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14: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朱彦夫事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策之以求道破天机，划之以求导引潮流。”《后汉书》中关于“策划”的概念虽有多种解读，但万变不离其宗。深挖潜在规律，掌握领先优势，顺时顺势而为，是策划成功的关键。2014年3月，生活日报顺应时势，将视线聚焦在从未离开但已久违的传统文化上，策划“山东好家风”系列名人访谈，力图以传统文化为依托，通过当代名人鲜活的家风故事旗帜鲜明而又入脑入心地宣传核心价值观，体现主流媒体的社会担当和品质追求。同时，以文化为纽带，搭建盈利平台，借助文化平台积极尝试跨界合作、异业营销，探索单纯依靠报纸广告的经营模式转变，力求有所突破。最终，“山东好家风”系列活动在2014年齐鲁晚报和生活日报“齐鲁新闻奖”评选中获得年度最佳营销策划金奖。
正能量活动是赢得广泛支持的关键
万事开头难。活动酝酿初期，针对“山东好家风”这个题目，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如何操作落实，怎样跟经营工作有机结合等一个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过反复讨论、分析、研究，我们首先拿出了一份被认为有些“异想天开”的采访名单：欧阳中石、莫言、朱彦夫、倪萍、李登海、陈好、范冰冰……我们计划对社会各界的山东籍名人进行专访，通过挖掘其背后的家风故事，大规模、高密度、多渠道的集中宣传以及名人示范效应引起受众广泛关注，迅速提升活动影响力，有效吸引各方赞助。
一些资深的跑口记者看到这份名单后都善意地劝我们：某某很大牌;某某今年已经没有档期了;某某不接受地方媒体专访……丰满的理想第一步尚未踏出便遭遇骨感的现实，我们深知，采访对象知名度跟采访难度往往成正比，但采访难度和稿件的影响力往往也成正比。在困难面前我们没有退缩，而是抱着更加坚定的信心投入到联络专访工作中。
1.被采访名人给活动点赞
受档期等因素影响，采访知名人士往往需要提前预约，加之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不能接受采访，需要做大量的沟通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为了给整个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我们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角逐。
很多名人在对此次活动有了一定了解之后，都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们普遍认为当前社会亟需这种弘扬好家风、传递正能量的行为。此外，该活动采访的内容并非为名人自身歌功颂德，而是挖掘其背后的家庭影响，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父母或祖辈，这一点也让不少名人深以为然。欧阳中石谈起母亲给家起的堂号“万和堂”，倪萍聊起她写的《姥姥语录》，刘延广回忆起自己的爷爷……无不充满情感。
起点决定高度。为了增加活动的影响力，我们计划请一位山东籍的书法家为活动题字。欧阳中石先生自是公认的最佳人选，但中石先生的字可遇不可求，何况老先生年事已高，个中难度可想而知。我们通过朋友辗转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王元军取得联系，经其介绍，我们向中石先生的学生荆向海表达了我们的意图，由他代为转告中石先生。尽管颇费周折，中石先生最终被我们的诚意和活动的意义所打动，欣然答应免费为“山东好家风”活动题字。正当我们准备去北京取字之际，得知中石先生恰好有事要来济南。机会难得，我们立即联系荆向海，请他协助安排了一次跟中石先生的会面。这次会面很成功，不仅顺利完成了对中石先生家风故事的专访，更为后期举办中国传统家训书作展再次邀请中石先生题字打下基础。
中石先生的题字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做好这次活动的信心。提及山东好家风，不可不提的是有“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之称的时代楷模朱彦夫。朱彦夫是被命名的时代楷模，他的事迹也曾被多家媒体报道过，投入这次采访之前，我们已经感受到重重的压力。2014年3月29日，朱彦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济南市山东会堂举行。会上，朱彦夫的女儿朱向欣做了《父亲：您是我心中的明灯》的报告。面对众多媒体，朱向欣对各路记者的采访要求都一一拒绝。但我们并未就此放弃，通过朱向欣找到她的姐姐，也就是朱彦夫的大女儿朱向华。经过跟朱向华以及沂源县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的反复沟通，他们都认为家风这个题目选得好，值得做。随后，我们在朱彦夫的家中顺利完成了采访。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明星带来的眼球效应要比其他领域的人物强烈得多，他们的言谈和举止更加被人关注，他们的家风故事也鲜有媒体挖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著名主持人倪萍。提及这位山东老乡，很多文娱记者都表示她“肯定不会接受采访”。尽管我们通过山东省美术馆的朋友联系到倪萍的经纪人，但其坚决拒绝的态度让人近乎绝望。一路走来，不断地攻坚克难让我们越挫越勇，最终在倪萍的书中找到了突破口。我们仔细阅读了倪萍的个人著作，将《姥姥语录》一书中关于其家风故事的内容提炼出来，跟其经纪人反复沟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了准备一次采访可谓煞费苦心，对方被我们的锲而不舍精神所折服，被“山东好家风”蕴含的正能量所打动，曾经面对无数媒体记者关闭的门朝我们打开了，我们顺利完成了这次对倪萍的独家专访，并马不停蹄在同期完成进行了对赵保乐的采访工作。无论是倪萍还是赵保乐，都在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肯定之余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主动帮我们约访范冰冰、朱时茂、鞠萍、陈好等多位圈内的明星好友，并将他们的私人联系方式告知，让我们获得了避开经纪人直接跟明星对话的机会，使沟通环节大为简化，为后期工作赢得宝贵时间。
就在各个领域的山东籍知名人物相继从采访名单进入稿库之时，科学领域的院士这一人群成为采访的盲区，无论新闻记者还是广告客户都鲜有机会跟他们产生交集，于是我们只能另辟蹊径。山东卫视品牌栏目《天下父母》制片人黄宁正好拥有这方面的资源。由于彼此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弘扬传统文化，传递正能量，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了资源共享的共识。我们最终顺利采访到了李登海、赵家军、胡敦欣、于金明、张存浩、王军成等6位科学界精英的家风故事。
在约访过程中，几经辗转已经成为常态。但无论采访对象如何拒媒体于千里之外，经过我们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无不对“山东好家风”活动表示认可。其时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媒体中炙手可热，最终也在我们跟其女儿管笑笑及高密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的有效沟通下向大家讲述了他的家风故事。此外，黄渤、唐国强等人也同意接受专访，但因时间关系没能赶上我们的系列报道，算是一个遗憾。“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谓整个约访过程的真实写照。
2.赞助单位踊跃解囊
早在2014年3月，当时活动尚处于萌芽阶段，山东格力公司董事长段秀峰听说我们要做“山东好家风”这么一个活动，当即表示赞助活动20万元。段秀峰在媒体推广方面的“抠门”早已被大家领教，此次却颇为“慷慨”地当即拍板，着实让我们深有感触。后来活动大幕拉开，更多客户以高涨的赞助支持热情表达了对活动传递正能量的认可。
历经四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山东好家风”系列名人访谈日渐丰满。2014年8月1日，生活日报编辑部的同事们以洋洋洒洒四个整版拉开了“山东好家风”系列名人访谈的大幕，随后以每天至少一位人物专访的频率、不少于两个版的规模持续了近四十天的宣传，重量级人物的专访接连见报，在微信朋友圈中被频频转发，大规模、高密度、多渠道的宣传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活动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寻求合作的广告客户，多家客户纷纷争抢活动冠名权。冠名单位只有一个，为最大限度增加经营创收，我们开发出多个产品供客户选择。除了活动总冠名，我们还设置了特别支持单位、特约报道单位以及人物专访版面的半版广告位，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我们在保障客户权益的前提下，让不同客户以不同形式参与到活动中，使报社收益最大化。最终重汽地产成为活动总冠名商，格力电器成为特别支持单位，而齐鲁银行则以“齐鲁银行之约山东好家风系列名人访谈”参与其中，另一家同样“觊觎”这一名号的竞争者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则以赞助后期出版的《山东好家风》精装书的形式进行支持。
随着活动的逐步深入，名人效应开始显现。不乏有客户指定要将广告跟某位人物的专访放在一起，如阳光壹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便要求将自己的品牌广告安排在鞠萍的专访版面上。为期近四十天的“山东好家风”系列名人访谈预留的常规广告位全部爆满。8月份例来是报纸广告的淡季，而2014年8月生活日报的当月广告刊登额同比增长79.5%，极大地撬动了客户的需求，实现了增量广告的创收，这一切都要拜“山东好家风”活动所赐。
除了被采访名人以及广告客户的支持，社会各界对此次活动也都表示肯定。在后期《山东好家风》成书过程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志民教授便给予了很多无私的帮助。筹备中国传统家训书作展之际，著名训诂学家许嘉璐，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顾亚龙，山东大学教授刘心明，梁修、靳永等济南宿老名士也做出了贡献。
以文化为纽带搭建盈利平台
我们所做的是正能量的传递，是传统文化的弘扬，巨大的活动影响力吸引了大量投资赞助固然可喜，但我们并没有满足于常规广告投放的增长，而是积极探索如何以文化为纽带，搭建盈利平台，通过“山东好家风”活动获得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系列公益广告开启广告投放新形式
随着“山东好家风”系列名人访谈大放异彩，我们以孔、孟、颜、曾等历史名家的传统家训为创作题材，以中国传统水墨风格为设计基调，紧扣“山东好家风”主题，分别为鲁邦置业、中捷地产、黄金地产、康桥置业、力高地产、济高地产等6家房地产客户量身打造了六大系列共计44个版面的“山东好家风”系列公益广告，形成了“山东好家风”独有的公益广告风格。该系列作品得到了房地产客户的一致认可，此举形成直接创收55万元，对生活日报房产行业广告实现全年在三报（生活日报、济南时报、山东商报）中的份额从10%大幅攀升至30%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连续的密集广告投放不仅让生活日报品牌在客户中形成良好的口碑，也让客户的品牌形象大受裨益。
2.书画名家笔会创造多赢局面
除了线上版面的开发，我们还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拓展线下活动。我们先后举办了多场以“山东好家风”为主题的书画名家走基层笔会，以书画这一高雅的艺术形式弘扬好家风。弥金冬、张鹤龄、李万柱、袁玉森、刘玉璞、郭执铨、吴永福、李凤荣、赵坤等多位书画名家先后走进重汽・莱蒙湖、绿地中心、鲁能・漫山香墅、银丰唐郡等济南新兴社区，“山东好家风”系列活动不断掀起。无论是八十岁以上高龄的老前辈，还是术业专攻的学院派书画家，都丝毫不计个人报酬，义务在笔会上挥毫泼墨。他们表示，好的家风需要传承和发扬，他们都想为此善举尽上自己的一份力。以书画笔会为平台，我们在给房地产客户带来丰富活动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售楼处的人气指数和人群质量，密切了跟客户之间的感情沟通，为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四场笔会活动，报社实现广告创收45万元。
3.中国传统家训书作展掀起活动
2014年12月24日至30日，作为“山东好家风”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山东省文化厅、大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协办，重汽地产、银丰地产特别支持，生活日报、山东省文化馆承办的中国传统家训书作展在山东省文化馆成功举办，掀起“山东好家风”系列活动的。这既是山东书法界的一次高水平展览盛会，更是对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一次有力弘扬。
本次展览由欧阳中石先生题写展名，山东书坛最具实力的120余位书法家集体创作。在山东省书法家协会顾亚龙主席的协调、帮助下，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省内17地市书法家协会及社会相关书法团体、机构推荐的最具实力的书法家会员代表是参与此次书作展的中坚力量。此外，我们还特别邀请到柏继民、董凤基、王玉玺、刘国福等关心此次公益活动的部分老领导以及陈左黄、张剑萍、郭连贻、王大章等省内老一辈书法家创作主题作品。部分近年来在全国屡获大奖的70后、80后优秀青年书法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用创新的笔法创作出了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2015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在临沂市莒南县启动。在此情况下，还能有如此多的领导、嘉宾出席书作展开幕式现场，足以体现出大家对“山东好家风”系列活动的重视程度，活动本身的独特魅力和感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4.系列衍生品拓宽创收渠道
在此基础上，我们整理、出版了《山东好家风》及《中国传统家训书作展作品集》，并进一步开发出以“山东好家风”为题材的邮册、银砖等衍生品。其中，《山东好家风》一书除收录了欧阳中石、莫言、朱彦夫、李登海、倪萍等30位山东籍知名人士鲜活的家风故事，还专门辑录了山东历史上孔、孟、颜、曾等20大文化世家的家风传奇，《中国传统家训书作展作品集》则对参展作品及其释了归纳整理，二者既是对活动的一次总结，也是继承、发扬传统家风的有益范本。
作为活动衍生品的“中国传统家训书作展纪念邮册”由山东省文化厅、大众报业集团荣誉出品，生活日报、山东省邮政公司联合制作，内容由山东大学刘心明教授及生活日报编辑团队始草，几易其稿，从传统家训、家范、戒子名篇等百余本古籍中精选出崇礼、行孝、修身、教子、厚道、求福、处事、治家、尚俭、知足等十篇最具代表性的家训，并由著名训诂学家许嘉璐先生审定，山东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增补一条。其间书法家梁修提出由于所选的家训字数太多，不利于书法家进行书法创作，对十条家训重新进行了整理工作。随后，我们邀请欧阳中石先生率娄以忠、梁修、张业法、荆向海、赖非、赵长刚、郑训佐、顾亚龙、燕守谷、孟鸿声等省内极具实力的十位书法家集体创作。全册采用高仿宣纸印刷，制作精良，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收藏和馈赠的文化珍品。该册在预售阶段便已被房产、商业等行业的客户订购了400套，成为“山东好家风”系列活动的又一创收渠道。
30位山东籍名人的家风故事，120余位山东顶级书法家的家训作品，近310万元的活动创收……“山东好家风”系列活动的大幕徐徐落下，“山东好家风”的精神则永不落幕。其间，受访对象的家风故事让我们动容，推进过程的艰辛让我们成长，广告客户的肯定认可让我们欣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让我们鼓舞。
――题记
残障人――生活中的弱势者。面对他们，有的人冷漠，有的人蔑视，有的人遗弃……
我要高声讴歌这些不幸者的事迹，我要尽情弹奏弱势者的乐章，我要用心去聆听那用嘶哑的喉咙唱出的生命的绝唱。
（一）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要……”这是一个聋哑女孩内心的渴望。她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却听到了人生中最动人的清泉的潺潺；她无法与人交谈，却领悟出了命运中倔强不屈的真谛；她无法欣赏五彩缤纷的绚丽，却描绘出了世上最壮美的画卷。
她没有常人健全的身躯，她却荣膺了常人都不能得到的美国公民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全美国人记住了她的名字――海伦•凯勒，世界十大杰出妇女之一。
（二）
史铁生，一个肢体上的矮人，一个精神上的巨人。他紧握着如椽的巨笔，走进了神圣的文学殿堂。他用双手摇着轮椅，坐在地坛上，遥望天上云卷云舒，笑看人间风风雨雨。
上苍收走了他行走的权利，却给了他磨练的机会：“死，不是一件着急的事。”是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论死是矫情的。”这些文字，真实地流露出他对生命的感悟和人生的思索。
他的生活是充实的，因为他在用精神歌唱：“轻轻的走与轻轻的来……”
（三）
他被称为当代的爱因斯坦，他一身疾病却有着超人的智慧头脑。
史蒂逊•霍金虽身患卢伽雷氏症，但他却从不承认自己比别人差什么，他默默地耕耘在“黑洞”的土壤里。
他被禁锢在一辆轮椅上长达20年之久，他的思想却遨游于广袤的时空间，解开了宇宙奥秘；他手不能写，口不能言，却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宙的“几何之舞”。一部《时间简史》让世人认识了他的价值，他用铁的事实，向世人宣告：残障人也有春天，残障人也能迎来硕果累累的金秋。
朱彦夫、刘水、张海迪、桑兰、陆幼夫……一个个逆境中的勇士，用自己残缺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英雄交响乐。
成不了浩瀚汹涌的大海，就做一条潺潺的小溪；成不了参天茂密的大树，就做一棵青青的小草；成不了矫健勇猛的雄鹰，就做一只林中的小鸟。即使是一只受伤的小鸟，我也要用断翅飞翔，我也要用嘶哑的喉咙唱响命运的最强音。
【教师亮分】
基础等级37+发展等级19=56分
【言之有据】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勗攻灭后梁，建立后唐王朝，李存勗即后唐庄宗。李嗣源利用魏州兵变夺取帝位，史称唐明宗，唐庄宗死于禁军兵变。其实李克用所收的假子并不仅此1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枌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枌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枌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枌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2011年7月19日上午，在妈阁庙前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庆典，精彩的龙狮和武术表演吸引了大批街坊和游客驻足观看。在观礼席上，邻座的值理会副主席蔡昌道先生对我说：“我是黄飞鸿的徒孙。”
看着我惊讶的表情，老人的脸上露出了孩童般得意的笑容。他接着说：
“我在澳门培正小学读书时，体育课有北方拳师赵竹溪教授武术。他循循善诱，很有耐心，让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武术。他对我们说，他曾经跟黄飞鸿学过洪拳。
“先父蔡克庭先生当年同时担任妈阁庙值理会和镜湖医院的主席，每年都会邀请赵（竹溪）馆、■（镜州）馆、罗梁馆等澳门著名的武馆进行武术义演和醒狮义采，为镜湖医院筹集善款，所以认识濠江武林中人。他见我喜欢武术，就带我到赵馆，拜赵竹溪为师。
“拜师的时候，我先献上一封‘利是’为礼，再跪地斟茶双手敬奉给师父，然后恭恭敬敬叫一声‘师父’，师父喝茶后回赠一条黑色的绉纱带，就算礼成了。从那以后，我就在师父的指导下跟师兄们一起练功、一起外出表演，直到师父离开澳门。”
赵竹溪（1900—1991年），字长青，山东省掖县沙河镇人，幼随大泽山智藏寺清泉、觉东两位法师习少林太祖门武术，18岁时跟烟台青峰观张万秋道长学摩云掌法，21岁时再拜迟守进和任丰瑞为师，历7载艰苦磨砺，终得太极螳螂拳精髓。太极螳螂拳掌门迟守进卧病弥留之际，委任他为第七代掌门人。
20世纪30年代初，赵竹溪携徒姜密龄到澳门寻找发展机会，在当地拳师郭文、朱颂民和徐国兴的帮助下站稳了脚跟，先后在8所小学担任体育老师，并开设武馆公开授徒。由于德艺双馨，澳门精武会后来还礼聘他为总教练。
爆发后，赵竹溪目睹河山沦陷、生灵涂炭，义愤填膺，多次赴广州、中山等地为抗日义演筹款和义务向抗日战士传授大刀肉搏技法。只要当地慈善团体邀请，他和门人弟子都会鼎力相助，通过武术义演、醒狮义采筹款，从不推托。
抗战胜利后，澳门经济萧条，民生困苦，赵竹溪只好举家前往越南谋生，先后担任精武、励志、崇正、义安、健青、西贡广肇等十几家体育会的国术总教练，桃李满门。1971年他回到香港设馆授徒，直至老归道山。他一生致力于光大太极螳螂拳，从学者遍布世界各地达万人之众，是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
赵竹溪离开澳门后，姜密龄留下来继续为太极螳螂拳的发展打拼。1957年、1959年他先后两次代表澳门赴北京参加全国武术比赛，还在1959年3月的广东省第一届运动会的武术比赛上获得优异成绩，对濠江武林贡献良多。
我的用心聆听挑起了蔡先生的谈兴，我们边看表演边交谈，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的庆典活动就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中圆满结束了。
晚上的招待酒会嘉宾云集，航海家、妈阁庙值理会主席柯万乘先生致词。他说：“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通商的口岸，虽然华洋杂处，但社会风气还是和谐融洽的，是一座畅通的连接内外的桥梁。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要更好地扮演这个角色就要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航海多年，在世界各地与人们交流的时候，深刻体会到传统的道教文化和中国功夫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同。妈阁庙值理会成立康乐体育部，免费教授传统道教的经典仪规和中华武术，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认识祖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借此增强认同感，更好地担当沟通中外的角色。”
2011年10月2日，借参加澳门妈阁庙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妈祖出巡庆典活动之机，我在下榻的酒店分别约见了澳门业余体育会、文根体育会龙狮、武术教练林瑞祥师傅和澳门罗梁体育总会会务顾问、珠海市斗门罗梁体育会理事长陈柏坚教练。
身材敦实的林瑞祥50开外，是岭南洪拳黄飞鸿宗师关门弟子■镜州的徒孙，还是澳门武术界有名的活跃分子。一番寒暄之后，健谈的林瑞祥打开了话匣子，把他的习武经历和师门事迹向我娓娓道来。
林瑞祥说：
“以前澳门白鹤拳有‘三夫’，洪拳有‘三林’。‘三林’即林祖、林昌和林泉。林祖是林世荣师祖的侄子，当年曾在澳门谋生；林昌是澳门洪拳中坚，曾于1959年3月代表澳门参加广东省第一届运动会并获佳绩；林泉是我父亲，是澳门营地街市的鱼贩，也是澳门商贩中最能打斗的拳手，与狮王李寿山的师父李福球是同行。可惜在我12岁那年他不幸因病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我就拜他的生前好友梁中天为师，继续学习洪拳。师父幼年时身体孱弱，为了改善体质就到住所附近的■馆习武强身。■镜州师祖对师父青眼有加，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后来机缘巧合，师父又随罗汉门名师段玉清先生习六合八法等北派武功，还精通气功、太极拳、器械，集南北武学于一身，冶内外功夫于一炉。1958年2月，师父和■彦光师伯等人代表澳门参加广东省武术会演，以精湛的武艺获得大家一致好评。1959年3月，他们参加广东省第一届运动会的武术比赛，均获佳绩。”
最让林瑞祥引以为荣的，是他的师伯■彦光。1957年和1959年，■彦光曾两次代表澳门赴北京参加全国武术比赛，是濠江武林公认的高手。■彦光是■镜州的儿子。■镜州创办的■馆在大三巴牌坊附近，是澳门老牌的三大武馆之一。
■镜州当年与同门的广州“西关老虎”邓芳、邓二兄弟私交甚笃。他在澳门秋声蟋蟀场担任保安领班时，就让邓芳当他的副手；每逢重要的节庆表演活动，他都会请来邓氏双雄助阵。■镜州仙逝后，武馆交给四子■彦忠打理，后期以医治跌打骨伤为主，现在已经很少教武术。
澳门街老牌的“远来茶楼”由林瑞祥的亲戚经营，一个有关黄飞鸿的武林掌故就发生在这里。林瑞祥说：“黄飞鸿太师祖在世时，常到澳门。他喜欢饮茶，所以每次都会叫上■镜州等一大班徒子徒孙来这里相聚，一大桌子人有说有笑，非常热闹。我父亲就是其中的徒孙之一。”
林瑞祥带我到酒店不远处的一片空地，我们交流了岭南洪拳的铁线拳、千字拳，比对粤澳两地在这两个套路上的技术形态差异。告别时，林瑞祥邀请我晚上到塔石广场观看武术汇演。
傍晚，在澳门街塔石广场的武术汇演现场，经陈柏坚教练引见，我拜会了澳门罗梁体育总会理事长潘敬文先生。知道我的来意后，他就详尽地介绍了澳门罗梁体育总会。
澳门罗梁体育总会的前身是“罗梁兄弟国术团”，亦即罗梁馆，由梁国荣、罗悦胜、周松、周添、梁林、陈源、吴祺绍、谭宝、林八、潘树荣等人创办于1940年，1948年变更为现名，并在葡萄牙里斯本注册。
罗梁体育总会的两位宗师乃梁国荣和罗悦胜。梁师在新会开办冈州梁馆群英堂，教授岭南洪拳及龙狮技艺；罗师则在江门设立华侨洪义堂国术研究社，推广蔡李佛功夫。两师名满五邑。爆发，两位异姓兄弟为避战火来到澳门，结识当地知名商人周松，并在他的倡议下成立“罗梁兄弟国术团”，只可惜此时罗悦胜已经仙逝。
“罗梁兄弟国术团”成立初期，由周松担任国术团主任，梁国荣为总教练，拥有会员百余人，并在当时澳门最繁华的草堆街和镜湖马路设立两间分馆。胜利后，又在新会县的横岭、天湖、东坑、牛湾，鹤山县的大官田，开平县的三埠和中山县的石岐等地设立分馆。20世纪80年代初，在香港居住的会员先后在香港和新界成立了罗梁体育会（香港）有限公司及新界罗梁体育总会。委内瑞拉的分会亦于同期成立。罗梁体育总会不断发展壮大，会务蒸蒸日上。2008年，澳门特区邮政局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品，庆祝澳门罗梁体育总会创立70周年。
潘树森是罗悦胜宗师的高足，擅长蔡李佛拳术、器械和醒狮，尤以一手惟肖惟妙的猴拳著称。第一间设在草堆街的分馆就由他执教。香港重光后，梁国荣宗师移居香港，罗梁体育总会的教务就由潘树森承担，他为蔡李佛拳在澳门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潘敬文自豪地说：“罗梁体育总会将南狮两大流派之一的鹤山狮艺充实完善，在国际、国内龙狮大赛中屡获佳绩，荣获了澳门特区政府颁发的体育功绩奖状。当年罗梁馆积极参与镜湖医院和同善堂慈善筹款活动，为社会公益不遗余力，曾连续七天七夜醒狮义采，轰动一时。”
说到轰动一时，又怎能少了“吴陈比武”呢！当年这场号称濠江武林的世纪之战，由白鹤拳“三夫”中年轻力壮的陈克夫挑战吴式太极拳掌门吴公仪宗师。
1954年1月17日16时15分，在澳门新花园泳池上搭盖的擂台上，吴、陈正式开打第一回合。生龙活虎的陈克夫一上场就使出白鹤拳绝技“连环手”，而老成持重的吴公仪则沉着应对，一招“搬拦捶”成功击退陈克夫的进攻。擂台上两人徒手相搏拳来脚往，擂台下近万名观众兴奋异常。到了第二回合，双方打出真火，各出奇招、绝招求胜。比赛执行裁判■彦光恐出意外，请示总裁判长何贤先生后终止了这场比赛，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随后的表演，由太极拳名师胡胜演示内功。当他请现场观众上台助兴时，澳门新记洋行经理何鸿■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应邀上前，向胡胜的腹部连发四记重拳，胡胜面不改色，博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这个火爆刺激的擂台赛其实是为澳门镜湖医院、同善堂和香港石峡尾六村木屋火灾灾民筹款活动的压轴节目，这次筹款活动名为“吴陈中国技击表演及红伶歌唱大会”，由澳门康乐体育会的何贤、梁昌、崔德祺等主办，红伶、武师们踊跃参加，当天筹得善款8?郾6万多元。澳门武术界经常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在天灾人祸中蒙受损失的各界群众。
20世纪初，澳门的经济并不发达，民众较为困苦，然而每当灾难发生，人们都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筹款赈灾。除了当地发生灾难时大家施以援手外，1931年8月武汉三镇的水灾、1947年7月“两广”大水灾和1991年华东水灾，澳门的武术界都曾以武术义演、醒狮义采等传统方式筹集善款，援助内地受灾的同胞。特别是时期，为筹措物资支援抗日前线，他们更是不辞劳苦，多方奔走。
武术义演大家已司空见惯，醒狮义采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举办这类活动时，主办方通常都要请澳门商会出面，号召所属商铺在自家门口摆设由芹菜、生菜和“利是”捆在一起的“青”供醒狮来采，狮队则设专人负责收集、保管采来的“利是”，最后全部拆封汇总上交，义采活动就算结束了。当年“青”里的“利是”大部分都是一元几角钱一封，要凑成一笔数额可观的善款，采“青”的狮队要出动好几队集腋成裘，耗时一整天甚至数天才能完成。南方风灾、水灾多发于炎热的夏季，义演、义采活动的参与者个个都要顶烈日、冒酷暑，挥汗如雨，辛苦异常。然而濠江武林多义士，除了前面提到的赵馆、■馆、罗梁馆外，黄昌、柿山结义堂、尚武、华晖、工人康乐、业余、加义、鸿威、耀阳、重光、建华、鲜鱼、蓝白、修武、友杰、杨兴等众多知名的体育会都曾经积极参加各种公益筹款活动，为善不甘人后。特别是业余体育会的龙狮团连续十几年参加一年一度的公益金百万行金龙醒狮汇演，鼎力支持慈善公益活动。
此时我的眼前正是锣鼓喧天，群狮舞动。为庆祝62周年，澳门武术总会在塔石广场举办了这场名为“龙腾狮武颂镜州”的武术龙狮精英汇演，依照濠江武林的传统，当地著名的武林英豪都会上场献艺。
澳门武术总会由何贤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倡议筹建，并于1988年6月28日正式成立，何厚铧先生担任第一届至第四届会长，下辖80多个属会，有7000多名会员。澳门武术总会是亚洲武术联合会、国际武术联合会的创会会员，先后成功举办了世界武术锦标赛、亚洲武术锦标赛、东亚运动会武术比赛、亚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等多个武术大赛，为澳门武术乃至中国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 创造性思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题为《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指出：“教育具有开发创造精神和窒息创造精神这样双重力量。”它揭示出，一个国家的教育，如果不能开发人的创新精神，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能兴旺发达。原因在于它缺乏一个“灵魂”——创新精神。以此看看我们教育下的学生：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看重分数和名次，频繁的考试、过量的作业使学生整天跋涉于书山题海当中，使我们的学生丧失了应有的灵气，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又从何谈起！
如何在思想品德教学中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课堂教学是主要途径，我是这样做的。
—、注意培养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造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可以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动力，良好的兴趣、爱好能激发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推动人们积极去感知、想象、创造，从而取得创造性科学成果。所以教学时首先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用兴趣的磁铁吸引学生去思考、去探索、去创造。
思想品德课的内容理论性强、趣味性少。在教学中，我结合教材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把幽默、寓言故事、名言警句、漫画、时政热点等融于教学中，把讲解与学生参与相结合，每节课设计1—2个思维，让学生每节课都有新发现、新体验，从而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保持活跃的思维状态，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创造意识。
课前三分钟演讲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活动，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同学们利用这一时机，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小到个人思想问题，大到国内外重大时政，启迪了同学们的思想。每当此时，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情绪高涨，有时掌声经久不息，这滋长了学生的创造意识。
二、精心设计课堂疑问，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问是思维的火种，是创造的动力。
教学中，当学生的兴趣被诱发出来时，教师要及时地提出具体、有思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的问题，激活学生的思维，这就要求教师课前精心设计疑问，课堂巧妙地提出疑问，撞击学生思维的火花，问题提出后不要急于把答案告诉学生，而应“引而不发”给学生思考的余地，让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如讲述“做个聪明的消费者”时，我展现给学生这样的漫画：一个人把竹子嫁接到仙人掌上。然后问漫画“嫁接”的含义是什么？问题提出后，学生的思维立刻活跃起来，展开了联想的翅膀，纷纷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学生回答：生产者的产品要保证质量，不能以次充好……有的学生回答销售者经营的商品不能掺假使杂，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还有的学生从生产者和经营者两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培养了学生多角度、多侧面思考问题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三、鼓励学生多质疑，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创新精神是指推崇创新、追求创新，以创新为荣的观念和意识。只有在强烈的创新精神引导下，人们才能产生强烈的创新动机，释放创造激情，进行创造思维活动。可见，创造性思维的形式和发展离不开创造精神，而创造精神的培养需要能独立思考，提出问题的的环境。人是能思维的动物，“问”是人的天性，通过质疑解疑才能发现真理。“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因此，作为教师应努力营造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让学生不怕提出疑问，引导学生形成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个性心理品质，这是培养创新精神的前提。在教学中，对学生提出的一些异议，甚至是错误的观点都要采取尊重、宽容的态度，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独出心裁。只有尊重和发展学生个性，才能让学生思考的批判性、思维的独特性得到充分发挥，才会真正有创造性可言。
四、开发非智力因素，培养学生创造人格
创新不仅是一种智力特征，更是一种人格特征，有了创造性的思维或智力，并不一定成为创造型人才。创造性人才不仅需要创造性智力，还需要创造性人格。大量研究表明：在智力因素相近的情况下，非智力因素可能成为影响创造性的关键因素。
长期以来，在“升学率”指挥下，我们片面强调对学生智力因素的开发，忽视了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不少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依赖性强、意志薄弱、缺乏探索和挑战意识，这些都是影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因素，因而要加强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开发。我们可以不失时机发挥教材的作用，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如：在对学生进行战胜挫折的教育时，通过观看杰出人物如张海迪、朱彦夫等战胜挫折的优秀事迹，增强学生抗挫折能力，还进行了“新世纪呼唤强者”的演讲比赛，通过与优秀人物相比找差距，克服自己的不足，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就这样通过演讲、辩论、社会实践、写政治论文等形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及学生的创造人格。
庙中供奉着神秘的张亚子。体貌恢弘的七曲山大庙历史悠久，文化承载厚重，民间传说丰富，并由此衍生出多彩多姿的文昌文化。
一
张亚子事迹，较早出现于晋人常璩所撰之《华阳国志》。其书卷二汉中志云：“梓潼郡，本广汉属县也。建安十八年，刘先主自葭萌南攻州牧刘璋，留中郎将南郡霍峻守葭萌城……成都即定，先主嘉峻功，二十二年，分广汉置梓潼郡，以峻为太守，属县六，户万，去洛二千八百三十八里。东接巴西，南接广汉，西接阴平，北接汉中。土地出金、银、丹、漆、药、蜜也。世有隽彦，人侔巴、蜀。”
此书在写到梓潼郡治所之梓潼县时云：“（境内）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杵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据此可知，善板或即雷神恶子，这应当是对梓潼神君张恶子最早的文字记载了。张恶子（后衍化为张亚子）最初是以除灭人间祸害的雷神面貌展现人世。而《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四则谓：“济顺王张恶子，晋人，战死而庙存。”
《寰宇记》引《郡国志》云：“东晋咸康（公元335―342）年间，亚子西至长安，见姚苌谓曰：‘却后九年，君当入蜀，若至梓潼山幸当寻见。’后苌入蜀，将至七曲迷道，游骑贾君蒙忽见一鹿驰去，逐至庙门，鹿自死，追骑共剥之，少顷苌至。悟曰：‘此是张君为我设主客之礼，烹食而去。’”
九年前即预知其后之事，确有几分神异。而《文昌帝君本传》亦谓：“（姚）苌以龙骧将军使蜀，至凤山来访，假以铁如意，一麾而旌旗蔽天，戎万余，列之东坡……”云云，更属神奇。唐代李商隐入蜀游宦时经七曲山大庙，赋《张恶子庙》云：
下马捧椒浆，迎神白玉堂。
如何铁如意，独自与姚苌？
清人冯浩笺注此诗引《太平广记》云：“《北梦琐言》：‘梓潼县张恶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立祠，时人谓为张子，其神甚灵。’按今本《琐言》刊本无此条。《尔雅》：，。注曰：蝮属，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子。P，音迭，，乌落切。《华阳国志》：梓潼县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拽蛇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是其初皆因拔蛇之所，而后乃不一其说。与恶音相类，恶，古文作亚。”冯浩所说极有道理。只是他说《太平广记》所引之《北梦琐言》今本未见，不确。现见于《北梦琐言》之逸文，且有所不同，今引于下，以资比较：
梓潼县张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之张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亵，通夜不寐，竟以作逆复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张子）
显然，此较冯浩所引为详，可并读。
张恶子与越西（`）的渊源始见于此。而明人俞汝《礼部志稿》八十四《会议厘正・神祀》中则云：
又有所谓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人，因报母之仇，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晋战没，人立为庙。唐玄宗、僖宗、宋咸平（宋真宗赵恒年号，公元998―1003年）日，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仁宗）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立祠祀之者。景泰（明代宗朱祁钰年号，1450～1457年）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为帝君生辰，遣官致祭。
这里，不仅明确指出张亚子为越西人，更将其由越西至梓潼的缘由作了交待；还将其掌管天下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是道教付与之职掌，元仁宗、明代宗也加封赏予以阐明，因此，文昌帝君张亚子出于越西是有文献依据的。
张恶子助姚苌称帝事不仅载于《郡国志》，《后秦录》亦谓：“初，苌游至梓潼岭，见一神人，谓之曰：‘君早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苌请其姓氏，曰：‘张恶子也。’言讫不见。至是称帝，即其地立张相公庙祀之。”而《梓潼化书》第七十五化云：“往关中，与姚苌为友。久之，予厌处凡世，归蜀峰。后苌以龙骧将军使蜀，至凤山访予，予假以铁如意，祝之曰：‘麾之可致兵。’苌疑予。予为之一麾，戈盾戎马万余列之平坡，今试兵坝是也。后苌以苻坚死即帝位。”
然而，也还有学者认为，张恶子事迹另有所本。刘琳注《华阳国志》梓潼县善板祠时说：东晋孝武帝时苻坚据蜀，蜀人张育起兵反抗，自称蜀王，后战死于绵竹（见《通鉴》卷一百三）。仅此与所谓张恶子事略近。大概后人奉为神明，但其真人真事渐渐失传；而七曲山有恶子祠，于是牵合附会，说神名张恶子或张亚子（亚与恶通）。
查《通鉴》卷一百三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夏，五月，蜀人张育、杨光起兵击秦，有众二万，遣使来请兵……张育自号蜀王，与巴獠酋帅张重、尹万万余人进围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龙。秋九月，张育与张重等争权，举兵相攻，秦杨安、邓羌袭育，败之。育与杨光退屯绵竹。八月，邓羌败晋兵于涪西。九月，杨安败张重、尹万于成都南，重死，斩首二万三千级，邓羌袭张育、杨光于绵竹，皆斩之，益州复入于秦。”若将张育等人之事附会为张恶子身，殆无可能。其一，张育等人事迹与梓潼相距颇遥，如此牵合，殊觉凿枘；其二，张育等人反秦也与张恶子故事性质迥异，也难附会。刘先生之见，可备一说。
张恶子自晋代立庙祭祀以来，一直为各界所崇奉。唐人王岳灵，据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载：“王岳灵（诗人），登开元进士第。天宝十年，为监察御史，撰《张恶子庙碑》。”足见，唐代的张恶子庙烟火之盛。令人遗憾的是王岳灵此文，《全唐文》未辑入，不免令人难悉其详了。然而，唐玄宗、僖宗先后避难蜀中，途经梓潼时，都祭祀过张恶子庙并予以封赏。《搜神记》云：“有神姓张名亚，道术显著，庙在梓潼，玄宗幸蜀著灵，追封左丞相。”《旧唐书・玄宗本纪》亦载天宝之乱至普安郡，复次梓潼。《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考：
英显王庙在剑州，即梓潼张亚子，仕晋，战没，为立庙。唐元（玄）宗西狩追命左丞相。僖宗入蜀，封济顺王。咸平中，王均为乱，官军进讨，忽有人登梯，冲指贼大呼，曰梓潼神遣我来。九月二十日城陷，尔辈悉当夷灭。贼射之，倏不见。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终以闻，诏改王号，修饰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至于唐僖宗避乱入蜀，那是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之事。曹学《蜀中名胜记》“梓潼县”记：“《唐书》广明二年，僖宗幸蜀，神又见于利州桔柏津，封为济顺王，亲幸其庙，解剑以赠神也。”此时随僖宗入蜀之侍中王铎，还有七律纪其事：
盛唐圣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济顺名。
夜雨龙抛三尺匣，青云凤入九重城。
剑门喜气随雷动，玉垒韶光待贼平。
惟报关东诸将相，柱天功业赖阴兵。
（《谒梓潼张恶子庙》）
王铎在诗歌第四句末注云：“时僖宗幸蜀，人情术士皆云春内必还京。”这只是诗人的愿望而已。僖宗为避黄巢兵乱仓惶出逃，王铎还美其名曰“盛唐圣主”，而诸将勤王无功，竟将希望寄托于虚幻的阴兵身上，这是何等笑话！时判度支肖遘也和诗云：
青骨祀吴谁让德，紫华居越亦知名。
未闻一剑传唐主，长拥千山护蜀城
斩马威灵应扫荡，截蛟锋刃俟升平。
侯为国亲箫鼓，堂上神筹更布兵。
（《和王侍中谒张恶子庙》）
诗的结尾注云：“时僖宗解剑赠神，故二公赋诗。”
综观王铎、肖遘之诗，可见晚唐国运日蹙，藩镇称雄，兵连祸结，江河日下，不知是否有张恶子之助，唐祚又延续了二十余年才寿终正寝。总之，张恶子的神灵是很受世人尊奉的，极为灵验，则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知：即梓潼神君张亚（恶）子，原本越西一刚强勇子，因报母仇而远离桑梓，避地于山清水秀的梓潼县七曲山，又因助后秦姚苌有功而被立张相公庙以之祀祭。也许是张亚子生前行侠仗义，扶贫济困，很受梓潼一带乡民的敬重，谢世之后，民众牵合附会一些神奇灵异的故事而受到普遍认同与奉侍，遂渐渐成为一方灵验异常的神灵，香火旺盛。文人墨客多有诗文祭奠称颂。承平之际，大庙往往为乡民祈福祛灾，驱鬼治病的祭拜晤聚之处，就连开元年间的进士王岳灵，也有专文《张恶子庙碑》为之揄扬。此文据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考订撰于天宝十载。兵荒战乱之际，唐代的玄、僖二宗避乱入川，在梓潼休憩祷福，因其灵验还封他为左丞相、济顺王，以满足仓惶避难，以求尽快纾解困厄的愿望。左丞相、英显王、济顺王称谓足见其摆脱窘困的急切心情。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追赠张亚子为“忠文英武孝德仁圣王”；元代仁宗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钦定张亚子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明末张献忠认张亚子为其祖，并尊称其为“始祖皇帝”。如此之类的称谓、封号不绝如缕：道家尊封为“南极长生真玉九天开化主宰不骄乐育天地更生永命天尊”，佛教则尊文昌帝君为“梵镇如来”。张亚子于是成为三教共尊，黎庶争奉的神灵了。
二
张亚子从晋代以来即获得立庙供奉的殊荣，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华丽转身。一般地讲，由人向神的飞跃，必须具备相应的背景与必要的文化条件为之铺垫始可奏效。纵观遍布神州大地的宫、观、寺、院及规模各异的庙宇、祠堂，供奉着形形、林林总总的神仙、菩萨、伟人、英雄……他们尊享着香火祭祀，自然有其一定的因由。他们不是修道成仙，就是行迹可风，或者英灵盖世，或者学派始祖，或者伟绩丰功。如黄帝乃神国之王；广成子、赤松子，得道成仙；佛主如来、道教老子乃为教派始祖；关羽义薄云天，为人楷模……如此等等，不可尽述。
张亚子首以豪侠之举为母报仇而为人尊仰，后助姚苌而获立庙之尊。唐代玄宗、僖宗屡加封赏，自然具备了神化其人的文化铺垫。然而，作为一方获得民众信仰尊崇的神灵必须具备具体职掌与业务管辖范围，才能长久地受到民众的供奉与信仰。而文昌帝君则是其重要职掌。这实在源于星辰崇拜，与天文的关系密切。文昌星乃斗魁上的六颗星的总称。
《史记・天官书》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索隐》引《文耀钩》曰：“文昌宫为天府。”《孝经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索隐》云：“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对于文昌宫六星的具体分工，《索隐》引《春秋元命包》曰：“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可见，文昌宫六星掌管了人世间威武、文绪、利禄功名和老幼伦常及灾异祸福，其中文绪最为要紧。所谓“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更是将文昌星之精髓把握住了。
俞汝《礼部志稿》称：“道家谓上帝命梓潼（帝君）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掌天下，学校亦有立祠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为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潼神显灵于蜀，则庙食其地，于礼为宜，祠之。京师何也！况文昌六星为天之六府，殊与梓潼无干，乃合而为一，是附会不经。乞并与大小青龙神之祭俱敕罢免。其梓潼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折毁，庶足以解人心之惑。”
这本是俞汝上书朝廷请求罢免除梓潼之外对文昌星的祭祀。其中却道出了文昌帝君张亚子在全国各地受到普遍尊崇祭祀的事实，颇可注意。足见自张亚子立庙并以文昌帝君面貌为人信仰祭拜的客观现实。总之，张亚子因成为文昌帝君主文运并对天下士子功名富贵施以影响，故而为社会各界普遍拥戴、信仰与尊崇。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云：
吴自牧《梦粱录》：梓潼帝君，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孝德仁圣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续志载叶梦鼎《梓潼真君祠记》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间科级。是南宋之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这则资料十分重要。它反映了自唐代张亚子受玄宗、僖宗封赐以来，文昌帝君张亚子社会影响日趋广远，以至于除梓潼以外，所有州县皆设祭祀张亚子之塑像、祠寺，随时受到读书人的祭拜尊崇。这是因为士人的功名利禄的前途、命运，都与文昌帝君张亚子密切相关：向文昌星跪拜祈福，可获得文化灵感，沾濡仙气，进而获得桂籍（蟾宫折桂之誉）和科级（科举考试获得等级、名次）。
钱大昕指出：“虞集广州路右文成化庙记：天官书以斗魁载匡六星为文昌之宫，文治者占焉。或曰：降灵吾蜀之梓潼者，则其神也。是以缙绅大夫、士多信礼之。而文昌之祠，遂遍郡邑。皇延v中，书诏加封，号其祠曰右文成化，赞词具在。而朝廷设进士科以取士，文风大行。人谓神实主之。”
虞集（1272―1348）乃元代之名儒，四川仁寿人，以纂修《经世大典》名噪当世，学识淹贯，著述宏富，世称邵庵先生。从钱大昕所引之材料可知，虞集以一代文宗的身份和影响，盛赞文昌帝君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激励历代读书人勤学上进中的巨大价值与积极作用。“文风大行”是其时良好的社会风气的表征。由此而逐渐形成的文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可以继承发扬的优良传统。
以张亚子为载体而展衍生发的文昌文化其核心价值在于重文勤勉，劝学旌善。文昌文化鼓励读书人通过自身努力，求学上进，充实、完善自我，砥砺学业，以成为社会中有用之才，由此也收获社会对杰出人才的丰厚回馈，功名利禄的实际利益（桂籍、科级）。应当说这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精神财富，不可轻易贬低其历史功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风行好学勤奋、积极上进的精神追求，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并且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当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福气，应该牢牢把握才是。
《孝经援神契》中所言“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史记・天官书注》）真可谓言简意赅地把握住文昌的要义。所谓天下之精华所体现的是文化的价值聚集。昌的精髓是将文化价值以展衍张扬与传播。这就不难理解梓潼文昌宫正殿供奉主文运的张亚子像上的横匾“紫极敷文”之含义。其意即文昌帝君张亚子居紫极宫之尊崇地位，掌管普天之下的文运（今之所谓文化事业）。其正殿之对联则云：
列天上星班两字传心惟孝友
掌人间禄籍千秋大业在文章
此联概括了文昌文化的关键所在。所谓“孝友”，亦与文昌宫司命星主老幼的功能相契合，也与儒家敬老抚幼观念相照应。下联所强调是文人学者安身立命与赖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文章、学问了。上联关注道德，在于个人修养；下联突出学业，看重的是实在本事。结合起来的道德文章，不就是儒家所标榜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吗？
与文昌帝君相辅相成的是魁星楼中的魁星。魁星祭祀也与文化教育关系密切，是文昌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同为星辰崇拜的产物。《史记・天官书》载“北斗七星”中的第一至第四为魁，或云七星中的第一颗即魁星。科举考试以第一名最尊荣，故学校庠序之处多祀魁星，以彰显对学业最优者的褒奖。梓潼魁星楼有联云：“中天星辉腾奎（魁）壁，此地人文射斗牛。”颇饶深意。对此，钱大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辨：
学校祀魁星，于古未之闻也。按《新定续志・学校门》云：魁星楼为一学伟观。前知州吴，既勤朴斫，今侯钱可则始丹垩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书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顾氏（炎武）《日知录》谓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而改奎为魁，又谓魁非佳语。皆非也。北斗以魁为首，故有九魁之称。而凡物之首，人之帅，皆以魁名之。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两两相比，曰三台。扬雄《甘泉赋》，冠伦魁能。能，古台字。魁能即魁台也。
杜子美诗，“君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谓其为宰相之门也。魁士，名人之语，见于《吕氏春秋》。而《史记》云状貌魁梧其伟，皆非不美之词。宋人称状元为廷魁（见石刻铺叙），上舍第一人为上舍魁（见《文献通考》），由来已久，无可置议。天官书奎为封豕，为沟渎，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说者谓孔子为鲁人，奎娄为鲁分方之宿，而顾以为北方玄武之宿，亦误。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
此段资料十分重要，必须厘清是非。首先，钱大昕认为祭祀魁星，于古无据。其实这倒不影响学校对魁星的崇拜。文昌宫主文运，也是天文说辞，不也照样为后人遵循？再说魁星为北斗七星之首而引申出对最优学人的景仰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钱文反映出自南宋以来业已风行魁星祭祀，为社会各界欣然接受，普遍认同。魁星踢斗故事的流行即为显例。至于钱文对顾炎武见解的驳正，倒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可信从。而顾炎武认定奎为北方玄武之宿也，乃误。《史记・天官书》明谓“魁枕参首……魁，海岱以东北矣。”可证。至于说“孔子鲁人，奎娄为鲁分野，儒教当兴之象”，也是由“魁，海岱以东北矣”联想而来，当不无道理。而斗魁非奎宿，则是应当区分开来的。
以文昌帝君领衔，魁星辅弼衍生的文昌文化，从历史发展与现实进程中，不难窥探其积极的社会影响与文化价值。文昌文化的核心价值是重视教育，旌扬精英。目标指向是文化至上和人才崇拜。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只有将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置于首要位置，才会有光辉而远大的前景。当年孔子游临淄时面对人头攒动的市街时赞叹人口繁多。而其弟子问他面对众多民众应当怎么办时，他回答“富之”；弟子又问富裕之后应该怎么办时，孔子很肯定回答“教之”，意思是解决了物质问题之后，教育事业必须很快跟上。这足以证明教育之重要。
文昌文化关注科举考试，褒美桂籍，揄扬科级，当然是对精英的颂扬，对俊彦的肯定，也是对教育成果的重视。如果扬弃其片面追求精英培养的偏执，其对人才的尊重自是应当肯定的。
关键词：绘画艺术；画科；画学学科；绘画技法；绘画题材；中国绘画史；美术史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所谓“画科”是以画家所描绘题材命名的绘画品类，如道释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甚至龙鱼画、屋木画、宫室画、舟车画、番族画、畜兽画、墨竹画、蔬果画等，都是北宋时常见的绘画种类。考察绘画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画科并非同时涌现出来，它们是渐次不断出现的。时至北宋，各画科方趋于成熟，此时，画科名目也最称繁富，多达数十种。尔后，经过沉淀，以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模式延续下来以至今日。如详绎史实，我们还会发现，各画科与所描绘题材相对应技法的成熟，才是这一绘画史流变的真正内驱力。而这一特性，在对绘画史流变最为敏感的绘画史著作的撰写中也被体现出来。正因如此，这一阶段的美术史论家习惯于以画科区分门类来介绍画家，这是与以前美术史论家极其不同的一种认知和概括方式。
一、对北宋以前已成熟画科技法的梳理及对其独立设置时间的界定
（一）人物画技法的梳理与人物画科独立设置时间的界定早在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统治阶级重视利用美术政教功能，“恶以戒世，善以示后”，因此这些绘画题材主要分为日常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而统治者盛行的厚葬之风促使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及各种冥器雕塑等非常流行，促进了秦汉美术的发展。
从出土的帛画中我们可以看出，楚国帛画中所有的人物形象都用墨笔勾线，轮廓形象清晰，并在面部略施粉彩作为装点。在人物造型方面，无论是人体比例、人物脸部的五官描绘，还是衣饰、发髻的描绘，均已十分准确。马王堆的画工甚至在技法上创造了重彩画样式，提取了像石青、石绿、朱砂、赭石等矿物颜料及花青、藤黄、胭脂等植物颜料，以原色平涂的方法丰富了所绘形象，为魏晋时期的人物画发展打下基础。魏晋时期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道教文化一道动摇了儒学统治的地位，而统治阶级的推崇进一步推动了宗教美术的繁荣发展。动荡的朝政更替致使更多的士人学子投身于书画艺术创作中，追求自我意识，寻找精神上的归宿。士族弟子加入绘画创作中，代表绘画艺术进入了自觉的发展阶段。文人参与绘画，不仅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带入了艺术创作中，而且对绘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总结。此一时期，从技法方面看，人物画画科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人物造型方面的所有要求。
1.从风格特征的区别上看风格特征具有明显差异，是画科高度成熟的标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已经在画家笔下，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明显的差异。
第一，疏体、密体的流派之别。
顾恺之继承了卫协巧密精思的风格，以篆法入画，线条优美流畅，连绵且富有节奏。对比楚汉帛画中的人物勾线方法，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顾恺之采用的勾线方法，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描摹物体的外部轮廓，而是通过线条传达所绘事物的特点和情感，将这种视觉形象的表现形式提升到新的境界。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把这种精细的笔法风格称之为“密体”。张僧繇潜心揣摩卫夫人书法，以卫夫人书法用笔中的“点、曳、斫、拂”等方法入画，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的技法，同时也给画面带来了新的形式。“张、吴（道子）之妙，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①为与顾、陆紧劲绵密的笔画相区分，张僧繇的这种画法被张彦远称作“疏体”。 第二，“秀骨清像”和“面短而艳”的造型差异。陆探微与张僧繇的造型特征也有明显区别，陆以“秀骨清像”造型著名；张则以“面短而艳”风格获得时誉。张彦远对陆探微画“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②的评价，就是对陆探微画风最权威的证明。而张僧繇将陆氏超然出世的画意有意改为向世俗层面回归，以致出现了米芾《画史》所盛称的“张笔天女宫女，面短而艳”③的一种局面。对此，张彦远也有极为诚恳的评价，他讲：“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④。“得其肉”就是说张僧繇塑造的形象丰腴饱满，设色浓艳，一改顾陆以来“秀骨清像”式的造型特征，从而建立了自己“面短而艳”的范式。
第三，两大“家样”套路的不同。在中国美术史上，“家样”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一个概念，它特指为后世佛教造像楷模、影响极为深远的佛教造型样式。中国佛教人物绘画中有四大“家样”――张僧繇“张家样”、曹仲达“曹家样”、吴道子“吴家样”以及周“周家样”。其中“张家样”和“曹家样”在魏晋时期就已成熟，成为唐代吴道子出现以前最为广泛流行的佛教绘画样式。张僧繇吸收外来宗教艺术元素，将其融入自己绘画。在其所绘作品中，以线条作为人物造型的主要手段，以明暗深浅体现立体效果。赋色时沿着轮廓线由浓渐淡层层晕染，不仅使人物的肌理质感和体量感得以增加，而且所塑造出的人物柔和饱满，真实而生动。这种佛教绘画样式就是张僧繇创立的“张家样”。曹仲达是来自中亚曹国（今撒马尔罕一带）的北齐画家，以擅于描绘具有浓郁西域画风的“梵像”为中土人士广泛接纳。他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汉族文化传统，以粗细一致、细劲有力的线条来勾勒佛像衣饰，线条紧密，“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所绘人物衣衫紧贴于身上，隐隐可见形体，犹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将他与吴道子比较，将这两种佛教画风精准地概括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这种“曹衣出水”的画法被称为“曹家样”，是我国佛教绘画的第二种样式。
由此可见，张家样与曹家样之所以能够成为吴道子之前最为广泛流行的样式，是因为两位画家的技法已臻高度成熟的结果。
2.书法笔法被引入人物画人物画在用笔方面主要体现在线条的勾勒造型上。线为其骨，中国人物画在线条的运用上始终没有改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更大的发展和提高。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线纹简洁流畅而有张力，而魏晋时期的壁画、绢帛画等更是充分体现了人物画在用线上的传承与发展。东晋画家中顾恺之始享大名。他的人物画将小篆笔法作为勾描的主要方法，线条粗细一致，起伏婉转，“如春蚕吐丝”，似“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张彦远评价其用笔“紧劲联绵，循环超乎”⑤。明代邹德中在《绘事指蒙》的“描法古今一”中，将这种极细的尖笔线条称为“高古游丝描”，强调其古质的精神。陆探微以绘古今名人肖像而著名，史论家们将顾、陆并称，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更是列陆探微为第一品第一人，称他“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⑥。张彦远则赞“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力，如锥刀焉”⑦，由此可见陆探微用笔如锥似刀，线条遒劲，笔锋锐利，极富感染力。他在行笔上流畅飞动，气脉贯通，连绵不断，将书法之妙应用于绘画之中，被称为“一笔画”，与王献之所创的“一笔书”成为同样具有影响力的艺术表现手法。时人称之为“画圣”。
士族出身的张僧繇，所绘题材是以佛教人物为主。他将书法艺术创造性地运用于绘画中，“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⑧，受卫夫人“笔阵图”启发总结出 “点、曳、斫、拂”四种基本的勾线技法。可见在当时为了更好地表现对象，已经有了很多种不同的笔墨技法。
3.从形与神的关系上看
谈到人物神态，首先想到的便是顾恺之的“传神论”。顾恺之最注重的是人物的神态，通过描画人物的外在形象，感受于形象之外的内在灵魂。在他看来，人物的头部描绘对传神很重要，而头部中眼睛的刻画更是传神的关键所在。《历代名画记・顾恺之传》记载：“画人尝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之中。’”⑨眼睛是传神的重点，如何表现眼神也是最难的，“有一毫小失，则神奇与之俱变矣”⑩。在注重眼神刻画的同时，顾恺之还利用了其他一些因素，如人物的外貌特征等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神采，借助这种简单的手法来加强肖像的神态。怎样把握所描绘对象的精神实质，达到传神的目的呢？顾恺之提出了“迁想妙得”。“迁想”是前提，“妙得”是结果，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将主观的感情投入到客观的对象中去，从而获得传神的、完美的艺术形象。不仅如此，顾恺之还利用环境气氛来衬托出人物的神态和个性。如在画谢鲲时，以山石作为配景来烘托主人公志在山川的性格。顾恺之的绘画创作和“以形写神”、“迁想妙得”、“传神”等理论，充分体现出了同时期人物画的发展水平和理论认识深度。“传神”作为评画的第一标准，将绘画境界带入另一个层次，扩大了绘画艺术的视野，深化了中国人物画的要求。“传神论”的出现，是基于写实水平的提高，从侧面证明写实水平已达到了超常的地步，因为形象的神彩个性，反过来又体现出写实的细腻和精准度。它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发展，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审美原则。
4.从绘画效果上看
三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曹不兴作为最早创作佛像的中国画家之一，“尝于长五十尺绢画一像，心敏手运，须臾而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失尺度。”B11充分显示出曹不兴高超的造型及比例控制能力。“画屏风，误发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B12从另一个侧面称赞他精妙的写生能力。“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顾恺之字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欲将点眸子，乃谓寺僧：‘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得百万钱。”B13大意为：东晋兴宁年间，金陵瓦棺寺在修建时顾恺之认捐了百万钱，刚开始众人都以为这是他的戏言。后来顾恺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寺庙的一面墙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在最后要点上眼睛的时候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需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施舍五万，第三天随意。等到开光那天，“光照一寺”从而获得了捐给寺庙的百万钱。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将所有的光彩神情都集中在眼睛上，如若不能深刻理解所绘题材的情态，要传达出维摩诘洞悉人心的效果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洛神赋图》中，顾恺之采用手卷形式以绘画形式阐述故事内容，揭示人物的心理特征，表达爱情主题，以形传神，形象地展现出绘画的魅力和感染力。而以山水树石作为人物画的衬景，使画面显得更为丰富且具有层次感。
由上述看出，中国人物画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在技法层面上已经能够完全满足人物画的发展要求，而山水、花鸟相对而言则技乏法疏，不敷其用，故难于独立门户，多以人物画的背景出现于画面之中。（二）山水画技法梳理及其成熟时间界定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的日渐发展壮大，山水画也从人物画的衬景中独立出来并反而发展成为中国画中的第一大画科。尽管魏晋时期还处于以人物画为主的时代，但山水画已经开始萌芽。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云：“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青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西去。……”B14从这篇山水画的创作笔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山水形象规模宏大，布局周详，思路严谨。随后出现的宗炳在《画山水序》里论述了创作中空间、比例的透视原理，提出了“以形媚道”、“畅神”等理论；而王微在《叙画》中也强调了“情”与“致”在山水画创作中的作用。他们的理论研究，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早期的绘画没有明确的分科，人物画长期独占鳌头，山水、花鸟、走兽未成体系，只是以陪衬的方式出现在画面上。山水画真正的独立从青绿山水开始发轫，而水墨山水的出现则将山水画从发展推向了高峰。青绿山水是中国山水画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它的主要表现手法是以墨笔勾勒出景物轮廓，然后再填染较为浓重的青绿色。
1.从空间处理上看作为现存最古老的卷轴山水画，《游春图》是一幅完整的青绿山水作品。隋代展子虔以娴熟的手法，描绘广阔的山水空间，展现出贵族士大夫在春天游山玩水的情景。画家有意强化了空间关系，如树石近大远小，更远处的树木直接以苔点代替，水纹近阔远窄，山峦主次有序，《历代名画记》中留下这样的评价：“人马山川，咫尺千里”B15，一反之前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局面，在具有装饰性的同时表现出相当强的透视感。人物不再大于山峦，而成为天地自然景观中真实存在的状态――以点景人物的方式出现于画面之中。而唐代《江帆楼阁图》在空间形式上表现为上虚下实的结构，实处描绘树石丛林及坡岸，虚处烟波浩渺。在树木的表现上运用交叉、重叠、掩映等各种手法，房屋的空隙中若隐若现，画面层次丰富，密而不乱，填补了《游春图》在树木形象上的不足。《明皇幸蜀图》中体现了更强的空间感和远近关系。
2.从用笔上看
《游春图》在用笔上继承了六朝以来用细线描摹物体形象的传统手法，以墨笔勾出树枝后填以颜色，清代安岐在《墨绿汇观录》中分析评价此画说：“青绿重着色，人物五分许，山峦树石皆空勾无皴，惟色渲染。山头小树，以花青作大点如苔，甚为奇古，真六朝人笔，始开唐李将军一派。”B16《江帆楼阁图》在用笔上较《游春图》有了更大的发展，由无粗细、无轻重变化的中锋线条转变为略见轻重、时见顿挫变化的线条，融入了更多书法的笔意，有了“写”的味道；树干在双勾的基础上加入了明暗对比的因素；叶片虽也以双勾描绘但却叶形多变；山石已知采用简单的皴法表现向背阴阳，如此种种，均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巧。
3.从用色上看
青绿山水画在用色上以石青石绿等矿物质颜料为主，质地沉着厚重，其显著特征为颜色具有较强的覆盖性，色彩鲜艳亮丽，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如《游春图》在设色上，山石填以青绿，松枝以石绿沉点，远山以花青填苔点，有些地方更是以泥金勾线，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因此这种风格又被称为“金碧山水”。《江帆楼阁图》在设色上依然是以青绿为主，但在墨线转折处以金粉点亮，颜色鲜艳且富丽典雅。色彩浓淡均匀，从青绿色到赭石色过渡自然，山石树木上以渲染的技法使青绿山水告别呆板走向灵活，呈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而《明皇幸蜀图》中大量使用石青石绿丹粉重彩涂染，设色厚重古朴，既有对比又有调和，属李思训一路。以李思训为代表的青绿山水画家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历代都有追随者，被誉为青绿山水画派之祖。由此可见，在“唐画之祖”展子虔画风的基础上，青绿山水画艺术在唐中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作为代表画家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被称为“大小李将军”。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隋代勾线填色的画风，呈现出更为精致工丽的风格，同时技法也更日趋成熟，“青绿金碧”山水画的面貌至此确立并得到完善。盛行于唐中期的禅宗是融合了老庄道家思想的中国式佛学，它所追求的审美境界促使绘画由原先“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教功能转为对静寂、宁谧的禅学意趣的追求，形成了山水画舍金碧而趋水墨、弃严谨而求逸放的风格转变。墨法是以墨笔中的含水量来控制，以水稀释墨的浓度，由含水量的多少来分出浓淡层次变化。水墨山水画最早的代表人物王维，所绘题材均为悠然逸趣的田园生活，以渲染、破墨的水墨技巧区别于“大小李将军”的勾线设色之法。自王维之后，水墨山水画技法被更多画家所发展和丰富，显现出多样而全面的风貌。
1.从全景构图上看
王维的绘画作品题材主要为山居田园风光，以“山居”、“山庄”的形式居多，喜绘山林小景，《唐国史补》记载：“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可见王维在构图上以平远为主，更易表达平和闲疏的意趣。荆浩多作大山大壑，“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其布局多为中心全景式，将主峰置于中轴线上，衬托出前景、中景的全局安排，反映出北方山水特有的风貌，空间感极强。关仝师从荆浩，他的构图以巍峨、雄奇深远见长。其传世作《关山行旅图》危石巨峰高耸入云，楼阁洞府幽深邃远。巨然的山水画多以高山大岭、层峦叠嶂为主，《图画见闻志》谈及巨然山水“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B17
此后郭熙将山水构图总结为“高远”、“平远”和“深远”，称为处理全景式山水布局的基本程式。“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远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渺渺。……此为三远也。”B18
2.从笔墨技法上看
第一，从墨法上看。
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气、韵、思、景、笔、墨”的“六要”原则，在谢赫“六法”的基础上以墨代替色彩；张彦远则明确提出“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可见当时审美风格的转变，“水墨最为上”。王维的山水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张彦远评价“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可知他的墨法属渲染一体，以水破墨分出浓淡不同的层次，以代替青绿颜料进行渲染。这一画法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巧。张能以双手握笔，笔墨随意纵横，以墨为色，墨色有枯笔、湿笔之分，“用紫毫秃峰，以掌摸色，中遗巧饰，外若混成”B19，除去青绿的艳丽，以水墨为色，墨、线浑然一体，开创了绘画技法上的创新。张子和则以“破墨山水”开创了绘画表现技法的新领域。在干湿浓淡的墨色基础上用不同浓度的墨笔去破解，产生无穷的墨色变化。
第二，从皴法上看。
皴法是中国画技法术语，主要用于山水画的表现。在勾线的同时运用墨色的变化来表现所绘对象的质感、肌理、阴阳向背等。唐末画家孙位的《高逸图》中以线勾出山石轮廓后，自浓而淡地以不同浓度的墨色皴擦出山石的质感，表现出山石的凹凸向背。《匡庐图》集中体现了荆浩的笔法特点，勾、皴、染并用，既突出了形体的结构，增强了立体感和厚重感，同时显现了水墨山水画的特殊韵味。皴法的成功运用，是对山水画技法的另一贡献。关仝的《溪山待渡图》中用笔精细，山头丛林与雨点皴浑然一体，十分出色地表现出石骨嶙峋剔透的特点。李成的画，淡墨轻染，将笔法与墨法融合在一起，以侧锋扫出较为润泽的皴。从《读碑窠石图》可以看出“卷云皴”的特点――微屈、略有交叉的线条。而生活在江南的董源，创造出表现江南山石的皴法――“披麻皴”。董源在《潇湘图》中大量使用长披麻皴表现江南土地的特点，同时大量使用苔点，点线交错，千变万化，山峦也隐显不定，染出夏季江南烟雨迷蒙的气候特点，形成了地道的江南山水风格。巨然师从董源，他将披麻皴表现在高远构图上，根据山体形状来描绘。大块皴笔直下，笔力雄厚，线条宽而润，交错有致。以焦墨点苔点，变现出江南草木丰茂的特点。
3.从南北两大山水画体系的风格对比上看
南北方因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反映到山水画中风格也具有很大的差异：北方山水画中山石质地坚硬，雄伟厚重，险峻陡峭，画家们在描绘山石时轮廓突出，以坚硬的“钉头皴”、“雨点皴”、“短条皴”体现出石质硬凝的特征；在全景构图上多为“高远”或“高远”与“深远”相结合；树木以长松、巨木为主；高山之上常有飞泉直泻，以突出山石的险峻等。代表画家有荆浩、关仝、李成等。南方山水画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土质之山气象平和温润，轻烟淡峦；山石轮廓线不突出，以紧密的、有柔韧性的线条和秀润的点子表现山石的凹凸；树梢成片出没，杂草灌木丛生；在构图上多为“平远”；洲汀掩映，多平沙浅滩。代表画家有董源、巨然等。总而言之，北方山水主要特点为雄奇、险峻、苍莽，南方山水则显得平和、温润、秀丽。在水墨山水画技法成熟的同时，绘画理论也随之发展。张在水墨松石的绘画实践中总结心得，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主张。作为北方山水画派的开创者，荆浩在将水墨山水画推向成熟的同时，还利用绘画理论来巩固水墨山水画的地位。首先提出山水画的“六要”和“四势”，（“六要”指气、韵、思、景、笔、墨；“四势”指筋、肉、骨、气）充分肯定墨在技法上的地位，是山水画创作和审美的系统总结，对当时及后世的绘画都有指导性作用，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由以上论述我们得知，至五代宋初，山水画已经高度成熟并居于画坛之首。从书法用笔发展而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墨山水画，带动了整个中国画的重大变革。“笔”、“墨”概念的提出，“皴法”的出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六要”、“四势”引导了中国画的创作和审美方向；与北方全景山水风格相对应的南方全景山水，也出现在画家笔下，“淡墨轻岚为一体”的风格特点在北宋中后期极受文人画家推崇，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花鸟画技法梳理及其成熟时间界定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门类，它由工艺装饰发展而来。魏晋时期的花鸟画处于起步阶段，仅仅只有顾景秀、刘杀鬼等知名度较低的人进行摸索，直至中晚唐，画家对花木鸟兽写生和造型能力提高，花鸟画才作为一门独立的画科逐渐引起画坛重视。五代时期西蜀黄荃、南唐徐熙的努力创作，丰富了花鸟画技法，将这一画科带入新的发展阶段。“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不同艺术风格出现，推动了花鸟画的成熟，并使花鸟画成为当时与人物画、山水画并列的三大画科之一。北宋时期花鸟画得到空前发展，既有宫廷画院画家应装饰之需而创作的“黄家富贵”的花鸟画风，同时文人士大夫的水墨花鸟画也形成了独特的体系，与院体花鸟画形成鲜明对比。在北宋末年，花鸟画一度成为风头压过人物画、山水画的第一大画种。
1.从表现技法上看
晚唐的边鸾，是在美术史上为花鸟画赢得历史地位的第一人。换言之，花鸟画，直至晚唐才出现了一个名家。而这一名家的声望还远不能与人物画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吴道子、张萱、周，山水画的“大小李将军”、王维、董源、巨然、荆浩、关仝、范宽、李成等历史地位相比。可见，花鸟画作为画科出现的时间在三大画科中是最晚的。起步虽晚，但花鸟画到了五代，技法的迅猛发展因黄荃与徐熙的出现而进入了快车道。
黄荃在表现技法上“妙在赋色，用笔极精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B20。他的艺术成就受到其国君的赞赏，据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蜀主孟知祥就曾赞叹黄荃“小笔精妙”B21。黄荃的成功，意味着费时费工、有着逼真效果的花鸟写实技巧已经达到十分精深的程度，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推崇，而其流传至今的《写生珍禽图》，也足以证明黄荃的写实功夫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准确程度。
徐熙与黄荃取精工一途大异其趣，“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B22，创“没骨”画法，将黄荃的精工改为放纵，将黄荃小心翼翼的染色改为纵笔使色，工细与粗放交错进行。他的这一创造性技法，赢得了他身后大诗人坡的极力称许，东坡云：“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B23同为诗人的梅尧臣对之更为推崇，他有诗赞曰：“年深粉剥见墨踪，描写工夫始惊俗。”B24感叹徐熙“落墨为格”的超凡脱俗。
2.从写实效果上看边鸾所创的“折枝花”对中国工笔花鸟画有着重大影响。这种在描绘花木形态时选取其中一枝或是一截精心加以绘制的花卉布局方法，使画家在写生时不再是简单的描绘，而是通过艺术处理增强画面的审美效果。“贞元中，新罗国进孔雀善舞，召写之，得婆娑态，若应节奏。”B25边鸾应诏写生孔雀，绘一正一背，精彩生动，充分说明他已掌握描绘孔雀的绘画技巧。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六《次韵夹竹桃花》诗的附注云：“黄荃作夹竹桃花屏风，东川西川节度使厅皆有之。荃今不在，以真花片补其缺处，几不能辩。枝上地下，相契不差毫发，天下传以为工。”B26用真花去补画，真花与画相混达到了无法分辨、可以乱真的地步，可见黄荃高超的写实技巧。
3.从徐、黄风格对比上看
五代时期西蜀和江南成为艺术的发达地区，南唐和西蜀的统治者建立了画史上最早的宫廷画院，使具有绘画才能的人能够在皇家的赞助下进行创作。受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西蜀画院画家擅长宗教人物画和工笔重彩花鸟画，南唐画院画家则在宫廷人物肖像、水墨山水和花鸟上独树一帜。作为西蜀画院代表人物的黄荃师从刁光胤，他发展了刁光胤的画法，将晚唐花鸟画写实性的长处加以完善。《写生珍禽图》并不是黄荃的花鸟画创作，作为为儿子临摹学习而画的禽鸟画稿，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看出黄荃的绘画特点。此图绘有20多只鸟虫及龟类，有动有静，姿态各异，无论是立、飞、啄、跳、展翅等都生动而富有灵性，由此可见画家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在技法上采用勾勒填色的方法，精细紧密的轮廓线在表现形象的同时体现出完美的线条魅力；温润的填色晕染，传达出禽鸟羽毛不同的质感及喙、腿、爪不同的硬度和力度。整个画面清新典雅，色彩丰富，工整细腻，形神兼备。“黄家富贵”的格调符合统治者的欣赏趣味，代表了花鸟画成熟时期的皇家绘画审美特征。后黄荃父子及其他西蜀画院名手进入北宋翰林图画院，引导了北宋花鸟画的发展，充满宫廷贵族气息的花鸟画风在北宋花鸟花坛上占有统治地位，成为这个时期品评花鸟画的标准。徐熙并非南唐画院画家，他是南唐花鸟画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仅以个人的野逸风格与西蜀的皇家风格抗衡，被史家称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徐熙主要靠师法自然和体验生活来发挥他的独创精神，其绘画题材多表现大自然中寻常的禽鸟、花竹、草虫、蔬果等，整个画面中以墨色为主，色彩其次，以质朴的手法追求生动的笔墨趣味和淡雅的格调，“野逸”的风格开后世水墨花鸟画的先河。徐、黄两家的创作分别代表了中国花鸟画重墨和重色两种风格倾向，是花鸟画成熟的标志。黄荃作为御用画家，题材、手法都比较符合宫廷贵族的喜好，以写实和精工巧丽著称，深受后世院体和工笔重彩画家推崇；徐熙花鸟重墨，“所尚高雅，寓兴闲放”的“野逸”味道，适合文人画家的审美趣味，被后世逐步发展为水墨写意花鸟画。
二、北宋以前画史著作体例与北宋时期画史著作体例的对比
唐以前的绘画品录不以画科分类，因为此时除了人物画以外，并无其他画科可分。因此人们在对画作进行品评时，“尝品第古今名画，不因年次远近，但以技工优劣为等差”B27。盛唐时期山水画真正独立后，虽然在画论史上记载了许多山水画家，但画论的整体格局依旧是按照先前的品录体例，而不以门类区分。例如《唐朝名画录》。直至北宋时期，各画种画科纷纷成熟并获得长足发展，反映在绘画理论上便出现了以门类论画的著作。以部分北宋以前的绘画理论著作和北宋时的绘画理论著作为例：
（一）北宋以前的绘画理论著作
《古画品录》，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绘画批评著作，南朝谢赫著。在《古画品录》序文中谢赫提出了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作为人物画品评的艺术标准。文中评论了自三国吴到萧梁三百年间的27位名家，根据他们的艺术造诣将其分为六品，并对每位画家的绘画风格进行简短评价。《唐朝名画录》又名《唐画断》，中国唐代画史著作，是已知的中国最早的一部断代画史，朱景玄著。朱景玄结合张怀的观点和李嗣真提出的“逸品”概念，将画作分为“神、妙、能、逸”四品，以此来品评他亲眼所见的唐代画家及其作品。全书共评价唐代画家120人，按神、妙、能、逸四品排列，神、妙、能三品中又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国朝亲王”三人列于神品之前以示尊重。在论述各画家时，神品较为详细，妙品次之，能品更为简略，逸品则比较详细。《历代名画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绘画通史，唐代张彦远著。张彦远家族收藏丰富，学识渊博，擅长书画，所著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古代美术研究的重要文献。全书十卷，对绘画的起源、发展及收藏鉴定方面都有十分详尽的阐述，卷四至卷十以时间先后排列，收录了自轩辕至唐代会昌元年（841年）372位名人画家的传记，包括姓名、籍贯、事迹、著论、前人评论及绘画作品等。在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中，张彦远提出了品评作品的五个等级：“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B28其他如姚最《续画品》、僧彦《后画录》、李嗣真《续画品录》、张怀《画断》等皆是以时代先后，或是以品第论画。
（二）北宋时的绘画理论著作
《圣朝名画评》又名《宋朝名画评》，北宋刘道醇所著。全书共三卷，刘道醇首创分门评论的格局，将画作分为人物、山水、林木、畜兽、花鸟翎毛、鬼神、屋木六门，每门之中又分为神、妙、能三品，取消了朱景玄和黄休复所采用的逸品之目，每品之中再分上中下三等。此书共收入画家92人，大都是北宋画家，少数为五代画家。画家各有小传，传后加有评语或是合评。《图画见闻志》，中国北宋绘画史著作，郭若虚著。因感自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后缺乏完备的绘画史，遂作此书，记录了自唐会昌元年（841年）至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间的画史。全书共六卷，收录了唐末至宋中期233年间的284名画家，记录了各画家生平、师承、理论思想及绘画成就。将画家以朝代分为唐末、五代和北宋三类，其中宋代画家先分出艺术才能“臻乎极者”13人，其余画家则分为“人物门”、“山水门”、“花鸟门”、“杂画门”四门分别点评，全面反映出唐宋时期绘画艺术的鼎盛面貌。《宣和画谱》，北宋宣和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成书于宣和庚子年（1120年），从题款“宣和殿御制”看名义上由宋徽宗赵佶御制，实则由徽宗皇帝及其侍臣，以及画院画家共同完成。全书共二十卷，收录了宋徽宗时期宫廷所藏的自魏晋以来的历代绘画作品，有画家231人，作品6396件。以绘画题材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番兽）、龙鱼（水族）、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每门画科前均有绪论阐述该画种起源、发展、代表人物等，然后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画家传记及其作品。《宣和画谱》的产生正值中国画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统治者对历代绘画名作库存最为富足的时期。作为官方编撰的著作，理论上的创新并不多，但对了解、研究中国绘画史有着不可忽视的功效。北宋时期的画史著作多是以门类分类介绍画家，但其中也有例外，如黄休复所著的《益州名画录》。《益州名画录》因对特定地域的画家进行记录而受到关注，他在对绘画进行品评时，将逸品列于神品之上，分为逸、神、妙、能四品，其中妙、能又各分为上、中、下三品。这种品评系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画科的成熟从侧面影响了绘画史的著作体例。宋以前的绘画史著作不以画目分类来介绍画家，至北宋时期，各画科纷纷成熟，而这一时期的美术史论家习惯于以绘画题材的不同分门别类介绍画家。从另一角度看，之所以北宋时期的画史著作体例有别于宋以前的绘画史著作体例，正是因为各画学画科在北宋时都已成熟。
三、综述：北宋前各画科确已成熟
绘画是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之一，是历代政治和社会风貌的缩影。它的政教功能最早被重视，因而得到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绘画艺术进入自主发展的阶段，成为文人画家传情达意、表现自我意识、强调个性特征的一种方式。技法的成熟促成了该画科的成立。经过无数画家在各画科技法上的不断摸索、积累和发展，各种绘画基本技法、程式套路纷纷成熟并为后世所效仿，一流名人大家层出不穷且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极为深远，于是到北宋时期，以绘画题材为命名的各画学学科纷纷成立。作为中国绘画思想载体的绘画理论史，在著作体例上有别于宋以前的绘画理论，开始出现以门类划分来介绍画家。这从另一方面映证了，至北宋时期，各画科确已成熟。（下转第64页）（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2，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25页。
②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6，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27-128页。
③ 同②，第128页。
④ [宋]米芾《画史》，《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2册，第257页。
⑤ 同①，第23页。
⑥ 同②，第127页。
⑦ 同②，第127页。
⑧ 同①，第23-24页。
⑨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5，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12页。
⑩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B11 同⑩。
B12 同⑩。
B13 同⑨，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