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罢宴

第1篇

北师大版九年级安排了《桃花源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三篇课文,这三篇文章都是千古美文,作者分别是陶渊明、范仲淹、欧阳修,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教学中,从文章特色、人生际遇、人生态度三个角度去赏读文章,同时侧重后两个方面,启示我们从中去感受他们伟大的情操和人格魅力。

1.文章特色。

1.1文体相同。三篇都是“记”,记,是一古代常见的一种文体,是为了记述事物的文章,但是在记事的同时写景、抒情、议论。三篇文章都是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妙文,但同中有异。《桃花源记》则侧重叙事和写景,以武陵渔人发现桃源、做客桃源、离开桃源、寻找桃源为线索,极力描写桃林之奇异、桃源之优美、民风之淳朴、生活之安定。借以寄托自己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及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岳阳楼记》则是先叙作文来由,接着极力铺陈洞庭的雄伟壮观和悲喜二景,并且由景入情、最后才以“嗟乎”引发议论,抒发自己的政治情怀和忧乐观。《醉翁亭记》又不尽相同,借描写醉翁亭周围的秀丽景色和变化多端的自然风光,勾勒出一幅太守在山中游玩宴饮、与民同乐的图画,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寄情山水、排遣忧愁的复杂感情。而这其中又以写景为主,三篇文章都以优美的文字,创造了优美的意境,从而达到了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相谐。

1.2 骈散结合。三篇文章的作者虽然隔了七八百年,但是流诸笔端的风格却大同小异,三篇文章的语言,都是典型的骈散结合,《桃花源记》用“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林,用“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写桃源。《岳阳楼记》大量运用骈句,如“衔远山,吞长江”、“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醉翁亭记》的朝暮之景“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四时之景“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石出”。细细推敲,三者在骈散上还是有较大的差别,《桃花源记》,还是以散言为主,而《岳阳楼记》在骈文上算得是经典,《醉翁亭记》全文共用了二十一个“也”,将长句短句夹杂开来,读时让人只觉得神采飞扬,摇曳生恣。这正是欧阳修所倡导的“用古文改造骈文,骈、散既分流又相互融合,骈文散文化”的主张。

2.人生际遇。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的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未的换代之际,社会矛盾尖锐,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作为“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的陶渊明却不容于这个社会,只有“罢官弃置去”,归隐田园,种豆赏菊醉酒写诗读史以自娱,保全自己那般的高洁的情操。范仲淹、欧阳修生活在“风吹雨”、“雨打萍”、积弱积贫的北宋王朝,外有夏和金的年年入侵,内则“官僚机构臃肿、军队数量增加、百姓负担加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作为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的范仲淹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却也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诬陷他与滕子京、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交朋党,这使得原本就没有主见的宋仁宗下诏废弃了“庆历新政”,于是范仲淹等人先后被逐出朝廷,贬落他乡。滕子京被到岳州作知府,范仲淹被到邓州作知州,欧阳修被到安徽滁县作太守。在比较中可以看出陶渊明、范仲淹、欧阳修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不如意者,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都是天涯沦落人,都是忧国忧民却报国无门无奈者。稍微不同的是陶渊明是自动离职、范仲淹欧阳修是被迫离职。

3.人生态度。

三位作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命运,但是他们所持的人生态度却不尽相同。陶渊明完全是恪守着儒家的“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把自己个人的节操、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所以他“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来远离那个肮脏的官场、逃避这个黑暗的社会,借酒醉来麻木自己,眼不见,心为静,他在纵情山水与酒的同时留下了许多的诗歌,开创了“田园”诗风。而范仲淹、欧阳修则和他不同,就算是被斥被贬,他们仍是无怨无悔的关心着国家与百姓,官越做越小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官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一个地方就要让一个地方的百姓谋福利,滕子京让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范仲淹在邓州“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开仓赈灾、兴修水利,欧阳修让滁县政治清明,并能与民同乐。可以说陶渊明是“独善其身”,范仲淹欧阳修等是始终把眼光关注着百姓。尤其是范仲淹始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得与失。

我们现在的语文课程越来越关注语文的人文性,倡导人文精神,而语文课本正是最好的载体,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学要更多地注重其人文性,注重课文中的人文景观、人文风俗、人文文化、道德观念等,以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品位、增强学生的修养。

第2篇

清廉正直，“为民兴利”：汉代召信臣的崇高风范

召信臣是汉代最著名的廉吏之一，汉元帝时，历任零陵太守、南阳太守。史籍记载，他一生清廉正直，勤劳刻苦，关心民间疾苦，“好为民兴利”。召信臣从不摆什么官架子，在当南阳太守时，很少在衙门里呆着，经常出入田间地头“躬耕劝农”，还时常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忙碌时就在地里吃饭和休息。他总是用各种机会体会民间疾苦，尽力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通过深入调查，他发现南阳郡河流湍急，又挟带了大量泥沙，河流极易改道，于是带领大家因地制宜修堤筑坝，把河道固定下来，并且在两岸开沟凿渠，引水灌田。为了防止流沙淤塞河道，便于旱涝时调节水量，他又让人们在各条沟渠里都筑上了“水门”，并订立灌溉用水制度，使宝贵的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溉田面积超过三万顷，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南阳当时有一大批秦灭韩后迁来的世家大族、豪民富户，这些人及其子女生活奢华浪费，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热衷于经商牟利，还有一些当地官家富户，世世代代不从事农业生产，其子弟成天游手好闲。召信臣不畏权势，对游手好闲、横行乡里的官宦富豪子弟严加训斥，对那些破坏农业生产的人，按情节轻重依法制裁。南阳郡所辖的府县官吏，如不重视农业生产或放纵子女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他就撤他们的职，逐渐扭转了务商不务农的社会风气。当时，许多官宦富豪人家办理红白喜事，热衷于讲阔气、摆排场，大宴宾客，糜费无度。召信臣认为这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便大力倡导节约俭朴之风。在召信臣的努力下，南阳大治，“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倍增，盗贼、狱讼衰止”，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在当时全国官吏政绩考核中，召信臣被评为“治行第一”。召信臣去世后，为了表彰和纪念他的功德，人们在他家乡寿春设立了祠堂，还在南阳为他树立了牌坊，并尊称他为“召父”。

勤政清廉，“鞠躬尽瘁”：三国诸葛亮的崇高风范

在我国，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古代忠廉贤臣最杰出的代表。他所撰写的充满忠廉之情的代表作《出师表》，1800多年来，不知感动和教育了多少人，成为历代忠廉之臣效学的典范。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清楚地表达了诤言直谏、用贤任能、亲贤臣、远小人、刑赏公正、广开言路、不偏私情、“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夙夜忧叹”、勤政为民、赤心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种种忠廉美德和崇高情怀，给人以深刻的教益。诸葛亮不仅是这样说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之事，事无巨细，每必亲躬。他5次亲率大军北伐曹魏。他严格要求子侄辈，亲派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率兵转运军粮于深山险谷之中。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上疏后主刘禅，“请自贬三等”，从此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四升”。长期的废寝忘食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54岁便英年早逝。他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诸葛亮一生不仅勤政为民，而且极其清廉。生前，他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主动申报了自己的财产：“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诸葛亮病危时，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丧葬力求节俭简朴，依山造坟，墓穴切不可求大，只要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入殓时，只着平时便服，不放任何陪葬品。这就是为国为民奉献一生的一代名相诸葛亮死后的最高要求，实令人感慨不已。

不畏权势，刚直廉明：唐代宋的崇高风范

宋在唐代武则天、睿宗、玄宗时三度为宰相。他为官一生，清正廉明，生活俭朴，知人善任，不徇私情，守法持正，刑赏公正，敢犯颜直谏，不惧奸邪，大义凛然，刚正不阿，无私无畏，一身浩气，深为世人所敬仰。在当御史时，他曾经不顾个人安危闯宫门，直言不讳地上奏章，弹劾备受武则天宠信、重用的奸佞之徒张易之、张昌宗和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敢于“忤”武则天之“龙鳞”，敢于踩专横跋扈的“二张”和武三思这些奸臣的“虎尾”。在武三思封地河北贝州任刺史时，暴雨成灾，百姓饥馁，而武三思不顾百姓死活派人向封户强征租税。为保护百姓，宋坚决抗拒交纳租税。在吏部尚书时，宋选拔、考核官员，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中宗时期，外戚和诸公主干预朝政，贪污成风，卖官鬻爵，只要出钱三十万，不论何人都给官做，当时人称为“斜封官”。这些斜封官大都是富豪商贾，他们不会理政，但搜括百姓却是心狠手辣。宋便和姚崇上疏睿宗，请求罢免“斜封官”，进忠良，退不肖，先后罢免“斜封官”数千人，震动朝野。宋非常亲民、恤民、爱民，犹如老百姓的父母。身为一方长官，他日常生活十分节俭，穿的衣服非常普通，从不讲究奢华。他清心寡欲，不贪不占，不搞排场，尽量简化各种行政事务，提高办事效率，方便老百姓。他言行端庄，作风正派，对下属要求严格。正因为如此，所以宋威望极高，“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大家都十分敬服他。乃至在他生前，人们就给他立了《宋公遗爱碑》，来颂扬他刚正廉明的高尚情怀和崇高风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代范仲淹的崇高风范

范仲淹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于世的宋代贤臣廉吏，其一生可赞可叹的清直廉洁、爱民勤民、刚正不阿的事迹不胜枚举。史籍记载，宋仁宗景元年（1034年）春夏之交，范仲淹回到故乡苏州出任知州，刚上任，就遇到了苏州地区连续暴雨，洪水泛滥。为了战胜水患，范仲淹作出了疏通白茆河等五河，疏导太湖水入海的治水决策，并亲临治水工地组织指挥，还亲自挖土抬筐，与民工一样一身汗一身泥。在范仲淹的带领下，经过苏州数万民众齐心协力的奋战，终于完成了这一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苏州虽被誉为天堂，但范仲淹在主政苏州时却过着“食不重肉，衣不重裘”，“妻子仅给衣食”的俭朴生活。而与此同时，他捐出自己的俸禄兴建府学，把苏州府学办得十分兴旺，时有“苏学天下为第一”的美称。范仲淹又设立了范氏义庄，接济贫困乡亲，还将范家的田地拿出来让无田的乡亲耕种。范仲淹为官极为清正，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勇于诤谏直言，虽因此屡遭诬陷、迫害，三起三落，但他始终不改初衷，上奏《百官图》，对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大搞裙带关系，予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他针对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与欧阳修等人一起领导发起了“庆历新政”。在十项改革主张中，除了加强农业生产、加强国防建设和减轻徭役外，把重点放在澄清吏治、扫除贪渎上。他明确提出，要“明黜陟”，无功不许升官；“精贡举”，用人要凭真才实学，严把用人关；“抑侥”，不得利用职权为子女谋私利；“推恩信”，加强对官吏的监察、考核等。这些主张突出地反映了范仲淹力求“政治清明”的为政之道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和崇高无私的品格。正因为如此，范仲淹在广大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死后为他修庙立碑。

“其清如水”，“至诚无欲”：宋代司马光的崇高风范

以聪颖机智“砸缸”救溺童、编纂《资治通鉴》闻名于世的北宋一代名臣司马光，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书法家，而且一生极其清廉正直。北宋初年宋太宗曾下令全国各地衙门刻立“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戒石铭》，但到司马光为官时已相隔近一个世纪，许多官员早已将太宗的训诫忘之脑后，吏治腐败日益严重。为此，司马光又重新刻《戒石铭》碑并立于衙署门口，以时时警策自己和下属官吏。司马光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史籍记载，他为官为人“至正至清”、“至诚无欲”，极其清廉。他对金钱财物极为看轻，“于物澹无所好”，一生不贪不占，穿的衣服，盖的被子，“如陋巷之士”，家中“一室萧然”，几乎没有什么摆设，桌子茶几上堆放的都是图书。他一生在日用生活上极为节俭，以至于请范祖禹为他的文集作序时，他叮嘱范祖禹将序言写在他的手稿本末尾余下来的纸上。然而尽管他已“其清如水”，但仍“澄之不已”。司马光不仅自己极其俭朴，而且还严格要求儿子处处节俭，一生节俭。他专门给儿子司马康写了洋洋1200多字的节俭训示《训俭示康》，谆谆告诫儿子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由于司马光从小就训诫儿子崇尚节俭，因此司马康长大后为官极为清廉。《宋史・司马康传》记载：“康字公休，幼端谨，不妄言笑，敏学过人，博通古书，以明经上第……历校书郎、著作佐郎兼侍讲。为人廉洁，口不言财。”

清廉刚正，铁面无私：宋代包拯的崇高风范

宋代名臣包拯，是中国古代清官最杰出的代表。他一生不论在哪儿做官、做什么官，始终廉明公正，不徇私情，不畏权势，铁面无私，一心为民，伸张正义，严明执法。史籍记载，他在家乡庐州（今安徽合肥）任知州时，坚决破除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网，秉公办事，公正执法。他的舅舅仗势欺人，触犯法律，他毫不留情地据法处以极刑。在为官的数十年中，他不仅自己至清至廉，而且毫无畏惧地与贪官污吏作坚决斗争，先后对包括宰相宋庠、国丈张尧佐、封疆大吏王逵等在内的64名贪官进行了弹劾。正因为如此，百姓众称他为“包青天”。包公一生以身作则反腐倡廉，他刚做官时就写了一首明志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每到一处做官就将诗贴在或刻在自己府第壁上，以时时警策告诫自己。诗云：“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诗的意思是：清正廉洁、忠心为民是为官治国的根本，行事公正、刚毅直道是为人应有的品格。秀拔挺直的大树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材，精良的好钢不应该用来做弯钩。要遵循先贤圣哲给我们留下的清正廉明、一心为民的遗训，使粮食堆满仓，田里没荒草，人民生活富足，这样才不会因为受到后人的耻笑唾骂而羞愧。在这首诗中，包公刚廉正直、无私无畏、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表露无遗。史籍记载，晚年包拯身患重病辞官回归故里，临终前他特地亲手抄下这首诗留给儿子包绶作遗嘱，并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并让子孙将这一遗训“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其崇高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无私无畏，至清至廉：明代海瑞的崇高风范

海瑞是明中叶著名贤臣廉吏，以至清至廉、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和敢于犯颜直谏而著称于世，史有“海青天”之誉。史籍记载，海瑞自幼家贫，在贤母教育下，养成了节俭朴素的美德，当了淳安知县后，生活十分节俭清廉，“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海瑞平时极少喝酒吃鱼、肉，在母亲70高寿时，至为孝顺的海瑞，破例拿出五钱银子交给家人置办一点酒菜。因海瑞平时爱民如子，百姓知道此事后为表心意便纷纷送来了鱼鲜山珍。海瑞回家后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拿出银子，交书办从速退还给了送鱼鲜山珍的渔夫山民。海瑞一生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不畏权势，不阿谀奉迎权贵。大奸臣严嵩的爪牙都御史鄢懋卿视察巡行路过淳安，海瑞招待非常简单，还直言不讳地对鄢说：“淳安县太小，容纳不下都御史的马车。”鄢懋卿非常恼怒，暗中嘱咐巡盐御史袁淳奏劾海瑞，使本来已提升为嘉兴通判的海端又被贬为兴国州判官。海瑞虽一生屡遭诬谄、贬逐、逮捕下狱，乃至差一点被杀掉，但他始终毫无畏惧，不屈不挠地与腐恶势力作斗争。明世宗昏庸无道，一心想修道成仙，朝中上疏劝阻者或被杖杀，或被抓下狱，无一人再敢上奏言时政，那些督抚大臣们还争相呈献“祥瑞”上表庆贺。唯有海瑞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毅然挺身而出，向明世宗上了《治安疏》，严斥明世宗“一意玄修”，“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致使“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昏庸暴君明世宗勃然大怒，“遂逮瑞下诏狱”，定为死罪。幸好过了两个多月明世宗驾崩，海瑞这才得以免于一死。海瑞一生不仅无私无畏，刚正不阿，而且至清至廉，从不贪占一分一毫。他去世后，因其无子，佥都御史王用汲为他办理丧事，发现海瑞全部家产只有十多两银子和一顶葛布做的帏帐、一两只破旧竹箱和几件破衣服。可就在海瑞临死前三天，给他送来的俸银多了七钱，还被他退了回去。海瑞穷得连给自己下葬的钱都没有，最后还是由同僚们凑钱为他办了丧事。对海瑞的浩然正气和崇高风范，人民群众由衷敬佩。史籍记载，他去世后，“小民罢市”。在他的棺木用船运回家乡安葬时，“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第3篇

1、酒之于诗人如骏马添翼，饮水者只能得到小马驹。——尼开涅图斯

2、酒以成礼，过则败德。——《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3、没有一样东西比一杯香摈更能使人生变得如玫瑰般地瑰丽。——拿破仑

4、协调时不妨喝酒，在最后作结果时应喝白开水。——富兰克林（美国政治家、开国元勋）

5、为健康举杯实际上就是为病魔举杯。——托·富勒

6、桌上这碗酒宛如太阳，粉红色的酒是其光芒，如果没有酒，仿佛环绕在太阳四周的行星般的我们就无法发光。——理查·B·谢瑞敦（爱尔兰作家）

7、上帝造水，人类造酒。——雨果（法国作家）

8、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宋·苏轼

9、抿一口酒，品尝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滴甘露。——克里夫顿·费迪曼

10、酒可以搭配任何菜，但对法国人而言，酒是用来搭配人生的！酒使任何菜色合适宜，是任何餐桌更优美，也使每天更文明。——AnderL·Simon（法国美酒作家）

11、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怜墙，推倒胡床。——刘克庄《一剪梅》

12、酒肉弟兄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冯梦龙《古今小说》

13、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南北朝·沈约

14、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晏殊《临江仙》

15、一樽别酒苦匆匆，还似陇头流水，多西东。——宋·晁端礼

16、我用葡萄干酿酒，所以我毋需久等。——史蒂芬·赖特

17、酒是一种不含防腐剂的生命之水。它的生命周期由青年期、成熟期、老年期和死亡几部分组成。如果未被给予适当的尊重，它将病弱和消亡。——茱莉雅·柴尔德

18、酒极则乱，乐极则悲。——《史记。滑稽列传》

19、酒就是歌，歌就是酒，酒和歌本是一家子。——爱献生

20、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

21、我们常听说由水变成酒是个奇迹。这个由上帝恩典造成的奇迹每日都发生：天堂将下雨水到葡萄园，由树根进入葡萄，变成酒。这是上帝爱我们，并乐见我们快乐的明证。——富兰克林

22、酒是治愈老年孤寂的良方！——柏拉图

23、酒肠宽似海，诗胆大于天。——唐·刘叉

24、酒促成一拍即合的友情！——约翰·盖伊

25、酒能把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到一块。——欧洲

26、绿纹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唐·白居易

27、酒，使每天的生活更加舒适，不那么仓促，不那么紧张，使心胸更加宽广。——班杰明·富兰克林

28、喝了酒，你就会睡得香。睡得香，你就不会犯错。不犯错，你就会被救赎。因此，喝酒就会被救赎。——德国中世纪格言

29、醉翁之意不在酒，尖乎山水之间也。——宋·欧阳修

30、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宋·普济

31、酒歌伴我度今宵，直待晨晖映玉杯。——普罗佩提乌斯

32、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

33、愿君把酒休惆怅，四海由来皆兄弟。——元·李俊民

34、愁肠己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范仲淹《御街行》

35、先生们，在危机与灾难间这仅剩的片刻，我们不妨喝一杯香槟酒吧。——保罗·克劳岱

36、醉意浓时见真理。——老普林尼

37、谈话时以酒助兴，就会趣味横溢。——庞弗雷特

38、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宋·陆游

39、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韩愈《县斋读书》

40、如果你只邀请一个朋友吃晚饭，拿出第一流的酒来；如果邀请两位，就拿出第二流的吧！——朗费罗（美国作家）

41、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唐·高适

42、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元·王实甫

43、没有酒就没有商谈。——拉丁谚语

44、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唐·王易龄

45、酒杯里竟能蹦出友谊来。——盖伊

46、能益人，亦能损人。——晋·张湛

47、酒乱性，色迷人。——《水浒传》笫四十五回

48、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苏轼《浣溪沙》

49、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宋·郑里肖

50、我愿意死在一个酒店，遗体旁边放上几瓶好酒，等天使来迎接我时，可以知道上帝对我是多么地恩宠！——华特·梅培斯

51、酒能给社交场带来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带来的热闹气氛。——本涅特

52、世事今如腊酒浓，交情自古春云薄。——宋·苏轼

53、强饮离前酒，终伤别后神。——唐·宋之问

54、宴不设酒叫什么宴？酒不伴歌叫什么酒。——斯·菲利狄斯

55、酒是一餐中的精神部分，肉仅是物质而已。——小仲马

56、不分贫富，一体的造福，这是上帝创造酒的乐趣。——尤里披蒂斯（希腊剧作家）

57、一串串葡萄是美丽的、静止与纯洁的，但它仅是水果而已；一旦压榨后，它就变成一种动物，因为它变成酒之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威廉·杨格（美国作家）

58、美酒乃耗财病胃。——德国

59、别人付帐的酒，其味最隽永。——西尼克（希腊哲学家）

60、酒是能使舌头松绑、让故事生动的魔。——荷马（希腊诗人）

61、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唐·李白

62、酒带来的欢乐是短暂的，如同一出芭蕾舞或音乐会一样，但酒能鼓舞人生，并给予生活莫大的欢乐。——拿破仑

63、棋罢不知人世换，酒阑无奈客思家。——宋·欧阳修

64、我们的人生如今晚的酒：它们不久就会走到尽头，但直到最后一刻都留着光辉！——汤玛斯·莫尔（爱尔兰诗人）

65、我认为，将酒类做为奢侈品一样课以重税大错特错。与此相反，这是对我们百姓健康的课税。酒……老人的牛奶和恢复活力的补品。——托马斯·杰斐逊

66、饮酒可以陶情性，剧饮过多防百病。——孙真人卫生歌

67、深锁的愁眉唯有酒能疏润。——贺瑞斯（罗马诗人）

68、不爱酒的人，犹如一座磐石。——雷辛（德国作家）

69、酒对诺亚的健康造成如此不幸的影响——他才活了950年。给我指出哪位不喝酒的人能这么长寿。——威尔·罗杰斯

70、酒取走醉酒智者的智慧，使圣贤之士嬉戏，使不苟言笑之人微笑。——荷马，《奥德赛》

71、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生，损胃亡精。——本草纲目

72、一瓶酒应该被分享；我从未见过吝啬的爱酒者。——克里夫顿·费迪曼

73、酒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东西。——厄纳斯特·海明威

74、德是烧身硝焰，色为割肉钢刀。——明·冯梦龙

75、酒能使友谊迅速泉涌而出。——约翰·盖（英国诗人）

76、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唐·杜甫

77、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李白《月下独酌》

78、遥知天涯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宋·欧阳修

79、酒是瓶子里的诗歌。——克里夫顿·费迪曼

80、酒使人心欢愉，而欢愉正是所有美德之母。但若你饮了酒，一切后果加倍：加倍的率直、加倍的进取、加倍的活跃。我继续对葡萄树芽做精神上的对话，它们能使我产生伟大的思想，是我创造出美妙的事物。——歌德（德国作家）

81、可以为了缓和关系妥协，但不能为了酒妥协。——罗伯特·司各特·凯伍德爵士

82、酒为色媒，色为酒媒。——蔡东藩《唐史演义》第十四回

83、逢君贳酒固成醉，醉后焉知世上情。——唐·蔡希寂

84、对酒已成千里客，望山空寄西乡心。——唐·卢纶

85、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毛滂《临江仙。都城元夕》

第4篇

关键词：散乐；宋杂剧；演禁；文人关系

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128—07

现存宋杂剧剧目虽多，原本样貌却难觅其实，《武林旧事》所载280多种官本杂剧段数剧情已佚，杂剧撰演实况亦流散不整。一般看来，宋杂剧只是一时调笑的谐谑片断，并不具成熟戏剧的形态特征，与文人生活亦距离较远。但考察宋代文人著述及文化活动，却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即散乐杂剧演出吸引了如苏轼、陆游等知名诗人，司马光、周密等文史著者，孟元老、吴自牧等风俗志者，张师正、叶绍翁等笔记作者。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文人士大夫对散乐杂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介入姿态，在宫廷礼乐、民间祭祀与文人游艺、衙府宴饮的散乐杂剧搬演活动中都留下了不少整集纂录、评鉴论议、参与创意撰作、据为章法引申评点的文字。这种现象之于宋杂剧形制生成和宋代文学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之于宋代文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生活意义何在？从哪些层面考量这种隐含的互动关系及文化意涵？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一、散乐杂戏演出与文人的禁戒贬斥

“散乐”，亦称俗乐，是与宫廷雅乐相对的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即郑玄所述列国之乐，方隅土风所成，节奏疏散而非六代之舞。唐前散乐集民间歌曲、乐舞、杂戏等伎艺为一体，是百戏的同义语。以《唐音癸签》所载大面、钵头、踏摇娘等43种名目看，唐时散乐多指“俳优歌舞杂奏”；散乐至宋，不单指乐舞百戏，在戏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杂剧，越来越成为散乐的重头戏。受到雅乐与俗乐对垒的传统影响，在重文治、尚礼乐的官方文化视野覆盖下，宋初以来文人还未能建立起宋杂剧之于散乐地位的较为清晰的认知起点，因而对输入宫廷礼乐活动中的散乐优戏多持以禁戒远拒的态度，对寄身于民间祭祀中的散乐杂戏亦多责难。有趣的是，这种态度和立场后来却发生了潜在转变。

（一）以戏淆乐与文人的拒斥

宋初立教坊，宫廷用乐时有杂串俗乐情况。太平兴国中，伶官蔚茂多制曲《鸡叫子》入禁中，而“民间作新声者甚众，教坊不用”，宫廷制乐弃俗就雅端倪初见。仁宗初年，“钧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为优人戏，公绰执不可，遂罢之”。宋代钧容直隶军教坊，与太常有别，军伶扯太常大旗，以雅乐所持舞具乐器为优戏，同判太常、制礼节乐的吕公绰以文武不牟、乐不合礼而罢断，可见参与文治之士大夫对以乐为戏、以戏杂乐不以为然的态度。皇祐三年（1051）范仲淹访友，江淮发运使施昌言召“至后堂，出婢子为优，杂男子慢戏……仲淹大不怿而去”。国初名臣以居重文养士之世而后堂携子婢以慢词说唱杂剧、表演慢戏行止为不齿，可见散乐杂戏初人上层、受到士大夫传统观念排斥的背景。嘉祐七年（1062），司马光上《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令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亦被赏赉。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阙，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诏有司严加禁约……庶使巧佞之臣有所诫惧，不敢道上为非礼也。”在帝王巡游、妃侍、朝官云集的场合，教坊妇人捋袖相搏、散衣扭打、当街“裸戏”，为谏官司马光议禁。据《宋史》：上元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巡游路线是先寺观、次御楼、再东华门、东西角楼等，是无正殿宣德。太常官正乐，侍郎官拒戏，翰林士、起居郎禁灯，谏院官罢相扑，文人对宫廷戏乐过奢过滥深以为忧，对倡优杂戏大陈正殿的不满，透露了散乐杂戏进入宫禁、以戏淆乐，受到重文治、尚礼乐的在官文人诃议的情形。

宋初以来循唐制立教坊，隶太常寺，虽然从乐制上说，教坊官正式成为政府官员，但具体执行还是存在尊卑贵贱之别的。与文官职典的品阶标识有别，宋代教坊及大晟府的优伶乐职是另立的。淳化五年（994）父为伶官、奏事举止类倡优的陈舜封，即曾由大理评事改封殿直；元祐初年，宗庙祭祀，舞备八修，殿中侍御史吕陶奏不用教坊伶官为舞郎，以备文典。这种剔用伶官澄汰流品、朝典礼乐不预教坊伎乐人的做法也是宫廷雅乐排斥俗乐的一种反映。元祐八年（1093）修史官范祖禹以审鉴国史而继之以谐谑观剧，亵祖不敬、不可垂范于民奏禁，自此大宴先一日帝王“独看”百戏之制罢废。散乐杂戏进入宋代宫廷及上层社会，受到乐官、史官的排拒和斥绝，这与其在朝仕宦的身份及建言献策、参与文治的角色认同感是分不开的。在宋代文人的章奏疏议和旨覆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元丰六年（1083）修大晟乐书者因崇政殿列熊罴案、戎乐淆杂大乐而奏罢四夷乐⑥。大观三年（1109）五月大晟府颁大晟乐、赐宴辟雍，准裁“用郑卫之音，杂以俳优之戏”；政和三年（1113）大晟府正乐，禁“打断、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等一批旧来淫哇之声，淳熙十二年（1185）三月曾“禁习渤海乐”，对此赋闲家居的洪适《平齐孙致语》早有云“陈勇爵式肆歌筵，吹竹弹丝，作西域泼寒胡之戏”，而修史官洪迈亦云“近世风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为耍曲耍舞，如渤海乐之类，殆犹此也”。宫廷内外公私宴集，充斥渤海乐等“耍曲耍舞”，有悖朝仪威严，亦影响士节民风。宋时禁渤海乐，犹唐时禁泼寒胡，边裔之乐泛滥乃败政亡国之兆，洪氏兄弟的看法反映了宋代文人对散乐杂戏妨于国事政体的一般认识。

一方面，宋代立大乐署、教坊外另立雅乐“作坊”以至大晟府统摄教坊，反映了官方雅乐体系对俗乐倡优、淫哇之声的持续整顿和汰洗过程。这一过程受到参与其间、制礼作乐的仕宦文人推助，至嘉泰三年（1203）仪制令下：“诸以杂言为词曲，以蕃乐紊乱正声者，亦禁之。告获诸以杂言为词曲，以蕃乐紊乱正声者，钱五十贯”，散乐杂剧因“以戏淆乐”而受到制度化禁断。另一方面，对于散乐杂戏演出与礼乐文统关系的认识，《乐书》作者陈旸的观点，可以代表当世文人的一般心态。《乐书》分雅、胡、俗三部论乐，记载百戏达74种、民间歌舞86种、胡俗之乐不胜枚举。《乐书》在讨论乐制仪礼时，对于堂上乐不设钟磬、夷乐作于皇庭、宫中燕射杂用杂剧、胡乐，多以“臣恐未合先王之制”作结。在论射礼时，特示“圣朝尝讲习射曲燕之礼，第奏乐行酒进杂剧而已，臣恐未合先王之制也”，其秉持俗部之乐犹九流杂家者流，非朝廷所用之乐的乐论，与大量记录分析俗乐内容的客观宽容之间的立场出入，显示了北宋文人在参与礼乐化一、以礼节乐的宫廷礼乐制度建设，尊雅复古、拒斥俗乐的同时，又游走在礼乐对垒至礼乐异出的文统边缘，不自觉中接纳俗乐大兴、散乐杂戏流入上层、输入宫禁的矛盾心态。

（二）以戏弄神与文人的禁断

宋代是一个民神信仰盛行的时代，依托祀神祭丧活动的民间演剧此起彼伏。《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二郎神庙会有包括杂剧在内的30多种散乐杂戏。在官方禁巫禁淫祀的文化背景下，两宋文人对于民间助丧祀神演剧以戏崇鬼、以戏弄神之举多有规诫和劝禁。太平兴国七年（982）命翰林学士李防等复位士庶丧葬制度。防等奏议曰：“其用音乐及栏街设祭，身无官而葬用方相者，望严禁之……望令御史台、街司颁行，限百日率从新制；限满违者，以违禁之物给巡司为赏。丧家辄举乐者，谴伶人。”既要诏复丧制，可见民间丧仪多所僭越。然而在厚葬成风的社会氛围里，丧乐演戏亦随之靡繁。嘉祐八年（1063），仁宗崩，福宁殿设梓宫，司马光上《乞撤去福宁殿前尼女札子》，“每日妆饰尼女，置于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绮绣，状如俳优，又类戏剧……渎慢威神，莫甚于此”的描述，显示了俳优演戏对宫廷生活的影响深度。据载：“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魃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宋初以来盛行的方相魃头，在民间丧祭中衍为装束异色人物、巡演戏文故事而至拟剧排场，受责犯禁而不止。陆游亦云“每见丧家张设器具，吹击锣鼓……僧徒街技，几类俳优……余丁内忧时，不能禁佛事。而若此等事，几严绝之”。可见当世文人对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风气的抨击。绍兴三十年（1160）前后，王十朋知湖州，发现“剡之市人，以崇奉东岳为名”，设盗跖以戏先圣而“恨无司马为行诛”，严责浙东民间东岳赛神弄孔子。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福建漳州知事任上颁《劝谕榜》：“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装弄傀儡。”庆元三年（1197）朱熹弟子陈淳在漳州大府寺丞任上有《上傅寺丞论淫戏》，绍定年间，真德秀任泉州太守时亦以“莫习魔教，莫信邪师，莫贪浪游；莫看百戏”⑩劝农务本。理学家师弟子均先后颁文劝谕禁戏，实受制于宋代官方禁巫禁淫祀的宗教环境。

南宋以后，与一些站在官方正教立场上奏禁祀神演剧的文人不同，一些文人对风靡民间的祀神演剧进行了生动描绘和直笔记录。这不仅使得民间祀神演剧的活跃场景和禁巫的另一面——纵巫的丰富面相被揭橥再现，而且宋代最重要的戏剧形式——宋杂剧在祀神氛围中的形制蕴育和角色生成过程也逐渐凸显出来。如临安居民“不问省部吏曹市肆买卖及娼妓之家无不奉祀”、“蓬头笑面，身着彩衣”的“万回哥哥”，在周密的视界里堂而皇之惊现参政内宴，转而演为宋杂剧讽刺时政的底料：“近者己亥岁，史岩之为京尹，其弟以参政督兵于淮。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头忽脱，乃红巾也。或惊问曰：‘贼裹红巾，何为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于是褫其衣冠，则有万回佛自怀中坠地。其旁者云：‘他虽做贼，且看他哥哥面。’”周密不动声色的记叙，呈现了这一祀神社戏向杂剧演化的鲜活实例，确证了此剧妆演抨击奸丑、揭露史弥远贼政霸权行径的力量。除了笔记作者的客观记录外，宋代诗人以咏剧诗形式，对民间祀神演剧的细节和场景给予了更有声色的叙录和全景式呈现。如绍熙四年（1193），陆游《春社》诗云：“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以前未禁的，或是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十斋郎”之类名目，即以集体舞蹈裨助祭仪的司祭歌舞。京都新禁的，如赵师弄尝作《斋郎舞》向韩惋胄四夫人献媚事，恐已溢出祀典正仪，演化为比“参军唤苍鹘”的讽刺杂剧更见锋芒、矛头直指以斋郎入赀补官、卖官鬻爵的滑稽说唱戏了。陆游诗《赛神曲》：“击鼓坎坎，吹笙呜呜，绿袍槐简立老巫，红衫绣裙舞小姑……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生动描绘了老巫小姑、赛戏纷陈，“虎面豹头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的远乡社戏盛景。刘克庄诗云：“湘累无奈众人醉，鲁蜡曾令一国狂。空巷冶游惟病叟，板窗淡月伴黄昏”，“香火万家市，烟花月明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文人的诗笔描绘，见证了巫傩纷作、祭赛繁兴、社戏如狂的民间生活景观，填补了民间演剧及宋代戏曲史生成过程缺乏实况资料的文献不足，也同时反映出文人诗歌创作以戏场为文场、化冥想人游观、揽逸怀人世情、练俗拙入雅趣的一个侧面。

总体看来，宋代文人对助丧演剧违礼逾制，比较一致地贬斥禁责；而对民间祈赛祀神演剧，北南宋文人则呈现出贬褒不一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文人对于散乐杂戏与民间祀神文化关系的认知和书写，使得宋代戏剧的形制在民间文化氛围中不断淬炼、自然生成的一种过程不断明晰化，而被官方文化意识遮蔽的民间文化真相和力量也逐渐得以凸显；另一方面，散乐杂戏引起越来越多文人关注，民间戏剧文化不断壮大并进入上层社会和士人文化圈，开拓了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视野与精神生活、丰富了文人以俗为雅、雅俗相得的审美维度和艺术趣味。

二、优戏杂剧编演与文人的介入论议

需要注意的是，宋代文人对当世戏剧文化发展动态的关注，在排拒与品鉴的认知变化中，并未停留在整集纂录的阶段。伴随着优戏杂剧的生长，许多文人不仅破除旧缚，逾越职典，为杂剧的编演提供创意和幕后策划，而且不断摭拾戏典、摘引剧段、激赏论议，介人参与进来。

（一）以戏游艺与文人的介入创意

宋代文官职典中的侍讲、侍读、掌记、说书、讲书、参军、教授、校书郎、正字等品秩设置对文人熟悉民间伎乐产生的影响，使得文人被动卷入优戏杂剧串演文人轶事的刺激，拉近了文人与优戏杂剧的距离和关系。以说书一职为例，宋代说书如资善堂说书、崇政殿说书、迩英殿祗侯说书、穆亲宅讲书、太学说书、书院说书、州学说书等所说之“书”的下延颇耐寻味。程颐、朱熹、孙复等都曾任职说书，朱熹还以真儒实阐圣猷责任重大而辞免崇政殿说书。从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论经筵劄子所云“皇帝讲习之暇、游息之间，时于内殿召见，从容宴语，不独渐磨道义，至于人情物态、稼穑艰难，积久自然通达”、《宋史·孙复传》载“范仲淹荐孙复为迩英殿祗候说书，高安国言其说书多异先儒，罢之”、《宋史·职官志》以元丰官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等记述看，原本说讲经义的“说书”，因庄而解经、谑而讽谏的职能，以及任职者的“秩卑资浅”，其解诗说书多不拘于经义，采摭经史之外，援例世事，推解人情，触类旁通，随文生义，至如效盲歌瞽颂之微言，赋荀子成相之谐体者，已泛及平话故事、野史札记、轶闻传说、优戏杂剧，其功能渐渐溢出官方职典，担起了传承民间文化的任务。

文人的轶闻趣事，不断成为优戏杂剧戏仿韵对的语面材料和谑弄对象。如宾客演说颜渊子路微服出行、市中逢孔子而“避孔子塔”谑贡父鼻烂，使晚患鼻疾、日忧其死的刘放大为解颐。又如崇宁间，丞相蔡卞奏请王安石配享孔庙、处颜孟之上，优伶演“圣人不救护丈人”杂剧，讽刺蔡京之子、安石女婿蔡卞的裙带政治阴谋。在衙府游艺活动影响下，文人士大夫受到戏弄，被动地带人杂剧演艺场，成为杂剧角色搬演人物的，还有司马光、朱熹、真德秀、魏了翁等朝中重臣和理学名臣。崇宁初（1102）斥远元祐忠贤，禁锢学术，“伶者对御为戏：推一参军作宰相，据坐，宣扬朝政之美”，已而“主管宅库者附耳语曰：‘今日在左藏库，请相公料钱一千贯，尽是元裙钱，合取钩旨。’其人俯首久之，曰：‘从后门搬人去。’副者举所持梃杖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来也只要钱！’是时至尊亦解颜。”此剧演宰相从后门贪污元祜钱，对借党争贪利者的嘴脸揶揄至尽。洪迈对此“俳优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因能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的识鉴，让我们领会到杂剧讽政背后潜蓄的“戏语”能量：这一由五种角色“对御”的杂剧，牵涉了纷繁复杂的党争背景和币制改革，若没有文人从中授意创演，其影射新旧党争、士人浮沉、学术禁锢、钞法弊坏的“戏语”锋芒很难达到如此尖锐淋漓的程度。宁宗即位，韩侂胄窃弄威福，朝臣谏阻弹劾无果，朱熹奏其奸，“侂胄怒，使优人峨冠阔袖象大儒，戏于上前，熹遂去”，史笔载录呈现了优戏为党争利用及理学名臣从宦遭遇之一端。

不仅子瞻帽、元祐钱、像儒戏、大鹤钟庸等戏典融入了文人的日常生活，宋代的笔记史料还透露了文人参与优戏杂剧编撰的更多信息。天禧三年（1019）翰林学士钱惟演“伏见每赐契丹、高丽使御筵，其乐人白语多涉浅俗”，有辱外交礼仪，要求重视底本修撰，由舍人院和馆阁诸公为教坊及衙前乐人撰写俳优词而获旨，后知制诰晏殊援典求免，改由教坊乐人自撰、呈递舍人院审定。自此以后有不少文人官吏参与了乐语俳优词的编写修撰。如政和四年（1114）正月“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仍令秘书省撰词”。随后有臣僚奏《见任教授不得为人撰书启简牍乐语启》，从颍昌教官陈莹中拒绝按惯例撰写俳优词看，编撰杂剧底本显已成为当地教官师儒约定俗成的游艺活动。据《伊洛渊源录》：“尹洛先生时为判监，一日府会，先生往赴，到客，次见乐人来呈乐语曲词，先生讶之，问故，对曰：‘昨日得太师钧旨，明日请程侍讲，词曲并要严谨依礼法，故先来呈。’”《人间词话》曰：“宋人遇令节、朝贺、宴会、落成等事，有致语一种……《啸余谱》列之于词曲之间。其式：先教坊致语（四六文）、次口号（诗），次勾曲（四六文），次勾小儿队（四六文），次队名（诗两句），次问小儿，小儿致语，次勾杂剧（皆四六文），次放队（或诗或四六文）。”杨亿、王珪、宋祁、范祖禹、欧阳修、苏轼、陈师道、史浩、文天祥等一大批宋代文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乐语、致语、勾杂剧词、俳优词的戏仿参撰：“北宋宫廷演出有文人参与，其主要职能是为艺人写致语，又称‘乐语’……为其中的杂剧演出所写的，就是勾杂剧词”。此类致语口号、优词诵语，其实是杂剧底本的编撰要件和有机成分，如《墨庄漫录》云：“凡乐语，不必典雅，惟语时近俳乃妙”；“乐语中有俳谐之言一两联，则伶人于近趋诵咏之间，尤觉可观而警觉”。从宋杂剧角色体制看，引戏解说人物、介绍剧情，末泥定场节乐、指挥上下场、念诵致语，即是他们表演的重要内容。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口号俳段必不可少；而装孤多“问题官员”，正可展现文人词曲之才、仕路不平。文人对乐语俳优词的戏仿参撰，熏陶了丁仙现、孟角球等教坊艺人，其中地位较低的中下层文人，则为南宋以后民间自发创作杂剧底本、并以其为职业谋生的书会才人的出现，预备了创作队伍，输入了编撰艺能，提升了宋杂剧底本的创意水平和讽刺功力。

源于对宋杂剧剧体要旨的深人体认，不少文人以杂剧作法评点诗文章法。欧阳修读梅尧臣续诗曰：“正如杂剧人上名，下韵不来，须勾副末接续”；黄庭坚说“作诗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吕本中云“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如作杂剧，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也”。宋杂剧时事入科诨、戏弄出神理的特质与文人以文为戏、以禅论诗的理趣追求神奇遇合，建构了宋代文学评点的一套独特话语。从被动接受刺激到主动参与创意，从戏仿拟作到据为章法引申评点，宋代文人在尊重杂剧文体独立性的前提下，对杂剧“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的编撰艺能的实践和探究，不仅为杂剧撰演机制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养料和提升空间，而且打开了宋代文学诗词曲越界、文体互证的另一视域。

（二）以戏谑政与文人的激赏论议

优戏简言之即优人所作之戏，得益于唐以来优戏戏弄之长的发挥，宋代“杂剧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此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也”。歌舞的显要地位渐渐隐去，“一切的部色，都可为故事的表演所包含”，优戏逐渐发展为颇具规制、充满机趣的宋杂剧。由《都城纪胜》杂剧色、参军色列教坊散乐十三部之末，到《梦粱录》“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宋杂剧动议时事“既能随时造作故事而借题发挥，其于固定剧本的表演，自更游刃有余了”。而宋代文人对宋杂剧以时事人科诨，矛头直击三冗以及官场积弊、科场贿政的故事表演，叙录得更加翔实具体，其摭拾典故、摘引剧段、激赏论议的倾向也越来越鲜明。

宋代边患不断，用边兵边将成为敏感话题。景祐末，新立大夏的党项首领元吴率兵逼边，延州知州范雍兵临城下只知闭门祷告几同儿戏，“有军伶人杂剧，称参军梦得一黄瓜，长丈余，是何样也？一伶贺曰：‘黄瓜上有刺，必作黄州刺史’。一伶批其颊曰：‘若梦见镇府萝卜，须作蔡州节度使。’范疑卢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为城旦。”笔记作者张师正描述了军伶人演杂剧以镇府萝卜讥诮蔡（菜）州节度使范雍为空心萝卜的实况，揭明朝廷冗滥封赐，边将无能抗敌、叵测弄权的丑行，及伶人被杖背黥面的事实。绍兴中有诏赐秦桧就第筵，“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诙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坠其幞头，乃緫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环，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环？’曰：‘二胜环’。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至狱，有死者，于是语禁始益繁”。张端义解曰：“‘二圣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曰‘尚御裹’……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圣环且放脑后’高宗为之改色”。得益于岳柯、张端义笔记的载录，优伶以微贱身份、冒杀身之祸，刺秦桧置“二圣还”于脑后、贼政害民的勇气胆力得以传扬天下；“二胜环”杂剧装演引发伶人人监处斩、文字狱大兴的余波更让人触目惊心。文人笔记的叙录互证，不但使奸臣弄权误国的罪恶昭昭天下，更使得宋杂剧“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指陈时政的强大力量得以彰显。

景德三年，张景为《屋壁记》曰：“近到州，知参军无员数，无职守，悉以旷官败事违戾改教者为之。凡朔望飨宴，使预焉。人一见必指日参军也。倡优为戏，亦假为之，以资玩戏。”而笔记作者赵彦卫以今人装状元进士：“失之远矣”，为参军色正名，肯定了杂剧对冗官的讽刺，发人深省。绍圣间杨鼎臣“在成都见提举茶马官以课羡，赐五品衣鱼。府中开宴，俳优口号，有‘茶马人赐绯’之句。当时颇怒其妄发，亦笞之”，而笔记作者朱或以“小人中有冷眼，最不可欺”不动声色地站在优伶一边，对俳优口号大加激赏。“茶马人赐绯”虽是一句俳优口号，其刺茶马官敲剥谄媚，朝廷敛税滥赐，却意蕴深警。绍兴十二年（1142），秦桧子及两侄一同中榜，物议纷然。洪迈《夷坚志》记述了优人敢撄其锋，公然作场推论知举官，最后演绎出“韩信取三秦”的绝大文章，披露了一人得道、鸡犬飞升的科场贿事。嘉定初年史弥远府中开宴，因杂剧人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句，自后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杂剧③。张端义笔记以冷峻的笔调，揄扬了优伶在史弥远如焰中天之时作剧，借士人之口念诗隐射其擅权纳亲的义举，也洞穿了权相家宴20年罢用杂剧的阴毒。宝庆二年（1226）史丞相用事，选人改官多出其门，优伶演剧借孔门弟子指经语为姓自我标榜、互相问难，最后以“钻弥坚”不如“钻弥远”隐语作结。从岳柯论此事“优流侮圣，直可诛绝”，到周密叹许其“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的态度变化，显露了宋杂剧谑语刺政、微言大义的真精神逐渐为文人所识鉴，为以道自任、诤诤于国事的士大夫文人推赏赞许的过程。

第5篇

【备考方略】首先，考生不妨对过去两年所学古诗词进行梳理与归纳，结合2016年考纲要求理解、记忆重点诗词句。容易被忽视的是现代诗歌，中考中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出镜率最高。特别提示：2016年大部分省市提出进一步加大理解型默写题的考查力度，这就要求我们在记忆诗词时还应理解诗人感情或诗词主题。此外，还要关注古诗词中“异曲同工”或有着相同意象的诗句。

【模拟演练】1.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中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碧”与王维《使至塞上》中的“______，______”有异曲同工之妙。

2.诗酒纵横，是中国古代许多诗人的最好写照。陶渊明《饮酒》中写自己纵酒隐居的真正意趣的句子是：“______，______。”

苏轼《水调歌头》惟愿兄弟平安的句子是：“______，______。”

李白《行路难》开篇以宴会场面的盛大反衬自己悲愤之情的句子是：“______，______。”宋代欧阳修自号“醉翁”，写下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其中写欣赏山水之景，领会在心里寄托在酒上的句子是：“______，______。”此外，请写出连续的两句带有诗酒况味的句子：“______，______。”

3.对于家乡的向往，是天涯游子一代又一代的传唱。“日暮客愁新”，崔颢《黄鹤楼》在日暮时分抒发思乡的惆怅之情的句子是：“______，______。”范仲淹《苏幕遮》中连用山、夕阳、湖水、芳草这些意象表达客居他乡游子的哀愁情绪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此外，请写出连续的两句写夕阳西下游子的思乡之情的句子：“______，______。”

4.杜甫的《望岳》中与“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意境一致的诗句是：“______，______。”此外，请你写出连续两句与“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诗句：“______，______。”

5.古诗词名句中以“雨”为意象的句子有很多，请写出连续两句：“______，______。”

【热词二・名著阅读题】

【备考方略】随着课改的深入，对名著阅读的考查朝注重具体情节、丰富命题形式趋势发展，简单识记作者、主人公远远达不到考试要求，阅读原著是最重要的。特别提示：阅读时要把握重要故事情节；明确人物性格及其代表故事、经典语言。名著阅读新题型有两类：呈现名著片段，提问相关问题；观察名著插图，走进名著文本。

【模拟演练】6.下面是《黄永玉大画水浒》中的两幅画，写出人物的姓名、绰号，并任选其一概括其性格特征。

7.写出下列《水浒传》插图的故事名称与情节。（不少于30字）

8.阅读《水浒传》（第六十回）选段，完成下面的题目。

当日夜至三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嘱咐道：“贤弟保重。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罢，便瞑目而死。

晁盖因何事受重伤致死？后来“捉得射死我的”人是谁？简述此人没有“做梁山泊主”的两个原因。

9.阅读《简・爱》第三十七章选段，完成后面问题。

“但我至少要选择――我最爱的人。简，你愿意嫁给我吗？” “是的，先生。”

“一个你得用手牵着他走的可怜的瞎子。” “是的，先生。”

“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残疾人，还得由你来伺侯。” “是的，先生。” “真的吗，简？” “完全当真，先生。”

文中的“先生”是谁？简爱怎么结识“先生”的？“先生”变成残疾人的原因是什么？

【热词三・文言文阅读】

【备考方略】文言文阅读中，备受命卷者青睐的是课内课外文言文的比较阅读，考查考生迁移拓展能力。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发现中考复习中文言文多而杂，对于部分学生而言索然无味，复习效果一般。因此，笔者建议考生提前做好初一、初二文言文复习，掌握当地考纲规定的重点文言文的字词句翻译、文章主题、作者情感。特别提示：中考选用的课外文言文多以人物传记为主，学有余力、对历史感兴趣的同学不妨阅读《二十四史》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也可结合本刊“中考古文赏练”备考。

【模拟演练】【甲】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乙】宋濂尝与客饮，帝①密使人侦视。翼日②，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③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④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⑤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廉，几误罪言者。”

【注释】①帝：指明太祖朱元璋。②翼日：第二天。“翼”同“翌”。③馔：食物，多指美食。④主事：官职名，茹太素是人名。⑤恶：疑问代词，加强反问语气。类似于“怎么”。

10.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语。

（1）走送之 （2）俟其欣悦

（3）濂具以实对 （4）微景廉

11.翻译下面句子。

（1）家贫，无致书以观。

（2）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

12.填空：用原文语句回答。

甲文中，很多人愿意把书借给宋濂的原因是“______”。乙文中，宋濂只列举好的大臣的原因是“______”。

13.结合甲、乙两文，联系生活实际，从读书和做人两个方面谈谈你得到的启示。

【参考答案】

1.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2.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金樽清酒斗十千 玉盘珍馐直万钱 山水之乐 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3.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4.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5.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6.花和尚（鲁智深、鲁达、鲁提辖） 性格：见义勇为，嫉恶如仇，扶危济困；青面兽（杨志） 性格：精明、警惕，性格孤立。

7.宋江、戴宗、李逵三人在浔阳江边琵琶亭上吃酒，宋江想吃鲜鱼汤，李逵便到江边讨鱼，因放走了渔户的鱼，与张顺打了起来。张顺用计将李逵引到江心，让李逵吃尽苦头，后在戴宗等人的劝解下两人和好。

8.征讨曾头市，被史文恭射伤。卢俊义；宋江手下李逵等人不服。宋江与卢俊义抓阄分别攻打两座城池，先攻破者为梁山泊主，结果宋江攻下两座城池。

9.罗切斯特 结识：简・爱通过在报纸上登求职广告，应聘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从而结识罗切斯特。 原因：罗切斯特德的疯妻子放火烧毁了桑菲尔德庄园，罗切斯特为救人最后离开，却被一根掉下的大梁砸坏了一只眼和一只手，另一只眼也跟着发炎瞎了。

10.（1）跑 （2）等待 （3）全，都 （4）没有

11.（1）家里贫穷，没有办法得到书（买书）来读（看）。 （2）宋濂曾经与客人饮酒，皇帝暗中派人侦探监视。

第6篇

【论文摘要】何逊和大历十才子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中创作了大量的别诗。本文旨在从二者所作别诗的创作环境、创作内容、诗风等方面分析所存在的异同。他们都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但是相似的社会环境并没有造就相似的创作状况。在内容上存在有无真情实感的差别；在诗风上，二者同中有异；在语言上，二者都讲究精炼。

伟大诗人屈原说过：“悲莫悲兮生离别。”南朝江淹也曾喟然叹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就连一贯豪爽豁达的东坡居士也无限感慨吟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些名句都道出了离别这个主题在古代诗歌创作中常胜不衰的事实。伤感离别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传统题材。

综观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宗大历初年至德宗贞元二十多年间这两个阶段的诗歌创作，别诗所占比例较大。通过研读《全唐诗》可知，前阶段的别诗主要集中在何逊手中，后阶段的别诗主要集中在大历十才子笔下。何逊，梁代诗人，据《南史》记载：“逊，何承天曾孙，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赞。南平王引为宾客，掌记室事，后荐之武帝。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时谓之何、刘。”[1lwoa又如清人王士稹选古诗中言：“梁代右文，作者尤众。绳以风雅，略其名位，则江淹、何逊足以两雄。”由此可看出何逊当时在诗坛上的地位。按照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小传中记载：“(端)与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淖、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大历十才子大多生长于天、开盛世，经历过安史之乱，而主要创作活动则是在大历、贞元年问。据笔者统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何逊一人共作一百一十五首诗，诗题本身有“送”、“送别”、“留别”、“别”、“别离”等字样的作品，实际达十九首，而加上其他表现别情的诗歌共二十八首。而其他诗人所作别诗在数量上不及何逊；而大历十才子的作品主要是别诗，据笔者统计，司空曙的173首诗中别诗就有48首，钱起430首诗中别诗就117首，郎士元73首诗中别诗35首，还有刘长卿、韦应物、李益等人也写了许多别诗。

一、同生活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

丹纳《艺术哲学》：“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因此考察艺术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之所以将何逊与大历十才子放在一起来研究其别诗创作的异同，主要由于二者所处社会环境都相对稳定。汉末战乱，三国纷争，直至正始时期，人们心中时刻充满着幻灭感。西晋统一后发生了“八王之乱”，东晋南迁，汉族政权偏于江南一隅，后经历朝代更迭，随之带来诸多争斗。齐末王室内争激烈，社会矛盾加剧，政情险恶。《南史-梁本纪》记载，梁武帝萧衍“制造礼乐，敦崇儒雅”，其诸子都喜欢招揽文士，政治上颇有励精图治的前景。何逊三十六岁人仕时是齐明帝建武三年。萧梁代齐，给何逊等下层士人在政治上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何逊人仕后就发现梁代存有政治黑暗，但相对于前代政治环境而言，其所处社会环境还是较为稳定的。安史之乱的平定让人欣喜若狂，从肃宗朝到德宗朝的社会较为稳定，大历十才子在此时陆续进京任职，开始仕途之路。由此，何逊和大历十才子都生活在经过较长时问战争后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

二、各不相同的别诗内容

相似的社会环境并没有造就相似的创作状况。以下从二者别诗的内容、风格等方面来探讨其异同。总体来看，何逊的别诗更多的是表达与友人离别时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大历十才子更多的是奉和应制别诗，多涉及政治，几乎没有真情实感可言。何逊的别诗多涉及同僚、友朋之间的伤别，表达自已的真情实感。试看《与胡兴安夜别》：“居人行转轼，客子暂维舟。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离恨，独守故园秋。”诗人抓住饯宴将尽时朋友将离去的时刻，集中抒写惆帐思绪。通过两人分别时欲行又止的动作描写将送行时依依伤别的无限心酸刻画得淋漓尽致。“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将欢笑与分别时的感伤情绪加以对比更加反衬出离别忧愁。后两联描写朋友走后凄清的秋天景色，“寒”和“清”字蕴藏着双方深长的离愁别绪。再看《临行与故游夜别》：“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相悲各把酒，何时同促膝?”何逊一生两次赴江州任职，此诗作于天监十六年，抒发与朋友的别情。此时诗人渐近晚年，多年来与朋友朝夕相处，今朝忽然离开他们，远赴江州，再历漂泊，此下一别如流水东注，心里非常伤感和无奈。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后通过“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黯淡的氛围从残灯到屋外的夜雨，心情也延伸到无限苍茫中。“相悲各把酒，何时同促膝?”便将分离时刻离人无语凝噎、黯然神伤的心境刻画得更加悲凉。

大历十才子也创作了大量的别诗，当时“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按指钱起、郎士元——引者)无诗祖饯，时论鄙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综观其别诗虽也有表达离愁的句子，如钱起卷237_66《送时暹避难适荆南》“相思浑若梦，泪眼几时明”等等，但总体而言仍以内容苍白、形式雷同为主。一般开始叙写行色，然后来赞美被送者，再次描写离别时周围的景色，最后多寄予被送者平安或者相思的情感，或者顺序有所调整，多形成套路，几乎无情感可言。

由此，何逊和大历十才子的别诗虽都作于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其内容都不涉及政事，不同在于何逊的别诗更多抒发对朋友的真情感，而大历十才子的别诗则更多是应制之气，无真情感可言。

三、同中有异的诗歌风格及语言

在诗歌风格方面，何逊和大历十才子的别诗都存有冲淡和清奇的风格。何逊在齐梁宫体诗盛行之、l}l离并自成一家在自然风景的描写上语言清新、省净。如《与胡兴安夜别》“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相送》“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均体现出《诗品》中“…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如月之曙，如气之秋”的清奇和“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的冲淡风格。大历十才子的别诗也有冲淡和清奇的风格。高仲武、沈德潜等人在论钱起时日：“清澹、清秀”，都指出其“清”的风格。如“焚香晓更清”(钱起《送元公南游》)“过郢兴弥清”(《送郭秀才之举下第南游》)等等，不难看出，大历十才子所欣赏的“清”是一种风景、境界之清。

当然何逊和大历十才子所作别诗的风格也有不同，即前者带较大程度“沉著”的特色，而后者更多“气骨顿衰”和“纤裱”、“绮丽”的风格。先看前者。《诗品》中“沉著”：“绿林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月明，如有佳话，大河前横。”如《相送》：“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这是一首留别诗，诗前半写自己的惆怅心绪，后半写凄寒的景色，寓含旅途的艰险，表现出临别时思绪纷然的心理，此诗只抓住即将下雨时光色转暗、江波激荡不平的景象传达心绪，呈现出无迹可寻的整体氛围。通读全诗可深切体会到无论是诗人对景色的描写还是自身情感的表达都表现出《诗品》中“绿林野屋，落日气清……之子远行，所思不远”的沉著风格，不仅包含着诗人与友人离别的悲伤，还包含着诗人对朋友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

而大历十才子所作别诗的风格可谓“气骨顿衰”和“纤裱”、“绮丽”。明代的胡应麟在《诗薮》中曾多次提及“气骨顿衰”四个字，他说：“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诗薮》内编卷三)“唐大历后……钱、刘以降，篇什虽盛，气骨顿衰，景象既殊，音节亦寡。”(《诗数》内编卷四)“中唐钱、刘，虽有风味，气骨顿衰。”(《诗蔽》内编卷六)通读大历十才子的别诗，其风格是“气骨顿衰”的。他们在诗中并没有表现出建功立业和改造社会的热情，而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伤感和对未来的迷茫之情。如卷292_35 ((贼平后送人北归》司空曙:“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此诗中诗人想象友人北归、重见故乡的情景，尤其“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更是通过白发来感叹自己的身世之苦。又如“劝君不得学渊明，且策驴车辞五柳”(卷243_ 30《送别郑明府》韩栩)正是当他们理想磨灭时表现出来的带气骨顿衰风格的厌倦人世的情感。正由于大历诗人多是在动乱时期度过自己的青春所以对衰老十分敏感，这里的“相悲各问年”便反映出精神上的孤独和衰老。“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通过孤灯、寒雨、湿竹等黯淡的景物从侧面展示出颓废、无奈的心绪，可见其气骨顿衰的风格。另外，语言还多具纤株和绮丽的风格。唐都所独有的别诗尤其奉和应制别诗极具都城地域特点，体现在语言上以歌功颂德为主，风格纤秩、华丽，普遍存有创作模式化。《诗品》中对“纤秋”说:“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幽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绮丽”中说:“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蹲酒满，伴客弹琴，取之自足，良弹美襟。”下面诗句表现送别气派的语言绮丽的风格。如卷269ra 3《奉送崔侍御和蕃》耿津:“万里华戎隔，风沙道路秋。新恩明主启，旧好使臣修。族节随边草，关山见戍楼。俗殊人左枉，地远水西流”又如卷238 84《奉送户部李郎中充晋国副节度出塞》钱起:“德佐调梅用，忠输击虏年。子房推庙略，汉主托兵权。受命荣中禁，分摩镇左贤。风生黑山道，星下紫微天。始愿文经国，俄看武定边。鬼方尧日远，幕府代云连。汗马将行矣，卢龙已肃然。关防驱使节，花月眷离筵。自吞知音遇，而今感义偏。泪闻横吹落，心逐去族悬。帝念夔能政，时须说济川。劳还应即尔，朝暮玉探前”卷210es 2《奉送杜侍御还京(一作杜中承，一作林中承)》皇甫曾:“罢战回龙节，朝天上凤池。寒生五湖道，春人万年枝。召化多遗爱，胡清已畏知。怀恩偏感别，堕泪向族摩”中均体现出创作的模式化，“子房推庙略，汉主托兵权”和“新恩明主启，旧好使臣修”等诗句反映出诗人在作品中的歌功颂德。而“朝暮玉探前”和“罢战回龙节，朝天上凤池”等体现出语言的绮丽和纤裱的特点。

何逊和大历十才子所作别诗都十分重视语言的精炼。何逊的别诗重视审音炼字、工偶精对，已经初具唐朝诗歌风格。何逊的绝句写得尤为工整，与唐人的绝句放在一起简直能够以假乱真，如《慈姥矶》:“暮烟起遥岸，斜日照安流。一同欣赏夕，暂解去乡忧。野岸平沙和，连山远雾浮。客悲不自已，江山望归舟。”

第7篇

作者：程民生 单位：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

在古代，气象不只是气象，还是天象，是上天的旨意；在北宋，开封不只是开封，还是京师，是国家的心脏。于是，开封气象就有了全国影响，就有了历史意义。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天人合一，因此古人对气象的变化极为重视和敏感。这就决定了古代气象决不只是自然状况，而是与人间、社会尤其是皇帝、朝廷及政治密切相关，气象的点滴变化，直接对应着甚至是左右着现实社会和皇帝的实际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天人之交，不啻影响”①。《宋史•五行志序》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动，五性动而万事出，万事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莫不于五行见之……故由汉以来，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②例如，元祐四年（1089年）左谏议大夫梁焘奏道：“春夏屡阴不雨，皆人主犹豫不断之象。”③长久的阴云天气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是因为皇帝在当时的一件大事上犹豫不决。又如，元祐六年监察御史安鼎言：“臣又伏睹去岁冬温无冰，今春极寒，至夏方过，而炎燠如大暑后。推其咎证，皆正当《洪范》舒缓之罚。舒缓者，无功受赏，有罪不诛之谓也。”④简单地说，即在当时人看来，作为天变的主要组成部分，气象变异是上天对天子所作所为的警示，有的直接与朝廷安危相关。如天禧四年（1020年）五月，一场沙尘暴袭来，“大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黄尘蔽天。按占并主阴谋奸邪。是秋，内侍周怀政坐妖乱伏诛”⑤。更主要的是，在农耕时代，气象条件直接决定着当时的丰歉等经济生活状况，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雨养农业，自然也关乎社会安定以及统治的基础。所以，宋代皇帝无不高度关心各地的气象。具体气象变化的时间性和地区性都极强，历史资料的分布差异很大，在北宋所有的气象记载中，以国家首都开封的史料最多。这是因为开封作为京师，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是体现天人合一现象的最为敏感的地区。因此，开封气象就不单是自然问题，也不单是本地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的大事，经常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历史。作为历史气象社会学问题，这一题目尚未见有专论⑥。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宋代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超出现代人的想象。现将与之相关的三个主要问题试做论述（不包括气象灾害后的抚恤、减免等赈济），以就教于学界。

一迫使皇帝自省悔过

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很容易利令智昏，走向极端，给社会带来灾难。至高无上的皇帝，在理论上唯一服从的是天，气象等天变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警示，使之承受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自责反省，收敛不当言行。表现之一，鼓励臣下直言极谏，接受批评。如嘉祐元年（1056年）六月己卯（二十九日）的《雨灾求直言诏》云：“近乃淫雨降灾，大水为沴。败公私之庐舍，冒西南之城扉。秋稼有沦伤之嗟，贫人罹溺丧之苦。弥月于此，积晦未开……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缺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咨尔股肱之臣，其交相戒敕，虚心以调元化，合志而营大政，辅予不逮，冀其有庆。故兹诏示，想宜知悉。”①如此因气象而求直言的诏令，还有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丁亥（四日）的《以旱求直言诏》、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丁丑（二十三日）的《大风求言诏》、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癸巳（十九日）的《大旱责躬避殿减膳许中外言事诏》、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乙未（八日）的《雨灾求直言诏》、熙宁七年（1074年）的《旱灾求言诏》等等②。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宋神宗诏中书省云：“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缺失。”因为此前，宋神宗曾对翰林学士韩维说：“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韩维回答道：“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神宗马上表示赞同，遂令他起草此诏，“诏出，人情大悦”③。在气象灾害的特殊环境中，广开言路，鼓励百官指责朝政，有利于更新调整政策，缓解社会矛盾，也有利于言论自由的开展，对于社会民众来说，则具有鼓舞作用。表现之二，臣僚借机指责皇帝。天圣五年（1027年）出现罕见的高温，而且伴随着大旱。“夏、秋大暑，毒气中人。占者曰：‘此《洪范》所谓恒燠也’”④。进入秋季七月，高温形势更加严重。九月，秘阁校理谢绛上疏曰：“去年京师大水，今年苦旱，此皆大异也。宜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无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⑤将高温等异常气象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来规劝皇帝。绍圣年间，皇帝花费巨资打造游玩的大龙舟，引起大臣不满。在首次航行的当天，金明池忽起大风，“风甚，池浪如山。新作龙舟舣于水心殿东，不复登，水嬉等船皆罢”。殿中侍御史陈次升遂上书道：“所造不乘之舟，其费如此，而游幸之日，天乃大风，岂非爱佑陛下，而使觉悟有司之过乎！”⑥借大风批评皇帝的奢侈。表现之三，自我反省，深刻检讨。端拱二年（989年）“五月，京师旱。秋七月至十一月，旱；上忧形于色，蔬食致祷”⑦。其间，朝廷为了求雨，无所不用其极。开封严重的旱情使宋太宗忧虑恐慌。十月二十四日，宋太宗“以岁旱减膳，遍走群望，皆弗应。是夕，手诏赐宰相赵普等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变见以来，久愆雨雪。朕为人父母，心不遑宁，直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缺失，念稼穑之艰难，恤物安民，庶祈眷佑’”⑧。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做出要自焚的姿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康定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开封发生了沙尘暴：“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⑨持续了一刻钟的沙尘暴，令宋政府感到震惊，迅速做出反应：次日即“罢大宴，申诏中外言阙政”，号召对皇帝和朝政开展批评。二十七日，宋仁宗颁《大风诸道德音》云：“而乃霾风示变，昼景中冥。震惧以思，咎谴安执。实繇灵眷，申戒朕躬。”瑏瑡承认是由于自己的过失带来如此气象灾难，震惧之余，表示忏悔。表现之四，收敛改过。宋太祖因雨涝放出宫女就是典型一例。开宝五年（972年）夏季五月，“京师大雨，连旬不止。诸州皆言大雨霖”①。十三日，宋太祖说：“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施于民。”十五日，宋太祖又对宰相说：“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劳，罔知所措，得非时政有缺使之然耶？”赵普回答：“陛下临御以来，忧勤庶务，有弊必去，闻善必行，至于苦雨为灾，乃是臣等失职。”但太祖仍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遍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赐遣之矣。”赵普等“皆称万岁”②。按传统阴阳五行理论，阴雨连绵意味着阴气过盛，为回应天谴，宋太祖将后宫一百五十余名女官遣散，以祈求云开雨霁。气象千变万化，经常不断地提醒、逼迫皇帝检讨认罪，改过自新，避恶趋善，避免其肆意妄为，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熙宁年间，当“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议论传开后，老于世故的前任宰臣富弼深感忧虑，喟然长叹，说出了一番知根知底的话：“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③从现代角度看，破除迷信当然是积极的，但从历史角度看，则另有苦衷：如果皇帝不迷信，靠什么来制约他呢？所以必须强化气象等天变的政治意义。

二改元及改变政局

如同年号始建于汉代一样，因气象灾害改元也始于汉代，这成为以后历代改元的原因之一。淳化是宋代第一个因气象而改元的年号。本年（990年）正月初一日的《改淳化元年降京畿流罪以下德音》云：“爰念去秋，颇闻愆亢，虑将成于灾沴，固深轸于忧劳。名山大川，亟令精祷，撤悬减膳，勉自励修，精诚上通，灵应犹响。雨如膏而润物，雪盈尺以呈祥，慰三农望岁之心，见百谷用成之象。庆兹元感，思举旧章。是用列羽卫于彤庭，俨衣冠于著位。因斯献岁，取象阳春。御正殿以受朝，出纶言而示众。宜改纪元之号，仍覃及物之恩。可改端拱三年为淳化元年。”④德音回顾了去年的旱灾以及冬季的瑞雪，为表达对上天的感谢和祈求风调雨顺，特地改元，淳化就是纯正平和的意思。景祐年号的出现，则是因为干旱，渴望迎来雨水：“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⑤庆历八年（1048年）是开封一个少见的多雨年份，涝灾严重，朝廷因此决定改元。十二月一日，“以霖雨为灾，颁德音，改明年元，减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⑥。颁布的《雨灾赦天下改皇祐元年制》云：“而自春夏之交，霖雨作沴，伤暴禾麦，漂溢堤防，河朔之民，尤罹毙苦，粒食罄缺，庐室荡空，流离乡邦，携挈老幼，十室而九。自秋徂冬，嗷嗷道涂，沟壑为虑。愍其失业，弥甚纳隍。当原究其由来，冀消弭于灾变。宜均霈泽，以召善祥。仍更纪岁之元，用冀自天之祐，宜改庆历九年为皇祐元年。”⑦在宋代历史上，这是第三次因气象而改元。改元是种美好的愿望，目的是革新政治，改变局面。但改元只是一种信号导向，改变弊政首先要整治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官员。开封气象变化又为此提供了借口、机遇，成为政治斗争中威力强大的武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旱，布衣林虎伐登闻鼓上言：“国家遣官祈雨，车驾遍诣宫寺，虽再雨而未足。愿去邪佞尸素之臣，明赏罚黜陟之令，则天自雨。”⑧至和元年（1054年），知谏院范镇指出：“累日以来，日色不光，天气沉阴，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应，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⑨通过宣扬天人感应制造舆论，促使皇帝变更政府人事。如同气象变异与皇帝有密切关系一样，负有“燮理阴阳”职责的宰相等大臣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淳化四年（993年）七月至九月淫雨不止，开封城“泥深数尺，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往来浮罂筏以济。壁垒庐舍多坏，民有压死者，物价涌贵，近甸秋稼多败，流移甚众。陈、颍、宋、亳间盗贼群起，商旅不行。上以阴阳愆伏，罪由公府，切责宰相李昉及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曰：‘卿等盈车受俸，岂知野有饿殍乎？’昉等惭惧拜伏，黄中出，语人曰：‘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①。皇帝借机狠批执政大臣，并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使之羞愧难当，暗示随时会因此罢免他们。在庆历三年（1043年）的旱灾中，宰臣章得象对皇帝检讨说：“此乃臣等备位衡宰，未能宣布善政，以召和气。适闻天语，甚不遑安……兵兴已来，赋役颇重，臣等固当夙夜思度，务在康济，惟恐才力有所不逮。”②这是主动承担责任的例子。还有一些主动要求罢免的例子：咸平二年（999年），开封发生了严重的春旱，宰臣张齐贤等奏曰：“春候已残，雨泽未降，此乃臣等燮理无效。欲求谴黜，以塞天下之责。”③如此各有责任的共识，使皇帝任免宰相乃至重组政府有了极佳的借口。庆历七年（1047年）的春天，开封地区缺乏降水，又逢大旱，从而引起朝更，宰相被罢免。正月，“京师不雨。二月丙寅，遣官岳、渎祈雨。三月辛丑，西太乙宫祈雨”④，均无成效。此后皇帝的反应加剧：“以久不雨，下诏责躬，避正殿，减常膳，求直言，戒励百官，罢免辅臣，以答天戒。”⑤具体情况是：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为给事中。“昌朝与育数争论帝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帝问以旱故，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⑥。如此还不罢休，紧接着，执政大臣陈执中、宋庠、丁度等“以旱降官一等”⑦。这是宋代第一次因气象事件导致政府班子、大臣降级。庆历八年是一个少见的多雨年份，涝灾严重，还出现过晴空连续震雷的气象。五月，臣僚开始弹劾素有“奸邪”之称的宰相夏竦：“言者既数论竦奸邪，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如此异常，令皇帝恐慌：“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俄顷，张方平至，上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亟草制出之。’”于是，枢密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夏竦，被罢为枢密使、判河南府⑧。这是又一位因气象事件被罢官的宰臣。王安石变法的受挫乃至被罢相，也与气象变化有关。熙宁七年（1074年）发生大旱，四月，皇帝因灾情而愁容满面：“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正在推行变法的王安石说：“水旱常事，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广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神宗不以为然：“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下令灾区暂停推行方田、保甲法⑨。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指责王安石变法，旱灾成为他攻击新法的重型武器，他说：“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又言：“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瑏瑡为了强调天人交感的真实快捷，他还冲动地赌上了自己的脑袋：如果皇帝“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瑏瑢。其实，熙宁六年七月以来，既有降雨，也有大雪。如熙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朝廷曾“遣官谢雨”瑏瑣，显然是有降雨。十一月二十七日，还降有大雪，且因降雪而“诏京畿收养老弱冻馁者”瑏瑤，二十九日又“遣官谢雪”瑏瑥。只是这些降水，被政治头脑发胀的反对派视而不见。熙宁七年四月六日，皇帝顶不住了，首先罢废了方田法：“以旱罢方田。是日，雨。”瑏瑦十九日，又将王安石罢相，任命吕惠卿等担任宰执，据说当天出现前所未有的沙尘暴。据郑侠《言行录》记载，“惠卿拜职日，京师大风霾，黄土翳席逾寸”①。飘落在室内席上的尘土一天即厚达一寸多，实在少见。不过，这也可能是反对派不满有“护法善神”之称的吕惠卿继任而夸大的记载。六月，宋神宗对辅臣说：“近遣小使至畿县视秋稼，非常滋茂，已有高及二尺者，今秋若获丰稔，吾民其小苏息乎！”②看来，旱情并没有影响庄稼的成长。由此再次证明，前此关于旱灾严重的说法，实有政治斗争中被夸大利用的成分。元祐元年（1086年）是宋哲宗继任、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开始，也是一个全年干旱的年度，保守派趁机向变法派发起全面反攻。正月，侍御史刘挚攻击变法派首领蔡确道：“去年十月至今，并愆雨雪，骄阳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实由确奸邪所召。”③二月下旬多阴云天气，右正言朱光庭再次借题发挥：“天欲雨而未雨，似有所待，臣愿陛下上顺天意，早屏奸邪，无害圣政，膏泽自降，岁则大熟。”④闰二月二日，在群臣的进攻下，宰相蔡确被罢，久孚重望的司马光出任宰相，据说气象随即改变。十五日，御史中丞刘挚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臣累具奏请，以为罢蔡确及惇，可致雨。昨者罢确而相司马光，宣麻之日遂雨，自后不出旬日，三得雨，都城近尺，而畿甸尤为沛然。此有以见睿断所召，而天心之应陛下也。天道必可畏，公议必可信，岂非明验？”⑤如刘挚所言，旱情得到缓解。从此，政局大变，开始了元祐更化。大观四年（1110年）的春夏连旱，致使宰相蔡京。“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出于奎、娄之间，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颇焦劳。台官吴执中等屡上章言蔡京罪恶，上亦浸薄京之所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天觉自中书侍郎除右仆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欢呼，善类增气。时彗星见而遽没，旱甚而雨，人皆以为天觉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书‘商霖’二字以赐之，且谓之曰：‘高宗得傅说，以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谓耶！’”⑥如此巧合，更显得皇帝的决策英明，社会政治局面获得短暂的好转。还有因气象被改变任命、罢免甚至处死的官员。宋代一向把行政权与军权分开，但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宋仁宗任命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夷简改兼枢密使”⑦。黄雾是沙尘天气中的浮尘造成的，霾是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两者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沙尘天气持续了一天。这一气象，迫使皇帝将以上治下的“判”字改为兼职。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开封发生特大雨涝，连皇宫建筑都遭摧毁，死于雨灾者上千人，龙图阁直学士、判都水监韩贽因之“坐都城内外沟洫久不治”⑧之罪被免职，改知河南府，成为宋代开封第一个因气象灾害被罢免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官员。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的上半年，开封长期缺雨，四月四日，皇帝亲“幸太平兴国寺、相国寺祷雨。上躬亲听断，京城诸司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是岁，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狱讼有冤滥。会归德军节度推官李承信市葱有烂者，笞园户，病创数日死。己卯，承信坐弃市”⑨。官员李承信犯了殴打致人死亡罪，在宋代一般不会被处死，但因为正值京师旱灾严重，按照阴阳五行理论与冤死有关，所以予以重判。李承信是宋代因气象问题重判而死的唯一的人。气象不仅关乎政局，更关乎国运———北宋灭亡就与气象有着密切的关系。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侵略，包围了开封，开封面临着宋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也经历着最复杂的气象变异，天灾人祸交加，人民灾难深重。此年正月，多“大风雪。时围闭旬日，城中食物贵倍平时，穷民无所得食，冻饿死者相藉”瑏瑠。该年的十一月，也是多大风大雪的天气。据载，“时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风暴甚，守城官不能彀弓，凡二十余日不霁，雪深丈余”①。十四日，“大寒”，极度的严寒致使一些守城“士卒噤战不能执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②。二十五日，“郭京以兵出宣化门，败绩。金人登城，京师失守。是日，大雪。尼堪谓其下曰：‘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时大雪二十余日未止，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天寒大雪，平地深数尺，冻栗堕指”③。宋军冻伤严重，战斗力大大下降。而在东北冰雪天地中生活的金兵，借助这场大雪如同增添了20万兵力，一举攻克开封城。靖康年间的社会历史巨变，伴随着气象的极端和异常。开封的陷落与北宋的灭亡，当然是政治、军事腐败的结果，但极其恶劣的气象条件也起到了加速北宋灭亡的作用，不仅如金军主帅所说大雪“如添二十万新兵”，也摧残、消磨了宋朝军民的战斗力和抵抗意志。“靖康之难”作为一个著名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名词，不仅是政治之难，也是值得重视的气象灾难。

三改善民生及赦免囚犯

以上所有的变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民身上，体现到民间生活的改善或改变上。正如参知政事吴奎曾对宋神宗所说的，“陛下在推诚应天。天意无他，合人心而已”④。天意即人心，人心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伦理道德。宋人经常能够享受到开封气象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实惠。天禧五年（1021年）二月二十一日下了一场春雨，“丁谓等称贺，上甚悦。谓因请赐酺，与人共乐。诏从之。在京五日，西京三日，诸州一日”⑤。这场及时的雨泽，令皇帝十分高兴，特意允许全国臣民欢聚宴饮。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赐酺不过十次，这是最后一次。景德元年（1004年）有一个高温的夏季，开封许多人中暑。六月，朝廷采取了防暑措施：“以盛暑罢京城工役，遣使分赐疗暍者药，仍颁其方于天下。”⑥全国人民因开封高温，获得了防治中暑的权威药方。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夏季又是一个高温天气，宋真宗“以甚暑，录示军民《解毒方》”⑦。宫廷秘方又一次传入民间。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开封又出现高温干旱天气，连居民的饮用水都很缺少，多有中暑而死者。宋仁宗忙下诏：“开封府久旱，民多暍死，其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⑧。朝廷修建的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不仅有救急效果，更有长远效益。气象条件，还直接影响到重大事务和工程的停减，从而减轻了人们的负担，减少了劳苦。雍熙元年（984年）六月是高温天气，一直企望举行封禅大典的宋太宗对宰相说：“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徐图之，亦未为晚。”乃诏停封禅⑨。“炎暑方炽”，是宋太宗取消封禅大典的直接原因或者借口之一。元祐二年（1087年）春夏连旱，朝廷原拟隆重举行的太皇太后受册大典因此停罢。太皇太后为停罢此事而下的诏书中云：“今旱暵为虐，苗稼将槁，民则何罪，咎实在予。虽侧躬永思，损膳自戒，尚虑无以塞责消变，而有司乃于此时，欲以隆名盛礼加我，是重予之不德。所有将来行受册礼，宜权停罢。”瑏瑠绍圣四年（1097年）夏秋连续高温，八月份，按惯例本应举行祭祀北郊的仪式，但因“外议皆以为暑热，不可视北郊”瑏瑡，遂予取消。这些重大典礼的取消，毫无疑问节约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间接减轻了人们的负担。除了因气象灾害及时抚恤、减免赋役外，因气候寒冷或高温而停止工匠劳作也已成为常规。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诏：“访闻自京至永安缘路州县，以皇后园陵有期，率民除道。属兹盛暑，且夺农功，宜速令放散，至时量以军士给役。”瑏瑢同年六月，又“以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第赐缗钱”瑏瑣。为应对开封当时的高温天气，体现人道关怀，朝廷减少了户外和体力劳动，并发放高温津贴。这些皆是因酷暑减轻民间劳役的事例。元祐三年（1088年）春季多雪，气候寒冷，朝廷即诏“罢修金明池桥殿，以时寒恤工徒也”①。此年正月，由于“寒雪”，天气太冷，皇帝曾下诏“在京工役给假三日”②。元符元年（1098年）秋季出现高温天气，七月有诏：“时气暑热，应在京工役并给假三日。”③上述皆是异常气象下开封百姓受到关注的事例，但更多情况是，因开封气象异常，宋廷施惠于全国。元祐二年冬至元祐三年春，开封一直阴雪不止。二月份，皇帝向全国德音云：“乃自去冬，连月降雪异常，今春以来，久阴不霁，农民失职，商旅不通，比屋之间，冻馁弥甚。常寒之罚，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图消复，洁精致祷，神眷未孚……窃虑四方狱犴，冤滞尚多，工役烦兴，人咨胥怨，郁成缪盩之变，以干阴阳之和。宜均涣恩，以召嘉气。应四京、诸道州、府、军、监、县，敕命到日以前，见禁罪人，除常赦不原外，枉法自盗罪至死，情理轻者奏取指挥，斗杀罪至死，情理稍轻者减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轻者刺配五百里外牢城，断讫录案闻奏。其余死罪降从流，流罪降从徒，徒以下并放。强盗罪至死，依所降决讫，情理重刺配广南远恶处，轻者配二千里外牢城。应诸路今春缘修河及工役所起夫并特免，如已发在路，所至告示放归，其河上及应用急切工役，并用军工及和雇愿役贫民充，余并权住一年。应罪人令众者，自今年三月以后并放。灾伤郡县公私欠负展一季，去年秋税展一月。流民所至及饥贫人，并多方存恤，给其钱米。拘碍条制，安抚或钤辖司量度应副讫奏。逃军限两月首身放罪，祠庙在祀典者，长吏差官严洁致祭。於戏！遇灾祗戒，聿修信顺之诚，正事布和，庶获天人之助，咨尔中外，咸体朕怀。”④德音所包括的惠政有减免刑罚、免除工役、宽限债务、抚恤贫民等等，如此地域广泛、恩惠广泛的举措，史不绝书。直接因气象变化而受惠最多的群体，就是囚犯。按照传统观念，淫雨不绝与牢狱犯人过多有关，干旱与冤狱有关。所以每逢气象有此异常，宋政府便改善监狱生活条件，清理在押人犯，赦免刑徒，以应答天意。建隆三年（962年）六月颁布的《曲赦东京及河北见禁德音》云：“朕适当盛夏，雨泽稍愆，切虑刑狱之间，或有淹滞。轻系小罪，虚致淹留，方属炎蒸，宜加钦恤。”⑤要求关照或释放轻罪在押人犯。开宝二年（969年）五月，气温居高不下，“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⑥。形成了夏季清扫牢房制度。不仅如此，每逢高温天气，还常常减免刑罚。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是高温天气，宋真宗诏：“两京、诸路，系囚死罪委长吏躬亲详鞫，徒、流降等决遣，杖以下释之。”原因是“时属炎暑故也”⑦。元丰六年（1083年）六月诏：“近以炎暑，开封府、大理寺系囚，已令督责官属并力结竟。其诸路令刑部指挥提点刑狱司催督。”⑧有时还提前下诏，要求在酷暑到来前加班清理积案。如元丰六年五月，“诏渐逼炎暑，开封府、大理寺系囚，令连夜并力结竟，奏案上者，都省限三日约法断下”⑨。暖冬气象也是不正常的，同样需要用相应的手段应对。绍圣元年（1094年）十一月，“以冬温无雪，决系囚”。十二月，宋哲宗又下诏：“久愆时雪，虑刑狱淹延，在京委刑部郎官及御史一员，开封府界并诸路州军并令监司按所部结绝，内事理轻者，先次决遣。府界徒以下罪人罪状分明，不该编配及申奏公事，并断讫以闻。”瑏瑡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也曾诏：“天久不雨，其令州县毋得淹系刑狱。”瑏瑢都是要求各地尽快审理积压的案件，从轻判决。制度化的宽宥，还有皇帝亲自录囚。端拱二年（989年），春夏连旱，一直没有有效的降雨。宋太宗“亲录京城诸司系狱，因多所原减。即命起居舍人须城宋惟干等四十二人分诣诸道，按决刑狱。是夕大雨。上因谓近臣曰：‘为君当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气’”①。很为自己的做法感到自豪。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二十日，宋真宗“以京畿旱，御崇政殿，亲决系囚，多所原宥”。二十五日“大雨”②。这些巧合，强化了天人感应观念，无疑大大提高了皇帝减免刑罚的积极性。至和二年（1055年）夏旱，宋仁宗向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询问如何解救困局，吕公绰“陈前代王者亲录冤狱，其精诚所交，必有甘雨之应”。五月初一日，“上遂御便殿决系囚，未毕而雨澍，天子益器经术之言”③。他们仿效历代帝王，亲自对在押囚犯进行审讯复核，以纠正冤假错案，感召和气，换来风调雨顺。常见的赦免，也多因气象问题而实行。咸平二年开封发生严重的春旱，朝廷因之实行大赦：“天下系囚非十恶枉法、已杀人者死以下减一等。”④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的《蝗旱后赦天下制》云：“俯顺融明之令，用新昭旷之恩，可赦天下，除十恶罪至死及已杀人不赦外，余死罪降从流，流已下并释之。内劫贼虽不杀人，亦具奏裁。”⑤天圣四年（1026年）六月庚寅（十六日），“大雨震电，京师平地水数尺。辛卯，避正殿，减常膳。丁酉，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⑥。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发生沙尘暴，“大风昼暝，经刻乃复”⑦。这令宋政府感到震惊，迅速做出反应，并落实到行动上：“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⑧景祐二年（1035年）夏季出现高温天气，朝廷“以大暑，降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诸路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开封府界遣殿中侍御史里行高若讷、萧定基疏决之”⑨。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因连降大雪，朝廷诏令“疎决在京及府界系囚，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至杖释之。以久阴不解也”。元祐五年二月，因“时雨稍愆”，诏令“疏决四京、府界诸县系囚，除常赦所不原外，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杖以下释之。其后，又诏疏决应天下州、府、军、监、县等系囚”。不仅在祈求改变气象状况时如此，得到满意的结果后也会如此。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因“祷而雨故也”，为了答谢上天降雨而减免刑罚，“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瑏瑢。甚至在风调雨顺的气象情况下也要恤刑。如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的一道诏书中记载：“春夏以来雨泽以时，二麦丰稔，尚虑刑狱滞留，更宜深恤。”瑏瑣意思是以预防为主。气象造成了如此多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冤狱，并不断使被囚禁者获得解放，合家团圆，既缓解了社会矛盾，又增添了劳动力。朝廷企图以社会和谐来感天动地，求得风调雨顺。其良苦用心和积极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结语

重大气象事件或气象灾害的自然影响通常是不良的，但古人能巧妙利用，变害为利，使其社会影响有利于自己或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气象，转移了人的主观意志，影响着人间万千气象。通过开封气象这一独特角度审视北宋的社会历史，可谓别有天地。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的开封气象，在北宋的历史上空咳唾风云，牵动着全国的敏感神经，也牵动着北宋历史的变化。每逢重大气象事件，常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善或改变政治、经济以及人民生活。这使我们感受到历史变化的复杂与微妙，认识到气象是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领域。

第8篇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     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 (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 (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 (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 (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　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 “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 (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 (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推翻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 (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 (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 (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 (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 (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 (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 “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 (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政腐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 (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 (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 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 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 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 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 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 《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 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 第 期至第 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

 (17) 《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 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 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 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徐鹏校注

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　傅璇琮主编

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

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　宋祁撰

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

（清）王琦注

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

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

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

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　孙映逵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

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

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

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

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

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

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李景白校注

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　（清）赵殿成笺注

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　陈鼓应注译　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

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　刘开扬笺注

中华书局版

第9篇

最恨的是你，因为你是我学习上竞争的“敌人”，最爱的也是你，因为你是我成长中为鉴的友人。今日一别，犹如管仲之失鲍叔牙，茫茫天涯，叫我到何处去寻找我最爱的“挚友”银哥。然而，只要我在生活中，学习上遇到困难，你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帮我走出困境。此时此刻，我真的不知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我们之间的感情。在徐州求学期间，要是让我说自己最要好的人，那必定是你。在你身上我学到太多太多，有些东西，我想这辈子也学不到。

在你身上我更看到了踏实，也知道了“一份耕耘一分收获”是永恒不变真理。我虽离家很远，但是和你在一起我总是感觉无比的亲近，总是特别喜欢和你说话，因为在我眼里，你就是典型好学生的代表，是模范，甚至是一面旗帜。

但是最让我可气的是，在拿到毕业证即将离校的那一次宿舍聚会中，我却为了顾及自己面子竟然和你大吵一顿，差点到了动手的地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在这几年中从来都是。而我却在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把我们的关系弄成这样。在第二天你去搬行李下楼的那几分钟，我赶紧速找来一张草纸很潦草的写了一份致歉信匆忙的装进你的书包，因为我知道，你一上楼回来，就提行李回淮安了，我家是海东的，你我这一别，真的不知何年再见。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给你致歉。我真心的求你原谅。在我眼里虽是和你那晚大吵，但是你一直是我的银哥，这一点永远也是变不了的。你专接本过了，公务员也考过了。以后的前途是大大滴。希望你好好把握，以后待我有幸到淮安乞讨时，只要舍我一箱花生足矣，必须是你家的，其他的再多我也不要，给我记住了。这就是银哥。此生让你我相遇，老天的确待我不薄。

也正是那一天，我们大家彼此就各奔东西，相继离开了校园。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我已远隔万里，彼此身在异地，却又觉得芳草鲜美，好像你我才初次相逢！

哈哈，三年的老基友，健哥，你身上一定有门捷列夫没有发现的元素！否则，语言怎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无影无踪了呢？孩子，不要沉迷游戏啊，我以前开玩笑的跟你这样说过。

的确，只要你稍加努力，你就是下一个爱因斯坦，孩子，我看好你哦。在此，对你，我写的话，真的太多太多了。每次深夜别人都在呼呼大睡，而你我却在宿舍熬夜苦学，你的学习热情在大一的时候深深的感染着我，一直到大学毕业也从未变过。你眉清目秀，笑靥如花，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是中国难得的人才，钓鱼岛黄岩岛南海黄海等问题一直有待解决，完全是因为没有遇到能够赏识你这种百年难觅奇才的伯乐，当然这就是国家的损失。你雄心壮志，心系天下，你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爱国情怀是范仲淹也是不能毗比的。对于你，我真的深表遗憾。遗憾我也不能助你一臂之力，当然我是一介草民只求温饱，希望你能理解。自古至今，人生最大的悲剧，也就莫过于此，空有满腔热血，却无处挥洒。只能对你说两个词：淡定，等待。

对了，和你相处的日子里，我明白了什么叫基友，懂得了怎么去做人，但最重要的一点，我又相信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爱情。好久没联系了，不知在那边有没有给我戴绿帽子，不在我身边，真的很不放心你。其实，李白被称为”酒仙“，健哥当之无愧“睡仙”，这里不是打击你的，元件哥，记住哦！

其实，真的很喜欢你每周带回来的煎饼，记得在大一的时候，你从家里带回来，那晚在我初次见到了煎饼。你叫我吃，看你卷的样子，我也模仿你的样子吃了起来，大爷的，说句真的，那一口咬下去，真的好硬好硬。我牙都疼了半天。但是后天忘却真的喜欢上了它。

人生得一基友，胜过万千知己，建哥，你说呢？

不知道如何描述，燕超，在我最得意的时候总是泼我一盆冷水，老是不给我台阶下，不给我面子。我恨你，恨得咬牙切齿。

可是每当我无聊的时候，最想和你聊天，谈谈我们一起熬夜通宵时的情境。说起你吧 ，就不得不说连云港，其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人间仙境。在我很小的时候看过吴承恩的《西游记》，那里面六小龄童演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老窝，花果山水帘洞，很是羡慕，但也未曾深层次的了解。认识了你，我也才渐渐地认识了花果山，因为你的缘故，我会时常在百度看一些连云港的信息，最多的是花果山。你知道吗，在徐州自你说过花果山在你家附近的时候，我就萌生一个念头，以后有机会了，一定去你家乡转转，看看花果山，领略一下大自然的魅力。其实，在求学期间，我和你是到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才开始渐渐的走到一起的，对吧，之前虽是一个宿舍，但彼此也都不怎么太熟悉。给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在每个周末无聊的时候，和你一起在校园漫步，闻花香，看蓝天，一起敞开心扉说说心里话，然后到学校门口吃板面。

所以，很多情况下，我和你走在一起，健哥老是嫉妒，说我抛弃了他。其实不然，在此我解释一下，我和健哥是公认的基友，很多同学都这么说，他很爱我。但是我也是很喜欢你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真的有点小小的纠结。我不知该如何处理你和健哥之间的关系。我怕伤了建哥的心，却又怕失去你，我想说，在你们二者之间，我真的好不难过。为什么偏偏会遇到二位呢。谁能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燕超，这种语调如何？据你所说在南京，

在那边还好吗？一切还顺心吧？好久没见，只是想你家的葡萄了。

自离开徐州后，我和你就没怎么联系过。就一个月前突然在空间看到你一个说说，说是需要次日五点有人打电话叫你，于是那天晚上我就给你打了过去，询问一下具体情况，毕竟是天色已晚，你的声音很小，也许是顾及到你的同事们睡觉吧，我还是以往常的口调和你聊，但是你的声音小的估计你自己都听不到吧，还是很客气很客气，才得知你长沙考试的消息，便匆忙寒暄几句后也就结束了通话，我平时是五点半起的，为了叫你，特意定在五点。那一夜，我又想起了和你在一起缠绵的日日夜夜。

在徐州的时候，每个周一早上升国旗，我们都答应彼此早上五多点起床叫醒彼此，可是到时候大家都睡到九点多，你睡醒后还故意柔柔眼，说是赶紧起升国旗了，接着建哥“嗯嗯”答应道。国旗在六点半升，这个时候食堂早饭都没了，哪升什么旗啊，我不希望升国旗，只是期望彼此起来，洗把脸，在宿舍酝酿酝酿感情去准备吃午饭。谁料，就几秒钟的时间，彼此又睡了。不开玩笑了，其实，那个夜晚，我真的在给你祈祷，祈祷你超常发挥，逢考必过。

不了解汉文化，你就不算去过徐州。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徐总，你始终有过硬的人际，常有美女相伴，夜不归宿，跟每一人都能打成一片。说真的，我很挺你，徐州的文化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加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我们一定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岗位独当一面，一起努力吧。

来到徐州不了解汉文化就不算真的去过徐州。其实，对于刘邦家乡徐州这个地方，不是这次求学，我想这辈子我都不会有机会去的，这是心里话，不是不想去而是我家离这边太远了。

但是，这个历史悠久的汉王故都，确实有着太多让人迷恋的地方，和你们一起的岁月里，有很多很多我都未曾去过，至今我仍觉得遗憾。我记得我只去过云龙湖，云龙山，淮海纪念塔，还有就是神采飞扬了。说真的，想写的话，自己去过的地方真的太少了。我们在高中学过《鸿门宴》，那里赴宴的刘邦，其手下有一个生吃狗肉的樊哙，大家对于他的形象早已在电影电视剧里有了自己的理解吧，据说他吃得狗肉就是出自徐州沛县，因此这里的狗肉被世人皆知，沛县狗肉已经成为一种品牌的象征，文化的象征。第一年回家的时候，我还在徐州市区专门买了这个狗肉带回家，以给爸妈尝尝。

还有许多刘邦的朝中干将都是在此经过经典战役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韩信，汉朝第一谋臣张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太多太多人名役名一时我都不能一一道来。你是徐州人，徐州文化你比我清楚，在此我也不班门弄斧了。朝阳，哥们还记得吧，175，至今这个数字不知为何总是不能忘却，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只因为太过怀念各位。也许人就是这样吧，该珍惜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失去了总是在追忆往事，感慨万千。

以上四位就是我大学时的舍友。

日后，不论岁月如何变迁，也不管你我身在何方，你我永远都记住一个数字，那里有太多的回忆，也许这对于别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我们清楚，那里留给我们的却又不仅仅是回忆，不仅仅是感恩，不仅仅是不舍。那是有比黄金钻石般贵重永不再有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是拿什么也无法换回的。这个数字就是:303。

加一点，银哥，燕巢，健哥，徐总，以后不论彼此身兼何止，但我有一句话必须要送于你们，只要是自己认定的，就勇敢去做，是遥不可及也好，唾手可得也罢，就一定要坚持。人生短暂，何必委屈自己，有梦就大胆去追。不试试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梦想，但是只能在心里想想，却惧怕困难，惧怕失败，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该写写，该发发，不知不觉，又到了深夜。真的有点小困，所以，请各位原谅。笔墨有限，在此打住。

夜深人静花落去， 又到时候说晚安

第10篇

（一）

四大名楼，在记忆中排序，岳阳楼当数第一。这源于范仲淹老先生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以我的行程前后排序，可巧，岳阳楼也数第一。

挎着行囊，风尘仆仆，按图索楼，终于伫立在慕名已久的古代名楼面前。当我终于投入她的怀抱时，心弦嘈嘈切切。

古仁人曾经登临的岳阳楼，在“波撼岳阳”，浩瀚的八百里洞庭之滨。红墙，黄瓦，苍柏，处处笼罩着、渲染着浓重的古朴氛围。古木衬托着三重檐的“南极潇湘”牌楼，一楹联：南极潇湘千里月，北通巫峡万重山。融会范老气势非凡的文句，好不亲切！

岳阳楼高20余米，三层，金黄飞檐。在饱览了四大名楼之后，我觉得，论外观，论气势，岳阳楼并不算显赫。然而，它的文化内涵好丰蕴！登临岳阳楼，我好像回到了风流叱咤的三国时期，亲见东吴大将鲁肃点将阅兵。我又偕同唐三大诗人，以及孟浩然，李商隐，唐宋散文家之首的韩愈，到此一游！我啧啧称道他们登临岳阳楼，吟诗属文，深深沉醉在浓厚的古代文化氛围中。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据岳阳楼工作人员说，撰出赫赫有名《岳阳楼记》的范老先生，并没有亲临岳阳，没有登过岳阳楼！归来后，我翻检一下老先生“履历”，江南人，在江南、江北为官，确实没有关于到过岳阳的记载。我不能不惊叹于老先生丰富的想象力，精深的文史地理知识。

登上岳阳楼，那平平常常的、风剥雨蚀的木质条凳，一纹一理，弥漫远古的气息。我深情地触摸着，那里似乎还残留着古仁人的体温。让我的指纹也留在那里吧，让我的第六感官和他们交相呼应。我扶槛凝望，天地浩淼。“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先生笔下洞庭湖气势非凡。既然先生未曾一见，那么此佳句描绘，应该是根据完备的“前人之述”了。岳阳楼临洞庭，于是先生又酝酿出“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的佳句。至于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或是依据当时的地理资料，或是依据前人诗文了。多会于此的迁客骚人，范老先生也定有耳闻。我再次吟咏文章的后两段，内容完全是对洞庭湖的浪漫想象和作者的抒情之笔了。作者宦海沉浮，感慨万千，便留下：“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和“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脍炙人口的佳句。作者豁达，境界高远，便借题抒写人生之忧之乐的理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浩然博大的情怀，后人不得不拜服啊！

到岳阳还满足了我临洞庭的愿望。暑期，差不多是“八月湖水平，含虚混太清”的时节。登上快艇，穿过洞庭，真是：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啊！不由得想起苏轼的《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又想起老杜的诗句：昔闻洞庭水，今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快艇在洞庭间飞驰，我心随湖水荡漾！遥想孟浩然诗句中，古代著名的云梦泽，不知在何年何代干涸了。有些怅然，然而，刘禹锡句：“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闻名遐迩的君山秀姿，倒映湖中，映入眼帘！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我来到湘妃庙前，我抚摸枝枝斑竹，那点染千滴泪的斑竹，又不能不让我的思绪飘飞，湘妃啊，湘妃，屈原吟咏你，千古流传你，真是可歌可叹啊！

范老先生笔下的“衔远山”，莫非就是秀美的君山了？

啊，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洞庭湖，酿造了岳阳楼；巧夺天工，文化浓郁的岳阳楼，点缀了洞庭湖，真是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二）

岳阳楼面洞庭，黄鹤楼面长江（或者说是长江，汉水合流之处），我沉醉于岳阳楼的古朴，我惊诧于黄鹤楼的壮观！

步入黄鹤楼景区，天下佳处，别有洞天！迎宾赞礼的是胜象宝塔。传说诸葛孔明，为指挥东吴水军夜战而设，俗称孔明灯。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三楚一楼”牌坊，背面赫然入目的是苍劲的“江山入画”。

重檐欲飞，金瓦殷柱，金碧辉煌的黄鹤楼，巍峨矗立，楼高五层！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给黄鹤楼蒙上神奇浪漫色彩。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是黄鹤楼明丽旖旎、开阔雄壮的背景。进入景区，参天的古木，合抱的树干，蓊郁的枝叶，无声地承载着历史。或许宋人树之，或许元人栽下？哦，坡《古柏》诗云“谁种殿前柏，僧言大禹栽。不知几千载，柯干长青苔”，可信，抑或不可信？

谁说黄鹤已去，它们赫然屹立呢！窃窃私语，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那负荷着黄鹤的神龟，还在讲述着源远流长、绵亘千古的故事！我徜徉在古代名楼之下，蓝天白云，丽日朗照，那檐牙高啄，层层凌空的黄鹤楼，似乎飘飘欲飞。洞天石扉，轰然中开，天上人间，景致如此绮丽！

触摸着白玉栏杆，进入楼内，“气吞云梦”匾额气势非凡。其他三面匾额分别是“势连衡岳”“云横九派”“浪下三吴”。黄鹤楼真是欲囊括吴楚，包举江泽，并吞天地！

今人把现代设施――电梯，装进楼内，方便了游客，但不知老祖宗是否诧异。不论如何，我先乘梯飞至楼巅，体会仙人的缥缈吧。登楼俯瞰，不尽长江，浩浩汉水，在此交织。龟蛇静，风樯动， 其势磅礴浩淼。江汉交流波滔滔，晋唐遗迹烟渺渺，环顾三楚风云水，无限诗情涌心潮！

东西南北，风光各异。最爱那穿越武汉三镇的长江，天堑变通途的大桥，那是湖北人的骄傲！望江城，楼宇林立，一片盎然生机；望碧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诗仙佳句妙，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千秋黄鹤楼，万古长江水，城下沧浪水，江边黄鹤楼！黄鹤楼为江之骄子，江系黄鹤楼之摇篮！江楼相依，风光无限！

五层四方檐下，各悬笔力遒劲的匾额：“黄鹤楼”“南维高拱”“北斗平临”“楚天极目”，与底层匾额遥遥相应。阶阶步下，细细品味，层层楼内，装饰各异，均典雅华丽。楹联、书法、绘画、雕塑，令人目不暇给。

我再次惊叹不已的，是黄鹤楼的夜景，真如天宫仙境，璀璨夺目！与武汉三镇变幻的霓虹灯，流动的汽车灯，闪烁的万家灯，交相辉映。万点星光，朗朗明月黯然失色。真是千秋携手，古今合璧！

（三）

若说黄鹤楼临长江参天而立，滕王阁面赣江气势也不凡！若说《岳阳楼记》千古名篇，《滕王阁序》更是惊世杰作啊！“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滕王阁是唐高祖之子滕王所建，唐高宗时，洪州都督重修此阁，并于675年重阳，宴饮宾客。唐初四杰王勃即席赋诗，并写序文，使我们身临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盛宴。两个月后，王勃溺水身亡，英年早逝，呜呼哀哉。

临滕王阁，似乎不是暑天，天高云淡，气爽神怡，高阁突兀，格外亮丽。若论布局，四大名楼中，我看滕王阁当属第一。正如王勃的文句描绘，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岗峦之体势，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进入东门，是三重檐的牌坊，它像一个特写镜头，收入了碧瓦重檐，雕梁画栋，白槛丹柱的滕王阁全景。东西蓊蓊郁郁，浓密树阴簇拥下的滕王阁，屹立在蓝天白云之下，格外端庄，肃穆。滕王阁主殿，巍峨挺拔，左右各有南北两园，经压江亭，进入南园。穿挹翠亭，便到北园。北园中，王勃汉白玉雕塑，神采飞扬，目光炯炯，潇洒飘逸，伫立清澈碧池之中。池水涟漪，弹拨着诗人无尽的才情；垂柳轻抚，传递着后人不尽的爱慕。北园北的思贤楼有仿古演出。我们欣赏了“唐宋风韵起歌舞”，屏幕中编钟奏起，歌女灵动的舞姿，柔美的笑靥，使观众在盛唐帝国漫游。北园东是《滕王阁序》印谱碑廊，历代印鉴，金草隶篆，神韵洋溢，一展风采。

登上主楼的台阶在正面，不同于黄鹤楼。那台阶开阔，级级拾上，有一层楼高吧。进入阁内，我尽享古代璀璨文化。一楼王勃塑像，隽秀翩然；二楼壁画《人杰图》，巧夺天工；三楼壁画，临川四梦，提醒人们，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是江西人，他的著名传奇《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合称四梦，对后代戏曲家，文学家，影响深远。在那里，我还看到著名的唐《霓裳羽衣舞》壁画，那舞曲曾引起后人多少浪漫想象，我急忙拍摄下难得的文学资料。提起临安，又想起临安人，唐宋家之一，著名改革家王安石，正如王勃所云，人杰地灵啊！五楼有壁画《百花百蝶图》，六楼是滕王殿。花10元钱，便可逍遥于滕王坐榻之上，过把风流倜傥的王爷瘾。

下临无地，滕王阁西临赣江，滕王号，正驶出码头。我第一次注目赣江，那宽广，那气势，不减长江。凭栏远望，一览江山，赣江横空，汇百川脉。楼镇江中，歌舞升平，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韩愈云：“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度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

（四）

论壮观，滕王阁、黄鹤楼难分伯仲。论神奇，非蓬莱阁莫数。论地利，岳阳楼临洞庭，黄鹤楼濒长江、汉水，滕王阁面赣江，蓬莱阁傍黄海、渤海，均不同凡响！

进入蓬莱景区，翘首企盼江北名楼，我的四大名楼最后一站――蓬莱阁。我渴望着，脚不点地，一步登顶，一览天下小。当我拾级而上，一睹蓬莱阁真面目时，有些失落。两层，木质结构，除了立柱四根，“蓬莱阁”三字，几乎没有璀璨夺目的色彩。蓬莱阁内大概只存放一些诗文字画，且不对一般游人开放。与其他三幢名楼显赫、伟岸相比，真是迥然逊色了！既不宽阔，又不高耸，犹抱琵琶半遮面，以致拍摄全景竟不可能。站在阶下，不见顶部；站在级上，不见侧边。左右两株柏树，遮蔽半阁。使穷浑身解数，尽可能地选取最佳角度。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江北名楼么？我凝望，深思。

啊，蓬莱阁可瞻观，而不可登临；可顶礼膜拜，而不可亵玩焉！柏后一副楹联隐约可见：万顷青天登梯得路，三千碧海破浪乘风。蓬莱阁，它是清高的，神秘的。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是一张黑白老照片，是陈年佳酿，又是古典歌曲。它没有粉饰，没有迎合，她的风采，她的神韵，只待慢慢咀嚼品味。

我终于豁然开朗。原来蓬莱阁的妩媚，在于它的整体。蓬莱阁景区，融庙宇、园林一体。由弥陀寺，吕祖殿，三清殿，天后宫，龙王宫，蓬莱阁，八仙过海，田横栈道，戚继光故里，水城等组成。有的古迹在丹崖山巅，有的景点在山下四围。真如颗颗瑰丽明珠，点缀在黄渤海之滨。

蓬莱阁对于我，是神话传说的扑朔迷离，田横栈道的惊心动魄，黄海、渤海汇合的磅礴气势。

八仙过海的故事，渤海三座仙山的传说，始自2000多年前始皇年代，世代流传，令人心驰神往。史迁记载，始皇“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而去，终莫能到”。不知太史公如何考证，笔下如此虚无诡谲。

蓬莱有“人间仙境”美誉，不知招摇多少文人前来，撩拨多少骚客心弦。《长恨歌》云：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钟情的玄宗，苦思冥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贵妃，莫非隐居仙山？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在濒海广场，八仙雕塑栩栩如生。相传八仙曾在蓬莱阁聚会饮酒，酒致酣畅淋漓。汉钟离向大海抛却手中扇，霎时蒲苇编就成席，漂浮海面，他跃身卧于其上，向远方飘去。何仙姑不示弱，便抛出荷花，花愈张愈大，璀璨夺目，馥郁飘香，仙姑亭亭于花间，随波漂荡。其余六位仙人，岂能善罢甘休，纷纷使出解数，各显神通，遨游万顷碧波之上。这八仙的传说，又使多少文人雅士，挥毫泼墨。

古话古韵风味犹存，今人诗文又如朵朵海浪花，吐露芬芳。我想到杨朔的《蓬莱仙境》、《海市》。大概是游人如织，那虚无缥缈的梦幻，被惊醒了，如今蜃楼已不多见。

田横山是黄渤海天然分界。在黄渤海分界处，块块礁石，海水漫过、石经嶙峋崎岖。时而一股海浪喷涌，三分险峻，七分惊诧。前来的游人，忘却了年龄，忘记了性别，待风浪过去，磕磕绊绊，穿过曲径，登上礁石极顶。人们感慨不已，向黄海，向渤海，挥手致意，似乎此生再无憾事！是啊，有渤海、黄海两龙王护驾，人生的航船会平稳一些吧。

总理著名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曾激励多少韶华学子。末句“难酬蹈海亦英雄”，用了壮士田横的典故。关于田横，《史记》中早有记载。 秦末田横起兵，与刘邦争雄，兵败于蓬莱丹崖山，傍山依海，安营扎寨。田横重伯夷之义，绝不食汉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拔剑自刎，舍生取义。所率部下500壮士，遇难不苟，跳海身亡，惊天地兮泣鬼神！太史公不禁感叹：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意。

峭崖嶙峋，“田横栈道”红色标志赫然 。走在漫漫栈道之上，当年铁骑蹄痕，似乎清晰可见；铮铮铁索，铿锵着金戈呐喊。粗犷坚毅大汉，直视远方，神采俊逸，手持刀戟斑斑血迹，向后人昭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任海涛翻卷，撩湿我的衣衫，任思绪飘飞，凝神屏息，深味历史积淀的分量。百感扼腕，说不清的感慨，诉不尽的震撼。

心怀怆然，又步入戚继光故里。“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山苍苍兮海茫茫，备倭终生保国疆”。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戚家军雄风犹在；戚家父子兵器陈列室，擂鼓声声，猎旗飘飘。

第11篇

简介：本文为作者的君臣关系系列研究之三，之一的《“圣相”李沆》已刊于《文史》第52辑，之二的《“平世之良相”王旦》已刊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研讨会论文集》。包括本文在内，以上文章的日文版，均收录于《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 。另外，本文亦为2004年“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又收录于《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引言

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说，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甚至比改朝换代还难。这种与生俱来，又被后天所塑造的性格，有时候，可以左右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寇准的一生，有过富贵荣华，权势鼎盛，位极人臣，有过贬黜流放，落至谷底，匹夫弗如。跌宕坎坷，大起大落。这一切，绝大部分原因，是由其性格所致。作为士大夫，寇准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比较集中的，是《寇忠愍公诗集》三卷。[1]读其诗，观其行，我觉得他本是一个诗人，实在应当加入魏晋时代“竹林七贤”的行列，或者是应当与李白、杜甫为伍。不幸的是，他生活在科举盛行的宋代，昔日那放浪山水，高隐林泉已渐成微音绝响。士大夫们奔竞于仕途，读书做官，成为读书人的必由之路。寇准为潮流所裹携，其身由己也好，不由己也好，总之是别无选择。然而，其生也幸，遭逢的是一个政治全面开放的时代，士大夫势力全面崛起的时代。由穷而达，这个时代，已使士大夫们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式的“修身齐家”，而是把视野投向“兼济天下”，欲舒展压抑已久的“治国平天下”之志。而时代也给予了宋代士大夫得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欣逢其时，使寇准顺利地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顶端，在君臣之间，展开了一番诗人以外的作为。

寇准其人，尽管在仕途上几起几落，屡经波折，但在党争剧烈的宋代，却非议不多。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厕身于宋代士大夫之列，也厕身于当世与后世的史册中。

寇准的政治活动，横跨太宗、真宗两朝。太宗作为亚开国皇帝，真宗作为第一个正常继统的君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而寇准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活动，在新旧交替时期，对皇帝权力的走向以及中央政治的定型，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寇准个人的屡贬屡起，终不见弃的政治生涯，也反映了饶有意味的君臣关系。虑及从这个角度切入，研究寇准的还不多，因此，本文在考察寇准的性格对其政治行为影响的同时，主要意在考察其政治行为在君臣关系规范方面的意义。

一

“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2]太平兴国五年(980)，寇准登进士第，是年十九岁。这个年龄在有宋一代进士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3]尽管宋太宗取士，习惯于“临轩顾问”，[4]但这时的寇准似乎并未引起太宗的特别重视。而《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记载的“太宗幸魏也，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书行在，辞色激昂，举止无畏。上壮之，命有司记姓名。后二年，进士及第，浸以贵显”[5]，似亦近乎不实之传闻。寇准进士及第后，就被授官大理评事，派往遥远的归州巴东县任知县。在知县任上，一干就是五年，才被调任大名府成安知县。[6]在两处知县任内，寇准颇有治绩。“其治一以恩信。每期会赋役，未尝出符移，惟具乡里姓名揭县门，而百姓争赴之，无稽违者。”[7]此后，“三迁殿中丞，调兵食于西夏。还，差通判郓州。得召见，称旨。遂给札试禁中，授右正言[8]，分直东观。中谢日，赐绯袍银鱼。罢汶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转盐铁蠲司判官公事。会诏百官陈边事，准极疏利病，天子器之。擢署尚书虞部郎中，充枢密直学士，赐金紫，判吏部东铨。”[9]此时，才真正是太宗与寇准君臣际会的开始。

但在此之前，君臣之间似乎已有接触。有一条较为隐密的史料，为各种史籍所不载，仅见于《长编》卷三三淳化三年（992）十一月丙辰条的注中。在这条注中，李焘引用北宋张商英撰写的《寇准传》云:“寇准通判郓州，得旨召见。太宗谓曰：知卿有深谋远虑，试与朕决一事，令中外不惊动。此事已与大臣议之矣。准请示其事。太宗曰：东宫所为不法事，他日必有桀、纣之行。欲废之，则宫中亦自有兵甲，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卫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器，俟还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废之，一黄门力尔。太宗以为然。”李焘有些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故仅录于注中。但李焘的《长编》注文，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出于某种考虑，不便记入正文的史实，有时也以注的形式写出。比如，堪称千古之谜的“烛影斧声”事件。李焘把这条他认为“诬谤特甚”的有关寇准的史料放在注中，大概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而我则有几分相信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因为比较符合太宗其人的性格特征。在太宗后期，立储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后党、阉党及朝中各种势力之间颇有明争暗斗。原拟立为太子的太宗长子元佐就被太宗废掉。而这条史料涉及的次子元僖，原来也是作为继承人培养的，但到后来，也失宠于太宗，死时诏罢册礼，其宠妾被太宗下令缢死，左右的人也被下狱。这些都是见于《长编》正文的史实，可与张商英所记相参证。同时，这条史料也与前引寇准神道碑“差通判郓州，得召见，称旨”的记载相印证。至于太宗为什么特地招来寇准，大概是太宗觉得有兵变之虞，还是找一个局外人商量为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太宗无疑对寇准早已有所了解。以前，我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太宗与寇准之间那超乎寻常的关系。屡屡委以重任，最后又密询立储之事。看来似乎都可以从这件事上找出渊源。

对“准极疏利病，天子器之”这件事，《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989）七月己卯条具体记载:

初，左正言、直史馆下邗寇准承诏极言北边利害。上器之，谓宰相曰：“朕欲擢用准，当授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府推官。上曰：“此官岂所以待准者?”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为此官可也。”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在君臣际会之始，太宗就对寇准极为赏识。当然，这种赏识，与寇准入仕后的政绩也不是不无关系的。从这一记载还可以看出，在官员任用时，太宗虽然征求宰相的意见，但最终还是由他一锤定音。这也是太宗作为亚开国皇帝的强权政治的一个特征。

“赴义忘白刃，奋节凌秋霜”。[10]寇准性格耿直，颇有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遇有不满，则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自己的这种性格，自己也很清楚。用他自己写下的诗来说，就是“孤立敢言逾素分”。[11]君主强权，臣子倔强，一起共政，冲突势在不免。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12]犯颜直谏，在历代史籍中屡屡可见，但到了动手拉住皇帝的衣服，强令皇帝坐下来听其意见的程度，似乎还不多见。一向强权的太宗恐怕也是初次遇见这样的臣子，怒不得恼不得。后来不管是想通了，还是故作虚怀纳谏的姿态，“上嘉叹曰：‘此真宰相也。’又语左右曰:‘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魏征)也。’”[13]这也是一心想成为唐太宗的宋太宗的无奈。

淳化二年（991），“岁大旱，天子以为忧，尝辇过馆中，泛以问。众皆曰，水旱天数也，尧舜所毋奈何。准独曰:‘朝廷刑罚偏颇，凡天旱为是发耳。’上怒起，入禁中。顷之，召准问所以偏颇状。准曰:‘愿召两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诏召两府入。准乃言曰:‘某子甲作赃若干，少尔，罪乃至死。参政王沔，其弟淮盗所主财至千万以上，顾得不死，毋罪，非偏如何？’上顾问沔。沔顿首谢。即皆罢去。”[14]最初，太宗之所以发怒，是因为寇准说“朝廷刑罚偏颇”而遭天谴。这样说，无异于指责太宗为政不明。同样是神道设教，借天威来压君威是人臣的惯用手段。在这里，实际上寇准挑战的对象是同太宗一体的执政集团成员。他所揭发的王沔，据记载，当时“赵普出守西洛，吕蒙正以宽简自任，王沔怙恩招权，政事多决于沔”。[15]因此，寇准这样做，不惟冒犯主威，而且还冒犯当政权贵。冒双重风险，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然而，政治有时往往就像是赌博，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死而后生。果然，对寇准的行为，“上大喜，以准为可用。遂骤进”。[16]这次“骤进”，《宋史》寇准本传记为“即拜准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从此，寇准进入了宋王朝最高的执政决策中枢，他那跌宕起伏的生涯也从此开始。

寇准的性格，不仅与太宗时有捍格，与同僚也常有抵牾。与寇准同时出任执政，立班位于寇准之上的知枢密院事张逊，寇准就与他合不来。“逊素与准不协，数争事上前”。结果，遭到了暗算。有一天， 寇准与同为枢密副使的温仲舒一起退朝骑马回家，在途中被一狂人迎着马首高呼万岁。这在当时，尤其在敏感的太宗那里，是极犯忌讳的事。当时的街使判佐金吾王宾，过去曾经被张逊保举过，所以，张逊抓住这件事，嗾使王宾上奏。当太宗问起这件事时，“准自辨云，实与仲舒同行，而逊令宾独奏臣。逊执宾奏斥准，辞意甚厉。因互发其私。上怒，故贬逊而罢准”。[17]涉及到皇位，太宗最为敏感，所以，罢免是势在必行的。然而，即使是罢免，寇准与张逊也是有区别的。张逊被责授右领军卫将军，而寇准只是罢守本官，暂时被挂了起来。这期间，还让寇准和其他高级官员一起各荐举两个人担任京官。寇准自六月份罢守本官，到十月才予以差遣，以左谏议大夫出知青州。但太宗实在是特别赏识寇准。《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993）十月壬申条在记载寇准出知青州之后，接着记载:“上顾准厚，既行，念之，常不乐。语左右曰:‘寇准在青州乐否？’对曰:‘准得善藩，当以为乐也。’累数日，辄复问。左右对如初。其后，有揣帝且复召用准者，因对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上默然”，大概是一种宠爱而未得到回报的伤心。尽管如此，太宗也没有改变对寇准的赏识，出守地方不到一年，寇准又被召回朝中，再次进入执政集团，担任参知政事。对于寇准的再次起用，太宗特地向宰相吕蒙正作了说明:“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18]

寇准性刚，不容人，大概为朝中人所皆知，因此，在执政集团内，无论是宰相，还是参政，似乎都让他三分。在寇准出任参政的半年后，吕蒙正被罢相，参知政事吕端接任。吕端任相刚刚五六天，太宗就下诏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这是太祖当年为了削弱宰相赵普权力的做法。但这次却纯粹是为了参知政事寇准才重新实行的。这不光是太宗的意见，而是宰相吕端首先提议的。史载:“诏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赵普独相，太祖特置参知政事以佐之。其后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复有厘革。吕端初与寇准同列，及先任宰相，虑准不平，乃上言，臣兄馀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上特从其议，亦以慰准意云。”[19]被太宗誉为“大事不胡涂”[20]的吕端，主动避开寇准锋芒，而太宗亦乐为此事，这就使参知政事寇准的地位与权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参知政事“悉与宰相同”，作为一项祖宗法，亦被延续下去。《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在“参知政事”条专门记载了这件事:“至道元年，诏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齐衔，行则并马，自寇准始，以后不易。”后来，王安石最初以参知政事的身分，能够得以实行变法，自然与此有关。

太宗对寇准相当信任，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对讳莫如深的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也同寇准商量，并听从了他的建议。如前所述，在太宗后期，宫廷内外围绕着立储问题，斗争相当激烈。在太宗耳边吹风的，有后党，有阉党，还有朝廷中的各种政治势力。最初既定的太子元佐被废，继之既定的太子元僖又不明不白地病死，无不与上述的斗争有关。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太宗能屡屡与寇准相商，可见太宗对寇准信任之深。《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载 :

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

寇准回答宋太宗的话，说得极为委婉，但宋太宗听得出来，寇准实际上是赞同他的提案的，这就使宋太宗作出了从诸子之中选择真宗的决定。而关于这一记载的另一种版本则是，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是出于寇准的直接提名。“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驿召还，问后事。公曰 :‘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知也。’固问之，公再拜曰:‘臣观诸皇子，惟寿王得人心。’上大悦，遂定策，以寿王为皇太子。”[21]不管真宗被册为皇太子是否出于寇准的直接提名，太宗与寇准商量立储大事，并听从了寇准的建议，当可为定谳。这一点，另有史料可为佐证。《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994）九月壬申条，在记载寇准除参知政事的乙亥条之前，载:“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于此后，李焘注云:“准言见至道元年八月。”亦即寇准刚刚从青州被召还之际。寇准于后来的真宗有拥立之恩，定策之功，故于真宗之世，虽几次遭贬，但从真宗个人感情上，始终对寇准眷顾颇深。至于最后没能阻止寇准被流放烟瘴，则是反映了皇权在政治斗争中的无能为力，与真宗个人无关。

在制度上，参知政事地位与权力被太宗大幅度提高之时，与寇准同为参知政事的还有张洎。此人是经寇准推荐成为参政的。史载：“初，寇准知吏部选事，洎掌考功。考功为吏部官属。准年少新进气锐，思欲老儒附己。洎夙夜坐曹视事，每冠带候准出入于省门，揖而退，不交一谈。准益重焉，因延与语。洎捷给善持论，多为准心伏。乃兄事之，极口荐洎于上。”在政界，信任往往可以成为强化权力的润滑剂。由于有了太宗的信任，作为参知政事的寇准甚至可以插手参知政事的任命，援引同党。因太宗原来对张洎印象不好，在任命张洎一事上有些犹豫。但架不住寇准“数荐洎不已”，志在必得，太宗也只好任命张洎为参知政事。张洎“既同执政，奉准愈谨，事一决于准，无所预”。[22]张洎与寇准的关系，大体上反映了互为党援而形成的政治集团内部的主从关系。

当时的执政集团，按后来攻击寇准的人说，宰相吕端和参知政事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荐引的。因此，对寇准，“端心德之，洎曲奉准，昌龄畏懦，皆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23]前面引用的史料说到过“事一决于准”。特别是在人事方面，寇准尤为专权。在至道二年，行郊祀礼，内外官员依惯例加官进秩。寇准“遂率意轻重，其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秩，所恶及不知者，即序进焉。”广州左通判冯拯因为过去得罪过寇准，所以，这次进秩时，寇准就把他排在了右通判彭惟节的下面。但冯拯在奏章列衔时，依旧把自己排在彭惟节的上面。寇准就以中书札子把彭惟节提到上面，并“切责拯”。本来就窝一肚子火的冯拯，实在忍无可忍，说：“上日阅万机，宁察见此细事？盖寇准弄权尔!”因而向太宗上疏揭发寇准。冯拯的话实际上道出的大部分权臣弄权的基本特征，即借皇帝的名义弄权。这件事使太宗很恼火。他把宰相吕端叫来责问。吕端说:“除拜专恣，实准所为也。准性刚强自任，臣等忝备大臣，不欲忿争，虑伤国体。”吕端所言，一方面是推诿责任，另一方面说的也是实情。的确，对于寇准，即使在执政集团内，众人也都是退避三舍。

寇准刚愎自用，不肯轻易认错。在冯拯这件事上，当太宗问起他时，他一口咬定是同吕端等人一起商量过的。这也许是事实。但以寇准那样的性格，当他提出意见之后，谁又能提出异议呢？寇准倒是觉得受了冤枉，争辩不已。太宗本想压下此事，就说，这件事如果拿到朝廷中去争辩是非，太伤你们大臣的体统了。但寇准则不依不饶，争辩不休。气得太宗说出了这样的话:“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意思是说，我让你下台阶，你却不给我面子，你怎么就不会像小鸟依人那样乖巧一点呢？寇准不仅不乖巧，而且又拿出当年扯着太宗衣服使之听他的意见的劲头，第二天又把一堆中书的档案记录抱到太宗面前，非要辩个是非曲直不可。结果，使太宗彻底生气了，罢免了寇准的参知政事。[24]

作为政治家，应当说这次是寇准的错。他破坏了一个原则，或者说打破了一种平衡。在传统政治的构架内，宰辅专权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虽然会有非议，但一般并不会危及其政治生命。然而，前提是，宰执如果力不足以钳制君主，那么就必须同君主保持良好的关系，取得君主对其的充分信任与支持。然后，方可能以皇帝的名义，拉大旗做虎皮，发号施令。而一旦破坏了这个原则，打破了这种平衡，宰辅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专权的基础。这次寇准的失误，应当说是他那非政治家的性格所导致。

前面说到寇准用中书札子升降冯拯和彭惟节。在传统政治的权力运作中，中书札子的出现与强化，可以说是对皇权支配力的脱逸，实质上是对皇权的抗衡。因此，常常遭到来自君主，特别是来自试图强化权力的君主的制止。这次冯拯上疏时，把寇准颁出的中书札子也一同交给了太宗，因而引起了太宗的注意。他说:“前代中书以堂贴指挥，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也。”太宗的前代，即是太祖朝，所谓权臣当是指赵普。果然，太宗接下的话就指出了当年赵普专政时期的情形:“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贴势力重于敕命。”就是说比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敕命还有权威。这种事情后来被太祖所制止。因此，太宗质问道:“今何却置札子？札子、堂贴，大同小异耳。”参知政事张洎回答说:“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亦如京百司有符牒关刺。札子废之，则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对此，太宗说:“自今但干近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取旨后行。”[25]这实际上是一场君臣之间关于宰辅权力范围的讨论。张洎不愧是寇准所援引，而且，如前引史料所云，“捷给善持论”。作为执政集团一员的参知政事张洎，既是为寇准回护，又是在回护他所置身的执政集团的权力。结果，以强权的太宗，也没能废除中书札子，而是作了妥协，保留中书札子，但在颁行时，须经其批准。这就无异于肯定了中书札子存在的合法性。这种一来，也只是太宗作为强权君主可以控制，到了后世，所谓“奏裁”，亦不过是走形式而已。

寇准被罢免参知政事不久，就被命出守地方，为邓州知州。这是寇准与太宗君臣际会的最后。因为此后不到一年，太宗便去世了。寇准出知邓州，是他进入政治中枢后的第二次跌落。在邓州，他在《南阳夏日》一诗中写道:“世间宠辱皆尝遍，身外声名岂足量。闲读《南华》真味理，片心惟只许蒙庄。”[26]中国过去的士大夫，在政治得意之时，受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激励，出世心重，但当遭受打击政治失意之际，则往往心向老庄，神往林泉。在士大夫的这种两面性中，前一面是主流，而后一面不过是一种不情愿的无奈。比如寇准，虽然此时“片心惟只许蒙庄”，但很令人怀疑这里面有多少真意。他不会甘于寂寞，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吟:“休学严夫子，荒凉老钓台。”[27]的确，寇准是不甘心“荒凉老钓台”的。他在诗中所说的“世间宠辱皆尝遍”，实际上，到当时为止，刚刚三十六岁的寇准，宠则有之，辱尚未焉。只要他继续在仕途上跋涉，在政坛上搏击，那么，等待着他的宠辱，正未有穷期。这是寇准的性格所决定的。

寇准与太宗的君臣际会，是太宗在位的后期。我在读史时，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中国传统社会的历朝创业的君主，几乎无一不为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们所改造。把原本充满野性的、甚至是文盲的武夫，改造为合格的内圣外王的标准帝王。改造的方式，除了读经读史，潜移默化，更主要的是上言进谏。较之温和的读书，进谏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手段。这种改造尽管多数是得到君主本人的配合，但其间也充满着不少不愉快的乃至激烈的冲突。最终，桀獒不驯也好，刚愎自用也好，都统统被纳入了传统的为君之道的规范之内。宋代的太祖、太宗都不例外。在太宗后期，事实上这种君主改造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但君主的行为依然处于群臣士大夫的监督规范之中。前述寇准的牵衣之谏，天谴之诫，可以说都属于规范君主的行为。这种对创业君主的规范改造的行为，都对后世继统的君主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而君主自律意识的增强，无疑为逐渐强化的宰辅专政消除了阻碍。

二

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真宗即位。继创业君主之后，真宗是第一个正常继统的皇帝。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真宗被立为太子，寇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太宗驾崩之际，寇准远离朝廷，没有参与当时激烈的即位之争，亦即对真宗的即位，并没有直接的定策之功。同时寇准也不是太宗为真宗选定的顾命大臣。这一切，决定了寇准还要被“晾”上几年。

真宗即位后没有立即起用寇准的原因，恐怕是在当时的宰相吕端。在太宗朝，吕端为相，寇准任参知政事，着实领教过寇准的专权独断。当时就处处对寇准退避三舍，而今既然不在朝中，对这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棘手之人，又何必把他召来，自寻麻烦呢。而在吕端之后，前朝宰相张齐贤、吕蒙正和曾为真宗潜邸太子宾客的参知政事李沆相继为相，一时还轮不到寇准。然而，寇准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起用不过是迟早的事。实际上，不管真宗是感激寇准当年赞同他做皇太子，还是觉得他可担重任，总之，一直有起用之心。我们来先看一下真宗即位后寇准的仕履:“真宗即位，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三年，朝京师，行次门乡，又徙凤翔府。帝幸大名，诏赴行在所，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六年，迁兵部，为三司使。时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真宗命准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简始适中。”[28]从上述寇准的仕履可以看出，寇准实际上正一步一步重新接近权力中枢。

在传统政治构架下的人事任免，官员用舍，往往不能简单地说取决于皇帝，或者说取决于宰相。在很大程度上，实际还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反映形式——舆论。就是说，对一个人舆论反映的好坏，并不是单纯的毫无背景的，而是往往包含着某种利益集团的诉求。而皇帝也好，大臣也好，在进行人事任免时，则不可能置舆论反映于不顾。这也是寇准迟迟不被起用的一个因素吧。寇准难容人，也就势必不易为人所容。不仅仅是在中央政治中枢如此，寇准在任地方官期间，也曾与同僚有冲突，被人告到朝廷。上述寇准的仕履中，寇准从知同州徙知凤翔府，据史载，就是“为通判刘拯所讼故也”。[29]至于刘拯因何讼寇准，史籍中没有详细记载。根据《长编》中的一条李焘的注文，大约此事与当时朝中的宰相张齐贤有关。注文引国史《张咏传》，说张齐贤“与寇准相倾”。[30]果真如此的话，从真宗即位第二年开始就担任宰相的张齐贤也曾是寇准进入权力中心的阻碍之一。在政治上某种结局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各种因素所汇集的合力的作用，而并非仅仅由于某个单方面因素。

由于寇准是前朝执政，又于真宗最初有拥立之功，并且在真宗即位以后，历任知开封府、权三司使等要职，卓有政绩。所以，几乎朝野都认为寇准肯定会担任宰相。寇准在知开封府时，曾向王禹偁的儿子王嘉佑询问外界对他知开封府所做所为的反映。两个人的对话如下:

准知开封府，一日，问嘉佑曰:“外间议准云何 ?”

嘉佑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

准曰:“于吾子意何如?”

嘉佑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为相。为相则誉望损矣。”

准曰:“何故？”

嘉佑曰:“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负天下重望，相则中外以太平责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 ? 嘉佑所以恐誉望之损也。”[31]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不仅反映了外界的舆论，而且还反映了寇准的朋友对寇准的认识。王嘉佑因为是寇准的后辈，所以话说得很婉转。但意思已经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即以您性格，与皇帝搞不好关系，因此还是不做宰相为好。对自己的性格，寇准很清楚，所以在听了王嘉佑的话后，称赞他有“深识远虑”。其实，这段对话，饶有深意的还在于揭示了一个并非秘密的秘密，即权臣专权，必须建立在与君主保持密切关系的基础上。用王嘉佑的话说，就是“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只有这样，君主才能达到对权臣“言听计从”的程度。

景德元年(1004)，寇准入相。当时，前朝执政老的老，死的死，寇准以其年龄优势，为朝中仅存。特别是当真宗深所倚信的宰相李沆在景德元年七月薨于任上之后，又适逢北方契丹大举进攻，内无宰相，外有强敌，任用寇准为相，不管真宗是否愿意，也是别无选择，势在必行。尽管如此，鉴于寇准与太宗与臣僚曾发生的种种龃龉，真宗总是有些顾虑。《长编》卷五十六景德元年七月庚寅条载：“李沆死，中书无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准，乃先置宿德以镇之。庚寅，迁翰林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士安入谢。上曰:未也，行且相卿。”真宗接着问毕士安:“谁可与卿同进者？”毕士安便顺势推荐了寇准:“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这时，真宗把他迟迟不用寇准的顾虑合盘托出:“闻准刚，使气奈何？”对此，毕士安向真宗做了解释和说服工作。他说:“准忘身徇国，秉道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毕士安的解释，可以说打消了真宗的一些顾虑，“不阅月，(毕士安)遂与准俱相”。

寇准成为宰相，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顶峰。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既幸又不幸。 幸者，寇准实现了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在这个制高点上可以大展治国平天下的作为。不幸的是，寇准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适合做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在读书做官几乎是当时士大夫的必由之路的环境下，寇准做到足以保证他得以优游吟风咏月的经济条件的官位即可，就像苏轼那样。因为在寇准身上有着许多作为政治家所不应有的缺陷。他性格耿直任性，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又争强好胜，虚荣心强，并且还爱许愿，让人领情。此外，又嗜酒如命。我常常有些思惑不解，寇准进士出身，精通儒家经典，为何在他身上见居然见不到一点儒家士大夫的温文尔雅，敦柔忠厚。《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国寇忠愍公》援引的野史，记载了寇准入相后他的朋友张咏的反应 :“张忠定守蜀，闻公大拜，曰：‘真宰相也。’又曰:‘苍生无福。’门人李畋怪而问之。曰:‘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耳。’”对于二人的关系，野史接着记载道:“张、寇，布衣交也。公(寇准)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公在岐，忠定在蜀，还，不留。既别，顾公曰:‘曾读《霍光传》否？’曰：‘未也。’更无他语。公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我认为张咏说寇准“不及学”以及“不学无术”，主要是指政治经验与权术，而不见得是指一般知识与学问。

景德元年（1004）九月，与宋相持已久的契丹辽朝纠集十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辽军绕过河北边境诸城，悬师深入，“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32]这是真宗即位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来自外部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危及其皇位的危机，而且是危及了大宋王朝的江山社稷。寇准此时被任命为宰相，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契丹来势凶猛，寇准与毕士安“合议请真宗幸澶渊”。[33]面对强敌，真宗对亲征显得犹犹豫豫。在寇准的强硬坚持下才下定决心。史载:“寇准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佯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成，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34]寇准的这一席话，具有双重威慑力量。既指向王钦若、陈尧叟，又指向真宗。结果是无论谁都不敢承担“委弃宗社”的罪名，这才使亲征成行。

野史对寇准强邀真宗亲征一事记载得更富有戏剧性:“契丹犯澶渊，急书一夕凡五至。莱公不发封，饮笑自如。明日，同列以闻，真宗大骇。取而发之，皆告急也。大惧，以问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国危如此，岂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过五日尔。’其说请幸澶渊。上不语。同列惧，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驾起，从驾而北。’上难之，欲还内。公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而大事去矣，请无还而行也。’遂行。六军百司追而及之。”[35]其实，真宗亲征并没有如此仓促，九月议定之后，十一月才出征。这是此条史料的不实之处。但对真宗畏懦寡断和对寇准举重若轻的描述，则是相当传神的。

真宗在亲征澶渊的途中，又有了动摇，再次萌生了南逃的想法。《长编》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条载:

先是，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寇益南侵。上驻跸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上，且宜避其锐者。上意稍惑，乃召寇准问之。将入内，闻内人谓上曰：“群臣辈欲将官家何之乎？何不速还京师？”准入对，上曰 :“南巡何如？”准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决。

准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门屏间，谓曰:“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诚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入，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遂申前议，词气慷慨。琼仰奏曰:“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准又言：“机会不可失，宜趋驾。”时王应昌带御器械侍上侧，上顾之，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势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上意遂决。

读这段记载，总给我一种寇准联合武将高琼对企图南逃的真宗实行兵谏的感觉。看吧，寇准慷慨激昂，再申前议，高琼则威胁以士兵不从南逃。真宗面对的，与其说是辽军的威胁，不如说是眼前可能发生的兵变。作为皇帝，二百多年前唐玄宗西逃途中被迫缢死杨贵妃才平息兵变的事情，真宗是不会不清楚的。当他把似乎是求援的目光投向手持武器的侍卫时，没想到侍卫也站在寇准和高琼一边。在这种形势之下，真宗不得不从谏，断了南逃之念。从这件事也可以想像得出，为什么后来王钦若说的寇准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的谗言一发即中，这实在是触动了真宗内心深处最为屈辱窘迫的一幕。

真宗一行在寇准等人的催促下，勉勉强强地总算到达了澶州。澶州城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真宗又不愿渡过黄河到北城去，因为直接与辽军对阵，而且，一部分辽军已迂回进入了河北，所以比较危险。史载:“天子北巡至澶州，虏骑已过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驻南澶州。准劝上北渡，以固众心，毋令虏得乘胜。上犹豫未决。”寇准向依然想南逃的真宗晓以利害，说：“今一旦弃去，(社稷)非复陛下所有，若盗贼因缘而起，陛下当何归乎？”然而，兵临城下，大概性命比皇位还要重要，因此，在寇准再次劝真宗北渡时，他还是犹豫不决。这时，寇准又动员了在真宗身边的武将高琼:“准谓琼曰：‘事当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琼曰:‘相公谋之庙堂，琼何敢与知？然相公所以谓上何？’准曰:‘今渡河，则河北不劳力而定，不渡则虏日益炽，人心不敢自固，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琼呼曰:‘陛下听寇准语，准所言是也！’”听了高琼的呼喊，本来已经打算回到内室的真宗，不得不回来，与寇准重新商量。这时，寇准就给高琼使眼色，让他带侍卫的部队先渡河。“准即眣琼，以其兵先渡”，同时“又自牵马奉上”。就这样，真宗等于是被寇准、高琼等人硬拉着过了黄河。[36]

皇帝亲征，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这就是寇准之所以一再强迫真宗北进的原因。在真宗渡过黄河后，寇准又进一步让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寇准对真宗说:“六军心胆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贼矣。”于是，“上因御澶之北门。将士望见黄屋，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37]

在整个亲征过程中，真宗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寇准的勉强下进行的，所以极为消极。“上尽以军事委准”，他把所有的事都推给了寇准。寇准也就当仁不让，“准因承制专决”。[38]实际上，在亲征之前，边事既开，就已经处于这种局面了。“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39]制度的变迁，往往是由变例到常例，而成定制。宰相参与军事，此时一开先例，庆历之后，便有了宰相兼枢密使之形态。而到了南宋，便成为不易之制。

寇准临阵掌兵，“号令明肃，士卒喜悦。虏数千骑乘胜薄城下，有诏吏士迎击之，斩获太半。虏乃引退，不敢复逼。”真宗即使把全权交给了寇准，但能否取胜，心里没有底，当与寇准不在一起时，常派人窥视寇准的状况。史载:“会暮，上还宫，留准居城上。上使人视准何为，曰准方饮酒歌笑，上未尝不释然也。”[40]又载:“公在澶州，每夕与杨亿饮博讴歌，谐谑喧呼，常达旦。或就寝，则鼾息如雷。上使人觇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41]寇准如此举止，恐怕不仅仅是真的有类似曹操横槊赋诗那样的雅兴，而是为了安定君心与安定军心而故作潇洒，可谓用心良苦。当时的人把寇准比作之东晋淝水之战时临阵博 弈 的谢安。[42]

“相持十馀日，其统军达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达览额。达览死，乃密奉书请盟。”由于宋朝处于有利形势，所以一开始寇准并不同意议和。辽使“来请益坚，上将许之”。[43]这时，寇准打算提出很苛刻的讲和条件。即一是让契丹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契丹所占领的燕云十六州。这是连太宗想要完成都未完成的事业。但消极的真宗只想早点结束战事，这时又有人“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来自内部的掣肘，使寇准不得不同意与辽朝讲和。[44]

宋朝派曹利用为议和使者。辽朝最初提出条件，要求割让河北。曹利用说，这个条件我不敢回去汇报，可以每年给钱帛二十万。辽朝嫌少，第一次谈判没有成功。曹利用回来汇报之后，真宗因急于还朝，就交代了岁币的底线:“百万以下皆可许也。”但曹利用临出使前，又被寇准召去，对他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史书上描写，“利用股栗。再至虏帐，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45]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以三十万达成“澶渊之盟”后，在真宗那里又闹了一场近乎笑话的虚惊。曹利用结盟回来后，真宗急于想知道结果。当时，真宗正在吃饭，不便见人，就让内侍问曹利用。曹利用卖乖子说:“此机事，当面奏。”真宗再次派内侍问等在外面的曹利用，让他简单说个大概。曹利用不肯说，只是把三个指头放在脸上做了个手势。于是，内侍进到里边告诉真宗说:“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不禁失声惊叹：“太多！”但过了一会儿又说:“姑了事，亦可耳。”就是说，即使多也认了。由此也看出真宗急于摆脱不安境地的心理。后来得知是三十万，才转惊为喜。真宗把以三十万成约看成是曹利用的功劳，从此加以重用。[46]岂不知如果没有寇准的威吓，曹利用大概是不可能坚持以三十万成约的。

“澶渊之盟”是在寇准主持下与邻国达成的第一个重大和平条约。对宋朝当时的对外关系以及后来一百多年和平局面的维持有着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在汉唐时代，中原王朝多以和亲的方式，用血缘关系来维持与周边其他民族政权的关系，以保持和平局面。大约从五代后晋向辽供岁币开始，[47]改用以经济关系来维系和平局面，而血缘和亲的方式则渐渐消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变化。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随着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时期的到来，单纯靠血缘关系已不足以维系双边关系了，而经济意识的增强，使人们越来越认同，似乎和平也可以用钱来买。这也是利益与和平的等价交换。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以宋纳辽岁币三十万告成，于宋无异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当时似乎人们并不如是观。因为这点钱对于大宋王朝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按后来的宰相王旦的计算，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百分之一。[48]用些须钱币换来百年和平，似乎并无不妥。而且，受各种情况制约，这种结果亦可以说是客观形势下的产物。在此之后，北宋末及南宋的几次议和方式，无不受“澶渊之盟”模式的影响。这也可以算作一项“祖宗法”吧。对这些和议的是非功过，我们似应尽量摆脱现代意识，从事件的历史渊源与彼时彼地的客观形势去评说。

“澶渊之盟”的成功，应当说是群臣同心同德的结果，特别是寇准与毕士安这两个宰相密切合作的结果。在亲征前，“士安与寇准条所以御备状，又合议请真宗幸澶渊”。当下诏亲征后，“而议者犹哄哄，二三大臣有进金陵及成都图者。士安亟同准请对，力陈其不可，惟坚定前计。真宗严兵将行，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应之。士安适卧疾，移书准曰:‘屡请舁疾从行，手诏不许，今大计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已而少间，追至澶渊，见于行在”。[49]后来，毕士安又扶病追至澶渊。二相同心协力，也使寇准的份量增重了许多。对二相的戮力合作，后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宋人吕中曾说:“一相独任，则有专权之私。二相并命，则有立党之患。然以赵中令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和衷之义。”[50]元代的《宋史》编者也在卷二八一“论赞”中写道:“契丹大举而入，合辞以劝真宗，遂幸澶渊，终却巨敌。……景德、咸平以来，天下 乂 安，二相协和之所致也。”

而真宗在“澶渊之盟”前后的表现，可以说相当消极，几乎所有行动都是在寇准的督促甚至是强求下做出的。因此，对寇准的行为，后来就有了正反两个角度的评论。曾主张真宗南逃的王钦若说：“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 [ 51]而仁宗时代的参知政事范仲淹则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52]就是说，寇准把真宗作为孤注一掷的行为，天下公论则认为是忠君保国。同时，在范仲淹看来，天下谓寇准大忠，正在于他“能左右天子”。这里的“左右”，与现代汉语的动词“左右”语义相同。以能够左右天子为大忠，这大概是从宋代士大夫开始才有的观念。宋人还有类似的表达。南宋刘炎《迩言》卷七有“人臣以进谏为大忠”之语，可与之两相映照。“进谏”已是对君主的行为进行的一种限制，而“左右”已超过“进谏”，可以说是对君主的行动的支配了。当然，同样是作为宰相左右天子，如蔡京之于徽宗，秦桧之于高宗，史弥远之于理宗，则无人认为是大忠。这里，评价的标准大概是左右天子的目的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的不同吧。寇准为政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力图并且实践左右天子的一生。但他之所以获得是正面评价，可能就与毕士安当年向真宗推荐寇准时所说的“忘身徇国”有关。南宋初年的宰相吕颐浩谈到“澶渊之盟”时，也说寇准“不以家谋，专以国计”。[53]

寇准临危受命，果然不负君望，更不负众望。写下了他从政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为大宋王朝开创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正如宋人陈莹中所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54]

三

经过“澶渊之盟”，寇准的权力与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55]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览，实行宰相专政。但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君臣关系上，寇准与后来的宰相王旦不同，不是在尊重的前提下谋求支持，而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地左右君主。因而，彼此关系不是“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而是制与受制。不要说君臣之间，即使是普通的人际交往， 长此 以往，任何人都难以忍受，最终关系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这是寇准性格上的致命弱点。寇准以独挽狂澜的社稷再造之功，被朝野视为大英雄。在这种氛围之下，投鼠忌器，真宗即使有不满，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不好发作或有所动作。而寇准的政敌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以恐招致舆论谴责的灭顶之灾。然而，却潜伏着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正随着和平的到来，战争的远去，以及寇准大权独揽所蓄积的不满，正一天一天地临近。可怕的是，为成功冲昏头脑而得意忘形的寇准，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竟毫无知觉。

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在制度规定上不应当由宰相插手的御史的任用，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惯例，论资排辈。“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56]或许是与此事类似的事，或许是同一件事，在野史中还记载:“章圣(真宗)尝谓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其故。曰:‘例簿也。’公曰:‘今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哉？坏国政者正由此耳。’”[57]

但寇准在人事任免上有着当时流行的偏见，即排斥南方人。这是从太祖开始就有的偏见。据说太祖曾立下过不用南人为相的祖宗法。后来，真宗朝宰相王旦也曾以这个祖宗法来阻止南方人王钦若为相[58]。景德二年，后来成为仁宗朝名臣的晏殊，十四岁以神童召试，“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59]而在此之前，寇准对后来也成为仁宗朝名臣的青州人王曾，态度则截然不同。本来，按规定，“试文当属学士舍人院”，但“宰相寇准雅知曾，特召试政事堂”。[60]大概寇准又拿出了任官不用例簿的架式，结果，将作监丞王曾被任命为著作郎、直史馆。对南方人存有的偏见，也许寇准一生都没有消除。他在后来任枢密使时，进士赐第，真宗本来已经准备让江西人萧贯居第一为状元，但为寇准所反对。他反对的理由直接了当:“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对此，史家评论说:“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61]这大概也是寇准与出身于南方的王钦若一直不和的一个原因吧。《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载，王钦若因“素与准不协”，当寇准任相时，“累表愿解政事”，真宗“为罢资政殿学士以宠之”。但寇准为了贬抑王钦若，“定其班在翰林学士下”。寇准的做法与他当年在太宗朝贬抑冯拯完全一样。结果，也被王钦若告到皇帝那里。也许是因为寇准正值权力鼎盛，又同样深得真宗信任，对这件事，真宗没有像太宗那样追究寇准，只是给王钦若在“资政殿学士”的头衔上加了个“大”字，提升了他的立朝班序，算是摆平了这件事。

这一时期，寇准正逢盛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时期。他经常把两制等高级官员邀到他的府邸聚饮，当喝到“酒酣气盛”之时，常常把大门一锁，强留下客人，通宵达旦地喝酒。[62]

“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寇准独裁，又得真宗信任，一时权势如日在中天，自然会引起来自各个方面的嫉恨与攻击。这正如《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所云：“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前面说过，宰相专权的最稳固的基础是君臣之间“相得皆如鱼之有水”一样的密切关系。如果要想打击哪个宰相，最能击中要害的，莫过于离间君臣关系了。景德二年，有一个叫申宗古的平头百姓不知受了谁的唆使，诬告寇准勾结真宗的兄弟安王元杰谋反。真宗本来即位就充满曲折，对这样的事最为敏感。因此寇准大为不安，一时又无法辨白。这时，与寇准同时为相的毕士安挺身而出，“力辨其诬，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斩之”，[63]这才使寇准安定下来。这件事发生在寇准深得真宗信任之时，所以还构不成对寇准的致命威胁，但很难说事件在真宗心里丝毫未存芥蒂。

寇准的政敌们一直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打击寇准。《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条载:

一日，会朝，准先退，上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

在澶渊亲征之前，有人曾问过寇准的打算。寇准说得相当壮烈 :“直有热血相泼耳。”现在，这句话被政敌抓住把柄，说他“无爱君之心”。并且进一步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这些话一句句都刺到真宗的心上，触到了真宗所不愿想的隐痛。由王钦若这样的有地位的人引经据典来挑拨离间，远较申宗古那样的平头百姓有力得多。王钦若的一番话，可以说成功地离间了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君臣关系。

一般说来，皇帝不能并且也不敢毫无正当理由随心所欲地罢免宰相、执政大臣乃至普通官员。必须是在屡有臣僚弹奏进言或是舆论恶评之后，形成了某种罢免的氛围与理由，皇帝才有可能行使其罢免权。皇帝行使罢免权，也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皇帝本身对要罢免的人不满，乘有人进言而捎带一泄私愤。这种罢免还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皇帝个人意志。另一种情况是，皇帝对要罢免的人并无恶感甚至是宠信的，但经不住别人的屡屡攻击或舆论压力，不得不罢。这种罢免并不代表皇帝本人的意志，甚至是违反了皇帝的意志。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在皇帝的罢免命令的背后，都具有朝廷内政治势力间角逐的印记。同样，皇帝行使的任命权亦是如此。

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准罢相。三月，被派知陕州。我在前面曾说过，任何结果，都不是某种力量单独作用形成的，而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导致寇准罢相的，不仅有来自王钦若以及申宗古等人的恶毒攻击诬告，还有由于寇准的专权而导致同一执政集团内部对他产生的不满。寇准“举措多自任，同列忌之”。舆论往往是一个政治家政治生命的晴雨表。寇准罢相过了将近半年，真宗还说:“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曾被寇准压制的冯拯，在寇准罢相后成为参知政事。这时，他接上真宗的话说:“吕蒙正尝云准轻脱好取声誉，不可不察。”[64]冯拯落井下石，可谓出了口恶气。

在景德二年申宗古诬告寇准时，尚有同时为相的长者毕士安为之辩护。当年十月，毕士安病故，寇准便失去了一道强有力的保护屏障。

此外，抛开各种不利的舆论因素，寇准的罢相，应当说还与“澶渊之盟”后，进入和平环境，朝廷的政策转变有关。从前述寇准任官不用例簿，不循旧制看，他是一个不大守成规的人。这在非常时期并无不可，但在需要守成的时期，则有点麻烦。所以，无论是真宗也好，还是执政集团也罢，选中“遵法度，重改作”[65]的王旦为相，取代了寇准。这大概也是从寻求朝野安定的大局出发的吧。

寇准有政治家的作为，却缺少政治家的心计。一如他那诗人本色，率心由性，得志之时忘形，失意之时放浪。当他从政治的峰颠跌落后，他的表现一方面是放浪形骸，一方面是谋图东山再起。

寇准出知陕州后，基本上不理政事，终日宴游。这固然与他在政治上失意有关，但也与多年沿袭的旧习有关。《长编》卷六十五景德四年（1007）六月庚申条载:“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准虽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戊寅条，还记载有寇准在知天雄军任上，与知雄州的李允则相互设宴，竞比奢华之事。

寇准终日宴游，不过是借酒消愁，以掩饰或者说冲淡其在政治上的失意。他曾写下过《醉题》一诗:“榴花满瓮拨寒醅，痛饮能令百恨开。大抵天真有高趣，腾腾须入醉乡来。”[66]“痛饮能令百恨开”，包含了相当深的感慨，而这些感慨都需要酒精来排遣。只有到了“腾腾须入醉乡来”的境地，似乎才能体会到政界以外的“天真高趣”。此时的寇准，情绪很低沉，颇有报国无门的感叹。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闲心终不忘鱼钓，淡水真宜习老庄。报国自知无世用，烟蓑何日卧清漳。”[67]老庄思想，可以说是为积极入世的中国读书人在济世不得的时候，预备的精神空间。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之所以很少有因政治绝望而自杀者，大概要归功于老庄预备下的这个适足以自我调节的精神乐园。而中国读书人又很少甘于终生归隐，老死林泉。老庄设置的精神乐园，不过是他们在失意之时进行精神调节的暂时落脚之地。就寇准来说，他意识到:“自古名高众毁归，又应身退是知机。”尽管寇准有激流勇退的念头，但对过去曾有的辉煌毕竟难以释怀。所以，他接着前面的诗句写道:“林风惊断西窗梦，一夜愁声忆翠微。”[68]此时的寇准有很多梦，而且多数是重返政治中枢之梦。这正如他在诗中所述:“魂梦不知关塞外，有时犹得到金銮。”[69]

寇准一直存在着重返政治中枢之梦。实际上，对寇准这个重要人物，谁也未曾忘记过。在他罢相刚好一周年的时候，真宗特地把他召到京城谈话。[70]寇准此时也许燃起一丝重新起用的希望之光，因此在京城逗留了十来天。最后看没什么动静，才怏怏而去，返回任所。也许真宗有心起用，但他一个人并不能完全左右政治，大概终因有人反对而作罢。

与在太宗朝被罢免时的情形一样，在重返政治中枢的道路上，寇准又开始了相当漫长的跋涉。

在知陕州时，《宋史》本传记载寇准“从封泰山”。实际上，这是寇准自己要求跟真宗一起去泰山封禅的。《长编》卷六十九大中祥符元年（1008）八月庚戌条载:“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表请从祀，诏可。”在“澶渊之盟”后，真宗这个并非以打江山起家的君主，试图向内外宣示其皇位受命于天的正统性，与王钦若出的得天瑞的馊主意一拍即合，大张旗鼓地搞起了降天书封禅的闹剧。[71]寇准此时未在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参与。在态度上，寇准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天书之类的鬼把戏。但尽管如此，他特地上表要求“从封泰山”。其目的不外是为了接近皇帝和权力中心，可见他是煞费苦心。果然，寇准的苦心得到了回报。“从封泰山”，迁官为户部尚书。同年十二月，又改派至北方重镇，后来宋朝的北京，任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兼驻泊都部署。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祀汾阴时，寇准特地遣官去行在。这自然也是为了讨好真宗。[72]

寇准知天雄军，流传有一件逸事:“契丹使尝过大名，谓准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准曰:‘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73]由此亦可看出，寇准其人爱面子之一斑。寇准在天雄军，还有一件事让真宗抓住了话柄。《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丁丑条载:“知天雄军寇准言:‘振武军士援送契丹使过境，已各给装钱。’上谓辅臣曰:‘寇准好收人情，以求虚誉，卿等今见之矣。’乃诏谕准不当擅有给赐。命备钱偿官。”在寇准罢相时，真宗就说过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的话[74]，这次寇准弄巧成拙，再次印证了真宗的这种不良印象。此亦可见寇准胸少城府。

印象归印象，重用还是要重用，特别是在需要的时候。大中祥符五年，“河北颇有盗贼，而奏报不实，又不即时擒捕”。鉴于此，“诏知天雄军寇准都大提举河北巡检”。[75]在此之后，也许是寇准为了改变印象，在是年年末，向朝廷报告“狱空”，来说明他勤于吏事。在中国古代，除了征收赋税，大概处理民事案件是地方官的最主要的工作了。而“狱空”，则说明治安良好，民无讼事，是最能体现地方官政绩的事情。对此，真宗下诏嘉奖。[76]大约此时，寇准迁官为兵部尚书。[77]

也许是由于寇准在治安管理方面成绩卓著，也有可能真宗了解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不致于当真宗不在京城期间，勾结其他亲王夺其皇位。所以，在出幸亳州时，任命寇准为权东京留守。[78]寇准终于回到了天子脚下。时为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二月，走到这一步，寇准花了将近七年时间。好在他有年龄优势，还不致老态龙钟。

寇准成为权东京留守是一个信号，或者说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寇准很快将被重新起用。果然，过了大约半年，寇准入朝，被任命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枢密使、同平章事，在宋代被称为“枢相”，与宰相有着同等的地位，只不过分工主管军事而已，比仅仅为枢密使在地位上要高出许多。寇准八年来谈不上卧薪尝胆，却也是朝思暮想，总算又重返到政治决策中枢。这是他第三次进入执政集团。寇准这次重返中央政坛，与宰相王旦的推荐有着直接关系。寇准与王旦是同一年进士，并且两人在彼此进入中央政界以前，就已经关系相当密切。[79]在宋代，除了产生过特别的恩怨，一般同年进士都会互相提携，而自然形成一个荣辱与共的政治集团。

四

寇准再次进入执政集团时间很短，不到一年，就被罢免枢密使，出守外藩，又一次被迫离开了政治中枢。尽管政界的升降沉浮，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各种政治派系互相角逐的结果。但从政治家自身来看，与其性格因素以及政治策略也很有关系。寇准凡事率性而行，不讲究策略，到处树敌，则是导致其在执政集团内站不住脚的主要因素。

在王旦的推荐下，寇准成为枢密使，入主西府，与宰相王旦对掌二府。两个人本应像当年寇准与毕士安那样，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同时，或许还有对这个接替他为相的王旦，过了七八年才把他拉入执政集团总感到有些不是滋味。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态度与王旦共事，而是不时地找些麻烦。史载:“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关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王)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也许是一报还一报，不久，“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亦碍诏格”。“吏得之，欣然呈之旦”，前些天因“碍诏格”而受罚的吏人大概觉得总算抓住把柄报复寇准了。但王旦却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却送与枢密院”。直接把文书退给了枢密院，而没有报告给真宗。当枢密院吏把这件事汇报给寇准时，寇准感到非常惭愧，第二天，见到王旦后，对王旦说:“王同年大度如此耶!”[80]

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王文正公在中书，寇莱公在密院。中书偶倒用印，寇公须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书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问吏人:‘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用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学他不是。’更不问。”[81]

王旦的行为虽然有时让寇准感动不已，但他还是有机会就不放过攻击王旦。我们无法推测寇准是否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史载:“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以是愈贤旦。”[82]王旦或许是以其忠厚的本性，言出于衷，但他不攻击寇准，处处回护寇准，是不是也有其难言之苦呢？是他向真宗力荐，寇准才得以重新起用的，因此他不能说寇准不好，来打自己嘴巴。不过，从王旦在病危之际曾向真宗推荐看，他确实是看重寇准大节的。

在朝廷中，寇准不仅与宰相王旦时有捍格，与其他大臣也屡有冲突。史载:“准恶三司使林特之奸邪，数与忿争。特以河北岁输绢阙，督之甚急。准颇右转运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时尝进河北绢五万而三司不纳，以至阙供，请劾主吏以下。上勉从其请，而用赦释之。盖京师岁费绢百万，而准所助才五万而已。准又以三司放驰坊军士不俟给装钱为特过。”这个被人称为“五鬼”之一的林特，此时正得宠于真宗。纳绢一事，真宗给了寇准面子，“勉从其请”，但毕竟心里不甚愉快。这次寇准又揪住不放，就使真宗有些生气了。他对宰相王旦说:“准年高，屡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事至如此，加之寇准又屡与王旦龃龉，因此王旦也就借坡下驴，顺势说了一些不利于寇准的话。他说:“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我想王旦的一番话，是使真宗下决心罢免寇准的关键，反之，如果王旦如当年毕士安那样回护寇准，真宗是断然不敢轻易罢免寇准的。

当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托人求王旦，希望能成为地位较高的使相。对于寇准的这种请求，王旦感到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的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深恨之”。但当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后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83]

寇准心胸狭隘，又过于偏执。因此，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大喜欢他，就连真宗也不愿碰这个烫手山芋。不过，作为正人君子，寇准还是得到当时一致公认的。这也许正是王旦看重寇准的原因吧。

第12篇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关键词】 汉赋；汉代酒文化；以乐为本；调和人伦；献谀神灵；祭祀祖先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早就为人们所认识。文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诗酒流连，当今关于诗歌与酒文化的论述可谓是洋洋大观。然而，赋作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与酒文化的关系却鲜有论及。赋是两汉的“一代之文学”，汉赋与酒文化的关系大有探讨的必要。

在酒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历来论者对汉代的酒缺乏应有的文化阐释。因为人们除了津津乐道于鸿门宴上暗含杀气的觥筹交错、高祖回乡把酒唱“大风”之外，似乎就只剩下相如涤器、文君当垆的逸事了。缺少了对酒文化和赋之关系的探讨，则我们对酒文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尽管汉赋存世作品有限，但汉赋对后世的影响所依靠的正是这些有限的存世作品。所以不妨以这些作品中的酒文化现象作为探讨对象，或可收窥一斑以见全豹之功，探求汉代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以期对汉赋和中国酒文化都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汉代的炽盛酒风

酿酒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制曲技术的提高和酿酒方法的创新。汉代已经生产饼曲，由散曲到饼曲是酒曲发展史中的一个飞跃；酿酒除了传统的方法外，汉代还有“酎酒法”、“九酝酒法”等方法。

汉代的酒业生产规模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私人开办的酒肆作坊在都市和乡镇分布极广。《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大商贾的酒业作坊于都市有很大的售卖空间。汉代皇室、贵族官僚和田庄内的豪强地主也在宫中和庄园内设立制酒作坊，满足自身骄奢生活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内部，设有专门官员管理皇室的酒制品生产。反映汉代地主田庄的经济文献《四民月令》一书多次出现“曲室”、“作曲”、“酿春酒”、“渍曲酿冬酒”的记载。

与酒业生产相应，两汉酒风之盛承前代余绪，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衣锦还乡把酒唱《大风》是鼓动汉代酒风的一把明火。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乃至光武中兴等汉代的富足之世为酒风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尽管每遇到灾荒之年，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止民间酿酒，以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但是这根本无法遏止如火如荼的酿酒和饮酒之风。无论是宫中朝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士林的细民九流对酒都极为热衷。王粲《酒赋》说：“暨我中叶，酒流犹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汉书·食货志》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汉代一度实行的“榷酒”之政(即酒类由政府专营)也无法彻底施行。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面对如此兴盛的酒文化，汉赋作为当时文学样式的杰出代表，就历史地承担起了反映汉代酒文化兴盛的使命。

二、汉赋中的酒

在现存汉赋作品(含残篇、残句)中(本文论及赋作时以龚克昌《全汉赋评注》为基本的文本依据)，以酒名篇者有邹阳、扬雄和王粲的同题之作《酒赋》3篇。此外尚有言及酒事者共约30篇，其中“酒”字出现了约60处，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如酿酒的原料和方法、饮酒的场合与功用、滥饮的弊端、饮酒的礼仪和习俗、酒器、名酒的品类和特色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汉代酒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当时和后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辞赋中涉及到的酒种类繁多，其中基本分为酒类、醴类和醪类。

邹阳《酒赋》说：“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骏。”汉赋中不少地方都是酒、醴并提，这里已经比较了二者质地的不同：酒之色泽清澈，而醴之酒体则比较浑浊。又张衡《南都赋》：“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醴”而称“甘”，表明是甜酒。《汉书·楚元王传》：“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在功能上，酒、醴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在各种仪礼中，虽然酒、醴并陈，但相比而言，酒使用的场合比较多。如前，以“圣明”譬喻清酒，以“顽骏”指称浊酒，可见“酒”应是用于正式场合的。这与《诗经》的时代大不相同。《诗经》的时代以醴为尊，酒次之，醴多用于祭祀和国宴。如《诗经·小雅·吉日》写周王田猎后会饮诸侯：“以御宾客，且以酌醴。”而酒多用于一般场合。

汉赋中的酒除了称为“酒”或“醴”的外，还有“醪”。如枚乘《柳赋》：“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桓谭《仙赋》：“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张衡《南都赋》：“若其厨膳，一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薪。”“醪”的基本词义是汁滓混合的酒、带糟的酒，但在更多时候则释为味道醇厚的酒。

此外，汉赋显示当时的人们好饮色浓味厚的酒，而且往往以此为标准来评价美酒。邹阳《酒赋》曰：“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自薄，青渚萦停。凝醇醇酎，千日一醒。”“凝酵醇酎”意谓味道浓厚的酒。“沙洛渌酃”等各种酒之所以为名洒，就是因为其酒味浓厚。

三、汉赋中酒的文化功能

从酒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西周，酒礼已经成勾相当严格的礼节。酒行为自然纳入了礼的轨道，洒礼必须体现出贵贱、尊卑、长幼等各种关系。这时的酉更多的是与酒能致人迷狂因而具有通神效果的祭祀、巫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尚书-酒诰》有言：“‘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在周公颁布的这一《酒诰》中，他以文王代言人的身份下达戒酒命令，明确指出，上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因此严禁“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即使是位尊如康叔，也要“刚制于酉”。_4j这是在借天的威灵来巩固世俗的权威。

随着天之威灵的真实面目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君权神授”仅仅成为维护统治所需要的宣传口径，人间英雄(帝王)可以完成对现实的强力统治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们更倾向于借助“礼”来建立帝王在k间的权威，而“礼”必须落实于各式各样具体的事勿上，酒即是其中之一。于是在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农，严格的酒礼显示出的是世俗权力，昭示着森严的等级，这与此前酒所附有的神巫特征大异其趣。

叔孙通在汉初制作礼仪，对当时及其后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对酒礼的严格规定也是如此。据《史已·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日：“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日：“得无难乎?”叔孙通日：“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竞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其中“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是指对那堂不符合酒礼的官员要采取制裁措施。汉代对酒礼向重视和执礼的严格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孔臧在其《杨柳赋》中亦叙酒礼为“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酒礼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典章”的一部分。《史记·礼书》中说：“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集解》引郑玄解释：“大飨，袷祭先王，以腥鱼为俎实，不膈孰之也。”可见，在重大祭典中酒是不可少的祭品。

统观汉赋作品，赋家写酒，更多的是从饮酒的生理作用，从酒满足口腹之欲的饮食功能出发，这是汉赋酒文化的逻辑起点。诚如扬雄在《太玄赋》中所说：“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下，汉赋中的酒展现了其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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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和人伦

以酒成礼，并以此来调节人际关系，是汉赋中最为着力描写的酒文化内容。举凡展示帝王的“恩荣”、敦睦同宗同好的友谊、论功行赏布酒犒劳军中将士，乃至心怀殷切举觞致诚意中之人，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记载有多次“大酣”，这是汉代皇帝经常使用的向臣民施恩，笼络、褒奖臣民的办法。《史记·文帝本纪》载文帝即位时诏告天下：“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酶五日。”《集解》引文颖日：“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索隐》引《说文》日：“酶，王者布德，大饮酒也。”汉赋对此则有更多具体形象的描写。试看班固《两都赋》中藩邦大定绥靖内外后天子大宴群臣的情景：

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翼，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钩，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傣侏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煜，调和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旨酒万钟”以美酒之量多衬场面之大；与乐相和，鸣钟列鼎，煌煌庙堂“食举《雍》彻”，彰显帝王气派；曲终人散，“皇欢浃，群臣醉”，君臣相得，酒之于人伦，其功卓荦。

张衡在《南都赋》中则将酒调和人伦的作用放到宗族宾朋的层面上来展现：

若其厨膳，……酒则九醒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辨。其甘不爽，醉而不酲。及其纠宗绥族，榆祠蒸尝。以速远朋，喜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珍羞琅矸，充溢圆方。琢调狎猎，金银琳琅。侍者蛊媚，巾博鲜明。被服杂错，履蹑华英。儇才齐敏，受爵传觞。献酬既交，率礼无违。……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唏。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

“纠宗绥族，稿祠蒸尝。以速远朋，喜宾是将”即是对酒的调和这种功能明白表述，调和当然是有效的，其结果是“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其他如孔臧《杨柳赋》日：“于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洗觯酌樽，兕觥凄扬。”扬雄《蜀都赋》日：“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垒杨。置酒乎荣川之闲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都是如此。

酒为血性男儿之饮，将士驰骋沙场当然少不了它赋予的能量，斩将骞旗之后的犒赏当然也少不了它。张衡《西京赋》这样描写征战将士凯旋后纵酒为欢的情景：“割鲜野飨，犒勤赏功。五军六师，千列百重，酒车酌醴，方驾授饔。升觞举燧，既醇鸣钟，膳夫驰骑，察贰廉空。炙焦夥，清酤皴。”

2．献谀神灵

神灵，作为古人心目中不可捉摸而又无处不在的外在力量，一直受到人们小心翼翼的侍候，岁时年节的供奉、形式多样的活动都必不可少，而酒往往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

杜笃《祓楔赋》中说：“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酞川。……巫咸之伦，秉火祈福。浮枣绛水，酹酒酿川。”祓楔是从先秦时代即开始流行的古代民俗，每年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祭祀以除妖灾去污垢的仪式。此后春三月的上巳节即来源于此。古人以好酒之心推测，神灵也应是嗜酒的，而人投其所好就会得到神灵的庇佑；酒可以使人麻醉、致幻，从而通神，与神亲近，更好达到人的目的。《说文解字》解释“哟”酒为：“攸服以降神也。”张衡《观舞赋》说：“音乐陈兮旨酒施，击灵鼓兮吹参差。叛淫衍兮漫陆离。于是饮者既醉，日亦既昃。美人兴而将舞，………‘灵鼓，鼓名，古时祭地祗时用。”酒会之上有错综抑扬不绝如缕的音乐助兴，气氛热烈，人神杂处的神秘感与和谐感在酒与乐的交融中漫衍开来。

3．祭祀祖先

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人思想观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酒也是其仪式活动现场的必备祭品。孔臧《杨柳赋》中说：“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纲纪。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可见酒在祭祀场合被纳入到严格的法度中，而且对饮酒的量也有一个基本限定，即“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当然这并不是一个量化的限定，而是考虑到个人能力差异的人性化规定。从反面来说，饮酒一旦至于醉而流于“荒乐”，则意味着对祖先的不恭和亵渎，那可真是罪莫大焉。张衡在《东京赋》对酒的这种功能有更为明显和细致的描写：“于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养于庙祧，奉蒸尝与龠祠。……灵祖皇考，来顾来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结合在一起的。扬雄《蜀都赋》：“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时选日。沥豫斋戒，龙明衣，表玄毂。俪吉日，异清浊，合疏明，绥离旅。”娱神祀祖也是在调节关系，只不过是调节人与神鬼的关系。

可见，着眼于调节关系或者说伦理化是汉赋中酒文化的典型特征。邹阳《酒赋》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骐。”以人之道德品行譬喻酒之质地高下，伦理化的判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以酒设喻也往往与此相关，张衡《东京赋》：“客既醉于大道，饱于文义，……罔然若酲。”其次，酒的功能也是有层次的。既然酒是礼的重要内容，而礼的基本功能是“别同”，所以酒对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意义。邹阳在《酒赋》中说：“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可见在作者的眼中，不同的饮酒者目的各异，“庶民”饮酒是为了取乐，而“君子”则是礼节的需要。

所以，既然酒是礼的一部分，则酒承载了大量礼的内涵，有节制的饮酒才是快乐的，滥饮则适得其反。孔臧《杨柳赋》说：“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张衡《东京赋》也说：“好乐无荒，允文允武。”

四、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

可见，对待酒，我们固然要有对大杯痛饮、花天酒地给予批评的价值判断，但是对适度的饮酒所带来的精神愉快、人伦和谐和人神共欢，我们则要超越价值判断，走向追求快乐的审美判断。

赋作在汉代是受到朝野广泛推崇的文体，尤其是受到官方肯定而使其具有相当多的政治色彩，从而赋予酒以大量政教、礼教的内涵，酒承载着很多的社会化情感，则个人私情受到抑制，个人出处穷达的小情绪，往往被国家政治教化的大道理所“淹没”。我们看到汉赋中置酒罕言愁，言愁则很少涉及到酒。在汉赋中，酒和愁甚至是格格不入、对立的文化元素。

对此《史记·乐书》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所谓“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在汉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酌酒为欢的描写。枚乘《七发》曰：“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傅毅《舞赋》曰：“溢金晷而列玉觞。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张衡《东京赋》曰：“因休力于息勤，致欢忻于春酒。……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浸，盈溢天区。”在汉赋兴盛期的赋作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到了汉末建安时期，赋家写酒，也多是借酒畅叙欢愉之情。徐干《车渠槐赋》为咏物之作，其中“盛彼清醴，承以琱盘。因欢接口，媚于君王”明言“欢”情；刘桢《瓜赋》乃奉曹植之命而作，其中“凭彤玉之几，酌缭碧之樽”写帝王宴乐之情。

在抒发悲愁之情的赋作中则“酒迹”罕至。董仲舒《士不遇赋》、刘彻《李夫人赋》、《秋风辞》，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反离骚》等抒发悲愁之情赋作，都言未及酒。张衡《思玄赋》据作者自述为“宣寄情志”之作，《南都赋》有言：“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寡妇悲吟，鹃鸡哀鸣。坐者凄欷，荡魂伤精”；蔡邕《述行赋》充满“郁悒而愤思”之气，也都言未及酒。即以建安赋而言，繁钦《愁思赋》写“士感时而情悲”，其《弭愁赋》直以消愁为题，王粲《登楼赋》写有志难骋、久客异乡的愁绪，都未借酒浇愁。王粲《酒赋》惜为残篇，然揣其辞意，其旨似在历叙酒史，并与曹操之禁酒举措相应，无意关涉酒之哀乐之情。

纵观两汉愁情赋作，例外的只有两位女子有置酒言愁之作，班健仔(祖)的《自悼赋》说“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班昭(孙)的《东征赋》说“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这可能与女子的社会角色有关。在男性赋家的赋作里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写法。

这种情况与两汉赋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及生存状态密不可分。在两汉时代，“赋家被整合进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亦成为士大夫，制作赋篇有时直接服务于专制政治，是一种政治行为，有时则又逸出专制政治之外，成为一种业余行为。前一种情形的赋篇，歌功颂德，维护现世秩序，后一种则抒写情志，发泄忧愤，乃是赋家生存性焦虑的集中展现。”就赋与酒文化的关系而言，前一种赋往往只能畅叙欢乐之情，酒自然是欢乐的载体；后一种赋，如前已述，罕有借酒抒发愁情的现象。因此汉赋中的酒展现出的是汉代酒文化以乐为本的精神内核，反映的是汉代文人主体意识的消解。

酒文化情感内涵的转机发生在汉末。王瑶先生《文人与酒》一文分析文人饮酒之风在汉末特别兴盛时指出，文人饮酒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而“对死的达观正基于对死的元可奈何的恐惧，而这也正是(汉末魏晋文人)沉湎于酒的原因”。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文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面对残酷现实，他们意识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酒在社会生活和文学中扮演的角色已与此前大相径庭。《后汉书·五行志一》注引《风俗通》说：“时(指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栓’(即丧家之乐，“颜氏家训”作‘傀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嘉会美酒之后是“丧乐挽歌”，这种荒唐的组合，跟武帝盛世时“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字，……千人唱，万人和”(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纵酒宴乐的壮观场面不啻天渊之别。美酒作为消愁去忧之物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之十三)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