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12:21
其实,早在2008年初,我国率先在黑龙江、河北、云南三省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2009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至17个省。四川作为第二批试点省之一,先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和米易县、眉山市东坡区、乐山市夹江县、资阳市雁江区、南充市蓬安县6个县(区)进行试点。最近,记者前往雁江区和夹江县调查了解,初探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蹒跚前行的步伐。
在资阳市雁江区丹山镇罗高村,正在管护柠檬树的村民笑谈今年的收成,曾经因路烂卖难而带来的伤痛已成为过去。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2007年,罗高村600亩柠檬树开始挂果,年产柠檬10万公斤。由于当时路不通,运输非常困难,柠檬销路一直打不开,心急火燎的村民只得以每公斤1.7元的低价出售,而柠檬此时的市场价为每公斤4元左右。村民收获的喜悦很快被销售的烦恼所取代。
2009年,雁江区成为全省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以下简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六个试点区(县)之一。此时,罗高村人看到了修路的希望:“除了可以争取项目资金外,国家还要给予补贴,这样的好事过去哪里有啊!”在整合各方资金近135万元后,罗高村修建了3.5公里通村水泥路。今年,罗高村的柠檬种植规模扩大到800亩,预计初挂果产量达20万公斤。路,不再是制约柠檬产业发展的“拦路虎”了。
试点: 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从省上的试点办法可以看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主要是指村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开展村内公益事业建设项目,政府采取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的方式,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奖补政策重点支持的是农民需求最迫切的小型水利、村组道路、村容村貌改造等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据雁江区农综办的干部介绍,奖补政策的前提是农民自愿出资出劳,政府将在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上限标准内,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奖补,以政府奖补资金为引导,最终建立起多方投入、共同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新机制。
记者从丹山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统计表上看到,2009年全镇实施的59个项目涉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道路修建等内容,如堰塘村筹资64万元修通一组至八组5公里泥结碎石路算是投入较大的工程,而资金需求量小的如街村投入1.5万元资金修建60米的囤水田埂等。
对比丹山镇2008年至今年的数据,财政奖补政策对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推动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2008年,丹山镇通过“一事一议”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项目仅有20余个,2009年增至59个,总投资1256万元。在政策鼓励和试点成效的推动下,丹山镇今年的项目猛增到120余个,投入总资金将达到1951万元。
从雁江区农综办的申请报告来看,去年,雁江区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708个,直接受益群众52万余人。项目总投入1.65亿元,其中群众筹资702余万元,筹劳折资近3420万元,村集体投入36万元,社会捐赠5761万元,区级整合安排资金5285万元,财政奖补资金1374万元。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成效明显,建立起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分担机制。
实效:农民做主激活公益事业
今年3月,省财政厅副厅长陈炜一行深入雁江区,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进行调研。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雁江区将奖补政策与农村“一事一议”推行的“项目群众议、资金群众筹、财务群众理、质量群众管”的做法结合起来,有效推动了村级公益事业的发展。
以丹山镇田坝村修建1.16公里通村水泥路为例,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村“两委”提出项目计划,并反馈给村民讨论,80%以上的村民通过后,项目才算确定。之后,村“两委”制订项目方案、资金计划等,再反馈给村民讨论通过后,形成最终方案,并上报给镇经发办审核备案。田坝村村支书周荣华笑称自己只是个“执行官”,项目方案需经村民讨论通过,钱专户储存资金账目由民主理财小组管理,质量由村民工程质量监督小组负责,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扬了民主,体现了民意。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实行后,田坝村村民热情高涨,很快确定并通过上级审批了3个建设项目:1.16公里通村水泥路、6公里通组泥结碎石路、1条囤水田埂。项目完工后,田坝村基本实现通组入户的道路网络。基础设施改善后,农产品对外销售的渠道畅通了,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发展:村里发展550亩柠檬,并套种100亩韩国小米辣椒,每亩可以实现近7000元的纯利润。去年,田坝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5200元。
“过去,村里要干点公益事业,基本上是干部说了算,农民参与度不高。现在,村里要做哪些公益事业,怎么干、怎么管,全由村民自己做主商议决定。”中和镇中和村村主任李学明向记者讲起了修囤水田埂的事情。中和村干旱缺水,在旱情最严重的时候曾发生过附近河水断流的情况。无奈之下,村民只得放弃种植水稻,改种玉米等作物。“就拿二组修囤水田埂来说,很多年都没有修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出来了,村民的积极性很高,很快就修好了。如今,干旱已不会再影响中和村了,我们需要好好思考一下今后的产业发展了。”
焦点: 好政策莫成“鸡肋”
尽管从雁江区试点的情况来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在拉动各方资金向农村倾斜,以及在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公益事业建设的热情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收集到一些从上到下普遍反映的问题,最为集中的便是财政奖补政策参照的标准已经不适宜发展的需要。
按照政策,财政将在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标准内,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给予奖补,补助资金实行分级负担。像雁江区这样的非扩权强县试点县(区),实行省级财政负担50%、市财政负担20%、县财政负担30%。另外,财政奖补政策参照的是农村“一事一议”群众筹资筹劳标准,即每人每年筹资15元,每天筹劳14元,不超过10天。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每人每年15元的标准已远远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工工资也已达每天60元以上,这就使得补贴标准与实际脱节。
“一事一议”奖补政策,一方面要积极调动农民的建设热情,另一方面奖补资金和补贴标准偏低,这就形成了矛盾。中和村村主任李学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中和村修1.38公里水泥路为例,所需资金概算为38万余元,其中国家和省级的项目资金为14万元,村民筹资筹劳5万元,业主自愿捐资18万元。财政奖补仅为5万元的三分之一,即1.6万元左右,其中省级财政支付50%,即8000元。
按照组织安排，我于2020年10月到浙江省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习考察1个月。1个月以来，我通过实地调研、查阅文件资料、沟通交流等方式，全方位学习了解了江山市文旅产业发展情况、主要做法、十四五谋划等，以文旅工作者和游客双重身份深入了感受江山市的全域旅游。现将学习考察心得汇报如下：
深入江山一个月，方知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城，蜕变成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不仅抓住了“乡村振兴、旅游富民、文旅融合”的时代脉搏，更凝聚了全江山61万人的智慧。——雄伟壮观的江郎山，古朴浓郁的廿八都，低调隐秘的清漾毛氏村，以大陈古村为代表的3A景区传统村落……到了江山，走一走千年古道，看一看山水诗画，品一品原味乡愁，一幅融合传统和现代的山水实景画卷在心底蔓延开来。
一、文化转化成产品率高
解读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变成市场产品，变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物，将文化产品做得更加精致。
一是文化进景区，实现文化物化。步入廿八都古镇，特色民居建筑鳞次栉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廿八都山歌悠扬、木偶戏好戏连台、灯阵绚丽夺目，剪纸艺术指尖飞花，竹编工艺品琳琅满目，网红甩饼赏口悦目、文创伴手礼创意百出……文化、生活、商业完美融合，文化即生活、商业即生活，让人沉浸其间、参与其间。
二是文化进村庄，实现文化活化。和睦村手工制陶作坊的王中文老人高龄坚守、传承匠心，做活中国古陶活化石，在政府和村委会的帮扶下，他搭上了互联网快车，有了自己的淘宝店，以经济效益为内驱力，发展儿子为其直播带货、吸引年轻人学习制陶手艺；和睦村民宿经营者祝小敏设立古陶瓷修复室，作为江山市唯一的金缮修补工艺传承人，她定期开班授课，积极培养年轻人才，让古老的修瓷艺术在和睦村焕发蓬勃生机；首届“江山市历史文化名村”为10个古村落出版了十本书，让游客在古村落体验“手捧书本游古村”的厚重感。
三是文化进家庭，实现文化生活化。在城区及廿八都、大陈等文化底蕴较深厚的乡镇，鼓励民宿经营者结合本村历史文化，创造特色文化主题民宿，如江山市保安乡后坂村的西坡·江山箬山精品民宿，利用原本隐匿在梯田与竹林中的古朴村落，打造出了集咖啡厅、面包坊、户外游泳池、露天电影院、稻田耕作为一体的的无国界乡村休闲度假民宿聚落，吸引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世界各地游客。
四是文化进餐桌，实现文化大众化。不论是专家通过江山十大金牌名菜评审出来的须江三味鲜、蜂蛹土鸡蛋、和睦碳锅白鹅、金炉玉溪石斑鱼、养生药膳鸭、白玉乌骨汤、豆腐风炉仔、江山碗窑水库鱼、胴骨煲、鸡蛋炖泥鳅还是承载了乡愁的熏豆干、网红甩饼、或是江山人的一日三餐，都被热爱生活人们赋予了温情的故事、传承了深厚的历史，最终形成了江山旅游美食地图，形成“一村一碗、一镇一席”江山美食总体格局。
五是文化进礼堂，实现文化场景化。依托全市各行政村190个文化礼堂，举行的唱村歌、赛村歌活动，不仅全面提升农民凝聚力、向心力和归属感，经典村歌《妈妈的那碗大陈面》还在“庆丰收·迎小康”中国村歌大赛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会场循环播放；大型情景剧《你好江山》融合了江山婺剧、廿八都山歌、大陈村村歌、红色抗战历史等文化元素，利用大陈村小学、汪氏祠堂、村歌广场外景，在大陈村村歌广场形成固定化常态演出。
二、“旅游+”项目深入人心
江山市打造了涵盖“旅游+城市”“旅游+体育”“旅游+工业”“旅游+教育”“旅游+乡村”等近40个旅游打卡点。各项目利用自身所在地优势，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融合共享文旅项目，项目不仅引人入胜，更富有生命力、持续性、体验感和参与感。
一是“旅游+城市”实现了市区即景区及文旅资源公共生活化。在江山考察学习的一个月，从宿舍到单位的每一个角落都整洁有序，市内小景点如西山公园、江滨路、须江公园等，即是景点又是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游客只是暂住江山市区，也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实现“吃、住、游、购、娱”融合的旅游体验。
二是“旅游+体育”实现了特色体育赛事常态化，并通过创建休闲运动示范基地、邀请名人打卡等举措打造品牌、提升知名度。除越野跑、登山、骑行等特色休闲旅游项目外，漂流、三角翼、卡丁车等项目更吸引了国际知名人士前往打卡。如美国极限跳伞运动员杰克·布里斯翼装飞行穿越江郎山一线天，奥地利“蜘蛛侠”迈克·凯米特在江郎山无保护徒手攀岩、高空花式走软绳、定点地空跳伞，吴京前往江郎山参加新年登高大赛等。
三是“旅游+工业”将工业旅游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亮点。以恒亮、福赐德等为代表的江山蜂业成为了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打响了江山蜂业品牌。恒亮蜂业厂房内的蜜蜂文化主题博物馆陈列品与影像资料动静结合、虚实互补，成为了大家了解蜜蜂文化、学习蜜蜂精神的阵地和旅游打卡地。福赐德蜂业以蜜蜂养殖基地为依托，蜂产品生产加工为中心，蜜蜂文化、蜂疗养生为特色，打造“游客参观GMP工厂—体验蜜蜂养殖—了解蜜蜂文化—体验中医蜂疗—旅游精品购物”的休闲观光旅游养生特色线路。
四是“旅游+教育”实现了以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带动基地所在地旅游项目的目标。江山市打造了以秀美耕读、青少年拓展中心等研学基地为代表的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不仅给大规模的学生研学提供了广阔场地和丰富的教学内容，也吸引了大量浙江及国内外研学基地打造者前来观摩。
六是“旅游+乡村”实现了乡村旅游全域景区化发展。结合营地、休闲农场、民宿、市民农园、民间文化、非遗、文化遗产等丰富的文化底蕴，江山成功打造省A级景区村庄148个，其中3A级景区村庄27个。首先，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要求，深入挖掘村庄的自然地理、历史遗存、风土人情、产业特色等特点，打造了味道各异、品位各异、特色的各异的美丽乡村，如幸福大陈、书香清漾、醉美碗窑、古韵浔里、秀美耕读、长寿兴墩、哲学勤俭、森林龙井、魅力永兴和桃园洪福等。其次，推出了世遗江郎风采、古镇养生风韵等6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和“古道溯源”、“最江南”等6大核心景观片区，乡村休闲旅游已成为江山旅游发展的“主要引擎”和百姓实现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
小结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旅游好比一对夫妻，旅游负责赚钱养家，文化负责貌美如花，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关键在“融”字上。结合江山市将文化元素植入传统旅游产品，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推动“门票经济”向“产业链经济”，最终向“全产业链经济”转变的各项举措和我县实际情况，现就我县发展全域旅游提出如下建议意见：
（一）强化顶层设计，实施一把手工程。一是建立机制。实施“旅游富民兴县”战略，将文旅发展作为“一把手工程”，建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文旅发展的工作机制。如：成立全县文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担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乡镇一把手为成员，采取定期例会，研究、协调解决文旅发展中重大问题，形成重点难点问题专班推进机制；在文旅资源丰富的乡镇设立文旅办，做到专人专事专管。二是制定政策。文旅产业具有投资大、汇报周期长的鲜明特点，因此，制定支持文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招商引领、盘活市场活力至关重要。结合我县实际，可从业态发展、品牌创建、宣传营销、土地、税收、人才等方面制定支持、扶持政策，制定的政策体现特色化、差异化；加大文旅发展专项资金，并根据情况逐年提高，从资金保障上全力助推文旅产业发展。三是对接市场。文旅经济的效益最终由市场来检验和实现，我县要强化市场在文旅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创新投融资模式，加大招商引资；要加快文旅公司改革步伐，实现文旅公司实质性运作，将其打造成为我县文旅融资的主平台、招商引资的主载体、项目建设运营的主阵地。
（二）坚持全域打造，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是坚持全域规划。以全域旅游为导向，编制全县文旅发展总体规划，坚持县域范围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谋划推进，在与城市总规、城乡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规划“多规合一”基础上科学谋划全域旅游发展的总体定位、空间布局、业态布置、基础配套等，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二是加强资源整合。深入开展文旅+，积极培育“文旅+乡村、+体育、+农业、+林业”等新动能，打造多产业、多链条融合发展的文旅新格局；整合新农村建设、城乡环境治理等资金，集中投向全域旅游，实现基础实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从景区拓展到全县域；以政策和项目为载体，积极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投身文旅发展。三是打造核心品牌。立足生态优势，擦亮“山水彝乡、秀美马边”金字招牌，突出做强核心景区、美丽城区、休闲旅游三大版块，围绕大风顶、大王山、穿牛鼻等核心文旅资源，推动文旅重大项目向其集聚，实现以点带面，全面开花；充分挖掘彝文化、茶文化、民俗文化等内涵，全力打造南丝路古彝文化走廊文旅品牌。
古城丽江乃闻名中外的风景胜地，近日却因下辖县域内发生一起环保冲突事件分外触目。
8月4日上午11时许，云南丽江市华坪县兴泉镇兴泉村近两百村民，与当地大型水泥厂高源建材公司的106名人员发生冲突，致六名村民受伤住院。
冲突发生在水泥厂被责令关停、同时对外转卖的交接期间。这本是值得额手相庆的时刻；但村民担心旧业主不能兑现曾许下的环保补偿承诺，聚众到工厂讨说法，结果引致局部打斗。
这也是自今年7月24日国务院召开首次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国内发生的第一起群体性环保冲突事件。
对华坪县而言，这并非村民与企业间的首次冲突。早在一年前，数百村民曾以堵路的方式抗议水泥厂的高污染；后在政府协调下，企业向村民支付了环保补偿费，暂时掩盖了冲突。
此次流血事件发生六天后，华坪县政府召集协调会，敦促企业增加对村民的环保补偿费，平息事端。
然而，以经济补偿解决环保争端往往难以治本。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绿色家园和个人健康都远非金钱可补偿。由华坪环保冲突事件可见，经济欠发达地区要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怪圈，仍任重道远。
积年污染
从丽江古城坐车向东南行驶约七小时，可抵华坪。县城与四川攀枝花市接壤，地处金沙江中段北岸。全县2200平方公里，97％为山区，但因煤炭、石灰石及水力资源相对丰富，成为丽江地区工业大县。
高源建材公司前身为华坪县国有水泥厂，始建于1985年，是丽江地区明星企业。建厂之初，丽江市环保局尚未成立，为便于原材料开采及运输，工厂选址于兴泉镇兴泉村8-13村民小组之间的石灰石富矿区。
最初，水泥厂配置了当时云南省较先进的旋窑生产线，但因除尘设施时好时坏，粉尘、噪音污染不断。不过，由于此前村民环保意识淡薄，兼之工厂吸纳了部分村民进厂工作，村民虽偶有怨言，却从未与企业产生正面冲突。
此后，华坪水泥厂效益滑坡，连年亏损。2003年，企业转制，被低价售给当地煤矿老板李源，变身私营企业，并改现名，生产规模为年产12万吨水泥。
2005年底，因经营不善，企业二度易手，新业主为四川水泥商王钟琼，本地煤矿企业金达公司的董事长毛凯亦是合伙人。
01
据悉，王钟琼当初收购高源建材公司，是瞄准了云南省最后一批水泥厂技改扩能项目的指标。在当地政府力推下，前老板李源曾于2004年从云南省经委获批日产2000吨的环保型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项目。当时，适值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高峰期，金沙江数个水电站开建在即，在国家对水泥生产总规模设限的情况下，这一技改扩能项目看来前景美妙。
然而，环保型的新项目预计投资1.5亿元以上，新业主王钟琼虽经多方融资仍难偿愿。当2006年底云南省经委规定的项目开工限期到来时，丽江市经委不得不向上级请求，将该项目延期至2008年12月前建设。
与此同时，为扩大在金沙江、攀枝花一带水泥市场的占有量，王钟琼于2006年下半年起，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兴建了两条早已被原国家环保总局明令禁止的立窑生产线，生产规模为年产16万吨。新生产线于2006年末试产，并于2007年2月正式投产。
两条立窑生产线投资1200万元，其中800万元为王钟琼个人筹资，另有400万元为职工集资，集资者中包括部分在厂里工作的村民。新生产线虽安排了除尘设施，但效果极差。正是这两条缺少环保投入的生产线（粉尘几乎直接排放），激化了企业与村民的矛盾，亦使企业“升格”为云南省污染大户。
“白天出门逛一圈，衣服上肯定落满灰尘；晚上打开手电筒，可以看到粉尘像细雨一样往下落，家具上的灰怎么也擦不完。”有村民向《财经》记者形容，地里再也种不出干净的蔬菜，每次杀猪，都可从猪膀胱中掏出大小不一的粉尘包，“最大的有拳头大”。
华坪县环保局局长谢贤恒告诉《财经》记者，2006年底至2007年，当地村民曾两次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地方环保部门投诉污染情况。“我们非常重视。”他拿出2006年11月以来县环保局对高源建材公司开具的七份监察令，其中有六份为责令停建、停止违法排污、立即拆除立窑生产线的整改监察通知书，另一份为罚款5万元的处罚决定。“每次企业都满口答应，但从来也不动。”
有知情者向《财经》记者透露，水泥厂虽年年亏损，负债累累，“但可以增加GDP，提供37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还可以缴纳几百万元的税收，也有一定的经济带动作用”，对于华坪这个并不富裕且增长空间有限的西南小县而言，也算重要的经济支柱。
当地村民对水泥厂也是“爱恨交加”，因为通过入厂打工、向工厂包揽小工程、开采及运输石灰石、开办小商档等方式，他们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周边地区。
2007年6月28日，云南省政府下达《关于做好淘汰落后水泥生产能力工作的通知》，提出当前水泥产业资源及能耗过高，而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大幅跌落，决定淘汰占全省水泥生产能力47.8％的立窑生产线。其中，高源建材公司的两条立窑生产线属违规新建项目，被要求在2008年6月30日前淘汰。
“这个通知下达后，县里决定先让它继续生产，到今年6月30日再坚决关停。”华坪县政府一位官员说。之所以用“坚决”一词，是因为到2008年12月以前，四年前获批的日产2000吨环保型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项目再不动工，华坪将永远与其失之交臂。
但备受粉尘困扰的村民已不堪忍受。早在2007年5月，就有村民代表找王钟琼交涉，要求其治污，或付环保补偿费。
协商未果，数百名村民遂聚众到厂区堵路。政府很快出面，经协调，企业同意给离厂区最近的六个自然村（即兴泉村8-13村民小组）的1800名村民提供经济补偿，标准为当年每人300元。
2007年底，领到300元补偿金的村民决定继续忍受粉尘污染。
承诺久拖未决
“如果企业继续开办下去，可能一段时间内大家都相安无事。”华坪县政府一位官员称。问题出在今年6月30日高源建材公司的两条立窑生产线被勒令关停后。
由于王钟琼已被证实无实力投资新技改项目，华坪县政府在此后一个月内苦寻接棒者，最终通过“做工作”，确定由当地第四大煤矿企业定华能源公司接手。
“从做生意的角度看，我不会选择接手这家厂子；投资上2亿元的项目，做别的可能更好。”定华能源公司老板陈定华8月11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他接手水泥厂更多是出于回报家乡的情感因素。
据悉，截至2008年6月30日，高源建材公司的债务本息已超过7000万元，债权分属华坪县财政局、县电力公司、农行华坪县分行及当地信用社。知情者称，陈定华的接手条件是，县财政及县电力公司将全额免除过往债务；同时，省市县三级将为新项目提供部分免息贷款。
“换新老板我们不管，但旧老板的承诺要兑现。”兴泉村村民告诉记者，大家最关心的旧老板的承诺有两个：今年上半年的环保补偿费；为村子架设自来水管。前者是2007年人均300元环保补偿费的延续，后者则相对复杂。
据介绍，早在第一任私营老板李源期间，水泥厂就承诺解决村民水源不足的问题，愿为工厂附近六个村架设自来水管。“这个事报纸上也登了，说李源准备这样做，但他后来就走人了。王钟琼接手以后，也公开承诺由她来解决自来水问题，但现在她也快走了，问题还是没解决。”
村民表示，要求企业架设自来水管并非因为水源污染，而是因为粉尘污染严重，村民们用水量增加。“过去地里的蔬菜洗一遍就可下锅，现在洗好几遍，菜叶子还是灰白的；洗澡、洗衣服都是这样。”而当地属石灰岩地区，原本水源短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挖煤及挖矿热潮以来，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单靠打井已不能满足用水需要。
凭借煤矿及石灰石的富集优势，华坪县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丽江市古城区以外经济发展最好的县份。矿产主要集中在县城的一小部分地带，兴泉村即为矿区。上世纪90年代，在矿物开采管理最混乱的时候，这里近2平方公里的地块上聚集了十余家石灰石采矿企业、五六家小煤矿，还有水泥厂这个大项目。
“过去大家不懂，现在大家有点懂了，就是要闹，不闹解决不了问题。”一位村民说。
今年7月29日，在与企业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兴泉村数百村民在高源建材公司厂区大门前聚众堵路，连堵三天。直到7月31日，在政府协调下，企业给1800名村民每人补发了200元补偿费，村民方始散去。
但架设水管的问题依然没解决。
8月3日，村民们再度聚集到厂里，并给王钟琼打电话，问事情何时解决。王答复，请大家8月4日上午到厂里谈。
冲突事发
8月4日上午8时许，数十村民们陆续赶到高源建材公司。“有的来问自来水的事，有的是来结账的（指与工厂有工程承包或运石、运煤往来的村民）。”一位到场者称，大家到了后，散坐在厂办公大楼前的草坪上。
“当时老板都不在，大家就等着。”约一小时后，13辆车满载着青壮年赶到厂里，“大家看车子，知道是金达公司（即水泥厂合伙人毛凯的公司）的车”。
之后，有村民发现其中一辆皮卡的货厢里有大堆两米左右的塑料棒。有人疑心这是金达公司带来的武器。
“一开始有个老人上前细看，结果对方向他呼喝：看什么看！别把车子整坏了。”华坪县副县长王金宝告诉记者。这番话引来更多村民上前查看，双方开始对骂。
上午11时30分许，双方口角升级，“对方的人突然冲出来，抄起胶棒就打人。”村民猝不及防，有六人立时被打翻在地。
据悉，此前即有村民给村小组长打电话报告，随后村小组长向镇派出所报案。多名目击者称，打斗只持续了五六分钟，即被在场的官员及警察拉开。
当天大雨，随后闻讯从各处冒雨赶来的村民，堵住了出入厂区的惟一通道，“防止凶手逃跑”。后来者以青壮年村民居多，一到场即向打人者叫阵，但对方已被警方限制在办公楼内不得出来。
情绪激动的村民遂开始打砸办公楼的玻璃，并将13辆汽车的车窗砸坏，将车子掀翻。“有人提出再用火烧，但被村小组长制止了。”
“当前是特殊时期，维稳工作非常重要。”一位政府官员称，为了不激化矛盾，只要村民的行为没伤到人，警方均不予制止。
脆弱的补偿
冲突期间，华坪县分管公安的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及县长陆续冒雨赶到现场与村民对话。
“在医疗费、抓凶手、自来水管架设之外，村民还提出每个村要给10万元治污费。”王金宝告诉《财经》记者，“对于这最后一项，不能完全支持――有些污染是历史问题，王钟琼只在这里干了一年半，村民不能把什么都推给人家。”
在反复对话下，县长曹金明最终向村民承诺，称将对肇事者“从快从严从重打击”，对伤员全力救治，对群众的诉求专门安排工作组听取。
事件从当日上午9时许持续到次日凌晨5时，直到企业方的106名人员被警方带走调查，村民方陆续散去。
王金宝称，经向企业了解，当天到场的106名企业方面的人员，“都是来吃羊肉的……旧厂子要散了，大家聚一聚”。而车里的胶棒亦非武器，“这是输煤机上用来连接皮带的连接棒”。
但村民们执意认为这是厂方有组织的一次攻击。“如果是来吃羊肉宴的，为什么只有青壮男子？过去请客吃饭都在饭店里，为什么这次要在厂里？为什么请了人来吃饭，还通知我们来商量补偿的事？”
华坪县政府在8月10日下午就补偿问题定下了新方案：就自来水管架设问题，将折算成钱，按每位村民一次性补给500元的标准发放；对上半年的环保补偿费，将从过去的200元提高至300元。此外，对受污染最重的三个村，每个村额外再补给10万元，用于治污及公益事业发展（之前的方案为8万元）。
据悉，目前警方已从参与冲突事件的企业方面人员中，确定了五人为“重点参与打斗人员”。华坪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焕超证实，确定拘留的五个人中，有三名为金达公司员工。
“我们会争取在30天内破案。”李焕超告诉《财经》记者。
华坪环保冲突即将告一段落。但与此同时，当地民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却正伴随着这一事件而启幕。
过去20余年来，本地及外地人挖矿导致的水土流失、水位下降，河道污染等问题，至今仍在困扰着村民们的生活。《财经》记者在华坪县采访时，多位村民表示，“今后对新业主或煤矿、石灰石矿等引起的环保问题，我们会继续闹。”
除了高源建材公司，早在2006年，华坪县兴泉镇兴泉村还迎来了丽江地区规模最大、环保及技术水平均处领先的水泥厂――丽江水泥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刚进入试运行阶段。该公司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8月9日晚，该厂在烘炉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黑烟，立即受到村民的警告。
记者也注意到，当前村民关注环保的核心仍在于索赔，一旦赔偿到位，即可继续接受污染。“这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较常见的维权方式，是一种低层次的环保意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告诉《财经》记者，真正的环保行为不以争取经济利益为诉求，而是让企业停止污染与侵害。否则，“以钱补污”的模式将不断拖延治污进程，最终受害者仍将是民众。
农村地区环保的另一难点在于，污染大户往往是当地经济支柱，在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评价指标下，政府倾向于姑息包庇企业的污染行为。
“苍白无力，”华坪县环保局局长谢贤恒这样形容他眼下的工作，“我们最厉害的手段就是罚款，可是你既不能断它的电，也不可能停水。”
谢贤恒告诉《财经》记者，来环保局工作之前，他曾是华坪县计生局局长。他感慨与计生工作相比，环保工作在基层刚起步，职能部门编制少而手段弱。环保局监管全县200余企业（农村面源污染尚末列入工作重点），但包括办公室文职在内，工作人员仅16名，乡镇及工业村里均无监管人员。他认为，环保难以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是机制问题。
突出实践性。市委要求做好“四个结合”,即与推动省委“两个加快”和市委“三次创业”相结合,与干部作风建设相结合,与推进“十项民生工程”相结合,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相结合。
突出针对性。市委组织部提出“四大活动主题”,即农村“党建富民促发展”,社区“党建惠民促和谐”,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增效强组织”,机关、国企、医疗卫生和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党建服务增效能”的主题。
突出实效性。广泛开展“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和“勤廉双优”活动,全市建立市、县领导联系点150余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180多个。
(广安市委组织部/文道才)
雅安市:普通党员可旁听党委会议
最近,雅安市出台《党员旁听党委会议制度》,规定企业、农村、街道社区、机关等基层单位的普通党员可应邀旁听本辖区本单位的党委会议,参与党委决策并对决策过程进行监督。
该制度规定,凡是党组织关系在所在党委、能认真履行党员义务、乐于参与党内事务并有一定议事能力的党员都可自愿报名申请,经审核后分类随机抽签确定。党员旁听的时间、地点、议题和旁听名额、条件、报名方式等一般在会议召开前一周。对旁听党员的意见和建议,无论采纳与否,一般在5日内回复。
(雅安市委组织部/刘宝)
仁寿县: 扎实开展“万村党建富民行动”
全程培养农村“后备军”,加强村级班子建设。在农村致富能手等人群中选定1246名优秀青年为村级后备干部,加强培养。同时,建立健全乡土人才信息库、加强民主测评结果运用、制订村后备干部管理办法。
市场选培农村经纪人,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继续壮大文宫枇杷、华仁冬枣、禾加青见等省内外知名品牌,着力在农村科技示范户等人员中物色农村经纪人,促进生产者向经营者角色转变。
“二次开发”农村离职老干部,化解基层矛盾与纠纷。采取自行申报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县60个乡镇聘任1800多名离职村组干部为宣讲员、代访员、调解员,营造“万村党建富民行动”的良好氛围。
(仁寿县委组织部/邓光友)
夹江县:把村支书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抓好选拔任用。注重从私企业主、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能人中物色和培养后备人选,拓宽选人渠道。
强化教育培训。每年对全县村支书进行一次集中大培训,县委主要领导带头上课。
注重激励保障。不断提高村支书的基本报酬,兼职兼薪;全面落实村支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保费补贴和离任生活补助政策;加大对优秀村支书的奖励力度。
严格监督管理。逐步完善村组干部管理办法,重点加强对村支书的考核管理;探索试行村支书述职述廉制度;严格执行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村支书履行职责。
(夹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卢洪)
青神县:全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前不久,青神县出台《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全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一是全面调动党员干部学习自觉性,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二是“一把手”亲自抓组织引导,每月组织单位干部职工进行不少于两小时的集中学习。三是抓好县委中心组学习,全年集中学习不少于12天,中心组成员须讲一堂课或作一次专题讲座。四是完善乡镇“一把手”论坛等载体,扩大干部培训覆盖面。
(青神县委组织部/瞿波)
翠屏区:将村干部培养成“土专家”
近年来,翠屏区从建立完善四项机制入手,着力把村干部培养成精通农村实用技术的“土专家”,带动农村党员群众创业致富。
四项机制即建立分类培训制度,实行集中培育;建立导师辅学制度,实行跟踪培育;建立实践熔炼制度,实行一线培育;建立创业扶持制度,实行重点培育。目前,全区1024名村干部中已培育专业技术骨干260多名,有7名村干部获得省农业厅表彰。
(翠屏区委组织部/胡刚)
西昌市:积极抓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党政重视强领导。建立由各级党组织“一把手”任组长的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从市级党政机关、经济部门选派15名干部担任党建联络员,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建章立制促规范。出台《关于落实非公企业党组织活动经费的实施意见》,对“两新”组织党费实行先交再全额返还,为党员活动提供经费保障。
整合资源抓组建。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等形式,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
(西昌市委组织部/黎克元)
通江县:“四全”举措深化基层民主
党务政务全公开。通过电视、广播等方式全面公开部门职能、办事流程等信息,做到既方便群众办事,又确保群众的知情权。
重要会议全开放。邀请各级“两代表一委员”列席县委常委会、县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议,乡镇和县级部门邀请特约监督员、服务对象、普通群众代表列席党委(党组)重要会议。
重大决策全听证。要求重大项目实施、重要决策出台、重大人事任免、大额资金开支一律纳入听证范围,否则一律不纳入党委会票决。
代表联系全覆盖。推行“县委常委联系县委委员、县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四联”制度。代表、委员深入基层一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通江县委组织部/苟国)
大邑县:构建党代会常任制长效运行机制
作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县,大邑县在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党代会制度体系、创新党代表活动载体、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多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与实践,初步构建起了党代会常任制长效运行机制。
该机制主要“突出四化”:行使权利制度化,参政议政不缺位;开展活动常态化,传递民声不走调;服务发展社会化,带头践诺不等闲;完善决策科学化,大胆创新不逾矩。为此,县委实施了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提案办理制、党代表视察调研制等多项制度。
(大邑县委组织部/罗晓勇)
岳池县:积极为科学发展引才聚智
岳池县今年在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工作中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三到位三坚持”措施为科学发展引才聚智。
“三到位”做好基础工作,即调研到位、宣传到位、服务到位。“三拓宽”打造政策洼地,即拓宽引进渠道、拓宽优惠政策、拓宽激励机制。“三坚持”实施阳光选聘,即坚持公平公正、坚持公开透明、坚持好中选优。
(岳池县委组织部/宋亚辉 罗隽华 郭 珍)
合江县:进一步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
创新机制壮队伍。采取从现任村干部和党员群众中“选”、机关优秀后备干部中“派”、外出致富能人中“推”、优秀大学生中“考”等措施,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成员。全县共有81名外出务工人员、县乡机关干部到村任职,3年来共选聘201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到村工作。
注重教育强素质。充分利用乡镇党员培训中心、远程教育站点等载体,重点抓好村干部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能力。
落实责任提效能。积极推行岗位目标责任制,规定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工作职责,制订考核评价体系,并将村党组织书记纳入县委组织部管理。
优化环境激活力。全面落实村干部待遇,建立健全村干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并加大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公务员力度。
(合江县委组织部/杨 露)
南江县:“三议三公开”搭建党员议政新平台
今年以来,南江县全面推行“三议三公开”工作法,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当好党委的宣传员、群众的代表员、基层的观察员、落实的监督员,有效保障了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明确范围,公开旁听内容。即明确党员旁听的会议类别、党员旁听的会议事项、党员旁听的参与路径。
规范选拔,公开旁听人员。即规范旁听党员的资格条件和产生程序、规范旁听党员信息的途径和范围、规范旁听党员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完善机制,公开旁听过程。即注重会前提议、注重会中商议、注重会后评议。
(南江县委组织部/岳晓燕 陈 何李正友)
温江区:新闻会揭开组织工作神秘“面纱”
作为成都市率先建立组织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温江区,于4月15日召开首次组织工作新闻会。温江区委组织部新闻发言人、常务副部长濮树贵就温江区围绕“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区”,对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干部作风建设等做法作了介绍。
关键词：自然法；自由；平等；民主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1－36－03
一、自然法的基础
(一)文化基础――事功文化
1、义利观。浙东事功学派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倾向，主张“义利并重”。叶适主张“成其利。致其义”，强调通过事功实现义利统一，“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陈亮主张“人生不能无欲”。浙东事功学派重利轻义倾向的义利观。成为浙江人精神中“敢为天下先”意识的伦理遗传基因。
2、本末观。中国历来将农业作为本，将工商作为末。但浙东事功学派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重视工商业的思想。陈亮在《四弊》中提出，“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主张农商并重。叶适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
3、富民观。浙东学派提倡富国要先富民。叶适反对行管(仲)桑(弘羊)之术，反对盘剥百姓。他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提出“富人代天子养小民”的观点①。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保护求富，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富民观直接影响了后世浙江百姓对经商求富的态度，
(二)经济基础――族田制度
1、管理机构坚持监管分开。溪刘氏族谱规定：“祠中权立祠长一人，总理祠中银谷出入。另设监理三人，大房一人，三房两人，以辅之。其进出账目于春秋祭之第二日会同合祠理事核算一次，以资征信”。蒲潭王氏族谱规定：“本祠设族长一人，综理常务存贮一人，专司出纳执簿一人，登记账目监理四人，专司监督”。
2、管理人员通过公选产生。前洪吴氏规定：“家长祠长例定三载一换，公正者再举充人，其出入钱钞务于交代之日先后清算。不得私相援受”。稠岩杨氏规定：“通族公举年高德迈者为家长，各房举贤者为房长”④。蒲潭王氏规定：“人员由全体绅衿家长集议选举”，一般以3－5年为一任，
3、族田管理者没有丰厚报酬。担任管理者主要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荣誉感，在物质上则比较少，甚至管理者的待遇不如70岁以上老人，只和厨子相同。如义邑叶氏规定：“春秋小祭…其七十以上者，每名给馒首三双，八十以上者，每名给生胙一斤，馒首两双。买办祭品及司厨、司切、房长、祠长各给馒首一双”。
4、实行族人租佃制。浙江由于土地稀少，族田主要是靠宗族内部捐助产生。因此在出租方式选择上更倾向于内部族人。浙江义乌族田主要出租给族人，以《倍磊陈氏宗谱》之《能论公祀田》为例，能论公祀产共有11.9公顷，明确可以确认租给外姓的只有0.517公顷，出租给外姓的族田只占到4.4％。在租金上。根据陈安定、慈鸿飞的推算，得出义乌县的族田租金率是33％，私田租金率为50％－60％，相差20多个百分点。由于佃户主要是族人，体现了族内富帮穷的互济作用。
二、自然法的分层
第一，差序格局中的自我意识。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与奥卡姆第一层次自然法的自然理性相一致的是个人对自我的理性认识。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由己及外，层层外推，向内看是己的，向外看是公的。自我的范围半径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甚至是邻里。由于浙江事功文化的传统，功利主义决定了浙江人的自我半径要小于中国一般乡村社会中的个人自我半径。重利、重商、富民的观点决定了浙江人在个人理性中更具有利己主义色彩，更强调个人自我意识。
第二，乡村社会中的礼法秩序。费孝通认为。在差序格局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协调人际关系的方法是礼治。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于礼，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适的意思。显然，这就是奥卡姆所说的第二类自然法。在礼的内容中，最主要是伦常。浙江由于崇尚功利主义，以利己为核心的市场竞争非常盛行，但因浙江传统乡村社会中差序格局造成利己和利他边界的伸缩性，造成在市场交易行为中为机会主义留有大量空间，以伦常为核心的礼治秩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护了浙江乡村社会的稳定性。
第三，宗族传统中的宗范族规。奥卡姆自然法的第三层次是一种比传统更具体、比成文法相对抽象的规则，实际上在执行上已经不仅仅靠内省，而且具有一定的强制力。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为移风易俗，当时的中央统治者推行宗族乡约化，浙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宗范族规，并在全国具有相当典型性。宗范族规不同于国家法律，前者偏重于伦理，后者偏重于权责，即使是惩罚戒条，也主要是以伦理为依据，因此这也属于自然法范畴。
笔者认为，这三层自然法是呈金子塔形状的：最高层是差序格局中的自我意识，由于这层自然法主要是个人自我意识，受事功文化所决定。因此最稳定。其是浙江社会演化的最终元规则：中间层是乡村社会中的礼法秩序，这一层自然法的特点是相对稳定，由第一层的个人自我意识所决定的网格人际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利己和利他的矛盾，进而产生了内部交易费用，这就需要道德层面的礼法秩序来予以降低；最底层是宗族传统中的宗范族规，其是在礼崩乐坏、第二层自然法不起作用时，由特定宗族组织制定的成文道德规范，这层自然法具有鲜明的演化特征。
三、自然法的特征
(一)意志自由
哈耶克的自由观对浙江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哈耶克的自由观区分了意志的不自由和外在的不自由。更强调意志自由。笔者认为，纵然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能选择任何行为，但我们既有正确的意志，也有错误的意志，唯有不诱于自然的冲动，而依据内在的道德法则行事，才是真正的自由，此即道德自由(本身就是意志自由)的真义。亦即意志自由要符合善的标准。
在浙江乡村社会中，善的标准即是否符合礼的标准。因为礼是由一代代通过实践不断积累下来的经验，只要外在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礼就能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起到保护作用。在这种意义上，礼的标准即是善的标准。社会中的个人，只要从“克己复礼”的道德基准出发进行决策，这种决策行为在意志上就是符合正确的意志自由取向。正如对浙江多家宗族族谱的考察中发现，宗族的宗范族规的依据是经典的伦理层面的礼，即作为第三层次的自然法与作为第二层次的礼治存在内在的高度一致性。遵循这样的宗范族规，并不能推断出限制自由的结论，相反，能推断出符合道德的意志自由的结论。
(二)应然平等
平等的概念存在“自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哈耶克继承了“自然”和“应然”两个层面的平等概念，赞成后者，反对前者。他认为人的差异性是与生俱来的，反对事实上平等之说，而主张法律和道德之前的平等，并认为这是真正有助于维护而不会破坏自由的平
等，即主张人在自然法面前是平等的。
在浙江乡村社会中，应该说，所有族人在宗范族规面前是平等的。在对族田制度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没有族长利用修订宗范族规的特权来制订有利于自己侵吞族产的条款，相反，族规中更多的是扶助族内弱势群体、监督强势群体的条款。因此，族人在自然法面前是平等的，即一种“应然”层面的平等。
“自然”层面的平等观念，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物质层面的平等，一旦出现贫富差异，贫者就直接要求重新分配财富，导致贫富阶层之间的对立。贫者会对富者形成种种掣肘，富者也不愿意扶助贫者。反观浙江地区，族田主要是出租给族人的，而且在族田制度设计上具有扶持弱者的倾向。根据现有文献，族田租金纠纷基本都能通过宗族内部协调解决，很少通过官司的方式。究其原因，作为族人的佃农。其自身利益与整个宗族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族人身份的佃农在感情和意志上和族内其他人是相对平等的。这种应然平等观念，使族人对宗族整体利益可能存在的道德危机行为形成了较强的制约。因此，浙江地区的宗族内部更容易产生互济倾向。
4月15日，江西省广昌县驿前镇江背村来了一位知性、端庄、浑身散发着母爱光辉的女士，她就是董淑贞“董妈妈”。今年她又来到了这个村子，为村子修建了蓄水池和约4公里的水管，解决了村民饮水难的问题。随后还去了当地的新坊小学，为困难学生捐赠奖学金。
董淑贞已经在江西省捐赠13个年头了，每年捐赠50个高、中、小学生（3.5万元奖学金）。去年是董淑贞第二次来到江背村，一路走一路看，她看到乡间没有像样的公路，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听当地的村民说，只要一下雨，乡间的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非常不好走，出行很不方便。董淑贞听后皱起眉头，脸上出现了沉思的表情，还没有等她说什么，旁边一个村民就搭过腔来说道：“这还算是好的哩！”“噢？为啥？”董淑贞满脸疑惑地望着这个说话的村民。村民说，“因为附近没有水喝，下雨了就只能接点雨水喝，我们江背村地处偏远，又没啥钱，修不起水井噢。”
听闻这个，董淑贞立马向当地负责人求证，当地负责人告知董淑贞，江背村有127户，有600多村民，饮水难一直是个大问题。村民们需要长途跋涉，走4公里路去提水，来回就是8公里，很辛苦。之前，村里也有规划，就是在山上建立个蓄水池接上4公里的水管，这样能将水池的水导引到各家中的水龙头，127户的村民就能喝上水了。可就是因为资金紧张，修建蓄水池和4公里的水管所需要的资金不少，所以……
听到这里，董淑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脑海中闪现出了村民们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孩子们那纯洁动听的笑声，心中的爱无限制地喷涌而出，当即答应当地负责人捐资建造蓄水池和4公里的水管。
回去后，董淑贞马上着手办理此事，当即联系到了她的好友蔡慧并与她说了此事。蔡慧听闻后，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各出资5万元，加上县政府的补助款，用于修建蓄水池和4公里的水管，以解决长期困扰村民吃水难问题。
随后，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地施工，蓄水池和水管终于修建完毕。4月15日，董淑贞再次来到江背村，并出席村里举行的饮水工程揭幕仪式。县人武部政委杜辉根感谢两位慷慨解囊，解决了127户600位村民多年没水喝的问题。董淑贞作了简短的致辞。随后，村民代表向董淑贞送上“大爱无疆，真情奉献”的爱心锦旗。最后，董淑贞与参会领导共同为捐助仪式揭牌。
仪式结束后，董淑贞迫不及待地到村民家中打开水龙头，看着流出的清凉甘甜的山泉水，她脸上绽放出了快乐的笑容。村民热情地用水龙头中的山泉水煮玉米、番薯、花生、鸡蛋等食品，并一定要她品尝。看着村民那一张张感恩的笑脸，董淑贞的眼泪不时地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小小的资助，帮他们解决了几十年的饮水问题，她在心里说道：“谢谢老天让我有能力帮助别人。感恩！”
相聚总是短暂。村民在“董妈妈”上车离开前，非要她带一些自己家中母鸡下的蛋。董淑贞也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当然知道一只母鸡一天只下一个蛋。看着村民手中拿着的几个鸡蛋，她百般推脱，因为她知道，这几个鸡蛋对于她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这些贫苦的村民来说，这些算是他们的“奢侈品”了，要不然也不会拿来送人。村民的热情，让她备受感动，心中有着“沉甸甸”的满足感，更加坚信了她要继续帮助别人的决心。
接着“董妈妈”来到新坊小学，由于这个村小学只有几十个学生，所以她只捐赠了现场的11名小学生共5500元，其他29500元交给其他学校老师代为捐赠给39位高、初、小学困难生。
随后“董妈妈”去看望了另一个困难学生家庭，由于该生父亲务农时摔伤了脊椎，造成半身不遂，只能靠轮椅行动，家中没有壮劳力维持生计，大大小小6口人都要靠妻子务农，一年赚不到人民币1万元，而3个孩子2个已考上大学。“董妈妈”听了非常感动，觉得他们一家不容易，生活条件这么艰苦，还咬紧牙关坚持让孩子上学，并改变孩子将来命运，她当即决定再捐赠5000元学生助学金给这一困难家庭。
董淑贞经常告知自己心中的“爱”永远没有距离及界限，不管你今天做得多好，但还有更好更美丽的故事要我们去做去实现。做一天好人容易，做一辈子的好人也很容易，只要你心中有爱，存着感恩之心，你就会自动帮助这个大千世界，干手观音菩萨的干手，就有你的一双手在其中，不是吗？
[关键词]辛弃疾；苏轼；农村词；继承；发展
[作者简介]康丽云（1962―），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宜春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江西宜春336000）
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文人自身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等诸多因素，描写农村风光，反映农民生活的词作并不多。从词的发展史来看，最早写农村词的是苏轼。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线，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创作了清新明朗、朴素无华的农村词。继苏轼之后的辛弃疾，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关注农村题材，他常常用通俗浅近、朴素清新的语言创作农村词。辛弃疾的农村词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都直接承继了苏轼的农村词，并且有所发展。本文仅从农村场景的描绘上，农民形象的塑造上，表现手法的运用上三方面探讨辛弃疾农村词与苏轼农村词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一、农村场景的描绘上
农村场景的描绘包括描写农村的自然风光以及农民的生活图画两方面。
苏轼不仅是一位具备多种艺术才能和有过杰出革新创造的优秀作家，而且是一位廉正贤明的地方长官。他在任密州、徐州和杭州知府时，曾经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如筑堤坝，修水利，灌溉农田，亲自组织领导农民抗水灾，抗旱灾等等，并多次请奏朝庭减免农民的赋税。他还以“世农”自居，表示愿意世代务农。由于苏轼关注、热爱农民及农耕生活，因此他创作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农村词。其农村词虽然数量不多，大约只占其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却描绘了农村的自然风光和农民的生活图画。如著名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五首：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来说与采桑姑。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软肌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这组词创作于1078年，苏轼时任徐州知府。这一年竟然一春无雨，旱情严重。徐州城东20里有一石潭，与泗水相通。作为一州长官苏轼和老百姓一起来这里求雨，捉鱼放生于石潭。得雨后，苏轼又赶去参加石潭祭神“谢雨”的仪式，与民同庆，沿途所见所闻，写下了这组组词。词既描写了农村宁静质朴的自然风光，如“日照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麻叶层层苘叶光”；“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等词句。也描写了农民的生活图画，如“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等词句。表现了苏轼热爱农村，关爱农民的情怀。
继苏轼之后的辛弃疾，进一步把农村题材写入词中，其词也描绘了农村的自然风光及农民的生活场景，但题材更广泛，反映更全面。
辛弃疾把农村的一虫一鸟、一鱼一雁、一草一木、一石一水等自然景物都摄入了笔端。如“春雨满，秧新谷，闲日永眠黄犊”，“看云连麦陇，雪堆蚕簇”（《满江红・山中即事》）；“朱朱粉粉野蒿开”（《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春入平原荠菜花”（《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新柳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鹧鸪天・戏题村舍》）；“宿路窥沙孤影动，应有鱼虾入梦”（《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陌上柔桑初破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村点暮鸦”（《鹧鸪天・代人赋》）等词句，都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农村朴素清新的自然风光。
辛弃疾还善于选择农村典型的生活场景，反映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鸡鸭成群晚未收，桑麻长过屋山头”（《鹧鸪天・戏题村舍》）；“青裙缟J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北陇田高踏水频，西溪禾旱已尝新，隔墙沽酒煮纤鳞”（《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等词句，描写了农民的劳动生活。
又如“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水调歌头》）；“被野老、相扶入东园，枇杷熟”（《满江红・山居即事》）；“夜来归梦江上，父老欢余。荻花深处，唤儿童、吹火烹鲈”（《汉宫春・答李兼善提举和章》）等词句，描写了农民的热情好客。
再如：“自言此地生儿女，不嫁余家即聘周”（《鹧鸪天・戏题村舍》）；“寿酒同斟喜有馀，朱颜却对白髭R。两人百岁恰乘除。婚嫁剩添儿女拜，平安频拆外家书。年年堂上寿星图”（《浣溪沙・寿酒同斟喜有馀》）；“东家娶妇，西家嫁女，灯火门前笑语”（《鹊桥仙・松冈避暑》）等词句，反映了农民的风俗习惯。
辛弃疾在继承苏轼描写农村自然风光，反映农民生活场景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农村的各种自然风光，把农民的劳动、人情、风俗等生活场景写入词中，扩大了农村词的表现范围。
二、农民形象的塑造上
由于苏轼能够深入到农村中去，对农民的劳动生活情况有着直接的了解和认识，并且与农民的关系友好亲密，因此，他在词中塑造了一些农民形象。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之一下片：“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来说与采桑姑”。描写一群在户外劳作的农民乍见官家求神队伍的心理动作的反映。农民们平时怕见官家，猛地见到官家队伍来了，个个吓得象胆小的麋鹿那样，纷纷跑开。但是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奇，所以并未跑得太远。当他们看清这是一支为百姓谢神而来的队伍，并不会伤害他们时，他们又顺着谢神的鼓声自动跑回来围观。有些小伙子还赶紧跑回村里，把消息告诉那些年轻的村姑们。词人用了两个生动的比喻，出神入化地勾勒出了农民的心理神态。
又如：“黄童白叟聚睢盱”；“道逢醉叟卧黄昏”；“隔篱娇语络丝娘”；“牛衣古柳卖黄瓜”（《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等词句，描绘的是勤劳、质朴的黄童、白叟、醉叟、缫丝姑、卖瓜者的农民形象。
辛弃疾曾在江西农村闲居近二十年，与农民有着长期的亲密无间的交往，并且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会因农民的痛苦而痛苦，因农民的欢乐而欢乐，因此，他在词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象白发的老农老妇，年轻的浣纱女子、采桑姑娘，活泼可爱的村野山童，还有渔夫、蚕妇、山民、瓜农等都被辛弃疾栩栩如生地描绘在词中。如《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描写了一老一少两个人物形象。秋风吹起，一位淘气顽皮的孩童在梨枣园中，手把长竿，偷打梨枣。这幅情景被一位老人看见，这位老人童心未泯，充满了好奇之心，因此他悄悄隐身一边，静静地闲看孩童偷打梨枣。孩童的专注神情，老人的闲适神态被活脱脱地描绘出来了。
又如：“一川明月疏星，浣沙人影娉婷。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描写的是一位身段窈窕、体态轻盈、神情羞怯、勤劳质朴的浣沙女子形象；“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卖瓜人过竹边村”（《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描写的是冒雨回家的卖瓜农形象；“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浣溪沙》），描写的是面对丰收在望，眉头舒展的老农形象。“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头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清平乐・村舍》），描写的是一位农家五口人的生动形象。老人恬淡闲适，大儿、中儿质朴勤劳，小儿淘气顽皮的形象，被辛弃疾描绘的有声有色。
苏轼在农村词中，更多的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塑造农民形象，所描写的农民形象数量也有限。辛弃疾在继承苏轼描写农民形象的基础上，极富感彩地描绘了各式各样的充满泥土气味、纯真朴实的农民形象，让农民在农村词中获得了主人公的地位，使得农民形象成为词坛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鲜活形象。
三、表现手法的运用上
苏轼在具体创作农村词时，主要运用的是白描手法。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之二上片：“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罗裙”，描写一群村姑出门观看官家谢神队伍的心理神态。她们出门看热闹，总是要先打扮一下，但又害怕误了时间，词人用“旋抹红妆”的运作描绘了她们此时的心理状态。村姑们还不好意思一个人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只能“三三五五”地远远地站在家中的“棘篱门”前观看，即使如此，她们仍是感到很害羞，总是把同伴推到前面，自己站在后面，在相互推让之间，以至于“踏破倩罗裙”了。简洁的三句把村姑们的心理与神态勾画的淋漓尽致。
又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之四上片：“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词人用白描的手法描写农村质朴的风光，通过“落枣花”、“响缫车”、“卖黄瓜”的特定景象，逼真地勾画出了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真实地传达出了久旱逢甘雨之后农村出现的欢快情景。
辛弃疾在农村词中继承了苏轼的白描手法。如《鹧鸪天・戏题村舍》：“鸡鸭成群晚未收，桑麻长过屋山头。有何不可吾方羡，要底都无饱便休。新柳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自言此地生儿女，不嫁余家即聘周。”上片勾画一派农家乐的景象。农民们满足于有成群的鸡鸭，有比房子还高的茂盛的桑麻的闲适生活。下片用柳树、沙州、溪水的自然景象，来表现农民生活的安稳、悠闲。词人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农村生活图象。
又如《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闲意态，细生涯，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词人用白描手法描写一位回娘家探亲的村妇形象。由于长年忙碌，村妇只有赶在寒食时节，趁着蚕生农闲之际回娘家。她着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了“青裙缟袂”，体态轻盈地走上了回娘家之路。
■3月16―18日，农业部举行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交流会，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和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精神，部党组书记、部长韩长赋主持学习活动时指出，农业是第一产业，农民是最大群体，农村是最基层社区，密切联系农民群众、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发展农业农村经济是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支撑，各级农业部门要扎实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各项工作，全面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加强社会管理的重点应该在基层、在农村。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大量涌现。农民增收难、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农民的土地权益被侵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突出、乡村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给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由此显得异常迫切与重要。与此同时，山东、河北、浙江等地采取措施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取得明显效果，其经验值得借鉴。
■山东文登：“村事镇议”+“三个代管”化解农村矛盾
山东省文登市近几年推行的“村事镇议”和“三个代管”，为加强新形势下的农村社会管理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去年以来，全市涉农总量和到威海市以上涉农越级访分别下降37.6%和43.8%。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批示要总结推广。
“村事镇议”，原称镇村集中议事，实际是镇上集中议农村的事，即农村党支部将本村的重要事项提报给镇党委，镇党委每周对一个工作片（一般每个片5-7个村）的事项进行一次集中议事，由镇党委书记主持，相关的站所主要负责人和村党支部书记参加。
“三个代管”，即镇级政府根据农村群众的意愿，代管农村的公章、村账和村级合同。运作中主要是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坚持非经委托不得代管的原则。对公章、村账、村级合同，镇级政府不能主动介入管理，而是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并签署书面委托书，是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委托而不能是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二是严格规范管理程序。镇级政府受理委托后，由镇便民服务中心统一保管村公章，实行“一村一档、一章一簿、专人负责、管用分离”，群众有事时，凭村委会主任签字的《公章使用审批单》，经镇专职工作人员审查后用章；对村帐，在各镇建立农村财务托管中心，公开招聘4-7名会计，村级会计核算和资金结算，按每村只设1名报账员，每月定期到镇托管中心报账，托管中心每月到各村公开一次账目；对村级合同，在各镇设立村级合同审查管理中心，对批准实施的合同进行备案。
■河北肃宁：“四个全覆盖”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去年以来，为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河北省肃宁县围绕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提出 “四个全覆盖”，形成了党领导下的、村民充分自主的社会管理新模式。
一是农村维稳组织全覆盖。肃宁县在全县农村探索推行了“3+1”维稳模式。所谓“3”，是在村一级建综治工作站，设“一干两员”，即：综治专干、治安隐患信息员和矛盾纠纷调解员；建综治小区，管40到60户农户；每10户设一综治小组。所谓“1”，是在各村设立一支治安巡防队。
二是农村基层民主组织全覆盖。肃宁县在全县253个村建立村代会，通过村支书兼任村代会主席的方式，形成党支部领导、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村民监督委员会监督的村级组织新架构。
三是农村经合组织全覆盖。肃宁县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大力培育发展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四是基层党的组织全覆盖。该县坚持把党的组织建到各种经济组织、产业链条当中去，建到综治维稳组织和基层民主组织当中去，建到园区、社区当中去，让其带领群众一起抓稳定、闯市场、搞生产，解决好把农民组织起来和由谁来组织的问题。
■浙江：率先全面实施农村社区建设
提 要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共同无差別的。但是应该注意，区域内地理环境所存在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本文以乡镇为集中讨论的对象，指出江南传统的大宗生产基本己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而且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既有着共同点，更有着诸多迥异之处，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乡村民众的生活形态却因此大为不同。
关键词 江南 乡村 地区差异
一 引 言
从上个世纪以来，有关明清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十分丰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学界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不能比拟的。而江南这个区域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市镇经济与商品、市场的角度入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明清两代在中国最为富庶地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及其地区差异。
自明初以降，直到晚清，江南的乡村经历丁许多大的变更。要而言之，一是明清两代的鼎革、嘉靖大倭寇、太平天国战乱等变乱，二是自然灾变如水旱大灾、疫病流行、潮灾等．在环境的每次变迁后，乡村民众的生存形态有何变化，与变迁前的情况有何差异，拟作另文讨论，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是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小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生活形态．地域上包括了明清两代的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这里正好属于一个完整的太湖水系流域，总体上是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土壤较为肥沃，十分适于农作。从地形上看，西高东低，西有天目山、茅山延伸下来的低丘和山间小平原，东有南北较长的沿海沙地和分布密集的小河港和湖汊。滨太湖地区和湖中水域，分布着大量的小山和暗山．这是江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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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研究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志谢！
另一方面，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就“乡村”的概念问题经常是含糊不清，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本文所言的乡，是指传统社会晚期，紧密系于县级以下基层体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层面上，囊括了全部的市与绝大部分的镇(部分镇是县治所在地，不当属于乡)，其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可以作为城市最低一级最真实的反映；村，则是散布于乡野地区最底层的聚落，由于文献之征的充分性远逊于前者，故村落的变迁和发展，往往是从乡(或镇)一级的层面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概念前提下，我们看到，从明代以来，地主和部分退职的官吏和文人隐士多有乡居者，由于其财力较厚、社会关系较广等原因，城居对他们来说，也是经常性的事。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笔录，是分析江南整个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①。
就明清两代的制度来说，对乡村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徭役和赋税的征取，此外因清朝是异族入居中原，以少数人统治多数的汉人，因此在清帝国初建时，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过极为严苛的制度和惩戒措施。总体而言，明代制度上的许多有效成份，都被清代继承下来，如对于明代律法，清代基本沿袭，改动甚微；而且在清代前期，对一些明代遗留下的弊政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较为注意安抚，减轻民众的赋役负担．这样，帝国的良性制度得到了稳定维续，对下层民众要求生活的稳定，无疑是最为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因此，在康雍乾三朝，社会很快达到了一种兴盛状态，民心大稳。尽管当时人有“国富民穷”的微词，但整个社会秩序确实已相当稳固。在这个时期的民众意识中，开始接受清廷为承续朱明王朝的正朔，任何悖逆清帝国的言行，自然被斥为“叛逆”或“反乱”。
故而本文的论述，大致上从明代较为繁荣的中期开始，持续至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乡村社会实态。
二 乡村生活习俗的一般状况
江南乡村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但其总体上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风俗好尚方面的一体比，最典型的自然是好鬼神、重淫祀。清人指出了江南民间的风俗好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神②。这是对江南乡村睹博之风、民间信仰及民食好尚极为简练的概括。
就信仰“邪神”来说，城乡对于各种灵的祭、汜以及相关的赛会等活动，都极一时之盛。如在昆山县，清和里社相当兴盛，每月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要被抬到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③。湖州的南浔镇地方，妇女不分老幼，到庙会时期“俱艳妆入庙烧香、念佛、酬愿”，镇上的东禅堂、嘉应庙香火最盛；尤其是嘉应庙，在九月初五时的“香市”期间，“游览士女阗溢，百戏杂陈，前后二旬始罢”④。吴江县的周庄镇也是如此。当地百姓极崇香信，不仅在本地行香，更远赴普陀、武当、九华等地，每岁必到；而对每年二三月间的乡村演剧，更是不惜重金，从苏州府城邀请名优到乡村集合演剧，“演不过二十出，恒费至三十余金”⑤。但对官方来说，这种演剧与“抗租”斗爭不无关系。十八世纪的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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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已作另文《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考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待刊)，此不赘。
② (清)王士禛：《分甘余话》卷1，“马吊牌”条，中华书局，1989年，第21—22页。
③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④ (清)汪日桢纂：《南浔镇志》卷23《风俗》，咸丰间修、同治二年刻本。
⑤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府乌青镇在政府所编的方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指出“佃户”从“尚谨”老实、按国家规定纳租，到“奸滑成风”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连圩结甲”，私议纳粮数额，“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如发现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①。这对政府控制而言，都是颇为忧虑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的迎神赛会活动，都与最下层的百姓有关。如所谓“长工生日”，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天齐王诞辰”这天开始，乡村演戏达三日之久，近乡的田作都停下来，参与此次重大的活动②。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较为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江南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③。从明初伊始，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④。明代人已经承认：“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⑤。到明代后期，江南的奢侈品生产已在全国处于了领先地位⑥。生活奢化的风气，无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小村落，都有增无减。如昆山县等地的生活风尚“日骛新异”，一些趋时的时髦者“竭蹷勉应”⑦；嘉定县虽土地瘠薄，然而“俗之勤且俭者日非”，从道光末年开始．地方上“渐趋华竞”，“浮薄少年”因衣食稍裕，出行动辄乘坐车轿；就是乡村务于耕织的百姓，生活也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⑧。奢风的流行．已经使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已“耻穿布素”⑨。所谓“奢靡暴殄，贫家不免”⑩。苏州等地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资料市场，完全能够满足江南百姓和外来商贩的需要⑾。而且一般家庭的肆筵设席，向来丰盛，“习尚奢华”。缙绅之家宴请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使是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而且每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都用“水漆架”架高，主要就为观赏。有位乡绅曾请总兵马逢知吃饭，宴席极尽豪阔：珍奇罗列，鸡鹅等件都是一对为一盆，水果高六七尺，甘蔗牌坊下可以行走三四岁小儿；比较起来，明末的只能算是“土硎土簋”⑿。所以在清代乾隆时期，江浙殷富之家极多。后人称“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难仆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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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乾隆间修、民国七年铅印本。
② (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 (明)沈烛：《石联遗稿》卷4《别郡公唐岩先生叙》，明万历间刻本。
④ (明)黄省曾：《吴风录》，百陵学山本。
⑤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97页。
⑥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⑦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6，“叶寿承至老冠服一式”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
⑧ 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⑨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5，“吴俗奢靡日甚”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114页。
⑩ (清)蔡蓉升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馆铅印本。
⑾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⑿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清)董含：《三冈识略》卷10，“三吴风俗十六则”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2—225页。
⒀ (清)孙静安：《栖霞阁野乘》上，“禾中巨富”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三 民众生活的地区差异
正是由于江南这个财赋重地对于国家的重要，便使乡村民众处在了一种十分疲劳和艰苦的生活境地，辛勤劳动已不能简单地概括他们的一切。清代政府曾一直满足于对普通民众实行轻徭薄赋，岁入很低，并维持着有利于汉人上层的财政制度①。但私租之重，曾一度导致下乡村的贫困，这是从明末以来一直存在的弊政，已为清初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揭示。具体以吴县的周庄镇而言，“近地之人，在镇者业商贾、习工技为多；在乡者鲜不务农”。虽然这样，农民还是贫穷，而工商也因之贫困。原因在于“田租之重，又益以十数年来之谷贱”②。政府的杂税与明代相仿，仍很沉重，时人对此有“户派门摊，官催后保督前团，毁屋得缗上州府”的深刻描绘③。有些盛产蚕丝的富庶地区，大多是“将丝换钱索官串”，为此衣食往往不敷所需④。乾隆初期，江南地区最为富足的苏州府因户口的增加、米价的不断抬升，出现了“生计日益艰且窘”的景象⑤。嘉道以后，整个社会环境再次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说，那时有两个因素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江南的控制力：一是这里仍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较为软弱的地区，二是受到了对外贸易和对外联系的扰乱性影响较为长久⑥。
1．社会生活的地区差异
“社会结构”变迁论者认为，社会的一体化与分化有着相互依赖性⑦，社会生活也是如此。江南区域虽存在着许多共同性，但内部仍有许多分异。
有学者分析指出，晚至清代，江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农作物生态分布格局：首先是滨海地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包括松江、太仓的大部分和苏州府属常熟、昭文等县；其中，松江府的上海、南汇、川沙、奉贤、嘉定等地棉田种植比例高达60—70％。二是太湖以南地区，基本上“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包括了湖州府属德清、归安、乌程，嘉兴府属石门、桐乡、秀水、海盐，以及杭州府属钱塘、仁和与苏州府属吴江、震泽等县，为“蚕桑区”或“桑稻并重区”。三是以种稻为主的“稻产区”，包括太湖北部的常州府属无锡、宜兴，松江府属的华亭、青浦等“西乡地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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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79页。
② (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 (清)陈维崧：《南乡子·江南杂咏》，载周紹九选注：《陈维崧选集》“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④ 所谓“官串”，是指官仓征收百姓交纳的实物后所开的收据。清初海宁人查慎行对下层百姓的养蚕生计有过较好的描画：“去年收丝利倍三，村中家家贫养蚕．蚕多桑少叶腾贵，千钱一筐卖未甘。……蚕娘一月不梳头，懒惰却输辛苦好，东家采得茧如脂，缲向檐前索索吹。西家茧头薄于纸，一样蚕桑两样丝。将丝换钱索官串，无者价昂有者贱。贫家衣食天所悭，别许居奇营巧宦。”参其著《养蚕行》，载聂世美选注：《查慎行选集》“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⑤ 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乾隆十八年刊本。
⑥ 前揭《中国：传统与变革》，第292页。
⑦ 详参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sons lnc．，new york，1964．
⑧ 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江南地区内部最低洼的区域，固然十分利于水稻的种植和生产，而在圩上栽桑虽有出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但无形中却起到了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①。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特性大体与这些生态系统密切有关。一般而言，男子以耕种为业，妇女以蚕桑绣绩为工，“山居者以树艺为务，泽居者以捕鱼为生”②。但也有许多人开始成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业人员。嘉兴府地方的濮院镇，由于机织业的发达，吸引了大量离土人员来工作。当地有些富裕的农民甚至不再亲赴农田劳作，“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所谓“西头”即指石门、桐乡县地区，那里“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年年初“挈眷而来”，年终则“挈眷而去”。当时就将这种行为称作“种跨脚田”③。
由于栽桑养蚕、植棉纺织比经营粮食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乡村农民往往以丝绵织业为主，或作为主要副业。如在湖州府，几乎是尺寸之堤必种桑树，富家大户因田地广阔，所以广种桑麻，桑麻收入完全可与粮食收入相匹敌④。苏州府丝绸业的兴盛，与湖州府能够提供稳定的原料是分不开的。当时人就说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湖州，原因在于江南缫丝“莫精于南浔人”，而且这种状况已维持了很长时间⑤。嘉兴府的王江泾镇地方，丝业极为发达，“其丝衣被天下，大贾鹜集”⑥。松江、湖州、嘉兴等地乡村的最大生活来源基本就是纺织业。如桐乡的濮院地方，百姓基本上就以纺织丝绸为生，这里的手工业、商业也以此而兴隆；其工业以织业、线作业为主，商业则有丝业、菸叶行、桑叶行等，充分体现了地方产业的基本特征⑦。再如，早在明代就以“收不尽魏塘纱”著称的嘉善县乡村，很少产木棉，村民副业就以纺织为主，每天清早将织成的纱或布入市集换取棉花，回家后再进行纺织，由此获得衣食之源⑧。这种情况在江南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嘉兴的新塍镇地方，村民将纺成的纱、布也在清晨入市换取木棉，回家再织，次日晨再入市交换；这样每天大约能交换纱、布四五两，村民除了务农垦田以输官偿息外，其衣食就全靠纺织⑨。城镇中的棉纺织业也很普遍，一些地方官员对纺织业的重视对此更起到了推进作用⑩。但是植棉却有不同，在灌溉不利的地区，以及沿海不适宜其他作物的盐碱地带，植棉是有利的；而在灌溉便利的地区，它会与水稻的种植产生冲突，种稻与植棉的收益对比，就在这些地方成了影响主要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⑾。所以，生活在浙江省其他地区的地主富室，对嘉、湖从事蚕桑经营获得大利十分艳羡，他们否认金、衢、严地土不宜蚕桑的事实，而归咎于“习俗不相尚”，从而使妇女们都“坐弃其利”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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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参其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5页。
② (清)徐傅编、王镛等补辑：《光福志》卷1《风俗》，民国十八年苏城毛上珍铅印本。
③ (清)沈廷瑞：《东畲杂记》，载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农桑》，民国十六年刻本。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30《舆地略·蚕桑上》、卷31《舆地略·蚕桑下》，同治十三年刊本。
⑤ (清)陶朱公：《致富奇书》，载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同治二年刊本．明代江南种桑养蚕最盛的是湖州府，陈子龙认为湖州“欲以供天下之织，安得不空杼柚乎”。参其著《陈忠裕全集》卷12《农政全书凡例》，裁《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⑥ (清)谈迁：《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年，第2页。
⑦ 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民国十六年刻本。
⑧ 万历《嘉善县志》卷5《物产》，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⑨ 民国《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⑩ 如平湖的陆陇其最初到嘉定为县令时，就用小船载了纺具上任；其妻亲自纺织，给地方乡民做了很好的表率。参(清)钮琇：《觚賸》卷1《吴觚上》，“公归集”条，康熙临野堂刻本。
⑾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81—82页。
⑿ (清)胡炜著、童一中节录：《胡氏治家略农事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35页：“蚕织”。
另外，一些小型的冶金作坊，也有特殊的产地分布。如铜器制品，江南地区最有各的产地在嘉兴，其次当属苏州府的周庄镇①。因经济生活的需要，江南地区也有外出经商的人，但基本上是太湖洞庭山地区人，他们经商几乎遍及全国，其财富曾一度与徽商相埒②。而外来的各类商贩，在江南乡镇中十分活跃，并存在一定的地区性。仅以嘉定县区内而言，布商主要集中在南翔、娄塘和纪王；靛商活动以黄渡、诸翟邨、纪王镇、封家滨为主；花商多聚集于县城东门外；米商则集中在西门外；盐、典各商与大铺户等有些不同，他们往往是“侨客”，临时寓于县城或市镇中③。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讲，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大多较为疏远。即使较为富庶的无锡地方，乡村百姓“望官衙如在天上，见差役则畏惧避匿”，他们向官府纳粮输税也是通过一些中介入完成的④。沿海的太仓州茜泾镇地方，告飞赌博之风盛行，有滋事之徒，常欺诈良懦，“其怕见官，往往出钱私和”⑤。有些偏僻地方，甚至有至老死未见官府者⑥。这种情况的改变，至少在清初已经产生。下层民户稍微富足一些，“便与胥吏亲热，遇细故辄控更一二事”，于是“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尚且如此，城市的情况自然可知⑦。具体的例子也很多，如在较为偏僻的陈墓镇，原先也是“别流品、重门第”、“市井虽富而吐弃不顾”，但在清初，富厚人家“莫不结纳当路，攀附荐绅”；而且一般人喜欢与其交往，竟或结以婚姻的关系⑧。
从上面这些描述，大致可以概见江南乡村下层民众在传统时代的生活景象及其一般差异与时代变迁。
2．地理环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以普通百姓而言，尽管江南这个以太湖为中心的低洼水乡有着许多共性，但因区域内部还有许多地理条件上的诸种差异，水土条件，土地的贫瘠状况，水陆交通条件等，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经济作业和集市贸易，使他们的生活多有不同。
根据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的统计，沿太湖地区散布着334个河港溇渎和49座滨湖小山；湖中尚有马迹山、洞庭东山、洞庭西山等大小85座山。这些地方“地小而瘠，故物产甚寡，产亦地珍异”⑨。在著名的东山镇地区，基本上以生产橘柚为主，“贫家亦无不种”；种桑养蚕的也较多，“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因此当地的三四月也号称“蚕月”。由于是山区，可耕地较贵，“凡栽橘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干，甚者至万钱”。也正因为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这是江南地区离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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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页。
③ 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④ (清)黄屝辑：《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风俗变迁》，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 (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 (明)王珣：《添设孝丰县疏》，载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沿革》，光绪三年刊本。
⑦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⑧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⑨ (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2《沿湖水口·滨湖山》、卷5《湖中山》、卷6《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商的典型地区。但从“恋土”的角度讲，当地还是不轻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①。下面再来看看沿太湖各府县地区的一般情况及其差异。
苏州府。由于苏州府的情况在江南地区具有典型性，在此略为详述之。苏州府地区除了府城附郭县地区外，吴江县地滨太湖，其最近处仅二三里，此外俱为湖荡，范围广达十余里或四五里者，以数百计；百姓生长于此，“行舟便捷，他处莫能及”，所谓“使船如使驰”，所以老幼皆善于操舟，又能泅水②。周庄镇等地，游手好闲之流，市镇往往多于村落。妇女们常以木棉作纺织，也作刺绣，蚕桑之事并不是十分擅长。近地之人在镇者多业商贾，习卫技为主；在乡者以务农为本③。陈墓镇地方务农的很少，妇女纺织棉布以资生计却很普遍，所以她们的生活最为辛苦，因为除纺织外“凡耘耨、刈获、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男子主要的生业是做佣工，有一半的人就是依靠窑业为糊口之计④。黄埭镇虽然“地皆平夷，田亩多种稻”，但“西南各乡大半业渔”，显然因当地河池较多之故。另外，南乡妇女织席者居多，以破布糊成的“硬*[礻+親]”也是南乡妇女多为之⑤。常熟、昭文等地，农民居住在西乡的，因地势高仰，土质强硬，“耕治尤勤苦”；而在东乡，则是“地舄卤、土轻爨、农差逸”；水乡地方，农暇时可“操舟捕鱼”；附郭地方的农民，还经营城郊农业，以就近提供城市生活所需；傍山的农民，还需“伐石担樵”。他们都不是专靠田地农作为生。日常生活用度都无大碍，乡村的茶铺、酒肆不但可供他们休闲，而且数量也在增多。即使很懒惰的人，也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其实，这也是风俗奢靡的一种表现⑥。常熟县的唐市地方，在承办县政府下达的修浚作业任务时，也要析分高乡与低乡的差异。如“在高乡则疏浚塘河，在低乡则修筑圩岸。”明代当地人陆枝指出，他的田坐落潭塘，属极低水区，“岁以水涝为忧，岁以修筑为望”；他还向县政府提出，在全县范围内的高区应重视开河工作，以防旱灾，而低区则重筑岸，以防水患⑦。在近海之地，如太仓州北、靠近常熟县的璜泾，清代前期还只是一个小村，居民却已达二干户，多边海而室，因此民风有二：“自镇而南至于城”，其田中中，宜种木棉，宜畜养羊与鸡鱼，也宜种竹，民风“柔弱而知耻”；自镇而东，距于海洼者宜种稻，百姓“慄悍而怀急”。当地还有一个岳庙，村民每岁自三月朔至四月中，盛行“进香信”活动，多抬村神往朝之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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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承庆纂：《乡志类稿·风俗·习尚》，民国二十三年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刻本。有关产橘情况清乾隆时已不兴盛，但种植花果，如桃、枣、栗之类则仍很普遍；而外出经商，仍以东、西两山人为多。详参(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s《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② 光绪《苏州府志》卷3《风俗》，光绪九年刊本。
③ (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④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奉
⑤ 朱福熙修、程锦熙纂：《黄埭志》卷2《风俗》、《物产》，民国十一年苏州振新书社石印本。
⑥ 详参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⑦ (明)陆枝：《复邑令书》，载(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集文”，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⑧ (清)赵曜纂：《璜泾志略·流习》条，稿本。“自镇而南至于城”原文作“自城而北至于邑”，稿本中已改；这里本属常熟境，清属太仓州，故原文有此记录。
松江府。靠海之县较多。如金山县，百姓“擅陆海之利”；风俗方面，“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在上海县，“人仰耕织而食并海”，到清代嘉庆时期，已是“海人杂处”，“居游服馔，颇近于奢”。南汇县地方，田多高昂，民服耕力穑，四民各专其业。川沙县也是如此，地方濒海，风俗稍悍，与上海、南汇不甚相远。奉贤县百姓“敦本重学”．其西“文而不浮”，其东“悫而不鲁”。近太湖的青浦县，因地局水乡，除耕渔外，生计较少，与其他县有所不同①。在松江府城乡地方，有人还以“传递柬帖”为生计，以此致富者多，时称“农民”，常扬扬自得；但这种生计被鄙为“最贱”②。
常州府。整个府，从北面的靖江、江阴到南面的宜兴，从东面的无锡到西部的武进，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土壤高下不一”，农业生产上“各随地利以顺天时”，种稻一般适于高田，但夏至后在圩田种植较为适宜；极高之田，不便戽水，多种菽粟，木棉，或者荞麦；极低易被雨水淹没的田地，往往秋前莳种③。具体以无锡县地区为例，田地还细分成“平田”、“高田”、“低田”，以“平田”为最佳；对农作来说，高田要依靠陂塘的灌溉保障，而低田则迫需堤岸的浚筑以防大水④。
湖州府。这里的情况类似于常州府，低丘山地与小平原相间．乡村农家一般都习于耕作，但七八岁的男子也“从师读书”，有空就“斫草饲羊，或随父兄作轻便工，未有以荒嬉者”。近镇的村落地方，农民多以织绢为业，男子也从事本由妇女为主的“绞线”等工作，并经常到市集上买丝和卖绢，由此“田功半荒”，却能“衣帛食鲜”，常能有醉饱于市肆的“佚乐”，这是“常农”不能比的生活⑤。孝丰县处于府境极西的山地，“负险为固”，民间“凡有科调，缓则玩，急则变”，东西两地又有差异，所谓“东地沃而侈，西地瘠而险”⑥。北面的长兴县，风土习尚与府城接，但地介湖山之间，共分十二区，上六区山乡，下六区濒湖，濒湖者种晚稻居多，山乡则多种黄秈⑦。府境南部的德清县，“地瘠土薄，耕种鲜获”。但至少在康熙初期，这些“穷乡僻壤”已是“无地不桑”，养蚕织茧，民间输课完租外聊给衣食，因此如果蚕事不利，难免“折栖变产，抵偿所负”⑧。邻近的仁和县唐棲镇地区，地多田少，遍地宜桑，出丝之多，为仁和县之首；而土性又宜果，盛产枇杷、蜜橘、桃、梅、甘蔗等；在有水地方，则多植菱藕⑨。
嘉兴府。嘉兴县地区土地较为坦衍，“饶水稻禾蚕组绣工作之技，衣食海内”。秀水县却是竞尚侈丽，“列肆多江淮巨贾”。嘉善县多为膏腴之壤，“平铺如席，无高山大泽，赋税户口最为繁盛”；四周风习稍有不同：东近华亭，妇女勤杼袖，士夫好夸诈；南近平湖、海盐，百姓“带星鬻鹾，轻命玩法”；而西乡之风习又分为两类，“近嘉兴者健，近秀水者驯”；北面毗接苏州府境，“其民不浮，讼益鲜，然知礼近于固，不知礼者近于靡”。平湖县僻处府境东南部，“工作无他技巧，枱多于桑，布浮于帛，士大夫家勤女工犹什之七”。西部的桐乡县，介于湖、秀二府之间，“上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⑩。从整个江南地区来看，山地并不多，平原陆地也不多，而以河湖等水体居多。因此，以河湖为基本生存环境条件的乡村，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多据水源条件的优劣展开。如在吴江分湖地区，傍湖之民以农为业，其在湖之东境者耕种尤勤⑾。傍海之民就靠捕渔为生，春夏间鱼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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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松江府志》卷5《疆域志五·风俗》，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② (清)董含：《三冈续识略》卷下，“煞神”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2—263页。
③ 康熙《常州府志》卷9《风俗》，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④ (清)黄屝辑：《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地亩等则》，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 (清)蔡蓉升原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铅印本。
⑥ 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风俗》，同治十二年兴修、光绪三年修竣、光绪二十九年补刊本。
⑦ 嘉庆《长兴县志》卷15《物产》，嘉庆十年刊本。
⑧ 康熙《德清县志》卷4《食货考·农桑》，康熙十二年抄本。
⑨ (清)王同撰：《唐樓志》卷18《纪物产》，光绪十五年著者手稿本。
⑩ 光绪《嘉兴府志》卷34《风俗》，光绪五年刊本。
⑾ (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潮上，张网较为适宜；当时到城乡间贩卖的渔船就被称作“鲜船”①。对农作灌溉影响较大的是地势上的高低。例如，在松江府地方，“高乡”与“低乡”的水土条件往往随气候或环境的变化，收成因此不同，农民的生活也多受其影响，甚至出现了乡村民众于农历元旦盼望天气阴晦的情况。流行的“年朝黑漉秃，高低乡尽熟”的农谚就反映了这一点②。在乌青镇地方也是如此，如在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大暴雨期间，当地河水陡长五六尺，苗禾全部烂尽，村民竞相到“高乡”买秧苗，出现了“村舟相接者数日”的情况③。而在沿海地带，潮田(仰潮水灌溉之田)很早成了低洼区人们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明清时代的乡村民众一般都能够利用潮汐的有利条件来促进农田水利事业④。
在东部今天松江的天马山地区，“西北诸乡”多种木棉，很少养蚕。低乡地区遇大水，村民习惯用竹子制成“稻蔹”，“浮驾水面，用以承稻”；南乡地区稻田高而平，“斫稻晒谷功易成”；北乡地区是所谓的“稻田水漉漉”，人们苦无干地⑤。嘉兴府地区的嘉兴县，地势高亢而怕旱；秀水县土地卑下而惧水潦；嘉善县地势是南高北低，存在着“旱则南乡困、潦则北乡悲”的情况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启年间，松江华亭人陈继儒写信给嘉善县令康元穗，建议他大修低乡圩岸，以防御水灾⑦。湖州府地区交错于圩田间的小溪流，是低丘山地农田的重要依靠，需要不断浚治。这些不仅是重要的排水渠道，也是灌溉的重要用水源．也有学者指出，当地除一部分高乡外，塘、浦、港、溇、浜等在水利功能上的保障及其有效管理都极为重要⑧。
就植棉而言，太湖东南部的嘉定、昆山、太仓等地，都是广植棉花，是著名的棉产地⑨。上海县也产棉花，“种植之广，与粳稻等”⑩。以故棉纺织业不但盛于村落农家，城镇中也很普遍⑾。所以当时嘉定“地不产米，民苦充漕”的情况，也表明当地不适稻产而宜植棉⑿。松江府是江南植棉纺织的重要生产地区，但乡村地区并非都宜植棉，棉适于高地生产。在今天的川沙县高桥镇以北地方，当时属“江东”八都地区，东西北三面距海浦，浮沙瘠薄，地不宜棉，也不宜种稻；但是久灌之后，棉又若蔓草，所以三年种棉，必须有一年种稻，当地有所谓“七分棉花三分稻”之谚⒀。因此整个松江府境内的植棉纺织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大体而言，东乡种木棉者居十之三，俗称“花地”；西乡土性不宜棉而女红擅针黼，故以布为恒业⒁。而田间施粪灌溉还存在着清淡与浓厚的地区之分异，并非所有浓厚的粪肥都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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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緒学洙纂：《南汇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农谚》，中华书局，1961年，第4页。
③ (清)董世宁纂：《乌青镇志》卷1《祥异》，民国七年铅印本。
④ 黄锡之编著：《吴地水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⑤ (清)周厚地纂：《干山志》卷3《土产》，《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⑥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⑦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桢刻本。
⑧ (日)森田明著：《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1974年，第250页。
⑨ 这些地方土地瘠卤，不宜种稻．如在嘉定县，植稻面积甚少，种棉花的占了全境的十分之七；米粮若有不足，就取资他县．参(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2《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19-321页。
⑩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6页。
⑾ 万历《上海县志》卷1《岁序》，万历间刻本。
⑿ (清)周鼎调撰：《嘉定周氏宗谱·周氏族谱传》，康熙间著者手定原稿本。
⒀ (清)佚名：《江东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⒁ (清)周风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风俗》，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地发挥地力，当视不同地区而异。如松江府城地区就宜施淡肥，其效力远比上海地区的浓肥为佳①。
河湖分布丰富的地区，渔业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在湖州低乡地区，一遇大水往往“稔不胜淹”，但百姓“于田不甚尽力”，因为其利益所在还是“畜鱼”②。所以，低洼而水源丰富的地区，渔业是其一个重要的经济特色。如地处湖泊群中的周庄镇地方。以渔为业者就很多。由于渔业所用的器具多为竹制，就近供应渔业需求的竹器制造成了一时之需．周庄镇北栅的竹器制作在江南颇为有名，清初有朱天祥三兄弟所造竹器时称“独步”江南，故同里、角直、陈墓、金泽等镇的商贩，都争相来购。当然，一般农作对竹器的需求也是很大的③。由此，手工特产也随之出现了地区性。就纺具来说，有车、锭子等。锭子用铁制成，纺车则用以绳、竹、木造就。这些地区以金泽镇地方所产为精良，当时东到松郡西达吴江，南自嘉兴北从昆山、常熟，人们都来购买④。与此相类的，是邻近的朱泾镇地区所产的“铁锭”，也最精良，当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称道之⑤。
另外，农田少的地方，佃民就多，因为较好的田地都被居于城市的富户们所占有。如角直镇地方就较为典型。而这些田地也因所处地区的不同，差异较大。如近镇的田亩，在元和县之东、昆新两县之西的，不属高肥之区，但也不很洼瘠；而滨临吴淞江的田亩，“大水之年多有淹没”．同样是以纺织为生计的地方，其具体情形也有分化。角直镇四栅居民，除为工、商、佃农外，基本以织蓆为业，西、南二隅地区，“迤南迤西尤甚”。东隅则多业蒲屦，迤东南多业织棉布，迤东北多业织夏布，迤西北多业蒲篓；女红则以绩苧为多⑥。陈墓镇的情况与此略同，务农者较少，男于多作“佣工”或借“窑业”谋生，妇女多纺棉织布⑦。
上面描述的这些琐碎情况，都是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加之乡村传统影响的介入，使这些差异历时久远。
3．东西差距与不轻离乡 至于江南区域内部表现出来的东、西差异，也是多方面的。这种差异，一是表现在整个江南地区的东、西部差异，二是体现在一个府、一个县或一个乡镇地区的东西南北生活差异。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东西差距是很明显的．以灌溉而论，大旱期间，苏松的低区尚可戽水灌田，西部的常镇诸郡，率皆无禾，于是饥民多前来求赈⑧。具体的事例，前文皆有许多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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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王有光：《吴下谚联》卷2，“松江清水粪胜如上海铁搭坌”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66页。
②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运田地法”，第132。
③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④ (清)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土产》，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⑤ (清)朱栋纂：《朱泾志》卷1《物产》，民国五年铅印本。
⑥ (清)彭方周纂：《吴郡甫里志》卷5《风俗》，乾隆三十年刻本。
⑦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⑧ (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6《杂记》，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从奢侈风俗盛行之情况来看，江南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所用也有差异，西部地区就不能与东部相提并论。西部较为偏僻的湖州府安吉等地，普通民家的居室虽已都是“瓦屋砖墙，茅房甚少”；富户则“多架高堂，颇事壮丽”，所居楼房较多。三间五间不等①。但在东部的松江府，这方面的生活很早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万历时人范濂就曾指出在他年轻时细木家俱如书桌、禅椅之类“曾不一见”，民间所用只是银杳金漆方桌，但当有人从苏州购来几件细木家俱后，很快导致了松江日用家俱的变革，从隆庆、万历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富庶之家又开始追求更高级的家俱制品，凡是床、厨、几、桌之类，都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做成，“极其贵巧，功费万钱”②。居室的奢华还体现在门庭的营造上。清代上海人叶梦珠指出了居室大门样式的流变’认为“皆哈于世家，后及于士类，甚且流于医卜胥吏之家”，都趋于奢华③。当然，每个府或县的内部，富室与普通民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松江地方，富豪之家虽都是朱碧辉煌，而倾椽颓墙的贫困人家也为数不少④，但这不是普遍现象。
即使在很小的乡镇范围内，差别依然存在。以浏河镇之北、濒海的茜泾镇地方而言，因土地瘠薄，“金木上石之工绝少”，清代前期因当地河道久淤，远商裹足，所以“一阅之市，惟乡民而已”；而乡民之风气也各有不同：从西、南、北三门进城的以本分人居多，店市都乐与交易，而从东门进城的，多强赊强卖，动辄打架，被目为“海蛮”或“海贼”，东乡民众多系贩盐贩米之徒，入市必集酒肆，而且醉必寻殴⑤。
在清代的元和县唯亭镇地方，近镇田亩处于府郡城之东南塘北的，高于塘南，都属洼下之区，一遭水灾即至淹没；地滨阳城湖、金沙湖之水区．则更易淹没。这是唯亭镇周边的地理环境。镇之四隅，百姓除从事工商佃农，各习手艺。这个手艺在镇中也存在分布差异：东南隅，业毛毡；南隅，业织蒲蒌；西南隅业织芦席；西北隅，业织沙，间有业毛毡、编席、切纸者⑥。再以太仓州近海的双凤地区农民生活为例，西北专植秔稻，东南杂种木棉。就棉业生产来说，“东尚棉布，西尚夏布”，也存在着差异⑦。田赋方面，更需根据土地状况进行区划，以定出不同的等则。例如，在华亭县仙山乡七保四区的“寒圩”地方，包含了三十图(寒字圩)、三十一图(天字圩、月字圩)二图。早在明代隆庆年间，地方政府在履亩清丈时，将这里的田土还要细分成上中下三乡，这个寒圩就列在下乡⑧。又如在七宝镇地方，属“东南旱乡”，居民自耕织外生计较少，东南田土瘠薄，被列入“荒区”，又为旱地，“大熟所种，花居大半，豆次之，种稻者十不得一”，而种棉花者十居六七⑨。因此，无论是自然条件的局限，还是地方传统的影响，地区生产和生活往往各有不同，且有独立的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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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治《安吉县志》卷7《风俗》，同治十二年刊本。
②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民国年间上海进步书店印行本。
③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3《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④ (清)施鸿：《徵景堂宦游小集》卷4《门面》，清康熙刻本。
⑤ (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 (清)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卷3《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元和沈三益堂铅印本。
⑦ (清)时宝臣纂：《双风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 (清)杨学渊纂：《寒圩小志·田赋》，嘉庆间修、咸丰元年后增修，抄本。
⑨ (清)顾传金纂：《七宝镇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尽管江南地区水域分布广泛，地狭民稠。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土地的开发利用已达到了极致的情况下，农村剩余人口多有流入城镇从事短期的佣工等工作。但是远赴他乡谋生或经商远行的，除了前文言及的洞庭东山、西山的两地商人外，极为稀少。在城市和乡镇地区，一般从事乡村集市贸易经营的也多非本地人①，“经年远商”的情况颇为罕见②。
对农业的重视，是江南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所共有的普遍性。即使在晚近时期较为近代化的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村里极少有不干农活的人家，而且占总户数约76％的人家都以农业为主要职业③。这是江南地区不轻远离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要因，是当地谋生之途是多样化的，因此即遇荒岁，仍能固守家园。下面以江南地区最为富庶的地区择例言之。
嘉兴府新塍镇地方，在端午节前后有“青苗会”专门督促农耕和负责相关礼祀活动，所以当地百姓“耔耘粪溉各以时日，毋敢离畔”④。因此后来就有所谓“富民不出境，士夫多才能，市业生理媲于他镇”的美称。⑤太仓州璜泾镇等地，一般民众都重视农业，“蔑游手游食之习”。更重要的是“安土不好远游，无故未尝适百里”，纵使游商在外也不会超过一年，“有过期不归者，人以为异”⑥。双凤乡地区虽以贾为业，“鱼米西来，木棉东集”，但“经商远出者不闻”，当地人“故土为安，不忘根本”。⑦许多地方的乡农“以田为命”，尺寸动必相争⑧。如嘉定县诸镇，多在吴淞江北，在吴淞江南的仅高桥、纪王二镇，纪王镇地界松江府上海、青浦二县，乡村百姓以田土为性命，故牢守寸田尺土，动必相争，地方的狱讼大半由此生产⑨。
苏州府常熟县唐市镇等地，山水田地相间，除农忙时节外，男子“捕鱼灌园”，女子“擗绩纺织”，将“谋生之方”，全部寄托在田亩上，“即遇俭岁，犹守庐墓，保妻子，不轻去其乡”⑩。虽然在某些地方，如震泽的“薛埠以西因渎西村，多出外经商。……速则一二年，迟则七八年，始一返里．离父母，弃妻子，习为固然，毫不介意”，而且因获利颇丰，出现了父兄暂归即令子弟继出的情况⑾，但是较个别的，其他地区仍为罕见。总的来说，震泽县地方民众都是“重去其乡，离家百里，面有难色”，非公差仕官不远游，以故商贾少而农业多⑿。终年力田的乡村百姓都不喜远出谋生，所以“工不越乡，商不越府治各县”的情况在江南很多地区都能看到⒀。在苏州府城至昆山之间交通要路上的信义乡，还滨临水运干道至和塘，本来应该是商业活动活跃的地区，但“营业者多坐贾，少行商；食力者，多耕稼，少工艺”⒁。即使是贩卖稻谷的小商人，往来经营也“不越千里之内”⒂。城乡地区的繁荣，除了民众重视田地劳作外，还有更多的副业可以营生，故常常是“即遇荒岁，犹守妻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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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② (清)曹焯纂、陆松龄增订：《沙头里志》卷2《风俗》，顺治十七年纂、乾隆五年增补，清抄本。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页。
④ 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1《农桑》，民国十二年乎湖绮春阁铅印本。
⑤ 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⑥ (清)施若霖纂：《璜泾志稿》卷1《风俗志·流习》，民国二十九年活字本。
⑦ (清)时宝臣纂：《双凤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 (清)王永安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2《风俗》，康熙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⑨ (清)秦立纂：《淞南志》卷2《风俗》，嘉庆十年秦鉴刻本。该志为今天上海市纪王、诸翟两镇之合志。
⑩ (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⑾ 民国《儒林六都志》卷上《疆域·风俗》。
⑿ 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一·生业》，乾隆十一年修、光绪十九年重刊本。
⒀ (清)封作梅补辑：《张泽志》卷2《杂类志·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⒁ (清)赵诒翼纂：《信义志稿》卷20《志事·风俗》，宣统三年修，抄本。
⒂ (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轻去乡井”，就在于“谋生之方不出一途”。即使地方上有经商者，都是“少离乡远”，所以地方上的商贾性事务常被外来转贩者所占据①。另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往往使“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观念根深蒂固，如在周庄镇地区，人人“颇以作家为务”，间有不事生产的，就群起而攻之②。
四 结 语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区域内地理环境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现代对于江南的田野调查，也表明这个水乡一体化下的地区，内部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在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即使在范围极小的区域内，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在今天同里镇北面的九里湖围垦区南半部与北半部的土质完全不同，南半部非常贫瘠，而邻近吴淞江的北半部很肥沃③。这种事实必然导致南、北两地从乡村农业生产到民众文化生活的极大差距。
传统的大宗生产早已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而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既有着共同点，更有着许多迥异之处，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民众的生活体现了多样化。其中，水的影响极为深远。从低丘山地到湖泊群布地区，民众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构成，都大受水的影响。一个显例，是江南水乡的特征体现在地名中十分显著，以浜、泾、桥、浦、塘等水体为名在地名中占了绝大多数。通过地名的考察，也可以透视江南水环境的普遍特征和地区差异，即水文化在地名命名中的广泛意义，也可从一个侧面探索人类活动在特定环境下的发展和变化，并照观水在江南地区的人生中的重大影响④。因此，特定地理环境对于区域社会的经济体系和社会风习，甚至社会结构的变迁，即使微小至一个村落，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⑤。
本文对于江南地区乡村民众生活和生产的差异与地理环境所作的初步分析，一方面对于传统所认为的平原水乡生活的共同无差别性进行再检讨，另一方面，也对于以往研究中对生产区、风俗区等乡村生态文化区划的界定提出不同的意见，即在根据一些表面上具有共同性的地区界定为同一区划的同时，更应注意这种区划的可靠性及其相关地域内部存在的实质性差异，重视地理环境的因素和乡村传统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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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②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③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194页。
这群妇女形象，永远定格在了通江县铁佛镇熨斗山村的水系整治工程上。
莽莽苍苍的秦巴山脉腹地，有一块红色土地，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共和国的英雄儿女。它就是巴中。这是一块多旱多灾的土地，十年九灾、十灾九旱。千百年来，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坚韧不拔地重复着同一件事：兴水，兴水！
如今，一幅幅兴修水利、建设新农田、发展产业、建设新家园的画卷在这片土地上异彩纷呈，一口口“微水池”在巴山深处泛起阵阵春潮。
春节刚过，本刊记者赶赴平昌、通江，感受巴山儿女兴水新气象。
一幅美图：迷人的“水利风景区”
民居粉墙黛瓦，一幢幢犹如朵朵尽情绽放的莲花；塘库碧波荡漾，一个个恰似碧玉般镶嵌在山间田野；水泥路在田间地头蜿蜒，从这家通向那家；一条条灌渠连接山野，形成了库塘池田相连、上下互通、左右互联的田间水系；鸭鹅在水田里自由嬉戏，好一幅春江水暖图！
这里不是梦境中的“桃花源”，是平昌县驷马镇双城村。
然而，以前的双城村是平昌县有名的旱山村，稍微一旱就颗粒无收。缺水，成为这里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许多群众只好外出打工。
在平昌，绝大多数村庄几乎都跟以前的双城村一样，面临着缺水问题。平昌县水务局长杜志敬介绍说，平昌县2290平方公里，10万方以上的水库只有80座，全县所有库塘蓄水总量只有7000多万方，人均70多方。按照科学测算，农村最基本的用水保障应该在人均150平方左右，人均低于100方，就属于严重缺水。全县耕地面积60万亩左右，仅仅21万亩属于有效灌溉面积，其余都是靠天吃饭。
双城村改变面貌的机会终于来了。去年8月，平昌县在全省举行的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竞争立项中胜出，取得了中央和省上每年上千万的财政支持。双城村也通过竞争取得了项目实施资格。
双城村很快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渠通畅起来了，田地边有了坚实的护坡，山水不再冲毁耕地，全村库塘整修一新，蓄得住、排得出。渠系建设成为村里的一大景观。然而，老百姓房前屋后乱糟糟的，泥巴路非常泥泞，老百姓生活环境与治水“亮点”极不协调。怎么办？把治水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于是，平昌大力推行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村民们的房子漂亮了，每家每户出入道路硬化了，房前屋后干净了……
“现在确实太好了！感谢党的好政策！”说起变迁，双城村一社村民潘秀兰感慨万千。
平昌县双鹿乡潘桥村村头，一排排漂亮的农家“小别墅”格外引人注目。“‘小农水’让我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村口，村种养协会会长刘德信一语道出潘桥村巨变的原因。潘桥村四面环山，集雨面积非常大，过去由于水利设施不完善，有水蓄不住，一遇干旱就减产减收。去年纳入平昌县2010年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示范村后，该村按照一水二路三产业四新居五配套的思路，以改水除害治旱为目标，修建了1500多米的石河堰，整治山平塘8口，修建了灌溉渠堰2750多米。生产条件的改善，带来了村庄的巨变。刘德信兴奋地说：“今年我们就打算在这里开农家乐，赚城里人的钱。”
从通江县三溪乡爱国村到铁佛镇小岭子村，再到诺江镇城西村，“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行。”一路“水利美景”，令记者兴奋不已。落后偏僻的爱国村、小岭子村，在“小农水”工程的带动下，已经成为新农村示范点。城西村被当地人美誉为“江南水乡”，成为通江人周末休闲最佳地。
一盘活棋：水活百业兴
“记者同志，我给你算一笔账。”刚抵达通江县三溪乡爱国村，村支部书记李仁寿便打开话匣子，“现在水有保障了，村里拿出800亩田，全部搞‘藕鱼’计划，一亩田产藕的收入预计8000元左右，养鱼每亩收入800元左右，农户一亩田收入就有8800元。”同时，该村还启动了600亩枇杷种植项目。这还不算，最让这个偏僻小村庄惊喜的是，居然有大公司上门签约来了，四川飞腾种业有限公司来这里考察后，觉得条件不错，当场签约350亩的种业基地，就这350亩，每年只需使用三个月，便能给村民带来70多万元的收入。
从通江县城向西走约五公里处，就是诺江镇城西村。一栋栋特色鲜明的川北民居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产业、道路、田园，处处展现出新农村建设的蓬勃生机。
城西村2社，是该村最高最远的地方，站在山头放眼望去，一口口整齐的养殖塘碧波荡漾，那是一家泥鳅养殖公司的养殖育苗基地。
“去年上半年，这里还是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烂尾塘。”诺江镇党委书记赵邦秀感慨万千。去年下半年，城西村通过竞争立项，成为“小农水”建设项目重点村。水利基础设施一搞好，省内一家大型泥鳅养殖公司随即找上门来，投资数百万元，建起了大型泥鳅养殖基地。
在泥鳅养殖公司的带动下，素有莲藕种植传统的城西村，“泥鳅+莲藕”种养总面积迅速飙升，目前已达1200余亩，土地产值从传统农业每亩2000元提升为每亩10000元以上，年总产值达1200多万元，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统筹规划，集中投入，连片建设，整体推进。是我们推进小农水建设的一大亮点。”通江县水务局长杨永超如是说。记者发现，在平昌和通江，他们在“小农水”重点县建设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把“小农水”建设与发展特色产业结合起来，与群众增收致富结合起来，做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增收，使“小农水”成了“致富水”。
两地水务局长兴奋地告诉记者，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只需10年左右时间，“新农村之花”将开满巴山每一个角落。
一本好“经”：民心聚万事成
她们，喊着整齐的号子，抬着千斤巨石，颤颤悠悠行走在田间地头；她们，手执钢钎，乒乒乓乓打着石头；她们，拿着粉笔，在田间画着施工图……
这群妇女形象，永远定格在了通江县铁佛镇熨斗山村的水系整治工程上。
去年8月份，一个消息传到熨斗山村：县上争取下来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各村可以竞争立项，谁竞争获胜谁获补贴。
“国家补大笔钱，我们只投入极少部分，这是天大的好事嘛！”“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项目争取过来！”“这是几辈子的大事，千万不能放弃！”群众大会沸腾了。
项目终于争取来了，可劳动力都出去打工去了，剩下的全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就在乡干部发愁时，全村妇女齐刷刷走上工地，划线、砌砖、打条石、抬石头……工程结束验收，竟然高标准通过！
什么原因让“娘子军”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
原来，通江县为调动群众兴水积极性，县上采取了把项目区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全部改制落实到农户，施行“先改后建”、“先建后补”。“‘先改后建’就是改制，这口塘这口堰哪几户受益，就落实到哪几户人，由他们负责建设管护，除了主渠道归村上管外，小渠道都分段划给了农户，然后明晰产权并颁证。‘先建后补’就是工程建好验收合格后才发放上级的补助资金。”杨永超介绍说。
在小农水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县上乡上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形成了“项目民报、方案民定、工程民建、建设民管、资金民审”新机制，一切由老百姓作主，县水务部门则负责规划、协调和技术质量把关。通江对小农水建设项目一律实行先建后补、县级报账。
在新机制的调动下，通江29个小农水项目村群众自筹1270万元，加上中央、省上的项目资金和县配套资金，共投入3620万元，新建节水灌溉工程1421亩、微水池357口、渠道68.65公里，维修整治山坪塘157口、微水池68口、渠道28公里。
江汜村位于峡阳镇西南面的富屯溪畔，距峡阳镇政府驻地2.5千米，历史悠久，创建于唐朝年代，最早的地名是长元里江汜乡，有1400多年历史。江汜村古民居遗存丰富，至今仍完整保存有近200座明清建筑，主要建筑以清代建筑为主，最突出的有清朝末期的“土库”建筑。2016年11月，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峡阳镇江汜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现有人口2500多人。
江汜村依山面水，山青水美，景色秀丽，具有14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荟萃，英杰辈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中央主力红军东方军入闽活动的重要区域和中华苏维埃延平新区的重要组成部份。
旗展闽江卷巨浪，星耀江汜人心欢。1933年8月中旬，以彭德怀、滕代远为领导的东方军，在完成了入闽作战第一阶段任务后，自闽西连城挥师北上，挺进闽北。8月下旬，从沙县进入延平，先后攻占了王台、峡阳、洋口等闽北重镇，击溃了盘踞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刘和鼎部。江汜人民与周边乡村人民一道，从国民党的牢狱锁链中得以解脱，第一次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
东方军进驻扎江汜村期间，深入群众，大力宣传党和红军宗旨、任务、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东方军的帮助下，江汜村相继成立了农会、梢排工会和游击队及红色大刀会武装等群众革命组织。农会、工梢排会成立后，积极配合东方军发动群众，开展扩红筹粮、打击土豪劣绅、地主恶霸、镇压反革命等革命活动，将没收粮食财产分发给贫苦农民、工人。在东方军领导和影响下，全村掀起了为红军筹粮、筹款、捐物和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的热潮。时全村就有黄土金、许三兴、王德周、梁财兴、官周铿、王世耀、叶水洪、梁柴夫、张孟礼、官辅财、王地法、王德明等20多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这批参军人员大多数都在战斗中牺牲。
这20位参加红军的热血青年中，以黄土金的事迹尤为突出，他是江汜村参加红军青年中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战斗员和指挥员。1915年5月出生于南平县（现延平区）峡阳镇江汜村，1933年8月在家乡参加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即随部队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后参加长征。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游击队副支队长、团长、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曾两次身负重伤（二等残废），1960年经组织批准退休疗养，1969年6月因病逝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终年54岁。
东方军在江汜驻扎一个多月，9月底奉命撤回江西中央苏区。东方军走了，但其影响却在江汜人民的心中播下了永不泯灭的革命火种，永远激励着江汜人民在后续革命斗争中不断奋进，直至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来全国解放。
为保存历史，充分发挥革命文物的宣传教育作用，近年来，村两委还把老红军黄土金故居和江汜苏维埃农会办公地址（即王氏祠堂）等革命旧址进行了修缮，同时新建了一些革命纪念设施，并把革命文物的保护、挖掘、修缮和革命纪念馆的建立工作与红色文化旅游、古民居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制定了江汜村红色文化建设规划。2018年初月，村两委应全体村民的要求，决定发动村民集体捐资，对江汜村中华苏维埃农会旧址——王氏祠堂进行全面维修，在祠堂内设立江汜苏区纪念馆，作为江汜村今后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永久性基地。同时组织成立了展馆资料调研征集小组，并得到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区老促会指导帮助下，到有关部门单位开展展馆内容资料调查征集工作，为创办展馆作资料准备。同年5月，江汜村农会旧址顺利修建完工。8月，村两委研究聘请延平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吴香光对展版内容进行了编辑设计，开始着手布馆工作。11月，在有关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展版制作和布馆工作完成。11月20日，延平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入延85周年暨峡阳镇江汜苏区纪念馆开馆仪式活动圆满完成，市、区领导及黄土金后人共计7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一年来，江汜苏区纪念馆、黄土金故居等红色教育场所共接待各党组织主题活动、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等30余场次，接待游客800多人，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
2019年来，村两委将老红军黄土金故居、江汜苏区纪念馆及其他革命纪念设施结合起来，将红色基地建设与古民居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制定了江汜村红色文化建设规划，拟打造江汜苏区红色文化广场，借以完善江汜村江色旅游配套基础设施落后的短板。主要项目包括：1、在江汜苏区纪念馆边上新建一座1200平方米的江汜苏区红色文化广场，需投资约100万元；2、改造广场边上的旧学校做为红色文化旅游接待服务中心及公厕，需投资约50万元；3、设立江汜苏区纪念碑及红色文化公园雕塑群，需投资约为100万元。4、该项目总占地约2000平方米。目前，村里已对该项目建设用地进行清理平整，共拆除4座建筑物。江汜红色文化广场项目实施完成后，它将为江汜村旅游发展的一张名片，为周边群众提供一个优美、舒适、文明的旅游环境，同时有效的保护和利用了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了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还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一产接二连三，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英雄功绩昭百世，苏区精神耿千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战争销烟早已远去。但生活在这块红土地上的江汜人民，将永世不忘革命先辈为革命胜利和江汜解放事业所作出的丰功伟业。我们将继续弘扬苏区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全面实施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创新，继续前进，为建设美丽富饶的新江汜而努力奋斗。
唐代“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出现了陆上、草原、海上等路线，其中海上“丝绸之路”亦可分为南、北两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渤海、新罗通往日本，但是由于渤海、新罗长期对立，将其二者整合描绘“丝绸之路”北航线的研究很少。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可以考证出唐朝762年～764年出使渤海、新罗仁购朝彩的行驶路程。通过唐韩朝彩的出使路程的考证可以了解渤海国交通和新罗“五通”的形成过程，而且对了解9世纪以后出现的“丝绸之路”北航线以及出现在东亚世界的繁荣贸易圈也很有帮助。
[关键词]
丝绸之路；北航线；韩朝彩；渤海；新罗
[中图分类号]H0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2010009
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来划分，大致有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等四条。[1]（52～53）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又分南、北两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航线，是在丝绸之路不断发展中，继续由长安向东延伸，经河南、河北、辽西，发展到中国东北地区而出现的。[2]（294）这条线，即由唐朝的登州港（今山东省蓬莱县）出发，经渤海湾、渤海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在唐代的这条航线上，有从唐朝出使渤海、新罗、日本的使臣，亦有三国朝贡于唐朝的使节。就朝鲜半岛而言，当时因渤海与新罗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3]（71～87）以致大部分使节只是唐与渤海或唐c新罗的单方来往。所以，现今史学界主要研究唐朝通往渤海的通道和唐朝通往新罗的通道，很少有研究将二者整合。但据有关史籍记载，762年至764年，唐朝仁购朝彩经渤海进入新罗，再从新罗回到了唐朝。因为其出使情况，只在《续日本纪》里有一小段的记载，故很少有人考证。最近有学者认为，贾耽《道里记》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里程是根据韩朝彩此次出使所得到的信息而写成的。[4]（16～48）所以，本文试图结合韩朝彩此次出使的始末与贾耽《道里记》之“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地名考证及通道遗迹，来复原唐代“丝绸之路”北航线的路程。
一、 韩朝彩出使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概略
唐朝仁购朝彩出使朝鲜半岛的史料如下：
甲寅，新罗使大奈麻金才伯等九十一人到着大宰博多津。遣右少弁从五位下纪朝臣牛养，授刀大尉外从五位下粟田朝臣道麻蔚龋问其由绪。
金才伯等言曰：“唐国仁购朝彩自渤海来云：送日本国僧戒融，令达本乡已毕。若平安归乡者，当有报信。而至于今日，寂无来音。宜差此使其消息欲奏天子。仍赍执事牒，参大宰府。其朝彩者，上道在于新罗西津。本国谢恩使苏判金容为取大宰报牒寄附朝彩，在京未发。”问曰：“比来彼国投化百姓言：本国发兵警备，是疑日本国之来问罪也，其事虚实如何？”对曰：“唐国扰乱，海贼繁。是以征发甲兵，防守缘边，乃是国家之设。事既不虚，及其归日。”大宰府报牒新罗执事曰：“检案内，政官符称：得大宰府解称：得新罗国牒称依韩内常侍请欲知僧戒融达不。府具状申上者以去年十月，从高丽国，还归圣朝。府宜承知即令报知。”[5]（86～87）
从这一史料可知，日本天平宝字八年，即764年，新罗使大奈麻金才伯带领91人到达日本大宰府（今福冈县一带），向日本大宰府官员告知，唐朝仁购朝彩经由渤海来到新罗，委托新罗官员探知之前同路的日本留学僧戒融的情况。新罗使出访日本时，韩朝彩在回唐的路上，在新罗西津等候还在新罗王京的谢恩使苏判金容。日方非常警备新罗的“发兵警备”。新罗使称，唐朝局势混乱，不得防守边缘。
当时，东亚局势的确混乱。762年，因为史思明的死，著名的“安史之乱”基本得已平息，但中原大地一片狼藉。与安史之乱同时期，处于东亚边缘的日本与渤海策划联手攻打新罗，使得新罗处于戒备状态。正当此时，日本留学僧戒融赴唐求法，得到了唐中宗的信赖，并派遣韩朝彩送其回国。
韩朝彩出使始末，早有学者提及。其中，最早提及的是我国学者金毓黻。他在《渤海国志长编・世纪第一》如下：
（大兴）二十五（762）年，唐诏以渤海为国，进封王为渤海国王，加检校太尉。秋，遣行政堂省左允王新福等二十三人同伊吉益麻吕聘于日本。
二十六年春，王新福同日本送使板振镰束来。冬，唐使内常侍韩朝彩同日本留学僧戒融来。十月，戒融同镰束归国。是岁，日本留学音声人内雄业成归国。
二十七年春，韩朝彩转赴新罗。是岁，遣臣王诞朝贡于唐。[6]（册三、七）
之后，我国学者朱国忱、魏国忠认为韩朝彩此次出行是与762年唐朝将渤海从“郡”封为“国”有关。[7]（39）滨田耕策围绕日本留学僧戒融展开过讨论，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韩朝彩出使渤海应在763年春或夏，只有这样才能衔接上戒融763年10月回日本。[8]（401～424）此外，丸山裕美子对韩朝彩的事迹进行过系统的梳理。[9]（12～24）最近，赤羽目匡由在分析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即《道里记》）时，认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情况是由韩朝彩的此次出行所得到的信息为蓝本。[4]（16～48）通过这些研究，基本可以确定763年春夏，韩朝彩经过渤海进入新罗，然后再经新罗回到了唐朝。这一出使时所见所闻被记入了801年由贾耽所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之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然后这一记录又被《新唐书・地理志》转载，流传至今。
既然如此，本文试图从文献和考古遗迹等两方面进一步梳理韩朝彩的出使路程，由此具体考察唐代丝绸之路北航线的路程。
二、 韩朝彩从唐登州出使渤海路程
（一）登州至渤海“丰州”一带
渤海在其存在的229年间大部分时期和新罗处于对立状态，但有两则史料却将两国交通联系到一起。
第一则，据《新唐书》卷43下・志33下・地理7下记载：
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若将臣之所征讨，敕使之所慰赐，宜有以记其所从出。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
登州|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迹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
乃南傍海迹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
自鸭渌江口舟行百馀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蹩冢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10]（1146～1147）
第二则，据《三国史记》卷第37・地理4记载：
贾耽《古今郡国志》云：渤海国南海、鸭绿、扶余、栅城四府并是高句丽旧地也。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11]（卷三十七，十六）
在第一则史料中，“登州东北海行”以下史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段，即从登州出发到乌骨江的八百里之第一段（a），南傍海贾列侣尥醭堑牡诙段（b）和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至渤海王城的第三段（c）。由《三国史记》流传下来的贾耽《古今郡国志》（上述第二则史料）可知，连接渤海的栅城府与新罗的泉井郡的路线上有39驿。
由本文第一节“韩朝彩出使朝鲜半岛始末”可知，韩朝彩应是从唐朝的登州出发先抵达乌骨江，经鸭绿江到达渤海王城后再由陆路去了新罗王城，后又从新罗王城回到了唐朝的登州。因此，上述《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史料的行经线路应是acb，其中史料c中出现的地名应是反向的。c和b之间有《三国史记》所流传下来的贾耽《古今郡国志》为证：“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11]（卷三十七，十六）
在这一节里，本文结合考古遗迹首先考证a和c的路程。
首先是：“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迹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12]（143）
参考吴承志的《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韩朝彩出使朝鲜半岛的路程从唐朝登州即今山东省蓬莱出发渡海东北行，所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皆属今庙岛群岛。北渡之乌湖海，即今渤海海峡。马石山，即今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山。都里镇，即今旅顺，有名的唐鸿胪井刻石便是旅顺黄金山山麓发现。渡船至此，傍辽东半岛继续东北行，所过之青泥浦，即今大连。桃花浦，在今清水河口东北侧；杏花浦，在毕里河（今碧流河）口东北侧；石人汪，在今石城岛之北庄河口附近；雍驼湾，即今大鹿岛与大洋河河口之间海域。从乌骨城在今ズ由嫌畏锘松缴匠牵ㄔ诜锍窍囟南十里）的情况来看，乌骨江现多认为是ズ樱ズ恿鞴乌骨城（今凤凰山城），注入鸭绿江。乌骨江口即今ズ涌诮咏鸭绿江口。
接着跳过上述《新唐书・地理志》之中的b，先来看看c中的“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蹩冢得渤海之境”。[10]（1146～1147）
对于泊蹩冢以前有人认为是ズ雍涌诒北叩钠咽河河口处[13]（401）。但ズ佑胙悸探口汇流处发现了ズ蛹夤懦呛突⑸缴匠抢罱ú拧⑼趺嗪袢衔：所谓“乃小舫流，东北三十里，至泊蹩冢得渤海之境”的记载，是指今ズ涌谒萘鞫上，因江面狭窄，所以换成小船，东北行三十里到泊蹩冢由此进入渤海境内。这里所说的泊蹩诓皇侵附ズ涌冢而是指泊醭恰N南姿载“乃小舫流，东北三十里，至泊蹩凇！辈皇侵鸭绿江，而是指今ズ佣上。如指今鸭绿江东北行，谈不到换成小船的问题。ズ蛹夤懦牵不但出土过汉代文物，还出土过辽、金时代的陶瓷片。和文献所载金代婆速、婆娑当即泊醯囊糇。因此，今丹东市ズ蛹夤懦羌春喊财较亍⑻拼渤海泊醭恰⒔鸫婆速府、元代婆娑府故地。这里当是辽东（今辽阳）到平壤之间的交通要冲，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4]（164）魏存成认为，ズ蛹夤懦俏平原城，虎山山城为山城，两者均为泊醭恰[12]（143）尹铉哲认为泊醭俏虎山山城。[17]（339），因而现今史学界一般认为是今ズ佑胙悸探河口处。
由泊蹩谟流鸭绿江而行五百里至丸都县城，即今集安县城。东北流二百里至神州。神州即今天的吉林省临江市。这一段路程因为是流鸭绿江而行，因此没有什么争议。而且，今临江市北文成街中部，原有一段城墙，残长三十米左右，高出地表约半米左右，并有素面布纹、绳纹等筒瓦，具有渤海文物特点。从出土文物和文献所载西南距丸都（今集安）二百里的情况来看，渤海神州亦即西京鸭绿府的所在地当在今临江市内的渤海古城。
由神州（今临江）东北改为陆路，经显州到渤海王城。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资料证实，今延边和龙市西古城即渤海中京显德府的所在地，西古城一带也应是显州的所在地。还有，762年时的渤海王城应是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上京龙泉府址。从神州到达显州这一段中，抚松县一段和显州到上京龙泉府这一段史学界争议较多，下面依次进行考证。
由神州到显州的陆路交通线，从渤海古城的分布情况来看，从神州（今临江）应当是东北行到今抚松县城，然后再东行。据《抚松县文物志》所载的《古代交通渤海就“朝贡道”》的考证：
弃舟陆行应从临江（神州）的二道沟河谷溯流而上经闹枝乡即所辖的菜园子村，然后进入松树镇境内仙人镇的温泉和大营遗址，行至汤河与头道松花江交汇处的汤河口遗址。
在此本应沿头道松花江左岸下行，因两岸多为悬崖峭壁，山险水急，无路可行，且江道呈弯月形，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与下一落脚点正好多绕半圈，以此暂时离开江河安边，从靖宇县境穿越两山沟谷之间，经榆树川乡出三道花园沟口，然后过头道松花江由南面直奔新安古城（即丰州）。此路线属两山之间的一条沟壑谷底，无高山阻挡，自然也是一条捷径。
从新安古城出发，又避开头道松花江沿北沟沟谷穿行，由抽水到兴参镇境内进入二道松花江流域，之后顺左岸溯流而上，经新屯子、北岗、露水河、沿江等乡镇，过敦化的大蒲柴河，然后直达渤海的旧国敖东城。此文与张殿甲[15]（73）的考证基本相同。另外有王侠[16]（30～33）和尹铉哲[2]（110）对渤海朝贡道临安市和抚松县一段的考证与张殿甲的考证有所不同。
在笔者看来，按《抚松县文物志》的说法，从神州（今临江）弃舟而行，沿二道沟河谷经闹枝镇菜园子，到达永安遗址，要沿现在的208省道在闹枝镇改94县道可到达菜园子村。出了菜园子村向渤海永安古城的汤河流域进发向北到达汤河流域，高山横亘，树林茂密。依据卫星地图的观察，似乎有三条路可走。
从菜园子向北第一个岔路向西进发，过四道小沟、二股砬子的羊肠小道经报马川村抵达平川村就到了汤河上游河谷。再沿汤河河谷的90县道向东一路直达青沟村。
第二个岔路是位于第一个岔路北侧，经许家沟、暖泉子、四道汤河等村进入平川村后如上一条岔路一样到达青洗濉
第三条路是沿着94县道向东北方向到达冰湖村。从小湖村到青沟村似乎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由小湖村经小湖沟村翻山越岭到达河东村或六道汤河村，经90县道到达青沟村。第二条是继续一路沿着现在的94县道到达青沟村，方可进入汤河流域。
进入位于汤河上游的青沟之后，再一路沿着临汤河的94县道东北而行经松树镇，在松树镇沿汤河（94县道）向西北进发，在小太平沟附近折向东北经太平村到达永安村西南的永安遗址。从永安遗址一直沿汤河的溪谷小道，在抚松县仙人桥镇温泉村附近与94县道汇合，恰好温泉村附近向北沿着现在的94县道依次有断代为渤海时期的温泉遗址、大营遗址、汤河口遗址。汤河口遗址位于头道松花江和汤河的交汇处。从汤河口遗址向北到达下一个渤海时期遗址是，靖宇县境内的榆树川城址和隔江相望的新安遗址。
据笔者通过卫星地图的观察，难以苟同上述《抚松县文物志》编者认为的从汤河口遗址到达新安遗址的路程。从汤河口遗址到了小夹皮沟一带正北盘踞着一座大山，根本无法确认有路可行。只有越过这座山峰才能经过时家大院、仁和村、双河村等小型现代居民村落方可到达榆树川乡的渤海遗址。因此笔者认为，从汤河口遗址应沿着201国道（此段基本临着头道松花江）先绕行至抚松镇，然后向西沿着临头道松花江的302省道到达新安遗址。抚松镇亦有渤海时期的油库遗址，从油库遗址到达新安遗址的路上亦有东台子城址。
从新安遗址东北向的抚松县境内目前还未发现渤海时期的遗址。另外，沿着今通化至白河的铁路而行，此路与长白山主峰相近，山高谷深，水势很急，是20世纪初才开始开发的。今露水河通往二道白河的路线是解放以后修筑的林业专用线，此山坡倾斜比较严重，超过界限指标的陡坡就有16处（最大坡度为13度），且江河又比较多。[17]（339）
所以，应折向西北沿头道松花江流域的19乡道而行，有抚松县抽水乡抽水村东南1.5km的里阳沟遗址，从里阳沟遗址东北向沿着乡道在岔阳村附近向东，经过低缓的山坡到达兴参乡附近有平安遗址，从平安遗址东北经兴参镇沿008乡道与94县道再次汇合到达新屯子镇新屯子村东南的南山口遗址。从南山口遗址以东高山盘踞，汇入二道江的河水盘亘，很难再沿着深山密林中行走，只有沿着二道江畔或直接乘舟到达今沿江乡一带的白水滩。[15]（138）
沿着二道江，经抚松县境，顺东南而下抵达西江村一带的古洞河口，即至两江盆地。以往的研究，多主张沿着二道白河向东而行，到达仰脸山城，或经抚松县泉阳露水镇过宝马山城，但根据水势与交通的走势，笔者认为不用过二道江和三道白河交汇处的仰脸山城，应直接进入古洞河，后拐向北方到达安图县永庆乡的东青遗址。东清是富尔河和古洞河的汇流处，是从渤海国都城出发，经由西京鸭绿府，通往唐朝的必经之地，也是鸭绿朝贡道沿线的重要据点。
（二）渤海“显州”一带至东京龙原府
学术界对于从东清到达和龙县西古城路线的认识比较一致。即，自东清沿古洞河西北行可进入安图县万宝乡境内。附近的万宝新兴古城堡、万宝新兴村落址等遗迹，均是渤海国时期鸭绿朝贡道沿线上的主要军事要地。
自万宝沿着古洞河东北而行，越过天桥岭，进入青沟子村后，再过大桥，抵新合。从新合出发，沿着古洞河而行，越过英额岭，经小荒沟、车场子、庙岭林场、古洞河林场、中里、香谷后，到卧龙、獐项后，再沿着长仁江，经九山、西城，至西古城。这一路段分布有渤海国时期的得味墓群、獐项古城、獐项墓群等遗址。从临江镇至西古城路段约有420里。这与《新唐书・地理志》中：“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的历史记录大致相符。
从显州（今和龙市西古城）到渤海王城（上京，今宁安市渤海镇）的路线大致有三条[18]（15）：第一，利用旧国（今敦化市一带）通往显州（今和龙市西古城一带）的路段，向西利用布尔哈通河河谷地带过大石头抵达敦化市城区南部的永胜遗址，然后向北沿着现在的201国道经江东、官地、海青房、腰甸子等24块石遗址后进入渤海镇。第二，从显州出发沿海兰江经过延吉市烟集河流域的北大、兴安等古城，跨过依兰河向北依次溯流汪清县境内的嘎呀河、春阳河，越过老爷岭，进入宁安市境内，顺着马莲河抵达渤海镇。第三，沿着海兰江先抵达与布尔哈通河汇流的小河龙古城，向东经由城子山山城越过磨盘山抵达图们境内，在这里直接利用嘎呀河向北汇合上面的第二条路。但依据“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的记载，第一条路太偏西，第三条路要越过弯曲的磨盘山岭。因此，显州至渤海王城即渤海镇上京龙泉府的路段应取第二条路。
关于第二条路程，尹铉哲考证如下：
从西古城出发，沿着海兰江左岸而行，经头道、东城、龙井、兴城、石井（九龙）后，到延吉。在这里发现有渤海国时期的圣教古城、东兴古城、英城古城、英城建筑址、英城墓群、石井乡上岩建筑址、龙曲遗址等。
离开龙井市境内，沿海兰江东北而行就到河龙古城。河龙古城西北1.5公里处有城子山山城，南约1公里处有河龙南山遗址。此外，延吉市境内有北大古城、台岩古城、龙河村遗址、龙河南山遗址、新丰遗址、仁坪遗址、南溪一队遗址、南溪四队遗址、锦城一队遗址、台岩遗址、烟河六队遗址、龙渊七队遗址、大墩台、小墩台、帽儿山墩台、烟河墩台等渤海国时期的遗址。
离开延吉，经依兰、百草沟后，就到汪清。延吉至汪清的鸭绿朝贡道沿线上有高城古城、新田建筑址、安田古城堡、牡丹川古城、兴隆古城堡、兴隆二十四块石等渤海国时期的遗址。
从汪清西北而行，经大兴沟、半城、天桥岭、骆驼山、石城、幸福、春阳后，就到红云（高丽屯）。从这一段路线开始，鸭绿朝贡道和日本道就重叠。在这一段，密集了半城古城、天桥岭建筑址、中大川建筑址、石城古成、幸福建筑址、小城子、红云建筑址等渤海国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分布很规则，建筑址的间距为10-12.5公里，古城的间距为20-25公里。红云建筑址西北部有连绵起伏的哈尔巴岭余脉，其间有从春阳去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道路。这条通路即是渤海国时期自上京通往唐朝的鸭绿朝贡道（日本道）的一段。红云建筑址正当从上京出发越过哈尔巴岭进入汪清县境内的第一站，可能是鸭绿朝贡道（日本道）沿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自红云又向西沿着通往榆树川的旧路而行，经老爷岭后，就进入黑龙江境内。从这里开始，顺着松乙河，经五凤楼、金家、湾沟、庆丰（房身沟），再顺着镜泊湖东岸向东北而行，经苇子沟经营所、喜山等地后，就到渤海国上京渤海镇。在这一段有渤海国时期的湾沟二十四块石遗址、庆丰二十四块石遗址、五凤楼北台子建筑址、部落遗址、湾沟山城等遗址。[17]（340）
从上面的考证里可以看出，从渤海王城到栅城府，及后来的东京龙原府的路段，与从渤海王城的今渤海镇到汪清县百草沟一带的路程是重叠的。从百草沟继续沿着嘎呀河而下，经由图们市石岘镇的河北、石岘、东兴、下嘎、曲水等遗址进入图们市。嘎呀河在图们市东北汇入图们江。在此以南亦有很多渤海时期遗址，如水口、白龙村北等遗址和马牌、石建坪二十四块石等。
在图们市沿图们江经凉水遗址、密江城址到达珲春市八连城。八连城一带的渤海遗址密集，沿着图们江八连城南部有英义、温特赫部等城址，再往南有河口城址及墓葬，防川附近亦有水流峰山城。八连城往西有石头河子古城，从古城过长岭子可到达俄罗斯的克拉斯基诺（毛口崴，渤海时期盐州）。
三、 韩朝彩从渤海出使新罗路程
（一） 从渤海东京龙原府至新罗泉井郡
据《三国史记・地理二》记载：“贾耽《古今郡国志》云……自新_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11]（卷三十七，十六）根据这条记录可知：栅城府到新罗的泉井郡一共39个驿。至于栅城府，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秽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由此可知，至少在渤海时代，可认为栅城府即东京龙原府。然而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八连城为东京龙原府[19]（232～234）。
关于泉井郡，据《三国史记・地理二・朔州条》记载：“井泉郡，本{句丽泉井郡，文武王二十一年取之。景酝醺拿，筑炭项关门。今涌州，领县三。”[11]（卷三十七，十六）
关于泉井郡的具置，根据以下史料，现在基本倾向于认为是朝鲜德源。
宜州，本高勾丽泉井郡一云于乙买。新罗文武王二十一年，取之，改为井泉郡。高丽初，称ブ荨3勺谑四年，置防御使，后更今名。睿宗三年，筑城。别号东牟成庙所定，又号宜春・宜城，要害处有铁关。海岛有竹岛。[20]（270）
那么，从栅城府到达新罗的泉井郡，即从今天的珲春市八连城到达朝鲜的德源，具体路线应该如何确定呢？首先打开现在的朝鲜半岛地图，不难发现朝鲜半岛临日本海一侧是狭长的平原地带。
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记载，从德源都护府北7里的铁关如图一路向北到达八连城的驿站如下：
（1）铁关（2）良骥（3）通达（4）和原（5）酒泉（6）草原（7）莲台（8）平原（9）德山（10）咸原（11）新恩（12）平浦（13）五川（14）居山（15）施利（16）谷口（17）基原（18）失利（19）麻谷（20）岭东（21）临溟（22）雄平（23）古站（24）明原（25）朱村（26）吾村（27）要站（28）输城（29）石堡（30）丰山（31）宁安（32）钟庆（33）抚安（34）马乳（35）燕基
虽然这里的岭东、雄平等驿站是朝鲜时期新设的，但从朝鲜初期谷口驿、输城驿等驿站是原样利用渤海以来的驿站旧址而设置的一事来推测，可以认为两个时期驿站网络的布局大体相似。[22]（47～50，64）还有，和原驿是合并青山驿和通和驿而设。所以，从铁关驿到燕基驿一共有36驿，加上珲春的古城遗址、河口遗址、温特赫部城、八连城等遗迹大体上可以认为韩朝彩出使朝鲜半岛时从渤海的栅城府到新罗的泉井郡有39个驿站（图一）。这些驿站里就包含了现在发现的一些遗址，比如居山驿处于渤海时期南京南海府城址（今北青一带），怀绥驿附近就有富居里遗址等。
（二） 韩朝彩出使新罗路程
从泉井郡通往新罗王京，即从今德源一带到今天的庆州一带应怎么走？对于这一段路，现在史学界大概有两种观点：第一是认为从德源继续沿朝鲜半岛的日本海岸向南而行，经过比定为新罗溟州的现（今江陵）一带入新罗王京，称其为溟州路。第二种观点是，经过比定为新罗朔州的现今春川一带，再经比定为北原京的现今原州进入王京，此路因为经过新罗的铁岭，可称其为铁岭路。还有，因为《三国史记・地理志二》中有：“朔州，贾耽《古今郡国志》云：‘句丽之东南，柚西，古貊地，盖今新罗北朔州。’”以及《三国史记・同志里》有：“溟州本高句丽河西良，一作何瑟罗。后属新罗。贾耽《古今郡国志》云：‘今新罗北界溟州，盖柚古国，前史以扶余为璧兀盖误。’”的记载，韩朝彩从泉井郡如新罗王京应该经过了朔州和溟州。但通过观察地形图与权衡贾耽《道里记》的记载，韩朝彩未必一定就要经过朔州（今春川）再经溟州（今江陵）而入王京（今庆州），而应是沿着日本海岸的狭长平原地带进入王京的。
从新罗王京回唐朝的登州应如何而行呢？在前引的贾耽《道里记》（上述引文b）有云：“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迹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迹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10]（1147）即过了乌骨江八百里后，南傍海贾疗甙倮镏列侣尥醭钦庖欢危是否就是韩朝彩从新罗王京到达乌骨江八百里的地点的记载呢？这样的话，韩朝彩的行程应是：从新罗王京出发西北陆行到达唐恩浦口，此唐恩浦口到鸭绿江有千里之遥。过唐恩浦口以后再经得物岛、古寺岛、麻田岛、秦王、石桥到达新罗西北的长口镇，再经椒岛、贝江口、乌牧岛后，经八百里到达乌骨江即今ズ右淮。到了乌骨江以后同去程一样返回登州。
首先应该确定从新罗王京到唐恩浦的路线，在此一段路新罗的干线交通首先是从新罗王京到达尚州的尚州路[23]（166～172），此路基本沿着洛东江的沟壑地带前行。到达尚州以后穿过小白山脉的峡谷地带，到达南汉江流域的忠州即新罗的中原京。再沿南汉江的西北一路而行过车岭山脉进入比定为新罗汉州的今广州市和河南市一带以后，折向西南经过今天的城南、水原市一带的平原地带向西直达南阳湾北部的比定为新罗唐恩浦的南阳里。从新罗王京到达此地的路程大约320公里，和道里记的“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的记载基本相符。
从南阳湾一带出发，过“得物岛、古寺岛、麻田岛、亲王石桥到达新罗西北的长口镇”的这一段，日本学者今西龙将得物岛比定为今德积岛、古寺岛比定为乔桐岛或延坪岛、麻田岛比定为延坪岛或巡威岛、石桥岛比定为巡威岛或大青岛、秦王岛比定为白翎岛、长口镇比定为今黄海道长源郡的长山串。再经现在的椒岛、贝江口（应是纸即今大同江）汇入大海的江口、再过今西龙曾比定为宣川郡的身弥岛或铁山郡莸旱奈谀恋汉蟮酱镂诠墙即今ズ尤胙悸探口一带。[24]（355～357）综上所述，762年至764年韩朝彩从唐朝登州出行至渤海、新罗的路线可以用图二中的粗线所示。
四、韩朝彩出使对唐代“丝绸之路”北航线形成的历史价值
本文通过史籍和遗迹对763年至764年之间，唐朝史韩朝彩出使朝鲜半岛的路程进行了考察。对千余年前的通道进行考证，难免会与当时的实际路程有所出入，但通过这次对文献与考古遗迹的梳理，笔者试图复原8世纪中叶从唐朝登州经渤海、新罗，再返回到登州的唐代“丝绸之路”北航线的具体路线。进入9世纪以后，渤海的通道定型为“鸭绿朝贡道、长岭营州道、扶余契丹道、龙原日本道、南海新罗道”。新罗也出现了称之为“五通”的道路。还有，通过海上贸易的发展，渤海、新罗等国的对外交流进入9世纪中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应该说，这一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所谓“丝绸之路”北航线。对韩朝彩出使渤海与新罗路线的考察，我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当时出现在东北亚的交往路径。这对于我们今天审思“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有很多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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