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5:44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与国家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虽然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尤其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系统、社会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等。信息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成。而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各自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
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j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同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实施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
l从翻译策略的采取上看
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经验丰富的译家和译学研究者对译者的作用、地位、职能以及译者应该采取的策略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奈达认为，一个理想的译者不仅必须熟悉原语和精通译语．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必须充分了解所译题材．还必须具备“移情”本领，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尽力模仿原作者而不要试图超越原作者(谭载喜。1999：237)。程永生(2001)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译者作为翻译交际的中心人物，不仅涉及到与读者或是作者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译法，还涉及到是否与作者共专业，以及为什么样的读者服务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性和干扰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反映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是音译还是意译，是归化还是异化，是保留外语说法还是译成汉语说法等等，就都是译者面临的难题。而外国文化也可能形成对本国文化的干扰而对译者造成双语转换的障碍。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混杂语”(pidgin)，“洋泾浜”英语就是混杂语的一种。另外，在意识流影响下的“朦胧诗”也往往很难翻译。而在今天，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它对语言和语言使用及演化的影响越米越受到关注。会不会有一种语言成为全球语?如果有，又会是哪一种语言?如果有这样一个全球的语言发展趋势，那翻译的前景如何?在marysnel1．hornby的著作《翻泽研究：综合方法》ftranslationstudies：anintegratedapproach)中，她提出了将翻泽活动置于多语和多文化交际的语境下研究的方法，还分析了近期的潮流，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给国际交流和翻译的影响，也讨论了对翻泽者作的影响及结果。她说明到，所有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流及文化与语言角色发展都深刻的影响到翻译及职业译者的工作。marysnell—hornby还阐述了在四种虽各不相同但现时真实存在的翻泽任务基础上，译者所面临及所受到困扰的多项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翻泽南“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成的原文．翻译“文化混杂性文本”(1iteraryhybridtext)，以及说明和对待不同类别的特别文化材料(说明手册，广告传单)。就象snell—hornby所指的那样，由“同际英语”写作成的原文文本首先会给翻译者带来理解的问题，还可能会需要译者对其进行编辑加：。而另一·方面，文化混杂性文本带给译者的又是不同的问题。gunillaanderman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在翻泽此类文本时，翻译者必须清楚明确的认识到，英语的多样性实际上传达了与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身份有关的信息。最近，《光明日报》从构建中西方文明通道的高度对翻泽问题进行讨论，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对待外闭文化，如何吸收与借鉴外国文化的先进成分，应该成为目前翻译研究界关注的问题。翻译研究者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场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埘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盲目引进文本”，“误译错误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面对这样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更要认清翻译者的核心作用，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采用上尽可能的传达民族文化特色。在具体的两种语言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得非常明。对现在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文化来说，当然不利。文化交流中泽入的数量多于泽出的数量，势造成围外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则总是无法扩大影响。由此导致我们文化的民族特性鲜为世界所知，或被模糊及误解。要克服这种危险，在英汉翻译选材上，对强势文化不能盲目崇拜，什么流行就译什么，而要有选择的加以翻泽，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更要积极照顾到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纵作用，在翻译、引进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应选优秀译者，选取典型作品而译，以高水平的作品展示中图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巾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史对于凄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保留一点中国民族风味，多传达一些汉的语文化特色。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避自己的义化现状，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的为了使自己的洋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泽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凄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忡和特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遁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在翻泽上，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并不鲜见梁实秋力主泽文语言的归化性和纯洁性，极力维护传统的语言价值观，提倡用汉语四字格之类的现成。还有不少泽者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与纯洁性，也同样在翻详中充分发挥j-自己对翻泽过程和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
2从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看
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历发腿或历史变革，价值标准也会发牛变更，所以翻洋也直遁历时性，具有可变性。十九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已经发展成为“最佳可读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不同而演变进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变化不定的权宜之计，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看成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要求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用科学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崭新知识和观点去加以审视、整理及阐发翻译的理论问题。
2．1翻谭理论研究
全球化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多元化，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它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结合而成，需要按照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面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构想和主张。
面对全球化对译学与义化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巾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泽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泽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泽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张柏然(2002)中国译学理论思维相对于西方洋学理论思维而言，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而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泽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凄”，发掘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由此提要把握学理论自身的身份标志，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洋哲学”，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智慧的“文化一生命翻泽诗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坚持翻译理论研究的色会使其放弃对普遍翻泽理论的追求．从对纯理论的研究上偏离，从而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还有学者认为，在具体的删译理论建设疗法上，应该“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走去，与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在中同翻译理论和纯翻译理论的分歧问题上，也有主张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的i琦个方面，即是全球化背景下泽论研究对差异性和普遍性的求。具有中同特色的删泽理沦与具自‘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这阿者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偏向哪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泽论的特色，并：意味蕾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孙会军、张柏然2002)．
丽全球化，中翻泽理论研究首_宽要确的足一·个盘jj何看待的态度问题。树立证确的态度是关键。全球化怕，翻泽欢迎全球化，而日．应该抓住伞球化带米的大好发展机会促进身实践和理沦建设与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抵抗全球化：所谓民旌特征鼠会阻碍了翻泽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把理论请进来”的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的走l去学习、研究和探讨外理论；存学习外国先进的理沦经验成果的同时，还爱“走去”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参与同际交流，积极力『j入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枉中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闰翻译理论建设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观。就像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走出国门，自觉介入到际翻译研究的讨论叶i去．他们用英文或法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阐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开始影响到两方的学者了，从而使得际翻译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脱点越来越予以重视”(杭菊2002)。
在翻洋理论研究方面，学术发展水平的商低造成的差距，虚心向西先进理论学习，义不能过分依赖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要注意足干,-t传统义化，认真的整理干¨总结学习传统理论．吸取适合门的理论成分，确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1984：588．604)，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翻译理沧，最终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和优势，以立足界翻译理沦研究，而不能被强势翻潭理论同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f，东西方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吸收融合外来新文化、新理论来促进本国文化包括翻译事业的发展。但是，东西方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各具特色，所以我国的翻泽理论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特点为代价。我们既不能轻易的反对和打击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不能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论断”来试图完全抛弃和定译沦民族性，更不能埘坚持民族文化，试图建立巾自己特色翻译学的学者和在英翻译时采用归化翻湃的泽者打上逆世界历史潮流或观念陈旧等的印记。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际上才能维护民族丈化特征，在国内才能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巾国翻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2．2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
在译论建设方嘶，我们要克服两译论的卡h臣排斥倾向及翮泽研究的片面倾向，我们必须以我的翻译实践为基点，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鉴进行译论研究。我们应该学习国外译学界善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找准切人点深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我们应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翻译理论，下功夫加强汉语修养，研究汉语语言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把前者化人后者，拿出我们自己足以与外国翻译理论相抗衡的著作来。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重视及研究，对国外翻译理论分流派或分不同时期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分析学习工作。最后力争能让一部部优秀译学著作形成卓越文化代表，从而展示中国翻译界的理论建树。
关键词：翻译 文化转向 “礼”
一、序言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众多语言学理论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到语言交际的社会层面，从而使翻译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已初具规模，其主流则是以图里（Toury Gideon）为代表的操纵学派。他们关注“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认为“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手段。”。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从而正式地确定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取向。本文拟从《论语》里的“礼”出发，在探讨文字翻译的同时，亦关注翻译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传播态势。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不仅能体现不同文化的特质，还能表现不同的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而作为不同语码间信息转化的翻译活动，其产生的本源亦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求。可见翻译与文化两者是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没有翻译活动的相互交流，固守自封的文化只能是死水一潭。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如果只是仅仅追求语码间的“等值”转换，而忽略语言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那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译文则与翻译软件的译文无异，生硬而无“情感”。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我们的翻译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并未否定传统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而且文化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列夫维尔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著作中也没有排除文本中的语言研究取向。一方面，他们认为翻译活动在语言层面上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是一种交流工具；另一方面，在文化层面上，翻译的文本可以作为分析文化交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媒介。这两种翻译研究模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着手，深入分析语言翻译之间的背景、内涵的表达方式和准确度。
翻译的文化转向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文化研究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解读源语的文本，在翻译实践中充分考虑到其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以文化的眼光和跨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考量译文中的语言及文化信息的传达。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文化转向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并没有相冲突的地方，它只是为我们的翻译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而且翻译的文化转向也不会模糊和超越翻译研究的本体，而是全面的审视我们的翻译文本，更加全面的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三、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策略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张，我们的对外交流也生机勃勃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欣欣向荣的开展着。在文化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不断建立。这其中，翻译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本族文化的“译出”有着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对等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文化的等量输出。在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激荡的当下，作为文化输出重要途径之一的翻译活动究竟应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实现文化交流的互通、互惠和互利呢？对汉文化经典典籍的英译策略上，历来多集中于归化与异化之争。而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则呈现出异化占上风之势（徐，2009；王东波，2007；刘芳，2003等），为了展现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达到文化的互通有无、相互借鉴的目的，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尽量用异化策略来处理原文。如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将“磬”译为“ch’ing [musical stone]；“馒头”译为“mant’ou”[Chinese bun]。这种翻译可视为音译加注释。
音译加注释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保留汉文化的原汁原味，又兼顾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但这一方法仍旧有其局限性，原因有三：其一，既是汉文化经典典籍，通篇定有不少涉及到文化特质的词、句、义，如果每每都用音译加注释，必定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速度、效率以及阅读兴趣；其二，大量的音译加注释必将影响到文篇的完整性，使之显得支离破碎；其三，音译加注释只能在目的语中找不到意思接近的语言单位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但就翻译策略来说，异化与归化都不是天然对立的，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是为了全面、准确的展现原文。我们且以《论语》中“礼”为例，来试探汉文化经典典籍的英译。
四、“礼”：汉英语际翻译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而闻名海内外。《论语・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据统计，在汉文化经典典籍《论语》中，“礼”共出现74次，是仅次于“仁”的一个词。“礼”不是单单的指礼貌，而是应该作“礼教”解（杨伯峻，1980）。在西汉戴圣所编纂的《礼记》中，开篇即曰：“勿不敬”(Deference cannot not be shown.)，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顾曰国教授将其解读为“Speaking of lǐ[i.e.politeness]，humble yourself but show respect to other.Denigrating self and respecting other remain at the core of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lǐmào”。
在《论语》的翻译中，Arthur Waley的译文历来代表了很高的境界，国内许多学者也在英译《论语》中将其译文作为参考。在Arthur Waley所译的 The Analects（《论语》）中，“礼”及其相关此条共出现70次，下表为“礼”在Arthur Waley所译《论语》各篇中出现的次数及其译文的统计。
节也。”（辞海・词语分册）。杨伯峻先生将“礼”的意思解释为“礼意，礼仪，礼制，礼法。”（杨伯峻，1980：311）。
《论语・里仁》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这里道出了“礼”作为一种制度的作用。在英语里的courtesy，etiquette，manners均表示尊敬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礼”的表象特征，是个人的修身品行和谈吐举止，却无法译出“礼”的社会作用及其实质。在“礼”的众多翻译中，有将《礼记》翻译为The Book of Social Forms and Ceremonies。这一译法明显比ritual/rite的译法更能突出“礼”的实质，即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模式。但在牛津词典里，我们会发现ceremony一词被解释为“formalities, esp. of an empty or ritualistickind”。由此可见，ceremony一词的表达亦没脱离一种空洞而无实际意义的宗教或公众形式。从翻译活动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及文化内涵上来讲，都没有达到翻译的目的。
“礼”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操行，行为举止得当，符合社会规范；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正如朱熹所言“礼”为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其作用则如《论语・泰伯》中所言：“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的本质是修身，是一种道德修养，是明“道”，明白可为或不可为的道理，即一种道德规范，行事准则，简而言之，“礼”者，小则品节，大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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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东亚研究学者Charles Muller在其《论语》的英译文中将“礼”翻译为propriety。牛津词典对propriety一词的解释分为三点：（1）fitness;rightness;(2)correctness of behavior of words;(3)pl the details or rules of correct conduct。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propriety一词不仅从个人的角度诠释出了言行举止的适当性，而且也从社会的角度约定了个人需遵从的社会准则。前面我们已提到《论语・泰伯》中“礼”就个人而言其本质所在，“国家的礼仪必有其‘以礼让为国’的本质，它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如果舍弃它的内容，徒拘守那些礼节上的形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杨伯峻，1980：38）。因此，我们可以认为propriety一词能比较全面的向目的语的读者传达出源语“礼”的深层文化信息。但在Muller的译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多用propriety的单数，其意义尤指言语的适当性，但从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中我们可以知道，“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这里的“礼”是指言语的适当性；而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是描叙“礼”的细则与规范，译为proprieties更为恰当。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汉文化经典典籍“礼”的众多英译比较与对比中，从翻译的文化转向角度出发，关注“礼”的形式及其文化内涵的准确传播，我们认为将“礼”译为propriety或根据其在文中的具体意义译为proprieties，更能准确明了的传达出“礼”这一蕴含着深刻中华文化概念的本质，作用及其内涵。
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可能做到词、句、义的完全对等，这是因为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所决定的。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做到动态对等，尽可能准确的传达出原文的文化内涵，这才是我们研究翻译与文化二者关系的目的所在。由于篇幅的局限，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出“礼”在《论语》中70处出处的详细译法，但根据我们对其内涵和意义的一点分析，相信能给大家对“礼”及其翻译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从而可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向世界传播更加准确地表达我国优良的传统资源和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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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关联理论 大学英语 英译汉教学
1.引言
要使学生达到所要求的水平,就需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以准确地理解英文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从而避免误译的产生。产生误译,尤其是对大学英语学习者而言,多属于无意误译,其产生原因则是多种多样。学者们将这些原因大致归为三类:一,译者的疏忽大意;二,译者的外语语言功力不够;三,源语国与译语国的文化差异[1]。然而,除了这些原因之外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由于译者缺乏正确认知话语结构的手段而产生误译。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活动这个言语交际过程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阐释过程,是一种涉及大脑机制的言语交际行为。斯珀佰和威尔逊对此有这样的陈诉:“每一个话语(或推理交际的其他行为)都应设想为话语或行为本身具备与之有最佳的关联性的言语交际语境。”[2]这反映了关联理论翻译观的本质特性:翻译活动是一个交际的、语用的过程。原文作者和译者构成第一轮的交际双方,译者和译文读者构成第二轮的交际双方,其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游移不定的,译者和译文读者推理时所依据的最佳关联、对文本认知所涉及的最大关联也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讨论了将关联理论应用到大学英语英译汉教学的实践中,凸显出关联理论在大学英语英译汉教学中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
2.关联理论对大学英语英译汉教学的意义
2.1三元关系的关联翻译观有助于进行全面和本质的翻译活动。
关联理论产生之前,各种翻译观点采用静态描述的方法来建构自己的翻译理论,翻译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原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二元”过程。但是这种二元论忽视了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根据关联理论的观点,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过程,涉及一个明示―推理的分析过程,之后还有一个译者的再表述行为。这个过程牵涉到三个文本:1)原文作者和译者是这个言语交际的发话者与受话者,通过文本的形式原文作者把信息明示给译者;2)译者接受了作者的明示信息并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推理形成图式文本;3)译者将推理出的图式文本转换成读者能明白的译语文本。例如:《大学英语(全新版)综合教程》中有这样一句话:“He’s just not a front-page person.”[3]
这句话结构简单,语境条件也不复杂,译者应该能很容易地明白它所表达的意思。但是在翻译这句话时,采用什么方式翻译就值得译者注意了。如果按照直译的方法,就应该译为“他就不是一个头版人物”。但是,这个译文本身是有歧义的,因为它既可以表示“他根本就不值得上头版”的意思,也可以表示“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喜欢上头版新闻的人”。为了使译文的读者不会错误地理解这句话,译者有必要根据这句话的明示信息,参考这句话的话语语境,补充出这句话的潜在意义:“他根本就不喜欢上新闻头版。”
在这个言语交际过程中,译者的翻译只是一种中间行为,译者要付出努力寻找原文的最佳关联,形成对原文的认知与理解,还要把自己对原文的认知与理解以最佳关联的方式传达给译文读者。译者和原文作者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有所不同,他从原文和语境中通过寻找关联而获得的语境效果与原文作者力图实现的语境效果也就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原文所蕴涵的信息和译文所传达的信息之间就不可能完全对等。此外,译文传达出来的信息内容是由译文的读者去理解的,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是独立于译者和原文作者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之外的。这反映出翻译是一种牵涉到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方的三元关系,译文读者在这个交际过程中不应再是被忽视的一方。因此,我们在英译汉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在进行翻译时考虑到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这三个交际参与者,这样的翻译的工作才有可能是本质的、全面的。
2.2取得最佳语境关联效果,翻译活动才能使译文忠实地反映出作者的真实意思。
关联理论强调语境效果,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既然是一种交际语用行为,则也要通过寻找关联来获得最佳语境效果。只有找到了原文与语境的关联,译者才有可能对各种有关联的信息进行综合性的认知和推理,把原文作者力图明确的事物用明确的方式再现给译文的读者。交际双方相互理解靠的是一种“互明”,只有交际一方的交际意图被交际的另一方所识别的时候,交际才能获得成功。翻译能否成功,取决于原文作者与译者之间、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明示―推理活动能否获得成功,即译者能否按照原文作者的明示,通过努力寻找到最佳关联。
例如:《大学英语》(全新版)综合教程第二册中有这样一句话:“...,my wife Ellen and I lived in...while studying arts education in Chinese kindergartens and elementary schools.”[3]
在翻译这句话时,很多学生由于缺乏对其语境的正确理解,在翻译时错将“studying”译为“学习”。然而,从原文的关联语境来看,句子中的“I”指的是霍华德・加德纳,世界著名发展和认知心理学家,“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再结合当时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不久,在认知心理学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因此没有资本足以让霍华德・加德纳来这里学习。从这样的关联信息我们可以推知,“studying”指的是研究,那么“arts...schools”就应当译为“中国幼儿园和小学里的艺术教育现状”。
这个示例说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当让学生们注意到,进行翻译的前提是在原文语境中正确地理解原文,即通过对语境的分析,找出原文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理解原文的最佳语境效果,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反映出原文作者的真实意思。
2.3关联翻译观指导下的翻译是领会原文作者交际意图前提下进行的言语交际活动。
根据关联理论的观点,究其本质来说,翻译是交际的、语用的。冉永平认为,翻译涉及语用维度,需要对信息空缺、信息断点等进行语境补缺及语用充实。一方面需要对源语进行以语境为参照的信息补缺,获取交际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对译语进行以读者为中心的语用充实与顺应,选择得体的译语形式,也即寻找源语与译语之间的最佳关联,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语用等效[4]。翻译的等效这个概念是在上个世纪由奈达率先提出。他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一书中指出,“等效”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完全等同,而是指相近的程度,即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功能上的等同[5]。从他的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汉翻译的对等是某种程度的语用等效,而关联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种语用翻译。这需要译者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分别研究语用语言等效和交际语用等效的问题。
奈达提倡动态对等。他认为“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应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相等”[6],强调“最切近目的语信息的自然对等”,即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学的不同层次上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文的内容,用译文中最切近而有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为了求得这种等效,除了上面提到的必须注意原文的“语用用意”,注意从原文的角度看待原文在语境中的意义之外,还必须选择合适的译文语言形式来表达原文的意向或语用用意。这表明关联理论的等效与奈达所提倡的动态对等翻译有很多的共通之处。两者共同强调要注意原文的语用意图。这个理论强调,译者在对译文的处理时,必须首先注意表达出原文的语用意图。例如:《大学英语》(全新版)综合教程第三册中有这样一句话:“Oh,no!Don’t you know?I am free!”[7]
这句话中有一个疑问句,而这个疑问句的语用用意不是用来表达疑问,而是表示对前一句那个少校说他疯了那句话的一个解释说明。按照关联理论的语用翻译手法,我们将此句翻译成:“哦,才不是哪!你要知道!我自由了!”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将“Don’t you know?”这个疑问句翻译成感叹句,所能表达出的黑人奴隶获得自由后的如颠如狂的极度快乐境界的语用效果,非严格比照原文的疑问句式译文所能比。
除了言语交际之外还存在一个为跨语言、跨文化的语际交际服务的社交效果翻译。如本文2.1中所述,因原文作者、译者及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相对独立的,译者的认知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文作者的认知,译文读者的认知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译者的认知。因此,虽然关联理论认为译者对等效的追求是必须的,或者至少是可取的,但是在真正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并不能总是能使译文达到等效。换言之,所谓的翻译对等,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语用等效。而翻译的原则与翻译的策略还会因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策略。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社交语用的等效翻译还强调保持原文精髓,力求体现原文的文化背景。例如:《大学英语》(修订本)精读教材中有这样一句话:“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at the creation,when the clay beginning to breathe.”[8]
遵循关联理论观,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当老师意味着见证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创世纪那一刻,在那一刻泥人亚当开始呼吸。”这句话中的“creation”涉及《圣经》传说故事,“the clay”则指的是上帝用泥捏出的亚当。《创世纪》的第二篇讲述了上帝用泥土(clay)造了一个男人亚当这个宗教传说。西方人,尤其是基督教教徒不需要注明出处就知道它的意义。但在翻译时,译者有必要以更清楚的方式对原文进行表述,添加原文所没有的“圣经”、“上帝”及“亚当”,以避免对《圣经》不熟悉的中国人不明白译文意思。
这个部分的示例说明,句式作出选取,以及对词语的增减有助于更好地服务于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而这也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核心。在大学英语英汉翻译课堂教学中,应当让学生们学会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依据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对译文作出句式改变,以及对词汇的选取,以使读者明白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从而保证这个言语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
3.结语
关联理论对言语的交际与认知有很强的解释力。关联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言语的交际与认知,认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在接受自然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作出语境假设,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最佳语境效果。翻译的前提是在原文语境中正确地理解原文;而语用翻译的目的在于传达原文的真髓和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关联翻译观所描述的某种程度上的语用等效,以最大限度地再现作者的交际意图。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大学英语英译汉教学过程中讲授关联理论翻译观对于提高学生翻译能力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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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117.
[6]金堤,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77.
[7]李萌华.大学英语(全新版)第三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3.
关键词：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改革；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71-02
一、引言
我国的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英语专业本科生高年级的翻译课，一般分为英译汉、汉译英和口译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同声传译；（二）翻译专业硕士的培养。这里所说的翻译教学是把翻译作为专业来看待，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培养良好的翻译工作习惯，学会初步的翻译技巧，了解一定的翻译理论，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
二、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改革途径
（一）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从事翻译教学不能没有理论指导。由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在谈翻译的标准与方法，并不揭示翻译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也不描述翻译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译者、读者等因素，因此无法形成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现代翻译理论应用科学技术和各种新兴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过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研究，科学性较强。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在原文可能具有的意义或功能以及译文语言可用的资源两方面进行反复地判断与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操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判断与选择的过程。翻译活动中有意义的选择主要涉及到某种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是清晰明确的。
目前，在教学实践中，高校英语专业翻译课的教师大多数仍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甚至在一些研究生的翻译课堂上，教师也只是讲评译文或进行译文比较赏析，至于翻译理论略作介绍，而不是深入地讲解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这种翻译教学方法盛行的原因在于：翻译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考虑到将来就业的需要，翻译教学在本科高年级阶段应该以实践为主。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来说，只有了解翻译的定义与分类、翻译的标准与方法，并通过练习和讲评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数量的英汉互译，就达到了翻译教学的目的。尽管如此，缺乏理论指导的授课方式使学生成为只掌握技巧的工匠，而不是通晓其中道理的学者。这种翻译教学片面追求对字句的斟酌，对技巧的锻炼以及对语篇的评析，而没有针对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各种可能的转换做理性的探讨。
总之，翻译教学有赖于翻译理论的指导，翻译人才的培养有赖于翻译教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因此，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应该对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都有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加强翻译理论的研究，翻译教学才能更加符合实际的需要，才能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二）与市场接轨，丰富教学内容
在当今的社会中，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给教育方式带来了革命。在网络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冲击下，无论是翻译对象还是翻译方式，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翻译教学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1、翻译对象纷繁芜杂，要求教学内容迎合市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译者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播速度都将产生巨大改变。在翻译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讲授如何处理传统的语言文字材料的翻译，而且要讲授处理新型媒体承载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的处理技巧。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译者需要进行往来商务信函的翻译，商务合同的翻译，广告语的翻译以及产品商标的翻译。随着中国境内向外国游客的开放，译者需要进行旅游广告的翻译，旅游手册的翻译以及旅游景点相关标识的翻译。甚至随着涉外经济活动的增加，涉外法律的翻译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必须理论结合实践，在翻译教学中增加讲授实用文本的特点与翻译，以便满足市场的需要。
2、翻译方式巨大改变，要求教学内容丰富新技能。传统的翻译主要采取全文翻译的方式，但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很多情况下不需要全文翻译，这就需要译者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压缩与提炼，即通常所说的编译或摘译。编译、摘译以及译述是难度高于全文翻译的翻译技能，这些技巧要求译者在全面而透彻地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高度的概括，再用准确到位的语言对概括的内容进行翻译。如果译者概括或提炼的原文内容无法体现原文的全貌，那么译文的读者势必无法理解原文，对原文的翻译就会出现失真，原文的面貌也将面目全非。因此，翻译教学中可以适当加入一些训练来锻炼学生的综合、分析、归纳以及复述的能力，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培养编译、摘译以及译述的能力。
（三）改进教学体制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翻译教学理论、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当然，其中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无论表面现象多么复杂，从根本上说，教学体制的不完善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关键词: 奈达 卡特福德 翻译理论 概念 比较
尤金・奈达和约翰・卡特福德同属于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的代表作《翻译理论与实践》和《语言学翻译理论》都借鉴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力图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更加客观、准确、科学的分析和描写,从而对翻译实践产生了实际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两位学者在描述翻译的本质和过程中却采用了不同的视角,其理论的侧重点更是不尽相同。笔者将两种翻译理论所涉及的几个概念进行分析对比,以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这两种理论的异同,从而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
一、母论
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均植根于语言学,都属于较为系统的、科学的翻译理论。然而,二人所依据的母论却是不同的。
奈达的翻译理论主要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T-G Grammar)作为自己的母论。转换生成语法借鉴了数学、哲学和语言学原理,将语法结构分成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提出了核心句(kernel sentence)和一系列的转换规则,形成了一整套语法体系。根据转换生成语法,尤其是核心句的原理,奈达提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里进行转译的设想,并创建了一种完整的语际转换过程的描述模式,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先把源语的表层结构转化为深层结构,然后在译入语中找到与之对等的深层结构,最后再把这一对等的深层结构表现为它的表层结构。这种表层―深层―转换―深层―表层的转换模式使得翻译过程变得具体可行。
通过分析词汇在上下文中的语义关系,奈达冲破了传统翻译观中词类对应的局限,不再单纯以一种词性去对应另一种词性,而是提出四个语义单位(semantic category),即事物单位(object)、事件单位(event)、抽象单位(abstract)和关系单位(relation),并在此基础上,用七个核心句来讨论句子内在的关系。其具体实现步骤(又称为五个逆转换)为:首先确定每一个词的语义单位,补出隐含的句子成分,将得到的核心句一一列出并进行组合,转化成一种最适合译入语的表达形式。逆转换理论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在表层结构上进行的词语对应或句型对应,通过揭示表层结构进入句子的各个深层结构,有助于更好地弄清原文含义,克服歧义。这样,奈达的翻译理论彻底冲破了翻译中形式上的束缚,保留了源语内容,对具体的翻译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相比而言,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则主要得益于韩礼德(Michael A. K. Halliday)的系统语言学。系统语言学包含两个基本出发点:第一,强调语言的系统性,语言是包含许多子系统的系统。依据每种语言所存在的系统各不相同,卡特福德得出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传达原文含义的结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提出,语言有三个基本层次:实体(substance)、形式(form)和语境(context)。卡特福德在坚持每种语言都自成体系的同时,将上述三个概念引入到翻译理论中,具体阐释意义不可译性的根源。第二,系统语言学强调语言和社会紧密联系,研究语言必须从社会着手。但在这一点上,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似乎并没有深入探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他的理论研究纯属静态语言比较,是纯粹为计算机服务的。
卡特福德没有完全遵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他着重从语音、字形、语法和词汇这四个层面分析其与各实体(即语音实体(phonic substance)、字形实体(graphic substance)和语境实体(situation substance))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而是对实体的一种抽象。语音、字形、语法和词汇是形式的不同表达方式。在运用这些表达方式体现实体的过程中,翻译只能在一个实体层面中进行,因为只有当实体重合时,才会出现翻译对等。显然,不同语言之间实体重合部分越多,翻译所取得的效果可能会越好。在某些情况下,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区别性特征可能不会影响翻译,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完全忽略这种区别。卡特福德要强调的正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翻译,即翻译不可能同时在语音、字位、词汇、语法这四个层面上进行;即使是在一个层面上进行的翻译,也只能翻译部分内容。卡特福德将音位学和字形学单独列出,并在书后的章节中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一点正是系统功能语法所忽视的。
二、意义
奈达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为《圣经》翻译服务的,最终的目的是让读者采取行动去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圣经》的翻译中,传达信息内容最为重要。为了达到传播教义的目的,奈达不但认为意义是可以翻译的,甚至可以说他认为意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他要传达“上帝的意旨”。
奈达的翻译定义也明确指明了意义和形式的关系,提出意义第一、形式(文体)第二的思想。在对语义的分析中,奈达将其细化为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这也成为其翻译过程中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四个模式的基础。作为语言的共性论者,奈达始终坚持认为,一种语言所传达的信息是可以由另一种语言进行传达的,亦即意义是固定不变的。
相较于奈达的翻译理论,卡特福德没有探讨在翻译中遇到的各个具体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研究翻译的本质上,即什么是翻译,这也是翻译理论研究中更为基础的内容。卡特福德强调语言的个性,强调每种语言受其独特的文化影响,都具有独特的语义系统,而体现语义系统的词汇语法系统也是独特的。他侧重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产生分歧的根由:每一种语言都自成系统,不同的语言存在于不同的系统中。而每一种语言又是由无数子系统组成的,由此产生出语境意义和形式意义的划分。语境意义指某个词或句子在特定情景中的含义,是可以翻译的;而形式意义指一个词同其语法系统之间的关系,由于各种系统之间存在差异,是不可译的。
卡特福德认为,“在我们看来,意义是某种语言的特性。源语有源语的意义,译入语有译入语的意义”。“认为源语与译入语‘具有相同的意义’或者认为在翻译中发生了‘意义的转移’的观点是无法成立的”。显然,这个论断是对传统翻译理论中“意义”的解构和颠覆,是卡特福德对于意义最为独到的见解。但也正因为如此,卡特福德的理论才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没有“细读原作”的读者往往根据字面意思对其进行猜度,认为意义不可译的观点是荒谬的。
比较而言,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对于意义的定义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意义是确定不变的。
三、对等
“对等”一词常因字面意思而引起误读,被理解为完全等同。一些学者指出这是中国译界对奈达“equivalent”本意的误解,建议译为“相当”。这里暂且不论术语的译名问题,通过比较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我们仍然可以深刻感受到“equivalent”这个词在不同理论中所代表的不同含义。
奈达认为,之所以产生翻译中的对等现象,是因为不同的语言可以具有同样的功能。只要“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尽可能的相同”,就出现了“动态对等”(后由奈达自己改为“功能对等”)。在阐释对等时,奈达指出翻译中不应该过分追求原文形式与译文形式的对应,而应将注意力转移到准确传达原文意义上。所以,“当保留原文形式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或是原文结构笨重艰涩,会给读者理解带来不便时”,可以允许译者改变原文形式。
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打破了以前单纯重视文本比较的静态模式,认为只有让译文读者透彻地理解译文,才能作出与原文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因此,动态对等强调的是读者反应。
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源语)的文字材料替换成另一种语言(目标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Translation is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在这个定义中,卡特福德没有使用“文本”(text)这个词,而是用了“文字材料”,因为他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是无法完全翻译到另一个文本中去的,至少在一个层次或更多层次上的意义时无法找到对等语,而只是一种替换。
卡特福德把传统译论中的翻译等值关系归结为一种经验现象,并提出自己的翻译等值关系的条件:始发语与目的语的文本或词项如要对等,必须与他们指称的实体中的至少一些特征相吻合。显然,按照他的理论,只有当两种语言所涉及的实体拥有某些共同特征时,才可能存在对等。并且这种对等只能存在于相同的层面之间(语音、字形、语法和词汇),四个不同层面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对等的,其根本原因是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实体。因为两个等效词不可能有完全重合的实体特征,所以完全等值是不存在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卡特福德眼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翻译。在这一点上,卡特福德的理论似乎更为深入地触及了语言的本质。
四、形式
奈达和卡特福德翻译理论中都涉及了form一词。同样,这个词在两种理论中也有着不同的含义。奈达翻译理论中的form主要指与内容相对应的形式,包括文章的韵律、选词、对偶、排比还有其他具有明显特征的语法结构。对于《圣经》翻译来说,为了传达内容和信息,必须优先考虑意义。这就意味着,翻译在形式上有时可以作很大的调整。若形式和内容二者可以兼得,应先顾及内容,再迁就形式;如果两者不可兼得,则只能选择保留内容,形式可以舍弃。
关于学界对改变形式问题的分歧,奈达对此提出了限制条件,使其与自由胡译区别开来:改变形式需先除去一些形式对于原文很重要的情况,如诗歌的翻译等。另外,如果能在保留形式的情况下准确地表达含义,还是应该尽量保留原文形式。可见,准确地说,奈达的改变形式保留内容理论更适用于形式和内容发生冲突的时候。
卡特福德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形式”,是和“实体”相对应的概念。形式包括语音、字形、语法和词汇四个层面,这些都是语言方面的。实体指原材料,包括语音实体、字形实体和语境实体,这些都是非语言方面的。形式总是对应着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实体。也就是说,语音和字形两种媒介形式分别对应语音和字形两种实体,语法与词汇形式对应语境实体。在卡氏翻译理论中,form事实上可以被理解为系统,即每种语言由不同的系统组成,而这些系统中又包括众多的子系统。因此,在分属不同系统的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也就是在源语和译语中寻找具有相同的(至少是部分相同的)实体特征。由于每种语言不可能具有完全一致的系统,即使是关系再亲密的语言也有其各自独特的形式,两种语言的形式意义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意义是无法完全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这也是卡氏理论不同于其他理论的很重要的一点。
可见,在学习这两种译论的过程中,必须深入理解form一词在不同理论中的本质,否则很容易混淆它的真正含义。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一种理论要想站得住脚,就必须学会创新,或者赋予原来已存在的术语以新的内涵,或者干脆另起炉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来打破陈规。
五、结语
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将“经验式、随感式、评点式”的传统翻译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使之比较系统化,并借用语言学中的某种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以上我们把两种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分别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相比之下,奈达的翻译理论重在为译者提供如何实现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具体途径,以《圣经》的翻译最为典型。同时,奈达强调翻译过程的互动性,注重翻译中的读者反应这一积极的过程,明确了翻译最终是为读者服务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改变形式来传达内容。在以传达信息为主要目的的文本中,这种思想是非常适用的。然而,若用来翻译那些无法忽视形式的文本,如诗歌等,这种观点便不太合适了。
卡特福德的理论重心则主要集中在对语言的研究上,很少涉及文化,但它却似乎更为深入地触及语言的本质,将语言划分为四个层面,并分别对形式和实体进行界定,使人们一直较为模糊的观点,如怎样理解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问题变得更为明晰。卡特福德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语言的各个层面,最大限度地了解什么可译,什么不可译,以求得最完满地达到交流的目的。
明确了两种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势必将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更清晰地把握这两种理论的特点及本质。总之,翻译理论研究是开放式的,不应拘泥于某家某派的方法和模式,需从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描写研究。只有这样,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才能不断取得进步,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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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关键词】苗语；翻译
苗语在面临消失的境况，而世界对原生态文化的理解在逐步加深，因此，研究苗族的语言与文化变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对苗语如何翻译成英语的研究，更需提上日程。课题从目的论视角下对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的英译进行研究，对黔东方言翻译作一定的理论指导，拓宽黔东方言翻译研究的道路，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对外宣传添砖加瓦，为苗语的学术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目的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目的论的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自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诞生伊始，该理论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梦娜贝克在其《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收入了以及相关概念的词条，分别由克里斯提安娜·沙夫讷和伊恩·梅森对其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马克沙特尔沃斯和莫伊拉考伊的《翻译研究词典》也收录了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主要内容以及相关概念。杰里米·曼迪编著的《翻译研究向导》一书的第五章以功能翻译理论为题，提纲挈领地评述了功能学派的主要内容，并对该理论附有专门的讨论、个案研究和思考题。埃德温·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中将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归入翻译科学派进行了蜻蜓点水式的讨论。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编著的论文集《翻译研究读本》中收录了赖斯和费米尔的代表性文章并做了简要评述。巴兹尔·哈蒂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中介绍了目的学派的一些重要概念及主要内容。安斯尼·皮姆对诺德的专著《翻译中的语篇分析》进行了评论。此外，还有其他许多有关该理论的介绍性文章和书籍，如安德鲁·切斯特曼在《翻译理论读本》中收录了弗米尔和诺德的代表性文章。安娜·特罗斯伯格以及凯·道勒拉普和安妮·劳德加德分别在论文集《文本类型和翻译》和《口笔译教学》中选用了诺德的文章《翻译的功能类型》和《译者培训中的文本分析》。 此外，玛丽·斯奈尔·霍恩比在《翻译研究：综合法》，西奥·奥斯曼在《系统的翻译》，彼得·弗赛特在《翻译与语言：语言学理论阐释》中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都有零星的评述。
（二）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自1987 年该派理论介绍到中国以来，中国翻译界对该理论的热情一直未减，中国学者在各类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出版近10余部专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4年引进了英文版的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经典著作：诺德的《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和赖斯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并附有中文前言。有关翻译目的论的文章不计其数，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翻译定义、翻译标准、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策略、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包括旅游翻译、商标翻译、广告翻译、电影片名翻译、中医药文献翻译、大学网站翻译、新闻翻译、法律翻译）等课题。近年来许多文章把翻译目的论与其他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出现了许多把翻译目的论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相比较而研究的著作，如周锰珍的《“目的论”与“信达雅”——中西方两种译论的比较》，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对这两种翻译理论的异同比较分析来讨论它们各自的特点。有关翻译目的论在翻译教学中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如陶友兰的《翻译目的论观照下的英汉汉英翻译教材建设》，杨萍的《论功能目的论与中国汉英翻译教学》（作者运用翻译目的论对国内翻译教学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卞建华在其书《传承与超越：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中对功能主义目的论作了系统而详细的介绍。张美芳在《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中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用一个章节作了简单的介绍。张南峰、陈小慰、薛思亮、仲伟合、朱志瑜、贾文波、段自力、周红民、刘宓庆等等都对功能主义目的论有一定的引进和研究。
二、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英译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英译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中部方言苗语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对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的英译研究作得更少或者没有，论文作者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
（二）国内对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英译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和局限。学者对语音的研究较多，对词汇、语法、修辞的研究较少；对某一方言土语微观的描写性研究较多，站在各方言土语之上对苗语进行总体的宏观研究较少；苗语与其他语言的关系、苗族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苗族文字的统一问题等，还很少有人研究。尤其在苗语与英语的对比和苗语和英语互译的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凯里学院王家和的几篇学术论文对其略有探讨，如其发表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的“论苗族文化俗语的等值英译与相对等值英译”和“英语和苗语中修辞与联想之比较”；董川黔的“浅谈苗语和英语的正迁移现象”和“英语和苗语对照教学法”、杨为、刘汝荣的“苗语对湘鄂渝黔边区苗族大学生英语语音习得的负迁移探析”、吴春兰、王贵生的“英语教学中颜色词文化内涵的苗、英对比研究”、滕树立的“从苗语和英语的某些对比看跨文化的学习”等等。
三、结语
概括来说，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国内外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比如术语翻译不统一、研究肤浅零散、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来源缺乏追根探讨、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缺乏理性的分析和质疑等等。对于苗语英译，更是只见实践没有理论支撑。对于一些词汇，不同的对外宣传资料有不同的翻译，没有翻译理论的支撑，难免有不妥不当和值得商榷之处。需要更多的学者对苗语英译做出更多的研究。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关联理论 商务翻译 语用等效
语用翻译是翻译理论的一个新模式，它与语义翻译相对应，是一种等效翻译观。语用翻译理论认为原作与译作应在社交语用和语用语言两个层面上达到等值效果［1］(P196)。所谓社交语用等效，指社会文化层次上的等效，要求译者对翻译所涉及的两种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译者在翻译之前需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状况和对涉及的文化现象或意境进行评估。所谓语用语言等效，指的是在理解原作的语言信息的明示意义和暗含意义的基础上将它们完全复制到译作中。在翻译的重构过程中，译者一定要注意选用适合于译文语言环境的表达方式来再现原作者的真实意图，确保读者对原作者的真实意图的正确理解，是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交际服务的等效翻译［1］(P204)。可以说语用等效翻译为翻译活动提供了新视角。
而Sperber和Wilson于1986年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专著中提出的与认知、交际有关的关联理论虽然不是直接的翻译理论，但由于其将关注的核心投到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方面，它的运用可以延伸到翻译领域。本研究也将探讨如何运用关联理论实现翻译别是商务英语中的语用等效，即认知等效及交际等效。
一、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认知等效功能
传统译论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转码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是通过语码转换实现意义传递的一种手段［2］(P55)。即信息发出者首先将所欲传递的意图进行编码，然后向信息接受者发送；该信息的接受者收到信息后则通过解码过程还原交际者的意图，从而完成这一轮的交际活动。这一交际模式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即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具有完全相同的语符系统及认知环境，两者的解码能力完全一致［3］(P112)。但是交际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由于个人的生存背景、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必然导致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和解码能力的不一致性。因此，单向的编码―传递―解码并不能完好地解释交际的过程。而关联理论提出的语言交际模式认为，交际者会对听话人（读者）的认知环境和交际环境加以评估，并据此通过话语刺激向听话人传达（包括明示和暗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话人则结合该话语提供的信息和相关的语境信息，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解码和推理，最终实现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认知［1］(P197)。因此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动态的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要认知就要找关联，要找关联，就要思辨、推理［4］(P131)。听话者就是在语境假设与认知环境中按照关联原则寻找最佳关联。
事实上翻译也是一种交际行为，我们也应当把翻译看做是一种示意―推理性的交际过程和交际行为。不同的是，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示意―推理过程和行为，译者的身份既是听话人也是说话人。译者一方面要付出努力寻找原文的最佳关联，形成对原文的认知与理解；并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语境假设加以评估，并把自己对原文的认知与理解以最佳关联的方式传达给译文读者。因此，关联理论不但揭示了我们不应仅从遣词造句方面而更应从认知的角度看待自然语言交际，而且揭示了在另一种交际行为――翻译活动中译者也不应该拘泥于原文与译文字面意义的对等，而应该追求原文读者对于原文及译文读者对于译文在认知模式上的动态对等，即在一样的语境假设及认知环境中，并尽量经历同样的推理努力，实现双方在最佳关联寻找过程中的认知等效。
例如在商务翻译中的商标、品牌及广告翻译中，为了实现原文广而告之的功能，追求认知等效，翻译中也应抛弃字面意思的对等，更多地考虑如何让译文接受者在译文话语刺激下能不自觉地在语境场中通过一定的推理努力去寻求最佳关联。即语境因素在译文中的重现特别重要。宝洁公司的商标翻译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宝洁公司名称本为P&G（Procter and Gamble）。而P&G被汉译为宝洁是因为“宝”喻指产品的品质；“洁”则指该公司主要经营洗涤类的日用品。这样就刺激接受者在相关语境场中推理寻求关联。十多年来，宝洁公司向中国市场推出9大类近20个品牌的产品，如Rejoice――飘柔、Pantene――潘婷、Head and Shoulders――海飞丝、Safeguard――舒肤佳、Olay――玉兰油、Crest――佳洁士、Tide――汰渍等无不充分体现翻译最大化地刺激了接受者在语境场中需求关联的可能性，并在未使用产品之前就对其有了美好联想。又比如广告翻译中的“Intel Inside”被翻成“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而咖啡广告词中的“Good to the last drop”被翻成“滴滴香浓，意犹未尽”，都是注重了通过译文刺激读者在上下文语境中推理并寻求最佳关联。
二、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交际等效功能
关联理论作为一种认知理论，同时也是一种交际理论。关联理论认为传统的交际代码模式不仅在对交际双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状态等方面的认识上有错误，而且还忽视了语言交际的隐含性和间接性等特点。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者不会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他们也经常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意图，期望听话人或读者能够利用语境知识，并结合交际者提供的话语信息，通过推理得出交际者提供的交际意图。
关联理论提示我们，翻译中译者首先需要找到原文与语境的关联，并根据各种有关联的信息进行合理的推理，从而正确理解原文。同时，将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以最佳关联的方式明示给译文读者。在理想的情况下，若译者预料直译能很好地提供话语刺激，使得译文读者能自觉地从语境及认知环境中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推理出作者的真实意图，那么直译就是有效的。若译者预料译文读者无法透过语义意义的直译来领悟意图，那就只好舍弃字面意思译出作者的真实意图了。即依据关联理论，我们在翻译中也应当追求交际等效。
在商务翻译中，尤其是商务会谈、谈判及信函翻译中，原文作者/说话人往往希望读者/听话人能够在语境中推理、寻找最佳关联，从而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若译者预料通过直译能达到交际等效，则直译是有效的。但由于跨文化交际中说话人与听话人的认知环境不可避免会有差异，说话人对于听话人最佳关联寻求的期待与真实之间也可能会出现偏差，因此字面意义的翻译有时并不能传递说话人的真实意图，译者就需要发挥主动性把说话人真实交际意图放在第一位。以下笔者将具体介绍如何取得交际等效，使译文取得最佳关联。
1.凸显重要信息，将信息明确化。
【关键词】 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标准及策略，效度
一、政府工作报告的文体特点
政府工作报告属于政论文体。政论文体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文件、联合公报、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等等；另一类是政论作品，如报刊文章、社论、和政治思想文选等等。虽同属政论文体，但两者文体特点仍有不同。前者一般篇幅不长，用来即时表明政府对国内大政方针的决策和对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时效性比较强、并多以口头传达附以文字说明。而后者篇幅相对较长，多数为多年积淀的经验总结；时效性并不强、并多以书面形式出版。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属前者。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将语言功能与翻译结合起来，将文本划分出“表达型、信息型、呼唤型”。并将政论文归为表达型文本。由此文本特点规定出翻译标准为尽可能使用贴近原文的语义、句法结构将原文语境意义准确表达出来。在这一点上与德国功能目的派很相似，翻译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
我们必须注意到：文体特点的细微差别要求我们在翻译上作相应的调整，不排除运用多重翻译理论及策略相结合的可能。另外，充分突出文本自身特点也是提升译文传播效度的前提。
二、报告英译策略
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是保证译文准确、提升译文效度的手段。
2.1、词语特点及翻译策略
政府工作报告向来用词谨慎，多用动词、名词及有限的副词。充分体现其庄严性和客观性。在报告翻译中，着重处理好高频词及我国特色词汇的理解和翻译对凸显报告英译特色是至关重要的。
2.1.1、高频词的理解与翻译
作为报告英译的最新最高水平代表。2011年工作报告的翻译凝结了多年的翻译经验。通过ROST WordParser对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汉文本的词频研究后发现：从高频词中可看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如：报告中动词的前五个高频词为：发展、建设、加强、推进、改革。前五个名词为：经济、社会、工作、农村、政策。所以我们可以掌握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为：发展经济建设；加强社会工作；推进农村政策改革。继续抽样调查也验证这一点：在报告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现8次；“大力发展农村某某方面”出现多达16次等等。在翻译之前，做好对全文的整体把握，是准确理解个别、并在翻译中突出重点的先决条件，避免理解的以偏概全，致使翻译的片面性和不准确。在抽取搭配后发现这些高频词，尤其是高频动词的使用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汉语搭配习惯而选择的不同动词如发展、建设、加强等；另一类则是为了避免重复而选择的同义词如：推进、促进、推动等。汉语里的这种情况在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变化。汉语里常使用动词，但英语里多使用名词和介词。如发展一词，在出现的183次当中，大部分对应成develop或development、有一次翻译成progress、还有部分情况是经过对原文的理解处理成别的词。如下举部分例句说明。
（1）在报告翻译中有大部分词汇可以在语义和词性上一一对应，例如：
我国发展进程中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安全和发展利益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2）由于中英文用词习惯不同，仍有一部分需要在词性上稍作调整，报告中主要体现在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转化，例如：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strong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undertakings.
（3）为了使译文读者明白理解报告的真正内容，少数“发展”被彻底转化成了其他词，例如：
原文：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条件下
译文：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nsifies and China’s opening up constantly deepens
另有原文未出现“发展”一词，译文翻译成了“发展”，例如：
西部大开发a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The national plan for development priority zones
通过以上例句表明：在对高频词的翻译上主要注意两点：一要注意对高频词的理解，并不能完全按汉语意思直接到英语里找词；二是理解了原文的深层含义并找到英语语域上的对应词后，还要处理其在翻译成英语时发生的词性转化问题。正如我国资深翻译权威王弄笙所说：“要吃透中文的精神，以意为重，摆脱中文字面的束缚，按照英语的习惯，表达原文的内涵。并强调翻译要求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意，同时又要使译文通顺易懂。”另一资深翻译程镇球也曾说过：“政论文的翻译要忠实，但并不是要忠实于原文字面意思，而是深层含义，内在含义。”
2.1.2、国情词汇及特色表达的异化翻译
像已经不止一次出现的“三个代表”“三农”等国情词汇，及本报告中出现的“三废”“不花钱、有学上”“米袋子”“菜篮子”等特色表达，每篇报告中都会有。由于多年来我国竭力传播中国特色的努力已见成效，带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已被世界所接受并广为流传。所以这种国情词汇及特色表达主要秉承异化的译法。
2.2、句式特点及翻译
2.2.1、人称的处理
中英文在句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其中人称和修辞是最明显且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在汉语里，主语只起到“话题性”功能，在篇章的有机调解下，汉语的“话题性”功能常常可使时间、地点、施事者在可以意识到的情况下人详我略；而英语的主语功能一般都要充当谓语动词的动作发出者。所以出现在报告中的无主语的小句，在翻译成英语时，为避免语义不清，一定要明确人称。在原文有主语时，为避免重复，必要时按英语习惯，变化人称。以增强报告的可读性，也是增强效度。
2.2.1、修辞的翻译
另外，为英译效果的鲜明性，在报告中常见的修辞也是翻译的重点。汉语中以字成词，或以字直接组句的习惯古来有之，所以在报告中也显示出惯用的二字格、三字格、四字格及多字等句式的修辞特点。如：本报告中出现最多且比较典型的三字格：
“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某某性，某某化属于我国报告典型用语，在翻译中基本采取两种翻译法：或翻译成形容词、或翻译成名词。
“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译为：
Make development more comprehensiv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在具体语境中为达到语言通顺、合理，可两者结合.如：
“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译为：
We need to maintain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in ou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make them more targeted， flexible and effective.在这句话中，汉语里重复出现“**性”，但英语里为了避免句内重复，所以采取了两者结合法，一者译为名词，一者译为形容词。
综上所述，由于报告的“表达型”要素特征，在翻译时不可更改原文字句，即使遇到难译的情况，也不可加入译者的任意的个人变通。总之，策略上是归化还是异化，方法上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必须以“贴近原文语义”为标准。
三、报告英译本与美国咨文的比较分析
1、政治体制和国情的不同决定报告风格的不同
有数十年长期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报告中更多体现的是一个执政党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长久责任，所以语言严谨务实、结构清晰规范。而美国的国情咨文看起来更抒情，这是由于奥巴马的咨文中更注重的是他的选民支持率能否保持高位，在中期选举中能否获胜，这也使得咨文内容通过演讲方式，突出政治领导人个人魅力，从而获得选民的支持和国会的好感。所以我们在报告英译中应继续以突出我国体制、国情和报告特点为标准，也可以为读者展现一个严谨务实、不同于美国特色的中国。同时，由于政府工作报告越来越国际化，它不仅要让世界理解我国的制度政策，更要赞同支持我国的制度政策。所以在语言结构上准确翻译的同时，要在整体篇章上像咨文一样具有煽动性和激励性和可读性，以此大大提高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的传播效度。
2、全球一体化决定面临问题的相同
2011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和美国国情咨文都不约而同用较大篇幅谈及经济、就业等问题，这自然是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的结果。所以涉及探讨相同话题的内容时，英译一定要做到准确、突出。例如：在同样涉及经济方面时，指出：“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增长7%。和‘十一五’比起来，‘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所降低。居民收入增长指标也定在7%，即与经济增长同步。”这是历史性的一步。与奥巴马咨文中主打经济牌相似。所以在翻译中必须要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基础上增长”上慎重选词译句。才能体现出我国经济关注含金量，与美国经济寻求竞争力形成鲜明对比。同样也可提高报告的传播效度。
四、如何增强我国报告英译的效度
要想提高报告英译的效度，首先还是要回到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群这一原点。因为报告译文的读者群在数年间已悄然发生变化，已从原来以西方政府部门及政要人士为中心转移到西方媒体及普通百姓中。所以报告译文的标准还要再加两条：一是符合西方传媒习惯及用语；二是为西方普通百姓建立最具关联的语境。这都要求我们做到以下两点：
1、创高素质翻译人员团队
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对译者提出了很高要求。除了包括其他类型翻译所需要的双语语言水平本身，和多方面的知识广度之外。报告翻译还对译者提出了其他特别要求：一：在相当了解中外文化习俗的基础上，找到最恰当的结合路径，以避免译语读者对译文产生模糊概念甚至不理解的情况。二：在相当了解两国政治的情况下，找到最和平的转化路径。最大程度上弱化两国因政治立场不同而产生隔阂，以达到求同存异的效果。三：我国资深翻译程镇球指出：政治翻译要讲政治，所以译者还需时刻关注并揣析国内外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形势变化，才能切实做到以上两点要求。
2、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西方翻译理论已从其最初的语言学向文学，又向文化乃至最后向国际政治学转向，相应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从原文转向译文，从规定性转向描述性。而我国的翻译理论多集中文学翻译理论，直接针对应用翻译的理论很少（贾文波）。一直存在翻译无理论、理论无用论的思想。另外，由于政府工作报告本身的特殊性，为了原文的政治性与严肃性，译者不敢有一点越矩行为，多年来大多是一一对应的翻译方法。加之我国政论翻译一直都集中于个别资深翻译家的多年翻译实践，未整理成系统理论体系供年青一代翻译从业人员快速成长，所以译员的发展水平跟不上政府工作报告翻译工作的发展及要求。这就迫使我们要从西方译学论和我国大量翻译实践中寻求解决办法，一方面大量借鉴国外以成形的翻译理论、推敲其新发展起来的翻译思路。把多元化的思想带入报告翻译。因为多年来的报告翻译已为我们创造出了不少经典的中国英语。对于中国特有名词及表达法，国外社会也已普遍接受。另一方面，从我国大量翻译实践中总结经验，寻求最好的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久而久之形成我国自己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理论。在有理论的支撑下相信我们的翻译标准更清晰，翻译策略更多元。
结语
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是一项长期而艰辛的大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翻译人员的奉献和钻研。只有不断地从以往的、国内国外的理论和实践中汲取营养；并深刻的总结、归纳、创新以形成一个又一个里程碑，才能为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的改良，及我国应用翻译的空缺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2007-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
[2] 奥巴马：2008-2012年美国国情咨文
[3] 张美芳 王克非：译有所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5] 肖福寿：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赏析 上海大学出版社
[6] 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7] 崔亚妮：试析《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词汇翻译–以“加强”的英译为例.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0
一、英美文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既涉及到语言学习，又涉及到文学层面的鉴赏。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广大的任课教师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不仅要向学生教学相关的语言知识，又要向学生传授文学鉴赏的相关理论。对于前者而言，在语言的层面上，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任课教师要向学生传授相关语法、语汇的相关知识，又要引导学生结合具体的作品，感悟作品中的重点语句。
其次，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是学生了解国外文学发展现状，学习外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众所周知，英美文学教材中所选的内容都是各国文学发展的经典之作。结合这些文学作品的讲解，学生既可以对各国的文学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且还可以使学生领略各国优秀文化的魅力。
最后，英美文学的教学承担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的重任。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以“文化兴国战略”的大背景下，英美文学的教学承担着文化交流的重任。借鉴英美的文学作品及传播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既可以为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积累经验，又可以为我国文化的强国战略及其具体落实提供参考。
二、翻译语境及其构成
探讨翻译语境对英美文学教学的影响，不仅要明确英美文学教学的特殊性，而且还要明确什么是翻译语境以及翻译语境的具体构成。
所谓的翻译语境是指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的语言使用环境。它涉及到汉语与英语之间的翻译，也涉及到英语与汉语之间的翻译。即翻译语境涉及到一切翻译实践。在英美文学的教学实践中，翻译语境往往体现在英语与汉语之间的翻译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它也会影响到学生在其它语言运用过程中，汉语与英语之间的相互翻译过程。
翻译语境的构成主要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翻译者自身对两种语言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即两种文化背景。一个翻译者对两种语言背后文化知识的了解，直接影响到他对两种语言的翻译效果。例如，面对那些有因为生理缺陷而生活困难的人，有的译者把其翻译为“残疾人”，有的译者把其翻译成“弱势群体”。面对同样的翻译内容，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翻译结果呢？究其主观原因，答案是唯一的，即译者对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了解。其次，翻译者的语言水平。对于上边提供的翻译实例而言，如果翻译者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如果翻译者没有相应的语言知识，同样他们也不可能翻译得如此地精准而且符合两种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习惯。因此，在强调文化背景知识的同时，还要强调翻译者自身的语言水平。最后，翻译者的语言技巧，也是翻译语境构成的核心要素之一。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知识，有着同样的语言运用能力，但因为翻译技巧运用程度上的差异，也会使翻译的结果与众不同。例如。面对不同的英语词汇“question、problem、matter、trouble、issue”，虽然都可以翻译成汉语的“问题”，但是为了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蕴，翻译者还需要在“问题”的前边添加不同的修饰成份，以使原文的意蕴能够体现在汉语的译文中。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文学意蕴传达得是否恰到好处更是一个翻译者翻译水平的真实体现。
三、翻译语境对英美文学教学的具体影响
1.教学观念的影响
在以往的大学英美教学实践中，任课教师关注的是教育教学的理论，关注的是语言教学的理论，关注的是文学理论对自己教学实践的影响。很少有教师能够注意到翻译语境对英美教学实践的影响。然而，结合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实践而言，翻译是教学环节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无论是语言层面的学习，无论是文学层面的理论，还是文化层面的学习，没有精准的翻译一切都无从谈起。而精准的翻译又离不开翻译语境的影响。因此，把翻译语境及其相关理论引入大学英美文学教学实践，可谓是教学观念上的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式的引用，不仅拓展了翻译语境研究的范围，而且还把翻译语境的理论研究的效果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致。
2.教学理论研究的影响
翻译语境理论在大学英美文学教学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会对具体的教学实践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英美文学的教学理论产生这样的或那样的影响。在教学理论的层面上，它拓展了英美文学教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因为在以往的教学理论研究实践中，翻译语境及其相关理论是不存在的。可以这样说，翻译语境理论的引入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的研究理论。其次，因为翻译语境的引入，使越来越多的英美文学任课教师关注“翻译”在教学中的作用了。因为“翻译”是学习语言、文学知识、文化背景知识的一个桥梁。
3.对教学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论语》 “仁” 三维转换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2-0025-01
一、《论语》核心思想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作，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与思想，代表着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论语》中具有灵魂性意义，使其成为儒家道德伦理的一个重要体系，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价值观；这不仅是中华儒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亦是炎黄子孙思想传统的一扇窗。《论语》核心思想“仁”在英文三译本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理雅各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经典的学者第一人，其分析了孔子《论语》的核心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使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华人民的传统及思想核心价值观。亚瑟・韦利是理雅各之后一位伟大的汉学家，其译著多次再版，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声誉，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哲学家安乐哲和罗思文掀起第三波译儒家《论语》经典狂潮，其1998年出版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槲鞣降姆译展现出新的维度，向读者们展示《论语》核心思想体系及“兼容并蓄”的哲学思想。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下《论语》核心思想“仁”的体现
生态翻译学理论中指出翻译是原文、读者、作者、委托者、译者背景等因素互联互动的整体，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论语》作为代表中国儒家学说典籍，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迹和对话，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和道德伦理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三译本《论语》核心思想“仁”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 No sooner do I desire it than it is here”。其次，《论语》核心思想“仁”的情感基础――“孝悌”和社会价值观得以展现。例如：“the people will be fraternal to their brothers”。总之，生态翻译理论视角下《论语》三译本在多方面充分体现了“仁”的核心思想，为翻译学及西方文化思想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论语》核心思想“三维”适应性转换
（一）《论语》核心思想“仁”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
《论语》乃儒家之经典，集孔子思想之大成。例如：《论语・雍也》中“觚不觚，觚哉！觚哉！”经典语句。译文：Confucius was once heard to exclaim，“A goblet is no globular――why call it a goblet；why call it a goblet？”译文中运用了两个十分巧妙的词汇globular和goblet，其中采用“头韵”的修辞手法，译者运用了疑问句语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孔子的感慨与无奈。此例说明译本对核心思想及文化底蕴在语言维转换的完整性。例如：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译文：The Master say： “a superior man aims high，while an ordinary man directs downward”。此例中经典文言句的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完全能够运用汉语语言表达习惯，深刻地解释了汉语文言句的深刻内涵及其哲理性，不仅做到适应源语与目的语的特点及不同之处，更体现出《论语》中“仁”的核心思想。可以说：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中不仅体现了《论语》核心思想，更以崭新的视角赋予译本语言的生命力。
（二）《论语》核心思想“仁”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
《论语》是中国儒学经典代表，其大量词汇覆盖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例如：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译文：The Master said： “The moral influence of the superior is like the wind while the moral inclination of the inferior is like grass.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grass will bend”。此句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运用上较为适当，不仅表现了儒家经典《论语》对“君子”道德和责任感的赞赏，也体现了中华文化意味深长的价值观念。
（三）《论语》核心思想“仁”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
《论语》三译本在交际维适应的转换中充分核心思想“仁”。例如：子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 译文：If he loves credibility， the people cannot but show sincerity.If he loves righteousness， the people cannot but show their submission. If the monarch loves the rules of propriety， the people cannot but show respect。可见，在交际维视角中，句子采用归化性的翻译方法，使西方读者易于理解。
综上所述：《论语》核心思想“仁”在生态翻译视角下，三译本通过“三维”理论转换采取了不同翻译策略对源语信息进行处理，使中华儒家文化的精髓被世界读者深刻理解，并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哲理和寓意，对读者了解、喜欢、传递中国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庚生.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胡庚生.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影响 思考
一、引言
翻译，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语种转换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同样。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也有沟通的需要，因为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各种类型的翻译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翻译也一直扮演着文化传播者和文化沟通载体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翻译不仅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更丰富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
二、文化转向的起源及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翻译只是单纯地被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字之间的过渡。翻译研究沉溺于对字面形式的转换的研究，译文被视为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复制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否被过分强调。这样从语言途径研究翻译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更是文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次上的问题。是为了文化交流。于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霍尔姆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把翻译的重点由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
1 文化转向的起源
追根溯源，当代国际译学界的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并非偶然，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粗略而言，这种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德国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特对翻译语言本质的论述。早在十九世纪初，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其于柏林皇家科学院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就已经注意到说话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双重关系。作为古典解释学先驱者的施莱尔马赫。他对翻译语言的见解明显地透露出他的解释学立场，同时也跳出了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译者进行翻译时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然，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地还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因为，前半叶，西方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主要体现在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的数量上。从五十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尤金，奈达、劳伦斯，韦努蒂、卡特福特、彼得・纽马克等人。正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即他们代表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理论层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兴起，该学派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在荷兰霍尔姆斯与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勒弗维尔原为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任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尽管翻译研究派起源于欧洲，但是由于勒弗维尔的影响，这一学派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得到了发展。1990年巴斯纳特(Su－san Bassnett)与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tl-ture turn)问题，许多学者表示认同，并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研究，使译学理论又一次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形成了西方译学的文化学派。由他主编的翻译论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及他的专著《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摆布》并同《翻译、历史与文化》三部著作、论集和论文集，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中反映了翻译研究派，尤其是勒弗维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具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广度和文学批评的深刻见解。
2 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第一，从语言转换到翻译行为本身。语言转换只是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探讨，而翻译行为本身则是对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的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旨在对翻译进行的微观分析，使人们有可能更加清楚地接近翻译的过程和目标。例如：卡特福特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根据翻译的范围、层次、等级，把翻译区分为“全文翻译对部分翻译”、“完全翻译对有限翻译”等类型，然后又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文本材料的翻译情况，大大地推进了前此研究的层次与深度。
第二，从单向走向多维。当代翻译研究把翻译视为宏大的文化语境中的组成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人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人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人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三，从自身到全局。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译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进步。
三、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
1 中国翻译研究的回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翻译研究的学术著作被引人中国，例如：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纽马克的《翻译教程》等，其中以奈达的著作为最多、最系统，影响也最大。这些翻译理论的引入极大地震撼了国内学界，形成了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的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西方的翻译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发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呼声。一些学者分别发表文章论述自己的看法，如：杨自俭的《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张柏然、张思洁的《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许渊冲的《译学要敢为天下先》，谭载喜《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王东风的《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等。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后，翻译理论研究工作一度沉寂。对于这段沉寂期，许多翻译理论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林克难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杨晓荣认为国内有些人做研究空泛玄虚，求大求全，建议进一步深入研究已经引进的西方译论，并反思我们的工作，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正如他在《翻译理论研究的调整期》一文所说，在介绍和评论国外译论时，初期的热闹过去之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似显不够。这样终于谈腻了奈达、巴尔胡达罗夫、彼得，纽马克以后，就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目标，对国外译论的介绍好像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搜索。
在此之后。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呈现了多元化特征。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被大量的介绍到国内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也走向解构主义，取代了奈达翻译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使西方翻译学开始讨论意识形态、权利、政治斗争和翻译的关系。后殖民翻译观探讨了意识形态、权利等因素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劳伦斯・韦努蒂持有文化霸权和译者应当采取抵抗式翻译的观点。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必须通过译文才能延续其生命，获得再生。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翻译观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为翻译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安德烈・勒菲弗尔的三因素说，图瑞的多元体系也提供了从另外角度来看问题的新视角。
以上这些各派的观点，在世纪之交都被介绍到中国来，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迎来了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的新高潮。译学理论著作的出版无论质量和数量上来说。都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例如：仅仅2000年一年时间里，国内三家出版社推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丛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对当代英、法、美、德、苏等国的翻译理论予以系统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自己的翻译研究论丛。到2007年底。引进、出版国外翻译理论著作达到了空前的数量。这一时期，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对翻译的各相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翻译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
2 翻译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影响与思考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译学研究受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的影响较深，而对同时期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关注不多。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国译学界才开始有一些学者介绍、研究霍姆斯、勒菲弗尔、苏珊・巴斯等人的译学观点，人们注意到解释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文化理论给当代西方译学研究，尤其是翻译观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是。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研究往往从微观方面入手，拘泥于具体而微小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方面的问题等。并未将翻译研究纳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因而至今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基本还处于一种拿来主义的状态，或者试图将西方的新的翻译理论用于中国翻译的实践，缺乏的是自己的理论创新。近年来。我国译界一些学术素养深厚的学者在继承传统译论和吸收外来翻译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到翻译的原理、单位、层次、语篇、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诸多方面，并将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文体学、符号学、对比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篇章分析学、文章学、修辞学和文化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翻译新论涌出，如：刘宓庆的翻译与语言哲学理论、周方珠的翻译多元理论、李运兴的语篇翻译理论、包惠南的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理论和金惠康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
但必须指出的是，一开始我国译学界对国外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的迹象并不十分敏感(孙致礼。2005)。依然执着于“怎么译”的探讨，只看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却看不到理论的认识作用，缺乏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动力：另外，片面强调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自成体系”。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对翻译界来说，也许从现在起应该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研究翻译，这样会更有意义。
语言承载着思想，承载着文化，它是思维的外壳，也是文化的外壳，又具有审美内涵。在翻译文化转向理论研究的同时要警惕陷入另一个误区。即不能为了强调文化传真而不顾原文本的文字美学层面；对翻译文化转向不应是作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用语言学理论做更多的实证研究：在对待文化转向的理论上，我们应更多地思考传承性与融合性，应有超越。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传统译学思想。更多地挖掘、整理、消化，产生新的见解，形成中国文化翻译学说的体系。
总之，从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反思翻译学的问题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它一方面能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以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和国际同行进行讨论，从而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高度。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对翻译的研究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对其他学科的普遍方法论指导意义。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最本质的进展是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探讨翻译与译人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也应该是中国翻译研究的方向和追求。
[关键词]俄语；报刊；翻译；设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H359.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129 ― 02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间交流的日益频繁，培养高素质的俄语翻译人才已经成为各个高校和教学机构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我国教育部因此专门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并制定了相应的培养计划。几年来的确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俄语翻译硕士，但是翻译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依靠各个高校的翻译硕士专业，而要及早入手。为此，我们建议在本科教学中除了开设俄译汉基础理论和实践课程以外，还应该开设俄语报刊翻译课，以便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俄语翻译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设课的必要性与目的
总体看来，翻译能够体现学习者语言运用的综合能力，而俄语报刊翻译课程正是一项综合性的训练，其中不仅考察学生俄汉语的语言学知识，还涉及中俄两个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常识，有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综而观之，俄语报刊翻译课程设置的必要性和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学习者更准确地了解俄语国家的动态信息，获得更多的语言国情知识并促进俄语水平的提高。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需要及时了解最新国内外资讯，对于俄语学习者而言，密切关注俄语国家的发展变化是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报刊翻译课程的宗旨就是训练学生提高阅读报刊文章以及运用新闻语言的能力，以此促进俄语总体水平的提高。
第二，不仅有助于培养从事外交和新闻职业的人员，对培养其他各类俄语翻译人才也是非常有益的。对外交人员和新闻工作者而言，阅读和翻译中俄文报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为使理解和翻译准确，少不了专业的强化训练。不仅如此，报刊语体“兼有科学语体和文学语体的特点：既有术语以及具有书面语色彩的词汇与句法结构，也有形象手段与情感色彩手段以及各个层面的普通词汇与口语短语”。〔1〕（191）可以说，报刊为所有的俄语专业学生和翻译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材料，通过俄语报刊翻译的训练，可以大大提高俄语水平以及俄汉互译的能力。
第三，有助于学生顺利通过全国各级俄语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全国俄语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开始于2006 年，分四个等级，即：资深翻译；一级口译、笔译翻译；二级口译、笔译翻译；三级口译、笔译翻译。据统计，在全国外语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中，各级别和各语种综合的通过率并不高，仅为12%，其中二级要低于三级。毫无疑问，能否通过资格（水平）考试与应试者的俄汉语表达能力密不可分，也与其知识储备有关。“从二级口译样题和2006 年11 月份的考题来看，政治、外交方面的文章占一定的比例”，有鉴于此，学者们建议考生“要多读一些俄语的报刊，多找一些俄文网站上的实事报道，多了解一些当今国际上的大事，要多储存该方面的词汇和句子”。〔2〕（153）由此可见，开设俄语新闻翻译课程，通过这一课程培养学生们的俄语新闻翻译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有助于学生顺利通过全国高校俄语专业八级水平测试。按照《高等学校俄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的要求，应试者在俄译汉方面应该“能运用俄译汉的理论和技巧翻译一般性文学作品、政论文、科普资料及外事外贸应用文”，在汉译俄方面应该“能翻译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浅近文章”。〔3〕从历年八级测试的翻译题目来看，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有艺术家传记的片段、妇女权益保障、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中国进口市场的状况、中国的服饰文化、环境保护问题、中国通讯业的发展、世界性的贫困问题、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俄语所蕴含的诗意、中国人民银行简介、论辩的技巧、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状况等等，但从语体上看还是以报刊政论语体为主。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出题者希望“题目符合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任务，着重考查受试者对属于社会主流言语样式的报刊政论语体的语句的翻译能力”〔4〕（71）。因此，为提高俄语专业八级测试的通过率，有必要在高校本科阶段开设俄语新闻翻译课程，提高学生的俄语新闻翻译能力和水平。
二、教学材料的来源
目前，俄汉翻译方面的教材并不是特别丰富，尚未有专门的俄语报刊翻译教程出版，因此教学材料的选择成为俄语报刊翻译课程教学中的一个难题。根据这门课程的特点，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类资源中选择教学材料。
第一，各类俄语报刊和电视新闻选读教材。近些年，虽然国内从未出版过俄语报刊翻译教材，但是许多开设俄语专业的院校已经意识到俄语报刊材料在教学以及培养学生俄语水平和能力中的重要作用，一些专家学者编辑出版了俄语报刊阅读教材，例如《21世纪俄罗斯报刊阅读》（陈铁凤，2004）、《俄语报刊阅读》（王训光、胡谷明编，2004）、《21世纪俄语报刊阅读与理解》（曹月华，2006）、《俄语报刊阅读技巧与实践》（王辛夷著，2007）、《俄语报刊听读》（谭长龙，2007）等。除了以上报刊选读教材以外，还有一些专家组织编辑出版了俄语电视新闻选，例如《俄语电视新闻选》（高中音，2005）、《俄罗斯电视新闻视听教程》（付晓霞，2008）等。上述报刊和电视新闻教材中的材料来自俄罗斯各大报刊以及电视台近年来报道的时事新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信息量大，涉及了俄罗斯国内外政治、外交、国际的重大事件外以及文教、科技、卫生、体育方面的报道。这些教材已经在各大高校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教学实践证明，其中的材料对于提高俄语报刊阅读能力有较大帮助，因此可以从中筛选一些好的文本用于报刊翻译课堂教学。
第二，俄文报刊材料。如上所述，目前已有一些经过教学实践检验的俄语报刊选读类教材可以用于报刊翻译课，但是这些教材有的已经出版近十年，其中许多材料有“过时”之感，这也是所有的报刊和电视新闻选读教材要面对的共同难题。因此，为了让学生了解最新的俄罗斯国内外资讯和各方面的信息，可以从新近出版的俄文报刊中选择一些语言材料用于报刊翻译教学，使学生既不脱离时代，又能提高翻译水平和能力。
第三，网络资源。目前，网络是及时有效地报道各类事件的重要媒介，很多事件往往在发生的当天就已见诸网络，因而成为各国人们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平台。新时代的大学生十分关注时事新闻和国内外各类事件，因此在报刊翻译课的教学中可以有效利用网络资源，根据学生的兴趣选择适当的最新资料，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确保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四，广播和电视新闻。广播电视新闻虽然与报刊文章来自不同的媒体，但是就其实质而言，二者的语言都属于报刊政论语体，因此在报刊翻译课程中可以适当选用一些广播电视新闻材料。音频和视频材料还可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教学材料的选择标准和原则
各种俄语报刊阅读教程以及俄罗斯媒体为翻译课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并非所有的新闻报道都适用于教学。在选择教学材料时，应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标准和原则：
第一，内容的时效性。各种阅读教材虽然经过实践教学的检验，但是有些材料中谈及的事件或者现象已经成为历史，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应尽量选择与最近发生的事件和现象相关的各方面的材料，做到“与时俱进”，使学生及时掌握当下的各类信息，全面了解俄语国家的现状。
第二，内容的趣味性。为避免学生在课堂上感到枯燥乏味，尽量选择趣味性较强的或者学生比较关注的事件的材料，从而调动课堂的愉快氛围，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以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和效果。
第三，内容的教育性。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同时还承担着教育学生的职责，因此在选择教学材料时不能仅仅关注其内容的趣味性，还要能够带给学生正能量，激发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四，文化背景知识的渗透。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掌握和了解的程度，往往直接影响到外语学习者语言知识的使用能力，是恰当得体地运用外语的前提。因此，在俄语报刊翻译教学中，不能忽视向学生介绍和渗透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可以选择与此相关的材料用于教学，从而做到一举两得。
四、教学环节与教学方法
总的来说，俄语报刊翻译仍然属于翻译课的范畴，因此具有翻译课的共同特点，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翻译课程的一些教学方法。与此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俄语报刊翻译课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教学中应主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会学生用正确的方法独立翻译，逐渐提高其翻译水平和俄汉语运用能力。有鉴于此，我们在实践中采用了如下一些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
第一，布置学生课前预先翻译。我们在教学中所选用的材料基本上没有对应的译文，因此在每次上课前需要布置学生提前把所要讨论和讲解的内容译成中文，要求学生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仅仅满足于表达出源文的基本内容，还要认真雕琢语言，同时找出疑难点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和办法，以便课堂上进行讨论。
第二，教师课堂检查和讲解。在课堂授课中，教师首先逐句检查学生的翻译，倾听不同的意见，找出学生们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并予以纠正，从而教会学生正确的思考方式和翻译方法。其次，对于分歧较大的译文与学生共同进行讨论，给予学生发表意见和看法的机会，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再次，对于学生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疑难点，可以先进行集体讨论，或者教师边讲解边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寻找解决的办法以及分析和评论字句、段落和篇章的译法，最后进行总结或者讲解翻译理论和技巧，逐渐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
第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在课堂上，教师把讲解与训练融为一体，以练为主，以讲为辅，以利学生学习和掌握翻译理论与技巧。在课堂上涉及到某一翻译方法和技巧时，适时给出相应的例句，让学生尽快准确地予以掌握并熟练运用。此外，提供一些与本次授课内容相关的材料在课堂上进行口译和笔译练习，一方面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同时限定一定时间的即时翻译也能训练学生的翻译速度和熟练程度。
第四，翻译形式多样化。翻译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全译、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等。在实际工作中，除了全译以外，根据不同的目的往往也需要进行其他形式的翻译。因此，在教学中既要重视训练学生的全译能力，也不能忽视对学生的变译能力的训练。〔5〕
俄语报刊翻译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教师在课堂上应主要以检查、答疑、引导和启发为主，以讲解为辅，要精讲多练，重在培养学生的独立翻译能力和语言运用水平。
五、应解决的基本问题
毫无疑问，俄语报刊翻译课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翻译的基本理论以及报刊翻译的技巧和方法，提高综合运用俄语和汉语的能力以及俄汉互译的能力。基于此，在这门课上应该解决如下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介绍俄译汉常用的工具书，并指导学生正确使用。就词典而言，其种类较多，除了学生们最为熟悉的各种俄汉详解词典以外，还有很多专业词典，例如《俄汉军事大词典》、《俄汉法律常用语词典》、《新俄汉医学词典》、《俄汉科技大词典》、《俄汉地名形容词译名手册》和《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在涉及各个专业领域知识的时候，往往只使用详解词典是不够的，要使翻译准确无误，绝不能应付了之，不仅要使用上述专业性词典，有时候还需要查找各类百科全书和其他专业领域的书籍。因此，要让学生树立严谨认真的态度，学会利用上述工具书获取知识，从而较好地完成翻译任务。
第二，介绍电子和网络翻译工具及其使用方法，指出其优缺点，打消学生依赖这类工具的念头。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电子翻译工具和翻译软件，一些学生对其形成了依赖，完全靠软件帮助翻译而自己不动脑。事实上，这些工具的翻译结果往往语句不通，甚至完全错误，其翻译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第三，介绍俄语国家的主要通讯社名称、主要报纸及其栏目内容安排、体裁知识、各种报刊文章的格式等。在报刊翻译中，不仅仅常常要涉及到许多国家的通讯社名称，而且也会接触各类体裁的报刊文章，让学生了解这些知识能为进一步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四，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最基本的报刊政论语体的修辞知识。报刊作品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科技、文学、文化娱乐等诸多方面，在报刊政论语体中常常体现其他功能语体的语体特征，同时作为独立的功能修辞语体，报刊政论语体仍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例如简洁、紧凑、句法结构清晰等，毫无疑问应该让学生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
第五，帮助和引导学生积累和牢固掌握报章语言中的积极词语和程式化结构。“报章语言中有许多固定词组是形成报纸程式的现成材料，并常常转化为套语，有的虽然是通用性成语，但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评价色彩，这类词语和程式化结构反映了报刊政论语体的特点，复现率相当高。”〔6〕（57）对于上述词语和结构，要求学生不仅要清楚其意义，还要翻译正确并牢记，这为提高翻译速度和准确率大有裨益。
当然，要想在翻译过程中完全保留俄语报刊文章的“味道”，准确传达其意义和意味，要有各种知识储备，也要经过大量的翻译练习才能达到。除了课堂上的训练，学生在课外还要时时注意积累，善于从实践中摸索和总结报刊翻译的规律，逐步掌握报刊翻译的技巧，以便将其熟练运用到以后的翻译工作中去。
六、俄语报刊翻译教程的编写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尚未有俄语报刊翻译教材，这虽然为报刊翻译课程在材料选择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度，同时也为教师授课时搜集材料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有必要编写相关教材，以便为教学以及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在选择教学材料时应该遵循的标准和原则以外，在编写俄语报刊翻译教程时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相结合。俄语报刊翻译课程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是一门以实践为主的课程，因此在编写教材时需要从训练学生能力的角度出发，通过大量的翻译练习提高学生的俄汉语言知识的运用能力。与此同时，也不应完全忽视学生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因为翻译理论虽然来自于翻译实践，但是反过来也指导着翻译实践，为翻译实践提供方法和依据。因此，在编写俄语报刊翻译教材时，应该把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结合起来，这对快速提高翻译水平大有裨益。
第二，突出俄汉语言的对比。总的来说，翻译是一种跨语言交际活动，是“人类通过语言手段进行交际的一个特殊情形，是交际者利用不同语言系统进行言语活动的特殊形式”〔7〕（18）。由于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俄语报刊翻译教材在进行翻译训练和讲解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俄汉两种报刊语言的差异，不仅引导学生掌握翻译技巧及其实践应用，也要让学生了解俄汉报刊语言的特点和行文差异，以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第三，注重多种译本的比较。多数翻译类教材在翻译例句时往往给出一种译文，事实上很多句子可能会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因此应该注重多种译本的比较，尝试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讨论翻译方法，从而开阔学生的思路。
第四，注重教材的实用性。毋庸置疑，教材在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材不仅决定教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教师的教学方法，因此编写教材时一定要重视其实用性，这样才能使翻译课程教学的质量得到保证。
〔参 考 文 献〕
〔1〕杨仕章.翻译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于玲玲等，全国俄语翻译口译测试现状及对策〔J〕.继续教育研究，2013，（08）.
〔3〕史铁强，等.高等学校俄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真题？模拟》〔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4〕张俊翔，对俄语专业八级水平测试翻译部分的评述与调查〔J〕，中国俄语教学，2009，（03）.
〔5〕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