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14: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2009年，中国能够完成GDP增长8%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近10万亿元的贷款的投放，但这也造成了各大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度告急。2010年三季度以来，国内各大银行普遍出现了资本充足率下降的现象，部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也一度逼近了8%的红线。面对2009年大量发放信贷所造成的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各大银行都多次采取措施，多途径融资，以使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线以上。2010年，交通银行通过A＋H股配股方案，补充核心资本；中行也通过发行A股可转债，补充附属资本；建行通过发行次级债券充实公司资本。2011年，农业银行完成了500亿元次级债的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附属资本。除此之外，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也多次进行大规模的融资活动。
二、银行资本金概述
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单个银行及整个银行体系稳健性的最重要指标，是抵御银行风险的最后一道内部防线。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构成，《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在银行资本中是最稳定、质量最高的部分，银行可以长期占用用来吸收银行在经营管理中所产生的损失，是银行的永久性资产。附属资本中的长期次级债可以较为迅速的筹集资本已达到监管的要求。但次级债券最终也是需要偿还的，且其比例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50%，因而它只是解决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问题的临时性措施。
三、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注资形成核心资本比重过大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注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当年基本达到了8%的最低要求。1999年以后，中央政府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四大国有商行共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解决了四大国有资本监管不达标的问题。之后，中央政府又多次通过中央汇金向中国建行、工行和中行注资。提升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造成核心资本充足率过高的现状。
(二)附属资本不足就资本结构而言，发达国家银行平均都拥有占资本额50%以上的附属资本，而我国的商业银行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附属资本金在总资本金中所占的比率更小。而附属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现状，极大制约着抵抗风险能力和扩张能力。
四、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对风险认识不足，资本管理技术欠缺我国银行业在业务经营和投资中，对银行面临的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极端损失尚没有客观量化分析，对于信用风险之外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更没有足够认识，对于通过将风险量化作为成本定价转移到预期损失、或者资本覆盖非预期损失均处于初步研究阶段。
(二)业务结构不合理银行业务结构的不合理体现两个方面。首先，信贷比重过大，贷款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中占据了约60%的比重。其次，中间业务发展滞后，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上市银行通过中间业务获得的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不到20%。
(三)盈利能力不足我国绝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与英国银行业平均26%、美国银行业平均20%的收益率相比相距甚远。2008年，南京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只有1.55%，但这却在我国14所主要的商业银行中位居榜首；可见，我国商业银行运用资产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五、改善资本充足率结构相关建议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股份制 资本金管理 机制
一、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现状
1、西方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银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国际银行业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不断暴露，银行破产倒闭事件频繁发生。在这一背景下，欧美银行逐渐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围，巴塞尔协议也进入了不断修改和完善的阶段。2004年6月巴塞尔新协议的颁布，标志着国际银行业的资本监管进入了以全面风险管理为核心的新阶段。新资本协议在扩大资本监管范围的同时，推广了国际大银行先进的风险计量方法，将资本金管理与银行风险控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站在国际的角度上，监管角度的资本金管理经历了从各国政府监管分散向国际监管统一的发展历程。其中以美国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最为典型，也最为严格。美国在1988年巴塞尔协议前，就已经使用杠杆比率。这一时期的资本金管理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资产风险的计量方法的研究，资本监管指标从早期的资本金与存款的比率向资本金与风险资产比率过渡，资本金监管指标也从单一的资本充足率定量指标发展到与银行经营状况的定性指标相结合。
2、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现状
目前外资银行已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我国商业银行也在逐步向国际市场挺进，但与国际间的大型银行相比，我们的监督管理、风险配置都还处在比较劣势的位置。为了弥补风险损失，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储备。实际上极少数商业银行分支行的负责人能认识到资本金对商业银行的重要性，而分支行本身对资本金问题基本抱无所谓态度。这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即我国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统一核算、分级管理、授权经营”的体制。自担风险和自负盈亏是对总行而言的，而自主经营对分支机构而言是在总行的分级授权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分支机构不具备意志自由这一实质要件，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所以对上级行是否拨足营运资金不重视；现实中，大多数行为存差行，资本金的问题被负债所掩盖；我国商业银行总行和分支机构严格地说都是一种委托授权关系。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只需要完成上级行要求的经营计划。所以，分支机构只需考虑即时的头寸支付、资产质量、人员管理、经营收益和安全保卫等计划性指标，不需考虑资本金是否充足的问题。诸多的不重视，导致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管理上存在很多漏洞，这也是我国现阶段银行业需要整改、弥补的不足之处。
二、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1、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面临的问题
（1）利率和汇率风险提高对资本金的要求。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我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利率和汇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加大，给经济主体带来的风险也随之加大。能否有效规避利率和汇率风险，已经成为决定企业稳健经营的重要因素。然而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管理滞后，规避风险的手段较少，资产风险的加大，为此保留的资本要求也会相应增加。
（2）资本金补充机制不完善。当商业银行在急需资本不完全满足增发条件时，往往会出现扎堆发行次级债的现象，整体缺乏完善的资本金补充机制。为了改变信贷扩张造成的资本充足率下降局面，扩大业务拓展空间，商业银行采用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途径补充资本金。由于包括增发和定向增发在内的股权融资方案在制度上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并且受资本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具有发行简便、快捷、低成本等诸多优势，次级债便成为补充附属资本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手段。
（3）资本监管约束机制的不完善。在资产结构方面，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同形式的资产风险权重不同，其中本外币债券风险权重最低，信贷资产风险权重最高，但在信贷资产中，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较低。因此调整资产结构时可以适当提高本外币债券所占比例；在一般信贷资产中，加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比重，逐步降低一般对公信贷产品的比重。此外，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也能够调整资产负债表，增强资产流动性，降低风险权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探索引进符合规定的创新型金融工具，并在协议中列示了多种能用于补充资本的金融工具，对应了银行不同程度的风险。引进这类创新金融工具既有利于拓展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又能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效率。
（4）同国际接轨问题。现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陈旧观念的影响犹存，尽管我国银行业已经实施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离，但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还难以合理处理，影响着他们的盈利能力，制约着各项指标的顺利完成。现阶段，我国金融业正处于深化改革时期，但金融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存在很多问题，如利率、汇率管制严，资本市场没有放开等。
2、制约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原因
（1）资本金来源单一及数量不足。传统的经营观念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忽视对资本金的研究和管理。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主要靠国家财政或是变相拨付，结构单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独资的性质，资本金来源于国家财政。受国家财政财力和支出方向的限制，同时考虑国有银行庞大的资产规模，完全依靠国家财政补充其所需的资本金，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均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大大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的8%的最低标准。
（2）缺乏资本金使用管理机制。银行自身对于资本金的使用，对资本性支出缺乏严格管理和控制。历史遗留的风险资产很大程度也制约着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同时，我国中央银行的监管偏重于传统业务的做法，使风险界定范围明显缩小。例如，前些年各家银行的办公楼均存在数量多、标准高的问题，造成固定资产占资本金比重过高。有的银行固定资产已经占到资本金总额的90%以上，大大超过了财政部不得超过30%的规定。固定资产属于非生息性资产，这部分资产过大，显然使银行的赢利水平下降，同时资本金的固化占用。也严重影响了银行资金的流动性。
（3）资本金的补充机制缺位。国有银行不仅资产巨大，所有者单一，不能利用资本市场筹资，而且由于财务管理权由国家财政控制，自身没有资本金的补充机制。经营者不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或者与上级商量决定自己的利润分配，决定拿出多少收益用以补充资本需要，也不能决定提取多少呆坏账准备。我国则由国家财政代表国家这一唯一股东，制订银行的财务政策。但由于国家财政还同时担负着更重要的国家宏观调控以及组织财政收入、保证财政支出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财务目标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财政目标，它本身少有真正独立的财务管理理念和财务决策权。
（4）贷款规模与资本状况不相匹配。银行贷款规模的确定方式，近几年来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上还是由国家计划控制。制定信贷计划考虑的主要因素是货币政策、货币需求和存款总量，基本上不考虑各家银行的资本状况。没有结合资本实际的状况而建立的贷款框架，严重影响银行的资金管理，增加了不良贷款的比率，减弱了银行业的竞争力。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调研，合理分析规划，将贷款规模与资本状况相结合的考虑。
三、强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总体框架
1、提高银行资产质量
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银行业面临着银行监管更加严格的考验。为了达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资本要求，必须在扩充总资本的同时，努力提高资产质量，降低资产风险，从而减少加权风险资产总量。相比而言，后者任务更艰巨。我国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是不容乐观的。我们只有痛下决心，扭转信贷规模盲目扩张，把功夫用在提高资产质量上，才能实现资本充足和资本收益水平的良性循环。
2、增加资本内部积累
无论是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银行自身的留存利润来增加资本都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通过内部增加资本，还可减少筹资成本。但以多大比例留存则取决于财政税收政策的许可程度以及利润在股东和银行内部的分配。商业银行能否从内部增加资本首先要看银行的创利能力，即银行有没有利润。商业银行要想增加利润，一是要提高资产质量，二是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并以此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中间业务在西方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而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人平均不足10%。
3、完善资本金管理考核机制
商业银行资本金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除了银行内部积累外，监管与考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银监局应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与国际惯例，提出商业银行整体资本金运营与管理思路，对各商业银行分别制订不同的资本金保值增值管理考核办法，以法规形式要求商业银行资本金保值增值。办法中要对近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指示明确，责任清晰，加大对国有商业银行行长的任期中资本、资产质量、市场敏感度等与资本管理关系密切的目标考核力度，还要协调短期行为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同时加大《商业银行法》的执法力度，保证法律的严肃性，以法律形式来保证资本金的保值增值。
4、健全监管体制
在法律监管方面，应借鉴西方投资银行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尽快出台《投资银行法》等多项法律和条例，使投资银行业的建立和发展有法可依；抓紧制定资本市场的有关法规；尽早制定银行法、外汇法、涉外税法、会计法等相关配套法规和措施；鉴于投资银行的策略性业务和引申性业务尚无法律规范，有关部门需借鉴西方经验，联系我国实际，尽早填补这片空白。在自律监管方面，一方面，我国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按照证券法规的要求对投资银行进行监控和管理。
5、建立顺畅的外源资本金补充渠道
尽快谋求公开上市，建立持续融资渠道，满足业务发展对资本金的需求。通过改制和公开上市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和民营资本募集资本金。我国商业银行国有独资的所有权特征使其资本来源单一化，只能依靠国家注资。研究发现，上市前后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确实有所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上市后的资本充足率明显高于上市前，可见上市确实有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内源融资对资本金是长期的动态补充，而外源融资是短期内迅速提高资本金的主要途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可转债、优先股、次级债等证券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来提高资本金。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由于体制原因，未能有效发挥其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并且由于市场容量有限，使得我国股票市场融资的可能性较小。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到海外市场上市是直接而又迅速的补充资本金的渠道，既补充了资本金，又增加了外部约束，改善了公司治理，这会在长期内提高收益率。
【参考文献】
[1] 崔明峰：国外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机制[J].中国金融，2007（21）.
[2] 王光宇：全球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改进策略[J].商业银行，2010（5）.
[3] 詹细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研究[J].财政与金融，2010（6）.
新监管指标简介
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内容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即巴塞尔协议Ⅲ，核心内容在于提高全球银行业的最低资本监管标准，主要的变化包括：
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到4.5%。新的一级资本规定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间执行。总资本充足率要求在2016年以前仍为8%。增设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执行。此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总资本充足率分别提升至7.0%、8.5%和10.5%。提出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由各国根据情况自行安排，未明确具体实施安排。协商确定杠杆率（为一级资本/总资产）为3%，与资本充足率并行使用，两者互为补充。在杠杆率计算方面，适当降低表外项目的信用转换系数，有条件地允许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规定（而不是美国会计准则）对衍生品实行净额结算，同时考虑未来潜在风险暴露；为观察杠杆率监管的影响，巴塞尔委员会建议按照3%的标准自2011年初开始监控杠杆率的变化，2013年初开始进入过渡期，2015年初银行开始详细披露杠杆率水平和要素，2017年进行最后调整，2018年开始纳入第一支柱框架。
国内监管指标的变化
国内监管部门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我国金融发展现状，正在酝酿更高标准的监管指标，除对巴塞尔协议Ⅲ最低资本监管标准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外，还增加了有关拨备贷款率和流动性的要求。
新资本充足率。在资本方面，要求最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6%，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8%，总资本充足率达到10%；规定0～4%的超额资本（必要时为0～5%）；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1%。并且拟从2011年开始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2012年达标，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2016年达标。
拨备贷款率。即拨备/信贷余额比率，这是国内监管部门对拨备覆盖率的改进版，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指标。目前该指标设定为2.5%。
新流动性比率。包括流动性覆盖率与净稳定资金比率，巴塞尔协议Ⅲ未将这两个比率纳入其中，只是表示2011年或2012年开始对其进行监测，真正付诸实施得依监测结果再行确定。
国内监管部门正在考察相关指标实施条件成熟程度及潜在影响，并积极筹划实施，预计实施时间表将早于巴塞尔委员会最终确定时间。根据目前要求，两者比率均不得低于100%。
监管者风险概念的演变
从银行发展史可以看出，银行对风险的理解及管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构成了监管理论发展、政府监管力量逐步加强的源动力，也是监管者的风险概念经历一个逐渐演变，对银行所经营的风险认识经历的一个逐渐深化、扩展、加强的过程。
信用风险被关注
信用风险作为传统银行经营的主要风险也是在危机后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对西方银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适时出台正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受债务危机影响，信贷风险给国际银行业造成了巨大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贷风险的防范与管理，并陆续开发一些模型和工具用于信贷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被提上监管日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的迅猛增长，市场风险日益突出，巴林银行、大和银行等震惊世界的大案让银行管理者和监管者加大了对市场风险的关注。一些主要的国际大银行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测量与资本配置模型，以弥补巴塞尔协议的不足。1996年初，十国集团签署了《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核心内容是银行必须量化市场风险并计算相应的资本要求，自此市场风险进入了监管者的视野。
突出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让银行监管者和银行业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许多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由信用风险或者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造成，而是由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联合造成的。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综合模型以及操作风险的量化问题。1999年6月3日，巴塞尔银行委员会了关于修改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征求意见稿，对银行风险管理的新方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对市场风险管理方面的进展给予了肯定，并突出了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至2001年巴塞尔协议Ⅱ时，正式将操作风险列入第一支柱，成为其重要内容。
系统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和国别风险被列入考察范围
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让人深刻体会到因市场风险而带来的流动性冲击，也直接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经济周期风险被高度关注，出台了更高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Ⅲ。国内监管部门基于更为审慎的考虑，提出了拨备贷款率、新流动性比率等，并将其列入指标监测、考核范围;2010年6月银监会的《国别风险管理指引》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国别风险的关注，做好相应安排，最迟应当于2011年6月1日前达到指引要求。
资本概念的演变
虽然当前银行业对资本的理解愈发愈深入，但对于资本概念本身来说却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整体资本充足到核心资本充足、从单一到多样的过程。
监管资本概念从无到有
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对西方商业银行产生了巨大冲击，也促使银行监管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是上帝”的新理念取代了传统以资产大小为实力象征的观念。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实施的巴塞尔资本协议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1988年巴塞尔协议，即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该协议代表资本概念正式付诸监管实践，它在推进全球银行监管的一致化和可操作行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整体资本充足到核心资本充足
巴塞尔协议以后，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巴塞尔委员会也不断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对协议进行一系列补充和完善，使得巴塞尔协议及其相关文件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国际性监管原则之一。因而其资本概念的演变基本代表了国际监管者对其态度的基本变化。
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将监管资本界定为由两部分构成：一级资本，即核心资本；二级资本，也称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附属资本包括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混合资本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
从资本防范风险的角度来看，巴塞尔协议最初提出的资本构成相对宽松。但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和风险管控的需要，资本吸收风险损失的实质意义得到进一步强化，监管资本充足率逐步从整体充足向核心资本充足过渡，巴塞尔资本协议Ⅲ表现得尤其明显，从整体要求来看，8％的资本充足率并未改变，但核心资本的内涵及构成发生了较大改变。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普通股（含留存收益，下同）应在一级资本中占主导地位，并严格区分普通股、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以提高各类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二是统一资本扣减项目，并强调从普通股中扣减，而不是从一级资本或总资本中扣减。三是取消专门用于抵御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原始期限不低于两年的短期次级债券），简化资本结构。
资本概念从单一到多样
从资本的不同角度看，银行资本概念有三个：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账面资本是根据会计准则定义的资本，故又称会计资本，一般指银行持股人的永久性资本投入，包括普通股、未分配利润以及各种资本储备等。监管资本是监管部门要求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由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构成。经济资本是从风险防范角度计量的银行资本量，是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资本，其数额多少与银行资产风险评级、风险大小及风险暴露紧密相关。
资本概念从单一监管资本到账面资本、经济资本的演变反映了银行经营及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的提升，也反映了在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下，商业银行在有限资本与日益增加的风险变量之间的生存窘境。
关于银行风险与资本的有关思考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风险内涵和资本概念的演变可以看出，无论是国际监管者还是商业银行经营者，对此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和过程，并付出了很大代价。国内的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尚处于渐进式过程当中。国内监管者通过不断地学习借鉴，将国外相当多的理论、概念进行引进并纳入监管体系中，对于提高国内银行体系的全面抗风险能力和前瞻性风险预警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应该认识到，过于严苛的监管要求和脱离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监管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发展和创新为代价的。这需要监管者对当前西方主导的监管框架进行选择性借鉴、吸收、引用。对于国内银行经营者来说，在被动接受监管要求、依法合规经营的同时，积极思考当前国内风险内涵的动态变化，主动寻求适用于当前金融生态的适度创新则尤有必要。
充分认识各类风险，全面刻画银行风险轮廓
通常所说的银行风险为巴塞尔委员会划分的类风险，即信用、市场、操作、流动、声誉、法律、国别、战略风险。但从前述风险内涵的演变可以看出，监管者对于银行所应承担的风险类别已大大超出了以上范畴，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对于系统性风险和周期性风险的提出，并纳入监管考核体系内。
全面地审视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是每个银行经营者所必须要考虑和应对的问题。特别对于中小银行来说，随着跨区域经营的开展，监管的持续关注将愈加强化，将监管者所关注的风险及问题纳入关注范围也是必然要求。
从具体业务来看，在总行层面要更加关注行业周期性风险，可从行业角度把握经济周期性风险。加大力度对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的前沿性研究，并将分析、研究成果灌输于业务人员，加大对前线营销人员的业务指引作用。
深入分析银行不同资本承担风险的属性，做好资本规划
从巴塞尔委员会所反映的监管思路来看，在总量充足的前提下（即资本充足率至少达到8%），对于银行资本结构的重视超过了对于银行资本总量的关注；对资本抗风险能力的实质关注超过了资本结构的关注，因而资本承担风险的终极能力成为关注的核心。
这就需要商业银行对于自身资本的结构及各类资本的充足情况进行分析，特别需要结合银行整体经营发展的中长期发展战略、风险状况及监管要求对资本的补充渠道、方式提前做好规划安排。同时，根据新资本协议及国内监管者对中小商业银行资本要求，对现有资本结构及数量进行压力测试，为董事会及管理层决策和制订经营计划提供可靠依据。
对传统业务进行适度创新，提高“风险调整收益/经济资本”比率
近年来，银行业发展迅速，金融机构类别不断增多，数量急剧膨胀，而银行业所提供的产品类别及服务种类并没有同步增加，造成银行间竞争同质化严重。中小商业银行大多在夹缝中求生存，其中少数走上差异化经营之路，较为典型的就是包商银行的微小企业贷款品牌。它有效地实现了风险成本与定价的平衡，打破了商业银行与中小资金需求者之间的“铁幕”。更重要的是，在当前规模受限并且资本有限的背景下，通过分期还款加速资金回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实资金需求与银行可提供信用支持之间的矛盾，也提高了资本的利用率和“风险调整收益/单位资本”比率。
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公司业务可借鉴微贷经验，基于贷款条件进行创新。当前大多数中小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压力较大，为充分、有效利用有限资本资源，适当压缩中长期大额资本占用类授信，或在放款条件上改进还款方式，在目前公司业务仍占相当份额的情况下，利用分期偿还回流本息，对于提高资本周转率，降低授信集中度，改善监管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制定银行的经营评价体系，综合评价效益、风险和资本占用情况
评价体系是建立在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前提。一套有效并适用的指标体系必须经过长期的监测和改进才能真正符合银行自身的特点。银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适用和评价的指标重点有所不同，以体现银行发展战略重点和倾向。如在发展初期，商业银行发展的重点是规模的迅速扩大，这就有必要加大各项规模指标的权重；而到了发展的中期，规模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则需要强调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各项指标也应有所体现。
论坛围绕“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发展战略与金融创新”主题展开讨论,博士后代表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肖翔、银监会研究局王清容、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负责人罗开位、中信银行研究规划部总经理张春子、民生银行调研处处长宋飞、《金融时报》理论部主任刘文林、《上海证券报》首席编辑邹民生,以及工商银行黄旭、建设银行许秋起等与会领导、专家围绕报告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主持了本次论坛。
会上,《新金融》副主编王辰博士宣读了“2009金融专题研究”博士后征文获奖博士后名单。本次博士后征文活动得到了各大银行、证券公司、社科院和高校博士后工作站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共收到了应征博士后论文70多篇。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匿名评审和投票,共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以及入围奖7名。《新金融》期刊向各博士后工作站和获奖博士后表示祝贺和感谢。
一、后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风险、机遇与战略
张忠永(中国民生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起源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为需求与国际分工的不匹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过度分离,而且危机治理措施只能缓和而不能根治危机的根源。
危机对中国是一次巨大的“外部需求冲击”,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并向金融和银行领域传导。但随着各国处理危机的政策起效,我国环境逐渐改善;2008年以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收效良好,中国经济在“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防风险”下正在实现次高速发展。
这一过程中,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短期风险主要是:在对政府刺激计划积极配合、进行巨额放贷过程中的操作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风险,投资决策失误带来的信贷风险,存量贷款因经济下滑而违约率上升等。从长期来看,每次危机的真正摆脱都不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功劳,而是新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经济驱动力的出现的结果。因而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寻找经济发展新引擎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也面临着更大风险。这一风险对内可归结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和方向问题,对外则是中资银行“走出去”、提升在国际银行业地位的问题。
而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机遇,在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银行服务升级与客户质量改善,也在于中国银行业生存的国际和国内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一要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确保经营稳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应付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公司风险和金融生态环境风险。二要提升基础能力,构筑现代银行服务新平台。必须在市场开拓、产品创新、客户服务、组织流程、科技运用及人才素质等基础能力方面减小与国际领先银行的差距,真正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和专业化服务能力。三要紧盯中国经济发展动态,及时调整战略。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表现出政府主导与市场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而且伴随着金融深化和脱媒的进程,银行的主要客户和市场都可能发生很大的转变,要求银行必须具有灵活的市场开发机制、业务创新机制、个性化服务机制等,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刻抓住经济发展的潜力部分。
二、构建提升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驱动机制
李小平(中国建设银行博士后)
与金融服务经济的现实需求和国外先进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品种较少,缺乏特色和优势产品,产品研发的市场反应速度慢,产品研发深度不够,无法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切实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是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客户,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盈利的必然选择。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也是深化金融改革、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产品的创新是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可以从三方面构建一个产品创新驱动力模型。
一是战略业务输入驱动。产品创新只有从属并服务于商业银行整体业务发展,才能使创新不会脱离银行业务发展而成为空中楼阁。因而商业银行必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趋势,进一步细化自身业务战略,形成全行可以统一理解的新产品开发规划,明确产品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实现战略业务驱动产品创新。
二是管理实现驱动。完善的管理机制是实现产品创新过程的有力保障,为此,商业银行应该从构建完善的产品创新组织架构、组建产品和客户双经理制的专家团队、建立明确的产品创新责任体系、建立产品创新考核激励机制、搭建产品与客户管理的信息平台等方面,建立和完善促进产品创新的管理机制,通过完善的组织管理驱动产品创新实现,提高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
三是技术方法支持驱动。任何创新特别是产品创新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商业银行在做好产品创新规划,加强创新管理制度建设的同时,要探索加速产品创新的技术方法和模式,从技术层面驱动产品创新。如完善流程化研发方式,寻找产品研发新模式和技术支持平台,构建产品标准体系,产品研发新模式,新技术和新理论支持等。中国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建设,提高金融服务和竞争能力。
三、 抓住历史机遇 设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路径
李建军(中国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需求,加之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内在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速。虽然目前人民币已经开始发挥贸易结算功能,且通过货币互换大规模的走向国际市场,但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现状表明还存在以下问题:如跨境贸易结算制度还须进一步完善,资本输出中人民币使用不足,金融资本市场还没有被充分利用等。
构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要有“一个核心”:使人民币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而非取代美元。“两个发展阶段”:先是在2020年前后,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周边化及进入准区域化,使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内最主要的结算和投资货币;再是到2030年前后,彻底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世界经济中最主要的贸易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之一。
为此可采取以下五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如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议价能力,扩大人民币结算的规模;设计有效的人民币清算体系,疏通人民币回流渠道;建立政府间的合作和交流机制等。二是扩大在对外援助、贷款和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人民币的使用。我国可用人民币向金融危机中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低息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和国内企业参与相关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三是建立健全成熟开放的资本市场,扩大人民币在金融投资领域的使用。不仅可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打通人民币投资渠道,还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四是将互换协议从紧急救援模式转化为日常支援模式,更有效地为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如可促进把互换的额度作为种子基金用于贸易融资等。五是争取逐步提高我国在IMF中的地位。包括让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提升中国在IMF投票权比例等。
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我国商业银行的一项长期战略业务
吴博(交通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及时而重要的举措,但现状表明这一试点进展并不顺利。这既有试点企业不熟悉流程,出口退税、报关等相关政策不完善,对银行、企业、地域严格的限制政策等内部因素,也有美元汇率走稳,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完全开放、投资回流渠道缺失等外部因素。
商业银行通过“清算行”模式和“行”模式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短期内商业银行可能因此项业务而面临风险和损失,如减少了传统的外汇汇兑收入,面临信息系统升级、整合的压力,需对结算企业的贸易真实性进行审核,在新业务办理过程中可能产生操作风险,以及可能面临来自境外的法律风险和信用风险等。
但长期而言这对商业银行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业务,这首先有利于中资银行业务结构多元化、开辟新的盈利空间,而且随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结算比例越来越大,这些新的盈利空间会被逐渐打开。其次,提供人民币结算是商业银行服务水平的丰富和完善,有助于商业银行以优质服务吸引更多优质的国际业务客户。再次,商业银行可以此为契机扩大进行国际化经营,发挥人民币业务的先天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
建议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应放弃短期盈利预期,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作为一项战略性业务进行长期准备。具体而言,应通过挖掘现有试点企业扩大内部需求,通过在人民币流通程度较高的境外区域培养客户、增设境外重点区域分支机构、扩大境外参加行清算网络、提供贸易融资等培育外部需求,进一步拓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五、改善风险监管,促进金融创新
王桤伦(中信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国际银行业遭受重创,银行倒闭风潮涌现,并购重组此起彼伏,金融创新受到抑制。国内银行业也难以独善其身,利差收窄对银行盈利能力形成巨大压力,传统的“以量补价”的经营策略在信贷投放迅速扩张过程中积聚了新的风险隐患,表现为一是银行逆周期的信贷规模扩张会在一个经济周期后沉淀很多资产质量风险,二是流动性风险的隐患也不容忽视,三是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资本也同时被迅速消耗,对商业银行的后续发展形成严重制约。
尽管世界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坏的时期”,为中国银行发展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但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商业银行依然面临全面风险管理、资本管理、盈利能力和金融创新与监管等方面的挑战。同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国内经济的转型发展将给银行带来许多新的机遇。一是经济企稳复苏并长期向好,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将为中国银行业的盈利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二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新兴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三是居民理财意识提升,促使银行业及时调整原有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向;四是商业银行“走出去”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的发展策略包括:第一,重新审视并制定转型战略,改变传统上依靠资本消耗的增长模式,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制定和实施明确的风险战略,强化政策制度和风险文化建设。第三,重视对经济资本的管理,自主地用有限的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张,强化资本有限性和有偿使用的观念,更加注重效益、质量、规模的协调发展。第四,优化盈利结构,通过发展零售业务优化业务结构,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客户优化客户结构,通过发展中间业务调整收入结构,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例、提高主动负债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第五,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创新能力,从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出发,完善创新的组织机制,强化创新支持保障体系。
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中国国情,要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以适度有效为基本出发点,以有效的风险控制为前提,以审慎的风险监管为保障。有效金融风险监管下的金融创新有以下要点:要培育客户风险防范能力,银行要提升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能力,政府要加强金融创新保障作用,监管当局要发挥创新引导和监督作用,以及要推动国际监管体系改革与合作。
六、金融危机、金融脱媒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孙兆斌(交通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资产负债管理是现代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根基和生命线。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与金融脱媒趋势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面临相当严峻挑战。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增大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难度,可能面临较为严重的信贷资产安全性问题,并存在增加资本金和贷款损失拨备的要求,从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金融脱媒则在中长期要求银行建立更高效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以适应金融脱媒条件下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是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本充足率管理并存的模式,本质上仍未跳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框架。这一模式在推动银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业务实践的不断推进,其缺陷也日渐显现,一是难以有效处理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关系,二是本质上属于静态资产负债指标管理,三是这种模式脱胎于信贷资金管理,与经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仍然主要是存贷款业务管理,对于中间业务、国际业务以及日益丰富的表外业务等虽有涉及,但重视程度仍嫌不够。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转型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现代资产负债管理体系。这是一种风险限额下的协调式管理和前瞻性的策略选择管理,以计量和管理各类市场风险、实现科学的预期获利以及优化经济资本配置为基本管理内容,依赖以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和情景模拟为代表的管理技术,借助于FTP与RAROC两个主要管理工具,分离业务经营中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引导产品合理定价、准确切分不同业务单位的利润贡献,战略性、前瞻性地引导各条业务线的收缩和扩张,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平衡。
借鉴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性制度变迁”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账户的特征和相互关系,资产负债管理转型必须立足于负债与资产账户的改善。具体而言,应在改善负债结构、扩大主动负债比重、着力提高资产多样性、强化资产配置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实行资金全额集中管理,逐步建立现代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控制风险,实现价值最大化,推动中国银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七、私人银行的价值主张――实践回顾与方向选择
叶菲(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私人银行商业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私人银行的价值主张是什么,即它能够为客户提供哪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对2007年和2008年以来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创新的回顾发现,首先,国内私人银行产品借鉴了“核心-卫星”策略,核心资产由客户全权委托私人银行进行相对低风险、稳定和长期的投资;卫星资产的投资则是由私人银行对客户提供投资咨询建议,客户自行进行短期的、相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决策。其次,通过“私募基金阳光化”等进行积极管理的股票投资。再次,有选择地推出了一些投资海外证券市场的理财产品。另外,还推出本金保护类等结构性产品和另类投资产品。各家银行为满足私人银行客户需求进行大量的服务创新尝试,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推出产品和服务虽多,但比较分散,主线并不突出;第二,产品归根结底是为客户资产配置服务的,但如何配置仍然缺乏明晰的框架。
不同于按照职业或资产规模的普通分类方法,我们可以从需求差异角度把高净值客户分为两大类:财富创造型客户和财富增值型客户。财富创造型客户财富主要表现为企业价值,他们关注的是银行能否提供适当的投、融资解决方案以帮助企业发展,而不是银行理财产品给可投资金融资产带来的增值;他们的个人行为往往带有浓重的企业行为色彩,放置于银行的个人资产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流动资金的一部分。私人银行应当为他们提供整合化的公司金融解决方案,为此一是要从产业生命周期视角了解客户企业,二是要通过发挥银行的作用,替企业整合母集团内部资源、金融同业资源以及客户信息资源,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
财富增值型客户希望通过资产配置实现存量财富的保值、增值,对资产收益率比较敏感。然而,我们发现很多客户的资产配置并不合理,客户的投资决策并不完全依赖理性的判断,情绪和认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私人银行可以突破传统的均值-方差模型,依据财富配置框架(WAF)为他们进行多目标的资产配置。
财富配置框架(WAF)认为私人客户面临三类风险,一是使个人生活水平下降的个人风险(personal risk),二是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market risk),三是追求提升财富阶层引致的志向风险(aspiration risk)。相应地,在资产配置时,应当将资产分为保护性资产(protective assets)、市场资产(market assets)和志向资产(aspiration assets),通过三种资产之间的配置来实现私人客户资产配置的多元化目标。
八、考虑银行监管资本的存款保险定价研究
杨继光(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存款者的利益和金融业的稳健经营,起源于美国,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此项制度,并成为一国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存款保险定价方法,一是期权定价法,将存款保险看成是保险人针对商业银行资产发行的一份看跌期权,它应用市场指标来评估银行资本与资产的价值,比较适合对上市银行存款保险定价的估算。二是期望损失定价法,首先估计银行破产时的资产损失率,然后通过“存款/资产比率”换算成单位存款的损失率,再乘以估计的银行破产概率,得到存款人遭受损失的概率意义下的期望平均值,并将其作为制定存款保险费率的依据,也可用于非上市银行存款保险的定价。以上两种方法均未能刻画银行资本持有状况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而事实上银行资本充足率是存款保险机构制定保险费率的重要参考指标。
关键词:商业银行;财务风险;风险管理
从狭义上看财务风险指的是财务结构的不合理性而引发的风险;而从广义上看,是指由于受到各种不可预料或控制的因素影响使得在各项财务活动或资金运动的过程中出现财务状况的不确定性现象,从而存在蒙受损失的可能性,且这种损失最终都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上。与其他经济主体相比,商业银行需要承担更高的财务风险,如何控制这一风险以将损失降低不仅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关键,也是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和保证。
一般而言,商业银行主要面临着两种财务风险:一是机会成本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将资多投入某一用途而放弃其他获得机会所产生的收益风险,这一风险根据其资金使用情况又可细分为三种,即贷款机会成本风险、股权投资机会成本风险和费用支出的机会成本风险。二是现金流量风险,是指商业银行由于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储备不足等原因而产生的风险,具体可分为两方面,即对存款支付的风险和资金无法及时周转的风险;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未来商业银行在其经营范围内不仅仅会遇到这两类常见的现金流量风险,还可能面临着对衍生负债业务的支付风险以及对或有负债业务的支付风险。
一、商业银行财务风险成因分析
一银行所处的宏现环境尚不成熟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各方面仍未完全成熟,特别金融市场更是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健全的市场准入标准等,再加上各地区的本位主义,尚未成熟的宏观环境增加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违规经营或从事非法活动的可能性,从而加大了商业银行的财务风险。并且我国目前的市场管理模式仍不完善,在宏观监管的力度和效率等仍不够,缺乏事前预防,而是更多实行事后管理的模式,这难以有效地防范风险。
二银行财务人员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迅速,而需要承受的风险也同步增长,对于财务风险管理的人才需求急剧上涨。从现状看,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的认识存在片面性的问题,停留在只要管理好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的旧观念上,财务风险意识未随着商业银行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提高,使得财务管理人员无法真正从银行财务活动的全过程以及总体效益来把握财务风险,及做到有效地管理财务风险。三银行财务管理系统尚未完善
一个灵活的财务管理系统有利于商业银行及时应对各种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商业银行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经济中能够满足复杂多变宏观环境的要求以减少财务风险。然而,现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人员风险意识不足等原因导致银行无法形成一个相对完善、能够灵活应对各种风险的财务管理系统,使得商业银行面临财务风险可能性加大。
四银行资本结构不合理
目前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筹资负债规模大、产权比例高以及资本充足率低等问题,导致银行资本结构失衡。资本结构失衡使得银行无法保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从而无法有效地控制财务风险,而过度筹借资金提高对银行按期还本付息能力的要求,如果银行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就必然出现财务困境,甚至出现存款挤兑导致经营无法正常进行的严重后果。
五银行面临过高的信用风险
信贷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方面之一,甚至是其资金流向的最大方面,但是信贷使商业银行面临着极大的信用风险,一旦借款人出现经营不善而无力偿还全部或部分负债,或者因借款人主观恶意而导致债务危机不愿偿还负债等,这些容易造成商业银行逾期、呆滞和呆账等贷款风险。再加上我国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作为商业银行主要客户的中小企业容易因信用成本较低而大量逃废银行债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造成其不良资产比率过高、资金回笼困难等后果,加大了对商业银行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冲击,给银行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
二、商业银行财务风险管理策略
一提高银行财务人员风险意识
财务风险客观存在于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中的各环节,而财务风险的防范和管理根本保证在于财务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素质高低以及其财务风险意识高低直接决定了商业银行财务风险控制的成效,只有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才能运用其敏感和准确的职业判断及时发现和评估可能潜在的财务风险,以在最黄金的时间内控制风险,将损失降到最低,甚至化危机为转机。而这就需要通过各种办法,如集中学习、辅导、自学等,提高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以及业务技能,以实现将风险控制作为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融入到各个岗位,形成理念和准则,从而实现全面地防范和抵御财务风险。
二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系统和风险管理制度
财务风险的防范和管理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将其常规化,以做到防范于未然,这就需要商业银行设立运行高效的财务管理机构,通过建立内部健全的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如财务风险控制体系、成本控制体系等,同时配以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才以及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如风险控制标准、财务信息管理制度、财务评价制度等,从而将财务管理和风险监控常规化,并实现财务风险管理的规划、预测、计划、预算、控制、监督、考核、评价和分析一体化,在提高商业银行财务风险管理能力的同时,改善其经营管理,提高资金运行效益。
三设立财务预警监控体系
[CM6*2]财务预警监控体系建立在银行财务报表、综合经营计划、他相关的财务资料以基础上,将银行的过去与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商业银行事前监测的工具,以监控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潜在的风险。面对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宏观经营环境,为能防范和管理财务风险,商业银行有必要设立与之适合并行之有效的财务预警监控体系,随时了解各监控指标,识别、评价各风险信号,如资产质量下降,应收账款增大,成本上升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及机理,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对策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同时要注意动态调整财务预警监控体系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风险。
四制定科学的财务决策
财务决策是财务管理工作的核心,而能否科学地制定财务决策直接关系到财务管理工作的成败。商业银行为减少财务决策的负面效就必须避免过度地经验决策或主观决策,应在充分衡量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采用定量计算分析方法,结合科学的决策模型进行财务决策,如制定营业网点投资决策时应科学地计算各备选方案的投资回收期、报酬率等,然后结合各方案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综合评价各计算结果以选择风险最小效益较好的方案等等。
总之,商业银行在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中面监着越来越多的风险,特别是财务风险,如机会成本风险、现金流量风险等等,而要防范和管理这这一风险,首先要了解其成因,如宏观环境的不成熟、银行财务管理人员风险意识不强等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和管理商业银行所面临潜在财务风险的对策,如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系统和风险管理制度、制定科学的财务决策等,以实现将银行的财务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张灵艳.浅析商业银行财务风险管理[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6:0-2.
[2] 张敏.基于财务视角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J].商业会计,200923:6-62.
关键词： 银行业资本监管；经济增长；动态面板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3-0016-07
一、引言
巴塞尔协议在各国的实施对于银行业资本监管、银行风险管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各国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2007年底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却使得银行业资本监管的相关规定备受诟病。许多学者认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不能消除市场固有的缺陷。随后，在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了金融危机之后最新发展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Ⅲ决定对现存的银行监管标准及管理体系进行全面和深入改革。协议公布了银行资本、流动性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的新标准，并确立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Ⅲ可以有效提高银行业应对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的能力，更大程度地吸收损失，并减少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
资本在维持商业银行稳健运营和控制风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银行业资本监管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银行业资本监管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非常显著。目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对银行业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监管。通常来说，资本监管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因素包括银行资本充足率、资本监管约束能力、资本规模、存款总量等。迄今为止，多数国家以资本充足率作为银行业资本监管的考量指标，不同商业银行各自资本充足率水平的高低代表了所承受的监管压力程度。
当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尚未完善，企业融资仍然以商业银行融资为主，银行信贷是实体投资的主要来源，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特殊。随着银行业资本监管政策和制度的不断发展与演进，考察新的阶段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进而分析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把握银行业资本监管、信贷规模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普遍规律，对客观评价监管政策的施行效果、完善监管制度和信贷政策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学者们主要从银行业资本监管对于经济的影响以及银行业资本监管对实际经济变量的作用方式和传导渠道角度进行分析，并且研究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
1.银行业资本监管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影响宏观经济。
Peek和Rosengren（1995）对美国20世纪末的资本约束、信贷规模及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结论是资本约束对贷款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资本约束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途径，发生了信贷紧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衰退[1]。Watanabe（2007）使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房地产贷款份额作为银行资本的工具变量，发现1997年存在监管驱动的银行业资本紧缩，从而引起银行业的信贷紧缩[2]。Kashyap，Rajan和Stein（2008）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问题在于银行监管和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过度杠杆化，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资本保险，就是银行购买资本保险以备在经济不好时弥补资本损失[3]。
2.银行业资本监管通过货币政策效应影响宏观经济。
Gerali等（2010）建立了嵌入不完全竞争银行部门、信贷摩擦和资本约束的DSGE框架，研究发现此次危机中的产出下降主要由银行部门外生冲击所导致，宏观经济冲击只起到较小作用，且危机中的银行资本下降对于投资等实际经济变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4]。Liu和Seeiso（2011）比较了外部融资溢价和流动性溢价效应对于金融加速作用的影响，发现当企业面临负向的净资产冲击时，银行部门的最低资本监管要求越高，企业融资溢价上升也越高；此外，在Basel Ⅱ 顺周期资本监管情况下，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作用比在Basel Ⅰ 时更大[5]。金融危机发生后在Basel Ⅲ资本协议实施的背景下，Angelini等（2011）基于DSGE模型研究了Basel Ⅲ资本监管要求对于宏观经济及其波动的影响。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3期2015年第3期（总第195期）周四军，王欣：银行业资本监管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3.银行业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影响经济波动周期。
Repullo和Suarez（2008）分析了巴塞尔协议Ⅱ的顺周期性，指出协议的风险资本监管规定改善了各类贷款的风险权重，应该对银行既定违约情况下的贷款损失和贷款违约率进行测算。在经济萧条期，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较高，该协议所表现出的较强顺周期性会放大经济周期波动[7]。Chami和Cosimano（2010）的研究表明，在资本监管力度较强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将会大幅削减信贷规模，从而产生所谓的“资本加速器”效应[8]。Cohen和Morse（2010）认为经济具有很强的亲通胀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美联储实行了严格的监管措施，而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9]。
（二）国内文献综述
从理论角度来看，黄宪、鲁丹（2008）运用简化的Jurg Blum和Martin Hellwig模型分析了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传导机制，认为当银行信贷受到资本充足与可贷资金两个约束变量的作用时，主要受制于资本充足的约束[10]。江曙霞、何建勇（2011）在静态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基础上，研究了银行资本、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指出信贷风险和存贷比约束具有双重强化银行信贷和银行资本顺周期性的特征[11]。费玉娥、孙洋等（2012）的研究表明，实施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量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于资本充足率水平低的银行，在监管压力大的条件下，会降低信贷规模的扩张速度[12]。柯孔林、冯宗宪等（2013）考虑我国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背景，并利用风险资本要求和监管惩罚变量构建新的银行利润模型[13]。
从实证方法的角度看，国内文献更多地学习了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建模方法[14]。石晓军、李孟娜（2007）利用Pennacchi提出的商业银行资本比率模型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盯住市场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并利用1996～2004年的商业银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盯住市场的银行资本比率是一个理性的、积极的经济领先指标，而我国对国有银行的历次注资是“逆周期的有效管理措施”[15]。潘再见（2011）运用动态面板方法研究了我国1998～2009年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证明资本充足率是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国有银行对资本充足率非常敏感，并且当资本充足率提高1%，贷款将扩张1.5%[16]。
我国学术界关于银行业资本监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文献并不丰富，已有的文献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银行业资本监管时选择的变量主要是资本充足率本身而不是监管压力，有些文献选择了二元响应虚拟变量来表示监管压力，但指标设置相对简单，对问题的说明不够细致。二是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多数采用了静态面板数据的一些模型来进行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当期信贷量与前期信贷量之间的时滞关系，因而建立的模型会产生估计偏差。本文拟利用我国2003～2012年相关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研究银行业资本监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银行业资本监管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由于银行业资本监管、银行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三者的联系较为复杂[16]，实证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研究银行业资本监管对信贷规模的影响；其次，分析信贷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构建一个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一）银行业资本监管对我国信贷规模影响的实证研究
1.动态面板模型与指标选取。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因变量滞后项的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银行业资本监管对我国信贷规模的影响，用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方程进行估计。选取信贷量指标、银行业资本监管指标以及其他指标三个方面来研究银行业资本监管对信贷规模的影响。
（1）信贷量指标。
因变量为银行信贷量，或称银行信贷投放规模，采用各银行的贷款余额数据，用loan表示。
（2）银行业资本监管指标。
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反映了银行抵御非预期损失的最终能力，是银行业资本监管中一个代表性的指标。截至2012年底，我国规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8%。我们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记作cap）构建一个指标来代表监管压力（记作reg）。本文将倒数差额法引入缺口量法中，构建监管压力指标reg，
定义reg=1/cap-1/8%cap
（3）其他指标。
选取各银行的资产规模（记为asset）作为银行特征变量，选取存款余额（记为deposit）作为“货币政策效应论”银行信贷渠道指标，选取央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记为mp）作为“货币政策效应论”银行资本渠道指标，选取实际GDP增长率（记为gdpr）作为宏观变量①。
2.实证模型的建立。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异方差性，对银行资产规模asset、存款余额deposit、贷款余额loan取对数，分别记为lasset、ldeposit和lloan。构建的模型为：
lloanit=αi+β1lloanit-1+β2gdprt+β′2gdprt-1+
β3mpt+β4lassetit+β5ldeposit+β6regit+
β′6regit-1+ui+εit（1）
其中，i=1，…，N（N为银行数量）；t=2，…，T（T为年份）。
3.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受数据可得性的约束，数据选取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3～2012年共10年的年度平衡面板数据②。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和讯网、新浪财经数据库以及各银行的年报和网上公开信息。
（2）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结果。
运用STATA12.0软件对建立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系统GMM估计的结果如表1所示。
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wald值为10463.80，p值为0.0000
作为一致估计，必须满足扰动项{εit}不存在自相关。对系统GMM扰动项的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显示，扰动项的差分一阶自相关的z值为-2.5383，p值为0.01110.05，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
从表3可以看到，面板模型估计使用了88个工具变量，模型是否过度识别要进行检验。Sargan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p值=1.0000>0.0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即认为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1）lloanit-1的系数度量了上年度贷款的增长对本年度贷款增长的影响。其值为0.4097，p值为0.0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这一结果显著。说明上年度贷款增长对本期信贷规模有着正向的影响。上一期贷款增长1%，将使得本期贷款增长大约0.4%。
2）gdprit和gdprit-1的回归系数分别度量的是当期和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率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其中，gdprit的系数为-0.0198，p值为0.000，gdprit-1的系数为0.0522，p值为0.000，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也就是说，滞后一期的GDP增长率对当期的贷款增长有正向作用，滞后一期的GDP增长率每提高1%，当期贷款约增加0.05%；当期的GDP增长率对当期的贷款增长有轻微的负向作用，当期GDP增长率每提高1%，贷款约减少不到0.02%。商业银行信贷量变化相对于GDP的增长存在时滞。
3）mpit的系数度量了当期贷款利率变动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1171，p值为0.00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贷款利率对贷款量是负向影响。货币政策影响银行贷款数量的变动主要由贷款需求效应和贷款供给效应共同驱动。偏紧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从而使贷款需求下降，而偏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下降，从而使贷款需求增加。当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在期限方面不匹配时，利率波动导致的市场风险将会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产生影响，特别是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利率的提高将使资本相对不足银行的贷款下降幅度更大。
4）lassetit的系数度量了当期银行资产规模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1373，说明资产规模更大的银行贷款增长更快；其p值为0.129，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在资本监管的约束下，外部融资边际成本可能高于大银行，规模较大的国有控股银行的贷款量普遍高于股份制银行。
5）ldepositit的系数度量了当期银行存款规模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4458，p值为0.01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6）监管压力regit和regit-1的回归系数分别度量当期和滞后一期银行业资本监管压力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其中，regit的系数为-0.2469，p值为0.043，regit-1的系数为-0.0974，p值为0.024，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是显著的。
（二）信贷规模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1. 模型、指标与数据选取。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常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变量形成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3～2012年的宏观季度数据进行研究。选取季度GDP来描述经济增长情况；选取央行规定的三个月贷款基准利率（R）描述货币政策的松紧，它会影响银行信贷的供给；选择季度银行贷款总额（L）来描述银行信贷规模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以及和讯数据库。
2. 实证分析
（1）数据预处理。
根据季度数据得到去掉季节趋势后的GDP，记为GDPSA，为了减少或消除潜在的数据异方差问题，对GDPSA与L取自然对数，对数化后的变量分别记为LnGDPSA与LnL。
（2）VAR模型的估计。
首先运用PP检验法对三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4的结果可知，LnGDPSA、LnL和R三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平稳。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它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需要在VAR方程建立后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根据相关信息统计量的值选择VAR的滞后阶数为2。滞后2阶的VAR（2）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得到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γ2分别为0.908、0.999和0.999，均在0.9以上，并且每个方程中所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都较为显著，模型拟合较好。
（3）VAR模型检验。
采用AR根检验法验模型的稳定性。从表6来看，最大根的值为0.987
表7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p值均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不拒绝最多只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检验结果说明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见，所建立的VAR方程是有效的。
（4）脉冲响应分析。
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分析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即信贷的变化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选择脉冲响应函数的滞后期为20，即20个季度，设置脉冲为残差的一个标准偏差的冲击，结果如图1、2所示。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季度），纵轴表示相应响应变量的响应结果，实线表示的是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的是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图1LnGDPSA对LnL冲击的响应
图1是信贷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冲击对GDP的影响。整体上看，信贷对GDP的影响是正向的，持续的时间大约有8期。其中，GDP在第2期的响应迅速达到最高值，为 0.0075，这也是唯一一个响应高点。之后逐渐减弱，在第7期为0.0016，第8期为 0.0011，之后趋于平稳，并最终趋于0。图2揭示了央行贷款基准利率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给GDP带来的影响。可以看到贷款利率对GDP的影响有时滞效应。利率对GDP造成的影响是持续的，起码持续20期。在前5期内，GDP的响应是正向的，从第一期开始慢慢增加，在第3期时，达到最大，为0.9567%，随后开始降低。从第6期开始，这种影响变为负向，并且在第9期时，达到最小，为-0.8392%。之后慢慢增加，最终趋近于0。
图2LnGDPSA对R冲击的响应
（三）银行业资本监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 银行业资本监管压力的滞后一期与当期均对信贷规模产生影响，并且当期值比滞后一期值对当期信贷规模的作用更大。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受到资本监管要求的限制较少，有更多的机会扩大贷款组合。2004年我国监管部门实施了新一轮的银行业资本监管之后，监管资本对各银行信贷行为和风险偏好的约束作用更加强化，所以，在当期银行业整体的信贷规模对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压力十分敏感。
2. 样本期内，银行业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经济增长对于银行信贷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具有正向响应。我国2003～2012年的发展状况反映出银行业资本监管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命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存在性。
3. 结合实际情形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资本充足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表现得更为显著， 经济下行期银行信贷供给的下降对企业具有更为严重的影响。银行信贷规模紧缩，大量企业减少投资，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加剧经济衰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利用我国2003～2012年的有关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对银行业资本监管与经济增长关系予以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1. 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会导致资本不足的银行减少信贷规模。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受到资本监管要求的限制较少，有更多的机会扩大贷款组合。资本不足的银行为满足监管当局的要求，往往选择减少信贷供给，从而整体的信贷供给减少。随着我国银行业逐渐被赋予更高的市场属性，监管资本对各银行信贷行为和风险偏好的约束作用更加强化，当期银行业整体的信贷规模对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压力十分敏感。
2.我国信贷规模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冲击效应，并且这种效应能持续大约8个季度。具体来看，GDP在第2期的响应迅速达到最高值，然后逐渐减弱，在第6期之后趋于平稳，并最终趋于0，这种变化符合经济理论。
3. 银行业资本监管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许多借款企业无力偿还贷款，导致银行资本标准提高，不良贷款大量增加，资本充足率降低。在综合因素的影响下，银行的贷款供给和资产扩张能力均下降。并且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够成熟，更多的借款者仍然依靠银行融资，银行部门在融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银行信贷供给的下降影响企业投资资金来源。企业投资减少，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加剧了经济的衰退。
可见强化银行业资本监管、完善资本约束机制是防范金融风险和保障银行业稳健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基本要求。当前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将告别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告别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为了加强银行业监管，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构建激励相容的银行业资本监管框架，提高监管效率。考虑到银行所处的监管压力情况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特点，在管理上可以灵活处理，分类监管。对于资本充足率水平满足监管资本要求的银行，监管部门可以鼓励它们积极开发符合其实际情况的风险管理模型，制定合理政策促进其优先发展；而对于暂未满足监管要求的银行，应重点关注监管措施可能对其造成的信贷紧缩影响。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可考虑实行分步达标策略来达到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标准，并督促这类银行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以避免其信贷量变化对整个市场造成重大波动。而对众多的中小商业银行，可在短期内根据其资本充足率的表现采取相应措施。
2.合理选择银行业资本监管路径和时机，促进经济稳步发展。可以采取动态的资本监管标准，即在经济上行期推进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标准，并且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超额资本，使银行可以应付一定的外部冲击，在经济衰退期实行相对宽松的资本监管标准，采取灵活措施降低监管标准，或者维持资本监管标准不变，转而采取降低贷款风险权重，从而将银行信贷规模变动保持在理性范围，实现经济相对稳定的新常态发展。
3.积极开拓融资渠道，全面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应该深入发展资本市场，全面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除了继续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外，重点培育企业债券市场，促进商业银行同融资性担保机构、产业基金的有序合作，积极推动多元化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建设，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减轻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
注释：
①央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若在某些年度中间进行调整，我们以不同利率水平适用时间的长短为权数求得加权平均利率，作为该年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②5家国有大型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参考文献：
[1]Peek， J，and Rosengren E.Bank regulation and the credit crunch[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5，（19）：679-692.
[2]Watanabe， W.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the "credit cruch"： evidence from Japan[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7，39（3）：639-665.
[3]Kashyap A， Rajan R， Stein J. Rethinking capital regulation[R].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a changing financial system， 2008： 431-471.
[4]Gerali A， Neri S， Sessa L， et al. Credit and banking in a DSGE model of the euro area[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10， 42（s1）： 107-141.
[5]Liu G， Seeiso N E. Business cycle and bank capital regulation：basel Ⅱ procyclicality[R]. Working Paper， 2011，（07）：11-14.
[6]Angelini P， Clerc L， Cúrdia V， et al. Basel Ⅲ： Long-term impac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fluctuations[J].FRB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 2011，（485） ：15-19.
[7]Repullo， R，Suarez， J.The procyclical effects of Basel Ⅱ[J].The 9th Jacques Polak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2008，（11）：13-14.
[8]Chami，R. and F.，Cosimano.Monetary policy with a touch of basel[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10，62（3）：161-175.
[9]Cohen-Cole E， Morse J. Monetary policy and capital regulation in the US and Europe[R].Working Paper Series，2010（6）：67-106.
[10]黄宪，鲁丹.银行业资本监管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效应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8，（03）：48-52.
[11]江曙霞，何建勇.银行资本、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CC模型的影响机理分析的拓展研究[J].金融研究，2011，（05）：100-112.
[12]费玉娥，孙洋，余克波.资本充足率监管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分析[J].新金融，2012，（07）：19-22.
[13]柯孔林，冯宗宪，陈伟平.银行资本监管的经济波动效应[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02）：329-337.
[14]石晓军，李孟娜.中国商业银行盯住市场的资本充足率与宏观经济周期：1996-2004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07）：63-72.
[15]潘再见.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1998-2009）[J].财经论丛，2011，（02）：45-52.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学者们主要从银行业资本监管对于经济的影响以及银行业资本监管对实际经济变量的作用方式和传导渠道角度进行分析，并且研究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1．银行业资本监管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影响宏观经济。Peek和Rosengren（1995）对美国20世纪末的资本约束、信贷规模及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结论是资本约束对贷款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资本约束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途径，发生了信贷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衰退［1］。Watanabe（2007）使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房地产贷款份额作为银行资本的工具变量，发现1997年存在监管驱动的银行业资本紧缩，从而引起银行业的信贷紧缩［2］。Kashyap，Rajan和Stein（2008）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问题在于银行监管和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过度杠杆化，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资本保险，就是银行购买资本保险以备在经济不好时弥补资本损失［3］。2．银行业资本监管通过货币政策效应影响宏观经济。Gerali等（2010）建立了嵌入不完全竞争银行部门、信贷摩擦和资本约束的DSGE框架，研究发现此次危机中的产出下降主要由银行部门外生冲击所导致，宏观经济冲击只起到较小作用，且危机中的银行资本下降对于投资等实际经济变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4］。Liu和Seeiso（2011）比较了外部融资溢价和流动性溢价效应对于金融加速作用的影响，发现当企业面临负向的净资产冲击时，银行部门的最低资本监管要求越高，企业融资溢价上升也越高；此外，在Ba－selⅡ顺周期资本监管情况下，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作用比在BaselⅠ时更大［5］。金融危机发生后在BaselⅢ资本协议实施的背景下，Angelini等（2011）基于DSGE模型研究了BaselⅢ资本监管要求对于宏观经济及其波动的影响。3．银行业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影响经济波动周期。Repullo和Suarez（2008）分析了巴塞尔协议Ⅱ的顺周期性，指出协议的风险资本监管规定改善了各类贷款的风险权重，应该对银行既定违约情况下的贷款损失和贷款违约率进行测算。在经济萧条期，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较高，该协议所表现出的较强顺周期性会放大经济周期波动［7］。Chami和Co－simano（2010）的研究表明，在资本监管力度较强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将会大幅削减信贷规模，从而产生所谓的“资本加速器”效应［8］。Cohen和Morse（2010）认为经济具有很强的亲通胀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美联储实行了严格的监管措施，而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9］。
（二）国内文献综述从理论角度来看，黄宪、鲁丹（2008）运用简化的JurgBlum和MartinHellwig模型分析了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传导机制，认为当银行信贷受到资本充足与可贷资金两个约束变量的作用时，主要受制于资本充足的约束［10］。江曙霞、何建勇（2011）在静态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基础上，研究了银行资本、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指出信贷风险和存贷比约束具有双重强化银行信贷和银行资本顺周期性的特征［11］。费玉娥、孙洋等（2012）的研究表明，实施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量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于资本充足率水平低的银行，在监管压力大的条件下，会降低信贷规模的扩张速度［12］。柯孔林、冯宗宪等（2013）考虑我国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背景，并利用风险资本要求和监管惩罚变量构建新的银行利润模型［13］。从实证方法的角度看，国内文献更多地学习了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建模方法［14］。石晓军、李孟娜（2007）利用Pennacchi提出的商业银行资本比率模型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盯住市场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并利用1996～2004年的商业银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盯住市场的银行资本比率是一个理性的、积极的经济领先指标，而我国对国有银行的历次注资是“逆周期的有效管理措施”［15］。潘再见（2011）运用动态面板方法研究了我国1998～2009年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证明资本充足率是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国有银行对资本充足率非常敏感，并且当资本充足率提高1％，贷款将扩张1．5％［16］。我国学术界关于银行业资本监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文献并不丰富，已有的文献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银行业资本监管时选择的变量主要是资本充足率本身而不是监管压力，有些文献选择了二元响应虚拟变量来表示监管压力，但指标设置相对简单，对问题的说明不够细致。二是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多数采用了静态面板数据的一些模型来进行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当期信贷量与前期信贷量之间的时滞关系，因而建立的模型会产生估计偏差。本文拟利用我国2003～2012年相关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研究银行业资本监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银行业资本监管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由于银行业资本监管、银行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三者的联系较为复杂［16］，实证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研究银行业资本监管对信贷规模的影响；其次，分析信贷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构建一个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一）银行业资本监管对我国信贷规模影响的实证研究1．动态面板模型与指标选取。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因变量滞后项的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银行业资本监管对我国信贷规模的影响，用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方程进行估计。选取信贷量指标、银行业资本监管指标以及其他指标三个方面来研究银行业资本监管对信贷规模的影响。（1）信贷量指标。因变量为银行信贷量，或称银行信贷投放规模，采用各银行的贷款余额数据，用loan表示。（2）银行业资本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反映了银行抵御非预期损失的最终能力，是银行业资本监管中一个代表性的指标。截至2012年底，我国规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8％。我们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记作cap）构建一个指标来代表监管压力（记作reg）。（3）其他指标。选取各银行的资产规模（记为asset）作为银行特征变量，选取存款余额（记为de－posit）作为“货币政策效应论”银行信贷渠道指标，选取央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记为mp）作为“货币政策效应论”银行资本渠道指标，选取实际GDP增长率（记为gdpr）作为宏观变量①。3．实证分析（1）数据来源。受数据可得性的约束，数据选取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3～2012年共10年的年度平衡面板数据②。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和讯网、新浪财经数据库以及各银行的年报和网上公开信息。（2）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结果。运用STATA12．0软件对建立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系统GMM估计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wald值为10463．80，p值为0．0000＜0．05，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很好。作为一致估计，必须满足扰动项｛εit｝不存在自相关。对系统GMM扰动项的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3显示，p值＝1．0000＞0．0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即认为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1）lloanit－1的系数度量了上年度贷款的增长对本年度贷款增长的影响。其值为0．4097，p值为0．0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这一结果显著。说明上年度贷款增长对本期信贷规模有着正向的影响。上一期贷款增长1％，将使得本期贷款增长大约0．4％。2）gdprit和gdprit－1的回归系数分别度量的是当期和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率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其中，gdprit的系数为－0．0198，p值为0．000，gdprit－1的系数为0．0522，p值为0．000，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也就是说，滞后一期的GDP增长率对当期的贷款增长有正向作用，滞后一期的GDP增长率每提高1％，当期贷款约增加0．05％；当期的GDP增长率对当期的贷款增长有轻微的负向作用，当期GDP增长率每提高1％，贷款约减少不到0．02％。商业银行信贷量变化相对于GDP的增长存在时滞。3）mpit的系数度量了当期贷款利率变动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1171，p值为0．00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贷款利率对贷款量是负向影响。货币政策影响银行贷款数量的变动主要由贷款需求效应和贷款供给效应共同驱动。偏紧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从而使贷款需求下降，而偏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下降，从而使贷款需求增加。当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在期限方面不匹配时，利率波动导致的市场风险将会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产生影响，特别是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利率的提高将使资本相对不足银行的贷款下降幅度更大。4）lassetit的系数度量了当期银行资产规模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1373，说明资产规模更大的银行贷款增长更快；其p值为0．129，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在资本监管的约束下，外部融资边际成本可能高于大银行，规模较大的国有控股银行的贷款量普遍高于股份制银行。5）ldepositit的系数度量了当期银行存款规模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4458，p值为0．01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6）监管压力regit和regit－1的回归系数分别度量当期和滞后一期银行业资本监管压力对当期贷款增长的影响。其中，regit的系数为－0．2469，p值为0．043，regit－1的系数为－0．0974，p值为0．024，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是显著的。
（二）信贷规模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1．模型、指标与数据选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常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变量形成的影响。本文选取2003～2012年的宏观季度数据进行研究。选取季度GDP来描述经济增长情况；选取央行规定的三个月贷款基准利率（R）描述货币政策的松紧，它会影响银行信贷的供给；选择季度银行贷款总额（L）来描述银行信贷规模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以及和讯数据库。2．实证分析（1）数据预处理。根据季度数据得到去掉季节趋势后的GDP，记为GDPSA，为了减少或消除潜在的数据异方差问题，对GDPSA与L取自然对数，对数化后的变量分别记为LnGDPSA与LnL。（2）VAR模型的估计。首先运用PP检验法对三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4的结果可知，LnGDPSA、LnL和R三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平稳。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它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需要在VAR方程建立后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根据相关信息统计量的值选择VAR的滞后阶数为2。滞后2阶的VAR（2）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得到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γ2分别为0．908、0．999和0．999，均在0．9以上，并且每个方程中所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都较为显著，模型拟合较好。（3）VAR模型检验。采用AR根检验法验模型的稳定性。从表6来看，最大根的值为0．987＜1，说明文中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4）脉冲响应分析。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分析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即信贷的变化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选择脉冲响应函数的滞后期为20，即20个季度，设置脉冲为残差的一个标准偏差的冲击，结果如图1、2所示。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季度），纵轴表示相应响应变量的响应结果，实线表示的是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的是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图1是信贷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冲击对GDP的影响。整体上看，信贷对GDP的影响是正向的，持续的时间大约有8期。其中，GDP在第2期的响应迅速达到最高值，为0．0075，这也是唯一一个响应高点。之后逐渐减弱，在第7期为0．0016，第8期为0．0011，之后趋于平稳，并最终趋于0。图2揭示了央行贷款基准利率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给GDP带来的影响。可以看到贷款利率对GDP的影响有时滞效应。利率对GDP造成的影响是持续的，起码持续20期。在前5期内，GDP的响应是正向的，从第一期开始慢慢增加，在第3期时，达到最大，为0．9567％，随后开始降低。从第6期开始，这种影响变为负向，并且在第9期时，达到最小，为－0．8392％。之后慢慢增加，最终趋近于0。
（三）银行业资本监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银行业资本监管压力的滞后一期与当期均对信贷规模产生影响，并且当期值比滞后一期值对当期信贷规模的作用更大。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受到资本监管要求的限制较少，有更多的机会扩大贷款组合。2004年我国监管部门实施了新一轮的银行业资本监管之后，监管资本对各银行信贷行为和风险偏好的约束作用更加强化，所以，在当期银行业整体的信贷规模对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压力十分敏感。2．样本期内，银行业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经济增长对于银行信贷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具有正向响应。我国2003～2012年的发展状况反映出银行业资本监管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命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存在性。3．结合实际情形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资本充足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表现得更为显著，经济下行期银行信贷供给的下降对企业具有更为严重的影响。银行信贷规模紧缩，大量企业减少投资，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加剧经济衰退。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利用我国2003～2012年的有关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对银行业资本监管与经济增长关系予以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如下：1．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会导致资本不足的银行减少信贷规模。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受到资本监管要求的限制较少，有更多的机会扩大贷款组合。资本不足的银行为满足监管当局的要求，往往选择减少信贷供给，从而整体的信贷供给减少。随着我国银行业逐渐被赋予更高的市场属性，监管资本对各银行信贷行为和风险偏好的约束作用更加强化，当期银行业整体的信贷规模对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压力十分敏感。2．我国信贷规模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冲击效应，并且这种效应能持续大约8个季度。具体来看，GDP在第2期的响应迅速达到最高值，然后逐渐减弱，在第6期之后趋于平稳，并最终趋于0，这种变化符合经济理论。3．银行业资本监管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许多借款企业无力偿还贷款，导致银行资本标准提高，不良贷款大量增加，资本充足率降低。在综合因素的影响下，银行的贷款供给和资产扩张能力均下降。并且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够成熟，更多的借款者仍然依靠银行融资，银行部门在融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银行信贷供给的下降影响企业投资资金来源。企业投资减少，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加剧了经济的衰退。可见强化银行业资本监管、完善资本约束机制是防范金融风险和保障银行业稳健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基本要求。当前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将告别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告别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为了加强银行业监管，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提出以下建议：1．构建激励相容的银行业资本监管框架，提高监管效率。考虑到银行所处的监管压力情况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特点，在管理上可以灵活处理，分类监管。对于资本充足率水平满足监管资本要求的银行，监管部门可以鼓励它们积极开发符合其实际情况的风险管理模型，制定合理政策促进其优先发展；而对于暂未满足监管要求的银行，应重点关注监管措施可能对其造成的信贷紧缩影响。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可考虑实行分步达标策略来达到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标准，并督促这类银行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以避免其信贷量变化对整个市场造成重大波动。而对众多的中小商业银行，可在短期内根据其资本充足率的表现采取相应措施。2．合理选择银行业资本监管路径和时机，促进经济稳步发展。可以采取动态的资本监管标准，即在经济上行期推进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标准，并且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超额资本，使银行可以应付一定的外部冲击，在经济衰退期实行相对宽松的资本监管标准，采取灵活措施降低监管标准，或者维持资本监管标准不变，转而采取降低贷款风险权重，从而将银行信贷规模变动保持在理性范围，实现经济相对稳定的新常态发展。3．积极开拓融资渠道，全面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应该深入发展资本市场，全面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除了继续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外，重点培育企业债券市场，促进商业银行同融资性担保机构、产业基金的有序合作，积极推动多元化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建设，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减轻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
作者：周四军 王欣 单位：湖南大学 金融与统计学院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9月21日公布，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为6.6997。这是自9月10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创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在8个交易日里，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820个基点。
央行9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创下近4个月来的最高。截至8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达210368.08亿元，较7月末新增2430亿元。分析人士认为，8月份人民币升值预期较5月和6月有所回升。此外，在经过5月和6月的调整后，市场或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获利空间重现，国际投资资金重新流入。
调查显示近6成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全国银行家、企业家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三季度宏观经济热度指数略降，企业家信心指数基本平稳，银行家信心指数较上季大幅提高，创2006年二季度以来新高。专家提醒，综合这些指标来看，当前经济仍处稳健运行态势中，需高度关注资产价格问题，做好通胀预期管理，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有效引导消费。
本次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对三季度物价满意程度略有提高，消除季节因素后物价预期指数略有下降。尽管较上季下降0.6个百分点，但仍有58.3％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同时，预测下季物价上涨的居民比例上升，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也继续攀升，居民的通胀预期依旧不减。
五大国有银行拨备率超过2.5％
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目前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拨备率指标(拨备／总贷款余额)全部超过2.5％。如果按此要求，部分股份制银行未来存在较大拨备计提压力。
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日前表示，目前商业银行拨备率大概在2.4％左右， “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拨备率还是比较好的。”
消息人士透露，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虽然监管部门有意在201 1年将商业银行拨备率指标提高至2.5％，但还需和财政部及银行进行沟通，在充分考虑到中国银行业实际情况后，再确定拨备率这一监管指标的具体数值。
2010年3季度银行家信心指数创近4年新高
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2010年3季度，银行家信心指数创近4年新高，宏观经济预期指数2009年以来首度回落，银行家预计货币政策将维持现状的占比大幅提高。贷款需求指数继续回落，个人购房贷款需求止跌回升，银行业景气指数处于高位，经营预期良好。
住建部：9月底前各地保障房项目须全部开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日消息显示，为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中央财政692亿元专项补助资金已全部下达。住建部要求，要进一步明确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税费减免政策，探索统筹使用各类保障性住房补助资金。各地9月底前必须实现保障房安居工程项目全部开工，年末建成或基本建成的要达到60％以上。
截至目前，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完成投资4700亿元，占全年计划的60％，中央财政692亿元专项补助资金已全部下达。当务之急是加快将已筹集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进一步明确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税费减免政策，探索统筹使用各类保障性住房补助资金。此外，各地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立的融资平台不在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范围之内。
消息称新房产税国庆前后出台调控更重长效机制
消息人士日前透露，新的房产税是对原来的房产税政策进行修改，可能在国庆前后出台。“目前有几个方案，但是不知道具体用哪个，但是估计明年元旦实施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开发商似乎并不知晓此事。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表示，自己未听说即将出台房产税方案的消息。
198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目前只针对城镇经营性房屋和出租房屋征税，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则免征房产税。由于开征物业税程序复杂，专家普遍认为，扩大房产税征税适用范围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上述消息人士也表示，这次有关部门重新修改房产税， “加上新东西，不需要人大批准，国务院批准即可，时间短，效率高”。
银监会：会适时出台中国商业银行监管新框架
银监会方面称，本轮资本监管国际规则的改革凸显了银监会长期坚持审慎的资本监管所取得的成果，使中国银行业在本轮资本监管改革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总体来看，国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对国内银行的短期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值得关注。
9月17日，银监会相关负责人透露：“待年底巴塞尔委员会公布资本监管改革最终方案后，银监会将适时出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总体框架和路线图。”针对中国银行业的相关监管框架和具体路线图的出台时间，最大的可能是在今年年底前，因为此时巴塞尔委员会资本监管改革最终方案已尘埃落定。届时在新的监管框架中，银监会将调整和完善国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包括数量标准、质量标准、时间表、监管手段等。银监会方面称，本轮资本监管国际规则的改革凸显了银监会长期坚持审慎的资本监管所取得的成果，使中国银行业在本轮资本监管改革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
成品油定价新机制将考虑国内因素
国家发改委正在就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在业内征求各方的意见。9月20日，从中石油、中石化内部人士获悉，发改委本月已对7月份下发的意见征求稿进行了修改，已否定了原稿中提出的将成品油定价权下放石油公司的方案，但是，新的定价机制很有可能加入“国内因素”。
纽交所：今年可能有1 2到1 5家中国企业去纽交所上市
来自纽交所中国代表处提供的最新信息显示：包括搜房网，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8家中国公司到纽交所IPO上市，此外还有两家中国公司正在为在纽交所IPO上市做路演，估计今年全年会有12到15家左右的中国企业去纽交所IPO上市。
中国房地产门户网站搜房控股有限公司9月17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交易代码为“SEUN”。纽交所资料显示：搜房网是2005年百度上市之后，第一家-纯互联网概念的中国公司在美IPO上市，引起了美国投资者极大的兴趣。在金融危机之后，互联网行业相比其他行业，更加凸显其持续高速增长的潜力。就中国而言，在互联网垂直门户、电子商务、视频网站、网络社区等细分行业，都有多家公司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也准备在未来1～2年内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
财政部及汇金承诺全额认购工行配股
21日，工商银行公告称，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于近日向公司作出关于认购工行配股股份的承诺。
7月28日，工行董事会决议，将按每10
股配售不超过0.6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A+H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50亿元。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在该行中期业绩会上曾表示，争取在今年完成配股。
根据公告，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均按其持有工行股份比例，以现金全额认购工行董事会于2010年7月28日审议通过的配股方案中的可配股份。目前，中央汇金公司持有工行35.4％的股权.财政部持有工行35.3％左右的股权。
八成基金逆势加仓华夏7周来首次翻多
上周市场创出自7月初反弹以来最大周跌幅，基金却选择逆势加仓，且加仓基金超过八成，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较为一致的仓位调整行为在今年较为罕见。在中小盘股估值整体高企，大盘蓝筹“休整”之际，观望大盘蓝筹，撤离高估值中小盘，加仓二线蓝筹，则成为部分基金近期的首选投资策略。
近两个月来，市场震荡区间逐步收窄，基金加仓、减仓的腾挪空间并不大，但在震荡市中，波段操作依然是多数偏股基金投资策略。
国都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认为，上周选择加仓的基金超过了八成，如此一致的仓位调整行为在今年还是较少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基金认为股指向下调整的空间有限，对后市还是相对乐观。
深交所：创业板公司高管辞职套现效应被放大
创业板公司高管辞职潮是目前资本市场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创业板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所持的股票，全部出清需要四年。然而，由于创业板公司高估值的诱惑，一些董事、监事和高管甘愿辞职变现。这样，离职半年后，他们持有的股票便可全部出清。
创业板周年即将来临，一大批持股高管也将迎来收获季节，这让不少市场人士对创业板高管批量辞职进而减持股份表示担忧。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共有33家公司的67名高管辞职，其中持有股票的高管仅为22人，接近三分之二的辞职高管是无持股的。而这22名持有股份的辞职高管中，又有两种情况不解除锁定，第一种是作为控股股东本身已承诺锁定三年；第二种情况是辞去原职之后仍兼任董事、监事的，也不解除锁定。深交所表示“不排除个别高管趁机辞职套现，但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
尚福林：根据经济发展拓宽期货公司业务范围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20日在中国期货业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表示，监管部门将继续促进期货公司规范发展，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拓宽其业务范围以促进“质”的提升。期货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认清自身的职责和存在的价值，要在抑制过度投机和服务套期保值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
尚福林表示，近年来证监会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建设，使期货市场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期货市场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通过这些年发展，期货行业结构得到优化，做优做强的内外部驱动能力日益增强，已经具备了在更高层次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
尚福林强调，一方面监管部门将继续促进期货公司规范发展，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拓宽其业务范围以促进“质”的提升。另一方面期货公司要不断深化中介机构的功能定位，逐步提高服务产业客户和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市场的协调发展。
李毅中：以汽车等为重点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针对日前中国国务院的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既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亦是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重大举措。
李毅中在接受媒体提问时指出，工信部将以汽车、钢铁、水泥、机械制造、电解铝、稀土等行业为重点，抓紧落实《意见》，细化有关政策和配套措施，积极协调各地区清理限制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的各种规定。
李毅中说，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合理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和改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国家能源局局长：中国成为全球核电在建规模最大国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20日表示，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一号机组顺利投产，结束了连续几年核电装机徘徊不前的局面，今后每年都将有一定数量的核电站投入商业运行，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的4000万千瓦规划目标有望提前四到五年实现。
张国宝在核电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近年来我国核电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发展速度逐步加快。截至目前，国务院已核准34台核电机组，装机容量3692万千瓦，其中已开工在建机组达25台、2773万千瓦，是全球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关键词：《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征求意见稿》；国有五大行；实证分析
Abstract：In May 2011，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draft new“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and has handed out to all banks. The new“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contains capital management and measurement of BaselⅡand Basel Ⅲ，which implies that our country begin to implement new supervision standar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Our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new standard will reduce capital adequacy of five biggest state-owned banks. Commercial banks can deal with the new situation by increasing capital，reducing risk weighted assets and improving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 (draft)，five biggest state-owned banks，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8-0073-04
2011年5月，银监会出台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这将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主要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为分析对象，研究资本充足率监管新规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征求意见稿》的出台背景和基本内容
（一）出台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部门开始反思现有监管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不断改进、完善监管框架，促使银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保持金融系统稳定。国际清算银行吸取金融危机教训，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推出全球金融监管新框架――《巴塞尔协议Ⅲ》。
在新的经济环境下，2007版《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已不能满足监管需要，不能对银行经营管理形成有效监管，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性，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我国为适应全球金融监管新趋势，根据《巴塞尔协议Ⅲ》，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出台了《征求意见稿》，以期逐步形成我国新监管标准体系。《征求意见稿》充分吸纳了《巴塞尔协议Ⅲ》的精神以及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顺应全球金融监管新趋势，对于我国银行规范经营以及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形成正面激励。
（二）基本内容
《征求意见稿》完善了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明确了银行管理层的资本管理职能；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为实现宏观审慎监管需求，增加了超额资本要求；在风险覆盖方面，增加了操作风险，逐步推进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进程；在资本定义方面，将银行资本进一步划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等，增加了资本扣除项和调整项，提升了资本质量和标准；风险计量方面，新监管办法为银行可供选择的风险计量方法更加多样，使得银行能够根据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选择风险计量方法，以更好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总而言之，《征求意见稿》较2007版《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呈现了显著的变化。
早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际，就已经有关于修订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预测和猜想，因而现今出台的《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基本在市场预料之中，只是银监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微调，主要是提高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征求意见稿》作为我国银行业监管新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一定适应时间。为此，银监会为监管新规预留了实施过渡期，以减少对银行业经营发展的冲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征求意见稿》比《巴塞尔协议Ⅲ》还略显严格，加之还将实施其他方面的新监管标准，这种全新的监管体系正负面效应到底有多大还无法准确计量，需接受实践检验。
二、《征求意见稿》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征求意见稿》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要求，调整了资本组成和加权风险资产的计量方法，尤其是权重法下部分信用风险敞口的权重进行了较大调整，增加了操作风险的计量，这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较大影响。
（一）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现状
根据银监会统计，2011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8%，较上年末下降0.4个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8%，较上年末下降0.3%。2010年，我国银行业经历了大规模融资后，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水平有一定提升，但是随着信贷规模增长以及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拨备的增加，2011年一季度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水平又出现了下降。
2011年一季度，工行、农行、建行、中行、交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77%、11.40%、12.38%、12.45%、12.05%，较上年末有一定下滑，但仍符合现行监管要求。相比较而言，中行、建行、交行资本充足率水平高于同业平均水平，而工行、农行则低于同业平均水平。
（二）《征求意见稿》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主要是以2011年一季度各银行财务数据为基础，根据《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要求，重新调整了资本充足率公式中资本项和加权风险资产项，增加操作风险计量，以反映监管新规可能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所产生的影响。
1. 静态分析的提前假设。
假设1：五大行使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敞口①。根据《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征求意见稿》对于权重法的调整主要体现在降低了非个人零售信贷权重，提高了同业资产、贷款承诺、公共事业实体贷款的权重。本文将上述四项信用风险敞口作为信用风险资产的主要调整项目。
假设2：五大行采用标准替代法计量操作风险。《征求意见稿》规定银行资本所需覆盖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根据对实施《巴塞尔协议Ⅱ》的国际大型银行跟踪测算，操作风险所占用资本仅次于信用风险，其分配的资本约占总资本的6%―13%，均值为9%。我国银行可以采用标准法、替代标准法以及高级法，本文采用替代标准法计算银行操作风险。
2. 测算结果表明，《征求意见稿》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较大影响。权重法下信用风险系数调整可降低五大行的资本充足率0.5个百分点。操作风险占有资本与国际银行相似，占比约为9%―10%，从而使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下降0.65个百分点。
综合看，五大行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将在2011年一季度水平上下降100BP―130BP，五大行都无法满足监管新规标准。如果要达标，预计五大行的资本缺口约为2000亿元。《征求意见稿》极大提高了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上调至9.5%②。由于信用风险系数的调整以及操作风险资产的加入，致使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大幅提升，进而降低核心资本充足率。测算结果显示，五大行调整后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无法达标，其资本缺口约为1600亿元。
总体看，《征求意见稿》如果真正实施，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形成较大冲击，尤其是核心资本将出现较大缺口，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给足银行过渡期限，通过内外部融资和业务调整，逐步实现新监管标准条件下的合规。
（三）国有五大行资本充足率前景展望
在此，我们假设我国系统性重要银行将在2012年底按照《征求意见稿》达标。在此基础上，测算结果显示，因2011年的次级债融资以及银行留存收益的贡献，2011年国有五大行资本充足率将会上升到12.35%左右。但是由于2012年实施《征求意见稿》，国有五大行仍无法满足监管新规的标准，届时会形成约1500亿元的资本缺口。2013年，国有五大行资本充足率将有进一步提升，平均约为9.82%，实现合规。另外也可看出，五大行中农行、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稍逊一些，而建设银行是五家银行中资本充足率状况最好的。
三、银行对于监管新规的应对措施
监管新规虽尚未落实，但是各家银行应积极评估新规的影响、提前制定应对方案和措施，主要是通过补充资本、降低风险权重等举措。
（一）通过内外部融资补充资本
1. 股权融资。目前，国有五大行都已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上市，这为其拓展了股票市场融资途径。2010年，我国上市银行刚刚完成一轮股市融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6家银行通过股票市场共融资约3590亿元，其中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分别融资450亿元、1503亿元、600亿元、617亿元以及450亿元。五大行在进行股票融资时，基本都采用了A+H两市场融资的策略，降低对内地市场所形成的资金压力。从2011年各银行的融资计划看，股权融资上没有明确规划，有可能会在2012年进行。
2. 债务融资。债务融资主要包括可转换债券和次级债，2010年工行和中行分别发行250亿元和400亿元可转债。2011年各银行继续加大次级债发行力度。根据已披露的计划，次级债务融资量为2200亿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将分别发行380亿元、500亿、320亿、800亿和200亿元。银行发行的债务工具占银行间债券发行量10%以下，银行债务融资规划应尽量安排合理，以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11年持续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基准利率，使得发行利率有了明显上涨，增幅约为100BP。
3. 提高留存收益。2010年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实现净利5390亿元，占整个银行业利润的60%，但五大行的派息率明显下滑，均降至40%以下，这表明银行留存更多利润以解决资金需求。预计未来2―3年银行为提高资本充足率，有可能进一步降低派息率。各银行积极提高自身盈利能力，更多依赖内源渠道解决融资问题，有利于降低市场资金压力。
（二）降低加权风险资产
1. 优化业务结构。新监管标准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在此条件下传统粗放经营模式将给银行带来极大的资本需求负担，这就要求银行转变利润增长方式，实施更加精细化的资本管理，准确科学地计量各类风险，提高风险定价水平，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加快各种资源的整合，走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目前，股份制银行已开始二次转型，而以工行为代表的国有大型银行也公开强调要走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
中间业务具有收入稳定、资本消耗小等优势，银行需要积极发展中间业务。近年，我国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较快，非利息收入占比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11年一季度五大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平均为25.77%，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该比例分别为24.7%、21.09%、35.9%、25.64%、21.51%，但是与发达国家银行的50%还有一定距离。
2. 发展表外业务。在更严格的资本约束下，表内资产规模扩张难度加大，为此银行将不断通过金融创新发展表外业务，实现部分表内资产表外化。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银行理财产品、衍生工具的发展和应用，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规模约为8万亿元。表外业务将给银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相应的风险管理也值得关注，过高的杠杆率将影响银行业经营稳定性。
3.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征求意见稿》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都有一般标准方法以及基于模型计量的高级方法。风险高级方法能够更精细地计量风险，更准确地反映银行整体风险承担情况。以信用风险为例，相关研究表明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的加权风险资产要低于权重法，进而有利于降低资本充足率。因而，银行需要提高风险管理的精细化程度，进而降低监管新规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三）强化资本管理水平
优化资本管理程序和流程，提高资本管理水平，根据业务需要和监管规则，合理配置资本，提高资本需求预测能力，及早制定资本补充计划。国有五大行在《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已进行了部分股权和债务融资，有利于避免与其他银行同时融资，从而对市场产生过度负面影响。
注：
①银行可以采用权重法及内部评级法计算信用风险资产，由于数据有限，本文仅假设银行使用权重法。根据相关研究机构研究表明，采用内部评级法不仅不会降低银行资本充足率，反而能够提高资本充足率，此研究结果有待验证。目前，我国五大银行已基本具备采用内部评级法的条件。
②《征求意见稿》指出，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5%，由于我国尚未有一级资本融资工具，此处将一级资本充足率视同为核心资本充足率。
参考文献：
[1]由曦.资本充足率新规“剑悬”银行再融资承压[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6-14（3）.
[2]马光远.史上最严巴塞尔协议促银行业转型[J].中国外资，2010，（10）：13-15.
商业银行经营发展进入强资本约束时代
监管标准更严格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业风险管理的脆弱性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失效。欧美政府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积极推动全面金融监管改革，为全球金融监管树立新的标尺。
国际监管标准显著提高
2010年以来，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巴塞尔协议Ⅲ”相继推出，对全球银行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监管要求。按照微观监管与宏观审慎有机结合、资本监管与流动性监管兼顾、资本质量和数量同等重要的监管理念，做出了以下三方面的重大改革：
一是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Ⅲ”构建了多层次资本架构：第一层是提高最低资本监管要求，普通股权益下限从现行的2%提高到4.5%，包括普通股权益和其他更高标准的合格金融工具的核心资本要求下限从4%提高到6%，总资本最低要求为8%。第二层是资本留存缓冲，留存超额资本要求为2.5%。第三层是逆周期缓冲资本，反周期超额资本要求区间为0～2.5%。第四层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额外资本要求，标准正在探讨中。从达标时间来看，监管要求2019年商业银行普通股（含留存收益）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应分别达到7%、8.5%和10.5%，加上逆周期缓冲则应达到13%，系统重要性银行还有附加资本要求。
二是引入了动态拨备和杠杆率监管。动态拨备即逆周期监管要求，在经济繁荣时监管当局有权制定更高的拨备比例。“巴塞尔协议III”还增加了杠杆率指标。过去大量表外资产不通过杠杆率来限制，现在表内表外合在一起限制，这样银行在经营管理中就更受约束了。
三是建立了流动性监管的国际标准。针对流动性监管，主要有两个指标限制：一是流动性覆盖比率（LCR），以提高银行短期流动性来应对突发的流动性中断情况；二是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该比率用于衡量流动性错配的长期结构化比率，鼓励银行使用稳定资本来源支持其业务。
上述金融监管措施和基本规则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严格的资本监管也将迫使银行业探索新的资本补充机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内资本监管更趋强化
2011年4月，银监会正式公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近期，银监会又就《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目前已公布信息来看，国内监管架构在实施时间、实施力度上较国际监管标准将更为严格。
一是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总资本三个最低资本要求比例分别为5%、6%、8%，同时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增加了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新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还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
二是杠杆率。新监管标准引入杠杆率监管，要求一级资本占表内外总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4%，高于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杠杆率3%的国际标准。杠杆率是在资本充足率之外又增加了一道基于核心资本的“紧箍咒”，粗放式外延扩张模式难以为继。
三是流动性比例。新监管标准构建了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和监测指标体系，包括三个流动性监管标准，即：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和存贷比；四个流动性监测指标，即：核心负债依存度、流动性缺口率、客户存款集中度和同业负债集中度。
四是贷款损失准备。新监管标准提出了贷款拨备率不低于2.5%，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按两者孰高原则确定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此外，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差异和盈利状况不同，实施动态贷款损失准备。受动态拨备影响，中型商业银行利润消耗将较大。
这些新的监管标准在有效约束银行放贷，防范风险的同时，也压缩了资本补充渠道、增加了市场融资成本，使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受到限制，资本补充难度进一步加大，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和战略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股东和市场约束更强
当前，不仅监管环境对资本要求日益严格，股东的资本回报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资本市场对银行融资也越来越敏感，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接受资本约束的挑战。
股东要求更高的资本回报。追求高资本回报率是任何一个股东最根本的要求。作为股东，其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对银行的投资是不是比放在别的地方具有更高的资本回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者可以“用脚投票”，如果在银行的投资利用效率不理想，他们就会撤出银行业，转投其他领域。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银行股东逐渐开始成熟，资本市场公众投资者以及代表投资人取向的评级机构的迅速成长，对银行的风险收益和资本状况的约束大大增强。几年前，由于市场形势很好，股市和楼市都有很高的收益，这就冲淡了股东对资本回报的固有标准。但随着股市和楼市的降温，央行连续收紧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日益紧张，股东开始更加关注银行的资本回报，希望银行能够快速提高净资产收益率ROE水平，尽快获得回报。如果通过公开市场融资，则会分散公司的控制权，银行也会面临来自主要股东，尤其是一些境外股东的压力。
频繁的市场融资难以持续。近年来，国内所有银行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际银行。国际银行业的平均增长幅度一般只有10%左右，而国内大型银行平均增速在15%以上，中型商业银行平均增速则在20%左右。在国内银行现有的经营模式下，依靠内生增长只能解决一半左右的融资需求，剩余的资本就需要市场再融资，资本市场上则表现为银行融资共振几年一次。不仅如此，银行股再融资个个都是“大手笔”。现在百亿元以下的单笔再融资已经很少见了，基本上都是200亿元、300亿元以上的再融资。去年整个A股市场融资突破万亿元大关，银行股融资占42%以上。今年以来，随着银监会资本监管的日趋严格，银行股融资风潮再起。在沪深两市已经非常低迷的环境下，银行股的巨额融资使资本市场不堪重负，投资者自然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从而抑制了银行股的市场表现。上半年，上市银行中报业绩依然靓丽，净利润较去年增长幅度平均在三成以上，而银行股估值却依旧垫底。
据有关部门研究，如果银行贷款增速维持过去5年14%～15%的水平，银行只通过减少分红来补充资本，那么“十二五”期间国内13家上市银行（不含城商行）核心资本缺口合计将达到7900亿元，总资本缺口合计接近1.4万亿元。国内几家系统性重要银行在近5年内会有5000亿元左右资本金缺口。
国外大银行在IPO融资以后，一般5到10年内不会再融资，而是通过自身积累支持业务发展。一般只有当遇到重大收购、重组的时候，才进行较大规模融资。像国内银行这样大规模、连续融资的现象在国际银行业是不多见的，因为大规模再融资后的去杠杆化作用无疑将降低银行ROE水平。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容量有限，出于维护市场稳定的考虑，证监部门非常关注市场冲击和时间窗口问题，市场约束在明显增强。
粗放型扩张更难
银行粗放型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银行内部日常的经营决策正承受着由于资本不足而更加突出的矛盾冲突。
信贷高速增长不可持续。2009年以来，在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带动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今年6月末的两年半时间内新增信贷已创21万亿元的天量，比2001～2008年的累计贷款量还高出2万亿元。各家商业银行均通过超常规的信贷投放，追求规模的迅速扩张，从而加剧了资本的过快消耗。经过两年半以上的高速信贷投放，目前几乎所有银行都面临着资本饥渴，普遍通过配股、定向增发、可转债、次级债等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历史经验数据显示，未来几年国民经济要想实现7%～8%的增长，至少需要银行业资本保持在16%的增长，国内银行业仍将面临较大的资本压力。
业务结构调整压力明显增大。众所周知，资产规模和资本净额的配比关系与资本结构密切相关。由于各类资产业务的风险权重不同，其消耗资本比例也有差异。目前中型商业银行仍然处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和低资本消耗的业务模式还在探索。这种高资本消耗、高风险累积的业务结构一方面会导致更大的风险资产总额，加大了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通过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扩大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子。在监管要求大幅提高、股东和市场约束明显增强、扩张模式面临瓶颈的大背景下，此前主要依靠规模快速扩张获取利润的粗放式经营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科学的资本管理成为银行发展的重要前提
2010年以及今后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压力，集中反映为资本压力。实践证明，银行经营仅看到贷款、营销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的资本管理，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实现资本约束下的理性增长。国内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管理作为整体经营发展的重要前提。
树立科学的资本管理理念
经营理念上的误区是形成银行资本约束“瓶颈”的一个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国内对商业银行的长期经营目标，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宣传上，以及对银行经营者的业绩考核上都很不充分。而这种认识不充分，又往往表现为只注重没有扣除未来风险的盈利，没有充分考虑银行市值的长期稳定增长。在社会各界的评论中，似乎哪家银行规模扩张得快，贷款条件低，哪家银行就进取，哪家银行的经营者就被认为有能力、有魄力。这种评价反过来又加大了银行自身的认识误区。比如说，有的分行在内部考核中，片面强调规模，导致一些营销人员在业务工作中自觉和不自觉地轻视风险和盈利。
在强资本约束时代，商业银行必须在经营理念上处理好当前利益与市值稳定增长的关系。如果过度强调短期利益，有可能造成盲目的规模扩张和风险的快速累积，对长期市值增长形成损害。资本监管的强化要求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对资本的科学管理，自主地用有限的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过度扩张。通过科学的资本管理，实现更高的风险资本回报水平。
科学设定风险容忍度和资本覆盖
风险在银行经营中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银行而言，重要的是尽最大努力去通过吸收风险、经营风险、提供有关风险的咨询意见来获得更高的风险回报。这里的核心有两条：一是风险损失识别；二是资本覆盖。这些简单而朴素的基本原理指导着银行的风险和资本管理实践，在今后仍将是资本管理的重要基础。
风险是一种不确定的损失，银行的损失概括起来分成三类：即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对损失的科学分类决定银行风险的理论和资本运作。从风险管理来看，预期损失可以拨备，银行按成本先做拨备。如果银行风险偏好是审慎的，拨备可以更多一些。非预期损失是概率虽然小，但它一定会发生，所提取的资本叫做风险资本或经济资本，不同的概率对应了不同的损失，它反映了在没有监管情况下，银行风险偏好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异常损失概率很低，不需做资本准备，一般要根据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制定应急方案。
由于银行经营过程中面临各种风险，为了确保存款人利益，保障银行体系的稳定，就必须有资本的覆盖和缓冲。多大的风险概率才需要配置资本呢？无论分析结果如何，银行都必须决定是否对风险进行资本覆盖，以及分配多少资本。
资本充足率标准就好比修筑抵御风险的水坝，巴塞尔协议规定了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银监会又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进一步强化，这是集体偏好，是银行监管的底线，不管什么样的银行，必须保持最低8%的资本充足率。但资本水坝高低，材料的坚硬和昂贵是银行自身的选择，既取决于银行应对资本充足率的态度，更取决于银行资本管理的能力。银行既要保证有充足的资本覆盖风险，又要保证资本的使用是经济的、有效的。
依托经济资本原理科学地配置资本
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银行必须保持一种良好的“资本武装”。一方面要保持高于监管要求的资本水平；另一方面还要满足业务增长的需要，为业务的扩张提供相应的资本空间。此外，银行还必须保持一个高于主要竞争对手的资本水平。为实现上述目标，国际先进银行普遍通过对经济资本的主动分配，并运用风险调整资本收益(RAROC)或经济增加值(EVA)等风险调整收益的方法来衡量利润中心的业绩，建立经济资本约束机制，以此制约风险资产的过快扩张，促进银行业务结构和资产结构的合理调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而在国内，时至今日仍有少数基层银行存在强烈的“速度情结”，盲目热衷于规模竞赛和无序竞争，这与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规律是背道而驰的。
衡量银行收益的好坏，单讲收益和成本比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无法同时把收益和风险进行考虑，选择最优方案。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信孚银行的一个风险管理团队提出了RAROC的原理，使风险与收益平衡管理这个长久以来的金科玉律真正成为银行经营中的手中利器。
RAROC的精髓在于，银行追求的目标是过滤掉风险的利润。要在成本中把已看到的损失减掉，在资本中拿出相当数量对那些没有看到但可能发生的损失进行准备。
依靠科学的FTP原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FTP原理通俗叫内部资金转移价，实际上是追求过滤掉风险利润的表现。如果银行有很多分行，每一个分行都割裂，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存款，然后发放贷款。就像公共汽车一样，有上有下，但是上面总有人，总要找到最低的存款，用其来保证才可以，如果每个分行都这样设想，那对于银行经营无疑是一种浪费。每一个分行面临两类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错配）、单一对手的财务风险（信用风险），能不能有一种办法，解决资金错配引起的市场风险，这也就是FTP的作用所在。
FTP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分离市场风险；计算单一产品的成本。由于分行地点不同，人员配备不同，所以融资的高低也存在不同，FTP给出的是统一的价格，给每一种产品是否盈利提供了一个统一计算的平台；计算组合条线产品的成本；对单位和个人的奖惩有了更科学的基础。
比如，某项业务要根据市场统一的利率曲线来拟合，银行管理水平低一点，加价就高一些，管理水平高一点，加价水平就低一点。用市场公认的利率曲线，来确定全行的资金成本，无疑是最公正、最科学的。它仍然尊崇一个资本制约的原理。作为一家银行整体上只能有一个标准，在标准之上，银行可能更多地消耗资本。在标准之下，银行相对来讲就没有消耗那么多资本。对于消耗资本的分行和没有消耗资本的分行，作为总行来讲，必须一个标准。
构建资本节约、产出高效的发展模式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应从战略导向入手，构建资本节约、产出高效的发展模式，实现低成本的资本补充、高效率的资本利用、股东满意的资本回报。
从资本战略规划高度加强资本管理
从资本筹措角度看，资本补充可以通过市场再融资和内生利润留存两种途径解决。一般而言，市场再融资主要适用于应急性的资本补充，比如支持重大并购等战略事项。在强资本约束的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应重点强化内生资本补充机制建设。通过打造银行专业化、综合化、国际化和集约化优势，科学经营风险，提高资本回报率，以银行利润实现自我注资。唯有基于可持续的内生资本补充机制，才是银行可持续发展之本。
从资本运用角度看，主要是强化银行经营风险的核心能力建设。在宏观层面上，重点解决好资本在业务线和分行之间的优化配置，以及在中微观层面上通过资本配置，解决组合（产品、行业、客户群等）、客户和交易层面的风险决策等问题。其核心原则是银行发展战略既要服务银行长期发展目标又应服从中短期现实需要，尤要处理好银行市值的稳定增长和提升当前盈利水平之间的平衡问题。在中微观层面的资本运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组合、客户和债项层面的风险计量，科学确定风险和收益，计算风险收益综合评价的核心指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RAROC）；二是基于组合层面风险计量，强化对风险政策的支持，优化组合层面的资本配置，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同时，将战略和宏观上的资本管理要求落实到组合层面。
以经济资本管理为核心推动银行经营模式转型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国内银行应加速构建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业务发展模式，由规模主导的经营结构向以资本管理为核心、效率为主导的经营结构转变，加强对权重风险资产的分析和研究，合理调险资产组合。
利用经济资本回报率衡量各项业务，有进有退，优化存量风险资产结构。对银行来说，转变原有“求规模、要速度、低效扩张”的模式，必须要在结合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走一条资本集约型的发展道路，以适应外部形势的不断变化。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努力实现资本规划的制度化、流程化。同时对已制定的资本规划进行动态监测，科学测算资本需求和供给，以满足业务发展所需。第二，实施风险资产和资本预算，引入风险资产或资本分配机制。通过“资本预算优先”和“效率指标优先”，形成有多少资本，做多大业务，且资本向贡献大的机构或条线倾斜的机制。
优化经济资本增量配置，重点支持低资本消耗的对公、零售和中间业务发展。通过完善内部风险权重体系，以限额控制和回报评价，实现预算管理、资源配置和绩效考评的结合，强化对增量资产的资本约束和存量资产的结构调整。
一要优化业务结构。从长期发展来看，国内银行业的业务结构必将因外在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内在提高资产效率与资本效率两重因素的制约而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将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扩大中小企业贷款的投放，以提高风险溢价的方法提高资产收益率(ROA)水平；其次，增加个人贷款占比，包括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综合消费贷款、个人经营贷款、信用卡业务等，既提高ROA又分散信用风险；第三，大力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在依法合规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表外业务占比，在零售银行业务、国际业务、资金资本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与表外业务相关的业务领域取得长足发展。此外，以低资本消耗为主要特征的住房按揭贷款等因其能有效提高ROE水平而将在银行业务图谱中处于格外重要的地位。
二要优化收益结构。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为核心,整合优化服务产品和营销渠道,做大做强现金管理、投资银行、资产托管、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等业务,积极抢占高成长性的新兴业务,实现利差收入和非利差收入的均衡发展。
三要优化客户结构。要根据客户综合贡献度大小,以不同的成本服务于不同的目标客户,建立差异化的服务模式。从客户结构调整来看，应着重增加高价值客户，特别要扩大对公战略客户、中小企业客户、对私贵宾客户和私人银行客户的数量和交易规模。
四是通过经济资本管理改善风险定价。通过分析客户信用等级及其在还款期限内的转移概率，计算预期损失及非预期损失，计算还款期限内的收益，将RAROC值与银行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进行比较，衡量这笔业务的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据此调整贷款价格，并确定有关贷款条件。
以风险资本回报率为标准强化精细化管理
为确保资本管理的成功实施，必须建立起依托先进管理信息系统的全方位精细化管理平台。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维度盈利分析、情景模拟、客户的经营、产品的创新与定价、内部管理与决策支持。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这些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重点加强以下三方面管理：
第一，强化精细化管理平台的开发应用。通过整合资金转移定价（FTP）系统、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管理会计系统、风险资产计量等系统，大力推动精细化平台在银行系统的实施应用。完善定价管理机制，明确产品定价的决策和考核制度，优化FTP价格体系，建立以“客户风险资本回报率”为核心评判标准的风险定价模型。
第二，再造业务管理流程。对原有的业务流程重新审视,再造以细节为重点的业务管理流程。首先是业务管理精细化。把分散在各业务部门的管理职能按照最有利于客户价值创造的营运流程进行重新组合,建立能以最快速度满足客户需求的运营机制。其次是客户管理精细化。区分不同的客户群体,设计不同侧重的业务管理流程,强化公司、机构和个人客户的组合营销,实行差别化管理,稳妥退出低效和无效市场。再次是成本收益管理精细化。将成本收益控制管理渗透到经营行为中,使得资产业务有收益,负债业务讲究成本,中间业务能取得回报。
第三，全面实施管理会计。充分依托管理会计精细化管理平台，进行多维度价值衡量，切实提升管理成效：一是通过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贡献分析，支持客户分层管理与优质客户识别，提高营销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二是通过加强产品经济利润分析，制订产品定价策略，提升风险定价水平，变“被动定价”为“主动定价”；三是通过科学精准的责任单元盈利能力分析报告，强化价值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四是通过加强按照条线核算的成本与盈利分析，完善业务部门“效益、质量、规模”的目标责任。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强化量化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国内银行要积极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运用内部评级法计量资本需求和风险资产，通过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来节约资本。在计量技术较为成熟的前提下，完善资产组合管理、风险限额管理、风险定价管理、基于RAROC的绩效考核体系等，将主要应用于机构的偏宏观的资本管理思路向产品、客户等微观领域拓展，提高资本管理参与程度。
商业银行的保险业务经过数年发展，规模和效益都有很快增长，成为中间业务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认识和定位上的偏差，此项业务的发展仍停留在初始阶段，缺乏长期规划，现有的资源不能充分利用。通过对银行保险业务现状的分析，有利于理清思路，理顺关系，促进业务的快速发展，实现银行与保险的共赢。
银行保险业务现状
（一）经营模式以为主。现在，国内商业银行保险业务还以模式为主，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不占用银行资金，没有经营风险；可以为未来全面进入保险领域积累管理经验，提高人员业务素质，在开办初期适宜采取这一模式；短期内可以收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缺点是缺乏长期性，不能获得保险业务更大的收益。
（二）产品以分红趸交类为主。客户在银行柜面购买保险产品，很容易与银行存款进行比较，所以客户比较喜欢的银行保险产品还是与银行存款相似，投资短、收益快的趸缴产品。目前热销的各渠道的银保寿险产品（表略）：2005年5月20日，中国“最受欢迎的寿险险种”揭晓,此次评选完全是通过中国目前访问量最高、最受欢迎的保险门户网站--保网，由全国各地的网友投票产生的。其结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入选的“最受欢迎的寿险险种”（表略）均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两表对比显示,银行保险产品以分红趸缴产品为主，同期市场需求以保障型期缴产品为主，二者存在很大差异。
（三）业务拓展以柜员个人营销为主。客户去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时，对保险产品知之甚少，主动购买的比例很低，完全依靠银行基层柜员的说明和鼓动。商业银行为快速发展保险业务，把业务收入按比例奖励给经办人员，提高柜员的积极性。
（四）客户以传统的银行客户群为主。银行保险业务在我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据调查,在14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中,有至少40%的存款目的是为了防病、养老、教育等,也就是应当至少有5万亿元会流向保险公司。同时,一项对于银行高端客户的调查显示,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中、高端客户约占银行客户的15%左右,其中64%的此类客户考虑在三年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这些潜在客户的理财金额人均高达14.4万元。所以说，银行的VIP客户群体是银代产品的潜在客户群。
银行保险前景分析和发展思路
银行业的竞争远比保险公司激烈，这直接反映在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对客户的争夺上。保险公司与银行业互融成必然。互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混业经营。工行利用工银亚洲涉足保险业、中信银行参股信诚人寿、平安收购福建亚洲银行，中行所属的中银保险正式运营，到交行和建行已向银监会申请发起或合资成立保险公司，金融混业的格局日趋明朗。另一种形式是更紧密的或其他形式合作关系。目前，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还停留在协议合作阶段，但随着保险资金“1+1”银行独家托管制2006年即将实施，保费归集、账户开立、投资运用、理赔支付等全部交给一家银行实现，银保互融性不断增强，农行寻找适合的保险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公司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也是发展的必然。银行保险作为一项可以为银行、保险、客户三方带来利益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中间业务，正是银行应积极投入，努力发展增强自身竞争实力的良好渠道。
（一）合理定位，明确发展方向。银行应根据自身的可用资本数量和管理水平选择走混业经营或形式与保险行业互融。目前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高，过去一直采取分业经营，对保险行业还比较陌生，缺乏保险专业人员，但具有网点覆盖面广、信誉良好、网络完备、拥有一大批稳定的客户群体等优势，最好的途径就是先走，然后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条件成熟时选择直接投资方式。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管理水平和资本充足率较高，网点相对较少，所以不适合走模式，选择直接投资的混业经营模式，然后由其他大型银行业务，则更为有利。
（二）加强银保合作，建立保险公司和产品的准入退出机制。保险行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商业银行在开办保险业务时，有必要制定完善的准入标准。银保合作关系的确立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关系的确立是自上而下的，为此，银行可以选择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保险公司“择优而代”，从而提高效益，降低风险，维护自身信誉、利益。经营行应在上级行允许的范围内，结合当地各家保险公司的履约能力、人员配置、行业道德等主、客观因素，确定业务合作关系，然后可以按照“业绩排队、末位淘汰”的原则，建立起保险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产品的甄别方面，个性化、具有理财+保障的保险产品组合是保险产品的发展趋势，功能要加快保险产品创新和结构调整，把握市场行情，仔细研究各家保险公司的现有产品类别和明细条款，在同等类型的产品中，择优推介；另外，要加强与保险公司的沟通与交流，引导保险公司开发适合银行客户群的银保产品，如与按揭贷款有联系的保险产品、与信用卡透支有联系的保险产品、责任险等。
一、财务重组
财务重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具体包括注资、发行次级债以补充资本金，处置不良贷款以降低不良贷款率两个方面。
（一）补充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
1．中央汇金公司注资
中国建设银行在2003年12月30日获得中央汇金公司225亿美元的注资，12月31日以其全部承前资本金和储备弥补了截止2003年12月31日的亏损后，国家又以665亿元向建设银行的剩余累计亏损进行了补充，建设银行将这665亿元人民币归入国家补充款项。同期，中国银行接受了中央政府通过中央汇金公司给予的196亿美元及当时市价约为29亿美元黄金的注资，折合人民币1863.90亿元。中国工商银行于2005年4月接受中央汇金公司150亿美元注资，财政部则保留其原来在工商银行的资本金1240亿元。交通银行并没有直接获得中央政府注资，其财务重组方式是以股份转让及转让减值贷款的方式完成的，其中中央汇金公司出资30亿元人民币获得交通银行30亿股份。
2．发行次级债
附属资本对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发行次级债是增加附属资本的重要方式。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四大银行最多可以发行3000亿元的次级债用来补充附属资本。建设银行2004年下半年，发行了一系列总面值人民币400亿元的次级债券，使资本充足率提升到2004年12月31日的11.29%。中国银行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发行本金额为600亿元人民币的一系列次级债券，成为加强资本基础的附属资本。中国工商银行与2005年8月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了第一期债券，这是工商银行首次发行的次级债券。此次发行以组建承销团的方式，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进行单一利率/利差（荷兰式）招标，计划招标发行量为350亿元。投资者认购踊跃，共有41家机构参与此次投标认购，投标总量达到855.25亿元，有效认购倍数达到2.44倍。
3．补充资本金后资本充足率的变动情况
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大多数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要求。通过财务重组，四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8%，达到了监管要求。
（二）处置不良贷款，以降低不良贷款率
1．核销不良贷款
核销不良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准备金、拨备前利润和原有资本金。与国有商业银行长期累积的不良资产规模相比，其准备金覆盖率远远不够弥补损失类贷款，因此，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动用原有资本金进行核销。
2004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用3000多亿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冲销已明确的损失类贷款、部分可疑贷款和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确认的非信贷类损失。其中，中国建设银行以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的全部承前资本金和储备（包括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的全部净利润，但不包括汇金公司注资），弥补了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的累计亏损。另外，建设银行截至2003年12月31日核销了人民币569亿元不良贷款。中国银行于2003年12月31日转拨缴入资本、资本公积及法定公积的原有余额共2034.62亿元人民币至累计亏损帐目，以弥补主要来自不良资产准备支出的损失。中国工商银行的方案中并没有效仿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将损失类贷款全部核销。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对于其2460亿元的损失类贷款，采取了“人寿模式”，即把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放入到工商银行和财政部的“共管基金”账户之中，靠多种渠道来核销，包括未来工商银行可以获得的部分所得税退税、汇金和财政的股本收益等。这一方案也被认为能减少当下的改革成本，但同时也增加了财政的隐形负债。
2．出售不良贷款
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模式里，可疑类资产的账面处置是由央行发行票据支付50％的对价购买，其余50％的损失由原资本金和拨备冲销。具体处置是由央行以招标方式选择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允诺的回收率和央行支付对价之间的差额由央行负责弥补。截至2003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以无追索权方式把1298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按50%折价比例出售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获得645亿元人民币的应收款项。同日，建设银行将其中634亿元人民币购买了人民银行的同等面值票据。中国银行于2004年6月以无追索权方式出售1485.4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扣除贷款减值损失准备后账面净值为734.30亿元人民币）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对价，换取人民银行所发行的本金额为734.30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特别票据。同月，以无追索权方式出售账面为181亿元人民币的政策性资产予人民银行，以此作为对价换取人民银行所发行的本金额为181亿元人民币的三年期特别票据。2004年9月，以无追索权方式出售账面为1053.8亿元人民币的损失类贷款（账面净值为人民币0元）予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此类贷款的原本金总额为1413.99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并未就出售事项收取任何对价。工商银行于2005年6月7日以无追索权方式按账面价值459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将所得款项的4305亿元用于购买人民银行发行的五年期特别央行票据。此票据不可转让，但可作为当日清算的额度。交通银行于2004年8月前将共计人民币530.2亿的减值贷款转让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交换央行所发行的面值为人民币207亿元的票据。
3．处置后各行不良贷款率变动情况
经过上述核销不良贷款和出售不良贷款，四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参见表4），均保持在5%以下，达到银监会制订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督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后不良贷款比例控制在5%以下的监管标准。
二、引进战略投资者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质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充实其资本实力，改善资本结构，更有助于促进管理模式、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经营手段、内部控制等多方面与国际先进银行接轨，从而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因此，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2005年3月，中国银监会“公司治理改革”课题组提出中国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应当坚持的四项原则：一是长期持股原则，战略投资者持股期至少是银行上市后的2-3年；二是优化治理原则，战略投资者应带来先进的公司治理经验；三是业务合作原则，战略投资者能够与银行合作，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四是竞争回避原则，鉴于业务合作难免会涉及部分商业机密，因此，战略投资者在相关领域与银行不存在直接竞争。在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相继上市后，银监会根据各行上市的实际情况及时作出总结，在2006年5月16日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中，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提出了新的五项原则：第一，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第二，从交割之日起，战略投资者的股权持有期应当在3年以上；第三，战略投资者原则上应当向银行派出董事，同时鼓励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派出高级管理人才，直接传播管理经验；第四，战略投资者应当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同时要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第五，商业银行性质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国有商业银行不宜超过2家。
交通银行引入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后者作为交通银行唯一的境外投资者，以1.86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19.9%的交通银行股权。汇丰银行也以此成为参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金融机构中持股比例最高的银行。美国银行和亚洲金融（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子公司）分别购买了建设银行9%和5.1%的股份，购买价格分别相当于建设银行2004年底每股净资产的1.15倍和1.19倍。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金融等投资者签订了战略投资和合作协议，四家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银行约16.19%的股份。工商银行分别与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顺利完成资金交割。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总计投资约为38亿美元，购买工商银行新发行股份241.85亿股，股权比例总计为8.44%。
三、IPO上市
财务重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为国有商业银行最终实现上市奠定了基础。通过上市不仅使国有商业银行扩大了融资渠道，增强了资本金实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约束的力量促使上市银行增加了透明度，改善了公司治理，提高了经营业绩。
交通银行于2005年6月23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股票交易代码为“3328.HK”，是中国商业银行境外上市第一股。其最终招股价为每股2.5港元，接近其招股区间1.95-2.55港元的上限，募集资金达146.5亿港元，发行时市净率为1.68倍，市盈率为15.2倍。7月22日，交通银行又超额配售了8.784亿新股，为交通银行额外募集了约21.96亿港元。在新增发的8.784亿新股中，约有1.75亿股配售给汇丰银行以维持其持有的19.9%股权。因此，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汇丰实际拥有91.15亿交通银行股份（具体见表7）。至此，交通银行实际发行了67.344亿H股，募集资金总金额为166.14亿港元。
建设银行于2005年10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股票交易代码为“0939.HK”。其最终招股价为2.35 港元，接近招股价1.9-2.4港元的上限，向全球发售264.86亿股H股，其中香港发售19.86亿股，占比7.5％，成交金额达85.8亿港元，国际配售244.99亿股，占比为92.5％，发行总金额约为622亿港元，折合约80亿美元。发行时市净率为1.96倍，市盈率为14.7倍。由于香港公开发行部分超额认购达42倍，国际配售部分超额认购达9.2倍，建设银行行使了其全部15%的超额配售权，超额发售筹资91亿港元，至此，建设银行发行股份总数达到305亿股，筹资金额达到715.8亿港元，折合约为92.3亿美元。行使超额配售后，建设银行的公众持股比例从9.76%增至11.35，而美国银行在建设银行的持股比例则由9.001%降至8.52%（具体参见表7）。
中国银行的股票上市启用“A+H计划”，是首家A+H股上市银行，其H股于2006年6月1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交易代码为 “3988.HK”。其最终招股价为2.95港元，接近其定价2.5-3.00港元的上限。中国银行此次发行了255.7亿股，香港公开发售部分获得约70倍的超额认购，香港公开招股部分获得95.4万散户的认购，创下香港金融市场上散户认购数量之最。国际配售部分也获得约20倍的超额认购，因此中国银行启动股份分配拨回机制，面向散户发行的股份由原来的5%增至10%，其余90%为国际配售。发行时市净率为2.15倍，市盈率为16倍。中国银行启动超额配售，增发38.35亿股，实际发售股票294亿股，IPO筹资额升至867亿港元，折合约112亿美元。
中国银行A股发行于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招股价格为3.08元，实际发行股数为65亿股，实际募集金额为200亿人民币。完成了A股及H股发售之后，中国银行的股东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化，其中汇金公司由原来79.9%的持股比例下降到67%（具体见表7）。
四、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评价
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跟踪研究，我们发表公司治理问题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落后、经营风险积聚、约束机制弱化以及经营绩效不佳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认为：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和核心。目前，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均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完成了公司治理法律文件的制定和“三会”等组织机构的设立工作，股份公司框架下的银行治理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一）完成股份制改造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创造了条件
自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实现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后，加速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特别是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指明了方向。
除交通银行早在1987年就组建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股份制改革前，国家是其唯一产权主体，且由于国家主体的非人格化导致“所有者虚位”问题比较突出，对管理层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造成银行经营的低效益和高风险。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就是通过产权的多元化，包括引进境内和境外的战略投资者，建立股份制公司，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立对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不过应该各家银行改制的具体方式是不同的。
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是以分立重组的方式进行的，分别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前者承继原建设银行经营的商业银行业务，后者的职能则定位于管理和处置原建设银行中不满足《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资产和业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央汇金公司、建银投资、上海宝钢、长江电力和国家电网等五家共同发起设立。
中国银行则是整体改造成“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采取由中央汇金公司独家发起的方式设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则是由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分别出资50%发起设立的。
交通银行股东主要是财政部，地方财政部门和各类国营企业。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前，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分别以每股1元价格增持了交通银行50亿股和30亿股。
（二）董事会、监事会组织架构逐步健全和完善
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三家银行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聘任了高级管理层。其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德国式的监事会与董事会的双层组织模式。董事会中，执行董事均来自于本银行，非执行董事则由银行参股股东的派出人员组成。参股股东在董事会中拥有席位后，为了股东利益，会增强对公司的战略决策影响，防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杜绝关联交易，提高信贷质量，这都将有利于促进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完善。
交通银行的董事会由19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4名执行董事、10名非执行董事和5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人事薪酬委员会。监事会负责监督本行的财务及监督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行为。
建设银行董事会由15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4名执行董事、7名非执行董事和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将部分职责传授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包括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中国银行董事会由1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董事长、3名执行董事、7名非执行董事和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稽核委员会、风险政策委员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协助董事会履行监控职责。另设监事会，包括监事长、2名专职监事、2名职工监事等5名成员构成，对股东大会负责，主要职权包括：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检查、监督中国银行的财务活动；根据需要对本行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
工商银行董事会现有14名董事，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另设监事会，现有5名监事。
（三）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业务流程的整合与再造
完成上市的四家银行按照国际普遍采用的模式，对组织架构进行了重新设计，其总的方向是以客户为中心，以股东利益为目标，按照扁平化、集中化、专业化，前、中、后台分离和业务管理、风险管理、审计监督分离、风险管理垂直化的原则，逐步变“小总行、大分行”为“大总行、小分行”，完善分行管理模式，推进分支机构扁平化管理的改革。
交通银行加快推进了授信、内部审计和财务会计等业务条线垂直化改革步伐。在风险控制方面，交通银行设置总行审批中心和隶属总行的五大区域审批中心，将全行主要的授信授权业务纳入总行的一体化管理，建立独立、垂直、专业化的授信评审体系，形成了信贷审批和风险监控的分行、片区和总行的“三级制”，控制。同时，交通银行按照“事业部制”方向，通过组建新的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更合理地定位部门职能，实行“双线运营”。在完成职能整合之后，授信管理部门通过制定授信政策和授信审查审批，来控制授信业务发生前的风险；风险监控部则以风险评级为核心工具，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进行识别、监测和预警；资产保全部负责对有问题资产的及时处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工商银行于2006年6月31日消息，根据客户和管理及业务流程的需要，进行大面积的组织机构改革，主要涉及对公业务，财务资金和资金交易三个模块的调整。其突出的特点是加强了营销职能部门的设置，分层次分类别营销的意图显著。改革后，将新组建成公司业务一部、公司业务二部、结算与现金管理部、授信业务部、信用审批部、风险管理部、资产负债管理部、财务会计部、运行管理部和金融市场部。改革后，工商银行总行的一级机构数目由原来的31个增加到34个，二级机构数目减少了4个，人员编制和管理人员的数量与改革前大体持平。
（四）针对本行的特点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
创民族品牌，走自主创新道路，成功完成战略转型，是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以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形成真正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为此，各银行在股份改造后，都加大了战略转型的力度，针对本行的经营特点和优劣势情况，制定了中远期发展战略。
交通银行明确提出了“国际公众银行、创新型银行、综合性银行、经营集约化银行、管理先进型银行”的战略转型目标，重点是打造一流的零售银行和建设一流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具体的实践中，体现在理念转型，业务转型，管理转型三个方面。理念转型初见成效，股东价值最大化、经济资本等理念逐步融入经营管理；业务转型开始起步，对零售业务进行了重新规划，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有所提高，中间业务快速增长，对业务收入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管理转型加快推进，全面风险管理深入实施，数据大集中、管理会计等15个重点项目全面展开。 2005年8月，交通银行成立了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又向综合经营迈出的重要一步。
建设银行提出了全行的战略愿景，即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为员工提供最好发展机会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聘任了首席财务官和首席风险官，一级分行设风险总监，二级分行设风险主管，县级支行派出风险经理，建立以纵向的“负责报告线”为主、以横向的“报告线”为辅的报告线路的同时，经报请银监会审批同意，聘任了三位业务总监。明确了该行的市场定位、客户战略、产品战略、区域战略和渠道战略，拟定了三年奋斗目标。
中国银行的发展战略是坚持资本约束优先，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从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转向强调质量和效益，合理安排资产业务发展的总量和结构，防止授信资产过度扩张。中国银行以其独有的国际化、多元化的机构和业务为支撑，充分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唯一银行合作伙伴的地位，全方位创建中国银行的优势品牌，努力提升服务质量。
工商银行在IPO中明确提出了“打造中国第一零售银行”发展战略。该行正在积极构建“大个金”的经营格局，即在整合全行所有的个人金融资源基础上，逐步消除按部门设置流程以及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经营管理分散的体制弊病，将涉及个人的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纳入统一的经营管理，增强零售业务的协同创新和综合发展能力，最终形成对客户的统一服务平台。目前，工行已经在全行范围内落实了大个金指导委员会工作制度，从总行、一级分行到二级分行三个层次，逐步建立起了指导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零售银行业务战略转型的实现。
（五）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尽管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关于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的问题。长期以来，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在人事任命和考核方面与行政级别挂钩，缺少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无论是高管人员还是普通员工，其报酬与业绩关系不紧密，激励机制不足，约束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激励约束机制的不足将通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
目前，交通银行提出长期激励计划（股票增值权），作为吸引和保留高素质人才，促进高管人员致力于股东长期利益和本银行长效发展的激励机制，建设银行在进行股改的第一步进行了用人制度、用工制度、薪酬制度、培训体制改革，并在2005年引入了平衡记分卡的管理理念，建立关键业绩指标体系（KPI），补充和完善了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
在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其激励与约束机制相当完善，具体措施包括经理层及员工的工资收入与经营业绩相挂钩。对于董事的报酬，基本报酬按照国际同行业的可比标准产生，奖金则与经营业绩挂钩。奖金在全部工资中占主要份额，并设置了股权及期权激励。如德意志银行为了提高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于2001年发起了全球持股计划（DB Global Share Plan），允许银行员工购买在打折基础上的银行股票，所附期权可以在以后购买相同数量的股票，其制定的股票激励制度覆盖面极广，对员工产生了普遍的激励作用。
我国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是按照行政级别委派，大多按照行政级别制定工资标准，且工资高低与经营业绩关系的相关度并不明显，特别是市场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国有银行的经营层与市场平均工资水平出现了不小的差距。在约束机制方面，由政府指派的管理者因为往往缺乏来自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有效监督，在经营过程中对于业绩的追求动力有限，业绩欠佳的惩罚的手段也无外乎平级调动。所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还有待长期改善和提高，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六）外部监管环境正在不断得到优化
为了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取得成效，银监会于2006年4月16日，针对各上市银行公司治理颁布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目的是监督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废止了2004年3月11日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与监管指引》。
按照《指引》的规定，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将按照三大类七项指标进行评估，具体包括经营绩效类、资产质量类和审慎经营类。其中经营绩效类指标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净回报率在财务重组完成次年度应达到0.6％，三年内达到国际良好水准；国有商业银行股本净回报率在财务重组完成次年度应达到11％，之后逐年提高到13％以上；国有商业银行从财务重组次年起成本收入比应控制在35％～45％之间。资产质量类指标主要指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五级分类标准对信贷类资产进行分类，并按五级分类口径对信贷类资产的质量进行评估，财务重组后应将不良贷款比例持续控制在5％以下。审慎经营类指标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资本管理，财务重组后资本充足率应持续保持在8％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对同一借款人授信的集中风险，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本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国有商业银行在财务重组完成当年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应不低于60％，之后在确保财务稳健的前提下逐年提高该比例，争取在五年内达到100％。对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指引》中明确要求应坚持五项标准：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从交割之日起，战略投资者的股权持有期应当在3年以上；战略投资者原则上应当向银行派出董事，同时鼓励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派出高级管理人才，直接传播管理经验；战略投资者应当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同时要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商业银行性质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国有商业银行不宜超过两家。《指引》还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应引入竞争性机制，建立优胜劣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市场化用人制度，取消行政级别，实行以聘任为主的任免制度。并且，要适应市场化需要，改革薪酬模式，建立健全业绩指标体系并严格评估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