雅”作为佛经翻译的一种标准，当时已经被人们所认同。文中关于翻译的“信、达、雅”的思想已初见端倪，它为严复最后形成并正式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我国译论之一脉相承，亦可见此序在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意义”。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如《道行经序》、《革卑婆沙序》、《人本欲生经序》、《大十二门经序》、《比丘大戒序》、《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等。最著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钱钟书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因为“五失本”列举了五种违失原作本来面目的情况，甚至把将胡语倒序改从汉语顺序也视为“失本”，所以多数研究者推论道安主张“直译”。至于道安时代的译文确实具有直译风格，甚至可以说是生硬。这主要是因为译经初期，梵僧不晓汉语，华僧则不谙梵文与佛义，翻译时生怕毁损佛义，所以只好“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事实上，道安的“五失本”揭示了梵、汉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行文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失本”，即译者的变通，是为了使译文符合汉文规范。
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以得补失”，这反映了翻译的辨证法思想。可以说，“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不失本便不成翻译。道安的“三不易”则提出了翻译的主客观两大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由译者本人的学问与道德修养不足造成的主观困难。总之，道安尝试对梵、汉两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对翻译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规律性总结，以便摆出问题，为后继者指出努力的方向。
鸠摩罗什是佛经翻译意译派的代表人物。《高僧传》卷六《僧睿传》里有一段关于鸠摩罗什校译《法华经》的故事，是中国翻译史上一则公认的译例，是论证直译与意译思想的典范。同时，罗什在中国译论史上还留下一个妙喻，即把翻译比喻为“嚼饭与人”。梁启超曾经认为这个比喻反映罗什持有“翻译不可能”的观点，事实上，罗什仅仅是从反面设论，指出不理想的翻译的坏效果而已，但这个比喻再次说明在译文中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非常重要。罗什认为以前的译文过于质直，虽得原文大意而失文体之美。他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因此，他的译本不仅信达兼备，而且文辞优美。他所译的《维摩洁》和《法华经》不仅在佛学界，而且在文学界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
道安的弟子慧远有感于佛经开译以来“过文”与“过质”两种译风各自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厥中”之论。他在为僧伽提婆翻译的《三法度》写的序中以“文过其意”批评“文”派一味意译之失，以“理胜其辞”指出“质”派胶于直译之缺。他指出应该“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两种翻译；b-法互相参考，并研究两种语言的基本规律，最后以一种适中的方法完成翻译。后来，他在《大智论钞序》中又表达了相似的见解。他提出“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即“质”、“文”两种译法都要掌握一定尺寸，各有所归，各有所用。梁启超指出：“此全属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至此，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才暂告一个段落。
彦琮的翻译思想不是通过译经序言，而主要是通过《辨正论》反映出来的。他在文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即宁可质朴，也要把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巧而有悖原义，表明他坚持忠实第一，倾向于直译。《辨正论》在中国古代译论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八备”、“十条”说，使得研究视角从译文转移到译者身上。“八备”、“十条”说从学问和道德修养两大方面对译者提出了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可以说为道安的“三不易”续上了一个治本的对策。玄奘精熟梵、汉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译经的质量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一派。玄奘留给后人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五不翻”原则，即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也就是只进行音译，将原文语词照搬过来，待讲经时再全面讲解，层层展释。“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尤其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上述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还有许多贤哲也发表过十分精辟的翻译观点。这些从译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译论涉及翻译的各个方面，虽然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议论，但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系统性，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
三、佛经译场对翻译人才培养的影响
中国最早培养翻译人才的记录，是在玄奘主持译场时期，这些翻译人才在以后的译经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宋高僧传》记载，嘉尚随玄奘在玉华宫译场翻译《大般若经》，充当证义、缀文之职，才能杰出，后来在后武时期又与薄尘、灵辩等人参与译场32作，充当证义，“功绩愈繁”。玄奘的高足法宝，在参加义净译场时，充当证义，“颇露头角，莫之与京”。玄奘的弟子新罗僧人圆测，在高宗末年和武后初年，又人译经馆，充任义解、证义，“众皆推挹”。
宋代，太祖赵匡胤有志于译经，并建造译经院，请印僧天息灾、施护和法天主持译经，从而开始了宋代官译佛经。后来，天息灾向朝廷上书说，历朝译经，多靠梵僧，而天竺离此遥远，如无梵僧东来，势必使译经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为此请求在京城内选儿童50人学习梵语，好培养出翻译人才来。太宗同意，从500个儿童中挑选出1O人受业。因此，译经院也更名为传法院。
元代培养译员，设有专门学校，如京师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分别教授蒙古语和波斯语。其毕业生经翰林院“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即委以译史或学官之职。
明代，中国与邻邦外蕃和海外各国交往十分频繁，而口笔译人员奇缺，因此不得不设立专门学校——四夷馆，来培养翻译人才。四夷馆原为八馆，后又增添两馆，教授蒙古、西藏、印度、缅甸、暹罗等国家的语言。毕业的学生分发各部，充当译员，凡外国人与中国官员书信往来，谈话交际，都有他们翻译。四夷馆的设立极大地满足了当n-．i’#b~x翻译的需要。
关键词：传教士；西学；逻辑；输入
晚明时代，生产技术与自然科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在东南沿海一带稀疏萌芽。反映在社会历史领域，商品经济初现端倪，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些思想家、科学家逐渐跳出王学末流与佛教末流的空疏学风，转而主张并注重“实学”“实行”的经世思潮。而在世界范围内，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地理大发现，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交往成为可能，西方的冒险家开始踏上东方这片童话般的乐土，紧随其后的是传教士，他们要把心中的“天学”播种到“智慧之源”的中国。于是，东西两大古老的文明系统第一次发生剧烈的碰撞。随着基督教的东进，西方的逻辑学也挺进中国这块古老的文化土壤。徐光启发端于前，翻译《几何原本》，第一次把一种全新的演绎方法介绍给中国知识界；李之藻紧承其后，穷数年之精力，与西方传教士傅泛际合作，把反映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名理探》翻译成中文，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西方逻辑的学术著作。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当时的上海县，是手工业较为发达，商品经济相当繁荣的地区。受社会经济环境的熏陶，徐光启的父母明显具有市民思想意识，这对徐光启的思想有着很大影响。然而，封建科举制度犹如一张无形的巨网，年轻的徐光启依然走着一条读书求仕的道路。明万历九年，十九岁的徐光启中秀才，可是，其后的举人、进士之途却耗费了他二十三年的时光，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14年），他才列名进士之中。艰难的求仕路途，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像范进一样贪恋科举功名的书呆子，反而使徐光启大脑中本已潜藏的经世思想凸现出来。据《农政全书·张溥原序》记载：“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天人旨趣。”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徐光启受聘赴广东韶州任教。在那里，他曾见到意大利籍传教士郭居静（原名Lazarus cattaneo，公元1594年来华），这是徐光启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接触。1601年，他又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并在1603年由罗如望（原名Joɑo de Rocha，葡萄牙人，1594年来华）主持受洗加入基督教会。与传教士接触，使徐光启眼界大开，他加入教会，主要的动因就是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吸引。他在《泰西水法序》中说：“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i]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秋 ，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古代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第二年春译出前六卷并刊刻出版。这是西方数学著作首次被译为中文。《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总结前人的成果，于公元前三世纪编纂而成的。这部数学名著，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总结整理成为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
徐光启选择翻译《几何原本》绝非偶然，他是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科学家，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挑选这部西方古代数学名著，“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ii]他又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定其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iii]这是对《几何原本》的极高评价。他还说：“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正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矿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练丝染缕，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也。”[iv]在这里，徐光启生动形象地说出了翻译《几何原本》的目的。
与徐光启热衷于译介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同，传教士们对西方科技的翻译是很有选择的。对于传教士们来说，“科学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的目的自然是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这种新科学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传教士们来说，重要的是它发源于基督教国家。这里有个暗含的逻辑，就是只有基督教才能够发展出这样的科学。因此，每一次正确的交食预报都被用来间接证明基督教神学是唯一的真理。”[v]利玛窦等传教士并非传播文化的使者，而是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虔诚的教徒，译介西方科技只不过是作为叩开中国大门的手段，传教才是其真正的使命。所以，当《几何原本》译好前六卷之后，“徐保禄（即徐光启）还要继续欧氏的其余部分，但利玛窦神父认为就适合他们的目的而言有这六卷就已经足够了”[vi]。再如，当徐光启再三要要求向熊三拔学习水利知识时，熊三拔“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故有怍色也”[vii]
对于徐光启来说，译介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决不仅仅只有《几何原本》，但是，就逻辑史的意义来说，《几何原本》的意义却非常重大。它虽然是数学著作，却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整理为一个完备的体系。它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曾被许多学者看成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说，《几何原本》对于近代科学而言，其重要意义不仅是在数学方面，在逻辑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viii]它从这些基本的公理、公设出发，再给出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定理，这种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中国古代是从未有过的。徐光启以“不用为用，众用所基”[ix]来说明它作为一门基础科学理论的本质。徐光启对《几何原本》极其推崇，指出“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所谓的“欲驳之不可得”，即说明了它的严密的逻辑性。徐光启还把《几何原本》的原理运用到实际研究中，他的《测量法义》等就是其产物。他在《题测量法义》中说：“法而系之仪也，自岁丁未始也，曷待乎？于时《几何原本》之六卷始卒业矣，至是而后能传其义也。”他还比较中西古代数学著作的区别，“是法也，与《周髀》、《九章》之勾股测量异乎？不异也。不异，何贵焉？亦贵其义也。”这里的“义”就是指《几何原本》的公理、公设及命题推演的严密逻辑体系。在他看来，我国古代数学缺乏这种逻辑推理系统，“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x]
虽然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它与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方法相去甚远，很不容易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接受。它的方法意义在近代才得到重视。
如果说徐光启译介西方演绎推理是译介西方科学的附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介绍西方逻辑学，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李之藻（1565－1630年）字振之，又字我存，浙江仁和人。明万历年间举人、进士。先后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福建学政、北京光禄寺少卿、修历等职。晚年曾退居杭州专事著译。1630年病逝于北京。与徐光启一样，李之藻也是晚明相当重要的科学家。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北京，李之藻与他交往密切。利玛窦对李之藻称赞有加，他曾说：“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这个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的术语而介绍《寰有诠》和《名理探》的译者，感到“彼中先圣后圣所论天地万物之理，探源穷委，步步推明，由有形入无形，由因性达超性，大抵有惑必开，无微不破”，“盖千古以来所未有者”。[xi]对西方科学称赞不已。驱使李之藻去追求西学的，首先也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科学的热情。李之藻自己明白地表示过他对科学的愿望：“秘义巧术，乃得之乎数万里外来宾之使。……夫经纬淹通，代固不乏玄樵；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无负霄壤，则实学更有自在；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xii]他倾慕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大量地介绍给中国人。从1613年至1631年中国出版的50余种西方译著大多经过李之藻之手，或作序或同译，或润色，涉及天文、数学、哲学等多门学科。《名理探》是他的最后一部译著。1623年与葡萄牙籍传教士傅泛际（P.franciscus Furtado，1621年来华）合作翻译，历经数年，由傅泛际译义，李之藻达辞。
那么，李之藻为什么会耗费五年精力，选择翻译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没有任何渊源的《名理探》呢？嵇文甫曾指出：“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读书为著名。然而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在不读书的环境中，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学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动，而不知晚明学者已经为清儒做了些准备工作，而向新时代逐步推移了。”[xiii]李之藻就是那些读书人中的一个。他尖锐地指出明末读书的弊端：“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奓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问胜己四也。”[xiv]他之所以要翻译《名理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矫正明末那种空疏的学术气氛。李天经在序《名理探》时说：“世乃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xv]显然，李之藻厌恶晚明王学末流“汗漫空疏”的学风，而推崇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之说。在他看来，程朱理学包含着“实学”“实行”的精神，但被王学末流所淹没。西方的科学和逻辑有助于恢复程朱理学的“实学”“实行”的精神。他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xvi]因此，他把西方亚氏逻辑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大原本”相为比附，希望能达到“息异喙，定一真”[xvii]的目的。李天经说得更为明显：“有些书，则曩之窒者通，疑者信，宁为《名理探》而已耶？”又说“三论明――概念、判断、推理――而名理探出，即吾儒穷理尽性之学。”李次彬更忘为比附地说：“研究理道，吾儒本然，……寖假而承身毒之唾，拾柱下之沈，以奸吾儒之正。……惟德曩侍先大夫，日听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其旨以尽性至命为归，其功则本于穷理格致。”[xviii]
西方传教士选择翻译《名理探》的目的显然有别于李之藻，传教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当时的欧洲，以培根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已经认识到旧的逻辑学的不足与危害，从而在逻辑领域展开一场革命。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并进行批判；他尤其反对经院哲学家滥用三段论，使逻辑学变得贫乏而烦琐。培根提倡归纳逻辑，并且为了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划清界限，从而把他的逻辑学著作称为《新工具》，以示区别。但是，传教士们没有也不可能译介这些反映逻辑学新发展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与教条不符。《名理探》是十七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的逻辑学讲义，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结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宗教神学辩护而写成的，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十三世纪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东方回到西方。经院哲学家就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为工具，主要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的“范畴篇”、“解释篇”从概念到概念，用抽象概念的定义、区分、排列和组合的方法，特别是用三段式的演绎法，来为基督教教条和教义作辩解，并使这些教条和教义系统化。显然，《名理探》的翻译有利于传教。
《名理探》1611年在德国印行。全书二十五篇，我们所见到的中译本只是前十篇。在《名理探》中，李之藻首先对“名理探”作简要的说明：“名理之论，凡属两可者，西云第亚勒第加。凡属明确，不得不然者，西云络日伽。穷理者，兼用此名，以称推论之总艺云。依此称络日伽为名理探。即循所以明，推而通诸未明之辩也。”[xix]“络日伽”是逻辑学的音译，“名理探”即逻辑学，就是“循所以明，推而通诸未明之辩也”。接着，李之藻又进一步把“名理探”分为“性成之名理探”和“学成之名理探”。“ 性成之名理探，乃不学而自有之推论”；“ 学成之名理探，乃待学而后成之推论”。逻辑学主要探讨“待学而后成之推论”。对于逻辑学的重要作用，李之藻多次强调：“学之真，由其论之确，而其推论规则，皆名理探所设也。赖有此具，以得贯通诸学，实信其确，真实从此开焉。”“名理乃人所赖以通贯众学之具，故须先熟此学。”“无其具，犹可得其为，然而用其具，更易于得其为，是为便于有之须。如欲行路，虽走亦可，然而得车马，则更易也。”[xx]“名理探”是一门工具科学。
对于逻辑学的研究范围，李之藻也作了详细的介绍：“正论云：明辩之规式，是名理探所向之全界也。所谓明辨，由吾所以明，推通吾所未明。曰解释，月剖析，曰推论，三者是也。原夫凡物，皆有可知者三：一其内之义理，二其全中之各分，三其所函诸有之情。解释者，宣畅其义理；剖析者，开剖其各分；推论者，推辩其情与其诸依赖者也。是名理探之全界也。”[xxi]在李之藻看来，形式逻辑的全部研究范围就是有关演绎的法规和形式。他还说：“名理探三门，论明悟之首用、次用、三用。非先发直通，不能得断通；非先发断通，不能得推通。三者相因，故三门相须为用，自有相先之序。”[xxii] 这里所谓的“直通”就是指概念，断通即指判断，推通即推理。
名理探主要探讨的内容是“五公”“十伦”。
“五公”，又名“五称”，指宗、类、殊、独、依。它是按照公元四世纪的薄斐略（Porphyry of Tyre）的烦琐分析得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概念的属种关系和它的所有特性。“五公”的排列顺序是不能随意变化的，《名理探》说：“物理者，物有性情先后，宗也，殊也，类也，所以成其性者，因在先；独也，依也，所以具其情者，因在后。”[xxiii]下面的表格对五公内容可作一个初步概括：
英 文
Five Concepts
Genus
Specise
Differentia
Proprium
Accidens
李之藻
译 名
五 公
宗
类
殊
独
依
严 复
译 名
五 旌
类
别
差
撰
寓
今 译
五类概念
类
种
种差
固有属性
偶有行
偶有属性
举 例
动物
人
能推理的
能笑的
黄的
为了便于理解，《名理探》举例说明：“生觉为宗，人性为类，推理为殊，能笑为独，黑白为依。”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宗与类的关系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属概念与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宗是同一类事物的最大属性，而且是相对的，比如“生觉为人性之宗；人性为能笑之宗”。
“五公”又可分为两大类别，“宗”“类”“殊”为“本然之称”，“独”“依”为“依然之称”。“本然之称”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例如，“能推理的”即反映人的本质属性；“依然之称”反映事物的非本质属性，例如，“能笑的”就不为人所独有。
“十伦”是指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体势、何居、暂久、得有，它基本上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划分的。见下表
英 文
李之藻译名
严复译名
今 译
举 例
Ten Categories
十伦
十伦
十范畴
Substance
自立体
物、质
实体
人、马
Quantity
几何
数、量
数量
线、面、点、数
Relation
互视
伦、对 待、相 属
关系
两倍、大于
Quality
何似
德、品
性质
白的、热的
Activity
施作
感、施
主动
施手术、讲话
Passivity
承受
应、受
被动
接 受 手 术 、听 讲
State
体势
形、势、容
姿势
坐着、跑
Position
何居
位、方 所、界
地点
在 车 中、在 桥 上
Time
暂久
时、期、世
时间
昨 天 、未 来
Situation
得有
服、习、止
状态
穿了鞋 的、武装 的
关于“十伦”，还需作一些补充说明。其一，“自立体”又可分为“初体”和“次体”。“凡不能称底又不能在底，是之谓初体”，如某个人、那头牛。“次之自立体，乃是宗与类，是初者所属”[xxiv]，如人、牛。“次体”相当于“初体”的集合。其二，“几何”可分为“通合者”与“离析者”。“通合者”是指连续的数量，如线、面、立体、时间、地点。“离析者”指分离的数量，有数与语言两类。其三，“何似”有四类，即“习熟缘引”、“因性之能”、“动成动感”与“模也与相”。“ 习熟缘引”自习惯而生；“ 因性之能”是本有的能力，比如，竞走运动员的疾走；事物所具有的酸、甜、冷、热、红、白等性质是“ 动成动感”；“ 模也与相”指事物的形状。
《名理探》全书二十多万字，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只有三万五千字，由此可见经院哲学家的烦琐与累赘。由于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全书具有明显的神学色彩。如在论及明悟推通作用时所：“夫天神者，不假推通，不必察末而后知本，不必视固然而后知其所以然，用一纯道，无所不明。人则不然，必须由所已明，推所未明。”在论及“恒之暂久”时说：“恒者复分二类：一因性者，一超性者。超性者分二：一是神圣之见天主与夫荣福之光所加以神圣之明悟，以俾其得见天主者，及善人死际、蒙被之宠爱，三者所以在之久也。此皆神圣所借以就于天主者，故云永就。”[xxv]而李之藻对当时西方的了解非常有限，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作出选择与鉴别。《名理探》自1631年开始在中国印行，但是，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它所提倡的演绎逻辑不太容易为中国人接受；也由于它语言“艰深邃奥”，普通中国读者很难看懂；也由于它所宣扬的神学在当时的中国缺少文化土壤，它在中国的命运显得有点冷寂，二百多年里很少有人问津。在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以后，它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了解和重视。
不管怎样，《名理探》毕竟是继玄奘翻译印度因明以后异域逻辑输入中国的又一次尝试，也是西方逻辑学第一次系统地输入中国，它使中国人对西方逻辑学有了部分了解。“没有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中国学者就会推迟对西方逻辑学的接触和了解。”[xxvi]而且，它还创造了一些逻辑词汇，它的达辞方式对后来有着一定的影响。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时就受了李之藻的就受了李之藻的启发，我在上面的表格中已作了比较。因此，《名理探》在中国逻辑史上还是有其贡献的。
〖注释〗
1、7、徐光启《泰西水法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0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徐光启：《同文算指序》。同上，第265页。
3、4、《〈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第76页、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673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6、《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第517－51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8、9、《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58页。
10、徐光启《勾股义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73页。
11、李之藻译《寰有诠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9页。
12、《浑盖通宪图说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64页。
13、嵇文甫《晚明思想史》第144页、第14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4、许胥臣：《西学凡引》。《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93页。
15、《名理探》第3页，三联出版社1959年版。
16、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47页。
17、18、《名理探》第6页、第5页。
19、20、《名理探》第15页、第29页。
21、《名理探》第25页。
22、23、24、25、《名理探》第31页、第31页、第234页、第345页。
26、曹杰生：《略论的翻译及其影响》。《中国逻辑史研究》第293页，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关键词：翻译 目的论 中医病理术语
一、引言
随着中西医学界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医文献翻译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中医不同于西医，它有着内在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如何将中医文献翻译准确，使外国人明白和正确理解中医内容，这便是当今翻译界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的提出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为译者在中医资料翻译实践中提供了灵活翻译的理论指导。本文旨在从目的论的视角探究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
二、中医翻译现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越来越引起外国人的兴趣，因此中国众多学者试图将中医文献资料翻译成外语，以促进中外医学界的交流。然而，从目前情况看，中医翻译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中医术语的翻译。正如国家科技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中医委员会委员李照国所说：“中医翻译的核心问题至少在目前是名词术语的翻译。”[1]“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现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译语混乱、译语冗长、释义不明。”[2] 信手翻阅我国几部主要的汉译英中医词典，比较同一病理术语的译文，人们往往不难发现，中医病理术语翻译亦存在上述问题。
（一）译语混乱
最近三十年来，在我国中医界影响力较大的三部汉英中医词典，当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汉英中医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汉英双解中医辞典》以及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汉英中医词典》，三部汉译英中医词典出版的时间分别相隔10年左右。通过比较三部词典对同一术语的翻译，我们发现三个不同的版本。例如：
例1.虚火上炎
译文：（1）flaming-up of deficient fire[3]
（2）flaring up of fire of deficient type[4]
（3）the rise of insubstantial fire[5]
译文（2）的译法中有两个“of”结构使得译文生硬；译文（1）和译文（3）中“deficient fire”和“insubstantial fire”，前者指的是营养不够引起的虚火，后者则是指器官机能不全引起的虚火。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化中医病理术语翻译，这三种译法只会引起混乱。
（二）译语冗长
“译语冗长”是指译者在病理术语翻译中增加过多的冗余信息，造成术语的译文过长，不像术语。这种现象在中医病理术语中也比较常见，例如：
例1.肾虚不孕
译文：sterility due to nephropenia[3]
例2.气结腰痛
译文：osphyalgia caused by Qi stagnation[3]
以上这两个术语都是偏正结构，属于“前因后果”型，译者用介词短语 “due to/caused by”来表示因果，但此类带有介词短语的译文将术语最大的特点――言简意赅丧失殆尽，让读者觉得这完全不像一个术语。
（三）释义不明
“释义不明”是指 “中医中有些用语其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在中文特定的语境中实现了完满的结合，但若离开这一特定语境，其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便无法实现统一。有的译者不注意这一点，一味地搞对号入座，结果使译语无法再现原文信息”。[2]换句话说，释义不明是指有些译者在处理中医病理术语中“取象比类”，[1]常常望文生义，采取直译，不能将源语术语的实际含义传达给译语读者的现象。例如：
例1.滋水涵木
译文：providing water for the growth of the wood[3]
例2.金破不鸣
译文：broken metal cannot ring[3]
以上三个病理术语的译文会让外国读者有些不知所云。其实“滋水涵木”是指运用滋肾阴的方法达到养肝阴的目的，适用于治疗肾阴亏损引起的肝火；“金破不鸣”是指由于肺气损伤而致声音嘶哑，多见于晚期肺结核。
我国翻译学家刘宓庆指出：“只有科学的翻译理论才能揭示翻译中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从宏观上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指导性就在于减少事件的盲目性、因循性，而提高科学性、功效性。”[6] 中医翻译实践同样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与实践互动，是翻译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7]因此笔者认为完善中医药理论是中医药实践健康发展的前提，并认为翻译目的论在医学翻译中应受到重视，因而在下文中仅探析了目的论在中医病理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三、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对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具有指导意义，任何翻译都具有交际功能，中医病理术语翻译也不例外。目的论中“目的原则”可指导中医病理术语翻译活动围绕其翻译目的，即交际目的展开，进行直译、意译或者是二者中和。中医病理术语翻译的目的语，也即译文必须符合逻辑，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才能够让译文读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换句话说，译文必须语内连贯，这也就肯定了目的论中“连贯原则”的指导作用。对于拥有独特文化和理论内涵的中医病理术语而言，原文与译文的一致性，即语际间的连贯性对展现中医病理术语的魅力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忠实于原文的译文才能更好地完成其交际功能，而忠实性原则就这一点的实现具有指导意义。
四、目的论视角下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
针对中医病理术语汉译英中存在译语混乱、译语冗长、释义不明的问题，本文将就中医病理术语翻译在目的论指导下提出三个策略，即中医病理术语翻译标准化、简洁化和明确化。
（一）标准化
标准化是指在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活动中，制定和使用共同的翻译规则。
由前文可知，三本流行的中医翻译工具中术语存在不统一、较混乱的问题。而对中医药翻译而言，翻译中医译者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其翻译最终会具有交际功能，而翻译行为服务于目的，而目的则不仅成为翻译的标准，也成为翻译行为的动力。既然学术交流和推广中医是中医病理翻译的目的，而标准化中医病理术语翻译对于促进中医学术交流及对中医的推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根据“目的原则”，针对“译语混乱”这一现象，中医病理术语翻译标准化应在具体实践中尽快普及。经过分析，“虚火上炎”中“虚火”是由于精亏血少引起的，也即是更偏向于由营养不够引起的，因此该术语应被统一译为“flaming-up of deficient fire”才较为合理。
而在一些含有概念独特、含义丰富、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中医基础理论名词术语的翻译中人们不妨使用音译来标准化术语。 例如：
例1.中气
译文：center qi [9]
例2.肾阴阳两虚
译文：dual vacuity of yin and yang [9]
以上两例中“气、阴及阳”都被直接音译为“Qi、yin、yang”，且此音译是被国际友人所认可的且使用的，所以此类含有文化负载词的病理术语皆可将其中的文化负载词直接音译以达到方便交流的目的。
（二）简洁化
简洁化是指在进行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时，使用简洁译语，避免冗长现象的发生。
而中医翻译译文往往比较长，而这种冗长往往是由于翻译中增加了不必要的信息，换句话说，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并没有实现一致性，这不符合“忠实原则”，然而翻译的精髓在于达意，[5]根据目的论中“忠实原则”，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因此简化后的中医病理译文才更能实现达意这一翻译目的。在经过长期的比较研究后，中医翻译人员借鉴了西医语言的构词法来创造性地译出了一些外国人能看懂，又有中医特色的中医病理术语译文。
例1.肾虚
译文：the deficiency of the kidney [3]
上述译文是比较陈旧的译法，比较冗长，并不利于推广，即不利于翻译目的的实现，所以根据“目的原则”，利用构词法，“肾虚”可译为“nephropenia”，其中“nephro-”是肾的词根，而“-penia”就是“deficiency”的意思，此种译文才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此译文现已比较流行。如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5年6月第25卷第6期中就用到此译文。且以“nephro-”为词根的中医病理术语有“肾火偏亢”（hypernephropyria）、“肾水不足”（hyponephroaqua）及“肾阴虚”（hyponephroyin）等。
例2.伤寒
译文：EFD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5]
该译文中，仅用EFD就代表了“伤寒”一词，这在中医日益与国际接轨的今天，无疑将会被国际友人所接受。根据目的原则，具有强大交际功能的中医病理术语英译缩略词可有效地消除一部分中医病理术语“译语冗长”这一现象，因此可采用缩略词来起到简化译语的作用。
实现简洁化，可采取词素翻译、仿照法及缩略词。因此，前文中提及的“肾虚不孕”（sterility due to nephropenia）和“气结腰痛”（osphyalgia caused by Qi stagnation）可采用词素翻译，省略介词，省略后译语仿照西医中表因果的病理术语名词译法，将表原因的名词形容词化，且因前果后，正如西医中因果型病理名词“风湿热”（rheumatic fever）和“心病性气喘”（cardiac asthma）等一样，虽然也表因果但并未出现表因果的介词，因此省略后的译语应分别为“nephropenic sterility”和“Qi-stagnated osphyalgia”。
（三）明确化
明确化是指在中医病理术语翻译时，译文能明确地表达出原文含义，忠实于原文，且有一定意义。
而有些译者在处理需要一定语境的中医病理术语译语翻译时，常常只翻译表层语意，造成了“释义不明”的现象，例如：
例1.土不制水
译文：earth fails control water [3]
以上译文显然做到了与原文“一一对应”，但其实根本就词不达意，国人尚且无法理解，何况是外国人，也即译文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不能让译文读者理解，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没有意义，并未做到译文的语内连贯，这与目的论中的“连贯原则”相违背；同时这类译文并没有真正做到忠实于源语，未能达意，也就起不到交流目的，违背了翻译目的论中的“忠实原则”和“目的原则”。实际上“土不制水”中“土”是指肝，该术语是指肝宜调和畅达，不宜受抑郁。因此针对这类“取象比类”[2]型术语，翻译时要进行“深化”，即要对原文理解及表达得透彻、入理，而不是满足于对表层信息的转述。所以“土不制水”的译文按其原义应深化为 “fluid metabolism disorder due to hyposplenofunction”。改译后译文能更清楚地表达出原文的深层含义，忠实于源语，符合目的论中的“忠实原则”。
“明确化”可通过“深化”译文来实现。因此，前文中提及的“滋水涵木”（providing water for the growth of the wood）和“金破不鸣”（broken metal cannot ring）也应深化为“kidney-yin nourishing for liver-yin restoring”和“pulmopenic hoarseness”。改译后译文覆盖了原文全部信息，满足了交际需求，符合目的论中的“目的原则“。
五、结语
为克服目前中医病理术语翻译中译语混乱、译语冗长、释义不明的问题，本文在目的论指导下，提出了三个建议，即中医病理术语翻译应标准化、简洁化及明确化，以实现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目的，即推动中西医学界学术交流，将中医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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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美学理论；古典诗词；英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2-0057-02
一、翻译美学理论
中华文化与中国古典诗词翻译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古典诗词不仅是中化文学中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语言的不同，翻译便成了这种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
作为一门从美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学科，翻译美学与处于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每个人密切相关。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翻译美学”这个术语，并且认为“翻译绕不开美学”。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也都闪现着美学的光芒。清末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论”强调翻译要确知原文“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论”是一种基于真、善、美的翻译审美描写。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论。“三难”之说的特点在“雅”，“雅”显然属于美学范畴。严复所崇尚的“古雅”，完全是基于对当时审美接受论的考虑。除此之外，还有傅雷的“神似重于形似论”，这里的“神”指神韵、精神，是一种超出外在的精神气质。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翻译学而言，美学模式可以说是翻译学的最重要的模式，因为美学模式能最充分地反映汉语的本质特点和中华文化的本质特点。
二、古诗词之美
（一）语言美
从语言美学视角来看，汉字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符号，更是承载着意义的艺术符号，富含美的意味和情趣。中国古诗是语言最精炼、内涵最丰富的一种文学形式，积淀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在翻译美学看来，语言美是存在于语言中的一个审美信息结构，不仅可以意会而且可以言传。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对其进行解剖、分析，再逐步加以完善。从最基层看，语言美产生于优化的词语搭配。例如中国诗话史上的著名例子“春风又绿江南岸”，诗人王安石对“绿”、“到”、“过”、“满” 等字进行了仔细揣摩推敲，说明了他对用词的考究。细细地品读这首诗，我们就能悟出“绿”字的神韵，“绿”字既涵盖了“满”、“到”、“过”的意思，又突出了东风催春势不可挡的盎然生机。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绿杨烟外晓寒轻”两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赞说：“著一‘闹’字，境界全出。”的词《沁园春・长沙》里的句子：“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其中“击”字用得好，有出击、撞击、冲击、搏击等义，很有力度，写出了雄鹰搏击蓝天的气势，要是换作“飞”或“翔”，就索然无味了。“翔”字也用得好，这里用了“移词”格（本来用于甲事物的词，临时移用于乙事物），把本来用于形容鸟儿的“翔”，用来描写鱼。“鱼翔浅底，给读者展现出一幅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像小鸟在空中滑翔的画面。
（二）音韵美
语言中的韵具有音乐美和气质美两个方面。中国的诗论、文论历来都很重视韵。明代的文论家陆明雍在《诗镜总论》中说：“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运，无韵则局。”由此可见韵对汉语的重要性，它关系到语言的活力、品位、力量和效果。汉语的音美除了体现在高低、韵律、节奏上，还体现在声调上，汉语最富特色的是四声声调。中国的古典韵律诗就是以声调的平仄搭配组合为特色的，以近体诗七律为例：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白居易的七律《钱塘湖春行》：“乱花溅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杨柳阴里白沙堤。”这样悦耳的格律被誉为“流转如歌”，一点也不夸张。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用七对叠音开篇，其中五对属于低调齿龈音，齿音可以产生一种凄清、凄厉、凄惨的心理和情感效应，“戚戚”更具有一种入声低回调，与“哭泣”、“哽咽”谐音。强化的视听感性同时依托着诗人凄苦的情思意境，打造出了诗人失魂落魄的意象，令人万分怜惜。
（三）意象美
诗歌创作中的意象是中国诗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构成传统诗词的基本元素。朱光潜称：“每个诗的境界都必须有‘情趣’（feel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情趣’简称‘情’，‘意象’简称‘景’。”对于中国诗歌，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而言，意象就是诗歌的灵魂。比如王维的名篇《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描绘出秋日将晚时山间的景色，山雨初霁，万物一新，皓月当空，犹如世外桃源一般。诗人置身其中，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情景交融，以景传情。全诗无一字直言情，然而又显得字字言情。这种主客统一的鲜明而又朦胧的境界，产生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意象。还有杜牧的《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这首诗含蓄隽永的境界美，从情景交融的意象中渗透出来。
三、 如何译出古诗词之美
形神兼似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诗歌的翻译应当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兼顾内容与形式，做到形神兼似”，“最大限度地迁移或再现原诗的形式美、音韵美、节奏美、情感美、意境美和风格美”。但是译诗难，译古诗更难。在做不到形神兼似的前提下，就要力求传神，力求保持原诗词的意义和意境翻译。只要译出了神韵意境也就译出了诗。
（一）分析原诗词的风格特点
中国古诗词从《诗经》到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形式与风格多种多样，主旨丰富多彩。以唐诗为例，常见的主旨有歌颂祖国山河、抒发个人抱负、抨击社会现实等。不同的主旨就会有不同的风格，所用的意象及表达的意境也是不同的。以唐诗《春晓》为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首先来看这首诗的主旨，在一个春日的清晨，诗人通过捕捉一些诸如鸟啼、春雨、落花等春日典型的形象，来表达诗人对春天的喜爱以及对春光易逝的伤感之情。整首诗清丽婉转、节奏明快。前两句表达了喜春之情，后两句表达了惜春之忧。我们来看这首诗的译文：“This spring morning in bed I’m lying， Not awake till I hear birds crying. After on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ers！”该译文很好的体现了原诗的音韵和节奏，“lying， crying”、“showers， flowers”均为重音在前的双音节词，整首诗的节奏基本为“扬抑―扬抑―扬抑―扬抑”，循环往复，轻重音有规律的相互交替，听起来如行云流水般优美悦耳，具有很鲜明的节奏感。整个译文的风格和原诗的风格很契合。
（二）分析原诗词中修辞手法的应用
中国古诗词中有大量修辞手法的使用，只要译者能够准确把握作者在原诗词中运用了哪种修辞手法，如何实现情景交融下的物化和人化，就能成功将原诗词中的修辞手法所达到的效果再现于译文中。例如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中就有大量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她对拟人手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把对人的情感移用到物身上，活化了物，给人一种颇富人情味的印象。我们来看李清照词《蝶恋花》的上阕：“暖风晴雨初破冻，柳眼眉腮，已觉春心动。”在这首词中，作者“用美人的脸颊来比红梅，形象更加生动，又用美人的媚眼来比含苞欲放的柳枝吐出的嫩芽”，使早春那种春风乍起、万物复苏的景象跃然纸上，我们仿佛看到柳树抽出了嫩芽，梅花竞相开放，细长的柳叶似少女妩媚多情的眼睛，而娇嫩的梅花犹如少女的香腮。来看王椒升的译文：“Willow sprouts like a girl’s eyes， Plum blossoms rosy-cheeked： Already one feels the heart of spring stirring.”译文中使用了“like” 这一明喻的标志词，将柳枝像媚眼，红梅像脸颊分开翻译，并且贴切使用了“rosy”一词，既说少女脸颊的粉嫩又说梅花的颜色，栩栩如生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境美。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想翻译出古诗词的意境，就要对原诗词的风格特点以及其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加以分析。但是译诗难，译古诗更难。它对译者的个人能力和努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多品读古诗词，多实践练习，才能了解并掌握中西诗词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呈现出最佳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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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运用语言来表现事物、行为、感情、思想、观念、心理状态以及感官或超感官的经验。古典诗歌里有众多的意象，如果想要深入地体会作品的意境，那就离不开对意象的准确理解和把握。然而，由于语言习惯、历史背景、传统风俗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产生了英汉诗歌翻译中意象的差异。本文通过其差异的分析，以期借助于有效的理解与转化手段，促使诗歌经翻译后能在异种文化背景下保持完整的意象，从而保持诗歌的魅力和价值。
意象即意中之象，它是一种以词语为载体的修辞艺术的基本符号，是诗人情感意念与世间客观万物的融合体，是诗歌的骨肉、情感的载体。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每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无论作者或是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须有一幅画境或一场戏景。很新鲜生动地展现于眼前，使他神为之钩摄，若惊若喜。这里所说的“画境”就是意象的体现。因此，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诗歌是翻译中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而诗歌的神韵、意境在很大程度上有机地融化在诗人写诗时使用的意象之中，这是无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的。”诗歌意象翻译灵魂在于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然而，语言是不可能百分百的再现意象，译者在用另一种语言重构意象的同时，必然也是意象失落的过程，译者的任务就是要重构意象，在“失”与“得”中再次找到“意”与“象”的最佳契合点，使译诗意象尽量与原诗意象契合。一是要生动地再现原作的形象，二要在语言上多加锤炼。这是因为形象思维的外在表现是形象语言，形象语言能够诱发人的想象和联想，使所描述的事物在人脑中产生形象。
在中西诗歌的欣赏与尝试翻译过程中，诗歌意象翻译内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情感意象翻译。美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感觉到的‘恰好’的快感。”其中的情趣是人的思想情感，受外界事物的感发而生成，要表达出来，往往借助于各种意象。
气氛意象翻译。气氛指的是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绘体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诗歌中诗人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其翻译借以窥见诗人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意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
人的意象翻译。诗歌中的很多人物都是普通人，但艺术赋予了她们永恒的生命力。因此，人的意象翻译是诗歌翻译艺术的根本。
物的意象翻译。诗歌创作中，借物寓情，托物言志是作者最常有的表现手法。因此，物的意象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为常用的，东西方择物不尽相同，但都为表达情感，物的意象在翻译中扮演着重角色。
情感意象的翻译，从理论上讲，是诗人对客观物象的描述，即“情”与“象”的同时再现，只有这样，译文读者才能见“象”而感“情”，像原文读者一样获得相同的美的感受。但对于同一个文化意象，中国译者和英国译者分别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中国传统诗学翻译讲究意、象、言之间的辩证关系，意象只是表现情绪的手段。而英国意象派把注意力放在意象所引起的感觉上，用感觉和情绪把意象串起来，而不去探求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也不考察或阐发这种联系的社会意义。从而导致意象成了意象派诗歌的终极目标。而这一点，恰恰英汉诗歌翻译中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例如杜牧有首名诗《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该诗中诗人没有像一般文人那样悲秋伤时，诗歌最后一句的点睛之笔通过一片红色展现出秋天山林热烈蓬勃的景象，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喻示饱经风霜的人生晚年更灿烂。体现了豪爽向上的精神，有股英爽俊拔之气溢于笔端。但R.KotewellaN.Smith将“霜叶”译成了“frozenleaves”，即冻结的树叶，给人以寒冷的感觉，诗歌的美感死好没有体现? “redder than the flowers of early spring”比二月花更红?根式破坏了全诗的意境，因此原诗的寓意也不复存在。
诗歌翻译中，气氛意象的翻译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词的运用上。例如，在我国古典诗歌中，赋予了“南浦”某种离别的情境，而“风”、“月”“燕”、“笛”、“秋水”、“婵娟”、“梅”、“菊”等字词，它们也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而其独特的联想和情趣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例如诗句“烟花三月下扬州”之所以为千古佳句，在于诗人于“烟花三月”春光最美之时前往最繁华之地――扬州，其时其境，二者缺一便不能在读者心中唤起如此艳丽的联想。而英国诗人Ezra Pound的译句把“烟花”理解为“冒烟的花”，与诗人李白所要渲染的暮春浓艳景色的气氛意象明显产生差异。
客观物象是意象中的基本的要素，选择什么样的物象入诗，主体对物象取什么样的心态，或物象引发主体什么样的情感，可以因其异同透视诗人特有的文化心态与审美倾向，辨识意象艺术所蕴含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因此，诗歌中诗人的意象与自然意象的凝合，是古今诗歌意象最为突出的共性特征。诗人的意象通常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心里结构、价值观念、宗教习俗以及历史和地域的特征。有的意象被诗人反复使用，成为诗人个性色彩的象征，如屈原诗中的芳草美人，象征诗人的高尚品格；李白诗中的大鹏、黄河是诗人雄放不羁、伟大理想的象征。那么从一点看，诗人的意象通常都深刻烙印着传统的文化心理情结。然而，由于语言、文化、历史、审美等诸多差异原因，英汉在诗歌翻译中对诗人的意象的翻译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李白的《哭宣城善酿纪史》：“纪史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在诗中，诗人李白用了“黄泉”，“老春”，“夜台”等带有民族历史色彩的意象来突出对老人的深深悼念之情。但ArthurCooper在译文中将纪臾说成“酿酒的人”，未突出老人纪史，而且把“黄泉”译成“黄色的泉水”，是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老春”是一酒名，却被译作“老年的春天”，从而直接到知道了对诗人意象的曲解。
诗歌中所选用的意象只是诗人心灵的物态化，是诗人表达自己感觉或情绪的“客观对应物”。而中国古典诗歌素有“诗言志”之说，即诗人通过对外象即客观事物的描写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表面写景，实则写人。诗歌的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具艺术感染力。比如“梅”、“兰”、“竹”、“菊”，人们称做“四君子”，分别象征着清傲、高雅、谦虚和超然物外等特定含义。当诗人将它写入作品，融入自己的人格情调,它就成为象征的意象。而英国诗人在翻译时却尽量避免使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因为他们认为任何物的意象的过度使用，都会锈迹斑斑，带上抽象的意义。他们重视实际情感的直接处理，而非象征表达，从而导致了英汉诗歌翻译中物的意象翻译差异。
处理好诗歌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对译好一首诗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面临不同文化背景下诗歌翻译意象差异，译者应该在充分理解诗歌意象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基础上，尽力把握好古诗词中情感、气氛、人及物具体意象的处理与整体意境再现之间的关系，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的交际效果。
［关键词］客观主义翻译教学；建构主义翻译教学；融合途径
［中图分类号］H0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3-000-02
作者简介：臧红宝（1971－），男，河南汝南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文学硕士，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引言
自建构主义教学被引入中国以来，学者们一直以来进行激烈而卓有成效的探讨，同时建构主义用于指导翻译教学也初见成效。但很多学者在倡导新理论时，往往只强调其优点，而忽视其不足，对于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更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然而这种偏颇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警觉，翻译教学实践中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融合开始受到重视。本文拟分析两种教学理念的优劣，结合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实践，探讨两者融合的具体途径，以期使翻译教学质量得到提升。
二、客观主义翻译教学
客观主义（objectivism）应用到教学领域，产生了客观主义教学理念（邱婷、钟志贤，2007），该理念认为教学的作用是将关于客观世界可靠而稳定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使其获得相同的理解。客观主义教学偏重于教的方面，教师是知识标准的掌握者，处于主导（中心）地位。客观主义翻译教学强调教师的作用，学习环境主要由教师、学生和教材组成。教师以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传授关于翻译的知识和技巧，再通过练习加以巩固。在这种教学理念中，教师居于中心地位，重视知识传授和技巧讲解，而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学内容以翻译文学作品为主，非文学翻译所占比重较小。这与教材内容有关，“翻译教材的编写大都采用语言对比法，与之相伴的是一种传授知识的倾向”（谭业升，2001）。
客观主义翻译教学注重知识的传授，“有利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便于师生感情交流，并能充分利用情感因素在传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薄振杰、李和庆，2001）。但这种传统翻译教学模式“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语言间微观现象的转换技巧，轻语言宏观结构的把握和转化”（伍小君，2007）。因而往往使许多学生无法体会到翻译课的乐趣，无法树立学习信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学习翻译的积极性、主动性、合作性和创造性。
三、建构主义翻译教学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教学观是“在批判和发展传统教学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侯万春，2000）。作为认知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建构主义是与客观主义相反的方向。作为认识论，建构主义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和康德，作为学习理论则由瑞士皮亚杰（Jean Piaget）最早提出。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只能基于内部建构的基本认知原则，在一定的情景下，借助他人帮助和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知识。建构主义教学偏重于“学”，强调学习的建构性、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明确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则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在教学活动中发挥主导的作用”（张榕芳，1999）。
建构主义翻译教学强调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提倡基于项目的学习，重视翻译实践。作为教师，主要任务是为学生提供大量的翻译实践机会，提高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教学内容不以翻译文学作品为主，而是强调专业性和真实性，从而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评价学生则倡导过程性评价，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批判性思维且让学生从多角度完善认知结构，完成意义构建。
建构主义翻译教学强调学习的情境性、主动性、协作性和开放性，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容易带来负面影响：“过分重视直接经验而忽视间接经验，最终导致教师的翻译经验不能有效传递给学生，教学缺乏系统性、经济性”（薄振杰、李和庆，2001）。因而，在翻译教学中提倡引入构建主义的同时，不能完全抛弃客观主义，而是要取长补短、有机融合。
四、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翻译教学有机结合的途径分析
（一）注重模仿翻译训练
模仿翻译是客观与建构结合的手段之一。对于初学者来说，以优秀译文作为仿译对象，有助于构建一个标尺，树立一个目标。仿译相对简单且操作性强，可帮助学生少走弯路。在仿译中寻求规律，感悟翻译的思想与技巧。翻译教学课堂上，学生先通过讨论以认识到翻译中所用的技巧及其参考价值，然后在相似的情景中反复操练。
仿译的另一优点在于通过超越原译文以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以《三个桃核》为例，原文中亨利爵士退休之后终于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他种下三个桃核，结果长出三棵小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I had only three stones，and there you are，one，two，three shoots，” he counted。教材所给的参考译文是：“我当初只有三棵桃核，你瞧，一、二、三棵芽，”他数道（孙致礼，2011）。经过学生讨论后改译为：“我就种了三个桃核，你瞧，都发芽了，一、二、三，”他数道。改译之后，口语味更浓郁并准确地传达出亨利爵士的激动之情。
（二）拓宽翻译教学的内容
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偏重于实践应用。调查表明，非文学翻译占全球翻译活动的95%以上。文学翻译教学的普世性毋庸置疑，但忽视非文学翻译不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而英语专业翻译教材中文学翻译的比重却远大于实用文体，因此教学内容的改革势在必行。翻译教学要走出文学翻译的樊篱，拓宽题材和内容，增加实用文体的翻译。
将新闻英语翻译扩充到翻译教学内容中区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可选取学生感兴趣的热点新闻以拓宽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新闻的选取并非仅仅以“新”依据，而是要与教材进度相吻合。仍以“乔布斯去世”为例，原文：“Those of us who have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know and work with Steve have lost a dear friend and an inspiring mentor.”译文：“我们这些有幸与他相识并工作的人，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和鼓舞人心的导师！”其中的“a dear friend and an inspiring mentor”，学生们建议改译为成语“良师益友”。则与教学安排中“成语翻译”契合，因势利导，让学生对成语翻译有系统、全面和正确的认识。
除了新闻英语教学以外，其他非文学文体，如公文、科技和应用等文体的翻译都可以适当引入翻译教学。
（三）营造真实—高仿翻译环境
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情境化学习，把所学知识与真实任务情境结合起来，让学生合作解决情境性问题，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迁移和运用。客观主义教学强调发挥教师教的作用，强调高效率帮助学生获取知识。两者皆不可偏废，营造真实—高仿的翻译环境由此应运而生，即在教师的指导、安排下，尽可能让学生参与到真实或接近真实的翻译活动中来，学习的任务情境应与现实情境相同或类似，旨在帮助学生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笔者所在的学校每年要承担数次国家援外培训，如阿富汗教育研修班等，这为翻译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学生通过从事志愿者工作，与培训对象面对面接触、交流，进入培训现场聆听现场翻译以及以助手的方式协助现场翻译等。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建构者，在学习过程中将新旧知识联系起来，通过探索法和发现法去建构知识。
但有机会亲身参与的学生人数毕竟有限，因此录像、录音等技术手段能为其他更多的学生营造高仿的翻译教学环境。通过观摩素材、感受各类发音、模拟“参与”、讨论得失，学生在实践中翻译水平得以提高。
成立“网上翻译作坊”也是营造真实—高仿翻译环境的另一途径。作为一种“基于项目的学习”，网上翻译作坊以为外界提供免费服务为主，学生单独或合作处理各种翻译素材。网上翻译作坊首先强调在过程中学习，在真实的翻译实践环境中，培养学生电子资源搜寻和利用能力，强调市场对翻译教学的导向作用，强调学生在翻译过程中的社会化。学生学会利用翻译软件、搜索引擎及小组合作，将课本知识用于实践。通过教师的协作与引导，学生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在实践中提高翻译能力。
网上翻译作坊将两种教学理念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强调教学的系统性与经济性。教师引导学生结合所学理论进行定期总结、讨论，注重翻译规范，将两种主义融合并发挥出最大化的作用。
五、结语
基于两种教学理念的翻译教学观解读，有助于我们厘清长短。学习与借鉴新理论不应当作为否定与抛弃行之有效的传统理论的借口，在教学实践中对传统理论应采取扬弃的态度，以实现翻译教学的本质飞跃。两种理念融合的有效性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检验，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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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目的论；目的原则；连贯性法则；忠实性法则
一、目的论的形成
翻译目的论（ Skopos theory） 是由德国翻译理论家赖斯（Reiss） 和汉斯・弗美尔（Hans L.Vermeer） 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模式， 它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它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 赖斯在以“对等”为基础进行的翻译研究的同时， 也认识到有些等值是不可能实现的， 译者在翻译时“有时甚至不希望建立对等，因为有些译本要实现不同于源语文本的某一目的或某种功能。（范祥涛，刘全福，2002） ”所以， 她提倡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非对等原则。其后， 弗美尔以行动理论为基础， 以文本的目的（ Skopos） 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 翻译目的论。与传统“等值观”不同的是， 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 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 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 选择最佳处理方法。也就是，译者必须能够针对特定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策略（张锦兰，2004） 。
继威米尔之后，曼塔利和诺德对目的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前者重点研究了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后者则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翻译观，忠诚指的是译文必须与原作者的意图一致，关切的是译者对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忠诚。忠诚原则对某一原文的译文功能范围进行了限制，同时增加了译者与客户之间对翻译任务的协商，使目的论的激进功能主意倾向得到了纠正，进一步完善了目的论。
二、目的论的基本原则
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应遵循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
1）目的原则。是目的论的首要原则，该原则认为，整个翻译过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由翻译行为所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的。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见Vermeer 1989a：100）。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
例.You’ll notice how kind new Sanara is to your hair. See it. Feel it. Sanara’s naturally derived formulations bring out the shine and smoothness in your hair， leaving it manageable and healthy.
译文一 全新莎拉娜会让您感受到它对您秀发的呵护。它萃取天然的精华成份令丝质闪亮柔顺，健康容易梳理。
译文二 柔情四季，莎拉娜，呵护您的秀发，爱护您的健康。天然配方，令秀发光泽柔顺。情有独钟，莎拉娜。
上面的两个版本的译文都是对原文信息的正确翻译，但是在不同的翻译要求下，并不是哪个版本都是合适的翻译。当翻译要求向译者指明译文是要通过电视广告形式展现给观众时，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很明显译文一是不符合要求的，毕竟没有电视观众对这样没有新意的单纯的介绍感兴趣。但如果译文是要通过说明书的形式展现给观众的，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清楚详尽地了解莎拉娜洗发水的功能和优点。那么译文一就是比较合适的版本。目的论认为，对译文的评价， 首先应分析译者不得不遵循的翻译目的， 然后应该审视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是否有助于满足翻译的目的。不同的目的必然需要不同的翻译版本。
2）连贯性原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所谓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李，2004：140）
3）忠实性原则。指原文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而定。（同上）
但是在目的论中这三个原则并不是并列的关系。人们认为，篇际一致从属于篇内一致，篇际一致和篇内一致又都从属于目的原则（张美芳，王克非，2005：42）。如果目的法则要求原文与译文的功能不同，那么忠实法则不再适用；如果目的法则需要译文不通顺，即不符合语内连贯，连贯性法则就不适用。
三、目的论的优点及其局限性
作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目的论有以下优点（易俗，2007）：首先，目的论将翻译看作是一种带有特定目的的人类行为活动，而不是单纯的语言层面的转换问题，且对翻译行为过程进行了研究。其次，目的论突破了对等翻译论的框框，提出了以目的法则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在现实生活中，译者所遇到的翻译工作是多种多样的，单一的翻译标准并不能囊括一切，翻译标准多元化更具有可操作性且适用范围更广。第三，注重对翻译发起人、译文服务对象的考虑，指出了客户、委托人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强调了译者的抉择和译文读者的情况。第四，目的论将翻译的焦点由对原文的忠实再现转移到译文的创作，强调了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主动性与参与性，了原文的中心地位。最后，相对于传统的语言翻译理论重视翻译内部研究来说，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比较，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跨文化交际，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因此要让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有意义，能让接受者理解和认同，翻译时就不能只顾两种语言的差异，也得考虑政治、经济、宗教、历史等文化因素的异同。
但目的论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它偏重于译文功能的研究，为译文效果而进行有目的的“ 改写”，大大弱化了原文本的功能，有可能跌入“ 为翻译而翻译”的功用主义陷阱，偏离翻译研究应循的轨道。另外，因为翻译目的决定和影响整个翻译过程，有时会使译本内容与形式与原文文本相差过远，不利于译文读者了解异国文化。
四、结语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目的论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目的论作为一种解构主义的翻译视角，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宏观认知模式，对于我们克服纯粹的文本认知模式起到了积极的反拨作用。目的论既能描述解释翻译现象，又能指导翻译实践，其集描述性和规定性与一身的特点奠定了其在翻译理论界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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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俗. 浅谈翻译目的论[J].商业文化・科教纵横，2007 （7）.
[5]张锦兰. 目的论与翻译方法[J]. 中国科技翻译， 2004（1）.
关键词： 典籍 典籍英译 典籍英译理论 翻译学
引言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典籍英译更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促进我国文化走向世界，有益于解构西方某些发达国家试图借“全球化”推行的文化殖民主义策略，有益于真正实现多元共存互利的文化全球化目标。每位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义务为繁荣中华文化作贡献。
研究典籍英译是为了“繁荣科学研究，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这是第三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的会议宗旨，也是广大译界学者和典籍英译爱好者们不断追求的目标。选题原因旨在说明典籍英译理论在中国译学构建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更多的译界学者对其给予足够重视。
构建翻译学离不开对翻译理论的构建和完善，同样典籍英译研究的主要部分是典籍英译理论。“译者，尤其是优秀的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时，大都有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并且还有其独特的追求目标”（谢天振，1992：30）。这些翻译原则逐渐完善丰满，从而形成翻译理论。例如，许渊冲在进行大量翻译实践的同时，无时不刻不在思考、构建，并不断修正、完善其翻译理论（马红军，2004：15）。典籍英译理论也同样有一个从不系统到系统、从不完善到完善、从略到详的发展过程。
一、典籍英译理论概述
典籍英译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典籍英译理论。典籍英译理论着重对典籍英译的本质、标准、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典籍英译理论研究的问题包括五方面：（1）典籍英译实质，包括：何谓典籍英译？典籍英译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种类和范围有哪些？等等。（2）典籍英译过程。在此只谈它的特殊性。译者的理解方式不同，如系统完整地合译中国儒家经典《中国经典》的理雅各与王韬。他们翻译时就是由王韬佐译，集各家注释之长，供理雅各参考的（马祖毅，1997：54-56）。（3）典籍英译标准与原则。（4）典籍英译的方法论问题。由古汉语译为英语必然使注释的运用丰富了起来。（5）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对比。
典籍英译理论对典籍英译实践（作品）的意义。由于典籍英译理论是从描写和分析译品中总结出来的，因此理论也可以反过来用于指导对译品的批评与赏析。通过对译本好与坏的分析及评价，探求其深层次的原因，亦可促进典籍英译实践的发展，这样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翻译理论对实践的促进作用。
二、典籍英译理论在译学构建中的重要意义
翻译学构建中，典籍英译理论是译学理论的一部分，许多翻译理论是在典籍英译实践中逐渐形成完善的。典籍英译理论除去其特殊部分又与翻译理论有相通之处。翻译理论包含典籍英译理论，也可以对典籍英译实践起指导作用。典籍英译理论对丰富和平衡译学理论建设起重要作用。
1.典籍英译理论丰富翻译理论
对典籍英译理论的阐明有助于丰富翻译理论，这与翻译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发展中的典籍英译理论为译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我国从外语译为母语的情况在翻译活动中是主流，居于一种被默认的地位。虽然在我国翻译教学和翻译技巧研究等领域对汉译英有所体现和研究，但翻译理论界对汉译英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出于现实考虑，应加大汉译英理论的研究力度。
纽马克认为：文化对等是把源语文化词汇翻译为译入语文化词汇的一种近似翻译。（Cultural equivalent is an approximate translation where a SL cultural word is translated by a TL cultural word.）在典籍英译中会遇到许多涉及文化因素的地方，也最难处理。“文化对等说”为翻译学提出了独特的理论，同时对实践还具有指导意义。“如何取得文化对等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原文本的种类；文化色彩词在原文中的重要性；翻译的目的；目的语读者的种类和接受能力”（李，2001：17）。
关于“归化”与“异化”，译者应在归化与异化的两极中寻找一个度。鲁迅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方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兼顾着两方面”，也就是“归化”和“洋化”的统一（屠岸，1998：30）。翻译中国典籍时，归化过度与异化过度均不合适，应该使译作成为英语读者能够接受的中文原作，而不是一种荒诞的作品。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在从事汉译英的翻译活动时，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都有造成汉化（异化）的因素。在语音层上，如“功夫”译成“kungfu”；在词语层上，如“太极拳”译成“taijiquan”；在语法结构上，如“好久不见”译成“Long time no see.”在语言模式上，英语国家中见面常说：“你好吗？”现在有人说：“好久不见。”可见，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都有造成汉化的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日常交流用语和公函文件等文体主要以交流为目的，其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所以可以在英译中采用归化的形式。文学作品是我国向国外推出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这时如果再向英语靠拢，“极度归化的译法会抹去许多风格、艺术、文化的特征，从而影响译文的真正价值”（叶子南，1998：35）。因为，有些汉语表达方式更能反映汉语文化的特征，更能表达汉语原文的真实意义，而一味地归化会抹去这些特征，使译文失去汉语文化的特征。
在具体的典籍英译过程中，要视具体情况加以权衡，不能总认为归化比异化好。事实上，归化与异化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有适合的方为佳译。译者应在对原本的创作中创造某种不朽的生命。老一辈的翻译家王佐良、许渊冲、江枫等对小说与诗歌的翻译和探索，就是对艺术的再创造的实现。
关于典籍“转译”与“复译”论，转译使语言不再成为交流的障碍，复译使译本一次次朝理想的“范本”靠近。由于译本根据的原本不同，所以形成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类型；由于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所以形成首译和复译。复译是普遍存在的，举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英译为例。参见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1988年之前，《三国演义》的片断英译文15个，英译本4个；《水浒传》的片断英译文4个，英译本6个；《西游记》的片断英译文7个，英译本10个；《红楼梦》的英译片断4个，节译本2个，转译本1个，全译本2个。“转译”和“复译”是在一定时代环境和一定条件下必然出现的译作类型。“转译”多属不得已而为之，但却可以超越语种的制约，满足读者的迫切需要；“复译”的价值则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出版者出版动机。差的复译本是滥竽充数，甚至是剽窃之作；好的复译本是取长补短，后来居上。
2.典籍英译理论建设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
对典籍英译理论的研究有利于我国按其自身语言特点，建立与发展我国自己的翻译理论。“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而‘翻译无理论’的说法至今在某些学者的脑中，仍有相当的市场”（许均，2003：33-3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也尤为重要。作为中国翻译理论家，不能仅仅追随于国外的翻译理论，而忽略本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对于典籍英译理论的研究可以更清楚透彻地领悟适合中国本民族的翻译理论。我们要想在全球化的今天建立中国译学理论，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重视中国经典古籍的英译，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
3.典籍英译理论丰富翻译批评的研究途径
典籍英译理论是人们由英译中国典籍这一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典籍英译研究的系统性的结论。翻译批评中包括外译汉与汉译外两部分，而典籍英译是汉译英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其全部。翻译批评可以借鉴典籍英译理论的研究途径，把其运用在翻译批评的过程之中。
典籍英译理论研究扩大了译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第一，典籍英译研究有利于开阔译学研究视域，并为之赋予新观念、新思想。这不仅包括对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的建树，还包括对原文与译文之外更广阔领域的涉猎。第二，典籍英译研究有利于丰富翻译学的研究思路，同时使翻译学的研究模式更加多样。因此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还应对其它题材的翻译给予足够的重视。反之，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译论的同时，汲取国外翻译理论的营养，因而更好地指导和阐释典籍英译。第三，典籍英译研究有利于克服传统译论重于模糊而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视个人经验而忽略概括和理论提升这些弊端。它扩大了译学理论的研究视域。
典籍英译理论有利于中国译学的平衡发展。中国近些年来，翻译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翻译学的研究也已经向纵深发展了。“翻译学科是一门开放性学科”（方梦之，1998：507）。要让翻译学研究从研究英译汉的小圈子走向与现代社会翻译大环境相结合的广阔道路，中国典籍外译与文化传播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对翻译学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
（1）在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时不要总是各持其词，盲目排斥其它观点，而应该做到“学科间互有联系地、有比较地交叉研究”，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取其最适合于翻译学科的原则和方法，达到最佳理论状态”（方梦之，1998：511）。在研究典籍英译理论和翻译学理论时均应采用“立体交叉”的研究方法，形成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
（2）在研究翻译理论问题时，应注意中西互补与完美结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外理论蜂拥而至，我们应该对这些国外的理论选择适合中国翻译研究实情的加以消化、改良、吸收和发展。引进来的同时也要走出去。中国发展翻译理论，更好地完成典籍英译作品，再把中国典籍与文化推广开来，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3）在研究翻译理论问题时，应注重各领域的平衡发展，相互促进。只有在翻译学总系统下的各个小系统协调发展了，才能在整体上促进翻译学的全面进步和发展。目前，翻译学研究有待继续努力，对于译作而言，仅仅研究英译汉的译作是远远不够的，在此，典籍英译译作研究是个很好的完善。相关的典籍英译理论也一样。
结语
典籍英译理论在中国翻译学的构建中占有重要地位，应作为我国翻译学内容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典籍英译研究需要广大翻译学者的不懈努力。典籍英译史的工作在于还原历史事件和理论历史的面貌，尽量恢复历史事件和理论历史的原有形态和本意。典籍英译理论的任务则在于吸收以往批评史的成就，尽可能忠实全面地进行科学概括，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译学观念，深化已有的认识。典籍英译研究是翻译学研究中一门崭新的学科，是有待中外翻译理论工作者共同开发的一个研究领域。龙的传人应该不畏艰难，应用心去灌溉这片沃土，使人才辈出的中国翻译界生机勃勃，让典籍英译研究在人类翻译史上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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