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5:48
关键词：《诗艺》 《诗的艺术》 美学思想 比较
贺拉斯和布瓦洛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两位大家，《诗艺》和《诗的艺术》富含着两位大家的美学思想。两人对诗的创作原则和对诗学的阐释有同有异。两人都强调学习模仿古典，遵从理性，但其含义却不尽相同。
一、创作原则之比较
（一）理性原则
贺拉斯和布瓦洛两人都崇尚理性，贺拉斯的理性侧重于符合人们（包括奴隶和奴隶主在内的）日常生活的情与理以及作家的逻辑思考判断能力，而布瓦洛的理性则更侧重于符合封建贵族等级观念和风俗习惯的情与理（张翠玲，2008）。贺拉斯认为理性即使天赋的也可以经过后天的培养训练而成，他认为理智是一切创作的开端，是拥有正确判断力的前提。在《诗艺》中贺拉斯写道：“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杨周翰译，154）由于受笛卡尔主义的影响，布瓦洛理性正是笛卡尔所说的“良知”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与后天努力毫无关联的判断力，是一种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布瓦洛把诗艺规则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他认为文学创作必须符合理性，诗艺规则也应用理性来做判断。理性是文学创作的基础，艺术不仅要以理性为出发点，还应以理性为归宿。艺术作品中的情节安排、语言选择、人物塑造等都必须服从理性，理性是艺术作品成功的关键。只有遵从理性才能使艺术达到完美。所以，他强调“因此，首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任典译，5）。
（二）模仿原则
贺拉斯所说的“艺术模仿自然”是指艺术应模仿现实生活，而布瓦洛自然是指合乎常情常理的事物，特别是指合乎常情常理的人性（马琴，2010）。贺拉斯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并对古希腊前期的作品推崇备至，他在《诗艺》中对皮索父子说：“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杨周翰译，151）他认为作家应认真研究这些作品，以这些作品为模仿对象来进行文学创作。但在模仿古人的同时，贺拉斯提出艺术可以创造、想象和虚构，但想象和虚构须紧密接近事物的真相。因此他劝告罗马作家“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型，从那里汲取活生生的语言”（杨周翰译，154）。
布瓦洛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言人，新古典主义者都坚信“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布瓦洛也强调模仿古人，他认为荷马的作品“是众妙之门，并且取之不尽” （任典译，51）。在模仿古人上，布瓦洛和贺拉斯有所不同，布瓦洛着重强调为什么要模仿古人模仿希腊，他说：“荷马之所以令人倾倒是从大自然学来，仿佛像维纳斯盗得了百媚宝带。”（任典译，51）并提出模仿古人就是模仿自然，诗人应该模仿永恒普遍的自然，忠实于永恒普遍的人性。正如马新国所说：“在布瓦洛看来，人性的根本是理性，因此合乎理性的人性才是人性的自然，自然的也就是理性的。”（马新国，2008）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再三劝告诗人研究自然，他说道：“让自然做你唯一的研究对象”，“永远也不能与自然寸步相离”。这里的自然主要指人在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情理关系，即人性。
（三）定型和类型说
贺拉斯为罗马作家制定了一套创作规则，其核心就是“合式”原则，所谓“合式”就是人物、布局和风格要前后一致、首尾呼应、配合恰当。根据“合式”原则，贺拉斯在人物描写上首先要求作家遵从古人的写法，写人物性格首先要保持前后一致，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定型说。例如，写剧本如再用远近闻名的阿喀琉斯就要写他的急躁、暴戾；写美狄亚就要写她的凶狠、强悍；写伊俄就要写她的流浪（杨周翰译，143）。其次贺拉斯也提出不同年龄就应该表现出不同性格类型。比如，“我们不要把青年写成个老人的性格，也不要把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永远坚定地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杨周翰译，146）。这就是人物性格的类型说。再次，人物身份不同、心情不同，所说的话语也应有所不同，神和英雄说话、经验丰富的老人、懵懂的儿童、异国他乡的人、田地耕耘的农夫说话就应该有所区别。在这点上，布瓦洛继承和发扬了贺拉斯的“定型和类型说”，他指出要做到逼真就要创造典型，虽然他对典型的理解没有超过贺拉斯对定型类型的看法，但也赋予了这一学说的时代特点。布瓦洛所说的“自然人性”就是在人生经验中所体现出的“人之常情”，在人际关系中的“常情常理”。他认为人物性格具有多面性且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写人物时要注意不同人物由于处于不同环境、不同年龄，就有不同性格特点。比如“写阿边唛农应把他写成骄横自私；写伊力阿斯要显出他敬畏神祗”（马新国，2008）。新塑造的人物性格应有自己一贯的性格，写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物要仔细研究不同地方的风俗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性格特点。
二、诗的文艺功用
诗的教育功能和道德影响在西方古而有之，贺拉斯和布瓦洛都认识到了诗的文艺功用，其中贺拉斯还提出了著名的 “寓教于乐”说。主张诗应是道德教化和审美娱乐的统一。两个作家观点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所不同。
贺拉斯认为诗歌有教化的作用。首先，诗歌有开化文明的作用，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乐师使人类不再自相残杀，放弃野蛮的生活；荷马的诗歌鼓舞战士斗志昂扬奔扑战场；诗人还教导人们划分公私，禁止，建立邦国，制定法律等。其次，在贺拉斯看来，诗歌还能传达神的旨意，指示人们生活道路，他在《诗艺》中写道：“神的旨意是通过诗歌传达的；诗歌也指示了生活的道路。”（杨周翰译，1962）再次，诗歌的道德教化功能应与审美娱乐功能相统一，即寓教于乐。他认为：“诗人的愿望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给人以，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杨周翰译，155） “寓教于乐”说体现了诗歌的教化功用和娱乐功用的关系，其中审美娱乐功用是实现道德教化目的的手段。布瓦洛处于法国君主专制强调规范、等级、服从的政治思想以及理性哲学时代，人们用理性的观点来衡量真、善、美，并强调真善美是统一的，不真就不可能善也不可能美，不美就没有真和善，当然不善就无真美可言。因此衡量诗歌是否真和美的标准是善即道德影响。布瓦洛提出文学作品内容需经过道德处理，诗人应有道德义务和社会使命感，要有社会教化意识，自觉发挥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在《诗的艺术》中写道：“上天启发人也用诗传达旨意；每当巫师通神时震动得有如癫痫，阿波罗凭而显圣，也用诗授着真言……无数著名的作品载着古人的心传，都是利用诗来向人类心灵输灌；那许多至理名言能处处发人深省，都由于悦人之耳然后能深入人心。”（任典译，65-66）正如杨冬所说：“遵循理性，意味文学创作必须以‘寓教于乐’为目的，高度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杨冬，2012）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贺拉斯和布瓦洛两位重要的西方文艺大家在创作原则及诗的文艺功能上的比较，可以看出虽然两个作家生活在不同时代，但他们的文艺思想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大致上看布瓦洛的思想是对贺拉斯论断的重述，但也有其创新的地方，从中可看出两者思想的差异。贺拉斯崇尚的是古希腊的古典，强调模仿古人，同时提出艺术可以创造、虚构和想象；布瓦洛崇尚的则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同时赋予时代的新意；贺拉斯的文艺思想是为古罗马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布瓦洛的文艺思想则是为法国封建贵族服务的；贺拉斯推崇理智、判断力在文艺创作中的指导作用，认为理智既是天赋也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训练而成，布瓦洛则主张理性是与生俱来的，后天努力不能改变人性自然，用普遍人性论来指导文艺创作。
参考文献
[1] 张翠玲.同探“诗艺”异之旨趣――贺拉斯与布瓦洛文艺思想之比较[J].黑河学刊，2008（7）.
[2] 贺拉斯.诗学 诗艺[M].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 布瓦洛.诗的艺术[M].任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 马琴.叶燮与布瓦洛诗学思想比较――以《原诗》和《诗的艺术》为中心[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12）.
[5] 马新国.西方文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意象有观念意象及高级审美意象之分，而文学艺术追求的是那种最能体现作家艺术家审美理想的高级意象。在中国古诗人的笔下，马的意象就是“至情”、“至理”的高级艺术形象，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早在《诗经》时代，马意象就出现在了诗文中，到唐代诗人李贺的诗作中，马的意象频繁出现，并且马的意象在李贺的诗中具有不同的精神内蕴，如“瘦马”的怀才不遇，但仍刚劲执着；“肥马”的平庸无能但仍长期受用；以及“骏马”境况凄凉但仍显豪壮之情.
一、李贺诗中“马”的意象与杜甫诗中“马”的意象的异同
在唐代咏马的诗人中，李贺和杜甫是最具代表性的。据记载，“在李贺的诗中，咏马的特多，径题马诗及句中谈到马的竟达八十三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左右”。杜甫的咏马诗虽不算多，可查阅的整篇为咏马且有代表性的咏马诗有12首，[2]但是他的咏马诗不但史料价值高，而且艺术价值也很高。杜甫和李贺同样是写咏马诗，却表达出不完全相同的寓意，且诗歌的表达形式也不完全相同。这是由诗人个性的差别和诗歌创作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同样强烈的出仕愿望和坎坷不平的仕途又使二人的马诗传达出一些相同的信息。下面就二者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分别论述。
（一）不同的吟咏主题与不同的审美取向
1、不同的吟咏主题
首先，杜甫和李贺同样是写“马诗”，乐观的态度和对仕途的无限向往，表现在马诗上，集中在这首著名的《房兵曹胡马》，他写到：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一般认为是作于开元十八年或二十九年，正值诗人漫游齐赵，裘马轻狂之际，所以语词矫健豪纵，充满着天地任我闯的睥睨之势。诗歌风格超迈遒劲，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但是与李贺强烈的出仕之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仕途坎坷曲折、终不现用。但李贺为人又抱负不凡，自视甚高，在遭逢怀才不遇之下，自然郁结难抒，更何况造成他终生微卑的原因，竟是与之争名者所谓的“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这样的无稽之由。出身高贵却毫无补益，少年成名却不被赏识。
2、不同的审美取向
杜甫和李贺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杜诗多歌行体，诗歌感情充沛。而李诗则一律用五绝形式，诗歌铿锵有力。[4]杜甫所写的十二首马诗中。有7首为七言古体，这七首古体诗中有6首是歌行体诗歌。如《高都护骢马行》和《李雩县丈人胡马行》各有十六句，《骢马行》24句，《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达34句之多。杜甫为何要用歌行体来写马呢？歌行体可长可短的自由形式便于对马进行细致的描绘，并且可以自由的抒情和议论。以《高都护骢马行》[5]为例。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
全诗采用七言句式，句式结构比较自由，较少讲求对仗工整，形式的安排主要取决于内容的需要和抒情的要求。诗歌婉婉道出骏马的来历、志向和遭遇，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全诗除了“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一对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对仗之外，其余的句对都算不上。
李贺的则不同，整组咏马诗都采用五绝，简洁明快，塑造了栩栩如生的马的群像，刻画有力深沉，寄托了诗人的情怀；李贺能写出气势如此壮阔的全诗，实在难得。
杜甫和李贺在诗歌创作上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杜诗故事性强，李诗抒情性强。杜诗擅于对马进行整体描写，一首马诗就是一匹马的故事。马的形貌、气质、来历、遭遇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二）相同的出仕愿望与相同的坎坷仕途
1、相同的出仕愿望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道出了中国古代文人渴望出仕的普遍心态。杜甫和李贺也不例外。表现在咏马诗上，杜甫有“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李贺有“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马诗二十三首·其五》）。
2、相同的坎坷仕途
杜甫先是在安史之乱爆发时被囚于长安，后冒险投奔唐肃宗，肃宗见其忠诚，授予左拾遗。可是杜甫生性耿直，不肯屈从权势，[第一论文 网 dylw.net]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忠言善谏，不被采纳，后被贬到地方任微职。他一等再等，始终没有等到再被重用的一天。出于对肃宗的失望，他最后辞去官职，举家搬到边地秦州。从此，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缺衣少食，诸病缠身。
二、李贺对“马”意象写作的继承与创新
从《诗经》开始，“马”的意象就成为中国古诗人抒写的对象，并且赋予了马一种精神品格，如《小雅·车攻》中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③写出了马的俊朗，且暗示出英雄的昂扬斗志，又如《楚辞·离骚》中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③则又以“马”的意象来寄寓诗人的壮志，以至到唐代，“马”的意象频繁出现，进而形成了一种写作有关“马”诗的传统，虽然在杜甫的诗歌中也曾经出现有关“瘦马”意象，但却不如李贺笔下的“瘦马”刻画的传神、意境构设的独特。
三、李贺诗中“马”意象的影响与发展
在中国文学史上，继李贺之后，又出现了众多写“马”的意象的诗人。如南宋诗人辛弃疾就是写作马诗最多的诗人，他继承了李贺写“马”意象的传统。游国恩说：“李贺的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诗，都或在意境、或在手法、或在语言、或在意象上受过他的影响。南宋、金元的诗人也 有模仿他的诗歌的。”[6]在辛弃疾的《稼轩词》中，描写了数量众多的动物意象，其中数量出现最多的是“马”的意象。
马意象是李贺怀着一种深沉且特殊的感情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在诗人李贺的笔下，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马的形象，而且深刻感受到了该意象背后的独特内蕴；李贺以“瘦马”自比，寄寓忧愤之情，与“肥马”相比，深怀嘲讽之意，以“走马”作比，深表不舍之情，可见，马的意象在诗人的笔下已成为一种人格的显现。不仅李贺，在中国古诗人的笔下，马已经被赋予了一种精神品格，或积极向上或平庸无能或悲惨凄凉。可见，马意象作为中国古诗人的所咏之物，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写作对象，而且印证了创作者的情感历程并彰显了其人生品格。
参考文献：
[1]王充闾.李贺咏马. [M]中华诗词，2007：57.
[2] 巍立明.古道驰骏马画形寓深悲—浅析杜甫咏马诗 [J ] .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
[3] 杨凤琴.论唐代咏物诗的时代精神[J ]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4.
【关键词】李贺诗歌意象美学特征
李贺的诗以凄艳诡激诗风，“惊迈时辈”，屹然别立于中国诗歌长河，其诗歌意象风格独具，体现了诗人独特的美学追求。对李贺诗歌意象的个性特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虚荒诞幻”
黑格尔曾说过：“诗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艾青也认为：“没有想象就没有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李贺可以说是最富于想象的作家之一。李贺的想象，是一种常人的思维很难进入的、甚至近于病态的天才幻想。正是这种丰富奇特的想象，使得李贺笔下的诗歌意象“幽深诡谲”、“奇而入怪”。对李贺诗歌意象的这一美学特点，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里有非常形象的概括：“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李贺诗歌意象的“奇而入怪”、“虚荒诞幻”首先表现为大量超现实意象的塑造。在诗歌极度繁荣的唐代诗坛上，能作超现实想象、并以构建超现实意象为审美追求的诗人寥寥无几，李贺无疑是这极少数诗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李贺深受屈原、李白的影响，为表达其苦闷情怀，总是竭力创设虚幻的、超现实的意象世界，如：“长眉凝绿几千年，清凉堪老镜中鸾”、“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提出西方白帝惊，嗷嗷鬼母秋郊哭”、“百年老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等。比如同样是称颂丝织品的精美奇绝，白居易的《缭绫》基本上是从现实存在的事物中提炼出意象来进行比喻：“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而李贺《罗浮山人与葛篇》却是大量借用让人感到诡异莫测的意象来表达：“依依宜织江雨空，雨中六月兰台风。博罗老仙时出洞，千载石床啼鬼工。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
李贺诗歌意象的“虚荒诞幻”还表现为在塑造现实意象时，不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式去加以描摹，而是经过移位和变形，重新拼合在一起，带有很大的虚幻和想象的成分。比如在李贺的笔下，风可以是酸的：“东关酸风射眸子”；鱼能够当坐骑：“放妾骑鱼撇波去”；金钗可以言语：“晓钗催鬓语南风”；浮云会发出水声：“银浦流云学水声”，马骨嶙峋刚硬，敲打时其响如铜：“上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太阳光洁明亮，击之则声如玻璃：“羲和敲日玻璃声”；铜人能哭且泪重如铅：“忆君清泪如铅水”；香气有形且能咚咚作响：“玉炉碳火香冬冬”……如此等等，无不给人以新奇的感受。钱钟书有一段话虽然不是直接评价李贺的，但用它来概括李贺诗歌意象的这种特点，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①——李贺诗中的意象的确就是这样的怪诡。
二、“阴幽飒沓”
李贺生活在各种矛盾复杂交织的唐贞元元和年间，虽然才华横溢、富于幻想、有远大的抱负，但腐朽的政治、险恶的世态、沦落的家境、卑微的官职，乃至孱弱多病的身体等，无不给他以致命的打击，使他陷入了未老先衰的生命悲愁之中：“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庞眉秋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年轻的身躯内包裹着的竟是一颗临老之心。正是这种与其生理发育极不相称的临老心态，赋予了李贺以老人般的审美感受能力，将他的审美发现和审美选择引向了一个相当特殊的范围，那就是“于昏黑杳冥中写出一派阴幽飒沓景象，令人毛悚”。王思任曰：李贺“人命至促，好景尽虚，故以其哀激之思，变为晦涩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幽冷溪刻”；谢榛云：李贺诗“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时时山精鬼火出焉；苦涩如枯林逆吹，阴崖冻雪，见者靡不惨然”；张表臣说：“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钱钟书先生指出：“求若长吉之意境阴凄，悚然毛骨者，无闻焉尔。……《神弦曲》所谓‘山魈食时人森寒’，正可谓长吉自作诗境。”②的确，李贺在刻画物象时，津津乐道于物象的老、死、枯、瘦、冷，而对物象雄浑壮阔的一面仿佛视而不见，由此也就形成了他诗歌独特的意象群，如：牛鬼蛇神、白骨幽魂、血雨腥风、荒坟野墓、寒蟾老兔、青狸白狐、老木魅、漆炬阴火、怨月啼花、枯枝败叶、瘦蛟毒虬……这些意象无一不具有“阴幽飒沓”的美学特征。《南山田中行》一诗较能体现李贺诗歌意象的这一特点：
秋野明，秋月白。塘水缪缪虫唧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骄啼色。荒畦九月稻叉芽，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诗写秋野凄清幽冷之景：月色如霜，西风萧瑟，寂寥的旷野上杂草丛生，苔藓遍地，庄稼谷物稀稀落落；秋虫在夜幕下唧唧哀鸣，山花在寒风里幽幽啜泣，流泉在石缝中低低呜咽，残存的萤火在荒芜的田陇小路上飞来飞去，更有那鬼灯似的磷火，在黑暗的松林间飘荡闪烁。秋月、寒虫、冷花、荒畦、蛰萤、鬼灯等等意象，织成了一张阴冷的网，使人不寒而栗。
如果说《南山田中行》关于“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之类的描写尚有现实依据性可言的话，那么李贺在生机勃勃的三月看到的却是“花城柳暗愁杀人”、“曲水漂香去不留，梨花落尽成秋苑”的萧条，并将花团锦簇、风景秀丽的四月描绘成“老景沉重无惊飞，堕红残萼暗参差”，则更多地显示出了他对幽凄阴冷意象的独特嗜爱。
三、“设色秾妙”
李贺是我国古代诗人中运用色彩最具特色的一位。众所周知，我国古典诗歌是讲究恬静、不重色彩的，李贺却敢于突破传统的局限，他“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把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的感触，破译成复杂变幻的色彩意象，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对李贺诗歌这种奇诡非凡的色彩美，前人有许多精辟论述。宋代诗人陆游说：“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眩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清代方扶南云：“李贺如铁网珊瑚，初离碧海，映日澄鲜”；今人钱钟书认为：“长吉词诡调急，色浓藻密”，“幻情奇彩，前无古人”。这些评价颇有见地。据一位日本研究者统计，李贺的诗歌每三十个字中就有一色彩字，而王维诗在六十七个字里才有一色彩字，由此可见李贺对色彩的偏爱程度。可以说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找不出像李贺这样对色彩意象情有独钟的诗人。法国印象画派艺术大师莫奈曾说过，画画的时候，他忘记了眼前是什么东西，“看到的只是色彩，只是色彩的关系”。李贺在塑造诗歌意象时，其实也和莫奈画画一样，关注的“只是色彩，只是色彩的关系”。大千世界的众多物象，在被李贺捕捉到诗里成为他的诗歌意象之后，有的失去了名称，有的失去了形状姿态，最终这些物象留在诗中的就只有秾丽的色彩。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长吉“好用代词，不肯直说物名”。纵观李贺的诗歌创作，我们不难发现，被李贺用来借代物名的，大多数是与此物有关的色彩词语。对于李贺诗中的这种借代，兹举数例说明之，比如“甘露洗空绿”：“空绿”代指天空；“塞上燕脂凝夜紫”：“燕脂”代指血；“新翠舞衿净如水”：“新翠”代指春柳；“紫腻卷浮杯”：“紫腻”代指菜肴；“冷红泣露娇啼色”：“冷红”代指秋花；此外李贺还常以“细绿”代春草、以“碧华”代暮云、以“长翠”代水等等。除好用纯色彩词语来代指事物本体外，李贺还有意使色彩意象在诗歌繁多密集、层现叠出，如《残丝曲》、《昌谷诗》、《春归昌谷》、《雁门太守行》等，其中以《雁门太守行》最为人称道。《雁门太守行》是一首写战争的诗，按照朱世英先生的说法，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一般不宜使用表现秾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的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意象，比如黑云、甲光、金鳞、秋色、燕脂、夜紫、红旗、玉龙等，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一幅浓重艳丽的面画，有力地烘托出了酷烈的战争场面，产生了极强的表达效果。
四、“雕锼刚硬”
李贺写诗，求新求奇，刻意雕琢，用其母的话来说就是“要呕出心乃已耳”。关于这一点，前人早已明确指出，如高棅：“若长吉者，天纵奇才，惊迈时辈，所得离绝凡近，远去笔墨畦径”③，胡震亨：“长吉天才奇旷……故能镂剔异藻”④，黎简：“从来琢句之妙，无有过于长吉者”，叶衍兰：“李长吉诗，如镂金雕玉，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如此等等。李贺自己有诗为证：“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正因为李贺“字字句句欲传世”，所以其诗歌意象虽然新颖奇特，但“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人工斧凿痕迹比较明显，“字字皆雕锼”，“微情固掩，真质大伤”，不如李白诗歌意象那样清新飘逸。我们不妨以《恼公》中“歌声春草露，门掩杏花丛”为例子来进行说明。这句诗乍一看确实令人费解：歌声怎么会像春天小草上的露水呢？原来这里用了逻辑思维的推移法：歌如珠，露如珠，所以歌如露。“劫灰飞尽古今平”也是如此：劫乃时间中事，平乃空间中事，两者并无关联；然劫既有灰，则时间变如空间之可扫平矣。
值得注意的是，李贺在雕刻意象时，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好取金石硬性特征作比喻”，“变轻清者为凝重，使流易者具锋芒”，所以其诗歌意象刚硬坚锐，富于力量和官能感受。众所周知，自然界中的声、光、月、云、风、霜、泪、水等本是虚空易流、轻清柔婉之物，但一旦进到李贺的诗中，就摇身一变，转化为凝重、坚锐、刚硬的意象，如“临歧击剑生铜吼”、“剑光照空天自碧”、“晓月当帘挂玉弓”、“黑云压城城欲摧”、“剔天磨刀割紫云”、“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飘风”、“霜重鼓寒声不起”、“忆君清泪如铅水”、“荒沟古水光如刀”等。
综上所述，李贺不愧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在匆匆二十七年生命之旅中，以五彩之笔构筑了一个多姿多彩、瑰丽奇异的艺术世界。虽然他的艺术追求和风格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家的非议，但其呕心沥血，用全部生命和智慧浇灌出来的这些散发着幽香的艺术之花，将魅力永存，使人获得历时难忘的美感享受。
①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②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050300井陉县障城中学梁寇军
李贺是我国中唐时期进步青年诗人。他的诗歌比喻极为丰富，无论是写景、抒情、描摹声音、刻划物态，都广泛运用比喻，真是珠玉璀灿，琳琅满目。
李贺诗歌中的比喻大都涉想奇僻，立意新颖，再加上诗人用来表现这种想象的语言十分优美，这就形成了李贺用比的第一个显著特色：浮想联翩，奇丽新巧，富于浪漫主义气息。例如：“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丧花紫石砚歌》）把石工比作“神”，这已经是高度的赞叹，但是，李贺继续展开想象的翅膀，用“踏天”比喻石工攀上险峰，站得很高，用“紫云”这一绮丽的词藻比喻紫色的砚石，用“磨刀割紫云”这一神奇的景象比喻紫色的砚石，用“磨刀割紫云”这一神奇的景象比喻石工采砚石劳动的壮观。这些奇想都从“神”的喻体引出，非常生动形象。平凡的采石砚劳动被描绘得神话般美丽，诗中的浪漫主义气息被渲染得十分浓厚。从这里可以看出，想象对于比喻是何等重要！再看他的《五粒小松歌》前两句，“蚊子蛇孙鳞婉蜿，新香几粒洪崖饭”。第一句写出了小松的形态：满披鳞皮的枝干蜿曲如小蛇；第二句则写出了小松的品格；从几粒新香四溢的松蕊，联想到它高洁的品格，应该为自由自在的古仙人洪崖所享用。诗中运用丰富的想象所创造的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比喻，使我们窥见了诗人自己高尚的人格。这说明，在李贺的诗中，奇特的想象、独创的比喻、浪漫主义的气息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以诗人自己独特的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作为底蕴，以诗人进步的思想作为灵魂。
形象鲜明，艺术感受真切，是李贺用比的第二个特色。他在取譬的时候，总是力图从一切感受上去建立形象，往往直接诉诸视觉、听觉、触角和脑海里的幻觉。因此形象具体，可感性强，给人的印象深刻，他的咏马名句：“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马诗二十三首》其四）他不是直说马骨很坚强，也不用“马骨如铜”这样一般化的比喻，而是从触觉、听觉上去建立形象。“敲瘦骨”“带铜声”形象多么具体！读者从铮铮然的铜声立即可以联想到这匹马的筋骨是多么强健！李贺对声音的描摹颇具特色，他的《听颖师弹琴歌》中“芙蓉叶落秋鸾离，越王夜起游天姥，暗佩清臣敲水玉，渡海蛾眉牵白鹿。谁看挟剑赴长桥？谁看浸发题舂竹？”用一连串形象鲜明的比喻来形容琴声的凄楚、超逸、清冷、缥缈、激昂、醋畅，可以说是极尽了琴声抑扬顿挫、高低变化的妙致。因此，可以说，李贺所以能够把转瞬即逝的琴声用文字牢牢地钉在纸上，使一捻一拨的妙音。随着连珠缀玉般的诗句一起深深地印进读者的脑海里，主要得力于形象鲜明具体的比喻。
百锻为字，千炼成句，镂金雕玉，异常精炼。这是李贺用比的第三特色，一方面，他大量使用借喻。借喻一般不出现本体和比喻词，本体和喻体融合在一起，以“喻体”为主，因此结构紧密，显得异常精炼。这类例子，如“吴觎道吴刀涩”（〈〈罗浮山人与葛篇〉〉），都以凝炼警策见长。李贺诗中借喻最多，不胜枚举。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字句的铣炼，在很多比喻句中，他能挑选最富有表现力的动词来代替比喻词，不仅使这些诗词所构成的艺术画面十分传神，而且能把诗句锤炼得奇警挺拨，如精金美玉一般。他的《唐儿歌》是两个比喻、两重意思。一是以秋水比喻瞳人，形容男孩有着一双明净可爱的大眼睛；二是以剪秋水比喻眼睛的眨动，进一步写出这双大眼睛扑闪的神态其中“剪”字下得最为有力。它把两个比喻、两重意思，都天衣无缝地凝缩在一句诗中，丝毫不露拼凑的痕迹。
李贺用比的第四个特色是语意储蓄、感情深沉。他的《宫娃歌》是用比喻来写宫女天真烂漫的痴想：“愿君光明如太阳，放妾骑鱼撤波去。”它委婉地表达了宫女们内心的复杂感情，含蓄地批判了封建帝王的荒淫冷酷和宫廷生活的黑暗。在《秦王钦洒》诗中，李贺写道：“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这后一句是比喻秦王所向无敌、武力平定天下的。诗中化用了《庄子说剑》的曲故：“天子之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经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由于李贺不是直说“剑决浮云”。就是说，剑光射到天上，天空自然就呈现出碧色，把“决浮云”这一层意思留给读者去体会，就显着含蓄有味。李贺把自己的一些思想感情深深地埋藏在一些比喻里，不肯直接说破，读者如不细读深思，是不易体察的。《勉爱行二酋送小季之庐山其二》有一个古怪的比喻：“荒沟古水光如刀”。那李贺为什么要把水光和刀联想在一起呢？初看颇感费解。细绎全诗才明白，原来当时李贺正处在贫病交加、走投无路之际。小弟因饥饿而远出谋食，兄弟分手，悲痛欲绝。“荒沟古水”，正是这种凄凉心情的写照。“光如刀”，反映了诗人在受到生活的无情逼迫时心如刀绞的特殊感受。在古怪的比喻后面，包藏着无比沉痛的感情。
李贺诗歌中的比喻运用如此娴熟，同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用形象来进行思维的艺术才能分不开的。这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本报讯 第三届中国・常德诗人节暨首届华夏诗词奖颁奖大会5月31日至6月3日在湖南省常德市举行。此次常德诗人节由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中共常德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全国的500多位诗人代表参加了这一盛会。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贺敬之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等为诗人节开幕发来贺信。贺敬之在贺信中说，我们不但要用优秀的诗词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还要继承和发展古代的艺术形式，用它来反映今天的新生活。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新诗和古体诗互相学习、互相竞赛、同荣并茂，这是诗歌发展的坦途。吉狄马加在贺信中谈到，诗歌是我国文学创作繁荣的一个标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绚丽瑰宝。希望通过诗人节的举办，进一步激发广大诗歌爱好者进行诗歌创作的积极性，并在自己今后的创作中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诗歌的优秀传统，积极拓展和丰富其思想艺术内涵，不断为这一文学形式赋予新思想、新内容，创作出更多具有超越时空能力的千古绝唱。
常德是我国的诗歌重镇，民间诗风浓厚。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就在沅湘流域行吟，写下不朽诗章。《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人》是我国诗歌史上最早展现三湘风情的诗歌。《离骚》诗句“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中的“枉渚”就是常德。屈原在湘北流浪期间写下了《涉江》《怀沙》《惜往日》《悲回风》等著名诗章，最后自沉于汨罗江。屈原之后，大诗人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曾在这里留下传诵千古的名篇。
据中华诗词学会有关负责人介绍，首届华夏诗词奖由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共常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首届华夏诗词奖评委会由13人组成，刘征任评委会主任，郑伯农、周笃文任副主任。评选工作于2005年11月开始，至今年2月截止。经过各省、市、自治区诗词学会认真筛选，从2001年1月至2005年12月公开发表的诗词新作中推荐出2512首优秀作品送中华诗词学会。初评小组从这些作品中筛选出339篇作为入围作品，评委会从中评出一等奖10首、二等奖20首、优秀奖80首。获奖者中既有大陆作者，也有港澳台和欧美作者。获奖作品都是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和新人、新事、新气象的佳作。常德市领导表示，设立此奖是为了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诗词的创作成果，鼓励优秀中华诗词作者的新创作，推动中华诗词走向人民大众。今后中华诗词奖评奖将作为常德诗人节的一项主体内容，两年评一届，一直评下去。
诗人节上另一个重头戏是诗词高峰论坛。在为期一天的论坛上，共有11位专家学者发言，还有的人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义的《屈原文学与湖湘文化》、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梁东的《湖湘文化与中华诗词的现代化》、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的《关于格律诗的回顾与前瞻》等被认为学术价值很高。
本届常德诗人节还举办了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龙舟争霸赛以及内容丰富的书法、美术、摄影、奇石作品展。
（武翩翩 纳 杨）
关键词：李贺；鬼诗；集体无意识；死亡
鬼信仰是一个有世界性特征的文化现象，留下了原始先民们对生与死哲学思考的印记。作为一个独特的“以鬼入诗”的诗人，李贺自唐代以来，即颇受关注。宋祁谓其人“鬼才”，张碧称其用词“奇峭”，严羽言其诗风“瑰诡”，叶燮在《原诗》中也提到“李贺鬼才一，其造语入险，正如苍颉造字，可使鬼夜哭”。因而，诗坛有云：“李白仙才，李长吉鬼才。”如果说李白以“仙”触摸生命制高点，李贺则以“鬼”窥探生命原始，体现生与死的生命意识。
第一章 “鬼诗”两类鬼魅意象创作的模式
第一节 幽怨鬼魂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 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李贺生平对于生的忧郁引发他对鬼蜮的探索，但笔下鬼魂非厉鬼，而往往是善鬼，不仅于人无害，反而与人惺惺相惜，唱出幽曲哀调。
茂陵刘郎“夜闻马嘶”，体现对长生的执着；金铜仙人“忆君清泪如铅水”，“娇魂从回风，死处悬乡月”，诉说对前朝、故乡的依恋；“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控诉进谗小人的罪恶；“秋坟鬼唱鲍家诗”，一缕香魂在冷雨中凭吊书客，又唱出多少古人怀才不遇的激愤之情；“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苏小小像在墓内，又似在墓外；像以芳冢为家，又似以钱塘西陵天地为墓，徘徊在人间，她乘着油避车，在夕阳下幽怨徘徊，是对生死之恋的忠贞。
如张燕瑾先生所说：“鬼魂只是一种形式，它所反映的，是人世的内容，它所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感情。”这些鬼魂并非冷血，反带有人类的情感，且都暗示对生的遗恨。李贺将自身对生命的感情揉进死亡的魂灵，使鬼魂幽怨动人。死亡的意象杂糅着生的追求，从而构成凄恻而诡谲的死亡美学。在这里，李贺有对生命的依恋，对生前憾事的依恋与执着，对死亡的恐惧，对人鬼阴阳相隔的悲伤，这些情绪皆来自现实世界的压抑与不满足，是“一个悲戚而苦闷的灵魂的骚动”，属于荣格所说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下的艺术创作出自“生动的生活前景……来自人类意识经验这一广阔领域”，是一种有意识的思考，李贺的生命的意识以此昭示。
第二节 乱舞群魔
狞厉怪恶的魔怪群像在“鬼诗”中狂欢，乱舞，更可以追溯到人类关于鬼蜮，关于死亡的原始意识。
在李贺的“鬼诗”中，诗人除描写幽怨鬼魂，还将各种凶残狰狞形象集中，以人类所未知，陌生，甚至恐惧的，从未存在过的——不管是现实在的存在还是幻想的存在——魔怪作恐吓，这些形象不再是诗人有意识的塑造和运用，而属于“原始意象”。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中，“原始意象”实质指人类祖先在谋取生存的过程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同一种类型的形象、情绪、意念、张力的心灵碎片。荣格认为，文学创作即是“原始意象”在作家身上的“附体”，是“原型”的借尸还魂。
中美洲有食人水怪，古代欧洲有嗜血魔怪，非洲有喜食婴儿的“埃尔”，在人类早期历史中，即有狞厉凶恶的魔怪形象出现在人们的意识当中。这些“集体表象” 实际存在于我们每个人无意识领域，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将其挖掘，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将其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原型批评学家认为，“个体往往是在一些能够对他的情绪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情况下获得这些集体表象”。这些原始的关于死亡、恐惧的意象伴随着李贺生命中父母妻子死丧，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而密集跳脱在诗人无意识领域，且跃于纸上，这种创作模式已属于荣格说的“幻觉模式”。“幻觉模式”不是建立在作家个人经验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类潜意识中的“原始意象”之上的，带有人类尤其是种族的历史印记。
“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猰貐吐馋涎。”（《公无出门》）
“熊虺”是会食人魂魄的九头毒蛇，片片霜雪会断人骨，恶狗舔掌对人的生命虎视眈眈，“猰貐”是吃人的怪兽；此外，诗人意指“狮子”却不用“狮子”二字，反以更狞厉陌生的字形“狻猊”去代替，更接近华夏民族原始先民对世界宇宙的印象。如原始社会的巫师文化习惯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去恐吓民众一样，李贺笔下的天地尽是地狱般地诡谲而慑人心魂，带有原始宗教的色彩。
“西山日没东山昏，旋风吹马马踏云。画弦素管声浅繁，花裙綷縩步秋尘。桂叶刷风桂坠子，青狸哭血寒狐死。古壁彩虬金帖尾，雨工骑入秋潭水。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
诗人又运用苦血青狸，寒狐，彩虬，百年老鸮，鸮笑声及碧火，营造神怪气氛。“幻觉模式”的创作萌发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它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的原始意识。狞厉意象的组合衬出人类对于死亡的本能恐惧，诗人让我们感受到，而不是看到，民族祖先在谋取生存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灵碎片。
“‘幻觉模式’会使我们把日常生活忘掉，而引起我们常常为之感到不安的那种梦幻的，夜间的恐惧以及幽暗。”陌生的群魔形象从未现实地存在过，只是存在于人类的想象，李贺也从未能见之，然而，李贺却能以之入诗，且成功地映衬出读者内心的恐慌，我们很难说，李贺不是借助了人类的原始经验与梦幻。
第二章 两种模式彰显集体无意识
第一节 “人间与鬼蜮”模式里的民族无意识
李贺创作诗歌二百三十三首，可分天神，仙道，鬼怪三类，根据陈友冰《李贺鬼神诗的定量分析》结论可知，天神类总四十篇，仙道共十五篇，鬼怪凡二十七篇，但李贺却以“诗鬼”著称，一则因前人中只有屈子将鬼魂写入楚辞，而诗史上无人大量地以鬼入诗，以精怪入诗，描写鬼蜮；二则为其鬼诗用词“奇峭”，诗风“瑰诡”，独有魅力，更得李贺思想之精髓。
鬼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华夏民族深层意识中，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说：“在中国人那里，巩固确立了这样一种信仰、学说、公理，即似乎死人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其密切程度差不多跟活人彼此接触一样。”在中国民俗文化中，鬼道比仙界更接近人们的死亡情结。中华文化中固然存有神仙之说，开天之神有女娲，，此外有酒神、太阳神，为太阳神赶车的羲和等；“南朝四百八十寺”，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盛传，天神与仙道融合，体系逐渐完善。然而鬼文化却植根于民族繁衍之初，而且从情感接受的角度来看，鬼文化于中国人更根深蒂固。神不可接近，处于九重天之上，开天辟地，掌管四季，轮转日夜，为宇宙主宰；仙即通过地府的审查，生前无害于人间，才允许到天上的人；而何为鬼？《说文》说：“人所归为鬼。”《礼·祭仪》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落叶归根，更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鬼信仰“早已融入到中华文化的大血脉中，成为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阴间鬼蜮才是生命终结时的寄托与归宿！
李贺诗中，充斥大量“人间与鬼蜮”结构模式，是李贺生命意识所偏向的思维模式，而不是仙界与人间。相反，“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 苦昼短》），仙界在李贺诗中不断遭否定。中唐不同盛唐，中唐李贺也不同于盛唐李白，两个时代相邻，但是人的生命意识已有很大转变。盛唐是一个民族鼎盛时期，代表一个民族的青春时代，李白则如这个时代的“代言人”，他不如李贺一样多病态，却有时代力量支撑他向往无忧无虑的仙界，那是一个生命处于旺盛状态的时期，李白难以比李贺更能体会到死亡的来临。可以说，李贺比李白更接近生命的原始状态。在生命尽头，魂魄归宿问题便指向了他内心的鬼蜮。即使他欲憧憬仙界，但是他为他自己创造，或者说再现了另一个世界——祖先意识中的世界，而且，他不自觉地赋予这个世界以美感。李贺在生命消逝之际，触碰到生与死的命题，其无意识地倾向于鬼蜮，生命的归宿就是鬼蜮了。
“伟大的诗歌总是从人类生活中汲取力量，假如我们认为它源于个人因素，我们就是完全不懂它的意义。”正如社会历史批评学家所说，内心的恐惧使李贺诗营造了种种鬼魅恐怖的意境，人生在世的各种遭遇也促成其诗歌的凄恻，然而我们仅仅从诗人的现实层面探讨他的鬼蜮意识是不够的。诗人的创作动力不应该仅仅被定义为对现实不满，因为，对现实不满，诗人大可憧憬仙界，但他却更呕心沥血地写鬼蜮，何故？正因为鬼蜮的死亡情结、民族的原始意识成为他创作的原动力！而现实种种遭遇和“时不我待”的恐惧把死亡意识带给他，从而使民族祖先的思想痕迹，心灵碎片逐渐进入其无意识领域，“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左魂右魄啼肌瘦，酪瓶倒尽将羊炙。虫栖雁病芦笋红，回风送客吹阴火”（《长平箭头歌》），鬼文化开始显现。
第二节 “生与死”的原型里的人类集体无意识
李贺多病态，且在生之时又处处受挤迫，可以说，与盛唐骚客相比，甚至与同时代的中唐文人相较，他几乎是离死亡最近的诗人，也因此，他得以更深地叩问死亡之门。
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对李贺涉“鬼”诗风持批评态度，谓“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指出诗歌过多写鬼蜮及乱舞群魔，使人心悸恐惧。笔者认为，描写鬼蜮和魔怪意象正是诗人生命意识的体现。
“生与死”本就是作为矛盾共同体而存在，“生与死”命题早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原型”。“原型”是荣格从原始意象中总结出来的“模式”“结构”。生命孕育之初，形式简单，生命力脆弱，生存与死亡的距离本不遥远，这使人类思考生的同时难以回避死亡。原始先民就没有避讳死亡命题，而是将生与死作为一对矛盾的存在，已作浅层的探图。死亡本不是一个高深而恐怖的命题，对生与死的执着探索，共同构成人类的生命意识。
幽怨鬼魂既是写死亡，又是第一章所言，以鬼魂哀怨彰显对生的执着，乱舞群魔也是诗人对死亡命题的大胆靠近，所以，李贺作“鬼诗”，其实如一般人在对生追求的同时，对死的关照与靠近，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得以显现。
生命迅速枯萎总会使人思考死亡，如人至老年更接近死亡，因而更容易体会死亡的本质一样。“生而死矣……生死非贺所欣戚”，对于李贺，生与死不过是生命的两种形态，而诗人的人生有一种“事生不如事死”的悲剧性。
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帝遣乘轩灾自息，玉星点剑黄金轭。我虽跨马不得还，历阳湖波大如山。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猰貐吐馋涎。 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廿九鬓毛斑。颜回非血衰，鲍焦不违天。天畏遭衔啮，所以致之然。分明犹惧公不信，公看呵壁书问天。（《公无出门》）
人间已容不下高洁生命，颜回、鲍焦之死不因元气已尽，也不因天公不容，而恰是上天怜悯，才不愿他们在人间受罪。于此，确实有李贺对现实黑暗的控诉，但这也是他对“死之将近”的感受：他不畏惧死亡。
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低迷黄昏径，袅袅青栎道。月午树无影，一山唯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其二〉）
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
夜风不知又崔老多少人，月午南山尽是白晓，以前死去的人点着如漆鬼火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只是这新生命不诞生于人间，而是落入鬼蜮；“鬼”常让人想起黑暗，灯常使人想起光明，然而，二者结合起来，却是光明与黑暗的结合，《感讽五首〈其二〉》营造了幽森意境，磷火点照在松枝之间，昭示着生命的末途，谁说这不是一种死亡美学呢？
对于李贺而言，体弱多病让他极恐惧死亡到来，笔下的鬼蜮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阴冷，恐怖。笔者认为，人类的恐惧来源于未知，随着人类的发展，生死之间，唯有生可见，我们能清晰探讨，因为可见，因为清晰，所以不恐惧；因为可知，所以不逃避。这也是人们在世之时，无论欢乐或痛苦，往往执着求生的最基本的原因，也是人们“未知生，焉知死”，对死亡话题作回避之态最有力的原因。然而，李贺已在死亡的边缘，他何需恐惧呢？时不待我的感觉已让他潜意识里深切体会到，死亡与生存相伴而行，生与死真正地是生命的两种状态，所以李贺无意识地既恐惧着死，贪恋着生，但同时又无可控制，几近不可思议地向死亡靠近，从而创作独特的死亡美学，把死亡与美感相联系，使得死亡命题在他的诗中由凄凉诡谲渐趋美丽温情，这种死亡美学是他生命意识中，对生与死同样淡然的潜意识的自然流露，这是对原始生命意识的执着，正与人类的原始意识遥遥呼应。
李贺通过对生与死的观照，窥探生命原始，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真正地成为一股涌流，一种动力，支撑着他“鬼诗”的创作，死亡美学的构建。死亡美学之所以成为美学，不因其使人恐惧，而因这种种意象、模式中，昭示着人类对生命意识的思考。杜牧评价李贺诗，曰：“牛鬼蛇神，不足为怪诞虚幻也。”李贺“鬼诗”并不仅以幽怨鬼魂、恐怖狞厉意象引起恐慌，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可驰骋的想象空间，在“人间与鬼蜮”“生与死”的图式中，构成了其诗歌的张力，让我们得以搜图我们的生命本质。
参考文献：
张燕瑾：《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清】何文奂：《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版。
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袁行霈：《苦闷的是个与诗歌的苦闷——论李贺的创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法]列维·布留尔著《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 1981版。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成都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礼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瑞士】荣格：《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荣格文集》，冯川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李世熊：《昌谷诗解（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摘 要： 李贺诗集中有240余首诗歌，其中时间背景设置在夜晚的有70首，这其中包括李贺诸多精彩的作品。不管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这种情况都值得我们注意。古人的生活模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李贺却突破这种常规，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研读李贺时间背景设置在夜晚的诗歌，会发现这种情况与他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李贺诗歌 黑暗情结 诗歌题材 原因
一、李贺诗歌黑暗情结的表现
李贺诗歌据叶葱奇疏注的《李贺诗集》统计约240首，有时间意识背景的作品大致占作品总量的一半。其中时间背景设置在夜晚的有《天上谣》、《湘妃》、《金铜仙人辞汉歌》、《黄家洞》、《江南弄》等57首，时间背景设置在雨夜的有《苏小小墓》、《秋来》、《伤心行》等8首，另外还有兼跨白天和夜晚的诗歌，如《湖中曲》、《南山田中行》等5首。这其中就包括李贺最精彩的作品如《神弦曲》、《秦王饮酒》、《感讽其三》、《老夫采玉歌》、《溪晚凉》、《长平箭头歌》、《巫山高》、《湘妃》、《金铜仙人辞汉歌》、《黄家洞》、《苏小小墓》、《秋来》、《伤心行》、《南山田中行》等。不管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李贺众多诗歌时间背景设置在夜晚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古人的生活模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李贺却突破这种常规，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二、从诗歌题材看
黑夜在至为坚固的状态下被李贺的笔点染成鬼火荧荧、月光煞白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风呼啸而过，雨冷寂凄凉，连月亮也展示最残兮兮的一面，于是李贺的寂寞孤单都被环境扩大成了极端的激愤，字字句句中都透出冷冷而又细致的冰凉感受，像有什么液体慢慢渗入体内，身体渐渐变冷变冷，最后恍然发现已经被封存在他为你准备的暗夜之中。
1.鬼诗。如《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秋风起，风雨夜，壮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诗人进取的心志也被消磨殆尽，在这苦雨凄风之夜，他一面悲叹春秋代序，年岁不与，一面想象着古代怀才不遇者的魂魄会来慰问自己。茫茫人世，知音难觅，诗人只好寄望于神遇古人，共诉心曲。现世无所望而望于来世，生无知己而期诸古人，这也真正是孤独、凄凉、无望之至了。
与此相似的还有《伤心行》，同样是在秋季的风雨之夜，作者将自己的失衡寄托在羁魂外在生理与内在心理的双重失衡中。
2.战争题材。如《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此诗咏唱的是一个古老的生命主题——报效君王，为国赴难，士为知己者死。在两军对阵之时，胭脂色般的落日余晖终被暗沉的夜色盖过，随着夜色的袭来，战斗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在惨烈的失败中讴歌将士们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渴望为君为国建功立业的愿望。
又如《黄家洞》，从诗中的描写可以想象，大唐军队必须面对陌生的环境，不利于作战的夜晚，敌人在这边发出雀步声，又在那边摇晃着黑旗敲打着铜鼓，而山泽边水雾大起，种种艰辛可想而知。这里没有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没有骁勇猛将，战争的结果已经暗示：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征战。
再如《长平箭头歌》，在布满乌云、不见月光的夜晚，恍惚中看到成千上万因战事惨死的冤魂从地下钻出，饥饿难耐，到处索食，这场夜祭只会在回旋的阴风与幽冷瑰丽的燐火中结束。
3.爱情。如《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革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此诗以传说中苏小小的故事为题材，写幽灵形象和幽冥境界。幽灵清风为裳，素水为珮，乘着油壁车在黄昏出现，黑夜，燐火闪闪，为的是等待着心上人出现。虽美却有着冷意，虽朦胧却有着鬼气，虽然充满着回忆却又浸润了浓浓的绝望，那是等待在死亡与幽灵之中的绝望。诗中寄寓了诗人独特的身世之感。
4.其他类诗歌。如《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九月）》，深秋的夜晚比白天长，气温由凉转冷，诗人看到了竹黄、澹白、芙蓉死、桐树疏，听到了报晓的唱更声及凄厉的鸟鸣，这显现了深秋之夜的萧瑟与漫长，同时也告诉读者这样的秋夜确实令人难以安眠。
三、原因
翻读李贺诗，扑面而来的是那种令读者心灵震颤的强烈的生命紧迫感与危机感，表现了诗人对生死问题的深层思索和对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骚动着生命的活力，显示着生命的动势，当然也反映了诗人对死亡本能的摆脱与挣扎。对此，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得极为透彻和明白：“细玩昌谷集，含侘傺牢骚，时一抒泄而外，尚有一作意，屡见不鲜。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先生之议，切中肯綮，令人叹服。李贺诗的动人之处，或者说深刻之处，就在其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那深邃精微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思考，给读者以强烈的情绪感染和心灵震撼。
1.体弱多病，人生苦短，时时想到黑暗、鬼魂。面对生死不喜不惧，泰然处之，这种超脱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更多的人则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患意识，这主要是社会自然对个体生命压迫的结果。李贺因体弱多病，对死亡和人生短促极为忧虑，构成其始终排解不开的生命情结，因此他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的程度也非一般人所能相比。这是由诗人独特的身世和现实处境所决定的。仕途和疾病的双重打击对李贺来说无疑是残酷而致命的。应举遭毁，仕途受阻，使他深感实现生命价值的渺茫；体弱早衰，沉疴难起，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难终天年而生日无多。“日月飞逝于上，体貌日衰于下”，诗人仿佛已聆听到死神迫近的脚步声，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把死亡看作是遥远的事，只能面对随时都可能抱憾而终的残酷现实，心中那种恐惧、焦灼、痛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既然听到了死亡的狞笑声，他就不能也无法做到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一种真实而具体的生命感受与体验，他那敏感的灵魂与神经无时不在经受着死神的巨大威胁与无情折磨，这就使得李贺的生命忧患意识要比一般人深重、浓郁、真挚得多。
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聪慧而天才的诗人对生是如此留恋，对死亡是那般恐惧，他始终处在忧病与畏死的生活阴影之中。他常由忧病联想到死亡，进而由死亡联想到鬼域和冥界，鬼成为诗人心灵深处的潜意识，使得他在观察事物时都带上一种“鬼”的有色眼镜，动辄把有关事物和鬼联系起来。见到一块葛布，就联想到“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在南山田中行走，见到的是“鬼灯如漆点松花”；遇到迎神赛社，更是“百年老鸮成木魅，啸声碧火巢中起”。对生命短暂的无奈，特别是体弱多病早衰的现实处境，使李贺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对生命和死亡的体验和感受上去。正因为其先有着夭寿的预兆，才时时处处不忘死亡的威胁和鬼魂的存在。诗人念鬼、言鬼，正是诗人忧死畏鬼的深层潜意识的自然流露，而传说中的鬼魂都是在黑夜出现的。
2.自认身世高贵，却功名无就。《旧唐书》、《新唐书》都记载李贺的家世渊源是“郑王之后”，也即高祖的叔父郑孝王李亮的后裔，虽然不算是李唐皇帝的嫡亲子孙，但毕竟称得上“唐诸王孙”，李贺深深为之自豪。所以他在诗里会时不时提一下自己的出身和郡望，比如“宗孙”、“唐诸王孙”、“陇西长吉”、“成纪人”（陇西，成纪为其望郡）等。这种出身与李贺孤傲性情的形成并非没有关系。同时李贺体弱多病，敏感多思。从生理学上来说，这样的人的潜意识极易受到影响。内心里以宗族自傲却无法受惠于宗族，反而因父亲的名字而受到打击，韩愈为此专门写了《讳辩》一文，驳斥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能为人乎！”然而李贺终未能参加考试。李贺自然而然地会感到苦闷，这种欲爱又没法爱的纠缠使李贺想要回归却又无处回归，从而陷入深深的绝望中。他的诗歌是怎么表现这种绝望的呢？由于与创世神话有密切的关系，太阳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被设定为男神，人间的君王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太阳神的化身。因此白日也具备了君王的象征意义。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朝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太阳即指仁君。李贺的诗歌把时间设定在夜晚，大量使用夜间元素，隐隐表达了自己的处境——远离君王，在官场上被排挤。
3.生命短暂，而阅历不多，耽于幻想，黑夜正好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李贺幼年居住的福昌县昌谷，即今日之河南宜阳县三乡，是个极为封闭的地方，它位于汉山的南麓，连昌河封其东北，洛河阻其东南。人口不多，寺庙却不少，汉山上有汉光武庙，附近有连昌宫、安国寺、竹阁寺，与三乡隔河相对的女儿山上有兰香女神庙。而且，李贺体弱多病，更需要祈求神灵保佑。这种封闭又弥漫着仙道气息的生活环境，当然会对李贺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他在外做官的时间不长，官职卑微，又生命短暂，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消化世界带给他的不公。
李商隐作《李长吉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李贺背破囊觅诗，即是受现实所困，逃避社会所为。晚上专心研究诗作，更是远离了白天的热闹和喧嚣，沉浸在寂静和黑暗中，方能拥有更为自由的空间。
李贺是一位富于情感而偏于激愤的诗人，他之所以歌唱死亡和幽冥，是因为他深感生之空虚和悲哀。当求诸现实而不得解脱时，便转而求诸非现实的想象；对人世失望太多乃至绝望，便寄意于神仙鬼魅的世界，黑夜正是他这种审美趋向的选择结果。
参考文献：
［1］叶葱奇疏注.李贺诗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8.6.
论文摘要:作为一位能博采众长、自辟宇宙的诗人，李商隐非常善于学习前代优秀的艺术传统。本文从他的拟作乐府入手，着重从“对乐府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对李贺诗歌的借鉴、对南北朝乐府善于言情的学习以及对古乐府诸般艺术手法的承传、发展和对乐府古辞的融铸、化用”等五个方面着眼，分析了在形成他独特诗歌风格过程中，乐府诗所起的点点滴滴的渗入与融汇作用。
有唐一代诗坛上，李商隐并不以乐府诗的创作而著称。但作为一位能博采众长、“自辟宇宙”川的大诗人，李商隐从乐府诗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艺术营养。
李商隐早年的创作即始自乐府诗的摹拟。商隐自幼跟随一位清高淡泊、悟守儒道的叔父学习，这位叔父“注撰之暇，联为赋论歌诗数百首，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减李某志文状》)可以想象，耳濡目染之间，商隐的诗歌创作当始自古体。据其《樊南甲集序》所言:“樊南生十六岁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则义山为文亦始于古文。后人在为其诗编年时，多将其拟乐府之作列于早年，不为无见。但商隐并不曾致力于乐府诗的创作。他现存诗六百余首，《乐府诗集》选录了九首凡十二篇，其中有拟古题乐府《无愁果有愁曲》、《王昭君》、《李夫人三首》、《杨柳枝》、《江南曲》等，有新题乐府《楼上曲》、《湖中曲》、《烧香曲》、《房中曲》等。此外尚有未入选的古题乐府如《征步郎》、《效徐陵体赠更衣》、《柳枝五首》等，新题乐府如《宫中曲》、《射鱼曲》、《海上谣》等，合计也不过二十余首，仅占其总集的三十分之一。但对于摹拟、习作乐府诗起步很早的李商隐来说，乐府诗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他的拟作之中，更多的是对他诗歌创作点点滴滴的渗透与融汇，包括创作风格、艺术手法以及题材和语言等诸多方面。以下我们就试着分析一下商隐继承并发展了古乐府诗哪些优秀的艺术传统:
一、对汉魏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商隐借古题《无愁果有愁曲》慨敬宗的荒酒无愁、终召祸乱;以《烧香曲》叹息守陵宫女的孤苦寂寥等，均是气味逼古之作。正因为这种有感而作的精神，义山的乐府拟作往往不蹈袭前人，有一定的变化。如《王昭君》虽用古题，但翻出新意，诗原为叹昭君远嫁而发，义山则托寓揭露了当时群奸蔽君、才人志士“有志不获骋”的黑暗现实。义山还善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房中曲》缘于《安世房中歌》，然变尽古意，倾诉了对亡妻的深厚悼念之情。在有限的拟作之中，义山亦能承老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法，创作新题乐府。如《宫中曲》写宫妃望幸的凄苦，《射鱼曲》戒为名利所诱终至身丧者，都是讽叹生活中某一现象，焕然有新意。
二、对李贺诗歌的借鉴。
商隐的拟乐府诗中，有近一半为摹拟李贺之作。毛先舒《诗辩抵》论李贺乐府云:“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设色橄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商隐诗学昌谷，深得其精髓。他的此类拟作亦是雕镌琢磨，色调冷艳，用语极类昌谷，钱钟书《谈艺录》早己指出:长吉好用啼夕泣夕等字。……李义山学昌谷，深染此习。如幽泪欲干残菊露、湘波如泪色、夭桃惟是笑、蜡烛啼红怨天曙、蔷薇泣幽素、幽兰泣露新香死、残花啼露莫留香、莺啼花又笑夕、莺啼如有泪夕、‘留泪啼天眼夕、‘微香冉冉泪涓涓夕、‘强笑欲风天夕、‘却拟笑春风夕皆昌谷家法也。其例证很是详尽。不惟语言迥似，格调上二者也相近，义山的《烧香曲》、《楼上曲》、《湖中曲》等。
悼谓其“杂长吉集中，几不能辨。义山学昌谷乐府，以一种刻琢精工的文人诗语替代了自然明快的古乐府语言，其诗歌既别于汉魏古乐府的质朴、工于叙事，亦不同于张王一派的浅俗平易、意旨显豁，完全成为个人抒情达意的工具。义山能入乎昌谷诗中，又能出乎其外，“宗其体而变其意，托意隐约，恍惚迷幻，尤驾昌谷而上之。他把从昌谷诗所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之中。
三、对南北朝乐府的倾心。
南北朝乐府尤其是南朝乐府，长于言情，象《子夜歌》、《那呵滩》、《华山瓷》等，无不真率而热烈。商隐对此类乐府煞是青睐，诗中屡屡引用、化用《莫愁乐》、《西洲曲》、《子夜四时歌》等的语句、语意。又义山《樊南甲集序》道:“后两为秘省房中官，往往咽嚎于任范徐庚之间。”则义山于学习南北朝乐府之际，颇受到齐梁艳歌的影响。故商隐最擅长所作是情词艳曲，存诗的十之七八必写女子，其最为人称颂的《无题》诸诗，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何尝脱却一个“情”字?真“义山一生，善作情语”困也。虽然其《谢河东公和诗启》兑自己作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但香草美人的存在毕竟是事实，偏于香艳正是义山诗作题材的取向。其间原因自是多样，而得益于南北朝乐府亦不容置疑。如商隐有一组效南朝乐府的诗作，流畅明快，程梦星评论说:“《齐梁晴云》一首，《效徐陵休赠更衣》一首、又《效江南曲》一首，皆艳诗也。
四、对古乐府艺术手法的承传与发展
1.比兴、寓言之法
义山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中谦称:“某比兴非工，”足见他对比兴手法之重视。诗文中，义山坦言:“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均可佐证义山对比兴手法的偏嗜。比兴之法虽祖于《风》、《骚》，然古乐府尤多用之.若《子夜四时歌》(其四):“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等皆比而兴也。义山诗不仅秉承了这一手法，且将其由局部发展到了整体，像他的《蝶》、《蝉》、《柳》诸诗，皆通体比兴、深于寄托。义山有《模花》诗云:“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论此诗道:“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如《模花》诗……因模花之易落，而感女色之易衰，此兴而兼比者也。当然，这和义山个性、经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古乐府诗中有多首寓言诗，或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如鼓吹曲辞《雄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等;或是假托植物和人对话，如宋子侯《董娇烧》诗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力量使青春早夭。这些诗想象奇特，手法活泼。商隐有些诗即承袭此法，如他的《百果嘲樱桃》、《樱桃答》、《嘲樱桃》等诗，寄言讽刺贵家姬妾得宠而骄者，十分生动。
2.双关、反复之法。
双关语在古乐府中广泛使用，如《子夜歌》:“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其中的“丝”同“思”、“悟”通“误”，“匹”双关“布匹”、“匹配”意;又如《读曲歌》:“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散、苦亦是双关。义山诗颇得此一妙趣，其《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丝者思也;《追代卢家人嘲堂内》诗:“只应同楚水，长短入淮流，”淮者怀也;《柳枝五首》诗:“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莲者怜也。诸诗写来，饶有风味。双关其实是一种隐语，乐府中亦多瘦词，义山诗爱用隐语入诗，和乐府也有一定关系。
反复、双声、叠韵等手法常被乐府诗借来增强语言、情感等的表现力度。如《江南曲》，又如《西洲曲》:“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飞鸿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语句反复蝉连而下，音节和谐流畅，将女子深切的思念之情表现得宛曲动人。现统计李集中诗，一百零七首七言律用复词重言的，有二十二首，占五分之一还要多;一百九十八首七言绝，运用此法的有三十四首;其余五律五绝等亦有十余首。诸诗中如“行到巴西见谁秀，巴西惟是有寒芜”(《梓撞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谁秀》)、“欲寄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燕台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暮秋独游曲江》)等，实是不胜枚举，这是义山诗作语言音韵上一大特色。此手法不仅使诗歌读来宛转流利、声情摇曳，在抒写深刻的情怀、缠绵的哀思、执着的追求时亦魅力独具。古乐府对其此一特色的形成与有力焉。
五、对乐府古辞、古谣谚的融铸与化用
据粗略统计，李集中融汇、化用乐府古辞、典故的诗近二百首凡三百余处，为其集之三分之一。其《离思》诗云:“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峡云寻不得，沟水欲如何?”乐府《前溪曲》道:“黄葛生蒙笼，生在洛溪边。花落随流去，何时逐流还?还亦不复鲜。”《唐书·乐志》言《子夜歌》:“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声过哀苦。”前两句借两篇古辞己塑造了一位心酸气尽、年驰色衰的悲苦女子形象。后二句用巫山神女事，后化用乐府诗《白头吟》:“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碟蹬御沟上，沟水东西流。”既写出二人今朝己劳燕西东、难再会合了，又使人猜测她定当有过如文君相如般美丽神奇的遇合，短短四句诗，因古辞的化入增添了几许的情思!义山又有《东南》诗:“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在书写对妻子的赞美、思念之情时，化用《陌上桑》语句语意，几令人浑然不觉;再如他《春日》诗:“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融铸了《相逢行》、《河中之水歌》两篇古辞入诗，间接反映了女主人公的美丽和富贵。可见义山对乐府古诗的融汇、化用，并非机械地直接挪用，而是根据需要改头换面，化为己有，不营出于己口。这种古辞的融铸，一方面增加了诗歌内涵的容量，同时使其部分诗有平易自然之风。
需要指出的是，商隐诗中有整篇、整段套用、袭用乐府古诗者。如他的一首《无题》诗:“八岁偷照镜，长眉己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权。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张谦宜《全见斋诗谈卷五》赞其:“乐府高手，直作起结，更无枝语，所以为妙。此诗实截自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的一段描写，而托寓了作者年少才高、遇合不偶之情。义山《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后幅“纯乎汉魏乐府”，只看其结语:“君今且少安，听我苦吟诗。古诗何人作?老大犹伤悲。”则知其逼真汉魏，于古乐府心熟口溜矣。在于古乐府深有会心之后，义山创作了部分在格调韵律上颇似古乐府的短古诗，如《春风》诗:“春风虽自好，春物太昌昌。若教春有意，唯遣一枝芳。我意殊春意，先春己断肠。”又如《天涯》诗:“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诗作一气浑成，不假雕饰，味醇意深，于古乐府“非惟貌似，神亦似之。
一、 对“中国诗的出路”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诗经》开始有几千年的历史,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世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律诗发展到了顶峰,也必然酝酿着如何改革、如何创新,以谋求新的发展。于是在清末黄遵宪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是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的方向均不明确。“五四”运动,在外来诗歌文化的冲击下,西洋诗的大量涌入,古典诗词随即被打入“冷宫”。然而,没有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引进必然是盲目的,且与中国诗词传统也格格不入。因此如何使现代诗歌民族化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先是吴芳吉等诗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来闻一多等诗人提出新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但也是星星之火无燎原之势。自从1927年的《沁园春•长沙》到1936年的《沁园春•雪》直至建国后一系列创作,激活了古典诗词,初现诗歌改革的方向。在进行诗词创作的同时,也进行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58年提出系统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该书首先对“中国诗的出路”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何火任在《中国诗歌的出路:从“新诗”到“新体诗歌”》中,对“五四”时期的诗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它的成绩,并论述了“新体诗”的探索历程,认为:“‘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时代趋势。”陈德述《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文,对关于中国诗歌出路的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讲到民歌时,陈德述认为:“必须从民歌中去吸收民族的、时代的、人民心灵中的养分来创新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中国的当代诗歌,只有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讲到古典诗词时,陈德述认为:“古典诗词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信息,只有认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古典诗词,总结古典诗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审美模式、表现手段以及古典诗歌产生的文化土壤等等,才能改革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在讲到关于“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理论时,陈德述认为:“诗歌应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如何才能“高于生活”呢?当然是通过意境的塑造,意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浓缩和概括,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结合,是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陈德述认为:“通过上面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导向性”,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胡国强也认为:“的诗论为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余零针对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根据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从而深化了对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理解。
我国作为诗词大国,不但创作有丰富的诗篇,而且也有全面系统的诗论,古代叫做“诗话”。虽然它们从微观上对诗词的赏析、诗词的审美等方面颇有见地,但是从宏观上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还没有。以他独有的思想,高屋建瓴地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对中国诗论的丰富与发展。而该书对诗歌发展道路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的出路”思想的理论内涵、理论价值和创作指导的意义,明确了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和贡献之所在。
二、 把诗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结合起来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二
对文艺思想、诗词理论及作品的赏析,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赏析而赏析,应该落实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上。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学术界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未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的诗词是民族新体诗歌还是古典诗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的诗词属古典诗,是旧瓶装新酒;但是有人认为,诗词就是民族新体诗歌,是民族新体诗歌的样板和榜样。该书选编了张承源的《新体诗歌说管窥》、张朝勇的《谈诗词的新体诗特征》等文章。张朝勇认为,的诗词无论从题材、语言、艺术风格、写作动机和目的,以及从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传统的继承来看,“都凸显了新体诗的典型特征,为我国新体诗的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
为了展示民族新体诗歌在体式上和风格上的多元性,还专门选编了一组论述新体诗歌的文章,旨在说明诗歌发展道路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在丁毅的《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期待与贺敬之的初步探讨》和熊矩的《贺敬之的新体诗》两篇文章中,说明了贺敬之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探索和所达到的成就。熊矩认为,贺敬之的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内容贴近大众生活、语言大众化、个性鲜明的新体诗。丁毅通过对贺敬之诗歌的分析,对如何建立民族新体诗歌做出了回答:1.新体诗歌的创作者必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应当具有关切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胸怀,他应该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去感受诗意爆发诗情,用他的诗去提升广大人民的思想境界,激励人民奋斗前进;2.必须走新诗民族化、旧诗现代化之路;3.要欢迎诗歌形式的百花齐放。
该书还选编了王琳《从5•12的地震诗歌看新诗的走向》和姜福远《汶川地震诗现象及其启示》等两篇文章。王琳从地震诗的大众的自发性、纪实性与现场感、吟诵性和节奏感、叙事与抒情并重、通俗性与大众化等特征来看新诗的走向,认为地震诗是一次新诗的突围。姜福远认为,从内容上看,地震诗以歌颂大爱,抚慰心灵;颂扬奉献,赞美英雄;歌颂党的领导,坚定抗震信心;悼念亡灵,寄托哀思;赞颂民族团结,弘扬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从这些待征中可以得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的启示。王凤娟对孙建军、贾勇虎的政治抒情诗《唱响中国心》的分析,揭示出新时代政治抒情诗的特征。
该书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论述新体诗歌,凸显编者的意图:研究的诗论和诗词不是空对空,而是要为发展民族新体诗歌提供理论指导和创作借鉴,以推动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三、 把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了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三
关于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浓厚的文化基础的。该书选编了魏红珊的《的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曾平的《新诗观的民间立场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以及龙树准的《民族新体歌诗是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等文章。魏红珊认为:“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新诗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新诗作为民族叙事和国家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的新诗观则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曾平也认为:“我们也应看到,对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强调,其实也包含了他建立中华民族独立不倚的文化品格、文化框架的自信与气魄。说到底,即使是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的诗歌艺术,我们最终的目的,依然是要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新诗,而不是复制西方诗歌,复制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中国新诗出路的见解,对于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永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了近百年的中国新诗,要走出日益边缘化、小众化的困局,除了尽量地开放自身、吸取各种艺术经验之外,必须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普通民众当下的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否则,别无出路。”魏、曾的文章,对的新诗观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龙树准强调的是“歌诗”,重点从民族新体“歌诗”如何继承与创新上展开论述。他认为:第一,对古典诗词基本特性的继承与创新;第二,对古典诗词诗体的继承与创新;第三,对古典诗词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创新;第四,对古典诗词声韵美的继承与创新;第五,对古典诗词遣词造句的继承与创新;第六,对古典诗词传播手段的继承与创新等等。
特别是陈德述针对有人说律诗的审美意识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时指出,中国古典诗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它是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理寓于象”中的诸种哲学思维的形象化的体现。正如陈德述、王凤娟在《综述》中指出的那样,把的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
四、 充分肯定民族新体诗歌的主体地位并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是该书的重要成果之四
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对“新诗主体论”进行了错误的、不全面的理解,余零等同志撰写专文与之进行商榷,纠正其错误,何火任、陈德述也对之做出了专门的回应。
关键词：及时行乐 西方诗歌 东方诗歌
On “Seizing the Day”
Abstract： “Seizing the day” is the important theme of poetry from ancient to today.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poetry and human ideology. The theme of “seizing the day” produce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Renaissance poetry and metaphysical poetry of the 17th century， but it is not western poetic specialty， it has appeared in oriental poem Gilgamesh in early thousand years ago.
Key words： seizing the day western poetry oriental poetry
作为文学中的一种主题以及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及时行乐”在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与欧洲以及世界各个时期的思想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历来受到西方文学界的关注。艾略特认为，“及时行乐”主题是欧洲文学中最伟大的传统事物之一。 更有学者认为，该主题广泛流传于所有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反映了人类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哲学焦点问题。可以说，“及时行乐”这一主题的内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极的处世态度，而是积极的哲理人生的具体反映，它甚至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人学与神学、现世主义与来世主义以及封建意识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冲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有着重要的意义。[1]
浩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宣扬及时行乐的诗歌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及时行乐”源自拉丁语“carpe diem”，为古罗马诗人贺拉斯首创，英语译为“seize the day”，汉语译为“把握今天”、“珍惜时光”、“只争朝夕”等。“及时行乐”强调生命短暂，时光飞逝，一个人应该最注重现实生活的乐趣。“carpe diem”最早出现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中。贺拉斯在《颂歌》中写道：聪明一些，斟满酒盅，抛开长期的希望。/ 我在讲述的此时此刻，生命也在不断衰亡。/ 因此，及时行乐，不必为明天着想。
虽然贺拉斯是最早使用“及时行乐”一词的人，但他并不是最早表现这一思想的人。它的出现要比贺拉斯的《颂歌》早的多，早在古希腊文学中，就已经出现了“及时行乐”的主题。公元前3世纪的来昂尼达斯在自己的作品中曾表达过这一主题：应当明晓，你生来是个凡人，/ 鼓起勇气，在欢宴中获取快乐。/ 一旦死去，再也没有你的任何享受。17世纪的古典主义作家本？琼生等诗人也受到“及时行乐”这一思想的影响。本？琼生也曾写下类似的诗句：来吧，我的雅，趁现在力所能及，/ 让我们前来体验爱情的游戏，/ 时光不会总是归我们所有，……。无论是以本？琼生为首的古典主义，“骑士派”或以约翰？邓恩为首的玄学派，还是介于他们之间的诗人在其作品中都会表现出人生无常，应及时行乐的情绪。[2]
显而易见，在贺拉斯之前，在“carpe diem”这一词语问世之前，“及时行乐”这一主题已被许多诗人问津。但是，贺拉斯的“及时行乐”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无人匹敌的，其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以及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受其影响最大。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旗帜。人文主义以人为本，提倡人权、人性，反对神权神性；提倡个性解放，弘扬人的自由意志，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的智慧和理性，反对宗教神学的蒙昧主义。因此，以体现现世主义生活意义的贺拉斯的“及时行乐”的主题思想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重新得以重视。人文主义者以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把发财和享乐的的愿望视为美德和善行，用及时行乐的思想取代厌世脱俗的禁欲说教，这是与基督教神学背道而驰的。文艺复兴赞助人罗伦佐在赞美人生时说过：“飘忽而逝的青春多么美好！能欢乐的时候且欢乐，未来的事情无法预料。” 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瓦拉认为，现世的纵情享乐就是幸福。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创作了很多同一主题的诗作。他们在诗中表现出抛开天国的幻想，追求现世生活，享受现世爱情的人文主义思想，强烈表达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生活信念和处世态度。[3]
在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的诗歌中，“及时行乐”的主题更是得到了集中体现。英国玄学派诗人赫里克的《给少女的忠告》，马韦尔的《致他羞涩的情人》，埃德蒙？沃勒的《去吧，可爱的玫瑰》等，都属表现这一主题的同类作品。吞噬一切的时间在马韦尔笔下赋予了独特的含义：“慢慢吞吞地咀嚼”这也是人通常不用的比喻，在玄学派诗人的手里变成了残酷的刑具，对摧残的对象不慌不忙地任意折磨。诗人以此刻画出时间摧毁人世万物的冷酷。对诗中“羞涩的情人”来说，这是一个含蓄的警告：“韶华易逝，好自珍惜才是。”对现世的人类来说，时间是一个常胜将军，它不用枪，不用剑，就能不声不响地打败一切。既然时不我待，生死无常，人们应与时间赛跑，快马加鞭才对。
在东方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及时行乐”这一主题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展。被誉为人类最早史诗的古代东方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当诸神创造了人类的时候，/ 他们也为人类设置了死亡，… 因此吉尔伽美什，你应该大吃大喝！/ 日日夜夜换欣开怀，/ 每一个夜晚狂舞高歌！这就是人生的真正意旨。在中国诗歌作品中，也同样关注了这一主题。唐代的《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该诗以鲜花的意象作为喻体，来表现“及时行乐”的主题。该诗的意义在于强调爱惜时光，莫错过青春年华。花开时节毕竟短暂，青春年华转瞬即逝，所以诗人劝道：不必犹豫，尽量享受现实生活，否则只会遭遇“空折枝”的处境。同是表现“及时行乐”，中国诗歌显得更为含蓄、婉转，而西方诗歌则更为热烈、奔放、充满激情。中国诗歌涉及到人的情感及社会的多个侧面。如：李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4]
生命无常，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意识在世界诗歌中不同程度地流露出来。由此体现的是诗人对生命和人生的思索。“及时行乐”这一主题思想会继续发展下去，更加激励世人把握生命的每一天，不虚此生。
参考文献：
[1] 雷体沛，《西方文学初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2] 姜守明，洪霞，《西方文化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李贺从小体弱多病，相貌奇异，“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昌谷集·李长吉小传》）。成人后官卑职冷，忧伤失意，导致他失去了常人的平衡心态而呈现为轻度变态的特征。
李贺的变态心理在他诗歌中主要呈现为“秋坟鬼唱鲍家诗”式的，诗作充斥着荒坟古墓、鬼火灵光之类的怪异意象。他的变态心理也体现对仙界的圣洁和美好的幻想，尤其表现在对“香”意象的创造上。
据《李贺诗索引》统计，“香”出现了八十二处①。通检清人王琦所编《李贺诗歌集注》，李贺的香意象有三大类型。
一、植物芳香
植物芳香中，既有单一原生态，也有通感复合态。
单一原生态的如“丁香”摘要：
乱系丁香梢，满栏花向夕（《难忘曲》）。
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巫山高》）。
如“竹香”摘要：
侵衣野竹香，蜇蜇垂叶厚（《感讽五首》其五）。
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昌谷诗》）。
再如其他各类植物之香摘要：
江头櫨树香，岸上蝴蝶飞（《追和柳恽》）。
枫香晚花静，锦水南山影（《蜀国弦》）。
这些都是植物体本身能发出并能为人的嗅觉所直接感受到的“香”，便是自然原生态植物之香。李贺诗歌还有通感复合态的植物芳香。“通感”是指文学艺术创作和鉴赏中各种感觉器官间的互相沟通，即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各种官能可以相互沟通，不分界限。在通感中，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
气味的分类是心理学的一大难题，然而李贺运用通感对气味——主要是香味，进行了条分屡析摘要：
暖香——熟杏暖香梨叶老，草梢竹栅锁池痕（《南园》）。
寒香——细露湿团红，寒香解夜醉（《石城晓》）。
枯香——晓木千笼真蜡綵，落蒂枯香数分在（《新夏歌》）。
刺香——刺香满地菖蒲草，雨梁燕语悲声老（《新夏歌》）。
腻香——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昌谷北园新笋》其六）。
涩香——松柏愁香涩，南园几夜风（《王濬墓下作》）。
新香——蛇子蛇孙鳞蜿蜿，新香几粒洪崖饭（《五粒小松歌》）。
嫣香——可怜日暮嫣香落，嫁和春风不用媒（《南园十三首》）。
古香——山头老桂吹古香，雌龙怨吟寒水光（《帝子歌》）。
暖香，是肤觉通于嗅觉，描述南园暖热气候条件中杏的芳香。
寒香，是肤觉通于嗅觉。“团红，花也。有露润之，其香甚寒，嗅之可以解夜来之醉”②。
枯香，是干枯衰败的花香，视觉通于嗅觉。
刺香，刺鼻的香气，是肤觉通于嗅觉。王琦说摘要：“刺，谓其（菖蒲草）叶尖如刺。”以外形解释“刺香”，似乎不妥，假如以“味辛”的气味解释更符合李贺嗅觉敏感真相。
腻香，是浓烈粘腻的竹香，触觉通于嗅觉。
涩香，是苦涩辛辣的松香，触觉通于嗅觉。
新香，是清新淡雅的小松树气味，视觉通于嗅觉。
嫣香，是缤纷艳丽的花的浓香，视觉通于嗅觉。
古香，是老桂花树的成熟香气，视觉通于嗅觉。
二、物品芳香
自然物品类摘要：
香雨——依微香雨青氛氲，腻叶蟠花照曲门（《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四月）。
桃胶香——桃胶迎夏香琥珀，自课越佣能种瓜（《南园十三首》其三）。
香钩——窗含远色通书幌，鱼拥香钩近石矶（《南园十三首》其八）。
香露——一夕绕山秋，香露溘蒙菉（《七月一日晓入太行山》）。
香泥——水灌香泥却月盆，一夜绿房迎白晓（《牡丹种曲》）。
香雨，雨自花间而坠者，故有香。
桃胶香，桃树分泌的汁液，凝如琥珀，含香。
香钩，鱼饵之香。
香露，花上露水。
香泥，泥土本来芳香，种了牡丹更香。
人工物品类的香主要是芳香建筑及其装饰物品的香。
唐人非凡重视芳香建筑，“唐代皇家建筑和达官贵人住宅府邸，曾大量使用香料作为建筑材料。这些材料或由政府规定把香料作为贡品、赋物收纳进入京城。《大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裁摘要：全国十道贡赋之中有麝香、香漆、绛香、胡桐香、零陵香、沉香、甲香、丁香、詹糖香蜀椒等。同书卷二十太府寺右藏署条也记载摘要：永州的零陵香，广府的沉香、霍香、熏陆香、鸡舌香，京兆的艾纳杏、紫草等，均属必征贡的藏品。海外贡使还经常带来异常名贵、珍花嘉树的南洋龙脑香、康国郁金香、波斯的安息香等”③。
李贺的诗中出现过“香筒”“燃香”“烛香”“香火”“熏香”以及由熏香而导致美人衣物的香等等香的物品或熏香的习气，这些是为生活装饰性、养生性的“香”，尤其以“燃香”为多见，而燃香不仅仅为了熏香，也为了记时，反映了唐代香文化的细节。
好持扫罗荐，香出鸳鸯热（《黄头郎》）。
——香从鸳鸯形的燃香炉冒出。
沉香火暖茱萸烟，酒觥绾带新承欢（《屏风曲》）。
——沉香木燃茱萸烟。
象口吹香毾登毛暖，七星挂城闻漏板（《宫娃歌》）。
——象形燃香器皿，“空中以燃香，使烟自口出”④。
晓奁妆秀靥，夜帐减香筒（《恼公》）。
——“香筒，帐中烧香器，至晓火尽故香减”⑤。
守帐然香暮，看鹰永夜栖（《送秦光禄北征》）。
——“香，谓记时刻之香”⑥。
行处春风随马尾，柳花偏打内家香（《酬答二首》）。
——“内家香”是宫廷制作的香。
楼头曲宴仙人语，帐底吹笙香雾浓（《秦宫诗》）。
——当是熏香为宴会助兴。
金蟾呀呀兰烛香，军装舞妓声琅铛（《荣华乐》）。
——蟾形熏香器皿。
女巫浇酒云满空，玉炉炭火香鼕鼕（《神弦》）。
——女巫迎神以香气、鼓声，故觉香气似带咚咚之声，似非讹文而为通感，听觉通于嗅觉。
人闲春荡荡，帐暖香扬扬（《感讽六首》其一）。
——住室熏香。
归来无人识，暗上沉香楼（《莫愁曲》）。
——沉香木制作的楼房。
三、美人芳香
在李贺的一些诗歌中，“香”是美人芳香——
织可承香汗，裁堪钓锦鳞（《竹》）。
花楼玉凤声娇狞，海绡红文香浅清（《秦王饮酒》）。
真珠小娘下青廓，落苑香风飞绰绰（《洛姝真珠》）。
花袍白马不归来，浓蛾叠柳香唇醉（《洛姝真珠》）。
绿香绣帐何时歇？青云无光宫水咽（《李夫人》）。
玉转湿丝牵晓水，热粉生香琅玕紫（《夜饮朝眠曲》）。
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美人梳头歌》）。
在李贺的意念里，只要是美人，只要涉及到女人，都带上了“香”。
一
首先碰到的困难是，对字义、词义的理解。中国的字义、词义变化很大，往往一字一词多解。例如，"玄黄"一词，一般是天地的代称，有的却指丝帛，有的又作疾病解，需要将这两个字的上下文联系起来，才能界定它的含义。这种变化在诗词中尤其显著。又如长安原是汉、唐的京城，可是在旧体诗中常把长安泛指京城，不论在哪个朝代。这还容易理解，如把京城称"日边"、"日下"，就难懂了。又如酒，李白诗中叫"中圣"，杜甫诗中叫"竹叶"，李贺诗中叫"琥珀"。《致》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李贺诗有一特点：好用代词，不直说物名。如剑曰玉龙，天曰苍圆，秋花曰冷红，春草曰寒绿。中国古典诗词讲究比喻，其中明喻、暗喻比较容易看懂，借喻则难懂，弄通它需要具备有关的知识，例如柳宗元《郊居》："莳药闲庭延国老，开樽虚阁待贤人。"以"国老"代甘草；以"贤人"代浊酒。又如苏轼《雪》："冻合玉楼起寒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以"玉楼"代肩；以"银海"代目。这些在读诗词时都得好好琢磨。
诗词，尤其是格律诗，因为受押韵、平仄、对仗等要求的制约，有的字的字义往往是似而非，不像在散文中那样确切。如李群玉《送萧十二校书赴郢州婚姻》："马穿暮雨荆山远，人宿寒灯郢梦长。"自古都说"夜长梦多"，而这里为什么偏说"梦长"？这除了表示新婚情绵绵之外，还因为这首诗押的是"阳"韵，所以用了"长"字。下面是两例是为了平仄合辙而迁就用字的。杜甫：《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只有白发搔更短的，哪来的白头搔更短呢？因为这一句按格律应是"平平平仄仄"，第一个字可以不论，第二字不能通融，必须是平声，而"发"字恰是仄声，那就只好用平声的"头"字来代替。李商隐《无题》："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只有桂花香，哪来的"桂叶香"！因为这一句按格律应是"仄仄平平仄仄平"，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第六个字必须是仄声，通融不得，那就只好以仄声的"叶"字来顶替平声的"花"字。
为了对仗而迁就用字的更常见。如杜甫《春宿左省》："星临万户动，月傍九宵多。"意思是星斗灿然欲动，临于万户；皓月当空，光明于九宵。若在散文中，这个"多"字就显得多余的了，而在这首诗中，却是不可少的，一来以"九宵多"与"万户动"相对仗，二来是为了押韵，这首诗押的是"歌"韵。又如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这一联的意思是：自己的生计全靠黄阁老来照顾，而衰老的身体则托付给丹药来治疗了。其实作者服用的未必就是"紫金丹"，其所以用这一词，完全是为了与出句的"黄阁老"相对仗。
读诗词，对字义、词义的理解，不能太较真----死抠字眼儿，需要联系诗词诸要素来"望文生义"。初学者如果有教师辅导，当然方便得多；若没有这条件，那就需要购置注释比较详尽的选读本，还要具备《词源》、《辞海》之类的工具书。
二
第二个难点是语法。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语法有很多差别，诗词的语法与文言文接近，但又有很大的差别。一是因为在诗或词的一句区区几个字之中，要舒展相当丰富的想象，不得不力求简洁，凡是可以省去的字，尽量省去；二是受句式、字数、格律等要求的制约，有时不得不把词的位置变动，或者改变词性，突破常规句法。诗词的语法相当复杂，初学者也难一时全弄通。
（一）首先是省略。最常见的省略是姓名，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宵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诗的第一句中的"诸葛"是诸葛亮的简称；第五句中的"伊吕"是佐商汤王的伊尹与佐周武王的吕尚的简称；第六句中的"萧曹"是西汉初丞相萧何与曹参的简称。在诗词中往往把春秋时齐国的政治家、知心朋友管仲和鲍叔牙简称为管鲍，把汉朝的史学家班固和司马迁简称为班马，文学家扬雄和司马相如简称为扬马，在爱情故事中又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简称为司马文君。
诗句中常常省略介词、连接词、动词、副词、谓词等。例如：
王维《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两句按常规语法应是"明月照于松间，清泉流于石上。"这里省略了个"于"字，并且把动词的"照"、"流"，和宾词的"松间"、"石上"换了个位置，也可算作倒装句。在诗词中，常把"于"、"则"、"而"、"有"等字省略了的。这种省略比较容易理解，某些省略了动词、谓词的句子就比较费琢磨些。又如，杜甫《喜观即到》："江阁嫌津柳，风帆数驿亭。"这两句的意思是："江阁久凭，嫌津柳之碍目；风帆渐近，数驿亭以慰心。"词的省略更是常见。例如李清照的《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现将词中省略的词语用括号括起，表达如下：
昨夜雨疏风骤，（女主人）浓睡不消残酒。（早晨女主人）试问卷帘人（今天景色如何），（侍女）却道"海棠依旧"。（女主人纠正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因此说，诗词中不完全的句子经常见。诗词是最精练的语言，几十字中要表现尺幅千里的画面，句子结构要压缩。一般是无谓语，或谓语不全。如所谓名词句，一个名词性词组，就算一句。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有：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是说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引发了甜蜜的回忆。意思很清楚。
又，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里“晴川历历”是一句，“芳草萋萋”是一句，“汉阳树”与“鹦鹉洲”则不成句子。但汉阳树和晴川，芳草和鹦鹉洲的关系却表达出来了。因为晴川历历，所以汉阳树更看得清；因为芳草萋萋，所以鹦鹉洲更美。
又，杜甫的《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云鬟湿”是一句，“玉臂寒”也是一句，但“香雾”和“清辉”则不成句子，而关系是很清楚的。杜甫惦念妻子，想象她在富县（陕西）独自一人观看中秋明月，在乱离中惦念丈夫，深夜无眠，云鬟为露水所侵，已经湿了，有似香雾；玉臂为明月的清辉所照，越来越感到寒冷了。
有时，表面上好象有主语、动词、宾语，其实仍是不完全句。如苏轼《新城道中》“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这不是两个意思，而是四个意思。“云”并不是“披”的主语，“日”也不是挂的主语。岭上积聚了晴云，好象披上了絮帽；树头初升起了太阳，好象挂上了铜钲。
（二）在诗词中，为了适应声律的要求，在不损害原意的原则下，诗人可以对语序做适当的变换。如七律《送瘟神》第二首：“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第二句的意思是中国（神州）六亿人民都是舜尧。依平仄规则是“仄仄平平仄仄平”所以“六亿”放在第一二两字，“神州”放在三四两字，“尧舜”说成“舜尧”。“尧”放在句末，还有压韵的原因。
又，《浣溪纱.1950年国庆观剧》后阕第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意思。依平仄规则是“仄仄平平平仄仄”，所以“一唱”放在第一二两字，“雄鸡”放在三四。
《西江月.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壁垒森严”和“众志成城”都是成语，但是，由于第一句应该是“仄仄平平仄仄”所以“森严”提前到三四字，“壁垒”后置。
《浪淘沙.北戴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观沧海》原诗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单依《浪淘沙》规则应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故“萧瑟”放一二，“秋风”放三四。
语序的变换，也不能单纯了解为适应声律要求。它还有积极的意义，即增加诗味，使之成为诗的语言。杜甫《秋兴》（第八首）“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要认为应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那就错了。“香稻”、“碧梧”放前，表示诗人所咏是香稻和碧梧，反是则所咏是鹦鹉和凤凰，不合秋兴题目。又，杜甫《曲江》第一首“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上句有“看”则“经眼”好象是多余，下句“伤多”（感伤很多）似应在“莫厌”之前，但若然则即使平仄不失调，也是诗味索然。所以，这些地方如果按散文要求，那就是不懂诗词艺术了。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P><P>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渔家傲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凉州词
王瀚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P><P>（三）诗句中改变词性也是常见的。例如：杜甫《漫兴》"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第一句中的"糁"字原是名词，即米饭粒，可是在这里却作动词"抛撒"解。这两句的意思是：米饭粒似的杨花，抛撒在路上，像铺上了一层白毡；小小的荷叶，点在溪面上，象叠起的青钱。还有名词当作形容词的，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曙"和"春"字都是名词，可是在这里"曙"用来成了形容"云霞"，"春"用来形容"梅柳"。这两句的意思是：云霞和太阳一同从海上升起，像曙光一样；梅柳在江南（渡江），早已着上春色。还有动词作形容词用，形容词作动词用，动词作副词用的，这里不一一例举了。所以读诗词更讲究"咬文嚼字"，咬出文外之义，嚼出字外之意。各种版本的注释也不尽一致，还要靠读者自己多琢磨。
三
第三个难点是弄通古语、典故。用古语、典故状物、写景、伤时、感事、酬谊、抒情，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传统和特点。读一首诗或词，若不把其中的古语、典故等原委弄明白，就不能理解全诗（词）的含义，更谈不上领略其意境和艺术构思。例如李白《送贺宾客归越》：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这是诗人为他的好友贺知章还乡时写的一首送别诗。贺知章在朝庭官居太子宾客，故称贺宾客；贺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属越地，故云归越。镜湖就是绍兴的鉴湖；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故曰："狂客归舟逸兴多"。诗的后两句用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王羲之喜爱白鹅，山阴有一道士，请他写《黄庭经》（道教经典之一），以所养的一群白鹅为报酬。贺知章也是书法家，工草隶，亦是山阴人。诗中以王羲之比贺知章，说《黄庭经》换白鹅的故事，又将在山阴发生了。现在有的学书法的同志，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人。若是送给离退休好友，没问题；若是送给在职的就不适合了，因为贺知章是向朝庭请渡为道士而还乡的。若是对方也爱好书法，很相称；否则就显得勉强了。
白居易遭权贵所忌，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赴任途中唱和他的好朋友元稹《放言五首》，写了一组政治抒情诗，亦名《放言五首》。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己见，每一首中都引用典故或古代警语名句，宣泄不满和劝导朋友。中的"九一三"之后，社会上曾传抄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诗除了以"试玉"、"辨材"作比喻，表示受诬陷的人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会澄清事实，辨明真伪外，还举了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周公佐成王，当时曾有人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一个是西汉末年王莽"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假，代汉篡权才是他的真面目。读者若不弄清这两个典故，就很难理解这诗所包涵的深刻哲理。《放言》其二：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
福祸回还车转毂，荣枯反复手藏钩。
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
不信君看奕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第一句的"倚伏"二字，系引自《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这一警语名句的简化，意思同现在我们常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差不多。第二句的"尘网"是把现实世界看作束缚人的罗网的意思。陶潜《归田园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第四句中的"手藏钩"，是古代一种将钩藏在手中叫别人猜的游戏。第五句中的"龟灵"是占龟卜卦虽然灵验的意思；"刳肠"即开膛剖肚之患。第六句中的"马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典故的简称。读者如果不把这些词的原委和含义弄明白，就很难理解这首诗所反映的祸福观，以及诗人遭受打击之后的政治上不服输的精神。
有一点古籍基础的人，对诗中的古语、典故比较好理解些，但也不能对所有这些一看就明白，因此读诗词时就要好好读注释。但是现在出版的古典诗词选本，对典故的注释有的太简单，甚至语焉不详；有的诗词《鉴赏辞典》，撰稿人解析评论甚详，而忽略对古语、典故的注释。所以必要时还得查到典故出处，找出原著来读。有的诗人，如晚唐李商隐和北宋受他影响颇深的"西昆派"，其作品用典，爱用古语、典故，有的是非常晦涩难懂的。所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意思是：西昆派的诗虽好，但诗中典故太难懂了，需要西汉郑玄那样的经学大师来作注解。初学者碰到这种情况，那就来个"不求甚解"，或者"绕道走"，无须花过多的时间去死抠。
此外，要弄懂古代许多名词称谓，也是很费劲的。例如，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在黄道赤道两侧一周，选取了二十八个星宿作为观察天象的标帜，称为"二十八宿"。在古典诗词中，往往以二十八宿的名称表示方位或地域，多数人不看注释，是弄不明白的。
四
领会诗意，这方面学问最大。中国的诗词，尤其是那些比兴诗，都是"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司马光：《迂叟诗话》）这个"思"字是大有学问的。有的诗词，字面上难懂，但只要从字面上弄通了，诗意也就大致领会了。有的诗词，字面上很容易懂，而要真正领会诗意，却很不容易。例如，苏轼的《花影》：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乍看，这首诗是咏物诗，很明白；细细琢磨，则是首政治抒情诗，不简单。原来是苏轼慨叹他的政敌-----所谓"熙丰小人"----在宋神宗死去、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时，全被贬谪（刚被太阳收拾去）；而到高太后死去、哲宗亲政时，又全被起用了（又教明月送将来）。是苏轼用以抒发政敌被起用的愤懑的。又如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乍看，是首写景诗；其实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孤傲的情感，抒发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和孤愤的，是首深沉而含蓄的政治抒情诗。又如王建的《新嫁娘词》：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意，先遣小姑尝。
乍看，是首人物素描诗；其实是作者抒发屈居卑下、操刀捉笔、仰人鼻息的官府小吏的牢骚的。王建这位中唐著名诗人，出身寒微，中了进士之后，晚年才为陕州司马。司马是州郡的属吏，位在别驾、长吏之下，等于现在的小科员。与这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朱庆余的《闺意献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乍看，是首写新嫁娘情怀的诗；其实是作者进京应考时，呈给张籍投石问路的诗。张籍是中唐著名的乐府诗诗人，和王建齐名，世称"张王"，历任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故世称张司业或张水部。其乐于提携后进又与韩愈齐名，故朱庆余写了这首诗，首先征求张籍的意见。作者把张籍比作新郎，主考官比作姑舅（公公、婆婆），自己比儿新娘。
上述那个"思"字，是指有事实根据的分析，不是胡猜。这里说的事实，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作品的时代背景；二是作者特定的境遇和心态；三是作者创作时的用意。
有的诗词还要知道它的"本事"，才能理解其意。所谓"本事"，就是触发诗人词人写这作品的具体故事。例如杜甫《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诗的"本事"是这样的：杜甫飘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住在一所草堂里。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题上的吴郎），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远的东屯去住。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又呈吴郎》。诗的大意是：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听任西邻来打枣，因为她是没有吃的、又无儿子的老寡妇。如果不是穷困到如此程度，她哪会来打枣呢？正因为她怀着恐惧心理，我不但不干涉，反面表示亲善。现在老寡妇见到你（远客），就提防你不让她打枣，未免多心；但是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上篱笆，却象真的要禁止她打枣呢！这老妇人被官府剥削得穷到只剩下骨头了，使人想起兵荒马乱，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禁热泪盈巾！若是你不知道这诗的"本事"，你就不能逐句理解诗意，不能体会到诗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