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5: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作家洪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00年12月，有“文坛北丐”之称的作家洪峰应云南《大家》杂志的邀请到昆明采风。在“云南信息港”的聊天室中，时年4l岁的洪峰结识了不满18岁的曲靖财经学校的学生蒋燕。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让两人在网上聊得十分投机。
蒋燕好奇地提出想看一看洪峰的“尊容”，洪峰将自己的照片传过去后有些忐忑：“看到我又老又丑的样子，你还愿意和我聊么?”蒋燕很快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并且发来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并不惊艳，但眉宇间有一份灵气，还有那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昭显着她的青春与活力。
在蒋燕的盛情邀请下，洪峰于2001年7月来到她的家乡云南会泽县金钟镇马武村小住，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采风。初次相见那天，一个红衣女孩站在村口远远地等着洪峰的到来。熟悉的气息，熟悉的感觉，熟悉的面庞，洪峰的心微微颤动。“是你吗?”他轻声问道。女孩一脸微笑，看洪峰的眼神中也有着惊喜。
这是一个异常贫穷的村子，村民的平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蒋燕的家庭十分贫寒，作为家中的老大，她担负着照顾弟弟的任务。上小学时，她每天背着弟弟去上学，弟弟时不时哭闹，老师就让她到外面听课，她小学的大部分时间是站在教室外面度过的。洪峰心疼地问蒋燕有没有觉得苦，蒋燕淡淡地说：“没觉得，只要能听课就行。”洪峰深深地被这个女孩的质朴所吸引，他讲起了自己年轻时因为过分迷恋写作，忽略了和新婚妻子的感情沟通，以至于不到两年婚姻就破裂了。“如果我有了新妻子，一定会好好疼她、爱护她。”
从马武村回来，除了每天在网上聊天，每逢有事到曲靖市，洪峰都会专程到学校看望蒋燕，每次相见他们都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感觉。
2002年5月，蒋燕放假回家了，一连很多天没有上网。那几天，洪峰十分烦躁，什么文章也写不下去。自己莫不是爱上了这个年轻女孩?洪峰心里猛然一惊。离婚，让他数年不敢再涉足感情，而且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年轻的蒋燕。
5月底，洪峰结束了在云南的呆风回到沈阳，他决定将这段情感深深地埋在心里。但是，对蒋燕的思念让他时常冲动地拿起电话想拨打那个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最后又不得不放下。
蒋燕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这个“亲切的大哥”，情窦初开的她是一个对爱情十分执著的女孩。谁说年龄有差距就不能相爱?临近毕业，这个执著的女孩突然做出一个大胆的行动：2002年6月底办理完毕业离校手续，她从同学那里借了钱，花1450元买了一张飞往沈阳的机票。
接到蒋燕的电话，洪峰急忙赶到沈阳机场，娇小的女孩子背着包，孤零零地站在夕阳里冲他害羞地笑。洪峰心里一疼：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个女人需要我保护了。从那天起，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蒋燕既是洪峰的女友，又是洪峰的助手，手脚勤快的她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洪峰的眼睛受过伤，近视达1000多度，蒋燕主动为洪峰担负起整理书稿的任务，洪峰的长篇小说《中年底线》就是由他口述，再由蒋燕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
2004年初，洪峰所在的单位计划搞一个为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项目，洪峰萌生了在女友家乡种甜瓜进行脱贫试验的念头，他的方案很快得到了领导的批准。2004年3月，洪峰和蒋燕回到马武村，每天一早起来就去蒋燕家的田里施肥、插秧。4个月后。他们种的甜瓜喜获丰收，每亩地的收益达到1000多元，比以前提高了近一倍。村民们纷纷仿效着种起了甜瓜，看到大家收获后开心的表情，洪峰与蒋燕内心充满甜蜜。
沉浸在幸福中的洪峰与蒋燕都没有想到，一场灾难正向他们偷偷袭来。2005年初，蒋燕经常感到小腹疼痛，月经周期也不稳定。一开始她没有注意，只是从镇上的卫生院开了些止痛药。从7月份开始，随着腹痛加剧，蒋燕下肢出现浮肿，还一度晕厥。洪峰连忙陪同蒋燕来到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医院的一纸诊断仿佛晴天霹雳：蒋燕患有宫颈癌，已到中晚期。医生说，因为发现较晚，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机会，只能以放射治疗为主并辅以化疗，治愈十分渺茫。
拿着那纸诊断，蒋燕泪如雨下，险些倒在地上。洪峰没有落泪，他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抚摸着蒋燕的肩头：“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就算倾家荡产乃至拼掉性命，我也会让你好起来的。”
搏命救你，你活着就是我的理想与信念
蒋燕的情绪十分低落，心情抑郁让病情更加严重，她很多天不能正常进食，全身肿痛，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心急如焚的洪峰拿着蒋燕的病历走访了全国很多医院，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说：“她想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吧，只是别再把钱往这个无底洞里投了……”
一天，洪峰出去买饭回来，发现蒋燕正坐在床头低声啜泣，原来邻床的一位癌症患者刚刚停止呼吸被抬走了。蒋燕颤抖着扑进洪峰怀里：“我是不是不久以后也会像她一样死去啊?…‘你还这么年轻，不会有事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办法的。”洪峰强颜欢笑。
望着蒋燕年轻的面庞，洪峰意识到，如果让蒋燕住院治疗，每天面对生离死别，这对她战胜病魔的信心肯定是一种消磨。于是，他找到主治医生说：“我想把蒋燕接回家治疗，你放心，我一定会遵照医嘱做好一切。”医生同意了洪峰的意见，并为蒋燕制定了一份详细的治疗方案。
回家后，洪峰每周定时带蒋燕去医院做放疗，每个月检查一次身体各项指标。在放疗的同时，需要注射诸如留可然、匹服平等多种抑制癌细胞生长及扩散的药品，为此蒋燕每个月的治疗费用高达3万多元。蒋燕时常出现阴道出血和大小便失禁的情况，每当看到洪峰笨手笨脚地清洗内裤，蒋燕的眼睛总是红红的。
一天早上醒来，看到枕边一缕缕脱落的秀发，蒋燕再也承受不住了，她第一次冲着洪峰发了火：“我再也不想放疗了，宁愿死掉也不想没有头发。”洪峰沉默不语，走出家门。很快，他兴冲冲地捧着一个假发套跑回来：“我想找个理发师把你的头发先理掉，然后你戴上这个假发，这可是我跑了好多家才挑到的，保证比你原来的头发还要黑亮。”蒋燕抬起头，洪峰正用深情的目光看着她，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3个月后，两个疗程的放疗结束了，洪峰再次带着蒋燕来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们：“癌细胞有向其他盆腔组织蔓延的迹象，还要再进行两个疗程的治疗。”至此，蒋燕的治疗费用已花去50多万元，洪峰委托朋友以23万元低价卖掉了2000年在沈阳购买的三室一厅住房。
2006年4月10日，医生告知，虽然癌细胞依然存在，但肿块已经大大地缩小，可以停止放疗了。但是，蒋燕的身体对原来的药物产生了抗药性，急需新的治疗方案。
由于治病，二人没有精力管理甜瓜项目，收益距离原来预期的目标相差太远。2006年5月，沈阳市文化局的领导要求洪峰结束项目回单位上班。得知这个消息，蒋燕思索了半天说：“我不想再拖累你了，反正我们还没有结婚，你对我没有任何义务与责任。你回沈阳吧，我们分手算了!”
“我哪舍得离开你呢，无论去哪我都一定带着你，正好医
生说需要新的治疗方案，我已经托朋友在沈阳找了一家医院。”洪峰紧紧握着蒋燕的手。“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你，我是怕拖累你。”蒋燕泪水涟涟。“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两人紧紧地拥在一起。
2006年7月，洪峰和蒋燕回到沈阳。由于房子已经卖掉，两人将家安在以前单位分给洪峰的一套宿舍中。洪峰特意托朋友把在云南养的一只小藏獒带到了沈阳，他对蒋燕说：“我们养过的好几只藏獒都死掉了，只有这只活了下来。它能给你带来好运，你一定会像它一样强壮起来的。”
在肿瘤医院接受检查后，医生告诉他们：“病情已经得到抑制，按新的方案继续治疗还是有希望康复的。”“听到没有，燕子，医生说你有康复的希望呢，你可得加把劲啊!”洪峰喜极而泣。蒋燕也激动地点了点头，她惊喜地发现，前段时间因为放疗而几乎掉光的头发已经长出了新茬!
奇迹再现，没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幸福的脚步
虽然蒋燕的病情不再需要放疗，但她每天仍需要注射大量的药物，治疗的费用依然庞大。洪峰已经很久没有进行创作了，因此没有了经济来源。窘迫之时，洪峰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一位商人看中了他们养的那只藏獒，想出价10万元买走。
看到蒋燕正在家中开心地逗着藏獒，洪峰十分为难。在人生地不熟的沈阳，除了他，藏獒就是蒋燕的另一个伴。可是，蒋燕的治疗一天也不能停止啊。洪峰一狠心，背着蒋燕答应了对方。
商人来牵藏獒了，藏獒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它立在屋中，怎么拉它都不动。洪峰只好找来一位兽医，给藏獒注射了一支麻醉剂，将它弄上了车。望着远去的汽车，蒋燕站在楼道门口不停地抽泣。“燕子，我和人家说好了，等咱们有了钱还可以再把藏獒买回来。”
10万元很快就花完了，蒋燕的病情突然出现反复，再次出现全身水肿和腹痛现象，刚刚恢复到90斤左右的体重迅速下降到不足70斤。
2006年10月28目，正在为蒋燕的治疗费用发愁的洪峰，得知单位以长年没有坐班为由扣发了他两个月的工资后，不由悲从心来：还说是作家，连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都拿不到，怎么救未婚妻，我还不如大街上的乞丐呢!洪峰冲动地找来一块牌子，在纸牌上写上“乞讨”两个大字，并且写明自己的身份“姓名――洪峰，职业――作家。”他走到大街上，在一盏路灯下坐了下来，路人纷纷围观，并三三两两扔下纸币。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洪峰突然有点担心，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怕被当作盲流送进收容站。他立马收起了乞讨来的26元钱赶到医院，将刚做完检查的蒋燕接回了家。没想到，“著名作家公开乞讨”的新闻迅速被人拍下照片传到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直到晚上有记者寻到家中采访，蒋燕才知情。她深知，如果不是为给她治病着急，洪峰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她内疚地说：“都是我拖累了你。”洪峰握着未婚妻的手坚定地说：“为了治好你的病，就是真的在大街上当乞丐，我也乐意。”
然而，这件事造成的影响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洪峰从此天天被媒体包围，已经开始写作的小说《老房子》因此而中断。一天晚上，经过深思熟虑的蒋燕对洪峰说：“老洪，这次我是真的要离开你了，我不能再拖累你，我打算回云南了。”深知蒋燕脾气的洪峰知道这次很难说动她，只好采取“缓兵之计”：“即使你打算走，也得是我送你回去，你是病人，我怎么放心?”
E说着，门外响起了狗叫声，开门一看，两人惊呆了，居然是那只藏獒。此刻，以前十分健硕的藏獒已瘦得不成样子，满是泥土的爪子上不停地滴着鲜血。洪峰赶紧给那个商人打电话，商人告诉他，藏獒到他家后不吃不喝，一个月前的一天突然挣脱链子跑了……11个月大的它居然从几百里外的地方找回了家，洪峰一边细心地给藏獒包扎伤口一边对蒋燕说：“你看看，一条狗都知道对你不离不弃，我又怎么能抛弃你呢?”藏獒轻声地呜咽着，似乎也在劝说蒋燕，蒋燕默默地点了点头。
因为“乞讨事件”，许多朋友知道了洪峰倾家荡产替未婚妻治病的事。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洪峰筹集齐了蒋燕后续治疗所需的20万元费用，有人还匿名给他们汇来了5万元。11月3日，洪峰拿到了被沈阳市文化局停发的工资，单位还预支了他11月份的工资。
在洪峰的精心照料下，蒋燕的病很快得到抑制。为了赶紧还上朋友们的钱，洪峰更加努力地写作，2007年他推出了新作《恍若情人》。因为蒋燕的病情，他对医院与患者的关系有了深刻的感触，紧接着，他又完成了一部以妇科医生为题材的小说。
2008年8月，在肿瘤医院检查完后，主治医师兴奋地告诉洪峰：“蒋燕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完全消失，像她这么严重的病，能康复真是一个奇迹!”二人积蓄的泪水像冲破了堤口，肆意流淌……医生又告诉洪峰：“癌症康复后一般有5年的观察期，如果5年的观察期安全度过，就基本不会复发了。蒋燕的身体由于长期放疗的影响，免疫力大大下降，一旦感冒会引起病情复发。沈阳冬天的气候比较冷，不适合病人康复。”
二人做出了返回南休养的决定。2008年10月1 7日，他们再次回到蒋燕的家乡，还将带给他们幸运的藏獒从沈阳空运回了云南。
2009年新年前夕，洪峰与蒋燕在当地的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手续。看着两个大红的证书，洪峰得意地冲蒋燕笑说：“这下，我俩可完完全全捆在一起了，你再也别想赶我走了。”
蒋燕完全康复尚需大笔费用，洪峰意识到，只靠自己创作赚钱是远远不够的。看到村内大片的土地资源被荒废，几年前那个被他称为“比失败还要失败”的项目又回到了脑海中。在朋友们的资助下，洪峰用妻子对他的爱称注册了“老洪种植有限公司”和“老洪养殖有限公司”。
说起这条河,话可就长了。
20世纪60年代初,我就读于伊金霍洛旗一中。每逢周末,我总要约伴到乌兰木伦河玩耍。只见河床逐年变宽,混浊的河水日夜奔流。河东是漫漫沙丘;河西岸边怪石嶙峋,沟沟岔岔里遍生奇花异草,其间有不少的奇鸟怪兽……每逢雨后的清晨,在村东那条河之上,不时要出现缥缥缈缈的有山有水有树木有高楼的美妙景象。追上去观看,哦,消失了。老师说,那是海市蜃楼。
弹指一挥,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
一日大雨过后,我特意跑到乌兰木伦河看洪峰。混浊的河水如猛兽,奔腾着、咆哮着,卷着树木庄稼还有牛羊付之东流。
1958年在乌兰木伦河上游,曾建成了一座中型水库。可在1961年7月被连降的大雨冲毁。那日,山洪涌满水库,从溢洪道土堰漫顶而决口,继而冲毁大坝长达38米。库水卷着两千七百多民工苦战几年的血汗,卷着鱼苗,卷着众多百姓的泪水和悲叹,滚滚逝去。从此,当地老百姓再也不敢提及重建乌兰木伦水库了。
当时的乌兰木伦河,已经成了一条深川大沟。河两岸大片干涸的农田、牧场,在洪峰的不断冲击和沙魔的侵袭下更加干旱。如何整治乌兰木伦河,成为百姓关注的大事。
2003年,伊金霍洛旗政府作出重建乌兰木伦水库的决定。对此,有人怀疑,有人叹气,也有人赞许!
思路决定出路。
在全面调查研究、勘察、设计的基础上,一支技术过硬的建筑队伍开进了乌兰木伦河上游。工程于2003年4月开工,总投资6700万元,到2004年底完成。水库以周边城镇工业供水为主要目的,兼有防洪、减沙、养殖、灌溉等多种用途。水库建成让当地人重燃希望:乌兰木伦河正在成为造福百姓的“蓝色宝库”。昔日,沙丘上“海市蜃楼”的幻景,而今变成了现实。
作家徐兴邦目睹此情此景,即兴赋诗:
昔日漫漫沙丘带/而今沸腾建筑群/纵横油路通四区/阿勒腾席热展新容。
啊!天骄圣地――伊金霍洛,成为祖国西部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今天,彻底改造乌兰木伦河的重大举措,更加令人振奋!
2008年岁末,又传来喜讯:在康巴什新区及阿勒腾席热镇之间,一条全长11公里的乌兰木伦河人工湖改造工程投入建设。该湖西起乌兰木伦水库,东至东乌兰木伦河。湖呈月牙形。口宽400米,预计注水量一百多万立方米。
昔日,如此大的工程,人们想都不敢想。
鄂尔多斯市政府出台了“乌兰木伦河道整治工程”的决策,由市政府牵头组织,分段实施。从2008年12月下旬开始,每天有千余辆机动车往来奔忙,昼夜施工。上、中湖土方工程于2009年3月初完成,绿化景观工程8月底完成。
乌兰木伦人工湖是鄂尔多斯市向亚洲艺术节的一项献礼工程;又是一项惠民工程。
这个酷似“黄浦江”的集观光、旅游、娱乐为一体的人工湖的建成,必将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沿湖两岸将会出现一派高楼林立,商贾云集,游人如织的景象!
“说起来似乎有一种要沾他们光的感觉，实际上，现在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我们曾经都是同学。”夏季风说的是1990年鲁迅文学院的作家班。除他之外，莫言、余华、洪峰等都曾是这个班上的学员。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之一。
夏季风的祖父辈很早就生活在欧洲，家族先是在法国，然后定居西班牙。同样居住在海外的还有他的父母兄弟，虽然夏季风也时常往外跑，但他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国内长大，求学，工作，过早的独立生活使他特别沉迷于幻想式的东西，于是文学很快便进入了他的世界。而他的天赋也很快得到了展现，初一的时候便在《中学语文报》上发表诗歌，尔后又在《春笋报》举办的文学创作比赛中获评“全国中学生十大诗人”。
上世纪80年代，是西方文化思潮大举引入中国的时代。从诗歌到先锋小说，从哲学到艺术，夏季风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滋养。接下来的文学之路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1986年，夏季风开始在《诗刊》、《诗歌报》、《萌芽》等杂志上发表诗歌以及获奖。随着创作数量和影响力的增大，他也因此成为“89’诗歌大展”中的一员，并且先后出版《学习写作》、《感伤言辞》两本诗集。也因为文学创作的原因，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份青年性的报纸做副刊编辑，一年多后，他又被调入浙江省作家协会。
文学与艺术
在浙江省作协，夏季风先是大型文学杂志《江南》的编辑。那是1993年，在那段时间里，他认为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编辑出版了韩东、朱文、东西、李冯等作家的一套丛书，这是这些后来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作家们的第一本小说集。书籍装帧也是出自夏季风之手，封面选用的是著名艺术家梁铨的作品。在作协后来的工作，夏季风是《浙江作家》杂志的编辑、副主编和主编，与此同时他还兼任浙江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分管全省的文学创作。
两份杂志都隶属于浙江省作协，夏季风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几年。虽然是体制内的工作，但好在同事中作家比较多，“整体气氛比较宽松”，夏季风的个人创作并未因工作而终止，期间在《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天涯》等发表了大量的小说，2003年还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文学之星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个人的第一本小说集《罪少年》。即便是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依然在继续，“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时候，总是会被一种莫名的激情和狂热所笼罩”，夏季风说他那些发表过的小说再出一本作品集也绰绰有余。两年前，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丛书”主编林建法先生还在向他约稿，夏季风觉得如果出书，从前的有些作品还是需要再改一改，“经营一个机构杂事太多，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出手。”
虽然文学是自己的主要工作，但是夏季风对艺术的关注几乎是同步的，而且在那个思潮并涌、狂飙突进的1980年代，只关注其中一个学科“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对于文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后来成为策展人的夏季风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2000年，夏季风在《作家》杂志上开设了一个有关全球“70后”年轻作家的评论专栏，现在看来，他认为这与艺术家的个案研究其实是差不多的，始终有一种方法论存在。“我喜欢把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艺术史相互观照去看问题，作判断。与艺术科班出身的人相比，当然有缺陷，但从文学的角度去看艺术的问题，或许会跳出一些常规窠臼，尤其是在一些展览的结构和学术问题上。我觉得现在的文学和艺术之间的交集度太弱，基本上是相互疏离的，这样的现状对这两个学科来说并不是好事。”
关键看你做了什么
2006年之后，夏季风离开体制，逐渐脱离作协系统，开始展开当代艺术的评论和策展工作，并创办了《艺术与投资》、《当代艺术与投资》等杂志。随着2008年4月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正式成立，他又有了一个该中心馆长的新身份。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作为一家非盈利性机构，伊比利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后推出了一系列耳目一新的展览、论坛、活动和学术项目，官方一点来说，确实对丰富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2013年年初，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突然官方宣布更名为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同时改变的还有原机构非盈利的性质，也就是说，未来的蜂巢开始转向商业经营性质。而紧随其后的，可想而知是一系列的猜疑和想象。作为前后两个中心的馆长，夏季风肯定最有发言权，他说主要因素是股东内部对经营产生的分歧太大，原有的股东剥离退出，伊比利亚的名称也因为商标注册在原股东手中被带走，所以重新改名为蜂巢。这么看来早在2012年，作为非盈利性质的伊比利亚参加画廊商业性的上海艺博会，其实已经隐隐透露了机构性质转变的信号。众所周知，通常艺博会的申请都是提前一年进行，从这里可以看出事实上在2011年，伊比利亚的股东剥离和机构的转型计划已经完成，只不过没有正式公开对外宣称而已。对于当时外界的各种猜测，夏季风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需要特意去回应的，正如一个艺术中心究竟是非盈利还是商业性质，他觉得丝毫不重要，“你做的事情旁人会看得见的。关键是看你做了什么。”
像犀牛一样从容
从2012年11月开始到2013年4月份，经过半年的装修，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艺术界。更让人震惊的是，围绕着东方性美学的重心和线索，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同步推出3个甚至4个展览，从知名艺术家到年轻艺术家，全年8个档期，在一年内推出了32来个大大小小的展览和22本画册。
认识商泽军的人都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这几年发生了什么大事，读读商泽军的诗就全清楚了。确实，哪里有大灾、大难、大事，哪里就有商泽军的身影：《站在高处的人》、《国殇：诗记汶川》、《奥运中国》、《中国在太空行走》……每一首诗都诞生于一个大事件中。对于诗歌，商泽军有着自己的感悟：“诗歌是有力的，在民族遇到苦难和欢乐的时候，我们总能见到诗歌的影子，诗歌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情感的管道。而今我有幸加入诗人的行列，来到这片土地，我的笔就应加入我们民族的呐喊，为前行的民族壮胆。”
“我要上前线”
1998年，百年不遇的洪水肆虐中华大地，无数堤坝被摧毁，曾经是一名军人的商泽军再也坐不住了。
他说：“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上前线！”
在长江流域第七次洪峰来临的时候，商泽军毅然启程奔赴武汉。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商泽军拖着笨拙的身体和前线的军民一起在水里一站就是20多个小时。
“我在穿迷彩服的军人和普通民众中看到了永远不会消亡的凝聚力。我们必须筑起心与心相连的堤坝，这才是最坚固的！”商泽军说。
回来后他奋笔疾书，含着热泪写下了《保卫家园》、《中国脊梁》等一系列诗作，《人民日报》、《文汇报》、《诗刊》、《报》等数十家报刊强力推出。1998年10月，气吞山河的抒情长诗《’98决战中国》震撼出版。
“但愿我的笔能为这一次民族的灾难记下一份最真挚的文字，为那些不幸遇难的群众和英勇献身的人们超度英魂，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而歌。”谈及1998年抗洪前线的往事，商泽军这样说。
用诗歌镌刻浩然之气
2003年，一种叫SARS的冠状病毒袭击了中国，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蓦然降临。在“非典”肆虐之际，商泽军请缨出征，深入一线，并创作出气势恢弘的抒情长诗《保卫生命》。
在商泽军的诗里，你很难看到风花雪月的故事。读他的诗，你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我的诗魂在于贴近现实、关照民生、讴歌民族精神。”他是这样说的，也在一直这样做着。
2008年，当一场前所未有的低温和雨雪冰冻灾害袭来时，他又深入到贵州抗冰救灾第一线，与抢险一线工人、武警官兵一起并肩战斗。
“诗歌应该介入时代、介入社会，应是一代人思考的印记，它满布着痛苦和欢乐，汗水和泪水，挫折和辉煌。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面前，诗人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应该战斗在抗击自然灾害的前沿，应为时代留下印记。在这次采访中，我记住了那些战斗在抗冰抢险第一线的兄弟姐妹，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可贵的奉献精神，这是民族最好的养料。”商泽军不无感慨地说。
商泽军的诗歌就是这样在世俗的生活中追觅崇高，歌颂崇高，他把那些闪光的人和事作为一块块碑石，镌刻起民族的浩然之气。
道义存诗间
汶川地震后，诗歌成为国人情感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诗人商泽军没有缺席，他主动报名请缨，跟随中国作协作家采访团去灾区。在灾区，他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倾注在笔端，一首首诗歌源源不断地从笔中流出。与此同时，他还临危受命，负责主编一本抗震救灾诗选。那几天，他一边赶路，一边与远在各地的诗友沟通、协商。就这样，短短几天时间，由商泽军在抗震前沿主编的第一本抗震救灾诗选出版了。
从灾区归来，商泽军的长诗《国殇:诗记汶川》也旋即出版。长诗以独特的视角、诗性的感悟，讴歌了中国人民在大地震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灾精神，以及表现出来的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立场信念，并从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进行反思。同时出版的还有商泽军歌唱奥运的长诗《奥运中国》。这两首长诗都被列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近日，《奥运中国》又荣获《人民文学》2008年度文学大奖。
商泽军说：“民族的大道，就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我愿意呕心沥血去书写，但愿我的诗歌接近道义。”
小说的“颜值”自然是借鉴了这个网络词汇，小说家常将自己的作品看作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遗传了小说家的基因，他的外貌、气质都跟小说家相关，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也有后天学习培养的因素。这就是我们说的颜值。当然小说的颜值不等于小说家的颜值，小说跟人的区别在于，人有抽象的精神，还有具象的肉体，人是具体的存在，抽去精神，人仍然可以存活，比如植物人，抽去肉体，人也就不存在了。而小说本身就是抽象的存在，你不能将它抓在手里，触摸不到它的皮肤，它不会被雨淋湿，也不会在雾霾里艰难喘息。对于抽象的事物，你无法从其中抽离出什么，它的外貌与精神内核是融为一体的。
小说的颜值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指数，不只是外在语言的漂亮和极致，但外在语言的精致和靓丽确实是小说最容易被人们注意到的外貌形态。中国现代作家里，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语言都是具有观赏性的，沈从文的语言轻盈，充满灵性；鲁迅则是快刀，一刀斩下去，狠、准；张爱玲是驾驭语言的高手，她把语言用活了，她的语言诡异多变，就像玩魔术，你永远猜不到她是怎么把帽子里的鸽子变没的，又是怎么把纸牌变到树干里去的，她还可以把石头变成人，将人变为城堡，我这里引用一些句子，“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瓷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男作家的语言技艺不比张爱玲高，在女作家里，更是无人能出其右，恐怕也难有后来者。张爱玲同时代的一些女作家的语言“颜值”要逊色得多，太中规中矩，太没味道，并且繁冗，如同喝浑浊了的白开水。
当代作家，苏童、贾平凹、阿来的语言颜值极高，或许与他们最初写诗的经历有关（阿来现在还在写），写诗的人转为写小说，在语言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诗歌就是语言的艺术。古典文学里，《红楼梦》这部作品创造了古典文学的巅峰，从颜值上来看，几乎无可能比。它的语言也是巅峰，而像《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语言已经是非常粗糙了。张爱玲说过，她的语言也是从《红楼梦》学来的，《红楼梦》语言的影响在历史上将是持续和巨大的。
对于外国作家的小说，我们很难去判断的语言的优美与否，因为对于大多数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是借助翻译家的语体来体会一个作家的语言的，翻译最难的就是语言，破坏最大的也是语言，所有的翻译作品语言几乎都是一样的，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通过翻译家的语体去窥视到这些外国小说家的“颜值”，比如李文俊先生译的福克纳的作品，钟志清先生译的奥兹的作品，仲召明译的奥康纳的《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宋瑛堂译的安妮・普鲁的那本《近距离：怀俄明故事》（2016版的改名为《断背山》）。而博尔赫斯的作品，不管谁翻译过来的，你都可以感受他小说面貌的优雅、语言的灿烂和声调的考究。也就是说，小说的颜值高，可以越过语言的藩篱，超越翻译家自身的翻译体，因为这就像优美的风景一样，不同的摄影师自然会拍出不同的风景，但很难去改变风景自身的优美。
当然拍摄的艺术也是颜值的一部分，对于小说家来说，如何叙事往往是颜值高低的分水岭。众所周知，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事不仅是小说的形式，也是影响小说颜值的重要因素。19世纪的外国大作家叙事主要体现在讲故事上，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梅里美等，太多了，那一批大作家都是了不起的叙事高手，当然除了他们自身的才华，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有战争，有动荡，世界格局形成、演变，那个时代具备宏大叙事的条件，所以促成了文学的黄金时代。而到了20世纪，产生了现代主义，西方Y本主义扩张，工业发展，人在时代里是压抑的，作家是要有良知的，要去反抗这种资本主义扩张的命运，作家们开始去写人物的心理感受，关心人的自身价值，不再重视宏大叙事。卡夫卡、伍尔芙、普鲁斯特、福克纳、加缪、萨特、贝克特、马尔克斯等都是优秀的代表。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对现代主义的延续和发展，只不过更极端，内容消失了，追求的是“写作本身”。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叙事技巧纷繁、驳杂，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写作与阅读经验。后现代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达到， 实验、先锋小说席卷了几乎所有写作者，中国出现了马原、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叶兆言、洪峰等先锋写作的热潮。应该说，先锋写作常常追随叙事的高颜值。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叙事几乎要消失了，洋洋洒洒的300多万字，叙事极琐碎，比如对房子的描写――
有时候，我想起了那间路易十六时代风格的房间。它的格调那样明快，我甚至头一回睡在里面都没有感到不适应。细巧的柱子支撑住天花板，彼此间的距离相隔得楚楚有致，显然给床留出了地盘；有时候正相反，我想到了那间天花板又高又小的房间。它简直象是从两层楼的高处挖出来的一座金字塔，一部分墙面覆盖着坚硬的红木护墙板，我一进去就被一股从未闻到过的香根草的气味熏得昏头胀脑，而且我认定紫红色的窗帘充满敌意，大声喧哗的座钟厚颜，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一面怪模怪样、架势不善的穿衣镜，由四角形的镜腿架着，斜置在房间的一角。那地方，据我惯常所见，应该让人感到亲切、丰硕；空洞的镜子偏偏挖走了地盘。我一连几小时竭力想把自己的思想岔开，让它伸展到高处，精确地测出房间的外形，直达倒挂漏斗状的房顶，结果我白白煎熬了好几个夜晚，只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忧心忡忡地竖起耳朵谛听周围的动静，鼻翼发僵，心头乱跳，直到习惯改变了窗帘的颜色，遏止了座钟的絮叨，教会了斜置着的那面残忍的镜子学得忠厚些。固然，香根草的气味尚未完全消散，但毕竟有所收敛，尤其要紧的是天花板的表面高度被降低了。习惯呀！你真称得上是一位改造能手，只是行动迟缓，害得我们不免要在临时的格局中让精神忍受几个星期的委屈。不管怎么说吧，总算从困境中，得救了，值得额手称庆，因为倘若没有习惯助这一臂之力，单靠我们自己，恐怕是束手无策的，岂能把房子改造得可以住人？
很多读者翻了几页，都再难读下去，20多年前，我读第一遍时，只读到137页，便把书放下了，后来重读了两三遍，就痴迷上了。它是个具有强大引力的漩涡，一旦真正靠近，就会跌进去，而你跌进去的却是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梦幻，浪漫，丰富，让你不断迷路，那是一个你从未见过从未想过的世界。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一个市民的独白》，以色列作家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跟《追忆似水年华》有相似的魅力，它们叙事都繁文缛节、缓慢、羸弱，但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在审美、创作技巧上都影响了许多后来的作家。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普通的读者都更喜欢《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因为它们故事性强，好看，好读，又轻松不费脑子。而《红楼梦》是四者中故事性最弱的，除了开头有些惊天动地，可以说整本书都是细节描写，贾府的每个人物，都为每天的日常生活而忙碌，大观园里的生活，也就是日日吃饭、睡觉、玩耍，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最魔幻的也不过是贾瑞照镜子看见骷髅，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最轰动的也不过是死几个人，比如死了尤二姐尤三姐，秦可卿，还有最后的林黛玉。然而《红楼梦》的慢叙事、精刻化获得的文学高度与魅力，却远远超过其他三部，与《红楼梦》的“雕栏玉砌”相比，其他小说的颜值自然难免显得粗粝而简陋。
当代作家莫言和苏童都是非常讲究叙事的作家，显然莫言的叙事才能和苏童不是一个声部的，莫言是男高音，混合着美声和民歌的韵味，庞杂而雄浑，莫言是中国当代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他的叙事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而强大的叙事就是根有力的鞭子，一鞭扫过，将草根、灰尘、干牛屎、碎石块都带了出来，任何事物都暴露无遗，无所遁形，那么自然是美丑掺杂了。苏童则是短篇小说大师，他的声音不高亢，甚至最高音比一般作家还要低一些，他很会控制才华，他的小说，有种克制的美。如果就小说的颜值而言，苏童比莫言这个山东大汉无疑是一个清秀的英俊少年。
这自然与作家自身的气息有关。气息，是小说颜值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品位。上面所说的语言和叙事，其实说到底，都是由气息主宰的，或者说，气息是语言和叙事共同创造出来的。气息，是小说的魂。
气息，历来有高贵与卑微，阴郁与阳光之分。小说拥有贵族气息是很迷人的，高贵，优雅，这种气息只有极少数作家有，比如曹雪芹、沈从文、张爱玲，大多数作家小说的气息都是世俗而卑微的。但世俗和卑微并不影响一个作家的价值，譬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批判市侩习气的同时，也让小说充满人间的气息。当代的小说，尤其是那些乡土小说和打工文学，我们很难期望它拥有高贵的气息，一些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大都蕴含着一种小流氓小混混的气息，一些青年作家或许还迟迟未走出青春文学的阴影，青春期的叛逆与混混的气息混杂在一起，固然有趣而好读，但与高贵无关。当然高贵与卑微并不是衡量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卑微者的小说中常常透露着难得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芒，而一些貌似高贵的小说中，也流露着难以容忍的轻薄和恶俗。
高贵与卑微，高雅与俗气，跟作家本人的出身环境、身份地位都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一个作家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太难了，更接近现实生活，更少痛苦，写起来更容易。但要知道，人类的精神高贵性体现在对现实的超越上。没有对现实的深刻描写，是很难超越现实的，《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曹雪芹的破落贵族的叙事腔调，而在于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面貌和世道人心，他的高贵在于有枝可依。
小说的气质是很难进行简单分类比较的，比如阳光与忧郁是小说家最常见的两个类型，鲁迅的小说有一种忧郁的气质，被研究者称为“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而赵树理的小说、老舍的小说，则是一种敞亮的明了的气息，可见忧郁和阳光的气质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外国作家里也是忧郁和阳光并存的，福克纳、奥康纳、安妮・普鲁、欧茨，小说的阴郁气息是很明显的，他们的作品都带有一丝暴力与残忍，像余烬，阴暗、潮湿，快看不到希望了，然而黑暗里还闪烁着一星火光，那是作家留给人类最后的一丝希望。现实破败了，生活毁灭了，然而火光永h在那里，不会燃起来，风雨也吹不灭。当代作家里，余华的小说应该算是最阴郁的，只不过他比这几位作家更极端，他把那点火光也要掐灭。年轻一点的作家里，阿乙、孙频的小说都带着这种阴郁的气息。
关键词：黑龙江流域;俄罗斯文化;地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101-02
黑龙江流域同黄河、长江流域等区域相似，皆是孕育华夏文明的重要摇篮。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用他们的强健体魄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流域文化是开放的、兼收并蓄的。近代以来的黑龙江流域较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化，这些外来文化对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学的萌生和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由于地缘的原因，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学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来自日本和俄国。日俄两国都对黑龙江流域进行过殖民侵略，两国在1907年签订了《日俄协约》和《日俄密约》，划定了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不过，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外在化的，“九一八”后，日本人在黑龙江流域的学校中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妄图奴化黑龙江流域人民，使黑龙江流域成为日本永久的殖民地。这种奴化政策势必激起当地仁人志士的反击，同时日本人烧杀抢掠的侵略者性质也遮蔽了日本文化的传入。而且，日本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的影响，文化品质与中国文化具有相近的一面，难以与黑龙江地域文化形成异质交流。相比之下，俄罗斯文化更具有异域风格，对近代以来的黑龙江流域文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清朝末年，沙俄不断地对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扩张，清王朝与之签订了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使俄国在黑龙江流域拥有广泛的涉外法权，他们可以在这里建军港、修铁路、开学校、盖教堂，在日俄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战乱之后，大量俄罗斯侨民涌入黑龙江流域，并在这里居留了相当长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之后，百万苏联进入黑龙江流域，对当地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俄化”痕迹遍布城市街道、建筑风格、人民的语言词汇、生活方式、家庭装饰、家具餐具、餐饮习惯等方方面面。这些物质的、外在的文化因素必然对黑龙江流域人民的内在性格、审美情趣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具体到文学表现上，黑龙江流域作家由于在生活中经常接触俄国文化因素和俄国人，所以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俄国人形象。例如萧军的小说《第三代》里出现了与中国人结婚的俄国妇女形象，《下等人》中的小酒馆主人就是高加索人;萧红的《索菲亚的愁苦》描写了有教养的旧俄国贵族流亡生涯的悲苦;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的中国儿童，与苏联女教师和苏联儿童共同度过童年生活。这些作家的描写基本反映了俄国人的民族性格：萧军笔下的俄国人豪放爽朗;萧红笔下的俄国人有一种浓重的俄罗斯式的忧郁;舒群笔下的苏联教师和儿童正直、诚恳。俄罗斯人的这些特点无疑影响了黑龙江流域人民的性格，尤其是俄罗斯人中的一部分以通婚的方式进入了黑龙江流域人民的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热情好客、喜欢喝酒、及时行乐都构成了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俄罗斯文化深厚、博大的精神世界对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很多黑龙江流域作家自觉地学习俄苏文学。例如山丁的《绿色的谷》在创作方法上对《死魂灵》和《静静的顿河》的借鉴;金人、塞克等人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一起翻译了多部苏联电影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黑龙江流域作家的精神取向，这一方面与自然环境的相似造成的精神气质的相似性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兴盛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兴衰则与中俄之间20世纪的政治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上半叶，比较清楚的“有两个层面，一是寻求革命的社会政治理想，二是寻求为人生的文学艺术。为人生的文学，最终也以服务社会政治理想为旨归。因此，在这里离开政治层面难以看清文化层面，忽视普遍而强烈的功利考量，就无法解释文化交流中的许多现象。这压倒一切的救亡图存的诉求，是世纪初中国独特历史环境决定了的，它不能不对跨民族交际的走向产生广泛的影响”[1]。在现代黑龙江流域，“救亡图存的诉求”更为强烈，因此也决定了现代的黑龙江流域作家从俄苏文学中汲取养料时的选择。在文学的民族接受中，接受者民族的主观因素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阐释学派根据荣格文化心理积淀理论所提出的阅读者主观意识的“前结构”问题，对于作为接受者的整个民族来说，也大体上是适用的。一个接受者，无论是个人或者一个民族，都必有其先在的文化习惯，概念系统和对事物的判断与假定，这些都构成他在接受新知识时的主观上的前提，当他在接受外来影响时，总是尽力地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纳入自己的“前结构”中，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期待或求知的需要[2]。在这种“前结构”的规约下，现代的黑龙江流域文学把旧俄的古典写实主义和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引为同调，复杂多元的俄国文化在救亡图存的目标指引下不知不觉地简化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译介上，就出现了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大家的作品曾活跃一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影响较小的现象[3]。这反映出黑龙江流域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吸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从俄苏方面来看，早自1920年起，苏联的文化专制便逐渐扭曲了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化的面貌。外人所见，只是“有用”和“允许”的一面。这种文化政策，后来又同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取向相契合。黑龙江流域作为最早解放的地区，抗战胜利以后，苏联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就成为文坛的主流。到1950年初，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诸多政治因素，由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且在第二次文代会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确定为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成为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纲领[4]。这一时期的黑龙江流域文学创作虽然表现出了较为鲜明的个性，但总的说来都是在政治方向的指引下进行的。而从1960至1980年前后，中国因为与苏联交恶，对苏联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完全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苏联的形象在中国由高峰一下跌入谷底。及至1980年以后，“中国对俄国经历了重新接受和基本上漠视的转变，而学术界主要是在做不断补充过去想象俄罗斯所欠缺的部分（如翻译白银时代的文本）、试图还原更全面的俄罗斯形象，但这个过程被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所淹没，外加大众传媒制造的苏联解体后不断崩溃的俄国形象又进一步弱化了学界工作的成效”[5]。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黑龙江流域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接受恰恰是在新时期以后进入了一个自主而又较为全面的阶段。阿成对俄苏文化的关注、洪峰关于罪与罚的思索、迟子建忧伤的自然乡土气息等等都显示了俄罗斯文化对黑龙江流域文学的影响。1980年以后，思想文化相对解放，在摆脱了功利目的和政治意识的重压和局限之后，黑龙江流域文学能够较为自由地吸纳外来文化。在主流文化大量接受西方现代派和拉美魔幻主义的时候，黑龙江流域文学更多的吸取了俄罗斯文化的营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深度和心理解析受到了读者的重视，然后是艾赫玛托夫、帕斯捷尔纳克、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现当代文学巨匠的伟大作品的传入。尤其是1990年初，苏联解体后，中俄边贸进一步发展，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广泛沟通的背景下，进入了中俄历史上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热烈的时期。黑龙江流域作为与俄罗斯毗邻的地区，以近水楼台之利，更多地接受了俄风的影响。不可否认，沙俄以及之后的苏联在黑龙江流域的建设和殖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侵略性质，不过经贸交流与几次移民潮在客观上对黑龙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黑龙江流域现代化的进程。研究俄罗斯文化与黑龙江流域文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黑龙江流域文化的历史源流和丰富内涵，从而更好地推进黑龙江流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纵观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接受，可以看出是经历了一个由单一肤浅到复杂全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文化给黑龙江流域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黑龙江流域文学注入了强壮的斯拉夫民族的新鲜血液。不过，俄罗斯文化虽然给黑龙江流域文化与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但是并没有改变这块黑土地的颜色。无论黑龙江流域文化中具有怎样浓烈的俄罗斯情结，其文化内核依然是原始萨满教文化与移民群体的儒家文化。这一点可以用基督教文化在黑龙江流域的传播来证明。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可以说，俄罗斯文化的基本命题是宗教，俄罗斯文化的首要特质是基督宗教性。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后，在各地修建了许多教堂，大批传教士来到这块土地，传扬基督福音。逐渐的基督教为黑龙江流域的百姓所熟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成为教徒，黑龙江流域文学中描写这种现象的作品也很多，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表现出基督教文化意味。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基督教文化在黑龙江流域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人的宗教感历来都是不强的，缺乏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他们敬佛也好，崇敬基督也罢，大多是为了求平安健康等功利目的，宗教的精髓在于给予而不是索取，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基督教在黑龙江流域的传播也是如此，大量的教堂和教徒并未使基督教文化深入到黑龙江流域人民的精神深处，乐天知命、安于现状仍是大多数黑龙江流域民众的生活信条。
参考文献：
[1]白春仁.误读的教益[J].俄罗斯文艺，2005（2）：43.
[2]智量.俄国文学与中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1.
[3]孟伯.译文十四年小记[C]//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640.
本辑三篇文章，一是对于“文学经典化”的学术理念、研究路径的阐释，一是对于写作中心学术活动的学术论评，一是2012年11月喻家山文学论坛“故事与经典”学术讨论会纪要。（本专辑主持人 李俊国）
重提“当代文学（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我们自知，仍然冒着一定的学术风险。因为，十年前国内有少数学者刚刚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典化”话题，当即遭到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乃至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质疑；而后，又有德国学者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的学术观点而且影响颇盛；还有，传统的文学阅读，已经被当下阅读的功利性和全媒体自媒体阅读的性所遗弃；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文学处在极度的“边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坚持“当代文学经典化”，似乎文不对题，或者，逆势而为。
即便如此，我们觉得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该而且必须得以正视和重新申论。
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
从社会文化层面考量，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有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更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如恩格斯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这类状态恰恰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网状“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并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 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前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在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着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谲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腴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人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提逻辑，是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或许，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
二
正是基于上述文学判断，我们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宗旨。
2011年10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与华中科技大学决定联手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文学教授李俊国、文艺学教授蒋济永、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任副主任。中心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10余位教师组成。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当作中心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分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这两大系列，体现在文学活动方面，是以“文学春讲”、“文学秋讲”为题的立体性的文学活动计划。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每年春秋两季各聘请一位著名文学家和一位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为驻校作家，进驻华科，为期半月。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讲授最前沿性的文学专题；与中文系研究生、中心老师座谈，聚焦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症结性课题；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素质基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堂”、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讲堂”、武汉市图书馆的“市民大讲堂”和我们读书会作文学专题讲演。让著名作家和文学经典“进驻华科，影响高校，汇入武汉”，是中心的文学经典化活动的目标话语和形式概括。
当代文学经典化，体现在研究中心的学术层面，是以“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工作。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和显现方式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和再度阐释。
三
有鉴于此，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工作上。
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问题症结。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在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等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or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量，他们的确是“革命or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 ，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的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默默地探索着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很显然，如何“从故事型叙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的创作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它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or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
四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被当代所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也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那么，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显然，这是一项多学科交汇性的学术工作。一般用以拿来衡量文学经典的说法，诸如审美原创性、精神超越性、内涵的多义性、影响的恒久性等等，只能作为参照，不能用作标准。
正因如此，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提炼、解读、阐释，成为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实际的具体的路径。像“经验与原创”（实际上，更接近于张炜一类创作的，应为“游荡与抵抗”）、“革命or游戏”；像“边缘与颓废”、“故事与审美”；当然，还有像王朔、刘震云一路的“日常与荒诞”等等，都是用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特殊话语和有效路径。我们相信，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和“实际路径”的发现与寻找，或许是比较切实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理路。因为，这一类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既是文学创作的“问题”的揭示，也是文学审美和文化情态的概括，当然更是“当代的”、“中国的”、“文学经典”的多种形态和多种品性的形象指认和有效阐释。相信，假以时日，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当作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会出现一系列的坚实的学术成果。当然，中心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我们一直期望国内外学术专家的共同参与，协同研究。
侯孝贤是一位通晓东方文化的导演，在他的电影中，可以看到独特的个人化青春，台湾风景全貌，陌生城市带来的情感变化等等。侯孝贤用自己独特的影像手法，用电影写出隽永的台湾。除此之外，亦可以在侯孝贤的电影当中透析出更加具有中国古典主义情怀的传统美学思想，其“生命”思想的解读，其“时间”问题的透视，其散落的文化意蕴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解读。
一、镜头美学特质――流动的生命感
侯孝贤的电影中透露着无限流动的生命感，“无形无名，万物之始”，而其中的“道”便是生命。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性，对侯孝贤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影作为一种通俗艺术或者流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状，以社会化的视角解读艺术，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电影研究的领域和范围。镜头语言作为电影中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以“人格化”、“情感化”的具象表达形式展现着电影独具特色的风格。长镜头和空镜头是侯孝贤电影中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他对于镜头的节奏控制是炉火纯青的，而每部电影中对于长镜头、空镜头及镜头组合创造了一种写意美学。
1.长镜头美学的意境。长镜头指的从一次开机到这次关机拍摄的超过10秒以上的镜头。长镜头又被称为不剪切的艺术，既能达到纪录完整时间和空间的作用，又能将意境的美表达深远。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境美”有着不同的内涵，其中庄子美学讲究“生命的美感”，无处不在的生命美感才是艺术的本源，人类的本源，因此庄子美学思想中崇尚“安静美”，也就是一种永恒流动的生命之美。侯孝贤在运用长镜头的时候，多数运用的是固定长镜头。原因就在于为了保持画面情绪、人物心境及相互关系的稳定、完整，使人、景、物融为一体，以便让观众能够身心投入地去体验、感受，这也是中国诗画意境总是强调“静”、“远”、“空”的原因[1]。侯孝贤追求的就是长镜头带来的意境真实。空间的营造、演员的表演、环境的描写，都达成了这种意境美。弗拉哈迪在1916年拍摄的《北方的那努克》运用长镜头拍摄，更多的是纪录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真实。而2002年侯孝贤拍摄的影片《风柜来的人》，多采用平实的长镜头，长镜头和抒情性景别进行叙事，摒弃了对传统影片中善与恶的宣扬，而是捕捉青春期少年的生活转变，如阿荣与阿清突遇围殴后，运用长镜头和远景拍摄青年在遭遇困境后的迷茫，同时与远方山与水融为一体，悠远的风景如同此刻的少年，赋予长镜头更多叙事美学内涵――用长镜头累积构成语意群。侯孝贤作品是通过镜头展现人物本真特质，清新又质朴的画面，形成十足的美感。
2.空镜头美学的深远含蓄。禅宗美学讲究一字“空”，即无形胜有形，“五蕴俱空”，所有参悟全念“空”字中，表现出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最为精髓的一点，而侯孝贤在电影中就将“空”字进行了完美的诠释和运用。空镜头的作用主要是抒情以及结构的转换，是表现“留白”的感受。这点在侯孝贤电影中，更多的是情绪和心理张力的体现。1987年的《恋恋风尘》，在结尾中，阿远复员回到家乡，同样的站台，不变的家，正在睡觉的母亲，仍在热衷讲述种植的阿公，这些画面的积累过后，全景平拍台湾山和云的景色的空镜头，慢慢的将阿远心中的释然体味出来。在阿远心中，正如陈明章的钢琴曲，阿云为什么离开不重要，重要的是阿云幸福。这种深远的台湾山色，只有用空镜头才能表现出这种深远之美。在侯孝贤电影中，空镜头拍摄对象从不受束缚和拘泥，一座山、一辆火车、高架的电线杆甚至台湾乡村悠闲的小狗，这些空镜头在与长镜头协调中，形成缓缓的影片基调。
3.镜头组合情感化、人格化的生命思考。侯孝贤在镜头组接上更加突出的是情感化和人格化的表达方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炫技，更多的是对于生命本体的一种尊重和热爱。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散落的美感”，不是“”和“高峰体验”式的，而是一种真正透露的“美”。在侯孝贤的电影中，“生命和美”是一体的，没有隔阂和疏离，生命回到了最初的原点。侯孝贤的电影中抛弃了对于美以外事物的摹写，很大程度上将“悲伤美”作为其电影的整体基调，于是在审美意象上更多的突出了一些“表征型事物”。另外，侯孝贤在镜头组合方面，也充满浓郁的个人风格，用“闪回”的方式，造成积累蒙太奇和情绪蒙太奇。以《恋恋风尘》为例，阿远得知阿云已经结婚的消息，紧接的是仰拍电线杆，家乡中的人，包括阿公、弟弟妹妹，阿远的母亲和阿云的母亲，以及站在一起的阿云和邮差，闪回的是想象，抑或是真实场景，都在瞬间给观众达到了情绪的积累：时间是最好的东西，留恋的是梦境还是现实都不重要。在信手拈来的长镜头和空镜头之间，侯孝贤用更娴熟的场面调度和固定机位，营造画面的美感。正如侯导自己所说，场面调度要注意一些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亮点，是要使片子看上去真实，没有造作的痕迹，不能让人觉得这是事前安排好的。而固定机位更是将传统电影的间接叙事表达到极致，保持了时空的完整性，浓烈的镜头美感油然而生。
二、充足的文化叙事美学――文化思维的“电影作者”
侯孝贤的电影叙事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影像，侯孝贤用的更多的是对于“生命本体美”的思考。侯孝贤运用镜头展现他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样的导演，他们被称为“用影像叙事体进行表述的思想家”[2]。并且侯孝贤的风格化，充分印证了巴赞提出的“电影作者”。从这个意义上，导演不再仅仅是拍摄现场的掌控者和调度着，更是一个具有个人思想表达的作者，侯孝贤是绝对的“电影作者”，他的风格就是在每一部影片中，都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叙事。
1.前期的文化观――青春与成长叙事。2002年，侯孝贤把《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这四部影片，制作成《青春叛逃事件簿》的DVD套装。主要记述的是1971年之前的自己，以及好友朱天文（台湾著名作家、编剧）和吴念真（台湾知名导演、作家、编剧）。侯孝贤通过对青春和成长的叙述，更多的是传达对家庭，生与死的价值，以及即将逝去的青春的感怀。例如，《冬冬的假期》中关于小汽车与乌龟的交换，以及小汽车在冬冬的操控下撞击小乌龟，显示了两种文明的冲撞，以及城市文明对传统乡土文明的冲击。正如冬冬在信中所言，每天发生好多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文明进步催化了青春的迷失，机械文明和传统文明是相悖的，但是传统却被现代不断催着向前，不断丧失了自我。
2.中期――更宏大的台湾历史。自1989年开始，《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的三部曲开创了“素读”。 所谓“素读”，即指导演在影片中不张扬自己的感情，反而将个人情绪深深的隐藏起来，尽量客观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用细节而非情节结构故事，展现出平淡生活的质感与魅力，以唤起观众深深的认同[3]。侯孝贤走进类台湾的历史，《悲情城市》展现的是一个频频更换统治者的台湾，对于认同感的危机，《戏梦人生》用简单的一个人，一段情和一辈子的故事，表现出了对于乡土的依恋，而《好男好女》则彻底展现现代社会人的迷茫。这都是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台湾四、五十年代历史进行自省。
3.后期――“电影是一种乡愁”。《南国再见、南国》《千禧曼波》《尼罗河女儿》，则是侯孝贤以城市为背景，对于乡土台湾遗失，女性主义的变化，后期影片的主人公都是在新环境中成长，感性的追求幸福，却有理性的受社会秩序约束。尤其是2001年的《千禧曼波》，采用间接叙事和画外音的手法，用具有预知口吻的“我”，将女主人公变为双面性人物，并通过她的三段感情经历，形成情感的累积。侯孝贤的电影以诗的方式进行叙述，只是引导观众进入一种情绪，希望能自己涌现对自己或人生的看法，由银幕上反射到思考人生的态度[4]。不同于杨德昌、李安等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的电影风格始终和台湾有关，具备丰厚的文化底蕴，用充足的文化投向对国家、民族、历史的深层思考。
三、纪实主义美学驾驭电影本体---他爱万家灯火
朱天文说：“侯孝贤想说的是台湾这个地方，一般人的生活况味。”这也印证了侯孝贤所说的，生命中“存在的个体打动我，所以我拍的都是一些边缘人，一些小人物”。可见，真实是侯孝贤电影成功的秘密，通过纪实向观众展现台湾历史的面貌。侯孝贤善用的长镜头，也被称为“写实主义”。
首先，题材和演员的镜像纪实主义。《悲情城市》以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故事为主线，讲述了普通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渺小和无奈。另外，《戏梦人生》中几乎可称之为纪录片，大致上可以被归类为接近纪录片的“纪录剧”，它以剧情片的形式拍摄真实存在的人和物[5]。在《风柜来的人》之后，侯孝贤便改为运用非职业化或者初出茅庐的演员，正如侯导后来说：使用生活中的人来拍电影，就因为他们是生活的原型，能够原滋原味的表现真实的生活。
其次，通过纪实的媒介“镜头”展示原生态电影。《风柜来的人》运用了质朴无华的非职业演员，运用长镜头提供时间的真实;《戏梦人生》大量的固定机位，带来景不变人变的唏嘘感;《悲情城市》中侯孝贤用长镜头和空镜头的结合，记录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侯孝贤用镜头纪录生活真实，透过生活给予观众最高的哲理真实，受写实主义文学影响而产生的一系列写实主义拍摄原则，拍摄到一群真实的人真切的生活状态，达到纪实主义美学的意蕴。
那些年仰望的合伙人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直是中国商界的优秀传统，比起单枪匹马的奋战，在过去的那些年里，那些先合伙的人，成功了，成名了，他们以自己的实战经验告诉创业的人选择合伙人的重要性。
合伙类型：平分秋色
典型代表：新东方 俞敏洪、王强和徐小平
“三驾马车”——新东方对于这三位合伙人的戏称也反映出他们合伙关系的特点：平分秋色。同样是北大出身，同样对教育充满热情，三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经历和特长发展了新东方的三块主营业务。性格热情豪爽的徐小平选择一对一的留学咨询模式；北大资优生王强，在口语授课上是绝对的大腕；而俞敏洪，三度高考落榜的励志人生故事混合无厘头词汇记忆法，新东方的出国留学课程至今是教育市场的一霸。俞敏洪最懂得“承包”这一合伙方式所能焕发出的活力，虽然如今三位合伙人已经开始了全新的人生，但新东方早已从违章建筑里的补课班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教育集团，平分秋色也终究还是有一个最大的赢家。
合伙类型：听老婆的会发财
典型代表：SOHO 潘石屹和张欣
在其他大亨纷纷或豪言壮语或绯闻缠身的时候，潘石屹却言语低调，和老婆恩爱如初，两个人还一起皈依了宗教。在这一对合伙人身上，“妻管严”始终是最明显的标识。刚开始，张欣是纵观世界的国际化女强人，潘石屹是在海南倒腾玉米的小倒爷；在建立SOHO之后，潘石屹主管内政，大方向则交给张欣来把握。潘石屹似乎也乐得老婆冲锋陷阵，还时不时在媒体上高调宣布是张欣造就了今日的他，彻底坐实了“妻管严”的名号。
合伙类型：从同学到夫妻再到合伙人
典型代表：当当网 李国庆和俞渝
李国庆和俞渝是在MBA的同学，在生活中他们又是夫妻，而在当当网，他们又是联合总裁。一个“联合”就道出了双方的合作模式：两个人说了都算。俞渝性格稳健，加上女性的细致和耐心，让她对于公司整体事务有很好的掌控能力；而李国庆更多时候是以当当网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媒体面前，在网络媒体上也经常能听到他的声音。不过，这一对组合目前有朝“妻管严”发展的趋势，俞渝曾不只一次要求当当网市场部“要注意一下李国庆的言论”——看来，强势老婆终于要发威了！
合伙类型：大哥领路弟向前
典型代表：华谊兄弟王中军和王中磊
“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1994年王中军拉上弟弟王中磊共同创办华谊兄弟的时候，脑海里说不定就闪现过这一句话。王中军的创业经历也是一次典型的草根逆袭，在配备了豪车豪宅等“成功标配”后，他还收集了大量名家油画，家中藏品可以轻松举办当代中国油画大师展。而相比哥哥的高调，弟弟显得就低调了许多，稳健扎实的工作作风可能是他和哥哥合作的根本基础。
这些年合伙“新选择”
在网络大行其道的今天，新时代的合伙人有很多前辈们意想不到的新选择。和传统的合伙人相比，他们思维更灵活、“触网”面积更大、更懂得技术的力量。除了在电商等领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如何娱乐大众、服务生活也成了新一代的创业契机。
合伙类型：80后“技术控”集合
典型代表：墨迹天气金犁、刘川锋等
作为一款APP，拥有1亿个用户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墨迹天气”目前已经拥有了超过1亿的注册用户。CEO金犁是典型的技术创业人，1982年出生的他，眼光和技术让很多创业前辈汗颜。他没有安心地做一个老实挣钱的“程序猿”，而成了一个创业者，手下的技术骨干更是年轻到让人觉得“前浪死在沙滩上”。安卓技术总监刘川锋是一个名字很漫画的“准90后”。在技术的世界里，年轻从来就不是什么坏事，而他们的合作也是以技会友、同闯江湖，充满了新时代创业的痛快激情。
合伙类型：女主外男主内典型代表：《超级访问》李静、戴军
李静和戴军除了是合伙人，更像是一个组合。在绝大多数的中国电视节目还在板着脸“说事儿”的时候，他们首创先河的《超级访问》让中国本土的娱乐节目真正有了点“娱乐”的味道。李静活泼外向的性格让她更多地承担起了对外的工作，戴军则更多地负责在节目中挖掘泪点。戴军曾多次在面对媒体时回忆起李静一身美艳“战袍”外出卖片子的情景，而李静也毫不掩饰和戴军之间的“战友情谊”——电视节目中的这对“女主外男主内”组合的确让观众大开了眼界。
合伙类型：你出名来活
典型代表：聚美优品陈鸥、戴雨森和刘辉
很多人知道“聚美优品”是从陈鸥的“我为自己代言”开始的。经过大规模的广告轰炸，陈鸥俨然已经成为80后创业者的代言人。其实，在陈鸥背后，还有两个在聚美起到关键作用的合伙人——戴雨森和刘辉。同为80后的创业者，戴雨森和刘辉好像更享受在幕后耕耘的角色，比起风口浪尖的陈鸥“享受”到的赞美和诋毁，戴雨森和刘辉可以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身处电子商务的风暴中心，拥有平静的心态是更加的难能可贵。
合伙类型：创业“老人”带新人
典型代表：飞常准 郑洪峰及其团队
“飞常准”这款APP一经推出便受到商旅人群的欢迎，而幕后推手是一个并不年轻的中年人。CEO郑洪峰是一个网络创业的老牌人物，1999年就曾经创建了自己的中国航空资源网，这次闯荡手机应用江湖，不过是把自己原有的创业项目再延伸。但在他规模只有30人的公司里，光客服团队就接近20人，而这项工作大部分是年轻人在担任。这种“老人带新人”的合作模式，让飞常准的团队显得比其他APP团队更加成熟，也更有活力。
合伙类型：专业团队优势互补
典型代表：果壳网 姬十三、云无心等
“科普作家”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蛮枯燥的身份，但果壳网让它成了一份最潮的职业。围绕着创始人姬十三的，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达人”。他们共同用知识和乐趣在网络打造出属于科学的一片天。除了聚集一帮能够提供内容的作者，积极搜罗有经验的线下活动组织者作为合伙人，也是果壳网迅速提高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栋梁设计师集成店：合伙人=彼此守护梦想及内心
一如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三人行，独立设计师集成店——“栋梁”的合伙人也是三位。没有电影中的荷尔蒙沸腾，更没有剑拔弩张的硝烟，银幕外的逐梦之旅因着良师益友的同行，走得稳妥而坚实，提及他们的合伙秘诀，即彼此守护梦想与内心。
当铺天盖地的励志范儿《中国合伙人》热映大江南北时，栋梁也在近日打出了“寻找未来栋梁店铺合伙人”的微博，怎样的人才是这家以低调和小众为风格的品牌想要招至麾下的呢？当我们问及创立人之一的王耀宇Charles时，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要足够爱这个行业，踏实，勤奋，把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做，且看得长远。”Charles与设计出身的南朗出于对时装设计的单纯热爱，想把中国原创设计集结在一起让大众所接受。
与时尚圈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如何找到设计师并说服他们加入的呢？“其实设计师是相对较为单纯、感性的人群，见面的第一眼眼缘比较重要。比如何艳，设计圈里提到她的名字都说她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自己的工作室准备2009年的秀，当时我看到她的工作室第一眼就非常喜欢她的设计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就一直合作。”在王耀宇看来，商业伙伴和夫妻差不多，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仅考虑到己方的利益。
从最初的5位设计师，到现在发展有20多位设计师，王耀字形容这一过程为“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设计的互通，并且这个圈子的人绕来绕去都认识，即所谓的六人定律吧。所以在这个圈子你做一件事是比较有质量的，传播得非常快。时尚圈、媒体、公关公司、设计师、品牌、消费者这6个部分可以稳定地呈网状发展，密不可分。”
如果用《中国合伙人》的角色定位来形容栋梁目前的三位掌门人，或许在他们身上有着三人的影子。专攻设计的南朗内向而沉实，有着客户关系资源的王耀宇外向，有着商人的灵敏嗅觉，曾任职百事和奥美的Tasha则更兼具韧性与开拓性，性格的互补、兴趣点的不同，却同样有着王阳的文艺劲儿、成东青的踏实、孟晓骏的冲劲，三人亦师亦友的革命友情也变得日渐牢固。在他们看来，懂得珍惜，守护彼此的梦想，包容各自的内心，是三足鼎立的唯一要诀。“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学习和总结。”
YHOUSE：新世界等待被开启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新的商业模式不停地出现，“不可能”不在这个时代的词典里，只要有想法，抓得住那殴干劲与冲动，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这就是Yhouse及陈阳透露给这世界的信息。“这个时代与《中国合伙人》电影里的时代有得一拼，但形式比那时更多，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合伙模式，只要心里有梦想，就会有等待被你开启的世界。”
知道Yhouse悦会的人并不多，但它也并不需要被那么多的人知道。组织名流晚宴，去防空洞品酒，欣赏时装秀展……名流新贵们花不掉的白天与夜晚都可以在Yhouse的组织下度过。它不是公关公司，也不是单纯的俱乐部会所，这是一个新型的结合线上与线下的社交大平台。
产生这个平台的原初是因为陈阳和她先生都是爱生活、爱社交的人，工作之余也爱参加活动结识新朋友。可是参加过几次私人的或官方组织的活动之后，总觉得不尽如人意，“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来做呢？”这样的想法一冒出，两个人就动手操办起来。研究商业模式，组织架构，拿出方案吸引合伙人，Yhouse一点一点从想法变成了现实。现在Yhouse的合伙人是三个人，包括陈阳和她先生以及投资人。“我们的合伙人不是单纯一个出资金的人，因为缺的并不是资金，而是像她这样富有经验有领导价值的人。”很多时候，一个企业成功或失败不是由于钱多或钱少，而是战略与经验上的缺失。“我们三个组合非常好，有冲在前面的，有点灯看路的。”Yhouse的副总裁陈阳曾在《times》做记者，后来投身投行，她的先生拥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另一位合伙人是一个积累了很多各种经验的实践家，三个人互补的组合才能成就这样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像Yhouse这样针对商人、名流的平台在中国还非常少，没有可以借鉴的前人经验，陈阳的团队是摸着石头过河。好在她聚集起来的这一帮年轻人，都是带着对Yhouse的美好憧憬而来的，也会拍案吵架，也会工作到凌晨。对于陈阳而言，这些人都是合伙人，因为拥有一致的目标而共同努力的人就是最好的合伙人。“我—直觉得只有自己也懂得享受，才能够给别人最好的享受。所以我们自己的员工我也会带他们去住裸心谷，去做高定……”
“我要的是大家去享受创造财富带来的成就感，这样爱生活，才能带着别人去享受生活。”
“对于商业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其实甚至连合伙的形式都在发生改变”，入资金和入技术不是单纯的合伙条件了，资源互补，人才共享，所有的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下一种合伙条件。“我们计划着下一站是北京，然后就是二三线城市，所以也正在等待新的合伙人出现，事业是一个旅程，我们都会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的合伙人。”
纯粹私房咖啡工作室
圈子是所有资源的中心
每个文艺青年的心中都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而“纯粹私房咖啡工作室”的老板Jerry心中的这个梦则更大，更单纯一些。他要卖的真的只是咖啡，不是卖情调，不是卖好地点，真的只是—杯咖啡。合伙人在词典上的定义是统一的，而在Jerry看来合伙不仅是拿出资金，它是不限形式、不限内容的，把所有的资源整合利用才是最好的合伙。
深藏于某个住宅小区内的“纯粹私房咖啡工作室”真的是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态势。就是在这样的地方，Jerry和他的妻子、朋友一起打造了一个精品咖啡的小世界。作为主心骨，Jerry在开这间工作室之前就已经与身在高雄的朋友合作进行生咖啡豆贸易。Jerry说，“他还会为我采购生豆提供技术支持。在工作室刚开张的时候，他甚至从高雄来到上海。”
如果说现在的合作模式和60年前第一波商业潮时的合作模式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精分和多元化。精品咖啡在台湾是一个稳定的市场，可是在内地却还很少。在这一个精分的市场面前，Jerry选择利用圈子去组织力量，去扩散声音。工作室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拨客户是音乐人Glenn带来的。Glenn开玩笑地说：“我真的是好心人，他开张的第一个暑假我就在这里搞音乐会，然后不停地在微博上推荐。”而另一个住工作室楼上的台湾友人是做“古早味蛋糕”的，后来开了一家甜品店，便把许多甜品放在Jerry的工作室。合伙把彼此的名声做上去，互惠互利，便也成了纯粹私房咖啡工作室的一个模式。
Jerry与台湾的朋友打算再扩展“生豆”（生咖啡豆）的贸易，在网上销售自己烘焙好的咖啡豆。但这一块，他们这几个人都非常的不熟悉。这时候Chris又适时地出现了，攀谈中发现彼此对咖啡文化的理解竟然如出一辙。就这样一拍即合，“纯粹私房咖啡”这个名字便开始在自己的网络世界里闯天下了，他们的目标是要将它发展成一个最好的咖啡品牌。咖啡、音乐、甜点，这些都是因为朋友而美妙地聚在了一起。不论是哪一种合伙方式，都让一个爱咖啡的人扩展成了一群爱咖啡的人。
夫妻搭档融温情于生意
一起旅行、一起发现，从朋友到恋人再到夫妻，Pierre和Juliette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工作上的好搭档。两个同样来自企业家家族的年轻人，因为对美的敏感和追寻走在一起，在上海开设了高端法国手工艺家具工作室——Unique，The Different。
2007年，Pierre和Juliette相识于香港，并一起开始了寻找不同国度独特文化的旅行。渐渐地，他们的梦想靠在了一起：那就是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怀着对法国艺术的热情和对美的执著追求，以法式手工艺家具为主打的Unique，The Difference就这样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