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14:52
又是一年风起时，同样的季节，不同的感受，同样也在体会这不一样的温暖……
——题记
窗外，依旧是瑟瑟秋风，秋风打着旋儿，一溜儿吹在玻璃上，带来些许凉意，我的思绪飘飞到了一年前…。。
还记得：那也是个秋天，天气渐冷。一天早上起床后，妈妈说外面风大，让我穿厚点儿，于是我在外面又加了件外套。妈妈一看，说：“你穿着点儿怎么行呢？今天天气冷，你把你那小棉袄在穿上。”我不喜欢穿厚衣服，因为我觉得那样很笨拙，可在妈妈的命令下，我很不情愿的穿上了。在我正穿鞋准备出门时，妈妈说：“等一会儿，把这杯热水喝了。”我小声嘟囔着：“哎~真麻烦！”皱着眉头，把这杯水给喝了。可是正当我正下楼时，妈妈又喊了：“外面冷不冷，把口罩戴上吧！”这时，我心里的愤怒再也抑制不住，所有的怒火如火山喷发般通过岩浆爆发出来：“你烦不烦啊，一会儿让穿这个，一会儿有带那个，唠唠叨叨的。”随后，我带着一肚子的气径直飞奔到学校去，一点也没顾及妈妈的感受。
又是一年风起时，当再次回想起这件事时，我心中充满愧疚，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无知，多么不懂事啊，真后悔当初那样对妈妈！同时心中也感到久违的温暖。此刻间，我恍然大悟：那唠叨中充满了对女儿的爱呀，那是爱的唠叨啊！它是心凉深处的一股清泉，流不尽，吐不完，一直奔流到永远永远，去浇灌我人生路途中的每一草每一木…现在我只想说：“听着这爱的唠叨，我很温暖。”
又是一年风起时，现在我终于理解了母亲的苦心，以往的一幕幕都清晰的浮现在我眼前：曾几何时，您伴我夜灯长读；曾几何时，您冒着严寒来学校给我送衣服；曾几何时，您放下手中重要的工作去给饿肚子的我做饭……想想看我再也控制不住，任凭泪水肆意流淌……
又是一年风起时，在这个秋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
那一年，他教我成长。
小时候，他总爱将我放在肩头，一双大而有力的手高举着将我托起，胆小的我每次都担心地叫道：“爸爸，爸爸，我要掉下来了。”他总是笑出声来，先是平稳地转一圈，然后肯定地说道：“爸爸是不会让你掉下来的。”他充满温暖与慈爱的声音，与阳光一起，洒在我稚嫩的脸上，透进我小小的心房。那时候，在他的肩上能看见蓝天，在他的肩上能看见飞鸟，在他的肩上能看见梦想。那时候大大的世界里的小小的我，总是坚信，有他的地方就有阳光。他用双手托起我，他教会了我无论如何都勇敢去闯，在他的陪伴与支持下，我如同一只桀骜不驯的雏鹰，用自己的倔强与勇敢征服那片属于自己的蓝天。那一年，他年轻阳光，我稚嫩顽强。
那一年，他陪我迷茫。
青春是一道浅浅的疤痕，不痛不痒，但你却永远无法将它抹去，它或许辉煌或许悲伤，又或许夹杂着太多太多无法言说的故事，如同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你的心头。繁重的学习压力如同秋日里的狂风，肆虐地嘶吼着，卷起地上的尘土在空中张牙舞爪，卷走人的意志甚至最初的梦想。这时的自己就如同笼子里的囚鸟，想要逃到幼时他为我托起的那片蓝天，却怎么也找不到方向。凝视着远方，希望这风可以将自己撕成无数的碎片，也许这样就可以像儿时一样飞翔。
“哭吧。”一双熟悉的大手放在了我的肩上，我轻轻转过头——是父亲。风中他的白发颤动着，似乎在向我诉说着岁月的洗礼。“我相信你能找到走丢的自己。”父亲温暖慈爱地说道，只是声音里多了些沙哑。那一年，他渐渐变老，陪我度过折翼蜕变的痛苦。
那一年，他看我飞翔。
缘于一阵风，将一片苍黄的叶吹到我的手背，我拾起它，岁月留下的伤痕与那苍老的叶面有一种特别的风景。仿佛青筋鼓鼓累累虬结在一起的老人的手脚。我用手指沿着那叶脉摸去，那是一种尖锐的触感，它让我感受到了它的叶脉中流淌着一种绿色的血液，让我听到了它铿锵有力的心跳。冥冥之中，我看到了它在暴雨中为了那最初的梦想，咬紧牙关，用它的顽强倔强作剑，刺进胸膛。雨水、汗水没能迷住它的双眼，狂风烈日没能侵噬它的梦想，它仿佛是高尔基笔下高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海燕，那青春的疤痕是岁月留给这位勇士的勋章。我仔细端详着它，仿佛读懂了它的梦想。双手轻轻松开，任它在风中飞翔，此时的它如同一只历经沧桑的雄鹰，眼神里更透着些睿智，我的嘴角微微上扬，我想我懂了。于是我重新拾起梦想、拾起倔强、拾起顽强，将傲人的成绩送到爸爸的面前。无言，他用那略微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眼角的皱纹如花般绽开，虽不是最美的那朵，却是我心底最温暖的记忆。又一年，一样又似乎不一样的秋天。又一年，我终于成长，他在阳光下笑着仰望天空，希望我飞翔。
一年，他教我成长；一年，他陪我迷茫；又一年，他看我飞翔。
在我的记忆深处，他有着世界上最动人的笑容；在我的记忆深处，他有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大手；在我的记忆深处，他为我托起世界上最蓝的天空；在我的记忆深处，他的声音、他的样子永远不会老去。
有他相随，我的世界多了一片蓝天，多了一缕阳光。
又一年，我，展翅高飞。
指导老师 马宝霞
（本文系本届大赛初中组一等奖作品）
湖南新文学与周立波的关系渊源流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与叶紫是益阳老乡兼“左联”战友；1938年冬，周立波在常德沅陵编辑《抗战日报》，直接带动了湖南的抗战文学；到延安后任鲁艺编译处处长、教师，为文学系、美术系、音乐系学生讲授《名著选读》，听过他课的湖南人或后来在湖南工作的不少，如：康濯、柯蓝、文秋、翟定一等，建国后他们都成了湖南文学界的领导或朋友。1960年，回湘的周立波出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并动员现代著名作家康濯、蒋牧良、柯蓝、文秋一起回湘，共同领导和主持湖南文学艺术工作，嗣后长达十七年。期间，他把未央、谢璞、刘勇、孙健忠、萧育轩、向秀清、叶蔚林、莫应丰、谭谈、胡英等一大批文学青年从基层调至省会长沙当专业作家，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创作平台，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湖南文学中坚，国内外著名作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周立波的长子周健明在《民主报》连续发表20多篇散文，为当时湖南作家的翘楚。1961年萧育轩在《人民文学》发表《迎冰曲》，周立波不但亲自写推介文章，还找到当时的评论家，为萧育轩写了评论。周立波撰文推介过的湖南作家还有谢璞、刘勇、胡英等多人。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崭露头角，六十年代成名的湖南作家（包括五十年代进省文联的任光椿），几乎都深受周立波的影响。八十年代成名的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刘舰平、向本贵、陶少鸿、姜贻斌、林家品等，也曾深受过周立波作品的熏陶。稍后的小老乡刘春来更是吸允着周立波的文学乳汁成长起来的。建国头三十年内，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导致了文学读物的单调，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湖南作家读得最多、琢磨最细、受益最直接的是周立波的作品。周立波的农村小说，尤其是他的《山乡巨变》，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湖南的中青年作家，影响至远至深至微。在周立波言传身教的带动下，六十年代初，湖南文坛群星灿烂，佳作连连，康濯的长篇《东方红》，谢璞的中篇《牛府贵婿》，萧育轩的中篇《迎冰曲》、《铁臂传》，孙健忠的中篇《洛塔的河流》相继问世，为当时中国文坛少有的优秀之作，出现了湖南文学第一个黄金时期；结束后，又出现了八十年代初“文学湘军”崛起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并催生了湖南当代的乡土文学流派。不仅如此，他的影响辐射到了湖南当代文学的各个方面。
一、从政治智慧到政治勇气
周立波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政治相当成熟的革命作家。常年的革命斗争和作家职业对生活的观察，坚定了他人民性的政治立场，也锻炼了他富有穿透力的政治眼光。他描写东北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成为当时东北工作队员人手一册的工作指导书。也许今天的批评家觉得小说的政治功能太强了，但在共产党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生死斗争中，小说的政策水平和实用功能，何其宝贵！建国后的《山乡巨变》，高度的政策水平已转化为深沉的政治智慧。作家在基本肯定建立初级社的同时，借“婆婆子”乡长李月辉的口说：“急什么呢，中央规定十五年，还有十二年。”非常睿智地批评了初级社转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阶段过急、过快，工作过粗的毛病。正是这一批评，使《山乡巨变》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而高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合作化小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穿透现实、直达历史深层的政治眼光和智慧。周立波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鼓舞、启发了后来湖南的中青年作家。晚期，莫应丰以其卓尔不群的认知和巨大的政治勇气，第一个利用小说的形式，公开否定和彻底批判。他写作长篇小说《将军吟》时，正是炙手可热之日。为能顺利写作，他躲到浏阳乡下，不断转移写作地点。此外，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叶蔚林的中篇《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孙健忠的中篇《甜甜的刺莓》，韩少功的短篇《二月兰》《飞过蓝天》，都是在政治气候并不十分明朗的年月，最早承担起批判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重任。作品发表后，振聋发聩，对当时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写作勇气的获得，固然来自多个方面，其中周立波的政治智慧对他们的引导和启发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如此，1978到1985年间，湖南文学在作家拼勇气（胆量）、拼题材的新时期文学初期，远远胜出兄弟省市，开创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五占二，连续多届获中短篇小说奖的大好局面，国内轰动，世界瞩目，“文学湘军”从此声名鹊起，饮誉文坛近二十年。
二、从乡土风情到乡土文化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都是写、合作化“运动”的，却又都从日常生活的轻松叙述和乡土风情的诗意描写中娓娓叙来。益阳乡下的山光水色、饮食男女、耕作栽种，东北农家的婚丧嫁娶、三姑六婆等风土人情，他都体察细致入微，写来略带喜剧风味，即使是中心工作、运动的正面铺排也很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山乡巨变》中盛佑亭雨中屋檐下闲坐，一边观景，一边抽烟，一边想心事；《暴风骤雨》中分马时各类农民的心理状态，显露出深浓的农耕文化底色。他的短篇小说《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腊妹子》等等，也都有出色的风俗风情描写。
周立波风俗描写和心理描写相结合的创作路数与艺术手法，被一批作家吸取了，发扬了。谢璞的《珍珠赋》将洞庭湖的风景风俗充分诗意化，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孙健忠的《洛塔的河流》把兴修水利、改造山河的艰苦斗争放在民族风俗、民族心理变迁中礼赞，一举成名，他的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长篇小说《醉乡》，都藉此先后获得了国家大奖。早期韩少功的《月兰》，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刘舰平的《船过清浪滩》，蔡测海《远去的伐木声》，何立伟的《白色鸟》，都是从日常生活中，从风土人情的变更中书写时代风云，人事变迁。以上作品都获得了国家大奖。周健明连续出版的三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湖边》、《柳林前传》、《柳林后传》，长篇儿童小说《远去的红帆》，中篇儿童小说《星星无泪》，沿着父亲的创作路数前行，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读者的广泛嘉许。最典型的是古华，他的长篇《芙蓉镇》，素材来自一个农村女子清明上坟哭夫，作者既没有走“寡妇上坟”的通俗小说路子，也没有走纯政治小说的路子，而是光大《山乡巨变》从生活细事中写社会大变革的经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小中寓大，获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且是五部茅奖作品中最富生命力的一部。他们形成当代湖南乡土文学流派，与山西的“山药蛋”派，天津的“荷花淀”派并驾齐驱。
19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向文化偏移的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地域文化小说兴起，深受周立波影响的作家们及时回应，成果丰硕。韩少功最先提出“文学寻根”的主张，并创作了《爸爸爸》、《女女女》、《火宅》等实验小说。孙健忠的《倾斜的湘西》，吸取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从现实与历史的交汇中写湘西的人文变迁，融民族历史与现代文明于一炉，既有传统的影子，又有崭新的现代风貌。蔡测海继《远去的伐木声》以后，一直致力于湘西历史文化开掘，作品日益走向厚重，长篇小说《家园万岁》标志着他创作的新水平。以《那山那人那狗》成名的彭见明，他的以《大泽》为代表的七部长篇，全都从民风民俗和湖光山色中展开人物命运，发掘文化内涵，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在周立波的指引下与时俱进，将西方文学的创新融进了自己的作品。
三、从反映现实到拷问现实
周立波既是作家，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的文学创作始终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紧密相连。操现实主义枪法是他们那一代进步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周立波同仁们的现实主义创作呈现两重性：革命的理想、信念驱使他们肯定现实，歌颂光明；对人民的忠诚和艺术家的良心又使他们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阴暗面。在处理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的关系上，周立波是最成功的一位。他既有坚定的信念，又有求实的精神，虽然紧跟形势而写作，却不跟着变化而修改，既看到历史发展的主流，又正视实践过程中的失误。这是他的农村题材小说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根本原因。随着历史的推进，现实主义由革命时展到了开放阶段，加上历史的本相越来越明朗，现实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周立波的传人们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大了对现实的批评力度，从批评现实发展到拷问现实，而且拷问不只限于政治，拷问深入到了人性与良心。1980年代以来所有获奖或未曾获奖的湖南农村题材优秀小说，大都有严肃的批判倾向，呈严酷的拷问姿态。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春来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
作为后起之秀，刘春来自觉行走在周立波的创作道路上：周立波写清溪乡，刘春来写铜鼓冲；周立波写合作化的农村变迁，刘春来写城镇化中的农民命运。著名编辑家朱树诚在审读《时运》书稿后给春来的信中说：“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作者的前辈同乡周立波先生，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可爱的人物……想起当年作者对这位前辈同乡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作者在创作道路上一直以这位前辈同乡为楷模，现在看来，或不达，亦可追也。”铜鼓冲系列之后，刘春来的长篇小说《水灾》、《办事处》、《时运》，中篇小说《我们在城里茁壮成长》，抓住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农民和市民的双重视角书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实况，既真诚地歌颂了社会的进步，也无情地揭露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当下现实，几乎与生活同步。同步并不稀罕，稀罕的是真正的作家都是一位先知，预言家，是人类命运和精神奥妙的揭示者。刘春来化严肃为滑稽，化沉重为轻松，隐藏了时代的痛苦和历史的悲凉，将笔下的风俗人情转化成了黑色幽默式的永恒的雕塑。这些都标志着刘春来从周立波的创作道路上出发，又从周立波的光影下走了出来，占领了一块最富写作前景的文学高地，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四、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国门洞开，西方文化思潮排闼而来，中国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繁荣。就小说论，现代主义滋生荒诞派小说，后现代产生先锋小说，原型理论引出文学寻根，存在主义养育了新写实小说，女权主义带发女性文学，生命本体论催生晚生代、新新人类的创作……在湖南，作家们愉快地接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滋润，孙健忠与艾特玛托夫、马尔克斯，残雪与博尔赫斯，蔡测海与福克纳，韩少功与帕维奇， 何顿与萨特，结下了不解之缘，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特别明显。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文学中现代主义与已经离他们而去的周立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直接的关系固然没有，榜样的力量与间接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周立波是作家，也是一个翻译家，就创作方法而言，他熟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读过他的《鲁艺讲稿》就知道，周立波在1930年代，便研究过梅里美、马克·吐温、乔伊斯、詹姆斯、托尔斯泰，对意识流等现代派较为肯定。周立波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多种艺术手法交替运用。周立波的文学思想和他不拘一格的开放的创作姿态，使深得其益的作家们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创造性劳动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极大地丰富了湖南当代文学的艺术宝库。
周立波文学的起步和丰收，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与胜利基本上取同一步调，叶梦和盛可以的文学收获，则与改革开放的步伐紧密相连。如果说叶梦的女性生命创造系列更多地接受女权主义影响的话，那么，她的“巫城”系列则直接受周立波创作的启发。周立波在益阳桃花仑深入生活，创作了《山乡巨变》，叶梦则在烟水浩淼的洞庭湖畔深入挖掘，发现离自然越近、离喧哗越远的地方越富有神秘色彩，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越深植人心，巫风巫韵越发浓厚，也越能激发和凝聚起作家的灵异之气。于是，叶梦将主要笔力倾注于家乡的湖滨小城，创作了书写家乡风土风俗的散文“巫城”系列。作者曾说过，“巫城系列”散文的创作，受到《山乡巨变》榜样的启发。
“70后”的盛可以，乍一看来与周立波几乎没有任何关连，实则相近相似之处颇多。首先他们都是“出走型”人物，周立波1928年离开家乡奔上海， 1938年回湖南、赴桂林，1939年由上海投延安，解放战争走东北，解放后到北京，不断寻找真理，追随革命；盛可以则到过广州、深圳、北京等许多地方，当过形色多样的底层勤杂工，也做过白领、公职人员、编辑，一直在寻找生路，寻找生存的惬意。其次，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最终都成了作家，丰富的阅历给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出走的经历相同而时代不同，地位不同，文学创作上必然同中有异——他们都相信“文学源于生活”，但周立波相信“文学高于生活”，盛可以坚信“文学低于生活”；他们都能直面人生，但周立波多写社会大事件，盛可以多写小人物小经历，且多与肉身有关，不过盛可以没有同代女作家的自恋，作品中没有自我悲悯，却有周立波式的大我的眼光；他们都承认文学的使命感，但周立波觉得文学干预生活就可以了，盛可以则主张“小说需要冒犯的力量”；他们都写现实、写家乡，但风格迥然相异：周立波轻松泼俏，乐观平和，盛可以则凌厉狠辣、冷静严酷。如果说“异中有同”的“同”，是受周立波的潜在影响所至，那么“同中有异”的“异”，则是盛可以在周立波影响下的前行与发展。
关键词：ART-DECO；发展历史；建筑立面
中图分类号: TU2 文献标识码：A
无论在建筑设计行业还是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建筑风格的确定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个环节直接影响到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立面形态、艺术处理手法，更影响了整个项目的定位乃至造价等要素。近年来，国内最流行、留下作品最多的建筑风格无疑非“ART-DECO”莫属了。无论是煽情的地产广告还是建筑文本上都可以很轻易的找到“ART-DECO”这样的字眼。那么到底什么是“ART-DECO”建筑呢？“ART-DECO”风格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或者说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被称之为“ART-DECO”建筑风格呢？本文将着重探究“ART-DECO”建筑风格的起源与发展，它的设计元素和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
1“ART-DECO”的起源
“ART-DECO”风格，是DecorationArt的缩写，意为装饰艺术设计。又译作装饰艺术派、装饰艺术风格、摩登风格等，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此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迅速传遍欧美，波及世界各地。“ART-DECO”被确定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其起点应追溯到1925年巴黎举行的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ART-DECO”一方面暗示了装饰艺术派的历史根源，另一方面概括了这一风格特点：装饰，而且是艺术的装饰。
“ART-DECO”演变自十九世纪末的ArtNouveau（新艺术）运动，当时的ArtNouveau是资产阶级追求感性（如花草动物的形体）与异文化图案（如东方的书法与工艺品）而产生的有机线条。“ART-DECO”则结合了因工业文化所兴起的机械美学，以较机械式的、几何的、纯綷装饰的线条来表现，如扇形辐射状的太阳光、齿轮或流线型线条、对称简洁的几何构图等等，并以明亮且对比的颜色来彩绘，例如亮丽的红色、吓人的粉红色、电器类的蓝色、警报器的黄色，到探戈的橘色、及带有金属味的金色、银白色以及古铜色等等。同时，随着欧美帝国资本主义向外扩张，远东、中东、希腊、罗马、埃及与马雅等古老文化的物品或图腾，也都成了“ART-DECO”装饰的素材来源，如埃及古墓的陪葬品、非洲木雕、希腊建筑的古典柱式等等。与此同时“ART-DECO”从当时的许多其他流派运动和文化中吸取灵感，如新艺术运动、包豪斯、立体主义。它既强调摩登、革新以及与机器生产的结合，同时又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因素，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从巴黎开始诞生时的鲜明、活跃、优雅的阶段到后期美国“ART-DECO”奔放的流线形分支，“ART-DECO”被人们视为“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装饰艺术风格”。
2“ART-DECO”的发展
我们知道，之所以有人把“ART-DECO”称为“艺术大杂烩”，正是因为影响到“ART-DECO”风格的因素太多太多，如新古典主义，哥特主义，新艺术运动以及流派等都对“ART-DECO”风格的发展演变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新古典主义因素在“ART-DECO”风格的早期阶段影响较大。在整体布局上，内在的古典秩序感如强调对称、追求宏大的气魄，横三段纵三段的立面构图等，在许多“ART-DECO”建筑上是很常见的。古典秩序感使“ART-DECO”风格持续了新古典主义中宏伟与庄严的特点，这有利于满足资产阶级炫耀其财富力量的需要。其次，哥特风格是欧洲的传统风格，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成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哥特风格建筑的特有形式是：尖拱、肋骨拱、飞扶壁、束柱等。这些哥特元素具有非常强烈的高耸感，对“ART-DECO”风格的建筑设计产生了重要启发——表现在“ART-DECO”建筑上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垂直线条的强调：竖向的窗带、竖向的装饰线条、阶梯状向上收缩的造型等。哥特式建筑向上升腾的动势，于神秘莫测中充满了浪漫的想象，这种特点被“ART-DECO”摩天楼所继承。在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为代表的纽约众多摩天楼的高度竞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新艺术运动是“ART-DECO”风格的先行者，它打破了19世纪后期沉闷的复古主义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ART-DECO”风格是新艺术运动的延续，而不是新艺术运动的对立。新艺术运动与“ART-DECO”都竭力想寻找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风格，都注重装饰材料运用方面的多样化，并尝试现代化的新材料。
3人们对“ART-DECO”建筑风格的误区
3.1“ART-DECO”就是新古典主义?
曾经看到一家香港知名的建筑设计机构在一个项目方案设计文本中，将“ART-DECO”建筑和新古典建筑混为一谈，并在很多定义和名词解释中存在谬误。我们上文提到新古典主义对“ART-DECO”风格的影响，来自古典主义的秩序感和造型元素等等。但是“ART-DECO”建筑比起新古典主义更加样式化，趋于几何和简化，更具有现代感，并且往往被赋予全新的题材。通过变形、简化、几何化处理将古典装饰转变成摩登装饰，这在“ART-DECO”风格的建筑设计中屡见不鲜。新古典主义美学是以形的简洁和对庄严的考虑为准则的。相比之下“ART-DECO”建筑风格中的古典秩序感并不十分严格，有时甚至同现代主义风格类似，是非常自由的。所以说，“ART-DECO”并不等同于新古典主义，而是从新古典主义过度到现代主义的一种建筑风格。其既有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影子，又具有现代主义的设计要素----工业化建筑的表现形式。
3.2“ART-DECO”建筑完全是舶来品，在中国缺乏底蕴?
很多人认为，内地日渐流行和发展的“ART-DECO”风格建筑只是对国外同类建筑简单的复制和模仿，缺乏底蕴，完全是国人“崇洋”的情结作祟。这种谬误实际源自大众对我国近代建筑史的不了解，其实上海现存的许多近代建筑如国际饭店、沙逊大厦、锦江饭店及衡山路上的一些高级公寓就是早期“ART-DECO”的典型代表。它们不同于其他的古典建筑风格，所呈现出现代简洁的街屋面貌，成为构成上海“万国建筑博览”的一大要素，也奠定了上海城市风貌的又一基本特征。许多当年的“ART-DECO”建筑都与当时上海轰动一时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维克多·沙逊爵士在1925年起开始在上海兴建高楼大厦，首先兴建的是沙逊大厦，沙逊大厦面临南京路和黄浦江，三面沿马路，一向被认为是上海最好的一块土地。沙逊大厦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沿南京东路和外滩的外墙使用花岗石。从1926年4月破土兴建，至1929年9月5日全部落成，是上海第一个高层建筑；百乐门初建于1931年，1932年建成。由当时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万两白银，兴建ParamountHall，英文原意是“最高的、最卓越的建筑”，并以谐音取名为“百乐门”，在当时享有“远东第一乐府”的美誉……上海作为世界上现存“ART-DECO”建筑总量第二位的城市（仅次于纽约），目前已经成为世界“ART-DECO”建筑的“圣地”之一，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建筑师和建筑史专家的关注。
4结语
从渊源上来说，“ART-DECO”起源于巴黎，风行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纽约、上海，诞生了众多国际性的地标建筑，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ART-DECO”最初的盛行是伴随着新一代富裕阶层的诞生，这些新贵渴望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预想到，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国人会更乐于看到具有人文情怀的优雅元素在建筑中得到体现。“ART-DECO”这一经久不衰又富有创造力的建筑风格将留下更多的作品并带动社会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高考落榜后，我感到前路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能干什么。
那天清晨，父亲要我和他去村外的打豆场。头天夜里，父亲开着拖拉机拉着石碾子压了大半夜豆秆，碾压下来的豆子和豆糠掺杂在一起，堆得像一座小山。父亲把扬场的木锨撂在地上，然后挥起扫帚开始扫场地。扫过了场地，又开始缝补装豆子用的麻袋，把麻袋上的漏洞用麻布片缝补好。之后，父亲又不紧不慢地做一些零零碎碎的准备工作。
我问父亲，怎么还不扬场？父亲抬头看看天，说：“别急，等风来。”
等父亲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风也来了。父亲弯腰抓起木锨，一锨一锨有条不紊地扬着。混杂着豆子和碎豆皮的豆糠被父亲一锨锨扬到空中，经风一吹，豆子落在近处，豆皮飘落到远处，豆子和碎豆皮泾渭分明。一个多小时后，豆子已经扬完，风也停了。
坐下休憩时，父亲对我说：“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风的，在等风来的时候，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风来了便抓住时机赶紧扬场……扬场如此，人生亦如此。”
那个秋天，我决定参加自考，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两年后，我获得了中文专科文凭，之后又取得了中文本科文凭。2011年，区教育局招考教师，通过笔试、面试，我以全区第四名的好成绩被录取。教学之余，我开始文学创作，在报刊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并加入了省作协。因为有了之前的充分时福所以才有了我从落榜生到人民教师再到作家的蜕变。
点灯
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想成功，要实现梦想，就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然后“等风来”。有些时候，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只是因为风还没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失意时，与其急躁而碌碌无为，不如静下心来做好准备。“风”来了，我们便可以乘风飞翔。
童年的这个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每次落叶像蝴蝶一般携着秋风跳起美丽的华尔兹时，就预示着他就快回到乡下去看望姥姥了。姥姥总是在村口张望，双眼露出愉快的光芒，盼望着她小外孙的到来。等到秋风吹起她不染纤尘的白发时，她的外孙就投入到了她的怀抱之中。“姥姥你可真瘦！”他抱着姥姥纤细的腰，在她的怀里幸福地呢喃着。秋天的夕阳染黄了乡下大院中的每一处景色――树叶黄了，泥土黄了，连在大叶子下安稳沉睡着的大南瓜也黄得亮眼。在乡下的小屋中，他坐在那个舒舒服服的摇椅上打着呼噜，而那位年迈的老人便坐在农家热乎乎的炕头上，为他做着棉衣。秋风往往是欢快的，它撩起姥姥的白发，唱着丰收的喜悦。
“咚――”一个沉闷的声音在园中响起，紧接着就是姥姥的一声“哎呀”，他从摇椅中弹出来，焦急地冲向园内辛苦劳作的姥姥。他原以为姥姥摔倒了或被砸到了。可下面的话却让祖孙俩乐开了花：“哎呀，这大南瓜真黄！孙儿，你给姥姥拿着，姥姥给你炖南瓜吃喽！”一阵笑声从园中爆发开来，秋风卷着祖孙俩独有的快乐笑闹着，连那黄豆也炸开了荚！夜晚他和姥姥开开心心地品尝着大南瓜，香气从锅中氤氲开来，烈火温吞吞地舔舐着锅底，锅盖跳跃着，仿佛为只属于他和姥姥的欢乐而庆祝。他和姥姥嚼着米饭，咬着南瓜，幸福地坐在炕头上。
只怪光阴太快，抓不住的时光已随天空中的星斗流转。那年的秋风是悲伤的，抛却了以往欢愉的格调，改为忧伤地横冲直撞。树叶再也抵不住深秋的寒风凛冽，纷纷坠下，拥吻大地。还是一样的大院，一样的房子，一样的火炕，今年却没有了那么多的快乐。老人静静地卧在床上，时不时还痛苦地几声，一旁的他只求用自己的哭喊挽回老人飞逝的年华。但他又如何能够弥补那白发人的遗憾？她还是没有机会看见他长大的那一天。
那个他，是我。
姥姥走了，走得那么安静。秋风轻轻吹过那个熟悉的小院，她陪我走的路我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起风了……
辽宁省调兵山市第一中学
指导教师：宋宝英
吉吉工作室
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朱自清的散文《春》以诗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春之图。像一曲动人的歌，如一幅雅致的画。今天，就让我们追寻着作者的笔触，一起走进春天里……
资料助读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字佩弦，原籍浙江省绍兴市，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朱自清散文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练，文笔清丽，极富真情实感。主要作品有《背影》、《欧游杂记》、《踪迹》等。
自清由来
朱自清这个名是1917年改的。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按照正常学历，他需要读两年预科，升入本科后还要读4年，南于家境的渐近窘迫，他已经不能按部就班地学满这漫长的6年时光，便在上预科的第二年就跳级报考本科，并且被录取。为了激励自己，他取《楚辞》语“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严”中“自清”二字为名，表明自己甘于清贫；他字佩弦，也有典故，《韩非子》中言：“西门豹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弦，绷紧，性刚劲。朱自清取字佩弦，以自警策。
小节与大节
朱自清在吃的方面从来不拘“小节”，他有一个不良习惯，就是过量进食，因而导致了他晚年有严重的胃病。然而，当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直到弥留之际，他仍告诫妻子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在吃的方面从来是不拘“小节”的朱自清，却宁愿饿死，以生命的代价维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大节。
美点赏读
《春》是散文中的经典名篇，作者朱自清精心选择春天有代表性的景物，紧紧抓住它们独有的特征，以写意传情的笔触，把春美好的形象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抒发了对春的喜爱和赞美之情。阅读本文，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语言美。阅读本文，感悟作品脍炙人口、清新朴实的语言特点，重点要抓住三点：一是注意修辞。文章大量运用比喻、拟人、反复、排比等修辞，如写春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写鸟儿“唱出宛转的曲子”等，不仅抓住事物特点来展现景物，更能激发读者的想像力，生动形象，给人以美感。二是注意品味叠词。文章有20多个叠词，或“AA”式，或“ABAB”式，不仅读来琅琅上口，具有整齐匀称的音乐之美，更能通过舒缓的语气和重叠的韵律来展现喜爱之情。如“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一句，“轻悄悄”、“软绵绵”不仅写出了春草的质地，更写出了春风的轻柔，饱含着的是作者温柔的赞叹和无边的喜爱。三要注意多感觉描写。如写春风一段，文章从触觉、味觉、嗅觉、听觉的角度描绘看不见、摸不着的春风，不仅多角度展现春风的温暖轻柔特征，更能调动读者的想像力，获取身临其境的感受。
二、结构美。把握结构，理解作者行文的线索和思路，是解读散文作品的金钥匙。文章围绕一个“春”字，从盼春、绘春、颂春3个方面展现了对春的喜爱和赞美。作品开篇连用两个“盼望着，盼望着”，采用反复的结构表达出盼望春天到来的急切而又喜悦的心情；接着作者独具慧心，将整个春天用5幅图画来展现，即“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迎春图”，这样既便于集中笔墨展现同一类景物，又能多角度展现春的魅力，层次清晰，脉络分明；最后一部分作者用3个排比段歌颂了春天的美好，由娃娃到青年，点明春天成长过程，赞美了春天不可遏制的生命力。3个部分，一脉相承，结构紧凑完整，浑然一体；另外文章开头以“春天的脚步近了”开始，结尾以“领着我们上前去”结束，从来到去，前后呼应，抒写的是对整个春天的赞美。
三、意境美。王国维有言：“一切景语皆情语”，阅读本文，还要注意作者精心营造的意境美。情由景生，景中生情。文章展现春的景致，情景交融，处处饱含着作者深深的赞美和喜爱之情。如写春草，“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偷偷地”和“钻”写出了春草破土而出的挤劲，有力量，有活力，写出了不经意之间，春草已悄然而出的情景和作者惊喜的感觉，这样写就使无意识、无情感的小草似乎也有了意识，有了情感，充满灵性；写春雨，作者选取“黄晕的光”、“慢慢走着的人”和“静默的房屋”等景物，不仅为我们描绘了细雨朦胧、空灵悠远的春雨景致，更通过动静结合和舒缓的语调，把我们带入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淡远安详，富有美感。
知识把握
1 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酝酿（）撑伞（）发酵（）应和（）抖擞（）
2 本文围绕“春？写了哪些内容？重点写了什么？
3 为什么第一段要连用两个“盼望着”？
4 文章中最后3个句子有什么作用？能不能调换顺序？
5 品味下列甸子的妙处。
①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②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
类文阅读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因为旧貌换新颜给人带来希望；春天，因为万物皆复苏而充满活力。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为春天留下了美丽的诗篇。读罢朱自清的《春》，我们再走进龙章辉的春天里，看他笔下，春天又有着怎样的景致趣味――
草叶上，一阵风踮起脚尖
龙章辉
静静的河滩上。忽然冒出一阵风，调皮地站在草叶嫩嫩的肩膀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朝河的对岸望去――一道缀满新绿的坡岸挡住了它的视线。
青草柔柔地弯下身来。一阵风细细的脚尖踩得它们肩膀发痒，想笑，却强忍着。它们害怕自己一笑，苞里的花儿就会尖叫着，一朵接一朵地提前跳出来，在河滩上四处乱跑。
一阵风撩起长裙，踮起脚尖，歪歪扭扭地跑到河水前，它急着过河上坡。去看那边的景致了。一跳，一跳，再一跳……快要跳过河时，它却因为重心不稳，栽到河水里去了。许多浪花随即跳起来。排成排，串成串，大笑着浮游而去。
走上坡岸，眼前敞开了一片平展的田野。正是春耕时节，田野里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散发出湿腥的味道。农民们挽起裤脚、露出手臂，挥锄引灌、扬鞭吆牛，一派繁忙。对于一阵风的到来毫无察觉。
一阵风不甘寂寞，它走到田野边的一棵歪脖子树前，摇摇树叶，扯扯树梢，试图弄出些声音，引起人们注意。可它的目的似乎没有达到。人们仍旧沉浸在劳作中，专注而沉迷。
这时，它看见一个戴草帽、扛锄头的人朝这边走来。
有了！一阵风喜上眉梢。它一飘一忽地荡过去，将那个人戴在头上的草帽蓦地揭开――哈，居然是个秃头！
那个人愣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头上的草帽在空中飘飞。他丢下锄头，在纵横交错的田埂上迂回折转，跳跃着伸手去抓草帽。一阵风在旁边窃窃地笑了，一阵风是多么顽皮啊！
“当当当――当当当――”田野的另一端，乡村小学的钟声骤然敲响了。
一阵风被这清脆的钟声吸引了。它在牛背上站起来，踮起脚尖，看见学校紧闭的教室一间间地敞开了，孩子们一下子涌出来，像一条条清澈的溪水，在宽阔的操场上回漩。
一阵风迅即跳下来，轻轻盈盈地跑过去，它的长裙在田野上飘飞。
“当当当――当当当――”等一阵风快要跑到时，铃声又响了，这次是上课铃。刚才的喧闹骤然平息，孩子们列队进入教室，一扇扇敞开的门又关上了。
一阵风跑到一间教室前，趴在窗户边往里看。它看见孩子们已经全部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待老师开口说话。这时，教室里有人喊：“起立！”孩子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老师摆摆手说：“请坐下。”孩子们又齐刷刷地坐下来。教室里很快响起了琅琅书声。
“起立――请坐下――”一阵风在心里反复模仿。“起立――请坐下――”说着说着，不觉就说出口来了。一阵风惊异地发现，自己能开口说话了！
一阵风大喜，它转过身来，对着田野大喊一声：“起立！”
地平线上，齐刷刷地站起黄、绿、蓝3个方阵。
一阵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它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随口一喊，就喊出了这么多色彩。它接着喊下一句：“请坐下。”然而，那么多色彩就像一群不听话的孩子愣愣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谁也不肯先坐下来。一阵风傻了，它无法判断自己做的这件事是好还是坏。它紧张地在草叶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四处探望，目力所及，春光无边无际！
一阵风大惊失色。它不再说话，赶紧跑回了山林。它原本就是大山的孩子，旷野的精灵。
一阵风完全没有预料到，因为它的喊叫，这场春天已经变得如火如荼了。
（摘自《青年文摘》）
读后一思
优秀的文章，从来都是以缱绻的文字，氤氲着醉人心扉的清香，展示心中优美的意蕴。龙章辉的《草叶上，一阵风踮起脚尖》一文借助于春风的视角，展现对春的讴歌，表达出对春的旺盛生命力的由衷赞美，别开生面，充满情趣。读罢这两篇文章，在写作上你又有怎样的认识体会？谈谈你的理解和建议。
考题回放
一、从文后括号中选择恰当词语填人空白处的横线上。（2009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题）
1 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_______的喉咙，唱出_________的曲子，跟清风流水___________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__________地响着。
（嘹亮 宛转 清脆 应和）
二、阅读第5段，回答问题。（2003年湖北省仙桃市潜江市题）
1 选段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感觉的角度，把无形、无味、无色的春风写得有声有味，有情有感。
2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采用引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写出了春风___________的特点。我们所学过的古诗（词、曲）中有许多扣住季节特点写风的佳句，请默写一句并指明季节。
诗句：______________
季节：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知识把握
1.niang；cheng；jiao；he；sou。
2.3.见美点赏读二。4.不能，因为3个句子点明春天的成长过程，赞美了春天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表达了对春的喜爱和赞美之情。5.①见美点赏读一；②采用比喻、排比手法，准确写出春雨细密轻盈的特点，富有表现力。
类文阅读
示例如：选择机智的角度，抓住景物的特点，融入细腻的感情或采用优美的语言等。考题回放
一、1.清脆；宛转；应和；嘹亮。
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芙曾于《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引用柯勒律治“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这一观点，认为只有“雌雄同体”的脑袋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1994年，国内女作家陈染在英国一些大学演讲时提出“超性别意识”这一概念，后来又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给予了详尽的解释。我们可以将之看做是对“雌雄同体”思想的进一步阐释，除了认同“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感情与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⑤她还另辟蹊径地指出“一个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别来看待他人的本质的”⑥。可见，“超性别”不代表“无性别”，而只是基于性别视野之上却不自囿，能够越过性别的拘囿去看待人与物，以及最终面向“人”及宇宙的大关怀和大抱负。
事实上，散文集《愁乡石》的出版，标志着作家已经出走闺阁。“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更长的路要走。”（《步下红毯之后》）这之后，她的散文创作不仅有着一股超越女性单一性别视阙的“英伟之气”，更有一股将视野投向人类与宇宙，由小我出发而至大我的情怀和抱负。本文即从其散文书写中的三重身份：基督徒、中国人、“述者”这一角度着手来进一步探究作家“超性别书写”的成因及表现，力图勾勒出一代散文大家的成长轨迹。
一、基督徒：博观与博爱的底色调
生于1941年， 8岁前生活在祖国大陆，祖籍江苏徐州，8岁时，张晓风在战乱中随母亲迁居台湾。作家曾于散文《初雪》中回忆童年是在“拥塞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海船里度过”，并且他们那一代人都像“菌类植物一般”“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也许正因为战乱、逃荒等苦难的童年经历使得青年时期的她极轻易地便接受了基督教。她在回答友人关于人生意义的提问中答到：“若是没有信仰，我再也想不出其他的意义了。”（《山路》）
事实上，可以说是作家散文创作的底色调。坚定的信仰不仅开阔了作家眼界，也化为一道上帝般无所不至的人间关怀。一方面，使她能以低姿态贴近自然、亲近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她也能超越生活本身，探向生命本体，对“人”作超时空的永恒思考。
首先，宗教情怀扩展了作家的个人视野。正如余光中所言：“一般的所谓散文家，无论性别为何，笔下的题材常有日趋狭窄之病”，张晓风作为女作家，却能够“在题材上颇见扩展”⑦，这其中原因众多，但必是不容忽视的一点因素。以自然为例，在一般人眼中，自然仅仅是风景宜人却毫无感情的客体，但在作家眼中，成了沟通上帝与人类的媒介。起初，自然是c自己关系密切的庄严象征物。“父啊，你让我知道，你充满万有，让我知道，你在山中，你在风中，你在云中……”（《到山中去》）而后，作家与自然/造物融为一体。“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了……我走向田畦，就以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花。我举袂迎风，就觉得自己是一缕婉转的气流……”（《画晴》）最终，在相互交融中，人类也拥有了自然的永恒性。“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人可以在万年不变的山水中追溯和透视人类漫长的历史。她将局促在单一空间里的“人”拔高到时间长河里的“人类”之高度以获得超越单一时空的永恒属性。
即便是生活中极其琐碎的题材，她也极力运用超越生活本身的慧眼去发现，并有将之扩展至永恒的功力。酿酒，只是一件凡人的劳务，她却觉得这一行为不简单，乃是“参天地之化育”“缔造化之神功”（《酿酒的理由》）；韭菜合子，在她看来仿佛“宇宙包容着银河”（《饮啄篇》）；就连关掉电灯，家中闲坐，在她也是“仿佛胎儿犹在母体”（《我的幽光实验》）。她认为人类“灵魂深处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所以旅行是一种“放生”，而且将人类看作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放尔千山万水》）
其次，基督的博爱精神还令她自觉丢弃人类的飞扬跋扈，而以平等、谦卑的心态贴近和找寻“人”的本真状态。在大漠旅行：“我睡去……在一日疾驰，累得倒地即可睡去的时刻。我睡去，无异于一只羊，一匹马，一头骆驼，一株草。我睡去，没有角色，没有头衔，没有爱憎。只是某种简单的沙漠生物，一时尚未命名。”（《戈壁行脚》）这里，作家一方面脱离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大漠上所有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同类；另一方面，她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以平视姿态看待宇宙生物，并存有同在造物脚下、共沐上帝恩泽而不分彼此的脉脉温情。在《酿酒的理由》一文里，她觉得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一缸酒，便是“古代的史官”“站在日日进行的情节前，等待记录一段历史的完成”。（《酿酒的理由》）同样，“人”在这里，既属于生活本身，又获得了生活之外的历史，至此，张晓风对“人”的诠释可谓淋漓尽致。
基督徒的身份于作家犹如拥有了一副上帝之眼，因而她能够拥有更宏阔的视野、饱览世间更广阔的风景。在此视野关照下，跨越闺阁之狭隘，性别之鸿沟，拥有一种“超性别”的视阙，也都成了意料之举。
二、中国人：从乡愁里溢出的慷慨悲歌
曾有人问张晓风散文创作主题，她回答：“如果有人分析我，其实也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基督教’。”⑧如果说基督教信仰是她生命运行的底色调，那么“中国人”身份则是一湾之隔的张晓风毕生梦魂牵绕的心灵归所。散文集《愁乡石》（1977）的出版，预示着作家已从闺阁中出走。对于一块土地、分割两处的无奈现实，她开始从两岸同源、也是自己熟悉和喜爱的古典文化中，寻求和辨认精神上的中国版图。联系张晓风的散文创作实践，显而易见，乡愁文学，正是她取自古典而融于现代的一个突破口。
不同于梁实秋、林海音、琦君等一批在大陆生活过的作家笔下的乡愁散文，8岁迁台的张晓风对故乡的记忆十分淡薄，因而她只能从精神上对古老中国进行感性的描摹。这也是她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愁书写之处。更是她的乡愁书写能够在阴柔、绮丽之外，平添一丝悲壮色调的原因所在。
张晓风的乡愁书写拥有强烈的家国意识。8岁时，父亲将她和母亲送至江边，自己却因为“守土有责”承诺会“熬到最后五分钟”（《步下红毯之后》）。父亲的言传身教给幼年张晓风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家国的种子。这之后，她的家国情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她对“中国”形象的维护上。“行年渐长，对一己的荣辱渐渐不以为意了，却像一条龙一样，有其颈项下不可批的逆鳞，我那不可碰不可输的东西是‘中国’”。甚至于“只要听到别人的话锋似乎要触及我的中国了”，作家便会“一面谦卑的微笑，一面拔剑以待，只要一言伤及它，我会立刻挥剑求胜，即使为剑刃所伤亦所不惜”。（《矛盾篇》）这里，我们看到的俨然是一个近乎疯狂的爱国者形象，既正气凛然又英雄气十足。另一方面，她对“中国”的体认是在中国之外找寻与中国相关的一事一物。为此，她在马来西亚“俯饮麻六甲的郑和井”；她在纽约街头“看李鸿章手植的绿树”；她在韩国的庆州“看汉瓦当……”所有这些举动仅仅是为了赢回“故国的形象”，为的是将散落在全世界“像拼图一般”（《矛盾篇》）的中国聚拢起来，最终完成她对中国的版图构想。她也会在台湾本土的地名、菜名中寻得故国的痕迹。“云南的人和园，四川的吴抄手，广东的新陶芳，北平的正阳楼……”每当作家在品尝这些美食时，都觉得自己“咀嚼的不复是菜肴，而是流浪者在异地的悲歌”。（《我们的城》）
其次，对中国之爱不可避免地要具体到对中国文化之偏爱上。中国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张晓风幼年在台湾接受了较为正统的古典文学熏陶，大学毕业后又长期在高校教中国文学。这使得她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学精髓，又比常人多肩负了一道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在《色识》《玉想》《地篇》等篇目中，她系统铺陈了中华文化关于颜色、玉器、地名等繁复并精致的描述。《色识》中，中国色彩可谓琳琅满目：祭红、牙白、甜白、娇黄、茶叶末、鹧鸪斑……；《地篇》中，她由《尔雅》中对”地“的概念引申到地毛、地血、地肺、地骨、地脂等概念并一一为其附上个人的感性注解。这一举动早已超越了国学爱好者的初衷，而是作为入世的知识分子肩负起弘扬国学的使命感、责任感，有意识的对中国文化进行普及化、大众化的宣传。尤其是在快节奏和功利化的当今社会，国学之美犹如一道被封存的宝藏，而作家自愿当起掘矿人。在《我有一个梦》中，面对音乐、英文等科目都有专门教室的现状，她不禁疑惑：为何不能建一间“国学讲坛”？她的梦想便是拥有一间专属于国文课目，一间“合乎美育原则，像中国旧式书斋的教室”。作家的古典情怀可想而知。在宗教的底色之外，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是张晓风自愿担起的文人使命，是士大夫力挽狂澜的当代诠释。
在对“中国人”身份的追溯过程中，作家选择了“乡愁文学”作为突破口，在她熟悉的古典文化领域，她不仅作为一名研究者，也作为一名弘扬者，将古典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加以传播。她的写作，既不缺少女性的敏感颖悟，又能超越女性的琐细和低吟。她从小我的个人乡愁情怀出发，却能超越小我，朝着极具社会使命感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形象靠拢。体内盛息着的信仰血液，连同中国儒家入世的胸襟，都决定了她的散文创作必定超越了女性低矮的天空，而在更高处展翅飞翔了。
三、述者：为天地作传的注释者
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是指只阐述前人著述，而不掺杂自己观点。张晓风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她说：“‘述而不作’，少年时代不明白孔子何以要作这种没有才气的选择，我却只希望作而不述。但岁月流转，我终于明白，述，就是去悲悯、去认同、去解释。”（《给我一个解释》）最终她认定自己的写作是一种“述”，因为她说“解释，这件事真令我入迷”，“山川和人世”是无言的，作为人却可以“用智慧、用言辞、用弦管、……用爱，一一对这个世界作其圆融的解释”。（《给我一个解释》）在张晓风笔下，“述”既是入世，是对“人”的关怀，也是对物的诗意阐释。
对于人，一方面，她记录当代已然消逝或者即将消逝的优质灵魂，作为人性的活化石。她笔下既有已故的文化界前：同事杜公（《半局》）、老校长洪陆东（《看松》）、作曲家史惟亮（《大音》）、老师俞大纲（《孤意与深情》）、戏剧导师李曼瑰（《她曾教过我》）等，又有与她并肩作战过的同伴：歌唱家姚立含（《我听到你唱了》）、导演黄以功（《找个更高大的对手》），更有奋斗自立的泰雅尔山胞温梅桂（《蜗牛女孩》）。她着墨最浓之处在于“人”。她称嘴巴刻薄却爱憎分明的杜公为“有瑕之玉”，因为“他才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半局》）她认为“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死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人”之所以为作家所倚重，源于张晓风对五四时代“人”之价值与尊严的追溯，是对生命本体价值意义的探索，更是对当代“人”之堕落的痛惜与反思。她理想中的“人”是兼具儒家之“仁”与基督之“爱”的完美结合体。她笔下那些优质的灵魂已然变成当世为数不多的活化石。她曾与友人通话中痛心地指出：“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而且也“不能想象”（《大音》）。所以她“缅怀的不仅是逝者，而是属于逝者那一代的风范”。（《看松》）
另一方面，她以现代眼光透视历史，更以一支秀笔写活了历史人物。《梅妃》《许士林的独白》《大师・树林・鸟蛋》等篇章中，她以知性的笔触还原为历史遮蔽的个体心灵的独白，目睹天宝年由盛入衰的梅妃、新科状元，回乡祭塔怀母的许士林、在一片有鸟蛋的树林里沉思的爱因斯坦……这些人物的所思所想如在耳瓣，他们从历史上单调的名字变成了真正血肉丰盈的“人”。
对于物，她一向不厌其微小琐碎，极力挖掘它们背后的深情与诗意。她从饺皮上的“手泽”感到了“万物的有情”（《种种有情》）。她甚至通过垃圾阵里若干张印有“广东潮艺国乐社”的绣帔，追溯起潮州音乐、潮州菜以及推想绣帔的主人面貌。《礼物》篇中，她细数了朋友相送或者自赠的各种礼物，这些礼物背后无一不满怀着送礼人的深情和深心。《衣履篇》中，她依次罗列了睡袍、油纸伞、花鸟门额、羊毛围巾等物件，这些看似平凡的衣物背后都深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咏物篇》中种类繁多的花树以及《林木篇》中，形态各异的树木科，经过作家的感性浸润，全都获得了古典诗词的意境和美感。张晓风笔下的物，因为有了“人”的透视而不再是毫不关情的自然界客体。它们在散文家灵心诗性的浸润下，或者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牵连不断的情感纽带，或者成为“人”之诗情的客观承载物。张晓风之伟大处正在于，她将人之所及所触所闻的有限空间变成了一座万物有情、万物关情的无垠天地。
“述者”的追求和抱负令她逐渐成长为一名散文大家。身为女性作家，一方面，她的散文作品时时散发着独属女性的温情、知性和细敏；另一方面，她的“述者”抱负令她既不满足于女性的低吟软语和相对狭仄的风景，又无兴趣陷于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混战之中。她从性别视角出发却不自囿，而是直抵对“人”之价值意义的更深处思考。“基督徒”“中国人”“述者”这三重身份，既呈递进之势又不断融合一体，既为作家的“超性别”书写提供契机，又进一步展现作家“超性别”书写的不俗成果。在当今这个价值失落、秩序颠倒、流行解构、热衷文字游戏的时代，她的散文作品因饱蘸基督之博爱，又深得中华美学之精髓，再加上她不拘一格的“述者”抱负，显示出了一个散文大家应有的风范。
注释：
①②④⑦余光中：《亦秀亦豪的健笔――我看张晓风的散文》，参见张晓风：《你还没有爱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
③痖弦：《散文的诗人――张晓风创作世界的四个向度》，参见张晓风：《色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五一爬山作文范文一今年的五一节，我特别的高兴，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一大早，我们全家三口人乘坐爸爸开的车，顺着110国道，直奔毕克齐啦嘛洞。
啦嘛洞在巍巍的大青山半山腰，周围有挺拔翠绿的松柏树环绕，有常年不断的青泉小溪从山顶流向沟底。山杏花红的、粉的，给山坡增加了艳丽的色彩，满坡的青草都披上了绿装。这里风景优美，空气怡人，真是人间的仙境。我背起旅游包，刚开始很有劲，半个小时以后，我就感到呼吸非常困难，气喘吁吁，腰酸腿痛，筋疲力尽，总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正在这时，上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笑哈哈地对我说：“小朋友，不能坐下休息，山头风大，登山出了汗，坐下最容易感冒。”我羡慕地问：“老爷爷您今年多大年龄了?”老爷爷爽快地回答：“77岁了。”我敬佩地啊了一声。在老爷爷的鼓励下，我们用了两小时，终于爬到了山顶的“金顶洞。”
“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在下山时，虽然腿上的肌肉都在发抖，浑身筋疲力尽，满头大汗，但是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看到连绵起伏的山峰都在脚下，远处在楼房如立起来的火柴盒，白云朵朵触手可摸。真像西游记里传说的仙境一般。今年的五一小长假过的真快乐。
五一爬山作文范文二今天是“五一”节，我和爸爸到括苍山去玩，这是我好久以来的一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别说我有多高兴啊。
到了括苍山顶，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括苍山是台州最高的山，在山顶上向下看去，四周的景物尽收眼底，下面的村庄就变得像火柴盒那么小。在我们的身边，有一根一根很大的柱子，足足有几十米高。柱子的顶端都有三片叶片，像蜻蜓的翅膀，又像是电风扇的叶片，叶片总是在不停地旋转。我问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说这是风力发电场，只要有风，叶片都能转，只要叶片在转，就能够发电。爸爸说风力发电是利用自然资源，既环保又省钱，一天24小时都能发电。听了爸爸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多么发达啊。
今年的“五一”节是在括苍山上度过的，我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懂得了什么是风力发电场，增长了知识。
五一爬山作文范文三五一劳动节到了，在这个出游的好时节里，我和哥哥决定一起去爬山。
我同哥哥一块开始往山上爬。哥哥胸有成竹的说：“我一定要爬上第三座山。”这声音多么有志气啊!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爬，而哥哥犹如那刚出生的小羊羔，马上就要站起来似的。爬山的速度比我快三倍。我看着哥哥这样的快，我也开始憋足了劲儿往上爬。我们翻过了一座山又翻过了一座山。啊!我终于爬上了山顶了!我们站在山上往下望，整齐的公路、成片的楼房、茂盛的树林、绿油油的庄稼尽收我们的眼底，心中无比喜悦。可是，哥哥说再下后面的山，我心里不想爬了，但是我也无可奈何只好跟着下山，我边下山，边拔野花，心里又开心起来。
哦!下山不到一会儿看见了三级电站的大河那儿，我非常激动。很快地跑下山玩打水仗，又砸石头玩。玩了有十分钟，哥哥说走，我便恋恋不舍得离开了。
当我们噘起嘴唇，舌头轻抵上颚，用丹田之气幽幽吐出Nouveau，这个带有浓重法国情调的单词时，也许一切都改变了，它寓意着“崭新的”。它与任何其他名词的结合，似乎都带上了一点革命的意味，新生儿、新的事物……直至Art Nouveau――新艺术运动。
“新艺术运动”的名称源于萨穆尔・宾（Samuel ・ Bing）1895年在巴黎普罗旺斯街经营的名为“新艺术之家”的画廊（La Maison Art Nouveau）。当年的《费加罗报》称这个画廊为“杂货铺”，因为它所展出的东西，包括当时最知名的设计师所设计的彩绘玻璃、艺术玻璃、招贴画和珠宝首饰等五花八门，根本无法归入一个统一的风格。逐渐地，萨穆尔・宾的这种另类风格的综合体独成一派，在1900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也使“新艺术之家”的名声不胫而走，从此，这种风格被定义为了新艺术运动。
新艺术运动曾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艺术风格，它受到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启发。工业革命使得艺术品不再是富人的独享，那些对于曾经辉煌艺术品的廉价、俗气的复制，使得倡导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驱艺术家们梦想彻底改革工艺美术，用认真且富有意义的手工艺去代替廉价的大批生产。同时，借鉴了东方的文化艺术，尤其是日本“浮世绘”的线条感、大胆分割画面的构图形式以及各种视觉要素的强烈对比，新艺术运动产生了属于它自身的独树一帜的风格特征。在设计的形式上，艺术家的口号是“回归自然”，以植物、花卉和昆虫等自然界的事物作为装饰图案与素材。但他们也不完全以写实的方式展现自然，而多以象征有机形态的抽象曲线作为装饰纹样，呈现出蜿蜒曲折、错综复杂、富于动感韵律、细腻而优雅的审美情趣。在使用的材质上，新艺术运动没有像某些其他运动那样躲避使用新材料、使用新机器，而是使其发挥所长，这一点在建筑、室内设计、珠宝和装饰品领域尤为突出。
遍地开花的新艺术运动
在涉及的领域上，新艺术运动被许多批评家和欣赏者看作是艺术和设计方面最后的欧洲风格，因为在此之后，欧洲几乎再也没有这种地域范围如此之广的艺术运动产生，新艺术运动展示了欧洲作为一个统一文化体的最后辉煌。它试图打破纯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的界限，几乎跨越了所有的艺术领域：建筑、家具、服装、平面设计、书籍插图、雕塑与绘画，而且和文学、音乐、戏剧及舞蹈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论是对于新材料的使用，抑或是遵循“回归自然”的设计风格，1893年建造的塔塞尔公馆无疑是其最佳范本。
塔塞尔公馆的建造者是被誉为“打响欧洲现代建筑第一枪”的比利时建筑家维克多・霍尔塔（Victor Horta）。他设计的作品摒弃了在此之前的传统建筑不注重实用和个性的特点，从而显露出现代建筑风格的端倪。他坚信，现代建筑应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互相和谐的整体，而非拘泥于建筑形式。
塔塞尔公馆被公认为是欧洲最完美体现新艺术建筑特点的作品。在建筑的结构和材料上，霍尔塔大胆地采用了暴露式的铸铁结构和玻璃面。在建筑内部，霍尔塔也竭尽其作为室内设计师之所能，设计了每一个细节，如门把手、木工、彩色玻璃窗户和镶板、马赛克地板、楼梯扶手乃至装饰壁画和家具。从这个完整的设计风格中，我们能够窥探出霍尔塔从日本艺术中学会放弃对称构图，学会欣赏记忆中的东方艺术所具有的弯曲弧线。只是，他不仅仅是模仿，而是把那些线条移植到了跟现代要求十分相宜的铁结构之中。
另一类我们几乎每天见到，但又常常忽略其为“建筑设计”的就是地铁设计。对比我们城市中司空见惯的那些冰冷而又雷同的地铁站设计，骨子里浪漫优雅的巴黎人则为冷酷的机械赋予生命，温暖了整个城市文明。赫克托・吉马德（Hector Guimard）设计的“地铁艺术品”在材质上多采用青铜材料，而在造型上也使用了新艺术的代表――自然元素。植物与动物的线条或造型，尤其是草本植物与海洋动物的柔软曲线，结合了刚硬的青铜材质，创造了一种刚柔并济的完美表现形式。其出入口和候车亭的顶棚经常处理为贝壳或海螺的造型，而竖直的支撑部件则多选用扭曲的树干或缠绕的藤蔓，这种活泼动感的组合形式常给人一种回到自家后花园的恬静宜人之感。华灯初放时，它们则又幻化为从外星降落到地球上的巨型昆虫或植物，与高迪的超现实主义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地铁的这些装饰造型还无法扣动你的心弦，新艺术运动中最才华横溢的珠宝设计师勒内・拉里克（Lené Lalique）的作品想必会让你无法再移开双眼。
拉里克的珠宝因它梦幻般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而灿烂永生。随着设计观念的改变，他设计的珠宝框架越来越轻巧，宝石的雕刻工艺也越来越复杂。除了制作材料上的革新，如采用了珐琅、老化银、铜和玻璃等，他的作品还具有两个主要的灵感来源：自然和女性。充满灵性的动植物最受他的偏爱。除了圆滑细腻的动植物曲线外，拉里克更是大胆地将女性胴体与珠宝造型、材质进行完美结合，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珠宝设计师会对女性的描述如此开放，生动，唯美而又细致入微。拉里克的蜻蜓胸针就是一个将动植物与女性胴体完美结合的典范。蜻蜓双翅闪耀，振翅欲飞，女性妖娆的躯体几乎要扭动起来，这种人与兽的结合神秘莫测，具有难以言喻的生命力，并带着怪异、诡谲的美感。人与自然在鲜艳的金属色彩下完美结合，展现了新时代下女性意识的崛起，对女性胴体的审美观的改变，自然至上的追求，以及对机械美的认同。
新艺术风标签人物之一慕夏
当这种对女性之美的探索进入到了绘画领域，就迎来了另一位新艺术运动的大师级人物阿尔丰思・慕夏（Alphose Mucha）。出生于捷克的慕夏，却在他的故乡求学遭挫，于是带着波希米亚的民族印记，开始向巴黎的舞台前进。
慕夏的知名度远不及与他同时代的塞尚、梵高、高更等油画名家，可能是由于他早期并未在所谓的传统绘画领域中苦苦求索，转而进入了今天我们归类于设计和应用美术的领域。19岁进入装饰艺术的职场，担任剧场布景、书籍插画等工作，这似乎也注定了他在日后以海报、插图等平面绘图为主的才华，并凌驾于所有的装饰领域，发挥他的设计天分。
慕夏的风格以娇俏的女性为典型，以流畅的线条为塑形主体，并以植物藤蔓般的缠绕线条描绘发丝浓密的女主角。他擅长在画面空间中布置各式的花体文字，搭配装饰的图样，并且以如浮世绘般的平涂套色，营造简单鲜明的色彩，呈现出繁华的华丽气息与娇媚的人物图像。世人毫不费力便能辨认慕夏的女性形象，堪称新艺术风在19世纪末的一个醒目特征。由他绘制的海报既花哨又浓艳，既华丽又优雅，带着悠远的异国情调，又透露出耐人寻味的神秘感。古老的文明符号、波希米亚的民族风、天文星座的命运联想、文学典故的时代距离，这多重复杂的元素交汇成为清晰易懂的慕夏唯美风，也成就了他繁复却又清新的女性风格。
他的这种独特风格不仅让他成为了巴黎新艺术时代的宠儿，风行整个欧洲，甚至远及美国、日本，对中国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老上海的时尚美女月份牌。
老上海月份牌和海报的基因探索
如果说19世纪末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各种新兴产业，而海报是当时新兴文艺思潮和形形艺术运动的象征，那么远隔万里之遥的古老中国，透过西风东渐的影响，也将海报引进了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商家以绘制细腻精致又独具特色的“月份牌”广告馈赠顾客，一方面起到了宣传效果，一方面又成为了独树一帜的艺术设计。
而慕夏海报的风格，恰恰迎合了那个时期月份牌创作的需要，他颇具新艺术风格的设计手法也成为了中国月份牌绘画的内在基因――以大面积的美女造型为主，配上豪华、丰满、充满四时花卉元素的边框或是运用各种手绘的边框与字体。古老的东方与现代的西方，透过工业经济的牵引，呈现出了相似的表达方式。这些绘制着美女们的月份牌，无论挂于老上海狭窄的里弄街衢，又或是陈设在梧桐深处的花园洋房，都好似代表了一种对高雅富足生活的想象与向往。这向往，并非是以金钱的获取而过上一夜暴富的生活，而是用金钱达到一种富裕雅致的生存状态，这一层生活品位的涂抹，恰巧是月份牌在美女策略之外，赢得人心的原因。
今天视觉领域的“老上海”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月份牌搭建起来的，论及上海文化，可供展开书写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月份牌。它的题材源于都市中最光鲜的外立面，常常高于实际生活，由此在忠诚于都市时尚之基础上，还单独构建了一个专属老上海的独特视界。
光辉永存的新艺术风格
时光飞逝，如今月份牌的风格作为一种兼具民族文化气息、地域文化、人文情调的设计形式，已成为代表海派文化与复古元素的符号象征。运用在现代包装设计中，便是利用这种风格来刺激人们的视觉，从而唤起消费者对于那个流光溢彩的年代的回忆。
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的“双妹”品牌，在1910年便占据了当时最高端的时尚地标并拥有了众多美妆与香水产品。但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双妹”品牌在大陆逐渐淡出市场。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际，家化携手国际品牌团队并邀请了曾孙蒋友柏的设计公司，负责全新的LOGO、产品包装与店铺设计。蒋友柏表示为了重现这个老上海百年品牌的风韵，在设计过程中，他和他的团队翻阅了大量和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在最后的设计表现形式上，他并没有沿用双妹的原始风貌，而是选择了黑色和红色作为“新双妹”的基础色，用以诠释上海女人的神秘和性感。
人们对春天更是无比向往。有人早早购置起了春装，只为等候春天来临时;有人等候了一个冬天，只为春暖花开时去踏青;更有甚者。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爱春天散文写作资料，提供参考，欢迎你的阅读。
我爱春天散文写作一
飘尽寒梅，笑粉蝶游蜂未觉。渐迤逦、水明山秀，暖生帘幕。过雨小桃红未透，舞烟新柳青犹弱。——题记
盼望着，盼望着，春节过去了，春天就要来了。
可是，想象中的桃红柳绿、莺歌燕舞，并没有如约而至。都三月了，树枝上应是一派春光——各式各样的、五彩缤纷的、芳香四溢的花儿占满了枝丫;应是如朱自清先生的春描写的一般“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不开花的树上，也应是抽出了准备了一个冬天的芽，嫩嫩的、绿绿的，迸发着生命的活力。但是，现实中，抬头望去，除了一根根光秃秃的、无依无靠的、在寒风中倍显憔悴不堪的树枝以外，也只有几片侥幸未掉落的枯叶罢了。春天，迟到了。
不仅是春天，就连太阳也迟到了。一连十几天的阴雨，把人们对春天早日来临的希望浇灭了。连绵阴雨，虽说给杭州增添了一丝江南水乡的风情，但这挥之不去的雨水可不那么受欢迎。成天窝在室内，不外出，不活动，谁还会想起春天的到来?甚至有人打趣说，这样下去，是要和“清明时节雨纷纷”连上了哦!
太阳的离家出走，带来的除了雨水，还有寒流。已经是阳春三月的时节，却比春节时还冷三分。大街小巷中，人人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顶着风雨前行。一直不见升高的温度，让人已经麻木了——这究竟是早春，抑或是寒冬?
不过，春天真的没来吗?
你瞧!那干枯的树干，是不是换上了一层嫩绿?虽然还是光秃秃的，但这不同于冬日中死灰色的树干，它蕴含着生机。只要天气回暖，它便会长出一个个代表着春天的芽苞。那树下的野草，是不是冒出了新芽?即便天气与温暖的春天相距甚远，可这并与阻挡它们冲出土地的热情。它们作为春日的先锋，出现在土地上。那头顶的天空上，是不是出现了候鸟的身影?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温暖还是严寒，只要候鸟又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就意味着，春天的序章已经拉开了帷幕。看看满树的梅花，桃花、樱花、梨花盛开的日子还会远吗?瞧瞧小卖铺里挂起的风筝，离风筝漫天飞舞的日自能有几天呢?
人们对春天更是无比向往。有人早早购置起了春装，只为等候春天来临时;有人等候了一个冬天，只为春暖花开时去踏青;更有甚者，已经乘着大风，在雨天的间隙中放起了风筝。看来，这寒冷的天气，一点都没影响人们对春的喜爱。无论环境有多么恶劣，只要心中有春天，即便是寒冬，也是春光无限。
盼望着，盼望着，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来了。
我爱春天散文写作二
春天是迷人的。
先是一阵微微的春风，吹来春天最真诚的祝福。继而是几声清脆的鸟叫，一阵笛声，声声笑语……春天便姗姗而来了!
柳树以清泉为明镜，飘扬着自己绿色的长发，仿佛是绿色的油漆涂在上面，让它焕然一新，显得十分清秀，越看越觉得柔美可爱，真还有点仙风道骨呢!柳树上停满了小鸟，吱吱喳喳地吵着。仿佛在说：“春天来了，这些树长出了茂密的叶子，我们快停下来歇息聊天吧。”
小草自然也不甘落后，努力地往上挤，吃力而兴奋地冒出了嫩绿的稚芽。远远望去，就象一张张绿色的手帕随意盖在大地、山坡上。春风拂过，小草弯腰，望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新绿，如含羞的少女，在风中忘我地陶醉。
白云也优哉游哉的出来散步了。看!那不是马伯伯云吗?它正练习晨跑呢!咦?那是谁啊?哦，原来是孙悟空啊!他还要闹天宫啊?
自然，有云的地方，一般都有清风。哇，一出门，就与充满香气的清风撞个满怀。清风一会儿在你左边绕来绕去，一会儿又在你右边纠缠……
有清风自然又有“哗哗”的流水了，俗话说“清风流水”嘛。漫步在自上而下的山溪边，脸上不时地被溅上了水花。嘿!这水花怪，晶莹剔透，还有丝丝凉意，溅在身上，却还觉得舒服着呢!我伏下身子，想用清澈的山泉洗洗脸。但我停住了，我看见一片飘荡在水里的绿叶。几支调皮的小鱼，不知是害羞还是什么，藏到了叶子下跟它玩起了游戏。更有趣的是，叶子上有几只小蚂蚁，大概是从树上爬到叶子上的吧!竟坐在叶子跳起了舞，以叶为船，随波逐流。面对此景此情，我挥一挥衣袖，悄然无声地走了，不带走一滴水珠，我不想吵醒山溪春天的寂静美。
呀!春雨来了，没带伞怎么办?没关系，这雨啊，要淋着才舒服呢。站在地中间，春雨飘飘洒洒地落在了我的脸上，爽透了。这雨滋润万物，使万物复苏，有“春雨贵如油”的美称。一会儿，雨过天晴，又是一派景色。人们都从屋子里出来了，冬眠的动物也都醒了，大地也热闹起来了。一阵风拂过，令人感到微微湿润的泥土芳香，小草的清香，花的幽香……啊!春雨将万物洗刷干净了，大地充满了活力，人们充满了精神。不错的，“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春景，多么令人陶醉，令人向往!
我爱春天散文写作三
眺望远方，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映入眼帘，微风拂过，麦浪滚滚，给原本光秃秃的大地披上了一件绿衣裳。深吸一口气，一阵阵油菜花香扑鼻而来。有的油菜花开得十分灿烂，有的正含苞欲放，还有的还只是个花骨朵，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仔细听，麻雀早已在枝头叽叽喳喳开起了音乐大会。燕子不知何时也已经归来。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又一个春天到来了。
还记得去年春天这时候，我正在读六年级下学期，小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去年春天仍然那么美，万物复苏，鸟语花香。那时的我们还是那么天真烂漫，也许没人会想象那即将分别的时刻。在那个时候，我的闺蜜问我：“小灰灰(我的昵称)，你说我们在明年的春天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我低着头，默默地沉思：“也许那时候，我们都上了不同的中学，和新同学玩得正开心吧!”她也沉默不语了，许久，她抬起头，笑着问我：“那我们到时候还会是最要好的朋友么?”我拉着她的手坚定地说：“当然，我们一定还是的朋友!”我和她都笑了，笑得那么天真，那么纯洁。她拍着我的肩头，说：“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你明白了吗?不管怎样，我们要一直一直当好朋友!”接着我们拉了勾，“拉勾算数，一百年不许变”……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现在，今年的春天我已经读了初一。虽然认识了许多新同学，相处的也很不错，但是我还是会想念以前的小学同学。“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头。也许在大人们看来，这不过是孩子的玩笑话，但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友谊。在我们的心灵上架着一座永恒的友谊桥。现在，有时候想起这句话时，自己也会笑，但这就是孩子们的友谊，不惨杂任何杂质的友谊，一份天真纯洁的友谊。
一、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沈从文范式的延续与突破
古华创作深受一代宗师沈从文的影响。古华多次拜访过沈从文：“从1981年秋天起，到1986年春天止，我每逢进京，都必定成为他家常客。……沈老则称我们是‘乡下人的会面’。”沈从文阅读完《芙蓉镇》后，写信鼓励古华追求更高的文学目标：希望新一代作家中，能“多出几个契诃夫，郭哥里，用乡村人事作背景，或用这些假时髦作题材，来各自写出大量的作品”②。古华曾撰文说：“他在写地方风俗方面达到一定高度。这也是沈老先生的很大特点。比如他的《边城》……那地方风味，地方风俗真写绝了。”③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在创作主张上，古华同样奉沈从文为圭臬。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在创作中自觉追求“牧歌”情调；古华同样声称“我是南方乡下人，身处江湖之远，既有乡下人纯朴、勤奋的一面……也有乡下人笨拙、迟钝的一面……”④他说自己的《芙蓉镇》是要“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⑤。从身份定位到艺术追求可谓亦步亦趋。具体到创作层面，采撷和运用方言口语话语，绘出一幅幅湘地色彩鲜明的风俗图画，传递相似的乡音乡情，同样成为古华和沈从文的共性。
打开《芙蓉镇》，首先看到的是作者对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芙蓉镇的细致描绘。按照河——街——商铺吃食——人物的展开程式，一幅动人的“山镇风俗画”把读者引入一个优美的境界，领略到了山镇的独特韵味和山里人纯朴善良的美德。如果细加分析，这里无论是风俗画面的展示程式，还是用来描绘风俗画面的地域方言词汇，甚至表达的句式都与沈从文的湘西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试比较如下两段文字：
芙蓉镇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古来为商旅歇宿、豪杰聚义、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因而三面环水，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从镇里出发，往南过渡口，可下广东；往西去，过石拱桥，是一条通向广西的大路。——《芙蓉镇》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
——《边城》
同样的小城小镇，同样的三省交界边陲之地，同样的溪水环绕……两段文字的表述何其相似。
还有，采用民歌的形式再现地域风俗人情也是沈从文与古华的共同点。民歌是人民群众借以咏唱他们的生活风习和思想感情的，是风俗画面中最有光彩的部分。由于湘西民歌的渗入，沈从文笔下的风俗画，往往渗润着一种清脆的乡音和亲切的乡情。《边城》中，正当翠翠久等祖父不归，赶热闹的人众已七船八船渡完，心中因安静生出一丝寂寞和自己也不察觉的莫名其妙的追求时，作家让她以极柔和的声音唱起巫师还愿迎神的歌，希望火神、大仙“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但愿“福禄绵绵”、“风调雨顺”，祈求神的“恩惠”与“好心”。古华《芙蓉镇》也采用了熟悉的民歌来表现湘南山区的民俗民情。小说专门介绍了坐歌堂的风俗：“原来芙蓉镇一带山区，解放前妇女们中间盛行一种风俗歌舞——《喜歌堂》。不论贫富，凡是黄花闺女出嫁的前夕，村镇上的姐妹、姑嫂们，必来陪伴这女子坐歌堂，轮番歌舞，唱上两天三晚。歌词内容十分丰富，有《辞姐歌》《拜嫂歌》《劝娘歌》《骂媒歌》《怨郎歌》《轿夫歌》等百十首。……《喜歌堂》的曲调，更有百首之多，既有山歌的朴素、风趣，又有瑶歌的清丽、柔婉。欢乐处，山花流水；悲戚处，如诉如怨；亢奋处，回肠荡气。洋溢着一种深厚浓郁的泥土气息。”风俗歌舞的介绍及《喜歌堂》歌词在文本中的出现，既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特异的民歌情调与艺术韵味，又反映了山区婚嫁的传统习俗。
当然，由于时代文化语境的变迁，尽管同沈从文一样，古华描写地方民情风俗的本领是很高的，运用民歌、民间故事的手段也很纯熟。“山镇风俗画”艺术地再现了独具湘南山区特色的芙蓉镇的地理环境、人情习俗。但是，古华写这些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寓政治风云于民情风俗图画”⑥才是他的终极追求。古华希望读者关心的并非他的芙蓉树或吊脚楼，而是诸如胡玉音等人物在时代政治风云变幻中命运的升迁浮沉。芙蓉树或吊脚楼以及小镇的风俗人情的画面描绘，只不过充当了文本人物的若隐若现的背景和陪衬，故事情节才是小说的中心，而情节演变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折射时代政治风云对人物的摧残或庇护。且以文本中的风俗歌舞《喜歌堂》为例作一论析。
在文本中，《喜歌堂》是和作品的故事情节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并同人物的命运密切相关。县剧团编导秦书田带领演员到芙蓉镇采风，把胡玉音的招亲仪式办成了一个《喜歌堂》歌舞现场表演会，并据此创编了大型反封建歌舞剧《女歌堂》。但这个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的歌舞剧，竟成了以后给秦书田带来数不尽的打击和屈辱的“祸根”。反右斗争中，《女歌堂》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秦书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文革”中受到了更大的磨难，并和胡玉音一起被罚扫了三年大街。在扫大街中，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秦书田的命运和遭遇，同《喜歌堂》有着直接的联系，并由此把他和胡玉音的命运连到了一起。《喜歌堂》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喜歌堂》中如怨如诉、回肠荡气的“喜歌”的引入，也是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的。每当秦书田和胡玉音需要抒发郁积心中的亢奋、悲戚、幽怨等复杂的感情时，就唱起了那古老的或自编的“喜歌”。特别是他们在凄风苦雨中同居以后，悲愤的心情无法倾诉，又轻声吟唱起了“喜歌”，用以抚慰自己和对方受了重创的心灵。这些“喜歌”，既表现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及相互间的爱慕和关切，又表现了他们对不幸命运和极左思潮的抗争。然而，风俗歌舞《喜歌堂》在整个文本中，并未能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未能抵达如陈思和所说的民间话语“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⑦。
恰相反，沈从文作为一个从边城走向世界的文学大家。他始终怀着对家乡的一片爱心，他以一个亲见、亲知、亲历的乡下人身份，用漫叙的笔调从容落墨并融进自己童年生活的经验和情思，细致地刻画了以苗族为主的湘西山区人民的生活式样和风土人情。在《湘行散记》《湘西》《边城》《长河》等作品，自然或独立的乡土人情画面充斥着作品的全部空间，“故事”和“情节”只是隐约其中。对沈从文而言，自然风俗画常常就是作品的主角、作品的内容，有时甚至可以为了表现自然风俗的需要让人物“消失于自然”⑧。在这一点上，古华与沈从文的差异或者说断裂得以显现。难怪有评论家对两人作如下比较：“如果把他们的小说当作图画；那么沈从文的作品基本上可视作山水画，人物在画面上隐藏极深，但这种风景画本身就体现了人的性格、人的自由和心灵。而古华的作品则是人物画，自然、民情风俗只不过是图画的背景，凸现于画面的人物有着种种复杂纠葛，人物的喜怒哀乐与背景只有表象形式上的关系，导致他们生动表情的是超越背景范畴的一种力量——源于上层建筑的政治社会力量。”⑨这种评述是十分准确的。
二、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的变迁：两种话语的龃龉与冲突
相比沈从文，周立波似乎离古华这一代作家距离更近。周立波在1958年和1962年连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同时兼任《湖南文学》主编多年。1950、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湘籍作家大都多多少少受到周的影响。古华在谈到《芙蓉镇》的创作时曾有感触地说：“许多湖南籍的老作家，总是要求、劝导我们年轻一辈，要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开阔艺术视野，写出生活情调来。他们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范例。”⑩事实上，古华的《芙蓉镇》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无论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定，还是方言土语的运用，地域文化的传达均有不少相似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抛开上述传统的批评话语，从“现代性”话语的角度重新审视两个文本，可以看出两个文本都拥有两个话语体系：“现代话语”（普通话）和“民间话语”（方言）。文本所讲述的都是外来形态的现代话语进入并试图改造本土的民间话语，但最终两者的龃龉、矛盾和冲突在“时代进程”的作用下得以消解的现代性寓言。这种写作模式，自周立波《山乡巨变》等一系列作品起得以发源、奠定，至古华《芙蓉镇》抵达巅峰。
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纠葛从语言层面得以表现，并落实到人物关系上。《山乡巨变》中，外来者邓秀梅是现代话语的代言人，她进入山乡，带来全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土改政策，这些都是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在山乡，她得到了年轻一代（民间话语中向往现代话语的倾向）的支持，也受到老一辈的质疑乃至遭到不少“顽固分子”（民间话语的固守者）的抵抗。几番反复，外来的现代话语改变了山乡，使山乡发生“巨变”（意味现代性改造的成功）。作为一个主流作家，周立波只能顺从时代的潮流（现代性改造）来营构文本，讲述故事。但在现代话语取得全面胜利的表象下，出于潜在的母语方言情结和现代湘籍作家共有的边缘化文化身份选择的作用，《山乡巨变》还是在强大的现代话语中展现了民间话语（方言口语）的多姿多彩和固有魅力。
与《山乡巨变》一样，《芙蓉镇》同样讲述的是一个现代性试图渗入、改造民间的故事。可以从文本中的两个对比性鲜明的人物——李国香和胡玉音——来作一番具体阐释。如果把芙蓉镇上米豆腐摊摊主“芙蓉姐子”胡玉音看成民间性的象征，李国香则无疑是现代性的符号。她出场的身份是“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是个“新近才从县商业局调来”的“外来干部”，她的出场动作是——“三脚两步走到米豆腐摊子前，立眉横眼地把戴了块‘牛眼睛’的手伸了过去：‘老乡，把你的营业许可证交出来看看！’”而当众人纷纷打圆场时，她“真想大骂一通资本主义尾巴们”。李国香一亮相就作为“他者”站在了芙蓉镇这个民间社会之外，她的身份是由一系列“现代标示”确立的，其权威性首先体现为一套“神圣话语”。小说多次强调李国香的口音是“一口和悦清晰的本地官话”，她讲话的内容则是“一口一个马列主义，一口一个阶级斗争，‘四清’‘四不清’。讲三两个钟头，水都不消喝一口，咳都不会咳一声，就像是从一所专门背诵革命词句的高等学府里训练出来的”。她工作的方式是“注重搞串联，摸情况，先分左、中、右，对全镇干部、居民‘政治排队’，确定运动依靠谁，团结谁，教育争取谁，孤立打击谁”。而工作的目的，则是“依靠贫雇农，打击地富反坏右，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李国香所做的实质上是用现代阶级关系（现代话语）替代芙蓉镇延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民间伦理（民间话语）。
作为民间性的载体，胡玉音姣好的面容、丰满的身体、美妙的歌喉、泼辣的性格，则充分显示了民间的魅力。胡玉音是她父母年过四十，烧香拜佛才生下的一个独女。其命名“玉音、玉音”，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所赐的意思，正是民间话语对送子观音的迷信心理的真实再现。作为“米豆腐摊子”的女老板，她迎送顾客，接应四方，和顾客调笑斗口都是地道的“方言口语”：“再来一碗？添勺汤打口干？”“好走好走，下一圩会面！”就是骂人、咒人，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下锅就熟。贫嘴滑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扯你的大耳朵了！”“缺德少教的，吃了白水豆腐舌尖起泡，舌根生疮，保佑你下一世当哑巴！”……生活气息十足的民间话语，把这位外秀内慧、勤劳善良的“芙蓉姐子”的性格、气质、风姿一一凸现出来。
女经理和“芙蓉姐子”的冲突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文本的主旋律。所谓“借人物命运演绎乡镇生活变迁”{11}，正是这一现代性话语与民间话语代言人之间冲突的生动概括和写照。两者的冲突从“米豆腐摊子”与“国营饮食店”的经济斗争延续到小镇政治权利的争夺，甚至还有潜在的性的魅力的比斗。在冲突中，女经理依靠强大的国家话语威权（舅舅为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拉拢民间话语中的丑陋象征“吊脚楼主”“运动根子”王秋赦，利用民间话语中的动摇分子“黎满根”及其女人“五爪辣”，在短暂取得了对“芙蓉姐子”所代表的民间话语阵营（包括软弱的丈夫黎桂桂、皈依民间的“北方大兵”谷燕山和“秦颠子”秦书田）的胜利后，很快归于失败。在这场话语冲突中，民间话语的代言人胡玉音展现了更为坚韧和持久的魅力和力量。文本中有一段言语最能表现胡玉音在面对不公平的命运、打击和灾难向她袭来时的抗争性。这番话有一个参照物，就是她那软弱、毫无主见的丈夫黎桂桂。
“祖宗爷!人家的男人像屋柱子，天塌下来撑得起！我们家里一有点事，你就连个女人都不如，碗筷都拿不起？”胡玉音对自己不中用的男人又恼又气又恨。
正是坚持斗争和长久的忍耐使胡玉音取得最后的胜利：苦尽甘来，夫妻团圆；而吊脚楼最终垮了，王秋赦疯了。王疯子每天在芙蓉镇的街上游来游去，声音凄凉地叫喊：“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这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其中有警醒的成分，更多的则是嘲讽的意味。
可见，《芙蓉镇》与《山乡巨变》一样，都采用了现代性与民间冲突的相似的故事模式。当然，两个文本时代语境的改变，也使两者在民间话语（主要表现为方言土语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生活伦理）的展现乃至最终的结局上均有不少的改变。在民间话语的展现上，《山乡巨变》中民间话语好比那严寒掩盖下萋萋的青草绿芽，现代性话语的高压是无法完全屏蔽它们的存在的，待到春天来临，它们总会在沟壑、墙头、屋角悄悄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展现其固有的鲜活的生命气息。而《芙蓉镇》中的民间话语，好比那一丛丛墙角开放的红梅，却是始终在与严峻的寒冬抗争中怒放，张扬其内在的魅力。在结局的处理上，《山乡巨变》和《芙蓉镇》都臣服于时代逻辑的规律，但《山乡巨变》选择的是现代性改造的成功，而《芙蓉镇》则讲述的是一个现代性的未完之局。
① 谭桂林.寻求与创作主体的精神共振[J]. 芙蓉，1991，(4).
② 古华.一代宗师沈从文[A].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C].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③ 古华.文学需要高度[J]. 芙蓉.1985，(5).
④⑤⑥⑩{11} 古华.芙蓉镇·后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⑦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A]. 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