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5: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部牧业，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S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态畜牧业理论和实践
中国现有264个牧区和半牧区县（旗），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宁夏、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等12个省区，土地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0%，大多处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生产和社会文化功能极为重要，一直被认为是“草原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维系我国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近十年来，我国“三牧问题”（牧区、牧业、牧民）也比较突出，表现为：草原生态持续退化，牧业成本不断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牧区贫富差距正在加剧。“三牧”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134亿元，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加上一些人为因素[1]，中国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可供牲畜食用的优良牧草比例减少[2]。草原生态退化直接影响到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发展。如何既能保护好草原的生态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们生活条件是很多专家学者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国内的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对中国西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有利于牧民们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沙尘暴的出现。但现实情况是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并未做到实处。杨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领导，误把资源优势当成产业优势，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招商引资使得牧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这些开发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反而加快了草场资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据杨德亮的报告，青海省祁连县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和小煤矿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矿业公司正式收购兼并了祁连县多隆煤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采金活动在20世纪 80年代初恢复， 80年代后期采金达到顶峰，过度采矿致使祁连县方圆十几公里散落着一堆堆的石头，遍布着一个个大坑，湿地迅速恶化为沙石滩，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坏[4]。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工矿产业采挖和开发是近20年来日益加剧草原破坏因素。草原牧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稀土、铜、铅、金、银等许多矿产储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开发商追逐利润，纷纷到草原开矿产办公，当地政府为了尽快脱贫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项目一起上， 还大搞招商引资，开发和掠夺资源。这些项目有许多是一哄而上，并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经济评估论证，因而带来许多生态环境灾难。工矿企业开发，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场土地，其次工矿企业要严重污染环境，特别是污染牧区宝贵的水源，对大气污染也不可忽视，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废水，废气的污染，土壤的酸碱度发生了变化，也影响了植被的演替，矿山大量剥离物和废渣推积也污染环境。工矿业开发要破坏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严重的植被破坏，有些根本无法恢复。”[5]
除了尽量减少对草原矿产的过度开发，为了避免对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坏，学者杨德亮倡导实施“生态购买”，通过国家购买生态，把牧民实行地域性转移，进而减少人类干扰 ，减少放牧，从而实现植被、 地表水、 地下水等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良性循环。他指出生态移民一方面既保护了自然生态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变生产模式，实现致富。但是，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杜发春以青海三江源为例指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了退牧还草及生态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迁后对草场进行禁牧，使草场休养生息，自然恢复。但由于没有专门的草场管护人员和足够维护资金，导使禁牧草场超载无人监管，加之禁牧草场不是连片集中，而是呈镶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户跨区放牧、侵占草场现象也屡有发生， 并没有真正达到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户多以老年牧户、无畜/少畜户为主 ， 分别占移民户总数48.5%和 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户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过移民实现草地载畜量明显减少的目标很难实现。
在对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后，国内的一些学者对牧民实行迁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生态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论”的假设，即生态系统是平衡的，系统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过多和过度放牧引起的。但国外的一些学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论”，认为草原生态系统并非是平衡的，简单的控制牲畜和将牧民迁移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草原的生态平衡。奥巴等总结了平衡与非平衡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区别。（见表1）。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书中指出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两个理论“平衡理论”和“非平衡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论”依靠一个固定统一的承载力，不适合多变的放牧系统，从而制约了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而“非平衡系统理论”强调放牧影响不是特别重要，对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指导也有局限性。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平衡理论”提出牧民定居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来既是牧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据“非平衡理论”，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单方面的要求牧民们放弃自身传统的文化体系，是对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种变相压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游牧文化，又能实实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和维护草原的生态是一个新的挑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对如何发展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提供了参考性的理论框架。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在《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探讨了“资源环境经济理论”。根据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的定义，该理论强调科学地处理产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立足于资源与环境的现状，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颜景辰提出在传统畜牧业粗放、链短、低效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理论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进而论证了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可行性。生态畜牧业结合了市场目标，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充分体现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衔接[7]。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 采用系统工程方法， 吸收现代科学技术， 以发展畜牧业为主， 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 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生态型畜牧业主要包括生态型动物养殖业、生态型畜产品加工业和废弃物的无污染处理业[8]。学者雷华和穆晓峰提出了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四个类型：（1）资源配置型，进行畜牧业季节性生产。（2）多级利用型，在养殖技术中， 通过食物链循环， 实现物质能量多级利用， 以增加物质产品产出量。（3）综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产技术。（4）系统调控型，依反刍家畜 （牛、羊） 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 充分利用粗纤维饲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学特性， 通过秸秆氨化、青贮、微贮等技术， 利用 3/4 的秸秆、糠、麸、饼、渣及牧草等光合产物， 饲喂反刍家畜[9]。
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畜牧业建设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34号），是一个指导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整套针对藏区实际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主要任务、重大项目和支持政策，对于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08年起青海省开始在三江源区试点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国家政府给予农牧民一定的补助， 支持和鼓励冬春草场人工饲料基地的建设、 对草原围栏、建立牲畜暖棚圈、 免疫注射等等，实现标准暖棚舍饲养畜、 人工饲草料种植储藏、 围栏草场划区轮牧、水电路条件配套四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体实现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围栏、 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贮草的目标 [10]。
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从2008年起青海省牧区7个县逐步实施开展生态畜牧业试点工作，以合作社为平台，努力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根据不同的生态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劳动力素质，探索出以门源县苏吉滩乡苏吉湾村、天峻县新源镇梅陇村、河南县优干宁镇吉仁村为代表的以牲畜、草场作价入股，实行股份制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共和县倒淌河镇哈乙亥村为代表的以分流牧业人口、草场合理流转、大户规模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治多县治渠乡同卡村为代表的以联户经营、分工协作、优化畜种畜群结构为特点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总结试点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3年时间，在牧区30个县的883个牧业行政村全面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全覆盖。2010年5月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各试点地区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开始落实农牧厅下发的《关于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复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广可持续发展集成技术，引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以下是一些学者们对中国西部畜牧业转型以及实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可行性提出的观点。
二、草原游牧文明与畜牧业经济转型
中国西部牧区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视媒体中被刻画出一幅贫穷落后和无知的印象。国家对西部的整体建设概念是“发展西部”，其中蕴含在背后的哲学理念中不免带有以人类的不断进步为前提的单向线性历史观，将传统的游牧文化视为是不适应时展趋势的。在如今中国大力市场化和经济化的整体时代背景下，从单纯的经济收入视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趋势的。然而，从深层次的哲学意义上讲，落后与否不能简单的从经济收入来衡量。在思考如何发展中国西部牧区的解读过程中应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简单的将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个文化体系的底端。相反，应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哲学理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本土生态知识的价值日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并且得到主流学者的充分认可。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综合了西方学者对本土生态知识不同的定义后，总结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套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践与信仰的累积性的体系。它在人类适应性生存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在文化传播中代代相承。它是关于生物和其他环境现象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也是一种当地人的本土实践，更是一种凝结于人们关于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观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识是长期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关系到传统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也关系到引导、组织和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精神结构。”[12]他们进一步指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种知识-实践-信仰的复合体。从实践经验知识的层面上看，牧民们对他们祖祖辈辈所生活的草原环境里一系列关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观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教科书上科学家们所列出的知识结构，是历代牧民实践总结的实地知识，具有宝贵的实际科研价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识体系。当地的牧民们对长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不定的雨量有着敏感的认知。并且他们会根据不同季节、养分质量，地形与海拔、方位、生态区域和植物群落、颜色、土壤性质、水质水量、距离营地的远近等要素对草原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与之相应，牧民对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长周期，对牲畜的适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着详细的分类。对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们，草原不是简单的被植被覆盖的土地，而是蕴藏着各种宝贵的自然知识，并且载畜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恒定的绝对值。具体丰富的经验知识经过总结后，可以更好的帮助当地的牧民进行冬夏季草场的迁徙，对牲畜进行管理和适度调整。草原牧民们的生产习惯事实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态的“不确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并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效益去衡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内容，有部分学者认为当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观引导和自然规律性感悟及其传承，而缺乏理性。该项目研究报告同时指出对待宗教文化应需持尊重的态度。游牧生产方式是孕育藏传传统文化的土壤，藏传佛教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牧业社会的一个文化载体。从抽象层面讲，宗教是一种宇宙观，是当地牧民对本土生态知识体系中较为复杂和抽象的。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种本土知识体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内核通常体现在宗教仪式上。藏传佛教的教义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这种核心理念价值是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牧民们积极地参与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可以为牧民的畜牧生产和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存提供一个很好的文化价值体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众有经营畜牧业的丰富经验，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环境艰苦的草原牧区 ，世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积累了一整套经营管理草原畜牧业的丰富经验 ，这些是中国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主要实际操作知识。但一般来说牧民们对土地退化理解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过程，或者认为只是暂时的可逆转的现象。因此牧民们可能缺乏必要的动机来重新认识草原，需要新的知识结构的补充。总体来说，牧民们缺少相应的文化科普知识，这对发展生态畜牧业不利。因此需当地政府应在结合当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对牧民们进行一些关于生态畜牧业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的科普宣传。政府如何对牧民们进行科普教育需要一个科学、 完整的培训方案，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对此进行实证性的探讨研究。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青海省科技厅已在贵南草业公司建立起相应的培训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周边牧民实用技术培训，共培训果洛新村、同德县的2个移民村，贵南县的2个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众从事生态畜牧业的信心明显增强。
三、关于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
青海、内蒙古、新疆三省区的牧区分别占本省区土地总面积的96%、66%和50%。甘肃、宁夏的牧区面积各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30%左右。西北牧区基本都地处陆地边疆，是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广阔的草原上居住着蒙古、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温克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总体来说牧区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较为复杂，干旱缺水，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国家在大力发展牧区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实际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参考性意见。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性较大。
1.西部牧区人工种草的可行性
学者周海虹和陈玮都提出鼓励农牧民从事高效农业、养殖业、种植业等，进而提出鉴于西部地区的饲料生产能力差的实际情况，人工种草是解决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过播种或补种优良牧草的办法来改良草原，并培养人工或半人工草场， 通过灌溉、施肥以及防止兽害和虫害等办法提高草原的生产能力。陈玮认为人工草场可大致提高产草能力8倍，在其他条件同样的情况下 ，草场的载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单位牲畜所需草场面积则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过试点建设初步形成的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为代表的依托退耕还草建植人工草地，发展种草养畜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启动了“青海省种草养畜及有机畜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天然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和传统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进而提高畜牧业生产科技产量。该项目总经费1030万元，科技资助经费540万元。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在适宜的地区建立主要依靠种植人工草地，加工草产品。项目拟在青海省的农牧交错处（同德、贵南等）和适宜种植人工饲草的地区，种植优质牧草，将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种草。项目初步设计种植15万亩各类饲草料生产基地，加工牧草12.5万吨，可为22万个羊单位提供1年的饲草量，有效减轻项目区及周边地区300万亩天然草地放牧压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万亩人工草地，相当于116万亩天然草地产草量，或7.7万个羊单位1年饲料量。120饲草资源置换模式在三江源地区建植优良人工草地可以为当地的牧民们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极端缺乏的冬春季节为畜群提供饲草。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国西部牧区的土壤条件较为脆弱，不宜过度开垦种植草场。学者刘红梅质疑了人工种植草场在西部牧区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层较薄，土壤沙砾含量重，极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种草需要非常谨慎。在中国西部高原地区比如三江源地区，人工种草会导致土地沙化，种的草也会很快退化，因此绝不能仿照农业区大力发展舍饲畜牧业，这会导致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区草原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大面积种草，也不允许大面积开荒。从长远来看，舍饲会对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质量造成影响。人工草场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资源是有限的。可开采的地下水中，动储量不多，因为草场均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较少，河流少，流域面积也小。地下水资源为静储量，过度开采会导致水资源枯竭。”
2.围封草场的实效性
在国家实行生态移民的过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护的目的，被人为的围封。但围封草场需要考虑到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围封应根据草场的类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场的利用方式而异，封育可采用围栏封育与人工管护封育相结合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围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户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场都围起来就能达到保护草场的目的。实施退耕还草和生态移民后，大量草场的管护问题也颇为棘手。由于被围封的草场缺乏监管，并未真正意义上达到了畜牧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些自然科学家论证了事实上轻中度放牧对植被有促进作用。首先，在轻牧条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烂叶，使得植物在生长季节，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较旺盛的光合能力，维持自身消耗，促进植物在后期的生长[14]。其次，适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优势种在竞争中的作用，为其他物种的发展创造潜在的生态位，从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样性。通过连续移走植物活组织和减少死亡物质的积累，牲畜发挥着刺激和保持新物质生产的功能，在轻中度放牧条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活的生物。相反，围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没有有蹄类动物的生态互动，难以实现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进展演替。缺乏动物对草原的干预，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环很难维系，也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地方优良畜种的消失。
四、牧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西北畜牧业历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区基本还保留着是游牧半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单纯经营畜产品原料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草原的严重退化，当地牧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滞后。学者韩俊指出：“牧区贫困与草原退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牧区贫困也促使牧民对草原进一步掠夺，更增进了草原退化，最终形成草原退化-牧区贫困-草原进一步退化-牧区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草原畜牧业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基础，畜产品是牧民们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牧区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牧区工作作出重要决策和部署，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原因，牧区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特殊的困难和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浪潮下显得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分析了在中国西部牧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一些主要问题。
1.牧区畜群结构不合理
我国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数量来显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栏牲畜，把牲畜作为财富直到养死为止，老残畜比例过大，畜群结构不合理。然而发展畜牧业经济， 需要抓好畜牧品种的改良， 这既是发展牧区经济的前提，也是基础。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牧区的畜种结构和品种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西部青海的7个试点村共淘汰劣质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头，引进藏系种羊1916只、大通牦牛种公牛57头、半细毛种羊70只，使藏羊选育达到4万只、牦牛复壮达到2000头、半细毛羊改良数量达到2万只，从而使畜群畜种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性能进一步提高。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内容，为了促进牧区经济发展，制定了欧拉羊繁育、选育、饲养管理和生产性能测定。在海北州青海湖农场、刚察县哈尔盖镇察拉村和海晏县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户示范户中开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选调陶赛特，优质藏系种公羊36只，与当地1150只藏系羊杂交。在河南县试行了以生产欧拉羊种羊。欧拉型藏羊生产性能得以提高，项目区以欧拉型藏羊为主。然后，一些学者意识到畜群结构的改良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短期内牧民的收入通过畜群结构的调整得以提高，但从长远地角度看，应尽量避免将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学者刘书润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问题，家养动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会越来越高，所以牧民养畜时，隔若干代就要让畜种和野牛、野马、大头羊再配种，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现在为了高产引进的是完全不适应当地的外来种。完全舍饲，不让羊掉膘，羊吃得太饱，羊绒会变粗。”
总体上来说，我国西部牧区还需继续强化牧区畜种改良和选育工作，国家和当地政府应积极配套资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细毛羊等品种种畜引进力度，切实扩大改良范围，加快畜种结构调整进程。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畜群改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区生产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国西部大部分牧区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内很难真正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增加畜牧业产业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引进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备相应的硬件设施条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专业的学者进行沟通，单纯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学者很难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而非品牌和科技优势。
3.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市场辐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区较为偏远，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单一，导致牧区的产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不少畜产品生产和销售脱节，市场体系建设滞后，缺少龙头企业。牧区与畜产品联系在一起的储藏、加工 、分级 、包装等环节很不健全，产品的附加值不高，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把优势畜牧业资源开发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识和效益观念不强，惜售思想比较严重，认为发展畜牧业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场销售，因此开拓西部地区畜产品市场的力度不够，西部牧区的畜产品不能及时的对外销售，导致商品化的经营无法有效地实现。
4.西部畜牧业信息化建设滞后
滞后的信息系统和市场预测系统不能满足西部畜牧业生产的需要，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社会化和商品化生产。学者郭映义和才让吉指出，目前青海省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类分级、收集渠道和信息应用环境等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发展生态畜牧业需要健全的信息资源网络。总体来说，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的信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门难以及时分析和甄别信息，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整体发展。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从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区的牧民们缺少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贴近实际、可操作的个性化的信息内容。当地牧民们主要是靠流动的商人获取市场销售信息。牧区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是单向性的，缺乏牧民与商贩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因此这种单向方式的信息传播很难真正解决牧民出售畜产品的实际问题，进而影响了牧民的经济收入。
尽管当前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传统媒体不可取代的优势，但短时间内互联网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区普及。大量的牧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置个人电脑等高端电子类产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对于操作电脑的知识几乎为零，因此互联网信息目前还不能很好的辅助于牧区的经济建设。总体上说中国西部地区的牧民们获得的信息时常是滞后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的，这影响了畜产品出卖的价格。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有关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牧民们基本上是通过口头得知的。和机械维修、金融信贷、兽医服务相关的信息基本上来自当地的业务部门，天气预报主要来自于广播，牧民们很少从电视和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虽然做牧区信息沟通工作的部门很多，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础建设滞后
发展生态畜牧业经济需要一定的基础性设施，但目前西部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有待改善。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性建施投资，这是保证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比如青海7个试点村已建成了相对规模的牲畜暖棚和贮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栏50处，打水井25眼，铺设人畜饮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点2处，购置了压缩式青贮机1台、青贮袋 3000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牧民投入生态畜牧业建设的积极性，使试点村生产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防灾抗灾能力得到了增强，建设养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青海三江源地区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成了一批事关地区经济发展全局和广大农牧民福祉的交通、电力、通讯、农牧、水利、生态、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这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建设保障。根据中国科学院的项目研究报告，2008年，三江源地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2544公里，宁果公路、214国道，109国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户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亩饲草料基地，20平方米贮草棚以及草场围栏建设）为重点的草原基本建设和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三江源地域辽阔，目前仍有123个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虽有简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条件非常差，只能实现季节性通车。在通讯设施方面，三江源的广大农村牧区，除主干公路沿线外，大部分尚没有通讯设施。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三江源地区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国家电网覆盖，部分县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电实现季节性供电，广大牧区则主要依靠家用太阳能电池板部分满足照明和家用电器的用电需求。总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已成为当前制约三江源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业经济发展趋势和出路
1.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下的有机产业
总体上讲，中国西部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仍然处于传统畜牧阶段，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发育水平不高。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同时，政府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应进行可持续生态发展。发展生态畜牧业因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特点，发展不同的生产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1）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2）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应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3）生态畜牧业发展应秉持现代绿色有机生态养畜经营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饲料，做到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低耗，高校转化和循环利用；（4） 生态畜牧业应大力发展无公害饲料基地建设及持续利用技术，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气候资源、光能资源、绿色饲草料生产等资源，形成以饲草料基地建设、草产品加工、牲畜的舍饲育肥、粪便废水无公害及归田处理，太阳能利用、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完整循环生产体系和产业链。
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前提下建设有机产业区的想法。学者陈月辉指出，西部畜牧业生产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 这有利于生态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对有机无污染动物食品进行产业化。这样既能达到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又能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机产业要求草畜平衡生产、不使用人工合成产品、保持牲畜合理饲养、不破坏生态环境。依照当前世界有机食品的价格，与普通食品相比， 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区发展有机畜牧业生产理论上可以使牧民达到小康收入水平。学者芦清水和赵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收购三江源区牧民每天生产的鲜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成高档婴儿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时还可以利用当地的优质牛羊毛和牲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认为，以生产欧拉羊种羊和有机畜产品为核心的河南县初步组建了有机畜产品生产，加工与出售，并且开展了有机肥生产研究，寄生虫和幼畜疾病控制技术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价格每公斤高于市场价格，使从事有机畜产品生产的牧户增收3.7万元，提高了牧民畜产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畜牧业有机产业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实是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的基础性投资巨大，生产成本很高，国内有机食品的市场规模不大，虽然有机食品的销售价格很高，但考虑到高成本的投资和目前小规模的市场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内实现收入增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机畜牧业生产批发基地的国家级认证，但由于认证范围小， 年产出规模小， 没有龙头企业进行肉、奶初级产品加工生产， 并未能实现给牧民带来增收的目标。
另外，在发展有机畜牧食品生产的企业时，应注意到牧民和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或供过于求时，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过随意降低收购价格或者提高收购标准等方式将利益损失直接转嫁给牧民。学者朱海从企业制度层面提出了组织‘牧民协会’的建议。‘牧民协会’是牧民自发组织的经济合作组织， 既代表牧民的利益与有关有机生产单位发生联系， 又可按照有机产业生产流程去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同时朱海还提出了在企业集团现有架构基础上建立有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董事会和经理部， 作为对外联系业务、对内安排工作的管理机构，另外公司下属层面包括有机产品加工机构、牧民协会、研发部门、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牧民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低牧民的生产风险，避免企业过度压榨牧民，从而改善牧民的整体经济收入状况。
尽管中国西部牧区构建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业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同时这项工程的确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毕于运认为，根据环境洁净程度，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个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的6个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个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2个县， 都具备发展有机产业的良好条件，都可以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就目前青海各地区的条件，可选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县和泽库县， 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玛沁、达日、班玛利甘德县，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贵南和同德县， 共计10个县内予以发展生态畜牧业基础下的有机产业。李双元以梅陇个案为例， 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还处于组织化转型、产业化起步、生态化雏形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我国生态畜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国和欧洲的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品生产系统相对较为成熟。比如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详细的畜牧业有机产品生产规则。对于有机牲畜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的报告，有机牲畜必须在放牧季节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饲料必须是纯有机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刍类动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须保证30%的干物质摄取（dry matter intake）是来自草原。欧美对于如何计算干物质摄取量有一套严格的科学计算系统，但这些中国目前的有机畜牧食品生产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规定。相对于美国的有机畜牧产品的生产条件，中国西部条件较差。中国的有机食品生产系统可以参考北欧冰岛的研究。北欧学者Dyrmundsson指出冰岛的气候恶劣，天然草场由于气候的影响，并不能保证草原的牲畜有足够的天然有机食物摄取，市场上的有机饲料相对较少，成本太高，对冰岛的有机畜牧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何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保证牲畜有足够的有机食物摄取是一个值得跨领域专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瑞典学者Lund提供了一个北欧有机畜牧业生产模式图（见表2），该模式图指出，除了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外，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过程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畜牧产品的生产者应和消费者达成和谐的互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牧民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中国目前西部有机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市场化带来的直接经济价值和如何提高产量，而忽视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牧民自身幸福指数的关注。许多经验表明，能否让牧民主动地而不是被动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样性，创造性，关系到政策及其项目的实际效果。在发展目标上，生态畜牧业建设下的有机产业链是一个长期发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需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
2.发展生态旅游业
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态观光旅游型畜牧业，在国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区应大力建设观光型、生态型与市场型相结合的牧业生产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观光型的畜牧业项目，从而提高参与项目的农牧民的收入。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警惕过度开发旅游业可能会给脆弱的西部生态造成破坏。
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度开发西部牧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区具有强大市场吸引力，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带动当地建筑、金融、通信、娱乐饮食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给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三江源农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来玉树、果洛两州的游客人数达到19.93万次，旅游总收入9898.75万元，同比增长40%以上。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开始凸显，不少牧民群众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鉴于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和难以再生的生态资源，三江源区核心区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为限制开放区。尽管三江源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项目研究报告指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面临诸多问题：（1） 基础设施薄弱。三江源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线路密度低，公路等级低，路况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资源分布相对稀疏，旅游路线长，空间跨度大，可进入性差，存在着“一流资源，二流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2）环境制约性明显。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环境气候影响，不仅旅游日期短，而且对游客的身体状况也有一定限制，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3）缺乏与旅游业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链条不完整，难以形成产业优势。（4）市场化推进步伐缓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护条例
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2011年11月了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按照《草原法》的规定，维护基本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内蒙古草原保护的红线。1983年内蒙古就颁布了《草原管理条例（试行）》。1984年成为正式条例，2004年进行了修订。针对草原乱开滥垦问题，1998年还颁布了《基本草牧场保护条例》。而《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则是为了更进一步强化基本草原的保护与管理，其保护力度较以往的条例要大得多。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主要明确了基本草原的划定范围并加大了对草原的保护力度，更好地维护了农牧民利益。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其他西部牧区的草原维护和畜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意见。
综上所述，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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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husbandry： Trends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West China Prairies
DU Fa-chun1， CAO Qian2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he study is to conclude that although great challenges exist in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and no mature systematic theory or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area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could serve as a model to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ransition in West China， though its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
关键词：西部农业；产业化；市场化
1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所谓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其实质是指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农业产业化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西部各省区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平稳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稳步发展。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到2006年底，西部地区主要粮食产量中粮食作物总产量12926万吨，较2000年增长28％，油料总产量736万吨，较2000年增长46％，棉花总产量242万吨，较2000年增长50％；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然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进行，农户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要求，但长期以来对农户的组织和利益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家庭经营的内容、范围、水平等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大多数农户仍是一盘散沙，无所谓向心力和疑聚力，农业生产沿用传统模式，这与农业产业化要求的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立足本地优势，依靠科技的进步，形成规模经营，实行专业化分工，贸工农、产供销密切配合等背道而驰，农民的收入没能真正提高，农业经济没能快速发展。
2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2．1缺少龙头企业为依托，生产没能面向市场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思路是：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动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农产品市场不景气，本地市场需求少，同时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较差，使得对外贸易交成本高，很少有企业投资农产业，缺少龙头企业的引导，使得农户生产存在盲目性。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生产力的提高，以生产为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仅仅提高产量，已经不能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西部农业生产并没能以市场为导向，市场机制在农业生产中没能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大量的农产品依旧被生产出来，从而导致市场上供大于求，从而使得农产品价格下降，扩大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成本增加，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2．2专业分工模糊，产业结构不明晰
由于缺乏市场，农户日常需求的农产品，大多是自我生产，因此必须生产多种农产品，满足自我需求，使得农业生产缺乏分工，生产效率不能得到提高，数十年以粮为纲的观念，主导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要粮食不要其它的低效单一的发展局面，量多低质，高产低收的现象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比比皆是，这是结构性的矛盾造成的。面对市场这个铁面判官，西部农业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审时度势，发扬挥刀割“痛”的精神，痛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调优结构，提高品质，增加效益的目的。
2．3西部农村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素质偏低、隐性失业率高
国家一直倡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西部贫困山区实施乏力，导致西部农业人口增长过快，从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西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除了四川、重庆、陕西、内蒙古以外，其他省份的自然增长率都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人口增长过快不仅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影响了西部地区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没有根据地情制定切实有效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致使西部农村乡镇企业发展滞后，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传统的农业部门，无法迅速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农村隐性失业率居高不下。
3发展西部农业相应对策
长期以来，西部农业沿用传统的生产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未经加工直接作为食品或者原材料用于销售，经济效益不高；同时，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的供给远大于需求，从而导致农产品的价格得不到提高。因此发展西部农业关键在于打开市场，扩大农产品的市场需求。
长期来畜牧业是农业的组成部分，与种植业结合经营为其存在的主要形式，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从附属于种植业的地位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然而在西部地区，畜牧业从整体的角度分析，任然处于种植业的附属地位，规模不大，缺乏专业分上，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少，没能真正发挥其对农业的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农业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结合自身特点，以畜牧业为依托促进西部农业，一方面必须面向市场，改变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发展壮大畜牧业的规模，通过畜牧业带动，扩大农产品市场；另一方面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的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区。
3．1加快农村养殖基地建设，加快畜牧产业化
畜牧业的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立足资源优势，加快畜牧业结构调整步伐，以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和产业化经营为方向，通过农村养殖建基地建设，实现畜牧业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加快牲畜品种改良，提高牲畜饲养和管理水平，实现畜牧业增长方式由单纯追求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以建立适应市场需求的畜产品生产结构为关键，因地制宜发展有机畜牧业。实现畜产品生产由自然分散型逐步向产业化经营转变；努力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过度。
3．2通过畜牧业的辐射带动功能，打开农产品市场，将农业市场化
通过做大，做强畜牧龙头企业，加强畜牧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围绕产业的前、中、后各个环节积极推广“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打开农产品市场，通过产品市场，带动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建立连接紧密、互利共赢、风险共担的运营机制；强化龙头企业在行业信息指导、产品流通及行业协调等方面的作用，引导农户的的生产面向市场。
3．3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专业分工实现区域布局
立足于本地资源状况，综合考虑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找准切入点，适合什么就发展什么，积极培育发展优势明显，特色突出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变潜在优势为显性优势，同时各个不同地区发展不同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实现了区域布局，促进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如此使得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转化为商品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引导、带动、辐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农民收入；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0-0082-04
作者简介：钱娟，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农村产业结构显著优化，由过去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单一形式，转变为一、二、三次产业共同发展的新型农村产业结构，农民收入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要加快新疆农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新疆农业现代化和跨越式发展，切实提高新疆农民收入，就必须加快新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在于工业化本身具有现代性，且结构变化将产生比较效率优势，因为产业之间存在明显收益差异。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新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应该努力缩小新疆与我国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和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
因此研究欠发达地区农村产业结构，揭示其特征及演变规律，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对促进该地区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其他类似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借鉴。
一、新疆农村产业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农村产业结构经历了长达近30年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格局，以为切入点的生产关系变革，将新疆农村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轨道，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走向农林牧副渔业并举、非农产业逐步启动的多行业协调发展格局，但从总体看，并未完全摆脱农业粗放经营、基础薄弱、绿洲生态脆弱、产业结构层次低的状况，新疆的农村产业结构仍处于以农牧业为主、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格局。
（一）农村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1978—1990年，新疆农村产业结构变动不明显，呈现出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1990年后，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逐渐下降，由1990年的86.70%降至2000年的62.13%，降幅达到24.57个百分点。其间非农产业产值增速加快，年均增速达25.29%。同时非农产业产值占比在20年间共上升22.19个百分点，非农产业产值在2000年首次占到农村社会总产值的1/3。从非农产业内部来看，1990年后，农村工业和商饮服务业有较快增长，产值占比分别达12.23%和8.48%，年均增速在1990年前后分别为24%和32%左右。同期，农村建筑业和运输业发展滞缓，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增速呈下降态势。这表明非农产业内部发展并不协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非农产业结构进一步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二）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动情况
由表1可知，1985—2009年，新疆农业保持了全面快速发展的势头，农业总产值高速增长，2009年比1985年增长22.94倍，其中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分别增长19.68倍、9.54倍、28.87倍及62.35倍。经过20多年的调整，新疆农业实现了稳定持续发展。但是，农业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并不明显，以种植业为主导的格局变化不大，其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虽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降幅较小，始终保持在65%～75%之间；牧业产值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仅增长了5个百分点；林业和渔业所占比重则较小，反映出现阶段新疆农业产业结构相对稳定。
种植业作为农业的主体，是新疆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由表2可知，20多年来种植业结构调整是显著的，总体上表现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重逐年下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逐年上升。2009年较1985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了7.1%，但其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由65.1%降至42.6%；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长了244%，比重由23.6%升至49.6%。其中棉花播种面积增幅最为显著，所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由8.9%升至30.2%，增长了5.56倍；蔬菜、瓜果播种面积增幅较小。经过20年来的逐步调整，新疆种植业结构确立了以棉花为农业的支柱产业，建成了国家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棉花种植面积、产量、单产均居全国首位。但是，畜牧业饲草饲料及瓜果、蔬菜播种面积却不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新疆的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新疆农业和农民收入贡献过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疆生态农业的发展。
（三）农村就业结构变动情况
2009年新疆非农产业就业人数为109万人，占农村就业人数比重为24.22%，较1990年上升了16.6个百分点，增加86.91万人。但与从事农业生产的426万人相比，非农产业的从业人数较少，这说明新疆非农产业发展十分迟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较慢。2009年农业产值为1990年的7.65倍，但同期农村就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仅下降了2.27个百分点。这表明，一方面新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另一方面农村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农业结构调整，大量因种植业效率提高而挤出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土地上，制约了新疆农民收入的提高。
（四）新疆与东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内部产值结构比较
由图1可知，中西部地区在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及农业产业组织方式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业为主，且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部地区比重较小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新疆比重为65.2%，高出西部地区11.66个百分点，同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49%。牧业是第一产业另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东中部地区牧业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24个百分点，新疆牧业产值比重达到24.2%，说明牧业是西部地区和新疆农业产业结构中的优势产业，牧业产值是第一产业总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促进该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应该大力发展畜牧业。林业比重各地区与全国水平差别不大，西部地区比重最高为4.63%，东部地区比重最低为3.18%，但新疆林业比重为1.9%，仍低于东部地区1.28个百分点，说明林业是新疆未来发展的前景产业。渔业以东部地区最为突出，比重达到15.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45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仅为2.99%，新疆为0.8%。东中西部以及新疆在农业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各自农村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水平，产生了各地区间农民收入的差异。
二、新疆农民收入现状及与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
（一）新疆农民收入现状
1980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在全国前列，高出全国平均值6.68元。1995年后差距逐渐拉开，到2009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跌至全国第25 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270.07元，为全国均值的75.35 %。从增长幅度看，2009年与1980年相比全国平均增长25.94 倍，而新疆仅增长18.32倍。新疆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0年的2.4∶1扩大到2009年3.16∶1。从新疆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上说，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9年为79%，比1995年下降了6.14 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逐年递增，2009年为461.5元是1995年的 7.16 倍，但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11.88%；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也在逐年增加，所占比重均较小，表明家庭经营收入是新疆各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非农收入对新疆农民收入贡献份额很小，反映出新疆农民来自农村二、三产业，收入比重低，乡镇企业发展迟缓，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绝大部分农民仍滞留在农业部门。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新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观念落后，农村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不足、语言障碍、劳动力素质低等原因，严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阻碍了新疆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新疆与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比较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年均收入分别为140.41元、130.98元和109.46元，新疆为119元，高于西部；2000年后，东部地区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4%左右，中部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为13%左右，西部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为12%左右，新疆是在9%～10%之间，说明东中西部地区间以及与新疆农民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小于中部，中部又小于西部，新疆则低于全国水平。
2009年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全国已降至49.03%，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最低的海南省仅为72%，新疆则高达79%；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全国为40%，上海则高达69.46%，成为全国农民纯收入最高的省份，新疆仅为11.88%，低于全国均值28.12个百分点。这表明新疆与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差距主要体现在非农产业上，东部地区农村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是产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新疆应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切实提高新疆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三、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数据取择自《新疆统计年鉴》1980—2009年的新疆农业产值（Xl）、林业产值（X2）、牧业产值（X3）、渔业产值（X4）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Yt）作为农民收入变量，建立模型：
Yt=f（X1，X2，X3，X4，……）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多元回归模型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各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变量农业产值、林业产值、牧业产值、渔业产值能够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9.99%作出解释。
根据对数模型的弹性解释，新疆农业的发展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为39%，是四大产业中对农民增收贡献程度最多的一个因素，其次是林业和牧业分别为29.52%和27.43%。这也充分说明新疆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比较显著，打破了以传统的农业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实现了林牧业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促进新疆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应将重心逐渐向其他产业转移，在保证棉花等优势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发展林果业和畜牧业，优化新疆未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四、新疆农业主要产业收入对农民收入贡献的测算
在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发展在带动新疆农民长期收入增加方面作用显著。运用灰色理论中灰色关联的求解过程和方法，可计算得出新疆农业主要产业收入与农民收入的关联度。选取2000—2008年新疆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的9个来源构成（由于部分年份新疆渔业收入和文教卫生业收入占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太小，所以不作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度结果分析，各关联度值都大于0.5，说明各因素与农民收入中的家庭经营纯收入都有很强的相关性，排序为R1>R8>R6>R3>R9>R5>R2>R7>R4。在主要产业收入中，农业收入对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影响最大，其次是牧业收入，这也符合新疆目前实际情况。1990年以来，农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呈逐年递减趋势，牧业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但自2004年以后有所回落，而林业收入所占比重呈缓慢上升趋势。从增加农民收入角度来看，新疆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由农业收入逐渐向牧业收入和林业收入等其他产业收入转变。在其他家庭经营纯收入来源结构中，社会服务业收入与交通、运输和邮电业收入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灰色关联度为0.9469和0.9142，仅次于农业收入，说明近年来新疆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长与非农收入的增长有密切关系，但仍未超过农业收入。同东部地区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非农收入增加超过农业收入相比，新疆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很大，处于主导地位，这也成为新疆农民收入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从总体来看，新疆并未完全摆脱农业粗放式经营模式、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仍处于以农牧业为主、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格局。而农业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不明显，以种植业为主导的结构变化不大，但林牧业有了较快发展。
第二，新疆农业的发展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为39%，是四大产业中对农民增收贡献程度最大的一个因素，其次是林业和牧业分别为29.52%和27.43%，说明新疆农业产业结构打破了由传统的单一农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逐渐向其他产业转移，实现了林牧业的快速发展。
第三，在新疆农业主要产业收入中，农业收入对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影响最大灰色关联系数为0.970794，其次是牧业收入，而社会服务业收入和交通、运输和邮电业收入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灰色关联度为0.9469和0.9142，高于林牧业收入的关联度，说明近年来新疆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长与非农收入的增长有密切关系，但仍未超过农业收入。
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调整农业的产业、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使农业深度化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新疆农业现代化和跨越式发展。农业结构调整方面应加快调整种植业结构，推进农业由二元结构向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三元结构发展，提高种植业的经济效益；大力发展林果园艺业，把林果业培育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个支柱产业；推进农牧业由大变强的转型升级，农牧产品生产向流通和精深加工转变。农民持续增收方面：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推动乡镇企业产品优化升级，引导企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创收，引导农民从种植业向种养业、特色林果业、设施农业转移，由农业内部就业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由季节性转移向常年稳定就业转移，支持新疆各地与内地省区、企业和对口帮扶单位建立劳务协作关系，扩大地区劳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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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蒙古 澳大利亚 经济技术合作
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政府继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在经济开发展的地区布局上做出的一次重大战略性调整。它必将对中国包括在内的西部地区，实现历史性的大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实行相互结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边多向开放，对内蒙古的经济技术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要求和的实际，将内蒙古的经济发展置身于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双向循环系统内，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和计划指导协调，增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稀缺要素向内蒙古的输入强度，增强内蒙古的转化能力、增长势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内蒙古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振兴。在这个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内蒙古着力开拓与澳大利亚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互惠互利、功能互补的双赢选择。
一、内蒙古与澳大利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基本条件与特征分析
中国和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两个大国。尽管两国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历史传统以及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两国政府和人民努力寻找共同点，培育和推动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向前发展。自1972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在政治、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农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里的合用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发展。双方意识到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无论对于世界和平、地区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民富裕都是至关重要的，发展这种经济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和澳大利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在很多领域有着互补的功能。
首先，内蒙古和澳大利亚在地理特征上都是地广人稀，有辽阔的森林、草原和沙漠，澳大利亚除东西沿海和西南沿海地区外，绝大部分内陆地区的产业特征与发展模式与内蒙古极其相似，比如在生态环境建设、风能利用、沙漠治理、草场退化防治、畜牧业优良品种繁育等方面，均有着可供对方借鉴的经验。
其次，内蒙古和澳大利亚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澳大利亚的矿产能源、有色金属稀土矿，如黄金、铅、锌、铁、铜、猛、镍、煤炭、石油、天然气、铀和铝矾土的储藏量很大，使其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基本原料供应国。内蒙古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煤炭资源和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已探明含煤面积12万平方公里，远景储量12250亿吨，居全国第二位；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远景储量3.69亿立方米，是迄今我国发现最大的陆上天然气田；铁、铜、铅、锌、锡、石膏、石墨、天然碱、芒硝、玻璃硅质原料等60种矿产资源保有量居全国前10位。加快内蒙古的原材料资源开发，必将为全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再次，内蒙古和澳大利亚都有着比较发达的畜牧业。澳大利亚有广阔的草地资源和比较干燥的气候，非常适于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总产值占到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特别是养羊业有经多年选育成功的、适应于当地水土条件、生产性能高的细毛羊品种，如美利奴羊，其优质细毛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内蒙古的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7.2％，可利用草原面积占全国的30.3％，居五大草原之首，适宜载畜量为4800多万个羊单位。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是著名的天然牧场，生长着1000多种优质牧草，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内蒙古和澳大利亚在牧畜业领域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对推动双方畜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内蒙古与澳大利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重点领域分析
(一)草原畜牧业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内蒙古开始引进澳大利亚美利奴羊(强毛型)，主要布局在赤峰、伊盟等地区。近几年不断扩大引进规模(细毛型)，作为种羊通过与当地优良品种杂交提高产毛性能。几年前，内蒙古确定的西部大开发科技计划列入了“鄂尔多斯无角美利奴细型细毛羊新品种的培育”项目，继续与澳大利亚合作，引用细型澳大利亚美利奴种羊进行选种选配的研究。新品种育成后，每年可向社会提供优质种羊3000～4000只，年直接经济效益可达800万元；采用人工授精技术每只种羊年配母羊2000只，收入可达1.4亿元。“九五”和“十五”期间，农牧业作为基础产业在自治区的地位已得到确认，优良畜种的引进、选育已成为提高种源基地的生产能力和供种能力的重要手段。畜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之一是淘汰低产品种，发展优良品种，压缩传统产品比例，为此，自治区在肉羊、肉牛品种繁育体系建设工程中，可学习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先进技术，以实现总体上提高畜产品的质量、产量，优化区域布局。因此，在舍饲养畜技术、胚胎移植技术和优育草籽引进选育领域，双方也存在交流与合作的可能。
(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指内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在这一领域内蒙古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吸引大量合作者共同开发利用。1998年，澳大利亚政府与内蒙古阿拉善盟确定了联合开展“内蒙古阿拉善盟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研究的项目计划。目前，澳大利亚专家小组与阿拉善盟科技局、阿拉善盟新能源技术推广站有关科技人员已经开始启动该项目的子项目“内蒙古阿拉善盟可再生能源利用及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此，澳大利亚政府提供了300万元援助经费，阿盟地区自筹400万元匹配经费，自治区科技厅向国家科技部申请400万元国家西部大开发项目拨款，项目总投资为1100万元。该项国际合作研究以增强恢复阿拉善盟生态系统的能力，改善广大农牧区的生活、生产条件，改变牧民的用能结构和生活方式为目标，从澳大利亚引进先进成熟的技术和设备，综合开发利用再生能源。
内蒙古与澳大利亚合作的这一项目，是内蒙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第一个国际合作研究课题。其意义不仅涉及到内蒙古可再生能源产业中目前正在研究、示范、推广的内力发电系列产品及新型风力发电装置、户用风光互补系统及多能互补技术、逆变控制器、贮能装置、系列风力提水装置、太阳房、高效太阳能集热器等系列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而且对形成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科研开发一试点示范一推广应用一产业化一条龙示范体系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和借鉴意义，同时为内蒙古创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积累经验。可以预期，这一合作项目的完成和延伸研究将推动内蒙
古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向国际水平迈进。
(三)生态治理与水资源合理开发
内蒙古位于黄河、辽河、嫩江三大水系上游，地跨西北、华北、东北三大区域，是中国北部最大的生态屏障。但由于历史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全区荒漠化土地面积32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27％；水土流失面积18.6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15.3％；草场沙化、退化、碱化面积36万平方公里，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54％。内蒙古的四大沙漠和四大沙地土质疏松，在冬春季，形成沙尘向东南侵袭，严重威胁着三北地区和北京的生态安全。加快内蒙古生态环境治理，对全区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对整个三北地区和全国的生态改善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中部和西部多为沙漠或半沙漠地带，气候干燥，土地荒芜，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土地沙化现象仍很严重，不少地区居民不得不放弃农牧业，每年损失20亿澳元。近年来，澳大利亚把生态治理放在重要位置，在水土流失治理、草地资源退化综合防治、天然林保护和植被快速恢复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内蒙古有关部门应尽快在生态治理和水资源合理利用方面与澳大利亚农业、水利部门沟通交流合作渠道。内蒙古可采取吸引澳大利亚专家、技术、资金的形式，围绕生态建设6大工程一大兴安岭天然林保护工程、国家生态重点县建设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防沙治沙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节水工程一和改善部分地区水资源危机工程、选择沙漠化、盐碱化综合整治、农村生态脆弱带生态环境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等领域，联合开展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农牧业建设模式研究。具体可在黄河上游及黄土高原区、阿拉善盟风沙区、阴山北麓蚀沙化区、科尔沁沙地区、草原沙化退化区5个有典型示范意义和代表特征的区域选好试点，取得经验和效益并逐步扩大规模。
(四)高新技术产业
“十五”期间，内蒙古已基本确定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本格局。在新材料、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新能源和环境保护6大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是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内蒙古努力走进全国前列的亮点和希望。内蒙古已经确定了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总指导原则，即技术引进和自主科研相结合，采取多种形式，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外的人才、资金和技术。澳大利亚属发达国家，也在积极寻求与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环境保护等学科和产业领域，澳大利亚在许多方面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可以和内蒙古在胚胎移植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研究应用、微生物和酶工程技术、绿色动植物医药资源和生物医用纺织品、建筑及装饰材料、高性能金属和合金材料、软件工程及面向应用的软件平台技术、网络管理和电子商务技术、复杂机械设备及系统的并行优化设计与仿真技术、污染物资源化、减量化和对生态无害化处理技术等专业方向实行技术转移或合作攻关，研究开发前景和潜在经济社会效益将十分可观。
(五)基础设施建设
鄂尔多斯市国土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有草原面积8816万亩，耕地面积仅610万亩。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区，可是传统的重利用轻保护的粗放式畜牧业生产方式，进入到新世纪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连续大旱、生态不断恶化、农牧民收入徘徊不前的现实，2000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立草为业、为养而种、以种促养、以养增收，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总体发展思路，在全区乃至全国率先推行禁牧休牧轮牧政策，发展舍饲养畜和农区畜牧业。2002年国家退牧还草工程开始实施，鄂尔多斯市根据土地类型构成的特点，在不同旗区分别大力推进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舍饲圈养制度。
一、舍饲养畜是生态恢复与建设的自觉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草原和牲畜承包制的实行，在农牧业生产力解放的同时，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对草原的大规模开垦和超载放牧，导致畜牧业赖以生存的草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特别是1998年到2000年，连续三年大旱使这里的植被覆盖率下降，沙化、退化草原占到可利用草原面积的80%，沙进人退成了人们不愿相信的事实。除北部黄河冲积平原区外，东部丘陵沟壑区、西部坡状高原区严重退化、沙化，中部库布其、毛乌素沙地本身自然条件就非常恶劣。农牧区自然环境的恶化，在直接危及到农牧区畜牧业、农牧民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遏制了工业的健康起步与发展 。鄂尔多斯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工业经济飞速增长之后的生态环境恢复和建设，使政府决策者自觉地选择了舍饲或半舍饲养羊的畜牧业发展方式，这是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科学选择。
二、舍饲养畜是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自觉选择
鄂尔多斯市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沙地、丘陵、荒漠型草原占全市总面积的90%以上，自然环境恶劣，“十年九旱、灾害连年”。农牧民居住分散，靠天吃饭，靠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得到的回报极其微薄。分布于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南部的丘陵沟壑区，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30%，大多不宜耕作，属宜林宜牧地区，特别适宜发展松柏等价值高的经济林。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当地煤炭、石灰石、石英砂等资源能源未开发利用之前，农牧民基本按照小农经济模式进行生产生活，畜牧业以分散的、放养白绒山羊为主。由于山羊的食草刨根特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农民收益甚微。地处西部的荒漠、半荒漠草原，是发展草原畜牧业的主阵地，虽然实行了“草牧场生产责任制”，牧民也结束了游牧的生产方式，伴随工业文明传播出现的是过度开垦天然草原、超载放牧的现象。牧民把千百年来遍地放养式的草原畜牧业转变为圈养式舍饲畜牧业，是实现畜牧业提质增效，改变牧民生活方式，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进程的自然选择。
三、舍饲养畜是农牧业科学发展的自觉选择
舍饲养畜是手段，推进农牧业科学发展是目的，最终要建成的是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的和谐发展。鄂尔多斯市以“立草为业、为养而种、以种促养、以养增收”为目标进行调整，切实关注农牧民增收的核心问题，全面推行禁休轮牧、舍饲半舍饲养畜、转移农牧民三大政策，优化了农牧业结构，加快了产业化进程，构建了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的和谐发展，实现了农牧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的双赢。
艰难的实践
鄂尔多斯市十多年来畜牧业现代化发展迅速，牧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稳步推进。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旗（ 区 ）两级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和落实一系列有关禁牧、舍饲养畜等政策措施。鄂尔多斯市十多年所走过的不同寻常的艰辛实践与有益探索，对自治区乃至全国相关地区做好这项事业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禁牧与舍饲养畜的重大创新性举措的实施，实现了畜牧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
2000年，鄂尔多斯市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绿色大市”的奋斗目标，成为自治区第一家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政策的地区。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实行舍饲或半舍饲养畜，成功解决了林-牧矛盾这一世界性难题，恢复和保护了生态环境，加快了畜牧业产业化进程。目前，全市禁牧草原面积达3518万亩，占全市草原总面积的40%；休牧草原面积5298万亩，占草原总面积的60%。2011年全市601万头只牲畜实现全年舍饲，占到大小畜存栏量的52%，544万头只牲畜实现了4～6月份的季节性舍饲，占到大小畜存栏量的48%。
二依据"三区规划”加快农牧区人口转移，为农牧民生产生活开辟了广阔前景
2006年，市委、市政府实施“收缩转移、集中发展”战略，2007年又率先制定“农牧业经济发展三区规划”，将全市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在禁止开发区实施整体移民搬迁政策，建立生态自然恢复区。2008年以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牧区人口转移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牧区人口转移的补充意见》。2009年又实施“统筹城乡、集约发展”战略，农牧区人口转移速度进一步加快。至2011年底，全市生态自然恢复区累计完成人口搬迁3.02万户、8.55万人，涉及区域面积2.24万平方公里，使区域内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恢复。目前，全市牧区总人口由2000年底的6.1万户、21.6万人减少到2011年底的2.9万户、10.3万人，减少了3万户、11.3万人。为了加快农村牧区人口向城镇转移，在转移农牧民的培训就业、生活补助、医疗、住房、养老保险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保障政策，确保农牧民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
三、推进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户建设，提高牧区产业发展水平
2009年，鄂尔多斯市在西部牧区限制开发区全面启动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户建设工程。通过牧民插花式搬迁转移和草牧场、水浇地的有效流转，2007年～2011年，在西部牧区建成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户775户，户均经营草地5000～10000亩，水浇地100～300亩，每户饲养规模达到1200只羊单位。2011年已建成的示范户人均纯收入平均达到4.4万元，比建设初期增加了1.25万元，是2010年西部牧区牧民人均纯收入8676元的5.1倍。
2009年，市政府还公布了《全市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暂行办法》，草牧场和水浇地流转开始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目前，全市牧区累计流转草牧场389万亩，占到牧区限制开发区草原面积的12.8%，流转水浇地17万亩，占到牧区水浇地面积的13.8%。草牧场和水浇地的流转为发展草原畜牧业示范户和规模化养殖园区创造了条件。
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鄂尔多斯市以“三区”规划为基础，按照“半小时经济圈”的理念，启动牧区村庄、产业、人口布局规划编制，在限制开发区每50～100万亩草原建设一个中心居民点，周围地区以户为单位建设，形成以苏木所在地为中心、中心居民点为支撑、散居牧户为补充的三级村庄布局。加强牧区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推行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农牧民低保制度和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促进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积极制定出台惠牧政策，促进牧民收入持续增长
鄂尔多斯市制定出台一系列惠牧政策，确保草原生态安全、牧民稳定增收、牧区健康发展。对西部四个牧业旗限制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传统牧区的休牧草原，给予1.5元/年·亩的休牧补贴。2010年市、旗两级财政投入资金近4000万元用于休牧草原补贴。2011年在执行国家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市旗（区）两级政府给每标准亩禁牧草原再补贴2元，给每标准亩休牧草原再补贴1元。加大对牧民子女教育补贴力度，对蒙语授课幼儿园的儿童，实行“两免两补”；对考入大学的该市农村牧区蒙古族学生给予3000～7000元的补贴；对中高考落榜的牧民子女，在其自愿的前提下，免费送入职业技术学校培训。
巨大的成就
历时12年的禁牧和舍饲养畜，在改善生态环境、改变传统养畜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一、禁牧和舍饲养畜使生态环境明显改观
实施禁牧和舍饲养畜后，使草原有了休养生息机会，植被得以迅速恢复和再生，改善了草原生态环境。禁牧和舍饲养畜使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增强，风沙危害小了，自然灾害少了。目前，全市植被覆盖度达到75%以上，比2000年提高了40多个百分点，天然草原产草量普遍提高30%，地区生态环境实现了向整体好转的历史性转变。以准格尔旗为例，自2000年实施舍饲养畜以来，全旗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布尔陶亥苏木的一位农民说，以前出门都是灰土土的，由于沙子多从家里出来时的路，回家就找不到了，而现在满山都是绿。至2011年底，准格尔旗的植被覆盖率由2000年的40%提高到72%，森林覆盖率达到29%，个别地区植被覆盖率则更高，雨水也明显增多。
二、禁牧和舍饲养畜彻底改变了农牧民的养殖方式
禁牧和舍饲养畜使农牧民放弃了传统的粗放型养殖，转向了精细化养殖。禁牧和舍饲养畜之初，部分农牧民认为“吃天然草不花钱，圈养却要买饲草、饲料，不划算”，短时间难以接受养殖观念转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农牧民发现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都可以用来做饲料，都接受了禁牧和舍饲养羊。准格尔旗一位禁牧工作者说：以前农牧民反对舍饲养羊，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认为舍饲养的牲畜肉不好吃、产量低，现在变了。十二连城乡的一户牧民说，以前放牧时最大的羊产肉是30多斤，现在则有50多斤。
三、禁牧和舍饲养畜调整了种养殖结构
禁牧和舍饲养畜以来，林草产业不断壮大。农牧民加大了人工种草力度，在宽草地和草林地更新牧草，种植以紫花苜蓿和沙打旺为主的牧草。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很多农牧民还自主种植碳汇林，牧民也由原来单一养羊发展到养鸡、养猪、养鱼等多种养殖并存。准格尔旗的一位老农郭继承家就养了70多只羊、200多只鸡、60多头猪。
四、禁牧和舍饲养畜工作常态化
各级做到宣传引导和惩治结合。准格尔旗成立了禁牧禁垦办公室，设150名专职禁牧禁垦员，2012年还设1070个护林员兼职禁牧禁垦。他们采取定点和流动的工作方式，发现偷牧或夜牧的农牧民给予经济上的处罚。政府还把禁牧禁垦实施情况和干部考核挂钩，鼓励农牧民大规模养殖，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养殖户给予经济上的扶持。比如羊达到1200只，有1200平方米的棚圈、有80平方米的办公室，政府就给补贴1.28万元。
四、任重而道远
鄂尔多斯禁牧休牧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当然这种成效还是阶段性的成就。我们调研组在走访、调查、思考和讨论中，既为广大禁牧工作者的认真敬业和农牧民的理解支持所感动，也不免为农牧区匮乏的劳动力和依然落后的发展理念而焦虑；既有喜看生态恢复带来的快慰和满足，又不时会纠结于一些现实难题的梳理和破解。大家感到，禁牧休牧政策是科学发展的正路，是利国利民的好路，前途光明而任重道远。
一、单一养殖模式的局限和脆弱——鼓励农牧民养殖模式多元化
鄂尔多斯地区畜牧业主要是养羊，一些旗区的羊肉和羊绒品质在全国首屈一指。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外来人口的增加，较为单一的羊肉供应不能满足人们对多种肉产品的需求；在众多养殖种类中，单纯地扩大养羊规模给生态带来的破坏最为严重；更值得注意的是，便利的现代流通条件也加大了疾病传播的风险。2012年出现的羊布鲁氏菌病就给许多养羊大户造成了损失。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的多元化养殖方式值得鼓励和推广。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的许多农牧民在禁牧之后开展多种养殖，养猪、养鸡并结合本地水库多的实际发展库坝养鱼，取得了很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本地的农村鸡蛋以其绿色、生态、味美的优势可以卖到32元/公斤。该苏木农牧民2011年10509元的人均纯收入更体现了多元化养殖的成效。我们建议政府鼓励和切实引导农牧民结合本地实际发展多种养殖，这样既能保证市场需求和农牧民收入的稳定，又有利于生态建设的推进。
二、现代技术与传统习惯的冲突——引导培养农牧民现代舍饲养殖理念
舍饲养畜是有别于传统养殖方式的现代养殖技术，除了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外，还有利于形成饲养规模，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普及良种、良舍、良料、良法配套等。这些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是对舍饲养殖技术的系统理解和运用。农牧民养殖很大程度上还是根据习惯和经验，离舍饲养羊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大部分养羊户建的羊舍都是因陋就简，存在低矮背阴、采光不足、运动场小、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布鲁氏菌病带来较大损失的原因，除了疫病本身和养殖种类单一外，也与养羊户机械地理解舍饲技术有极大关系，实质是农牧民对现代养殖技术理解和运用不到位。我们建议：一是有关部门定期派出农牧业技术员培训和指导农牧民的舍饲养殖技术；二是各级部门提供必要的补贴，用于畜舍的改造、完善等；三是在养殖户较多的农村牧区招录、配备大学生村官时，以农牧院校（最好是畜牧专业）的毕业生为主；四是在养殖户中树立舍饲养殖典型，起到示范引导作用。
三、政策界定的困惑和思考——在执法实践中优化和细化制度
禁牧执法人员来自基层一线，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农牧民家庭。他们对农村、牧区和农牧民有着很深的感情，能够设身处地为农牧民考虑问题。情感上的同情理解和制度条文的刻板严肃常常使他们感到困惑，许多问题往往需要依据自己的理解、经验去拿捏，这就给制度的稳定性和公平性提出了挑战。例如每年秋收以后，玉米地里剩下的玉米茬可以作为羊的食材，于是养羊的农民就在自家田地里放羊，本地称之为“遛茬茬”。这种行为按理说不会破坏到生态，与禁牧政策并不相悖。但事实上谁家的羊也不可能空运到自家的田地里，在赶往田地的过程中就可能经过草地、林地，行进途中的羊自然不会放弃这些美食。我们认为：一方面，“禁牧是高压线”，禁牧政策的总原则和长期性不能动摇，这是保持生态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在具体执行中就需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相应的补充细则，实现生态建设原则不动摇和农牧民心悦诚服的双赢。
四、生态发展要与农牧民发展同步——为农牧民提供更贴心的帮助和支持
天时地利人和聚成内蒙古优势
首先，从自然资源来看，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具有天蓝水净、人口密度低、空气污染轻的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拥有丰富的耕地、林地面积，更具有不同地域特点的土地优势：西辽河平原的优质玉米生产基地，大兴安岭东南的优质大豆、水稻生产基地，河套、土默川平原的优质小麦、向日葵生产基地，中西部丘陵旱作区的优质马铃薯、杂粮杂豆生产基地，这些优势资源决定了内蒙古具有发展农畜产品的天然保障。
其次，从优势产业看，内蒙古农畜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锡盟的肉牛、肉羊产业逐渐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畜牧业领军产业；蒙牛、伊利等知名品牌，更为农畜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条件支持；以鄂尔多斯羊绒、细绒为代表的特色产业也是农畜产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三，从现有工作基础来看。2014年起，自治区农牧业厅牵头启动了绿色农畜产品输出工程，提出了建设“电商平台+展示直销中心+零售体验店”的展示、体验和销售输出模式。在2014年年初开通“蒙优汇”电商平台的基础上，2015年1月20号，位于北京的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精品馆也顺利开业，北京、上海精品馆的相继开业是输出工程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今后，我们还将在广州、沈阳、西安、海口等全国一、二线城市建立展示直销中心，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展示体验相促进的市场销售模式，宣传内蒙古的饮食文化和优质绿色农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扩展市场空间，提升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的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
努力真抓实干产品走向全国
内蒙古发展成为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的基础实、潜力大、后劲足，在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的引领下，必须要立足产业基本，根据自治区实际情况开展工作。
一是打造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根本是以农牧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总体目标，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依托农牧业资源优势，抓好优势产业建设，积极发展农林种植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通过基础产业的建设，提高科技水平，并以优势产业、特色产品、名牌产品为发展依托，打造“名优特”品牌；以“呼包鄂”经济商圈为发展中心，以东、西部特色农牧区为优质产品加工生产基地，力争以经济发展带动农牧业发展，以农牧业增收促进经济进步，将内蒙古建成西部地区规模大、发展全面、特色产品为主的现代农牧业领军省区。
二是打造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关键是建成优势产品产业链，利用优质土壤、水源等鲜明优势，着力建设农业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的生产基地，重点把握好粮食、绿色蔬菜及畜牧业产业的发展方向。农业发展方面，重点围绕粮食增产、绿色蔬菜加工，利用内蒙古独特的发展优势、优质土壤水源、独特的气候条件，建立绿色种植生产基地，并形成种植、生产、加工、销售、流通、贮藏为一体的大型农业生产产业链，打造大型农产品加工生产基地。畜牧业方面，以当地家庭式牧场为基础，建设标准牧区养殖基地，推进牧区的畜牧业发展，稳定发展牧区牲畜的数量，建立健康养殖基地，以标准化的生产养殖带动产品的质量，同时，农牧业相关部门可组织专人提供绿色无公害养殖技术的培训教程。积极开展农畜产品认证工作，建立绿色农畜产品认证标准，对有机产品、绿色产品、无公害农畜产品提供技术指导，对绿色、有机产品建立绿色通道，并提供政策及资金的支持和补助，鼓励建立以区域为主体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三是打造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核心是加快现代农牧业发展步伐。围绕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积极组织开展招商引资工作。重点在于提高农业设施的生产力水平和养殖经营的科学水平，引进、带动农畜产品加工方面的技术投资。推动农业发展设施的建设和农畜产品标准化的建立，促进农牧民增收。形成以自治区为发展后盾、以龙头企业协会为政策引领者、以各农畜产业龙头企业为发展主体，带动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输出基地的建设。
努力打造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是当前自治区的重点工作，更是各级农牧业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必将以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自治区“8337”发展战略，精心组织、密切配合、上下齐心，让内蒙古特色农畜产品真正走向全国。
经济社会发展加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一是经济稳步增长。2000年至2008年，青海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35％，远远高于1978年至1999年7.6％的平均增速，成为青海历史上发展质量最好、速度最快的时期。GDP由1999年的238.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961.53亿元，人均GDP由1999年的4663元增加到2008年的17389元，翻了两番，2008年的GDP增速达到12.7％，是1985年以来最快的一年。二是财政收支屡创新高。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1999年的23.03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136.51亿元，增长了近5倍。一般预算支出由1999年的55.74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363.83亿元，尤其是“十一五”以来，财政支出主要偏重于事关民生的一般公共服务、农业、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方面，进一步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00年至2008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60亿元，年均增长18.8％。“两横三纵三条路”为主骨架的公路网基本建成，高速公路从无到有，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兰青铁路复线，支线铁路、资源开发铁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城镇综合服务功能明显提高，城镇带动和辐射功能得到增强，城镇化水平由1999年底的34.8％提高到40.1％。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组织实施农牧区寄宿制学校、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和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等项目，“两基”攻坚取得重大进展，“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3.5％。全省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由1999年的59％和82％提高到2008年的88.5％和94％。
人民群众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西部大开发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9年的4703元提高到2008年的11648元，年均增长11.9％，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486元提高到3061元，年均增长近10％。扶贫开发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贫困人口由197.7万人减少到75.7万人，扶贫开发重点县人均纯收入从1226元增加到2830元。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显著提高，消费结构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度降低。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99年的75.15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252.84亿元，增长了2.4倍。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面铺开，参保率达70％，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向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和农民工扩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参合率达到96.5％，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建立，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开始建立，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全面启动。
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增强。西部大开发以来，全省先后组织实施了退耕还林(草)、退牧还草、“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水土保持、自然保护区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进展顺利，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程开工建设，累计完成草原围栏面积8150万亩，退耕地造林种草290万亩，荒山造林种草677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22平方公里，人工造林278万亩，封山育林919万亩，建立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11处，森林覆盖率由1999年的3.1％提高到2008年的5.3％。
产业发展呈现新面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西部大开发以来，青海省加大产业调整步伐，充分利用优势资源，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特色经济发展壮大。三次产业比例由1999年的17.0:41.1:41.9调整为2008年的11:55:34。一是加大农牧业结构调整力度，充分利用独特的农牧业资源，积极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特色作物种植面积比重达到75.7％，形成了以湟水、黄河谷地和脑山地区为主的S大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产业化进程加快，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有力地促进了农牧业结构调整和农牧民增收。二是工业增速与效益同步提高，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注重调整产业结构，工业增加值由1999年的70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41.8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20％，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331.55，比上年提高31.67个百分点，实现利润179.84亿元，比上年增长34.5％，产出性项目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高到50％。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显著提高。
支柱产业快速发展。四大支柱和四大优势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百万吨钾肥及综合利用、钾锂硼资源综合开发、90万吨纯碱等一批资源开发重大项目的相继实施，极大地推进了我省资源开发的进程，盐湖工业集团、西部矿业、华鼎集团等一批特色优势企业集团发展壮大，资源开发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成果显著，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增强，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2008年全年四大支柱产业完成增加值297.01亿元，四大优势产业完成增加值66.90亿元。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型服务业快速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中介等新兴服务业加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旅游业产业引领作用开始显现，旅游总收入由1999年的4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47.51亿元，增长了近11倍。
循环经济、园区经济成为新亮点。近年来，青海省大力推进资源间循环利用、产业间循环组合、企业内循环生产，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列入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工业园区已成为带动青海特色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园区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62.8％。
关键词：准格尔旗 资源 合理开发
准格尔，蒙语，汉意为“左翼”。位于内蒙古西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有“鸡鸣三省”之称。面积769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2.15万。地貌称“七山二沙一分田”。近年来，准格尔旗依托资源、区位优势，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成为改革开放30年内蒙古十个典型旗县市区之一，2010年度荣膺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县、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100县第2位、中国最具区域带动中小城市百强等称号。
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发展环境
准格尔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复杂但总体上有利的发展环境和条件。
——从国际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工业化国家日益增多，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扩大，工业化国家经济规模日益庞大，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际上对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资源需求将持续上升。
——从国内来看，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将长期向好，能源、化工、建材等产品需求旺盛，有利于发挥我旗资源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建设国家战略性绿色能源和新型化工基地；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倒逼机制更为明显，有利于我们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发展非资源性产业；国内外产业加快转移，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有利于我旗扩大开放，承接新兴产业，优化要素结构，加快项目、资金、人才、科技的引进步伐；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对西部地区出台的财政、税收、投资、金融、产业等十项优惠政策，将有利于我旗继续加强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我旗延伸能源产业链条和打造战略性新型产业。国家将出台促进发展指导意见，只要我们对相关政策把握准、领会透、利用好，就可以争取更多国家层面的产业、投资、资源环境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支持，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全区来看，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打造西部经济区和沿黄沿线经济带，作为呼包鄂经济圈中的一部分，将有利于发挥我旗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加速经济要素的流动，实现与周边地区在基础设施、产业协作、科技人才等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对接，建立区域共建、利益共享、资源共享的长效机制，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从全市来看，市委、政府十分重视和支持准格尔旗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又把加快大路煤化工基地建设提升到了全市的战略高度，提出要举全市之力集中打造，必将有效加快煤化工基地建设和促进全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从自身来看，我旗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大路煤化工基地和准格尔经济开发区迈上新的发展平台，吸纳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的能力明显增强；居民消费将加快升级，收入水平的提高必将有效带动新兴消费领域的快速成长；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民间投资活跃，自主增长能力和经济发展活力显著增强；现代农牧业和人口转移初见成效，“三化”对“三农”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全面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发展的条件逐渐具备；一系列前瞻性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率先实践，为“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经验，奠定了思想基础，增强了发展活力，凝聚了强大力量。
准格尔旗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一）不断优化工业结构，建设绿色能源和新型煤化工基地。
以煤炭、电力产业为基础，重点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积极扶持涉及民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突出集聚效益，完善产业园区服务功能，逐步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发展集聚化、产业竞争力高端化的工业体系。
1.煤炭工业。鼓励和引导煤炭企业集团化发展，推进煤炭资源二次整合，促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淘汰落后的技术装备，提高煤矿装备现代化、系统自动化、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大对煤炭市场的调控，合理调控煤炭产量，不断巩固和拓展煤炭产品交易的主场地位，把握市场定价权，引导和帮助企业打好开拓市场主动仗，实现区域内煤炭的稳价均衡生产。积极探索煤炭生产企业与煤炭销售企业合作途径，努力实现产—运—销一体化。加强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所有煤矿必须实现信息化安全管理，全部安装远程在线监控系统。鼓励煤炭企业建立内部物料循环系统，实现煤矸石、矿井水、煤层气等煤炭伴生物和开采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发展矿区循环经济。
2.电力工业。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着眼于“西电东送”和“北电南送”，充分考虑水、煤、环境容量等相关因素，在魏家峁、薛家湾集中建设大型火电基地。重点抓好坑口电厂和大型煤电一体化项目，推进准大发电厂续建项目、国华准格尔电厂三期、蒙泰热电联产项目、华能魏家峁电厂一期工程及华电前房子电厂等项目。同时，积极探索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
3.现代煤化工产业。以大路新区为载体，加快实施煤炭资源就地转化战略，以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二甲醚五类新型煤化工示范产品为重点，延伸产业链，实现煤炭资源多次转化增值，使现代煤化工产业尽快成为准格尔旗的支柱产业，力争把大路新区建成现代煤化工和清洁能源示范基地。重点支持伊泰煤制油、易高甲醇、华润化肥、久泰甲醇二甲醚、中电投100万吨煤制烯烃、东华能源甲醇等项目达产提能，积极推进皖北煤电60万吨烯烃、西北能源甲醇制烯烃、香港中华煤气公司20万吨乙二醇、国电1万吨多晶硅及光伏电池、内蒙古开滦投资有限公司乙二醇和煤焦油加氢多联产项目、中海油4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华润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的项目进展。集中精力打造500万吨煤制油、1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中海油40亿立方米、北控20亿立方米、华润20亿立方米、国电20亿立方米、伊东20亿立方米）、500万吨醇、醚、烯烃及下游产品的现代煤化工基地。
（二）积极发展现代农牧业，建设绿色高效农牧业基地。
按照“政府引导、农民参与、园区化建设、企业化管理”的发展原则，以农牧业“三区”规划为指导，以促进农牧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以保障农民权益、建设现代生态农牧业为目标，继续夯实农牧业基础，不断加快农牧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推动全旗农牧业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种植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国家土地整理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合理有序流转农民土地，加大农业机械化推进力度；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集中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在沿河和城郊地区集中连片建设绿色无公害“菜蓝子”基地。
2.畜牧业。集中建设规模化养殖园区，形成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草料加工有效跟进，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服务，种、养、加有效链接的现代畜牧业发展基地。
3.林业。按照种管并举、分步推进和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继续加强生态重点项目建设，着重加强骨干公路沿线、城镇和工业园区绿化。在发展期间，以林业生态重点项目为动力，以培育森林资源为基础，以资源加工企业为龙头，带动林业经济快速发展，建成林业基地、林产品加工、旅游服务协调发展的林业产业体系。
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得天独厚优势的准格尔旗，随着国家发展的战略西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崛起，一定会成为中西部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参考文章
[1]冯根福，等.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及形 成原因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0，（2）.
[2]张公巍，梁琦.产业转移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应研究[J].产业经济：人大复印资料，2011，（1）：41-55.
[3]《国民经济统计分析》 主编；李宝瑜 中国统计出版社
[4]《中国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作者：施发启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1:1.15:1.15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铜刀、铜镞、铜鍪、铜护牌、铜项饰等大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美国面积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多彩，山川大河秀美瑰丽，属于自然环境极佳的国家。从气候上讲，北美殖民地位于北温带，基本上介于北纬25至49度之间，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小麦的生长需要25～115厘米的年降水量，美国的年均降水量为67．6厘米，可谓恰到好处。从土壤上讲，英国殖民时的重点———大西洋沿岸平原地区———其土壤呈多样化。在北部多为灰化土，肥力较差，生长阔叶树和混合林。中央大平原地区是肥沃的冲积土壤，它的东部生长着橡树、榆树等林木，西部是草原。大平原以西的北美高原地区是沙石占优势的贫瘠土地，生长着杂草和灌木。从自然植物资源上讲，殖民地时期北美地区大部分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和灌木，其原始森林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的40%以上。虽然经过了四百多年的开垦、侵占和破坏或用作他途，但直到今天美国的森林面积从绝对数量上和所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上都是全世界比例最多的国家之一。从农业发展所必需的水利灌溉条件上讲，北美地区拥有天然的发达水资源系统，在其境内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尤其是北美地区最大的河流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密苏里河流经北美的中央大平原区，用充分的水资源灌溉了所经流域，日后变为美国著名的“玉米地带”;再加上五大湖是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区，湖面广阔，水资源储量丰富，共同为农业灌溉、捕鱼业乃至日后美国的水产品养殖、内河航运、水力发电提供了充足的天然水资源。
总体来说，北美殖民地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气候，全年有日照的时间长，土地肥沃，遍布原始森林和草原，除了典型的热带作物以外，各种农作物都可以找到适宜的种植地区，而且江河纵横，湖泊众多，有水利之便。马克思在谈到美国土地时指出:“只要气候条件不是特别坏，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的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就至少已在土壤表层积累了许多易溶解的植物养料，以至无需施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操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西部的大草原还有这样的好处，它们简直不需要任何开垦的费用，因为它们天然就是可以耕种的土地。”“这些草原，是天然宜于开垦的;这些处女地，甚至用原始的耕作方法，不施肥料，也能够连年得到丰收。”当殖民地开垦初期，进行完全不施肥的极粗放的耕作，也有相当不错的收成。这些有利的自然条件使北美殖民地农业生产的成本远低于当时的英国。
二、复杂的劳动制度
在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劳动者。在殖民地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全依靠劳动者，增加农业生产依靠大量垦荒，进行粗放式经营，这就必须增加农业劳动人口。与北美地区的宗主国英国相比，北美地区农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在于土地面积辽阔、土壤富饶，但人烟稀少、农业劳动力匮乏就成为殖民地的困境。马克思指出:“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再加上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共同构成了当时北美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当1850年之前农业生产还是手工劳动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的提高都是随着农业人口的增加而增加。殖民地时期北美地区所有劳动力的80%集中在农业中，其农业中的劳动制度可以区分为自由劳动制度、半强制劳动制度、强制劳动制度三种主要形式。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农业劳动制度用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
自由劳动制度的自由劳工主要包括自由持有者和工资劳动者。在北美的广大地区，土著印第安居民被驱赶出原有的土地，欧洲移民虽然年年都在增加，但总体来说，地广人稀仍然是当时北美地区突出的现象。直到1770年，英属北美13州的总人口数也才220万人。所有拥有自由的殖民地移民只要有能力买到一块土地，就会立即从事农业，因此农业劳动力中自由持有者的数量相当可观。也因此，北美殖民地普遍缺乏劳动力，受雇于人、领取报酬的工资劳动者数量不是很多，熟练劳工尤其珍贵。但农业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却较低，这是由于当时英国对劳工报酬的奇特态度，即如果穷人获得的工资高了，就不会愿意多劳动，穷人会滋生懒惰心理，富人会没有可雇佣的人。同时，劳工的报酬并非总是以货币支付，有的农业劳工得到的工钱可能是一部分收成。总的来说，农业中工资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很低，他们所有的财产价值不高，一般没有自己的土地。自由持有者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所得到的劳动成果都属于自己所有;工资劳动者获得的是工资报酬，劳动成果越丰厚工资越高。上述两者的劳动积极性自然高涨，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硕果累累。
半强制劳动制度的劳工盛行于欧洲裔居民中间，通常被称为仆役。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非洲黑奴相比，仆役为主人服役期满后就会获得人身自由，主人所占有的只是仆役的劳动而不是人身。半强制劳工是解决劳动力匮乏问题的一种办法，在一定意义上是英国历史上的仆役劳动制度和北美的劳动力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最盛行的属于“契约仆”，根据契约，仆役出卖的只是固定时限内的自由和劳动，服役期间其劳动的价值由主人占有，其生活也由主人负担;如果主人违背契约，契约仆可以向当局提出申诉;如果仆役犯有过失，则会招致包括人身处罚、延长服役期限在内的惩罚。在殖民拓荒时期来到北美沿岸地区的拓荒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沦为了契约仆，在17世纪主要是英国人，到了18世纪以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为主，到1755年被越来越多的非洲黑奴所取代。由于仆役的劳动报酬是以移民迁徙费用的方式预付，主人自然就会最大额度地榨取其劳动。再加上契约规定，仆役在劳动过程中不敢出现过失，服役期间主人必然严格要求仆役，契约仆的劳动生产率也绝不会低。
强制劳动制度的劳工集中于非洲黑奴。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北美殖民地时期发生的世界性事件之一，在350年的奴隶贸易中，约900万乃至1200万非洲人口被贩卖到美洲为奴，约有40万被带到北美殖民地，其中少数成为家内仆役、矿工和雇农，绝大部分进入了种植园。自151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海地岛上建立起第一个种植园起，种植园经济迅速传播到加勒比海地区、“美洲的伊比利亚帝国”和北美洲南部，所有种植园都是农业与加工业的联合生产组织。最初种植园使用过印第安雇工和欧洲契约仆，但很快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就成为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这是因为非洲奴隶比较适应美洲种植园所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而且他们在家乡就已经掌握了养殖和役使牛马等牲畜的技术，最重要的是黑人奴隶劳动成本最低，使用这种廉价劳动力可以使种植园主降低成本投入，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种植园利润。黑人奴隶承担着最沉重的劳动压力和最残酷的劳动剥削，死亡率高，平均寿命低，用生命换取劳动成果，用自己的劳动和血肉推动了北美南部地区大农场种植园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美洲的开发建设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多样的农业产品
北美地区的农业产品是多样化的。考古材料证明，远在公元前8000年，秘鲁沿海一带的居民就发展了最早的农业。到公元前3000年，美洲大部分地区都已程度不同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欧洲殖民者到来时，包括北美地区在内的美洲所有地区的居民都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生存手段了。在种植业方面，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印第安人培育出了许多农作物品种，这些农作物不仅孕育了印第安人的古代文明，而且对全世界的农业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印第安人培育出了玉米、马铃薯、甘薯、木薯、山药、花生、西红柿、黄瓜、南瓜、西葫芦、辣椒、菠萝、草莓、橡胶、烟草、药用植物、染料植物、大多数豆类植物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印第安人培育的植物品种引种到世界各地，大大丰富了人类的饮食和生活资料，为人类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同时，北美地区还有无数的野生果类资源，如葡萄、樱桃、胡桃、草莓、李子、酸苹果等，既可以为早期殖民者提供食物补充，又能够在种植业繁盛后将野生变为家庭种植或农场种植，为越来越多的殖民者提供食物和酿酒的原料。
由于英属北美殖民地是一个狭长的地带，南北之间的气候差异又很大，因此从殖民之初起各地的经济活动就有自己的特点:(1)在南部殖民地，由于经常受到潮水的浸润，沿海潮水带的土地特别肥沃，适合棉花、烟草、水稻、靛青种植。这些农产品的市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以至伴随着这些大宗商品种植物的发展，南方种植园主大量使用黑人奴隶为其劳动，奴隶种植园制度便在南部殖民地建立起来。(2)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气候恶劣，冬季漫长而又寒冷干燥，土地贫瘠、多石少土，不利于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发展。但新英格兰地区紧靠大海，沿岸有众多天然良港，海中鳕鱼等渔业资源极为丰富，因此主要发展捕鱼业、造船业和海外贸易。这里生产黑麦、荞麦、小麦、玉米，但面积不是很大，产量也不是很高。(3)西部殖民地集中生产谷物和其他种植业农作物产品，但由于这时著名的“西部大开发”还未进行，西部殖民地面积狭小，农业生产极为有限。(4)中部殖民地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辽阔而肥沃，且可耕种面积比南部和北部都大，是著名的中央低地和大平原，合称中央大平原。密西西比河流经整个平原，流经区域土壤肥沃，水草丰茂，是北美地区的主要农业区，非常适合种植小麦、裸麦、大麦、亚麻等农作物，盛产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号称美国的“小麦、玉米带”，因而有“面包殖民地”之称，并且还适合生产烟草。
在畜牧业方面，殖民地时期茂密的森林之中自然生长的野生动物种类很多，较大的有黑熊、美洲豹、灰狼、狐狸、野猫等，毛皮兽类动物主要包括麋、鹿、貂、河狸等，鸟类包括野鸡、野鸽、鹌鹑、黑雁、鹰等各种禽鸟。但无论是印第安土著居民还是移民开拓者都没有太重视畜牧业。在印第安人眼中，野生动物对畜牧业是很大的威胁，而猎杀野生动物已能够提供充足的肉食品。印第安游牧部落的畜牧业以马为主，这是因为游牧、交通、战争的需要，但规模都不是很大。在早期殖民者眼中，野生动物的存在虽然一方面能为拓殖者提供充足的肉食品，但另一方面它们对人身安全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因此殖民地均出台过奖励猎杀猛兽猛禽的法令，所获得的动物皮毛和肉类足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甚至于皮毛还曾是北美出口海外的重要货物之一，根本不需要专门进行畜牧业养殖。随着北美移民增多和英国工业革命的需求，畜牧业经济才逐渐发展起来。大量欧洲移民进入北美地区后，畜牧业变为以牛、马、猪和鸡为主。殖民者利用天然的广阔牧草地实行放牧饲养，成本低而产量高，饲养的牛以肉用牛为主，其肉用牛的产值在各种畜牧业产品中占首位。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畜牧业比较发达，农户普遍饲养牛、马等家畜，且从1650年左右已开始出口，主要市场在西印度群岛。
四、结语
【关键词】新疆；草业；可持续；宏观远景
新疆是一个农牧业大省,是我国第三草地资源大省,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的34.4%,为耕地面积的14.43倍,林地面积的8.06倍,是新疆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区，农牧区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0% ,作为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牧养着新疆家畜(不包括猪) 总数的一半以上，草业的发展关系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牧民增收问题,更直接关系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研究新疆草业可持续发展和发展前景是很有必要的。
1、新疆草业情况概述
1.1 天然草地：新疆草原，总面积达5725.88万公顷，可利用面积4800.68万公顷，是我国第三大草原省区, 草地分布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和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边缘及河流沿岸；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草地季节利用明显，全疆约有70%以上的牲畜不同程度在草地放牧,包括四季、三季或二季在草地放牧。另外,还有几千万亩的农林副产品可以利用。形成了其独特的温性荒漠草地类型及山地草地类型的多样性, 平原荒漠草地与山地不同类型草地共同组成了完整、严格的季带, 成为新疆草地利用的特点之一, 新疆有野生牧草种, 约占全国牧草总种数的43%, 尤以菊科、豆科、黎科牧草种类丰富, 是新疆牧草资源的特色。广阔的草原不仅为新疆畜牧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祖国西部边陲筑起一道绿色生态屏障[1]。
1.2 人工草地：新疆具有发展人工草地的良好条件, 但受到水资源的限制, 其人工草地发展比较慢,只有50万公顷,约为内蒙的20%,甘肃的65%。
1.3 草种：新疆有着生产种子的良好气候条件,日照长,太阳能资源丰富。象北疆的紫花苜蓿种子,籽粒饱满,色泽澄亮,奇台布、尔津县的“新苏一号”苏丹草种子,千粒重达到普通苏丹草种子的1.5倍, 伏地肤、鸭茅等种子,无论品质还是发芽率都高于其他省区同类品种。新疆草种类资源居北方各主要牧业省区之首, 可牧用的植物有多2900种,其中优良牧草380余种,世界上被公认的品种几乎都有,有些品种在品质上驰名中外。但由于生产及管理不善, 种子质量逐年下降。目前, 我区牧草种子主要依赖外地的供应, 每年经新疆牧草种子质量检验中心检验的入疆牧草种子就达1000t左右[2][3]。
1.4 新疆草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4.1天然草地退化严重。“立草为业、草业先行”的指导思想和“加强保护、扩大改良、合理利用、重点建设”的草原工作方针贯彻还不得力。尽管新疆有着丰富的草地类型和良好的牧草品种, 但由于长期忽视草原建设及滥牧, 对草原的多头管理,草原执法难, 造成毁草开荒。滥挖草原野生药用植物资源, 使草原遭到毁灭性破坏，加之大面积的开荒耕作以及挖矿采油等造成天然草场的严重退化、沙化、碱化，对牧民的补偿不能落实, 影响牧民的积极性。目前,新疆草地退化面积高达2300万公顷,严重退化而积达到670万公顷,草地年退化速率几乎达到29万公顷,与此相伴的是草地生产力迅速下降,单位面积草产量及种子产量比20世纪60年代下降近乎45%[4] [5]。
1.4.2 草地长期投入不足，建设缓慢。牧业、草业的投入只占全区投入的1%左右,占大农业投入的7%～8% ,但牧业产值占大农业的25%左右。人工草场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牧民定居建设更是一个薄弱环节,没有专项建设资金,致使定居和草原建设速度缓慢。据各地州调查,现留给牧民定居的草地,改造难度大,水、电、路建设十分困难。我区大部分牧民定居的资金靠牧民自筹,牧民负担过重。正如原农业部部长何康视察新疆牧区时所说“三多三少”现象,即产出多,投入少;要得多,给的少;讲得多,落实少[6]。
1.4.3草地分布不平衡，草畜矛盾尖锐。新疆地域辽阔,农业自然资源分布差异较大,加之受资源、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影响,形成了南北疆在发展上的差距。北疆地区借以良好的草业发展基础和劳动者素质相对较高,无论是生产,还是物质技术投入和牧民收入都高于南疆地区。而南疆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草地资源贫乏,人均占有可耕地又少,牧民收入长期低而不稳,贫困人口所占比重较大。且四季草地不平衡,草畜矛盾尖锐,尤其是冷季饲草不足。据测,新疆草地载畜能力只有3,202.77万头(只) ,但至20世纪末,我区牲畜已达4,525 万头( 只) ,远远超过载畜能力。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直接影响新疆草业的腾飞发展与牧民整体同步进小康的进程[4]。
1.5 新疆畜牧业发展及畜产品产量基本情况：新疆有许多优良畜种驰名全国,如新盗细毛羊,中国美利奴羊新疆型,阿勒泰大尾羊,新疆羔皮羊,新疆绒山羊,新疆双峰驮等。无论是从肉食上还是毛用及乳品上, 新疆畜产品都有很大的优势。
纵向来看，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区主要畜产品产量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横向比较，我区畜产品市场占有率一直处在全国比较低的水平上，人均畜产品占有量与内地畜牧业发达省市区相比差距很大。2007年，我区肉类总产量169万吨，占全国总量的2％；奶类产量202万吨，占全国总量的5.5％；禽蛋产量27万吨，占全国总量的0.9％。2006年，我区人均肉类占有量77公斤，人均奶类占有量88公斤，人均禽蛋占有量13公斤。而同一时期，内蒙古人均肉类占有量90公斤，人均奶类占有量363公斤，人均禽蛋占有量21公斤。作为全国的五大牧区之一，目前我区畜牧业发展水平，特别是畜产品总量和人均占有量距应有的水平相差甚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树立现代大市场观念，切实把增加畜产品有效社会供给摆在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提升新疆畜产品产量。
2、新疆草业可持续发展
2.1 草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是新疆的基础产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涉及社会、经济、技术等多方面问题,但是在具体措施上,发展草业是重要切入点。走农、草、畜结合道路,即草地农业的道路,应是新疆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作为农业生产发展的长远方针。在世界上,一些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志,我国平均只占到30%。从新疆农业发展现状看,总体上讲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农民收入一度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的持续性与效益性逐渐在动摇,在经济与生态上暴露出的危机日益突出。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问题、食物安全性问题、土壤肥力衰减及其荒漠化问题、白色与农药污染所引起的环境问题,以单一种植业结构的持续发展问题,以往和现行农业发展模式,已难以解决存在的这些矛盾,必须重新调整农业发展模式,树立新的发展思路。
发展草业,在农区推行粮食—饲草料—经济作物“三元”种植结构,农、牧区间以草地农业系统为依托,通过物质、能量交流实行广泛的系统耦合,保持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有机联系,对农业新技术革命和持续发展有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
2.2草业的发展关系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新疆是我国主要牧区,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基地。目前,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受资源限制,各地州基本均都到了发展极限；农区畜牧业多为秸秆畜牧业,生产水平低下,效益不高。新疆要把畜牧业做强做大,要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农牧民增收的主渠道,实施新的草业发展工程,开发新的饲草料资源,是畜牧业发展和畜产品安全的重要保证。
2.3草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社会进步与繁荣：新疆是我国第三草地资源大省,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34.4% ,为耕地面积的14.43倍,林地面积的8.06倍,是新疆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区。作为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牧养着新疆家畜(不包括猪) 总数的一半以上。2004 年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达到25%。从总体来看草业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于其他产业不是很高,但它对人类文明与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对依赖于草地生存的少数民族兴衰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草地是当地生产发展的主要生产资料,广大牧民的经济活动迄今为止仍然主要依赖于草地,草地畜牧业是这些民族的传统经济和主体产业,是物质生活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草地兴衰,直接关系到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与繁荣,牧民能否奔小康和生态安全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直接关系到西部大开发地区经济振兴,缩小地区间差距宏伟蓝图的顺利实施。
草业经济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是一个农牧业大省,农牧区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0% ,农村经济的发展,农牧民增收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过去一段时间内,新疆主要农产品价格和比较效益一直处于低而不稳的状态,从2003年开始,国家对主要农产品价格进行了适当调整,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但从长远发展来讲,仅从政策上来调控,以政策替代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终究会受到限制。目前,新疆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各省区的排位中仍处于较后,改变这种状况,除了继续坚持已有特色农业的发展,还应大力发展草业,加快畜牧业发展步伐,完善二、三产业,可实现多环节、多层次、多领域的增值增收。还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优化资源配置。发展草业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边疆安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
3、草业发展对新疆的特殊意义
3.1全国全面奔小康,关键在农业,新疆更为突出。现在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已经深深意识到这个问题,要使农牧民富起来,关键在发展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牧业的重中之重在于发展草产业,包括:牧区草业、农区草业、林区草业、沙区草业、渔区草业。
3.2对草业应该有个新的看法,要用生态学的概念重新认识草原。使草地产生出生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化合物,供家畜、动物食用) 与环境(覆盖地面,保护土壤免受侵蚀) 协调的最高生产力。
3.3新疆生态建设中草业起着骨干作用。新疆属于干旱地区,尤其占5/ 6 的平原地区,除了部分河流两岸外,大多属于荒漠、半荒漠植被,都以草本植物为主,也有部分灌木。有专家认为,从生态作用而言,草与林各有千秋,不可厚此薄彼。应该合理的建立草林灌木复合植被,既促进牧业等生产发展,又保护了环境,达到生态平衡。
3.4国家农业部最近在《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西部地区特色种植业产品生产历史悠久,产品质量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以,向西部推荐重点发展五类特色农业,其中有一项就是“草业和草地畜牧业”和“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业”,在国内外草、畜产品需求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发展草业是新疆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新兴产业[6]。
4、草业可持续发展应采取哪些措施
4.1改革现行草业运行与管理体制。目前新疆草业的运行与管理体制还难以适应加快草业发展、建设现代草业和市场化对产业进行灵活、有效宏观调控的要求,也不适应充分调动广大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快速增长的要求。因此,自治区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草业发展、建设、运行与管理的支持与宏观调控力度,对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和生产资料的供应、草业生产、草畜产品流通以及产品国际国内贸易实行统管,财政、金融、工商、税收,土地管理、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政策措施都应给予扶持,以真正实现草业的两个根本转变。
4.2 建立人才、科技保障体系,积极推进草业科技进步。无论是当前还是在今后,在草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长,保持可持续发展和向现代化迈进的进程中,科技进步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重视和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草业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才优势,积极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在重点领域进行科技攻关,为草业的发展和产业提升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要重视基层生产者人才的培养,提高接受和应用科技的能力。重视现有科技成果的推广与转化,在饲草料新品种的开发、生产、加工、利用转化,病虫害防治、集约化养殖等方面增加科技含量。同时,要加强科技普及工作,提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效率。
4.3 大力推进退耕还草,增草增畜。 牧区要大力推进高产优质高效的人工饲草料基地建设,对被开垦的草地及摞荒地加快发展人工种草和恢复草地植被,山区旱地全部退耕还草;农区特别是南疆要大力推广新和县林荫带种植苜蓿带的生态发展模式,把现有种植业中将一部分中低产田,一部分风险棉区和一部分效益比较低的其他种植业区域,发展苜蓿等优质饲草种植,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力争用3～5 年时间使全区农业种植业结构中,苜蓿等饲草的种植比例由现在不足5%提高到15% ,使全区棉、经、草比例尽快达到4∶4∶2 的比例[7][8]。
4.4 加大对草业的投入，大力发展人工草场种植。根据自治区2008年7月畜牧业工作会议精神，着力改善牧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要大力发展优质饲草料种植。一方面，要通过调整种植业结构，扩大青贮玉米、饲料玉米和苜蓿等优质饲草料的种植面积，建立“粮、经、草”三元种植结构模式；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广饲草料优质高产技术，加强牧草种子繁育基地建设，积极发展草田轮作、玉米复播和牧粮、牧林间作套种，提高饲草料种植的技术水平和单位面积的产出率。二要加快高标准饲草料生产基地建设。畜牧业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个1000万亩”饲草料基地建设的要求，其中在农区新建一千万亩优质饲草料基地。今后，自治区土地整理项目恢复的基本农田，主要用于种植饲草料，新开发土地的60％以上要用于饲草料生产。三要加快推进以水利为中心的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生态效益和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发展人工草场、采取舍饲和半舍饲圈养、实行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制度以及实施围栏封育、退牧还草、休牧育草、减牧增草等一系列措施，减轻草场压力，增强草场自我更新、自我修复能力，从根本上遏制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提高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要切实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行暖季放牧、冷季舍饲圈养这一举措作为一项革命性的、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重大措施来抓，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拿出切实可靠的配套办法，积极稳妥、持之以恒地予以推进，力求把这项措施抓实、抓到位、抓出成效，彻底改变我区草原畜牧业粗放养、低效益的状况。
4.5进一步完善草地承包责任制。在新疆90%以上地区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多数地区没有完全做到家庭承包制,部分草地利用仍存在着无序利用和无人建设的状况,这不利于草地的可持续利用与建设发展。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主要是稳定牧区草地的承包关系,要赋予牧民长期而有保障的草地使用权和转让权,同时也明确牧民有建设与保护草地的责任。要制定《草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牧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使用草地的责任,妥善处理好草地使用权50 年不变和承包期内人地矛盾变化的关系。
4.6完善草业立法,健全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草原法法律法规的配套建设,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宣传车、培训班、街头咨询及公告等多种形式,开展深入的宣传教育,逐步增强和提高广大干部、群众依法保护草地的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为草地保护和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基层草原保护和执法机构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增强执法与服务意识,全面推行草原监理制度,充分发挥草原监理的职能,为草地的保护与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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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长娥.新疆草业可持续发展及前景展望.新疆畜牧业，2003，3：9-10
[6]王爱民，塔拉什.克比.草业系统工程与草地科学经营体系建设.草食家禽，2003，119（2）：4-7.
[7]朱进忠，对新疆草业发展的思考（二）.新疆农业科学，2006，43（4）：95-199
关键词:产业结构 特征 东西部地区 差异分析
一、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的不同之处分析
(一)人文条件决定了东西部产业结构特征的不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着不同民族的人民，总体而言，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多为汉族，在西部内陆高山地区都为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人民的农耕和渔、牧业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而少数民族在牧业上的特征更为明显。如浙商闯荡天下的故事人尽皆知。此外，不同的人文环境对经济产业结构特征的影响还体现在旅游业方面，如在旅游业兴起的原因多为当地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还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历史，对佛教的传承等。而在东部地区，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较多，旅游资源也多为人工造成，如上海的世博管、北京的水立方、山东的夫子庙等都是人类的结果。
(二)地理条件决定东西部产业结构的不同分布和不同特征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领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千米，西从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北达黑龙江漠河，南抵海南三亚。正因如此，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产业结构的分布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的特征差异
我国总体地理环境是东高西低，三级阶梯将我国分成了明显的东、中、西三个部分，我国东部处于地势阶梯的第三层阶梯上，有广阔的平原，间有低山和丘陵分布，且总体海拔在500米以下。而我国西部处于第一级阶梯，地势较高，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因此，这决定了对地理条件依赖性较强的第一产业结构特征的差异，导致西部第一产业主要以畜牧业为主，辅种植适应当地地理环境的农作物，如新疆种植的棉花，高山上种植的青稞等。而东部地区，第一产业的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丰富的水资源，充沛的阳光，肥沃的土壤等都有利于农耕经济的发展，但这并不能改变东部产业结构三种产业的分布格局，第一产业仍然只占最少的比例。
2、人文环境的差异引起的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差异
我国总人口数达13.7亿，但人口的分布极其不均，总的分布特点是东多于西；平原、盆地多于高原和山地；农业多于林牧业；温带、湿地多于干旱、寒地；经济发达区多于经济落后地；沿海多于内陆；交通干线分布区多于交通不便区等。而人口决定了劳动力密度，和劳动力水平，在东部地区人口数量多，人才也多，在对人力资源有较强依赖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较大的影响。这决定了东部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而西部地区人口分布较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也少。如：东部地区有许多制衣厂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许多高端科技制作厂，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因为东部地区高校密集、人才济济。东部地区因人口较多，消费市场大，娱乐服务行业也很发达等等。
3、自然资源的差异决定了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的差异
东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因此在第一产业方面，物种丰富，种类繁多，如：大豆、玉米、小麦、水稻等等，甚至丰富的土地资源促进了东部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和发展；东部地区水利资源丰富，因此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如：水稻、渔业。且水利资源有利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如：航运事业等。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方面，以为例，有着丰富的地热资源，因此当地地热经济比较发达；有着丰富的稀有矿产资源，因此当地的开矿、冶金业也比较发达；还有这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因此国家在西部开放中也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改造西部。
二、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相同之处分析
(一)第一产业基础薄弱
近年来，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扶持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国家的科技政策支持使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但是，从总体上看，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或是落后的西部地区，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基础设施达不到抗御自然灾害的水平，而人口多、需求大、压力大、技术有限，加上气候条件的不确定和恶劣性，使得保持粮食增产和扩大播种面积受到制约。此外，人少地多使得农村生产效率低，农民收入少，导致消费力不足，也影响了其他产业和经济生活多方面的发展。
(二)第三产业发展不平衡且发展后劲不足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革命的推进的最终结果是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同理，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因其具有集聚效益，使得推进城市化进程成为国家社会经济的中心工作。城市化的过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农业人口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生产生活向城市集中，进而造成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设施不断完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但是我国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的影响，使得我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呈现不均衡的特点，表现为中、西部内陆地区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东部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所占的比重有较大的提高，但是，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后劲不足，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还是落后的西部内陆，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还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方面的需要为主要方向，集中在对吃、穿、住、性多元化的追求上，如：餐饮娱乐业的大力发展，大型购物销品贸的出现。但正是这些现象使得城市在第三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重视了产业量的增长，却忽视质的提高，在诸多人们精神领域方面发展落后，如信息产业、科技环保产业、绿化建筑产业、科技研发服务产业、金融咨询产业等等新型产业，比重太小。例如：以北京为例，目前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80%以上，但在IT领域，每年的人才缺口达到35万以上，并有增加的趋势；在医药领域，用人单位在临床医学、生物制剂等方面共提供了3765个岗位，而每届医校输出的专业人才只有600多；类似这样的人才缺失和发展不足的高含量领域还有速记行业、工商管理行业、电子商务行业、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行业等等。
(三)城市化水平较低
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都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至2003年，全国的城市化覆盖面积已达到40%以上，此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的城市数量也有了量的增加，从193个增加到了660个，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了70%。但这只是从城市化率来作为参考指标衡量得出的结论为我国城市化发展快，实质上对于城市化的判断要从城市的内涵来判断城市化水平高低，主要表现在：
1、环境承受能力远远小于对城市的开发力度，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近年来，各地政府为了响应国家的政策，大兴土木，开展城市化建设，滥砍滥伐，对农用土地的征用，建设商品房等等使得一些地区水土流失、荒漠化现象严重，有些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功能衰退，有些湖泊河流萎缩、水资源缺乏。如：近年来，鄱阳湖湖泊面积逐年萎缩，蓄水面积减少，在干旱的季节不能满足农作物对水的需要，在涝季又不能蓄水，使江西地区发生水灾。此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不断壮大，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多给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有52%的河段污染较为严重。城市空气污染，城市噪音、白色垃圾、居民生活污水、企业排放废水等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
2、城市化的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凸显
近年来，最热门的新闻莫过于城市拆迁与反拆迁，楼价不断攀升与楼市低迷，赌场与被赌等。这些都是城市化过程中最明显的反应，简要概括为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急速膨胀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发达国家作参考，在发达国家城市的道路面积达到市区面积的40%以上，使得发达国家很少有赌车的现象发生，而我国则相反，不断修路、扩路，却在道路面积方面占城市建设面积不足10%，这使得我国不少大城市道路堵塞严重，运输效率低下。如北京、天津、武汉等。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因为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使得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二者在产业结构特征方面也有不少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基础薄弱和第三产业发展不均且后劲不足，其中的原因有的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也有的是认为可以改变的，笔者在此就不一一举例。
参考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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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漪.产业结构与我国东西部经济波动[J].《山东社会科学》.2009(4)
[3]佚名.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看投资结构优化[J].豆丁网.会议期刊论文.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