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13: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财产收入证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军人婚内出轨离婚财产怎么分割，根据《婚姻法》的规定依法分割，双方无约定的，婚前财产归个人所有，婚后共同财产各半平分，一方构成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属于过错方，无过错在双方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内容包括财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部分。损害的程度是确定赔偿范围的具体依据，赔偿的具体办法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赔偿肯定是在应判归所有的财产中予以赔偿。婚前财产个人所有，婚姻存续期间财产收入是共同财产，出轨的话，作为无过错方可以多分财产，并可请求损害赔偿。
现役军人离婚，应当严肃慎重，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军队的纪律，不违背社会公德。双方均为现役军人，双方自愿离婚或一方要求离婚的，当事人所在部队领导或政治机关应当进行调解;调解无效，并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条件的，由政治机关出具证明后，方可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或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法律依据】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来源：文章屋网 ）
一、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偏低，所占比重偏低
财产性收入占城乡居民总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居民积累一定财富后，财产性收入就会逐渐成为居民新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数据显示，尽管目前我国居民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但在财产规模扩大的同时，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仍然最低。
1 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偏低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增速比上年加快1.2个百分点。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8.9%，工资性收入增长12.5%，经营净收入增长15.3%，转移性收入增长11.6%，财产性收入增速低于工资性收入3.6个百分点，低于经营净收入6.4个百分点，低于转移性收入2.7个百分点。
从农民收入看，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其中，财产性收入增长9.0%，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6.3%，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9.7%，转移性收入增长21.9%，财产性收入增速分别低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转移性收入7.3、0.7和12.9个百分点。
2 财产性收入比重不升反降
在城镇居民家庭财产规模扩大的同时，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仍然最低。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为71.2%，财产性收入只占2%。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占64.2%，与前几年基本持平；财产性收入比重只有2.6%，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比重不升反降。在居民收入构成中所比重最低，与其他三项收入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从农村居民收入看，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由2000年的63.3%下降到2008年的51.2%，2012年为37.1%，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比重由2000年的31.2%上升到2008年的38.9%，是第二收入来源，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转移性收入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比重从2000年的2%上升到2008年3.1%，2012年为2.6%，在四项收入中所占比重最低。
3 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
从国际比较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在发达国家中，财产性收入是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达到40%，仅次于薪资收入，有90%以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
我国城镇居民与发达国家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居民财产收入占GDP的比重比美国低1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财产收入比重下降幅度大，从1992年的4.5%降低到2004年的2.6%。中国居民财产收入主要来自利息收入，而利息收入比重也在逐渐降低，由1992年的4.5%下降到2004年的2.4%，低于美国的利息收入比重。中国居民红利收入比重虽然持续上升，但比美国低3个百分点左右。美国证券市场发达，可供居民选择的投资工具多种多样，居民红利收入高。可见，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收入比重较低，且均有所下降。
二、多种因素阻碍财产性收入比重提升
1 获得财产性收入途径比较狭窄
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虽趋多元化，但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收益风险性较高。金融财产性收入和出租房屋收入占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的80%以上。目前，国内城镇居民投资渠道少，容易导致财产性收入受到股票、基金和房地产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加上理财产品少，投资渠道过窄，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投资房地产和股市而取得的，投资相对集中。金融投资市场可供选择的品种较少，数量供给匮乏，尤其是适合中低收入者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投资产品明显不足。
例如，除储蓄之外，国债因其风险率低、收益又高于储蓄，一直受到稳健型投资者的喜爱，但是国债的发行数量有限，几乎每次国债的发行都会出现脱销的现象。其他投资市场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贡献也不大，例如古董、邮票等收藏品由于其供应量有限，而且投资成本、技术含量较高，投资门槛较高，也只是少数人的投资渠道。此外由于我国实行较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国内大部分个人投资者难以参与国际投资市场。
从近几年的收入来源看，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几乎全部为利息收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中利息收入为最重要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投资收益、土地经营权收入、股息和红利收入、出让净资产收入等其他收入来源多年来一直未实现突破，虽然个别市民在这几项收入中有突破，但大部分市民财产性收入仍然靠利息来源，渠道过于狭窄，成制约为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的一个重要难题。
2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面临障碍
城乡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很不平衡。首先，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不明确，土地产权关系不清，致使农村土地产权权能不够完整，农民土地流转的权益无保障；其次，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邮政储蓄、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共同参与。而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效率低下，金融服务功能明显减弱，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农民投资者不能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及资金期限来决定自己的投资项目，不能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投资组合，导致投资渠道单一，可供其选择的投资品基本上只有存款，在当前情况下，储蓄存款收益率低下，有的年份甚至为负。这些都导致了农村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远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不平衡。
3 城乡居民普遍存在理财观念落后和能力不足问题
随着城乡居民的财产积累的增多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居民的理财意识和投资意识逐渐被唤醒。但现有数据表明，居民在理财过程中非理普遍存在。大多数居民存在投资知识贫乏问题，对证券产品缺乏了解，具有偏好持有和交易小盘股、低价股、绩差股、高市盈率股的倾向，并且对“股市有风险”的警告充耳不闻，在股市的大幅波动中遭受重大损失。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暴涨，也导致了一些居民不顾自己的承受能力、生命周期特点和市场规律盲目炒楼。这些问题反映了当前我国居民的理财、投资知识仍然比较缺乏，这也是导致部分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不快的重要原因。
三、提升居民收入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性收入在城乡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财产性收入作为我国居民家庭收入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居民收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随着我国开始从温饱时代转入财富时代，迈向资本时代，不少群众或多或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如何创造条件让群众积蓄的财富转化为资本，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对抑制两极分化，稳定群众家庭收入来源，形成群众家庭生存发展自主保障基础，扩大消费，稳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扩大内需、扩张消费
财产性收入是通过对财产的占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处置权等权能的行使从而获得相应的收益。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出租、股利分红和金融资产投资增值等方式获得的收入。事实证明，财产性收入增加了，长期消费能力自然就会提高。证券市场主要是股市的行情好坏，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房市和车市的繁荣程度。当股市处于上升时期，住房和汽车销售就旺盛；当股市低迷时，房市和车市也会相对平淡。
要使广大投资者能够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提升财产性收入在城乡居民收入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不仅能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还有利于我国资本和房地产等市场的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2 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是“公平与效率”的根本要求，贫富差距过大，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财产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日益成为居民收入的新增长点，在经济稳定增长中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就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既可以造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也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生；还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从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和谐。
3 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
提升财产性收入不仅可以刺激城乡居民将已有的生产要素继续投入生产，而且能够鼓励他们将收入积累进一步转化为生产要素，用于扩大再生产，调动人们的投资和提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市场效率，为加快发展生产力创造有利条件。
4 有利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既是对私人财产存在的肯定，又是对私人财产获利生息、保值增值的倡导和鼓励。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化和升华，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四、居民收入提升空间巨大
目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虽然基数偏小，但发展潜力很大。数据分析显示，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主要是由于非工资性收入即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形成的，更多群众有条件拥有财产性收入后，通过财产性收入的较快增长，能普遍提高全社会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财产性收入中，股票投资收入和房租收入所占比重是较高的。今后几年，由于股价和房价的上涨，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同比增幅也有望进一步提高，以下因素决定了提升财产性收入比重的空间较大。
1 国民财富已具备一定投资能力
2012年底，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91.7万亿元，全年新增人民币存款10.8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2万亿元，表明居民收入已具有一定的投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居民投资、理财渠道拓宽，财产性收入将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趋势，家庭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明显。
2 人口构成为资本市场注入强大活力
从人口结构看，未来10年间，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出生高峰期的人群在岗工作的时间，在岗工作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历史上很高。预计大概在2018年左右，中国有可能出现人口拐点，进入老龄社会，在此之前，这些在岗工作的人要为自己买房、养老而购买资产，形成了对资产强大的需求。
3 居民投资意愿方兴未艾
近几年居民在两市的开户参与股票买卖的热情高涨，全民理财时代，全民炒股，全民投资的现象也说明，财产性收入对中国居民的收益越来越重要。
五、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给广大群众广开财路，在初次分配中除了劳动工薪外，还拥有通过营运自己所拥有财产（动产或不动产）来获取收入的多种渠道，同时，要让越来越多的群众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资本市场。进入门槛要低，风险要低，进入者才会多，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拥有财产性收入来分享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成果。
1 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增长保持基本同步，为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提供经济基础，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进而提升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份额，尽力缩小高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差距。
在农村，要拓宽农业内部增收渠道，大力发展优质特色高效农业，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稳定增长。着力扶持农民工就业创业，不断完善农民工“培训、就业、维权、服务”管理体系，改善农民工的就业创业环境，促进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进一步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
2 加强金融体系建设
加快农村商业银行、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组建步伐，大力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社，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金融机构应不断更新理财产品设计理念，拓宽挂钩基础资产的广度，推出依托农产品、贵金属、石油、利率、股票、基金的指数产品及其他价格标的理财产品。
加快理财产品创新，降低投资理财产品的门槛，设计提供更多的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金融产品。根据农民资金额小、金融知识有限、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等特点，开发出符合农民理财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安全的投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在经济发达县城和乡镇设立金融超市或微型理财中心，为农民理财提供便利。
3 拓宽投资渠道，提高居民投资理财水平
一是要积极创造外部条件，激发居民创业热情，拓宽群众财富增长渠道。在硬件上，要创造畅通的物流、信息、能源、交通条件，方便群众创业；在软件上，充分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鼓励更多人投入创业之中。积极创新金融管理体系，开发适宜普通群众的投资品种，为居民财富增长提供多元化途径；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应要加强对城乡居民金融理财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培养居民理财意识。理财培训应优先在农民工、村干部、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和其他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群体中开展，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面向城乡居民的专业理财顾问，深入城市社区、农村开展金融投资知识宣传，引导居民科学理财。
4 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保护是保障和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基本条件。要尽快完善法律保护体系，建立合法财产保护制度，切实保障公民财产权利，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使居民所拥有的财产能够在完备的法律保护下，顺畅地流转与运用，并在运转中得以保值增值。
5 大力优化理财环境
理财环境是维护和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条件。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投资环境，切实解决居民投资的后顾之忧，让普通百姓能够公平、公正、公开地参与股市交易，保障公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合法的私有财产，使他们能安全、放心、明白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
6 保障农民土地林权等收益
一、不同声音
通过对各方意见的归纳总结，我们发现对于房产税的征收有赞成有反对，在沪渝两地试点之前和之初，赞成声占主流；此后，反对声逐渐响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房产税对两地的房价影响不大，未能如预期所料推动房价下调；二是推行过程难度大，在数据整合、税基和税率的确定以及部门协调方面都有相当难度。
主要赞成理由：
一是从税收角度看，房产税是财产税的重要组成，其征收可以通过社会财富转移实现收入良性再分配。
二是从受益权角度看，受益于外部有利影响而自动升值的房屋，其所有人有义务回报社会。
三是从国际经验看，房产税的征收是许多国家或地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这项来源再用于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会促使当地的社会环境进入良性循环。
主要反对理由：
一是从民生角度看，我国宏观税负偏高，征收房产税不利于民生改善。
二是从征收范围看，我国城市居民住房私有化比例已超过80％，征收极易“误伤”中低收入家庭。
三是从征收成本看，全面开征房产税既需要房管、银行、民政、公安等多部门全面、实时、动态协调，又要求全国各省市各地区住房信息网上共享，实在是一项费时持久、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
二、该不该征
房产税到底该不该征？笔者认为：税收的本意是要促进民生幸福，而在各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矛盾频现的今天，社会公平成为民生幸福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对照“赞成理由”，发现它们都是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利益共享的；而对于“反对理由”，这一思路帮助我们形成如下分析。
1.关于高税负和“误伤”问题
美国《福布斯》杂志2011年一项统计称中国税负世界第二，而我国国税总局许善达局长在答记者问时也坦言我国税负已达35％，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高的。显然，我国的高税负是无庸置疑的。但如果分析现在我国的税负收入比，不难发现穷人比富人承担了更多的赋税，其原因在于“在我国，财产性收入很难征到税，所得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资所得，而财产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果是富人收入中有较大的部分没有交税”（茅于轼）。林毅夫则呼吁增加富人税负，认为“稳增长”的目标还是要靠投资去实现。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其解决思路在于增加富人的税负，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低收入人群。
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高税负，不是一个减法问题——通过不再增加赋税或降低税负来换得百姓的认可；而是一个结构问题——通过完善财产税征收来增加富人税负，在保证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调整个人所得税以及与消费相关的隐形税收。房产是我国居民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房地产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房价的快速上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决策带来的思想解放，得益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从受益角度来看，拥有房产的居民家庭享受到了社会大环境改良的外部效应，应当缴纳房产税。从公平税负角度看，高收入群体仅缴纳了工资收入的所得税，而没有就房产等财产收入纳税，这就使得富人的税负收入比远远低于穷人，造成社会不公。同时，这也违背了税收调节收入差异的本意。因此，建议只对拥有房产较多的人群征收房产税。
2.关于征收成本问题
反对者质疑：全国住房登记系统是否能够顺利建成，其中涉及的技术性难题和信息完整性问题是否能够彻底解决，房地产估价师和估价机构的相对紧缺是否能够满足庞大的估价需求？从税务总局最近对网友的答复我们可以看出：官方所顾及的征收障碍主要在于相关配套制度、试点的扩大方案以及征收标准和方法的细则。由于各地住房登记系统已基本建成，全国联网的难题完全可以攻克。至于一些细节性问题也会在信息的不断整理、完善中解决。至于估价师紧缺的现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但可以有几种办法逐渐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办法，可以分区域分类别对类似房地产作统一估价，根据本地区的房地产估价能力的现状来分期分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可以参照基准地价的划分方法仅将用途类似、位置相连、价格相近的房产划分成几个区域，参照不同区域的最低价征税。以后随着估价能力的提升再逐渐细化。此外，还可以采用逐步扩大课税对象房屋的方法来降低估价工作量。
三、该怎么征
房产税到底应当怎么征，才能彰显社会公平，改善民生幸福，消弥阶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从沪渝两地的试点经验来看，仅对高档住宅或者对特定条件下的新增住房征税不会引起普通住宅市场大的供求变动，而对高档住宅需求的抑制也主要是限购令在起作用。供求决定价格这一点勿庸置疑。从前述分析也可以看出，对高收入群体征收房产税有利于社会公平。那么，从房产角度如何判定高收入群体，对高收入群体又该如何征税？
显然，仅仅以家庭为对象来判断第一套房或者第二套房似乎缺乏人性化，毕竟家庭人口的多寡、工作生活地点分布、工作努力程度等诸多因素很难全部量化。中国作为世界上户籍编制最为严密的国家，对于人口数量、工作地点等许多住房相关信息都有涉及。在征税对象、税基和税率等细则问题上结合户籍信息必将更为人性化、更加为老百姓接受。
笔者认为，基本解决方案是：
针对房屋持有人为本地户籍的情况，对房屋中留有户口的房屋不征房产税；在估价力量许可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该户籍的人数、该地区免税面积，再决定征或不征。
针对房屋持有人为非本地户籍的情况，能提供一定年限的纳税证明或社保缴纳证明，且能够提供常住地登记的个人，其所有的房屋可以不征房产税或者视该地区免税面积而为。值得注意的是，常住地登记在人口导入区和迁出区应当同时登记。对于常住地发生变更的个人，其在户籍所在地的房产不享受免征或少征政策。
这时，托尔斯泰34岁，度过了他放荡的青年期。索妮亚18岁，聪明热情，对爱情充满美妙的狂想。然而，结婚前夕，她受到了当头一击――托尔斯泰出于一种“诚实”与“忏悔”的道德动机，把他的全部日记拿给她过目：说谎、、妓、酗酒，婚前与农妇阿克辛雅疯狂情爱并生下私生子……一个男人对其放荡史的坦白，带来的是一个女人对爱情的绝望幻灭!
每个伟大的男人，在女人那里，似乎部有一块“软肋”。
苏格拉底再雄辩，一切言语在她妻子那里，也有理说不清。还好，苏格拉底足够豁朗，他把悍妻当头泼下的一桶凉水，诙谐喻之为“我早知道打雷之后一定要跟着下雨”。
林肯再英明，也终生遭受悍妻玛丽的暴烈及动辄咖啡浇头的“待遇”。当然，林肯足够幽默，他向世人证明有一个怕老婆的总统的国家会是更民主的国度。
也可以这么说，大师与丈夫，压根是两回事。
托尔斯泰与索妮亚呢?如果不是晚年的索妮亚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症，在精神上自酿悲剧，她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妻子。
从19岁开始，索妮亚一共为托尔斯泰生育了13个孩子，还有过3次流产。托尔斯泰一生沉溺于男女之欢，即使中年皈依后，依然在禁欲与欲望之间挣扎。
索妮亚的前半生充满牺牲精神，她出色地完成了人妇与人母的角色。她才干出众，打理雅斯纳亚庄园，使其财产收入较原先增加4倍。更重要的一点是，她每夜挑灯抄写托尔斯泰的文稿，在她不厌其烦、无比繁冗的誊写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巨著浩浩荡荡地诞生了。
幸福的家庭大多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不相同。托翁的这句名言，赫然写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上。信徒多如山的大师，在这场婚姻纠葛中到底充当了一个怎样的不幸角色?终其一生，他多情而软弱，自负而彷徨，无私而自相矛盾。索妮亚则始终精力旺盛，强悍异常。愈到晚年，她随更年期而来的支配欲、狂躁症，愈发强烈。
两人的家庭矛盾，在于对生活等级的选择与对待财产的价值观的分歧上。托尔斯泰在写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鸿篇巨制后，突然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一种“羞于提起”的否定与厌恶感。更有甚者，他对靠作品赢得版权以及对私有财产、贵族生活产生了罪恶感。他宣布，1881年后的所有作品版权公有，并想把自己的庄园分给贫困的农民。
在庄园里，他与妻子就著作版权与私有财产问题进行了一场“至死方休的争吵”。孤独!隔阂!叛离!晚年的托尔斯泰，陷入了一种终极的孤独与众叛亲离之中。索妮亚成为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生活中充满争吵与自杀，妒忌与发作，家庭似乎成了地狱。大师托尔斯泰日渐在家庭纠葛中耗尽精力，疲惫绝望。出走的愿望，一次次在脑中酝酿：“像一个印度信徒那样出走!”
1910年9月24日，托尔斯泰和索妮亚结婚48周年纪念日。信徒布尔加科夫为他们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索妮亚紧攥着托尔斯泰的手，如同攥紧她余生里的爱与财产，她身材健壮，精力充沛，脸部透着神经质的乖戾痕迹；再看托尔斯泰，白须，白发，驼背，衰老，两眼直勾勾盯着镜头，除了冷漠，孤独，他的眼光已不投向眼前人。他对女人的恨意，从安排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开始，到晚年更甚。
1910年10月28日，莫斯科寒冬。托翁82岁，他在拂晓前离家出走了!“亲爱的索妮亚，像每个老教徒那样，我想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奉献给上帝。感谢你，并怀念你给予我的一切。”
此次调查的家庭财产主要包括，家庭金融资产、房产、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和家庭经营资产。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由改革开放初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转变为房产和金融资产。
房产成为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最值钱的家当。城市居民家庭现有房产价值（含装修）户均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将近家庭总资产的一半。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迅速转化为家庭财产，一部分人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价值较高的原属于国家或集体的住房，在国家让利的前提下使个人在财产总量上增加了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截至6月底，中国城市居民户均家庭财产为22.83万元，大城市居民户均财产为27.74万元，将近小城市家庭财产的2倍。这主要是因为大小城市间房产价值的差异，大城市的房产要比小城市更有价值，使得大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价值远远高于小城市。
金融资产成为仅次于房产的第二大家庭财产，户均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由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组成。城市家庭户均人民币资产为7.37万元人民币，占金融资产的92.4%，这其中储蓄存款又以绝对优势排在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首位，户均5.12万元，占人民币金融资产的69.4%，其次是股票（A股）和国库券。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大约66.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
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已从十几年前的“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上升到近几年的“万元级”、“十万元级”，消费品的档次越来越高，消费周期越来越短，折旧越来越快。耐用消费品（主要指非经营性家用汽车和购买原值500元以上，产品寿命一年半以上的消费品）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只占家庭财产的5%左右，户均拥有耐用消费品现值户均为1.15万元。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性质实现了重大跨越，由先前仅仅拥有生活资料转变为不仅拥有生活资料，而且还拥有生产资料。城市居民户均经营资产2.7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2.2%，10%的城市家庭投资于经营活动。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始积累，城市家庭的经营活动又形成一定规模，从事经营投资的家庭户均经营资产总值已达29.8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6.23万元，占54.4%。这类家庭的家庭财产结构与非经营家庭有着明显的差距。经营家庭除房产、金融资产及耐用消费品外，增加了经营资产，且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接近四成，而房产只排在了第三位。
高学历的年轻家庭最富有
调查显示，占调查比例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占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最富有呢？成为富有的家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学历、职业等等，调查显示，高学历的年轻家庭最富有。
户主年龄在35-40岁之间的家庭财产最多，平均为28.20万元。家庭财产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少。
户主年龄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户主年龄户均家庭财产
（岁）单位：万元
35-4028.20
40-4525.87
45-5026.83
50-5519.37
55-6022.94
60-7016.23
70以上15.65
受教育程度和户主的职业对家庭财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家庭财产就越多。户主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其财产最多，户均为49.94万元；而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户均财产为14.39万元。
教育程度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户均家庭财产
教育程度单位：万元
硕士及以上49.94
大学本科37.29
大学专科30.43
中专21.21
高中18.17
初中15.28
小学14.39
从职业来看，股份企业负责人的家庭财产最多，为158.09万元；其次为私营企业精英者，其家庭财产为156.15万元。
户主的职业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家庭财产占样本与平均
户主职业总额比重水平比
股份企业负责人15808770.636.92
私营企业经营者15615061.206.84
证券业务人员6526750.152.86
文艺个体户6016400.052.64
IT从业人员5698840.182.50
个体经营者5137624.452.25
银行业务人员4238870.931.86
社会中介人员3691700.201.62
教授3586090.201.57
事业单位负责人3486181.101.53
三资企业人员3432560.531.50
国家机关负责人3294751.401.44
国有企业负责人3252012.001.42
娱乐服务人员3187200.101.40
文艺创评人员3146330.081.38
高级厨师2876450.231.26
职业股民2614760.051.15
工程技术人员2591674.201.14
科学研究人员2372860.181.04
演员2236450.030.98
调查显示，有经营活动的家庭的财产明显高于无经营活动的家庭。有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为64.87万元，无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为17.67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7倍。
家庭财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与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家庭财产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经营资产比重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房产比重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财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其财产总量为253.45万元，其中家庭金融资产为98.2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8.8%，高于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房产为44.80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7.7%，低于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家庭经营资产为62.8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24.8%，高于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为12.51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9%，高于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富人大富、穷人小富
中国城市家庭获得收入的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已从单一公有经济中取得收入，改变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在非公有经济中就业，并从中取得收入，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取得非劳动收入或财产收入。人们在各种经济中的就业结构及每个人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导致人们从每种收入来源得到的收入差距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从调查结果看，中国还没出现大规模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呈现“富人大富、穷人小富”的良好态势。各个阶层的收入都在稳定增长，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都获得了较大辐度的提高。10%的最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长了2.9倍；而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长5.4倍。
但各个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有差距，这一差距还有加剧的可能。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而且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10%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98年为3.1:1，到2000年则扩大为5:1。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呈现较大差距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居民收入或财富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对效率的极度渴求，使得收入或财富按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进行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并极有可能带来“马太效应”；拥有较高技术或较多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拥有较低（或没有）技术或较少（或没有）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少。
学会理财是当务之急
尽管生活越来越富裕，但中国人还不精通怎样更好地利用富余的钱，还不精于理财之道，89%的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性质尚停留在生活资料的层面。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对中国人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居民的消费缺乏开拓性，使消费水平不会过快增长。近些年来，居民消费逐年的增长幅度总是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从居民消费的周期性考察，目前正处于下一个消费行为高涨期的准备期，即缓变期。这一时期居民消费表现为低潮，但却大量积累资金，使得目前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偏高。
老百姓手里钱多了，却不积极消费，投资意识也较薄弱，“储蓄”就成最被推崇的投资方式。这一理财方式使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不尽合理，金融资产比重过高，家庭耐用消费品比重过低。
造成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潜在社会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和未来生活不确定经济因素的增加。原来由国家统包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逐渐改革为由国家与个人共同负担，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这就为居民家庭未来的经济生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现在尚不确知的未来所必须的开支，居民只有现在就尽量多储蓄资金。今天的钱明天花，形成预期消费扩张。这也使储蓄的性质由以前的“节俭型”转变为现在的“储蓄型”。由此，居民金融资产近年来快速增长，且受传统观念影响与风险性考虑，大多选择了银行储蓄。这就造成银行存款大幅上升。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财产关系指由夫妻人身关系引起的直接体现一定的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包括夫妻财产制、夫妻间相互抚养的权利及义务，夫妻遗产继承等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人民财产收入的节节攀升，映射到婚姻家庭中，夫妻的财产关系是否平等，就成为衡量夫妻地位是否平等的重要标志。
我国的民法典即将出台，为突出财产关系的重要性，财产关系将单列为民法典的一编，顺应了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对其财产的处分直接关系到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家庭的稳定，也关系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夫妻地位平等，家庭幸福和谐，才能营造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大氛围。那么，我们、完善婚姻家庭中的夫妻财产制也就极为重要。
关键词：婚姻法 夫妻财产制
婚姻家庭关系是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的统一，财产关系是婚姻家庭得以延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夫妻关系的核心。夫妻对财产的享有的权益和负担的义务，是夫妻财产关系的核心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身关系开始弱化，财产关系逐步加强，因此，夫妻的财产权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为此，我就个人对我国的夫妻财产权的浅薄认识，发表一些粗略的见解，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夫妻财产制的概念及类型
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从广义角度理解，它是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财产的清算等方面的制度。从狭义角度理解，它是指在婚姻存续中有关夫妻财产所有权的制度。某一特定的国家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又受着自身的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因素的。因此，关于夫妻财产制的法律形式和内容存在多种差别。就近各国夫妻财产制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统一财产制
统一财产制是指除特定财产外，将妻的婚前原有财产估定价额，转归其夫所有，妻保有对估价金额的返还请求权。它将妻对婚前财产的所有权转变为对夫的一种债权，具有浓厚的夫权主义的色彩，仅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立法所采用。如法国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将其规定为约定财产制的一种。
2、联合财产制
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它是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享有其个人财产所有权，但将双方财产联合在一起，由夫管理。当夫妻关系终止时，妻的原有财产才由本人收回或由其继承人继承。它源于欧洲中世纪日耳曼法，被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加以继承和发展。如1900年德国民法典，日本旧民法等。
3、共同财产制
共同财产制是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婚姻关系终止时始加以分割。由于它能够反映夫妻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所以在当代婚姻立法中具有显赫地位。因共有的范围不同，它又可分为多种形式：（1）一般共同制，即无论是夫妻婚前还是婚后所得财产，也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有，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婚后所得的一切财产均为夫妻共同所有。如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3）婚前动产及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婚前的动产婚后所得为双方共同所有；（4）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婚后的劳动、经营所得为双方共同财产，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如继承、受赠所得等，则归各自所有，如意大利、法国、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
4、分别财产制
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仍归各自所有，并单独行使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同时也不排除双方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或妻以契约形式将其财产的管理权交于夫。此财产形式始于罗马后期，依万民法所确立的“无夫权婚姻”，即使夫妻在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双方的财产所有权也随之分离，随着近现代“夫妻别体主义”的发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在对其修订的基础上重新确立。英美法系大多数国家和个别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以分别财产制作为法定夫妻财产制形式；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将其作为约定财产制形式。
二、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18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① 可见，在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夫妻对其财产未作约定或约定不合法、不明确的情况下，当然适用法定财产制。
（一）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和范围
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即从男女登记结婚之日起，到夫妻离婚或配偶一方死亡时为止，这一特定期间内夫妻所得的财产。依照《婚姻法》的17条的规定，下列财产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1、工资、奖金，以及以工资、奖金购置的各类动产、不动产。无论夫妻各方收入多寡，有无收入，均不影响他们对财产的共有权。
2、从事经营活动的收益。无论从事承包、租赁、股份、个体等经营活动的是夫妻一方或双方，其生产、经营活动所得收益均为夫妻共同财产。
3、知识产权的收益。一方或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发明权、发现权等知识产权取得的相应经济利益，无论权利人是一方或夫妻双方，其收益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4、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无论继承人、受赠人是一方或夫妻双方，其继承和受赠所得财产均属夫妻共同财产，但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指明归一方的财产，属于该继承人或受赠人个人所有。
5、其他共同所有的财产。这是指对不符合上述各项的规定，但应当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其他财产的概括性规定。如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债权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处分夫妻共同（有）财产。
我国《婚姻法》第17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可见，夫妻对共同财产，都有平等的而不是按股份成比例的处理权。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无论属于双方或一方的收入，无论各自收入的数量多少，也无论其中一方有无收入，双方都对夫妻共同财产拥有平等的所有权。就是说，工资低、收入少甚至没有收入的一方，不能因此而减少权利；工资高、收入多的一方，也不能因此而增加权利。所以，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应当共同商量，共同管理和共同处分他们的共有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是所有权中最重要的权能。如果没有平等的处分权，平等的所有权就是一句空话。依照民法关于共同共有的原理，夫妻双方在行使处分权时，应当协商一致意见。凡是重大财产，须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夫妻对共同财产都有平等的处理权。所谓平等的处理权，即夫妻在对共同财产行使处分时，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任何一方不得违背他方的意志，擅自处理。特别是对共同财产作较大的变动时，如出卖、赠与等，更应征得他方的同意。
对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双方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一规定，体现了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的原则，保护妇女在家庭财产关系方面的平等地位。夫妻中的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如果婚姻关系消失，比如离婚或者一方死亡，这才能对双方特别约定以外的财产确定分额，进行分割。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处分属于自己那一部分的财产。
例如：有一对夫妇，男方于60年代初去海外经商，所生一对儿女由女方在家抚养，男方每年回家探亲一次。20余年来，以他的名字在当地银行储蓄人民币176000元，现在子女到结婚年龄，女方建议男方将存款取出购买一幢小楼。丈夫表示同意，并将取款手戳交给女方，女方即同房主订立了买房合同。合同规定，房价120000元，先行支付价款20%的定金，如卖主不履行合同，要加倍返还定金；买主不履行合同，则不得收回定金。取款时丈夫突然来信反对买房，并直接通知银行止付存款。现在，离最后付款的期限只有10天，逾期不支付，卖方有权另作处理，已付的定金亦不返还，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应当怎么办？她能否自行决定取款买房呢？
男女结婚登记以后不论男方或女方，双方或一方，海外或内地的劳动收入，继承或受赠，购置财物或银行储蓄等，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除日常生活的细小开支，双方都可以自行决定外，而对于较大数目的开支或财产的处理，赠与或遗赠等，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决定，必须经过双方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在法律上是不能视为有效的。结合本案，妻子在买房前，既然征得丈夫同意之后才同卖主签订了买房合同，而这个合同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那么就要依法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所以，妻子要尽快了解丈夫反悔的原因，并说服丈夫履行合同，如果其丈夫坚持不肯，妻子可以通过司法机关或者单位的协助，先向银行提取她有一半所有权的存款履行合同，然后再解决夫妻间的纠纷。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夫妻是家庭的核心。夫妻组成家庭后，就要共同担负起组织家庭生活，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以实现家庭的职能。丈夫在结婚后的积蓄和继承的遗产，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妻子不但有权过问，而且有权和丈夫平等地支配。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
关键词：企业资产国家所有制；所有权约束；预算约束；剩余索取权；政资不分；法人治理结构；监专成本；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会计信息是人们运用会计理论、方法对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过程加以记录，反映会计主体价值运动状况的数据资料。会计信息作为一种公共信息，是广大债权人、投资者等进行经济决策的依据，其真实可靠与否，直接影响着广大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然而，近年来，我国的会计信息造假层出不穷，会计信息失真不同程度的存在，有些还相当严重，远有“郑百文”事件，近有“银广夏与中天勤”事件。本文拟从经济学方面对经济信息失真原因进行探讨，并重点就解决办法提点自己的看法。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关于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界已从不同方面作出了分析，如会计制度不完善、审计监督不足、会计人员地位低、素质差等，本文不再加以论述。但其中的“利益驱动说”笔者认为不当，即“利益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最终目标和永恒动力，失真的根本原因不过是经济人以失真为手段的利益获取过程在会计上的集中反映而已，因此从利益的角度分析会计信J息、失真的原因似更易于把握事物本质之所在”，把利益驱动作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尚可，作为根本原因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在其他领域、其他国家，企业作为一个会计主体或法人，天然都存在着利益驱动，故再把利益驱动作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加以论述已毫无意义，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而在中国当前的企业资产国家所有制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不可能建立，原因如下：
（一）所有权约束的失效
首先，在股份制企业，由于股东拥有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产收入也就是他的收入，所以他对财产的关心度很高。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由于其所有权归全民所有，而全民的范围太大，任何单个的自然人对应属于自己的一份财产都没有独立的支配权，财产的实际支配权集中掌握在通过无数个选举、委派、任命环节而产生的官员手中。 所有权范围越大，每个人对财产的独立支配权就越小，个人利益与财产收人、企业经营质量等的相关度就越低，从而他对财产的关心度也越低。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后（单个企业的国家持股公司化），由于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产权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各类国有产权代表尽管通过一定的方式被任命为国有资产（本）的所有者（国家）的代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履行资产所有者职能，但他们只是国有产权代表外在形式上的更替。虽然拥有对国企的控制权，但没有剩余索取权（归属国家），因而对国有资产的关心度极低，国有资产所有者在实质上仍然“虚置”。
其次，在公司化改制后，国家作为股东，是合法的所有者。但国家没有一种有效的方式保证自己得到应得的剩余收益，国家能得到多少不仅取决于经理追求利润的动力，而且取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由于经营者隐藏行动、信息，如要保证剩余收益不致流失，就要对经理进行监督。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和激励。现代企业理论已经证明，股东对经理监督的有效性与信息有关，但信息的搜集是很难的，通常需要很高的成本，并且信息的多少常取决于激励，一个人获得信息的多少取决于他搜集信息的动力。政府主管部门官员和各类国有产权代表并没有剩余索取权，则他们搜集信息的动力非常有限，在经理的贿赂诱惑下，他们可以合谋侵蚀国有资产。这样，即使企业的利润为正，国家也很难得到它，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二）预算约束硬化的失效
经营者行为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硬度有密切关系。在软预算企业，经营者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行为，这一点已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证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的失效根源在于国家所有制本身，在于没有真正承担财产风险的主体。所谓破产，就是破所有者 （国家）的产，但在国家所有制下，严重不过“关、停、并、转”，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企业家没有因破产而遭受损失，约束又何从谈起呢？
（三）法人治理结构的失效
公司化改制后，真正市场意义上的股份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几乎全由国资委和国有持股公司的人员担任，他们是政府官员而非资本所有者，从而不可能是真正的股东。他们有权选择国企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他们不必为其选择承担任何后果。因此，他们仍然没有激励去发现和任命有能力的经理，而那些“南郭先生”却可以通过贿赂国资委和国有持股公司人员的办法，轻松地占有经理位置，董事会不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而由政府直接任命，经理人员的任命决策权仍掌握在行业主管部门和党的人事部门手里，而不是由董事会选聘。这样，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履行职责不到位，监督约束失效。当企业会计行为的价值取向直接受制于经理人员的偏好时，会计便不再是为债权人、投资者等提供正确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工具，于是出现会计造假、舞弊，人为调节成本、利润及合谋进行会计陈述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解决办法
（一）可行性探讨—债权比股权更可行
根据以上的成因分析，问题已经明白，要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首先得解决上述三方面的失效问题。从198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主导思路是将国有资产变为企业的股权，国家通过对股权的管理和经营，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和职能（当然是经过国资委和国有持股公司的官员们之手）。这种思路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思路如出一辙，难以解决我国经济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即权、责、利不对称。国家的股东职能只能通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来行使，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经理人员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对企业的控制权（不完整的所有权），但他们并不是实际上的剩余索取者，因而并不承担经营风险，即处于一种有权但无利无责的状态，从而不可能像直正的股东那样行为。
解决这种权责利的不对称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利增责；二是减少权利。但把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经理人员变成剩余索取者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主要在减少权利方面去寻找，而债权是约束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经理人员的有效途径。因为从至少两个方面来讲，将国有资产（至少部分地）变为债权是可取的。
1.将国有资产变为债权有利于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何种资本持有形式在实现国有资产的安全稳定增值方面最有效，何种形式最有利于以较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期望收益，而不是投资形式本身。投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的投资形式对应着不同的监督成本和期望收益，当国有资产变为股权时，国家拥有剩余索取权，它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监督控制职能，否则，国家的剩余索取权就不可能真正有效。监督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没有足够的激励时，企业经理人员极易通过内部消费、做假账等隐瞒利润甚至将底利变成亏损。无数例子证明，国家作为剩余索取者是很难不被企业经理欺骗的，而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国家监督企业是一次成本很高、收益很低的活动。股东对经理监督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监督所需要的信息，而且依赖于监督者的积极性，而信息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它依赖于监督者监督的积极性。由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经理人员本身并不是企业的剩余索取者，他们监督的积极性不可能很高，使得国家作为股东的监督职能不可能有效实施。
相反，当国家拥有对企业的债权时，它只须领取属于自己的固定收益，而把需费事费力的监督工作委托给其他资本所有者（真正承担风险的股东），只有当企业宜布无力支付国家应得的固定收入时，国家才接管监督职能（核查企业是否真的无力支付及确定在企业真的无力支付时是否应该清算）。
2.将国有资产变为债权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
解决“政企不分”是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国家作为股东很可能无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倒更有可能使原有的“政企不分”变成更严重的“政资不分”。上海进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就说明了这一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股东代表，自然要行使对企业的监督控制职能，但国资公司的官员们却因为拥有不完整的所有权（只拥有最终控制权，不拥有剩余索取权），从而不可能像真正股东那样从资产增值的角度监督控制企业，反而有可能与企业的经理人员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也有可能越界随意干涉企业经理的经营自主权，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并不承担实际的责任。
相反，债权给国资工资公司一个明确的干涉界限：正常经营情况下，不能干涉；但当企业不能偿还债务时，进行干涉。同时企业有必须按约定定期定额偿还本息的约束，从而能够保证他们正常经营。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期待。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更高要求时，从广大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针对我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按照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原则，对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新要求。
一是强化教育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把优先发展教育放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的首位。这是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人力资本是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要素，通过教育而形成的就业创业能力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最重要保障。因此，建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就要使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从而使小康社会成为一个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的社会。
二是充分就业和扩大社会保障的要求。要使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充分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只有实现这个目标，收入才能增加，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证明，实现社会就业更加充分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适应性，这也是教育目标优先的重要原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布局已全面展开。党的十七大适应我国城镇化加快的历史趋势，要求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方针，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我国每一个公民，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都要享有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这项工作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意义十分重大，必须扎实抓好。
三是收入分配合理有序的要求。要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我国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普遍富裕的目标，最基本的标志是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和一些国家的实践，中等收入者主要是这样的群体：其工作相对稳定；收入水平不必为温饱担忧并可以逐步提高，有一定数量的个人储蓄和财产收入；有房产或固定住所；乐于学习并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希望保持社会制度的稳定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按国家统计局对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口的定义，为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之间，这部分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以每年增加3％～4％的速度上升，到2020年预计可达50％以上。但需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为了实现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必须大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加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力度，切实维护低收入者合法权益，从多方面创造条件，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者，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结构，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奠定基础。
四是强化公共卫生服务的要求。要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正在加快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是我们党对人民健康与政府职能关系认识的深化，需要在实践上推动这项工作尽快提高水平。
五是加强社会管理的目标。要使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我国单一的社会结构正向多元和立体的社会结构转化，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社会管理的任务空前繁重。要适应新形势，加强社会管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规范发展社会组织，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稳定、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上述五个方面的新要求，以及对这些新要求顺序的排列和实现程度的界定，是在深入分析各族人民的新期待、充分考虑当前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和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社会发展领域认识的深化，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我们要按照这些新的要求，努力开拓社会发展新局面，使人民的生活得到全面改善。
关键词：制度变量；货币需求；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41－06
一、前言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由三类变量所决定，一是代表社会经济活动总量的规模变量(如GDP、GNP、零售总额等)。二是代表货币及货币替代物收益的机会成本变量(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三是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以外的代表社会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虽然费雪、庇古、凯恩斯、弗里德曼等货币理论家在其经典货币需求理论中曾对制度变量的影响作过系统详细的论述，但由于制度变量的难测定性及短期稳定性特点，在长期的货币需求研究及大量实证研究中，制度因素并没有作为影响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进入货币需求函数，而大都通过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来分析、解释、预测货币需求，制度因素基本被淡出研究视野。1976年Goldfeld发现所谓的失踪货币之谜，只含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的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无法对现实货币量给予正确合理的解释，美国货币需求在1975年一季度向下位移出现断点(第二、三、四季度失踪现象明显加剧)，小于传统货币需求函数的测定量。Goldfeld认为传统货币需求函数遗失了变量，导致了函数出现未能用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解释的误差，原因在于美国制度发展因素未包括在货币函数中，即NOW、货币市场基金等创新产品的出现，降低了货币与替代产品之间的转换成本，货币被相关产品广泛替代，而导致社会货币需求总量的下降。自此，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才为人们所重视，而逐渐激发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致力于通过社会制度因素解释货币需求的变动，建立了很多测度制度变量的指标，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各国的差异性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各种制度因素并没有建立统一的、权威的测度指标，制度变量指标凌乱、松散，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理论体系，也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模型，而是散见于各有关文献，而且目前对制度变量影响的研究还在不断探讨摸索中。鉴于此，本文就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进行一个分类梳理、列举，并做一个简要评论(本文只关注那些建立了测度制度变量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的文献，对于只从理论上论述制度变量影响的文献不在本文关注范围)。
二、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
1、货币化。
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经济化程度提高，货币媒介交易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展，由此导致社会的货币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银行系统不断扩张，增加了对社会存款的吸收能力，银行体系吸纳的存款货币增多，这两种力量推动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Pesek(1963)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们的货币需求行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导致其持币倾向相应变化，他以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作为货币化(也视为工业化)指标，对英国及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显著正向影响货币需求。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1880年－1986年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GDP／M2)，发现这五年的GDP／M2都呈现出先下降、平稳、后上升的U型形状，Bordo and Jonung认为GDP／M2下降是由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所导致的，Bordo and Jonung建立了两个货币化指标：非农业雇用劳动力／社会总劳动力、现金／M2，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货币化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Klovland(1983)使用现金／M2指标的三年移动平均值对挪威1867年－1980年的货币需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为：不论将1867－1980作为一个样本期还是将其划分为四个子样本期，现金／M2的系数都为正；Siklos(1993)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1870年－1986年的货币流通速度重新考察时，发现现金／M2与GDP／M2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Siklos(1997)使用现金／M3指标对新西兰1980－1994年的收入流通速度(GDP／M3)进行实证分析，现金／M3的系数也显著为正。Jonung(1983)以人均持有商业银行账户数量、农业工资的现金支付比例作为货币化指标，对瑞典1871年－1913年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回归分析，两个变量都显著进入回归方程。Hallman(1991)使用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及一个哑变量对美国GDP／M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农业劳动力与GDP／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Adam(2004)以M=3／GDP作为货币化指标，并通过建立货币化趋势指标考察1992年－2003年间货币化趋势对波兰货币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化趋势指标与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其系数为2.478。
2、金融深化。
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认为货币流通速度U结构中，下降与上升两个阶段受不同因素主导，下降阶段主要受货币化的主导，而上升阶段则由金融深化及经济稳定所决定，即支付系统的完善、信息传递的畅通、货币替代产品的不断涌现、以及现金管理技术的应用，加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及经济稳定性的提高，降低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上升，金融深化带来全球货币流通速度的普遍上升。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以人均真实收入变动率的六年平均移动标准差作为经济稳定性指标，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两个指标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Ireland(1991)以人均收入、(金融+保险+房地产)三个行业收入占社会总收入比例作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对美国1929年一
1988年的GDP／M1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表明1929年－1980年金融发展促使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即货币需求的减少)，验证了Bordo and Johung有关制度变量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假设的正确性。Siklos(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作为金融深化指标，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金融深化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存在长期关系。Arnoldfl996)将现金／M2、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及GDP／M2分解为非平稳趋势部分、平稳随机部分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现金／M2不能作为商业银行扩张的替代变量，而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则是替代金融创新的较好指标。Siklos(1997)以信用卡交易额／名义GDP比例、EFTPOS终端数量(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s at point-of-sale)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与新西兰1980－1994年GDP／M3进行协整分析，两个指标与GDP／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前者系数为正，后者为负。Arrau(1991)曾以M1／M2作为金融创新s指标，考察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情况，但影响结果不明确；1981年起美国活期存款可支付利息，活期存款近似产品快速增长，Arestis(1993年)将含息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作为金融创新指标融入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此指标的加入表明美国M1需求函数并没有出现断点，并提高估计系数的稳定性。
3、年龄结构。
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只以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分析居民的货币需求。实际隐含了人们兴趣与偏好不变的假设，即人是同质性的，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变的持币偏好与倾向。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变化，人们的消费与储蓄行为相应发生变化，中年时期的储蓄比率比年轻及退休时期相对要高，年龄结构影响着社会的消费、储蓄行为，这意味着年龄变化对社会的货币需求量也存在影响。Mayor(1984)认为如果忽视美国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不断降低的平均年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比例的变化以及银行信用的制度创新等因素，将无法对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作出正确的回答，而且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变量的货币需求弹性系数估计也会出现偏差，他将人口年龄中位数、城市居住人口比例作为制度变量与人均存款进行横截面估计，结果为：年龄结构的估计系数为正，而人口转移效应为负，年龄结构变化分别解释了1870－1950年、1950－1970年两个时段M2流通速度变化的35.2％、31％。Fair and Dominguez(1991)考察了年龄分布对美国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房地产投资、货币需求、劳动力供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分布对货币需求(M1)的影响为正向，人们在成熟期(25岁－54岁)手持更多的货币，在39岁时边际货币需求倾向最高。Holman and Graves(2002)认为偏好随年龄变化而变化，退休人群相对于其它人群来说将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更大比例的货币余额。他以城镇化人口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来分析偏好异质性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计量结果为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为正，但后者不显著，Holman and Graves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退休年龄不断提前所导致的，65岁不适合作为退休年龄的指标。Modigliani(2004)认为，生育小孩是中国人养老的重要手段，中国计划生育减少了家庭小孩数量，为保障年老(退休后)生活，人们只有通过增加当前储蓄积累养老资金，他以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作为抚养系数对中国1953－2000年储蓄率进行计量分析(储蓄=现金+存款+新发行的债券+个人投资的固定资产)，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储蓄率，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经济增长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几乎一致，两者共同导致中国储蓄率提高了20个以上百分点。
4、收入分配。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被视为收入(总量或平均量)及其它变量矩阵的函数，其隐含了边际货币需求曲线的线性假设，即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始终保持不变，当收入从某个贫富阶层(家庭、个人)向另外的阶层(家庭、个人)转移时，收入总量及收入平均量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货币需求量依然保持不变。Lan-don(1992)认为边际货币需求曲线是非线性的，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货币需求具有异质性。他以家庭收入标准将家庭分为6大组：低于5000美元、5000－9999美元、10000－12499美元、12500－14999美元、15000－24999美元、高于25000美元，并将收入低于5000、5000－9999、15000－24999、高于25000美元家庭所占比例，以及家庭总数，与家庭平均手持M1进行实证统计，发现各收入组家庭所占比例的系数明显不同，这表明家庭收入大小对货币量有不同的影响，实证结果还表明美国在1974年及1982年货币需求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197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期收入差距的上升、1980年代初期收入差距的下降才是导致货币需求发生变动的真正原因，以往货币需求函数中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的影响，才出现所谓的结构性变化。Cover(1993)分别以基尼系数、60％最贫困阶层家庭所获取收入，美国家庭总收入比例与M1进行实证检验，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收入分配对交易性货币确实存在影响，收入越不公平，M1的需求越大，与平方根公式、立方根公式中所谓的货币需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刚好相反。
5、时间价值。
Baumol-Tobin模型考察债券转换成现金时，只考虑了所涉及的交易手续费，而没有考虑到耗费的时间成本，如果时间价值高，无疑增加了债券与现金的转换成本(手续费成本加时间成本)，使人们可能持有更多的货币，即时间价值影响货币量的持有。时间价值一般以劳动边际生产率也即工资率来衡量的。Kami(1974)将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及财产收入，以每小时工资作为时间价值的替代变量，考察其与M0、M1、M2之间的关系，工资率显著正向影响M1、M2，工资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大于财产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验证了存货模型及持久收入假设。Mulligan(1997)采用面板数据考察了1961－1992年12000家企业的货币需求’，以每个企业总部所在地员工工资及企业销售额作为解释变量，工资率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需求，在同等销售额情况下高工资率的企业持有较多的货币。Lotti
(2007)认为企业在货币需求行为方面也具有异质性特征。不同的组织结构、目标函数及行业背景，都影响到企业的现金管理及货币需求，而且每个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实际也不一致。不能单纯以存款利率等作为机会成本，而应以各企业自身的利息支出率作为机会成本，他以每个企业的净销售总额、利息支出／总负债比例、平均工资三个变量考察制造、批发、零售业三个行业企业的货币需求(货币=现金+存款+短期投资)，结果显示三个行业中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具有较大差别，介于0.22－0.33之间，当三个行业合在一起实证时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显著，但三个行业分别考察时零售业工资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则不显著。
6、税率与转换成本。
假设对Baumol-Tobin模型中的债券收益征税，则投资债券所获收益将减少，债券吸引力下降，人们将转而增加货币的持有，税率越高。债券投资吸引力越低，人们对货币需求也越大。Kaminow(1969)认为1930年之前货币需求的短期利率弹性为0可能是由于忽视所得税结构而导致的，持有货币的成本不应以利率而应以税后利率来衡量，他选用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考察税收对1900－1929年、1948－1961年两个时段货币需求的影响。发现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与货币需求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但他同时发现1963－1965年美国实行减税政策期间，居民货币余额却增加210亿元，税率降低反而促使了货币需求的增加，对于税率影响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果，Kaminow认为税率变动与战争、赤字、衰退等社会经济因素高度相关，这些隐含于税率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导致了税收对货币影响结果不完全相同。Duca(2000)利用修正的Baumol－Tobin模型作为理论框架，以债券股票投资基金费率、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与M2流通速度作协整回归分析，M2流通速度与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存在协整关系，费率降低引起流通速度的加快，M2与各投资基金具有相互替代关系，费率的降低减轻的货币与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引起货币向基金转移，1990年代M2流通速度的上升与货币、债券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密切相关，不断下降的债券投资基金费率解释了M2流通速度不断上升的原因，
7、其它因素。
(1)产业结构变化。Driscoll(1982)认为农业的货币需求小于其它产业的货币需求，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不应忽视产业结构变化及不同产业的货币需求差别，他对十二个发展中国家的M1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有七个国家的农业产业收人比例(农业产业收入／GDP)与货币需求之间显著呈反向关系。农业收入比例的降低(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例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货币需求量，证明了非农业产业比农业产业具有更高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2)市场均衡程度。Duo Oin(1998)认为标准的货币需求模型建立在完全市场均衡基础上，发达国家市场均衡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计量结果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好，他对韩国、新加坡、日本三国的M1进行实证分析，以美国的货币市场利率(rf)及各国的政府预算支出，财政收入比例(rb)作为各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非均衡指标，rf对韩国、新加坡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力(新加坡国内利率不显著，而主要受美国利率的影响)，而日本的货币需求则不受rf、rb两者影响，由此说明日本的市场均衡程度高于韩国、新加坡。(3)消费、投资、出口的货币需求差异。Tang(2002、2003)认为消费、投资、出口具有不同的货币需求倾向，只以其总量(即GDP)作为规模变量可能导致系数估计有偏，他将GD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及出口同时置于同一需求函数中，对马来西亚、日本的广义货币进行计量分析以检验这三变量的货币需求倾向，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系数显著不同，投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明显大于消费及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1973－2000年日本的投资、消费、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分别为1.2、0.34、0.25。
三、简评与启示
虽然货币理论家早就认识到制度因素对货币需求的重要性，也曾对其影响机理进行过论述，但都只停留于笼统的理论层面，而没有定量化进行实证研究，以证明其影响效力及影响方向，如Friedman在其新货币数量需求函数中加进了制度变量u，但在考察美、英两国100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并没有将制度变量的影响考虑进去。将长期被忽视的制度因素指标化并纳入货币需求函数进行计量分析，使得制度变量的影响不再停留在理论讨论层面，而是提高到与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的同等重要位置，进入实证需求函数考察制度变化对货币需求行为的影响，这极大丰富、完善了货币需求理论，是西方经典货币需求理论的继承、综合与扩展。
制度变量进入实证函数，提高了模型的计量效果。一方面提高了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估计系数的准确性。在传统货币需求计量中，只有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两个变量，而没有考虑到制度变量的影响作用，制度变量的影响效果进入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中，特别是进入规模变量的弹性系数，由此导致规模变量的需求弹性普遍较大(Friedman使用GDP及利率估计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时，GDP的弹性高达1.8、1.2)，制度变量进入函数后，其影响效果从规模变量弹性系数中分离出来，解决了长期存在但又被忽视的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有偏问题，降低了规模变量的需求高弹性系数，改变了长期以来Friedman(1963)所谓“货币是奢侈品”的说法(货币的收入需求弹性＞1)。另一方面提高了函数的稳定性。由于没有考虑制度变量的作用，传统货币需求函数在稳定性检验时，容易出现系数估计不稳定问题，如众所周知的美国1974年的货币失踪之谜，但将有关制度因素纳入货币需求函数后，货币需求稳定性普遍提高，没有出现所谓结构断点问题，及时将制度变量的影响信息融入实证分析，提高了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估计、预测的准确性，有利于货币发行目标实现与货币政策的操作。
一、悖论之一:利润率(利率)的边际决定与资本计量的循环论证
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猛烈的批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出现了资本计量的悖论,这个悖论引发了新古典经济学一系列相关命题和假设的矛盾,因此,资本计量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资本计量悖论,简单地说就是:资本的价格取决于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资本的供给决定于储蓄,资本的需求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供求均衡时的利润率(利率)恰好等于产量对资本的导数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注:在新古典竞争均衡条件下,利润率又被看作是利息率。),这就要求资本的数量独立于利润率而预先得到确定;但是资本本身并不能独立于分配而预先确定,随着工资率的变化,从而利润率变化,相对价格会产生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会出现对资本价值的重新估值,资本价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决于工资率或利润率的配备,资本量是利润率或工资率的一个函数(注: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李嘉图最早涉及,威克塞尔(1893)较早就进行了说明,后来罗宾逊(1956)、斯拉法(1960)等经济学家都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利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求解利润率(利率)就产生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即已知利率(r)求资本(K),再通过资本求利率的循环。
新古典关于利润率边际决定的原理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从微观方面而言,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加以表示,产量Q=f(L,K),在产品价格为P的情况下,利润率,工资率,根据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质,则产品的价值构成是:PQ=PMP[,L]L+PMP[,K]K,即Y=wL+rK。各种要素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率获得收入,正好把产品价格“分配净尽”。因此,要素价格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从宏观方面而言,萨缪尔森等新古典学者将C-D生产函数Y=AL[α]K[1-α]加以运用,并把它变成了论证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工具。一方面,他们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证明,在C-D生产函数中,产量对劳动、资本两种投入量的产出弹性系数即α和(1-α),与美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各自所占份额(前者约占3/4,后者约占1/4)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利用数理方法进行证明,所谓劳动、资本的产出弹性,实际上不过是劳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分别乘以各自的要素投入量,然后再比例于总产出的结果。因为,将它们分别乘以各自的投入总量L和K,再分别除以总产出Y=AL[α]K[1-α],便会分别得到α和(1-α),它们的经济含义显然就是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
从上述宏观或者微观角度的论证来看,新古典的边际分配原理似乎天衣无缝。但是,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新古典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即循环论证的逻辑“悖论”。因为,一旦我们从价值(价格)总量考察资本量(K)时,马上就会发现,资本量又与利润率(r)、工资率(w)以及资本加总时的相对价格(p)密切相关:K=g(w,r,p),资本量的计量根本就离不开利润率、工资率以及相对价格。显然利润率、工资率的边际决定与资本量(K)的衡量离不开利润率、工资率以及相对价格这一点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就是“资本计量悖论”。资本计量悖论并不是说资本本身不可以计量(注:当然,资本计量本身还存在着指数的选取问题,随着选取的统一利润率不同,相对价格就不同,从而指数会发生变化,由此计量的资本价值量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而是要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利用生产函数求导即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来说明分配(如资本利息)的原理与资本计量本身离不开分配这一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循环论证。因此,资本计量悖论只是针对于纯经济理论范畴而言,它仅涉及到新古典理论在逻辑上的精确性问题(Harcout,1972)。
对资本计量悖论的探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Wicksell,K.)所阐述的被后人称之为的“威克塞尔效应”;二是被斯拉法(Sraffa,P.)复活的古典传统途径,即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一书中所作的解释,罗宾逊(1953)、卡尔多、帕西内蒂等其他新剑桥学者也有基本相近的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很早就意识到利率(r)的变动对资本价值(K)所产生的影响。(注:威克塞尔在1893年的着作《价值、资本与租金》中提出了被后人称之为的“威克塞尔效应”——即利率变动会对资本价值产生影响,后在《国民经济学讲义》(1901,1906,中文版,1983)第165-177页中又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都局限在“负的威克塞尔效应”上。后来威克塞尔在他的学生古斯塔夫·阿克曼(GustafAkerman)1923年的《实际资本与利息》一书中发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即“正的威克塞尔效应”,这一点可参见Lutz,F.A.The Theory of Interest,1968.P35-55.本文利用了后人更为规范的表述。)威克塞尔效应就说明了这种影响。在没有联合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的经济中,若侧重于两种稳定状态的比较,那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威克塞尔效应:设X[,i]为各种“资本品”,P[,i]为相应的价格,则以价值衡量的资本量可以表示为,“威克塞尔效应”可表示为式(1),即利率变动所带来的资本价值的变动。这个效应可以分解为“价格威克塞尔效应”和“实际威克塞尔效应”两部分构成,即式(1)中等式右边的两个部分。(注:Burmeister,E.1980.Capital Theory 、and Dynam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p118-134.)
附图
式(1)说明,随着利率的变动,资本价值也在变动,资本价值的这种变动是通过“实际威克塞尔效应”和“价格威克塞尔效应”两条途径实现的。若仅考虑技术角度衡量的实物“资本品”,则实际威克塞尔效应可以忽略。因此,威克塞尔效应的净结果是“价格威克塞尔效应”。随着利率(r)的变化,式(1)可能大于零,可能小于零,也可能等于零;对应地,资本价值(K)可能上升,可能下降,也可能不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利用生产函数求导(即边际生产率)的方法来说明分配(如利率r),明显存在循环的逻辑论证,因为利率本身是资本价值确定的要素之一。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新古典主义者,威克塞尔自己并没有放弃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而认为边际生产力论对于资本而言,仅仅适用于个别企业,只是不能应用于整个社会而已(威克塞尔,中文版,1983)。威克塞尔的这个论断显然比克拉克、威克斯蒂德(Wicksteed)等人更为高明一些,但这并没有解决循环论证的悖论本身。
斯拉法作为古典传统的继承者,对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计量悖论一直持肯定的态度。斯拉法对资本计量逻辑悖论的批判是通过一个巧妙的生产方程(体系)进行的,这个生产方程可以用式(2)表示。(注: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生产体系公式,每一种资本品的投入均以整体“1”看待,更为详细的表示公式请参阅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7,34,49,56,78等相关页码。另外,在说明利润率对资本价值的影响时,斯拉法的表达方法和威克塞尔效应表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威克塞尔效应采用了加总后的价值构成方程。)
p=(1+r)Ap+wl (2)
其中p是正常价格的列向量,A是物质投入的矩阵,l是直接劳动投入的列向量,w是统一的工资率,r是统一的利润率。在具有经济意义的情况下,对于特定的任何可行工资率(w)来说,公式(2)可以相应地得出非负的、标准的和唯一的利润率(r)的同时,还能得到唯一的正数的价格向量(p)。就如斯拉法所说,利润率的决定“必须和商品价格的决定,通过相同的机制,同时进行”。(注: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2页。)斯拉法的理论充分证明了在工资外生给定的情况下,利润率和价格体系必须同时确定的原理。也就是说,资本价值(K)即公式(2)中的Ap部分的价值量作为一个可测数量而独立于分配之外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威克塞尔、斯拉法和罗宾逊等许多学者都对资本计量悖论提出过若干重要的论述,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注: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8页。)
一场让我白发寸断的官司
这个孩子，是我二姐的儿子。十多年前，二姐因为姐夫酗酒，总是挨打，婚姻无法继续。可是因为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迟迟不能离婚。为了养活这两个孩子，二姐四处打工，在敬老院照顾老人，下班替人家喂猪，因为近亲遗传性因素加上贫困的日子，营养不良导致骨质脆弱，摔个跟头骨头就折了。
在孩子十二岁那年，目睹了父亲醉酒打骂母亲，他冲出来护住母亲，从此寒了心。他把满身是伤的母亲带出来，领着母亲辍学去打工。
还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说，即使考上大学，家里也供不起，还不如早点赚钱养家。那时候我就很心痛，那是个天分很好的孩子，很聪明，很多性情跟我相似。可惜我那时候也挣扎在生活和命运的泥沼中，不能助他一臂之力。那几年，他就领着离婚的母亲，四处打工，并学习了理发和文身的手艺。他很羡慕我有绘画的天分，几度以我的自立自强为榜样，让我内疚的是，我却一直无法照顾到他，因为父母姊妹，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了，空有一番牵挂，两行热泪，只祈祷命运能给他以特殊的关照。
在长岭县城，他一直以理发为生，并有了性格温顺长相漂亮的女友。十载风雨，他成长为一个大小伙子，脸上依然稚气未脱，却已经经历了很多人世风霜。
人生有很多不能选择的事情，比如父母，比如家庭。就算你天资再好，也难免为父母亲情所累。说到出的这个事情，又是一场亲情的无情。
孩子说，我把我叔叔砍伤了。我的脑海中立刻冒出那个处处算计的叔叔，那是一个早就众叛亲离的叔叔，他亲叔叔。我问为什么，他说，他打我奶奶，并且拿刀威胁，我实在气不过。
我让他慢慢说，据我所知，他的奶奶因为害怕他的小叔和那个小三上位的小婶婶，在他爷爷去世后一直流浪在外，至少也有5年了，这五年里，奶奶大部分时间都跟他在一起生活，有很多次他跟我说，奶奶小时候对他很好，处处照顾他，谁不养活奶奶，他都得养活。奶奶在30年前买了郊区的一处三间土房子的院落，后来那地方要拆迁，一直无正当职业的小叔在40多岁时想把那个他养了两年的19岁的站街女娶回家，替代他貌丑多病的发妻，遭到家人反对，叔叔不顾一切抛妻弃女，撵走了股骨头坏死濒临瘫痪的发妻，答应以父母的房子和土地为彩礼，娶回了那个小女人。
从此爷爷和奶奶陷入了贫困和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靠捡破烂自己养活自己的父母挨骂挨打是常事。爷爷得了肺气肿，商量小儿子拿土地换点医药费，结果小儿子一天也没送他去医院，最终活活烂死在炕上，被儿子和那个女人强制在他们自己打印的遗嘱上按了手印，说房子死后给小儿子。爷爷临终前嘱咐奶奶自寻活路，拿着产权证赶快逃走。孩子有点恨叔叔就是在那时，他说我看着爷爷咽气真是心痛啊，大冬天的，肚子要胀破了，我质问小叔为啥不买导尿管，小叔去了，很久才回来，存心让爷爷快点死！孩子看着爷爷一点点咽气，伤心欲绝。
我知道，那绝对是一个善良孝心的孩子！可惜他当时自己流浪无力赡养爷爷奶奶，奶奶也说，给叔叔拿多少钱，都剩不下，也没见买几粒药回来，就是不送爷爷去医院，还不准别人插手……
奶奶这一逃，就是5年。房子和土地被小儿子霸占，老人有家不能回，小叔前妻的女儿也因不堪受气四处流浪过活，全家人生活在小叔的之下，敢怒不敢言。出事的这一天，恰好孩子领着对象来长春打工，奶奶也跟来，租了房子安顿了奶奶，奶奶看他拮据，突然说去找小叔要点土地直补钱，奶奶和爷爷有10多亩土地，只是被儿子霸占了，奶奶说，你也跟我去说说，万一打我也拦着点。孩子就跟去了，先被小叔骂了一顿，他就让奶奶自己进屋说，他站在外面等。结果发现屋里吵起来，他隔着窗户看见奶奶被打倒，就冲进去，看见小叔拿着刀喊叫，说都给我滚，谁来砍死谁，什么房子地，都是我的，谁也没权利要。奶奶挣扎着分辩，可是小叔还是挥刀喊叫，他就上前夺刀，混乱中将小叔砍伤……
在亲戚的协调下，小叔答应要钱了事，孩子将自己攒的4万元给小叔拿去疗伤，大概也没花那么多，我也教育他不管怎样不能对叔叔太狠，治好了伤，他要钱再给些，我也将我父亲今年的蜜钱给他凑钱赔偿。他说叔叔不追究自己自己也得讲究点，多给些钱。住了十天院，叔叔说出院，让他送钱，他正给人打工干活呢，穿着拖鞋就去了，拿着东凑西借的几千元钱，结果，警察在病房等着，说不堪叔叔一次次打电话，只好抓人了……
就这样，钱也花了，人也被算计进去了。那一家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被那小叔的岳母家架着，欺负得四处跪求借钱。那叔叔说了，房子地不到手，人家不跟他过了，他当初答应人家女的房子拆迁后，除了自己住的，拿出一半给大舅子，所以必须再赔偿12万加上母亲的全部房子和全部土地，而且还得让孩子蹲着不出来，那岳母家间接找了些有头有脸的人压着，不拿到全部财产不罢休，就这样，一场本来和奶奶的房子地没关系的案子，因叔叔借此要挟而变得复杂起来。
孩子的爸爸四处下跪凑足了他们要的钱，给他时他站在街上，要同时交出老人房产证，也不写证明，当初给的四万还不承认，幸好孩子当时自己留了证据。
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以近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消费增长速度来弥补。这是中国经济今后几年保持较快增长的内在逻辑。
人们刚刚看到世界经济复苏的曙光，虽然仍在为美国金融机构推迟大量衍生金融合约兑现而担心，但还是庆幸经济总体上已触底反弹。迪拜危机的冲击波却不期而至，使人们对金融危机尚存余悸的心再一次提了起来。迪拜事件是个体事件还是并非独立事件?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第二波来袭?这些其实在预料之中，都可拭目以待。处在危机尚未结束，时间上将要跨入新一年的当口，最关键的还是要选择好中国经济复苏路径的下一步。
为此，有必要对即将结束的2009年的复苏途径及效果认真进行总结和评估。2008年月10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工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以及财政收入从第三季度之后开始出现迅速的下滑。这次会议提出：“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半个多月之后的11月5日，4万亿的刺激计划应声出台。一年之后，当初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盘政策蓝图清晰可见：把全力遏制经济下滑作为首要目标，以内需、外需和就业为政策服务核心内容，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内需方面，中央财政两年内投入1.18万亿元用于中央投资，并以此带动社会投资共计形成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为了刺激消费，先后出台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以及降低商品房交易的税费、利率和首付等多项政策。同时还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并将3G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前出台，启动了第三代移动通讯牌照的发放工作。为了刺激企业投资，增值税转型改革也迅速完成，企业设备投资可以纳入抵扣范围，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税费减免措施。据财政部估算，上述措施将总计减轻企业负担超过5000亿元。外需方面，多次提高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装备制造的出口退税率，并为出口企业提供融资救助，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进行了一定的变通。面对这些内需措施的资金配套难题，2009年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安排了规模史无前例的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财政部首次地方发行了2000亿元地方债，并且降低了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今年前三个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公布之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经济复苏的趋势快速向好无可争议，完成GDP8％的增长预期目标已不存在问题。
在4万亿内需刺激政策问世之初，不少学者就指出需要注意其可能带来的包括结构恶化和产能过剩的副作用。现实是已经失衡的投资和消费比例更失衡。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推高了投资率，随着4万亿投资落实，中国的投资率已大幅攀升到33％～40％，这已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993年投资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在投资率突飞猛进的同时，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1952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69％，到2004年已缩减至35％。消费之所以下降，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4万亿投资大部分投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领域，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产业结构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第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95％，即7.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中7.3个点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年第三季度降到了35％以下，由于外贸同比增长－3.6个百分点，拉低了经济增速。主要靠投资增长拉动GDP增长的同时，严重的问题也已经开始暴露：一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异常突出(六大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依然不止；二是为配合大规模投资，尽管在美国零利率、美元泛滥的环境下，国内货币政策仍不敢趋紧，货币供应超多，市场上已产生了对物价上升与资产泡沫的一片担忧；三是过大的财政赤字积累也令人担心。可以断言，3月份以来以GDP为代表的指标一路走高，这主要是由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带来的，民间投资和港澳台投资距离期望值还很远。所以现在的反弹只是政策性反弹，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复苏。市场复苏是不可逆的，暂时性反弹是可逆的。有人说现在谈通胀太早了一点，美国人都没有谈。但是在应对危机的时候，美国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货币投放，美国最高的时候M2增长只有5％～8％左右，英国和日本都在5％左右，而中国是28％，所以如果有通胀，首先会在中国出现，或者是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关注通胀绝不是没有必要。从中长期看，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即使复苏，能否再恢复到2003～2007年的高速增长，随之能否出现世界贸易的高增长，都要打个问号。那么，中国连续几年积累的高投资后所需的最终需求――消费在哪里呢?这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今后几年可能出现的投资效率和银行资产质量问题的担心。
如果中国能在积极刺激投资的同时，下更大的力量去刺激消费，共同消化国内巨大的产能，也许经济总量能在相抵出口减少的背景下，以更快的消费增长率与较高的投资率之间的平衡，来维持总体经济继续保持8％～9％的平稳增长。换言之，美国发生危机了，世界贸易下降了，出口缺了一大块，同时靠扩大投资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因此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以近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消费增长速度来弥补。这是中国经济今后几年保持较快增长的内在逻辑。就此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是提速“消费”。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确实是一个长期在讨论并寻求解决、而又难以快速解决的大问题。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长期下降的趋势，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核心原因。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状态，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在再分配中也没有得到纠正。依据资金流量表的实物表，1992～2005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由69.3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占比则上升8个多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也上升了1个多百分点。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显然会抑制居民消费能力。除了劳动报酬净额之外，居民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也呈下降趋势，14年中下降了2个百分点，且主要是利息收入，红利收入很少(如2005年只占12.7％)，使居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增长。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在再分配中得到校正。1992-2005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甚至在其中的5年(1994年、1995年、2002年、2003年、2005年)，再分配之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反而低于在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比重，企业部门的收入比重也有所下降，而政府部门的收入比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呈上升趋势。可以发现，在上述14年中，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其中有的年份高达一倍以上。这说明，政府并没有发挥利用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相反，政府在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有近一半都用于与社会福利开支无关的地方。这种做法对于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是相当大的。从居民储蓄率偏高这一方面去找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如亚洲文化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自然原因外，必须要研究的是，是什么推动了中国总储蓄率从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这其实不是居民部门(11年中居民储蓄由19％提高到22％，仅提高了3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印度的24％)，而是政府和企业部门(两部门11年中储蓄率由17％提高到29％，提高了12个百分点，对储蓄总量的贡献率高达80％)。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就必须提高居民储蓄向消费的转化。缩减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居民在相对更高的收入水平基础上提高消费率。通过改变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扩大国内消费，既是一个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战略性问题。既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的路径，同时又是解决国内与国际间稳定发展的路径。作为一项具体工作，比起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当今中国更需要一个政策明晰、内容充实、有时限要求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规划”，以指导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尽可能防范把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寄托于世界经济不稳定周期上的风险，真正确保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作者
张嗣兴：本刊特约专栏作家，原国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华北电力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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