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5: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晏子之御，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字:《晏子春秋》 校注 孙星衍 黄以周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4-
湖南思贤书局苏舆校本《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中“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卷上》云:“‘行义’一本作‘仁义’。”①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云:“元刻本及明刻各本无作‘仁义’者,孙云‘一本’,未知何本。此四句有二读:一曰,《太平御览》七十七引作‘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尚勇力之士,无忌于国。’②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尚勇力之士,无忌于国,’孙氏渊如《音义》从一本改‘行义’为‘仁义’,云本多作‘行义’非。念孙案此文本作‘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行’字绝句,读去声。‘尚勇力之士,无忌于国。’又曰:‘崇尚勇力,不顾义理,’正所谓‘尚勇之士无忌于国’也。今本作‘不顾于行义’者,涉下文诸‘义’字而误。《太平御览•人事部》七十七引此正作‘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尚勇力之士,无忌于国。’今本尚作‘义’误与此同,又此章标题云:《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义’字涉下文‘行义’而衍。”③钱熙怍从其说,《指海》本即删‘义’字,‘尚’字从下句读。二曰,黄以周《晏子春秋校勘》云:“卢绍公后校本云:‘不顾于行义’作一句,是卢氏不从《御览》,当已。”苏舆云:“黄说是也。下文‘推侈’、‘大戏’、‘费仲’、‘恶来’,皆古勇力无忌为乱于国者,引此以警庄公。是‘无忌于国’,本属‘勇力之士’说,王以‘不顾于行’绝句”,以‘无忌于国’属庄公,于辞为复。《御览》‘义’作‘尚’者,盖缘下文‘崇尚勇力’而误,王以‘行义’为涉下诸‘义’字而误,失之。”④吴则虞认为后一说是也。我同意王念孙的说法,应该是“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行义’为涉下诸‘义’字而误,应去掉‘义’字。这是不明文意而衍。
《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中“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戏,殷之衰也,”刘师培《晏子春秋补释》云:“《墨子•所然篇》、《墨子•明鬼篇》均作‘推哆’,而《明鬼篇》又言其为汤所禽。惟据《抱朴子•良规篇》以‘推哆’与‘崇侯虎’并称为‘崇、推’,则‘侈’字当从《新书》或本作‘侯’黄以周《晏子春秋校勘》云:“‘推侈’音义作‘推移’。”⑤则虞云:“《墨子•明鬼篇》云:‘故昔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主别(《御览》作‘生捕’)兕虎,指画杀人。’此处可能是一般形似而误。
湖南思贤书局苏舆校本《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中:“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张纯一著《晏子春秋校注》中是:“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礼不使也。”注曰:“旧脱‘其’字,今据上句增,文同一例。”⑥而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云:“孙星衍云:读‘令长’之‘长’。则虞案:以下文例之,‘其’字衍。”我同意吴则虞的看法,‘其’字可能因为不明文意而衍。“而礼不使也”,此有二说,于鬯云:“‘而’当读为‘如’,《诗•都人士》篇郑康成笺云:‘而,亦如也。’《庄子•人间世》篇、陆德明《经典释文》云:“而,崔本作‘如’,‘而礼不使也’者,如礼不使也,如礼不使,则是禽兽矣,文义自明。若以‘而’作转语,则不可辨。”此一说也。刘师培《晏子春秋补释》云:“案‘使’字当作‘便’,‘礼不便’一语,与上‘故欲君无礼’相应,‘便’、‘使’二字因字形相近而讹。”此又一说也。郭则虞也认为刘说甚是,我认为由于‘便’、‘使’二字因为一般形似而误。“禽兽以力为政”,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卷上》云:“‘以’作‘矣’。”⑦黄以周《晏子春秋校勘》云:“‘矣’字误,当依元刻作‘以’。下云‘群臣以力为政’,文与此同。苏本改从元刻作‘以’。”《四部备要•子部•晏子春秋》作“禽兽矣力为政。”⑧元刻本、活字本、嘉靖本、吴怀保本俱作‘矣’,黄之u本、杨本、凌本、吴刻本俱作‘以’,今从之。孙星衍和黄以周可能还没有看过元刻本,故其所云有误。
注释:
①(清)孙星衍,黄以周校.晏子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②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③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18页.
④⑤(清)孙星衍,黄以周校.晏子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⑥张纯一.诸子集成•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页.
古代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说明旧历八月塞外已经是满天飞雪了。古代冬天的雪特别“给力”，李白有诗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轩辕台相传为黄帝擒蚩尤之处，这样的地方也禁不住大雪的肆虐。
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古人是怎样御寒的呢？
官宦人家在冬天多是烧柴炭取暖。古代的皇宫里设有惜薪司，这个机构负责皇宫内的柴炭供应，主事的官员级别虽不高，但权力却不小，甚至可以直接御前奏事。柴炭这东西放在现在属于不清洁能源，但在古代可是精贵东西，来之不易。我们都知道《卖炭翁》中那位卖炭的老人“伐薪烧炭南山中”，终日劳作弄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这千余斤炭却被宫廷里的人用“半匹红绡一丈绫”强买回去，着实让人唏嘘不已。据说清朝乾隆年间，宫内的炭供应量是有标准的，不能滥用，即使皇帝的女儿每日也只能用三十斤炭取暖。
有钱人家可以用乌黑发亮、燃烧持久的炭取暖，穷苦老百姓大多只能用稻草、秸秆取暖。还有人用牛粪取暖，牛粪虽然能烧着，但取暖的人必须忍受一股难闻的气味。当然，古人中也有“环保主义者”，他们习惯同牲畜睡在一起，借助牲畜的热量取暖。
在冬天，御寒衣服是必不可少的。“裘”是有钱人的冬装，即毛向外的皮衣，用以做裘的皮毛很多，如狐、犬、羊、鹿、貂、兔等动物的皮毛，其中狐裘和貂裘最为珍贵，属于类似路易威登这样的奢侈品，为达官贵族所穿，鹿裘、羊裘则品质略逊一筹，但也非普通百姓能享用的，穿得起的至少算是当时的中产阶级了。古人认为，狐腋下之皮毛最为轻暖，因此用其做成的狐白裘非常珍贵，《晏子春秋》中就记录了“景公赐晏子狐白之裘，其资千金”。
古代老百姓冬天大多是靠穿“褐”来御寒。褐是一种衣服的料子，属于麻制品，限于当时的工艺水平，用褐做的衣服既不能很好地保暖又不美观，恐怕连现在的麻袋片都赶不上。陶渊明在他的自传《五柳先生传》里说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短褐”（shu he）就是用粗麻布做成的衣裤，上衣长度一般在臀部和膝盖上下。这样的衣服上还有洞和补丁，真难以想象此种衣服怎能御寒？
忽然想起从古代百姓口里流传下来的《九九歌》：“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五九六九，沿河插柳；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把衣担；八九七十二，猫狗卧阴地；九九八十一，老农田中犁。”原来古代老百姓的冬天不好过，只能从冬至那天开始，以九天作为一个单元，一九二九地数着指头，把冬天一天天地数过去。数完九九，春花也就灿烂了。
原文：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盖闻：人生在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盗跖年长，岂是善良之辈。尧帝明圣，却生不肖之儿；瞽叟愚顽，反生大孝之子。张良原是布衣，萧何称谓县吏。晏子身无五尺，封作齐国宰相；孔明卧居草庐，能作蜀汉军师。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韩信未遇之时，无一日三餐，及至遇行，腰悬三尺玉印，一旦时衰，死于阴人之手。
有先贫而后富，有老壮而少衰。满腹文章，白发竟然不中；才疏学浅，少年及第登科。深院宫娥，运退反为妓妾；风流，时来配作夫人。
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带忧愁，每抱怀安之量。时遭不遇，只宜安贫守份；心若不欺，必然扬眉吐气。初贫君子，天然骨骼生成；乍富小人，不脱贫寒肌体。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注福注禄，命里已安排定，富贵谁不欲？人若不依根基八字，岂能为卿为相？
吾昔寓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窖，思衣不可遮其体，思食不可济其饥，上人憎，下人厌，人道我贱，非我不弃也。今居朝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而列职于千万人之上，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思衣而有罗锦千箱，思食而有珍馐百味，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觞，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嗟呼！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
啥意思呢？就是说：
天气变化无常，人也有坏事喜事。蜈蚣有上百只足，但却不如蛇行走得好。家鸡翅膀虽然很大，却不能像鸟一样飞行。马虽然能行走千里之遥，但没有人驾驭也不能自己到达目的地。人有远大的理想，但缺乏机遇就不能实现。
人生在世，富贵不能贪婪，贫穷不能失志。孔子的文章没人能够超过，却被围困于陈国；拥有文韬武略的姜子牙，也曾迫于生计在渭水垂钓。颜回虽然死得早，但并不是一个凶恶的人；盗跖虽然活得更长久，却不是什么善良的人。尧帝虽然英明，却生下顽劣不肖的儿子；舜的父亲瞽叟顽固又愚蠢，反而生下舜这样圣贤的儿子。张良原来只是一个老百姓，箫何也仅仅是县里的一名小官员。晏子很矮，却被封为齐国的宰相；诸葛亮住在破茅草屋里，却担任了蜀国的军师。楚霸王项羽虽然强大，最后却在乌江自杀；刘邦虽然弱小，最后却取得了天下。汉将李广虽有射虎（虎石）的威名，却终身都未获得封侯；冯唐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到老都没有做官的机会。韩信早年家贫，不能一日三餐填饱肚子，且相貌丑陋，没人瞧得起，时来运转成为西汉开国功臣，锦袍玉带，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一旦时运衰退，还是被吕后与萧何合谋所杀。
有的人开始很贫穷但后来很富裕，也有年纪大的人身体很健壮而年少的人身体很衰弱。满腹的学问，一直到老都没中榜；平时学问不咋样的反而年纪轻轻就登科当上官的也有人在。曾有名门中的千金小姐和贵妇，命运不济的时候，也会沦入风尘；风尘之女有的却福从天降，成为贵妇人。青春美少女，有的嫁给愚蠢丈夫；俊秀郎君，有的反配粗丑之妻。蛟龙未成势时，经常藏身于鱼鳖之中，不能崭露头角；君子落魄时，屈尊于小人之下。
虽然穿不起好的衣服，但要保持礼貌的面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顺心，但内心深处一定要泰然处之。遇到运气不好时，不要过于着急，只要不偏离心中的梦想，终有一天会扬眉吐气。当初很贫穷的君子，自然是先天骨骼生成之相；突然间发财的小人，一辈子也没法摆脱自身贫穷的相貌。
天气不好时，就见不到太阳和月亮的光辉；土地没有合适的气候条件时，草木都不会生长。水得不到恰当的环境时，就会掀起疾风巨浪；人若得不到好的机遇时，利益和运气都会不畅通。福气和财气命运早就安排好了，谁不渴望得到富贵呢？人若不是生辰八字命中有官贵之命，何谈能为官为相呢？
鬼谷子云: 捭者开也、言也、阳也；阖者闭也、默也、阴也。捭阖之道，以阴阳视之，观之以出入，洞之以捭阖，以此说之，可以说人、说家、说国、说天下。说话可以说什么人都会，哑巴也有说话的方法。什么叫做会沟通呢？用《易经》时间与空间转换观念解释，就是在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时机，对恰当的人，说出恰当的话。但是，要真正达到这一效果和境界，其实很不简单。这就是说话的艺术，也就是表达的艺术，同样的意思，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沟通的技巧。
那么，沟通，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
1、文字语言传达信息，有声语言传达感觉，肢体语言传达态度。记住…永远，不要做气氛和情绪的污染者。
2、沟通，最忌讳的是一脸死相！让自己快乐，是一种美德；让别人快乐，是一种功德。同流才能交流，交流才能交心，交心才能交易。
3、高品质的沟通，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而不是在情绪上。
4、认同别人，更容易肯定自己。赞美是人际沟通的剂。
5、沟通的品质会影响生活的品质，从而影响生命的品质。
6、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7、喜悦心来源于正见、正语、正念、正思维、正精进。
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改变的力量！协作的力量！沟通的力量！只要大家统一思想，都有改善、改变自己的心境和意愿；只要我们找出标杆、对照标杆全方位找差距，正视自己的不足；只要会变态（改变自己消极的心态和惰性）、善正进（思维正面积极、正言、正语、正精进）、重结果（关注即事实，以结果为导向任何工作都要形成闭环），就一定会逐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威信、就一定能够大幅提升执行力、就一定能够逐步提高各种计划的完成率。只要把大家的思想、思路、方法都统一到正精进上，团队的合力就会大幅度集合般裂变提升，队伍也就带起来了，正如篮坛巨星迈克尔、乔丹所说“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现代企业的竞争靠的是精英团队而不是人海战术！
正是：沟通
沟通色难为大忌，相由心生须和气。
情绪转移最主要，信息传递那必须。
感觉互动靠气氛，心境打开更投机。
先要肯定后框视，换位思考见功底。
有深爱者有婉容，口乃心门是真谛。
辗转五次靠韧劲，五次辗转见总理。
胸怀宽广做基础，求变方能成业绩。
行为主动见效快，对象多样要谨记。
过程互动为双赢，说听问分三层级。
捭阖为术不足论，以道御术养正气。
苏秦合纵拒西秦，张仪连横诸侯息。
晏子使秦入狗洞，群儒遭辱妙辨机。
相如使秦不辱赵，完璧归赵成传奇。
主席谈笑倾华夏，沁园春雪双十立。
1曹操
曹操，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出生于官宦家庭，迎汉献许（今河南许昌），以汉臣丞相统一中国北部。
曹操现存诗歌二十余首，或写民生疾苦，或抒一统天下之志。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我们来重温下最有名的一些诗：
《对酒》属于汉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儒家主张“修己以安百姓”，意在创造一个太平世界。此太平世界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的王道之始;高级阶段的大同世界。“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度关山》和《对酒》所写的都是曹操的政治理想和治国之道。“天地间，人为贵”，标明曹操对人的重视。
《善哉行》分别赞颂了古公父、太伯仲雍、伯夷叔齐、仲山甫、管仲、晏婴等古代圣贤。这些人物的伟绩可以归结为一个仁字。当然这些圣贤虽然皆也有失误，但我们对他们乐在其中。我们来欣赏下：
“古公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于豳。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与世沈德，未必思命。仲尼之世，主国为君。随制饮酒，扬波使官。”
《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等都有一样的结尾，“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洋洋洒洒。
《短歌行》：“对酒当歌”，以下三十一句诗文，皆此四字生出。以明月指代统一大业的完成。“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白自己亦将虔诚地对待士人。没有士人的支持拥护就没有最后的胜利。
《短歌行》的历史人物最为集中。曹操对周文王、周公的歌颂，表现了他志在安民拯世的英雄心态。愿意效仿周文王，以服事殷。并且渲染文王（或指曹丕）以德统一天下，成为后主。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隆。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圭瓒，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威服诸侯，师之所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秋胡行》“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全诗共五解。愿与神人交游“思得神药，万岁为期”。
代表作品还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曹操有很多政治思想具有先进性。如民本思想、缓称王，教导我们明哲保身、全做臣子。
2曹丕
曹丕，字子恒，现存诗四十多首。曹丕的《燕歌行》“倾情，倾度，倾色，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善哉行》（有美一人）、《秋胡行》（朝与佳人期）等诗反映了他对佳人的倾心。《短歌行》是思念曹操之作。
在物质享受方面，在政治权利争夺方面，曹丕是幸运的。我们来欣赏他的一个作品《芙蓉池作》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
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
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
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
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
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
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3曹植
曹植，字子建，现存诗歌八十多首。《名都篇》《闺情》等诗写他早期的享乐生活。早期的言志诗可以《白马篇》为代表。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诗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曹植友情诗不仅有数量，更有质量。
曹植诗歌形成了既含蓄藉、低回要眇，又骨气充盈、远举豪逸的表情方式。曹植诗歌之所以深受后人推荐、认同，与其创造出此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密不可分。
我们来欣赏一首《侍太子坐诗》
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
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
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
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
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4曹冲
初春吹起茶膳风
茶膳，即将茶掺入其他食物做成茶制品，是古之食疗，也是今之药膳的补充。古书上对此早有记载。《晏子春秋》记载，古代的人们用脱壳的粟作饭，并煮禽蛋，掺上茶叶当作菜肴食用；三国张揖撰写的《广雅》中有用茶水煮粥的记载。唐代陆羽著的《茶经》中提及洛阳有个四川老妪做茶粥卖。唐代以后，随着贡茶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斗茶的展开，人们开始对择水煮茶有了更多的关注，“清饮”之风逐渐兴起，饮茶方法由烹煮改为冲泡，才使用茶掺食没有古代那样普及。
饮茶可去油腻、降血糖、清热解毒、美容养颜。然而，由于茶味苦涩，较难推广。有没有一种既可取茶之芳香、用茶之营养，又可避除苦涩之味的方法呢？
以茶入膳，可以茶之清香佐膳之美味，又以膳之五味去茶之苦涩，茶膳相辅，达到色、味、养和文化的完美结合。
经典茶膳回味无穷
如果说茶叶鸡蛋是茶膳中最普通的，那么，龙井虾仁和樟茶鸭子则是茶膳中最为著名的两款。
龙井虾仁与乾隆皇帝
传说杭州名菜龙井虾仁和乾隆皇帝有关。一日，时值清明，乾隆皇帝身着便服，游览杭州西湖。当他来到龙井茶乡时，天忽下大雨，只得就近步入一村姑家避雨。村姑好客，拿出新采龙井，沏了一杯好茶，招待乾隆。此茶香馥味醇，乾隆品后就想带一点回去，可又不好开口，便趁村姑不注意，悄悄抓了一把，藏于便服内的龙袍里。
雨过天晴，乾隆继续游山玩水直至日落，便在西湖边一家小酒肆进餐。点完菜，他忽然想起龙井茶叶，于是撩起便服，边取茶叶，边叫店小二泡茶。店小二接茶叶时，瞥见乾隆便服内穿着龙袍，吓了一跳，赶紧跑进厨房告诉掌勺的店主。店主正在炒虾仁，一听圣上驾到，心里一慌，忙中出错，竟将小二拿进来的龙井茶叶，当成切细的葱花，撒进了锅中。
没想到的是，这盘菜炒好后，清香扑鼻，茶芽碧翠欲滴，虾仁鲜嫩晶莹。乾隆尝后，连声称赞。从此，龙井虾仁声名鹊起，成为杭州的一道名菜。
――龙井虾仁制作――
原料：活大河虾1000克，龙井新茶1.5克，鸡蛋1个，绍酒1.5克，精盐3克。味精2.5克，淀粉40克，熟猪油1000克（约耗75克）。
制作方法：
1.将虾去壳，取肉，反复水洗，沥干水分（或用洁净干毛巾吸水），加盐、味精和蛋清，用筷子搅拌至有黏性时，放入干淀粉拌和上浆。
2.取茶杯一个，放入茶叶，用沸水泡开（不要加盖），放1分钟，滤出2/3茶汁，剩下的茶叶和汁待用。
3.炒锅上火，用油滑锅后，下熟猪油，烧至四五成热，放入虾仁，迅速用筷子搅散，约15分钟后取出，滤去猪油。
4.炒锅内留油少许置火上，将虾仁倒入锅中，并迅速倒入茶叶和茶汁，烹酒，加盐和味精，颠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樟茶鸭子
有人说樟茶鸭子与清宫御膳房大厨黄静宁有关。黄师傅一直想要改进御膳房里熏鸭的做法，但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法。一天他见宫中有许多福建漳州的贡茶，奇香扑鼻，沁人脾胃，遂决定用茶叶来熏鸭。
他选取嫩茶芽，配上各种佐料来熏鸭。没想到一熏之下，鸭子的肉香和茶香融合在一起，味道十分独特。慈禧太后吃了大为赞赏，后又听说此菜是用福建漳州嫩茶熏制而成，连声称赞。就这样，漳茶鸭子就成了一道名菜。后来人们传来传去，不知漳茶是福建漳州的茶，还以为用樟木熏的呢，就叫成了“樟茶鸭子”。
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传说。真正的樟茶鸭子是一道有名的川菜。制作上也并没有用上福建漳州茶叶，而是采用的花茶，用樟树叶熏制而成，且这种制作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樟茶鸭子制作――
原料：肥公鸭1只。盐、绍酒、花椒粉、胡椒粉、醪糟汁各适量。
制作方法：
1. 将鸭从背尾部开小口，取出内脏洗净，以调料抹全身，腌后以沸水紧皮，沥干水。
2. 将鸭入熏炉内，以樟树叶、花茶叶拌稻草点燃，待鸭皮熏呈黄色时取出，置大碗中蒸后晾凉。
3.将鸭入油锅中炸至鸭皮酥香时捞出，切段，复原于盘中即成。也可片皮，配以“荷叶软饼”卷食，风味更加独特。
茶膳食疗方浓郁出芳香
近年来，随着茶叶中的营养成分和药理作用被不断发现，其入菜的保健功能也进一步得到肯定。
绿茶什锦烩
原料：瘦猪肉数片，香菇（鲜品）2朵，洋菇4个，平菇3朵，鲍鱼菇2朵，胡萝卜1根，绿茶末1小匙，葱段5~6节，盐、芡粉适量。
制作方法：
1. 所有菇料和胡萝卜洗净切片备用。
2. 肉片放入干淀粉拌和上浆，加入盐，入滚水中汆烫至变色即捞出。然后将菇料入沸水中焯至半成熟。
3. 炒锅内放油适量，除肉片外，其他片料入锅翻炒，加绿茶末、肉片混拌均匀，倒入1杯开水或高汤烩出味，即下葱段，加盐，勾芡起锅。
作用：健脾开胃，调脂降压。
适用人群：血脂异常、神疲乏力、消化不良、高血压患者。
山药莲子红茶粥
原料：山药50克，莲子15个，粳米100克，红茶2克，冰糖适量。
制作方法：
1. 山药去皮，放入塑料袋内拍碎，再倒出剁细。粳米淘洗干净。
2. 用水将红茶、莲子煮沸，然后下粳米、山药，熬制成粥，放入冰糖即可。
作用：益气养阴，抗衰减肥。
适用人群：体弱乏力、肥胖患者。
乌龙鲜贝汤
原料：新鲜干贝数个，白萝卜半个，胡萝卜半根，西兰花3朵，乌龙茶2~3克，盐适量。
制作方法：
1. 白萝卜、胡萝卜、西兰花洗净切成小块，备用。
2. 干贝放入水中煮沸5分钟后，加入白萝卜、胡萝卜、西兰花和乌龙茶，滚沸后加盐，熬煮2分钟即可。
作第三人称代词，可以代人、代事、代物。代人多为第三人称，译作“他（她）（他们）”、“它（它们）”。如：①公与之乘，战于长勺。（《曹刿论战》）②陈胜佐之，并杀两尉。（《陈涉世家》）③肉食者谋之。（《曹刿论战》）
有时也作第一人称，译为“我”。如：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上枢密韩太尉书》）
（二）助词
1．结构助词，译为“的”，有的可不译。如：①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岳阳楼记》）②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论战》）
2．结构助词，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不译。如：①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扁鹊见蔡桓公》）②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爱莲说》）③臣以王吏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公输》）
3．音节助词。用来调整音节，无义，一般不翻译。如：①公将鼓之（《曹刿论战》）②久之，目似瞑，意暇甚（《狼》）③怅恨久之（《陈涉世家》）
4．结构助词，是宾语提前的标志。如：①何陋之有？（《陋室铭》）②宋何罪之有？（《公输》）③而城居者未知之也。（《满井游记》）
5．结构助词，是定语后置的标志。如：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②北顾黄河之奔流。（《上枢密韩太尉书》）
（三）作动词，可译为“到”、“往”。如：吾欲之南海，何如？（《为学》）
者
（一）结构助词，译作“……的”“……的人”“……的事物”“……的情况”“……的原因”等，相当于名词性短语。如：①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愚公移山》）②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出师表》）③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为学》）④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唐雎不辱使命》）
（二）语气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停顿，谓语部分一般用“也”字结尾，起判断作用。如：①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愚公移山》）②诸葛孔明者，卧龙也。（《隆中对》）
而
主要作连词用，可以表示以下关系：
l．并列关系，一般不译，有时可译为“又”。如：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十则》）②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核舟记》）
2．承接关系，可译作“就”“接着”，或不译。如：①扁鹊望桓候而还走（《扁鹊见蔡桓公》）②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涉世家》）③环而攻之而不胜。前一个“而”就表示承接关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3．转折关系，译作“但是”“可是”“却”。如：①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始得西山宴游记》）②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爱莲说》）③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隆中对》）④环而攻之而不胜。后一个“而”字表示转折关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4．递进关系，译作“而且”“并且”或不译。如：①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记》）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十则》
5．修饰关系，可译为“地”“着”，或不译。①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愚公移山》）②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始得西山宴游记》）
其
（一）代词
1．作第三人称代词，可译作“他（她）”“他（她）的”“他们”“他们的”“它”“它们”“它们的”。如：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十则》）②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口技》）③屠大署，恐前后受其敌（《狼》）
有时也译作第一人称代词“我”。如：偶然得之，非其所乐。（《上枢密韩太尉书》）
2．指示代词，可译为“那”、“那个”、“那些”、“那里”。如：①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核舟记》）②复前行，欲穷其林（《桃花源记》）③以勉其学者也（《墨池记》）
也可译作“其中的”，后面多为数词。如：①其一犬坐于前（《狼》）②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为学》）
（二）副词
放在句首或句中，表示疑问、猜度、反诘、愿望等语气，常和放在句末的语气词配合，可译为“大概”“或许”“恐怕”“可要”“怎么”“难道”等，或省去。①其如土石何？（《愚公移山》）②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马说》）前一个“其”可译作“难道”，后一个“其”可译为“恐怕”。③安陵君其许寡人！其：可译为“可要”。（《唐雎不辱使命》）
（三）连词，表示假设，可译为“如果”。如：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尔。（《送东阳马生序》）
以
（一）介词
1．介绍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可译为“因为”“由于”。如：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②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前一个“以”表原因，后一个“以”表目的。）（《出师表》）③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陈涉世家》）
2．介绍动作行为所凭借的条件，可译为“凭借”“按照”“依靠”等。①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马说》）②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愚公移山》）③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二章》）
3．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可译作“把”、“拿”、“用”等。如：①屠惧，投以骨（《狼》）②遂许先帝以驱驰（《出师表》）③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峡江寺飞泉亭记》）
（二）连词
1．表示目的，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来”如：①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狼》）②以光先帝遗德（《出师表》）③属予作文以记之（《岳阳楼记》）④故为之文以志（《始得西山宴游记》）
2．表示结果，可译作“以至”‘“因而”。如：①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出师表》）②以伤先帝之明（《出师表》）
3．有时相当于连词“而”。如：①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黔之驴》②醉则更相枕以卧（《始得西山宴游记》）
（三）“以”还可作动词（属于实词）用，可译为“认为”。如：①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出师表》）②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世说新语〉三则》）
焉
1．疑问代词，可译为“哪里”。如：且焉置土石（《愚公移山》）
2．句末疑问语气助词，可译为“呢”。如：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论战》）
3．代词，相当于“之”。如：忽啼求之，父异焉（《伤仲永》）
4．兼词，用于动词、形容词之后，即兼有介词和代词的作用，相当于“从这里”“在那里”。如：①不复出焉（《桃花源记》）②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愚公移山》）③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曹判论战》）
虽
连词“虽”在文言文中主要有两种用法。
1．表示假设，可译为“即使”。如：①虽千里弗敢易也，岂止五百里哉（《唐雎不辱使命》）②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三峡》）
2．表示转折，可译为“虽然”。如：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送东阳马生序》）
然
（一）代词，起指示作用，译作“这样”“如此”。如：①父利其然也（《伤仲永》）②谓为信然。（《隆中对》）③然后知是山之特立。（《始得西山宴游记》）
（二）连词，表转折关系，译作“然而”“但是”等。如：①然足下卜之鬼乎（《陈涉世家》）②然志犹未已。（《隆中对》）
（三）语气助词，分三种情况：
1．用在形容词之后，作为词尾，译作“……地”。如：杂然相许（《愚公移山》）
2．用于词尾，译作“……的样子”。如：①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墨池记》）②望之蔚然而深秀者。（《醉翁亭记》）
3．用于句尾，常与“如”“若”连用，构成“如……然”“若……然”格式，相当于“……的样子”
“好像……似的”。如：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核舟记》）
乃
（一）作副词。有三种情况。
1．表示动作在时间上的承接，译作“才”。如：①断其喉，尽其肉，乃去。（《狼》）②太丘舍去，去后乃至。（《〈世说新语〉三则》）
2．表示动作在时间上的承接，译作“就”。如：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陈涉世家》）
3．表示出人意料，译作“竟”“竟然”。如：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
4．用于判断动中，相当于“是”“就是”。如：当立者乃公子扶苏。（《陈涉世家》）
（二）作连词，表示前后的衔接或转折，可译为“于是”。如：①乃入吴寻二陆。（《周处》）②乃重修岳阳楼。（《岳阳楼记》）
（三）作代词，译为“你、你的”。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于
介词“于”的主要用法有：
1．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时间，译作“在”“从”。如：①公与之乘，战于长勺（《曹刿论战》）②子墨子闻之，起于鲁（《公输》）
2．表示动作的对象，译作“向”“对”“同”“给”“到”等。如：①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愚公移山》）②贫者语于富者曰（《为学》）③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④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孟子〉二章》）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墨池记》）
3．用在被动句中，介绍行为主动者，可译为“被”。如：“受制于人”的“于”。
4．用在形容词之后，表示比较，一般可译作“比”。如：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鱼我所欲也》）
5．表原因，可译为“由于”“因为”。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二章》）
为
“为”作为动词有两种基本用法，一是表判断，一是表动作行为。这里只介绍“为”作为介词的用法。
1．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可译作“向”“对”等。如：①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记》）②此人——为具言所闻（《桃花源记》）
2．表示被动，译作“被”。如：梅花为寒气所勒（《西湖游记二则》）
3．表示动作、行为的替代，可译为“替”“给”等。如：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韩愈短文两篇》）
一、真题链接
（2016年全国Ⅱ卷）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4～7题。
陈登云，字从龙，唐山人。万历五年进士。除鄢陵知县，征授御史。出按辽东，疏陈安攘十策，又请速首功之赏。改巡山西。还朝，会廷臣方争建储。登云谓议不早决，由贵妃家阴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灾异抗疏，劾妃父郑承宪，言：“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且广结术士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喝勋贵簧鼓朝绅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宫与太后家亦谨避其锋矣。陛下享国久长，自由敬德所致，而承宪每对人言，以为不立东宫之效。干挠盛典，蓄隐邪谋，他日何所不至？”疏入，贵妃、承宪皆怒，同列亦为登云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论吏部尚书陆光祖，又论贬四川提学副使冯时可，论罢应天巡抚李涞、顺天巡抚王致祥，又论礼部侍郎韩世能、尚书罗万化、南京太仆卿徐用检。朝右皆惮之。时方考选科道，登云因疏言：“近岁言官，壬午以前怵于威，则摧刚为柔；壬午以后昵于情，则化直为佞。其间岂无刚直之人，而弗胜龃龉，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来，以刚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党，逐嗜乞怜，如所谓‘七豺’‘八狗’者，言路顾居其半。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锄大奸、歼巨蠹哉！与其误用而斥之，不若慎于始进。”因条数事以献。出按河南。岁大饥，人相食。副使崔应麟见民啖泽中雁矢，囊示登云，登云即进之于朝。帝立遣寺丞锺化民赍帑金振之。登云巡方者三，风裁峻厉。以久次当擢京卿，累寝不下，遂移疾归。寻卒。
（节选自《明史・陈登云传》）
4.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且广结术士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喝勋贵/簧鼓朝绅
B.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且广结术士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喝勋贵/簧鼓朝绅
C.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且广结术士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喝勋贵/簧鼓朝绅
D.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且广结术士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喝勋贵/簧鼓朝绅
解析：此题选C项。全句的意思是：郑承宪包藏祸心，觊觎储君之位，而且广泛交结术士之流。当初陛下重惩科场冒名顶替之人，郑承宪的妻子每每扬言事情是自己揭发的，用来恐吓勋贵，以巧言惑动朝廷人士。用客观题的方式考查断句，可以避免主观题断句中的混乱以及阅卷场上评分时的困扰，对同学们来说也有降低难度的用意。
5.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宫是皇后所居之宫，后来又可以借指皇后，这与东宫又可借指太子是同样道理。
B.陛下指宫殿中立有护卫的台阶下，因群臣不可直呼帝王，于是借用为对帝王的尊称。
C.吏部是古代六部之一，掌管文官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长官为吏部尚书。
D.移疾指官员上书称病，实际是官员受到权臣诋毁，不得不请求退职的委婉说法。
解析：此题选D项。“移疾”指官员上书称病请求退职，这话是对的；但称病的原因有很多种，只说是因受到权臣诋毁不准确。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陈登云不畏权贵，弹劾贵妃之父。他出于对朝廷的忠心，即便对郑承宪这样的国戚，也大胆揭发对方为非作歹，包藏祸心，幸而皇上并未因此发怒。
B.陈登云敢于直言，检举多名重臣。他在朝既久，发现诸多问题，于是奏告一干大臣，其中有些人因此遭到贬职或罢免，以至朝廷大官们都很畏惧他。
C.陈登云上疏指出，选才慎于始进。他认为二十年来，刚直者很少被提拔进京，在朝者却背公结党，谄媚权贵，与其误用后罢免，不如进用时慎重。
D.陈登云关心百姓，奏请救助灾区。在他巡视河南期间，当地年成歉收，百姓相食，他向朝廷呈告灾情，皇上当即派遣寺丞锺化民筹措钱款赈济灾民。
解析：此题选D项。错在“皇上当即派遣寺丞锺化民筹措钱款赈济灾民”。原文的表述是皇上当即派遣寺丞锺化民“赍帑金”赈济灾民，所谓“帑金”是指国库所藏的钱币，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皇帝专门从国库拨付了救灾钱款，因此不需要锺化民去筹措款项。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其间岂无刚直之人，而弗胜龃龉，多不能安其身。
译文：
（2）副使崔应麟见民啖泽中雁矢，囊示登云，登云即进之于朝。
译文：
解析：（1）其中难道没有刚正的人，但禁不住抵触排挤，大多无法安身。（2）副使崔应麟见到百姓吃湖泽中的雁粪，便装入袋中给陈登云看，登云随即送至朝廷。（第1小题的关键词语有“弗胜”“龃龉”两处。“胜”旧读平声，义为能承受、能承担。如杜甫《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弗胜”即不能承受、禁不住。“龃龉”原指牙齿上下对不上，用来比喻意见不合、不相投合。第2小题中的关键词语有“啖”“矢”“囊”三处。“啖”的含义是“吃”，如苏轼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比较简单。“矢”在这里同“屎”，即粪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顷之，三遗矢矣。”“囊”指口袋，这里用作动词，用口袋装。类似的例子如贾谊《过秦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二、方法指津
提高文言断句的准确率，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具体应注意五点：
第一，要通读语段，综合运用学过的知识，顾及前后文，反复研究，把握主要内容。
比如下面一段话：
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侯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后皆莫敢言（选自《汉书・萧何曹参传》）
经过反复通读，我们可以先抓住主要之点，比如文中说的是什么人，办的是什么事，为什么这样做，结果如何，等等。
人物是：上，何（根据选文出处，“何”指“萧何”，功臣）。
事件是：“上”（汉高祖刘邦）以打猎为喻，向众功臣说明为什么“以何功最盛先封为侯食邑八千户”。
为什么这样做：依据“上”的说法（“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由此可见，在刘邦看来，萧何的功劳远胜于群臣。
事件结果：群臣后皆莫敢言。由此可知，群臣不得不接受刘邦的观点。
这样，就基本了解了文章的大意，便可断句了。断句参考如下：
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侯/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后皆莫敢言（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侯，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后皆莫敢言。）
第二，要确定“词”在句中的意义，注意语序和分析句式，重点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词”是属上还是属下，是“句”（句末停顿）还是“读”（句中停顿），这就需要运用文言知识反复研究。比如“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侯食邑八千户”之间，“侯”是专有名词，其间决不能断；“上以何功最盛”有主有谓，叙一事，是主谓句，应当断；“侯”是“封为”的宾语，当属上，不能做“食邑八千户”的主语，决不能属下。又如“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至“大小各有差”处，一事已叙完，应断为“句”，其他为“读”。
第三，古人写文章讲究语句整齐对称，行文中常常上下句用相同的字数和结构。
这一点可供我们断句时参考。比如“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应断作“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不能断为“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而使“多者”属上、“数十合”属下。又如刘邦的设喻“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也应当根据这一点，断为“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不能断为“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
第四，一些对话的标志，如“曰”“云”“言”等，也可供断句时参考。
文段中如果出现“曰”之类的词时，一定要注意“曰”后面的文字到什么地方为止。如“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的内容只能是“知之”两个字，“知猎狗乎”则是刘邦的问话，不是功臣的回答。
第五，一些常用虚词，也可作为断句的参考。
要注意常放于句首的“盖”“夫”“故”“岂”，放于句末的“之”“也”“矣”“焉”“哉”“乎”“欤”“耳”“邪（耶）”等虚词。本段中“何也”的“也”，“诸君知猎乎”的“乎”，“狗也”“人也”“功狗也”的“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的“至如”，都可作为我们断句时的参考。
三、误区警示
断句需要综合运用古代汉语字、词、句以及古代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哪方面知识不足，都可能会错误理解文句，从而断错句。具体而言，错误断句的主要原因有：
（一）不懂词义
[例1] 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左传・宣公二年》）
本例错断是因为不明“与”的意思和用法。本句中“与肉”的“与”是连词，相当于“和”；“以与之”的“与”是动词，当“给予”讲。因此，正确的断句应该是：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
（二）不明语法
[例2]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桃花源记》）
本例的问题在于“所闻”的归属。“所闻”是“所”字结构，“所”指代“闻”的对象，即渔人闻知的汉和魏晋间的情况。它不可能指代“闻”这一行为的主动者――听渔人讲话的村中人；如果指村中人，只能说“闻者”。这是由于不明白“者”字结构和“所”字结构的区别而出错。正确的断句应该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三）不晓句式
[例3] 齐威王问。用兵孙子。（《孙膑兵法》）
本例由于不知道“孙子”前省略了介词“于”，把一句话断得很难懂，标点符号用得也不对。其实，应这样断句：齐威王问用兵（于）孙子。
[例4] 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淮南子・人间训》）
如果我们熟知对偶、排比、互文等是文言文中常见的修辞方法，文言语句大多句式整齐且以四六句居多，就不会犯上面的错误。正确的断句应为：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意思是说福变成祸，祸变成福，其中的变化没法子研究到底，深得无法测量。）
（四）不知名物制度
[例5] 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史记・秦始皇本纪》）
此例断句显然不当。这句话是说，彗星又一次在西方出现，一共经过十六天；不是说夏太后死于十六日那天――东汉前古人用干支记日，数字和“日”连用，并非说某月某日。应正确断句为：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强化训练
请用斜线（/）给下面的文言语段断句。
1.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2.太宗曾罢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选自唐刘觫《隋唐嘉话》）
3.景公好弋①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召吏欲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以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王曰勿杀寡人闻命矣（注：①弋（yì）：打鸟。）
4.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5.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人君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选自《韩非子・难一》）
6.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选自《资治通鉴》）
7.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选自《战国策・魏策》）
8.臣闻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选自《新唐书・王传》）
参考答案
1.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或“。”）若以与我，皆丧宝也。（或“，”“：”）不若人有其宝。”）
2.太宗曾罢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太宗曾罢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
3.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召吏欲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以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王曰/勿杀/寡人闻命矣（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召吏欲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以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王曰：“勿杀，寡人闻命矣。”）
4.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5.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人君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人君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6.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诸于在汉史中颇引人注意。西汉宣帝时，“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王政君因著“绛缘诸于”而入选。《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记载：
及太子朝，皇后乃见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长御问知太子所欲。太子殊无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强应曰：“此中一人可。”是时政君坐近太子，又独衣绛缘诸于，长御即以为是。
“政君”即王政君，后来成为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皇太后，也即王莽的姑母。据此可知，诸于是外衣，可有鲜明的缘饰；王政君著诸于见太子，则诸于可做女子的正服。
更始诸将也曾著诸于。《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记载，两汉交替之际，更始政权将定都洛阳，其诸将因身穿诸于而招致洛阳人的嘲笑：
时三辅（案指洛阳）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李贤注：“《汉书音义》曰：‘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袿衣。’字书无‘镼’字，《续汉书》作‘[左衣+屈]’，音其物反。杨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关之西谓之[左衣+充] [左衣+屈]。’……据此，即是诸于上加绣[左衣+屈]，如今之半臂也。”】
更始诸将头戴冠、帻，是男子的装扮，而身穿诸于、绣镼，则被视作“服妇人衣”。《续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则将更始诸将的着装称作“服妖”，认为其最终导致了更始政权的败亡：
更始诸将军过雒阳者数十辈，皆帻而衣妇人衣绣拥[上‘髟’下‘屈’]。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
更始政权迁都长安之后，其诸将的服装又引来了长安人的讥讽。《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列传》记载：
时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其（案指更始）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袴、襜褕、诸于，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更始新贵多出自下层，长安人认为其服装豪华而不得体，故编歌谣来挖苦他们 。那么，诸于究竟是男服还是女服？它的样式是怎样的？
尹湾汉墓简牍表明，诸于在汉代确实是一种男女通用的服装。在尹湾二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件记载随葬衣物的木牍，上面有这样的文字：
[糸+‘白’]绮诸于一领，羽青诸于一领，[糸+‘剽’]鲜支单诸于一领。右诸于三领。[1]
该墓的墓主为一中年女性，诸于在这里是作女服。而在尹湾六号汉墓中，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木牍，题为“君兄衣物疏” ，上面又有这样的文字：
早丸诸于一领，[糸+‘剽’]丸诸于一领。[2]
据考，尹湾六号汉墓的年代不晚于西汉成帝末年，墓主师饶字君兄（况），男性，生前为东海郡功曹史。诸于在这里是作男服。
因此，像更始诸将这样身为男性而着诸于者在汉代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尹湾汉墓位于今江苏省连云港，汉时属徐州。更始诸将原为绿林军首领，其起兵地点在今湖北省，汉时属荆州。这些地区都与洛阳、长安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距离较远，风俗习惯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洛阳、长安人将更始诸将穿诸于讥为“服妇人衣”，其所表达的可能只是一种正统的服饰观念，与当时各地区人们的实际着装情况并不全然一致。
关于诸于的样式，由于文字记载的短少，只能做一些推测。《汉书》卷九八《元后传》颜师古注：“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类也。”颜氏的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大掖衣”，也称“逢掖之衣”。《礼记·儒行》：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郑玄注：“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单衣也。”
则大掖衣曾为鲁地的服装。“袂”，袖子。《说文解字·衣部》：“袂，袖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张袂成阴，挥汗成雨。”“单衣”，通常认为即《礼记》所谓“深衣之制”，汉时可做正式的外衣，男女通服。可知“大掖衣”与单衣相似，特点是大袖。“逢掖”也作 “缝掖”。司马彪《续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
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缝掖其袖，合而缝大之，近今袍者也。
则“大掖衣”的样式近于汉晋时代的袍子。或因周公和孔子曾著此衣，所以它又成为儒生的服装。《后汉书》卷四九《王符列传》记载：
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鴈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
因大掖衣在汉代是儒生的服装，“缝掖”遂在当时成为儒生的代称。所以，大掖衣不大可能是被讥为“妇人衣”的诸于。
但是，颜氏说诸于“即袿衣之类”，却有一定的道理。袿衣是妇女的上服。宋玉《神女赋序》：
振绣衣，被袿裳。[3]
刘熙《释名》卷五《释衣服》：
妇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也。
王先谦注引毕沅曰：“上服，上等之服也。”刘熙称袿衣的特点是“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可知袿衣有刀圭形的垂饰。《尔雅》卷五《释器》：
衣裗谓之[左衣+‘兒’]。
郭璞注：“衣缕也。齐人谓之挛。或曰袿，衣之饰。”邢昺疏：“言饰者，盖以缯为缘饰耳。”则袿衣的垂饰为丝质，且如“裗”如“缕”。司马相如《子虚赋》：
蜚襳垂髾。
司马彪曰：“襳，袿饰也。髾，燕尾也。”李善曰：“襳与燕尾，皆妇人袿衣之饰也。”[4]《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襳，袿衣之长带也；髾，谓燕尾之属，皆衣上假饰也。”由此看来，袿衣的垂饰大约是一种可以飘动的长带（参见图一、图二[5]）。但是，更始诸将为男性，且系武人，似乎不大可能穿这种华盛的女子的服装。
图一：踏鼓舞女，河南南阳汉墓石刻画像
图二：伯宗妻，晋代顾恺之《列女传图》（宋摹本）
由前引《汉书》卷九八《元后传》可知，王政君因衣“绛缘诸于”而出众。“绛”，《说文解字·糸部》：“绛，大赤也。”“绛缘诸于”， 就是有深红色衣缘的诸于。汉代的衣大多有衣缘，异于衣色，镶在领口、袖口和衣襟的边沿。《礼记》卷三九《深衣》郑玄注：“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尔雅》卷五《释器》：“缘谓之纯。”“纯”即衣缘。汉代的单衣，其形制是上衣与下裳相连，以彩色的衣缘镶边。不过，单衣在汉时是常见的服装，其衣缘的样式一般比较简单。而王政君所著的诸于，其缘饰或与此不同。
在汉代画像数据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女服：长衣，大袖，交领，右衽，左右身侧在腰以下有连缀的缘饰（参见图三）。有人认为这就是袿衣。[6]但仔细观察此衣的缘饰，可见其形状不太像刀圭，亦非长带，与《释名》等文献中有关袿衣的记述不完全一致。不过，这种缘饰确为“衣裗”，较为繁复，同袿衣也有相似之处。枚乘《七发》：
杂裾垂髾。[7]
清代学者任大椿《深衣释例》曰：“衣圭乃缕缕下垂如旌旗之有裗，即所谓杂裾也。”[8]而此衣的缘饰恰如旌旗之裗“缕缕下垂”，故称其为“袿衣之类”，或未尝不可。
图三：执镜台女子，山东沂南汉墓石刻画像
此外，汉代画像数据还显示，穿着这种服装的人，不仅有女子，也有文吏和武士（参见图四、图五），说明这是当时的一种较为定型的服装样式。由于它具有特殊的缘饰，与文献所记载的袿衣略能相合，而且男子也穿，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诸于。不过，诸于虽然通用，其男女的式样却或许略有差别。例如，图三中的女子，其服装的下摆的缘边较宽，腰前又围有蔽膝，而图四、图五中的男服则不然。
图四：簪笔奏事官吏，山东沂南汉墓石刻画像
图五：执剑武士，山东沂南汉墓石刻画像
附带说一下，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9]所出的战国中晚期的衣物中，有一种短袖筒，宽袖口，刺绣凤鸟纹样，并以条纹织物为缘饰的长衣，似乎为一种固定的女装式样（参见图六），有学者认为此衣与汉史中提到的“诸于”有相承的关系。[10]但是，由于这种长衣的缘饰的样子较为普通，没有“衣缕”，与文献所记载的“袿衣”相去较远，故还难以判定它与诸于有相承的关系。
图六：绢面绵衣（示意图），短宽袖，条纹缘饰，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1]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151页。
[2]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129页。
[3]《文选》卷十九。
[4]《文选》卷七。
[5] 图一与图二的选用，参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1章；孙机：《深衣与楚服》，《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6]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100页。
[7] 《文选》卷三十四。
[8]任大椿：《深衣释例》，《皇清经解续编》卷百九十三，南菁书院本。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渊源；政治革新家；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正是从这种发展的眼光出发，他接着又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欲望，承认人们对欲望和财富追求的无止境性；而且认为，如果有谁想遏止这种追求，那必将是徒劳无功的。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带有极大的合理性。他在《货殖列传》里又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所说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的意思。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的。他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还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列，说：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是他“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的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循此下来，就产生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
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虚言也。”有些论者认为，他在《游侠列传》里借鄙人之口所说的“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以及引用《庄子·箧篇》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都是愤激之语。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却是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才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货殖列传》)。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货殖列传》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平准书》就是记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因之”以至“与之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一部专史。《太史公自序》称，“作《平准书》以观”，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因之”政策的实施，《货殖列传》说：
汉兴，海內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全。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这便是实行“因之”政策的结果。“因之”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富足安定与繁荣昌盛。当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问题。《平准书》接着又说：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併；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出现了这种情况，就需要“利导之”和“教诲之”了。贾谊的论“积贮”；晁错的论“贵粟”；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供养匈奴之归顺者；且尊显卜式以讽百姓输财助边，等等，都属于“利导之”和“教诲之”的内容。然而，丞相为天下先却“无益于俗”，天子出禁藏终不免“县官大空”，尊显卜式也无助于“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之际，就只好“整齐之”并“与之争”了。
就“整齐之”而言，其最大的措施莫过于告缗令的颁布了。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盐铁官营已经是“与之争”范围的事了。实际上，“整齐之”和“与之争”只有一步之遥，而在武帝时期的具体实施上，则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申。……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继之而来的措施是：
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也即归农；“而万物不得腾踊”，也即物价得到了稳定；同时还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预期目的。然而，这里所蕴含的司马迁的真实看法却是：商贾归农带来的是经济萧条；天下用饶也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家富足了，人民却贫穷了，“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因此，司马迁借卜式之口所说的“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实际上也代表了司马迁自己的心声。这甚至不亚于“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那样对夏桀的诅咒。有的论者认为，司马迁宁肯给酷吏立传而不给桑弘羊立传，此事殊不可解。笔者则认为。这种看法的提出，是由对司马迁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的缘故。大致在司马迁看来，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当亦非廉洁之士；酷吏虽酷，其间却不乏清正之人。两相比较，兴利之臣实不如酷吏多矣。这就是司马迁不为桑弘羊立传而只在《平准书》中见其行事的原因。况且，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事耗资巨大，国力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参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平准书》)。
以上所述，仅仅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些主要内容，而不是他经济思想的全部。司马迁的这些经济思想，介乎儒、道、法三家之间，与三家俱有渊源，而又有所不同。下面试分别加以论列。
先说儒家。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论语·子罕第九》)。然而他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话。同时他还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第八》)。这说明，孔子对利只是“罕言”，而并非不言。
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认为“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与此相表里，他的另一看法是：“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于是，孟子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与此相类似，他的另一个结论则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摒绝富利而只谈仁义，是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虽然孟子的其它言论也有与此相抵牾的地方，而且事实上他自己并不全然如此；然而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孟子的经济思想，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可以说正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反面参照系。
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真正与司马迁比较接近的是荀子。司马迁的“欲望论”可能即有所承于荀子。《荀子·礼论篇》就提出了“人生而有欲”的观念。《荀子·王霸篇》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者也。”《荀子·性恶篇》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不仅认为“人生而有欲”，而且认为这种欲望是“穷年累世而不知足”的。《荀子·荣辱篇》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荀子对欲望的这种看法，是与司马迁颇为相近的。
在义、利观上，司马迁没有什么明确的论述，只说过“本富为止，末富次之，奸富为下”的话。(所谓“本富”，就是指由农牧业而致富；所谓“末富”，就是指由工商业致富；所谓“奸富”，就是指由“危身取给”而致富。所谓“危身取给”，就是指“劫人作奸”、“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而荀子在义、利观上则较之孔、孟更加倾向利的方面，《荀子·大略篇》说：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从经济思想的总体上看，荀子的这种义、利观是应该能够被司马迁所认同的。不过，司马迁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客观的全民意识，而荀子则时时刻刻地不忘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就是两个人的大不同处。
道家的经济思想以老子为代表。老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他的“无为论”。“无为论”既是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最高原则。老子认为“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要以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目的。司马迁关于经济政策的思想，其根源可能即本之于此。
法家的经济思想以管仲和韩非为代表，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管子·禁藏篇》说：
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荚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仲的这种“自利论”，与司马迁的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是一脉相承的。由这种“自利论”，管仲引出了“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篇》)；“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向篇》)等治国方略，同时也引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伦理思想。管仲的这些经济思想，可以说最与司马迁相通，甚而至于可以说，它或者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唯有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全面干预的理论。
韩非的经济思想核心是他的“自为心论”。虽然韩非与管仲同称法家，但二人的经济思想却差别很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三》载其论曰：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已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周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韩非的这种“自为心论”，把他的老师荀卿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端，变成了一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韩非把这种“自为心论”运用到一切经济的与非经济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就形成了他在政治上的人民为国家、国家为一人(国君)的极端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在经济上的只求富国不求富民的思想。韩非的这种经济思想，是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截然对立的。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对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挡之势，却并不鼓吹韩非的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司马迁所阐发的“欲望论”乃至“富利论”，都带有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的全民性质，这即使与包括管仲和荀卿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相比。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的经济思想又恰恰成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反面参照系。
在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作了上述梳理之后，我们便可以来谈谈他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了。
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重要的政治革新：一次是商鞅变法，一次是王安石变法，一次则是近代的康梁变法。这三次变法，只有商鞅变发生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之前，因此我们便以商鞅变法为例，来探讨一下司马迁的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从司马迁自述《商君列传》的作意上看，关键是“强霸孝公”这四个字。商鞅适秦，先后曾两次变法，所围绕的，也都是这四个字。而且与之相陪衬，在《商君列传》的开篇，司马迁还特地记述了其以帝王之术进说孝公的情节。蒋礼鸿先生认为：“以帝王进说，此传者矫妄之辞，太史公采人《列传》，失审谛矣。[3]但是笔者认为，司马迁如此写法，还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因为就商鞅方面而言，其事未必不可有，且正是其“挟持浮说”而“非其质”的地方；就孝公方面而言，则正是商鞅用坚其志以行霸道的方法，或可谓欲擒之，故纵之。
《史记·商君列传》正面叙及变法的是这样两段话。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于是以鞅为人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从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尽管变法的措施有多种，而要在“农”、“战”二字之上，《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变法的这种农战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依靠农业提供战争的兵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以便于运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从而使国家得到最大的安定。使国君得到最高的尊崇。这里面，自然包括历来最被人们所称道的“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以及“为田开阡陌封疆”等措施。如果把商鞅和管仲做一下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二人的不同。管仲也讲农战，但他主要是讲寓兵于农，是要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来实现他的政治谋略，目的是为了“帅诸侯而朝天子”(《国语·齐语》)，因此他并非用战争来解决一切问题。商鞅则不然，他几乎把秦国变成了一座大兵营，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经济政策还是其他政策，都围绕着战争服务。由此，笔者不得不对长时间以来盛行于史学界的一种看法提出质疑，这种看法就是：商鞅变法是为所谓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与一切阻碍和反对变法力量的斗争，都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商鞅变法使一部分生产力得到了解放，那也是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旨在使国君一人独尊的极端专制的国家(这一点，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与商鞅具有共同性)。另外，我们似乎也不能说，启用商鞅的秦孝公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而车裂商鞅的秦惠王代表的却是旧奴隶主贵族。倘若如此，“后世遵其法”又当作何解释?“后世遵其法”不独是司马迁一个人的看法。《韩非子·定法篇》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贾谊《过秦论》也说：“孝公既殁，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假如“后世遵其法”是事实，那么车裂商鞅就应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应当另外做出解释。
这里顺便谈一下商鞅之死的问题。
关于商鞅之死，《史记·商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为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敞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纳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商君列传》的这段记载，情节有点像小说家言，很有传奇色彩；然而却未必不是实情。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吕氏春秋·无义篇》：
泰孝公薨，惠王立，以此(指欺故友魏将公子卬事一一笔者按)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裹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叩也，吾无道知君”。同时，《淮南子·泰族篇》也说：“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史记·商君列传》则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而《战国策·秦策一》说得更甚：“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按照上古人的语言习惯，所谓“秦人”，有全体秦国人的意思，这里是应该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部分人在内的。甚至与商鞅同道的所谓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也不得不在《韩非子·和氏篇》中实事求是地说：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十)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由此人们不难联想到，《史记·商君列传》用很大篇幅记载赵良见商鞅时的谈话，并非出于无因，它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司马迁本人的看法。赵良谈话的最后部分说：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子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泰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泰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赵良之所以能将商鞅的下场说得如此真切，恐怕还是鉴于当时的世道人心；而当时的世道人心之所向，则与商鞅的个人品格和推行变法的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并不能说，赵良的谈话只代表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而不代表秦国普通百姓的利益。事实上，赵良的谈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篇末论赞中所说的“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还是有充分根据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经济思想的问题上来．
商鞅变化的要点既然是“农”、“战”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商君书·去强篇》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还说：“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但是《商君书·说民篇》却又说：“王者国不蓄力，家不
积粟。国不蓄力，不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对照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商鞅一方面主张重农贵粟，主张可以用粟来买爵捐官；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家不积粟”，这明显地是一种“国富民贫”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韩非那里也可以找到)。而且不仅如此，商鞅还主张通过“刑”、“赏”来控制人们的贫富。《商君书·去强篇》说：“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实际上，这里说的“贫者使以刑则富”是假；因为对于贫者来说，能够维持生计就算不错，他们很难达到用粟来买爵捐官的程度。而“富者使以赏则贫”却是真的；因为国家可以通过强迫的手段来使他们买爵捐官，从而让他们“家不积粟”。商鞅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司马迁的“欲望论”和“富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思想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的对立，这就是司马迁在实录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变法功绩的同时，又往往有些贬抑之辞的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应该如何理解《史记·商君列传》所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賊，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商鞅变法所造就的秦国，实质上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他之取得这样的成效也就无足为怪了。不过，所谓“家给人足”，也只是相对而言，它是通过“刑”、“赏”等强制手段来达到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同被称为法家人物，为什么管仲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却是另一番形象?
关于管仲的经济思想，前面已经有所论列，这里不再重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里着重谈一下司马迁对管仲在齐国为政情况的看法。《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段话要言不烦，对管仲做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这说明，管仲任政相齐所有作为，都能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另外，司马迁将管仲与晏婴合传，作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也决不是偶然的行为。这诚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尽管管仲与晏婴的个人风格很不相同，但他们作为齐相，却都得到了司马迁极高的尊崇。司马迁在传末的论赞中说：“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又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司马迁对管、晏二人的褒美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法家人物，为什么司马迁对管仲的态度与对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的态度竟有着如此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之间经济思想的差异。从管仲的经济思想到管仲的政治措施，都带有一种民本主义的倾向，他的富国强兵是以这种民本主义为基础的，因此他所走的，是一条近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司马迁与管仲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差别极大，但是从总体上看，二人的认同之处还是很多的。而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则不然，他们时刻不忘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其一切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措施，都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服务的。他们间或也曾想到过编户之民，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思想和做法，才很难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
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革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其中在财政方面的目标，也几乎都是“民不益赋而国用足”。这一点，无论是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还是刘晏理财，王安石变法，都一个样。然而，既然“民不益赋”，那么“国用”何从而“足”?这自然就要靠“与民争利”。因为国家要增加财源，舍去给民加赋，就只剩下“与民争利”了，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而从“与民争利”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是不分阶级、阶层，也不分贫富的。过去那种认为某朝代某人变法代表的是某阶级利益的说法，大致是靠不住的。即如通常所说的商鞅变法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是如此。至如康梁变法，因为它涉及建立限制皇权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带有某种资产阶级性质，则就应当另作别论了。这里面，管仲的因民心而利导之、富上而足下的治国方略，在法家人物中，就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他作为二千五百年前的一位政治革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以上笔者论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并联系比较了以法家商鞅为代表的政治革新家的经济思想及其革新措施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差距，从而探讨了司马迁在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管仲这个例外的情况。在论述的过程中，笔者还对过去史学界不恰当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变法事件的做法提出了疑议。在所有这些论述当中，可能会存在不少偏颇和疏漏的地方，笔者企望徐先生并海内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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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Study on Sima Qian' s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Origin
关键词： 死义 史 孝
古来忠臣孝子，常被用来作庭训的范例，这其中不乏刚烈死义之士，且尤为人所乐道。但《孝经·开宗明义章》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似乎又与其事相悖。后来人多有为此作解，忠孝难以两全的论断常被人所提及，但翻检《孝经》一书，忠君也是被认为孝的一部分的，如《孝经·事君章》谓：“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士章》：“故以孝事君则忠。”可见，忠、孝两者之间已经具有了其一致性，忠孝难两全的论调也是不确切的了。有人拈出《孝经·开宗明义章》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一句来说明二者关系，但对于其中肌理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对待死亡态度的变化
春秋战国之世，战乱频繁，《老子》语“民不畏死”，反映了当时特定时代下的现象。但初时，先民对于死亡之事也是充满着恐惧的，人们是逐渐地才产生了一种理性观念来看待生死。从《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到《孟子·离娄下》“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再到《庄子·知北游》：“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也，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可以看出当时人对死生之事渐趋理性的态度。但是甘愿赴死之士却也还是累出而不穷的。如《左传·定公十四年》：
梁婴父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赵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无死莫矣。’乃缢而死。
《韩诗外传·卷七》：
卫懿公之时，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卫。于是懿公欲兴师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贵而有禄位者，鹤也。所爱者，宫人也。亦使鹤与宫人战。余安能战！’遂溃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辞毕，呼天而号。哀止，曰：‘若臣者，独死可耳。’于是遂自刳，出腹实，内懿公之肝，乃死。
《左传·僖公九年》：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这些死义之士的产生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一两个方面，强烈的忠义思想与好勇意识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层面，而死士们思想中对待生死的观念也起着左右的作用。《左传》载：“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年》）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先秦人们一种对超越有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人们也许未必都会依此而行，但是这种使得个体生命得以延续的愿望确实是普遍存在于当时士人思想中的。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说，君子最害怕自己离开人世时，不能著名于世。人死后，如果名字不为人所称述，是应深以为憾的。《论语》中还曾对比齐景公之死与伯夷、叔齐之死，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均反映出当时人们希冀不朽生命的意识。既然有了这种可以达成不朽的门径，人们也逐渐地对个体生命的超越进行反思，甚至践行。而在这背后起无形的引导作用的，却是当时史的观念的发展与史书的修撰，因为史的观念在完成这一过程中扮演者立足点与桥梁的角色，这也使得人们逐渐思考自身的历史角色。
二、史官文化对孝义的影响
史的观念的产生当时是得益于史官的设置与史书的修撰。《尚书·多士》载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而更早的《尚书·虞夏书·甘誓》篇，顾颉刚谓：“其较稳定地写成文字，大概就在殷代。”[1]（第四期）可见史官、史书文化之渊远。又王国维《释史》谓：“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2]（P263）当然，上古之时，史的职责是带有宗教性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祝史祭祀，陈信不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理性精神逐渐显现，鬼神也就受到了普遍的怀疑，甚至否定。《论语·雍也》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对鬼神的怀疑也加深了当时人们对人事的关注，史官也更多地去记载现实人事，进而使得人们从中寻找行为的根据以及经验教训，从而来指导时事。
对现实人事的关注也反过来促进了史官文化的发展。周代之时，史官建置已较完备，刘知几《史通·外篇》卷十一载：“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其实，从周朝开始，不仅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亦纷纷设置史官，以从事史事的记载，为本国保存典籍等。例如鲁国之太史，《左传·昭公二年》：“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齐国之太史、南史，《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又有楚国之左史，郑国之太史，秦赵之御史等。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晋《乘》、郑《志》、鲁《春秋》、秦《秦记》等各国不同的史书。
史官文化的发展使得人们逐渐看重自己在史书中的形象，而对人们内心产生重要作用的则是史书编撰过程中的取舍与褒贬等价值取向，这种取向直接关涉个体的历史定位。前面已经提到人们的理性精神使得当时渐重现实人事，史官也由宗教祭祀功能转向人事笔录功能。而在对人事的记载、实录中，史官们也会对过去史事、民族兴亡有比较客观的总结，进而表现在史书中，以资后人鉴识。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引用《夏训》并周太史辛甲所传《虞人之篇》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故处。德用不扰，在帝夷弈，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取告仆夫。”又如《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归，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以享，违也，慈保庶民，亲也。’”体现重民倾向；《尚书·周书·无逸》：“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规劝帝王，都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价值评判意识。典型的例子还有鲁国之《春秋》，《庄子·天下》谓《春秋》的基本精神为“道名分”，司马迁也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综观春秋之义，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其维护周礼、贬斥邪说暴行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往往在记叙者谨严的笔法中表达出来，即我们所谓“春秋笔法”。例如《春秋·隐公四年》载：“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解：“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谷梁传》解曰：“称人以杀，杀有罪也。”体现出对民心与道义的顺从。又《春秋·文公十八年》记：“莒弑其君庶其。”《公羊传》解释：“称国以弑君者，众弑君之辞。”《春秋·成公十八年》记：“晋弑其君州蒲。”《谷梁传》解释曰：“称国以弑君者，君恶甚矣。”则通过“弑”字来表达君无罪而臣不义。这是一种站在历史平台上对道的追求和道德伦理的判例。《左传·成公四年》对春秋笔法有阐释，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傅道彬先生说：“‘微而显’是历史的情感之度，尤其是情感隐藏在历史的叙述中，所谓‘以一字为褒贬’。‘志而晦’是记载之法，历史事实记载清晰而叙事倾向又有所隐蔽。”[3]（P17）诸种史书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评判已经作为当时的普遍价值取向而为人们所接受。所以，时人们极其重视史书对自己的记载、评判，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斐豹为了抹去自己史书上的罪名，以杀督戎要于宣子，可见当时史书编撰对人们的影响。
史官们通过对史书的编写，一方面为了给臣民树立一个忠君忠国的榜样，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一方面也秉持着直笔实录的精神，所以多能对忠臣孝子做到实录。在这种史学背景下，那些死义之士自然成了史家们乐于称颂的对象。反过来，又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士子们不畏于死“义”，因为他们认为如此赴义作为一种义士的表现会被流传于史，从而使自己生命得以延续。
三、孝义内涵对历史的推动
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形成赖于其当时的时代环境，孝义的内涵也是当时时代下的产物。这种原始的使生命得以延续的愿望表现于史事，从而又被逐渐纳之于时代价值观念中，反过来又给以人们明确的指向与无限的期望。
孝义本身亦是一种开放的价值体系，它对于其时代士人行为的认可与收纳也使得其自身更加趋于圆熟。孝源自古代社会对先祖亡灵的怀念与追思的朴素情感，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尚书·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诗经·载见》：“率见昭考，以孝以享。”可证孝之渊远，孝义也是在史的动态的发展中使自身得以变化并完善的。从殷商到东周末，孝义也对自身进行了逐步的改变，由颇具宗教祭祀意味的孝渐成为家国存养的孝。这种变化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变革的原因的，李泽厚谓：“春秋战国是保存着氏族社会传统的早期宗法制向发达的地域国家制的过渡时期。”[4]（P11）从《国语·周语上》中“夫祀，所以昭孝也”到《盐铁论·孝养篇》的“孝莫大以天下，一国养，次禄养，下以力”，我们很明显地看出这种演变情况。所以对国家、对君主的忠敬也就自然地进入到孝义之中。《礼记·祭义》篇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则已将事君之忠、战阵之勇收入孝义之中。“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通……故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士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长无上……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章》）对君王的敬已很明显的被加以倡导。
而孝义作为当时一大价值观念在春秋战国之时是被广泛提倡的，例如《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章句下》）荀子谓“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荀子·王制》），均表现出对孝道的重视，甚至《论语·学而》有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统治者也会因其具有的忠君效国观念而加以运用，依靠它来维系国家的安康，庶民的顺从。[5]（第四期）例如《管子·山权数》指出无孝之危：“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战国策·齐策四》载：“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因此，纳入了忠、敬等价值观在内，且被时人所推重的孝也不可避免地对当时人们的行为产生着影响，使得人们以“孝”来省察己身，不断趋于“善”的道德品质。以《左传》为例，襄公二十五年载：“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则已对君主与社稷进行了理性的区分，国家观念的渐重使得人们以一种更宏观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孝义涵义的成熟对历史的影响不只表现在人们对死亡的选择，前面已经提到统治者依靠它来维系国家的安康，庶民的顺从。这在《论语》中也可发现一些端倪，如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我们虽然不能说孝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但其为政治所用的事实是存在的。其实统治者自身也在努力践行着孝的含义，《孝经·天子章》：“爱亲者，不敢恶於人；敬亲者，不敢慢於人。爱敬尽於事亲，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君主对孝义的践行则能风化百姓，使得国家得以安宁，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然，纣桀之君则可使国家式微，乃至灭亡。由于中国古代“内圣外王”思维的影响，统治者依旧要对自身德行加以修养，而其目的也即是“外王”。《尚书·尧典》载岳向尧荐舜：“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由此，孝义以一种上层的道德意识影响着国家，书写着历史。
四、总结
这样，史的观念与孝义形成了一种动态中的互动，二者又在这种互动中逐渐形成一个颇具包容性的体系，进而在不断地发展中生发出新的价值观念。死义所带来的矛盾正是在这一体系互动发展中产生的，当然，这一矛盾的解决正也赖于其进一步发展。《孝经·开宗明义章》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欲以一始一终来弥合这种矛盾，正是得力于史、孝观念的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尚书·甘誓》校释译论[J].中国史研究，1979（4）.
[2]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傅道彬.诗可以观[M].北京：中华书局，2010.
一、以为、以……为
文言中的“以为”和现代汉语的动词“以为”、“认为” 相当。如：
①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石钟山记》）――而浅陋的人竟用斧头敲打石块来探求命名为“钟山”的原因，还自以为得到了它的实情。
然而，在更多的场合，“以为”却是“以……为……”的紧缩，常见的有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在“……以为……”、“以……为……”句式中，“以”是介词，组成介词结构，作动词“为”的状语，此时的“……以为……”、“以……为……”相当于“用……做……”或“把……当作……”。如：
②虎视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黔之驴》）――老虎看见驴子，是个庞大的家伙，把它当作神怪。
③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触龙说赵太后》）――一定要把长安君当作人质，才肯出兵。
④夫以铜为鉴，可正衣冠。（《新唐书・魏征传》）――把铜板当作镜子，可使衣冠端庄。
⑤至丹以荆轲为计，始速祸焉。（《六国论》）――到了太子丹，用派荆轲行刺作为计策，这才招致祸患啊。
第二，在“……以（之）为……”、“以……为……”句式中，“以”是动词，“认为”的意思；“……为……”是主谓词组，作“以”的宾语。这种句式，相当于“认为（觉得）……怎么样”或“认为（觉得）……是……”。如：
⑥（满座宾客）以为妙绝。（《口技》）――（满座的宾客）认为它（口技）奇妙极了。（按：“以为妙绝”，即“以（之）为妙绝”，原句省略“以”的宾语“之” 。）
二、所以
在文言文里，“所以”是两个词，其中，“所”是特殊指示代词，作介词“以”的前置宾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手段、方式、工具或产生的原因。由于介词“以”具有表原因、凭借等功能，因此，“所以”这个凝固结构大致有两种情形。
其一，“以”字当“因为”讲，“所以”相当于“……的原因”、“……的缘故”，表示原因。如：
①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盛发达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灭亡的原因。
②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廉颇蔺相如列传》）――的秦国不敢出兵侵犯赵国的缘故，仅仅是因为有我们两个在呀。
③此世所以不传也。（《石钟山记》）――这就是世上不能流传（石钟山命名）的缘故。
其二，“以”字当“拿”、“用”或“凭借”讲，“所以”相当于“……的办法”或“用来……的”，用来表示手段、方法、根据、工具等。如：
④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公输》）――我知道怎样抵御你的办法了，我不说。
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前出师表》）――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尽忠陛下的职责和本分啊。
⑥先王之所以为法者，民也。（《吕氏春秋・察今》）――先王制定法律的根据，是老百姓。
⑦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教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
三、如……何、奈……何、若……何
古汉语中，“如（若）”、“奈”是动词，“何”是疑问代词，而这两个词经常连在一起用，组成凝固结构。“如何（若何）”、“奈何”，可译为“怎”、“怎么办”、“怎么样”或“怎么对付”等。如：
①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诗经・豳风・伐柯》）――砍个斧柄怎么办？没有斧子砍不成。娶个妻子怎么办？没有媒人办不成。
②王曰：“取吾璧玉，不予我城，奈何？”（《廉颇蔺相如列传》）――赵王说：“秦王如果拿去我的璧，不给我城，怎么办呢？”
③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鸿门宴》）――刘邦说：“现在已经出来，没有告辞，那么办呢？”
如果将“如何”（或“奈何”、“若何”）二字拆开，当中夹进名词或代词，就形成表示疑问的凝固格式“如……何”、“奈……何”、“若……何”，这种格式可用“对（拿、能）……怎么样（怎么办）”来对译。如：
④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愚公移山》）――凭你的力量，竟不能削平魁父这座小山，能把太行、王屋两座山怎么样呢？
⑤西门豹顾曰：“巫妪、三老不来还，奈之何？”（《西门豹治邺》）――西门豹回头（看大家）说：“巫婆、三老不来回话，对这事怎么办呢？”
⑥若先生与百姓何？（《国语・周语》）――对先生与百姓怎么样？
有时，“如何”、“若何”又变作“何如”、“何若”的形式，可以作为疑问形容词用，译作“怎么样”。如：
⑦曰：“今日之事何如？”（《项羽本纪》）――（樊哙）问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⑧“……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捕蛇者说》）――“……更换你的差事，恢复你的赋税，那怎么样？”
⑨此为何若人？（《墨子・公输》）――此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四、何以……为
文言文中，“何以……为”也是表示疑问的一种格式。其中“何以”的意思是“怎么用得着”，“为”是语气助词。“何以……为”可译为“要（拿、用）……做（干）什么呢”或译为“怎么（为什么）用得着……呢”。如：
①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汉书・霍去病传》）――匈奴还没有消灭掉，要家做什么呢？
阅读文言文时，要注意“何以……为”形式的变化，主要有这样几种：
1.压缩为“何以为”结构，意义不变。如：
②坐卧念之，何以为心？（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对自己的行为起居要自问，怎么对得起良心？
2.有时省去“以”字形成“何……为”式，这时，意义发生一点变化，“何……为”可译作“为什么……”或译为“做（干）什么……”。如：
③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项羽本纪》）――现在人家正处在宰割者的地位，我们处在被宰割的地位，还告辞做什么？
④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项羽本纪》）――项王笑着说：“老天要灭我，我还渡江做什么呢？”
⑤（子鱼曰）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子鱼论战》）――（子鱼说）一定按您（宋襄公）所说的办，那就向敌人屈膝投降好啦，还打仗干什么呢？
3.“何以……为”中的“何”字，有时换作“奚”、“恶”；“以”字有时换为“用”字，这样便形成“奚以……为”、“何用……为”等形式，意义不变。如：
⑥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逍遥游》）――哪里用得着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再向南飞呢？
五、何……之有
“何……之有”表示反问，是“有何”的倒装。“何”是动词“有”的前置宾语，“之”是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何……之有”可译为“有什么……呢”或“有什么……的呢”。如：
①譬如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信陵君列传》）――这好比是把肉投给饥饿的老虎一样，有什么功效呢？
②姜氏何厌之有？（《段于鄢》）――姜氏有什么满足呢？
③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宋国有什么罪过呢？
④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铭》）――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
“何……之有”有时压缩为“何有”，成为一个凝固的形式，表示“有什么……”的意思。如：
⑤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除掉君王的敌人，瞧着力量去办，我有什么舍不得（杀）呢？
有时，在“何……之有”的压缩式“何有”前边加“于”字，或在后边加“于”字，形成“于……何有”或“何有于……”形式，这两种形式所表示的意义基本相同，都可以用“对于……来说，又有什么……呢？”的格式来对译。如：
⑥王曰：“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孔丛子》）――（陈）王说：“六国的后代，我是不能封他们为诸侯的。那些远世的国君，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⑦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子贡通达事理，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难处呢？
⑧劳之不图，报于何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不想尽什么劳力，对报答来说，又有什么呢？
⑨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孔子说：“口里不说而心里记住它，学习而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知疲倦，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呢？”
六、不亦……乎
“不亦……乎”是古代一种比较委婉的反问（含有探问）句式。句式中的“亦”字是副词，可译为“也”；“乎”字是疑问语气词，可译作“吗”。“乎”字与前面的“不亦”呼应，构成反问句式，可以用现代汉语“不也……吗”或“岂不也是……吗”对译。如：
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孔子说：“学到了知识，再按时温习不也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道而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恼恨，不也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吗？”
②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五蠹》）――（他们）在国内外呼应配合干坏事，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不也是很危险吗？
③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逍遥游》）――而彭祖是今天独以长寿闻名于世，众人要比彭祖，不也感到悲哀吗？
④阻而鼓之，不亦可乎？（《子鱼论战》）――（利用敌人在地形上）受困的机会向他们发动进攻，岂不是很好吗？
⑤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淝水之战》）――如果秦军从淝水岸边稍向后撤，使晋军得以渡过淝水与秦军决一胜负，这岂不是很好吗？
七、无乃……乎
“无乃……乎”是表示一种委婉商量的疑问语气，对某种情况加以测度。句式中的“无”为副词，其意义相当于“非”；“乃”字无实际意义，只起调节音节的作用。“无乃”表示“不是”的意思，与疑问语气词“乎”相呼应，构成“无乃……乎”的凝固结构，这一凝固结构可以用“恐怕（只怕、大概）……吧”对译。如：
①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栖会稽》）――如今君王已经退守到会稽山上，到了这种地步才寻求有智谋的大臣，恐怕太晚了吧？
②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左传・僖公三十二年》）――部队（因长途行军）筋疲力尽，郑国又有了准备，这样做恐怕不行吧？
③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论语・雍也》）――在简单的基础上，再行简单，恐怕是过于简单了吧？
有时“无乃……乎”中的“无”字换成“毋”，成为“毋乃……乎”的形式，其意义不变。如：
④君反其国而私也，毋乃不可乎？（《礼记・檀弓》）――您一返回国家便有了私心，这样做恐怕不可以吧？
值得一提的是，“无乃……乎”切忌用“不是……吗”去对译，因为在古汉语中，“无乃……乎”表示委婉商量的语气，而“不是……吗”则偏重于反问。
八、得无……乎
“得无……乎”是一种表示疑问的固定格式，在一般情况下，译为“能不……吗”或“能没有……吗”。如：
①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观赏自然景物而触发的感情，能不有所不同吗？
然而，当“得无……乎”用于表示猜想性、推测性的疑问时，“得无”则为“该不会（是）”的意思，“得无……乎”可用现代汉语的“该不会（莫非、只怕、恐怕）（是）……吧”对译。如：
②日食饮得无衰乎？（《触龙说赵太后》）――您每天的饮食该不会减少吧？
③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如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乎？（《晏子使楚》）――老百姓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一到了楚国就偷东西，该不会是（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老百姓善于偷东西吧？
④高帝曰：“得无难乎？”（《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高祖说：“（拟定朝廷礼仪之事）只怕是不容易吧？”
有时句末与“得无”呼应使用的疑问语气助词“乎”省而不用，或换作“耶”字，其意义不变。如：
⑤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曹操《举贤勿拘品行令》）――现在国家只怕是有高尚品德和才能的人才流散在民间？
⑥成反复思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促织》）――成名反复思量，只怕是（岂不是）给我指点捕捉虫的地点吧？
另外，“得无”中的“无”有时还换成“微”或“非”，构成“得微……乎”或“得非……欤”的格式，其意义也不变。如：
⑦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韩非子・内储说下》）――堂下莫非有厌恶我的人吧？
⑧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柳宗元《封建论》）――我以为周王室事实上老早就灭亡了，不过在诸侯之上保存个空名罢了。这恐怕是诸侯强盛，好比尾巴大了便摇不动的弊病吧？
九、有……者
文言文中，常用“有……者”这样的凝固结构，叙述某个特定人物的行为事迹，以突出所要叙述的对象。“有……者”可译作“有（个）……的”或“有（个）……的人”。如：
①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揠苗助长》）――宋国人有个担心庄稼长得太慢就去拔苗助长的。
②楚人有涉江者。（《吕氏春秋・察今》）――楚国人有个乘船过江的。
③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史记・魏公子列传》）――有敢替魏王的使臣来通报的，处死。
④门下有毛遂者。（《史记・平原君列传》）――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人。
十、孰、……孰与……
“孰”字，作疑问代词为常见的用法，它可以就人就事提出疑问。指代人时，可译作“谁”，指代事物时，用“哪”或“哪个”对译。如：
①孰知道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谁知道赋税的毒害有比这毒蛇更厉害的呢？
②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师说》）――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知识的，谁能没有疑难问题？
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样的事可以忍受的话，哪样事不可以忍受呢？
另一种用法是，“孰”字之前如有先行词，即表示人或事物的词语，而这个先行词是表示“孰”字所代的范围的，这时，“孰”字就有从中“选择其一”的意思，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哪一个”或“哪一件”。如：
④吾与徐公孰美？（《邹忌讽齐王纳谏》）――我跟徐公哪一个美？
⑤哀公曰：“弟子孰为好学？”（《论语・雍也》）――哀公问：“学生中哪一个算是好学呢？”
例④中的“孰美”和例⑤中的“孰为好学”都含有二者或多者比较的意思，这种“比较”的意思，古人用另一种形式“孰与”两词连用来表达，就不是表示抉择，而在于表示比较，并成为固定格式。如：
⑥沛公曰：“孰与君少长？”（《项羽本纪》）――刘邦说：“（他）比起您来年纪谁小谁大？”
⑦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对他的妻子说：“我跟城北的徐公比，谁漂亮？”
⑧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坚决制止他们，说：“各位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厉害些呢？”
⑨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观望等待时机，哪里比得上顺应并利用它呢？
从上面例句可以看出：“孰与”若用在名词或代词前，则表示在比较中询问，一般对译为“……比……怎么样”或“……跟（与）……比谁（哪一个）……”，如例⑥⑦⑧；若用在动词前，则表示在比较中反问，意在肯定后者，一般译为“……哪里比得上……”或“……怎比得上……”、“……怎如……”，如例⑨。“孰与”这个凝固结构在文言文中常常遇到，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能拆开理解，二是要译出它的“比较”意义。
十一、与其……孰若……、与其……岂若……
“与其……孰若……”和“与其……岂若……”是表示在反问中有比较而抉择（肯定）其中之一的两种凝固结构，可用现代汉语“与其……不如……”或“与其……怎么赶得上……”对译。如：
①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与其有人称赞在事前，不如没有人批评在事后。与其得到快活在身体上，哪如没有忧愁事在心里？
②与其杀是童，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童区寄传》）――与其杀死这个孩子，哪如卖掉他？与其卖掉而分得利益，怎么赶得上我独得利益呢？
③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论语・微子》）――且说你与其跟着躲避坏人的人，哪如跟着躲避恶世的人呢？
有时，“与其……孰若……”格式中，“与其”不出现，单用“孰若”关联。如：
④……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童区寄传》）――……做两个人的僮仆，哪如做一个人的僮仆呢？
⑤……从天而颂之，孰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顺从天而歌颂天，怎么如掌握天行的规律而利用它呢？
十二、与其……宁……、宁……无（不）……
“与其……宁……”和“宁……无（不）……”是表示抉择的两种格式，其抉择是在比较中肯定其中之一的。“与其……宁……”是肯定后者，“宁”是语气副词；“宁……无（不）……”是肯定前者，舍弃后者。这两种格式可用现代汉语“与其……宁可……”和“宁可……不……”对译。如：
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与其奢华过分，宁可（倒不如）俭朴；丧事，与其治理得完备，宁可（倒不如）哀戚。
②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新注四书白话解说》）――与其有聚敛民财的臣，宁可（还不如）有偷盗的臣。
③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左传・定公十三年》）――与其对民有害，宁可我一个人死去。
④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本纪》）――汉王笑着推辞说：“我宁可斗智慧，也不能较量力气。”
⑤孙叔曰：“进之！宁我薄（通‘迫’），无人薄我。”（《左传・宣公十二年》）――孙叔说：“进军！宁可使我们的军队逼近敌人，不让敌军逼近我们。”
有时，在“与其……宁……”格式中的“宁”字后加“其”字，构成“与其……宁其……”的形式，意义不变。如：
⑥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勾践栖会稽》）――与其杀死这些人，不如得这个国家。
也有时在“宁”字前加否定副词“毋”，构成“与其……毋宁……”的形式，意义仍然不变。如：
⑦与其饥死道路，为群兽食，毋宁毙于虞人，以俎豆于贵家。（《中山狼传》）――与其饿死在路上，被别的野兽吃掉，还不如死在猎人手中，把我放在贵族家的食具中当食品。
还有时“与其”中的“其”字不出现，构成“与……宁……”的形式，其意义也不变。如：
⑧与人刃我，宁自刃。（《史记・鲁仲连列传》）――与其让别人用刀子杀死我，宁可自杀。
十三、……有……以……、……无……以……
“……有……以……”、“……无……以……”中的“有”、“无”都是动词（谓语），“以”字用于另一动词或形容词（谓语）与“有”、“无”之间，表示关联，可译作“用来（拿来）”、“来”等。如：
①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左传・襄公十七年》）――我们这些小人物都有一个住屋用来避干湿冷热。
②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五蠹》）――一般平民互相交友，既没有财产来彼此贪图，又没有权势用来彼此威胁，所以他们要找忠实不欺的人（做自己的朋友）。
有时，动词“有”、“无”的宾语省略，这时，便成为“……有以……”、“……无以……”的形式，可用现代汉语的“有什么可拿来”、“没有什么可拿来”对译。如：
③项王未有以应。（《项羽本纪》）――项王没有什么话可回答。
④……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左传・昭公十五年》）――……诸侯都有办法拿来镇定安抚王室。
⑤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本纪》）――希望大王赶紧渡江，现在只有我这儿有船，等汉军到了，没有什么可拿来乘渡的。
⑥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羽本纪》）――（项庄）说：“君王与沛公共饮，军营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作乐，请让我舞剑助兴。”
有时，也遇到“足以”连用，形成了固定格式，意义与“有以”、“无以”相近，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能够拿来”或“足够拿来”的意思。如：
⑦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项羽本纪》）――估计大王的兵力能够拿来抵挡住项王吗？
十四、……有所……、……无所……
“……有所……”、“……无所……”是文言中常见的格式，“所”字，经常用于动词、主谓词组的谓语动词之前，组成“所……”词组，也叫做“所”字结构，具有名词性，经常用在动词“有”或“无”之后，作宾语形成“……有所……”、“……无所……”的形式，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有什么……”、“……没有什么……”的意思。如：
①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项羽本纪》）――我进入关中以后，一点点东西也不敢有所贪图。
②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现在先生在我的门下为客整整三年了，左右没有什么人谈论的，我也没有听到什么，这可见先生没有什么擅长的。
③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烛之武退秦师》）――如果您放弃郑国，让它存在，以郑国为秦国东边道上的主人，秦国外交人员经过郑国，郑国可以供给他们所缺少的粮食，您也没有什么害处。
有时，“所……”词组用在“何”字后边，组成“何所……”形式，这也是文言中常见的格式。如：
④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史记・淮阴侯列传》）――现在大王果真能一改项羽的做法：任用天下英武勇敢的人，还有什么敌手不被你诛灭的！把天下的城邑分封给立功的臣子，还有什么人会不服从你！率领正义之师加上思念家乡的军队去打仗，还有什么人会不被你打败！
应该指出的是，“何所……”式中，“何”是谓语，“所……”词组是主语。如“何所不诛”，即为“所不诛（者）何”，意思是“所不诛灭的是什么”，也就是“什么都能诛灭”。可见，“何所……”形式，是谓语提前，有突出谓语的作用。
十五、……之谓也、其……之谓也、其……之谓矣、其……之谓乎
文言文中，尤其是议论文，常出现“……之谓也”、“其……之谓也”、“其……之谓矣”、“其……之谓乎”的格式。就表达方式来说，它们是总结性的判断。这种格式的使用，往往是作者先提出一首诗或一个典故，然后来判断前文讲的道理或现实中的人和事。
“……之谓也”是总结性判断的基本形式。“之”是动词“谓”的宾语前置的标志，这种形式可以翻译为“说的就是……啊”或“这就叫……啊”。如：
①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慎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荀子・劝学》）――所以君子是不急燥、不隐瞒、不盲目，谨慎严格地要求自己。《诗经》说：“不过于急切，也不有意怠缓，能受天子的赏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②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 此之谓也。（《庄子・天论》）――《诗经》说：“君子既遵守礼义，行为又无差错，何必担心旁人说闲话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③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庄子・秋水》）――听到过许多道理，便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知道得多，说的就是我啊。
“其……之谓也”的形式，是在“……之谓也”形式中动词“谓”的前置宾语之前加一个“其”字，这个“其”字是语气副词，意思是“大概”。这样就舒缓了“……之谓也”的肯定语气，增加了商量、推测的语气。如：
④太史公曰：“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史记・李将军列传》）――太史公说：“《传》（论语・子路篇）说：‘在上位的人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如果在上位的人本身行为不正当，即使下命令也没有人听从他。’说的这不正是李将军吗！”
“其……之谓矣”、“其……之谓乎”与“……之谓也”、“其……之谓也”的作用和意义基本一样，只是语气词“也”改换成“矣”、“乎”，表示了他们之间在语气轻重和口吻上的差异。“其……之谓也”的形式表示轻度语气。如：
⑤诗曰：“自诒伊戚。”其子臧之谓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诗经》上说：“自己给自己留下忧患。”大概说的就是子臧这种人啦！
⑥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左传・隐公元年》）――《诗经》里说：“孝子的孝是没有穷尽的，永远把它留给你这样的孝子们。”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