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12: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镇化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农村改革――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2010年8月7―8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一一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隆重举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中圆经湃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昌元，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大媒体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共计400多人出席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就新阶段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十二五”农村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热点进行深入探讨，专家普遍认为，“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重大，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现实需求出发，“十二五”将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需要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本刊摘取论坛发言，供决策参考。
“目前，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被大大高估了。因为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陈锡文认为，目前，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亩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但是，与“土地的城市化”相比，“人口的城市化”却进展缓慢。主要的标志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
据他介绍，2005年，公安部统计的农业户籍人口为9.49亿人。但是，此后由于有13个省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难以准确区分，2006年后，公安部不再公布全国农村户籍人口总量。
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成果到底有多大，应该有实事求是的评估。至少有一点，目前的城镇化模式，并未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据他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
陈锡文警告，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但是，中国各地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更多是农村土地的城市化，更多强调城市边界的扩张，更多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制定政策，而在“农民的城市化”上进展缓慢。
“在现有模式下，虽然中国城镇化率每年都在提高，但农民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大量进城农民工根本没有享有市民的权利。”陈锡文指出。
近年来，一些地方强力推进村庄撤并，大量农民被迫集中上楼居住。从统计上看，农民人口减少了，但由于这些农民缺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集中居住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而且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加剧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在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七十期间是加速城市化的时期。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左右，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发达国家又称已开发国家，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较为先进、 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另外，也称作工业化国家、高经济开发国家。发达国家大多具有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过仅依靠开发自然资源也可以达到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这样的国家未必有较先进的技术。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面板门限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3文献标识码：A
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时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是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对内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对外开放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两项重要举措。考虑到新型城镇化与对外贸易都是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门限变量探究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非线性效应的存在性，并借助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量化新型城镇化概念，拟对新型城镇化、国际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新型城镇化及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一）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要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外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就必须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量化测度。本文综合考虑指标的合理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城镇化基本水平、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社会建设水平、城镇文化建设水平、城镇生态建设水平等层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选取16个三级指标衡量我国各省新型城镇化水平，通过人口城镇化水平指标来衡量城镇化基本水平。其中，人口城镇化水平使用城镇人口比重表示，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力量。
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使用经济增长、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和经济开发程度等指标进行衡量，其中经济增长使用人均GDP来表示，而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和经济开发程度分别采用居民消费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货物进出口额来表示。
城镇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包括城镇人口、用水情况、道路水平和交通水平，城镇人口以城市人口密度表示，用水情况以城市用水普及率表示，道路水平以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表示，交通水平以城市万人拥有公交车数表示。城镇社会发展水映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衡量城镇化建设质量必不可少的指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诉求。
城镇文化发展水平主要通过高中教育水平、高等院校教育水平、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传播等指标来衡量，分别用普通高中和高等院校学生在校人数表示高中和高等院校教育水平，用博物馆个数衡量文化基础设施，用少年儿童读物类图书出版种数衡量文化传播水平。文化与教育的传播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进步社会发展的根本举措，在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城镇生态建设水平用工业三废的排放量作为衡量指标，工业固体废物用工业固体废物产出量表示，工业液体废物用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表示，工业气体废物用SO2和烟尘排放量表示。注重城镇生态建设是绿色集约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是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之一。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测算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如表1），表2是利用熵值法测算出的我国30个省（由于自治区缺失数据较多未计算在内）1999-2012年新型城镇化的均值水平，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总体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东北三省、河北省以及海南省的发展稍有滞后。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索洛（Solow）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是指不能归因于劳动、资本等有形生产要素外的制造工艺改进、技术创新等因素所带动的企业产值增加和效益的提高，是排除有形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贡献后剩余的残值部分。常用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一般分为两类，一是以索洛余值法为代表的通过估计出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再计算TFP的参数方法，二是在测算过程中没有要求明确给出生产函数的非参数方法。本文采用的是非参数方法中的比较常用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通过测算中国30个省1999-2012年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以表示各个省份TFP的增长变化情况。
虽然较早提出Malmquist指数的是瑞典经济学和统计学家Malmquist，但是Fare最早将Malmquist指数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标（TFPCH），其表达式为：
基于上述方法和数据，本文采用了MaxDEA软件测算出我国30个省1999-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由于数据量较大，本文把每年30个省的数据进行了平均制作如图1所示的TFP增长率趋势图，以便更直观地反映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根据折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出递减的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一年多时间发生大幅度下滑，直到2011年中期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技术水平低下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变量与数据
本文把新型城镇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以验证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非线性相关性，并借鉴Hansen（2000）[3]定义的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具体探究，基本模型初步设定为：
通过门限效应检验验证该模型中的门限是否存在并测算相应数值，如若存在考察不同区间内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相关系数大小与显著水平。
1.被解释变量。TFP是根据每年各种要素投入水平和产值大小计算出每年每单位投入的产出，本文基于DEA方法利用MaxDEA软件测算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代表TFP的增长变化情况（TFPCH）。
2.门限变量与门限依赖变量。新型城镇化水平（urb）是本文设定的门限变量外贸依存度（FTD）代表对外贸易水平是本文选取的门限依赖变量，新型城镇化水平根据上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测算，外贸依存度数据根据每年经营单位所在地的进出口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计算得到。
3.控制变量。FDI作为对外贸易活动的另外一种形式，通过直接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推动我国TFP的增长。除此之外，国内R&D投入也对我国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起到直接作用。本文选取FDI、R&D两个投入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FDI数据选取各省每一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R&D强度数据选取以1998年为基期的各省每一年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由于自治区的数据缺失比较严重，本文以除外的30个省199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表3中是本文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门限效应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本文通过LLC和IPS两种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保数据的平稳性和最终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根据表4的内容可知所有的变量都通过了LLC检验，但是IPS检验中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来进一步验证。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G两步法检验、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本文采用的是Kao检验，观察表4的检验结果可知检验拒绝了原假设，模型存在协整关系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中的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则对模型进行门限效应检验是有意义的。
Hanisen提出的新门限回归方法。不需要给定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就可以通过渐近分布理论来估计方程中参数的置信区间，由于具备借助bootstrop方法来检验门限值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门限模型的检验中。本文利用面板门限模型来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先对模型进行门限效应检验，该检验的原假设为H0：β1=β2，即模型不存在门限效应，方程（2）变成简单的线性函数形式；反之，当假设H1：β1≠β2成立时，则模型中有明显的门限存在，表明新型城镇化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下时，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不同。利用极大似然估计量LR来验证模型门限效应的存在性，那么在统计量LR的估计值近乎等于零时门限变量的取值就是所求的门限值。
为了测算统计量LR，本文运用stata120，采取“自举模拟法”抽样2 000次，得到LR的趋势线。图2和图3是门限自举模拟检验得到的LR趋势图，门限变量的置信区间在图中虚线和LR相交的两点形成的区间内，根据图2可知[00336，00338]是第一个门限值的置信区间，估计结果表明，只有门限值等于00338时满足统计量LR的取值与0最为靠近。因此，可以明确第一个门限值是00338，在此基础上可继续进行第二个门限的抽样检验。图3表明该模型是有第二个门限存在的，门限值为00307。根据表5中给出的门限模型的F值和P值，发现不管是单一门限还是双门限的检验F值都很大，模型完全通过显著性检验。最终，本文选择双门限模型将回归方程变成一个三阶段函数，来分析不同阶段下系数和显著性水平的差异。
（三）实证结果分析
1.门限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初步设定的模型为单一门限模型，现在将模型修正为双门限模型：
TFPCHit=β1FTDit（ubritγ1）+β2FTDit（γ1γ2）+θ′1FDIit+θ′2RDit+θ′3HCit+εit（5）
在面板门限效应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模型（5）进行门限回归估计实证检验得到的相关参数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的估计结果可以清晰地观察出当新型城镇化水平低于门限值00307时，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并介于两个门限值00307和00338之间时，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负作用减弱；当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于门限值00338时，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有助于对外贸易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当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时，一方面城镇人口的综合素质不高，对外贸易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以及中间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为主，不仅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阻碍我国的技术创新，而且不利于消化吸收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发展落后时，居民收入较低难以刺激消费，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第三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相应的对外贸易难以发挥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竞争效应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当新型城镇化水平跨越了第一个门限值00307且小于第二个门限值00338时，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城镇消费需求偏低的状况有所改善，进口额增加同时企业开始注重技术创新的培养，产生部分进口学习效应，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抑制作用大幅减小。当新型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越过第二个门限值00338时，高质量的城镇化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对外贸易也逐步向集约、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进而有效促进贸易的技术溢出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回归结果显示R&D强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R&D投入严重不足以及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偏低造成的。
2.区域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本文测算的数据可知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大部分东部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都越过了第二个门限值00338，而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远低于门限值00338；同时，也只有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而中部和西部地区TFP都逐年递减。因此，本文把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省份（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省份（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省份（重庆、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来分析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环境差异造成的TFP差异化增长。
本文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据进行了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以研究各区域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情况，实证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1）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对外贸易对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于这一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较大，对外贸易引致的规模经济效应、干中学效应、竞争效应等对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有很大促进作用；加之，东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较强，可以及时消化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品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很难实现出口的学习效应，并且相对薄弱的技术吸收能力也不利于地区的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2）全要素生产率与研发投入的关系。R&D投入对东部地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14477，相反对中西部地区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目前，中西部地区的R&D投入严重不足远低于东部地区，制约企业对国外先进知识的学习以及开拓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3）全要素生产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负面影响，在西部地区存在正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逐年递增尤其是东部与中部地区，但是外商主要投资于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剥削廉价的劳动力、掠夺丰富的自然资源，无法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而言，西部地区外商进驻较晚，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发展更为健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有所改善，得益于外资的技术溢出有助于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技术水平的提高。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1999-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包括新型城镇化、对外贸易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内的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外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当新型城镇化处于门限值内，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反之，跨越新型城镇化的门限值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就可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根据上述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亟待改进。第二，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部门。第三，加大我国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资金利用效益。
参考文献：
[1]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2]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的K的再估算：1952-2006[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3]Hansen，B.E.S 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J].Economic rica， 2000：575-608.
关键词：河南城镇化；城镇化速度；城镇化质量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引言
当前河南的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预计2020年达到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年均城镇化率要提高1.5-2个百分点，这一目标的制定是以国家平均城镇化率为基础。河南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转移100多万农村人口，根据2011、2012年1.8%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年均有近190万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人口素质普遍较低，以及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趋势，导致潜在的失业问题较为严重，影响城镇化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发达国家城镇化低质量的因素，结合河南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实际，制定合理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提前预见到城镇化发展可能的质量问题，有助于河南城镇化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目前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合理性评判的基础上，预测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城镇化质量中对农业人口大省最严重的制约问题，进而为河南城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
（一）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全国水平比较
1978-2012年间，河南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发展速度逐步加快，城镇化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从1978年开始，河南城镇化率在13.63%的基础上，以年均提高0.1-0.3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发展，直到1995年，城镇化率年增速首次达到0.4个百分点。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在17.92%的基础上，以年均提高0.2-1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只在1984年城镇化率提高1.4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河南城镇化率年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农业和人口大省的河南，城镇化发展水平在起点较低的基础上（低于全国4.3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城镇化水平的距离逐步拉大，到1995年，低于全国11.9个百分点。
从1996年开始，河南城镇化进入中速发展阶段。1996-2001年间，河南城镇化率以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同时全国城镇化率以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的速度更快的发展，河南城镇化率年增速低于全国0.2个百分点，与全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依然在拉大。2002-2003年，河南城镇化率年增速达到1.4%，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此时与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的差距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即13.3%。2004年以后，河南城镇化率年增速维持在1.7%或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0.6个百分点（只有2010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与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的差距初步减小。
（二）国际比较分析
世界城镇化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在1996年城镇化率达到30.48%，之后城镇化开始快速发展，1996-2012年的17年间，年均提高1.48个百分点，在2012年达到52.57%。河南2005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30%，达到30.65%，2012年城镇化率提高到42.4%，年均上升1.69%。而发达国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总体上持续的时间可能较长，但就其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来比较，河南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也很高。从1851-1861年，英国的城镇化率由54%提高到62.3%，每年平均增加0.83%；从1900-1910年，美国的城镇化率由39.6%上升到45.7%，每年平均增长0.61%；从1890-1900年，德国的城镇化率从42.5%提高到54.4%，10年增加11.9%，每年平均上升1.2%；日本城镇化水平从1950年的37.5%增长到1980年的76.19%，30年提高38.69%，平均每年增长近1.3%[1]。
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早期的英美城镇化经历的时间较长，而后期的日本经历的时间相对较短。周一星（2005）认为，城镇化速度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连续数年的1.44个百分点是虚假的，0.6-0.8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的平均速度[2]。河南城镇化推进当中，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否存在“”行为？从城镇化国际发展来看：首先，城镇化过程也存在经验学习的问题，早期城镇化的国家经历的时间长于后期城镇化国家同样阶段经历的时间；其次，在城镇化早期，受制于经济增长、技术和工具等因素的制约，城镇化发展速度较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化发展速度科学合理的阐释了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仅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远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在2009年世界经济负增长0.59%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高达9.21%。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后起的国家可以在几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取得的成果。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经验也为河南省在省级层面借鉴其经验提供了证据。从1993年开始，河南GDP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以来，8年间GDP增速平均高于全国2.04%。考虑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以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可能会经历更短的时间。根据河南与全国城镇化发展速度的比较，河南城镇化预计会经历更短的时间。
三、河南城镇化质量
目前，城镇化质量的衡量主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但指标体系的测度存在指标选取主观化或区域化的局限，导致可比性较差。纵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我们没有看到城镇化成功的典范和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范[3]。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后城镇化时代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口失业问题，这也是城镇化质量不高，或者说城镇化不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许多是以周或月来统计的，该指标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政绩。以世界银行截止2012年底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有3.15亿的人口，现在的失业率在7.7%左右；日本人口约1.26亿，现在的失业率在4.3%左右；英国人口约0.62亿，现在的失业率在4.7%左右；法国人口约0.65亿，失业率高达9.9%；这些发达国家因高城镇化已经引起了很严重的失业问题。
河南省城镇化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人口多，典型的农业人口大省。河南预计2020年达到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年均城镇化率要提高1.5-2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及河南预计2020年达到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的目标和国家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河南城镇化预计会加速推进，每年预计190万人转移到城镇，这些人员的就业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影响社会安定和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河南省2005-2012年登记的失业率分别为3.5%、3.5%、3.4%、3.4%、3.5%、3.4%、3.4%、3.1%，这一时期全国登记的失业率平均水平分别为4.2%、4.1%、4%、4.2%、4.3%、4.1%、4.1%、4.1%，河南登记的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如此，登记的失业人口仍高达几十万人。考虑到各种因素导致的失业率低估，失业问题将是人口大省河南在未来城镇化发展中最严重的制约因素。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13.54亿的人口乘以美国7.7%、日本4.3%、英国4.7%、法国9.9%的失业率，将有远远高出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数量，而失业将是社会安定的最大隐患。河南省2012年底总人口10543万人，略低于日本的人口，远超过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人口大国不能简单套用人口小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后城镇化时代如何解决人口失业问题将是制约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决定因素。
河南城镇化发展目标制定时，应该前瞻性的预测这一问题，考虑解决方案。首先是目标定位问题，河南城镇化发展到什么水平才是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达国家也并非所有省份都是高城镇化水平的，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直存在，由于自然和政策等的原因，各地区的定位不同，城镇化水平会有区域差异性；其次，考虑人员素质、就业承载能力等因素，确定每年可以容纳多少新增城镇人口，以此作为速度确定的依据；最后，考虑农业的就业弹性，也许农业人口的比例可以高一点，缓解发达国家没有解决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2010（3）.
[2]周一星.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J].科学决策，2005（8）.
[3]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J].中国软科学，2007（7）.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县域；困境；对策
一、县域城镇化的内涵
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明确把“推进城镇化”作为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城镇化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变化，是中国新一轮发展的新引擎，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积极稳妥推进。推进城镇化首先要弄清楚城镇化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镇化的理解是从城镇化动力源泉和发展目的来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镇化的初始动力是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的核心动力是农村工业发展；城镇化的加速动力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最终走向是城乡融合。西方学者对于城镇化研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城市大发展这个背景，所以西方学者基本是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来研究，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城镇化进行概括。地理学家从空间重构角度，认为城镇化是非农业部门的经济区位向城镇的集中过程；社会学家从社会变革角度，认为城镇化是城镇生活方式的不断强化过程；人口学家从人口变迁角度，认为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国内一部分学者对城镇化的研究侧重如何衡量城镇化水平，比如洪银兴认为城镇化水平的衡量不仅应该只用城镇人口比重这一“量”的指标，还应有反映城镇功能提升的“质”的指标。另一部分学者主要结合我国国情，注重分析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和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比如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华生认为城镇化或国际上说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国一定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坚决破除户籍和土地制度障碍。
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变化、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态过程。而县域城镇化仅仅是限定了城镇化研究的空间范围，研究重点放在以县域为核心的中心城镇发展上。本文认为县域城镇化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伴随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带来的大量人口由农村向中心镇和县城转移，以此引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态过程。
二、县域城镇化的特征
县域城镇化离不开中心镇发展。所谓中心镇是指承担着县城副中心的功能，具有较好区位优势、较好基础设施、较强经济实力、较大发展潜力、对周边地区具有一定辐射力的区域重点镇。县域城镇化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财物都集中到县城，而是重点发展中心镇来加速推进城镇化。
县域城镇化与“三农”密切相关。县域城镇化伴随着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变化，是一个系统的动态工程。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了社会分工的出现和产业的分类。县域城镇化的前提就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也就是说县域城镇化的基础就在农村。县域城镇化是一个城乡融合过程，会伴随着农村产业转换、农村人口空间转换、农民职业转换和生活方式转变，而这三者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县域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按照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理论，一国的工业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60%；工业化率达到40%时；城镇化率一般在75%以上。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接近40%，但城镇化率才51%，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空间仍然很大。这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过度重视工业发展，大量县城引进许多工业项目，而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造成就业结构中非农化改变缓慢；另外，一些人为的城乡隔离政策和管理体制阻碍了人口向城镇集中，导致了城镇化发展缓慢。
三、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古人云：“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经济不仅是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民经济最基本运行单元，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中不可替代。县域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层次，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有机组成部分。“基础不稳，地动山摇”，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对我国走新型城镇化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能促进县域建立合理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大部分县域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占县域产业体系比重较高。农村城镇化可以促使农村土地资源集中高效率配置，提高土地集约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县域城镇化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良好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可以促使工业企业形成产业集群，产生集聚效应，推动工业更高效发展。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收入提高，购买力上升，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县域城镇化可以促进第一、二、三产业合理发展，有助于县域城镇建立合理产业体系。
第二，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能推进城乡一体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对立，根本是要形成“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实现工农互助，“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县域城镇化促进农村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提高农村生产要素产出效率，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进一步解放农民思想，提高农民素质，实现农民变成市民。另一方面，县域城镇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由分散到集中，更容易形成专业化产业集群，促进农村和城镇工业共同发展，促使农民变市民，形成新的消费群体，促进金融、物流、餐饮等服务业发展，实现农村和城镇互动发展。
第三，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能有效整合资源。我国农村有丰富的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但是农村交通不便，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劳动力素质不高，导致农村资源大都处于无序和分散状态或者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能有效结合。而城镇虽小却是本地区资金、基础设施、信息、人才以及各种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集聚地，但是在生产原材料和劳动力方面又是短缺的。县域城镇化恰恰可以把城镇资源和农村资源整合一起，既解决了农村资源无序利用效率低的问题，也给城镇提供发展急需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有效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利用。
第四，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有利于大中城市科学发展。我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涌进大中城市，造成了人口过度扩张、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就业困难等“大城市病”。我国城市化的实践证明，中国照搬西方城市化之路行不通，而中国特色的县域城镇化既分担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确保大中城市合理发展，又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增加农民社会福利水平。
四、我国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城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亿左右，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7%，短短35年城镇化率增长了34.8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从中国城镇人口规模来看，我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是美国人口总数两倍多，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仍比同等经济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大约26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空间分布也不均衡，东部地区明显快于中部，中部地区又快于西部。而且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发展的盲目性和不科学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严重阻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一是城镇化。推进县域城镇化缺乏科学规划，盲目推进城镇化，片面追求高城镇化率，致使许多小城镇遍地开花。这种城镇化只是简单把农民转移到城镇，没有较好基础设施来配套，没有产业来支撑，没有农民收入增加来保障，脱离地区实际，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土地资源大量浪费，城镇功能无法充分发挥，这种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空心城镇化。我国大部分县域城镇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比较狭小，人口数量不多，缺少资金，这就导致县域城镇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许多城镇化都是靠政策由上而下推动，只能是获得短暂的发展，这种城镇化没有产业支撑，就没有源源不断资金支持，难以起到辐射带动作用，是不能长久。因此，县域城镇化关键是要增强内生动力，就是要结合地方优势，做强做优特色产业，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三是半城镇化。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太注重建造城楼等面子工程，对“人的城镇化”缺少重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进入城镇变成农民工，仍然存在“市民—农民工”二元结构，仍然是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最终归宿，就是要改变这样一种人的“半城镇化”现状。据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面积扩大了9.2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加了2.58倍，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增加了1.78%。这种歧视性半城镇化造成许多弱势群体共享不了城镇化的成果，与十提出的新型城镇化不相符。
四是被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从户籍上来讲，许多农民变成城镇的市民，但是这些新市民并不是主动选择城镇生活，许多人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甚至抵触城镇化。县域城镇化中，这些农民失去了土地不得不进城，但是许多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在就医疗、住房、养老、入学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普遍也不高，再加上本身素质并不高，增加了其就业难度，失去土地的农民感觉被边缘化。
五、推进我国县域城镇化科学有序发展的思考
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7%，按照纳瑟姆曲线描述的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已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的中后期，这个阶段既是迈向城市高度化关键时期，也是城镇化进程中问题叠加出现时期，必须全力以赴破除发展瓶颈，推进县域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县域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面临诸多发展障碍和瓶颈，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要准确把握发展三大原则，突破发展瓶颈，探索特色发展之路。
1.更新思想观念，把握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三大原则
党的十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大力推进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潜力。未来五年将是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抓住机会，就能够加速我国城镇化发展，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否则就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关键就是要深刻理解其内涵，牢固把握三大原则。
（1）动态发展原则。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县域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向上升级的过程。县域城镇化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影响，同时与地方实际情况密切相关，不能孤立地去推进县域城镇化。推进县域城镇化要紧跟国内外形势变化，结合实际，动态地规划地区城镇化，要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握好城镇化的节奏。
（2）渐进发展原则。中国特色县域城镇化是一项长期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渐进。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要多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的教训，不要盲目贪快，鼓励各个地区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探索城镇化之路，渐进形成自身特色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
（3）可行性原则。县域城镇化发展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关键要落实到行动上，更重要的是要找准方向，探索出适合地区特点的城镇化之路。推进县域城镇化要尊重客观实际，依照城镇化发展规律，客观分析城镇化所面临的现状，既不脱离实际盲目冒进，也不妄自菲薄固步不前，而是从立足实际，破除发展瓶颈，探索一条适合地区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2.破解发展瓶颈，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城镇化、半城镇化、空心城镇化和被城镇化。这些问题严重阻碍我国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剖析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找出对策，破解发展瓶颈，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
一要强化科学规划，避免城镇化。城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的全面发展，要在推动城镇化发展初期就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和老百姓的需求，建立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符合的城镇化规划、建设管理体系。要重点考虑城镇的产业支撑和环境容量、资源供应，而不能一味地追求城镇化率；要突出各地特色，一个镇一个主题，一个镇一个特色，打造出自身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要加强城镇化配套建设，突出城镇服务民众作用，逐步实现和完善城镇化发展。
二要注重产业发展，避免空心城镇化。西方国家城市化成功经验和我国部分地区城镇化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产业支撑是关键。产业就是县域城镇的灵魂，没有产业就没有持续的发展资金，没有产业就没有稳定就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城镇活力，就会出现“空城”“鬼城”现象。一个地区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必须与产业化进程相适应，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尤其注重工业带动型、旅游发展型、商贸流通型、城镇服务型等特色城镇经济的培育，推动城镇化和产业化良性互动。
三要改革管理体制，避免半城镇化。要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县域城镇化管理体制，管理中多注重服务职能，建立分级管理，科学有序，协调高效的县域城镇化管理机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进城的农民不能因为户籍限制而无法享受城镇化的成果；加强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集约化利用和开发土地，杜绝城镇化中违法用地，浪费和闲置土地现象。
四要完善保障制度，避免被城镇化。县域城镇化发展是长期的工程，城镇的配套和保障体系建设更是永恒的主题。要加大城镇基本配套设施的建设，建立和健全新城镇市民的管理组织机构，让这些新市民有事情可以找到帮助自己的组织。要把进城镇农民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要确保进程农民和城镇居民在子女教育和就业上实现同等待遇，逐步提高进城农民困难户的补助标准，对进城农民没有住房的实行配置公租房政策。
3.促进改革创新，探索县域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一是强化中心镇发展，用低成本推进县域城镇化。县域城镇化不同与城市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县域城镇化离不开中心镇发展。中心镇是指承担着县城副中心的功能，具有较好区位优势、较好基础设施、较强经济实力、较大发展潜力、对周边地区具有一定辐射力的区域重点镇。加快中心镇发展，一方面通过农民在镇的层面进城，加快缩减农村和城镇差距，低成本推进城镇化；另一方面中心镇的发展也可以缓解人口过度向县城集中，有利于县城合理规划，科学分配资源，健康有序发展。要合理规划中心镇发展，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要处理好市、县、中心镇关系，处理好中心镇和一般镇关系，大力发展中心镇特色产业集群，加大中心镇交通、居住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民进入中心城镇务工、经商、兴办企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周边一般镇群众向中心城镇转移，扩大中心镇辐射带动作用。江苏徐州新沂市在中心镇建设上就值得借鉴，新沂市处于苏中地区，经济不算发达，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按照：“一中心、四片区”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建设一个中心镇，带动四个一般镇发展思路，重点确定五个中心镇，而每个中心镇都有自己特色的优势产业支撑，各中心镇错位发展，对周边带动作用日益明显，中心镇人口不断增多，商贸日益繁荣，加速了新沂市城镇化进程。
二是探索多元化融资，化解县域城镇化资金困境。县域城镇化不能像大城市城镇化那样有充足的政府资金支持，县域资金有限，靠上级支持资金也是杯水车薪，关键还要靠创新融资渠道，多元化筹集发展资金。加大农村合作基金会发展力度，盘活现有资产存量，成立城镇建设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坚持“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合资、股份制、租赁、承包等方式，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和境外资本等投资城镇化建设。有条件的城镇可以采取“建设—经营—转让”（BOT）、“转让—经营—转让”（TOT）等方式，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洪银兴.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2000，（12）.
关键词：世界；城镇化；历程；经验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23日
一、世界城镇化历程与特点
（一）城镇化进程阶段性明显。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可以视为世界现代城镇化的发展开端，所以世界城镇化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两个世纪有余，整个进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是1800～1900年，这100年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初期，城市人口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逐渐增加，但增速非常缓慢，世界城镇化率由1800年的5.3%提高到1900年的13.6%，100年仅提高了8.3个百分点。这一阶段也没有形成城市体系。第二阶段是1900年至今，可视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世界城镇化率为46.6%，比1900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这100年城镇化增速是上100年的3倍。进入21世纪，世界城镇化保持快速发展，2008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到2011年，世界城镇化率提高到52%。
（二）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在地域和发展上的不平衡性也是伴随世界城镇化进程的显著特征。工业化起步于欧洲国家，所以欧洲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也较其他国家快，随着时间的推进，城镇化在各地域的差异明显。根据2011年版《世界城市化展望》数据，2011年较发达地区居住在城市的居民比例为78%，而这一比例在欠发达地区只有47%。从国家的城镇化率的比较上也可看出这种不平衡，新加坡很早就实现了城镇化，2000年以后其城镇化率即为100%，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分别达到82.4%、79.6%和91.1%，而孟加拉国、柬埔寨和斯里兰卡的城镇化率还都在30%以下。
二、典型国家城镇化进程
由于国情、发展环境和发展战略的不同，各国城镇化进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甚至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剖析国外典型的城镇化进程，从中可以总结出经验和教训。
（一）英国。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现代工业的国家，产生了一批最早的工商业城镇。1851年英国城镇化率达到5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国家，从1760年产业革命算起，用了90年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仅为6.5%。英国在早期实行的是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模式，随着社会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骤然加剧，产生了地区间和社会内部发展严重的不均衡和大小城市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阻碍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和建立相应组织机构的方式对城镇化的负面影响进行干预，并创造了一种用城市规划来合理布局城市的新方式。
（二）美国。相比较西欧国家，美国的城镇化起步较晚，1790年美国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城镇化水平仅为5%，到20世纪70年代，其城镇化水平稳定达到70%。大都市区在美国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为代表的三大都市带的GDP占全美国份额的76%，这是美国多年推行大都市区经济的结果。美国大都市区产业发展代表了产业转型的方向，大都市区的产业转型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造就了美国“新经济”的奇迹。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美国城市人口由紧凑型向分散型转变，形成了蔓延式扩张的城镇化方式。这种方式降低了人口的密度，对缩小城乡差距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人口在地域上的扩张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提出了“精明增长”的概念强调减少盲目扩张，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
（三）日本。日本城镇化进程比西方国家晚了百余年，但其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城镇化水平从1920年的18%增长到1946年的53%，到2011年，日本城镇化率已达91.1%。日本城镇化在空间上采取的是高度集中型模式，即首先对少数几个都市圈进行集中开发。这也是由日本的国情决定的，其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可供开发的空间有限。高度集中的城镇化模式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也使战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和增长。但由于存在人口和经济在地域分布上有过密与过疏的问题，使得日本大都市和农村在发展上都有乏力的表现：一是大都市内人口拥挤、住房紧张、地价昂贵、居民生活压力大等；二是农村存在劳动力不足、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严重等。针对这些问题，日本大规模地发展卫星城市，引导人口与经济要素向都市圈外疏散。
（四）韩国。与日本模式相似，韩国也是以大城市为主导来推动城镇化。1965年韩国城镇化率仅为32.4%，到1980年就达到56.9%，到1990年城镇化率为73.8%，到2011年城镇化率达到83.2%。以“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是韩国为了追赶发达国家采取的办法，优先发展大城市，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目前，韩国城市人口的近60%集中在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特别是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2%，但一度集中了韩国近一半的人口、近60%的制造业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这种过度集聚发展也成为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韩国政府通过实施地方都市圈战略，形成能够与首都圈相抗衡的区域，来达到扩散人口、产业和机构的作用，从现实情况看，这种战略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五）拉美地区。拉美地区的城镇化是从19世纪殖民地时代开始的，1930年城镇化率达到32%。20世纪50年代后，拉美地区就进入了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城镇化率从40%提高到目前的80%，比欧洲水平还高，位居世界第二。拉美国家城镇化是典型的过度城镇化类型。“过度城镇化”对拉美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年来，很多学者将“过度城镇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称为“拉美陷阱”或“拉美化”。这些问题包括：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导致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两极分化情况严重；住房紧张与贫民窟问题突出；医疗和教育资源不足；政府服务不均等。这些社会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反作用于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
三、世界城镇化经验与教训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历史，已达到高度城镇化的国家，在城镇化的区域推进上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也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误，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一）城镇化不能脱离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不但要以工业化为推动力，还要以农业的现代化为基础。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在进行的事情。一是有利于三次产业合理构成，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始终立于坚实、发达的农业基础之上，这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居民生活质量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二是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之所以不理想，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忽略了农业的基础地位。牺牲农业的城镇化，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反还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
（二）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要相适应。城镇化的国际经验表明：过度城镇化不能带来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也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目，还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病”，是不健康的城镇化；滞后城镇化也不利于现代化的实现，因为它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发育不全的城镇化；只有同步城镇化，才是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有序、良性发展的模式，可以避免或缓解、消除“城市病”。
（三）城镇化要遵从市场调节，也要在政府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下推进。市场机制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城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就来源于市场机制。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城市规模体系的升级都是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形成的。但是城镇化的国际经验也显示出：城镇化完全由市场调节，会使农村人口无序地涌入城市，大城市人口恶性膨胀，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城镇化是盲目的且缺乏控制力的；市场的作用还不能保证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非盈利性自然垄断部门的发展。作为社会经济的一项大变革，城镇化过程应该有合理的防治人口过度膨胀的机制。而宏观调控是避免和消除“城市病”的良药。在欧洲城镇化进程中，法律先行得到政府重视。英国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了制定法律来管理环境，之后还在公共卫生、治安以及贫民聚居等方面制定相应法律法规，这样就使得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有法可依的。
（四）城镇化应集约利用土地，避免过度郊区化。国际经验表明：城市不是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越多越好。城市过少、过大、过于集中，容易产生“城市病”；城市过多、过小、过于分散，就会影响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城市必须正确布局，集中与分散必须恰当结合，使大、中、小城市结构合理、搭配适当。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土地等各种资源条件较好的国家也在反思其占地多、能耗高的城镇发展模式。对于我国来说，应根据各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走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在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调控下做大较密集的城市开局，城市必须成为紧凑的城市，与开放的生态空间相结合。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镇化；工业化；测度
基金项目：保定市201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保定市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对策研究”（201102122）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8月18日
一、引言
保定市是农业大市，有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势，有毗邻京津和渤海的区位优势。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保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龙型经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以实现农民致富。其中，加快保定市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且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以便在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中顺利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是实现保定农村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
二、保定市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关系测度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空间结构上的城镇化、产业结构上的工业化过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二者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
（一）城镇化、工业化及二者协调关系测度指标的选择。城镇化水平的测定采取城镇人口比重这一指标。城镇人口比重（也叫城镇化率）是指总人口中城镇人口所占的比例，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其所反映的是人口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空间分布。工业化水平的测定可以选择工业化率、非农化率、人均GDP、劳动力工业化率、劳动力非农化率等指标。工业化率是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非农化率是指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劳动力工业化率是指总人口中第二产业劳动力所占比例；劳动力非农化率是指总人口中非农（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但由于劳动力工业化率具有更加强调工业化内涵以及基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关系研究的考虑，本文选择劳动力工业化率作为衡量保定市工业化水平的评判指标。
测度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关系通常可用IU比和NU比两个指标之一。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与否的国际评判标准是IU比和NU比分别接近0.5和1.2。本文选用IU比作为衡量保定市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关系的评判指标。
（二）保定市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关系测度
1、保定市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基本状况。保定市近年来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无论城镇化还是工业化的水平都仍然处于河北省的末端。2004～2010年这7年间河北省和保定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2004年河北省的劳动力工业化率为28.23%，到2010年增长到32.36%，平均每年增长0.69%；保定市2004年劳动力工业化率为25.90%，到2010年增长到29.78%，平均每年增长0.65%。2004年河北省的城镇化率为35.83%，到2010年增长到44.50%，平均每年增长1.61%；保定市2004年城镇化率为30.10%，到2010年增长到39.47%，平均每年增长1.56%。可见，保定市与河北省相比，近些年来，不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还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增长水平，都有一定差距。
2、保定市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关系测度。2004～2011年间，保定市城镇人口增长较快，尤其2007～2011年间更为显著。因此，城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而劳动力工业化率却呈现出由持续增长到波动增长的变化。
城镇化率和劳动力工业化率的变化特点导致了IU比的变化轨迹。（表1）根据IU比的变化轨迹可将保定市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4～2007年，此阶段的特点是IU比逐步提高，表现出保定市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协调程度的加大；第二阶段为2008～2011年，此阶段的特点是IU比表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是，在两个阶段任何一年，IU比都远远大于0.5，这说明在2004～2011年间，保定市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而且经历了一个滞后程度加剧到逐步延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领导者滞留在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2004年的IU比是0.8606，到2007年增加到0.9227，2010年又降为0.7544。2004年城镇化滞后程度为21.71%，2008年达到27.07%，2010年又降为20.08%。综上所述，保定市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而且虽然近些年滞后状况有所缓解，但滞后态势并未发生根本上改变。
三、结论与启示
保定市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比较落后，而且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发展，这大大制约了保定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究其原因，不仅有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分割原因，还包括缓慢的农业发展和低质量的小城镇建设原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提升小城镇建设质量，大幅吸纳农民进城工作、生活、创业；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保定市现代农业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付保宗.“十二五”时期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思路[J].宏观经济管理，2010.6.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多元化； 城市群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4. 064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4- 0122- 02
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34年的时间里，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和长足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8%，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182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 1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同时，中国的城镇化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1979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年均增长1%，城镇人口从1979年的1.7亿人增加到2012年的7.1亿人。可见，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按照诺瑟姆城镇化发展的S型规律，目前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未来的30年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还将进入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至关重要。本文简单探讨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基本模式。
1 城镇化的内涵和本质
国内外对城镇化的概念至今都没有统一，国际学术界的提法是“城市化”，国内通常的提法是“城镇化”，本文对这两种提法不加区别。从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城镇化是指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镇的经济要素，城镇相应地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城镇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通常的，城镇化的概念应该涵盖以下3个层面的含义：① 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应该体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也就是城镇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② 非农产业的城镇化，具体表现为城镇化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从事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劳动力转向现代高效的第二、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渐升级，就业结构也随之变迁，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③ 空间城镇化。城镇化是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
2 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2007年5月，总理在长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优化城市布局，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将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到了城乡统筹的高度，10月十七大提出利用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型城镇化。2010年同年10月住建部从城乡互补协调发展、低能耗、质量提高、低环境冲击、集约式机能化和和谐城镇化等6个方面赋予新型城镇化新的内涵。2011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新型城镇化应全面指导全国城乡发展。2012年11月十肯定了新型城镇化、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化的“新四化”道路，并明确“四化融合”的方向。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从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已经被纳入到国家战略层面，那么，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
2.1 新型城镇化要求给予进城农民公平待遇
我国有约2.6亿农民工，他们在工种的选择、工作的待遇、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各方面受到城镇的歧视，成为城镇中的“边缘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2年整个社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参保率还不到30%，城镇中的住房保障几乎没有将农民工纳入，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这些都表明，农民工和城镇人口没有均等化待遇，这就会形成农民工候鸟式的“两栖”状况，从而加剧新型城镇化的难度。
因此，新型城镇化要求给予进城农民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要实现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技能培训、子女入学等方面享有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一切最根本的保障就是打破城乡户籍制度的壁垒。只有让进城农民享有和城镇人口均等化的待遇，新型城镇化才不是空谈。
2.2 新型城镇化要求必须有产业支撑，产城融合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6%，工业化率为47%，和国际上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是工业化率的2～3倍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显然是滞后的。也就是说，中国存在着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问题，产业发展和城镇发展并未完全融合。具体表现在产业是城镇化的配角，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割裂；产业的集聚度不够，从而拉动服务业的发展也不够充分，从而解决的就业率较低，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就会较低。新型城镇化一方面必须要有产业支撑，另一方面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变，这样才能达到产城融合。也就是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注重城镇产业的培育，注重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合理分工、产业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促进“四化融合”，推进产城融合。
2.3 新型城镇化要求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城镇化
中国的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据有关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城镇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城镇用地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为1.36～2.30，这一数值远远高于世界的标准合理限度1.12。甚至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某些城镇土地扩张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3～5倍。扩张的土地在使用上过度地偏向于工业生产，忽略了消费型土地利用，从而带来高能耗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新型城镇化要求土地真正城镇化，一方面包括土地城镇化的转型，真正做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农民带资进城，从而使得农村转移人口在消费和居住方式由农村向城市收敛，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城镇化。
3 新型城镇化应走多元化模式
城市经济学关于城镇规模及空间结构理论表明，城镇化过程中城镇规模遵循一定规律呈现等级分布。从中国的国土空间来看，新型城镇化的区域呈重点城市群结构、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结构以及城镇内部的功能划分等。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这些结构关系，新型城镇化才能健康发展。
结合上述理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在进城农民待遇公平、产业支撑、真正意义的土地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下，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走多元化发展模式。
3.1 以上海、广州（和香港）、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引领3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
目前，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香港为中心城市的珠三角城市群和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城市的环渤海城市群已经形成。长三角城市群是以上海为龙头，以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城市，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的共30座城市，正在打造“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城市群”，也正成为世界6大城市圈之一。广州（香港）—珠三角城市群是以广州和香港为中心城市，加上澳门、中山等9个城市。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以广州、香港和澳门为核心的珠三角都市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超级都会区。环渤海城市群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包括京津冀、辽中南、胶州半岛等20多个城市，这一城市群担负着改变我国北方特别是北方中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重大任务，是引领整个北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2012年3大城市群的GDP占全国总量的47.8%。这3大城市群各具特色，成为全国科技、金融、制造、交通、商贸物流、信息的中心，形成产业、人口集聚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3大城市群之所以能推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是产业集群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三角城市群是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为产业集群，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以广州（和香港）为中心城市的珠三角城市群是世界著名的加工制造业和出口基地，也是世界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区之一，并形成了电子信息、家电等产业集群。环渤海城市群尤其以钢铁、机械、电子仪器、石油、石化、造船等产业集群在全国的工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3大城市群以其中心城市为核心，在发展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为减少成本，需要从周边城镇近距离购买原材料等中间产品，形成上下游的产业链并加以延伸，带动周边城镇的发展；同时，产业集群及其外延的发展对周边区域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从而加快周边区域的城镇化步伐，这符合新型城镇化产业支撑的内在要求。
3.2 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
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是新型城镇化的另一选择。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大多数省会城市是省域范围内的中心，它们利用现代完善的交通体系与周边区域尤其是周边城镇发生联系，形成区域性的城市群，这是仅次于中国3大城市群的第二层次的城市群。进入21世纪以后，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繁荣是中国新世纪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一层级的城市群甚至成为各区域或省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经济重心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定位为重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地区。目前太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福州、厦门为中心的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以西安、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等区域性城市群已经取得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些城市群具备较强的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较好的发展潜力，城镇体系初步形成，具备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中心城市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大城市群或区域性大城市群，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且对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被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
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仍然是借助于产业集群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和周边城镇形成专业化分工的优势互补关系，从而在加工制造、科技教育、商贸等很多方面带动周边城镇发展，更进一步推动了省域范围内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四化融合”。
3.3 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
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是新型城镇化的第三层面的模式选择。县域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截至2012年，我国县级城镇2 856个，建制镇40 906个。2012年全国百强县的前10名包括江苏省的江阴、常熟、张家港、昆山、吴江、宜兴和福建省的晋江以及浙江省的慈溪和绍兴，还有山东省的荣城。其中江苏省占7位，浙江省占2位，福建和山东各占1位。近年来，百强县的GDP甚至占全国县域经济GDP的1/4强。在一些例如江浙一带的地区的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绝大多数就近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中的第二、三产业进行就业，并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形成城乡一体化。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60%的农村劳动力希望就地城镇化。
相对于大中小城市而言，县域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相对于农村而言，县域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县域的县城和中心镇可以作为城乡的连接点，在城与乡之间的产业、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集聚和辐射功能。因此，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形成就地城镇化模式，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济现实表明，上述的3大城市群，以省会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和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的层级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可行的。一方面，3大城市群和以省会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中的每一城市都根据其优势特点发挥集聚力和辐射力，和周边的城镇发挥优势互补，进行较大程度的融合，有效地降低经济成本，推动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实现了资源更大范围的优化。另一方面，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核心的较小一级的圈层，也在空间拓展、产业链外延过程中，通过与城镇甚至是农村地区进行合作和优势互补，形成辐射周边的内部微型增长点，进而形成聚合与释放出更大能量的经济区。
综上所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走多元化发展模式，也就是走以上海、广州（和香港）、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引领3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同时3种城镇化模式还应该同步推进，这既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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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垦；城镇化；指标体系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06.141
[中图分类号]F299.2；F3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06-0-02
通常，人们用城镇化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而城镇化率是采用人口比重法来计算的。国家统计局规定在计算城镇化率的计算公式为：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这种计算方法的优点是操作便捷，可以快速地估算出一个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但农垦是我国国有化的特殊群体，在农垦系统中，并没有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只有农场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以黑龙江农垦九三管理局为例，农场人口的比重就占到了当地总人口数的80%以上，而不论农场职工还是农民，除少数管理者之外，从事的职业都是农业劳动，这又占到当地人口的80%以上。因此，国家统计局计算城镇化水平的公式很难准确地评价农垦系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农垦系统中，应因地制宜，综合多种因素来分析和看待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为了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农垦九三管理局城镇化建设的水平，笔者运用城镇化多方面的综合指标，尝试着来准确反映九三管理局在近些年来的城镇化建设水平。
1 评价指标建立的原则
建立城镇化评价指标的原则包括指标的科学性、指标的动态性、指标的可操作性和指标的典型性4个方面。
1.1 指标的科学性
指标的科学性指的是建立城镇化的指标应当反映农垦九三管理局城镇化发展的状况，对城镇化的状况评价具有客观性，并且能够采用量化数据来衡量，在数据的搜集方面确保数据来源可靠、真实准确，在数据的处理上也应具有科学的依据。
1.2 指标的动态性
城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在建立评价指标时也应考虑城镇化的动态发展，使指标不仅能够体现城镇化现阶段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也能反映城镇化发展的动态和趋势。
1.3 指标的可操作性
指标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需要进行概念操作化，即将抽象的影响因素具体量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影响因素的全面性，又要考虑到概念操作化的难易程度和操作化是否真实客观。
1.4 指标的典型性
衡量一个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综合因素非常复杂多样，因此，不能将所有的指标都进行分析，也不能忽略城镇化建设中那些关键和重要因素，需要在各种数据和量表中选择能说明典型问题和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2 建立城镇化建设指标评价体系
在遵循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动态性、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笔者尝试着分成三级指标体系来衡量农垦九三管理局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其中，一级指标为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标，能够反映农垦九三管理局城镇化建设发展的综合水平；二级指标从经济、社会、人口和生活4个方面分层次评定城市化发展等级；三级指标则是对二级指标的具体细化，具体体系建立如表1所示。
3 评价指标说明和统计方法
本评价体系从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生活城镇化4个方面来综合评价与反映九三管理局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具体分析和测算方法如下。
3.1 经济城镇化指标
3.1.1 人均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指的是农场每年的人均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根据动态性和客观性原则，笔者确定了以每年我国人均GPD作为标准值，基本分值为5分，每低于国家人均GDP值2 000元扣减1分，最高扣减5分，每高于国家人均GDP值2 000元增加1分，最高增加5分。
3.1.2 非农产业比值
非农产业比值指的是除农业发展之外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一般认为，农业化比例大于50%时，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当非农产业比例大于90%时，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有效促成城镇化的建设，而城镇化的建设也可以反过来继续刺激非农产业的发展。因此，笔者以非农产业90%为城镇化发展实现的目标，分值10分，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减一分。
3.1.3 固定资产投资率
城镇化建设固定资产的增多，一方面会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建设速度，另一方面也会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在本项指标中，当固定资产投资率≥50%时，给予满分10分，固定资产每降低5个百分点，该项得分扣减1分。计算固定资产投资率公式：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量÷生产总量。
3.2 社会城镇化指标
3.2.1 平均受教育年限
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今天，笔者以完成高中教育为衡量标准，平均受教育年限≥12得10分，每减少1年，该项扣减1分。计算公式如下：平均接受教育年限=（文盲总人数*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专*15+大学*16+研究生*19）÷六岁以上总人口数。
3.2.2 万人拥有医生的数量
医疗卫生体系是否健全是衡量一个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而拥有医生的数量可以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中医疗体系的建设水平。目前发达国家的标准为万人拥有医生数量为40～50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笔者将万人拥有医生量为40人作为衡量农垦九三管理局城镇化医疗水平的标准，满分为5分，每少于标准2人，扣除1分，最多扣除5分。计算公式如下：万人拥有医生数量=医生数量÷人口总量*10 000。
3.2.3 失业率
城镇化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会创造出大量的劳动岗位，劳动岗位的增多，就会减少失业人口。如果城镇化建设水平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提供就业的劳动岗位少，就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失业率是一个反向反映该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指标，失业率以5%为标准，每提升0.5个百分点，增加1分，最高10分。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失业率=失业人口数÷总劳动人数。
3.3 人口城镇化指标
3.3.1 城镇人口比率
城镇人口指的是居住在城市、城镇的人口，在垦区的户籍划并没有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别，而是农场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以城镇人口比率≥50%为标准，每上升10个百分点，增加1分，最高增加5分。人口比率的计算公式为：城镇人口比率=农场户口÷人口总数。
3.3.2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率
城镇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带来人口的聚集，而大量人口的聚集会促生服务业的发展，因此，第三产业人口比率可以准确地反映出城镇化建设中人口结构的构成和变化，从而反映出城镇化水平。考虑到农垦九三管理局的特殊性，笔者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率的标准值定在20%，标准分为5分，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减1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率计算公式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业人员总数。
3.3.3 人口自然增长率
从城镇发展的经验和规律来看，在城镇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口会出现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镇化是一个反向反映指示。因此，笔者以0为标准值，标准分为5分，每增长0.5个百分点，扣减1分，最多扣减5分，每降低0.5个百分点，增加1分，最多增加5分。
3.4 生活城镇化指标
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下，人们不仅应关注产业结构、城镇社会化职能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更应关注在城镇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考虑到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具体标准如下。
3.4.1 人均居住面积
人均居住面积反映了在城市化中居民的居住条件和水平，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关注农民工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从平房搬上了楼房，更应关注人们在城镇中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根据《小城镇规划标准研究》，中国农村城镇化试点县（市）达标参考标准为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0平方米。每低于标准值3平米，扣减1分。
3.4.2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反映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越高，说明居民收入越高，居民生活越有保障。笔者以每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标准值，基本分值为2.5分，每低于均值2 000元扣减0.5分，最高扣减2.5分，每高于均值 2 000元增加0.5分，最高增加2.5分。
3.4.3 自来水普及率
该指标是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依据。自来水的使用改变了居民生活方式，自来水的普及是居民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基础。自来水普及率是使用自来水的人口与总人口总数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自来水普及率=使用自来水人口数/总人口数×100%。
主要参考文献
城镇化加速发展在获得资源环境巨大支撑和保障的同时，对资源环境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初期，城镇化发展速度越快，资源消耗量越大，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当城镇化发展到稳定阶段(城镇化率70%左右)以后，国家和社会将拥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中，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大大减弱，它们之间关系将出现拐点，相关程度将大大降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环境的承载力提出更高要求，而快速城镇化造成的资源短缺和各种环境问题约束了城镇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大为增加，土地资源却相对有限，开发利用存在土地供需矛盾、集约利用率低、侵占农用地及土地质量下降等问题;(2)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用水保障程度不断降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加重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3)单位城镇化水平所消耗的能源随着城镇化的建设越来越多，而且在节能减排紧迫形势条件下能源短缺危机将增大;(4)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产业结构偏低、技术含量低、高能耗、高排放等问题带来的结构性和布局性污染，导致了城市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减少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有利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顺利推进．
2模型建立和数据处理
2．1模型建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生产函数模型如下:为了计量资源的限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Nordhaus(1992)在理论上假设在长期资源的数量不受限制，单位劳动力平均资源量不变，即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一致，上述假设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上述假设下，分别计算劳动增长率为n时的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增长率。
2．2数据来源文中1985—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2013》、《辉煌山东60年》、《山东省国土年鉴》、山东省情网．产出Y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能源数量R采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土地数量T的计算是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之和;水资源数量W采用用水总量;环境污染量P由SO2排放量代替;劳动L采用年底就业人数;资本K依照永续盘存法Kt=It+(1－δ)Kt－1计算，其中It使用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投资指数，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1990年以前假设指数不变)，K2000以张军等计算的2000年资本存量为基础计算，并通过推算定折旧率δ为7%．
3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与分析
3．1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用1985—2012年数据对(2)式进行回归，得到各系数的取值:α=0．13，β=0．01，γ=0．15，θ=0.41，η=0.46．劳动的增长率n根据公式a×(1+n)t=b计算得出，其中a代表起始年的年底就业人数，b代表截止年的年底就业人数，t代表经过的年数．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2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29%，1985—2002年1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62%，2003—2012年10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1．55%．根据山东省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计算各个时段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尾效．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城镇化对单位劳动力平均GDP产出的弹性值λ为13．10%，1985—2002年λ为12．10%，2003—2012年λ为18.77%．计算1985—2012年，1985—2002年，2003—2012年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能源、土地、水资源、环境污染尾效和城镇化尾效(见表1)．从计算结果来看，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速度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每年降低20．46%，分时段来看1985—2002年每年降低34．02%，2003—2012年每年增长1．20%．
3．2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尾效”分析从前文可知，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进程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每年分别降低0．14%、2．96%、8．21%、9．15%，综合起来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每年降低20.46%．刘耀彬(2007)［9］对中国1979—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是能源、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对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分别为10．61%、0．36%、19．14%，对城市化进程的总尾效为30．10%．相比较而言，山东省在1985年以来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受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对于全国水平较低［17］，其中受水资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环境污染和土地的约束;在1985—2002年期间城镇化进程受资源环境的约束较大，达到34．02%，其中受水资源的约束城镇化进程每年降低24．11%;近10年来资源环境对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约束作用减小，表现为资源环境的消耗在总体上促进了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3.2.1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体现在原有大城市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布局和结构及新兴小城镇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废水、SO2、烟(粉)尘、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为9．58t/万元、34．97t/亿元、13．90t/亿元、0．37t/万元，从低到高分列31个省市自治区第6、14、11、10位．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各污染物排放量基本均呈中西高东低的格局，因此，山东省现行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与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相比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3.2.2土地对城镇化的约束山东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约束作用体现在供需矛盾、集约利用水平低、质量下降等方面［19］．首先，2012年山东省人均农用地约1194m2，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农用地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土地的供需矛盾突出．其次，2000—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地耗从18．85km2/亿元逐年下降至3．14km2/亿元，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有所提高;但2012年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山东省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单位GDP地耗高于江苏省的1．97km2/亿元，浙江省的3．04km2/亿元和广东省的3．15km2/亿元;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地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此外，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严重、耕地污染和退化4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山东省土地质量的降低．
3.2.3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水资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水污染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人均水资源量为283．9m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99%;单位GDP水耗为44．35m3/万元，为全国水平的41．63%．近年来山东省水资源的利用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从尾效计算结果也可看出，合理利用水资源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进程，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逐步得到了解决．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水资源总量分布格局可以形容为沿河海地区水平较高，这是由不同区域的地理特点决定的，但是单位GDP水耗呈明显的西高东低的格局，与城镇化率东高西低的格局相对应，说明生产性水资源的分布导致的供需矛盾是约束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水污染，导致可用淡水资源减少，有限的地表水环境容量不能负担快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2012年山东省河流劣V类水质占28．8%，比值仍旧过高．
3.2.4能源对城镇化的约束分析以石油和煤炭为主的能源构成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即能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两方面．首先，山东省石油、煤炭储量分别占全国10．59%、3．43%，2012年生产总值占全国9．69%，低于能源储量比值;从2000—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能源为1770．20万吨标准煤，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量均上涨了两倍，能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具有有限性，相比消费量的增长终将受到约束．其次，能源生产中产生的大量污染物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和能源生产设备的更新将是降低能源环境污染的主要手段．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万元GDP能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
4结论与对策
资源环境的约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程中面临的约束之一．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约束导致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产生了尾效，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因此每年降低20．46%．集约节约资源，打造良好人居环境，解除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有效途径之一．为了引导资源环境系统和人口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降低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对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优化．
(1)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推行资源集约节约的城镇化之路，推进因地制宜的区域差异城镇化道路、因时制宜的城镇化资源替代战略．以人文资源替代自然资源，以可更新资源替代耗竭性资源，以丰富的资源替代稀缺资源，以洁净型资源替代污染性资源，推进人地关系和谐的资源节约型城镇化道路．
(2)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型城镇，建立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安全预警机制，完善城镇化相应的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法规，健全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绿色管理体系．淘汰工业生产中高耗能的工艺和设备，支持节能低耗技术的研发和相关产业的建设，发展生态农业，引导绿色消费，推进环境友好型、生产清洁型和消费低碳型城镇化道路．
(3)完善科技体制改革，加强节约型城乡建设的区域集成和技术综合运用，完备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技术支撑体系，以低碳技术构建城镇化低碳经济网络，以循环技术疏通城镇化生态价值流，以科技创新搭建城镇化服务平台，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
(4)调控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根据不同城镇发展条件和阶段制定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的建设，避免不合理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发挥核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环境统筹规划和整治，着眼城乡生态系统源头保护和综合治理，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 城镇化 产业结构 农村劳动力 社会保障
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城镇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方式等重大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其过程表现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城市开发建设水平的提高、人口在空间上由乡村向城市聚集、人们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美国经济学者诺塞姆曾提出城镇化发展轨迹呈典型的“S”型，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小于30%时，城镇化处于起步阶段；当30%
相对我国较发达地区，重庆的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起步较晚，直辖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城乡统筹使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城镇化率从1997年的31%上升至2010年的53%，属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也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1. 重庆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1.1城镇化起步较晚，水平偏低，发展较快。
直辖以前重庆城镇化进展缓慢，城镇化率低于30%，属于起步阶段；1997至2010年城镇人口以年均4.3%的速度增长，1997年开始超过30%，至2001年达到了37.4%，年均上升1.85个百分点，超过全国和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平均增速，但绝对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值；2002年重庆城镇化率达到40%，首次超过全国水平，并以年均1.67个百分点递增，至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53%，比全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跃居西部首位。不过与我国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和城镇化率均在75% 以上的京、津、沪三地相比，还是明显落后了。从经济水平相近地区来看，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一般在60%以上，重庆从2006年开始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根据这一标准，重庆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显然已经滞后了。
1.2各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出现发展断层。
重庆是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各区（县）自然禀赋各异，再加上城乡经济水平不平衡，使各区（县）的城镇化进度也不均衡。2010年三大经济区域（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中，包含23个区县的“一圈”地区最高，达64.4%，其中由九大主城区组成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城镇化率达到84%；渝东北翼11个区县的城镇化率只有36.9%，刚进入快速发展期；而渝东南翼的6个区县才达到30%，刚刚脱离起步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区县有23个，占总数的57.5%；全市县级的城镇化率普遍偏低，2010年21个县城镇化率最高42%，低于全市水平11个百分点，最低23.8%，不足30%的有4个县，均在“两翼”地区。在超过平均水平的区县中，城镇化率在70%以上的有11个，60%～70%的为0，53%～60%的有6个，可见区县城镇化梯度发展有明显断层，这将不利于重庆城镇化的持续稳步推进。
1.3 城镇化的产业层次不高
城镇化最根本的内涵是经济结构的非农化， 工业化是直接动因，第三产业是城镇化深入的表现。2010年重庆三次产业分别占全市GDP总量的8.6%、55%和36.4%，第二产业仍是主导，第一产业比重虽然比1997年的20%减少约12个百分点，仍远高于其他三个直辖市，第三产业比重虽然超过了三分之一，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7个百分点，2006年至2010年期间第三产业比重还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重庆工业化率为46.7%，已低于城镇化水平，而第三产业比重又明显低于工业和城镇化率，反映出产业结构没能与城镇化进程同步协调，产业层次较低，重庆城镇化发展将缺乏足够的后续动力。
1.4城镇化对经济推动作用不明显
2010年重庆人均GDP比1996增长了5倍，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绝对水平和绝对增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1996～2010年重庆人均GDP（Y，元）和城镇化率（X，%）所建立的模型显示重庆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呈高度正相关，城镇化率每增加1%，人均GDP平均增长1.0876%，而根据全国同期数据建立的模型显示全国城镇化率每增长1%时，人均GDP将平均增长3.64%。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阶数为1—4时，1996年至2010年重庆城镇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从全国数据来看，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由此可见重庆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致。
2. 重庆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2.1进城农民失地后的就业与生活缺乏相应的保障
首先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就业形势更加严峻。1996～2010年，重庆城镇人口年均增加近49万人，而城镇就业人口年均增加18万人，仅占新增城镇人口的36.7%，大部份进城人员难以正常就业。由于对失地农民主要采用货币安置方式，农民在得到以土地使用权置换的安置费后，就被推向劳动力市场，而农民总体素质偏低，缺乏非农产业工作技能和经验，在劳动市场中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将近80%的进城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只有20%左右的从事餐饮业和其他的行业。从2010年重庆各行业增加值占比来看，建筑业仅占8.4%、住宿和餐饮业仅占1.8%、其他服务业占12.2%，这些行业本身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就不强，因而农民进入城镇后导致城镇吸纳劳动力有限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增加的矛盾日益突出。
其次对进城农民的保障机制不完善。城镇化推进带来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由此产生了疾病、伤残、事故、养老、失业等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目前重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框架还比较简单，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还未完全一致，城市中已广泛推行的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在农村还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尤其在较为落后的两翼地区，还未形成稳定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进城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难以得到保证，从而使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随这扩大，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96年的3.36：1上升至2010年的4.07：1，由此导致一方面一些农村居民因在城镇生活难以得到保障而不愿进城，另一方面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
2.2“一圈两翼”发展不平衡，各区县发展不协调。
重庆“一圈两翼”受区位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失衡，城镇化规模和数量的快速增长，使要素资源不断向城镇集聚，城镇经济也逐渐对农村地区产生辐射，但重庆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对改善城乡经济差异并没有多大影响。2006～2010年“一圈”的人均GDP与“两翼”之比始终保持在2.8倍左右。“两翼”地区集聚了重庆约60%以上的乡村人口和70%的贫困人口，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一圈”大部分区县第一产业的就业和产值都低于10%，部分区县第三产业的发展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基本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部分城区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迈进；而2010年“两翼”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均在15%以上，就业比重达50%以上，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滞留了大量农业人口，无法有多余劳动力向具有城镇特征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导致两翼地区城镇化发展缓慢。
从国际经验来看， 城镇化对缩小收入差距是有积极作用的，而统计数据却显示重庆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在逐年提高，但是二元特征明显，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6年的1479元增长为2010年的5276元，增长了2.56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022元增长为19099元，增长了2.8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96年的3.4：1上升至3.6：1；从居民生活水平来看，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虽然逐年缩小，但至2010年仍相差10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城乡5个百分点的差距。
2.3公共设施投入不足，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重庆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呈增长趋势，但城镇居民基础设施水平仍显不足。2010年城镇居民燃气普及率达到92%，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相当，其它三个直辖市均为100%；而用水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万人拥有公交车辆及公厕等基本指标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4%、71%、74%和51%，公共建设供给不足无疑是制约重庆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一圈”地区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密度为6.16个/万人，大约是“两翼”地区的两倍； “一圈”的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在里程数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两翼”，基础设施在“两翼”地区的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两翼”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使地区间的差异更加显著。
2.4过快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
大力推进乡镇企业是农村城镇化转变的关键，由于乡镇企业生产率水平总体不高，粗放的经营模式以及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淡薄，忽视环境规划和治理，“三废”问题尤为突出。截至2010年重庆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到4亿多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10943亿立方米，产生工业固体废物达到2870万吨，日益增加的“三废”排放严重影响了重庆的生态环境。较快的城镇化过程使人口由分散变为集中，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影响逐渐严重，2010年重庆生活污水排放量达到8亿多吨，生活二氧化硫排放近15万吨，生活烟尘排放10.6万吨，处于全国偏高水平，而相应的处理设施不能及时跟进，生活垃圾大量排放不仅占用大片农田耕地，其渗透液还会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利于重庆绿色经济的健康发展。
3. 提高重庆城镇化质量的建议
3.1扩大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按目前重庆常住人口规模，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增加约30～40万人，解决好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是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根本问题，只有在保证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前提下， 才能使城镇化得到稳定持续。而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其中的关键，首先必须提高农村劳动人口的整体素质，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技能培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完善就业信息平台，在劳务输出重点地区建立起有效的监测制度，掌握失地农民的数量及就业意愿等信息；通过建立用工单位与劳务输出地区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共享平台，扩大劳动力就业渠道，增加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成为真正稳定的城镇居民。
3.2发展特色经济，优化产业结构
利用区位优势，充分发展各区域的特色产业，形成错位互补，分工协作的模式。在“一圈”建立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群，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有较明显的科技优势，目前已经在信息、通讯、软件技术方面初具规模，汽车、化工等行业已成优势产业，继续推进现代化工业不仅能更好地整合资源，还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对“两翼”地区产生强大的经济辐射。在交通环境不够便捷、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两翼”地区充分利用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合理利用优势资源，逐步建立优质、高效的特色产业体系，培育小城区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招商引资充分发展矿产、建材、轻纺食品、资源加工、度假观光、休闲餐饮、保健养生等二、三产业。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后现代化阶段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增多，这将降低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根据重庆实际，现阶段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为重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远的支撑。
3.3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民权益
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阻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必须营造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的政策环境和资本向城镇聚集的投融资环境，为推进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可以根据居住地划分城镇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放宽城镇落户条件；逐步实行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进城后的生存成本。建立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乡同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救助，尽快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扩大扶贫覆盖范围，切实落实扶贫政策，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利。
3.4发展低碳经济，改善城市环境
由于传统粗放型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并未根本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依靠技术进步，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业和交通体系；采用低能耗、低污染的工艺技术设备，引进清洁工艺技术，进行高效、少污染的工业生产。减少生活污染，要树立居民的环保意识，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以人和自然的和谐为核心，综合运用社会工程、生态工程、系统工程推进发展生态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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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政府；制度设计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城镇化是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把城镇化纳入“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为我国推进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上升为2012年的52.6%，短短34年实现了34.7个百分点的增长，年均超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的城镇化在快速的推进。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与发达国家高达8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把城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抓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
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基础，以产城融合、集约节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二、 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分析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总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当前，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新型城镇化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农村人口迁离农村进入城镇生活的过程，而城镇生活的特点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城镇化人口的需求迅速的扩大。而中国当前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以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因此，这必将更加促进消费的增长。有研究指出，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就会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由农民变为市民，而这种身份的变化必将极大地促进消费的增长。
2、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大投资，拉动产业发展。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公共服务等需求迅猛的扩张，而这都需要大量投资的保障，这种投资的扩张必然会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国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我国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这意味我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仅会有大量城镇的发展，还会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这种“四化同步”发展必将促进包括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在内的众多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3、新型城镇化可以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生活理念的转变，也是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 从传统的乡村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为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会伴随着民众价值理念、文化理念、行为习惯等的改变。在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仅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而且也会对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近年来更是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在快速发展。比如，1998年，我国城市化人口为3亿人，2008年突破了6亿人，而到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规模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2.6%。随着我国快速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进程必然将会加快推进，但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1、我国城镇化的效率不太高，导致土地利用粗放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低成本的依赖土地的扩张道路，有学者测算，我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5-8倍。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土地稀少的国家来说，土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土地利用方式粗放。
2、在某些地区出现城镇化过快推进的现象，城镇化质量不高
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出于政绩的考虑，出现了急躁冒进的现象。比如一些地区出现了过度的大拆大建，出现了不顾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实际，过度的依赖房地产开发，把城镇化简单的看做就是发展房地产业，造成一些地方楼房建立起来了，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入住率，甚至出现了媒体所谓的“鬼城”，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的质量不高。有资料显示，2000年至2012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0%，而真正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2012年只有35%。城镇建城区的面积扩张速度远高于城镇户籍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同期人均建设用地超过国家规定限额的30%。
3、城镇化过程中配套措施相对滞后
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系统推进的过程，是以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也是民众福利普遍提高、社会保障不断健全、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但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强制农村居民搬迁上楼，但不注重给农民提供非农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导致好心办坏事，让农民不满意。有些地方不注重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人进了城，上了楼，但有后顾之忧，也不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方式，降低了城镇化的质量。
四、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重要支撑，面对当前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城镇化发展规划，提高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
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加强城镇化发展规划，用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做好规划设计，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盲目发展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按照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和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并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真正贯彻执行。要通过加强城镇化发展规划，提高城镇化发展规划的科学性，来提高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等重要战略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
2、合理控制城镇化发展进程，实现加快推进与稳步提高的协调
我国已经确立了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而且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也表示，城镇化的发展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避免急躁冒进和不顾实际盲目推动的城镇化。要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按照经济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民众的期待和各地的实际来合理的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加快推进和稳步提高的协调发展。
3、加强城镇化配套实施和制度建设，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物的城镇化，不是高楼大厦，而是生活环境、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的全面的城镇化，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城镇化配套设施和制度建设，加大公共基础社会投资和建设，提高新入城城镇局面的生活环境，提高新入城居民的生活便利，提高其熟悉和适应现代城镇生活的技能，真正把城镇化过程变成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让人民群众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享受到福利的提高。（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