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9 22:20: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商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民商法的萌芽阶段和初步发展阶段
1.民商法的萌芽阶段。在古代的先秦时期，人类逐渐拥有了私有的财产，商品交换的形成带动了财产的流动，民商事法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萌芽，人们将其刻在铜器上，从而形成了“金文民商法”。当时的民商法是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开始发展的，周天子作为当时周族的统治者，对于领土的管理以及诸侯间产生的民商事纠纷都有着直接处置的权利，而当时以宗法原则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及父权家长制度已经形成，这给后来继承法与婚姻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西周时期礼法制度的作用和民商法的作用基本相同。公元前五世纪，宰相李悝主张变法改革，他根据魏国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借鉴春秋末期各国立法的经验拟定出了《法经》，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系统性的成文法典。这部法典是以刑法为主，其中涉及具法、盗法、杂法、贼法、捕法以及囚法。其中贼法是针对人身安全和政权稳定所制定的法律，而盗法是针对侵犯公、私财产制定的法律，因此，贼法和盗法都属于民商法的范围之内。秦国的商鞅变法，是通过结合变法的实际需求以及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对《法经》的内容进行了整改，整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将法改成律，并重新制定相关法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的公平原则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要求必须明确法的重要地位，并将其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必行性和普遍性应该成为法律实施的标准。由于《法经》的内容有限，要想对新的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维护，就必须对原有的内容进行整改。在奴隶社会，法律体系主要是以刑法为主，但封建社会的形成使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相继出现，因此，非刑事的法律开始诞生。秦律中的民商事法律规范包括《秦律十八种》中的《均工律》、《关市律》、《金布律》以及《田律》等。
2.民商法的初步发展阶段。汉朝在统治政权后，以《秦律》为基础，制定出了《九章律》。以《法经》的六章为基础，在其中添加了《厩律》、《兴律》、《户律》三章法律，从而形成了《九章律》，这也是汉朝法律体系的核心。《九章律》中的前六章和《秦律》基本相同，主要是以刑律为主，而后三章则属于民商法的范围，其内容是针对仓库、户籍、畜产、赋税、兴造以及徭役等方面制定的法律规定。例如，汉朝统治者可以充分利用《田律》以及《田租税率》等相关法律来维护公私土地的所有权，而《盗律》则被用来保护其他财产。公元前186年，《汉律》被重新修改，随后被命名为《二年律令》。其中的傅律、置后律以及户律和民事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傅律主要是针对民事主体为国家服役的权利和义务所制定的法律，置后律是针对继承制度制定的法律，户律是针对赡养、析产、田宅以及户籍等问题制定的法律。隋朝统一后，隋文帝开始命人拟定新的法律，通过以《北齐律》为基础，加以删减后命名为《开皇律》，其中内容有五百多条。隋炀帝登基后，将《开皇律》稍加改动，形成了《大业律》。《开皇律》十二篇中的杂律和户婚律属于民商法的范围。《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立法水平最高的一部法律，其在条目、篇目等方面都大量借鉴了隋朝的《开皇律》。唐朝的《唐律疏议》主要强调以礼仪教化为治国的基本方法，而刑法制裁只能作为治国的辅助方法，唐律主要分为十二篇，其中杂律和户婚律属于民商法的范围。杂律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和交通秩序而制定的规定。例如，买卖交易过程中使用的度量衡必须经过官家校对后才能使用，一些主要街巷不允许马车通过等。唐朝的城市都实行宵禁，每个城分为许多坊，在夜晚的规定时间坊门会关闭，直到天亮后才能打开，人们必须按照坊门开启的规定时间出入，否则会受到惩罚。对于欠钱不还的，可以拿其他财务抵债。此外，杂律中规定严禁赌博，对于参与者要受杖刑一百。户婚律主要包括户籍和婚姻方面的内容。唐代有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孩子出生都必须上报户口，对于谎报年龄、健康情况等提供不真实信息的都要受到处罚。唐代实行的均田制对土地分配的数量以及管理职责都有相关的规定，并明令禁止侵占、盗卖以及盗耕。
二、民商法的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阶段
1.民商法的快速发展阶段。宋朝的社会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因此，为了调整社会关系，民商事法律规范在不断地加强。《宋刑统》是宋朝的第一部刑事法典，其内容是以刑律为主。和《唐律》相比，《宋刑统》中增加了许多针对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其中杂律和户婚律中的内容规定相比《唐律》也更加详细。此外，《宋刑统》中增加了许多针对维护私有权以及私有权转移的相关规定。宋朝的民商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编敕、编例以及编定市舶条例等方面。宋朝的编敕主要是将皇帝的诏敕进行系统的编辑，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的立法形式。例如《熙宁编敕》、《太平兴国编敕》、《天圣编敕》等。宋朝编敕调整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其中最多的是对经济方面的编敕，这足以证明宋朝的编敕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变化，而关于商业的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编敕重要组成部分。宋朝的编例具体是指对一些特旨和典型案例进行汇编，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法律效力，并用于补充律法不足的立法活动。宋朝编例的数量较多，且使用范围较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元、明、清“例”的发展。宋朝编例主要包括指挥、特旨以及断例。宋朝指挥成例的主要内容是规范盐铁专卖，并形成了商业立法的重要形式，编例也因此成为宋朝商业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时期，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针对海外贸易的管理，统治者专门设立了外贸管理机构，并在各个地方设置了市舶务，此外，为了加强海外贸易活动，统治者颁布了众多单行敕令，因此，通过汇编市舶敕令，使其成为调整海外贸易活动具有法律效力的专门法规，构成宋朝重要的商业立法。根据现存的宋朝律法可以证明宋朝时期的商业法律制度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2.民商法的完善阶段。洪武元年实行的《大明律》有七篇体例，具体包括名例、吏、户、礼、兵、刑、工。在《大明律》中，民商法规范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并打破了传统法典中“民刑不分”的特点，《大明律》的民法和刑法都是独立的，两者之间互不干涉，而其中针对调整民众之间义务和权利关系的民商事法律条文占总条文的五分之一。为了适应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社会地位的提高，《大明律》中增加了许多属于民商法范围的条文规定，并将其涉及的范围扩大到了现代民法中的所有领域，其中主要包括工商、户口、税收、田产、财政以及钱债等众多方面。明初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由复苏转为快速发展，工商以及赋税等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频繁发生，而民法作为调解民事义务权利重要手段，必须涉及这些新的经济领域，才能有效地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朝的法律制度直接取自于明朝，清朝法律的体系和内容与明朝基本相同。清朝的法制体系完整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清朝实行的《大清律例》是根据《大明律》为基础制定的，其篇目结构与《大明律》相同，仍是由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组成。这部法律的前部分还附有丧服、狱具、五刑、纳赎以及六脏等图。随着清朝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编例发展成为清朝中后期的主要立法形式。《大清律例》中也包括许多民商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是清朝早期的商事立法主要实行的是封闭的政策，这无疑严重影响了民间资本的创业以及民间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并切断了海内外商品的流通渠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直到1840年，中国古代的民商法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它在以刑为主的传统法律体系中萌芽，在古代法律体系中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具有法律效力的民商事法律规范变得越来越重要，属于民商法范围的法律条文也在不断地增加，民商法所涉及的范围也因此而扩大，后来逐渐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中国古代的民商法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具体、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为中国现代法制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作者：张春生白晓艳单位：呼伦贝尔市委党校呼伦贝尔学院
1我国民商法对人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民商法对人权保护有一些相关设定，我国《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建立了人权保护的原则，虽然我国司法部门和法律方面的学者一直以来致力于建立一套保护人权的完善系统，但是因为发展时间短，国内缺乏客借鉴的经验，仍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⑴民商法条纹过于形式化，操作性差：民商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人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即保护民事主体的基本人权。经过二十年的研究探讨，目前我国也形成了有国家特色的民商法体系，该法律体系包含了《民法通则》《婚姻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等。《民法通则》上对于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安全权的保护太过狭窄，大多数只触及表面，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人权。
例如现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这一条例之宽泛地规定要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却没详细地表明如何保护，保护哪些权利。简言之，我国民商法条文形式化，操作性差。⑵民商法实际运行中有着难以避免的政治色彩：民商法条文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多出行政处罚条例，却鲜见直接保护民商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民商法的运行中，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例如《拙作拳法》•《商标法》的罚款条例中，带有鲜明的政治部门保护色彩，这一点严重的影响了人权的维护。⑶民商法在保护人权上取得的进步：目前，我国的民商法虽不完善，但却是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民法通则》系统化规定了人民可享有的民事权利，保证了公民行使权力时有法可依。国内司法学专家对这一问题也高度重视，设立了相关课题专门研究，希望早日完善民商法，更好的保护人权。
2对民商法保护人权的几点建议
根据我上面对民商法保护人权的相关分析，我认为要更好的保护人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继续完善，加快立法进程。到今天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完整的民商法典，比起传统的刑法，民商法与公民生活更密切，但法律依据上却少很多，这也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大缺陷，我们需要加快立法进程们尽快的建立一套完整的，综合的，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民商法典。
第二：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只有加强司法队伍的廉洁性，正义性，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杜绝，杜绝胡乱判案，有法不依的情况，才能使我国的法制建设登上一个全新的层次。
第三：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吸取其失败教训。在民商法的建设上，我国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而欧美国家却有长达几百年的实践经历。我们完全可以研究其失败之处和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为保护人权做准。
作者：张成单位：南京中邮航空速递物流集散中心有限公司
【关键词】高科技时代；民商法；创新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1-110-01
高科技时代的到来改善了诸多领域与行业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实施，民商法作为经济领域内约束行为的法律文献也难以避免的要进行创新与完善。在这个问题上，民商法要始终以一颗开放、谨慎的心态去面对发生的新问题，将发现的新问题及时分析并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予以消除。高科技时代背景下民商法的创新要坚持传统民商法平等自治、全面具体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添加进重视生产与安全的原则。本论文将通过对现阶段民商法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高科技时代背景下民商法的创新措施。
一、现阶段民商法发展现状
民商法是由民法和商法两部分组成的，民法是在上世纪50年代设立的，商法是在上世纪70年代设立的，两者共同构成了民商法的主要内容，在维护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将分开介绍两者的发展现状。
（一）民法的发展现状
民法自上世纪50年代设立以来，在推动我国商业贸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极大推动作用。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民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一，民法由最初的不健全、不完善的法律体系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涵盖各种民商关系与行为的健全法律文献。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法也在不断的完善与壮大，将各种新兴民商关系行为及时记录在案，切实的做到有据可查。其二，我国制定的民法可以基本反映市场经济需求的情况。我们在新制定的或者修改以前制定的法规中都充分考虑了市场经济需求因素。我国民法虽然具有很多优点，但在现阶段也存在这明显的缺陷。其一，现阶段的民法缺少成型的文献---民法典。另外，现阶段的民法在内容上也存在缺少协调性、趋向行政化、过于形式化等问题，这都是我们需要解决与完善的。
（二）商法的发展现状
上世纪7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商业贸易行为激增，商法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商法的出现是为了约束商业关系与行为，提供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与经济秩序。我国的商法制定的较晚，现阶段还处在起步阶段，还具备很大的发展与完善空间。从整体上看，现阶段的商法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政府干预过大。在商法的制定与颁布方面，政府干预力度过大。这使得商法体现出明显的公共利益与领导阶层意愿。其二，商法内容存在明显不足。我国商法内容上的制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二、高科技时代背景下民商法的创新
（一）扩大调整对象
在高科技时代背景下，民商法的调整对象由现实中的经济实体逐渐遍及网络、新闻等领域内的虚拟主体。要想对切实有效的对各类经济主体进行调整，民商法就要逐渐扩大自身的调整对象范围，既包括现实主体也包括虚拟主体。承认网络等领域中的虚拟主体是民商法扩大调整对象范围的创新举措。网络等领域中的虚拟主体已经占据了经济主体的半壁江山，是现实经济主体在网络领域的另一表现方式，并且包含着大量的经济数据与关系，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给与足够的重视与关注。除此之外，民商法调整对象的扩大不要局限于虚拟主体，经济数据、经济关系、利益冲突、盈利方式都是我们需要调整与控制的问题。
（二）改革制度
调整对象的改变势必会带来制度的改变，民商法在扩大调整对象范围时也要对相应的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虽然在网络等虚拟领域内的人由实际的“个体人”转变为“电子人”，但也要接受民商法的管理与控制。为了有效的消除“个体人”与“电子人”在问题上的差异，民商法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解决。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可以为每一个“电子人”设计一个唯一的身份标识，从而承担相应的民法责任与义务。通过上述措施不仅可以利于民商法的实施、追查责任人，还可以切实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扩大法权内容
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民商法的法权内容也要进行必要的扩大调整。商业贸易当事人和民事调查活动都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当事人沟通方式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下面对面的沟通方式，虚拟空间无纸化的沟通成为新型高科技沟通方式。传统意义下民商法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行为都已发生改变，主要体现在“域名权保护”和“版权保护”、“信息控制权保护”三个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保护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和基本权益不受侵犯已经成为高科技时代背景下民商法创新的主要举措与任务。
（四）民商法实施原则上的创新
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我们要对民商法的实施原则进行必要的修改与完善。高科技时代背景下民商法的创新要坚持传统民商法平等自治、全面具体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添加进从平等出发、追求效益与安全的原则。添加从平等处罚的原则可以为经济主体提供一个良好发展的平台，平等的进行协商与享用经济资源。网银支付、个人信息认证、电子交易等方面需要民商法具有追求效益与安全的实施原则。民商法要承担起保护商户与消费者个人信息，交易安全的重任。
三、结语
高科技时代背景下的民商法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实现。希望上述内容能对高科技时代背景下的民商法创新起到一定的帮助与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蔡广元.当代经济下我国民商法的发展初探[J].现代交际， 2013，6（360）.
论文关键词 民商法 原则 信用
一、民商法信用的主体与客体
信用体系包括繁杂的内容以及对象,为了更明确划分信用内容、引进更多主体参与其中,就要科学合理地界定信用主体,一旦信用主体进行法律界定,信用就被纳入到民商法中并直接关切到后期信用主体在法律上所承担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以企业、政府、个人三个信用主体来划分主体和客体是与社会经济运行相适应的。
(一)个人信用经济社会里,消费者的个人信用成为社会个体身份的重要标识。商家和金融机构鼓励消费者提前、透支消费,通过约定以财物的形式并规定期限的偿还方式,对消费者设置了严密的信用系统,这是当前商家、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的信用关系。个人信用体系最先在欧美地区如美国等一些国家实施,曾一度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大幅增长。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不仅化解了社会消费供求矛盾的危机,也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的平均消费能力和水平。在我国,该体系自引进后就发展迅猛,但是整体还不完善,该体系所涉及的个人信用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进行相关的法制建设才是完善体系的最好选择。
(二)企业信用企业通过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在社会经济拥有奠基性的作用和地位,企业作为民商事主体的法人,理应享有相应的信用权利并承担对等的义务。依法设立的企业在相关法律中所参与的主要是民事和商业活动,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具备独自负责债权和债务的能力,当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从事关联交易时,企业是有信用权利的,相应而言,交易活动是双向的,企业也有责任维护合作者等其他人的权利,以此,企业才能最终确立其信用主体的身份。企业具有法人资格后,可以享受法律规定的相应权利,企业通过将明晰股东及公司的产权,保证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实施,来为企业财产增值,这样,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最终将转换为钱,转化为社会财富。
(三)政府信用一个国家的信用是该国在国际社会、在人民心中形象和信念的集中体现,主要是根据该国政府的行为来判定,一般是指以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政府机构对社会所承诺支付的信用情况,比如公债就是政府通过国家债券形式向社会筹集财务和货币并在限定日期内按照约定利润比例偿还债务的工作。政府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构的指导和参与者,政府信用也影响着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政府信用建设是国家信用体系的关键部分,是规范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的前提。
二、民商法信用体系存在的不足
我国民商法体系和我国其它法律体系一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完善与更新。但是,不管在全国性民商法律法规,还是在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规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依旧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未明确界定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外延目前我国法学界还未明确界定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外延,甚至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都还未形成统一。法学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外延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大致法学界对诚实信用原则内涵和外延存在四种不同观念,即“语义说”、“条款说”、“立法者意志说”和“双重功能说”。语义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了民事活动的参与者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该遵守信用,不进行任何欺诈的要求。条款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外延虽然并未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它仍然是应强制遵循的一般条款,它既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应对复杂的案情的审判,也可成为民事活动的参与者进行正确合法的民事活动的指导原则。立法者意志说认为:立法者的意志是立法实现三方利益平衡,并最终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而诚实信用原则制定的意图在于贯彻实现立法者的意志。双重功能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实现两大功能,即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功能,最终实现法律法规旺盛的生命力和弹性。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序位滞后在私法领域,诚实信用原则已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成为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在私法领域(如债权法和特权法)中均有其体系,但在序位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序位相当滞后。如民法通则第四条中确定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守法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但诚实信用原则却排在平等原则、自愿原则以及公平原则之后,这与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最高行为准则”和“帝王条款”的地位是很不相衬的,严重滞后。
(三)缺乏具体的法律制度保障诚实信用原则我国现行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其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法规的指导性原则的,全国性民商法律法规共一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律法规多达四百多部,覆盖面相当广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些全国性民商法律法规,还是在这些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规中诚实信用原则下位原则却非常少,如果从立法者明文确定的视角来考察,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根本就不会被确立。如情更原则,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诚实运用原则的具体应用。我国合同法草案规定了情更原则,但是,在正式合同法文本中不知什么原因就导致变更原则不见踪影。
三、民商法信用原则的完善路径
(一)建立和健全个人信用体系个人的信用体系在我国经济市场中的发展处于重要的位置,所以要想对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则进行完善,首先需要从个人的信用体系来建立、首先需要对社会当中的个人权利进行分析,并且民商法中的每条规定都需要从个人信用的方面进行考虑,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人利益中的渠道也做出明确的规定。此外,针对于我国公民中的个人信用资料的保护状况上来看,我国还没有真正的达到保护隐私的一种状态,无论是个人的收入支出情况,还是个人家庭内的生活状况都是需要对其隐私采取保护的措施的。
要想彻底的解决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对个人信息采取一定的措施。并且当事人对于个人信息的沟通方式和时间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而对于个人信息在交易的过程中所能享受到的权利,同样也需要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另外,我国公民应有权利对自己的资料进行修改,进而达到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以及被他们修改的现象发生。同时还需要将救济途径也归纳到个人信用体系的权利当中,并对于资料收集人对个人信息的不法利用制定惩处的法律法规。
(二)加强公司的信用建设不得不承认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了限制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公司的信用建设则处于主导地位。目前信用建设的前提是经济市场中的主体不能够对权利与义务进行违反,除此之外还需要符合民商法中的规定。无论是公司的利益相关人员还是公司中的债权人都对公司的信用体系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评判公司信用的过程中,实际承担的债务水平以及自身义务的履行程度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说有必要在民商法的参与下对公司中的内部人员的人格进动态的资产和静态的资本组成了“资”的全部,使得公司信用需要“资”来进行巩固。
(三)强化政府信用的导向作用同样,政府在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则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对社会中的信用体系的建设起着引导性的作用,所以对民商法中的法律系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的信用中占据着非常大的比例,所以政府在对其信用的建立过程中应需要群众以及法律的监督和评判,这种行为有益于政府引导信用体系的构建。那么在政府中的信用体系构建的相关人员也需要严格要求自己,并随时遵守民商法中的相关规定,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我国当前公务员的自身素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道德并不能充当一切事物的标准,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需要采取法律来对当前的社会状况进行管理,同时相关的部门需要秉承合法合理的原则的对待工作,而对于社会信用的影响也是正面的,对于失信的行为要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使得市场经济发展稳定。
关键词民商法、信用原则、信用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属于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就是为了规范市场经济中的一些行为，改变一国的市场经济中比较原始的支付手段，让信用市场逐步的走向新的交易方式，这种以市场为主题的新的交易方式将会越来越健康。民商法就是为了保障这种新的交易方式的进行，同时在信用体系上还有一个良好商业环境，这样才可以在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二者的统一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民商法确立的信用制度可以让基本价值的取向有一个良好、安全的交易论文。
一、民商法的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
诚实信用原则在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同时在法律体系上还处在一个比较核心的地位，所以它本身具有基本的法律原则。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但是诚实信用原则不能在有秩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它应该所起的作用。当进入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国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就存在一种互相拖欠资金的坏现象，这样使得我国大部分的企业都出现了债务的拖欠现象，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在信用体系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贬值，因此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出现了信用危机，所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完善的民商法信用体系是志在必得的。
二、民商法信用的主体与客体
信用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根据内容、对象和性质的不同来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可以说，信用是一种民事主体的资格，要从不同的信用主体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这样才可以对信用立法的角度有针对性规定其权利义务。文章正是从信用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这主要就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其中最重要的信用主体就是企业。
（一）企业信用
企业在社会经济中主要从事的就是民商事活动，它在其中属于一个整体，在信用权利和义务中也是处于一个享受者的承担者的地位。企业是依法成立的，所以具有权利和行为的能力，在进行民商事活动中也是出一个主体地位，在进行各种商事的过程中，法人的资格同时意味着能够进入到市场中，在签约和交易的过程中处于一个整体的地位，其承担相应的债权债务活动，也就是说可以享用维护他人的利益与义务，同时也就得到了信用主体的资格。企业在得到法人资格后，可以通过法人的三大制度，让企业在运作的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注意，这样才能使公司更加的完美，没有瑕疵。当出现违背法人信用的时候，其法人资格就已不再具备，也就是说丧失了其信用主体的资格，或被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个人信用
个人信用又叫消费者信用，针对的是商家和金融机构在进行服务的同时，对于个体有一定的信用偿还，当个体预约在某个日期进行偿还的时候，个体就要提供相应的依据。在欧美发达国家，他们的个人信用体系来说，对于发展本国的国民经济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他们的个人信用体系发展的比较完善。个人信用不但可以扩大消费者的购买力，同时也可以促进商品的平衡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快速的发展，个人信用消费记录也出现越来越多的扩张趋势，可是就在这种扩张的同时，也会发生一些不必要问题，所以要加强个人信用消费记录就越发的重要起来。
（三）政府信用
政府部门作为国家信用的代表，是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这有很重要的地位的，政府信用不单单是反映着政府形象的，同时在社会中还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所以说，政府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同时也起到了一个向导的作用。
三、构建民商法信用体系的基本思路
我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已经日益的深化，所以面对着各种信用问题，在目前我国看来，信用制度成为了阻碍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建立信用机制对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推动并促进了我国商法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我国的民商事信用体系的建立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信用原则的法律地位的确立进行强化。我国的《民法通则》中队诚实信用原则有了基本的定论，所以如果对这个原则进行进一步的强化，那么就能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同时在物权法和债权法的确立上也给予一定的实行。
第二，构建信用权对于民商法的信用体系来说是很重要的。当下我国的立法机构还没有专门的信用权，所以还应该从信用权中建立一个新的人格权。这样通过信用权的构建可以使自然人和法人同时享用一个在经济活动中可以维护自己合法信用权的人，这样才可以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一个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秩序。
民法与商法均为教育部确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在司法考试中更有得民商者得天下之谓。民法和商法关系密切，学科上将二者合称为民商法学。然而，一方面，民商法教学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存在过于偏重民法而轻商法的事实;另一方面，商法与民法教学基本上处于割裂状态。而事实上，我国基本上属于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以合同法为著例。无论讲授民法还是商法都不可能越过合同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部分由于商法思维不够的原因，合同法被当成了纯民法的范围，而商法则被限定在公司、破产、证券、票据、保险、海商等制度范围内。这样做的后果是，未来的法律人在合同法司法实践中往往缺少商法思维，并可能导致法律适用错误。
因此，基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现实，民商法学教学工作者应寻求民法和商法教学的无缝衔接，即民商法学整体教学观，并适度增加商法课程教学比重，同时调整既有的商法教学计划，最终达到培养具有商法思维，熟谙商事规则，适应社会需要的法科学生的目的。
二、民商合一背景下的合同法教学
(一)合同法的商法属性
1.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合同法形式上没有区分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统一适用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且不论其营利与否。如借款合同既适用于自然人之间借款，也适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借款;保管他人之物既有保管合同也有仓储合同。因此，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
2.合同法整体上是商法。尽管就形式而言，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但究其实质，整体上是商法。换句话说，合同法是以商法为基调的。但是，合同法的商法属性学界则很少提及[1]，相当的合同法主讲教师也未注意到。
就立法沿革来看，合同法是商法。《合同法》于1999年通过，它是在此前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分基础上整合而成。在该法出台初期，习惯上称之为统一合同法。既然《合同法》与此前的三个合同法是承继关系，则后者必然在《合同法》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无论是从立法名称，还是适用范围，此前的三个合同法都明显属于理论上的商法。进一步的佐证是，《合同法》借鉴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许多规则，其商事化程度更加惹人注目[2]。
就合同法适用主体范围而言，合同法是商法。《合同法》第2 条是关于合同定义与合同法适用范围的规定，共两款。第1 款：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2 款：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前款看似不分主体，不论营利性与否，既适用于民法，也适用于商法，然而由于第二款明确排除了身份性协议这类纯民法协议，因此该条最终确立了商品交易规则的基调。毫无疑问，商品交易的规则主要是商法的领域。
根据《合同法》第9 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权利能力显然针对法人而言，因为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无需单独强调。此点与《民法通则》区别判然若揭。可见立法本意是突出合同法商法属性，或者说是以商事合同为基调的。就合同法内容安排而言，合同法以商事合同为主。
格式条款规则、融资租赁、仓储、运输、行纪以及间接等是商事营业的著例。不仅如此，即便在那些既适用于民事合同也适用于商事合同的场合，商事合同为基调的安排也至为明显。《合同法》第12 章借款合同共16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规定仅有两条零一句话，且安排在最后。立法显然是为凸显合同法商法的属性，自然人借款合同仅作为例外性规定而已。
(二)合同法教学应主动传播商法理念
以此为背景，教师应该在学生尚未接触商法前，利用合同法教学这一宝贵的时机适时播下商法理念的种子，为其民法和商法学习的衔接打好基础。
商法理念集中体现在商法的基本原则，如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追求交易效率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通过表见、表见代表规则发现外观主义，以初步理解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引导学生通过买卖合同中的质量异议期、试用买卖中沉默规则、间接中委托人的介入权等制度的学习，初步理解交易效率原则;引导学生通过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与附随义务规则等的学习，进一步理解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在显失公平规则学习中，通过统计分析，引导学生该规则在实践中较少运用，从而推知商法的技术性，而较少伦理性。
按照这一思路，在合同法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积极研讨相关规定的合理性。比如，委托人任意解除权问题，其实宜限定为民事合同领域，而不适用于商事合同领域;又如，格式条款规则也应限缩解释为适用于消费合同，侧重于弱势主体保护，但对于平等的商人之间，则因其都具有相当的经营经验及知识，有足够的注意能力和交涉能力，无政策倾斜保护的必要[3]，否则有违商事诚信原则。再如，作为合同的保证，在商法中以连带责任为典型，但在担保法中却不分具体情况，凡约定不明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民事保证未见妥当。此外，关于民间借款利息计算的限度问题也可以重新评价。民间借款既有日常偶然的生活小额借款，也有商人间生产性较大数额借款，对于后者不应严格限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
这个传播和培养商法思维的过程，也使得学生逐渐认识到：尽管民商合一是一个趋势，但是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或者特定领域，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色，不可能完全同一。
三、商法教学侧重商法理念和技术
商法的技术性特点决定了商法教学培养目标应定位于职业训练，但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商法思维，后者是商法理念的载体。
在英美法系，由于缺少系统的成文法典，注重经验主义和实用哲学，商法比重较大，且涉猎广泛，内容庞杂，在以案例教学法和诊所教育为主导的教学方法指导下，学生浸染其中，对商法理念、技巧掌握效果显著。自1984 年吉尔森教授在《耶律大学法学杂志》上《商业律师的价值创造：法律技能与资产定价》，首次提出交易教学法的概念框架以来，交易教学法日益受到重视。这篇论文是哥伦比亚大学交易课程指定的必读文献。在哥伦比亚大学，每学期有超过150 位学生竞争交易课程的50 个名额。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交易教学法的实施主要通过交易课程以及交易工作坊两个层次展开。不同于诊所教育模式，交易教学法更侧重商事非讼业务，还原了商事活动的综合体，因而更有助于职业训练。
大陆法系民、商法关系上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模式。尽管民商合一是历史趋势，但主流的民商法教学仍将民法和商法分别开来。这对于民商分立的国家一般不存在问题，因为民商分立的国家存在着商法典，其中的商法总则是理论的抽象，相应地，商法教学首先就是对商法总则的理论进行讲授;民商合一的国家没有商法典以及相应的商法总则，讲授商法对教师的知识水平和讲授技术性安排都提出了较高要求。笔者的理解是，教师应具有大民商的整体性思维，即民法教师应关注商法的发展，反之亦然，不可固步自封。整体性思维的形成赖于扎实的体系教育以及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而教师在民法和商法教学中适当进行轮换则是必要路径。
[论文关键词]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多元化教学方式
民商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法学学科，其对案例教学是极其渴望的，如目前的民事借贷和商事借贷如何区分，民事担保和商事担保应否区别等等，都需要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个案分析以分清现状、理清法理。但从现有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其实质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所以在民商法学中如何更好地应用案例教学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应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探求新的思路和出路。
一、角色定位——案例教学的实质价值
（一）案例教学的引进——对传统教学的批判
1.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
中国学生从踏入学校的那一刻开始至学生生涯结束，其接受的是以老师为主导的讲授式教学，即老师在讲台上绘声绘色地演讲，学生坐在下面不停地记笔记，没有思考，有的只是被灌输既有的学术观点、优秀成果；没有开拓创新，有的只是学生为了顺利通过期末考试，死记硬背知识点。这种传统的教育，教给学生的只是如何更好去接纳现成的东西，更好地应付考试，而不能带给学生一种将理论与实践、动脑与动手相结合的能力。
2.我国传统法学教学的不足
我国传统教学的不足在于其教授的学生多数难以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特别是在法学教学方面，对于学习民商法学的学生来说，如果只是被动接受知识，没有实践和分析能力，那么即使是学校里面的佼佼者，在毕业面对职场公共时，也只能被称为与社会脱节的法律人。毕竟书本上的东西是有限的，它也只是前人在自己的经验上总结出来的，不像现实世界内容丰富，不断变化发展。
3.国外案例教学的价值
案例教学在世界上被广泛的应用，但是各国的案例教学的具体一些细节情况显然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案例教学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即由学生总结案情，分析判例中隐含的规则；教授只是不断的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层层思考。而在德国，其练习课即相当于案例教学，由高级助教或者教授助手主持，由学生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然后由主持人组织讨论并加以系统终结。虽然各国案例教学的细节不同，但是这种教育方法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显然是一致的。相对于传统教学，案例教学这种新型的教学，即从设问引导分析的法学思维方式的训练，或者说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适用法律的针对问题解决的模拟演练，其价值是十分明显的。传统教学所缺乏的即为案例教学的价值，亦即问题导向的开放式、发散思维基础上的总结归纳和问题解决试案的提出。
（二）案例教学的价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教学目标——理论+实践
哈佛商学院曾把案例教学界定为“这是一种教师和学生直接参与，共同对工商管理案例或疑难问题进行讨论的教学方法，这些案例常以书面形式展现出来，它来源于实际的工商管理情景。学生在进行阅读、研究、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引导进行全班讨论。”《教育大词典》认为“案例教学是高等学校在社会科学某些科类的专业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方法。即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的案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专业技能、知识和能力”。国内有学者认为，“所谓案例教学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以案例为基本教学材料，将学习者引入教学实践情境中，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平等对话和积极研讨等方式，从而提高学习者面对复杂教育情境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系列教学方式的总和，它不仅强调教师的教，更强调学生的学，要求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都要有相当大程度的转变。”
2.教学开展方式——教师+学生情景互动
法律现实主义者将法律分为“书本上的法律”和“行为上的法律”。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就是让学生拥有书本上和行为上的法律知识，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案例教学中学生为主导，自己动手去查找大量资料，在资料查找过程中，进行总结，从不同角度分析案例，充分地调动学生的思考能力。而老师则是一个提示评价的角色，在学生进入误区的时候给予必要的提示，在案例结束时做一个总结，评价学生们的观点。可见案例教学是能培养将理论与创新，动手与动脑结合的法律职业能力人才的必要武器。案例教学的价值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运用的恰到好处，否则案例教学就会出现大量的问题。
二、问题透析——民商法案例教学与现实的冲撞
在我国实际的民商法学案例教学中，案例教学体现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价值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一）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目标价值问题
在我国，案例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批判和对国外教学经验借鉴的产物。然而我国对引进来的案例教学的定位却偏离了原有的位置。在现今，我国高校虽然认识到案例教学给法学教育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却没有吸取到精华，只是一种表象，其实未能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所讲内容，老师采用中间穿插小案例的形式来阐述问题。这种中间穿插式案例教学的确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但完全错位了案例教学的价值定位。民商法学案例教学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充分发挥自己的思考力，预期达到一种对话式的教学，以学生为主导，老师是一个中立的评价者。即以卓越法律人才为教学目标，多方位多角度地培养学生，从学术研究、课堂教学、法律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从知识、思维和实践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培养。
（二）案例教学的选材问题
案例教学，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案例。
1.案例的选择问题。如何选择一个案例，既可以引发学生的积极性，又能很好地说明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这在案例教学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在我国，相比于判例法的美国，案例来源选择受到很大局限。法院判决书显然是选择案例的绝佳途径，但我国并没有强制规定法院必须公开每一个判决；而法院公开的判决，又都是有选择性的，因此，案例来源相对有限。
2.案例与知识点的衔接问题。在我国高校的案例教学中，大多数案例来源于教课书，它们大部分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和设计编写的，并不能很好地涵盖和深入每一个知识点。而法院的判决书，对学生来说，又是一个固定版本，学生通过判决书在得到真实案情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法院的判决结果，这在无形中固定了学生的思路，使学生往往只是从法官判决的角度去理解案例背后的法理，不利于启发学生思维。
（三）案例教学的教学方法问题
案例教学要求学生在课前做大量的准备，包括根据教师选择的案例，查找相关资料，分析和总结案例。它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开拓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案例教学仍然是书面式的教学，仍然是象牙塔里的实践。面对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复杂多样的法律关系，层出不穷的纠纷，难以固定的立法、修法以及适用法律等，象牙塔里的学生，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只是身在情景再现中。例如在模拟法庭这种案例教学中，学生们只是在课下反复地模拟排练进而在课堂上发挥。纵然有些教师很好地应用了案例教学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案例教学只是情景创设，纸上谈兵对学生来说依然是无实战的教学方式。
三、出路探寻——多元化教学方式的探思
在我国，案例教学本可期待的价值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因此在探寻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出路时，我们一方面应极大地发挥案例教学的价值，将其作为深化理论知识的工具；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引入美国的“诊所式”教学，作为理论与实践衔接的桥梁，以求培养出“应用型、复合型、实践性”的卓越法律人才。
（一）“诊所式”教学方法的引入
“诊所式”教学方法，顾名思义，就是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进行教学，强调教师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法律实践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从而缩小法律理论教育与法律职业技能的距离，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提高职业道德水准。笔者预期将“诊所式”教学作为理论与实践衔接的桥梁，即将案例教学归属于传授“书本上的法律”的教学方式，即是通过情景创设让学生学习理论与实践知识，而将“诊所式”教学作为案例教学的补充，作为传授“行为上的法律”的教学方式。
在高校中，开设“诊所式”教学课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与法律援救中心合作，高校可以将经过案例学习的大三大四或者研二的学生，送到合作的法律援救中心。在法律援救中心，学生真正地作为法律人，可以亲身接待当事人，参加案例研讨和庭审等等。并且在法律援救中心，学生将由法律事务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带领学习。
2.高校自己成立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或者义务法律事务所。如武汉大学成立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在该中心服务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法维护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和“民告官”等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学生亲身接待咨询，回复信件和电话，诉讼，并且组织街头法律宣传教育等等。
3.与知名公司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基地如与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合作。在公司企业的法务部门实习中学生可以参与公司章程制定，在一些证券公司更有机会了解实践中公司如何成功上市等。
这些课程使学生获得课堂上无法传递的知识，并充分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对学生法律道德思想情操也进行了深化和熏陶。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要求学生们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信念、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在“诊所式”教学中，学生在法律援助中心或者弱者保护中心，自愿无偿地帮助社会困难群体，并可能经常看到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学生们就会在自己的思想中不自觉添上的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
（二）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重构
对民商法学案例教学法预期的目标是，训练学生法律思维方法，教授学生法律内容，更注重教会学生法律推理的方法，即像法律职业人那样思考。
1.对教师的要求
运用案例教学实施对学生的能力培养， 教师要相应地实现从传统教学中的“主讲人”到“组织引导者”这一角色的转变。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很高，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完成从划分专题选择案例提前布置任务层层设问、启发思维总结归纳等几项明确的任务，每一项都不容忽视。
（1）对于教授法学课程的教师来说，其可以按照课时，将本学期所开课程分为几个专题，针对这些专题进行系统的教授。按照相关专题，教师要选择好与专题知识点相符合的案例，案例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视听资料等，但要注意案例应有针对性、典型性和疑难性。教师将选择好的案例和资料，提前交给学生预习准备，并应有硬性的要求，如要求每个学生写案例分析报告，或者就该专题的某个方面写出自己理解思考的小论文。
（2）在课堂中，教师应将案例作为理论知识深化的工具，研究分析完案例后，学生必定要从该案例中收获很多。教师在课堂中处于引导作用，可以提前将学生分成小组形式，课上，让每个小组代表作课前预习思考的汇报发言。然后，老师可以就理论知识背景做个简短介绍。再针对学生的思考发言提出层层深入的问题，并让每位学生都参与问题讨论。每个问题最后教师都可以做一下有关此问题的前沿观点介绍。
2.对学生的要求
案例教学其价值最终体现来源学生对其参与的的积极性。因此案例教学对学生的要求很高。
（1）课前预习，学生要阅读上文中教师交给的相关资料，然而学生却不是简单地进行阅读，要在阅读材料案例中，不停地思考，发现疑问，然后带着这种阅读的成果，在课上与老师同学进行交流探讨。那么这样一个阅读思考和探讨的过程就形成一个理论深化过程。
（2）对于在课堂中，学生的积极表现，是使课堂不至于冷场的前提。提高学生课上发言的积极性，除了从学生兴趣入手外，应该制定严格的成绩评定制度，即将课堂表现作为学生成绩的主要评定标准，可以将课堂表现列为70%，考试成绩列为30%，甚至不用考试将课堂表现列为80%，平时的案例报告或者小论文列为20%。这样一来，学生就没有偷懒的机会，同时也给那些害羞不善表达的同学一定的动力。
（三）构建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几点问题
1.引入“诊所式”教学出现的问题。
“诊所式”教学，是实践教学的重要来源。但在实行“诊所式”教学时不可避免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教育经费问题。在“诊所式”教学的基地，学生开展的是义务法律帮助，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如何维持基地运行，经费来源是个重要问题。现有已开办“诊所式”教学的学校，解决经费的来源除了学校自己拨款，主要是与国际学校开展合作项目，得到国际支援。因此，今后在开办“诊所式”教学时，除了以上两种方式，国家应当予以支持，这是一种法学教学的改革，旨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毫无疑问，政府应予以财政上的支持。
（2）师资来源问题。“诊所式”教学虽然类似于放羊式的教学但是也不能缺乏老师的指导。但是在高校中，一般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教师是很少的，而教师的科研任务很重，加上教学任务，就很难再分身从事“诊所式”教学基地的指导任务。所以可以考虑从律师事务所招聘一些兼职实践导师，主要从事在幕后给予学生指导的工作。甚者高校和公司企业合作开办实习基地，从而是整个法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成为学生的实践导师。
2.实施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构建案例教学，首先就需要对高校传统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即高校“进门”难，“出门”容易现象的改变。这一现象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进入大学后的学生，出现懈怠迷茫，甚至只想混个文凭，使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这个问题必将导致，在课堂教学中，经常出现冷场，学生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上述案例教学其价值实现，就必须依靠活跃的课堂气氛。因此高校将“出门”的门槛拉高，将课堂上表现作为成绩评定标准，如果学生不积极应对，课前不做大量准备，那么他就会挂科，而将挂科与毕业的标准挂上钩，挂上一门课学生就毕不了业，这样就会督促学生努力配合老师搞好学习。再者大班教学问题，要发挥案例教学的实质意义，小班教学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就对高校师资力量提出了考验，而在中国法学教育出现尴尬境地的今天，相应的缩小法学教育的招生数量，不失为一个良策。
［论文内容摘要］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经济法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本文从经济法责任的制度根源、与其他法律责任的本质差异及其独有责任形式等方面论述其独立性的基础，明确经济法责任是不同于其他法律责任的，具有制度保障和现实需要的独立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一直受到国内诸多学者的质疑，有的认为经济法本身不成其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自然就谈不到独立的经济法责任。有的认为经济法责任没有独有的责任形态，其责任追究方式不过是借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而已①。有的认为传统的部门法划分背景下的“三大责任”或“四大责任”足以实现对全部法律关系违法行为的制裁，没有必要再创设“经济法责任”②。针对上述质疑，本文认为，这些观点的形成无不建立在对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的观念之上，将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看作是颠扑不破的固有规律，忽略了法隶属于适应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范畴的本质，从而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到法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创新性和适应性的变革。经济法正是为了规范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交往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而出现的“高级法”，其自有一套不同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的价值理念、制度功能、主体范畴和行为规范目标，为了实现其法益，经济法必然确立从责任追究宗旨、责任追究方式、责任承担主体都不同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独立性的经济法责任。
一、经济法固有的制度功能是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根源
随着社会经济交往形态的复杂化和经济主体追求效益目标手段的多样化，出现了许多传统法律部门无法企及的社会关系。传统的民商法以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私人交往为宗旨，以交往各方权利义务的“均质性假设”为规范手段③。当出现私人权利损害时，民事法律责任主要采用“填补性”的救济措施，以使受损害方的权益回复到受损害之前的状态。以消费品买卖为例，传统的民商法以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价值目标为交易原则，关注的是买方和卖方在合同关系中的相对等的权利义务的实现，法律责任以损害赔偿、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排除妨害等补偿性责任方式为主，故一旦卖方向买方销售了假冒伪劣的货品，买方通常向其追究更换货品或退货返还货款的法律责任。这些主张只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产生对经济交往个别受害者的权利救济的作用，而没有对恶意欺客的商家起到惩罚的作用。这与民商法以维护私人之间个别交易秩序为宗旨的制度功能有关。
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对恶意欺客的商家仅仅用维护个别交易秩序的民商法调整是远远不够的。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商家由于经营成本显著低于其他合法经营的商家，会造成其在竞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地位，从而破坏了正常的竞争秩序，甚至可能造成其他商家在趋利心理下效仿，从而破坏整个行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商家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不仅会产生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的“个体成本”，而且会产生整个市场秩序受到破坏的“社会成本”，同时也说明法律不仅要关注对于“个体成本”付出的补偿，还要考虑对“社会成本”付出的补偿。而这些整体性或全局性的后果一旦出现，以个别交易秩序为立法价值取向的民商法未免力有不逮，而仅以填补个别交易主体利益损害的民事责任来制裁商家显然不能弥补“社会成本”付出的损失。而行政责任则是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违法后果，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畴过于狭窄，在法律关系主体各方都是商业主体时则无用武之地。刑事责任虽然关注整体社会秩序，但适用时要求社会秩序被破坏达到一定的恶劣程度，适用条件较高，不能普遍调整经济交往中的所有争议。
经济法正是在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对整体社会利益调整缺位或不足的前提下产生的，是社会经济复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经济法最初的立法动机看，经济法的固有制度功能就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以更广泛的市场主体为调整对象，致力于构建全体社会经济成员普遍和谐发展的经济秩序。以此为出发点，经济法制度体系中必然存在以恢复整体秩序、弥补整体秩序受破坏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的损失为己任的法律责任要素，即经济法责任。
二、经济法责任独有的特征是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责任有其独有的本质属性，这些属性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所不具备的，这说明了经济法责任的特殊之处，不能被其他法律责任所替代，是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一类法律责任。
1.经济法责任具有社会性。由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经济法责任的诸多制度安排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经济法责任中的责任承担的方式、责任承担的要件、责任内容等制度要体现对“社会成本”的考虑，故其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具有社会性；不仅具有补偿性，而且具有惩罚性，使违法者在受到惩罚后慑于法律责任不再引发社会成本。经济法责任是从全社会的高度来维持整体社会公共利益不被破坏，这样的社会性视角，其他法律责任不具备，基于各自的制度功能也无法具备。
2.经济法责任具有复合性。经济法责任的复合性包括两重含义，其一为责任形式上的复合性，其二为责任功能上的复合性。责任形式上的复合性指在经济法责任形式上财产责任形式和非财产责任形式并重，如对不正当竞争的主体既有没收所得、损害赔偿等财产责任，又有信用减等、资格取消等非财产责任形式，财产责任形式意义在于补偿和经济惩罚，非财产责任形式意义往往在于将违法典型公示并产生社会威慑，从而预防经济秩序被再次破坏。责任功能上的复合性指经济法责任不仅具有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功能，还有对积极与违法行为斗争的经济活动主体的肯定评价和鼓励功能。如消费者若发现销售者或生产者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则商家通常要对消费者予以双倍赔偿。双倍赔偿就不仅体现了对经营者的惩罚，而且有肯定消费者自觉维护市场秩序，鼓励其与违法经营者斗争的意义。相对应的，民事责任体现的是填补性的救济，不具有积极功能；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体现的是对违法行为人的财产上或主体人格、主体人身上的惩罚，对罚没财产通常收归国有，更不能体现对受害方或责任追究方的鼓励和肯定。
3.经济法责任具有不均衡、不对称性。依据经济法律关系的主动与被动关系，经济法主体可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即市场规制法中的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宏观调控法中的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④。经济行政主体往往是具有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机构，即调制主体；而市场主体则由不同的经营者、竞争者和消费者组成，是调制受体。在干预市场运行的过程中，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利义务，相应的责任承担也有差异。如在宏观调控法律规范中，其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政府机关干预经济的行为加以规范，故对经济行政主体的义务规定较多，相应地经济行政主体违反经济法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较多。这有别于民商法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的“均质性假设”，呈现出明显的在主体权利义务设计和责任承担上的不均衡、不对称性。
三、经济法责任特有形态是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制度基础
事实上，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大多强调，经济法规范中较多地采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责任追究方式来制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主体，并以此为理由强调经济法责任实际上就是上述三种责任。但我们应看到，经济法责任对诸如“损害赔偿”“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责任方式的采用，虽然与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术语相同，但不过是与二者一样采用了相同的责任追究方式，并不代表其责任追究的功能和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等同于民法或行政法，其责任追究目的在于维护整体社会公共利益。这就使得在经济法关系中使用“损害赔偿”等责任形式，并不是对违法行为主体追究民事责任，而是追究其经济法责任。法律责任的本质是对责任主体权益的限制和剥夺，而责任主体能被限制和剥夺的权益种类又是有限的，法律不可能无限地发展出各种不同的责任形式，当近代和现代的法律制度逐渐成熟以后，法律所能使用的责任形式基本上被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瓜分完毕⑤。晚近发展的经济法只能在现有的责任形式中选择使用以构建自己的法律责任体系。责任形式的重合并不代表经济法责任就是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事实上，在现有的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中，共同采用同种责任形式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民法、行政法、刑法能同时采用罚没财产类责任形式，如民法上的惩罚性违约金、行政法上的罚款、刑法上的罚金，那么经济法采用与民法同种责任形式的“损害赔偿”又如何能说明经济法责任就是民事责任呢？
况且，经济法发展至今，还产生了诸多民法、行政法、刑法所不具有或忽视的责任形式，这些独特的责任形式体现了经济法的制度功能，为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1.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在民商法中受到忽视，却在经济法中受到极大的重视，并有扩大适用的趋势。这种责任形式具有四种功能：对受害方的赔偿、对违法行为主体的制裁、对违法行为主体再次违法的遏制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威慑、对受害方同违法行为做斗争的鼓励。其不仅能很好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而且能够维持和保护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具有鲜明的经济法立场与特色。
2.信用减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若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减等，则是一种惩罚。如信誉评估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等就具有信用减等的责任效果。
3.资格减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资格同其存续和收益紧密相关。因此，取消市场主体的某种资格，如吊销营业执照、取缔特殊行业从业资格，使其失去某种活动能力，就是对经济法主体的一种重要惩罚。因为，这种责任通常由经济行政机关做出，故有些学者称这种责任为行政责任。但应当看到这种责任形式与行政法责任的责任目的不同，并不在于维护行政的权威和保持政府的廉洁性，而在于维护市场的整体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责任。
4.改变或者撤销政府经济违法规定和行为。这是针对经济行政机关在进行宏观调控或市场规制过程中，出现违法行为给予否定的责任形式。在部分经济法律规范中有立法体现，如《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中的一些条款体现了这种责任形式。
5.产品召回。产品召回是指产品的生产商、销售商或进口商在其生产、销售或进口的产品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缺陷时，依法将该产品从市场上收回，并免费对其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制度⑥。实践中，我国已经出现三菱帕杰罗汽车召回事件、松下手机召回事件等。产品召回制度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此种制度有“三大责任”所不能涵盖的责任主体、责任目标和责任适用程序，是经济法责任的独有责任形式之一。
综上所述，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既根源于经济法独特的制度功能，是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目标的必然结果，又具有独特的责任形式加以体现和保证。虽然经济法责任在部分责任形式上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重合，但经济法责任所独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经济法责任不能等同于其他法律责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理论逻辑的必然，亦是制度功能的体现，更是经济法适用于实践的应然状态和保障。
注释：
①李昌麒：《经济法教程》第117～129页，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②刘瑞复：《经济法原理》第163～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雷晓冰：《经济法前沿问题》第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第349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摘要：互联网共享单车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市民的出行，更改变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模式。由传统的政府主导提供，到政府与企业合作，再
>> 公共服务均等化视域下的政府伦理责任 《公共服务视野下的政府责任法治》述评 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模式研究 网络环境下的政府公共服务协同管理研究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研究 新公共服务视角下县级政府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背景下的政府规制研究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中地方政府责任研究 公共服务的“政府主导”模式 网络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新形势下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责任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边界与制度安排 浅析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责任缺失 论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政府责任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财政责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探析 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下PPP模式的建设分析 浅论服务型政府下的政府责任问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作者于2017年2月2日访问。
④王慧峰：《共享单车的喜与忧》，人民政协报，2017年2月7日，第三版。
⑤深圳市交通\输委员会官网：，作者于2017-2-11访问.
[5]民间资本介入公共自行车遇难题政府未考虑.载于南海网，来源：经济参考报.，作者于2017-2-2访问.
[8]王慧峰.共享单车的喜与忧.人民政协报，2017-2-7（第三版）.
[9]王菲予.城市公共交通民营化过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论文：11.
[10]E.S.萨瓦斯，著.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田娇娇.基于公平与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PPP项目的政府责任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业论文.
[12]丁振侠.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交通服务中的问题与对策.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业论文.
作者简介：李 爽（1993-），女，汉族，天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
摘 要 现代意义上的民法通过意思表示来实现私法自治。而私法自治要通过自由的意思表示在法律行为之上才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民事主体所追求的法律效果一旦获得法律的认可，法律便按照意思表示的内容赋予法律上的保护力。然而，意思表示产生于人的内心而表现于外，因此常会因为内外的不一致而导致意思表示产生瑕疵。意思表示的错误便是其中的一种。意思表示错误违反了私法自治的原则，对它进行研究，进而加以救济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意思表示 私法自治 法律行为
作者简介：董珊珊，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蔡一敏，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015-02
一、两大法系比较研究
（一）大陆法上的错误类型及其相应的法律效果
意思表示的错误起源于罗马法，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发展完善。到了近代，这种意思表示的错误制度逐渐被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所继承。但是，由于立法传统、立法技术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大陆法系的两大派系，即以合意为角度的法国法模式和以意思表示的过程为角度的德国法模式。
以德国法模式为例，《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要比《法国民法典》晚，但意思表示的错误理论在《德国民法典》中却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同时德国人的严谨性也在这部法典中得到最完整的诠释。在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是错误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表示错误是值得法律保护的，而动机错误则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表示错误属于静态的，是指表意人无意的在表示上犯错误；而动机错误是动态的，是在意思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第二次草案中对错误制度的修改最终奠定了现行民法典的错误制度。德国民法学者依据在意思表示传达过程中错误的发生阶段，提出了以阶段性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分类方法。具体而言，一共分为以下五个阶段：豍
第一阶段是意思的形成阶段。一个意思的形成的过程中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在这个阶段发生的错误，称为动机错误或者意思形成错误。
第二阶段是如何将形成的意思表示出来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之后，表意人必须将业已形成的意思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示出来，这时的错误主要就是这个表示的方式，这时便产生内容错误或称为意义错误。
第三阶段是通过方式将意思表达于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错误成为表达错误或者表示行为的错误。如甲欲买a而误指b，即表达错误。
第四阶段是意思的传达阶段。当事人之间为非对话的意思表示时，需要使用传达机关。传达机关在传送过程中发生错误，如传达内容的改变或者缺失，或者传达机关将意思传达给了非相对人等。这个阶段的错误就被称为传达错误。
第五阶段是意思的受领阶段。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之后，相对人对于表意人和传达人正确的表达做出了错误的理解，就称为受领错误。
以上这些错误类型，是德国民法上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一般分类。但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常见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是否可以撤销以及应该归入何种错误类型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
（二）普通法上的错误类型及其相应的法律效果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合同领域一直传承着“对价理论”。在普通法上，一直到19世纪都还是关注表意人一方的真意保护。近代，普通法才开始构建意思表示的错误制度。在英美法系中，由于其不具备成文法典化的传统，因此，对于意思表示的瑕疵制度散见于各种民法判例及相关的合同法规之中。
在英国，对于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救济方式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普通法进行救济，另外一种是通过衡平法进行救济。在美国，意思表示的错误是指与事实不一致的认识，可以划分为单方错误和双方错误。豎单方的错误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事实的认识不正确的情况。传统理论认为，由于信奉“当事人最好的救济是不犯错误”豏，因此单方错误，对合同的生效没有任何影响。但目前，很多法院在尝试缓和这种绝对的保护，试着承认一定限度的单方错误可以主张撤销，如表意人的错误为相对人所明知的情形即是如此；双方错误是指双方当事人均对合同事实发生了相同或不同的错误认识。法院受理的大多也是双方错误。以双方错误为由撤销合同的，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在订约中存在的错误足以影响协议的实质内容，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并且这个错误不属于表意人本应当承担的风险，因此，解除合同并恢复原状，并不会给其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我国法的缺陷
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制度，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有意思的是，我国法律中出现了一个类似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重大误解”。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59条，《民通意见》第71条、第73条，对“重大误解”的意思表示不一致进行规定。由此看出，对于意思表示错误，在《民法通则》中，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制度，内在的逻辑就更无从提及。我国法对于“重大误解”制度的规定，也是按照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分类规定在各个分散的法律之中的，如《合同法》。这样既没有体现出意思表示在现代民法中的核心地位，更没有构建出完整的意思表示不一致的制度。仔细探究我国现行的立法，对于“重大误解”的规定，实质上是同传统民法体系中的错误相互交错的。对于“重大误解”的法律后果即效力，如可撤销和无效等，我国法的规定并不统一，相对比较混乱。豐
我国法的另外一个缺陷就是立法技术。对于意思表示错误这个制度，笔者认为需要用专业的法律术语加以规定，而我国法仅仅用“重大误解”这个日常用语来表达。更为严重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重大误解”并不是法律条文中所写的“重大误解”。于是又引发了连锁现象，司法解释又紧随立法之后对这个“重大误解”进行解释。而解释的内容，又刚好等同了学理上“意思表示错误”的内涵。这样一个混乱的法律用语将不会有利于我国立法的进程。
三、完善及构建
笔者认为，在未来《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对于意思表示错误这个制度，《德国民法典》关于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规定不失为我国立法可以参照的一个蓝本。
在我国未来的立法中，首先应当取缔“重大误解”这个称谓，取之以“错误”代之。这样，对于“重大误解”的相关司法解释也就不复存在了。错误，指表意人对法律行为的事实的认识错误。而误解，则属于对于合约内容的错误，而非对整个法律行为的事实的认识错误。豑
其次，在我国未来民事立法中，在确立了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地位之后，要规定完整的意思表示错误的制度。对此，可以借鉴德国法对意思表示错误的阶段性划分而对错误的具体形态加以完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样态进行规定：豒
1.动机错误。表意人的内心意思与事实不一致的情形。
2.内容错误。内容的错误指表意人错误地认识表示行为而为的表示。分为以下三
种情形：豓第一种，对相对人的认识错误。第二种，对标的本身的错误。第三种，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
笔者认为，内容的错误的三种情形中，对于相对人的认识错误，由于涉及到合同的实质内容，原则上是可以撤销或者无效的。
对于标的本身的错误，笔者认为，这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产生的意思表示的问题。即在合同订立时，当事人对标的的认识错误。这种情况下，合同尚未成立，从而不发生合同可撤销或者无效的问题。
对于法律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笔者认为，这是当事人的主观思维与客观实际的不符合，但并不影响客观上合同的生效。因此，对法律行为性质上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豔
3.表示行为的错误。即表意人错误地为表示其本所意欲的。如误写误言等。例如：误写合同总额10000元为1000元。笔者认为，对于表示行为的错误，即误写误言的，其可以通过合同的解释进行修正。
4.传达错误。传达错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表示机关表示错误。实质上就是表意人表示错误。这种情况参见内容的错误，在此不再赘述。第二种情况，传达机关表示错误。这也是狭义上的传达错误。由于传达的错误，而使得表意人的意思无法到达相对人。笔者认为这种法律行为类似于无权。可以类推适用无权的规定，由故意传达人对善意相对人和表意人负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5.不合意或误解。法律行为的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意思与表示并无错误，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却不相合，即受领意思表示的一方当事人的理解出现错误。合同必须具备确定的内容才能成立，才能生效。因此，对于此种不合意或者误解，由于合同的内容部明确而属于法律行为的不成立。豖故而也不存在撤销和无效的情形。如果要成就该行为的效力，则必须为明确的意思表示。
6.其它。这个条款作为兜底条款，写进民法典，为以后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错误制度留下空间。
注释：
[1]郑彬.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研究.湘潭大学民商法学法律硕士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马光燕.意思表示错误研究.吉林大学民商法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3]刘守豹.意思表示瑕疵的比较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4]徐海燕编.民商法总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6]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
[7]黄柯，李杨，王红奎.对意思表示错误内在态样结构的反思.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8]余晓丽.意思表示瑕疵类型研究.河南大学民法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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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
(一)特殊的过错原则
1、医疗事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1)我国现行立法概况
4.论文脚注：论文脚注一律采用word自动添加引注的格式，引注采用脚注方式，脚注位于每页底端，采取连续编号方式。(操作：插入引用脚注尾注)
脚注格式(脚注格式部分内容引自梁慧星著：《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略有改动。)：
(1)论文类：
作者：“文章名称”，刊载出版物及版次，页码。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第12页。
尹田：“论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梁慧星：“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3日，第5版。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社及版次，页号。
例：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02页。
李双元、徐国建主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构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网上作品类：
作者：“文章名”，具体网址，最后检索日期。
例：
李扬：“技术措施权及其反思”，2006年3月24日最后检索。
(4)法律法规类：
《法律法规名称》第x条第x款。(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1条。(即不可使用“第九十一条”)
(5)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三、参考文献格式
1.参考文献为小四号宋体字。一般应将参考文献区分为期刊类、著作类、法律文书类。
2.具体格式：
(1)期刊类：
作者：“文章名称”，《期刊名称》，卷号或期数。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及版次。
例：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
(3)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四、其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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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属于法学范畴的学理探讨，它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需由立法者（暨立法）和法学 家的主观意志作为中间媒介” [1]由此出发，法律部门的划分，法律调整模式的设计，应当不仅仅强调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还应当渗透着法学家的主观意志，从根本上说，一个法律部门的成立与否。是所有构成这一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的特性决定的，法律调整模式的设计应当立足于本国的现实实践。
一、商法的产生和发展
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的习惯法， [2]它起源于11、12世纪的西欧国家，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了职业商人阶级的产生，“正是主要为了满足新的商人阶级的需要，才形成了一种新的商法体系”[3]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城市的发达与自治又促使商业联盟、商事习惯和商事法院得以发展。从中世纪到近代，调整单方面商事行为的制度和法律规范日益出现并且逐渐在体系上充实起来，从而确立起商事管理、商事票据、商事公司以及银行和商业信用等制度。至16-17世纪。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加强政府对商人阶级的控制，各国均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将商事习惯上升为法律，相继出现了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17年的《卢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3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5年的《希腊商法典》、1838年的《荷兰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时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意大利商法典》和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欧洲大陆的商事立法热潮，是商人利益的典型体现，也是立法者秉承商人习惯法这一成型规则的传统作法。因而，商法从一开始便带有模仿商人习惯法的局限性，其制法过程显然缺乏类似于民事立法那样的理论准备。 [4]欧洲各国的商事立法，事实上不过是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产物，在缺乏理论准备下建立起来的商法体系，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商法内容不断修改和补充，成为发展最为迅速、变化最大而又最缺乏理论指导的法律部门。从瑞士民法典开始，出现了民商合一的趋势，商法典模式逐渐由个别的单行法规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这一趋势所代替。
从19世纪以来，商法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 人的商化和商化的人。人的普遍商化，使商法所规定的商人已很难与自然人和法人相区别，法国商法和德国商法分别采用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试图将商事法律规范与民事规范区别开来，但这种努力显得越来越勉强。从而使得商法得以独立存在的基础岌岌可危。
2、 商业行为的泛化。不仅仅是商事主体出现了普遍化，商业行为与其他民事行为已经难以区分，“营利性”的标准随着现代经济生活追求效益性已经不可能使商事行为独立。同时，商事行为的范围越来越大，商法对于经济生活的保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3、 国家职能角色的转变。现代国家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者与经济参与者三位于一体，对于经济生活越来越需要统一的调控、管理、参与，缺乏系统理论和统一性的商法不可能胜任这种需要，这正是现代商法式微的根本所在。
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如此，商法本身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也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而日趋捉襟见肘，从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首先，商法的独立调整对象，“本质上是某种生产经营关系，此种社会关系是由营业性主体所从事的营业性营业行为所形成的，其方位包括了一定社会中生产交换和分配各阶段上形成的基础关系” [5]由此可见，商法独立的基础在于其主体制度及与其相联系的商事行为上，而事实上，现实社会关系经历了所谓‘普遍商化’的过程，营利性营业行为的范围大大扩充， [6]“营业之种类已大为扩充，从而商业和商行为之概念范围亦大为推广”， [7]商人特殊身份的消失和商业的泛化，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之一。由此，商法独立于民法的依据已不复存在。
其次，商法本身的体系极其纷纭芜杂，难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则，“组成它的几个法律相互之间，并没有完整的内在联系”， [8]各国有民商合一、有民无商、有商无民、无民无商等几种模式。法国商法采取行为主义，即采取客观主义，包括通则、海商、破产、商事法院各编；而德国商法则采取属人主义，即主观主义，包括商业性质、公司及隐名合伙、商行为、票据、海商诸编；日本商法则为总则、公司、商行为、票据、海商等编。这些法典的范围本就不同，更何况各国对之均进行重大修改，相应颁布了不同的单行法规，更使得商法零乱不堪，“可知商法应规定之事项，原无一定范围，而划分独立之法典，亦只自取烦忧……关于商法则不能以总则贯全体”。 [9]
最后，商法作为国家对经济有限干预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逐步公法化的特征，“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法所调整的常常是个人的福利，保护的是公民个人的利益关系，而商法所调整的内容常涉及公共福利，更多地保护着公共利益关系”， [10]这种观点并未真正认识到现代民法发展的精髓。尽管商法中有众多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规范，但仅仅表现为国家对商事行为的形式的要求，它和民法意思自治的客观化、表现化是一致的，传统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过渡，事实上就是民法逐渐向商法靠拢的过程，商法学者所提出的商事公法、商事私法的理论本身就反映了他们既希冀利用传统法律部门来解释现代国家参与调控经济的现实，又企图维持自由竞争时期发展而来的私法自治的矛盾心理。
商事法律规范本身缺乏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出于科学的构造，而只是历史的产物”，[11] “商法并不超越民法的范畴，二者都必须贯彻私法自治或当事人自治的原则”。 [12]可以说，商法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其实质上是为了弥补民法的不足，保证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距离的应急物，对于我国而言，既缺乏商事惯例传统，也不存在商人集团这一现实，更不具备理论准备，其独立性不存在事实上的根据和逻辑上的必要性和充分性，民商合一才是中国法制的必然选择。
二、晚近民法的社会本位化和商法化
民法作为传统的法律部门，从罗马法以来一直以自由的财产法处于私法的核心，“它以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制度为核心，主要调整当事人意思自治，亦即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财产流转关系，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物权和其他权利制度，与刑法衔接调整较轻微的侵权关系”[13] 民法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现代民法的权利义务不再是权利本位（权利本位的真正含义就是个人权利本位）[14] ，而是由公共利益、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约束下的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的。
个人主义的勃兴是传统民法发展的精髓，不仅在民法上形成了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社会契约论的兴起，“遵守《民法典》将成为最为普遍的道德准则”[15] ，而现代社会中，“为了减缓自由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以期合理配置资源，资本主义国家则由治安警察国家过渡到行政国家，主动介入‘市民社会’的‘私生活’”[16] ，因此，从法国民法典的传统民法，发展到1919年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当同时符合公共福利”，以及日本战后增补民法第1条关于“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的规定，民法已从权利本位发展到社会本位。今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应运而生。 [17]在罗马法中，
“人的活动是自由的，国家保护它不受侵犯……法律保障给予某一主体以求生存和幸福的资料总和是他的财产，因而这种权利本身被称为财产权”[18] .物权体现人对物的权利，债权体现的人对人的权利，这种完整的权利世界观是紧紧的围绕着财产组成的，与此同时，人格独立、自由、尊严等通过意思自治和民事法律行为来完成，传统民法的契约自由典型的表现出来这一特点，“契约自由被视为意思自治的核心，它使当事人有权摆脱法律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设置其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 [19].因此，传统民法的精髓在于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财产的稳定性（物权制度）和流动性（债权制度），从人的自由与对财产的完整性保护这两个基点完成了传统民法理论大厦的构筑。
社会本位的民法对所有权加以限制，促使所有权社会化，出现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和消费者以及公平竞争原则，规定解释契约的表示主义条款，限制利息、租金和价格，禁止房屋出租人强制承租人搬迁，限制权利的履行以及限制卡特尔和不当赠与契约，禁止不当招徕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了国家对私人权利的限制，意思表示的外化，与双方的实质是一致的，传统民法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同民法的出发点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
1.债权地位的上升。人与物的关系减弱，市民生活的交往扩大，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复杂，出现了保护交易安全、防止权利滥用的趋势，债权逐步优先于物权。人更注重物的价值而不是物本身，财产组成的债权化，人与特定物的联系弱化的趋势将进一步促使法律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人的合作；
2.意思自治受到限制。这是现代民法最重要的发展，合同的特殊意志随着社会精神约束力的削弱，越来越侵蚀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法以普遍意志的面目出现，在保障自由意志的同时，逐渐对特殊意志的自由度施加拘束”[20] 社会现实越来越需要外在性的约束控制机制，合同内在的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形成了合同法律制度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意思自治的衰落与现代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其核心所在。表现在：强制性合同大量出现；合同中的意思主义逐渐为表示主义代替；合同解释由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趋向于使之产生法官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即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要订立公平和符合社会利益的合同” [21]来解释。
民法中意思表示客观化和形式主义的发展使其得以与商法相融合，对民事法律行为严格要求正是其“公法性”的体现，国家通过对特定商事行为形式的要求实现商法的特殊调整。许多学者仅仅强调商法的公法性，却未看到这种公法性仅仅是建立在对自由意志的强调上。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现代民法中强行性规范的增加，正是其社会本位所在。但是民法的本质在于个人意志的自由，任意性规范才是其精髓所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导致了现代民法的危机。“现代民法中法律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规则效力之间的矛盾显然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法律行为调整方式与法定调整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然也不可能得到适当的协调”，[22] 因而，社会生活的发展使得民法的意思表示越来越外在化，越来越趋同于商法，民商合一的趋势使得现代民法出现了无法解决的二难选择，即如何解决意思自治与实现有效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在商法无法实现对现代国家职能转变的要求时，为了保持现代民法的自治性，实现经济法与民法的接轨是现代法律体系的必然选择。
三、经济法：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毋庸质疑，商法的公法化为许多学者解决民法危机提供了一种思路，“在商法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里，新的经济法仍然在为自己谋求一席之地，一般来说，它仍然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充实商法”， [23]但实际上，尽管经济法与商法确实都参与了程度不同的国家干预因素，但商法仅仅是通过对意思自治形式化的要求，实现对商事活动的调整。仍然是由“私的”法律规范组成的。例如公司法，商事公司法仅仅是对资本组成、成立程序等从财产关系方面所作的规定。经济法则不同，它从组织、内部结构、管理、财务、资本运动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进行调整，因而“在公有制企业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传统商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可归入经济法” [24].经济法的出现与特点是由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所决定的。现代国家中组织的日益扩大，既所谓的“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企业是许多专业化的个人组成的集合，处于相继生产阶段领域或相继产业的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被称为一体化，这一概念是与专业化相反的对应”[25] ，而组织是靠纵向的行政权力指导分配资源的[26]， ，推动社会变迁的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制度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27].制度的变化是国家、组织（企业）与个人之间社会博奕的结果。现代组织的不断扩大是传统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之间的最大变化，传统法律以国家与个人为基点构筑体系，，但是垄断的产生、跨国公司、联合企业的不断涌现，使得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以个人为基本主体的民商法无法深入组织内部进行调整，而对组织关系以及组织内部的调整必然由经济法来调整。
现代国家职能的转变也是经济法兴起的重要因素，为了寻求经济发展及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国家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生活、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国土及人口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控和强制，“20世纪以来，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不介入经济生活的旧体制，越来越加强干预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28] .国家在经济领域内作为再分配人通过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宏观经济政策，作为国家所有权所有人通过参与经营、对企业组织的钳制、反垄断、保护公平竞争、等微观经济政策实现了对经济的完整参与、管理，通过公共供给政策、公共引导政策以及公的规制政策[29] 实现对经济调控的目标实现。国家职能的发展和国家作为不同主体的角色的分离，是现代经济生活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30]
社会关系的变化体现在法律上，是“组织因素”、“权力因素”的法律规范的增加正如美国学者加贝尔指出的，“最正确地表达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调整原则已经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稳固的合作，在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工业中资本日益垄断化，劳工在工会中越来越集中，随着国家进入市场，公共企业的出现，确保失业者购买力的金钱的再分配-所有这些过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向所谓的多元主义社会经济的过渡……多元主义需要的法律模式是政府官员的调整干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或道德的行为”。 [31]传统民商法是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在其哲学观中，财产被视为自由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此出发，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其社会本位只能是国家对个人意思的硬性规定，从而，对于现代经济中所要求的合作主义难以适应。经济法则以组织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实现国家的宏微观调控为目标，“这种由组织为基本主体参加的，由管理因素和财产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基本主体参加的，由管理因素和财产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经济关系，也应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律调整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32]组织因素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体现在法律领域的多方面，在物权领域，国家所有权的出现，促使国家从多方面来实现其所有权，包括对国有企业运营中的组织管理，“对此，民法中的源于罗马法的典型的私人所有权制度，既关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抽象规定，是无法实行有效调整的” [33]；在债权领域，则出现了国家政府经济行为合同，“当我们论述现代契约关系时，有必要加上一个新的因素-权利、等级和命令，虽然权力、等级和命令在原始契约关系中决非不存在” [34]，合同出现了
传统合同理论无法解决的困境。合同自身的异化突破了传统合同法中纯粹财产关系的范畴，合同已决非单纯的民法债权的内容。
显然，组织因素的增加使得以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很难对经济进行完整的调整。尽管民法的商法化，“私法公法化”的趋势促使许多学者企图以商法代替经济法，希望以现代民法的社会本位来代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参与。但所谓民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限制，强行性规范的增加，和形式主义的发展，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则完全体现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适应，即立足于组织和国家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协调，这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更为深刻的内容，“概括地说，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就其性质来说除了不能调整组织管理性质的所谓‘横向’经济关系或契约性关系，也因为加进了组织管理因素而超出了民商法调整的范畴”。 [35]
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民法需要经济法来对组织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参与加以调整，以保持其意思自治的纯洁性；经济法也需要民法来对市场经济的基础关系加以调整，经济法并不是将民法排斥在经济生活以外，它与民法的目标是一致的，既保证社会正义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实现。“民法中的公共道德或公序良俗条款，可以说是民法与经济法的一个‘衔接点’，被认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条款的行为，既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须由经济法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作具体调整”，[36] 经济法的责权利效原则真正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正如美国学者所称的，现代市场经济是责任市场， [37]通过专业化、技术化、完全社会本位化的法律规范来保护社会整体及个体的利益，经济法对于现代经济实现了高层次的调整。
当前，有许多人对经济法持有错误的理解，认为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的法，事实上经济法的根本任务在于保证经济民主与促进竞争，其精髓在于对国家经济管理的有序化控制，限制行政部门的滥用职权，经济法的哲学观是一种统分结合、民主与集中结合的思想，通过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协调实现与民法相同的价值目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必须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社会主义是天然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制度”，[38]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经济法与民法应当携手并进，经济法通过它的国家所有权、经济责任制、经济合同[39] 、经济管理、竞争与消费者保护等各项制度，与民法中的物权、债权、主体制度相衔接，共同实现国家的立法目标，“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 [40]
因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模式的建立，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公有体制的传统与现实，以民法为基础法，以经济法为基本法，两者均以社会为本位。如果试图完全以民法来对经济生活加以调整，必将陷入-要么不顾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坚持私法自治，从而去“补资本主义课”的道路，要么将顾及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使民法的强行性规范压过任意性规范，失去民法的精髓，不顾我国是一个个体利益发展不充分，急切需要发展私法的国情-的泥潭。纯粹的私法自治在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中都只是一种臆想和一厢情愿。
注释：
[1]史际春：《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载《当代法学》1992年第3、4期连载。
[2]参见 董安生 等编著：《中国商法总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3]［美］H.J.伯尔曼 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4]参见 前引董安生，第14页。
[5]参见 前引董安生，第33页。
[6]参见 前引董安生，第30页。
[7]［台］曾如柏 著：《商事法大纲》，正中书局1972年版，第2页。
[8]刘文华 《当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中应关注的几个问题》，天津高等工科院校经济法研究会年会论文。
[9]［台］史尚宽 著：《民法总则》，著者1980年版，第51页。
[10]范键 编著：《德国商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11]粱慧星 王利明 著： 《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12]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13]前引 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
[14]参见 前引史尚宽，第30－32页，史际春：《从民法看法本位》，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7期。
[15]［美］约翰·H·梅利曼著：《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16]前引 史际春：《从民法看法本位》。
[17]参见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8]［意］彼得罗·彭梵得 著：《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3－94页。
[19]Carbonnier，les obligations，p46，转引自 尹田 《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20]史际春 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关于经济合同重新定位问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 研究会1996年年会暨武汉学术讨论会论文。
[21]参见 ［美］迈克尔·D·贝勒斯 著《法律的原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6页。
[22]董安生 著：《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23]［美］丹尼斯·特伦：《商法与经济法》，载《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
[24]史际春 著：《大陆经济法精要》，[台]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页。
[25]马九杰 邓峰 编著：《企业制度改革方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26]参见 张军 著：《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27]参见L.E.戴维斯 D.G.诺斯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版。
[28]潘静成 刘文华 主编：《经济法基础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29]参见 [日] 植草益 著：《微观规制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
[30]参见 前引 马九杰 邓峰，第134-137页。
[31]转引自 朱景文 著：《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32]前引 潘静成 刘文华，第39-40页。
[33]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法》，载《光明日报。》，1994年12月14日。
[34][美] I.R.麦克尼尔 著：《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35]前引 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
[36]前引 史际春：《大陆经济法精要》，第14页。
[37]参见 前引 麦克尼尔，第31页。
[38]徐国栋 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3-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