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14:07
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5年十大好书评选活动中，《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入选。这本书共二十章，三十多万字，并配有大量图片。本书201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首版。作者潘富俊，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讲授景观植物学、文学、植物文化等课程。潘先生对植物与古代文学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曾将台北植物园从研究用植物园成功转化为教学园及台北市民优质休憩点, 让民众在林木花草中,吟咏古典诗文。并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研究古代文学与植物的著作。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家，潘先生对传统文化和植物学都有着系统而缜密的研究，而这本书的撰写，是为了能和读者共享植物与文学的乐趣，希望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引述植物的今名、现状。因此，着重在古典植物名称的辨识， 对于常出现植物名称的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易于混淆的植物种类等。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作者累积数十年的研究，在书房中遨游文学世界，在田野中实地探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每种植物及其自然生态，重现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并找出植物引进中国的脉络，同时分辨虚实，厘清文学作品的写实与想象。
书名《草木缘情》，草木乃水陆草木之花，缘情则语出东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很好地概括了本书的要旨， 即探寻人文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关联，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给人以审美的趣味，无尽的启迪。
二
千万种植物，是山川自然的精英;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是人文之精美。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包括国画)中植物的种类、特性及其在文字作品中特殊的情感表达，建构起一个文学体系中的植物世界，由此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植物及其文学寓意，使我们对古典文学以及植物世界均有新的认识。
植物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古典文学，很多作品都与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诗经》的蒹葭苍苍，到《楚辞》的滋兰树蕙;从王维的折柳送别，到曹雪芹笔下的黛玉葬花，作者认为，各类文学的内容总离不开植物，例如南朝《玉台新咏》诗词769首，有植物的362首，占47.1%，《清诗汇》共27420首，有植物的15145首，占55.2%，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植物支撑起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片天空。如果从文学理论角度来看，经典作品中的形象，构成原型(protetype)，其实质就是建构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体系。植物，作为特殊的文化语言，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自古风、骚并称。《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起奠基作用的经典作品。正因为如此，作者对《诗经》和《楚辞》中的植物做了大量研究，不但研究其中植物古今名称、种类特性，还对其寓意加以研究，以求在植物研究基础上，尽量开掘其文学意涵，这对植物学和文学研究，都是很大的贡献。其较有特色的是从植物学角度着重探讨了《诗经》和《楚辞》之间的异同及传承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诗经》、《楚辞》植物有共同的类别，作品中有着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如白茅、泽兰、松之类。但其各自地方特点还是很明显。《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业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据作者统计，有135首出现植物，多以植物来赋(描写)、比(比喻、象征)、兴(起兴)。这些植物以华北地区黄河流域的植物为主，而《楚辞》植物以华中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植物为主，共99种。除了和《诗经》一样，所提到的植物有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外，其他大部分为当地常见或者特有的植物。这些植物，有的仅产于华中，有些则延伸至华南，此类华中、华南特有的植物，作者统计有26种，约占楚辞植物四分之一以上。这些植物，包括蘼芜、木兰、肉桂、芭蕉、橘子等。这些植物中特产于华中、华南的，只有莼菜，也就是诗经中的茆。(见于《鲁颂泮水》)，作者推测这种仅产于华中、华南的植物，应该是在周代以前传到华北的。《诗经》、《楚辞》有不少相同的经济植物种类，如分布全国的桑、板栗、柏树，菜类的薇、荠菜等，但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
诗经所处的背景是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此地水深土厚，民生艰难，民性多尚实际，对于生产生活所依赖的经济植物及天地物候多加颂扬，以《豳风七月》为例，全诗围绕一年四季的农业劳作展开叙述，其中植物，均为桑麻黍稷，瓜果野蔬之属，切合实用的植物。
《楚辞》写作背景为南方长江流域，此地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饶，食物不虞匮乏(《汉书地理志下》：江南地广食物常足)，因此歌咏食物、经济类植物的篇章罕见，而以香草香木之类象征、隐喻类植物居多，且反复出现。如《离骚》共出现香草18 种，《九歌》中香草16种，两者有11种是相同的植物。
《诗经》、《楚辞》的植物，构建了古典诗歌的象征体系。《诗经》中已经开始用松萝、菟丝子等植物来比喻依附、攀附，以美好植物来比喻美好事物，如桃之夭夭等。以有刺和到处蔓生的植物来象征不好的事物。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小雅大田》)，墙有茨，不可扫也《鄘风墙有茨》，开启了以植物比喻、起兴的先河。《离骚》在此基础上，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以植物来寓意言志。《草木缘情》认为，植物全株或局部有香气的植物，均为《楚辞》引喻的香草，其中伞形花科的植物占有很大比例。《楚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香草是白芷和泽兰，均属伞形花科。与此相反，恶草恶木，令人不快，《楚辞》与《诗经》一样，以此来比喻小人，或不祥事物。《楚辞》的象征、比喻手法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富于艺术魅力，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符号系统和植物文化传统。
三
利用植物统计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本书作者的有益尝试。此举为今后的文学、文献研究开启了一条新路。在明末成书的《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而其真名尚无定论。《草木缘情》通过研究指出：该书主要人物西门庆的住宅庭院中就至少种了40种植物，主要是作为观赏的庭院植物。作者以列表统计的方法，研究该书中乔木、灌木、藤蔓、草花类种植情况，判断该庭院所处位置应为华中地区，这些植物，正是作者所熟悉的植物，间接反映《金瓶梅》作者的生活体验或籍贯所在，提供作者的背景资料。这就为解开扑朔迷离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有力证据。
名著《红梦楼》通行版本为百二十回。其作者，有认为是曹雪芹所作，也有认为是曹雪芹原作80回，高鹗续后40回，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据《草木缘情》作者统计发现，《红楼梦》第一个四十回出现165种植物，第二个四十回出现161种植物，第三个四十回仅出现61种植物。每回植物的种类、植物种数的分布频率，或者植物在单元内出现的总数，从统计观点来看，第一个四十回和第二个四十回之没有差异，而第三个四十回不但每回平均植物种数和单元内植物总数远少于前两个四十回，而且作者对植物的熟悉程度及描写水平也远为逊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支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并非同一人的观点。
古代文学作品，因年代久远，多有各方面疑问存在。采用《草木缘情》中的植物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佐证，有利于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
《草木缘情》内容丰厚，文辞华美。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书中也存在一些失误，现就目光所及，提出如下问题就教于方家：第二章《历代诗词歌赋的植物概况》第五节32页，作者列举唐代杜牧《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认为：此诗为杜牧在云南结交红粉知己所作，以当地盛产之豆蔻形容少女之美。按《唐诗鉴赏辞典》，这首诗是诗人在大和九年(835)，调任监察御史，离扬州赴长安时，与歌女分别之作。第二句以豆蔻喻少女之美，诗歌故事发生地点为扬州，非书中说的云南。第四章《楚辞植物》第七节89页，引《离骚》纫秋菊以为佩实为纫秋兰以为佩之误。
第五章《章回小说的植物》第三节98页，插图标示苜蓿，实为紫云英。第七章《国画中的植物第二节》154页，所附元代郑思肖《墨兰图卷》，意在说明元代的宋朝遗民郑思肖绘兰花均不画土。实际从文献看，郑思肖画兰，只是大多根部不着土，画幅中兰根为暴露状。然此幅真迹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墨兰图卷》，正是难得一见的根著土兰，此幅画中墨兰根在土中并不露出，其不以实笔画土，乃因中国画习惯以虚写实而已。第十三章《文学与野菜》第二节，323页，作者解释《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七月流火是指盛暑夏季。按《诗经》，此处七月，指夏历的七月，相当于当今农历的9月。火，星名，指大火星，每年夏历五月间黄昏时心宿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时暑热开始减退。故称流火。本句真实含义，是夏历七月天气转凉之意。同首诗中有七月烹葵及菽，说明葵(冬寒菜)和菽(大豆)，是当令成熟的农产品。
五
关键词： 关联翻译理论 电影《楚门的世界》 翻译策略
1.引言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电影进入国内，电影字幕翻译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目前，针对电影字幕翻译的研究众多，但大多数都仅着眼于有限的几种理论，其中以奈达的功能主义理论最为常见，而关联翻译理论还未得到系统性的运用。因此，本文将从关联翻译理论视角探讨电影字幕翻译策略，为译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2.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
2.1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由斯伯波和威尔逊于1986年，在其合著的《关联性：认知与交际》一书中正式提出。该理论是对格赖斯合作原则的批判和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础。
关联理论认为言语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认知语境对话语的理解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关联理论则赋予了认知语境不同的含义。语境是一种心理构建，是由听话人关于世界的一系列假设所构成的。它包含的各种信息便构成了一个人理解话语时的潜在认知语境（Sperber & Wilson，2001：15）。而推理时是依据关联性，它由推理过程中付出的处理努力和得到的语境效果决定，可用公式表示为：关联性=语境效果/处理努力（Sperber & Wilson，1995：260）。斯伯波和威尔逊还认为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人们往往只期望产生最佳关联，即听者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有效努力后，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
2.2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是由威尔逊的学生格特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特别针对翻译这一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学界对于这一理论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苏珊·巴斯奈特认为“关联翻译理论为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方向”（Susan Bassnett，2001：2）。林克难于1994年在《关联翻译理论简介》中首次对其做了基本介绍和分析。而后，何自然和冉永平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该理论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文化语境和其他因素的作用（邝江红，2008：97）.但迄今为止，关联翻译理论无疑具有最强大的解释力。
“译文应该是同原文释义相似的接收语语段”（林克难，1994：8）。为达到目的，译者首先需要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据此进行推理。除此之外，还得考虑读者的潜在语境中是否存在这样的语境假设。若存在，调动的过程是简单还是困难，是否需要读者付出过多的努力。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交际行为。译者应“通过规范而有效的翻译，使读者无需做不必要的处理努力”（Gutt，2004：107）。翻译同样是一个包含了原文作者、译者和译语接受者这三方的明示——推理过程。对于电影字幕翻译者来说，成功地建立起原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最佳关联，才是最好、最有效的翻译。
2.3研究思路
本文将以关联翻译理论为指导，从表达方式、文化意象及情景语境三个方面，对电影《楚门的世界》的字幕翻译进行分析和研究，试图找出最佳关联推理策略，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3.案例分析：电影《楚门的世界》的最佳关联推理策略
电影《楚门的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桃源岛。主人公楚门从一出生就被选为《真人秀》节目的演员。岛上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通通是节目安排的。最开始他本人毫不知情，但突发的演艺事故，使他渐渐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当真相揭露后，他选择自由的新生活。电影的台词中有许多亮点。本文接下来会选择代表性部分进行相应分析。
3.1表达方式的最佳关联推理策略
翻译并不是简单的直译。中英表达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需要根据读者的表达方式进行适当的调整，使读者真正明白电影台词所要表达的内容。
Example 1：Truman： You’re going to the top of this mountain，broken legs and all.
译：你即使一瘸一拐，也得爬上山顶。
很明显，译者将原因和结果的位置进行了调换。在英语中，人们习惯先说结果，后说原因，而中国人则恰好相反。若直译成“你得爬上山顶，即使一瘸一拐”，虽然观众明白它的意思，但看起来非常地奇怪。因为，它并不符合我们民族的语言习惯。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碰到类似的句子，都需要小心地翻译，根据中文的表达规范来译，减少观众在观影时所要付出的努力，从而获得最佳关联。
3.2.文化意象的最佳关联推理策略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同样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语言是字符和元素按照相关规则排列的集合”（Samovar & Richard，2004：142）。文化差异对翻译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翻译时需要考虑如何在两种不同的文化间建立起最佳关联。
Example 2：Christof：So hold on to your hats.
译：大家准备好。
“Hold on to your hat”按字面意思理解是“抓住你的帽子”，但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其实是英语中的一个俚语，表示“做好准备”。很多人都知道云霄飞车非常地刺激，人们身处半空中，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经历极速变化。游客需要紧紧地抓住帽子，才能不让帽子被风吹走。因此，这句话常用来表示“在遇到令人惊讶的事前，就做好（心理）准备”。这句话是导演让摄影师就位，准备实拍跟直播时说的话。
英文中有许多习语或俚语。因电影对白属于口头语，习语、俚语出现的频率会非常多，所以这也是译者需要倍加注意的地方。
3.3情景语境的最佳关联推理策略
格特的关联翻译理论特别强调了语境对于翻译的重要作用。新的语境会赋予一个单词新的含义；离开了特定的语境，单词则毫无意义。电影里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演员表演时的动作、表情等都有可能改变单词或句子的本义。
Example 3：Christof： His eagerness to leave his mother’s womb was the very reason he was the one selected.
译：正因为他急于走出娘胎，所以才获选。
电影中，主持人询问导演，为什么在那么多人中选中了楚门。导演用了一个强调句型做出了回答。而这种强调语气怎样才能在中文翻译中，简单明了地体现出来，则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正”表示“恰好，刚好”的意思，而且也有强调语气的作用。加了一个“正”字，既简洁，又有效地强调了导演所要表达的内容，因而用在这里再适合不过了。
4.结语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对《楚门的世界》进行了最佳关联推理策略的简略分析。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差异和情景的变换，对翻译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译者需要弄清楚原文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减少这些差异给人们造成的不便，以观众能够接受的方式翻译出来，也就是建立原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联，设法获得最佳关联，避免人们做出不必要的努力。由于篇幅所限，讨论有不足之处，仍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 & Lefevere，And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
[2]Gutt，E.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32-215.
[3]Samovar，A.& Richard，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4：142.
[4]Sperber，D &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2nd edi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95，122-261.
[5]Sperber，D &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1，15-125.
半岛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就有三大半岛：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雷州半岛，史籍《孟子》中也早有记载。国内最大的半岛面积为6.6万平方公里。那么今天就跟小编在城市文化中看看世界十大半岛都有哪些呢？领域面积又是多少呢？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世界第五大半岛，欧洲最大的半岛。在巴伦支海、挪威海、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东北部与大陆相连，其间没有明显的自然界线。南北长1850千米，东西宽400～700千米，面积约75万平方千米。半岛有挪威、瑞典两国以及芬兰北端的一小部分。人口约1200余万。半岛地质古老，由于受到第四纪冰川的强烈作用，半岛上冰川地形非常普遍。除大量的冰斗和冰川槽谷外，并多冰川湖泊，其中瑞典一国就有大小湖泊9.2万个，总面积达3.8万平方千米，占国土8％以上。
挪威沿海，由于冰川槽受海水侵入而形成一系列典型的峡湾，这些峡湾狭长、曲折、幽深，宽仅一至数千米，长度往往超过100千米，两岸多为高峻的山崖，是船舰良好的停泊地。斯堪的纳维亚山脉纵贯半岛中西部。山脉构成半岛地形的主轴。山脉西坡陡峻，直临挪威沿岸。许多地方形成峭耸的悬崖。东坡比较平缓，成阶梯状经丘陵台地过渡到波罗的海的沿岸平原。山脉海拔1000米左右，最高峰是挪威境内的加尔赫峰，海拔2468米。整个半岛处于北纬56°～71°之间，一般属寒温带气候。
全年多西风和北风。由于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冬季气温高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最北部1月平均气温仅－15℃左右。降水充沛，西部沿海处迎风坡，年降水量达3000毫米，但背风的东部仅450～750毫米。全区森林茂密，平均覆盖率50％。森林工业在挪威和瑞典均为重要经济部门。半岛金属矿藏丰富，铁矿尤为驰名。瑞典、挪威都为铁矿砂出口国。瑞典的基律纳是世界上地下开采的最大铁矿。挪威沿海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渔场之一，捕鱼量居世界前列。瑞典和挪威造船工业见长，所造船舶大部分供出口。林业、水力发电、铁矿开采、渔业、造船业和航运业均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富有传统的经济部门。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语：Skandinaviskehalv，瑞典语：Skandinaviskahalvn，挪威语：Denskand-inaviskehalvy，芬兰语：Skandinavianniemimaa），位于欧洲西北角，其濒临波罗的海、挪威海及北欧巴伦支海，与俄罗斯和芬兰北部接壤，北至芬兰，意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居住的之地”。“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一词源自条顿语“skadino”，意为“黑暗”，再加上表示领土的后缀-via，全名意为“黑暗的地方”。因半岛地处高纬、冬季黑夜很长而得名。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两个国家即西部的挪威和东边的瑞典，斯堪的纳维亚山脉（ScandinavianMountains）横恒于两个国家之间，整个半岛长1850公里，面积75万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半岛，半岛西部属山地，西部沿岸陡峭，多岛屿和峡湾；东、南部地势较平整，半岛的气候属温带气候，其北端严寒。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引进人才 地方文献 特色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3 文献标识码 B
地方文献是图书馆最显自身特色的馆藏资源。它已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优势，其它类型图书馆与其无法竞争。地方文献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大量的现行文献资源还在不断产生。它包容着人类文化遗产和文明成果，代表着人类的总体性存在，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长存。
当前，一些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难有起色，少见作为。其主要原因除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投资不力等外，也与图书馆自身的因素有关，如无专职人员的设置，无工作成效的检测与激励机制，无收集范围及重点的确立。其根本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收藏与开发利用的关系。
公共图书馆长期开展读者信息服务，使得图书馆员具备对读者需求较为了解、对各种信息资源容易把握的优势。但是长期以来，在“文化事业单位”模式下的图书馆，很大程度上如同一个机关。要做好文献资源建设等特色工作，必须彻底改变封闭式的传统人事管理制度，允许和鼓励具有专业技能者以“社会人”身份自由地流动于图书馆之间、图书馆行业内外，增添图书馆的活力与后劲。
我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而地方文献正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丰富文化遗产，取其精华而用之，必将对社会的文明、人类的进步产生独特的作用。为挖掘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近年来，我馆勇于创新，在财力和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开设“楚阳文化服务部”，引进人才，筑巢引凤，聘用我馆读者张培元为资料员，实现了图书馆员角色的转变，将静态的书籍资源与动态的读者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该读者爱好兴化文史和擅长谱牒学研究，长期利用图书馆，日积月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吸引了我市一批较有名气的文史研究者，对我馆在开发、利用、研究、收藏地方文献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楚阳文化服务部”不仅是我馆开展地方文献征集、研究和服务的机构，而且成为我市文史爱好者和广大文学青年进行学术活动和交流的“沙龙”。
1 积极开展文史研究，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成果累累。
我馆古籍馆藏丰富，有2万多册。如何开发研究古籍，已成为我馆的工作重点。读者张培元在整理古籍资料过程中，发现了若干颇有研究价值，被学术界认为已不复存在或不为学术界所知道的史料。如发现了世界老年保健及食疗创始人宋代兴化籍人士陈直的《奉亲养老新书》，为中科院院士、国家老年保健学专家陈可冀教授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珍贵资料；发现了在清代乾隆年间“文字狱”中被毁的王仲儒编年体诗集《西斋集》中部分作品，对研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徐述夔《一柱楼诗稿》案”、“王仲儒《西斋集》案”颇有参考价值；发现了“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老师陆种园的《陆仲子遗稿》，有助于研究郑板桥诗词传承情况，并改变了过去学术界认为陆种园诗词仅有手抄本的成见；发现了外祖父万青选的有关资料，对确认母亲祖籍及万青选在淮阴的藏书对少年人生的重要影响大有裨益。相信这些弥足珍贵的研究成果，将会引起国内史学界乃至世界老年保健学领域的关注。
研究文史需要追溯历史，静态的文史资料需要与动态人物资料相联系。由于各地人物具有流动性，地方文献中有很多重要的资源流传于本地区，图书馆仅仅借助于现有的文献信息资源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相关资料，比如可以通过网络查询、走访外地的名人或名人后代、馆际互借、实地考证等等，挖掘流传于民间的史料。同时，通过搜集、整理、交流，不断完善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我馆地方文献，让读者充分享用图书馆馆藏，经过读者提炼加工再创作，来充实地方文献，形成良性循环。张培元同志在整理古籍，征集地方文献，开发二、三次文献的同时，通过实地走访、考察，结合已有的地方文献，共同创造了丰硕的成果。张培元与文友张从义合写了《昭阳十二景》、《儒学街史话》、《兴化十家百年老店》等100多篇文章，先后发表在《泰州日报》、《扬子晚报》、《泰州晚报》、《兴化日报》、《兴化快讯》、《楚风月报》、《泰州通讯》、《中国盐业》、《今日商报》、《都市圈》以及《楚风》等报纸及刊物上，并被新华网江苏频道兴化站、兴化政府网站、兴化教育网“人文兴化”等众多网站转载，部分文章传往台湾，勾起台湾同胞的思乡之情，产生较大影响。张培元撰写了《“儒学街明清文化街区”资料》等，还计划与张从义合作撰写《兴化十大名镇》、《东营话旧》、《兴化古街巷文化》、《兴化市河、古桥述旧》等若干系列文章。此外，张培元个人计划撰写和编纂《兴化百家姓寻根》、《泰州主要姓氏探源》、《施耐庵家族史研究》、《郑板桥家族渊源》、《京剧大师梅兰芳家族史与泰州祖系》等姓氏学、谱牒学论文集。
已成为“楚风文化服务部”成员之一的郭保康、也创造了许多研究成果。他撰写了《西营述旧》、《兴化寺庙摭拾》、《四牌楼》、《兴化景范文化》等几十万字，并主编《兴化历代名人》。他还计戈撰写《金东门》、《兴化庙会文化》等系列文章。在今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的“我的图书馆情缘”征文中，郭保康的作品荣获优秀奖。
另一位服务成员张丙钊，是江苏语言学会成员，也是扬泰地区知名的方言专家。目前，他正在撰写《兴化民俗》及《兴化方言词典》，得到我省作家马春阳、我省语言学专家鲍明炜和泰州方言专家俞扬等支持。其中的《兴化方言词典》将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张丙钊还计划与张培元携手合作，共同精选具有较高价值的兴化籍历史人物的善本古籍，进行点校和注释，旨在弘扬地方文化。服务部取得的上述成果，均得力于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反过来充实了地方文献。
2 为地方决策机构提供科学依据
在当前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如何利用本地区特有的优势来振兴地方经济，成为各地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课题。各地政府在制订各种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了解本地区
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各产业部门特点以及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成就、经验、教训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进步等各个领域的重大进展信息，分析得失。而地方文献正是这些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我馆“楚阳文化服务部”在市旧城区改造过程中，为市旅游局、建设局提供古今地方文献服务，对旅游开发(包括线路确定)提出建议；还参加了《2004-2020年兴化市旅游总体规划》的审议，并与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国家级旅游学科专家、学者就如何开发兴化旅游进行了分组讨论，受到了重视。 “楚阳文化服务部”的同志们，利用文史资料，深入城乡街道、村落，寻找和发现近2O处文物，如西汉樊哙墓、蒯通墓遗址北宋盐务关卡、元代楠木大厅、明代解氏宗祠、御史黄建中墓、吴生生宰相府、道观兼江西会馆“万寿宫”、许承家“大夫第”、明清陈氏进士第、杨家大楼、中堡“童德大”醉蟹加工厂坊遗址、清代进士陆殿鹏故居(即青年作家毕飞宇作品中的“陆府”)、乾隆年间王志广府第及其“万兴大典”等，并联系泰州市文管局文物专家黄炳煜教授前来兴化实地考察，进行鉴定，先后由泰州电视台“新闻夜班车”、江苏电视台“大写真”和教育频道以及兴化电视台进行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他们向我市市政府提出保护建议，得到市政府及文化、城建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对城市建议规划及时做了调整，使原先拆字上墙的吴生生宰相府、陈氏进士第、明代文学家宗臣的“中原才子”坊等儒学街区成片古迹得以保存下来。
3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为配合全市创建文明城市，“楚阳文化服务部”的张培元、张从义、郭保康等同志，承担了《兴化市民教育读本》的绘画、撰文工作，创作漫画72幅，配诗72首，撰文2万字。该读本于国庆节前编印成册，并将于1O月份举行首发式，为市委创建文明城市作出了贡献。
服务部应邀参加了市博物馆“兴化名人馆”设计方案的确定，提供3O多种资料和2O余条实物征集线索，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设计方案，并得到专家们的认可。在我市进行第六批申报文物保护单位工作中，服务部帮助市文管会、文化局提供文史业务服务，负责撰写吴生生故居、陈氏进士第二处文保单位推荐材料。同时，提供2O多个文物的情况，供上报市政府确定(包括国家、省、市三级)。
服务部参加了江苏特色文化与民间艺术资源调查。承担儒学街文化片、中庄醉蟹、四牌楼、十破画、竹泓船文化、明代黄氏木雕(佛作)、景范文化、板桥文化、沙沟饮食文化、安丰三腊菜等资料、图片的集成，受到省、扬州市及泰州市专家好评。年底，服务部还将参加资源调查的江苏卷编纂工作。
4 收藏、研究、开发家谱，丰富地方文献，服务社会大众。
家谱是一种收藏宏富、记事准确、有独特体例的历史文献，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域，乃至于各个民族、氏族和家族的历史，具有其它文献无法取代的价值。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家谱，是一个巨大而又十分难得的文化史料宝库，为我们研究历史学、社会学、人才学、民族学、方志学等多个学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资源。近两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社会咨询服务工作。张培元同志对家谱进行了整理、研究，通过往来函件和直接上门咨询服务等各种渠道征集到《吴氏家谱》、《徐氏家谱》、《立鹤堂解氏家谱》等2O多种家谱，有清刻本、民国刻本、油印本、手抄本、铅印本等，发现家谱收藏线索3O多条，其中有许多珍贵史料，如明代崇祯时宰相吴生生家谱、明初巨富沈富(万三)家谱等，初步形成一定数量的家谱资源。同时，先后为爱立信保险集团驻香港代表解刚先生、香港万鑫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张炳昆先生、南京理工大学李德昌教授等提供了续修家谱及查询、寻根、寻亲等综合服务；通过对咸丰年间《兴化葛氏家谱》(始祖冒七二、二世祖葛八一)的研究、分析，结合1O多年来积累的如皋冒氏家庭史的知识，帮助读者葛诗德联系如皋宗亲冒榕龄明末清初名士冒辟疆第9世孙)等，确认葛、冒二姓同属蒙古族蔑尔乞特氏，系元代太祖成吉思汗后裔(元顺帝时丞相脱脱一支)；帮助市政协退休老人徐范寻找其父在抗战时续修的《徐氏宗谱为扬州知名学者顾一平先生寻找《顾氏族谱为在兴化戴南工作的盐城籍人士姜伟树寻找《句容姜氏宗谱》受到各界人士一致的关注和好评。
在实践中，张培元同志注重谱牒学理论研究，撰写了一些专业论文。其中《部分兴化家族谱牒简述》一文，为我省语言学家鲍明炜和苏州市方言专家俞扬研究泰州方言、兴化方言的形成提供了佐证。
2004年4月23日，泰州电视台“珍藏泰州”栏目记者戴中明等一行3人前来我馆，采访和拍摄了我馆张培元同志开展家谱收藏、研究与服务工作的专题片。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馆领导的决策，不注重引进人才，我馆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丰硕的成果；反之，如果张培地同志不被图书馆所用，图书馆许多宝贵资料还在沉睡。由此可见，作为图书馆，要在信息市场站稳脚步，必须创新自己的服务特色，扬长避短，挖掘利用人才，有声有色地把一方的地方文献工作做好，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参考文献：
1 陈高潮．地方文献与旅游资源开发的互动，图书馆建设，2004(2)
2 彭月琴．新图书馆建筑雕塑与现代图书馆文化理念．图书馆建设．2004(2)
3 王宗义．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实践探索．图书馆
建设，2003(2)
我好读书，犹好中国古典诗词。
语言精练是中国古典诗词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特点，那干练简洁的寥寥几十字却又韵味十足，笔墨精练却又形象生动，富有音韵美。古人说，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中国古典诗词犹如一个浩淼的大海，茫茫无际，怀珍藏宝，足以令后人探奇揽胜，流连忘返。
偏爱并非没有缘由的。质朴天籁闻余韵的古逸，天然画卷醉风流的诗经，瑰丽七绝明珠来的楚辞，风骨散落汉家尘的汉魏南北朝诗，光焰万丈长的唐诗，哲思义理诗中藏的宋元明清诗，豪放绻缱两相宜的各朝词卷以及断肠在天涯的元曲，无一不是世界瑰宝。我喜爱屈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高洁傲岸，我喜欢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辉壮阔，我喜欢李清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婉转缠绵，我喜欢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豁达豪迈，我喜欢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远闲静……
我向来是不认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中国古典诗词就犹如一枝出淤泥而不染的纤纤素莲亭亭玉立于文坛之上，纯粹而干净，飘渺朦胧又意味深长，静心阅读，让人“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那是一尘不染的感悟，说是“黄金屋”、“颜如玉”反倒是玷污了它。尤其是烦闷之时，泡一杯茶，捧一本中国古典诗词，细细品读，品至深处自然忘却了尘世喧嚣，忘却了经年悲喜，又怎有心念及“黄金屋”与“颜如玉”？也正是为何雅士们都爱在品读中国古典诗词时泡一壶茶——一颗浮躁的心就犹如水中茶叶渐沉，随之茶香弥漫，沁人心脾。中国古典诗词就是有这种能力，有那种令人沉心静气、镇定安宁的魔力。
常有人说，人之一生，必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是生性懒惰之人，做不到行万里路，只能读万卷书以代行路。未能跋涉，中国古典诗词却带我走过了长河落日圆的漠北，走过了千山鸟飞绝的域西，走过了那十里荷花香的江南。领略了烟波画船之春、朝云暮卷之夏、云霞绚丽之秋、冰肌玉骨之冬。看到了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望见了小雨纷纷的渭城城门口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听到了琵琶声起王翰长叹“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感受到了无言独上西楼的李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人们所说的坐行千里读遍天下大概便是如此吧。
而现今社会，物欲横流，缺少的正是那份静心。闲暇之余为何不悠然坐下，打开封尘的书柜，翻阅一下国粹精华，流连于中国古典诗词之中感悟人生呢？高二:陈夜安
关键词：李商隐 无题诗 用典 内容特点 艺术特色
所谓典故，一般辞书的解释是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历来有出处的词语，分为语典、事典及语事混合典三种。用典若能从典故原有的内容中发现新意，则为佳作。李商隐的无题诗，用典繁多而且生僻晦涩，用无题的方式完全摆脱了题目对读者的束缚，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感受力和联想力，通过自己的体验去寻找解答，从而获得审美享受。
一.李商隐无题诗所用典故类型
根据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中对无题诗的界定，本文着重对其所说的14首无题诗中的以下11首诗中的典故进行探究：无题（八岁偷照镜）、无题（近知名阿侯）、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无题（含情春晚）、无题（何处哀筝随急管）、无题（闻道阊门萼绿华）、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其用典分为神仙道教、男女爱情、闺房器物三种类型。神仙道教的为紫府、瑶台、蓬山、青鸟、刘郎、阊门、萼绿华、巫山神女;男女爱情的有宓妃留枕、贾氏窥帘、嫁不售、清溪小姑、吴王苑内花、西南待好风等;描绘闺房器物与女子居处环境的为镜中鸾、钗上燕、芙蓉做裙钗等。
二.李商隐无题诗中大量典故所传达的情思氛围与人生机遇之感
神仙道教类典故使诗歌主题指向于求仙，闺房器物典故与女子服饰居处环境等将主题引向艳情，男女恋情的典故将主题引向爱情，而作者又往往在一首诗中，同时使用这三类典故，就使得诗歌主题复杂多义，暧昧不明，同时，这三类典故自身的情思氛围也带有迷茫、朦胧的特点。神仙道教类典故赋予了无题诗迷幻、神异、朦胧的感彩。因为远离了现实生活，所以不容易指实为具体的人和事，与现实题材和主题思想有疏离感。紫府、瑶台均为仙人所居之处，蓬山是指海上的仙山，青鸟为西王母的使者，这些事物均非现实生活中的常人所能见到或遇到的，因此给人一种迷幻、朦胧的感觉，故而使这些诗歌传达的情思更加飘渺难寻。闺房是隐秘的场所，外人不易窥探，因此这一类典故意象和形象带有一定的暗示性和象征性，寓意暧昧、香艳，同样与现实生活有距离。但是因为其感情基调、人物以及故事结构并不相同，加上与前两种典故往往交叉使用，所以进一步使主题朦胧多义，复杂难求。
李商隐无题诗所构筑的象征世界，饱含着诗人对社会、对人生特别是个体生命的体验。有象征自己不幸遭遇的，如《无题》“八岁偷照镜”，诗人以一个女子的不幸象征自己的不幸，尽管他“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十六岁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但是，九岁丧父，“浙水东西，半纪漂泊……，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亲”，自己又怎么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呢？从这首诗歌中，诗人还有一种无所依傍的惆怅。以男女之情象征宾主遇合。在李商隐的一生中，令狐楚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想起当年和令狐楚的那种关系，李商隐非常痛苦，然而，时光不会倒流，在梦想破灭之后，只能借助诗歌来表白自己，如《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那个欢乐的场面不正是往昔那段美好生活的象征吗？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爱情不正是宾主遇合的象征吗？
三.李商隐无题诗的历史回响
“诗家总爱西昆好，总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李商隐的“无题诗”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一个充满了美和神秘的谜。诗人自谓：“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通过解读，我们更好地体会出李商隐以“无题诗”为代表的爱情诗，取得的极高的艺术成就，以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2.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电影《马拉松》；体育精神
一、《马拉松》故事梗概
这是一个由真是故事改编成的一部体育类励志电影，影片描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个名叫楚原的孩子5岁时被诊断患上了自闭症，母亲庆淑得知情况后内心非常痛苦，在一段时间的心理挣扎之后也终于无耐接受了这一残酷的现实。
时光荏苒，楚原已成长为了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但他思维能力却仍停留在5岁儿童的水平上。母亲庆淑在生活中发现楚原在长跑方面似乎具有超乎常人的潜力，于是她抱着试图通过长跑练习来发展他的潜能，打开楚原的内心世界。
曾获世界冠军的著名马拉松运动员孙正旭此时出现在了楚原的生活中。孙正旭因酒后驾车受到法律惩罚，被分配到楚原所在的“特殊学校”参加一段时间社会服务。母亲庆淑抱着内心的期盼请求他教楚原跑步，但孙正旭拒绝了。在母亲的多次努力下，孙正旭终于答应接收楚原为学生，但一开始孙正旭对待楚原的态度是简单粗暴、不耐烦。随着相处时间增多，孙正旭渐渐被楚原纯真直率和坚持的态度所感动，开始用心去教楚原跑步。并重新开始了自己搁置已久的训练，甚至为了纠正楚原的不正确跑步方式而做他的陪练。
一天，母亲庆淑和孙正旭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已至于她决定让楚原放弃马拉松。但是此时的楚原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停下脚步，因为他已爱上了跑步。在楚原的坚持下，最终用行动“说服”了母亲庆淑，参与期盼已久的马拉松比赛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
二、体育精神与人性光辉的融合
“马拉松”是奥运会比赛中距离最长的一个比赛项目，总长为这项42.195公里，它要求运动员必须有过人的体力及常人无法比拟的毅力。
马拉松运动起源于波斯与希腊的战争。希腊获胜后，希腊人斐力庇第斯第一时间跑步四十多公里回到雅典向国人报告了胜利的消息，之后便倒地身亡。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后来举行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上，增加长跑竞赛项目，并把战场至雅典的距离42公里195米，定为马拉松竞赛的长度。对于希腊人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灵魂无疑就是马拉松项目。而对终点坚持不懈的追求也成为了现代竞技体育精神的精髓。
电影《马拉松》将巧妙的将伟大的母爱与体育精神通过艺术手法嫁接了起来，把母爱的顽强与坚持表现的淋漓尽致。
电影《马拉松》运用简单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闭症患者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最终实现自我的曲折过程。但是由于导演的匠心独运，这部电影拍摄得非常感人，就像是一颗大号催泪弹，让每一个看过的人都难以自抑。
故事从一开始母亲得知儿子患病曾一度想放弃楚原，到在母爱的召唤下她宁愿忍受离开其他亲人的痛苦，而无怨无悔地贴心照顾着这个患病儿子，帮助其成长，而且她坚信楚原在这个社会上一定有他存在的价值。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奇迹终于发生了。
世界冠军孙正旭的出现是故事的一个转折点。通过与孙正旭的交流，楚原母亲开始怀疑自己为儿子设计的发展道路。作为观众的我们甚至也在疑惑，楚原究竟适合不适合练习长跑。当楚原最终成功地跑完马拉松全程和母亲热情拥抱时，所有的疑惑在此时得到了成功的化解。
影片无处不体现母性的伟大、人性的光辉与“马拉松式”的顽强精神，影片在感动观众的同时，也引导大家认真思考影片之外的人生意义。[2]
三、体育精神对当代人思想的影响
当代人的价值观在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年轻人的奋斗目标逐渐转变为对“成功捷径”的追求，顽强拼搏、吃苦耐劳的精神早已在他们身上逐渐远去，并日益脱离了社会。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来对我们的生活方向进行指正，这也许正是这部励志电影能够鼓舞人心、震撼灵魂的真正原因吧。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人物对生活及命运顽强抗争的拼搏精神。如：母亲怀着深深的母子亲情，她坚信楚原一定有其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即使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也没有放弃楚原。母亲对于自己认定的事，都用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对待、去坚持[3]。
曾经的马拉松世界冠军孙正旭，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自己热爱的马拉松职业，但是在楚原的感染和带动下，他那不屈的灵魂又指使他将自己的梦想坚持下去。
楚原的世界是非常简单的，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仿佛没有任何事能够将他的心门打开，他可以对母亲说过的任何一句话都言听计从，可以仅仅只满足于饼干、面条。但是由于自己不懈的坚持，马拉松运动却成了相伴他的朋友。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才能够对这一环境之下纯粹的顽强有一个真切的理解。
电影《马拉松》只所以能够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源于它将多数人心中已经奄奄一息的火焰点燃了。而这也许就是体育励志电影的魅力所在。
四、体育精神的艺术表现
运动是我们强身健体的重要途径，而经过电影工作者的艺术加工制作的体育类励志电影则对于人类追求生命本体价值与探索生命意义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整个影片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对立和矛盾，楚原和母亲之间的矛盾是故事的主线之一。楚原之所以能够坚持马拉松，是因为有母亲的全力支持。当楚原开始接受孙正旭的指导后，矛盾又增加了一层。随着时间的推移，楚原的坚持也唤起教练对久违的马拉松的热爱，也不知道是教练教会了楚原如何跑步，还是楚原教会了教练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不到终点决不放弃。当楚原最终迎着和煦的阳光跑在马拉松跑道上，成功地跑完全程，和妈妈热情地拥抱时，所有的对立全部消失，矛盾得到化解，楚原得到了这个世界的认可，影片达到了情节的高潮。
在表现形式上，体育电影除了具有多层次的娱乐功用外，也发挥着强劲的精神支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对话的反复”。电影中有这样的台词，母亲问“楚原的腿是？”楚原答“值100万美元的腿”，母亲问“楚原的身材？”楚原回答“超级棒！”，这几句台词在片中反复出现，起初观众会笑，第二次出现时观众会流泪，再一次出现时观众会有所感悟。随着情节的深入，相同的台词和行为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引起观众不一样的思考。
体育电影描绘了人物命运，挖掘出了人性的本能，从深层次阐述了体育精神，充满着无穷的冲击力与感染力。体育电影让观众在欣赏情节的感人之处与叙事的无穷魅力之中，积极主动地对现实进行认真的思考，呈现的景观应该是娱乐精神与激情和梦想的有效融合。[3]
我想，也是这部影片想告诉我的——人生就是场马拉松，决不能轻言放弃！
总之，电影《马拉松》中所蕴含的体育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同时其运用的体育精神的表现方式也值得以后的体育电影制作人借鉴。
参考文献：
[1]郑允哲.领军《马拉松》讲述韩国版《阿甘正传》[OL]..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5）11―0077―01
2014年9月9日，主席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时，从展台上拿起一本语文书翻看。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程是全国统一课标，他说，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从汉语言文字里直接生长出来的中华诗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作为精神文明的一种方法和工具，她又涵养了中华民族的诗性思维、人生智慧和人格操守。
今天，我们吟诵经典诗词，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其一，可以体会到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中华诗词从最初上古时诗的萌芽到《诗经》《楚辞》的出现，就确定了以天地为经纬的坐标系，形成了质朴、典雅、大气、高贵的精神品格。中华诗词以她特殊的文学样式，潜移默化地塑造、完美着社会良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诗词中体现得非常饱满。这种民族精神，这种传统文化，不是通过说教的形式讲述给我们，而是通过感性的方式，通过诗的语言，自然地呈现了出来，我们读之，就能自然而然地受到滋润，受到感化。比如忧国忧民的情怀，诗圣杜甫是其代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这条主线，不说他的代表作品“三吏”“三别”，单从他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我们就能体会出朝廷军队收复失地后诗人的欣喜若狂。当年，流落到大后方的诗人冯至等，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禁齐声诵读了这首唐诗。无疑，杜甫这首诗表达出了人类一种共同的情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民族气节，是一把正骨尺，一颗定心丸，不知校正了多少人生航向，在国家尊严与个人生死考验面前，凸显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中国，改革与革命都是要流血的，谭嗣同赋予了自己的死如此深重的意义，他才能如此慷慨激昂，横刀笑对苍天。历史没有辜负他，菜市口滚落的头颅最终埋葬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谭嗣同真正赋予了死亡最伟大的意义，和他那位楚地先人屈原声气相通。
其二，可以传承民族美德，汲取民族智慧，丰富审美体验。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人生观念、审美、伦理都是通过传统诗歌传承下来的。中国没有圣经，只有诗经。中华诗词帮助人们创造和建立了一个“诗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实现了真正的“天人合一”。这也就是我们的民族为什么那么热爱脚下的土地，那么热爱自己的家乡，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诗性因素，也是中华民族青春常在的诗性因子。“每逢佳节倍思亲”，已成为民族的文化意识，深植在国民的温馨记忆里。再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在古典诗歌里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不妨读一读孟郊的《游子吟》，读一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读一读李白的《长干行》，相信，其中真挚、质朴的美丽情感会打动我们每一位读者。
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包含了中华民族智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的这首诗，激励一代又一代奋发有为的华夏儿女，去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这首《题西林壁》，不知打开了多少人的眼界。它告诉人们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要钻牛角尖，要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的道理。
〔摘要〕 近代形式论的主流概念是由审美趣味的主观化先验化而形成的康德主义形式与感性形式（感性形象）。准确、透彻地把握它们的本质、作用、意义应当立足于启蒙运动思想的一般精神。康德主义形式的最终确立得益于以人性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和认识论，感性形式获得主导地位归功于18世纪的存在大链条观念和学科分化的趋势。从新古典主义美学的衰落，审美趣味、感性形象的流行，浪漫主义及其哲学化德国古典美学，到形式本体论的兴起，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哲学美学的一条主题明确的思想线索，即形式与表现、个性与一般、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及种种解决方案，而形式的赋形超越的强大抵御力量充当了构筑艺术和审美活动的自由王国，恢复人性的原始和谐，从审美自由转入政治自由的理想桥梁。
〔关键词〕 启蒙理性；审美趣味；感性形象；形式本体；审美教育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18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方美学中的‘形式’：一个观念史的考索”（04cz013）
〔作者简介〕张旭曙，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433。
近代美学的形式观念肇始于17世纪，涵盖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德国古典美学、浪漫主义、19世纪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从中我们能发现催生美学学科“埃斯特蒂卡”（感性学）的酵母因素，追溯现代美学形式本体论的谱系血统，它甚至构成了理解西方人的新型理智生活——启蒙精神的历史和实质的重要视角。可以说，探究这一课题具有美学史和一般思想史的双重意义和价值。
一、美之光：从形式照向表现
在17世纪，古代思想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概念，即柏拉图的绝对理式、毕达哥拉斯的比例形式、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与部分间的和谐仍然在流行，并给予新的形式概念的确立与展开以各种影响、规约、推动。与此同时，新的词语和问题，诸如鉴赏、情感、灵感、虚构、天才、想象等出现并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标示着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理解17世纪美学的形式观的精神特质、演化轨迹、术语变换、重心转移，有两个思想史动力因素最为重要：自然科学的兴盛和教会权威的衰败，这背后站着两位思想巨人——牛顿和笛卡尔。
罗素曾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1〕是的，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哲学）用本质、目的、原因这些不精确的术语描述运动此时已遭到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时间、空间、物质及力等概念。机械论自然观让位于目的论自然观。伽利略的望远镜解除了希腊和中世纪赋予天体的特殊的神圣性质，牛顿的革命工作则进一步加以摧毁。光不再是神秘的物质和上帝的住所，而成了一个物理现象。另一方面，虔信主义和神秘主义解说的柏拉图主义让位于一种较合乎理性的柏拉图主义。“这种柏拉图主义，经过伽利略与开普勒的思想而成为牛顿的数学体系。它承认内在力量或启示是理性的基础，这个理论于是成了一种唯智主义。它要在宇宙的物理秩序及道德定律中寻找神的自然真理。”〔2〕
柏拉图主义顽强地延伸到英国经验论精神氛围中成长出夏夫兹博里及其门生哈奇生。夏夫兹博里接近剑桥派新柏拉图主义。在他看来，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宇宙的和谐整体是由天帝这位“至上的艺术家”造就的，他是使物质具有形式的最终因。文克尔曼确认情感与个性表现有损于静穆美理想，莱辛以精神表现的多寡作为衡量身体美高低的准绳，也显示了新柏拉图主义成见的影响。
笛卡尔的新哲学力图调和近代科学的机械论和唯灵主义的神学和形而上学，他认为清晰明白的概念就是真理，相信理性有能力把握确定的知识。《方法谈》规定的用以指导心智的四条原则是新古典主义美学的哲学原理。对此，埃米尔?克兰茨有过一句精炼的评价：“十七世纪的文学界，各方面都体现了笛卡儿连第一句话也从未写过的笛卡儿美学。”〔3〕
曲调悠扬、歌唱深情、舞姿绚丽,2009年9月12日下午,由湖北省文联和湖北省戏剧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百朵牡丹唱盛世”文艺演出在董必武先生于1920年创立的,具有红色传统的名校――武汉中学新校区体育场举行。湖北省文联、湖北省文化厅以及武昌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和四千多名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
演出开始前,湖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省文化厅副厅长沈海宁宣读了湖北省委宣传部特别为此次演出发来的贺信。贺信指出:“湖北戏剧牡丹花奖”作为湖北省戏剧表演最高奖项,历年为推出著名演员、推动湖北戏剧发展、扩大湖北戏剧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次演出是湖北戏剧人才的集中展示,更是湖北戏剧界为祖国六十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
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永泽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词。他说,本次演出是全省文艺界、戏剧界以及武昌区群众对祖国母亲一种深厚情感的表达,是对伟大祖国六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一次礼赞,更是一次团结各族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弘扬民族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活动。
全场演员和观众高歌一曲《歌唱祖国》,激扬的大合唱拉开演出序幕。此次演出集中了湖北省荣获历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湖北戏剧牡丹花奖”的一批精英演员。其中,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首位在荧幕上饰演“国母”宋庆龄的肖慧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杨俊和张辉、歌剧《洪湖赤卫队》中两代“韩英”的扮演者李祝华和刘丹丽等纷纷登台献艺,整场演出涵盖了京剧、汉剧、楚剧、黄梅戏、荆州花鼓戏、豫剧、阳新采茶戏、话剧、歌剧等,既有建国初期创作的红色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也有改革开放后新编楚剧《狱卒平冤》、京剧《法门众生相》、汉剧《王昭君》、荆州花鼓戏《原野情仇》等荣获各类全国大奖的剧目片段;更有近年声名鹊起的“汉派”小品,以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阳新采茶戏等小剧种作品。十四个精彩节目展示了建国以来湖北省戏剧创作的许多优秀成果,演员们动情的表演不时赢得观众热烈掌声。对于此次盛大的演出活动,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新华网等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湖北省剧协 宋辉)
关键词：佛教；宇宙观；生命时间观；南朝；志怪小说
中图分类号：1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82-05
中国上古已有自己的宇宙空间观念与生命时间观念，随着汉代之后佛教佛典的大规模传人，给中国士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极富玄想色彩的宇宙空间观和生命时间观念。这些时空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首先表现在南朝志怪小说的创作上。
一、宇宙观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比较明确地提出时间与空间概念的是《管子》一书的《宙合》篇。其中“宙合”的“宙”指的是时间， “合”指的是空间。《管子・宙合》云：“天地，万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又强调“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下，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其实际是说，天地、万物，以及整个世界，无不处在“宙合”之中，即处在时间与空间之中。《文子・自然》篇引老子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里的“四方上下”与“往古来今”都没有什么限制，所以，此处“宇宙”已经模糊地表示了时空的无限性思想。对宇宙的认识，中国古代的理论家们虽然有矛盾之处，但从总体上认为时间不可穷尽与空间没有尽头的宇宙观占主流。
佛教传人中国之后，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宇宙时空观念。佛教用“世界”一词表示时间与空问，“世”表示时间，“界”表示空间， 《楞严经》卷四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可见，佛教的世界指宇宙。这种宇宙观念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有相似之处，即认为时间与空间有无限性。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佛教的宇宙观念中有地狱观念，此为中土所没有；其二，佛教对人世之外的宇宙世界的描绘更加形象生动，更富于想象特征。这两个方面都给中国文学巨大的影响。地狱观念对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佛教地狱观念于汉末传入中国，“地狱”(Naraka)，是佛教首创和长期信仰的观念。据《开元释教录》卷一云：“沙门康巨(或作臣，未详孰是)，西域人，心存游化，志在弘宣，以灵帝中平四年丁卯于洛阳译《问地狱经》，言直理诣，不加润饰。”安世高于东汉桓灵之世又译出为数不少的“地狱经”。据梁代慧皎《出三藏记集》卷四著录的“地狱经”有： “《铁城泥犁经》、《泥犁经》一卷(或云《中阿含泥犁经》)、 《勤苦泥犁经》一卷、《十八泥犁经》一卷、《四泥犁经》一卷、《地狱经》一卷、《地狱众生相害经》一卷、《地狱罪人众苦事经》一卷(抄)、……《调达生身入地狱经》一卷(抄《出曜》)、《夺那只全身入地狱经》一卷(抄)、 《流离王生身入地狱经》一卷(抄)。”因为地狱观念较能打动信众的信仰心理而被大量译介，这些失传的地狱经类佛经的译出年代应该在自魏晋至梁代，故才被慧皎收录。佛教地狱观念从汉末传入中土之后，到南朝已大为风行，许多中土士众信奉地狱观念。于是这种观念影响了包括南朝志怪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此为情理中之事。
佛教中的地狱是一个现实人世之外的一个惨酷世界。唐释道世《法林珠苑》卷七云：“问曰：‘云何名地狱耶?’答曰：‘依立世《阿毗昙论》云：梵名泥犁耶，以无戏乐故，又无喜乐故，又无行出故，又无福德故，又因不除离恶业故。故于中生，复说，此道于欲界中最为下劣，名曰非道，因是事故，故说地狱名泥犁耶。如《婆沙论》中：名不自在，谓彼罪人为狱卒阿傍之所拘制，不得自在，故名地狱；亦名不可爱乐，故名地狱。又地者底也，谓下底，万物之中地最在下，故名为底也。狱者，局也，谓拘局不得自在，故名地狱。又名泥黎者梵音，此名无有，谓彼狱中无有义利，故名无有也。’”在地狱中，作为人应该有的权利和自由皆被剥夺，生命个体在其中会受到种种不可思议的可怕的刑罚。这些在南朝志怪小说中都有相应的描绘，可以《幽明录》和《冥祥记》为代表。如《幽明录》的《舒礼》、《赵泰》、《康阿得》等条，其中《舒礼》条叙述舒礼至地狱，“府君曰：‘汝佞神杀生，罪应上热熬。’使吏牵著熬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礼著熬上宛转，身体焦烂，求死不得。已经一宿二日，备极冤楚。”《赵泰》条叙述赵泰死后其灵魂入地狱见泰山府君，备历诸地狱， “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男子六千人，有火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干丈，四边皆有剑，树上燃火，其下十十五五，堕火剑上，贯其身体。”皆历历叙述地狱之中种种楚毒苦痛，深受佛典之中有关地狱观念的影响。《冥祥记》的《赵泰》、《唐遵》、《程道惠》、《刘萨荷》、《陈安居》、《释智达》等条亦如此，如《赵泰》条叙述赵泰按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杖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起即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坠，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量，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訾，白登白攀，若有欣竞，而身首割截，尺寸离断。”描绘人们在地狱遭受的种种刑罚与痛苦，使读者如临其境，读之有毛骨悚然之感，目的是为了警醒人们对地狱的惊惧之心，更有效地弃恶从善，实现其宣教目的。而《刘萨荷》与《陈安居》二条中，乃直言：遍至诸狱，备观众苦，略与经文相符。
关于地狱的结构，先有地狱之说。东晋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的《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六云：“有地狱，云何为八?一者还活地狱，二者黑绳地狱，三者等害地狱，四者涕哭地狱，五者大涕哭地狱，六者阿鼻地狱，七者炎地狱，八者大炎地狱。”此外，还有梁代沙门僧曼、宝唱等译的《经律异相》中引《问地狱经》的“十八地狱”之说，以及东晋南朝数次翻译的《净度三昧经》中的“三十地狱”之说。地狱之说从创始之后，其数目由少到多，结构也由简单趋复杂。志怪小说中地狱的结构也随佛典相应变化。如《幽明录》的《康阿得》条记述地狱的结构： “复前行，见一城，其中有卧铁床上者，烧床正赤。凡见十狱，各有楚毒，狱名‘赤沙’、 ‘黄沙’、‘白沙’，如此‘七沙’有刀山剑树，抱赤铜柱。”复如《冥祥记》中的《刘萨荷》条关于地狱结构的叙述：“(赵泰)因随沙门俱行。遥见一城，类长安城，而色甚黑，盖铁城也。见人身甚长大，肤黑
如漆，头发曳地。沙门曰：‘地狱中鬼也。’其处甚寒。有冰如席，飞散著人头，头断；著脚，脚断。二沙门云：‘此寒冰狱也。’……次见刀山地狱。次第经历，观见甚多。狱狱异城，不相杂厕。人数如沙，不可称计。楚毒科法，略与经说相符。”此皆为佛教地狱观念对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地狱观念是佛教佛典宇宙时空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因果报应思想的组成部分。南朝志怪小说如《幽明录》、《冥祥记》等关于地狱的叙述形象生动，其中痛楚刑罚描绘得如火如茶，具有相当的警醒读者的力量。其故事情节颇为完整有序，人物形象清晰，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后世的唐宋传奇、宋元戏曲、明清小说中关于地狱的描绘对此都有所借鉴。
佛教的宇宙时空观的另一表现是“三千大千世界”说。“三千大千世界”说是佛教宇宙时空理论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一观念在各种佛典中被无数次地宣说，如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佛说长阿含经》卷十八云：
佛告诸比丘，如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如是千世界，千世界中有千日月、千须弥山王、四千天下、四千大天下、四千海水、四千大海、四千龙、四千大龙、四千金翅鸟、四千大金翅鸟、四千恶道、四千大恶道、四千王、四千大王、七千大树、八千大泥犁、十千大山、千阎罗王、千四天王、千忉利天、千焰摩天、千兜率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是为小千世界。如一小千世界，尔所小千千世界，是为中千世界。如一中千世界，尔所中千千世界，是为三千大千世界。如是世界周匝成败，众生所居名一佛刹。佛告比丘，今此大地深十六万八千由旬，其边无际。地止于水，水深三千三十由旬，其边无际。水止于风。风深六千四十由旬。其边无际。比丘，其大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其边无际。佛教认为须弥山是人们所住的世界之中心，日月环绕此山出没，三界诸天也依之层层建立。此山高六十万八千由旬，山顶上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天天王，周围有七海山、七金山；第七金山外有铁围山所环绕的咸海，咸海周围有四大部洲。“由旬”，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一由旬相当于四十华里，印度国俗三十里。又《佛说长阿含经》卷二十一云“有乱风起，吹此水沫造须弥山，高六十万八千由旬，纵广八万四千南旬，四宝所成，金、银、水精、琉璃。……其后乱风吹大海水吹大水沫，于须弥山四面起大宫殿，纵广各八万由旬，自然变成七宝宫殿。……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去须弥山不远，自然化成宝山，下根入地四万二千由旬，纵广四万二千由旬，其边无际，杂色问厕，七宝所成。”如此一个充满想象色彩的由种种宝物组成的宇宙世界，带给信徒们许多美好的遐想，激发了他们佛教信仰的热情。此“三千大千世界”说实质表述了佛教关于宇宙空间无限性理论。这种思想在南朝小说中也有反映，如题为晋王嘉撰、梁萧绮录的《拾遗记》卷十之《昆仑山》条：
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四面有风，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四面风者，言东南西北一时俱起也。又有却尘之风，若衣服尘汗者，风至吹之，衣则净如浣濯。甘露似雾，著草木则滴沥如珠。亦有珠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洒焉；以瑶器承之，如饴。昆仑山者，西方日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其光如烛，第三层有禾裢，一株满车。有瓜如桂，有奈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第五层有神龟，长一尺九寸，有四翼，万岁则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层山形渐小狭，下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种耨焉。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最下层有六精霄阙，直上四十丈。有风云雨师阙。南有丹密云，望之如丹色，丹云四吹周密。西有螭潭，多龙螭，皆白色，千岁一退五脏。此潭左侧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肠化成此石。有琅歼缪琳之玉，煎可以为脂。北有珍林别出，折枝相扣，音声和韵。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红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虽然此条亦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但昆仑山的空间结构乃受佛教佛典中有关须弥山空间结构的影响。
二、生命时间观
依据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是纯经验型的。时间首先是时节、时令，是大自然的一种韵律和节奏。时间划分的基本单位是年、季、月、节、候、日、辰，主要依据的是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自然物象的变化。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一开始依据的是花开花落等感觉经验：时节、时候等标时名词直接就包含了物候形象；时律则标志着某一时间段内自然之旋律的“调值”高低；“时令”则直接把时间宣布为大自然意志的表达者。中国传统的节日如春节、清明、重阳等，都是与物候有关的。这种时间观之文化意蕴在于：首先，时间以其最终支配性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步调：从农祭兵刑等军国大事，到婚丧嫁娶等世俗风情；从王者的起居巡狩，到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必须征询时间所代表的意志。其次，时间作为生命创化力演进的过程，向人们揭示着每一个当下时刻的独特价值，这就使中国人形成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喜欢通过诸如一丝微风拂过荷面、一个眼神的流转等细微之处感悟自然与体味人生。再次，任何生命个体都要经历由盛而衰、从生到死的过程，任何人都只有一生一世。所以，通常情况古人对事件的把握较重视两个关键点：“善始”和“善终”。“始”包含着生命的潜能，而“终”则是过程的必然结果。
佛教传人中土后，给世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关于人生生命的时间观。人的生命不再仅仅是一生一世，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没有终点的过程。东晋厨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六《利养品》云：“心清净无瑕秽，诸结便尽，亦无沾污，性行柔软，逮于神通，便得自识无量宿命事，所从来处，靡不知之。若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成败劫、不成败劫、成败不成败劫、无数成败劫、无数不成败劫。”每一个生命都有前生、今生、来生“三生”，时间不再用节令、时令等短暂概念划分，个体生命也不再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是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循环轮转的没有尽头的过程。一个生命个体现在的结果是由于其过去的行为所致，而现在的一切行为又会导致未来某个时间出现与之相应的结果。如刘义庆《幽明录》的《阮瑜之》条：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少孤贫不立，哭泣无时。忽见一鬼书搏著前言：“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无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后鬼恒在家，家须用者，鬼与之。二三年，小差，为鬼作食，共谈笑语议。阮问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问：“君那得来?”鬼云：“仆受罪已毕，今暂生鬼道，权寄君家，后四五年当去。”曰：“复何去处?”答云： “当生世间。”至期，果别而去。人死后进入鬼道，若干时间之后还复转生为人。这一生命没有终结的生命时间观，给处于乱世的人们予美
好的寄托和安慰，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佛教对现实人生苦难的关注，凸现了佛教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生”之说往往与因果报应思想结合在一起，在东晋南朝时期深入人心，这在南朝志怪小说中有明显的表现。如《幽明录》的《安侯世高》条：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长者共出家，学道舍卫城。值王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刃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夙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数年，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过广州，见年少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稽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长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世高亦还船。有一少年上船，长跪受咒愿，因遂不见。广州客日：向少年即庙神，得离恶形矣。云庙神即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事佛精进。这则“三生因缘”的故事在当时及后来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梁代慧皎《高僧传》卷一录有这则故事的全部，文字稍有差异。《释门自镜录・忿恚贪鄙录》第五录有《汉洛阳安世高同学法行受蟒蛇身事》，由安世高救度蟒形庙神事铺演而成。《三宝感应要略录》亦录有这则故事，题为《庙神奉绢世高为起塔离蟒身》，文字稍有改变。《庐山记》、《辨正论》皆录之，亦文字有异。又《冥祥记》的《陈秀远》条：
宋陈秀远者，颖川人也，尝为湘州西曹客居临相县，少信奉三宝，年过耳顺，笃业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于昏夕间闲卧未寝，叹念万品死生流转无定，自惟己身将从何来，一心祈念，冀通感梦。时夕结阴，室无灯烛，有顷，见枕边如荧火者，同然明照，流飞而去。俄而一室尽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昼。秀远遽起，坐合掌喘息，顷见中庭四五丈上有一桥阁焉，栏槛朱采立于空中，秀远了不觉升动之时，而己自见平坐桥侧，见桥上士女往还填衢，衣服庄束不异世人。末有一妪，年可三十许，上著青袄，下服白布裳，行至秀远左边而立；有顷，复有一妇人，通体衣白布，为偏环髻，手持华香，当前而立，语秀远曰：“汝欲睹前身，即我是也，以此华供养佛故，故得转身作汝。”回指白妪曰：“此即复是我先身也，”言毕而去，去后桥亦渐隐。秀远忽然不觉还下之时．光亦寻灭也。
这条故事叙陈秀远见到自己的前生及前生的前生，可视为佛教“三生”思想的小说版。这些宣扬生命“三生”的故事，一方面说明佛教“三生”生命时问观在当时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这种生命时间观的形象表述，进一步有效地宣扬了佛教的这一思想。这些故事与当时翻译的佛典及一些佛教理论家宣传家的著述一起，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普及。
中国传统人生生命时间观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一世”，人死后为“鬼”。《周礼》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肉毙于下阴为野土，神气发扬于上为昭明。”《韩诗外传》云：“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认为人死后魂灵与肉体分离，死后不能复生。佛教佛典传人中土后，佛教佛典中的死而复生的观念广为流布，尤其在民间的普通信众中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人相信死后可以复生。志怪小说中反映及宣扬这一思想的，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已有，南朝记载此类故事的以《幽明录》、《冥祥记》等为代表。如《幽明录》有《钟繇》、《干庆》、《舒礼》、《庚崇》、《故章县老公》、《阮瑜之》、《琊人王氏》、《陈良》、《赵泰》、《康阿得》、《石长和》、《薛重》、《卖胡粉女子》等条。如《卖胡粉女子》写一男子因得到爱情欢踊而死，之后又复活的故事。从中可以见出当时男女婚恋的不自由。作者又给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设计了一个美丽的结局，反映在佛教死而复生思想影响下时人的善良愿望。《溟祥记》中死而复生或转生的故事有《支法衡》、《董青建》、《孙稚》、《李清》、《唐遵》、《程道惠》、《刘萨荷》、《释僧规》、《李旦》、 《释昙典》、《蒋小德》、《释智达》《袁廓》、《董青建》等条，如《孙稚》条：
晋孙稚，字法晖，齐国般阳县人也。父祚，晋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成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后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门于法阶行尊像，经家门。夫妻大小出观，见稚亦在人众之中，随侍像行。见父母，拜跪问讯。随共还家。祚先病，稚云： “无他祸崇，不自将护所致耳，五月当差。”言毕辞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复归跪拜问讯，悉如生时，说其外祖父为太山府君，见稚，说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儿耶。”“未应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将来，欲以代谪。”有教推问，欲鞭罚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渊，时在其侧。稚谓曰： “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勿复忧也。但勤精进，系念修善，福自随人矣。我二年学成当生国王家。同辈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学成皆当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应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缘缠缚，故独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复归，说邾城当有寇难。事例甚多，悉皆如言。
关键词 文选；游仙诗；共同主题；艺术特色
游仙即谓古人虔信仙人、仙境之存在而游心或游身仙境，通过自身实际行动或在意念中求仙、访仙、遇仙，与仙同游同乐，以期脱离尘俗之羁绊，达到对有限生命的一种超越。可以说，游仙是中国古人追求有限生命超越的一种方式。游仙的地点多在山林。从“仙”的汉字结构上看，“仙，人在山上貌。从人山。”（《说文解字・人部》） [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游仙亦即游山，山林即是仙境。现知最早的游仙诗当为秦始皇命博士创作的《仙真人诗》，惜已佚，其面貌无从可知，然其内容当不外乎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楚辞・远游》被誉为“后世游仙之祖”。（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卷一二）真正以“游仙”命名的始自曹植的《游仙诗》。刘勰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文心雕龙・明诗》） [2]魏晋以降，游仙诗创作勃兴，阮籍、嵇康、何劭、郭璞、庾阐、杨羲等人都是游仙诗的创作者。郭璞是第一个大力创作游仙诗的人。梁代萧统等人所编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即收录了何劭、郭璞二人的游仙诗作共计八首，其中何劭一首，郭璞七首。关于游仙诗之创作主旨，当如钟嵘所言，分为“坎咏怀”和“列仙之趣”两类。（《诗品中》） [3]那么，萧统《文选》所选录这八首游仙诗，是否有其共同的创作旨趣呢？下文试述之。
一、《文选》游仙诗的共同主题
刘勰称道郭璞的游仙诗：“仙诗飘飘而凌云。”（《文心雕龙・才略》）[4]钟嵘却说郭璞“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榛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中》）唐李善曰：“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文选六臣注》）[5]李善认为“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辞无俗累”的篇制，才是游仙诗之正宗。今综观这八首游仙诗，确有其共同主题，即表达诗人求仙、慕仙的“列仙之趣”。具体表现为单纯的慕仙、仙人自游、人仙共游与人寻仙游。
（一）慕仙
《文选》中有五首游仙诗表达了诗人慕仙的情感。其中何劭一首，郭璞四首。
先看何劭《游仙诗》：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无落。吉士怀贞心，悟物思远。扬志玄云际，流目瞩岩石。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抗迹遗万里，岂恋生民乐。长怀慕仙类，眇然心绵邈。
这首诗前四句描写吉士栖隐的深山幽林的景色，主人公怀着虔诚之心，体物思远，扬志云霄，流目岩石，羡慕昔者王子乔升天成仙在伊洛旁边与友人道别的情景：“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抗迹遗万里，岂恋生民乐。”此中“吉士”当是主人公自，主人公由长青不凋之松柏联想到长生不死之王子乔，长怀慕仙之高志，在心灵上得到一种超脱之感。何焯评此首诗为“游仙正体” [6]，可见此诗为“慕仙”之诗无疑。
再看《文选》的第二首《游仙诗》：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诗把京华朱门和山林蓬莱（黄侃云：“莱，当作藜。颜延之《和谢监诗》：‘幽门树蓬藜’，亦蓬藜连用也。”程千帆云：“藜误为莱，当由浅人不知景纯诗旨而妄为窜易耳。”黄侃先生和程千帆先生意见相同）作对比，先抑后扬，着力描写了隐逸者高蹈遗世、悠然自得的生活场景：身居山林，“挹清波”，“掇丹荑”，“潜盘灵溪”，与世隔绝。诗人借游仙出世，表达了蔑视朱门权贵的高迈之志。“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句，诗人认为灵溪即是人间仙境，不必像赤松子那样升天成仙，漆园傲吏、老莱逸妻即是尘世间之仙人。在诗人看来，伯夷、叔齐在武王伐纣时，“扣马而谏”，因此他们并不能称之为尘世间的仙人。郭璞所赞诵的隐逸仙境，乃是“高蹈风尘外”、超乎升天仙去的境界。
《文选・游仙》第五首：
六龙安可顿，运流有代谢。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
这首诗自始至终流露着诗人对于时光的流逝和老之将至的慨叹，体现出了诗人深沉的忧生情绪。生死这一主题，在魏晋人诗文当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这缘于魏晋特殊的时代背景，以致于魏晋人高扬自我价值的旗帜，重视延长有限的生命，企求长生。郭璞好神仙，擅长方术，然最终并不相信人能变成神仙：“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这表明诗人在求仙之时仍然保持着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文选・游仙》第六首云：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是诗用比喻象征的手法，诗人有逸翮拂霄，迅足远游之高志。然而，吞舟之巨鱼却无波澜相助，岂能驰骋清源？诗人自诩璋，然亦有“明月难暗投”的苦闷，潜颍寒士怨清阳之难以拂照，陵苕在秋天落，诗人感叹人世之悲苦。诗人生活在重门第的乱世，深感“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压抑。郭璞的游仙诗因此也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正如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所说：“景纯之《游仙》即屈子之《远游》也。” [7] 诚如此言，“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的言外之意正是高蹈游仙之旨趣。
《文选・游仙》第八首：
晦朔如循环，月盈已见魄。蓐收清西陆，朱羲将由白。寒露拂陵苕，女萝辞松柏。荣不终朝。蜉蝣岂见夕？圆丘有奇草，钟山出灵液。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长揖当途人，去来山林客。
是诗前六句写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月圆月缺，日出日落，晦朔交替，时光的流逝，寒露之萧肃，草木之凋零。接着二句写诗人由华朝荣夕敛，蜉蝣朝生暮死，进而感叹人生之短促。因而诗人对圆丘的奇草，钟山的灵液，安期的五石，有着执着的追求。灵液、奇草、五石是诗人企求的仙药，以期服食仙药长生不老。结句“长揖当途人，去来山林客”，“当途”，李善注曰：“当途，即当仕路也”，诗人认为从仕不如栖隐游仙。
（二）仙人自游
《文选》所录第七首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群仙游乐图：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吞舟运海底，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升降随长烟，飘飘戏九垓。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
这是郭璞“列仙之趣”最浓的一首诗，也是诗人描绘的一幅比较完整的群仙嬉戏图。海面上，怪鸟杂县，降落在鲁国京城东门，渤海上方猛烈地刮起暖风，一场灾难即将来临。吞舟大鱼从海底涌出，击起的海浪托起了远处的蓬莱仙山。在这样的背景衬托下，呈现在眼前的是“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的神仙出场的场景，紧接着群仙开始嬉戏，气氛热闹非凡：陵阳子明斟食五食脂，容成公手挥玉杯，嫦娥扬起美妙的歌声，洪崖频频点头叹绝；宁封子随长烟飘飞舞于九天；这些神仙的年龄都过千岁，容颜却如婴孩般鲜嫩。神仙生活的逍遥、欢乐，都一一呈现于笔端。然而结句“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诗人从描绘仙人嬉戏游乐，忽而从仙界转到人间，写人间求仙者的失败。燕昭王、汉武是一代帝王，他们都虔诚信仙，然而都失败了。同样地，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刻意地去追求成仙，也不免以失望告终。可见，诗人在描绘天上仙境美好的同时，赞美仙人逍遥自在嬉戏的同时，仍然对现实社会保持着一种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即凡人难以成仙。这是此首游仙诗表达“列仙之趣”的特别之处。
（三）人仙共游
《文选》第四首《游仙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人仙共游图：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泉。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浮游辈，宁知归鹤年？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这句诗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名句，它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人仙同乐、亲密无间的场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人仙共游图。然而，游仙的地点却是在人间，而不是在天上；游仙的主人公也不是神仙，而是“冥寂士”，此当是诗人自托。游仙的环境幽雅清静，翡翠鸟戏于绿萝环绕的林间，不是仙境却胜似仙境。主人公“冥寂士”放情洒脱，“静啸抚清泉”，“嚼蕊挹飞泉”，不是神仙却胜似神仙。以至于赤松子、浮丘公、张洪崖等仙人，从天上仙境，降落到人间，光临这如仙之境。“冥寂士”的生活是如此地优游自在，这当中也应该包括诗人在内的士人，不满晋代黑暗政治而企求精神上的解脱。结句“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主人公以象征长寿的龟鹤自比，斥责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蜉蝣之辈，体现了诗人清高傲俗的品格。
（四）人寻仙游
《文选》的第三首《游仙诗》表达了诗人寻仙而游的场景：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翘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阊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是诗首四句描写清溪道士修道的环境，这位道士就是鬼谷子。在此，鬼谷子当是诗人之名。《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子先生。” [8] 《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 [9]可见，鬼谷子是六国时纵横家。《隋书・经籍志》“子部・纵横家”著录《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10] “子部・兵家”著录《鬼谷先生占气》一卷。[11]后来晋人认为鬼谷子是传授纵横谋略、占气方术的隐士。郭璞在这首诗里把鬼谷子形象塑造成为青溪仙隐的道士。诗人由清溪的栖隐环境，想到颍水岸边的高士许由。青溪神女灵妃“粲然启玉齿”，邀请道士同游仙境。然而，诗人感叹主管为男女作媒的“蹇修”此时却不存在，表达了诗人游仙失败的失落情绪。
《文选》所录游仙诗八首游仙诗分别从仰慕神仙、仙人自游、人仙共游、人寻仙游四个模式展现诗人的“列仙之趣”，让人读其诗仿佛置身仙境之中。
二、《文选》所录游仙诗的艺术特色
（一）想象奇特
《文选》这八首游仙诗，都具有其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奇特，主要表现为善于运用夸张、拟人、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着力于描写仙境、隐居环境及仙人隐士的生活。如“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无落。”、“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等句勾勒出一幅幅仿佛仙境般的胜地。生活在其间的主人公“吉士”、“鬼谷子”、“冥寂士”等，或“悟物思远”，或欲邀灵妃同游，或“静啸抚清泉”，“放情凌霄外”，展示了他们超然物外、傲世尘俗的姿态。
（二）善用神仙典故
《文选》所录游仙诗大量神仙典故的运用，使游仙诗备添浪漫之色调。
何劭《游仙诗》：“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王子乔，《列仙传》曰：“王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山头。’果秉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首谢时人，数日而去。”
郭璞游仙诗亦擅用神仙典故。如“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漆园傲吏，《史记》曰：“庄周尝为蒙漆园吏。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亟去，无污我。’”莱氏逸妻，《列女传》曰：“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或言之楚。楚王遂驾至老莱之门。楚王曰：‘守国之孤，愿变先生。’老莱曰：‘诺。’妻曰：‘妾闻居乱世为人所制能免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莱乃随而隐。”“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句也用了伯夷、叔齐的典故：“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济注曰：“伯夷、叔齐二人耻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璞将蹈于风尘之外，不为夷齐守此小节，故长挹谢之而去。”郭璞称道庄子和老莱氏之妻的遗世高隐，不同于伯夷叔齐逃世穷处的隐居。
“翘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句，李善注引《吕氏春秋》曰：“昔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颍川之阳。”注引《琴操》曰：“尧大许由之志，禅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临河而洗其。”
“赤松临上游，驾鸿秉紫烟”句，李善注引《列仙传》曰：“赤松子，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仑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句，李善注引《列仙传》曰：“浮丘公接王子乔以上嵩高山。”向注曰：“浮丘、洪崖，并仙人。”
“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句，李善注引《国语》：“赵简子叹曰：‘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李周翰亦注曰：“言此微禽尚自变化，吾独不能，璞恨词也。”
“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李善注引《列仙传》曰：“陵阳子明者，乡人也。好钓鱼于涎溪，钓得白鱼肠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五石脂服之，三年龙来迎去。”娥，李善注引《淮南子》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常娥窃而奔月。”
从上面列举的例子来看，《文选》录游仙诗多用古书中的神仙典故来表情达意，在这八首游仙诗中，几乎每首都可以找到用典的地方，所用之典，大多出自《列仙传》、《淮南子》等书所记载的神话故事。可见，游仙诗作者对于这些神仙典故是非常熟悉的，可以说，他们对于这些神仙典故可谓是情有独钟。《晋书・郭璞传》载郭璞“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12]郭璞曾为《穆天子传》、《山海经》等记载大量神话的典籍作注，因此，其游仙诗作中大量地用神仙典故，也是情理之中的。
综上所述，《文选》所录游仙诗表现了超越世俗社会局限的“列仙之趣”，以其丰富的想象、神仙典故的运用，为游仙诗增添了浪漫的色彩，为后世游仙诗创作树立了范例。
参考文献
[1]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83.
[2]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7.
[3] 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8-39.
[4] 刘勰上揭书.701.
[5] （南北朝・梁）萧统等编.（唐）李善等注.文选六臣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400.
[6] 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895.
[7] 何焯上揭书.895.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304.
[9] 司马迁上揭书.311.
[10]（唐）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