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5:49
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创作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文学市场化的加剧、大众文化的流行、媒体对文学的制约等等,都影响了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批判功能弱化了,娱乐功能、消遣功能、宣泄功能加强了,戴在作家头顶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环脱落了,传统文学的启蒙色彩、教诲作用淡化了。在网络文学的兴盛、“80后”文学的流行中,在读图已成为一代人的嗜好时,传统纸面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小,这必然也影响了文学批评。近些年来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新的倾向:学院式批评、奖项式批评、商业化批评、民间性批评,形成了近些年来文学批评多元并举众声喧哗的状态。
上海历来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镇,与北京形成了文学批评不同的风貌。北京历来注重文学批评的厚重与系统性,关注文学创作蕴涵的文化底蕴,关注文学的思想内蕴情感表达,北京的文学批评往往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风向标。作为外来文化引入窗口的上海,历来呈现出文学批评的敏捷性与新颖性,关注文学创作表现出的先锋色彩,关注文学的形式探索手法借鉴,上海的文学批评往往也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风向标,中国文学诸多的新形式新流派往往肇始于上海的文学批评。北京文学批评的厚重有余敏锐不足,与上海文学批评的敏锐有余厚重不足,大致形成了两个文学批评重镇的不同特点。随着人才引进研究生培养等,这一南一北文学重镇的批评风格已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取长补短相互交融的特性。
新时期以来,上海的文学批评仍然承续着敏锐机智的传统,无论是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还是人文精神的讨论;无论是先锋文学的探究,还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海仍然在某些方面敏捷地关注并引领着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潮流,上海的文学批评界并不仅仅将眼光放在上海的文学创作,上海文学批评界的眼光是放在全国的、乃至世界的,不仅关注上海作家的创作,更关注全国文学创作的动向,关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甚至关注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与潮流。虽然,在学院式批评、奖项式批评、商业性批评、民间性批评的众声喧哗中,上海文学批评也难以避免种种弊端,但是在总体上看,上海的文学批评努力避免奖项式批评的颐指气使,避免商业性批评无端吹捧,避免民间性批评的随意琐碎。上海的文学批评呈现出率真坦诚的特性,不无端地吹捧哄抬某位作家某部作品。好处说好、孬处说孬成为上海文学批评的一种倾向,某些名作家的新作品在上海常常遭到否定性的批评。上海的文学批评呈现出睿智敏锐的特性,常常在关注世界文流中,评说文坛的创作,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容忍新颖甚至怪异的文学,以敏捷的思路关注文坛的动向,用宽松的心态评说文学的变化。上海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不无端注重某个权威批评家,强调文学批评的个性化多元性,注重有创见的独特声音,反对颐指气使的训导式批评,注重平等切实的对话方式。
当然,上海的文学批评总体上也呈现出某些短处:在率真坦诚中往往缺乏深入与系统,客观切实的批评中不在意于建构评价体系,点到为止的评说中却鲜有发人深省的轰动;在睿智敏锐中往往缺乏恢弘与厚重,随意式的评说中常见精辟之语,敏捷的言谈中却少高屋建瓴的宏阔;在个性化追求中往往缺乏群体性的力量与影响,我行我素各自为阵的言说里众声喧哗,才气横溢的批评中却显得过于稳重。虽然,新世纪以来上海的文学批评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不仅缺乏上海20世纪30年代左右文坛的霸气,也少了上海80年代影响文坛的风云,上海文学批评的声誉与影响正在逐渐弱化。
虽然,我们从整体上观照上海的文学批评现状,并非完全否定上海文学批评的影响与成就,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其文学批评应该有着更大的声誉和更为重要的影响。
上海的文学批评应该加强创新意识。上海历来是创新之都,世界上诸多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流派往往最早引进上海,新的文学形式往往最早在上海尝试,并逐渐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学批评无论从文学观念、批评方法,还是批评视野、批评意识来看,都具有全国领先地位,具有鲜明的创新色彩。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应具有其独特的创新意识。上海不仅应该不断引进新的文流,也应该在文学批评方面具有创新意识,不要惧怕奇谈怪论,不要怪罪奇思怪想,海纳百川的上海应该容忍文学艺术上的创新追求,甚至容忍文学创作中某些暂时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艺术形式、情感表达,文学批评尤其应该关注与评说文学创作中的创新倾向与作品,应该在加强创新意识的基础上开创上海文学批评的新境界。
上海的文学批评应该加强群体力量。与其他省市文学批评的群体化相比较,上海的文学批评最少群体色彩,众说纷纭、自说自话,单枪匹马、各自为阵,偶尔吆喝三两声,你方唱罢我登场。应在关注上海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发展中,有意识地组织群体性的文学批评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有关上海文学创作现状与未来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开展对于重要作家重要作品的研讨,整合上海文学批评界的力量,从事一些重大课题系列论题的研究,甚至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现状与未来提出一些有创见的观点,拓展上海文学批评的影响,在加强文学批评界学者的联系中,充分发挥上海文学批评界整体的实力与影响。
上海的文学批评应该加强新军培养。从目前情况来看,上海的文学批评界已呈现出严重青黄不接的状态,活跃在文学批评界的学者,除了50岁开外的,大多是40岁左右的,30岁以下的学者几乎难觅踪影,这既与文学已经处于被冷落的境地相关,也与大学、研究所人才难以流动有关。如何培养上海文学批评界的新生力量,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关注青年文学批评人才,开设文学批评研究班,设立青年文学批评奖,推出新一代青年批评家,等等,应该千方百计加强文学批评新军的培养,否则上海文学批评的后继无人,必将大大影响上海文学的发展与影响。
上海作为世界瞩目的国际性的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也应该打造上海文化中心的形象,文学的发展对于提升上海文化之都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促进与发展上海的文学批评对于上海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也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关键词：航海 海洋 文化遗产
海洋文化遗产应该是相对于“内陆遗产”、“自然遗产”而言的一种相对的文化概念，顾名思义，海洋文化遗产首先应该是涉海类的，或者外延再大一点是与舟船航运相关涉水类的，区别于大陆文明；其次应该是有人类行为参与的，是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结晶，区别于纯自然类的遗产。
曲金良先生将中国海洋文明架构于传统的中华文明之上，分析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探讨其空间范围，认为“中国文化圈”就是“中国海洋文明圈”[1]。文中也不无遗憾的指出，对于海洋文化遗产家底的摸清、线路空间的梳理，还远未开始。本文尝试从类别上对于海洋文化遗产进行细分，旨在对航海类遗产的涵盖范围有个更清晰明确的认识。挂一漏万，希望方家予以斧正。
1 概念认识
海洋与航海，单从字面上理解，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前者侧重自然意义，后者侧重人文意义，再都加上文化遗产的后缀之后，又都具有了文化意义，但遗憾的是管见所及，并没有学者就这两个概念再进行专门的探讨，或者说探讨的必要性并不大。就笔者所见，海洋文化遗产侧重在“海”，从陆海空间分布的角度，在空间范围上与大陆文明作一区别；而航海文化遗产侧重在“航”，是从人类与海洋互动关系的角度，在主题内容上与人类的其他行为文明作一区别，比如农业文明、牧业文明。当然，概念上虽作如此理解，但实际却并非泾渭分明、边界清晰，很多是互有涉及、多所隶属的，同样的文化遗产，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可以归为不同的类别，这也正可反映出文化遗产价值的多元与丰富。文化遗产本就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有物质的、有形的、静态的，也有非物质的、无形的、动态的，对其价值判断的提高，是人类对自己文明创造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步。
另外相近的概念，还有水下文化遗产。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界定水下文化遗产为至少100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2]。由此可见，该定义还是侧重从文化遗产的地理分布来界定，淹没于水体之下的，相对于陆地上下的[3]。还有一些不多见但也有人提及的概念，如水文化遗产、海关文化遗产，前者偏重水利，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对水的利用、认知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包括工程、文物、知识技术体系及相关的宗教、文化活动等[4]。后者更具有鲜明的海关行业特性，是与海关相关的，在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等领域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关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海关建筑（设施）、遗址、实物、文献、艺术品等；海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海关制度、行为和技能规范、口头传统、礼仪和行业精神等[5]。从大“航海”的概念来讲，前者水利多与航运相关，后者关卡税收也多与航海运输、经济贸易有关，如放在航海文化遗产的概念下，应多有相关。现在随着申遗热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概念也越来越多的被提及，包括海道交通、海上贸易、路线、人员往来等等，应该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是我国航海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那么，航海的内涵和外延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每一个概念都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航海”也是一样，从我们博物馆的定位角度来讲，一定是定位于广义的航海概念。博物馆是追溯历史、传承文化、弘扬文明的地方，人类航海的历史无论哪个民族，无不是从陆地上的江河湖泊慢慢发展到近海再到远洋的，从这个角度讲，航海的历史、人类对海洋开发利用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范围内的海洋空间划分为内水、群岛水域、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等，其中内水是国家领陆内以及领海基线向陆一面的水域，包括港口、河流、湖泊、内海、封闭性海湾和泊船处[6]。因此，无论从博物馆、航海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海洋法的角度，我们所谈的航海都不仅仅是人类在海洋上通过一定工具从此岸到达彼岸的活动，还包括与之相关的造船、海关、海事、航道、打捞救助、海防海军、港口码头、海上贸易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涉及到人的，如航海教育、船员海员、航海体育、军事、渔民渔业等，也有涉及到物的，如仪器、仪表、设备、部件等；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如航海行船技术、传统造船工艺、航海信仰、渔歌号子等；有可移动的，也有不可移动的，如海关大楼、造船厂遗址、海防炮台等。涉及的门类也会很多，有建筑设施、遗址遗存、生活工作用品、古籍文献、票证纸杂，也有青铜、陶瓷、书画、杂项等传统艺术品，主要是依据主题、内容而言，或图案纹饰，或文字，或作者，或造型等与舟船航海有关联的。这样看来，航海的范畴就要大大拓展了。
2 分布范围
航海类文化遗产应是从文化z产的主题性质上界定的，凡是主题上与舟船航运相关的，都应该算作此一范畴。并非遗产的分布区域，从水中打捞的所谓水下文化遗产不一定全部都是海洋文化遗产，位于陆地上的甚至是内陆地区的文化遗产也有可能是航海类文化遗产。比如淹没在水下的古城遗址，无疑是水下文化遗产，但并非航海类文化遗产，而偏处西南某老乡家里的船纹铜鼓因其羽人竞渡的典型舟船纹饰，却是难得的航海类文化遗产，是我们收藏、保护的对象。
博物馆种类有很多，文化遗产的认识和范围也很广泛，在如何界定“航海类文化遗产”的问题上，需要采取发散性思维，这样才能便于对其分布范围有个更好的认识。过去从未有关于“航海类文化遗产”的界定，对于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航海类文化遗产”，没有现成的法则可以遵循，必须依靠我们自身在实践中去探索。笔者的体会是：对所谓“航海类文化遗产”，要作狭义和广义两种区分。有些是与航海直接相关的，如航海理论与技术，船舶及其部件、设备，造船、船模、航运、港口码头、海事、海关、航道、海上救捞、水下考古等，是直接的核心的“航海类文化遗产”；有些则要转几个弯才能扯上关系，如与陆上江河湖泊等内河相关的航运、海军海防、海上交往、中外交流、海外贸易、海洋渔业、海洋习俗信仰、船员海员教育研究、帆船赛艇等相关体育休闲等，这是间接相关的边缘的“航海类文化遗产”。用核心-边缘的理论来讲，核心区与边缘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核心区决定整个系统的特点与性质，并不断扩散，影响边缘区[7]。因此，核心的航海类文化遗产与边缘化的航海类文化遗产相互影响、遗存，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航海文化遗产。
无论广义、狭义，还是核心、边缘，这些“航海类文化遗产”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军事、交通、民俗信仰等诸多领域，有物质类的，也有非物质类的。因此，“航海”乍听起来范围很窄，仔细想想却又宽广的很，随着“航海类文化遗产”概念的延伸和范畴的扩展，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都很难给它作一个完整的界定。孙光圻先生认为，鉴于航海在活动性质以及技术物质因素方面的广泛性与复杂性，航海历史的发展轨迹始终与人类的全部文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8]。
3 类别细分
分门别类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科学，目的不同，标准不同，分类的方法、分类的内容都会大大不同。航海，因其活动性质及技术物质因素等，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类，以便更好的让人们认识航海的面貌与特点。
（一）从活动范围来分，有大陆上江河湖泊的航行、航运相关的，比如京杭大运河、通江汇海的漕帮、泸沽湖的猪槽船、黄河上的羊皮筏子、太湖的渔船等；也有近海、浅海、岛屿区域的航海相关的，比如沿海的南北洋运输、明代的倭寇海盗、郑成功、中日甲午海战等；另外就是外海、远洋相关的，比如大航海时代的哥伦布、麦哲伦，水上飞机的横渡大西洋、泰坦尼克号邮船、包括当代的翟墨、郭川环球航行等等。由此可见，人类由内陆水域到近海再到远洋的航海历史，正如婴孩由爬到走再到跑的过程，从包荒冯河的蒙昧到独木舟、木板船、各式帆船、现代轮船，航海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认识、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二）从功能应用来分。（1）与交通相关的，纯粹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渡载、运输，比如原始独木舟、黄河上的羊皮筏子、火车渡船粤海铁等；（2）经济贸易相关的，比如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南海一号、海关税收、朝贡贸易、海洋捕捞等；（3）政治、军事相关的，比如郑和下西洋、元军渡海攻日、漕粮水运、马江海战等；（4）文化交往、科学技术、学术研究相关的，比如鉴真东渡日本，遣隋使遣唐使，雪龙号极地科考，远望号气象观测，指南针与舵、橹、帆、水密隔舱等的发明应用，航海教育与研究等；（5）工程、服务相关的，比如航道疏浚、供开采资源的海上钻井平台、水上的救助打捞等；（6）航海体育、探险、休闲相关的，比如厦门号环球航行、帆船比赛冠军徐莉佳、伊丽莎白邮轮等。航海的功能应用很广泛，难以尽述，肯定还有没涵盖进来的内容。
（三）从航海的过程分解来分。（1）航海的时代背景，比如大航海时代，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2）航行水域的条件、状况，比如对于海况、天气的观察、测绘等；（3）航海的政策、法律、法规等；（4）船只的建造、技术、工艺、设施、修理维护等；（5）航海技术、驾船技术、相关设备仪器的操作维护等；（6）航海管理机构的运作、演变等；（7）航海相关人物的生平、活动业绩、历史评判等；（8）海上航路的拓展、选择、演变等；（9）港口、码头、海关的历史、演变；（10）海上事故、海难救助与打捞；（11）航海的饮食、医药、教育、人才培养、海员生活；（12）重大的航海事件与活动等等。航海是多层次、多系列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综合性的行为过程，因此若从其过程分解来看，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多面、非常复杂。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进行分类，更有利于人们了解航海、认识航海。
（四）从与航海相关的载体来分。（1）资料文献，包括历代与航海有关的史籍、文献、档案、典章、笔记、方志、族谱、游记、传记、考证、记录、文牍、照片、图纸、研究成果以及各种相关证件、票据、章照等；（2）实物、模型，包括各时代与航海有关的考古发F、文物遗迹，如陶瓷、青铜、书画、石器、甲骨、墓葬、建筑、遗址、碑石、雕塑、壁画、石刻、工艺品等，还有舟船、舟船残件、相关属具、部件、仪器、设备、工具、用品以及各种模型；（3）口碑资料，包括记忆并流传在当代社会的与历代航海活动有关的传说、民俗、经验、工艺、技术、仪式、信仰等非物质的航海类文化遗产，比如妈祖信仰、渔歌号子、D民文化、舟山船拳、传统造船工艺、徐福传说等。
关键词：明清时期；中国；英美；海洋文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P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3-0248-03
海洋文化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具有内质结构上的涉海冒险性、异域文化间的互补联动性、价值取向上的崇商慕利性、历史形态上的开放拓展性、美学形态上的本然壮美性等文化特征。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的国家，党的十报告对建设海洋强国作出了战略部署，建设海洋强国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必须正视的是我们的海洋意识还不够强烈，现代海洋文化还不够发达。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切实增强全民族海洋意识，大力弘扬海洋文化，是实现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中国的地理位置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海洋文学作品深受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大陆文明的影响，在对外关系中主张包容、融合。而明清时期，正是中国儒家思想发展的最后一个顶峰，其海洋文化必然要体现儒家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准则。同时，明代又有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历史上海洋文明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清代有封建经济发展到康乾盛世所展示的最后的荣光，因此其海洋文学作品必然兼具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需要注意的是，明清也是中国落后与世界列强的发端，有着被迫丧权辱国的屈辱历史。因此，研究明清海洋文化作品及同期英美文化作品并进行比较，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海洋文化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当下我国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的文化建设，为我们未来海洋文化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中国海洋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海洋文学可上朔至春秋战国时期，奇书《山海经》可被誉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开山之作”。先秦时期，中国涉海文学作品已经初露端倪。《诗经》、《楚辞》中均保留有不少涉海作品。《诗经》中的《商颂・长发》的“相相烈土，海外有载”，《小雅・污水》的“酒河流水，朝宗于海”，标示出先民们的海上活动及人世哲理的普遍认同。两汉魏晋南北朝，独立而完整的海洋文学作品逐渐增多，艺术表现力迅速提高。两汉之际写海之作渐多。咏海辞赋、《史记》、《汉书》等已记载了我国的许多涉海活动、涉海民俗和涉海传说。如被鲁迅誉为“广博阂丽，卓绝汉代”的司马相如著名作品《子虚赋》，其中描写齐国：且齐东清巨海，南有琅琊；观乎成山，射乎之果。颇具“海王之国”的传神。曹操在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感叹大海的包容与壮阔的同时，更表现出作者当时踌躇满志的情怀。其他还有班彪的《览海赋》，王集的《游海赋》（残篇），木华的《海赋》等著名作品，不胜枚举。没有对海洋的深刻认识，没有对海洋丰富的玄想，是难以真正写出如此传神、富有张力、大气磅礴而又“文甚隽丽”的作品。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渠道的多元化，中国海洋文学也初现繁荣景象。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诗词作为其时代文化发展的特征，也反映到海洋文学作品中，诗词的海洋艺术表现日趋成熟，创造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海洋审美意象。如张九龄在《望月远怀》中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又如李白在其《行路难》中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诗句已成经世咏海名句。同期，用新的文学体裁表现涉海生活也开始展现。如唐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中的《长须国》便是其代表作，用写实的笔法来叙述离奇故事，这种写作手法也影响到后来的涉海小说的表现方法。
明代经济与科技得到较大发展从而推动了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提升，对外经济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逐步凸显出来，加之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有力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之间的海上交通网络，为东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提供了渠道。大量海外商贾、使节的涌入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海外新闻，这在相对封闭的民间必然引起轩然大波，成为文学创作的新内容。元明清时期参与海洋文学创作的人群迅速增多，作品数量急增，海洋叙事文学得到长足发展。传统的海赋所涵盖的涉海领域更加全面，如明代屠隆反映抗倭的《溟海波恬赋》，洪翼圣体现海洋信仰的《海若赋》，明末郑怀魁反映海洋贸易的《海赋》，晚清时期胡薇元反映海防建设的《海军赋》等，是明清海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关反映海外状况的著名散文，如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诗歌中也有不少反映中国与海外的多方面交流。如，元张翥的《四明寓居即事》写四方来的商人“船来蛮贾衣裳怪”；明清小说中写海的作品迅速增多，具体生动地反映多种涉海活动，塑造了许多涉海人物，体现了此时中国海洋文学的发展。其中有吴承恩的《西游记》那样，将海洋作为人物活动背景之一，写孙悟空出生于海岛花果山，在东海得到了金箍棒；有以郑和下西洋为原型的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那样讲述航海故事和航海见闻；刘鹗在《老残游记》的第一回，就把当时腐败的中国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将被风浪所吞没的破旧帆船，对于当时政治的象征性图解。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将海外诸国看作是的陆疆的延伸，表现出一种秉承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的体现。这些作品有力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诉求。
二、明清时期（西方近代）英美海洋文化发展历程
明清时期，正是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文学复兴运动兴起，到一战之爆发前，跨越了7个世纪，540余年。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极大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并通过殖民扩张，成为拥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海上霸主。西方文明中海洋文学作品开山鼻祖之谓的是荷马史诗《奥德赛》，其作品影响深远。从公元5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了英国的早期海洋文学，主要作品是诗歌，比如《航海家》、《旅行家》等。英国社会在16世纪以后逐步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海洋成为力量与财富的主要源泉，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展现了许多关于海战与海上冒险的故事。如莎士比亚精致独立写作的最后一个作品《暴风雨》，莎翁通过安东尼和那不勒斯王等人，描述了海洋带给人们的神秘力量与正义力量。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这部作品可以被称为英国第一部真正的海洋小说，所塑造的鲁滨逊形象也成为早期英国殖民者的粗犷描写，表现了强烈的资产阶级进取精神和启蒙意识，充满着英国人对海洋的向往和征服海洋的强烈欲望，证实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对海外财富的渴望和对陆上权利的神往。18世纪以后，随着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海洋小说逐渐崛起和成型，同时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宣传的功能，为殖民扩张政策和海上霸权的建立摇旗呐喊。英国学者马丁・格林指出：“他们以梦想形式赋予英国意志、力量，以便使英国人走出国门，探寻世界、征服世界和统治世界”。除此之外，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海洋以其神秘莫测成为作者驰骋想象的理想空间。还有航海家出身、文学天才约瑟夫・康拉德的《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之心》等。康拉德的文字厚重迂回，他的小说擅用精巧、多音的叙述框架，分割、萦绕的时间观，复杂的意象与象征。《黑暗的心》以黑非洲的腹地来暗喻人性的黑暗，通过马洛船长逆刚果河而上探寻“自我”的历程，来讲述“康拉德最漫长的探索自我之旅”，运用框架结构和寓意深刻的叙事话语为读者创造了一个相互关联、相得益彰的象征系统，从而使小说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由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而进入其文明发展新纪元的美国，自一开始就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月花号登陆美洲、波士顿倾茶事件，从海上进行移民与贩奴到一战以商船被击沉而成为参战理由等重大历史事件，无一不折射着海洋对于美国的重要性。19世纪初到内战前后这段美国海洋历史上的“黄金时期”，美国涌现出惠特曼、朗费罗、洛厄尔等著名诗人以及大量关于海洋和航海题材的诗歌，生动地体现了大海的奇异、死亡、创造力、命运，使美国海洋诗歌创作达到高峰。同期美国的海洋文化亦得到迅速发展，美国小说第一人――库珀的《舵手》，麦尔维尔的旷世奇书《白鲸》，杰克・伦敦充满力量与野性的《海狼》。这个时期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高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对大海占有、索取、征服的欲望愈加强烈。在《白鲸》中，主人公亚哈带着他的捕鲸水手远离大陆，驰骋世界各大海洋，寻觅巨鲸，是源自于对超自然力征服的欲望，他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期人们自我超越的主观能动精神写照。这些作家大部分有着几乎共同的特点――“海洋的弟兄”，即从事过水手生涯的作家，视海洋为知己。海洋的切身经历使这些水手作家产生源于海洋的弟兄般的认同感和对海洋最直接、最为感性的认识。他们懂得大海、熟知海洋，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而其作品则予以大海更加深刻的内涵。
三、不同文明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对比
中国人主要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基本上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活动。重义轻利，安土重迁，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及历史责任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中国的海洋文化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与西方海洋文化中浓厚的人文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自然面前，人类显得脆弱和渺小，从而使人们对自然力充满恐惧与敬畏；而在西方的文化中，海洋不过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和舞台。东西方海洋文化在表现形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导致世界上两大文明板块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在明清时期中国海洋文学作品，从文化背景来讲，英美的海洋小说，根源于两国的始自古希腊文化的海洋文明，具有强烈的殖民（《鲁滨逊漂流记》）或反殖民色彩（《黑暗之心》），赞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中国的海洋文学作品来自于具有鲜明儒家思想特色大陆文明，即便是对外影响，也只是偏重于文化和经济，而无殖民倾向，这一点，哪怕是在经济、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郑和时代也是如此。相比较于英美，从体裁上讲，具有多样性。英美的海洋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重于叙事；而中国的文学作品从诗词歌赋到散文、小说，内容多样，抒情与叙事并重。
以《格列佛游记》、《镜花缘》比较为例。两部作品都是揭露统治阶级和批判现实社会，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但又同时保持其各自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文化传统差异：在其时代性上虽然都产生在一个新旧交替、复杂动荡的历史变革时期。斯威夫特生活在英国近代史上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时代。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并且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的过程。李汝珍生活的时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也是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总瓦解的前夕。此时正处清代嘉庆、道光统治年间，其政治非常腐败，道德开始沦丧，意识形态千疮百孔。从文化传统看，《镜花缘》重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大陆文明为核心。第十回写到了君子国，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第七回圣贤老者说过：“要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欲成天仙，当立一千三百善。”小说将海外诸国看作是的陆疆的延伸，表现出一种秉承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所写的海外之国的政治、文化，大多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影响。这些都透着深厚埋植于作者内心及社会实践中的儒家传统思想。斯威夫特主张古典主义文化，崇尚理性。西方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心灵的基本特点，它的作用在于了解世界。而作为医生的格列佛，他航海主要是为了挣钱养家以及满足他对奇风异俗的好奇心。因此，在经历了几次差点丧生的冒险后，他仍跃跃欲试，又一次接受朋友的邀请：“The Thirst I had of seeing the World，not with standing my past Misfortune continuing as violent as ever。”（我过去虽经历了不幸，但想见识世界的渴望还是一样的强烈）。
四、结语
两种不同文明传统发展起来的海洋文化，有着各自鲜明的历史烙印，作为历史的传承者，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开放、包容、借鉴才能真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有感染力、有时代感的海洋文学作品，为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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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文化；海国文明；意义；价值；作用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8-45-2
福建泉州市泉港区有处蚁山新石器遗址，蚁山人及其聪慧勇敢的后人开启了彪炳千秋的“海国文明”序幕。在泉港区圭峰半岛上，有一座彰显人类智慧和人文关怀的航标石塔――圭峰塔，上面镌刻着一幅气势磅礴的对联：起海国文明，作东南巨镇。
是的，海国文明！或许您略有耳闻，或许是第一次听说。但您熟悉，或者不熟悉，她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流传千年；您理解，或者不理解，她就在那里，不来不去，璨然绚丽。
一、掉掉书袋说“海国”
要了解“海国文明”，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海国”？考据学家有个嗜好，阐述事理一定要引经据典。笔者这里也要翻一翻书袋，窥视古代典籍中“海国”之意义。
（一）《海国闻见录》
最早提出“海国”概念的当属清初陈伦炯。陈伦炯系今厦门同安人，其父陈昂曾随施琅平定台湾，又出入东西洋五年搜捕余党。伦炯少从其父，熟闻海道形势。及袭父荫，多处任职地皆滨海之地。陈伦炯于雍正八年（1730），以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积累写成《海国闻见录》一书，详细介绍中国东北、东南沿海的海洋地貌、水文航运、海防形势和东亚、东南亚的航海知识，尤其是破天荒地介绍了非洲和欧洲的地理情况，是首个画出了东半球地图的中国人。陈伦炯之“海国”，乃指“中国沿海”及“海外之国”。
（二）《海国记》
再有关于“海国”的专著，系今江苏苏州人沈复于嘉庆十三年（1808）所著的《浮生六记》之卷五《海国记》。《海国记》记述了大清使团使琉球途经的见闻，明确记述了古钓鱼台（岛）归属中国。
（三）《海国图志》
让“海国”一词为世人瞩目，应归功于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他的《海国图志》一书于1843年1月初版刻印于扬州。该书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专著。
（四）《海国四说》
之后还有林则徐幕僚、广东顺德人梁廷于1846年所著的《海国四说》一书，这是清末“筹海防夷”著述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以中国人述外国事，合《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为一书。
中国古人想象中国四周大海环绕，认为中国位于中心，其他的国家都在海外。直到明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图，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不过处于世界的一隅，可仍然对偏于一隅的地图画法于心理上不能认同。
沈复、魏源、梁廷等人仍没有摆脱中国中心观念的影响，“海国”均用来指中国之外的所有“海外之国”。即使是晚清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其实已经清楚许多国家在陆地上与中国是连在一起的，但受“中国中心论”的钳制，只好把“海国”分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将在地域上与中国相连的国家称为海岸之国，将真正的“海外之国”称之为海岛之国。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是“海岸之国”就是“海岛之国”。这显然是掩耳盗铃之举，这样的“海国”自然不能作为本文议题的合理选项。
而比三人早生近百年的陈伦炯，却难能可贵地摈弃了自大的观念，于《海国闻见录》一书中大胆吸收了西方地理知识，准确将大清国放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角。毫不夸张地说，《海国闻见录》一书代表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地理著作认识世界地理的最高水平，但由于乾隆年间开始的长期闭关锁国等因素，这本书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伦炯之“海国”所指的“中国沿海”部分，至今仍有其科学、积极的意义。加上“海国”之“国”，可与“北国之春”、“红豆生南国”之“国”义理一致，窃以为，本文之“海国”应取“沿海（或海滨）国土”之意。
二、“海国文明”是哪门子文明
从字面上看，海国文明、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有类同之处，不是近亲，也应在五服之内。
《辞海》解释：“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具体而言，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而“海洋文明”是指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
可见，海洋文明是一种综合社会文化，是一种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并且领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文化，是同时代所有社会文化中的“高富帅”。
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位处海滨，即使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产生海洋文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大河，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所以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与海洋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创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
关键词：美国国际法杂志 南海问题 领土 海洋法
中图分类号：DF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4-0138-13
引 言
南海又名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因位于中国南部而得名。中国传统上将南海区域密集的一些岛、礁、滩、沙及其他海洋地物（insular features）分为四大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①目前，针对南海区域的领土与海洋权利，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6个周边国家间存在争议性主张。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步勘探出这些岛礁附近存在巨大的油气资源时，国际上还对这些岛屿鲜有关注。②事实上，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只在一两个国家间存在争议，因为它们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③相比较而言，南沙群岛包括了数量最多的声索国，情势最为复杂。④
南海问题最近因菲律宾提出“仲裁案”而倍受关注。2015年10月29日，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成立的仲裁庭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宣布对菲方提出的15项请求中至少有7项具有管辖权（其他议题尚待进一步确认）。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PCA case No 2013-19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before an arbitrial tribunal constituted under annex VII to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506，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14日。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该裁决是无效的，对中方没有拘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http：//wwwfmprcgovcn/ce/cech/chn/ssyw/t1310470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14日。 尽管中方一再明确表示不接受菲方要求，不承认、不参与仲裁，但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附件七第9条规定，“如争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他方可请求仲裁法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决”，理论上而言，菲单方所提仲裁程序并不因中方反对而简单停止。宋燕辉：《由〈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论“菲律宾诉中国案”仲裁法庭之管辖权问题》，载《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2期，第5页。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依据《公约》第287条和附件七的规定向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提交了一份仲裁通知书和主张声明，要求成立仲裁法庭审理菲律宾在南海所主张的海洋管辖权而与中国所发生之争端。SFA Statement on the UNCLOS Arbitral Proceeding against Chin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January 22， 2013， https：//wwwdfagovph/indexphp/2013-06-27-21-50-36/unclos，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7月8日。当月，《美国国际法杂志》（AJIL）了一期南海专刊（2013年第1期，第107卷）。该专刊共计68页，除编者前言外，共有3篇论文集中探讨南海问题。Lori Fisler Damrosch and Bernard H Oxman， Agora： The South China Sea， Editors Int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7， No 1， 2013， pp95―97 其中，中国学者高之国与贾兵兵合著的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历史、地位与法律含义（下文简称为高与贾文）。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107， No 1， 2013， pp 98―124 作者在文中以“九段线（nine-dash line）”来表述我国在地图上所标绘的南海那U形的断续线，同时也标注了“断续线（dashed-line）”等其他的不同称呼。为了保持名称的统一性和标准性，本文一律以“断续线”指称“九段线”或南海“U形线”等。除非需要特别说明，下文不再专门标注。 其他两篇分别是由弗洛里安・杜帕（Florian Dupuy）和皮埃尔-马瑞・杜帕（Pierre-Marie Dupuy）合著的《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的法律分析》（下文简称为杜文），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 A Legal Analysis of Chinas Historic Rights Claim in the South China Sea，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2013， pp124―141及罗伯特・贝克曼（Robert Beckman）独著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海洋争端》（下文简称为贝文），Robert Beckma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 2013， pp142―163 这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美国国际法杂志》的这期南海专刊发表于菲律宾单方启动“南海仲裁案”的大背景之下，其发表的时机和对立观点的代表性，说明这期专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国内学界至今却少有文章对这些论文进行专门探讨。为此，笔者致力于将这几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加以归纳，再比较和思考观点差异的原因、逻辑和思路，最后再加以总结和评论。
一、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含义与法律相关性
（一）质疑与批判性观点
尽管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四个群岛正式划入领土范围的中国官方地图可以溯及到20世纪30年代，但南海专刊上的作者们均提及，“断续线（nine-dash line or dashed-line）”在专刊文章中，“断续线”也被称为“九段线”、“U型线”、“断续线”、“舌型线”等等，本文统一将其表述为“断续线”。 从2009年才开始正式受到争议。2009年5月6日，马来西亚和越南就南海南部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共同声明，5月7日，越南就南海北部大陆架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一分单独声明。作为回应，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委员会对它们的请求不予考虑，“断续线”标示于这份照会的附件地图上。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98；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5、131； 前引⑨Lori Fisler Damrosch and Bernard H Oxman文， p97
“断续线”地图在杜文和贝文中几乎受到全方位的质疑。杜文直接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断续线”所标示的地理范围具体是什么？“断续线”与中国主张是否存在相关性？“断续线”如何在法律层面构成对中国主张的支持？针对中国的权利主张，“断续线”如何产生说服力？等等。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31 之后，作者又针对“断续线”的起源、设计、含义与法律基础进行了逐项批驳。
杜文首先用怪异（peculiarity）来形容这种用九根“断续线”来划定南海的几乎所有岛屿和大部分水域的设计。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25 “‘断续线’几乎难以证明中国主张的确切界限，不管是地理层面的还是法律层面的”，“这个地图仅仅是加重了对中国主张的迷惑”。作者进一步阐述其理由：1关于“断续线”的含义，中国从来没有给过确切的解释和说明，譬如，它是划定中国主张的水域界线呢，还是只圈定属于中国的那些线内的岛礁？2关于地图和历史性权利的关系，中国的意图也不明确，这种不确切性所引起的问题是，地图和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到底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p132
其次，杜文还质疑了“断续线”地图的来源，认为它的作者和出处都不清楚（unknown）。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p131 与此类似，贝文也指出，中国提交的这个地图的名字是“中国南海岛屿位置图”，说明这个图最初的意思是描绘中国在南海所主张的那些岛屿的地理位置，它很难说明中国维护“断续线”内的水域以及下面的自然资源的管辖与权利。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4
此外，杜文又对“断续线”作为中国历史性权利的证据之证明力加以否定。作者指出，削弱这个地图的证据效力的主要因素是其来源的“公正性（impartiality）”问题。“断续线”地图不是，也从来没有被宣称是独立的地图绘制者的作品。中国学者宣称地图最早在1948年由中国内政部出版，承认地图是中国单方面的有关界限的宣告。据此，地图不符合“公正性”标准。该标准在1933年由查尔斯・切尼・海德在《国际边界争端中的地图证据》一文中提出：“拥有必要地理数据的制图者制定表达政治以及地理状况的地图时，其作为见证者的可靠度应当依赖于制图时的公正性”。杜文还指出，“断续线”以缺乏地理坐标、很厚的线等很不精确的方式画就，根据它无法确定其所圈定的区域内的确切范围。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p132，134 文章继续提到，即便是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对“断续线”的解释也莫衷一是。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是指历史性水域（historic waters），这种地位与《公约》中的专属经济区相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断续线”只是用来标示其范围内岛屿的归属，如果这样，海洋主张将只是对《公约》的简单适用问题。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31―135 这些阐述与“断续线”并无关联，或者不能说明“断续线”的法律意义何在。
（二） 与质疑观点相对应的论证
作为对应，高与贾文集中论述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历史、地位及其含义，进而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进行分析。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98―124 他们认为，不管是从发现、占领的习惯国际法，还是从历史性的权利依据与来源上，或者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来看，“断续线”在国际法上始终拥有法律依据。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98
关于“断续线”的特殊设计，高与贾文中首先详实地介绍了该地图在中国实践中的历史进化过程，并将它具体区分为三个阶段：1935年前中国对南海和平和有效的利用；1936年至1956年的发展；1958年至2011年“断续线”的进化。以此证明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等四大群岛是如何被中国人命名、利用，又如何以“断续线”的方法描绘于地图上用以标示中国的界限，以及如何逐渐被中国通过官方管理和立法活动加以确认。他们指出，“断续线”地图在公布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其他国家所尊重，受默认（acquiescence）、承认（recognition）和禁止反言（estoppel）等习惯国际法所支持。而且，这些事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客观存在，目前其他国家并无有力证据可以。不管是越南还是菲律宾，从1948年到2009年间均没有对“断续线”提出过反对。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 p116
关于“断续线”的法律关联性，杜文认为，“断续线”地图的证据效力很低，因为它作为中国对其界限的单方描述，违背了见证人应具备的独立的“公正性”标准。高与贾文则认为“断续线”地图由内政部这样的官方部门绘制，正好符合在国际法的领土取得上之“有效占领”的要求。因为官方行为是可以归属于国家的行为，达到以发现和占领取得领土的条件。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01、102、110 高与贾文指出：经过了60年的进化，“断续线”已经成为中国在南海区域长久以来的主张的同义词，指中国一直拥有这些群岛，并对这些群岛及其邻近水域享有捕鱼、航行和其他海洋活动（包括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等）的历史性权利。“断续线”同时具备可能成为潜在的海洋边界线的剩余功能。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08
关于“断续线”的含义，高与贾文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考量因素：（1）地图在中国管理与立法实践当中具有持续连贯性；（2）在2009年的照会提出以前，南海区域相关国家间的争端一直是仅涉及到岛屿或海洋特征的问题，而不涉及到“断续线”的问题；（3）关于中国所运用的相关术语的确切含义，譬如“邻近水域”、“相关水域及其海床和底土”等，从来没有被中国正式定义，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要将这些水域通过国内法而作为内水的一部分来对待（即如果将历史性权利主张解读为等同于内水地位的历史性海湾等，均是误读。笔者注）；（4）正如1947年中国内政部会议决议中所提出的“中国南海领土的边界直到曾母暗沙”，这只是说明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断续线”及其前身可能被视作历史性水域的界限；（5）有证据表明，绘制于1948年地图上的断续线是作为这些群岛与对岸邻国海岸的中间线，从而表明该线具有潜在的划界意图。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08―109
最后，高与贾文提出“断续线”可能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它表示中国对“断续线”以内的岛屿、岩礁等拥有，同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邻近岛屿的水域、海床和底土享有管辖权；其二，它表示中国保留在线内的海域进行捕鱼、航海以及诸如在大陆架开发油气资源等其他活动的历史性权利；其三，它还拥有一种剩余功能，可能成为潜在的海洋划界界线。
根据高与贾文的阐释，南海“断续线”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与法律背景下，基于主张和维护南海区域四大群岛的领土与海洋权利而形成，早已为2009年前的国际社会所接受。其他国家并不能提供证据否定或超越中国的南海“断续线”，甚至诸多证据可以证明，周边国家有明显的承认及默认的表现。同时，“断续线”的法律含义亦需要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具有复合性、多层次性，并不为单一的历史性权利概念所囊括。
二、中国 “历史性权利”主张的含义及性质
（一）质疑与批判性观点
杜文从地理范围和法律框架两个角度分解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认为中国的主张不符合国际公法的标准；中国学者们所援引的为数不多的那些称作历史证据的资料，对于在“断续线”以内的南海水域建立是不够的；中国所重申和强调的模糊主张甚至缺乏最低限度的说服力。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41
中国“历史性权利”术语的模糊性首先受到批判。杜文和贝文均指出，中国的官方声明、意见以及国内法，乃至学术界，在南海问题上所运用的术语不但模糊而且多变，难以运用现代国际公法理论，或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法律词汇与概念进行理解。他们指出，中国官方及学界在说明南海立场时有以下概念同时或交错使用，具体含义、界限或相互关系不明确：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历史性水域（historic waters）、历史性权利依据（historic title）、也有将“historic title”翻译为“历史性所有权”。笔者认为这个概念主要是关于历史性权利的依据与来源，在特定的上下文背景下，它有时候也等同于“历史性权利”。为了与“historic right”相区别，本文统一将其翻译为“历史性权利依据”。具体还可参见罗欢欣：《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类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166―180页。 历史因素（historical factors）；历史性的（historic）和历史上的（historical）概念；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pp124、128、135 中国的（Chinas sovereignty）、权利（sovereign rights）、权利与相关主张（rights and relevant claims）、南海区域管辖权（jurisdi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邻近水域（adjacent waters）、相关水域以及海床和底土（relevant waters as well as the seabed and subsoil thereof）等概念。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p155―157 术语的不统一和模糊使中国声明乃至国内立法都过于笼统和宽泛。
杜文认为，因为中国的主张一直没有运用清楚的法律术语加以阐述，只能从中国的官方声明、行为或是学术文献中推测其潜在的法律理由。从中国的官方声明、实践以及数不清的中国学者的著作观点来看，中国的主张是某种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权利（some sort of entitlement based on history）。这种语言的运用导致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按照中国的观点，什么是历史因素（historic factors）的法律相关性（ legal relevance） ？第二，中国所运用的这种模糊与变化的术语，是意在说清楚领土主张（territorial claim）、海洋主张（Maritime claim），还是两者兼有？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28
杜文进一步指出，中国领土主张的范围是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个群岛，而最近的声明表明，中国所主张相关海洋权利不仅包括岛屿周围的领海和毗连区，还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6―127 这种宽泛的主张导致的问题是，中国没有区分哪些是可以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享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岛屿，哪些是只能享有领海和毗连区的岩礁。并且，因为“断续线”地图以及偶尔提及的它与“历史性水域”的联系，在“断续线”是否具有划分中国领水的功能方面，导致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鉴于中国没有对“断续线”作出确切说明，其结果便是中国的海洋主张在本质上是不清楚的。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7―128；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5
接下来，杜文分析了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作者指出，从海洋法上说，历史性权利术语源自“历史性水域”这一狭窄部门，该部门由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然而并不存在一致接受的“历史性水域”的定义，并且“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水域”的法律体系，从来没有在某个国际条约，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阐述清楚。不管是规定直线基线问题的第7条，还是规定海湾的第10条，均没有关于这些概念的定义。
在领土取得背景下的“历史性权利”往往指一国对其具有远古渊源的领土之法律依据，也指主张国通过真实的、持续的权力展示以及第三国的默认等形成的“历史的创造”或者“固化”的过程。前者涉及到法律文书，例如割让条约，而后者涉及领土取得的模式，可是，“历史权利固化”一直是高度争议的，并且在国际法院的案例中被多次拒绝适用。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37―138 因此，针对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杜文分别探讨了“对‘断续线’内的海域”、“对‘断续线’内的岛屿”、“作为中国在南海享有自然的历史证据”等几种解释的可能性，进而提出中国的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其不确定性让人迷惑”。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36―141
贝克曼也从类似的角度批判了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的“模糊性”。他主要分析了中国2009年照会的两种潜在的解释，他认为，一方面，照会提出对岛屿及其邻近水域主张，这个水域可能是指领海；中国陈述包含这些岛屿享有它们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意思，这无关于“断续线”地图，可能表明中国会根据《公约》提出海洋主张。另一方面，中国陈述称“中国在南海的和相关权利以及管辖权被大量的历史和法律证据所支持”，也表明中国可能将它的海洋主张建立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这些潜在的解释可能性，表明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保持着一种战略性模糊的政策。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p155―156
（二） 与质疑观点相对应的论证
高与贾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问题。首先，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是自远古以来历史发展的产物（from time immemorial），就如国际法院在厄里特里亚和也门案件中所提及的，一项历史性权利可以潜在地通过拥有领土的共识（common knowledge of the possession of a territory）来建立。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3 关于这种历史性权利的类型，他们以中国渤海为例，在过去的历史上，包括1958年的中国关于领海的声明在内，渤海一直被视作中国的内水。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4.
他们强调，越南、菲律宾等声索国也提出历史性权利主张，比较起来，其他这些国家的主张都不具备这些特征，证据上有明显瑕疵。例如，越南所声称其占领西沙群岛某些岛屿的最早的行为的证据是在1816年，但是，这根本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行为来证明其所谓的“占领”主张，因为越南在1884年前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同样，在1887年和1954年之间，法国是越南的保护国。事实上，1887年的中法条约是将这些岛屿以及南海的其他群岛分配给中国，所以，越南建立在历史性权利依据上的主张本身剥夺了1887年中法条约的效力。此外，1933年，法国以 “无主地”为借口占领南沙九小岛的事件并不能成为其取得领土的依据，因为中国在此之前早就发现了这些岛屿并实施了权利。1947年，当中国内政部正式宣告拥有四个群岛的并将它们置于广东省管辖之下时，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均没有任何回应。实际上，从1933年到1956年，法国并没有在该区域实施任何行为。所以，到1974年，法国向英国承认，它已经丧失了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依据。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1
其次，高贾文提出历史性权利在中国的主张中只是扮演着补充（supplementary role）的角色。他们指出，在论证“断续线”时，中国律师们也考虑到了历史性权利学说的相关性。但是，基于中国的发现以及和平和持续的展示，历史性权利学说在此承担补充性的角色，以证明中国长期践行的所有权实践已经成为符合发现和占领要件的权利根据。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 p114 并且，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不只是及于这些群岛，还为其他附带性的权利主张提供了依据，譬如该区域的中国公民世代建立起来的赖以生存的设施和设备等。
为了证明这种历史性权利的形成方式，高与贾文以1998年国际常设仲裁法庭作出的厄里特里亚和也门仲裁案为例。在该案中，仲裁庭的意见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某些历史性权利可以通过历史固化的过程累积形成，这种权利形态未及于完全的领土，但为维持某些（在该案中，针对红海两岸的人口而言）存在了世纪之久的“共有物 （res communis）”类型的权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从而，仲裁庭认为应该永久保留一些传统渔区，尽管这些岛屿周围的水域判给也门，但为了那些勤苦人们的秩序与利益，也门有必要保证厄里特里亚和也门双方的渔民都享有自由出入和捕鱼等相关权利。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 pp121―122
再次，针对概念和术语运用上的质疑，高与贾文提出，中国在南海的权利自古沿袭而来，形成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自然无法完全套用海洋法公约的规则、概念或定义。虽然历史性权利这一概念在《公约》中有提及，但其内容并不完善。中国的历史性权利由持续的、长期的中国实践所形成，这种按照习惯法、通过历史而形成的状态既包括权利资格、依据（title），也包括实践中所实际拥有的权利（rights）。并且，将“historic rights” 和 “historic title”这两种术语交换使用的做法，不但在厄里特里亚和也门案件中存在，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国际司法案例当中。例如，1982年的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大陆架案件中，国际法院认为，因为长期的利用，历史性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这种权利与权利根据及于地中海的游动和附着物种。同时，尽管突尼斯提出的历史性渔权（historic fishing rights）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并不影响双方提出的大陆架划界，但在海洋主张的背景下，对那些可以接触到这些资源的人而言则意义重大。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22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相关法律的适用问题
（一）批判与质疑性观点
贝文专门探讨南海争端中《公约》及相关法律的适用问题。作者简要回顾了南海各声索国的主张，认为南海争端既包括领土争端，也包括海洋划界争端，因此领土争端与海洋划界争端应该放在一起讨论。然而，《公约》并不规定陆地领土归属事宜，为了将南海争端放在公约的框架下分析，贝克曼又指出，尽管《公约》中未对陆地领土归属问题作出直接规定，但其诸多的条款涉及到领土和争端解决机制相关问题。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p142―143 据此，贝文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前提假设：
如果各南海划界国家能够善意地适用《公约》的规定，那么海洋主张将被区分出来，从而可以使各声索国撇开有关岛屿的领土争端，建立一种在海洋主张重叠的区域进行合作的框架。相反，如果一国或者多国在海洋划界中强调其海洋主张不以《公约》为依据，其他国家为了使主张的有效性获得一个有法律拘束力的决定，将没有选择而只能诉诸《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43
接下来，贝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对这个假设的验证与探讨：
首先，作者概述争端各国的主张，指出总体的争议为岛屿争端与海洋划界争端的混合，并认为：尽管所有声索国在南海划界时都主张从它们的群岛基线或者大陆沿海基线计算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这些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外部界线的确切位置都是不清楚的。据“陆地决定海洋”的原则，海洋区间只能根据一国范围内的陆地领土计算。因此，不同的沿岸海域的地理特征，例如岛屿、岩石、低潮高地、人工岛屿、设施与构造、暗礁等，在《公约》中的法律意义差别很大。那么，南海区域近海的海洋地物可以导致哪些海洋区间呢？因为，在南海的大多数地理特征在高潮时都不露出水面，声索国也都没有说明他们认为哪些是岛屿，亦没有澄清他们根据这些岛屿主张哪些海洋区间。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1
其次，贝文考察了各声索国在南海划界上的立场演变。作者先介绍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情况，之后才是中国。有意思的是，在此作者又提出了一个前提假设，即：如果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认定离他们的大陆或者群岛基线遥远的符合岛屿定义的海洋特征仅仅只享有领海而没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将符合它们的利益，使大多数富含油气资源的地点位于争议的区域之外。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52
事实上，一系列的证据也证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正逐步走向以上假定的立场。“一个最为重要的发展是，正如它们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所提交的声明中所述，马来西亚和越南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只是从他们的大陆沿岸基线起算，而没有根据大陆沿岸基线以外由它们主张的其他任何岛屿起算”。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p152―153
然后，贝克曼批判中国在南海的立场遵从着不同的演变路线。他指出，“尽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逐步和《公约》的规定保持一致，但中国仿佛要将其海洋主张不仅仅建立在《公约》，还要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53
进而他从“岛屿”定义的角度质疑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取得依据：
一些声明指出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是针对这四个群岛的所有岛屿、岩石、暗礁以及沙洲等，但是，其中的部分地貌特征并不符合国际法上对于岛屿的定义。例如，中国所主张的四个群岛中一个是马科斯菲尔德沙洲（Macclesfield Bank，即中国所称的中沙群岛，笔者注），报道称，它是由下陷的暗礁所组成，即便是在低潮时期也完全淹没在海水下，如果是这样，这将不能成为一项主张，因为主张只能针对陆地领土。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54
对此，杜文也有提及。该文指出，中国未根据《公约》对其在南海主张的海洋特征进行区分，哪些是“岛屿”（可以赋予全部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哪些是“岩礁”（只能赋予内水和领海），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7―128 从而批判中国的主张是不明确（uncertainty）的。
贝克曼还结合南海争端与《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协商与暂时共同开发的途径过多地依赖于中国是否在南海区域依据《公约》进行划界。如果中国按照《公约》规定对其主张进行限制，则不能对符合《公约》定义的岛屿以外的海洋地物主张，也不能对那样的一些海洋区域和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根据2009年的中国照会及行动，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为三个维度：一是中国主张岛屿及其邻近水域的，这个类似于领海；二是这些岛屿将各自授予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三是以某种历史性权利为基础，中国还主张对“断续线”内水域和资源享有进行控制的权利与管辖权。结合《公约》的规定，中国主张的这三个维度均不确切。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7 贝克曼对中国主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中国自身为《公约》的适用设置了一个重大障碍。它似乎基于历史性权利而对南海的水域、海床和底土主张管辖权，且这种权利来源先于《公约》和现代海洋法。中国的主张威胁到建立在《公约》基础上的整个体系。在海洋法上，它所牵涉的根本利益不仅是相关国家在中国南海的划界问题，而且关系到海洋法和《公约》之持续有效性框架下的所有国家的利益；除非中国愿意使其主张与《公约》保持一致，否则冲突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63
（二）与质疑观点相对应的论证
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高与贾文从两个法律体系的角度进行阐述。他们首先提出“没有任何条约可以穷尽国际法规则”。中国所主张的在“断续线”内的群岛及相关水域的权利是以包括但不限于《公约》的国际法为基础的。关于群岛的领土问题，例如岛屿发现和占领，主要以习惯国际法为依据；对于线内的海域空间，《公约》的相关条款以及历史性权利理论提供了法律基础。《公约》不能穷尽国际法，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的权利依据及权利（title and rights）形成于《公约》以前，它与中国在《公约》下的义务不相矛盾，是对《公约》的一种补充。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19、123
接着，高与贾文又对中国主张的权利依据进行了具体阐述。首先，关于发现和占领的证据与事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在南海一直享有和践行着某些权利而不受任何其他国家质疑。中国发现南海这些岛屿的时间要比菲律宾和越南早了许多年，这是不容否认的，“断续线”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以国家身份在南海宣布的重要证据。在现代国际法的早期阶段，发现就足以有效地建立领土依据，此后，在国际法上逐步形成占领的概念。然而，一国通过占领取得领土同样必须以对“无主地”的发现为前提，对“无主地”的发现是占领国进行占领的时机。“无主地”区别于无人地，指不属于其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之下的陆地，对此不能进行轻易的假定。如果“无主地”是因为某国对领土的丧失或放弃而形成，这种放弃或抛弃必须有肯定的意愿及行为表现。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是一种自然的最早发现，之间不存在他国提前发现或者自身放弃或抛弃领土等情况，故这种最早类型的发现只要配合以象征性并入（symbolic annexation），哪怕是国家对权利的微小的确切实践，即足以满足发现与占领取得领土的效果。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10―111 所以，“断续线”地图作为国家行为的产物，在中国表达国家占领的意愿和行动上都具有明显意义。
其次，承认、默认和禁止反言也是中国重要的权利依据。关于承认的一个重要事实是，1887到1959年间法国和越南对中国在南海的岛屿的承认，特别是1887年的《中法边界条约》以及越南对中国1958年《关于领海的声明》的承认。同时，标示中国对这些群岛拥有的地图被全世界广泛复制，包括1912年英国海军舰队制作的“中国航海图”等。关于默认，从1948年到2009年，不管是菲律宾还是越南都没有对中国的“断续线”提出任何反对。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6 可以说，“断续线”所标示的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和历史性权利，在二战以后的60多年里进一步得到巩固，也从来没有被其他国家抗议过（直到2009年）。同样，基于中国在南海区域的这种长期实践，历史性权利固化理论也可以具有一定的证明意义，尽管这个理论存在争议。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4
高与贾文进一步说明，中国没有忽视或者违反《公约》的条款。尽管《公约》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法律文件，但它是各国在谈判中达成妥协的产物，并不能包含海洋法中的所有问题。《公约》条款中也指出，对于其中没有规定的情况，各国应遵循习惯国际法。中国绘制的“断续线”地图主要建立在习惯国际法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与《公约》并不矛盾，甚至，中国有关“历史性权利”的主张与实践可以为《公约》以外发展习惯国际法提供空间，填补在1982年时不能放入《公约》条款的空白理论。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23
四、比较与评述：专刊观点与南海其他相关议题
（一）菲律宾单方所提仲裁请求的相应法理
《美国国际法杂志》南海专刊的出刊同月，菲律宾单方提起“南海仲裁案”。细加考察，菲律宾所提出的15项仲裁请求主要包括：要求认定中国主张的南海“断续线”内的权利、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违背；美济礁、仁爱礁、渚碧礁、南薰礁、西门礁（包括东门礁）为低潮高地（不符合岛屿定义），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黄岩岛、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中国非法地干扰了菲律宾享有和行使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权利等等。参见Notific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22 January 2013，http：//wwwgovph/2013/01/22/dfa-notification-and-statement-claim-on-west-philippine-sea-january-22-2013/，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6月8日。
菲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一一考察，但就其请求的内容来看，其单方申请仲裁的目的，即是要求在《公约》的框架下，否定南海“断续线”的历史与法律意义，否定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以及从岛屿定义的角度否定中国在相关岛礁及附近海域应享有的、权利与管辖权（主要是划定领海、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权利）。可以说，菲仲裁请求的法理思路即是从前述三大争议焦点来否定中国主张，与南海专刊中杜文与贝文所持的观点非常相应。从这个意义上看，杜文和贝文为菲律宾所提仲裁请求提供了颇具代表性的学理支持。当然，有必要说明，笔者并不推测文章作者与菲律宾之间有什么联系，此处完全是基于学理观点上的相应性而探讨，由此，至少可以发现，《美国国际法杂志》所刊文章的学术代表性与影响力还是值得重视的。
（二）美国《南海报告》的相应观点
2014年12月5日，美国国务院对外发表了题为《海洋界限――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Limits in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的专门报告（简称美国《南海报告》）。该报告由美国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局撰写，特别质疑了中国地图上的南海“断续线”，其基本观点与专刊中的杜文和贝文如出一辙。只是，相比于南海专刊60多页的篇幅，美国《南海报告》正文共24页，文字内容上更为精炼，同时增加了诸多具体的地图与图片比较。参见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of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c 5， 2014
其中，“断续线”地图是其分析的首要出发点，特别是对地理坐标、精确度及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比较。报告在第一部分即专门对1947年中国地图上的南海“断续线”与2009年地图的“断续线”进行对比分析，分别列出全图、比较图和局部图，并且对各图所绘“断续线”的数量、线条之间的距离、线条与沿岸国的距离、“断续线”本身的位置等进行了细致比较，进而指出中国不同年代的地图上所绘的南海“断续线”在宽度、位置等方面均不精确、不统一。参见前引B60， pp3―9 以此为基础，报告接着从《公约》出发，提出中国并未明确其“断续线”主张的性质与范围，从而围绕岛屿归属线、国界线、历史性主张线等几种可能性展开推测性探讨（这与贝文的假设性论述在逻辑上颇为相似），最后提出，中国的主张要在海洋法上找到依据，应该只能从岛屿归属的角度来理解南海“断续线”，再依据《公约》定义来划定相关海域的界限。
然而，美国《南海报告》并没有回应高与贾文的论点，未分析《公约》适用的非溯及性和内容的局限性，未对中国“断续线”形成前后的特定历史与法律条件进行考量，未对周边其他国家所提历史性权利的概念和证据进行比较，亦没有讨论高与贾文中所提出的承认、默认及禁止反言等问题。
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中的请求，因为中国是被申请方，它所取的否定中国的立场无可非议。但是，美国《南海报告》，从分析主题、问题取舍和所适用法律等多个角度来看，几乎完全呼应了专刊中杜文与贝文的思路和观点（质疑性观点），却忽视高与贾文的观点（支持性观点）。如果以客观中立的标准来评价，不能不说这份分析报告在逻辑上还欠完整，在内容上还欠全面。
（三）比较与总结
综合来看，南海专刊文章显现了理论观点上的鲜明对立。为什么针对同一主题，会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很大意义上，国际法的不确定性是其作用受到质疑的焦点。作为批判法学派的核心代表人物、著名国际法教授马丁・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曾提出：“国际法的目的基于不同的立场而存在差别。国际法无法避免不同的国际行为者的偏好、利益与政治价值。”Martti Koskenniemi， What is International Law for， in Malcolm D Evans （ed）， International Law，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2 所以，对同样的法律规则，不同的律师或法学家完全可能做出不一样的解释。
这一点，在南海专刊文章中得到明显反映。例如，关于“断续线”地图问题，杜文指出，因为该地图的起源具有政府背景，不符合国际法上关于地图证据的“公正”要求，从而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高与贾文则认为，正是因为“断续线”地图具有政府背景，从而符合国际法上有关领土占领取得的国家行为要件，是国家行使意志的体现。又例如，关于对中国“断续线”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杜文与贝文坚持用《公约》上的“岛屿”定义，“历史性权利”与“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海湾”、“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等概念及其理论来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主张“模糊、不确定”；高与贾文则指出，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及“断续线”地图形成于《公约》之前，该公约主要针对海洋划界、海洋资源共享，由各国通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妥协方案，它不解决岛屿归属问题，亦不能规范一切海洋问题。
此外，前文也提到了美国《南海报告》与南海专刊中的杜文与贝文在论点与思路上颇具一致性，而对高与贾文中的视角少有关注。如果用科斯肯涅米的批判性法学观点来解释美国《南海报告》的内容、分析方法与结论，可以认为，该报告方所持的目的、立场、政治利益及偏好可能会影响到报告在问题与思路上的取舍。
综合说来，比较正反两类观点之间的主要矛盾，《公约》的局限性不容忽视，因为南海特殊的地理、历史背景与争议现状是独特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注意或进一步探讨：
1时际法问题与证据优势的相对性
时际法关注的不是时间的有效性，而是某项规则的适用时间。如果有法律交互作用以任何形式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而同时相关的法律规则进行了进化或改变，那么是适用原来的旧法还是现有法的问题就会产生。当法律的作用形式依原来的法律规定是合法的，或至少是不被禁止的，而现在被禁止了，这个问题就至为关键。Markus Kotzur， Intertemporal Law， wwwmpepilco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8月6日。早在1899年，国际仲裁机构认为，圭亚那和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应该按照“取得当时”的领土规则来解决。 Délimitation de la Guyane anglaise [Grande-Bretagne， Vénezuela]，http：//legalunorg/riaa/cases/vol_XXVIII/331-340pdf， p338 1928年有名的帕尔马斯岛案中，著名的瑞士仲裁员马克斯-胡伯概括国际法上的时际法规则为“司法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与事实同时代的法律，而不是争端发生或解决时实施的法律”。Award of the Island of Palmas Case， 22 AJIL1928， p845
就南海问题而言，在1982年《公约》之前，世界上并无统一的、受到普遍接受的关于“岛屿”“群岛”等概念的定义，更不用说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了。因此，在中国最早制定“断续线”地图以宣示在南海的年代，并没有区分岛屿、非岛屿岩礁或者其他海洋地物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且，不管概念或用语如何，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所有的这些岛屿、岩礁或暗礁等视作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等四个群岛的一部分来看待。中国多次宣告，这四个群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不管是越南、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等国，都没有超越性的证据可以形成对抗。从而，按照施瓦曾伯格（Schwarzenberger）的观点，领土争端中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往往不是对领土管理之通常规则的解释问题，而是在相比较之下，争议双方谁的证据更优的问题。Georg Schwarzenberger， International law， 3rd edition， 1957， p290 也就是说，南海争议各国之间在法律上应该最终关注相对性证据优势的问题。
2关于不符合岛屿定义的岩礁及其他海洋地物是否适用领土取得规则
南海的一些小岛、岩石、暗礁、沙滩可能不符合《公约》中有关“岛屿”的定义，但是否就能够认为这些海洋特征不能作为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对象呢？事实上，国际法上的领土概念指的是“空间（space）”，并不局限于陆地领土。参见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th edition， 2013， p216 而且，《公约》对“岛屿（island）”进行定义，其目的在于对海域的测量和划界，并未说明那些不符合“岛屿”定义的岩、礁、沙、滩等不属于“领土（territory）”范畴。这一点，在英法大陆架案件中就有过阐述。在该案中，英国在反驳法国的观点时提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包括运用低潮线时的岛屿周边作为海洋区域），英国人在事实上存在着将艾迪岩（Eddystone Rock）作为岛屿对待的当代实践。尽管国际仲裁法庭没有确切地对艾迪岩的法律地位阐明立场，但法庭提出在该海峡划定大陆架边界时，艾迪岩应当作为一个关联基点对待（relevant-point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oundary in the Channel）。参见Anglo-French Continental Shelf Case （United Kingdom v France） （1977， 1978） 18 RIAA 3， p 271； E D Brow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Vol1： Introductory Manual， X edition， Dartmouth Publishing Co， 1994， pp153―154； Barry Hart Dubner， The Spratly “Rocks” Dispute-A “Rockapelago” Defies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Vol 9， 1995， p301
3.如何对南海的特殊地貌进行定性并划定领海基线
按照《公约》第46条，“群岛（archipelago）”的定义是：一群岛屿，包括若干岛屿的若干部分、相连的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彼此密切相关，以致这种岛屿、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质上构成一个地理、经济和政治的实体，或在历史上已被视为这种实体。按此定义，中国的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全都符合“群岛”的条件。那么，即便不谈“岛屿”定义的争论，“群岛”是否可以整体地作为一种“陆地领土”来对待呢？这些问题在既有理论及实践中都鲜有确定性，是当前海洋法局限性的体现，但是，不能因为法律规定不明而对中国的权利予以简单抹煞，或以其他概念生搬硬套。
如果将“群岛”这个整体概念作为领土取得的对象来看待，再依据“陆地决定海洋”的规则，只要陆地领土能够确定，海洋边界的确定就是关于《公约》的简单适用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中国的主张是不确定的，因为中国至少对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四个群岛作为整体的陆地领土主张（区别于海洋主张）是肯定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对这四大群岛的发现及占领等问题，高与贾文的探讨比较详实，甚至杜文也对此进行了肯定。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27 对此，美国《南海报告》也在一定意义上给予了肯定，至少认可了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可以是一种“岛屿归属线”，前引B60， p11 因为岛屿的法律意义与陆地领土一致。事实上，如果有关群岛归属的“整体性”主张成立，相关岛礁因为都隶属于群岛，岛屿的单独定义问题也不再有意义，而有关中国主张模糊的质疑则只是属于中国未宣布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外部边界的问题。
有必要指出，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表态将南海“断续线”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外部边界相等同。并且，包括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宣布它们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外部边界。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47按照《公约》，何时宣布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精确外部边界与坐标是中国自己的权利，如果因为中国没有宣布这样的精确边界而单方面地批评中国的主张含糊或不确切，显然没有依据且有失公平。事实上，中国在1996年已经宣布了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PRC Straight Baseline Declaration （15 May 1996） 只是南沙的领海基线和划法中国暂时都还没有公布。
总之，有关南海问题的争议，很大一部分属于《公约》所没有规定的事项，例如：“群岛”的领土取得与领土归属问题；因历史而形成的群岛“附近水域”的经济权利问题（“历史性权利”问题范畴）；在一国的领土内既包含大陆领土又包含若干远洋群岛（这种状态并非海洋法公约中的“群岛国”定义所能涵盖）的情况下，如何划定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问题等等。所以，如果简单地套用《公约》的概念、名词与规则，必然产生某种混乱或对中国的“断续线”与“历史性权利”主张难以理解。
《美国国际法杂志》发表的南海专刊体现出国际学界对中国南海问题的关注。尽管一些文章对中国观点提出尖锐质疑，但这种讨论有助于对南海问题的多元认识，有益于促进中西学界的学术对话，亦可以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有必要保持开放的姿态，加强对不同观点的研读与回应。对于我国南海“断续线”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高与贾文论据详实、逻辑清晰、说理客观，可以说为我国南海问题的澄清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高与贾文已经以中英文的形式出版。参见高之国、贾兵兵：《论南海九段线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
国际法是一种“平权”社会的法，没有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具备独立权威的立法、司法与执法机关，国际法的产生取决于国家的意思，国家既是国际法的制定者又是国际法约束的对象。实际上，正是因为《公约》的局限性和南海问题的独特性，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在表述上相对比较复杂，层次比较多。但是，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与解释上的困难，不应该成为一揽子予以否定的理由。相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理论立场，应该是丰富和发展国际海洋法的重要实践，可以为国际社会积累有益经验。
Abstract：On Oct. 29， 2015，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t The Hague made an arbitration award o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as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filed by the Philippines， which has made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ncreasingly complex. Dating back to the same month of 2013 when the Philippines unilaterally proposed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JIL） issued a special series （Agor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which those articles have deeply discusse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dicating sharply contrasting opinion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The critical views against Chinas position can be summarized to be rather consistent with the arbitration claim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highly similar to views reflected in the Special Report made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namely the Limits of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d on the Dec. 5， 2014.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the AJIL is world-widely recognized， but unfortunately， this special series have not been particularly analyzed and studied domestically.
Key words：the AJIL Issu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y law of the sea
[作者简介]刘蕊，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海南省委党校讲师。
① 参见[日]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朱恒晔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航海高职院校是专门以培养航海高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的院校。如何使培养目标既具有过硬的航海专业技能，又具有主动适应航海企业文化，进入企业就能立足、生存和发展的综合职业素质。这就要求航海高职教育必须贴近社会，贴近企业，不断扩大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强化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融合。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如何将航海企业文化融入航海高职校园文化作一粗浅探究。
关键词 航海企业文化；航海高职校园文化；融合
1 将航海企业文化融入航海高职校园文化的必要性
以航海教育为主的高职院校，将航海企业文化所包涵的职业特征、职业能力、职业道德、职业理想、职业人文素质等元素融合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建设面向企业、特色鲜明、“海味十足”的航海校园文化，是为培养高素质航海人才创造良好环境，为实现学生“零距离”上岗就业作好充分的职前文化储备的重要途径。
1.1 航海企业文化与航海高职校园文化的异同
航海高职校园文化是在一般意义层面上的大学校园文化中融入了更多航海职业属性的大学校园文化。是指航海高职院校在特定的教育活动，逐步形成的关于航海职业教育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航海企业文化则是企业文化在航运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航海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管理理论、群体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由于学校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二者的文化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航海高职校园文化是一种使命文化，倡导的是一种宽松、民主、平等、自由、个性的学术氛围和精神环境，帮助青年学生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培养或者重新构建人格中的主体意识，以终极价值关怀为核心，是教育和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全面成才的重要途径。而航海企业文化是一种责任文化，对员工的职业道德素质要求特别高，强调员工的积极进取心、组织纪律性和团队合作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航海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初到岗位工作时，往往会不适应航海企业管理环境而感到茫然、困惑，有的甚至被企业淘汰。这里固然有诸如专业知识欠缺，岗位技能等“硬件”不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水土不服”，诸如不适应航海企业环境，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与他人沟通不顺等“软件”不足的原因。因此，两种文化之间只有加强相互渗透，进行深层次地交流与沟通，才能最终降低毕业生的适应成本，排除就业障碍，提升转化潜力；才能改善用人单位的评价，提高航海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同度。
1.2 将航海企业文化融入航海高职校园文化的必要性
把优秀的航海企业文化吸收到航海高职校园文化中来，将会产生巨大的、积极的作用。首先，可以使校园文化进一步彰显出“航海高职”特色，充分发挥其航海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综合素养，不断提升航海高职院校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次，可以进一步拓展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搭建起校企合作的平台，提高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针对性，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第三，可以使学生充分适应企业文化的“预熏陶”，潜移默化地认同航海企业文化，树立成才目标，为更好更快地适应将来的职业和岗位，缩短从校园到企业的岗前适应期和过渡期，以便顺利地由“校园人”转换为“企业人”。
2 将航海企业文化融入航海高职校园文化的途径
要实现航海企业文化与航海高职校园文化的融合，就是要营造“航海味十足”的航海高职校园文化。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2.1 加强校园航海职业人文氛围营造，创建“航海味十足”的航海高职校园文化环境
航海企业的环境和氛围是非常独特和直观的，航海校园文化环境氛围也应给人以独特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在校园绿化美化过程中有意识地融合航海企业文化元素，办公楼和教学场所等的规范设计，均可遵照企业标志性识别系统，校园建筑物、道路、景观等的专业化命名；在宣传栏中展示学校创业成功的校友偶像，教学楼悬挂国内外著名航海家家画像、各类船舶图片，实训楼张贴著名航海家的经典名句和优秀航海企业的管理理念等；通过广播、海报、宣传片等形式，定期介绍一些航海企业和企业文化，让学生了解企业，逐渐产生认同感；在生活区设置一些文明礼仪警示牌，航海职业规范用语，学生的校服、卧具以及生活用品与职业特点相统一等等。使校园处处彰显出航海特色；使学生目之所及，耳之所闻，足之所至，处处感受到校园文化浓郁的“航海职业”气息，时刻置身于浓郁的航海企业文化氛围中接收浸染和熏陶，逐渐形成对职业选定的认同，在进入企业之前树立起职业奋斗的目标，从而激发了学生努力学好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道德的求知欲望。
2.2 加强航海实训基地建设，创建仿真的航海职业文化氛围
航海高职教育应紧密依托航海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相关要求，突出职业技能的训练和职业素养的培育，建设理论与实践、实训与生产、教学研一体化的校内外实训基地，如航海轮机模拟器、机电一体化实习工厂、海上实训中心等。按照真实航海企业环境、文化布置实训基地。实训场所工艺流程设计、设备摆放要尽量按照真实的工程或工厂的要求来实施,使学生接受的是仿真职业文化的教育。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过程中适当建立仿真企业管理制度，按企业标准来要求实训学生。通过这样立体式仿真职业文化的影响，使学生对航海企业的工作环境、设备环境、管理环境、人文环境及生活环境都有了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以此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未来职业，强化职业意识，提高职业素养，有助于学生职业道德的形成和职业技能的优化。
2.3 加强学生半军事化管理，创建与航海企业文化兼容的校园制度文化
相对于学校而言，企业在管理上更为严格，特别是类似航海这种行业特色鲜明的企业，在制度设置上更为严密而有效，它不仅要求员工有非常严格的纪律，非常规范的操作和管理，高标准的技术要求和高效率的劳动。而且还要求员工具备国家、民族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意识，要求员工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敢于克服困难、奋力拼搏的勇气等意志品质。对此，航海高职院校目前通行而普遍的做法就是实行学生半军事化管理。要紧密围绕企业管理的相关要求不断丰富和完善半军事化管理的相关制度，从“一日生活制”开始，用早操、内务、队列训练、军容风纪、晚就寝等，做到用制度规范行为，用文化促进自律。学生在得到有效管理的同时，提前适应了严格的航海企业制度文化，为毕业后更好更快地适应企业高强度的管理作好准备。
2.4 积极开展航海校园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航海职业的魅力
航海高职校园文化活动应充分体现航海职业文化，有意识地将航海企业文化融合渗透在学生课外活动中，如经常举办航海企业专家报告会，举办“航海毕业生论坛”，开展“订单式”培养等，广泛传播企业文化，用航海人的真实经历和事迹激励学生，用生动的企业文化感染学生，帮助学生确立航海职业规划；组织特色社团，开展一些“海味十足”的体育文化活动，如组织开展航海夏令营活动，组建大学生舢板队、帆船队，充分体验航海的魅力；加强与航海企业进行文化交流，设立航海企业奖学金，按照航海企业的标准和要求来组织评定，使学生感到自己是“准航海人”；与航海企业联合开展经常性的各项技能竞赛，举办各种诸如航海文化节、科技节、体育节，安排各类学术讲座等，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市场意识等航海企业文化的内涵有效地融入校园文化；开展师生假期社会实践，直接深入航海企业考察调研，体验企业文化，将航海企业文化中优秀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责任意识及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等引入到校园文化建设，并渗透到学校的校风建设、学风建设当中，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氛围，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3 应关注的几个问题（下转第298页）
（上接第255页）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做强做大的必然趋势，但要明确认识到，校企间的深度合作是以文化融合为基础的，只有达到文化的共融，才能够真正实现“用人”和“育人”的完美结合。为此应关注以下几点：
3.1 树立企业化的办学理念
航海高职院校要树立一种现代、开放的办学思想，确立服务航海企业的价值取向意识，始终把为航海企业培养合格人才作为主要办学目标，在办学方向、发展战略、质量意识、校训、班训、校风、学风、机制、管理、考核等方面借鉴和吸纳优秀航海企业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构建与航海企业文化相融合的校园文化建设体系，营造具有航海企业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大环境。
3.2 用足、用好政策资源
近些年来，国家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进高职教育的宏观政策，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指导。如《关于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指出高职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高职院校与企业行业的合作。2012年3月22至23日，教育部召开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其中涉及到了要鼓励企业办学校，并将逐步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包括减免税收、抵冲税收、给予企业办校补贴等，而且国家正在修订职业教育法。特别是教育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教高[2012]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提高航海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健全完善航海教育管理体制、推进航海类专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善航海类专业实践教学条件、加强航海类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航海类专门人才等。这些利好的消息，对进一步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加深航海企业与航海高职院校的融合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必须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
3.3 加强对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
航海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文化建设高地的作用，不断加强对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研究。因为航海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是航海企业文化的继承者、参与者和发展者，所以要把企业文化教育纳入职业教育的整体规划，开设航海企业文化课程及相关人文课程，并进行相关的职业素质的训练，使航海企业文化成为每一位在校生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主导作用，鼓励教师学习了解航海企业文化，改善知识结构，深入企业，向研习专业技术一样研习企业文化，到优秀的航海企业学习感受企业文化，将航海企业的文化精髓渗透到学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真正转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
参考文献
［1］耿兴华.企业文化进校园的实现方式思考[J].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报,2011(04).
［2］李红,方桐清.关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耦合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0(30).
阳春3月，中国期刊业界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两年一度的国家期刊最高奖――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揭晓，《中国海关》杂志荣获“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光荣称号。这是《中国海关》杂志发展史上荣获的最高奖。海关总署党组书记、署长牟新生批示:“在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第三届国家期刊奖评选活动中，《中国海关》杂志榜上有名，这是全国海关的光荣。说明海关文化建设有所成就，反映了海关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一个侧面。”海关总署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鲁培军批示:“祝贺《中国海关》杂志被评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请继续努力，开创新佳绩。”所有这些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
3月18日，海关总署党组书记、署长牟新生欣然为本刊题词:“传播先进文化，沟通海关内外――祝贺《中国海关》杂志获国家奖”，使我们精神振奋，斗志倍增。
荣誉应该归功于海关总署党组的高度关怀和重视，归功于全国海关和广大读者朋友的深情关爱，归功于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海关》杂志建设与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
关怀和支持是一种殷切的期待，更是一种温暖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海关始终面临着两种挑战:严格依法行政，坚决打击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平竞争;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努力提高通关效率，推行贸易便利化。为来自世界的和平通商者提供通关便利，成为中国海关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创刊于1950年的《中国海关》杂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海关总署主管、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国海关惟一综合性月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国海关》杂志于2001年起全面改版，调整了办刊思路，确立了新的办刊宗旨，重新结构了内容，加大了信息载量，增加了服务项目，改善了刊物“包装”，使杂志面貌一新。改版当年即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双效”期刊，进入中国期刊方阵。并受到吴仪同志的关注和肯定，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全国海关工作人员和广大进出口企业的欢迎。2005年，《中国海关》杂志再一次改版，明确提出了“为通关者创造财富”的新的办刊理念。经过2001年来的两次重大改版，《中国海关》杂志内容逐步丰富，实用性、可读性进一步增强，社会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中国海关》杂志已初步建成了“立足海关、面向社会、服务经贸”的良好运转机制;在市场运营方面进行了有益而成功的探索;形成了以《中国海关》杂志为龙头的5种期刊（《中国海关》、《海关统计》、《海关月报》、《海关统计年鉴》、《中国对外贸易指数》）7个版本（5个中文版和2个英文版）的刊群经营模式;广泛吸纳人才，队伍逐步成长，“追求卓越，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团队至上”的具有《中国海关》杂志特色的团队文化逐步形成。
不断创新是《中国海关》杂志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中国海关》杂志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的殊荣，是对我们4年多来始终坚持不渝地走创新之路的回报。
获奖后的《中国海关》杂志更需要冷静的思考。我们深知，《中国海关》杂志在围绕海关工作大局、宣传海关政策法规、提供通关咨询服务、贴近广大读者朋友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继续走好《中国海关》杂志的创新之路，努力把《中国海关》杂志办成深受广大读者朋友欢迎的、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一流杂志是我们既定的目标。
遥望心中的那抹辉煌，我们激情荡漾;感悟温暖的动力，我们豪情满怀。
在即将再一次远行的大本营，我们正整装待发。
摘要：我国海洋文学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但是与之相应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却尚未起步。语言文学携带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任，起着传承民族文化、塑造人格构造精神的重要作用。在国家海洋战略下重新发掘与利用我国海洋文学作品的审美资源，分享西方海洋文学作品的丰厚传统，并将两者加以结合，重视和研究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系统建设与全面实践，为我国海洋文化观的建构提供强大的话语和审美资源。
关键词：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9-0214-02
为应对“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预测与挑战，海洋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升温，海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文学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海洋文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75年台湾的《大海洋》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朱学恕撰写的创刊词《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1987年台北角出版社出版了辅仁大学林耀德主编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学作品选》。1998年底，台湾高雄市举行了“海洋与文艺”国际会议，所录论文集中有十篇左右以海洋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至此“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的文学种类正式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阈，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出现在海洋文化研究专辑中。2006年浙江海洋学院柳和勇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海洋出版社）包括了《中国古代海洋诗歌选》、《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等，为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2008年在宁波举行了“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以及国内2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的论文加以遴选汇编成册为《海洋文学研究文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海洋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集，对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上可知我国海洋文学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但是与之相应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却尚未起步。语言文学携带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任，起着传承民族文化、塑造人格构造精神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充分挖掘海洋文化的内涵，收集并讲授海洋文学作品，使当今大学生尤其海洋类高校学生受到海洋文学作品的熏陶，成为海洋文化学校建设的重要力量。根据调查，海洋高等教育的培养领域集中在水产、矿产、航运等传统技术方面，人文类的研究严重滞后，至今仍没有设立完善系统的培养海洋综合人才的海洋文学课程。由于缺少海洋文学、文化类学科及课程设置，文学这一民族文化综合载体与世界文化重要交流媒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呈现，这与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大学海洋人才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海洋文学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描写海岛生活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文学作品”。[1]按照体裁海洋文学包括神话、小说、戏曲、诗词、散文等，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远古时代先民们面对浩瀚无际、变幻莫测的海洋想象出各种奇异神灵及仙境异域，创造出许多海洋神话传说，滋养了华夏文明，也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被奉为中国海洋文学历史源头的《山海经》不仅记载了海内外的神奇地域和事物，还保存有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素材流传至今。《诗经》、《楚辞》以及诸子百家中海洋神话随处可见。孔子曾把海洋作为自己神往的理想境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孟子也将大海作为自己汲取人生哲理的源泉；老子曾言：“澹兮其若海”，“大国者下流”，意喻修道之人当静如深海、包容万物。先哲们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海洋与人生关系的探讨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学重要的精神要义之一。后世历代文学作品不乏对海洋的文学性描写：汉朝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班彪的《览海赋》，晋朝木华的《海赋》，韩愈的《南海神庙碑》，胡严的《望海》，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刘大的《海船》、沈之白的《浮生六记》等都涉及了海洋贸易、海洋航行、海洋想象等。[2]这些海洋文赋及小说或描绘海洋之景色，壮写其雄浑气势；或寄情于瀚海，感悟人生探究生命的真谛；或摹写涉海生活之艰辛，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方文学传统中有着丰富的以海洋为母题、为背景的作品，在其经典作品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古希腊长篇叙事代表作《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记述了特洛伊战争及有关海上冒险故事，是史诗与大海的完美结合。有着神话般幻想并充满传奇色彩的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暴风雨》用大海的自然风景和神奇变化来化解人世的种种纠葛。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以同名主人公航海冒险、开发荒岛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反映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生活、道德和理想，鲁滨孙・克罗索这个带有鲜明时代的人物及其叙述以其勃勃的生气、天真的信心、坚韧奋斗的精神和对自身的严肃省察唤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和深思。19世纪法国著名海洋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和《神秘岛》将海洋探险故事融入科幻小说中，引发了人们对海洋世界的巨大兴趣。另外还有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天才小说家”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堪称海洋文学中的杰作。这些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成为西方文学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深，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构建民族的海洋文化观、繁荣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大量的海洋文学不仅丰富了叙事美学，也为铸造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3]，当今高等院校尤其涉海类高校应将提高学生的海洋文化知识与素养纳入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大力充实语言文学课程的内容，努力构建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课程体系。系统科学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应探讨海洋与文学的文化联接关系，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与掌握了解人与海洋的互动过程，进而强化对海洋文化的体会达到深化海洋文化价值内涵提升海洋人文教育成效的目的。围绕这一目的具体说来即是建设与实践“三级层面多维拓展”的课程体系――基础课、选修课、学术前沿讲座的三级分层教学。在这三类课程中，不同程度地贯彻海洋文学史的纵向关联、异质海洋文学的横向交流、人类相关海洋特性的概括总结等全面综合思考与研究的多维拓展的教学思想，丰富学生们的海洋文化知识，加强他们处理海洋事务综合能力的提高，构建具有民族精神与国家特色的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基础课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所在。基础课重视当今大学生海洋知识体系的构建，接触海洋文学作品对于本身缺乏对海洋文化特质与精神体认的学生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营养，对建构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灵、人格的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基础课的实际教学中，应注重基本知识的全面准确的教授。海洋文学选修课即是有选择地就某些以海洋为主题的重大语言、文学问题开设的相关课程。选修课应体现学术上的专、精、深，可以针对某些重要海洋作家、海洋作品、社会思潮等进行设置有关课程，也可对某些跨越性的文学问题进行设置，以填补基础课的不足。海洋文学教学应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转变为多维度的教学，教师可将自己的海洋文学学术科研成果通过选修课迅速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带动学生理解海洋主题在文学创作上的观察诠释与文化想象，开拓海洋文化议题的推广与思维，带动学生的思考向更深入、更前沿的学科领域迈进。海洋文学学术前沿讲座是前两个层面的辅助与补充。讲座强调学术视野上的新、远、博，内容也可扩展到包括海洋政策与文化、海洋环境与生态文明、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等若干体系。该层面的课程是文学与其他海洋专业交叉融合的结果，使人文精神在其他海洋专业中得到充分体现。该层面课程的设置与讲授内容就是将海洋文学、文化置于各国之间或本国之内、同一文化体系之下或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互释之中等几个视域加以考察。将语言文学还原为社会生活和人类知识的综合载体，将文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相联系进行分析，如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等。多维度多方向的教学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对专业学科学习的热情以及综合思考海洋文学、文化问题的积极性，语言文学的丰富性和原生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掘。
目前我国专业的海洋人才不足，社会上累积的海洋文化教学资源还属有限，因此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的教师还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资料的搜集与研读工作，分析形成教学所需的内容，择取有把握的部分进行授课。海洋积极与其他学科的海洋类专家合作，热情邀请他们在课堂上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海洋知识。二是将相关海洋知识编入教科书，尽快并高质量地产生海洋文学方面的教科书与参考书。编写教材过程中注意海洋素材的引用。三是在教学内容上加重海洋知识的分量，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海洋观念，为海洋人才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源泉和动力。在国家海洋战略下重新发掘与利用我国海洋文学作品的审美资源，分享西方海洋文学作品的丰厚传统，并将两者加以结合，为我国海洋文化观的建构提供强大的话语、审美资源，将是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在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中应结合当前高校传统的语言文学课程设置状况，以及海洋系所的学生对各门文学课程的需求与喜爱情况，研究构建融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于一体，使学生学有所长和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为促进海洋事业发展、海洋科技进步、海洋经济腾飞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段汉武.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A]//段汉武，范谊.海洋文学研究文集[M].海洋出版社，2009.
[2]赵君尧.论中国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学[A]//段汉武，范谊.海洋文学研究文集[M].海洋出版社，2009.
[3]芮渝萍.英美海洋文学中的浪漫情怀与现实体验[J].宁波大学学报，2011，24（1）.
作者简介：沈庆会，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海洋文化。
关键词：世博效应；大学精神；自强不息；后世博
一、世博效应作用下的城市文化与大学精神
世界博览会，是现今世界三大盛会之一。与其鼎足而三的“大事件”还有奥运会与世界杯。其中，发源于1851年的世博会资格最老，奥运会一度依附世博会进行，而世界杯更是从奥运会分化出来。近160年的世博效应不仅改变了举办城市的空间结构，更深度浸润了世博之城的人文精神。
世博会对城市的空间影响显而易见。伦敦首创办博，成就了“水晶宫”的传奇。从1867年起，每12年举办一届世博会的巴黎（办博始于1855年），推动城市进行周期性的改造，埃菲尔铁塔等地标性建筑拔地而起。1871年遭遇毁灭性火灾的芝加哥，借举办1893年哥伦布世博会之机，发起“城市美化运动”，“白色之城”由此崛起。二战后，快速增长的城市开始转型发展。1970年大阪世博会采用了在卫星城市举办的方案。到90年代，世博主办方更多地将城市提升与市场化作为战略关注点。其模式不断创新，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贯彻“生态世博”的理念，世博越来越成为激活城市创造力的催化剂。
质而言之，世博助推了城市全球化进程，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更趋深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促进城市人文国际化。在长达半年的世博会期间，参展国的文化体系、具有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体系，连同主办国的文化体系，蜂拥进入世博之城，与当地文化共同合成了文化大拼盘。电视传媒的报道也进一步放大了国际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交融，冲刷了地方主义的狭隘心态，有利于城市人文的全球化。二是促进城市精神当代化。与时俱进的世博会为城市文化的演进提供了绝佳的触媒。从以展示最新科技与艺术创作为主，到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第一次确立展示主题“一个世纪的进步”，世博会越来越明晰地切准时代的脉搏。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以“宇航时代的人”为主题，1964年纽约世博会主题“通过理解走向和平”，无不凸显世界潮流走向。汉诺威举办2000年世博会展示“人类·自然·科技”的最新思考。2005年爱知世博会张扬“自然的智慧”的生存理念。凡此不仅彰显时代的先进理念，更有助于办博城市实现时代精神的跨越。三是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热衷于周期性举办世博会的巴黎，在19世纪末赢得了“梦之都”的美誉，此为城市的文化品质因世博会得到提升的先例。进入后现代，提升城市与区域的品质更是成为办博城市的主要目标。
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在加速上海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国际化、当代化与品质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凸显人类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沟通与融合、创新与进步、成就与体验、传承与未来、和谐与发展”的理念对于将世博文化融汇于城市人文，积淀为城市精神大有裨益。上海城市人文精神通过办博得到进一步张扬，至少有以下四端：一是文化创新精神，上海世博会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光耀沪上；二是接轨世界的同时进一步实现文化的自觉发展；三是努力践行和谐理念，以“和谐城市”的理念践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四是弘扬志愿奉献精神，志愿者活动前所未有地高涨。
大学文化涵育于城市文化，大学精神是城市人文精神的有机组成，大学人文精神也只有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才能获取强劲动力。就上海世博会而言，全国各学府乃至世界高校的积极参与，为本届世博会的盛大举行提供了智力支撑、人力支援与人文关怀，也弘扬了大学人文精神。集约有三：
1.为上海世博会提供科文服务，弘扬大学的创造精神。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从园区设计到建设，再到布展、运营与管理，需要高科技支撑。同济、华南理工、天津大学等高校充分发展科技智力优势，积极参与重大设计，提升了世博会的科技含量，显示了大学精神的创造维度。除科技方面，一些高校还提供了文化服务，从参与策划世博论坛到文化创作，其文化创造活动为上海成功办博贡献了一份独特力量。
2.为上海世博会提供人力支援，张扬大学的入世精神。“大事件”的演绎，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参与相应管理服务工作。上海世博志愿者，涉及各行各业、不同阶层，不限于同城，还有其他省市的市民，甚至外籍人士。其中大学生志愿者占据主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高等学府不再以“象牙塔”的面目示人，大学精神的入世锋面得以前所未有的展现。
3.为上海世博会增添文化傅彩，彰显大学的人文关怀。适应社会需求，为上海世博会提供亟须的科技文化，以及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这是高校关怀社会的特色体现。此外还激发了高校对世博学研究的动力。除建筑、交通、环保等研究视角，人文社科的相关研究与宣传，既直接作用于城市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更凸显了大学的人文关怀。
二、上海大学对上海办博的积极参与突出奉献
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对我国高校乃至外国高校都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大学这样以“上海”为校名、与上海荣辱与共的地方性高校尤其如此。上大作为上海与中央部委重点共建的市属高校，是上海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面对机遇，上海大学责无旁贷地为大都会的“大事件”奉献智慧、尽心尽力。
上海大学对2010年世博会的倾心参与，可以追溯到2003年初。在由市委组织的“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中，上大以此为契机，积极参与，借助各学院、系统的党政体系，借工青妇学等团体之力，运用校园网、校刊、主题团日、党建活动等，在师生中广泛开展了“立足上海、服务上海、发展‘上大’”、“青春与世博同行，青年与‘上大’俱进”为主题的大讨论。更向实践层面发展，如上大理学院举办了“弘扬世博精神系列活动”的环保宣传。邓伟志、陈宪等上大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为《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刊发，影响扩大到社会。自此后至2010年世博会的盛大开展，上海大学充分发挥智力人才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地服务世博、参与世博，展现弘扬上大精神，尤在以下几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承担世博重大设计与美化工作。筹办世博会首重世博园区的设计与建设，上海高校与众多国内外院校、团队公平竞争，脱颖而出，承担了相当数量的重大设计与建设任务。其中上大美术学院的斩获亦足骄人，它承担了世博会博物馆和城市足迹馆的总设计任务。世博会博物馆是世博园区内一座永久开放的展馆，上大美院集全院精英与新锐，通力合作，借镜海外，出色完成了设计任务。城市足迹馆是上海世博会五个主题馆之一，美院师生为完美诠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方案三易其稿，精益求精，建成的城市足迹馆获得了“最美最值钱”的场馆之美誉。在最后冲刺阶段，上大美院又承接了“世博中心”装饰艺术品的设计和制作工作。“世博中心”是上海世博会永久性建筑“一轴四馆”的重要场馆之一，具有接待国家元首级贵宾、举办庆典活动与会议论坛的重要功能。经过上大美院深化设计和制作的壁画、装饰画和装饰用艺术品，美化了“世博中心”贵宾厅、接待厅、会议厅乃至公共空间。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曾在上大数码学院任教的巫永坚，他的原创设计在上海世博会吉祥物设计全国征集活动中一举中标，成就了上大又一世博传奇。 2.科研力量为办博提供智识保障。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尤须高科技与多种学科专业人才的支持。上大发挥多学科科研优势，相继承担了世博会黄浦江多功能扫测艇安保系统、国庆60周年世博海宝机器人、世博京剧表演机器人等多项研发任务。上大机自学院还承接了世博会智利国家自建馆机电一体化多媒体项目，使相关工作扩展到世博会国外项目。针对世博会所需人才缺口大的问题，上大新闻学专业急社会之所急，加强了英语教学，以满足世博会对传媒人才英语水平的高要求。人文学科的科研带头人也积极投身“大事件”，为世博会提供智识保障。如上大美院邱瑞敏院长是世博会吉祥物的主要评委之一，上大数码学院院长仲星明则是初选专家组成员。上大教授葛红兵荣幸地被上海世博局聘为专家，成为中国国家馆陈展设计团队策划阶段的主创人员。诸如此类，为提升上海世博会的智识含量作出了贡献。
3.以专业研究带动世博文化宣传。更多的上大师生立足本位，在确保教学秩序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各自结合专业所长，研究世博、弘扬世博，很好地起到了宣传世博文化的社会效应。以“上海大学”为作者单位、以“世博”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目前可搜索到74篇之多（截止于2010年6月15日），涉及各大学科，藉此可略窥上大对世博研究与宣传的投入。最早涉博文章发表于2003年6月刊《教育发展研究》的《世博会与上海教育新一轮发展》，系上大副校长曹家麟与上海教育界人士畅谈世博与上海教育发展的言论摘录。同年11月中，《上海大学学报》刊发了一组世博研究论文，其中多有上大专家学者的研究心得。此外，上大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为迎接上海世博会，策划出版了“海派文化丛书”；上大出版社适时推出了“走进上海世博”系列丛书，均在社会上起到了积极影响。
4多层次地参与世博志愿者活动。上海大学参与世博志愿者活动可以追溯到2003年“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期间，上大理学院举办“弘扬世博精神系列活动”，即开始招募环保宣传志愿者。在筹办世博期间，上大美院志愿者参与世博艺术品制作、场馆设计、地铁项目、公共艺术活动等，还深入居民社区宣传世博。为做好世博志愿者的组织工作，上大经世博局授权专门成立了工作站，负责该校世博会志愿者的招募管理、面试筛选、资格认定、管理培训、信息收集以及运营管理。上大世博志愿者包括师生八千余名，是上海高校中人数最多的志愿者团队，承担了为期一个月（6月25日-7月25日）8个中心城区各站点与世博园区的志愿服务工作。
这一切，为上海世博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凝炼积淀着独特的上大精神。上大老校长钱伟长倡导的大学精神——自强不息，在上大参与世博、服务世博活动中得以完美的诠释。
三、强化后世博研究是弘扬上大精神的未来走向
早在2010年世博开幕前，后世博效应就引起了社会贤达的诸多思考。任何一届世博会都有落幕的时候，而后世博效应将长时期主宰世博之城的未来命运。后世博效应有积极、消极之分，更有显隐之别，所有这一切皆有待于深入研究。为此，上海两会代表积极建议，着力研究后世博效应。研究后世博效应，理应是上大今后教研工作的一个着力点，也是上大精神弘扬于未来的一个动力源。
事实上，上海大学已然积极介入了后世博研究。世博之年的4月29日，“上海发展战略”沙龙第7期活动在上海大学召开，主题即为“世博后效应与上海城市转型”。上大各学院的教师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上通报了上海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近期开展后世博与上海城市研究的学术动态；文科处处长吴信训呼吁大家关注现实，抓住机遇，进一步整合力量，迅速回应社会重大需求，为上海城市转型贡献上大人的力量，发出上海大学的声音。同年6月中旬，“2010年度市社科规划系列研究课题立项公告”公布，上大教师柴秋霞申报的“上海世博会展示中高新技术应用研究”获得通过，在“后世博研究”系列（共5项）榜上有名，初显了上海大学后世博研究的充足后劲。
参照上海各大高校的世博学研究状况，前瞻上海大学方兴未艾的后世博研究，上大要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尤须注重以下三个方面，此亦有助于上大精神的弘扬：
1.注重多学科融合发挥团队研究作用。世博学，原本就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放眼上海各大名校，同济世博研究中心、华东师大世博研究院、上海财大世博经济研究院等世博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凸显多学科融合、强化团队研究的学术趋势，成果斐然。对此，上海大学理应效仿，乘势而上，为上大继续推进教育改革创造新平台，也有利于营造和谐上大文化。
2.注重参与世博工作总结与学术提炼。后世博研究不仅要回应上海世博会终结后城市面临的紧迫现实问题，而且还要注重挖掘世博会带来的无形资源。对于后者而言，上海大学参与世博、服务世博的经历其本身就是上大独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认真总结，特别要注重提炼其中的精神要素。爱国、服务、创新，融化于参博活动的精神元素，升华着上大精神。
3.注重后世博研究向实用成果的转化。后世博研究重在服务社会，为上海发展产生实际的影响力。上海大学原校长钱伟长倡导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四堵墙”，深深影响了上大精神。其中，打通学校与社会、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壁垒，就蕴含了科研成果向实用转化的要义。为此，上大人的后世博研究更应注重向决策咨询转化、向成果开发跃进、向教研互动演进，这理应是弘扬上大精神的一大抓手。
四、结论与启示
上海大学与2010年世博会的积极互动，为弘扬上大精神抓取了百年一遇的契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世博效应推进上海城市人文的国际化、当代化，全面提升了城市文化的品质。在此大环境下，当地大学积极参与世博活动，为办博提供智力支撑、人力支援与人文关怀，藉此弘扬了高校的创造精神、入世精神与人文关怀。
——上海大学勇立时代潮头，以积极开展“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为发轫，全方位、多层次地服务世博、参与世博，承担世博重大设计与美化工作，为办博提供科研智识保障，以专业研究带动世博文化宣传，多层次地参与世博志愿者活动，不仅为上海世博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书写了“自强不息”的上大精神新篇章。
——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上海大学转向了后世博研究，显示了更多的组织发动特性。参照上海各大高校的世博学研究状况，上大的后世博研究尤应注重多学科融合，发挥团队研究作用，及时总结参博工中的精神元素，推动理论研究向实用成果转化，如此方有利于上大精神的弘扬。
大学发展尤其是地方性大学的成长离不了所在城市的孳育；同时，城市发展进程又需要高校的支持，地方性大学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参与“大事件”、服务“大事件”，上海大学不仅藉此回报社会，争取社会资源，更可乘势弘扬上大精神，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核心价值，这应当就是上海大学积极参与上海世博会的一大启示。
参考文献
[1]宋国栓.以专业、热情、责任为世博作贡献——美术学院师生积极参与世博服务世博奉献世博[EB/ol]sdxb.shu.edu.cn:8080/show_more.php?doc_id=104283，2010-09-23.
《意见》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出的总体要求之一就是“从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促进祖国统一的大局出发，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着力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促进两岸互利共赢”。 海峡西岸经济区迅速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
一、海西概述
海峡西岸经济区，简称“海西”，是指位于台湾海峡西岸，面对台湾，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具有对台工作、统一祖国、并进一步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独特优势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它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概念，总的目标任务是“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基本要求是经济一体化、投资贸易自由化、宏观政策统一化、产业高级化、区域城镇化、社会文明化。经济区以福建为主体，涵盖浙江、广东、江西3省的部分地区，人口约为6000～8000万人，预计经济区年经济规模在17000亿元以上。
提“海峡西岸”是因为还有“海峡东岸”——台湾。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不能忽略台湾。海西经济区的实质，就是对台经济特区，两岸交流合作先试先行区。
二、发展历史
长期以来，由于两岸特殊的政治地缘关系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台海局势，海峡西岸沿海地区被划分为国防一线，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在投资、城市建设和资源开发等方面都受到限制，从而影响了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区位优势未能得到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海西经济发展滞后，成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凹地，这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
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华南”、90年代“发展华东”、20世纪末“开发西部”、21世纪初“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的发展步骤之下，在新的台海形势下，国家决定大力支持海西经济区建设的决策，符合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际要求。
三、发展区位
1.自然区位
海西区东与台湾一水相隔，厦门与台湾的金门之间最近距离不到2000米。《台湾府志》所载：“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金厦关系密切，不可言喻，只是过去政治扭曲了地理接近性，使得海西与台湾咫尺相隔，其经济、政治距离远远大于地理上的空间距离。
海西与台湾的气候同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海西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0~70%，为我国四大林区之一，素有“南方绿色宝库”之称，生态环境良好。
海西地区海岸线漫长、海域广阔，拥有众多天然港湾。
2.经济区位
福建省土地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台湾面积不及福建省的三分之一，土地承载强度(平均每平方公里承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福建省15倍，土地资源紧缺已成为制约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福建沿海有大量台地和海湾围垦滩地，适宜于作为工业用地。福建目前的工业地价与台湾相比要低十几倍，能够为各类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海西区不仅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矿产资源，其沿海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潮汐能、风能等各种可再生能源。
市场广阔，潜力巨大。
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素质较高。台湾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上升已成为其国际竞争力降低、阻碍其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福建在接受台湾企业转移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
3.社会区位
闽台之间有着其他地区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五缘”优势，即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台湾同胞大都是明末清初从闽南、粤东移民而去的，80%以上祖籍是福建，因此台湾文化深受福建影响，在语言、民俗、节庆、建筑、民间信仰、戏曲艺术等许多方面都与福建同根同源同宗，构成闽台血缘相亲的重要基础，这也促进了闽台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增强了两岸同胞的了解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分裂和将近一个世纪的经济疏离，使两岸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距离越走越远，但台湾并没有因此而从祖国分裂出去。其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政治，也非经济，而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稳定性不仅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也是维护祖国统一的基础。
国家政策支持，《意见》的通过，使海西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四、发展机遇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出口额大幅下降，并且岛内的民间消费、民间投资都出现了负增长。整个经济形势非常不乐观，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出口冲击过大。对于台商来说，福建市场是台湾厂商最重要的市场，台商应该以福建作为内需的主要市场，并由福建向内地市场辐射。因此海西建设，对于金融危机下，亟须寻求市场和发展的广大台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其次，在如何摆脱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大陆所展现出来的魄力和潜力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大陆经济的增长可以直接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台湾经济搭上大陆这个直通车会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
再次，台湾生产性服务的转移也给海西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目前，台湾正在进行第四波产业转移，即生产服务行业向大陆转移。海西区则可凭借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独特区位优势和具有互补性的资源、区位、人文优势，主动承接台湾产业的转移，在精致农业、医疗服务业、造船业、休闲健身业的合作开发、观光与文化活动、金融业等方面加强合作。
五、迅猛崛起
“海西”战略尽管才提出短短六年多时间，但其风起云涌的发展势头已显现出令人期待的前景，台商继续西进登陆海西，海西区有望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成为第三波台商投资大陆的重点区域。
统计显示，福建2009年GDP增长率约13%。福建与台湾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它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两岸和谐共荣方面也已初见成效。打造两岸交流合作先试先行区，并以一贯之地推进海峡西岸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必将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惊喜。
六、意义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有着多方面意义：
（1）海西利用其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区位优势和同根同源的宗教、历史、文化渊源，积极搭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两岸民众实现更广泛更直接的交流，增进彼此文化共融。
（2）有利于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海西区经济逐步繁荣，将与台湾共同形成“通道顺畅、产业循环、经济一体、文化融合、制度趋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一个两岸的“共同家园”。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增长是关键，只有经济增长了才能促进一体化，为双方的社会乃至政治整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3）海西将补齐东部沿海最后一块经济“凹地”，有利于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完善。
关键词：海陆经济；协同效应；格兰杰检验；面板数据
目前，关于海陆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测量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之间的关联程度方面，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海陆经济产值的灰色关联度分析。徐胜（2009）对海陆经济内在关联关系的存在原因进行了阐释，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量了海洋三次产业与陆域三次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董晓菲等（2009）从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及生态环境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沿海经济带与腹地海陆产业联动发展机制，其中也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测量海洋经济及主要海洋产业与陆域经济的灰色关联关系，从而说明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之间的密切相关。对于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相互作用方面，董晓菲、韩增林（2007）分析了辽宁省海洋经济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拉动效应，但只是进行了文字分析，没有对其进行数学计量。本文着重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和面板数据模型两种方法实现对海陆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的检验。
一、海陆经济发展存在协同效应的理论依据
协同效应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分相加或调配在一起，所产生的作用大于各种组分单独应用时作用的总和。1971年，物理学家提出了协同的概念。协同论认为整个中的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社会现象亦如此。
海陆经济之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协同效应：首先，海洋产业是陆域产业的延伸，在陆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海洋产业的发展广泛需要陆域产业的支撑，陆域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其对海洋产业促进作用越大。其次，海洋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陆域产业的发展，海洋广阔的开发空间和丰富的蕴藏资源决定了海洋产业发展很好的前景，近年来，我国海洋产业发展速度均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海洋产业的发展会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相关陆域产业的发展，因此，海洋产业较发达的地区，陆域产业发展水平一般也较高，人均收入水平相对高于其他地区。
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又密切的相互联系，海洋经济发展可以很大程度地借鉴运用陆域经济的发展成果，包括制度形式、发展方式、科技成果等方面；与此同时，陆域经济的发展也受到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如能源、原材料的提供，海洋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以沿海陆域地区为依托，这同样会拉动陆域经济的发展。如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陆域交通运输、仓储等物流行业，资本市场、金融机构等进行金融服务支持，沿海旅游业的发展同时需要陆域餐饮、住宿等行业的支持。
二、海陆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的分析
首先，对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发展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进行如下表述：以两变量为例，其他条件不变，若xt加上的滞后变量后对yt的预测精度不存在显著性改善，则称xt-1对yt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根据以上定义，格兰杰因果检验式如下
如有必要，常数项、趋势项、季节虚拟变量等都可以包括在上式中。则检验xt-1对yt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原假设是：
H0=β1＝β2＝β3＝…＝βk=0
显然如果式①中的xt的滞后变量的回归参数估计值全部不存在显著性，则上述假设不能被拒绝。即如果xt的任何一个滞后变量的回归参数的估计值存在显著性（不等于零），则结论应是xt-1对yt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双数检验可通过F统计量完成。
式中，RSSr表示施加约束（零假设成立）条件后的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表示RSSu不是加约束条件下的模型的残差平方和，k表示模型xt中的最大滞后期，2k表示无约束模型中被估计参数的个数。T为样本容量。
在原假设成立条件下，F统计量渐进服从F（k，T-2k）分布。判断规则是：
若用样本计算的F≤Fα（k，T-2k），接受原假设，即xt-1对yt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若用样本计算的F＞Fα（k，T-2k），拒绝原假设，即xt-1对yt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考察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之间发展速度的因果关系情况。选择发展速度指标，主要是为考查海陆经济之间的动态效应，同时能够有效避免因资源禀赋、地区差异等因素导致的初始状态对海洋经济及陆域经济产值的长期影响。
鉴于我国海洋经济数据样本空间时间的短暂性，并同时考虑到政策、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1996-200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由于全国的样本数据数量较少，不能有效地进行检验，因此，选取全国11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陆域经济等数据作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对象。选择的指标主要包括海洋经济发展速度、陆域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海洋经济产值与陆域经济产值之间的比例。协同效应可以简单用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对海洋经济及陆域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为方便阐述，将以上三个指标分别记为HYZS、LYZS和HLBL。
下文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滞后阶数为2的检验前提下，海洋产值与陆域产值的比例指标对海洋产业的增速具有明显的影响：HLBL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HYZS的格兰杰原因，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LYZS的格兰杰原因。同时LYZS也是HLBL的格兰杰原因，而HYZS不是HLBL的格兰杰原因；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海洋经济增速与陆域经济增速之间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之间的静态效应大于动态效应，即既定的海陆经济比例对海陆经济发展起的作用较为明显，而由于海陆经济动态增长而给陆海经济带来的拉动效应在短期内不明显。当滞后阶数=3时，仅有陆域经济增长速度与海陆产值比例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其他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均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滞后三期处于一个海陆经济协同发展的静态效应起主导作用向动态效应作用更加明显的过度阶段。当滞后阶数为4时，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增长速度在5%置信水平下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印证了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的存在。
三、海陆经济协同效应的面板数据回归方程计量
为更准确地衡量海陆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效应，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拟合海陆经济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建立适当的模型形式，考察海陆经济之间存在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具体方程形式。选择的样本数据包括我国沿海11省市的海洋经济增长速度、陆域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与海陆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关系。关于海陆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度量，本文选择海洋经济产值与陆域经济产值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考察该解释变量对各个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
文中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海洋经济增长速度、陆域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考察海洋经济产值与陆域经济产值对海洋经济增速、陆域经济增速以及GDP增速的影响，以我国沿海11省市1997-2008年海洋经济增长速度、陆域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以及海陆经济产值之间的比例作为模型的样本数据。
为了增加模型的解释程度，我们同时选择各个被解释变量的之后一期数据作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具体模型方程形式分别为：
GDPZS=α*GDPZS（-1）+β*HLBL
HYZS=α*HYZS（-1）+β*HLBL
LYZS=α*LYZS（-1）+β*HLBL
其中GDPZS表示现实我国沿海各个地区生产总值与其上年生产总值相比增加的比例；GDPZS（-1）代表上期地区生产总值增加的数值；HLBL指标代表海洋生产总值与陆域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是衡量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指标；HYZS表示各期海洋生产总值的增加比例；LYZS表示陆域生产总值比上一年的增加比例。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海洋产值与陆域产值之间的比例对海洋经济发展速度、陆域经济发展速度以及GDP发展速度均有正向影响，即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产值之比越大，其对于海洋经济、陆域经济、GDP发展速度的推动作用越大。
四、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两种方法，验证了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发展效应。在短期内，海陆经济静态布局（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产值之比指标反映）对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的发展均有推动作用。该指标数值越大，越有利于海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表现为海陆经济发展速度趋向平衡，海陆经济之间存在良好的协同效应两个方面。在中长期内，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之间存在相互拉动的效果，但存在一个滞后期，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初步确定，该滞后期约为4年。
由上述结论可以看出，综合协调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结构比例，实现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结构协调不仅能够有效地推动海陆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对于实现海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董晓菲,韩增林.辽宁省海洋经济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拉动效应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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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国家间交往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机关，海关在边境交往中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的神圣使命。深刻认识和把握海关发展的动态和本质规律并始终遵循规律来谋划海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国际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正全力谋求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时刻，海关的职能、战略政策、行为方式随之也会发生深刻变化（姚永超、王晓刚，2014）。例如，“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这对中国海关与其他国家海关的合作机制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沿线各国海关有何动态？又如，信息化、网络化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和社会组织的多样化，海关如何把握这些变化，如何对哪些活动需要监管、哪些不需要监管，监管的目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是什么做到未雨绸缪，紧跟时代的步伐？对此类问题的思考，离不开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权威性、世界性的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最能描绘出反应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国际社会变迁的详细轨迹，相关语料库的建设及应用研究将为海关研究提供丰富的语言宝藏。通过建设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高频词汇研究、主题词历时变化研究、语义韵研究、主题词语义网络的构建等，将对梳理世界海关组织及世界各国海关在职能和行为方式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调整提供来自文本的实证基础，进而为海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更为客观、理性的借鉴。
二、语料库的建设及相关研究简介
语料库的建立及研究是20世纪中后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发展特点，迄今为止已有近50年的历史。语言使用千差万别，并非凭研究者的个人的语言本能所能判断。观察语言差异必须依赖大量的文本分析，而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手段，能同时处理大量语言数据和保持它的许多语境因素的联系（桂诗春，2009）。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语料库的功能及其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价值在不断地被人们挖掘和发现，并已逐步成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独立分支，即语料库语言学。纵观语料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以下特征：第一，库容量大。语料库的建立与研究在不断完善、不断更新。新一代的语料库容量大，如BNC（英国国家语料库）已达到2亿词次。21世纪初已实现通过互联网检索的在线语料库（WEBCORP）更是达到了10亿-50亿词次（何安平，2004）。第二，种类多样化。例如，原始语料库按照一定规则（语域、语体、历时或共时等）收集现实中使用的口、笔语资料。赋码语料库对原始语料库进行词性、语法、语音、语义或语篇进行标记。平行语料库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在句子或短语层面上实现同步对译。学习者语料库收集非母语学习者的口、笔语料。专门用途语料库收集关于特定主题的语料，常在术语提取、培训特定领域的译员以及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中作为辅助工具（潘[，2012）。第三，语料库的建立为探究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数据。通过语料库研究可以探究：1）特定词汇在特定领域中的实际使用频数；2）反复出现的习语或搭配模式；3）特定词汇与特定语法结构的同现倾向；4）与某种语义场相关联的词汇或语法结构；4）与某类语篇相关联的语法结构和语篇结构的使用特征等（何安平，2004）。第四，语料库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从语言教学和研究扩展到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为多领域的研究提供定量分析的依据和定性分析的基础（卫乃兴，2007）。
虽然语料库能够提供语言事实，却不能给出语言知识，主要是由于“语料库中展现的语言形式很可能是脱离语境的，研究者要清楚地说明所观察到的语言证据和据此作出的解释之间的步骤”（Huston，2002）。与此相反，批评话语分析一直以来由于在解释层面缺乏客观、充分和系统的语言实证而遭受诸多质疑。因此语料库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和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定性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对语料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分析和阐述解释，从而能够以一种技术的手段揭示话语中的“潜在意义”（张淑晶，2014）。
近几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趋势。一方面，语料库主题词、搭配以及检索分析有助于认识文本的话语信息，另一方面，批评话语分析则揭示意识形态对语言和社会的影响（辛斌、高小丽，2013）。
三、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20世纪的哲学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致使西方学者开始对传统的科学思维进行反思，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就是推动这一反思的重要前沿学科之一。批评话语分析最早由英国语言学家Roger Fowler和Gunther Kress在1979年提出，是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一个分支，为“研究话语与不同领域的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Fairclough，1995： 30）。批评话语分析以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话语（文本）的语言学分析来探索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钱毓芳，田海龙， 2011）。话语不仅在社会实践中产生，而且反作用于社会，这种反作用的明显标志就是话语参与社会实践，再现并构建社会事实。例如，新闻文本作为反映社会实践的重要话语，对构建社会事实起到重要作用。批评话语分析把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直接联系起来，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文本为实证基础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对于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认识。
但是传统的批评话语分析存在一些问题：数据的分析往往受到研究者先入之见的影响；定性语言分析手段存在着弊端；数据选取的任意性使得数据的代表性以及结论的可靠性遭到质疑。对此，批评话语分析呈现出的最新动态就是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Hardt Mautner是第一位倡导将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技术结合的学者，他认为语料库强大的技术能够支持对大量语篇进行定性研究（Mautner，1995）。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语言学结合起来，在大量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典型的语言使用情况的一般性结论。例如，Stubbs（1996）、Baker（2008）和Salama（2011）等将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用于分析具体政治新闻语篇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强调语料库方法对于揭示语言和权力关系的重要意义。语料库方法强调真实语言数据的频数概率特征，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能够克服传统批评话语分析自上而下定性分析的瓶颈，对语言规律性特征的描述可以为解读命题背后的立场、态度和暗藏意义提供可靠的证据（甄凤超，2010）。
近几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趋势，正如卫乃兴（2007）所言，“如果语料库的方法和数据大量进入话语分析以及近几年兴起的批评话语分析等领域，极有可能引起相关学科形态的改变，成果的规模、数量和影响都有可能提升”。语料库语言学与有关学科交叉，拓宽自身的研究领域，势在必然。又如，钱毓芳和田海龙（2011） 在《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 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一文中对1999-2008年间两届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析，讨论工作报告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表明政府工作报告能够影响接受者的行为及引发和促进社会变革。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将语料库方法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优势，一方面语料库主题词、搭配、语义韵分析有助于分析文本的话语信息，另一方面，分析的对象不再是由分析者选择的个别语篇，而是从大量的语篇中提取出那些具有典型或代表性的“语言模式（linguistic pattern）”，有助于人们探究语言使用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
四、建立“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 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1.国内外还没有专门收录海关领域英文报道的语料库
国内外已建立了不少法律、财经、农林、医学、旅游等专门用途型语料库。专门用途英语语料库在特殊用途的英语变体语料的规模和代表性方面都比通用语料库高，特定的话语类型在通用语料库中不宜收集或并无涉及。目前国内已建成或在建的一些专门用途英语语料库，如外国语学院的“军事英语语料库”，河南师范大学的“中国英语（China Eng lish）语料库”等。这些语料库已呈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甄凤超，2010）。
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专门收录海关领域新闻报道的语料库，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的建设及应用研究将对海关领域专门用途英语研究和掌握海关动态及战略制定提供强有力的语料支持和宝贵的启示。
2.国内基于新闻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对战略决策进行支持的研究鲜见
国内基于新闻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对战略决策进行支持的研究鲜见。基于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可以深入挖掘相关文本的语言特征及这些语言特征所反映的世界各国海关职能和行为方式的重大调整，将为海关主动把握自身发展规律、科学分析国家和社会发展规律、国家间交往活动发展趋势提供坚实的文本支撑，有助于对国际海关的动态发展给出令人信服的诠释，有助于中国海关主动应对新的困难和挑战。
例如，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各国政府海关的工作重心呈现出从传统的经济职能转向国土安全保护等非传统职能的趋势，隶属于美国财政部的美国海关署就调整成为了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又如，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不仅引发了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内涵以及发展道路的大调整，更是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大调整，这些调整对国家的存在状态产生深远的影响，欧元区各国海关发展呈现出很多新的动向。再如，当前在访问东盟期间首次提出的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也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中国海关的监管机制、同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机制及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海关的合作机制都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些重大事件以何种语言模式反映在世界海关组织的新闻报道中？这些语言模式又反映出世界海关组织和世界各国海关的什么样的动态轨迹？这些动态和发展规律对中国海关的战略、政策的制定和研究有何种借鉴意义？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语料库中有文本支撑的实证语料进行批评语言学分析。
3.促进海关领域的数据驱动型培训和翻译
“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拟收集的语料将包括《世界海关组织新闻》（WCO NEWS）杂志和通过互联网推送技术获得的相关新闻文本。世界海关组织是唯一世界范围的专门研究海关事务的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加强各成员海关工作效益和提高海关工作效率，促进各成员在海关执法领域的合作为使命。 《世界海关组织新闻》（WCO NEWS）是世界海关组织面向全球公开出版的关于世界海关组织、国际海关动态的新闻报道类杂志，是研究海关专门用途英语的极其宝贵的权威资料。该语料库所采集的语料和提取出的关键词汇对海关专门用途英语的数据驱动式教学及海关翻译、海关英语词典、教材的编撰也是很宝贵的资料。
五、“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的语料来源及主要目标
1.语料来源
主要语料来源是《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杂志和通过互联网推送技术获得的相关新闻文本。《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是世界海关组织面向全球公开出版的关于世界海关组织及世界各国海关最新动态的新闻报道类杂志。有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拟采集英语版本。从2004年10月起`，每年2月、6月、10月出刊，迄今为止（2014年12月）已出30期，每期约1万5千字。每期设有“要闻简报”、“档案资料”、“聚焦报道”、“深度访谈”、“要情动态”等栏目，每期的字数约为1万5千字。此外，“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的研究人员已通过互联网推送技术已对世界各国海关的最新新闻动态进行历时约2年的追踪，积累了大量的语料。
2.主要目标
首先，提取出世界海关组织新闻中的高频词汇、主题词及它们的使用规律和语境特征。第二，透过世界海关组织新闻语料库中的的词汇特征等语言模式，探究世界海关组织新闻历年的重点内容及世界各国海关职能、行为方式及在国家政权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规律。第三，通过把握世界海关组织和世界各国海关的发展动态，为更主动地把握我国海关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借鉴。第四，基于世界海关组织新闻语料库的文本分析和提取出的关键词汇为海关英语词典及教材的编撰提供语言材料并支撑海关专门用途英语的数据驱动式教学和翻译。
六、“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的建设方法
通过采集《世界海关组织新闻》的文本，建立《世界海关组织新闻》语料库，利用语料库软件对语料进行定量分析，提取高频词汇和历年主题词汇，通过高频词汇和历年主题词汇的搭配、共现规律及语义韵分析，挖掘文本特征所暗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把握世界海关组织及世界各国海关的职能及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发展趋势。具体为：
1.语料采集和整理
《世界海关组织新闻》从2004年起至今（2014年12月）每年3期，已出30期，2015年待出3期，拟全部采集。对于通过互联网推送技术获得的文本，整理已采集的文本，并继续追踪采集。采集到的语料全部采用UTF-8编码格式保存文本。采用软件和人工结合的方式获得清洁文本。拟采用的文本清洁软件为；“文本整理器”和“ABBYY FineReader”。
2.语料分析
1） 高频词统计
通过显著性和概率的运用，直观地观察语料的显著特征，有效弥补话语批判中的主体性泛滥和结论置信度缺失的不足。
2） 主题词提取
拟采用英国国家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用语料库软件Word Smith Tools生成主题词数据库，进而生成主题词、关键主题词和联想词。
3） 语义韵研究
通过索引分析，观察关键主题词的三字或四字词从，研究与单个关键主题词购成聚合关系的搭配词和联想词。
4） 构建语义网络
在统计分析和索引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各个主题词所属的语义范畴，以及主题词间的联想关系，构建语义网络，为研究抽象的社会变迁提供具体的语言事实依据。
3.批评话语分析
不同语义范畴的主题词将反映世界海关组织和各国海关历年关注的重点和发展变化轨迹，对这一发展规律的把握将为中国海关战略、政策的制定和研究提供客观、系统、翔实的依据。
七、结语
“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将弥补国内还没有海关专门用途领域语料库建设及研究这一空白。首先，通过系统、客观、高效地文本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世界海关组织的发展动态及世界各国海关职能、行为方式及在国家政权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和发展规律。第二，通过把握世界海关组织和世界各国海关的发展动态，能够为更主动地把握中国海关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借鉴。第三，《世界海关组织新闻》语料库所采集的文本和提取出的关键词汇为海关英语词典及教材的编撰提供语言材料，为海关翻译和培训提供数据化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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