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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科学

时间:2023-05-30 09:13: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居环境科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人居环境科学

第1篇

1.1从学科上的构成来看

人居环境科学是以“建筑、城市规划、地景”为核心的多学科群组,其学科涉及地理、土木、环境、生态保护、民俗、历史心理、社会、经济、交通等领域,内容包含人类社会诸多方面。

1.2从概念来看

道萨迪斯说人类聚居是“人类生活间的聚居”。根据这种解释,只要是人类生活的地方,可称为人类聚居。美好城市的营建要以人居环境科学为理论基础,要控制城市的规模、发展区域城市圈、优化城市圈交通系统、加强城市基础设计的建设与管理、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突出城市特色,城市发展战略要具有前瞻性与可持续性、优化城市管理的法规和制度、加强公众参与的力度等建设原则,最终建立起人性化、安全、健康、舒适、宜居的美好城市。

1.3从主次看

人居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层次观念,不同层次人居环境单元的居民量和具体内容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变化发展部分和复杂水平存在着巨大不同。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运动与工业发展息息相关,工业化带动了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现代的人居环境是一个完整的总体,尤其是随着全球逐步深入的今天,相互影响越来越广泛,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独立的人居环境单元已不存在,人类生活在一个完整的人居环境整体中。

1.4从方法论角度来看

人居环境科学不同于传统的学科合作,同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或边缘学科,更不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的需求层次逐渐提升,只有当较高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人们才能体会到幸福感。它是融会贯通与人居环境有关的学科内容而形成的一种科学理论。虽然其方法论体系仍在探索阶段,但主要方法论概念已经确立,即“融汇、集合、综合”,人居环境科学领导者称其为“综合研究方式”。

2我国城市规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过度细化研究的方式和方法

受简化方法思维模式和传统的分解方法的影响,人们对城市的了解如果越多,产生的学科及分支就会越多。人居环境科学倡导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研究学科越分越细往往使各专业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侧面来研究问题,而且着重探索详细规律和研究各种技术细节。造成研究结果往往也是难以相互协调,有时甚至是矛盾的。

2.2过度强调思维方式

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大致遵循的仍然是格迪斯在20世纪初提出的“诊断先于治疗,调查先于规划”的工作模式,这种分析、规划、监察的工作程序一直被广泛的运用。城市建设应该是以国家发展为基础,以区域发展为平台,走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人类认识事物的能力是有局限的,对事物的分解解析是人为地将真实事物割裂开来,使我们不能够全面掌握事物的内在联系,也就缺乏建立事物内在联系的整体思考能力。美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城市,而是整个区域、整个国家。现代城市是一个开放而又复杂综合系统,在城市规划中仍然沿用这种思维方式,对城市各子系统有机联系的了解就会愈加困难,就无法真正理解城市的客观规律和城市基本问题,从而无法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

2.3规划方式技术倾向较重

人类所生存的世界是知识性世界、生活的世界与意义世界三者的统一。思维方式过度解析以及研究方式的过度细化使得城市规划越来越注重体现知识世界的发展成果,逐渐成为了一门技术,也就越来越忽视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美好城市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纯粹技术的统治只会使城市更为物质化、感官化、形象化,人类科学精神是虽然得到体现,我们却舍弃了人类人文精神这个根基,舍弃了人类精神这个本源,不能够真正体现人类聚居生活的要求。

3人居环境科学思想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应用

3.1关于城市规划理论的重建

对城市进行研究的学科已经独立发展了许久,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整体观”的角度和国情出发,重审已有成绩。

3.1.1将综合性城市规划做为目标,构建新的城市规划中心理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有两条并行的发展轨迹:以空间形体规划为主的城市设计和以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规划为主的综合性规划。

3.1.2构筑“地景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三位一体的模式,构建理论核心。现代建筑学、地景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发展有着共同的背景和目标。通过分析城市美化运动的兴起,我们不难发现,不论东西方,也不分经济的发达程度,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矛盾是相似的。在近代西方理性思维的影响下,地景、建筑、城市规划被划分为三个独立的学科,虽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它们之间缺少固有的内在联系,但还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地景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三位一体就是综合其主干得课程,形成统一的城市规划中心理论体系的核心,作为各学科、各专业拓展的根基。

3.2主要策略和步骤

3.2.1创新城市规划教育。我国现有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科主要可总结为四类:建筑类、理学类、工程类、林学类,它们都是主要针对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规划教育,缺乏整体、系统、科学的要求。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可持续进步,正日益成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对于城市规划工作者,应从整体思维要求的角度出发,加强其思维方式的锻炼和哲学精神的培养,并改造其传统的思维模式,培养其战略观、大局观、系统观、和独创精神,提高其运用整体或者处理系统问题的能力。

3.3两大实现途径:建立健全城市规划评价体制,加强公众和社会参与展现居民社会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公众和社会参与。如今我国城市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城市规划中公众、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参与越来越广泛,并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城市即为社会的缩影,一个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美好城市就是和谐社会的缩影,它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今后的公众和社会参与可以考虑这样的模式:首先是广泛深入的公众调查和社会调查,顾到城市规划需求;另外是分析研究的需求,形成城市规划中心理论体系框架,并与公众和社会进行充分交流;然后是多专业、多学科协作,充实中心理论体系,并在各相关学科之间形成城市规划基础理论;实践中,建立实时的动态交流架构,使公众和社会参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

第2篇

[关键词]人居环境科学;生态地域;生态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45-05

[作者简介]袁 琳(1982—),男,河南开封人,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人居环境、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研究;雷 毅(1962—),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北京 100084)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基金项目“科技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机制和问题研究:中国案例与国际比较”(2012WHYX007)的阶段性成果。

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旨在综合应对中国城乡建设过程中的各类复杂问题,已成为指导当代城乡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基础理论。在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将人居环境科学提倡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运用于生态研究和生态实践仍具有启发性。

一、“人居环境”理念蕴含的自然观

人居环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发生联系和作用的中介。人居环境建设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相联系和作用的一种形式,理想的人居环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类社会只有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即只有自然与人类的互动创造和谐的人居环境,人类社会才能适应生存,取得进步。①从“人居环境”的视角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基础是一种整体论或系统论的思想,并且承认人是生态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人不应该也不可能超然于地球生态系统,尽管人具有积极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动属性,但这种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形式并非人类拥有内在价值的依据。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整体性质基本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关怀的道德对象需要突破要么强调人、要么强调自然的局限,进而扩展为对人地系统的整体道德关怀。共同承认人与自然的整体价值和人类实践的能动属性,就必然要求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须以适应自然且不违反生态规律为前提,以保持人地系统的和谐和可持续为准则。①

麦克哈格(Ian L. McHarg)认为,“生态规划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在于它的综合性”,对于生态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应“选择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活动场所”。②他自己的研究即践行这样的主张:早期致力于大地生态适宜性的研究,强调环境决定论和聚居环境建设的适宜性,后来转而推动人类生态学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认为人类学家将对生态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尤其强调人文因素。③“人居环境”理念蕴含着天人协调的自然观,因此,将人、文化、环境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对象,运用“人居环境”的概念开展生态研究,有利于建立促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尺度,有利于自然与人文因素在生态研究与实践中的统一。

二、“地域”作为整体的研究与实践对象

近年来,在处理人居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城市”的概念正被广泛使用,而“生态城市”理论在广为接受和应用的同时也正遭受当代学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包括:依赖高新技术和完美的城市模型,需要高投入和严格建设控制的生态城市能否真正实现?为什么世界上至今仍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这种源于西方的城市理论是否适合当代中国的实际需要?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如何才有中国特色?等等。与此相伴的是以东方山水园林美学为基础的“山水城市”,以及转化自西方的“田园城市”等概念的再发展和再应用,这些概念都为解决生态问题、缓解人居与自然的矛盾作出努力。但不论是“生态城市”还是“山水城市”或“田园城市”,其基本对象均以“城市”为本体,这本身就具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自然、环境在不经意间成为城市的“背景”或“附属品”,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不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的乱象。吴良镛院士曾经对“山水城市”建设提出过这样的担心:“如果将建设‘山水城市’理解为匆忙地在这些地区搞开发,实际上是背离了‘山水城市’的方向;如果这样搞下去,要不了多久,一些风光明媚的地区就会被‘城市化’;果真如此,所谓‘山水城市’也就名存实亡,成为失去山水的‘山水城市’。”④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更加有利的本体对象来描述人类聚居区和自然构成的整体,而不至于将自然疏于考虑呢?

生态问题本身均具有“外部性”,无论城市规模多大,都依赖于更大的自然地带,依赖于区域对于食物、水以及其他重要自然生命过程的供给。当这些联系有效且加强的时候,人居环境就变得繁荣而可持续,而在这些必要的联系变弱的时候,人居环境就会衰落。这决定了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要认识到某个场所及其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的广泛联系,应以整体的视角关注容纳了生活、生产,承载了人类活动的完整的自然单元。

西方理论有强调以地域整体对象展开生态研究与实践的传统,并强调以自然定义地域单元,称之为“生态地域”(ecological region)。在具体的人居环境实践中,集水区(流域,watershed)是最常见的、应用最广的生态地域单元,以此为基础规划和建设人居环境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这一概念最初运用于纯自然地带,后来也在人类聚居区中被广泛使用,体现着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有机整体,常被当做一个“活的有机体”。①很多生态规划方面的先驱都强调对这一生态单元的应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文化》中曾经以“作为家园的大地”论述“地域”的概念,将城市发展看做地域发展中的地理现象,并强调要以自然单元定义地域范围。他将地域整体看做人与自然共同形成的集体艺术品,强调以自然地域为单元开展有机规划。②作为生态学家与规划师的本顿·麦克凯耶(Benton Mackaye)则将地域与人类生态学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将生态地域作为其确定的、基本的组织单元。③而麦克哈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工作则更为直接地深化了对生态地域的认识及人类聚居区的生态规划实践方法。

“人居环境科学”关注的是整体的人居环境与综合的人类实践,强调对城市、乡村与自然进行整体、综合研究,注重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组织原则。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中,人居环境科学一直倡导面向“地域”的研究,统筹城市、乡村和自然,这一点在吴良镛院士的各类研究中都有体现,如北京2024、京津冀、长三角空间规划项目等。此外吴良镛院士还提出了“地区设计”的思想,认为要重视各个地区的发展,要通过地区规划设计,实现生态基础的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地区文化的复兴,创造地区文化景观体系。④人居环境科学涉及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等多个层次,统筹社会、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倡导的“地域观”包含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基本架构,为通过地域整体统筹协调促进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基础。人居环境科学中的“地域观”融自然生态单元和人类聚居系统于一体,有利于整体认识地域自然与人文,促进城乡统筹、大尺度人工与自然的科学布局以及地域性生态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从这一理念来看,将当前的“生态城市”的概念发展到“生态地域”的理念,以地域为整体开展生态研究与实践也显得更具价值。

三、“第三体系”思想与地域生态研究的新路径

自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东西古今文化态度的争论就一直存在。近代文化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国粹派”,包括“中体西用论”与“中国文化复兴论”等;第二类为“西化派”,包括“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第三类为“本位文化论”。⑤类似的争论在人居环境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从过去东西方形式的讨论,到今天东西方生态范式的应用,学者们因学科的细化也越来越趋向于在传统或现代的专门领域中开展研究。这种情况促使“保守”与“激进”分化,“传统”与“现代”分异,并产生了愈演愈烈的争论,而不同的立足点和价值观也带来了实践方式的差异。

张岱年曾结合中国的实际,应对东西方文化之争,提出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即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①张岱年先生所说的“文化”超越了仅仅存在于道德、观念层面的狭义文化含义,指的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由于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改造人性自身,因此,这里的文化形成的同时包括了对外在自然和人自身的改造过程。从这一基础出发,张岱年先生指出,“体用论”割裂了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改造,并由此批判了存在着脱离实际生活(用)的所谓抽象原则(体)之说,否定了存在一种超越于物质生产、科技活动之上的“体”。他试图用一种超越道德、艺术范畴并囊括了政治与物质生产的观念与实践统一的文化“综合创新”来替代“体用论”。

吴良镛院士将“综合创新”的思想带入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中。面对更加复杂、综合的对象——人居环境,他阐释了面向实践的“第三体系”的思想,并在《人居环境科学发展趋势论》中对“第三体系”作了细致的阐释:“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再学习、再认识、再思考、再刮垢磨光,诸领域都各有特色可称为第一体系;西方文化也有其独特的体系,西方文明科学人文的成就包括今天先进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可称为第二体系;经济建设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问题广泛内容繁杂需要基于中国国情将二者融合创造第三体系。第三体系需要分门别类据具体情况而创造,古今中外一切皆为我所用并无一定之规。”②“第三体系”的思想是基于“综合创新”文化观并结合当前人居环境研究、实践现状提出的新观念,这一观念强调古今中外优秀成果在某些方面的有机、系统综合,还强调与当前人居环境建设中“真问题”的结合,是文化观与人居环境科学倡导的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方法论相结合的产物,表达了在“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础上面向当代问题进行有效“实践”的方法论。

传统中国有着深厚的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的实践经验,是传统生态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大部分土地都经由数千年的劳作,人居环境建设也是人与自然不断协调进化中长时间生成的。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大尺度的自然利用与改造活动,人居环境实践已经扩展到了地域范围内人与自然秩序的构建,既涉及人工自然基础设施建设等物质方面,也涉及山水审美、山岳祭祀等精神层面,这本身就具有众多智慧,且和地域紧密联系。而在当前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各地域人居环境建设又都面临着很多与西方快速城镇化、工业化阶段相类似的生态危机。在中国地域生态研究中运用“第三体系”理念,既能体现对本土生态历史的尊重,认识传统生态文明及其遗产的价值,又能对照西方经验,对某些普遍问题的解决方法有所借鉴。以这一理念为指导形成的研究路径,与当代中国在历史悠久的大地上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相适应,旨在寻求传统与现代两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将某一地域中历史上的和当代西方类似地域运用过的相关经验共同化为智慧,从而推进地域生态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

四、复杂问题的“有限求解”与地域模式创新

生态学家陈昌笃指出:“传统的生态学研究方法认为解开作为生态学基础的过程是探索巨大地简化了的系统所进行的过程。这种简化范式无疑对了解生态系统如何被构建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但要试图把从简单模型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巨大的更复杂的实际世界问题时就产生了困难。”③人居环境科学的建构一直致力于面对“人居环境”这一整体、综合的对象,通过直面复杂的现实问题来寻求改良途径。在研究方法上,人居环境科学倡导融贯的综合研究,即先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以问题为中心,主动地从所涉及的主要的相关学科中汲取智慧,有意识地寻找城乡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的新范式,不断推进学科的发展。①这种科学理念应用于生态研究与实践,有利于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和复杂性科学联系起来,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何对复杂问题开展求解的新问题。吴良镛院士提出的“有限求解”的理念解答了这一问题。所谓“复杂问题的有限求解”,即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化错综复杂的问题为有限的关键问题,寻找在相关系统的有限层次中求解的途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是在保留对象复杂性的前提下,进行综合提炼,寻找关键点,也就是事物的“纲”,以期审慎地、切实地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复杂问题也没有“唯一解”与“最优解”,而是要纲领化、调理化、可操作化,依轻重缓急而步骤化,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②

地域生态的改善并非任何单一方面的行动能够解决,而是涉及方方面面,运用“第三体系”的理念在跨文化视野中发展实践智慧的研究路径同样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在一个相对的时空范围内面对最为紧迫的问题开展求解。笔者曾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的相关理念,对成都平原都江堰灌区人居环境的生态实践开展研究。这一地区是典型的传统水利区,经历两千多年的自然利用与改造过程,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地域人居环境典范,但由于对传统生态文化与遗产的认识和尊重不够,对未来城乡发展模式研究的不足,当代城镇化发展正对这一传统地区带来严重的冲击,并造成危机重重的局面。笔者重新梳理了这一地区古代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生态智慧,充分认识到传统人居环境的生态价值,并将城市发展对精华农业地区的吞噬作为当前需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同时通过对荷兰类似水利地区(如兰斯塔德)城镇化模式的比较研究,认为在这一地区改变以成都为单中心快速扩张的城镇发展模式,通过在地域范围划定大面积的农业遗产保护区、将城市建设用地移出传统都江堰灌区、形成新的地域空间发展模式可能是改善地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③当然模式创新的背后还需要获取更多的共识,推广实践也需要制度设计,而且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

第3篇

关键词: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城市

中图分类号:X-651文献标识码: A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住房制度改革,人居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吴良镛先生受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理论的启发,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2001年,吴良镛先生出版著作《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确立了人居环境科学学术框架。此后,关于人居环境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的研究。

本文以城市为研究尺度,选取西安市三环范围内作为研究区域,通过对人居环境系统构成的分析选取指标,建立评价体系,对研究区域的人居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为西安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一定的建议。

一.人居环境基本概念

1.1 人居环境的基本概念

人居环境是在人类居住和环境科学两大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人类活动改造自然的劳动成果。

人居环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人居环境是指人类聚居活动的空间,居民赖以生存的空间场所,它是在自然环境基础上构建的人工环境;广义的人居环境是指围绕人类这个主体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各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因素的总和,是与人类发展相关的各种要素的综合。

1.2 城市人居环境的构成

城市人居环境一般由3部分组成:(1)居住条件,它通过住宅本身的价值来体现,包含住宅面积、住宅质量和住宅设备等;(2)生态环境质量,它通过城市的大气、水、噪声以及绿化水平等指标来反映城市生态环境的水平;(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它可通过各文教设施、商业服务业设施、各类活动场所、道路广场、交通状况等指标反映。

二.研究区域概况

西安,古称长安,是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陇海兰新经济带最大的中心城市。西安市现辖9区4县,总面积1010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30.54万人,户籍人口764.25万人。本文研究的区域是三环道路内的建成区范围。其三环范围内空间的功能分区明显,不同功能区聚集不同产业;聚集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口,所从事的生产、生活活动差异性较大。

三.评价指标的建立与数据采集

人居环境的优化过程,实质上是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的耦合过程。人居环境质量的评价实际上也就是对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的综合评价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了居住条件、生态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水平3个大类评价指标,15个单项指标,构成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指标体系收集了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西安统计年鉴(2002―2007)》)(见表1)。

表1西安市区人居环境指标数据资料

四.研究方法与分析结果

4.1评价方法与步骤

在对西安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时,以定量计算为主,通过对已知的指标数据的综合计算得出结论。首先,应确定评价模型。为使模型尽可能准确和简化,可采用在单因子评价的基础上,以加权求和的方法求得综合评价结果。评价的模型公式如下:

Q=ΣNjWj,Nj= Xj/ Yj

j=1,2,…,m。

其中:Q―评价综合指数;

Nj―第j个指标的指数;

Xj―第j个指标的实测值;

Yj―第j个指标的评价值;

Wj―第j个指标的权重(0≤Wj≤1且ΣWj=1);

m―评价指标的个数。

其次,应确定各因子的评价值和权重。在此基础上,计算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的综合指数Q。Q值的大小反映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综合水平,若Q≥1则表明优于或等同于评价标准;若Q

4.2评价结果

依据以上评价步骤,通过计算得出西安城区的人居环境指标,具体结果见表2。

表2西安市城区人居环境指标评价结果[1]

注: [1] 以2002年的指标为基准(即以2002年的指标为“1”),处理后的指标数据不具备量纲。

根据表2的计算结果,再计算出2002―2007年间历年城市人居环境各大类指标得分与综合指标得分的增长率和同时期GDP的增长率(主要来源于《西安统计年鉴(2002―2007》),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西安市城区人居环境指标得分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较(2002―2007)

4.3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到2002-2007年西安市区的人居环境得分平均增长率是4.69%,而相应的GDP平均增长率是13.18%,明显高于人居环境得分增长率,这说明这期间西安市区的人居环境质量有一定的提高,但增长仍稍稍滞后经济的发展速度。整体来看西安市区人居环境改善的情况与经济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但是2002―2003年和2004―2005年的生态环境质量增长率都为负,相应的经济发展增长率较高,是由于城市的发展模式比较滞后,城市经济的增长是以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为代价,所以导致这种结果。

五.建议与讨论

1)优化城市发展模式,处理好城市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满足城市经济增长指标的同时应该加快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2)以人为本,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城市人居环境优化要落实在居住区这一尺度上。强化城市居住区的主导功能,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创造出能使居民身心健康发展的、适应社会在发展需求的人居场所。

3)优化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加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减少污染,提高人均绿地面积与城市绿化覆盖率。

结束语:

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是一个动态、复杂的巨大系统,本文仅考虑到影响西安城区人居环境的部分指标,即只是对人居硬环境进行评价,并没有对人居软环境经行评价,所以文中得出的结论具有局限性,只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建议性依据。

参考文献:

[1]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 谢让志.中国城市住区环境质量综合评估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 1997(3): 38-40.

第4篇

关键词:人居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1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3-0031-03

收稿日期:2007-01-09

作者简介:杨明豪,男,注册城市规划师。

世纪之交,我国城乡正在开展大规模的人居环境建设。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人们对城市在景观、人文、经济、建筑、交通、环境和生活质量方面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城市建设不仅要体现现代科技进步,更要注重以人为本,创造更多的适宜环境,满足城市居民的生理心理需要和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 人居环境的概念

中文“人居环境”概念对应的英文是Human Habitat,Human Settlements以及Ek-istict。人居环境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由著名学者吴良墉院士、周干峙院士及林志群教授等首先提出。吴良墉院士在其《人居环境科学导轮》中,以“五大原则”(生态观、经济观、科技观、社会观、文化观)、“五大要素”(自然、人、社会、居住、支撑网络)和“五大层次”(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为基础,构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基本框架。

广义的人居环境是指人类的生存环境,它包括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狭义的人居环境是指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和游憩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城市、社区、建筑等具体物质空间的环境。

城市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物质空间,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重点空间。城市人居环境是人们在城市居住生活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的总称。城市人居环境包括城市、社区和建筑(居住)环境三个层次,可分为人居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人居物质环境由居住条件、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发展水平、设施服务水平等组成,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研究和塑造的重点。人居人文环境是一种无形的环境,其从人的心理舒适度出发,包括信息交流与沟通、社会秩序和归属感等,是社区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2 人居环境建设的发展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和进步,同时也给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思考:严峻的人口压力、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贫穷加剧和贫富悬殊扩大、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不足和恶化、灾害频发。日益加剧的人口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促使政府更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

1996年,联合国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届人类住区会议,会议提出了两个具有全球同等重要意义的议题“人人享有适当住房”和“日益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指导世界各国人居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人居议程》。

人居环境质量作为国民生活水准的主要标志,逐渐成为政府间行为。1978年成立的联合国人居中心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人居发展活动的领导机构,它支持并与各国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通力合作,促进全球人居事业的发展。联合国人居中心设立“联合国人居奖”(1989年设立,用以表彰各国为人类住区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政府组织、个人和项目)和“迪拜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1996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用于表彰全球在改善居住环境方面成绩突出的项目和作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非常关注人居环境的建设。国内有关城市、个人及项目先后12次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珠海、大连、威海、厦门、杭州等城市都已成为典范的人居城市。许多城市都在竞相开展以创造最佳人居环境为目的的环境建设。国家建设部专门成立了人居环境指导与协调中心,并从2000年起设立“中国人居环境奖”。各地城市都以获得联合国或中国“人居环境奖”作为改善和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优化投资环境的标志。

3 人居环境建设的发展趋势

人居环境是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经济问题。人居环境建设明确要求城市做好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供应、确保居民获得较好服务的同时,强调了对生态环境、资源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方面,对特殊生态系统的保护、城市绿化建设、减少空气污染、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理、噪声治理、水环境治理与污水资源化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资源环境方面,对土地的合理使用、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人文环境方面,强调了城市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特别对居民就业、城市公共服务与管理、公众参与、关注弱势群体、住宅科技进步、科普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当前人居环境建设具有如下的发展趋势:

3.1人居环境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城市人居环境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发展环境,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互相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人居环境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另一方面,优良的城市人居环境不仅能够集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才,而且也有助于资本、技术和信息向城市集中,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3.2人居环境建设高度关注生态

当政府、专家学者、投资商和公众意识到以往人类建设活动的大兴大建给生态带来的危害后,城市建设和开发都主张“轻柔地抚摩地球”,在人居环境建设中立足于环境保护,注重城市活动的生态过程,注重城市设施的生态服务功能。例如,我国大连的城市建设注重突出其固有的城市风貌和地理资源特色,以保护改善人居生态环境为根本,大面积组团绿地、宅旁绿地相互交融,使人们走出家门进花园,亲近绿色自然,呼吸清新空气。

3.3人居环境建设高度关注人

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高度关注人也就是人居环境建设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尺度和人的需要,关注人的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非典”之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生命,关注健康,这是人居环境建设不变的主旋律。

3.4人居环境建设注重文化建设

传统与文化的结合,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人居环境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人居环境事业的发展有赖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艺术、风格、文脉,更是人居环境事业的根基。

4 人居环境建设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城市发展是一个过程,人居环境的提出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只有当城市化达到一定的水平,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人们才会对人居环境提出

明确的要求,确立建设最佳人居环境的目标。城市人居环境的建设涉及到城市基础设施、住宅、城市园林、城市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设施等方面的建设行为;而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设想、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及工程建设的综合性规划。可以说,人居环境建设与城市规划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维持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4.1城市规划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措施

人居环境的建设关键是处理好“人地”关系,处理好度与方式的问题,对不可再生的资源进行有效地、持续的利用。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调控手段,其本质是基于当地自然和人文资源、对一定时期内人类发展过程进行空间部署的手段,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居住、交通通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历史文化、游憩、防灾减灾等各个方面。其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合理安排城市的各项用地,有效保护和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这也是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理想的城市规划遵循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规律,必须是既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又可以有效保护自然环境资源。也就是说,城市规划是目前最能体现城市整体利益的社会经济安排手段,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措施和内容。

4.2城市规划是人居环境建设的法律保障

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和重要工作,是政府管理城市的法律和经济手段。政府通过城市规划调控土地资源利用,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城市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法律效力,是城市人居环境中物质环境建设的法律保障。作为法律手段,它规范了城市规划区内土地开发和其它各种建设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

4.3人居环境建设贯穿于城市发展的全过程

各地政府已经或正在将城市规划的重心由只强调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到追求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的平衡上来。2003年11月1日,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人居环境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首届人居环境高峰论坛”,会上首次推出“中国人居环境与新城镇建设推进工程”,并陆续编制了一系列技术文件用于指导城市开发,而北京市总体规划更首次将人居环境建设写入文本中。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各个环节都将融入居环境的先进理念,用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规划引导城市合理发展,把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宜人人居环境作为建设目标,制定适度超前的城市建设标准。

5 以人居环境理念指导城市规划

上世纪90年代初吴良镛院士在我国努力倡导人居学的开展,他认为对于人居环境,“城乡建筑工作者等在这方面的学术储备还不够,现有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科学缺乏确切、完整的对策”,并提出分系统、分层次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方面考察人类居住区,寻求发展和发展规律,努力创造符合人类理想聚居环境的研究成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的前沿。

以人类建设活动为研究对象,统筹安排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部署的城市规划,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笔者认为在新的城市发展时期,城市规划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将人居环境理念融入到城市规划的每一个环节,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5.1明确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科学发展观与“五个统筹”是指导中国经济社会的总方针,也是指导中国人居环境建设的最高指导原则。

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要端正城市建设、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把城市规划的重点放到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上,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和绿化建设工作,治理城市噪音和城市污染,加大旧城区的综合整治力度,完善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体系等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的综合功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5.2树立城市规划的整体观

人居环境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涉及到社会、经济、自然、行为、技术、文明等多个领域的综合环境,是一个整体的、共生的、协调的概念。从区域到城乡,到城市、社区、建筑,这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人居环境建设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城市规划中我们要强调人居环境这种整体观念,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理顺规划区域的关系网络。对于具体的城市规划项目,做好三个衔接:一是衔接好与上一层次规划的关系,把规划对象放到更大尺度的环境中考虑,选择区域性的关键因素作为规划设计的前提;二是衔接好同一层次规划的关系,例如相邻城镇之间的定位关系、发展比较,居住区与居住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三是要衔接好与下一层次规划的关系,考虑当前规划建设对小尺度环境建设的影响,为今后预留发展空间。

5.3加大社区规划的力度

社区是人居环境中的重要层次,也是人们家庭生活、居住最密切的社会单元,是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人居环境。人类自有居住形态以来,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应该是具有亲切的社交距离,安静的居住环境和融洽的邻里关系这些特点。但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居住问题。社区的概念,或者是说社会学的一些原理的引入,有助于我们城市规划设计思想的完善和提高,在规划设计中,我们要更多地去关注人的行为、心理、感情和人际关系等因素。

我们要加大城市规划中社区规划的力度,使城市开发不仅仅停留在对小区居住的简单要求上,而是要以人为本,从居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满足居民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进行社区规划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即:①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规划,体现节约土地资源为宗旨的同时,注重多功能的土地使用研究:②以人为本的城市生活空间设计,把为居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提供多类型的住宅,多种就业机会;③以居民的行为活动设计社区,旨在为不同人的需求设计可选择的城市生活空间环境,例如以步行距离来确定社区的规模等。

5.4实现城市规划的转型

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要求城市规划做什么?城市规划如何才能推动人居环境的建设?是广大城市规划工作者思考和关心的问题。建设部近期启动了重点科研项目《城镇规模住区人居环境评估体系研究》,引人关注。其目标研究课题包括:

①研究并倡导生态城市、绿色城市;要有充分的阳光、绿色、空气和水的健康安全城市;能有效避免噪音、大气和水质污染的城市。

②研究并发展城市形态:主导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快速道相连的网状化、棋盘化布局区域新城发展格局,它依附于主体城市发展自立经济;倡导街坊式的住区布局,提高现代住区规划建设适应新城发展必需的应对能力。  ③研究并倡导在住宅开发过程中,将公益设施与环境绿化同步配套到位,并注重对历史文脉的构建及传统文化的弘扬,从而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中,创造出更多更适宜人们居住的生活空间。

为适应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建设的要求,城市规划应该实现两个转型:一是城市规划的经济转型,二是规划设计手段的生态转型。城市规划的经济转型是指在城市开发项目的管理上,要把能够改善这一区域的城市环境,提高其土地和周边地产的价值,实现区域土地增值,作为城市开发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对具体项目而言,我们要在规划设计中满足业主的使用要求之外,还要考虑尊重环境与土地资源,尊重现有的地形、地貌,保护现有树木、植被。通过精心的规划设计,提供最理想的空间形式,提升土地的价值。规划设计手段的生态转型,是指城市规划要从传统的物理规划走向生态规划。生态规划就是要以尽可能小的物理空间容纳尽最多的生态功能,以尽可能小的生态代价换取尽可能高的经济效益,以尽可能小的物理交通量换取尽可能大的生态交通量。城市规划应以生态的设计手段,强调建筑结构、形态、功能的生态整合,例如从简单的绿地设计到在屋顶上铺设土层种植花草,建立空中花园,到立体绿化系统的建立等,满足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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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关键词人居环境质量;熵值法;山东半岛城市群;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X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3-015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19

人居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1],是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基础[2-3]。然而,随着大量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住所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等“城市病”日益突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2-7]。目前,人居环境研究多关注于人居环境质量[8]、宜居性[9]、满意度[10]及其与其他指标的关系[11]等方面的多指标定量研究,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8-16],研究空间和尺度正逐步走向成熟阶段[12]。城市群是国家推动城市建设的主体形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肯定了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重点地区的地位。因此,探讨城市群内部的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研究区概况

山东半岛城市群以济南、青岛为中心,包括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8个城市,总面积达7.4×104 km2,常住人口4 495.82万人,是中国东部重要的经济板块和北方主要的城市密集区之一,是黄河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区与日韩等发达国家经济交流的桥头堡之一,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区。近年来城市群内部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有6个城市曾获联合国或中国人居环境奖,是中国首个“人居奖”城市群。但仍存在空间发展不平衡、人居环境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问题,深入系统评价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人居环境质量综合状况及其优化调控模式,对于促进其人居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全国乃至世界同类国家和地区城市群人居环境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依据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现状,结合已有的指标体系[15-19],参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中国人居环境奖的指标[20-21],并咨询相关专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操作性等因素,从人文、经济、社会和生态四大主要方面系y构建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董锁成等: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3期2.2数据来源

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的统计年鉴,并以2000―2014年的统计公报作为数据的补充。

3研究方法

3.1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

3.2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3.3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计算模型

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评价函数,将指标权重wj与各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值x′ij进行合成运算[9],得出

3.4人居环境系统协调度模型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的核心不仅在于综合评价值的高低,还在于单个评价指标间协调状况的好坏。协调度Ai的计算公式为:Ai=1-Si/Mi,式中,Mi为第i城市评价值的平均值,Si为第i城市评价值的标准差。Ai介于 0―1之间,其值越大,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越高[16](见表2)。

4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分析

4.1人居环境质量影响因子分析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各系统层权重由大到小为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见表1),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环境层面,该层面与其人居环境发展水平的关联性最大,协调发展城市社会环境建设是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首要任务。

领域层中经济实力的权重最大,其次是基础设施,城市绿化的权重最小,指标层中的燃气普及率权重最大,且是唯一权重大于0.03的指标,相应地增加了基础设施的权重,这表明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以及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燃气发展水平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人居环境影响颇深,这些方面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

4.2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分析

4.2.1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

从整体态势来看,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见图1),由2000年的4.33上升到2014年的5.73,年均增长率为2.03%。但是,2006年和2011年出现了相对下降趋势,主要与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下降,城市污染尤其是部分工业污染源超标排污有关。

4.2.2人居环境系统层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波动式上升态势

从系统层来看(见图1),2000―2014年除人文环境的评价指数呈下降趋势外,其他系统层的评价值均呈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且社会、生态环境总是高于人文、经济环境的评价值。 ①人文环境指数在2000―2003年呈缓慢上升趋势,并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1.078;2003―2008年,呈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是2008年接收四川灾区孩子到山东免费就读,增加了学生人数,成为这一时期人文环境指数达到最低值0.916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后人文环境不断改善,评价值呈波动上升趋势。②与人文环境指数大致呈反向发展趋势的经济环境指数在2000―2014年呈稳定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0.904上升到2014年的1.398,并在2005年超过人文环境指数,摆脱了排名最后的位置,这一趋势的形成主要是由经济因素的滚动发展特点即其发展变化具有累计效应所决定的。③社会环境指数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5年呈缓慢上升趋势,由1.204增加到1.316,年均增长率为1.7%,增速不

明显;2006―2010年呈快速上升趋势,并在2009年超过生态环境指数,位居第一;2011―2014年呈平稳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2.8%,明显高于2000―2005年。④生态环境指数是系统层中变化波动频率最高的,大致呈波浪式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1.18上升到2014年的1.6,增长了35.4%。2003―2007年的变化趋势与社会环境相似,二者明显呈正相关。

4.2.3人居环境领域层指标评价值差异明显

在领域层中(见图2),经济实力、生态压力和基础设施2010―2014年的评价值较高,均超过了0.615,其人居环境间持续差距也最为明显,均大于0.23。其中:①经济实力的评价值最高,且呈逐年递增趋势,增幅较大;②生态压力的评价值虽也在不断上升,但2005年之后变化幅度较小,这与政府采取的生态管治措施有关;③基础设施的评价值在2000―2010年是逐年增加的,且增幅较为均衡,但2014年出现了回落趋势,主要是由于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邮电服务业带来了冲击。

人口环境、城市污染、经济效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文化环境和城市绿化这七个领域层的评价值较低,其中:①人口环境和城市污染领域的变化程度微弱,变化幅度小于0.1,变化趋势不稳定;②经济效率、社会保障和城市绿化领域评价值呈逐年递增趋势,社会保障受政府就业保险政策的影响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其他二者,经济效率和城市绿化的变化特点分别与经济因素所具有的累计效应和城区园林绿化扩面增绿有关。

4.2.4人居环境各要素发展协调

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各要素间的协调度在0.757―0.881之间,均达到中级协调等级(见表2),但是达到高级协调等级的年份较少,只有2000年、2001年和2006年,且这几年的综合评价值明显低于其他几个年份,说明是处于低质量水平的高协调等级,因此,在促进各要素指标协调发展的同时,还需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整体水平。

4.3山东半岛市域尺度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分析

通过计算得出山东半岛各城市的评价值(图3、图4)和指标间的协调度(图5),并选取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四个时间断面的矢量数据与ArcGIS相结合,依据评价值的最值、均值及城市群内部人居环境质量值的特征,划分出较好(8.5―9)、一般(8―8.5)、^差(7.5―8)、差(7―7.5)四个等级,生成各等级城市空间分布图。

4.3.1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排名相对稳定

由图3和图4 可知,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值大致呈上升趋势,平均每个城市增加了0.97个指数,年均增长率为0.87%,仅个别年份有所下降,表明山东半岛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在逐步提高,与城市群整体发展趋势一致。

山东半岛各城市中,青岛、东营、威海的人居环境质量较高,大致在前三名徘徊,个别年份略有差异;淄博、潍坊、日照的人居环境质量始终位列后三名,虽在不同年份有所变动,但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济南和烟台的排名较为居中,一般位居第四、五名,个别年份会上升到第

三名。总体来看,不论是排名靠前还是靠后,各城市排名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变动,相对较稳定。

4.3.2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从图3可以看出,人居环境质量在空间上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①2000年东部的青岛、烟台、威海,西部的济南及北部的东营都处于较差级别,而中部的淄博、潍坊、日照处于差级,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值均低于7.5,与前者的差距最大达0.73。②2005年东部的青岛、威海和北部的东营人居环境质量上升为中等水平;中部的淄博、潍坊和日照人居环境质量等级虽有提高,但仍落后于东部

城市,处于较差级别;济南、烟台保持原等级,变化不大。③2010年各城市人居环境发展较为均衡,除日照仍处于较差等级外,其他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均大于8,处于中等水平,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主要与日照的人文、经济和社会环境较落后有关。④2014年东部的青岛、威海,西部的济南及北部的东营都处于较好级别,中部的淄博、潍坊、日照和东部的烟台人居环境水平尤其是经济环境水平略差于前者,处于中等水平,与2000年的空间格局相似,不能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充足的保障。

总体来看,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差距显著,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且没有城市进入更高级别的发展水平,各城市在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同时要注重整体水平的提高。

4.3.3各城市人居h境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

2000―2014年山东半岛各城市人居环境指标间的协调度在0.737―0.89之间,都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波动较大(图5)。潍坊市在2006年达到最大协调值0.89,东营仅次于潍坊,都达到了高级协调水平。总体看来,城市内部协调性建设良好,但是处于高级协调等级的城市较少。在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强项指标的继续建设和弱项指标的强化建设,以提高城市指标间建设的协调性,最终建成一个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本研究综合运用熵值法、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了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评价值及各指标间的系统协调度,并将山东半岛各城市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人居环境矢量数据与ArcGIS相结合,生成各等级地市空间分布图,对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②人居环境发展水平明显提升,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尤其是人文环境方面;③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需针对各城市的发展弱项提出适宜的发展对策。

5.2建议

(1)提高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环境水平是促进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日照、潍坊、淄博和烟台的人居环境质量明显低于其他城市,相应的经济环境水平也处于较低水平,不能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充足的保障。因此,要顺应十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要求,经济新常态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激发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力,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实力,为改善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2)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人文环境始终落后于其他指标,是其整体发展的短板,亟需加强城市人文环境建设。一方面,要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减小人口密度,扩大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改善人口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高等教育建设,加大对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城市文化环境。

(3)山东半岛各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要因地因时制宜,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①着重改善青岛、济南、威海和东营在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方面与其他指标的差异,促进指标的协调发展,并查看其他方面是否还有进步空间;②加大措施力度着力解决潍坊在经济环境方面的问题,不仅要与其他指标协调发展,还要追赶其他城市的经济水平;③淄博的生态环境是其整体发展的弱项,要注意减少城市污染,加强城市绿化建设;④烟台的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要继续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强化人居环境质量的整体提高;⑤日照的提升空间最大,要加强加大人居环境建设力度,全面改善日照在人文、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的不足,提高人居环境整体质量。

(4)人居环境建设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根据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基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竞争力综合评价,今后应着力关注以下方面:①要加快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这是实现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必要环节和保证。要重视互(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注重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绿色环保科技优势,推进城际间、城乡间的分工与协作,提高城市运行效率;②要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城市产业要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产业转型升级;③要加强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适应新常态新要求。以科学的规划为依据,以适宜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为保障,实现多领域最佳组合,保证人文、社会、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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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1-09

作者介:董锁成,博士,研究员,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区域生态经济研究。Email: 。

第6篇

人口分布是区域地形、温湿度、水环境和生物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基于NTPI、NTHI、WHI和NLCI,构建反映影响区域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协调性的人居环境指数模型,其计算公式为:HEI=α×NTPI+β×NTHI+γ×WHI+δ×NLCI(6)式中,HEI为人居环境指数,取值在0-1之间;NTPI为标准化的地形起伏度指数;NTHI为标准化的温湿指数;WHI为标准化的水文指数;NLCI为标准化的地被指数;α、β、γ和δ为权重,参照中国科学院新疆人口功能分区的权重取值[8],强调气候、地形和水文条件对于人口分布及其环境的影响,取值分别为0.27、0.29、0.20和0.24。基于HEI的新疆绿洲人居环境的综合评价标准参照中国科学院封志明等2008年对全国人居环境指数适应性的划分[2],结合新疆人居环境指数的空间分布、人口分布、绿洲分布、水土资源利用的空间分布和水土资源承载力等综合分析[4。

基于HEI的新疆区域人居环境可分为基本不适宜区、较难适宜区、勉强适宜区、基本适宜区和较适宜区5类,具体的划分依据如下:1.人居环境的不适宜区,HEI≤0.08。区域主要为高寒山区、岩漠、冰川雪峰、沙漠和戈壁等,自然环境极为恶劣,而且区域人口分布不仅受地形、气候、水文和植被等自然环境要素的严格限制,也受到水土资源承载力的严格限制。人居环境不适宜区是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区。2.人居环境较难适宜区,HEI在0.08-0.14之间。区域主要为中低山区的草地荒山、盆地内绿洲边缘的荒漠带,包括荒漠草地和少量水土开发的人工新绿洲及撂荒耕地等,绿洲内一般处于源流和干流的中下游,主要是下游。人居环境较难适宜区很难形成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基本不协调区。3.人居环境勉强适宜区,HEI在0.14-0.20之间。区域主要处于中低山区与盆地内源流和干流的上中游、下游的上中部,水资源条件相对比较好。人居环境的勉强适宜区属于新疆区域自然环境与人口分布的勉强协调区。4.人居环境基本适宜区,HEI在0.2-0.25之间。区域主要处于绿洲内部老人工绿洲,一般位于绿洲源流和干流的上游,以耕地和人口居民点为主要土地利用方式;区域自然环境中等,适宜人口长年生活和居住。人居环境的基本适宜区是新疆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基本协调区,适宜于人口的集中分布。5.人居环境较适宜区,HEI≥0.25。区域自然环境和水土资源环境条件基本相近于人居环境基本适宜区,仅是区域水资源条件较好,相对更适宜人口长年生活和居住,是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较协调区。

新疆人居环境的总体评价分析新疆人居环境不适宜区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等中高海拔山区和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吐哈盆地的沙漠或盐漠区等区域,面积约为112.85万km2,占总面积的67.78%。人居环境较难适宜区主要分布在三大山系的中低山区、绿洲与荒漠的过渡地带,盆地内呈现沿河流分布的特征,且主要处于中下游;人居环境的主要限制环境因子为地形不平、气候寒冷、植被覆盖度低或有轻中度沙化和盐化与水土资源禀赋较低及承载力较弱等,面积约为41.49万km2,占24.92%。勉强适宜区主要分布在人工绿洲区,区域较温暖、降水少、干旱,面积约为10.08万km2,占6.05%。人居环境基本适宜区为伊犁河谷、塔城盆地、天北带与南疆塔北带的焉耆盆地、阿克苏河流域和塔南带叶尔羌河流域及喀什噶尔河流域等人工绿洲区,气候温暖或温凉、降水相对较多、植被覆盖较高或者水土资源较丰富等,面积约为1.64万km2,占0.98%。人居环境较适宜区主要位于伊犁地区和天北带等部分地区,地势平坦、降水较多、植被繁茂、气候较湿润等,面积约为0.43万km2,占0.26%。新疆人居环境总体非常恶劣,92%以上的区域不适宜人口居住,是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不协调发展的区域,这成为新疆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大背景。区域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相对较协调的面积不足8%,其中,只有0.94%的面积是基本协调的区域,且较协调区域面积低于0.3%;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人工绿洲和自然环境较好的人工绿洲上[5],伊犁地区已经形成人工绿洲复合经济系统,成为新疆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之一。

北疆地区人居环境不适宜区面积比重较小,约占北疆地区面积的44.23%;东疆和南疆地区占的比重很大,分别为东疆地区面积的84.39%和南疆地区面积的73.19%,东疆和南疆地区主要以人居环境不适应区占主导。人居环境较难适宜区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区,约为25.47万km2;其次是北疆地区,约为12.96万km2;东疆地区最低,约为3.07万km2。但是,北疆地区占比最高,约为北疆地区面积的33.07%,其次是南疆地区,约为南疆地区面积的23.95%,东疆地区最低,约为东疆地区面积的14.62%。东疆和南疆地区由于人居环境不适宜区占的比重较大,所以较难适宜区小于北疆地区。总体上,东疆、北疆和南疆地区不适宜人居环境的面积比重都很大,约为77.3%-97.14%。北疆地区人居环境的勉强、基本和较适宜区域面积都高于南疆和东疆地区,分别为7.54万km2、0.95万km2和0.40万km2;南疆地区又高于东疆地区,分别为2.38万km2、0.64万km2和0.02万km2;东疆地区最低,分别为0.16万km2、0.05万km2和0.006万km2。而且,北疆地区人居环境的勉强、基本和较适宜区面积比重也都高于南疆和东疆地区,东疆地区最低。总体上,北疆、南疆和东疆地区人居环境适宜区面积比重都较小,约为0.99%-22.7%,尤其是基本适宜和较适宜区域非常小,约为0.25%-3.46%。

作者:韩桂兰 孙建光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第7篇

1人居环境建设对秦皇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必要性

1)良好的人居环境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目标。。创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发展环境,是秦皇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之一。2)良好的人居环境可凸显秦皇岛“旅游立市”的发展战略。对秦皇岛人居环境进行优化研究,可促进旅游业迅速发展,凸显秦皇岛“旅游立市”的实施战略,并进一步挖掘提炼秦皇岛的城市形象特色,提供思路和依据,寻找出较为理想的人居环境模式。

2秦皇岛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研究方法本论文以秦皇岛市建成区为主要范围,根据建设部2007年4月评审通过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中的“经济富裕度”“社会文明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等6个典型性指标,对秦皇岛的人居环境情况进行现场考察,并针对秦皇岛市民进行访谈以及对城区人口进行1/500抽样调查,收集、统计数据[6],同时对城市规划建设相关的资料收集进行研究。在全面收集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秦皇岛市人居环境各典型指标作出评价,最后根据各指标评价结果,对秦皇岛市人居环境建设提出规划构想与对策建议。2.2评价指标的选取根据2007年4月19日通过建设部验收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的指标体系,选取了6个典型性指标及29个评价因子,如表1所示。

3秦皇岛市人居环境调查与分析评价

3.1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的评价标准如表2所示。3.2秦皇岛市人居环境评价通过抽样调查评价,指标定量评价及语义学的定性评价得出各指标的分值,最后按照人居指数综合计算模型进行计算评价,结果见表3[7]。3.2.1综合评价分析由表3可以看到,秦皇岛人居环境评价得分是80.3,依据表2的评价标准,属于宜居城市。这说明,秦皇岛从整体上来说,是属于宜居指数较高的城市。这与秦皇岛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各产业的配置是紧密相关的。3.2.2典型指标评价同时表3的数据显示,秦皇岛市的各典型指标的分值差异较大。1)得分率最高的指标是环境优美度。这与秦皇岛的城市性质有关。秦皇岛作为旅游城市,有着山海关和北戴河的旅游资源,整体环境也较为美观。在调查中发现对秦皇岛市环境的不满意之处在于雾霾天。京津冀地区的污染较为严重,秦皇岛也不能独善其身。2)公共安全度和生活便宜度得分仅次于环境优美度。这说明,秦皇岛政府预防、应对自然灾害的机制较为完善,社会治安较好,老百姓满意率较高。而针对生活便宜度,商业设施、市政设施、开敞绿地、教育文化设施也较为完善,尤其是公交系统,把海港区与北戴河区、山海关区顺畅的连接起来。调查问卷中,无论是秦皇岛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都给了较高的评价。3)社会文明度和经济富裕度得分较低。这与民主监督、公众参与的程度较低,以及地方经济产业有关。4)资源承载度是6个典型指标中得分率最低的。与秦皇岛市的食品供应的安全性较低、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较低有关,尚未形成能源节约的节约型城市。

4建议及对策

针对秦皇岛市人居环境评价中各典型指标及评价因子研究结果及评价分析,提出如下建议及对策。4.1构建绿色经济体系秦皇岛的环境优美度得分较高,生态环境是秦皇岛的优势。但是城市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构建绿色的经济体系,可以使生态环境优势得以保持。宜居宜业宜游的秦皇岛会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来此发展定居。4.2加大公众参与的力度公众参与建设对于一个城市意义重大。对于秦皇岛市的城市发展和建设,老百姓应该拥有参与的权利。通过公众的参与决策,可以听取百姓的心声,体现公众的愿望。同时,公众参与决策还可以反映不同的利益人群,更好地解决城市建设中的矛盾,从而为秦皇岛的创新城市建设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4.3建设能源节约的节约型城市城市资源量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丰富的资源是城市公众生活质量提高的保障。针对调研中存在的问题,努力保障食品的安全供应数量和质量;可将处理过的工业用水用于园林灌溉、景观工程用水等,来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使秦皇岛能健康、持续、充满活力的发展。

作者:巩如英 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第8篇

关键词:乡村人居环境;新农村建设;环境建设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2-0023-06

1978年以来,我国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加速期,转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的共同特征[1]18。然而,在异常快速和单一经济驱动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城市人居环境一样,我国乡村人居环境也日趋恶化,诸如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缺位、乡村人居建设的无序以及乡村社区文化的衰落等现象逐步在农村中蔓延、扩散。乡村人居环境的恶化无疑反映了当今中国农村存在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问题是我们对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学术准备还相当不足,国内整体的学科架构还未形成。纵观国内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研究相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周庆华[2]120、雷振东[3]120、李志刚[4]18从建筑学视角研究乡村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2)李伯华[5,6]从地理学探寻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机理与途径;(3)邓玲等[7]、李伯华等[8]、刘戎等[9]从社会学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生成逻辑和现实感知;(4)彭震伟等[10]、周侃等[11]不同空间尺度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与整治。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探索,更多的是从建筑规划、乡村聚落、乡村发展等方面进行讨论,学者们的探索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经验和理论借鉴。但是,任何乡村聚落的演变、村庄的规划改造以及乡村社会的变迁等都是在一定的体制或制度环境下实现的,离开了一定的制度安排,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便失去了制度保障。因此,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和制度约束的视角出发,探索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旨在促进中国乡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一、制度安排对乡村人居环境建设

进程的作用机理

乡村人居环境实质是社会、地理和生态的综合体现。首先,传统习俗、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将特质相同的农户置身于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构成了乡村人居环境的社会网络环境。其次,农户生产生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表空间进行,这种地表空间不是虚构的,而是与农户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实在在的地理空间。最后,自然生态环境提供了人类发展所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为乡村人居环境构建了一个可生存的、可持续的物质基础平台。三个子系统之间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共同构成乡村人居环境的内容[5]。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考察。外部维度就是国家制度建设,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在国家制度主导下发展的,诸如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环境保护制度以及农村政治经济等制度的转变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模式、质量等密切相关;而内部维度就是基层社区建设,即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生变量,包括社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人居空间行为因素等。乡村人居环境正是在国家制度主导和社区建设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的,其价值取向是更好的保障乡村居民享有公平的环境发展权利,其途径之一就是引导社区人居空间行为,为乡村人居环境寻求微观基础。

很显然,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改变了乡村农户的行为预期,增加了人居行为的不确定性,乡村人居环境的系统演变趋于复杂化,乡村人居环境面临着生态环境破坏、人居空间无序和社区文化衰落等诸多问题。从我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现实来看,制度安排或者制度变迁并不是直接对乡村人居环境发展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农户空间行为发挥作用。乡村人居环境是农户空间行为作用的外在表现,不同类型的农户空间行为对乡村人居环境的作用方式不同,影响效果也不同。具体而言,制度安排对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有效的经济制度安排,从收益和成本两方面激励乡村居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农户交易空间不断扩张,追求居住质量的愿望更强烈。市场的渗透和社会分工的确立使农户与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户的消费空间、居住空间、就业空间及社会空间急剧膨胀,对乡村聚落环境和空间结构均造成极大影响;(2)通过有效的政治制度安排,使农户获得相对自由的行为空间,奠定了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行为基础。政治制度通过法律纽带维护和协调农户的各种行为和利益矛盾,农户的空间行为被严格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同时,新的政治制度需要实践检验和制度本身的缺陷又使农户空间行为出现一定的扭曲,二者总是不断在博弈中寻求均衡。农户行为日益融入到一个横向一体化的社会中,对传统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带来决定性的影响;(3)通过有效的投资制度安排,一方面增强市场的可达性,延伸农户的消费空间;另一方面,国家公共投资的空间指向能够有效引导农户的居住、就业和消费的空间分布格局,促进乡镇空间格局有序发展。

二、现行制度安排对乡村人居

环境建设的约束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城乡关系日益得到改善,农户就业空间转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进行,极大地促进了农户其他空间行为的扩张,对乡村人居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长期的观念积淀和制度惯性,我国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就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来看,我国尚有不少阻碍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制度安排未能打破,主要制度约束有以下方面:

(一)基层组织管理制度约束

基层组织管理制度是影响农户空间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因子之一,是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重要驱动力量。1978年以来,的瓦解宣告了“政社合一”的组织体制彻底改变,新的乡村基层组织结构开始形成,表现为国家权力的纵向收缩,乡镇一级成为基层政权组织,同时恢复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即行政村制度。乡村基层组织结构和功能的调整对农户空间行为的扩张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家基层权力机构止于乡镇,对农户的直接干涉减少,农户真正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行为空间,为农户空间行为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意味着农户有更多的民利和选择自由。农户不仅获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和生产抉择自,还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就业选择权,为转移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基础。基层管理制度的变革和农户空间行为的扩张给乡村人居环境发展带来如下后果:(1)随着国家对农村基层组织控制力量的减弱,农户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居住空间需求越来越强烈。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新的聚落空间将形成,而聚落空间是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由于基层组织对农户生产活动的直接干涉减少,农户可以自由地选择种植结构和种植面积,为了获取最大收益,农户大量使用化肥,但很多化肥没有完全被土壤吸收,随沟渠流入河流,使农村河流普遍面临富营养化,农业面污染越来越严重。同时,农户基于住宅建设和扩大生产需要,大肆侵占和破坏村落公共资源,对村落生态环境造成很大负面影响。(3)基层权力机构的上移意味着对乡村政治思想控制的减弱,由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慢慢淡化。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中残酷的市场竞争和无情的优胜劣汰法则分化了原本高度同质性的乡村群体,促进了传统社会文化的转型。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型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积极的、乐观的、健康的外来文化可以很好地引导规范农户的行为,从而引起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积极变化。反之亦然,城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文化的蔓延可能使一些农户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利益,加剧了城乡文化的冲突,腐蚀了传统纯朴的乡村文化。

(二)农村土地制度约束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我国的实施和完善是一次伟大的变革,标志着农户个体的回归和延续。承包制恢复了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家庭成为独立核算的单位,恢复了经济功能,农户获得了生产经营权和产品分配权,极大地刺激了农户生产积极性。但若从产权清晰的角度来看,该项制度安排存在不少缺陷,即农户仅仅是获得了土地的承包权和生产经营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所有权由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是一个虚化的概念,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土地所有权归属不清晰,进而导致土地继承权、出让权、抵押权和入股权等权利无法赋予农户,农户不能获得完整的收益权。农村宅基地产权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制度性缺陷。不完整的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户空间行为和乡村人居环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土地不能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大面积的撂荒,村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重。由于农村土地管理存在制度性缺陷,一方面,农户认为土地二轮承包30年不变,就是土地承包权不能动,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认为土地是集体所有,不敢采取措施鼓励土地流转,最终导致土地流转不畅,土地撂荒现象严重。撂荒阻碍了土地集约型利用,水土流失现象与日俱增,对村落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2)农户宅基地流转存在同样的制度性缺陷,导致农户居住空间行为的外向扩张,对村落空间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村落空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由于受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空废化的宅基地不能进行公开合法的转让,也无法复耕,只能闲置,加快了村落空心化;(3)由于农村土地流转不能顺利进行,相应的各种税费不能免除,农户难以摆脱土地的约束,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大了乡村地域范围内农户活动的频率和强度,不可避免对乡村人居环境系统产生影响。

(三)农村户籍制度约束

农村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构成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制度之一。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城乡壁垒的建立,并由此形成了城乡有别的粮食供应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消费制度、生育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形成加剧了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水平和价值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农户的行为空间被严格地限制在农村领域,由此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城乡“人居环境差”。虽然,90年代以来,国家对户籍制度进行了若干调整,但由于制度惯性,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户籍制度为主体的城乡二元体制严重制约了农户的行为空间,给乡村人居环境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1)1958~1984年,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失,而农村基层组织又无权解雇多余劳动力,使单位生产空间范围内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农户的生产行为空间始终保持着密集化的特征,给乡村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除了过密化的劳动力投入外,扩大耕地面积成为村干部的首选,开荒种田、烧山种地在这段时期持续发生。为了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许多乡村提出“山到尖,河到边”的口号,毁坏了大片的树林,造成了严重的水土大量流失。(2)1984以来,国家户籍制度改革整体趋向松动,农村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然而,由于我国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户籍制度的制度约束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壁垒作用,决定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非均衡性和分割性特征。不公平的劳动就业环境对农户行为价值取向的改变有重大作用,农户行为的变异大多与农户的生存环境有较大联系,他们通过切身体会,将改变了的行为不断向乡村传播,加速了乡村地域文化的变迁。(3)户籍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但也伴随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城市文化的强势入侵和乡村文化的日益萎缩将广大农户置身于两种文化相互转化的阶段,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几乎贯穿了农户生活的全部过程。一些农户对新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焦虑和失衡,极力地维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另一些农户则对新文化表现出过度的崇拜,视乡村文化为落后的标签,极力地想与乡村文化断裂开来,由此导致了很多变异性的文化行为。

(四)农村投资制度约束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目前,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最迫切的投资需求领域有村庄发展远景规划、空心村整治和河塘疏浚治理等3个方面。村庄发展远景规划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前提基础,包括村庄发展的趋势预测和空间形态规划。全国现有约60万个行政村,如果每个行政村按照10万元的规格规划,则需要600亿元资金。空心村整治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整治要点包括宅基地的平整或复耕、村落内部沟渠疏通和道路完善等。由于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区域差异性大,制约因素多,发展模式不一,建设资金需求缺口不尽相同。如果按照每个行政村20万元计算,则需要资金1 200亿元。河塘疏浚工程需求资金主要依据河塘数量、污染程度而定,保守估计也需要200亿元。林毅夫认为如果以2020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完成之日,那么,从2006年起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投入2 700亿元的资金[13]。然而,随着国家农村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重心纷纷上移,农村从金融机构获得建设资金的能力大大减弱。首先,国家财政投资的空间格局依然没有变化,城市和非农行业的投入倾向长期存在;其次,商业银行贷款具有一定的歧视性偏好,对中大型企业贷款的比重远远高于个体农户,对公有制实体经济贷款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要比非公有制实体经济大得多。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应的公共设施需求量大,仅靠村庄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在外部投融资体制约束下,许多建设规划构想无法实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大多处于停顿状态。

(五)农村保障制度约束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目标是改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传统地域文化和实现人居空间活动的有序移动,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二元结构体制下,全面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农户因为拥有土地而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改革以后,农户原来依靠的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农户的社会保障寄托在土地上,完全依靠自我保障。在社会保障缺乏背景下,土地是农户的“命根子”。即使是农户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预期依然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他们在城市中地位最低、工作最辛苦,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面临着诸如生产生活环境差、城乡歧视性待遇、权益屡受侵犯、子女入学困难等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获得一点现金,农户不会舍弃尊严过着这种受歧视、没有保障的生活,而家乡土地是他们最大的物质保障和精神寄托。即使农户在城市中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依然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延缓了乡村人居环境演变进程。

三、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制度

需求与优化路径 尽管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众多制度约束和现实困境,但应看到我国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的条件和时机也日趋成熟,中国多数乡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分享现代文明的愿望愈加强烈,这正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基础。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内涵出发,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依据,以保障乡村居民享有公平的环境发展权利为核心,以引导农户人居空间行为为微观基础,结合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特点,构建了有利于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新的制度框架。

(一)创新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维护人居空间有序发展

创新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维护人居空间有序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土地制度创新。农村产权制度是农村最基本的核心制度,也是影响农户空间行为的最重要制度之一,重点是推进包括农村耕地和宅基地的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确保农户拥有土地或者宅基地的完整产权,允许农户依法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解除部分“两栖农户”的后顾之忧,从而加快了农户居住空间转移。将部分“两栖农户”完全城镇化,分流后余下的农户可以集约型利用土地,实行规模化生产,并适时通过撤村并点进行中心村建设,保障农户人居空间和谐、有序发展。(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实现城乡劳动力人口自由流动。进一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落户门槛,简化落户手续,鼓励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农户放弃农村土地,并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落户居民同等待遇,实现农村人口合理、有序分流。(3)深化农村金融体制创新,保障人居空间优化资金。维护人居空间有序发展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必须对当前城市倾向和非农行业倾向的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第一,鼓励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运用政府或民间力量参与宅基地整理、道路兴建与维修、中心村建设等领域。第二,鼓励和培育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国家投融资困难的情况下,营造一个适宜的人居空间需要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对于一些类似俱乐部性质的领域,如村庄环境治理、村庄空间规划等,完全可以通过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获得建设资金,优化乡村人居空间。

(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乡村人居公共物品供给

首先,必须明确各级政府以及基层社区各自承担的责任。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涉及到的公共基础设施有很多,在地理范畴上有属于全国性的,也有许多属于地方性的,还有的仅局限于社区、村落的,这决定了不同层次政府及社区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从公共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全国性的人居公共设施和服务外溢性很强,如流域性水系环境治理、大型水利工程等,对这些受益范围广的人居公共建设由中央政府提供符合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各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饮水工程、农村道路建设等,他们的受益范围往往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域,这种类似“俱乐部”的公共物品都应在中央财政支出下,由地方政府提供。这是因为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的居民,更了解他们的偏好,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质和量更能符合当地居民的需要[14]249。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许多人居设施是为某一村庄服务的,理论上,乡村社区应该是投资的主体,因为人居基础设施的受益方仅仅局限于该村落,具有一定的排他消费,其他村庄农户不能免费获得收益。这样,村庄集体的财政收入对于乡村人居公共设施的建设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必须探索村庄公共设施供给的多元化模式。

其次,因地制宜,完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建议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引入竞争机制,中央、省级政府根据下级县市乡村人居公共设施完成数量和质量情况、农户满意度等综合指标来判定该县市提供乡村人居公共设施的绩效情况,并且根据绩效的高低获得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央和省级政府先平均给试点村人居公共设施建设拨一定的款项,定期派专门验收小组检查,并分为几个等级,按等级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上级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相应等级的配套资金,并用法律规范化。

最后,根据农户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明确公共财政支付的重点领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如何“破题”关键在于摸清农户自身期望与实际感知的差异程度,了解农户最关注的因素,为公共财政支出政策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

(三)创新农村社区管理制度,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

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户的社会交往空间由封闭性、半封闭性向更开放性转型,单一的社会交往空间、交往内容、交往形式和交往对象向更复杂化、多样化、异质化转型。因此,需要从微观的社区管理入手,创新农村社区管理制度。(1)探索农村社区管理新模式,构建和谐沟通环境。随着农户空间行为扩张,农户接受城市文明的机会越来越多,原本高度同质化的乡村居民出现了社会分化,传统以血缘关系维系的社会关系网络出现断裂,以业缘关系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开始形成。这些变化给农村社区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必须探索适宜性的社区管理模式。目前,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有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社会导向性等3种。农村社区管理可根据自身发展条件选择相应的模式,但不管哪种管理模式都需要社区居民参与管理,争取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重新构建优质的社会关系网络。(2)强化基层组织功能,填补社会网络裂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农户赖以依存的重要资源——集体经济组织逐渐萎缩,农村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基于社会分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因此,需要社区组织进一步强化基层组织功能,通过基层组织的行政力量,重新构建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提升网络资源的质量。特别需要保障和鼓励弱势群体在组织内部的表达权力和表达意识,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融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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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东南亚;人居环境;人居特征

中图分类号:TU-0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1-0001-04

人类聚居点犹如一滴水滴落于地面,以“地面”为背景,四下延伸,并纵深扩展。单体的建筑在自然背景及周边建筑物与构筑物之中才具有了生命,并最大化发挥其功能。在广义建筑学研究中,吴良镛教授等[1]提出的“汇时间、空间与人间为一体”的建筑观,并引入人居环境这一概念,进而把人类聚居泛化,从社会、经济、工程技术等角度系统展开研究。文章基于对东南亚人居环境特征的阐释,以人居环境建筑美学的显现特征为出发点,深入剖析其下蕴含的生态性、持续性、本土性等特性,分析促使其风格形成与存续的重要因素,以期对当前亚洲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文脉丢失、场所精神匮乏等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一、东南亚自然条件

东南亚是亚洲纬度最低的地区,邻近赤道,且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汇地带。这样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其湿热气候及繁盛的热带森林植被。该地区由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所构成,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等11个国家,面积约45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6亿,海岸线绵长。东南亚地区北接中国大陆,南望澳大利亚,东濒太平洋,西临印度洋,并与孟加拉、印度相毗邻,连接三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世界文化传播、交通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二、东南亚人居特征

(一)人居环境的生态性

世界各地的传统民居,无不体现出对应于当地资源及地理情况的生态智慧与美学。东南亚民居也不例外,在人居环境建设之中所蕴含丰富的生态策略。

1. 引导气流,自然通风

(1)通过地面架空实现。因为该地区潮湿、多雨、闷热且多毒虫,人居建筑多采用地面抬高或架空的形式,可以起到防潮防虫、通风降温的功效。东南亚普遍存在的架空的民居建筑形式,属于干栏建筑(图1—图4,图片来源于百度)。干栏建筑在中国长江以南闷热多雨地区的民居中也较为常见,如云南傣族的竹楼、苗族吊脚楼等。

(2)通过独特的墙壁设计实现。除地面架空之外,东南亚民居也在墙壁设计上实现通风功效。如图1和图4所示,在印尼达雅克人的高脚屋以及菲律宾的高脚屋中,墙壁都采用原木、竹篾和芦苇为主材编制,既轻灵耐久,又可达到通风防潮的目的。图3是印尼巴厘岛居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休息社交场所——凉亭。凉亭四面开敞,宽敞舒适,多采用原木为框架、芦苇茅草为顶,极适合热带环境特征。

(3)通过建筑物错落布设实现。东南亚民居整体而言,因地形布设,高低错落,疏落有致。以印尼巴厘岛为例,习惯大家庭居住在一起,整个家族居所以若干干栏式独立住房、家庙、巴厘岛特有凉亭构成,独立的建筑之间留出充裕的开敞空间,既达到亲近自然、促进交流之目的,也可引导自然风在建筑物之间的流动。

2.水体利用

在东南亚人居环境中,水是常见元素。该区域处于海洋环抱之中,降雨丰富,当地人对水非常热爱。对诸如印度教、佛教等宗教的虔诚信仰,又让他们相信水不但可营造或灵动、或禅静的美好氛围,而且具有洗涤身心不洁物的强大力量。以下所列是东南亚人居环境之中对水体利用的主要目的。

(1)装饰美化,营造静谧禅境。无论是在城市公共空间,还是在私家庭院,都可见到喷泉、池塘等水体造景。水中常会放养金鱼,并有芦苇、荷花等植物,起到装点美化之功效(图5)。

(2)院落生态、气温、湿度调节。水景在人居环境中的应用,除了美化功效之外,还有助于微气候调节。东南亚地区气温高,在热带季风气候区还有明显的干湿季节之分。在此区域的人居环境之中布设水景,不失为一种顺应本地气候条件的朴素策略。水景的利用,再一次印证了人居环境中人工景观形成,绝非单纯出于观赏和审美的需求,而是体现了营造方式对各种自然因素的适应。

3.遮荫

鉴于东南亚地区强烈的日照高温气候条件,遮荫成为人居环境建设的必要需求。遮荫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1)屋檐(宽连廊)。东南亚民居建筑,多采用陡斜坡屋顶、大屋檐设计,并多附带宽阔的连廊。坡顶可满足多雨带来的屋顶排水的需要,大屋檐和宽连廊则起到遮荫之功效。此外,大屋檐和宽连廊之下的空间属于半开放空间,可满足一定的社会交往的需求。

(2)阔叶高树。除了人工建筑物之外,保留与种植树形高大、枝叶茂盛的热带树木,可发挥良好的遮荫效果。

除了传统民居建筑之外,东南亚建筑师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也秉承了基于本地条件的生态设计,如杨经文设计的位于马拉西亚的自然通风、自然采光而不需要空调的大厦,这是对传统经验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生态建筑的尝试。

(二)人居环境的地方性

东南亚人居环境,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地方材料的运用

东南亚地区出产丰富的藤、木、竹、芦苇等材料,这些材料被用作人居营建的主材。无论是房屋建筑中的原木梁、柱、门窗,还是作为墙壁使用的石材、泥土,都取自本地。日常用具和容器、装饰品,也大多由本地材料制作而成,充分发挥了物尽其用之目的。本地材料的使用,可大大降低材料成本,对植被丰茂的东南亚而言不失为一种低碳可持续的策略。

2. 地方工艺、手工

民居建筑的模式几乎都是未经设计的传统的延续。而营造工艺与技术,也全凭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经验习得。民居自然衰败之后重建,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生命历程,并且营建与居住的过程,赋予民居建筑强烈的记忆性特征。建造过程自身就是亲邻相聚交流的一次机会。

3. 本地生态保持

东南亚民居建筑多顺应自然因素修建,诸如地形、自然水体、植被等生态背景得以最大化保持。这与当地经济技术现状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本地人的文化传统与。

(三)人居环境的宜人性

总体上而言,东南亚地区的人居环境具有强烈的场所精神,它从整体上反映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自身环境特征。对传统的继承使居民在精神上有高度的归属感,并对外来游客产生独特的吸引力。东南亚人居环境的宜人性,主要体现在家族聚居的传统方面。

以印尼巴厘岛为例,大家庭倾向于邻近聚居,共同在家庙里供奉先祖,便于商议家族事宜。家族聚居以及对祖先和神灵的供奉,使人们产生了家族凝聚力,满足他们的交流需求。开敞空间及凉亭的布设,满足日常社交需要。亲密的血缘关系,共同的信仰,营造出安全、舒适、亲密的人居氛围。

(四)人居环境的宗教性表现

东南亚地区居民具有虔诚的。如泰国95%的民众是佛教信徒,而印尼虽然无国教,但法律规定“全民都必须信仰宗教”。这样的背景下,东南亚人居环境被宗教打上深刻印记。除寺庙、佛塔等宗教建筑之外,人们日常生活的装饰也多采用宗教意义的图纹,如图6、7所示。日常生活中用鲜花、净水、果品等对神灵的供奉,也构成该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

三、人居环境特征保持因素分析

东南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必然受到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深刻影响,并受到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击,但东南亚的建筑人居风格至今仍鲜明维持,完全有赖于以下3个方面因素。

(一)本地人对风格的遵照与坚持

本地文化的内聚力以及本地人对地方性的坚持,是风格形成及存续的重要因素。以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为例:巴厘岛有过被荷兰统治34年和日本占领3年的历史,当前也是吸引来自于澳洲、中国、日本、欧洲等地游客的重要旅游目的地,但“巴厘岛风格”鲜明并广为人知。在记载之中,20世纪初,荷兰人决定征服该岛,巴厘岛土著在抗争无效之后,选择大规模集体自杀,1906年登巴萨王室贵族几乎全部自杀于荷兰军队面前。这一事件引起欧洲震撼,迫使殖民者实行较人道的统治,也使巴厘岛的传统文化特色得以延续[7]。今日外来游客云集,却也并未给巴厘岛当地人的精神状态与本地景观产生显著影响。

(二)宗教和传统的力量

宗教与传统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同样以印尼的巴厘岛为例:巴厘岛本地人绝大部分信仰印度教,这一宗教相信万物有灵并亲近自然。因为相信椰子树上有神灵,因此巴厘岛的建筑物一律不超过4层楼高度,即使旅游业繁荣几十年依然如此,由此可见宗教与传统力量的惊人。

(三)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

当前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经济处于相对欠发达状态。而城市化的历程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必然会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30余年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在城市崛起和人居环境现代化、科技化方面提供支持,同时也加速了人居环境传统与文脉的割裂。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东南亚地区普遍落后的经济状态,也是当地人居环境传统特征得以保持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在快速城市化的历程中,众多扩张中的城市失去传统,盲目向前,完全迷失了人居环境为人而建造的本旨。东南亚是具有鲜明特征的区域,期待唤起城市规划与设计相关管理及专业人员对人居环境生态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的重视。此外,就东南亚地区的典型地区而言,尽管当前人居环境的地方性特性得以保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日益变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多样化进展,势必会对这些特征的传承带来挑战。这也是值得人居环境领域学者继续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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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博格,斯坦德. Discovery环球精选指南——巴厘岛[M].钱绮,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human settlement in Southeast Asia

XIANG Xin-yi, ZHAGN Mei-hua, LI Yuan-qing, XIE Xiao-lin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P. R. China)

第10篇

[关键词]自然文化遗产;人居环境;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人居环境概述及我国遗产地人居环境发展概况

人居环境(Human Settlements),不同于人类住区(Human Habitat)。知名学者吴良镛教授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中指出:人居环境首先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类建设人居环境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聚居的需要;按照人类聚居活动的利用和影响程度的高低,在空间上可以再分为生态绿地系统和人工建筑系统两大部分;在人居环境建设中,人类的建设活动受到了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影响,人类的理想一直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居环境的组成可以概括为五大系统,即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人居环境在规模和级别上还可以划分为五大层次,即全球、国家和区域、城市、社区和建筑。吴教授进一步指出,人居环境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对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更要使其能够指导人居环境的建设。

上述分析表明,人居环境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发生联系和作用的中介,人居环境建设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相联系和作用的一种形式,大自然是人居环境的基础,理想的人居环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良好环境的取得是一切参与人居环境建设的人们的共同职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欧洲部主席Mechtild Rossler认为: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给世界各地的几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也给无数的旅游者提供了娱乐、快乐和休闲场所。但是,它也破坏和污染了遗产地独特而原始的环境,对当地的文明构成了威胁,而且降低了遗产地特色。近年来,专家学者、媒体及社会各界对环境更加关注,各遗产地也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和接待容量的控制。

当前,中国的遗产保护更多地还是注重遗产本体与核心,特别是集中在保护遗产的 “最有价值的部分”,对与遗产价值有着重要关系的人居环境保护尚缺乏充分的认识和体现,甚至还未纳入保护视野;当地居民的意愿及其生活方式、区域民俗文化特色等活的因素在保护和规划中还未引起重视。有些地方大量驱散收入水平较低的原住居民,不仅导致了区域原有人居文化生态的断裂,同时还必然将大量原住居民的生活保障和精神依托问题推向社会,甚至激化社会矛盾。

二、旅游业发展对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人居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世界遗产地进行旅游开发,吸引更多的游客是很多世界遗产地的普遍做法。通过旅游活动的开展,为世界遗产地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经济效益,进而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加快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文化交流而言,遗产地旅游的发展,可实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集中起来,进行交流和交融,同时,遗产地旅游的持续发展对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旅游业的发展对世界遗产地的人居环境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1.过度开发建设新的景点及设施,造成遗产地生态失调

世界遗产旅游地的快速发展已经对世界遗产资源的保护构成重大威胁,因为在各个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中几乎都存在着失控,特别是错位、超载的问题。空间开发错位是指在世界遗产不适当的位置和区域进行旅游设施的建设、开展旅游活动等。这些不当开发已经对中国世界遗产地造成严重的破坏。有的地方在申报成功以后未经仔细规划就开始滥建缆车、修索道,甚至修建电梯,在景区中不适当的位置修建人造景观和宾馆、商店等接待设施,不尊重自然的盲目改建,造成许多山体断裂破坏和水土流失,一系列的破坏性开发留下了众多自然灾害的隐患。这不仅会令旅游者反感,也破坏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

如在武陵源核心景区建成的 “天梯”,连创“世界最高的全暴露户外电梯”、“世界最高的双层观光电梯”、“世界载重量最大、速度最快的客运电梯”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造价1.02亿元人民币。1999年10月动工以来,该电梯建设过程中一直备受争议。众多人士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张家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宗旨是为保护其原貌,而在保护区内凿隧道、打竖井、立钢架,是与这一宗旨背道而驰的。

2.环境承载力达到饱和,对遗产地的资源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有些地方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之后,为了追求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忽视管理和保护的重要性,无视世界遗产地承载力,过量接待游客,导致交通拥挤、游客吃饭困难、景点人满为患、环境卫生质量下降,造成对遗产地资源和人居环境的破坏。

3.遗产地日益人工化、城市化和商业化

我国很多世界遗产地开发过分商业化、城市化,成为目前最大的顽症。原真性是世界遗产资源特有的,但是为了迎合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很多遗产地都采取了编造、篡改手段,歪曲当地的传统文化,这就导致遗产地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遭到冲击。不少景区内自然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乃至永远失去了它们的本来面貌。如缅甸的布岛族女子以长颈为美。按族规,女子在10岁和20岁时,必须在脖子上、手腕、脚胫上分两次套上铜圈、银圈,靠项圈长年压迫锁骨,布岛族女子的脖子会比正常人的脖子长约25厘米左右。这种装扮,据说除了“避邪”、防野兽侵害外,主要还是彰显布岛族女子的装饰美。布岛族女子一旦戴上项圈后,就不会再摘下,连睡觉都要戴着。久而久之,导致肌肉逐渐萎缩,若没有铜圈的支撑,她们的脖颈将无法固定头颅。由于这种习俗严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明令禁止,现在的布岛族女子已不再沿袭这一习俗了。但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该地方又开始以这一陋习为噱头吸引游客。

4.遗产地的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

旅游过程是一个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之间互动关系的感知行为过程、异质文化的传播过程、社会变迁过程、影响效应的扩散过程。一方面,由于旅游开发商和外来员工的涌入,只有少部分居民从旅游开发中得到实惠,大多数人只会感受到发展旅游业带来的社会成本的上升,如物价上涨、交通拥挤等,长此以往,必然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和厌恶情绪。另一方面,由于旅游者与接待地主人之间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旅游者的现代文化背景对遗产地传统文化往往具有相对的强势地位,来自富裕地区的游旅者的消费模式对旅游目的地的贫困民族地区居民来讲,会有一种示范效应,从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现代生活的影响,使得原来残留的民族文化和风俗逐渐失去了当地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有的当地居民甚至期望达到旅游者的生活方式,如果当地居民无法达到同等的富裕,他们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和挫折感,从而会在旅游者身上发泄敌意,侵犯旅游者权益。甚至当地居民被禁止享用本地区的自然景观和设施。例如在地中海沿岸部分地区,一半以上的海滨被旅馆占据,仅供游客享用,而当地人则限制进入。

三、实现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旅游业与人居环境和谐发展的对策

1997年,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又获得了“欧洲人最喜欢的旅游城市”、“全球人居环境优秀城市”等荣誉。2007年,“九华街区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获得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此奖也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风景区获此殊荣。如今,丽江古城和九华山风景区都已成为海内外广大游客理想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能够建立优良的人居环境,反过来,优良的人居环境还可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1.实现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间的平衡

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存,不是一般的旅游资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和不可再生的,不能只供我们这一代人享用。正因如此,它的首要功能不是开发旅游活动,而是保存、展示和传承。所以在旅游开发中要以保护为主要目标,旅游业的发展应服从于遗产保护的要求。既要把世界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又要发挥世界遗产欣赏和教育的功能。作为世界遗产的经营管理者,应该寻求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平衡点,确立保护先于旅游开发的观念。比如,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地点进行建设,尤其是索道、住宿、娱乐场所这类商业设施的选址要尽量避开生态和文化脆弱区。

2.减轻遗产地的环境压力

景区的承载量是有限的,游客数量应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遗产地的居民如果不想旅游者进入他们个人的空间,可以采取设置一些隔离物,如围墙、篱笆或者提示牌,减少对自身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还可以通过线路设计来避免游客过量。对于一些特殊区域,可以限制导游或者游客进入。

3.让社区(遗产地)居民参与遗产地的管理

1985年,墨菲(P·E·Murphy)在《旅游:社区方法》一书中写到:“旅游业从其一产生,就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能够将它从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中脱离出来,从生态环境和当地居民的角度出发,将旅游考虑为一种社区的活动来进行管理,那么一定能够获得更佳的效果”。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并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必须保证社区成员,包括妇女和当地人,都能享受旅游所带来的益处。”这一文件被看作是全球旅游业发展行动纲领和战略的指南文件。文件明确提出将社区居民作为关怀对象,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和传统,并把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当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

因此,如果让遗产地居民对旅游业持积极支持的心态,他们将以热情友好的态度善待旅游者,理解旅游者,乐于帮助旅游者,也乐于与旅游者交流和沟通;他们能自觉维护遗产地的形象,约束自己的言行,向旅游者展示遗产地居民的风采,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丽江古城就对其常住居民实行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从2004年1月起,每年安排近200万元资金,对古城的常住居民(特指原住居民)给予每人每月10元的生活补助。成立古城便民服务中心,实施民居修复补助项目,古城管委会与美国全球遗产基金会合作,共同对确因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及时修缮房屋的居民户给予5000~20000元不等的补助,资助其修缮房屋。

4.明晰遗产地的产权与经营权

景区转让经营权现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作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性质的景区经营权能否转让、如何转让,还应该深思。尤其是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涉及文物、文化、建设、财政、计划、教育、国土、环保、林业等部门,如果在权责利不能分清的情况下,多头多级交叉管理,是不利于遗产地的发展的。为此,需要以法律为基础理顺其权责利关系,从宏观上协调统一各方面的工作。国务院文化、建设、宗教、文物等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赋予的职能,依照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对文化遗产资源实施行业的功能性管理。要进一步完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管理制度,对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专项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5.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

为了更好地保护遗产地的人居环境,还应该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法律法规,将遗产地的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还可以成立直接管理世界遗产的相关机构,设立国家遗产基金,依法严格管理。各地政府应该把保护遗产地环境同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结合起来,根据各自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措施,规范保护程序,建立健全保护机构,落实保护责任制,使遗产地人居环境的保护工作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任何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破坏遗产地人居环境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四、结语

随着自然文化遗产地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环境必然造成较大影响。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不可再生,也因为它牵动了国家、民族或文化群体的情感。因此,为了保护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应该实现遗产地旅游业与人居环境的和谐发展,社区参与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为避免旅游发展给遗产地带来的环境、社会和文化影响及旅游业收益分配不公平等消极影响,必须把旅游规划与社区居民的参与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未来旅游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以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 陶伟.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3] 张晓,郑玉故.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 徐嵩龄.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改革[J].管理世界,2003(6).

[5] 魏小安,窦群等.发展旅游和遗产保护能否“双赢”——关于中国世界遗产资源保护、开发与旅游业发展[J].旅游管理,2003(2).

[6] 王兴斌.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模式的改革[J]. 旅游学刊,2002(5).

第11篇

关键词 预期成果为本 人居环境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1.060

Living Environment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Expected Outcome-oriented

ZHENG Lingling

Abstract Outcome-orient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s to focus on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each session, the students acquire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the ultimate goal of teach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his philosophy throughout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this paper, real estate, resources and cit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courses - "living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the use of outcome-oriented philosophy curriculum reform,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xpected results of the curriculum,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three aspects.

Key words expected outcome; living environment; teaching reform

人居环境课程是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城市资源与环境、物业管理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的学科,逐渐与建筑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社会学、化学、物理等学科交叉而形成的复杂学科。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的意识日渐增强,居民对人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国家十三五规划也将改善人居环境纳入其中,人居环境课程在此背景下也得到了获得了空前的重视,这门课程重点探讨的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以及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要求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是服务于生产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技术应用性人才,作为高职院校房地产专业的人居环境课程教育,也应该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与时俱进,由于人居环境课程的特点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且比较抽象易诱发学生厌学心理。因此,应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提高教学效率从而提高授课质量,使得学生能真正掌握人居环境的理论、技能知识。

1 成果为本教学理念简介

成果为本的教学理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种教育模式。其核心思想是要关注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以学生掌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为最终目的,并能让学生感受到经过学习后获得的成功。以成果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教学质量,并将这一理念贯穿教学过程。

这种教育理念已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实施并获得了很好的反馈,香港地区高等院校的改革中逐步推行了这种教学理念。近年来,这种教学理念也引起了国内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并逐步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这种理念。这种教育观念定位于学生所学为满足未来社会所需,这也使得目前高职教育普遍存在的如何使教学和学生进入社会所需的技能匹配的难题有机会获得解决。

2 以成果为本的人居环境课程的教学改革

下面以我校人居环境课程为例,探讨如何以预期成果为本的理念指导课程的教学改革。

2.1 设立阶段性的课程教学预期成果目标

高职教育是以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企业为宗旨、以能力为本的职业教育,其专业设置是针对本行业人才需求而制定的。首先必须做扎实的专业调研,才能构建起本专业课程的预期成果目标。通过社会调查做好专业调研,明确企业对房地产专业、城市资源与环境岗位能力的需求。社会调研的方法一般可采用个人访问、小组座谈会、问卷调查、查阅资料等调查方法。同时调查学生状况,分析学生的知识、能力实际情况及学校现有的教学资源状况等。通过调查,确定学生学习过程中每个单元、每个课堂、每个环节的预期成果目标,并且将预期成果目标的理念贯穿学生学习的整个过程。本专业所面向的职业领域包括房地产项目策划、房地产营销、地产经纪和物业管理,需要掌握房地产资源开发利用等技能,确保学生在经过一门或者几门专业课程学习后,能够胜任企业相关的某一个岗位或者相近岗位群的工作,完成这些岗位所要求的职责任务。

成果为本的教育理念强调教学的投入与成果的契合度,教学的设计、实施、评价都是围绕学生是否达到预期学习成果目标展开的,因此,明确人居环境课程的预期学习成果目标尤为重要,人居环境课程预期学习成果目标是指学生完成学习后将具备的知识、能力和职业素质。

通常包括知识性成果、能力成果和职业态度性成果三个方面的内容:

知识性成果是指学生在修完本专业课程后获得的基础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具体到本课程就是要求学生掌握人居环境学概念、原理、标准,必备的人居环境基础知识,从而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并能结合物业管理专业的特点和物业管理小区的现状,针对性地学习人居环境分析、改善和评价的方法和技术,使学生具有正确判断分析、改善和评价人居环境的基本能力。能力成果指学生修完本专业课程后所具备的职业综合能力,职业态度性成果是指学生修完本专业课程后所具备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具体到本课程就是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房地产、城市与资源管理人员的从业道德、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

了解社会对本专业的需求以后,结合本专业学生现状,确定学生在知识性成果、能力成果和职业态度性成果等方面的学习需求,然后以此为依据制定各阶段的预期学习成果。人居环境课程预期学习成果是让学生能理解环境的好坏与人们居住的直接关系,进而影响到人们在置业,房地产项目策划、物业管理方面的决策。

根据学生学习的阶段、预期学习成果的可以由不同的级次组成,每个级次都制定自己的预期学习成果,以本课程的第十二章室内环境污染的第五节为例,逐级制定预期学习成果:(1)确定房地产、资源与城市管理专业预期学习成果;(2)确定人居环境课程预期学习成果;(3)确定第十二章室内环境的单元预期学习成果;(4)确定室内空气污染防治课堂的预期学习成果;(5)确定室内环境中甲醛去除的办法等等,这样的一些学习环节的预期学习成果。同时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比如依据学生对化学的知识理解稍微调整预期学习成果。

2.2 制定阶段性的以学习成果为本的课程标准

以成果为本的教学模式就是以在学习之前先确定学生预期成果目标,然后设计课程、通过课程教学让学生去掌握这些预期成果目标,其关键是围绕学习课程之前制定的预期成果目标,制定相应的课程内容,进行相应的课程设计,整个课程体系的设计是其中的首要环节,根据房地产、资源与城市管理专业预期学习成果构建各门专业课程,需要打破原有的学科体系,创建一个新的学科体系,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又是一个关键的过程。在确定人居环境课程预期学习成果后,结合实际情况对各门课程进行拆分组合,最后将相互关联的内容打包制定新的课程,完善专业课程的开发。按照成果为本的理念对人居环境课程进行相应的课程设计,调整课程结构,制定新的课程标准。在实施中不断收集人居环境课程学习结果的相关信息,比如国家的政策、法规的变化等,在教学过程中还要反馈学习成果信息,进行相关课程的持续调整和改进。

2.3 构建阶段性的成果评价体系

对高职教育而言,评价学生是否已经取得预期学习成果,主要是看学生的实用性技能知识掌握如何,成果为本的高职教育教学评价体系应以预期成果目标完成的多少,完成的程度为标准,强调实际成效和问题的解决,建立以人才社会化为成果标准的评价指标,如学生是否能胜任本专业那些工作岗位要求、胜任的程度如何、学生岗位变迁的能力如何、学生学习后是否能达到预期学习成果目标、学生学习结束后对自己满意度如何等等。成果为本的教学评价要求教学计划和每一个教学过程都能充分反映教学成果的实效性,评价的结果应有较强的实操性,从而改善教学的最终成果。如房地产、资源与城市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如果遇到与人居环境相关的问题,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诸如新装修的房子,怎样最大程度地减少装修材料带来的室内污染等。

成果为本的教学评价是从课程之初一直到课程结束,甚至延伸到学生的顶岗实习中都要进行相应的教学评价。对教学起制约作用的一些其他因素,如在校外实践基地中,企业导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组合关系,也是评价教学的标准和尺度。

3 结束语

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改善人居环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要与人、自然和谐发展,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居环境作为一门新兴课程,研究的是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课程的开设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人居环境课程的建设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以预期成果为本的人居环境课程教学改革充分体现了教师对学生未来角色的尊重,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围绕学生获取预期成果而开展的,教师研究和关注最新的科研动向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职学生成为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宋良杰.成果为本的房地产估价课程改革与实践[J].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6): 17-21.

[2] 程诺.基于成果为本的高职《商务英语写作》课程改革实践[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 (12):272.

[3] 张莉,金巨波,王凤领.基于成果为本的工业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5(31):71-73.

第12篇

1.城市概况

乐山是四川重要的工业城市、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旅游城市,是成都经济区核心圈层重要的枢纽城市、四川商贸重镇和古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是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全市行政管辖面积12 826平方公里。2009年全市人口353.2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0.5万人。

2.自然条件及其影响

2.1地形、地貌和地质

2.1.1 总体状况 乐山市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整个地势西南高、东北低,高差悬殊。市内河流支流密布,阶地广布。

地貌明显分为山地、丘陵、河谷平原三大单元。山地位于西南部,占全市总幅员面积64.4%。丘陵位于东北部,为缓慢上升长期剥蚀的红色丘陵区,占全市幅员面积29.2%。三江冲积平原分布于江河的中、下游,占全市幅员面积6.4%。

2.1.2 对人居环境的影响 1)地形地貌丰富多样,导致了多样化的自然景观形成,产生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国家级风景区2处,国家级森林公园1处。旅游景观美化了人民的生活环境,满足其休闲生活需求。为吸引更多游客也促进了城市环境的良好发展;2)市域内地形复杂,山地多,有峨眉―宜宾基底断裂和龙泉山基底断裂两条基底断裂。主要地震活动断裂带有8条。城区及各县市地震设防标准均为7度。有一定的地震风险,对人居环境的安全性具有一定的考验;3)地形的起伏变化大,随着海拔的变化,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的环境,有利于全市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与人的活动相互对应,形成多种不同的人居环境条件和人居环境景观。尤其植被种类齐全,经济林木种类繁多,经济价值较高,是四川省重要中药材基地之一;4)市域内有数条大型河流穿过,以及众多山脉切割,交通较为不便,但该区域属于重要的交通次枢纽位置,交通建设重要,对环境影响大。因自然条件和过去的规划原因造成了过境交通与城市交通混杂,互相干扰且不流畅。跨江、河桥梁过少,对市民的出行产生了不良影响。

2.2气候

2.2.1 总体状况 乐山市受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及不同季风环流交替影响,形成气候的多种类型,东北、西南气候分异明显。

东北部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明显,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水热同季,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在16.5~18℃之间。西南山区气候垂直差异性明显,小气候条件十分复杂。

市域处于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影响区域,加之地形抬升作用,气候湿润,雨量丰沛。年均降水量大部分地区均在1 000毫米以上。由于海陆季风节性的变迁,地域内季节降水不均,夏秋雨量占全年降水的80%左右。

2.2.2 对人居环境的影响 1)市域平原和丘陵地区的气候宜人,适合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相对人口密度较大。以市中区为代表,人口众多,各种产业布局密集,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强。良好的气候为适宜的人居环境创造条件,但人类行为也可能会破坏良好的宜居气候。应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减低大气污染;2)降雨量四季分明,夏秋多雨季节,容易造成洪涝灾害,破坏人居环境,在城市建设中应注意排洪排涝。冬春季节降雨少,为保证人们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需注意储水蓄水。总之应注意调节水资源利用;3)湿度大,在居民生活中,食品保质期短,衣物不易干燥,居民可能会患风湿病。冬春季多发云雾,能见度差,影响城市居民的交通出行。空气中的水汽不易扩散和辐射,夏秋季节常有闷热之感。

2.3水文

2.3.1 总体状况 市域内江河众多,流域面积在1 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6条,全属长江流域。

岷江干流纵贯全境,是市内最大河流,入境水量大于627亿立方米。沿岸冲积阶地较多。平羌峡谷河段,风光秀丽。板桥至乐山城区间,河道开阔,水流平缓。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支流。境内流程140公里,流域面积4 599平方公里。铜街子以上河段,河谷陡狭,切割深,落差大,河床多为岩块与砾石,滩多水急,水能资源极为丰富,建有龚咀、铜街子电站。铜街子以下河段进入盆地,河谷豁然开朗,河床比降骤小,水流趋于平缓,水流分岔较多。

青衣江是大渡河主要支流。由西北部入境,在市中区草鞋渡与大渡河合流,境内流域面积42.3平方公里。干流进入市境后水流平缓,沿岸多河漫滩、阶地、夹江千佛岩以下河流进入平原、丘陵地带,水流滞缓,河道分岔,阶地较多。

2.3.2 对人居环境的影响 1)水资源极其丰富,在市中区形成了三江汇流的景观,河流沿途的秀美山水,组成了优美的自然景观,大大提高了人居环境质量,满足了居民亲水的心理需求,也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旅游效益;2)大江大河的穿过对乐山市的城市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众多的水流为优美的人居环境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污染,其污染也更加严重,从而严重破坏人居环境。需要城市合理安排各类产业的分布,尤其是工业,具有污染性的产业的布局,既要考虑河流流向,还应该根据企业的用水量来合理的布置,因地制宜;3)水流量充沛让居民平时的生产生活用水充足,方便工作和生活,另同时,水能资源丰富,尽管水电站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河流的自然景观,但为城市提供了所需的较为清洁的能源,还起到防洪等多功能作用;4)地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处,同时又是川西暴雨始发区和四川盆地主要暴雨中心,洪涝是乐山主要灾害之一。应规划加大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加快山洪灾害防治,建立江河流域综合防洪体系,否则将对人居环境产生致命性破坏;5)依靠独一无二的水文条件,乐山市拥有优良的港口,乐山港作为成都经济圈通江达海的始发港,是四川地区联结东南亚的进出门户。岷江乐山至宜宾段航道是最重要的水运进出川主通道,也是四川重型机械制造业进出川的大动脉和生命线,是四川大件运输唯一通道。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运交通,统筹建设交通网,为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

2.4土壤植被

2.4.1 总体状况 乐山市境内地带性植被是常绿阔叶林,但水热条件不同,地貌条件差异,植被地理分布既有水平地带性变化,又有垂直地带性变化。全市拥有林地面积上千万亩,现有森林面积664.9万亩,森林覆被率29.52%,是四川省内重要林业基地之一。

2.4.2 对人居环境的影响 土壤适宜种植,植被茂盛,产生了丰富的自然的景观,也有利于市域的气候调节。完善了城市产业,对产业布局产生影响,同时也要注意对森林植被和土壤的保护,防止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自然灾害,以及土地荒漠化,保护好良好的人居环境。

3.结语

自然条件对人居环境的影响因素众多,其中主要包括了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水文等。乐山市自然条件较为复杂,其山其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其对人居环境的影响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但总体来说,正面大于负面。良好的人居环境,需要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合理利用自然条件,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优秀的人居环境。

参考文献

[1] 罗成德,孙汉民,陈向红. 乐山市自然地理志[M].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2]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3] 吴志强,蔚芳. 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居环境评价体系[M]. 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