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12: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江村即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并存；同化；浙江村；移民；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136-006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将不可避免地与城市文化发生碰撞和整合，对此不同学者进行了不同的阐释。运用传统-现代的思路来解释人口迁移过程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同化论，源于美国芝加哥学派。“同化假设”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传统文化的人必将会“与过去决裂”，失去“特殊群体感”，会被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1]沃斯和瑞得菲尔德相应的研究取向被称为Wirth-Redfield模式，即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被视为一个原有人际关系解组、移民不断个人化、而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过程。[2]另一种观点是多元论或并存模式，这一论点缘于犹太裔学者Kallen，他对同化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精神，基于对移民社区、移民网络的研究，人口迁移也可以是“无现代化的迁移”，传统社会要素和现代要素也可以共存。[3]曾经闻名全国的北京“浙江村”其变迁过程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理论模式和运作逻辑呢？从传统与现代、乡村和城市的并存形态，到今天的半融合、半同化的状态，以及未来愿景中的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浙江村”与北京社会双重建构着一个独具特色的移民村的生存和发展道路。探讨“浙江村”的历史嬗变，在当今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促进外来移民的社会认同与城市接纳，防止社会失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浙江村”的形成过程——
改革推进与文化传承的产物
北京“浙江村”的称法始于1988年，其中居民绝大多数来自温州的乐清县和永嘉县，以北京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一带为主要聚居区，这些人来到北京，主要是经商赚钱，90%左右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活动。后又根据内在需求，发展出了内向行业，如餐饮、诊所、幼儿园、理发店等，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行业体系和生活体系。王春光把“浙江村”界定为由来京务工经商的浙江人聚集形成的，并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准社区体系。[4]30项飚将“浙江村”定义为超越了地域、体制、身份体系等社会边界的限制，自己所创造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空间，是进城农民适应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成为了居于体制之外的“新社会空间”。[5]43这个自成一体的，传统特性显著、内聚力强的聚居区与北京社会存在着典型的地理、心理与文化上的边界。
“浙江村”的形成具有内外两方面条件，一是改革的推动。改革开放前，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城市的单位制、农村的公社制，和市场的被取消与物资调配权的高度集中，构筑了中国“无流动”的封闭模式。[6]由此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完全禁锢在土地上，无法实现其边际效益，黄宗智将此称为“过密型增长”。人多地少、生活贫困，以及城乡利益差别、工农业利益差距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强烈的流出冲动，形成了强大的流动势能。城市集聚效应这一拉力和人地矛盾、农业比较利益低这一推力相配合，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4]60但这一时期，流动人口规模相当小，而且大都属于体制外的流动，随时上演着外出-被抓住遣回-再外出的一幕幕场景，“躲着走”是当时流动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在浙江温州地区尤为典型。
1978—1982年，是我国改革的启动阶段，一方面的实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另一方面国家改变了对农村生产生活的高度集中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恢复农民一定的自由支配资源权和生存空间，并改变单一化的所有制结构，重新肯定个体经济的地位，并使之合法化。但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个体经济基本上是就地发展，限制城乡流动。这一系列政策的松动对农村人口则产生一种暗示作用，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开始突破制度控制向城市流动，向以往僵化的限制城乡流动的各项体制提出挑战，而这又进一步形成示范效应和“破窗效应”，外流的人员越来越多，最后反而迫使国家不得不对旧的城乡二元体制进行改革。1982年以后，进入改革深化阶段，国务院首先从改革城乡商业流通体制入手来改变城乡二元体制。在《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农村个体商业者可以进城经商，以及在《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移居小城镇，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疏通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流动的通道。虽然大中城市没改变旧的户口制度和就业制度，但却以有控制的人口迁移与较自由开放的人口流动态度，默许（甚至欢迎）农民进城务工、经商。[7]26从1983年开始，流动人口如潮水般向城市涌入，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和个体户。1984年后形成了以沿海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第一次进城热潮，尽管这次热潮席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等地，但向来有流动传统的温州农民却是当之无愧的排头兵。[8]由于城市的外来人口骤增，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随后国家又通过暂住证制度、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税收政策等多个方面对外来人口实施管理，这些新的改革措施主要优点在于经济管理多于行政管理，反映了国家在调整管理职能，不断缩小、减弱行政干涉范围和强度，给予民众远多于改革前的自由活动空间。“浙江村”正是在改革使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是改革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变迁和改革的加速。
二是浙江温州的经商传统及文化强化。北京的移民聚居区不仅有“浙江村”，还有“安徽村”、“河南村”、“新疆村”，为什么其他移民区没有形成像“浙江村”这样规模庞大、聚合性强的商业网络呢？这与“浙江村”独特的文化传统有较强的相关性。
温州人自古就有经商和流动的传统，特别是手工业和小商业传统，最形象的一句话是，“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有悠久历史的发达商品经济，使温州人形成了强烈的商品意识和观念，后者反过来又促进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温州流传的重经商和手工业的民间故事代代相传，潜移默化，使温州形成了重商的社会氛围。温州人的商业行为和意识也得到了南宋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的支持。该学派不但否定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观念，给予本末以同等的地位，而且肯定了士农工商平等分工和互惠互利是经济繁荣、社会兴盛的先决条件或前提。因此它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相左，构成了温州区域性文化即“瓯越文化”的核心，它是温州一带工商业繁荣发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后来的温州人注重功利、重视商业的思想观念。[4]77瓯越文化为温州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使温州人对工商业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和期待，并积极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他们敢于冲破区域界限和制度禁地，积极寻找就业和发展机会，同时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又进一步成为其在现代城市社会得以生存的重要资本[8]。早在改革开放前，温州农民就能够无惧政治责罚冲破层层障碍，外出劳动力每年达数万人，由此创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9]19北京的“浙江村”是“温州模式”异地城市化最典型的代表。
温州悠久的经商传统以及瓯越文化的强化使温州的农民具备外出经商务工的内在动力和欲望，这是“浙江村”形成的前提条件，体制的变革又为“浙江村”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但一方面由于传统行政管理的路径依赖性使改革的效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改革的进度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变迁速度，典型的城市二元分隔的管理格局（本地人—外地人）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大量的外来移民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规划，从而使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在陌生的环境下为了降低经济、社会、文化及心理成本，自发地形成了与北京社会相分隔的聚集区，在北京这个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城市以求生存。在这个“空间”里，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而且这些要素在不断地被“再生产”着，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不能为既定的社会构成方式所接纳，甚至也不能与之接轨[6]，即更多地处于并存模式。
二、“浙江村”的生存机制——
在寻找体制机会
改革期是新旧体制的交替期，当旧的体制逐步被削弱，而新的体制又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和障碍。我国的改革是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结果出现社会结构变化的异步性或不协调性，主要表现在对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缺乏新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措施，各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强有力的配合，例如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各自为政，出现错位和缺位现象。北京市尽管也针对大量人口的流入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其改革是出于外部压力而作出的被动调适，仅就表面化的问题进行治标不治本的调整，而没有进行实质性和彻底的改革，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社会变迁出现脱节、失范以及整合减弱等问题。“浙江村”居民一方面利用改革带来的有限空间和资源，另一方面又沿用自己原有的资源优势拓宽体制外的活动空间，以求得在城市社会的生存。他们游离于城市体系和农村体系、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传统行业与现代行业之间，处于“边际人”的地位。[4]74
在经济体系方面，因为体制和身份所造成的区隔，使外来者不能取得充分的、平等的“市场进入权”，造成“浙江村”在生产和经营领域面临着诸多困境。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所，而且随时都可能被驱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而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力。由于不能合法地参与诊所、房地产业建设等方面的经营，阻碍了内部行业的分化和发展。当社会需求受到社会结构和体制的限制时，如果需求不强烈，它就不会引发冲破现存社会结构和体制的社会分化，否则，这些需求就会以各种隐蔽的、非法的方式来得到满足。“浙江村”人利用各种网络资源通过体制外手段与体制内的各部门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寻求自己的“庇护网”，以降低合法性问题所造成的风险系数。例如，通过贿赂商场负责人获得商业企业的柜台经营权，通过贿赂工商税务部门减少各种税费开支以及简化办理各种证件的手续，通过发展和村级组织及北京人的关系获得房地产业的经营权。“浙江村”人正是在体制的缝隙中挣扎前行，努力争取并紧紧抓住各种生存的机会，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和代价。上世纪90年代专业市场的建立，特别是“京温大厦”的建成对“浙江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浙江村”进入外部社会的成本代价降低，发展规模扩大，而且表示北京市政府对“浙江村”的管理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向有序化管理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时也标志着“浙江村”在向着规范化、合法化方向发展。如果不是“京温大厦”等专业市场的建立，“浙江村”在1995年的大清理中可能会被彻底根除。
在社会管理方面，北京市并没有将“浙江村”纳入其城市行政管理系统。“浙江村”之所以会聚集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一方面是由于北京的改革是从开始然后向中心推进的，首先放松了对在地理、体制和经济上的控制，使外来人口在北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于北京市对“浙江村”的管理政策是以“赶”为主，从1986年到1995年基本上每年都会在8—9月份对其进行轰赶，而城乡结合部的管理相对较为薄弱，往往成为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带，从而使“浙江村”有了狭小的生存空间。但这一空间并不稳定，“浙江村”人是在“驱赶—逃跑—撤退—回潮”中上演着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在每一次轰赶、清理后，一些人重新回到原地，而另一些人则留在了更为偏远的地带，但这后一群人在中心产生的空缺很快又被新来者填补，这种运动反而使“浙江村”在面积上不断扩大。
“浙江村”与北京社会存在着相异的图景想象，尽管“浙江村”人在意识中已将自己与在家乡种田的农民区别开来，不少人将自己认同为“生意人”而不再是农民，但在北京人的想象图景中，“浙江村”人是一群“在北京做生意的浙江农民”，是外来人口，这种“外”不仅仅具有地域的内涵，更指称一种文化和体制之外。北京政府和市民对“浙江村”常持有社会刻板印象，甚至带有偏见，即“浙江村”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因此相应的政策导向便是清理，并没有将其视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从1990年开始“浙江村”内部治安状况明显恶化，到1992—1995年期间，已经陷入了完全的无序和混乱状况，帮派和黑恶势力横行，恶性案件经常发生，而当地公安部门严重的不作为，当正式的社会管理机构实施其功能出现障碍、失效时，人们只能寻求体制外的“替代品”，最后造成以乱治乱，进入了“乱”的恶性循环。“浙江村”出现的此类问题并不是其自身所造成的，而是城市管理缺位的必然结果。根据刘林平的调查，目前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仍然存在着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同乡会，他们的存在反映了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提供权益保护和社会服务中的缺位。[10]272学者们的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共性，移民聚居区只有在威胁到城市社会安全的时候才会引起普遍关注，而往往缺乏预防性、防范性的社会管理思路和管理体系。
在社会整合方面，“浙江村”内外部关系主要以功能互赖性整合为主要调节机制，制度性整合力度严重不足，认同性整合畸形发展，所以“浙江村”的社会整合处于低水平，或者说低度整合。[4]231
“浙江村”内部存在着相当强的功能互赖性整合，各户、各行业之间为了提高生存能力，降低生存风险，增强生产和经营的集聚效应，形成了一个高度依赖的分工合作体系。“浙江村”内的每个人都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丛，也即项飚所称的“系”，一个系包含两个“亚系”，一边以亲友关系为主，叫做“亲友圈”，另一边以合作关系为主，叫做“生意圈”，两个亚系中间重叠的部分即为核心系，这个部分构成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5]27，在“浙江村”这个部分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不同人之间“系”又存在着交叉和重叠，由此在内部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浙江村”与外部社会也形成了一定的利益互赖纽带，因为其快速发展也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带动了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北京难以割舍的部分，这也是后来“浙江村”能够被北京接纳的主要原因。但这种功能互赖性整合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保障，具有很大的脆弱性。
制度性整合即制度化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国家和各级政府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规和制度对社会实现正式的管理和控制。制度性整合的基本功能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但在“浙江村”，制度性整合水平相当低，相应的政策、法规等制度性规范没能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即使制定了一些新的制度规范，但由于执行乏力，造成了权力的寻租、社会的无序，这也是“浙江村”混乱的根源。
认同性整合是建立在个人自觉认同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化来实现。“浙江村”人在生活、社会交往、情感等许多方面对所在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认同，传统乡土人情、民间信用及非正式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Portes通过对国际移民现象的研究，注意到了社会资本在人口迁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当大量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移民网络可能形成，移民网络实质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是血缘、亲缘、乡缘和业缘等。[11]12-15在移民网络内部往往形成较强的社会认同。“浙江村”依赖社会资本等资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于北京社会的经济、文化和心理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缺乏现代社会的正式社会组织和制度性机制，带有狭隘的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偏见的认同性整合反而阻碍了“浙江村”和外部社会的整合。群体成员将他们自己的群体称为“内群体”，对它怀有特殊的忠诚感；同时，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其他群体，将其视为“外群体”。[12]334 “浙江村”人和北京人正是将彼此视为“外群体”，从而造成了互动、融合的障碍，无法在认同上达到有效整合，由此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三、“浙江村”的最终命运——迈向制度化轨道
沿着“浙江村”的发展脉络，今天这个移民村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景况、是被彻底清除还是被完全接纳？是延续着传统的共同体模式还是走向现代化的组织结构、是停留在非制度化的境地还是全面进入了制度化轨道、是保持并存模式还是已实现了彻底的同化？如果把这一系列理想类型看作是一个两端连接的连续谱，那么可以说“浙江村”目前正处在中间偏右的位置，离制度化的轨道愈来愈近，且仍在不断地向终点迈进（如下图）。从摆地摊到租柜台再到建市场建大院，“浙江村”不断分化重组，一步步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形成了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流动经营网络”，在北京打下了自己的根基。
传统意义上的“浙江村”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阈中，成为历史的记忆，目前的“浙江村”已发展为另一种形式的“温州城”或也可以说“浙江城”。从1997年“浙江村”一带开始拆迁改造，经过地方政府多年的整顿、疏导和建设，“浙江村”现今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旧村落已被现代化的商贸城和住宅区所替代。目前在京的温州人拥有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以木樨园环岛为辐射中心，周边近3公里范围的区域，聚集了大小24个现代化商贸城，这个以服装批发、零售为主的华北最大的服装集散中心，已经成为京城著名的“商圈”之一。[13]原先家庭作坊式的服装加工现亦大都通过办服装厂转向了组织化、专业化生产模式。在经济体系、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已进入了制度化的框架。“浙江村”居民在地域上不断分化，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也逐渐趋同于现代城市社会，血缘、地缘关系逐步弱化，传统的因素逐渐削弱，现代的因素日益增强，流动将越来越快速，边界也将越来越模糊。“浙江村”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变迁体现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个典型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性特征，即：城乡社会从隔绝走向沟通、从对立走向一体化的方向转变。同样，“浙江村”的未来走势也反映出国家的改革方向与城市的开放态度。“浙江村”所发生的变迁证明了外来人口的生存机制正在由“并存模式”向“同化模式”的转变之中，尽管“同化”未必是最优状态，但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帕克所言，“边际人”或“边缘人”身份会令其不安焦虑、敏感好斗，只有不断褪尽自己的“异性”，填平文化的沟壑，以同化而告终，才能消解“边际人”的心理障碍。
但实现完全的同化还需迈过一道坎，制度和心理的障碍还没有彻底清除。传统的“浙江村”尽管已经慢慢向现代化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居民已经逐渐渗透进北京社会，却仍处于半融入半整合状态。他们在经商和居住地域空间上与北京人、其他省籍人越来越混合、杂化，但是他们依然尚未真正融入北京社会，尤其是在社会心理上呈现出马赛克般、小团体化的群体分割。[14]传统因素的顽固性和惯性，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他们形成无形的内在束缚，由此带来认同危机。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阻隔，使他们在身份上仍没有得到政府的制度认可，在心理上也没有完全得到城市居民的接纳。这已然不仅仅针对“浙江村”人，而对来自于农村的城市移民均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共性。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与流入地的接纳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过程。如果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城市能够产生心理认同，即会倾向于用城市的文化、规范约束和指导自己，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各种失范风险，如此进一步推动城市的接纳；相反如果外来人口把城市仅作为短期居留地，而不是永久定居地，就很难对城市文化产生认同，则容易偏离城市规范，产生越轨行为，结果又加剧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与此相应，如果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能够将外来人口作为城市体系的一部分，将其纳入等同的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范围之内，则会有助于消除各种隔阂，促进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认同。看得见的城乡壁垒和看不见的乡里人和城里人的隔膜，使得无论是农民进入城市生活还是城市生活接纳农民都十分困难，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打破这城乡壁垒，中国农民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将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自如。[15]283因此，打破城乡之间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壁垒，消除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隔离，促进其交流与融合，对今天的社会治理、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未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大规模城市移民的出现，我们应努力消解各种主客观障碍，实现有序转移，减少社会震荡，推动外来人口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社会。
参考文献：
[1]Sauvy， Alfred. 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M].New York：Basic Books， 1966.
[2]Kearney， Michael. From the Invisible Hand to Visible Feet：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M].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6.
[3]姚华松，许学强.西方人口迁移研究进展[J].世界地理研究，2008，（03）.
[4]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5]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6]项飚.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J].战略与管理，1996，（12）.
[7]李梦白，胡欣，编.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8]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1998-05.
[9]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0]刘林平.权益、关系与制度[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1]Portes， Alejandro.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J].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12]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3]谢良兵.人口迁徙镜像中的北京“浙江村”[N].中国新闻周刊，2008-1-21.
征地公告迟到三年
丽江村地处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味江河畔、著名旅游胜地青城山外。此次丽江村、石佛村被征的200亩地，主要集中在十二组。十二组人口250人左右，原本人均占有土地1.35亩，从1995年至今，经过房地产开发、修建人工湖、修建高尔夫球场等历次征地后，就剩下125亩土地了，除去20多亩非耕地，人均仅剩四分地。
村民们称，这次被征用为“小城镇建设用地”圈占的200亩土地，丽江村村干部曾于2001年口头对村民们说过是租用来修建一个生物研究所，当年村民停种了一年并得到了每亩地1000斤大米的市价赔偿。第二年因项目搁浅，土地由农民继续耕种，直到2004年6月21日贴出公告，村民们才知道这块地已于2001年被征占为“国有土地”。
村民们提出疑问：土地开发的是什么项目、有没有审批手续、小城镇建设用地是否可以转为商业用地等等。对此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作出的答复是：200亩土地的征用是依据省政府2001年第二批试点小城镇有关政策批准的建设用地，此宗地的征用程序和对村民的补赔偿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10月29日，村镇组织村民开会，由征地办公室发给村民一份《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都江堰市2001年第二批试点小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和《科利科制药有限公司征用大观镇瓦窑村四组土地安置人员社保及就业补助方案》。11月2日，几位村民代表前往都江堰市国土局查询，才确知这块地已于2005年7月28日以36万元/亩的价格拍卖给了广州一家投资有限公司，土地用途则是定义不明确的“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标注为70年。经查询，该公司主营是房地产开发。
村民们说，此宗土地虽然在2001年被省人民政府批准为“试点小城镇建设用地”，但征占的土地距大观镇2.5-3公里，是否确属“试点小城镇建设”范围还存在疑问，而且用地单位也由科利科制药有限公司改为了房地产开发商，土地使用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更何况其间还经历了一次《土地管理法》把土地“征用”改为“征收”的变化。
新《土地管理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丽江村200亩被征地的用途虽然只是含糊地说为“住宅”，但中标的广州某投资公司是用之来进行商品房开发的，这显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原来拟“征用”的土地却变为了长期性“征收”。
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反复强调这块地早在2001年已成为“国有土地”，而丽江村民则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总则第2条也规定了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国有土地”也不能片面理解成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所有。
征地补偿仅为收益5.5%
2004年11月12日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明文规定：在征地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法定程序，特别是要保护被征地者的知情权。
村民们2005年11月2日在都江堰市国土局的查询却查出一张村民们称从来无被征地农民本人签过字的《都江堰市统征办征用200亩储备土地农转非人员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登记表》。记者在丽江和临近涉及征地最多的石佛村听农民们抱怨得最多的除了赔偿过低，就是失地后无社保。丽江四组村民称按成都市人民政府[2004]19号文件，2004年1月1日以后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因土地被征用农转非人员实行社会保险，而丽江十二组符合当地规定“男满60、女满50”以上的人员却由村组干部通过抓阄确定了14个名额，而在这张“保险登记表”上，已通过抓阄买了社保的邓光全、曾玉兰、赵玉良等人仍签字“表示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
据丽江村民们称，该村十年来很少召开过正式的村民大会，村组合并后的丽江村村支部书记、组长全由原瓦窑村四组组长杨文伏一人担任，他上任后对丽江村的村务多用口头传达，村里虽设有村务公开栏，但只是一个“摆设”；如丽江十二组前三次土地征用，村民们都不知道被征用的具体亩数；这次一次性的“征收”土地，也没有发放过正式的宣传册子，村民甚至没有与村上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历次土地征用都是村、组长杨文伏一人签字。
都江堰市丽江村此次被征占的200亩土地，在以土沃田丰闻名天下、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这可是上等良田。十二组村民每人得到8500元的赔偿安置费，而土地被征用后转让拍卖每亩得36万元，农民获赔为实得收益的5.5%，处于2005年7月新华社研发文章所述“容易引起“的范畴。
征地办公室是依据1998年《中华人民土地管理办法》来赔偿安置的，补偿安置标准是按照2001年的标准来计算。而村民们要求，应依据2004年8月28日颁布的新《土地管理法》制定办法，也应该按照2004年的物价水平来制定标准。但征地办公室负责人解释说“两者是差不多的”。
“我们不眼红土地拍卖了每亩36万元，我们只想依法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补偿！”村民代表吴国辉反复对记者说。
农民生活艰难
经历次征地开发，丽江村及相邻的石佛村已被房地产所包围。“新丽江”、“人工湖”、“高山流水”……，这些诗意盎然、令向往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城市人怦然心动的楼盘名字后面，也潜藏着上千失地农民严峻的生存现实和对未来的沉重忧虑。占地近两千亩的四川青城高尔夫俱乐部就在106国道一面与丽江村遥遥相对。每天，眼见城里人开着豪华高档轿车来俱乐部奢糜消费，一场球下来就是几千、上万元，丽江村人的心情是复杂的。
而就在这时，人工湖要“卖断”、高尔夫球场租用的地也要“卖断”的传言在村里散开。
“如果真是这样，这等于是断了我们的后路！”村民杨坤无奈地对记者说。
因占了一定的地理之利，丽江十二组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山区农村中还不算太差，村中大部分农家都修了房子。但谈到生活水准和今后的发展，村民们就大摇其头了。57岁的村民杨先有，一家5口人，儿子和父亲都是泥瓦匠，靠着在外承包点小工程每年能有万把元的收入，加上历年征地补的粮食款，10多年间积攒4万多元靠自己出人工修起了一座漂亮的二层楼房，在村中生活条件算好的。但他觉得一次性赔偿一点钱让他心里没底：“有地的时候，随便种点什么，生活也能对付，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谈到打工，他连称现在的活路越来越不好做，“大型工程要施工证,自己没文化接不下来，小型工程伤亡事故赔不起”。
79岁的村民高顺富没能在抓阄买社保中买上社保，他语带嘲讽地称“不打工喝西北风（哦）”，“（村里）3天工人、5天工人多得很！”他18岁的孙女高华初中毕业后想进高尔夫球场当每月100多元正式工资的“球童”，但跑了三年关系至今没能进成。
68岁的杨保芳一家五口人，是97年征地拆迁后搬到“农民街”上来的。距大观镇政府所在地约1千米的“农民街”是政府为征地拆迁农民修建的集中安置房。杨保芳的儿子患了脑膜炎，她自己在这一次征地安置中抓阄幸运买到了社保。“家里没地了，就在这里开个铺子，可都是生意人对生意人，做的生意呀？想进高尔夫球场每天10元钱打工撬草都要凭关系！以后咋办呀？”她的脸上满是哀愁。
在“农民街”上，村民们纷纷拉着记者诉说修建的房子漏雨，有农民说有的墙壁裂缝曾经手指都能伸进去，“简直就成了危房”，政府去年花钱修补了之后仍然在漏。记者在村民王建英和黄正群等人家里的确看到四处墙壁和天花板上留有漏雨留下的痕迹。
“漏、漏，漏！”，情绪激动的群众拉看记者看完东家走西家，四处都在抱怨修补后的安置房仍在漏雨，记者当晚几乎就无法脱身。
10月29日晚20时30分，记者离开时，偌大的“农民街”上竟没几家点亮电灯。经打听才知是为了节省电费！
后续：
“五股”模式跑出脱贫“加速度”
“秀水村民，人人都有股；每分土地算一股，入了几分算几股；一分劳动一分股，参与劳动才有股。百善孝为先，孝亲在当前；积少存多谋发展，秀水明天更美好……”秀水村口，一幅醒目的宣传标语吸引着来往的游客。这是秀水村在建设美丽家园、实施综合旅游开发过程中提出的“五股”模式，如今为村里开创出一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
安顺市普定县城龙场乡秀水村曾是全省二类贫困村。过去，全村3522人中有495人吃低保，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9.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有5000亩可耕地，加之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及支柱产业，维持温饱尚且困难，更谈不上致富奔小康了。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大多数青壮年只好到外地打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2015年4月起，随着民营企业贵州兴伟集团拟全额投资3.77亿元启动对秀水村的帮扶建设后，村里展开的生态旅游产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不到一年时间，高大的牌坊寨门、全木结构的休闲饮吧、奇石堆砌的人工河、7米宽10公里长的硬化观光大道、跑马场、山地赛车道……一个集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特色旅游、休闲度假、娱乐服务、餐饮商贸为一体的城郊休闲旅游基地日渐成熟。
在打造生态旅游产业的过程中，贵州兴伟集团董事长王伟曾数十次来到秀水村，组织村民召开各种院坝会、家庭会，挨家挨户了解村里的实际情况和村民的期盼。
最终王伟探索出“秀水五股”分配模式，并承诺兴伟集团“不留一份股份，不要一分效益”，将投资开发生态旅游产业所产生的收入及利润，全部分配给全村群众共享，其中人头股占10%，即只要秀水村民，人人都持有股份，获得利润分成；土地股占30%，即村民以自己的承包土地入股，1分土地算一股，按照面积大小获得利润分成；效益股占30%，即村民以参与项目建设、营运等劳动，按照劳动量计报酬；孝亲股占5%，即针对全村65岁以上的老人提出的分红福利；发展股占25%，即为保障项目运转及村集体公益事业，每年留存25%作为全村后续发展资金。
“秀水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不少外出务工者闻风而动，纷纷选择回来为家乡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同时张罗起了自家的“生意经”。
村民张贤胜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8月得知村里正在大兴土木建设生态旅游产业项目，张贤胜毅然决定回到家乡，主动拿出自家土地入股支持项目发展。如今的他已是“秀水五股”模式的股东之一，并且还担任秀水商业街经理一职。
张贤胜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在家种庄稼的话，人均年收入两三千元，现在就我一个人的基本工资算下来都有一两万元。单是基本工资一年算下来都比以往全年的高了，再算上其他的收益，收入更是比之前翻了好几番。”
不仅如此，张贤胜一家还可以享有四种股：家里原有十几亩地入股，年终会有分红；老母亲、媳妇和孩子都有人头股的分红；自己现在负责商业街的运营，每个月基本工资2500元，生活补贴200元，媳妇也在商业街上班，有基本工资，年底还会有按劳动工分发的“笑益”股；老母亲享受着孝亲股，养老看病都有保险。
“五股丰登辞旧岁，十万游客齐聚会，不见当年贫困村，精准扶贫看秀水。” 2月16日，见到记者的到来，不少村民情不自禁地吟起这首自编的诗瑶。
诗瑶中吟诵的内容正是今年秀水村的真实写照： 初一至初七的7天时间里，秀水村共接待游客逾40万人（次），进村车辆2000辆（次）/天，营业收入超过120万元。
村支书张克智更是感慨万分，“多亏了兴伟集团的帮扶，秀水乡亲们脱贫奔小康的日子终于是盼出头咯！”
十年倾情帮扶“结硕果”
一条约4公里长的平整水泥路从贵州省遵义县新舟镇通向镇辖乐耕村。过去，村民上镇里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往返需要10元车费，现在只要两元钱、几分钟就到了。
这条公路正是利美康医院帮助乐耕村脱贫致富的一大硕果。
遵义县新舟镇乐耕村是这一次全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大会上利美康医院确定帮扶的对象，同时也是利美康医院一直以来的联系帮扶点。利美康医院在乐耕村的对口帮扶超过十年，十年间，这里的脱贫攻坚处处都有利美康医院的参与。
乐耕村有一栋木房子，是1956年修的，破旧不堪，采光不好，隔音不好，楼上作教室，上课下课，学生起立坐下，都像打雷一样。这就是几年前的乐耕小学。
“早是危房了，早就该拆了，可是没有钱，想拆也拆不了。”一次偶然的交谈，利美康医院董事长骆刚得知这一情况，心情难以平静。不久，骆刚忙中抽空，驱车前往学校考察。他当时就表态，公司出资10万元重建学校。2002年6月18日，在乐耕小学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捐赠仪式，骆刚当场捐了10万元现金。
新建学校竣工，孩子们笑了，老师们笑了，村里的父老乡亲笑了。如今，“遵义县乐耕小学”几个大字赫然在目，校门美观、气派，朱红的油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进入校园中心，“利美康教学楼”就印入眼帘，花台与两栋崭新的教学楼交相辉映。宽敞明亮的教室，整洁的桌椅，让人们很难和它的昨天联想起来。
村子要脱贫致富，产业发展必不可少。为此，骆刚为当地创建科技果园示范基地。吕桂刚是利美康医院从山东请来的一名果木培育专家，如今成为了乐耕村全村种植果木的技术指导员。
一晃吕桂刚已经在乐耕村呆了超过10年，他表示，如今自己每个月领着利美康医院的工资，而工作就是培训当地村民种植果木。“现在村里大部分村民都种上了果树，全部人我都认识啦，多亏利美康医院的帮扶，乐耕村的生态环境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吕桂刚操着一口浓浓的山东口音告诉记者。
在利美康医院的倾情帮扶下，乐耕村按照“一村一特”打造思路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村支两委依托村地理、土壤、气候优势和成熟的水果种植经验，带领群众大力发展梨子、杨梅、枇杷、桃子等水果，目前全村水果种植覆盖面积已达45%。依靠水果种植，这个曾经的省级二类贫困村，很快就能就将实现全面脱贫。
中药材种植盘活乡村资源
能在家门口上班，这是蒲巧云十几年来的愿望。如今，她实现了。
蒲巧云的家在天柱县凤城镇老寨村，这里土地肥沃，过去盛产水稻。“当年嫁到这里来，父母就是看重了有大米吃。”蒲巧云笑着说。
可是，传统的水稻种植除了够吃之外，没有多少经济收入。近年来，村里很多人选择外出打工，蒲巧云也是其中之一。
“广东浙江都去过，一个月最多的时候能挣4000多块，相对在村里种庄稼，确实要单纯划算些。”蒲巧云说，她和老公在外打工多年，虽然家庭条件得以改善，但留守在家的父母却过得很不好。
2015年6月，当地政府根据老寨村的土地优势，引进贵州同源中药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前期投入了近200万元，在老寨村建了一个中药材种植基地。
基地建成后，每天都需要大量工人。远在浙江义乌打工的蒲巧云得知消息后，立即买票回了家。“现在我每个月固定收入2000多元，尽管没有在外打工多，但在家可以利用早晚时间种点菜、养头猪，还能照顾老人，感觉很幸福。”蒲巧云说。
幸福的不止蒲巧云一家人。同源中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晓俊介绍说，目前建在老寨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共有240亩，平均每天可解决30余名村民就业，仅2015年下半年就发放了工人工资26万余元。
日前记者来到老寨村采访，纵横交错的田园干道连接座座大棚，20几位村民在敞开的大棚下除草，有说有笑，热闹非凡。
村民陈小琴和蒲巧云正挑着竹篼从地里出来，她们要去农户家里挑农家肥，而这些农家肥都是公司给钱向村民购买的。“经济发展起来就是好，现在连粪都能卖钱呢！”陈小琴笑着说。
为进一步帮扶老寨村，2015年底，同源中药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响应贵州省“千企帮千村”活动，对老寨村进行结对帮扶，在美丽乡村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进行资金帮扶。
蒋晓俊说，公司目前已在天柱县工业园成立了中药材加工厂，老寨村的中药材基地将直接供给加工厂，进行加工研制。
公司下一步将根据自身能力和特点，结合老寨村资源，运用发展产业、开展贸易、吸纳就业、智力支持、项目带动、捐赠援助等多种形式，实现资本、技术、市场、人才等优势与老寨村土地、劳动力、特色产业资源等优势的有机结合，帮助老寨村建立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快老寨脱贫致富进程。
“民营企业的收益来自于人民群众，有责任参与脱贫攻坚行动中来，这既能盘活乡村资源，也能为企业拓展发展空间。”蒋晓俊说
生态优先的脱贫攻坚之路
猴年春节即将到来期间，当村民们还浸在准备春节的喜庆氛围中时，绿地环保集团公司，备上“礼物”回村“拜年”，为邢江村广大农民群众送来了特殊的“节日贺礼”。
2016年2月1日这天，邢江村40多名困难群众从绿地环保集团手中得到大米、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公司董事长黄金桦到贫困群众家中走访，并送上慰问金，为村民们带去新年的祝福。
安顺市平坝区白云镇邢江村是平坝区的一级贫困村，村里保存了原始村落风貌，具有天然的旅游资源，但基础设施落后、村民生活条件恶劣。
2015年12月9日，贵州民营企业“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动员大会在贵阳召开，绿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在会上与邢江村签署了结对帮扶协议。
在“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动员大会结束后的第4天，黄金桦马不停蹄地带着公司领导一行人来到了邢江村实地考察研究。
黄金桦告诉记者，调研的目的就是通过摸清邢江村的贫困底数，分析贫困原因，找出脱贫路径，制定扶贫举措，并发挥企业优势帮助改变村容村貌。
“我们邢江村地势平坦，自然资源丰富，村里有一条美丽的邢江河，这就是我们手中很好的两张牌，所以，我们可以因地制宜，通过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美丽乡村旅游这两个大产业，让大家脱贫致富。”在记者采访过程中，邢江村村主任邢德义不停地介绍着村里的各种情况。
邢德义还告诉记者，现在村里还有贫困户98户，脱贫任务很重，绿地环保集团的到来，让当地脱贫致富有了新的希望。
前郭县平凤乡是一个有2个自然屯、两万多口人的乡镇，共有各级人大代表56人。几年来，他们在乡党委、乡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下，在紧紧围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组织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积极开展监督视察等项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百姓解决了许多实事、难事，起到了一个基层人大组织的作用。推动了平凤乡各项工作的发展。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赞誉。
精心组织调研为政府工作把关定向
为了保证代表的视察和调查活动不走过场，取得实效，每次他们都精心准备，确定选题和重点。如为加快农村增收致富步伐，镇政府要求各乡镇扩大肉鸡代养规模，就这个问题，乡人大主席团组织县、乡人大代表开展视察和调研，认为扩大肉鸡代养规模确是目前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好路子，但养殖场如果建在居民区内，对群众的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于是提出了肉鸡代养场应建在远离居民区的空旷地带。增收应不以牺牲环境和影响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代价。乡政府根据县、乡人大代表的建议在新富、郎家、朱家、长江、黑岗子村，规划建设了五个肉鸡代养小区，妥善解决了增收致富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再如平凤代表小组在视察“村村通”公路进展时了解到，平凤――嫩江国堤段修路迟迟没有动工，原因是这个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民筹资困难，鉴于这种情况，代表小组立即向县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此建议得到了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委副书记、县长呼和少布亲自来平凤勘察路段，回去后积极协调资金，很快就完成了全部土方工程，同时在施工中还注意采纳了代表们的另一条建议，即平凤乡地势低洼、土质黏重的特点，调整了改造方案，改建为水泥路。目前这段10公里长的水泥路已竣工并投入使用。
认真履职解决农村实际问题
近年来，乡人大主席团组织县、乡人大代表开展各种活动，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不断得到改进，党群干群更为紧密了，民心民气更为顺畅了，社会氛围更为和谐了。农村低压电网改造工程完成后，电价是降下来了，但每遇到风或雨雪天气，停电次数却增多了。针对这个情况，乡人大主席团及时组织县、乡人大代表对乡农电所工作进行评价，并把群众评价的结果反馈到农电部门，乡农电所高度重视又及时把问题反映到县农电局。县农电局马上派出技术人员到新庙变电所，对平凤的用电负荷进行了相应调整，使停电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去年平凤乡从水电育苗到灌溉，直到后期排涝再没有发生长时间的停电现象，农业生产用电得到了保障，人民群众对农电工作也更加满意。根据群众反映，乡人大主席团又对乡林业站的工作进行了视察。县政府每年都给乡村下达造林任务指标，结果是一块地上多年连续造林不见林，劳民伤财，代表们根据群众的反映，考虑到平凤乡土质粘重，不易发生风沙灾害的实际情况。向林业站提出三条改进意见：一是平凤乡属粮食主产区，退耕还林面积应适度控制；二是宜林地的确定，应放在村屯周围和渠干、乡路两侧，这样待成林后自然会形成大小不等的农田防护林网络；三是应落实林木管护措施，促其早成林，早见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此意见反馈到乡林业站后，乡林业站将人大代表的意见报告给县林业局。去年县里没有再给平凤乡下达退耕还林任务指标，乡林业站也重新调整了造林规划设计方案，并制定了《平凤乡林木管护办法》。
松江村老上访户马季枕，因承包村里八道湾鱼塘问题，先后多次进省、进京上访，虽经县、市两级法院判决，但马季枕仍然不服，为了让马季枕服理服气，也考虑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因素，乡人大主席团报请乡党委同意后，经过充分准备，决定组织县、乡人大代表，松江村两委班子、乡综治办、乡纪检成员及马季枕本人及其直进亲属，就马季枕连续多年上访问题召开听证会。2008年6月4日，由乡人大主席团主持在乡政府会议室召开了马季枕上访问题的听证会。听证会上首先由马季枕陈述上访原因和要求，然后由松江村党支部书记介绍八道湾鱼塘议价承包过程。听证会上马季枕陈述了上访原因，他做为鱼塘原承包人，应享有优先承包权，而县市两级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没有给他这个优先承包权，所以要求法院重新判决，由他继续承包八道湾鱼塘。松江村支部书记在介绍鱼塘承包过程时说：八道湾鱼塘属村里的集体资产，在马季枕承包期间，自1999年至2001年马季枕连续三年未向村里上交承包费（马季枕本人承认这一事实），对八道湾鱼塘一次性发包26年（到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结束）的决定是由村两委班子集体讨论做出的决定，并已报请乡农经站审核同意。在正式发包的前九天里，当时的村治保主任孙宝库和支部书记刘殿军，先后两次将村里的承包决定通知了马季枕本人（对此马季枕也承认这一事实），但正式议价承包的那天，马季枕却没有到场，于是标落他人。听完松江村党支部介绍情况后，与会的代表们纷纷发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向马季枕做出解释说，你在承包鱼塘期间连续三年不向村里上交承包费已属违约，不应再继续享受优先承包权。村里决定议价承包后，先后两次通知你本人，待正式发包时你不去参加投标，属于你自动弃权，村里的做法没有错，法院的判决也是有理有据。听了代表们语重心常的解释后，马季枕自感理亏词穷，他的亲属们也都批评马季忱这样连续上访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听完各方的批评，马季忱本人也认为这样下去太没劲了。听证会后，马季忱口服心服，表示再也不去上访了。
几年来，平凤乡人大主席团及平凤乡的各级人大代表，在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配合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既密切了党群关系，又为平凤乡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5年开始，针对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我国已连续8年在全国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其中，查出的偷、漏税款总计近千亿元。
1992年，全国发生各种暴力抗税案件2744起，2225名税务人员被暴力殴打，其中，重伤致残者275人，死亡2人。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税现状，人民共和国的税官愤怒了……
谢晋东，某税务分局税收科科长。官不大，但管的事不少，全区2万多个体户的税收归他管。与个体户这个阶层打交道久了，自然有许多感叹。
如果论为国家收税多少，我们还真没什么好说的。我手下几十人，一年收的税还不如一个大企业交的多。但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你还不能小看。为什么？大道理好像不用我来说。
个体户，是个什么样儿，大家心里都清楚。我能说出来的就是他们的纳税意识。有报道说，现在个体户偷税、漏税的达90％，我管的这个区虽然没有作过统计，但我敢说，如果我们的工作稍微松点劲，肯定会超过这个比例。
我们这个区处于城乡接合部。外地来经商做个体的大多都住在这里。其中比较有名的个体户集中地是“浙江村”。这里住了2万多浙江人，多是从浙江温洲、乐清、永嘉来的，主要是搞服装加工。这些浙江人租的是农民房，一般每间房子月租金在300～400元之间。当地农民说，有一间房比有一个儿子还强。因此，当地出租房屋的农民与浙江来的个体户之间就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结合在一起对付国家税收政策和国家税务干部。
去年夏天，我们科税务干部和4名协税员到“浙江村”去进行税收检查。来到一个出租小院，正在做皮夹克的浙江女一见税收的来了，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并狡辩说刚来，还没干，没钱交税。我们税务干部指着一堆皮料和成品，要她作出解释，她还是那一套，死活就是不交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税务干部决定暂扣其部分物品。这时，站在院里的房东站在院里大声叫喊：“你们是土匪，抢人家东西。”接着就把院门反锁上，并招来上百名浙江商贩把房子围住，侮辱谩骂，不让我们税务干部出去。直到公安局派人来才把我们税务干部救出。
文盲加法盲，给我们的征税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去年9月2日上午，我们科税务干部再次来到“浙江村”收税，又遭到了浙江温洲来的个体户的抗拒。先是无理取闹，进而发展到围攻，他们往税务干部脸上吐口水，把税务干部打倒在地，用砖头砍。当区检察院和税务局的领导赶去解决问题时，这些无法无天的个体户又用砖头将检察院和税务局的汽车砸坏，把法警打伤，并将税款抢走。仅在去年一年，浙江村就发生集体抗税事件9起。
从围攻、殴打，继而发展到集体抗税。今年5月，分局派了两个稽查队去“浙江村”征税，当查到某院97户浙江个体户时，他们全部把门锁上，人都站在胡同里，谁也不交税，我们税务部门拿这些人也没有办法。
我们税官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为国家收税的。
收税难，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是要强化我们的法律。对我们基层税务干部来说，更希望国家能增强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比方说，现在的《税收征管法》规定，对不交纳税款的，税务人员有权扣押、查封、拍卖相当于税款的商品。但规定有个前提，就是须经县以上税务局批准。这就给我们执法带来了很大的难度。等我们请示完毕，再去找他，他已经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创造一个好的税收执法环境，对国家、对我们税务干部都是非常有利的。
樊文如，某市涉外税务分局局长。经常同外商打交道，深深体会到，税收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和尊严。
我从干税务工作第一天起，就觉得这个职业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你想想，当一笔一笔税款进入国库，支援了国家建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做税务工作有苦也有甜。苦的是税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好收，国税有多少流失？一个企业有多少流水？有多少利润？这些都是要靠我们这些税务干部去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做好的。征税与纳税，是一对矛盾，是你多我少、你进我出的较量。
我们的报纸上常说人家外国人纳税意识强。其实，那是外国有一个严格的税法制度的结果。即使这样，外国偷税、漏税现象依然很普遍。有关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偷漏税的比例达10％，而私营或个体经营者偷漏税现象更为普遍。
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公司来中国投资的越来越多，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的也就相应地多了。由于我们国家正处在制度建设和法律完善阶段，外国人到了中国，他的纳税意识就不一定自觉了。我从1988年开始涉外税收工作，对这方面深有体会。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反避税，作为国家，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所谓避税，就是钻法律的空子，逃避税收。有的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非常红火，但他的帐面上却是亏损的。为什么？就是为了逃避国家的税收。而打击避税却是涉外税收工作的难点，很复杂。首先，你得知道某种商品在国际上的真实价格，其次查他是如何转移利润。可是你没有一个高效的商业情报网，你要想了解国际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价格谈何容易？
外国企业在中国抗税的事时有发生。有的老外到了中国，自恃财大气粗，置中国的税法而不顾。有一家外企，已经8个月没有交税了，我们给他们开了纳税通知，对方却不理我们的。我们又去找他们的会计，你猜会计怎么说？“我们总经理说了，我们要免税。”
中国历代名人重视养生者不在少数,其法固有妙不可言者,聊举数例。
以静养生
许多善于养生的文人雅士认为,一个人如果保持恬淡、宁静、乐观、豁达,就能心情宽松,有益健康。“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这句古诗就是提倡以静养生。即使面对坎坷挫折,人们的态度也应是“纷纷谤誉何劳问”、“莫厌相逢笑口开”。东晋诗人陶渊明推崇以静养生,他的《结庐在人境》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是一首以静养生的神诗,境与意会,物与心融,实乃妙不可言。宋人程颢认为,人要乐观旷达,才能无忧无虑。尤其是成年人,生活应丰富多彩,愉悦身心。他有诗咏道:“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坡熟谙以静养生之道,推崇静坐养生之法,他在海南儋县建一“息轩”,并题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以动养生
宋代诗人坡刚正不阿,屡遭贬谪,身心憔悴,未老先衰,后注意养生以动,其《六月二十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诗云:“羽虫见月争羽翻,我亦散发虚明轩;千梳冷快肌骨醒,风露气入霜蓬根。”他的健身术是“游乐多行走,闲步发常梳”。古代很多名人都提倡以动养生,“春日踏青远足,秋日登高望远”。看来,投身自然、探奇揽胜,能使人心旷神怡。祖国地域辽阔,山河秀丽,如有机会,到各地旅游,令人身心舒畅。唐代诗人白居易享年74岁,当时为高寿诗人,他的健康长寿得益于旅游。有《玉泉》诗为证:“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山去,知我是何人。”“文星兼寿星”的清代诗人袁枚也把健康归功于长期旅游、运动,有诗咏道:“老行万里全凭胆,吟向千峰屡掉头;总觉名山似名士,不蒙一见不甘休。”他“生于康熙,仕于乾隆,老于嘉庆”,终年82岁。
饮食养生
陆游深得饮食养生之精髓,喜欢粗茶淡饭,爱粥食。写有“紫驼之峰去熊掌,不如饭豆羹芋魁”、“怡然气貌渐还婴,淡饭粗裘过此生”。他的食粥诗更是脍炙人口:“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粥食致神仙。”
睡眠养生
养生须注意充足的睡眠,“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这是半山翁的诗句,诗中道出睡眠对长寿比任何仙方都重要。
亲情养生
唐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年月里颠沛流离,备受艰辛,体衰神伤,所幸的是家中老少和睦。有《江村》诗作为印证:“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这是杜甫的肺腑之言,温馨的家庭,使诗人晚年过得安闲自在,对健康益寿有裨益。
2007年，在《江村经济》的研究基地吴江市，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徐杰舜对中央党校教授徐平进行了访谈，在根据访谈内容发表的《人类学世纪真言――访中央党校徐平教授》一文中，徐平谈到了自己眼中的先生。
徐平是的唯一一个“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生。1984年以后，的研究开始转向边区开发，他希望能招到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今后专门做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而徐平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人，所生活的古镇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他从小就有一种多元文化的概念。1987年，徐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前夕，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打算在有生之年要招15个博士生的消息，便立即决定报考。
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徐平成为了的博士生，恰巧马上要去内蒙古考察，决定带徐平一起去。去西直门火车站乘车那天，徐平在进站前特意买了一个最大的西瓜作为“拜师礼”，抱着西瓜上车后，正在看书，一旁的潘乃谷老师把他引过去介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博士生。”还未见过徐平，本想和他谈一谈，结果徐平不等他提问，立即就说：“先生吃西瓜。”谁知，切开一看，竟是一个生瓜，爱怜地摇摇头。
在徐平的记忆中，那次考察很有意思，一路非常愉快。给当地题词的时候，往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徐平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总是第一个脱口而出。每天都很早起床，而徐平起床的时候，同行的人都已经陪着散步回来了。此时，就会看着徐平说：“年轻人贪睡啊。”在火车上吃饭的时候，都是小碟子小碗的，香肠特别好吃，也喜欢吃，其他同行的人不好意思夹，徐平却不管那么多，老先生夹一块，他就夹一块。
“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怕过费先生，在他面前甚至有些放肆，在感情上我更多将他看作我的爷爷。我觉得和老先生学习的这几年对我的教育非常大，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许多是从书本上学不来的。”
1987年徐平成为弟子的时候，77岁，他25岁，“差距这么悬殊，所以我说他是我的爷爷，加上老先生特别和蔼可亲，我在他面前也就特别放得开。这种放得开不只是行为上，也体现在思想上。”徐平举例说，比如在理解的思想方面，他不是去记住先生的词句，而是去理解，更多的是一种领悟。
徐平的博士论文选题时，他选择了在老家做羌村的调查，他觉得这样才有感觉，也才有把握。徐平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羌村社会》，他坦言，在心l灵深处是想对应先生的《江村经济》，做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老先生是以经济为主线，我是以社会为主线。我研究羌村时是从血缘、地缘、行政三个关系上入手的。在血缘关系分析上，父系血缘之后，我挖掘母系血缘的功能。”
调查回来之后，徐平就和说：“先生， 我已经把你的思想了。”很感兴趣，便问：“怎么的？”徐平接着说：“你只谈了父系血缘，没有谈母系血缘。母系血缘是有用的。而你只是谈了它作为婚姻的对象。母系血缘对社会有监控功能。所以我的博士论文里说父系血缘是骨架，母系血缘是经络。”听到了学生的比喻后，说：“有意思。”
徐平现在觉得，当年的自己是在和先生“胡搅蛮缠”，他深深地敬佩自己的老师，现在徐平带学生，也像当年带他时一样，只负责为学生“开路”，剩下的事情由学生自己去做，第一年认真上课、读书，第二年开始走向田野，去践行着先生扎根“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
关于地质生产实习报告范文【一】
马上就要出去参加实习了，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激动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在不断地慢慢的成长中学习到的问题，我相信只要参加实习的机会多了，我就会做好这一切，很多的现实问题都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进步的，相信我能够做好这一切，参加实习得到实习的锻炼!
一、实习地点
佛山市高明区西坑水库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建设泵站工程
二、实习目的及要求
1、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艰苦努力、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和增强集体观念，总结此次实习与我们所学专业的相关联系。
2、认识了解水工建筑物中的工程地质条件和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a.地形地貌条件b.岩石与土的类型及其工程地质性质c.地质构造d.水文地质条件e.物理地质作用f.天然建筑材料等方面。
3、通过实习巩固课堂所学的基本理论，联系现场实际，验证和拓宽视野，培养和实际工作能力。
4、通过实际考察，了解各种地质现象，增加感性认识。
三、实习内容
1.西坑水库及其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简介
西坑水库(中型)位于高明区杨梅河上游，水库集雨面积为10.5km2，库容为1030万m3，兴利库容为798万m3，大坝为均质土坝，坝顶设计高程为114.2m，顶宽5.0m，最大坝高29.5m。溢洪道为开敞式，底高程为110.3m，宽15.0m。在坝后建有一座发电站，装机发电功率为320kw。水库在1997年安全鉴定为二类水库，但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前期所进行的除险加固措施未能彻底消除水库的安全隐患，主要还存在坝体渗漏严重、放水涵管漏水、大坝坝体单薄、反滤体存在失效迹象等安全隐患。另外移民工作也留下一些问题。水库下游西坑村的村民未能迁往他处，这样不但给水库的管理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更严重的是，群众在水库管理范围外，溢洪道尾水两侧承包责任田里兴建住宅房屋，逐渐遍及了整个大坝下游的泄洪区域，涉及房屋1.3万m2，人口300多万人。由于下游泄洪渠道仅1.0m宽左右，加上淤塞严重，一旦水库泄洪将淹浸和冲刷下游农田和这些房屋，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
该工程任务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发电等综合利用。工程等别为5戎行凸こ蹋主要建筑物为3级，次要建筑物为4级，临时建筑物为5级。水库永久性主要建筑物防洪标准按50年一遇设计，1XX年一遇校核;溢洪道消能防冲防洪标准按30年一遇设计。“十一五”期间计划对西坑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工程需土方11万m3，石方1.7万m3，混凝土0.2万m3，计划总投资3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大坝坝体采用高压摆喷防渗，上游坝坡坡脚增设抛石压脚，下游坝坡坡脚新建排水棱体，重建输水涵管，重建坝后电站，整治溢洪道下游归河段长1040m，完善大坝观测和水库自动化监测等。本工程招标范围为水库部分、排水渠部分、水土保持专项部分及电站部分。
2.泵站建设工程
2.1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建设泵站工程概况
2.1.1工程地理位置及受益面积
南海区丹灶镇建设泵站工程是南海区丹灶镇建设泵站及配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址在樵桑联围东堤18+300处(丹灶建设段)。泵站主要负责丹灶大良围片区的排涝任务，受益区为上沙、下沙、建设、石联、荷村、新农村委会，丹灶镇城区、赤坎水库三水西南镇南下村委会等，总集雨面积约62kO。
2.1.2工程水文及地质条件
泵站站址处外江5年一遇洪水位为6.55m，10年一遇洪水位为7.23m，20年一外江洪水位为7.61m，50年一遇设计防洪水位为7.99m，外江枯水期水位多为0.5～1.5m。内涌正常水位为0.00～0.80m。
站址处地质构造共分8层，各岩土层自上而下依次为：素填土、淤泥、粉土、粉质粘土、中砂、砾土、残积粉砂和风化泥岩。工程场地土属软弱土类，建筑物地类别为＠唷
2.1.3工程投资及规模
南海区丹灶镇建设泵站工程及配套工程主体工程投资估算为7196.63万元。泵站工程等级为⒓叮主要建筑物级别为2级，排涝标准为10年一遇24小时设计暴雨169.8mm两天排干。总体工程主要工程量：土方56.34万，、石方5.01万、混泥土方1.16万，基础防渗高压旋喷桩总长9197.6米。
关于地质生产实习报告范文【二】
实习是每一个学生必须拥有的一段经历，它使我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巩固知识;实习又是对每一位大学毕业生专业知识的一种检验，它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既开阔了视野，又增长了见识，为我们以后进一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我们走向工作岗位的第一步。于是今年暑假学我来到了平煤地质工程勘探处勘探一队二号机进行了为期一月的实习。
在钻探队实习了一月，其中可以说是苦中有甜，累中有乐，对自己的地质知识有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系统积累与考验，粗略的把握了地质钻探重要性和基本任务，钻孔的设计和结构以及钻孔的布置原则等等，自己也从一个纸上谈兵的阶段稍微上前跨了一步，感谢老工人老师傅的不厌其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指导和教诲，钻探队领导的人文关怀，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笨鸟先飞早入林，笨人勤学变聪明。这些知识和实习过程，足以使我受益终身了。就我在实习过程中的感想与心得汇报如下。
一.安全生产
都说安全是天，可以前也并没有怎么在意，在实习期间才深刻的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意义。在这里领导和工人都严格的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新工人来的第一课就是安全教育，我来的时候就首先的让我学习了安全生产的法规。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三不伤害”;同时也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通过系统的学习使我明白了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在实习期间没有发生以外的事故，做到了安全生产。
二.业务和技能
这次我们打的是水文观测孔，通过自己的实际操作，结合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以及老工人师傅的指导帮助。学会了判断岩层、操作机器、测量水位以及书写纪录。使自己的业务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高。同时也增强了自己动手操作水平。期间主要对平砂岩做了一些细致调查研究：砂岩是一种沉积岩，主要由砂粒胶结而成的，其中砂里粒含量要大于50%。决大部分砂岩是由石英或长石组成的，石英和长石是组成地壳最常见的成分。砂岩的颜色和沙子一样，可以是任何颜色，最常见的是棕色、黄色、红色、灰色和白色。地球上常见由砂岩相成的悬崖峭壁。有的砂岩可以抵御风化，但又容易切割，所以经常被用于做建筑材料和铺路材料。砂岩中的颗粒比较均匀坚硬，所以砂岩也被经常用来做磨削工具。砂岩由于透水性较好，表面含水层可以过滤掉污染物，比其他石材如石灰石更能抵御污染。我们这里钻探时主要遇到的困难是打平顶山砂岩，平顶山砂岩硬度高容易破碎在钻进过程中不容易钻进又容易掉块卡钻，所以在以后的学习中我要多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三、日长生活
我们一般在野外作业，比较枯燥乏味，许多配套设施也不到位。不过在这一个月的实习中让我学会了许多以前不会的东西，也学会了在劳动中寻找快乐。同时了增强了自己独立生活和判断问题的能力。我想这将会成为让我一生都收益的财富。
在这为期一月的实习生活中，我受益匪浅。短短的30多天内，我不仅向老工人师傅学习了钻探基本方法和技巧，体会到应该如何跟和同事交流和相处，更被队里同志们的无私敬业精神所感动。这不仅为我今后的理论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我今后从事钻探行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最后，更加感谢学校和队领导给了我实习学习的机会，也多谢同事们多日来无私的照顾和关心，使我开心顺利的完成在队里的实习生活。
关于地质生产实习报告范文【三】
一、实习概况
实习时间：20XX年11月27日
实习地点：金马河都江堰水利工程映秀镇都江村
指导老师：XXX
二、实习内容
1、金马河金马河是我们野外地质实习的第一站，在温江区境内。金马河地区主要分布着岩浆岩并有少量的变质岩。岩浆岩是岩浆作用的产物，是演讲喷出地表或上升到接近地表一下不同深处的地壳中，冷凝固结而形成的岩石。变质岩是岩石在基本上处于固态条件下，由于温度、压力及化学活动性流体的作用，发生化学成分，矿物成分岩石结构和构造变化的岩石。岩石种类有花岗岩、石英、长石其中花岗岩分布最多，且颜色种类较多，有灰色、灰白色的、肉红色的还有深灰色的，这主要是组成花岗岩物质的不同造成的。花岗岩为等粒状结构，且其中的颗粒的大小也不同，有的较大有的较小，所以可按照花岗岩岩石中矿物颗粒洁净的大小分为粗粒花岗岩、中粒花岗岩、和细粒花岗岩。有的斑晶很大，形成了似斑状结构，称为似斑状花岗岩。金马河旁的花岗岩主要为块状结构。金马河是岷江的支流，是长江上游两处险工段之一，是成都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我们看到的金马河的水位较低，这是因为四川盆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降水较多，冬季降水较少，所以河流的水量较少，露出了大片的河漫滩。金马河是岷江干流在都江堰市出山口后，地势开阔，流速骤减，沙石沿河淤积，形成了以树枝状水系为主，格子状水系为辅的形态。一般来说幼年期的河流较为曲折，且沉积物的磨圆度不高。经过河流的向源侵蚀和裁弯取直之后河流河道逐渐趋于直线，河流中的沉积物也由于河流的侵蚀作用，掩饰的边缘逐渐被磨平磨圆。由于金马河河道较为笔直，且河漫滩上的沉积物磨圆度较高，所以金马河属于壮年期的河流。金马河的土主要是灰色土，这主要是上游分布着大量的灰色岩石造成的。金马河的土壤较为肥沃，这是由于金马河上游的岷江在出都江堰山口后，地势开阔，流速骤减，带来的大量肥沃的物质淤积而成的。金马河沿岸是良好的农业灌溉区，不仅有丰富的灌溉水且有肥沃的土壤，地形较为平坦，热量充分，也适宜耕作业的发展。
但同时金马河也易发生洪水灾害，冲毁都江堰渠首工程及金马河沿岸堤防工程。要是遇到大洪水时就会淹没庄家、农田。村庄等灾害，这点值得我们注意。同时在我们此次实习的地点——金马河大桥下的金马河，看到了大量的运石车，且金马河滩已经被挖得千疮百孔，这不由得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我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能否保护好我们的地表和生态环境。我们作为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会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来规划地区的综合利用与发展，达到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与经济与生态的良性协调发展。
2、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我们地质基础野外实习的第二站，坐落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的城西，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的水利工程。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四川北部高山地区。每到春夏山洪爆发的时候，江水奔腾而下，从都江堰市进入成都平原，由于河道狭窄，古时常常引起洪灾，洪水一退又是沙石千里，所以为了排除洪灾之患，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自古至今发挥了排洪、灌溉的巨大作用。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引水灌田，分洪减灾。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位于岷江江心，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飞沙堰：飞沙堰是都江堰三大件之一，看上去十分平凡，其实它的功用非常之大。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另一作用是“飞沙”，岷江从万山丛中急驰而来，挟着大量泥沙，石块，如果让它们顺内江而下，就会淤塞宝瓶口和灌区。
宝瓶口：宝瓶口起"节制闸"作用，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前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持，故名宝瓶口。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名离堆。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都江堰是由渠首枢纽、灌区各级引水渠道，各类工程建筑物和大中小型水库和塘堰等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工程系统，担负着四川盆地中西部地1003万余亩农田的灌溉、成都市50多家重点企业和城市生活供水，以及防洪、发电、漂水、水产、养殖、林果、旅游、环保等多项目标综合服务，是四川省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水利基础设施，其灌区规模居全国之冠。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杰作。
3、映秀镇映秀镇是我们地质基础野外实习的第三站，也是地质实习感受最大的地方。映秀镇地处四川汶川县的南部，与卧龙自然保护区相邻，是阿坝的门户。映秀镇境内水力资源丰富，水质好，落差大，先后建设了多个水电站。2008年5月12日，在此地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映秀镇成了重灾区，大部分房屋倒塌，山体滑坡，水电通讯中断，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我们所实习的地方是地震后重新建设的新镇，房屋都是现化的，镇中心的周围有条岷江的支流流经，镇四周都是高大的山体，群山环抱。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山体上有大量的有大量的石块和碎屑物质，有山体已经没有植被覆盖而裸露着。这都是由于地震的影响，山体出现了大面积的崩塌滑坡而形成了大量的崩塌堆积物和倒石堆。此处的崩塌属于山崩，山崩是山区发生的大规模崩塌的现象，边坡很陡的地区，在岩石的释重作用、温差作用等物理风化作用下，沿陡坡边缘产生一系列的张裂隙，产生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节理，从而使得边坡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在遇到像08年特大地震的触发因素时，岩体产生了崩塌。崩塌的形成有一定的条件，主要表现在：
(1)气候条件气候是影响风化作用的主要因素，而风化作用的类型决定了岩石风化的产物的类型和性质。
(2)地形条件斜坡高陡是形成崩塌地必要条件，斜坡的外部形状也对崩塌地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3)岩性条件崩塌一般发生在块状或厚层状坚硬的岩体中，这类岩体能形成陡峻的斜坡，在触发作用下发生崩塌。
(4)构造条件自然界的斜坡存在各种结构面，这些结构面将斜坡切割成不同的结构体，从而削弱了岩体内部的联结，为崩塌地产生创造了条件。
(5)其他条件一般是指降水、地下水、地震、人工爆破、开挖边坡等触发因素在崩塌作用下，沿斜坡崩落的石块和碎屑，在坡度平缓的坡麓地带堆积所形成的堆积物称为崩塌堆积物，即崩积物。崩积物的岩性与斜坡上部的岩石基本一致，岩性单一，由未经分选、棱角分明的碎石组成，颗粒大小混杂，排列不规则。映秀镇周围山体的崩塌碎屑物已经大面积堆积而成了锥形体，从而形成了倒石堆。有的倒石堆为三角形，有的为扇形。在垂直坡面上呈现出下粗上细的现象，在纵向上呈现出近坡处颗粒细小，坡麓处粗大的现象。同时四周的山体上也分布着滑坡后的岩体。滑坡是斜坡上的土体或岩体，由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影响，在重力作用下沿一定滑动面整体下滑的现象。滑坡的影响因主要包括岩土类型和性质、岩体结构和构造、风化作用、水的作用、地震和人类活动等。
映秀镇在二级和三级的阶地上修筑了避难场所，所以较为合理。总的来说，映秀镇地处大山之别是受到了08年特大地震的影响，此处的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特别多，如何防治成为了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在山区中治理地质灾害既要要考虑生物措施还要考虑工程措施。其中，生物措施中要考虑到经济、地理、气候、人文、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既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也要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所必须的条件，我们不能一味地退耕还林。比如，可以在山坡上种植竹子，用竹子造纸，这样既可以既可以保持水土还可以促进当地居民的增收。当然种植什么植物需要考虑当地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总的来说，在印象中还是主要应该发展种植业。同时，工程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滑坡的防治要以防为主，在不稳定的边坡预先采取措施，以防止其变形。工程布置尽量避开严重滑坡地带，或者采取相应的设计方案。在选择防治措施之前，要查清滑坡形成的条件、原因、滑坡的性质、稳定程度及其对工程的危害。了解产生滑坡的主要、次要原因及相互关系，结合工程特点综合选取防治措施。通常有防渗与排水、削坡减重与反压、支撑工程等措施。特别是映秀镇，可以修建环山沟。可以挡截地表水;竖沟可以快速的将地表水排入到河流之中。其实，在我们进入映秀镇之前的路上就看到了大量的护坡工程，比如拦截网，上面已经拦截了许多的岩石，这点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工程措施的保护作用。
4、都江村都江村是我们地质基础实习的第四站，也是最后一站。都江村位于都江堰紫平铺镇内。此处由于处于处于枯水期，所以水位很低都江村有三级阶地，其中二级阶地的中间受到了侵蚀，且阶地也不对称，这也是由于受到了流水侵蚀作用的影响。都江村还有猪背岭。猪背岭属于倾斜岩层的构造地貌，是指形成与坡度较大的单斜构造上的地貌。由于坡度大，岩层面所控制的后坡与侵蚀所造成的前坡在坡度和长度上大致相等，猪背岭其实是单面山的一个特例。当我们回过头，看到了前方是山谷的出处，我们观察所站得地方其实是就是许多年以前形成的一个洪积扇。洪积扇是洪流一边侵蚀沟床、沟坡的同时，将大量的碎屑物质搬运到沟口或山坡地平地带，因流速减小而迅速堆积，形成体积较大坡度较小的堆积体。洪积扇的顶部堆积的是粗大的砾石，物质从顶部到边缘逐渐变细。这是由于水流出山体后，坡度逐渐变缓，水流搬运的能力减弱。粗大的颗粒先沉积，细小的后沉积。然而都江村的洪积扇的下部比中部的地势要高，这是由于中部受到了，河流的作用。洪积扇的中部受到了河流的侵蚀作用而逐渐降低，而洪积扇的下部受到沉积作用逐渐堆高所致的。都江村还观察到了较大特征的河流的改道。这是由于沉积扇的阻挡导致河流的分流，从而出现了河流的改道。(这边有点问题，到时候好好听老师讲)由于都江村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不能做大范围的房屋开发，也不许开设污染企业。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以适时引进旅游业，这样就能保护当地环境，也能促进当地居民的增收。
但是要想全面介绍户外摄影的信息和知识，野生动物特别是摄影人热衷的鸟类拍摄是不可或缺的题材。加上春尽夏初，大量的鸟类开始聚集繁殖，是拍鸟的好时候了。
经过调查和筛选，最终我们选定了辽宁盘锦湿地，作为本期“户外摄影。绿镜头”的目的地，这里是鸟类的王国和乐园，263种鸟类在这里生息繁衍；816.5平方公里的芦苇湿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一；这里还有旅游、摄影人热衷的红海滩景观。
选择盘锦湿地还因为这里交通便捷，距离辽宁省会城市沈阳只有202公里。从北京自驾车沿京沈高速在盘锦出口出来即可，全长555公里。坐火车也可以，北京站有动车D9，只要3个小时就到达盘锦北站。
最后一个原因是盘锦久负盛名的大米和螃蟹，在盐碱地上生长的稻米口感好，营养高。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河蟹人工孵化和养殖基地，中华绒螯蟹产量居全国第一。
因此，为了美景和美食，最终选择了盘锦湿地作为这次赏鸟的最佳地点，四天的经历告诉我：去盘锦“打鸟”，的确不虚此行。
正因为对拍鸟的经验太匮乏，出发之前我做了好多准备工作。首先是联系上了盘锦湿地拍鸟的“大拿”段文科，段老师不仅拍鸟多年，还于2005年自费创办了“鸟网”，截止到今天，鸟网的注册会员达到2万人，遍布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段文科听我介绍了要去盘锦的想法，由于他现在调到北京工作，不能陪我同去，不过很热情地帮我联系了盘锦鸟网的核心骨干他们都是常年拍鸟的专家。
跟老师学拍鸟
有了这些老师指导，我心里就有底了，收拾行装，5月12日坐上火车前往盘锦。沿途看见的都是刚刚露头的麦苗，田野虽然广袤但绿得还很浅，农夫赶着牛马在田间耕犁，一眼望去看不见水色。直到突然一瞬间，有了水田，接着有了水塘，水便不断了。我还在惊奇，怎么突然有这大片的水，火车广播跟着响起，原来是到了盘锦北站。怪不得这样，在我恍然大悟时，窗外的景色已经是浩瀚的芦苇荡下无边的洪泽了。
鸟网盘锦站站长张明(网名“江村长”)，和盘锦市环保局的鸟友“三少”亲自到火车站接我，去盘锦市区的路上，我就跟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一样，一连串地问一些基础的自然问题，例如“湿地的水深吗?”“湿地里是不是沼泽，在那里拍鸟会不会陷进去?”。为什么好多湿地里都有油田，像大庆湿地、华北湿地都是这样。”“在湿地拍鸟，要是鸟飞走了，我们是不是要走好远才有下一只?”“湿地里有蛇吗，那种特别大的蛇，我看Discoverv频道里放过，他们在湿地里抓大蚺。”“湿地里有扎帐篷的地方吗，我这次带帐篷来了。”“现在有螃蟹可以吃吗?”
对于这些问题，“江村长”给我的总体回答是：“明天带你拍一天，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把他说烦了，但我确确实实很想知道湿地到底是怎么回事。明天我就要进到湿地去拍鸟了，但明天到底是怎样呢?
我说过我运气很好
我早就说过，做这个栏目以来，我的运气一直不错，除了去古微州那一趟没赶上好天气，其他几次都看到了想看到的美景。“江村长”说我来之前，盘锦愁云密布，很多天没有大太阳了，但我在盘锦拍摄的两天，艳阳高照等到我离开的那天又居然下起了雨。
要知道拍鸟比拍风光更需要好天气，因为一张鸟类照片的精彩程度，除了绝妙的瞬间造型，艳丽的色彩和传神的眼神光是最基本的要素。所以拍鸟的朋友都希望能利用上早晚的太阳斜射光，让鸟儿在暖调的阳光下羽毛更显风姿，表情也更加生动。
盘锦湿地全名是辽河三角洲湿地，地处辽河，大辽河入海口的交汇处，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早上5点，我们已经驱车从盘锦市区出发了，西行大概50公里，便进入了保护区内。一路上，道路两边遍布大大小小的采油机，就是那种被人俗称为“磕头机”的，全身通黄的高塔，在通透的蓝天下，芦苇海中点缀的座座塔井，非常醒目。盘锦湿地下面，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井盐等资源。辽河油田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勘探开发，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22.17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1884.7亿立方米，原油年产量达1500多万吨，天然气年产量8.4亿立方米，是全国第三大油田。
正是因为在湿地里有大量的油田开采，所以一望无际的苇海中，才纵横交错着便于石油、天然气运输的道路。这就为拍鸟提供了便利，我的好些疑问也化解了。原来在盘锦湿地拍鸟，并不需要徒步到车不能开进的地方，就在苇海道路的两边就游弋，栖息着水鸟，发现它们后，摇下车窗，把大炮架在车窗上就可以拍摄了，拍摄距离也就20-30米左右。不过现在说说简单，真的拍起来远不是这么轻松。
首先的问题是，若没有当地专家带领根本进不去保护区，现在当地政府对盘锦湿地的保护非常重视，任何外地的车辆和可疑人员都很难在保护区里随意进出 即时进去了，在阡陌纵横的道路中，没有熟人指领转到天黑也转不出来。不过还好，鸟网的当地专家，会为全国热爱观鸟的朋友提供最大的帮助，只要不做任何破坏湿地和影响鸟类栖息的举动，联系到当地专家，他们会热情接待的。
其次是，在芦苇荡中放眼望去，翠绿无边，鸟儿在保护色的伪装下，像我这样的新手根本发现不了，即使近在咫尺也视若无睹。这一点我很佩服像段文科、“江村长”等等这些高手。“江村长”开车带着我在苇海里转悠，他一边开车一边观察两旁的情况。他会突然非常简短地说：“注意，左边10米处，有两只凤头辟彪(piti)。”说时已经摇下车窗，垫好豆袋，架起600mm大炮开拍了，而我还在茫然，脑子里急速思考着，“十米处，十米处是多远?凤头什么?辟鹏(pit)?我知道有种水果叫荸荠(biqi)，但是鹏鹏(piti)没听过 直到鹏鹏发现我们，羞答答地游向苇海深处，我还没架好相机懊恼的我不停抱怨自己。“江村长”哈哈大笑，他说刚开始拍鸟都是这样的，他拍鸟也就一年多时间，因为有天时地利的优势，每到周末，甚至每天上班之前他都能来这里转转，渐渐就积累了好多关于拍鸟和鸟类的经验知识，多拍几次就好了他还承诺这次一定要让我拍到满意的作品回去
于是，我又开始有信心了 这次我学聪明，
把相机就架在车窗上用豆袋垫在下面防震，双眼仔细观察道路十米远处看能不能自己也发现一只 结果还是“江村长”先发现了：“注意，左边50米处一只草鹭，车一停它就会飞走 一定抓住它起飞的瞬间。”我脑子一下又懵了，“50米50米是芦苇深处了，哪有啊，只看见苇杆没看见别的啊，啊，看见了，看见了，啊……飞走了!”
如果说第一次是教训，那第二次绝对是打击 不过这次我没有抱怨，看来道路两边的水鸟还真不少，我一定能拍到 果真，第三次我拍到了小辟鹏 第四次拍到了中华攀雀，接着是苍鹭、草鹭、东方大苇莺，牛背鹭，池鹭、夜鹭、赤麻鸭、黑嘴鸥野鸡黑翅长脚鹬(yu)，蛎鹬反嘴鹬、红尾伯劳、黑水鸡、红隼等20多种水鸟和猛禽，到后来我与“江村长”的配合可谓默契 他指令刚发，我这边已经每秒9张干上了。
当然，像鸟网那些高手们，并不满足我这样悠闲的拍摄方式。为了获得更壮观更生动的画面，他们会穿上叉裤，带上粮食和帐蓬，有时候还会划船进到苇海深处，在鸟巢刚近措起掩体，一等就是一天，盘锦地处松辽平原南端，地面海拔在2－4米之间，如果还想拍一些湿地风光的作品，他们会团队协作，扛着大梯子进到湿地里，艰苦指数5星以上，但幸福指数却是没有限度的。
有鸟才是乐园
在苇海湿地享受了一整天的乐趣，第二天“三少”丹车带我去了几个拍鸟和拍风光的景点。在去往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叫鼎祥生态旅游度假区，包括了鸟乐园、苇海蟹滩、太平河风光带。这几处地方集风光，观鸟于一体，既休闲又能出作品。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鼎祥生态区其实是所监狱，由于这里风光迤逦，鸟类聚集，而且所产的大米和螃蟹声名远播，所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绿色旅游产业。
在鸟乐园景区，负责人刘队长也是拍鸟的行家，他带领我们参观了整个园区，鸟乐园里有天然、人工混合种植的大片林术，为了不惊吓和打扰园子里的鸟类，在园区的西北侧修建了一座观鸟楼，并安装了电子监控系统，备置了高倍望远镜，，站在观鸟楼上，无数的飞鸟正在来回忙碌筑巢，草鹭、白鹭衔着树枝在林间穿行，山斑鸠已经开始孵化小宝宝，再往南走，新修的观鸟廊即将竣工，就差外部的掩体和内部的设施了，在这个全封闭的甬道里，我们可以看见鸟儿嬉戏追逐，而它们却看不见我们，紧挨着观鸟廊的，是一处喂鸟池，定期向池里投放它们喜欢吃的小鱼小虾，优越的生态环境招引来200多种鸟类栖息繁衍，目前，已有多个鸟类研究机构到盘锦鼎翔生态旅游度假区观察研究，
去苇海蟹滩的时候，芦苇还不高，也还没有放水，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中，有人工修建的木质栈道。可以想象金秋时节苇花盛开，苇海一片蔚蓝，人行走在此心旷神怡，乐不胜收。还可以乘舟穿梭于芦苇荡，滩涂上随处可见天津厚蟹、中华绒螯蟹，涨潮时，碧水连天，起伏的苇浪随风飘曳，退潮后，横行无忌的螃蟹犹如神兵天降，迅速占领了整个苇荡，在这里观蟹，钓蟹、看千蟹万蟹抢滩，品尝河蟹美味，怡乐至此。
太平河风光带距苇海蟹滩约20分钟的路程，整个风光带由一条舒缓的河流，加上两岸葱翠的林木，灌木和苇丛构成。伐舟顺流而下，隔几米就能看见不同的水鸟，锦雉、鹌鹁、喜鹊、还有戴胜、苇莺、各种鹭类，鸭类。坐在船上领略两岸风光，杨柳，榆槐、桑树、棠芪、火炬树，银杏，皂角等三十多种树木，让人觉得似乎行走在亚马逊河流域，小船悠扬，快门声声，不时惊起一滩鸥鹭。用八个字来形容太平河风光带最为合适：“鸟木生息，风光如画”。
还有一处景点放在最后说，但它的名气却是盘锦最大的，那就是名声赫赫的红海滩由于季节的原因，我这次没有去红海滩，红海滩的最佳观赏季节是7月到10月下旬，9月份前后为最佳。红海滩原本是碱蓬草的单一种群，一颗颗碱蓬草密密麻麻生长在一起连成无边的一片，于是产生了十分壮观的景象，，碱蓬草属藜科，是一种一年生草木植物，极耐盐碱，繁衍力强。这种植物集中分布在我国北方的海河口，大凌河口，大辽河口黄河口，日本的北海道也有零星分布，但面积最大的是辽河口。
辽河口红海滩主要分布在河口两侧外3公里、内5公里的滩岸，这里海河交汇，海淡水交融，水中盐分浓度最适宜碱蓬草的生长繁衍。随着滩涂淤泥推进，红海滩也在不断地位置前移、近几年主要有6大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3公里、宽1.5公里，已开发成旅游景区，每年5月，淡粉色的嫩苗迎着春风破土而出，海滩，河滩上一片粉红。伴随着气温的上升，碱蓬草生长的速度开始加快，颜色也逐渐由浅变深，它在潮水中有规律地淹没、露出，根部深深地扎进泥土，长得茁壮整齐，抗击风浪，傲然挺立。
湿地需要补肾
森林是地球的肺，而湿地是地球的肾。
这两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森林和湿地地貌州全球环境所起的重要作用。湿地是一个外来词，源自英文wetland，意指“洲湿的土地”虽然我们很多人对湿地的了斛似乎很生疏，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生活环境都与湿地有联系，我国古人早就注意到湿地，古人将常年积水的沼泽地或浅湖称为泪泽，将季节性积水或过湿的沼泽称为沮沼，将滨海沼泽或盐沼称为斥泽。
现在，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突出，湿地这个地球重要的地貌类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对湿地的定义也越来越详细，狭义定义一般认为湿地是陆地与水域之问的过渡地带，广义则地球上除海洋(水深6米以上)外的所有水体都当作湿地。1971年2月2日，十多个国家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著了一个重要的湿地公约，所采用的就是广义的定义。这个公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全球各国政府间的共同合作，以保护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特别是水禽和它赖以生存的环境。
1996年10月湿地公约第19次常委会决定，将每年2月2日定为世界湿地日，每年确定一个主题从1997年开始今年2月2日是第13个湿地日，主题是“从上游到下游，湿地连着你和我”。
就世界而言，湿地经历着退化，丧失和恢复的过程。据文献资料，美国湿地丧失了54％，法国丧失了67％，德国丧失了67％中国丧失的湿地也很多，只是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拥有亚洲最大的湿地面积，位居世界第四。
同样，辽宁盘锦湿地也经历了一个从萎缩到重建的漫漫长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的强烈冲击，从1986年到2005年的20年间，湿地景观发生变化，芦苇湿地面积减少了140.62平方公里，湿地生态功能明显退化。不过还好，这个严重的局面受到了上至政府，下至研究机构乃至民众的高度关注。随着《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辽宁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实施，各级相关部门采取有效保护湿地措施，取得明显效果。从2005年以来，盘锦湿地得到
了更大力度的保护和恢复。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盘锦芦苇湿地面积分别为781.56平方公里，78331平方公里，789.5平方公里和816.5平方公里，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良好态势。但尽管如此，盘锦湿地的保护和恢复还是一个艰巨的大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继续给它“补肾”。
在盘锦的几天，是我做这个栏目以来感觉最“绿色”，最健康的一次行程。首先所观的景色本身就翠绿盎然，和风吹拂，苇海荡荡。如此大面积的芦苇并不仅用来观赏，这里是我国五大国营苇场之一，年产36吨优质造纸原料，在路边收割后堆积的干芦苇足有两层楼高的，而且浩浩荡荡练成几排。当年“毛选”的用纸原料就出自这里，足以证明这里的芦苇是最好的造纸原料。
盘锦湿地几乎随处可以见到鸟禽，野鸡就在马路上闲逛。这里最著名的鸟类是丹顶鹤与黑嘴鸥，两类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每年春、秋两季，丹顶鹤都要如期迁徙至此，盘锦是中国丹顶鹤自然繁殖地的最南端。黑嘴鸥更是对盘锦情有独钟这种体长33cm的鸥种已经被指定为濒危鸟种。全球总量仅为8000只，盘锦就有6000多只，因此，盘锦市被誉为“中国黑嘴鸥之乡”。本期《数码摄影》杂志封面就是一张段文科老师拍摄的黑嘴鸥照片。无论是盘锦当地人还是油人，对湿地和鸟类的保护意识都非常强，来这里观鸟拍摄的摄影人，也基本都是爱鸟，护鸟的群体。
我们固然希望盘锦的今天能够继续维持，而且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整体来说有几个方面需要努力。
第一是协调油气开采、农业开发和水产养殖三者的关系、防止石油、农业、水产等部门过度开发，使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保证湿地完整性。就我这次的了解和当地人的反映来看，盘锦湿地的油气开采没有对湿地环境有特别大的破坏。油井从建设到运输采用了很严格的防控措施，没有看到湿地水面和道路上有油污渗透的现象。反倒是水产养殖和滩涂捕捞对湿地影响较大，养殖固然要圈地为界，让湿地面积缩小，也减少了植被和鸟类赖以生存的淡水与食物的来源。滩涂捕捞更断绝了数万鸟类的生计，特别是对滩涂里一种名为沙蚕的虫类地毯式的捕捉，这种沙蚕是多种鸟类的食物，当地渔民将之捕捉后卖给商贩，再运到日本，韩国等地当钓鱼的食饵，这种沙蚕无法人工养殖，5元一斤的高价诱惑使这里大面积的滩涂被渔民一遍遍翻着个儿。
有学者就此认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江村经济》的里程碑意义似乎被一些研究者过分拔高了［4］。不管怎么样，葛学溥的研究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社区研究实践以及华南乡村研究的开端。但十分可惜的是，由于葛本人后来转向教育学研究领域，因此在人类学社会学界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重视，且本书在相当长的时间仅仅是英文出版③，未能在中国造成广泛影响。然而，葛氏在书中提出不少重要的学术概念，成为以后海内外汉学研究的出发点，如本书副标题所强调的“家族主义”（Familism）这一概念，葛学溥认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观念都产生于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务、行为都会采纳、推行，反之，就会视为禁忌而加以修正和限制。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控制、、亲属制度都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在一个西方人眼中，中国华南乡土的家族组织现象是十分独特而与西方社会大不相同的一道亮丽风景，对于他应该有不小的文化震惊，故而他把书的副标题定位为“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以此来概括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家族类型说”，从制度类型上把家族分成四类：自然家庭、经济家庭、宗教家庭和氏族家庭；并且在书中将家族主义的视角广泛地应用于村落的经济政治宗教的描述之中。他还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新观念的输入，市民性的兴起必将取代家族主义，乐观地认为在严格的家族主义的裂缝中能产生市民性。这些论述使家族主义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解读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因此《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也可算是传统乡村“家族本位”论的代表作和一本家庭社会学的著作。这种乡土社会以家族主义这一现象为核心的看法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极大影响了科恩（M.Cohen）、武雅士（A.Wolf）、华琛（J.Watson）等汉学家，而弗里德曼则更是在此家族类型基础上发展出更为精准的概括力的宗族模式，写出著名汉学经典《中国东南宗族组织》（lineageorgani-zationinsoutheasternchina）及《ChineseLineageandSociety》。于是，宗族家族的研究也成为了后来华南东南区域内人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切入点和视域。书中也不乏建设性意见，例如对改善农村卫生的建议，应该加强学校教育，现在看来，很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难能可贵的是，葛学溥还在史禄国的指导下进行了中国南方人口的体质测量，这无疑是深受美国式人类学四大分支即社会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与史前人类学（考古学）的学科理念影响使然。
需要注意的是，葛学溥对凤凰村的调查时间较短，资料主要是利用他的学生戴天纵的调查写成，他本人并没有像经典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思•普里查德那样亲自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所以对乡村生活的脉动缺乏感同身受，对华南社会逻辑的体认上并不深刻，也就不能真正了解概括中国乡村本质。加上缺乏中国乡土社会生活体验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不熟悉，因此一些理解上较为肤浅或仅停留于表面。例如该书基本上看不到彼时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的阶层矛盾（但是当时的确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不注重阶层分析，从而书中所呈现给外界的印象是一派温和的乡土和谐景象，葛学溥也因此可称为一位“乡村和谐论”者。如学者所言，这种解释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包括主佃关系、主雇关系、贫富关系、绅民关系、家（族）长与家（族）属关系都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5］。这其实也掩盖回避了乡土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冲突。而对于乡村的经济生活，本书也只是较为泛泛地介绍，只看到技术层面的落后导致了生活的贫困，却回避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压榨，忽视了西方列强和全球殖民体系对手工业农业带来的严重影响，没有触及乡土社会经济的中心问题。这也与他的身份和所处的立场有着很大关系，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求全责备苛求一个西方学者必定具有的理论视角。同时，书中也有一些地方存在误读，比如周大鸣教授认为他对于“归湖”的来源解释为“鬼湖”就是望文生义。此外书中一些词语明显的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例如对于脏的看法等），且有进行价值判断的痕迹。总体来看，葛学溥等西方学者兼传教士的社会调查是有着特定目的的，即是通过社会调查来达到认识中国社会，以村知国，尤其是认识宗族就能认识中国的宏大目标。有的试图探讨改造改良中国的路线，更多的以此来服务于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事务，因此可能也或多或少影响到了调查的精度和研究的深度。
此书1925年出版，距今已经80多年，时过境迁，凤凰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的人物皆已成历史，作者也已经作古，只留下这本著作代代流传。综合起来看，葛学溥的研究是上个世纪早期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代表性成果，是欧美社会学调查方法和社会研究范式在华南社会的成功尝试，对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示范与借鉴作用。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将“村庄”提炼为一个概念性可操作性的学术理论分析单位，但其所倡导的村落研究对中国人类学初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便指出：美国学者葛学溥和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随着吴文藻引入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社区方法论便使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中国这个传统农业社会实现了结合，促进了中国村落研究的规范化和兴盛［6］。它还为后辈学人的回访与追踪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资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寻访凤凰村之后，撰写博士论文并修改成《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于2006年出版，对凤凰村的变迁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分析，对葛学溥书中提出的72个结论一一作了重新考察和对话。因为他的努力，潮汕地区的凤凰村也因此与的“江村”、杨庆堃的“鹭江村”、林耀华的“黄村”、黄树民的“林村”一道，从默默无名的小村落成为了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学术名村。诚然，葛学溥的研究还有很多遗憾之处、粗浅之处，正可谓“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即使如此，读者也可于雪泥鸿爪之中得以一窥当时华南的风土人情以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以葛学溥为代表的这些乡土社会调查成果提供了一个外界认识中国的有效管道，有力地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交流，本书和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一起便是很长时期内海外学者探视中国乡土尤其是宗族问题的重要文本读物。此外，对于中国乡村研究乃至人类学研究而言，多一本还是缺少一本这样的乡土民族志，其意义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可是对于凤凰村以及凤凰村的人们而言，却是第一次，也是相当长时间里唯一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村庄写真。
由凤凰村开始而至华南乡村研究，时至今日，后继有人，已经蔚然大观，既有葛学溥所开创的人类学式研究，也有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指出的是，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华南进行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成功尝试，建立了历史人类学学科，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已经形成了海内外熟知的“华南研究”或者“华南学派”。因此，对于华南研究而言，本书重要价值在于为我们记录了大量鲜活的生活写真图景，提供了重要的华南乡土历史信息，保存了第一手关于华南乡村生活的珍贵资料。这些一道构成了20世纪初华南乡村生活的人类学书写，因此具有了特别的社会史研究价值和难以替代的历史意义，也是我们不应淡忘的一笔文化遗产。
作者：徐义强 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论文关键词：旅游政策；利益相关；徒步游
中国的市场化经济的建设进程伴随的是政治上的逐步放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中央级的行政主管部门向地方的行政部门放权，政府向企业的放权。在放权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中央放权的本意，一是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和管理压力，二是让地方能够因地制宜更好的发展地方经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都是以发展地方经济为主导，随着旅游作为第三产业对地方GDP发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后，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出台，并不一定都能对当地的旅游和经济发展起到良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可持续发展成为旅游发展的主题，原有的旅游政策因为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对当地居民的利益的分配等弊端受到来自民间和学术界的质疑。一项旅游政策的制定不能以地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观个人意志来决定，而应该综合考虑与政策相关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否则政策就会面临失效。本文以漓江“徒步游”为例，通过考察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探讨影响旅游政策制定和有效性的因素。
漓江“徒步游”是指在桂林阳朔杨堤至兴坪近20公里的漓江河段所进行的徒步游览活动。这个区域是漓江山水的精华所在，全程需要5—6小时的行程。漓江“徒步游”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只能乘船游漓江的缺憾，使得游客可近距离地触摸漓江美景，得到追求时尚和健康的游客的推崇。
一、漓江徒步游“禁而不止”——政府相关旅游政策失效
漓江的徒步游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较大规模的漓江徒步游还是在2003年6月，桂林市政府举办“绿色健身万人徒步漓江”活动，正式向世人推介“徒步漓江”这一健康、绿色的旅游项目，以摆脱“非典”对旅游业的影响，徒步漓江线更是出现在政府旅游资讯网桂林旅游网的自助旅游栏目中。
但是徒步游游客的剧增超过了市政府的预期，所引发的环境、安全、各方利益竞争等社会问题也是市政府始料未及没有应对预案的。漓江徒步游沿途经过8个自然村和1个居委会，需过3个渡口，附近农民用渔艇、竹排载客，收取过渡费，超载、争抢游客现象严重。一些没有渡口的农民便在江边的必经之路上搭建篱笆，私设关卡，强行向游客收取“过路钱”。一些村民自发集资建造“三无”船只，非法运营渡客。县政府对非法运营的3艘“三无”船只进行了处理，矛盾激化。为规范漓江的游览秩序，04年6月桂林市政府出台了对漓江“徒步游”的“叫停令”。但是旅行社、户外运动俱乐部并未因政府的“叫停令”而放弃漓江徒步游，他们开始以个人名义组织游客徒步漓江，与政府规定打“擦边球”，大规模的团队客人少了，散客并没受到禁令的影响，沿江的村民也没把政府的禁令当回事，依然到码头拉客。政府的工作组由于是临时抽调市县两级政府各部门人员组成，难以形成长效管理，因此在禁令刚颁布的头两个月管得较严，后来管理慢慢松懈。据央视国际和新华网的报道，到05年的五一前后，每天大约有2000名徒步游客进入漓江景区。“漓江徒步游”叫停后自行恢复，意味着市政府此项政策的失效。
此项政策失效之后，政府并没有拿出更有效的治理政策，使得沿江村民对于自行开发利用漓江旅游资源的积极性和力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原本只是用来为徒步游游客渡江的竹筏数量疯长，以致现在漓江的江面上有一千多条竹筏与游船同江较计，争夺客源，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冲突和安全隐患。
二、漓江“徒步游”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分析
漓江“徒步游”相关政策的制定，是政府在面对旅游事件时的应急反应，并未经过科学系统的调研和分析，导致了政策的失效。只有认清围绕“徒步游”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并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政府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利于漓江旅游持续发展的旅游政策。与漓江“徒步游”线路开发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沿江村民，乡镇政府，徒步游旅行者，游船企业，市县级政府，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关系复杂的利益网络。
漓江航船在1973年开放初期，仅有数艘木船，随着国家旅游政策的转变和船舶制造准入政策的改变，游客数量逐年增加，1996年有游船171艘共14758客位。1988年以前，旅游客运市场实行粗放管理，游船运力发展失衡。1988年7月市委、市政府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和国家旅游局的有关规定，批准成立市水路客运管理中心和市漓江涉外管理处，对漓江游船实行“四统一”管理，即：“统一票证、统一售票、统一调度、统一结算”。[2]“四统一”的出台有效的遏制了游船企业的恶性竞争，促进了游江人数的稳定增长。游江人数的逐年增加带来游船数量的增加和游船体量的增大，游船对漓江水路造成了污染。疏浚和渠化还造成河流流速加快，水位下降，河滩裸露。沿江两岸村民原有的可用耕地逐年缩减。游船的船票收益里对于沿江两岸村民的利益，没有专项经费的支出来保证。资源保护费的支出的不可监督性，使得漓江环境质量无法得到稳定的保证，游客对当地旅游质量信息的掌握不充分，使得游客的反映滞后，游客数量的稳定增加使得政府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度不强，这就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只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效益，以及环境变化对沿江村民生活的影响。
沿江村民对徒步游的态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政府出台鼓励徒步游政策之前，因为徒步游游客人数较少，对村民生活以及收入影响不大，所以村民对此旅游项目既不关心也不了解。2004年以后，随着徒步游游客的增加，村民看到了商机，原来用于赶圩的竹筏用来摆渡，还可沿途卖些水和小食品，这些都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但是由于村民的自发经营行为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缺乏合法性，没有持续获利的预期，因此难免通过短期行为获利的想法，兴坪镇画山村曾集资买了两艘渔船在岸边摆渡，4元/人次。但是在乡镇政府以合法的名义收取过渡费之后，村民们的渡船收益被截留，村民们便采取拦路收费等手段来获取利益，这种做法破坏了当地的旅游形象，影响了口碑。
三、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旅游政策制定及实施
政府在制定旅游政策时，受到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尤其是具有合法性，迫切性和权力的最主要利益相关者。但是一项政策的出台，是否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则必须考虑各个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有的利益相关者虽然表面上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和权力对抗中的强势地位，但由于其在信息掌握和其他方面的优势，使得政策实施的成本过大，当成本超出政府的承受范围之后，也就缺乏了保证政策实施的动力，这项政策必然走向失效。漓江沿岸村民逐水而居，进出江面非常便利，政府监控的难度和成本都很大。而游客对徒步这一特殊旅游方式的偏好，使得游客与村民形成了共谋，虽然二者在权力和合法性上都无法与政府和企业抗衡，但因为他们对政策需求的紧迫性，导致了他们对与徒步游相关政策的制定的关注，当政策不符合二者利益时，二者对政策的实施起到了阻挠作用。乡镇一级政府虽然行政上隶属县市级政府，但其付出的管理成本并没有获得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对政策的实施也采取消极态度。政府在制定旅游相关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保证漓江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火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这话的确不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经常要和火、电、油、气打交道，稍有不慎极易引起火灾事故。火灾事故一旦发生，轻则使经济蒙受损失，精神带来伤害，重则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就在前不久，高砂镇防火办接到农民报告，端溪村发生森林火灾，由于风大，大火蔓延迅速，肆情焚烧，如毒蛇的舌头，触目惊心。火苗飞过沙溪河，使对岸起火，并越过高速公路，向不同方向蔓延，形成大连山隧道、高砂镇龙江村、青州镇涌溪村多个火点。受火灾影响，当地部分高速公路、铁路和电力一度受到较大影响。而这场灾难的原因，是农民烧树肥地，而触发森林大火。一场火灾，就造成了这么大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然而，如果当时那些农民对消防知识，哪怕是有一点了解，那么也是不会去干这么危险的事情，更不用说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我还听说一个故事：当时，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在做作业，突然闻到煤气的味道。当她检查后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已经在浴室被煤气熏晕了。就在火烧眉毛之时，她果断地打开窗户通风，并拨打了报警电话，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救了自己的父母。设想，当时如果小女孩根本不了解消防知识，稍微的举动，比如开关电灯，就很可能触发出一场火灾，造成一个悲剧，而家破人亡了!然而，正是了解了消防的知识，知道了发生那样的事情后该怎样做，而有这么可喜的结果。可见，消防知识是多么的重要! 俗话说“疏忽一时酿火灾，痛苦一生追悔迟”，为了防止这种“一时的疏忽”，避免“痛苦一生追悔迟”的结果，我们应该学习消防知识，做好防火工作。 为了更好地防止火灾事故发生，我们一定要熟知并记住以下经常会用到的消防知识，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一、在收听收看完收音机、电视机节目后，要及时关闭电源，当人们离开房间时，要将电源插头拔掉。 二、在公共场所使用电热设备时，要远离可燃物。如使用的红外线取暖器等，因它表面的温度很高，若靠近易燃物质，很容易引起火灾。 三、当参加公共场所活动时，要禁止易燃易爆物品带入。因为易燃易爆物品，一旦遇到明火，即可起火爆炸。 四、冰箱散热器温度很高，不要在冰箱后面放易燃物品。不能用冰箱存乙醇等易燃液体，因为冰箱启动时产生火花。不要用水洗冰箱，以免短路引燃冰箱组件。 五、不要让电机进水短路，不要因衣物多或硬物卡住电机而造成闷机现象导致发热着火。不要用汽油、乙醇清洗电机上的污物。 的确，火为人类驱走了寒冷，使人类由蒙昧的荒野步入文明的殿堂，它可以为人类造福。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疏忽大意，就给人们带来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应有高度的防范意识，防微杜渐，它将是我们最亲密、最温暖的朋友。 只要我们防患于未“燃”，就可以让我们日益强盛的祖国更加祥和、安宁。
德清二中初一(15)班汤丽娜
指导老师：吴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