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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苏轼；英译本；比较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4-095-2
一、引言
北宋苏轼，唐宋家之一，与父苏洵和弟苏辙并称“三苏”。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世代传诵，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将其译成英文。但诗词有很多“未定点”和“空白点”，后人理解都有推测成分，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间接造成一首词有众多翻译版本。
本文选取三个较新的译本作为比较对象，分别是2002年朱纯深的译本， Robert Kotewell & Norman Smith的译本，和2006年印尼华侨戴俊德的版本。
二、译文分析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当时王安石变法，苏轼因意见不合自求放，虽说自愿，但仍是受到朝廷冷落；他曾想调至离胞弟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团聚，但到这一愿望却没能实现。所以他是政治失意，有抱负无法施展并且思亲，望月有感而作此词。其次，该词先抑后扬，上下阙都先表达内心郁闷和不满，再将其化解逐渐变得乐观豁达，故这首词的落脚点应是积极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朱：How often can we have such a glorious moon？
Raising my goblet， I put the question to Heaven.
R：Bright moon， when wast thou made？
Holding my cup， I ask of the blue sky.
戴：When will the moon be round and bright？
With a cup of wine in hand I ask the blue sky.
“明月几时有”有两种理解，一是问月亮从何时有的，如R所译；另一种是满月何时出现，如朱和戴所译。写此词时正值中秋，圆月当空，探究起源不大可能；故此“明月”应指满月。此外，“明月”借指明君，用月亮之明借指圣君之明，一语双关，是对明君的期待。三译文中， R的理解不对，朱仅译出字面之意。而戴的翻译较接近原词，一写月之圆，二写月之明。
第二小句争议是对“青天”的理解。有人认为夜色灰暗，天空的颜色是看不清的，“青”只是音节上的需要，可不译。而《古代汉语词典》中“青”不仅有蓝色之意，也有黑色之意。因词人是通宵饮酒，可能是晚上做的词，也可能是天明后所作，故天的颜色本就不确定。此处R和戴将“青天”译成“blue sky”是可行的，而且英语中“blue”也有悲伤的意思，与词人的心情也相吻合的。而朱的译文较异化，将中式酒杯译成西方高脚杯，还将 “青天”译成天堂，这并不合适。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朱：Which year is it tonight， in your celestial palaces？
R：I know not in heaven's palaces
What year it is this night.
戴：I wonder the palace of heaven
What year is tonight？
此句似问月宫，实表词人对朝廷的关心，想知朝廷的现状。R和戴对“天上宫阙”的译法显然是不对的，正如上文所提，“天上”并不是指“天堂”。而朱将其译成“celestial palaces”意思虽对，但月宫只有一个不能译成复数；另外他将“不知”省译，变成直问句，仿佛有与天对话的感觉，加强了质问语气，是可行的。这句的双关之意很难在译文中表现，为了让读者了解其深层含义，建议加标注。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朱：I wish to ride the wind， and return there， if not deterred
By the unbearable cold that must prevail at that height.
R：I long to ride the wind and return；
Yet fear that marble towers and jade houses，
So high， are over-cold.
戴：I'd like to go there riding with the wind
Yet I fear the crystal and jade mansions
Where is too high that I can't withstand the cold.
有人认为该句表达词人想摆脱现世到琼楼玉宇中自在生活，但因那儿高寒难耐不可久居，故找出天上的不足以加强自己留在人间的决心；还有人认为“琼楼玉宇”暗指朝廷，词人想回朝廷却不知圣意如何。一个是想出世后决定入世，一个是想入世却决定出世，两种理解大相径庭，笔者倾向后者的理解：第一，前文都是表面写“月”和“天”，实写“君”和“朝”，此处也应是一脉相承遣怀政治情感。第二，“归”字指到来处去，苏轼从京城被贬，自然是想回朝廷。朱没有译出“琼楼玉宇”，不够忠实原文。戴没有译出“归”字，缺少韵味。相较而言，R的翻译忠实于原词，不仅用“return”译出了“归”字，也用“marble”和“jade”译“琼楼玉宇”。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朱：Aloof there， one could dance but with a lonely shadow.
So why not stay on earth？
R：I rise and dance and sport with limpid shades；
Better far to be among mankind.
戴：The angel is dancing with her moonlight shadow；
How can we assume as if we are on the human world.
很多人对这句的理解是：与其飞往高冷的月宫，不如留在人间，起码月下起舞还可与自己的清影相伴，笔者认为这种理解过于牵强。“弄清影”是一种孤寂之感，而这首词的落脚点应是积极的，若词人留在人间只能与影为伴岂不太凄凉了！此句还可理解为：月宫中的仙子舞姿虽美，却只能与自己的清影为伴；反之，人间虽无天上的琼楼玉宇，但也无天上的孤寂；人间生活虽艰辛，但有亲情；暗示在地方为官一样能有所作为。这种解释能承上启下，“清影”与前句“寒”字呼应，都指天上的孤寂；同时留恋人间亲情以开启下阕。
R译成词人自己起舞，意思不对，而且字对字译“起舞弄”稍显堆砌。戴对第一小句的翻译是对的，但没有译出“清”字，缺少了一种孤寂感；而且他将第二小句理解成感叹景色美得不像人间，并不合适的。朱的译文契合原文，并让读者明白两小句是个有联系的，正因天上的孤寂，词人宁愿留在人间。其次，朱将起舞的主语译成“one”，它可以是月宫之人孤寂地跳，也可是作者想象自己在月宫起舞时孤寂的景象，能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朱：Hovering round my chamber，
Sidling through my gate， a witness to my sleepless night.
R：Around the vermillion chamber，
Down in the silken windows，
She shines on the sleepless.
戴：She circles around the red bed-room
Leaning onto the silk-curtain door
Sleepless in front of the mirror.
戴将此句的主语译成某女子，可是后文又没有解释她是谁，读者会觉得一头雾水。小句中“转”是指月光照射的轨迹，朱和R译的“hover”“around”都是盘旋、转圈之意，这和月光的轨迹并不同。月光从一侧到另一侧，最多半圈，可译成“round”，有绕向另一侧之意。二人又将“低”字分别译成“sidling”“down”也与月光低斜倾照的景象不符。此外，原词中并没指出失眠的是谁，而朱将“朱”和“绮”统一用“my”来翻译，不符合原词而且过于强调“我”。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朱：You must bear no grudge， but why should you return so full
Every time when somebody's away？
R：Surely with no ill-will.
Why then is the time of parting always at full moon？
戴：But it was nothing have to hate for
Why is the moon so round for those in separation？
原文第二小句强调圆月，抱怨月亮为什么偏在离别之时圆；而R的译文像是强调分离，抱怨分离之事总赶在月圆之时。词中“不应”是推测语气，戴用“have to”加强语气，有些画蛇添足；而其第二句译的有歧义，会让人理解成“为什么对于那些分离的人来说月亮太圆。”相较而言，朱翻译较准确并用“return”和“every time”加强埋怨语气。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朱：This is， anyway， an eternal flaw――an uncertain world under an inconstant moon.
R：Man has grief and joy， parting and reunion；
The moon has foul weather and fair， waxing and waning.
In this since ever there has been no perfection.
戴：People can be sorrow or joy， close together or far apart
The moon may be dim or bright， full or incomplete
This is something cannot be perfect since ancient time
朱采用意译法没有将人生与月亮进行比照，缺少韵味。戴的译文符合原词，但用词较繁琐。而R的译文在理解和用词上都比较好。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朱：Nonetheless， may all of us remain long in this world， and share
The immortal moon even though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
R：All I can wish is that we may have long life，
That a thousand miles apart we may share her beauty.
戴：May we all be blessed with longevity
Sharing the aesthetic emotion even though thousand miles apart
此句是词人美好希望，愿所有人都活的长久，与离别的亲人共享同一轮圆月。“婵娟”指月亮，戴将其译成“aesthetic emotion”没有忠于原词并且缺少意境。本词以月开头，又以月结尾，首尾呼应，让明月贯穿于词。朱和R翻译的都比较合适。
三、总结
本文比较的译本各有千秋。Robert Kotewell & Norman Smith和戴俊德是对古诗的理解不及朱纯深，但二人用词简洁、地道。整体来看，朱纯深的译本较好，理解准确，用词考究，并且注重前后链接，但是意译较多，损失了原词很多精华。另外，比较遗憾的是三译本在押韵和节奏上都无突出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康顺理.苏轼英译对比分析[J].科技信息，2012.
[2]李秀娥.对月当歌 情真意切-苏轼导读赏析[J].现代语文，2007.
[3]谢文新.对苏轼深层意蕴的分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
喜欢苏轼这位大文豪是主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的精彩讲解。北师大的教授个个令人敬佩，现在正在播出的《论语》就是北师大的教授于丹。以前只知道几首词和坡这个名字。在看完节目后，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生动的苏轼：豪迈，开朗风趣，爱憎分明，爱国为民，做人达观不拘小节，人生起起浮浮但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坡追求的是儒、是道、是佛，但又非儒、非道、非佛，是仕进之人生，又是终生追求隐逸之人生。这些正是东坡人格魅力之所在。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集大成，是一次最好的中和。
面对如此伟大的人物，我所能理解的实在有限，写的水平也非常有限。
但求大家看后能对苏轼有进一步的了解，也喜欢上这位千古难得的奇才。
先说苏轼的父母，苏轼的母亲程夫人是一位很有政治见解的妇女，官府小姐出身，有非常良好的教养和学识。有一次她给苏轼讲《后汉书・范滂传》。东汉名士范滂反对宦官专权误国，汉灵帝大逮党人，范滂镇定自若地前去投案，其母和他诀别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全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程母讲到这里，激动不已。苏轼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氏坚定地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苏轼因此自幼立志以范滂为楷模，为官后清正廉洁，奉公爱民。他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秉公执法，断案精敏；任徐州知府时，洪水将淹城，他“誓与城共存亡”，发动吏民抗洪保城，使百姓免遭洪灾之害；在任杭州知府时，他关心民瘼，兴修水利，为民造福，百姓感其德，家家挂其画像，饮食必祝，并建生祠以纪念。由此可见，母亲的早期教育，对苏轼后来的道德节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觉得很感动，有这样的母亲，才有了这样的苏轼！父亲苏洵也是唐宋家之一，苏洵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要求很严格，他一生没做什么大官，但却培养了北宋文学的两个奇葩，父子三人均位列唐宋家，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苏轼少年成名，22岁考了相当于现在全国高考的第二名，实际是第一名，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考卷，写得太好了，但怕人说他，把这份考卷点了第二名，实际考卷是苏轼的。后来欧阳修对老友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说起我来的！”当时欧阳修名满天下，天下士子进退之权全操在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苏轼25岁时在制科考试中被皇帝点为第一名。制科考试在宋朝只举行过22次而且不定期，录取的人员只有41人，苏轼是所有人中成绩最好的，百年第一。
唐宋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起伏很大，他在北宋王安石变法上意见相反，属于保守派，官场上始终被卷入派系斗争。
苏轼的仕途开始于凤翔县，他的顶头上司陈公弼对他总是挑刺，不给他好脸色看。让苏轼很生气，其实陈公弼是用心良苦。苏轼后来非常后悔年轻时对陈公的不敬，这是在经历过许多人生波折后才体会到的，后专门为陈公作传。陈公弼的儿子就是陈季常，坡在一首诗里开朋友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因此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
苏轼第一次官场落难是因为“乌台诗”案，差点送命，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恳请宋神宗不要杀苏轼。最后苏轼被贬到黄州，在那里苏轼与民为乐，耕作为生，在黄州苏轼得到了坡这个称号。也是在黄州苏轼做出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后来苏轼重新被启用，在赴任之前去见了一个人――王安石，这次会面两个人像多年的老朋友畅谈了一个多月，屏弃了政见上的不同。在苏轼离开后，60多岁的王安石说：“不知再过几百年后才能再出苏轼这样的人物。”苏轼之作更为出名，他表达了同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他们都懂得，在历史的长河中，官场的那么点荣辱得失是一朵浪花都激不起的，而他们杰出的诗词文章会永放异彩。
苏轼再次回到中央，还是无法摆脱政治上的斗争，后请调到杭州，在这里苏轼对西湖进行了重修疏浚，修筑了著名的苏堤，和白居易的白堤相映生辉。恢复到苏轼年轻时所看到的西湖：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一生中经历的三位女性，第一位妻子王弗，第二位妻子王润之，两个人是表姐妹。另外就是侍妾朝云。《江城子・记梦》就是追忆王弗的。王弗和朝云都是很年轻就去世了。王弗敏静；王润之持家；朝云侠义。苏轼爱得最深的还是结发妻子王弗，也是与他共患难的，流传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就是写给王弗的：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侍妾朝云则是苏轼的知己，有个故事说，有一天苏轼抚摸着自己的肚子问家人：这里面是什么呢？有的说是满腹文章，有的说是满腹学问，惟朝云说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感慨道：“知我者，朝云也。”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的弟弟苏辙比苏轼小3岁，兄弟间的情谊非常深，千古名篇《水调歌头・中秋》就是苏轼想念弟弟不得相见而写下的。至于《醒世恒言》中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历史上并没有这个人物，因为后人太喜欢苏轼了，想象他应该有个和他一样有才学的妹妹。至于她和苏轼学生秦观的爱情也就无从谈起。苏轼一共有四子，长子苏迈（王弗），苏迨、苏过（王润之），苏遁（朝云所生，早亡）。小儿子出生后他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为聪明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既是戏言也是期望儿女平安。 在经历了生死历劫后,他痛定思痛,文章中多了淡定平和,从容厚重。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文风虽异于东坡，但四人皆因得东坡垂青而并进文坛，开创新篇，故而称为“苏门四学士”。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关键词：乌台诗案；苏轼；政治观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161-01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是不能失败的，否则曾经一切不同的意见都将成为“逆反”之言。元丰二年，北宋王朝爆发了一场新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而主角却是享誉文坛的大文豪苏轼。本文主要从诗案中所涉及的问题诗的解读出发，归结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所表现出的政治观，笔者以为 “民本”思想始终贯串于苏轼此前的政治态度中。
一、乌台诗案始末
“乌台诗案”的最终爆发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早在苏轼通杭州时，沈括到浙江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窃将苏轼此期的诗歌抄录，还朝后奏说苏轼的诗歌存在反对“新法”的隐语，然而此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震怒。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被任命到湖州为官。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写道：“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由此几句可以看出苏轼生不逢时的困苦之感，也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使得“新法”人士对苏轼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上章弹劾苏轼，指责其诗文中的“讥讽文字”是“愚弄朝廷”，要求皇帝将其下狱。正是这种政治形势，迫使神宗在全面考虑后降旨将苏轼逮捕到御史台。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逮捕苏轼前来御史台。据《宋史》卷三百四十六《陈师锡传》：“轼得罪，捕旨台狱，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师锡独出饯之，又安辑其家。”透过这段话，我们看到了苏轼此时对世情冷暖的体会之深。而通过《坡评传》中 “有人说途中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这样一些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对人生的担忧。
八月十八日，苏轼终于到京并直接下狱，为期130天的文字狱爆发。八月二十日开始对苏轼进行审问。直至十月十五日，“乌台诗案”终于侦破完毕，在其数十篇作品中找出“谤讪”诗句60余处。另外, 还牵连出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二十九人。十一月二十八日，乌台诗案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二、诗歌所展现出的政治观
熙宁五年（1072）至熙宁七年（1074）这几年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目睹了老百姓在繁重的差役赋税和各种自然灾害等多重压力下的痛苦生活，于是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痛苦的诗歌，表达了与民同忧之情和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如其《山村五绝》、《八月十五观潮》、《寄子由》、《寄刘孝叔》等，而透过这些涉案的诗歌，笔者以为恰好体现出苏轼 “民本仁政、惠民利民”的政治观，下面就部分诗歌进行分析说明。
如《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其五）“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钱塘江的秋潮天下闻名，而当时盛行的弄潮儿的潮头表演更是吸引了历史上很多骚人诗客的目光，但他们往往着眼于钱塘潮的汹涌澎湃与弄潮儿的惊险技能，很少去关注弄潮儿的生命。东坡在这首观潮诗中直接切入了“民生”主题，表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二句，表面上似乎是颂扬英明的当朝统治，实质上是在刺讥朝廷这种不顾老百姓生命的卑劣行径。他认为，如果当朝统绐者真心爱护百姓，是不会听任弄潮儿“吴儿”在危险的浪涛中游戏生命的。再如《山村五绝》（其二）“烟雨骷θ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据《诗谳》中说“此诗意言是贩私盐者多带刀杖，故取前汉龚遂令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刀佩犊。意言但得盐法宽平，令民不带刀剑而买牛犊，则民自力耕，不劳劝督。以为讥盐法太峻不便也。”而在（其四）“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则主要是说青苗法使得农民在一年中因交了利息生活处于极度窘迫之中，但部分人却获得了大量的不法收入。从而表达了他对青苗法的强烈不满。同样在《赠孙莘老》、《寄子由》、《和李常韵》等诗歌中苏轼同样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通过以上分析能够看出，尽管这些诗歌成为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并致使苏轼的政治生活中遭受巨大的打击，其性命也险些因此丧失，但这些诗歌中所体现的对于人民的深厚情感和国家政治的深切关注，即其“民本”思想却无处不在，其“人民性”的政治风范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无愧于其“文豪”的赞誉。
参考文献：
[1]苏灿，张忠全.苏轼为官之道[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生活世界的形成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打碎它却可能在弹指一挥间。马克斯・韦伯有名言：“人是悬挂在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坡既是大文豪，又是维护意义之网的生活大师。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眉山毓秀
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
理由是两点：风俗，道德。
四川眉山是坡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在成都、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之间。园林优雅的三苏祠，供着苏家三父子的塑像。1963年，、到眉山，激动不已的总司令挥笔写诗：“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而元帅也曾说：‘吾爱长短句，最喜是苏辛!’辛，指南宋的辛弃疾。”
北宋蜀地有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不知是真是假。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俱属“唐宋散文家”。
苏轼家境不错，早年幸福。母亲程氏有佳名，原系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她对苏轼的教导，史书多有提及。乳娘任采莲，几十年慈眉善目，以七十五岁高龄谢世，苏轼为她撰写墓志铭。大文豪的巨笔，一生写过的墓志寥寥无几，王公贵族请不动的。母亲与乳娘，双双呵护苏轼的生长。及至成人，先后又有三个女人出现在苏轼的生活中，她们都姓王：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宋朝女人，我们终于能知道全名了，不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夫人，只留下她们的姓氏。
王弗、王朝云，惊人的美丽，无论是她们的外貌，还是她们的内心。
母亲、乳娘、妻妾，环绕着坡。有趣的却是坡翁一生以豪放著称。女性的慈爱与温柔，给了他一颗异于常人的仁慈之心，但并未使他的性格有丝毫走样。他是男人气十足的。他悲天悯人有如杜甫，却比杜甫更快乐。他有很好的遗传：性格像父亲，而父亲又像祖父。
祖父苏序，是眉山街上出了名儿的怪老头，酒量奇大，着装古怪，学神仙张果老倒骑毛驴，口中念念有词，写过几千首永不流传的诗。他最大的爱好是打抱不平，官府不讲理，他会冲到府衙去，有理有据批评州官县官，好像他是上级。丰年他积谷屯粮，街坊以为他瞅着灾年要太捞一把，因为他永远让自己显得莫测高深，叫别人捉摸不透。两年后果然闹饥荒，他在自家门前贴告示，围观的群众多达数百人。告示写得歪歪扭扭，而内容大快人心：屯积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灾民。
这些都是真事，史料记载明确。
过了三十余年，苏轼在杭州办“永安坊”，是为中国第一家公立私助的慈善医院，看病不收钱。祖孙二人行事，仿佛商量过。其时苏序已死去多年。
宋史说：“蜀人不好出仕。”
走出去当官叫出仕。一个北宋读书人，他必须从他的家乡走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举人、进士，由朝廷分派到全国各地。即使小到九品官，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唐朝盛行科举，普通庶族子弟，经过寒窗奋斗而荣登士族，从此改变家族的身份。唐末陷入战乱，武人称雄，斯文扫地。不好出仕的，远不止是蜀人。而天府之国远离战火，百姓过着相对富足的日子，懒得翻过崇山峻岭去求仕。
苏轼祖上五代人，没有一个当官的。
北宋一统天下，版图不及盛唐，人口数字相近。宋太祖赵匡胤调整国家战略，抑武人，重文士。这一调就是百余年，既有丰功伟绩，又有种种弊端。北宋文气大盛，文坛巨人、学术泰斗纷纷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创下历史之最。
科举之风劲吹。两宋三百年，单是眉山这样的小地方，就有进士八百余名。
苏洵却不喜欢科举，他喜欢趁年轻到处走，“游荡不学”。家里有祖田，有经营绢帛的小产业，为他提供游荡的盘缠。游到手头拮据时，婚姻又带给他新的支撑。婚后他继续远游，妻子程氏“耿耿不乐”。二十七岁他忽然发愤读书，埋头苦干了，六年不抬头，也不写一个字――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于是发誓，不读透经史绝不再提笔为文。
此时苏轼两三岁，家里忽然有了许多书。
宋代的眉山，是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之一。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著名的孙氏书楼，藏书达数万卷。
而苏轼的远游，何尝不是很好的学习?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春秋战国五百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埋下中国人游历的基因。
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太守张方平；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苏洵以一介布衣，能有如此交游，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他本人有才华，有闯劲；其二，北宋大人物大都平易近人，不拿臭架子。苏洵倒有点拿架子，在人格上藐视王安石。
……
封建社会虽然等级森严，但是前唐与北宋有令人惊讶的宽松局面。大臣指责皇帝的事情经常发生。皇帝的重大决定，大臣若是不同意，那就很难让他执行皇命，他宁愿拍屁股走人。类似公司员工拒绝与老板合作。皇帝还不能因此降罪于他，有时候还讨好他，担心他退休不管事。
唐朝以诗取士，北宋文人主政。人文修养于政治，看来是举足轻重。
北宋值得研究。
苏洵的发愤和远游，为苏轼提供了两种财富：书籍的氛围，世界的广阔。
坡不可能是那种一天到晚枯坐书斋的男孩，他会八方撒野，天上都是脚板印。眉山老城，穿城三里三，环城九里九。城里除了街道，也有田地，有河流。东门外有繁忙的水码头，有宽阔的岷江，有踏青的好去处墓颐山。而站在西边的城墙上，抬眼便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峨眉山……北宋的眉山城因是州府所在地，城中八千户，小孩子永远是高高矮矮结队成群，今天拿钓竿明天揣弹弓的，春夏秋冬有的玩，而玩的花样超过一百种，包括斗嘴打架――男孩儿不打架还能叫男孩儿吗?到处都有清凉的水、可供攀援往水中扎猛子的黄桷树。男孩谁不是浪里白条?过节了，过年了，男孩女孩穿新衣，走东家串西院……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
“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一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理由是丽点：风俗，道德。
他深知风俗与道德来之不易。
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生活世界的形成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打碎它却可能在弹指一挥间。马克斯・韦伯有名言：“人是悬挂在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意义的生成必定是缓慢的，犹如绿色果蔬不能用激素。意义的嬗变同样需要足够的过程。意义之网若是被无形的手粗暴扯烂，人就会变成被拔掉了触须的虫子，到处乱窜。
社会生活，形同一张覆盖每一个角落的大网。
生活的诸般韵味儿，取决于这张大网。大网扯烂了，小网难保完整。
对生活的总体考察、把握，古今哲人走得很远了，如同触须强劲而敏感的虫子。有趣的是，他们不约而同所看重的，正好是普通人积聚生活韵味儿的地方。
坡既是大文豪，又是维护意义之网的生活大师，
初仕与家变
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看文章，观书法，听他滔滔不绝，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弱冠之年的苏轼进京应考，一考就拿了事实上的状元：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苏辙也考上了。两兄弟金榜题名，京师轰动，苏洵半夜里酣梦中都要笑醒。苏轼很能考，目标明确像白居易。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考不上一切免谈。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文章的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头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终身朝着这个方向奋斗。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理念，二十岁就趋于成熟了。另外，他惊人地大胆，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闹得考官梅尧臣查史料一头雾水。问他时，他竟然说：想当然耳!
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是杜撰圣人。
胆大源于自信。这可不是一般的自信，信手一笔，可能自毁前程。来自全国各地的黑压压的考生们谁敢?这事正史野史都有记载，可信度不成问题。
没办法，这就是天才。
三父子在汴京得意了，老家眉山却传来噩耗：程夫人因病去世。也许她至死不知道两个儿子双双高中。
苏轼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回老家丁母忧。陆路水路昼夜兼程，要走两个月。
丁忧三年。
丁忧古制蛮有意思，不管你官居何职，必须丁忧。丁忧既是尽孝，又是对官场身份社会角色的中断和超越，使人返回他的赤子本源，有可能从源头上重新打量他的生存。说到底，人间万事，除了铭记、追思父母的恩典，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暂停的。丁忧淡化官本位……
苏轼进京前已有妻室，不然的话，婚期要推迟到三年以后。
夫人王弗，青神县人，那地方山青水秀，小城古朴。今日高速路，到眉山城仅三十分钟，路牌上几个格外醒目的大字：坡初恋之地。王弗是小城孕育的佳丽，秀外而慧中，面目姣好。其实即使她相貌一般，她也是古代最美丽的女性之一。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献给她的。从古至今，悼亡之作何止亿万，苏轼此词公推第一。它能表达所有人怀念亡妻的感情。
关于王弗，稍后再讲。
丁忧结束，再赴汴京。这次是举家迁徙，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王家渡”上船，直下嘉州渝州，出夔门向荆门，抵京师，沿途阅县三十六。苏氏兄弟到吏部办理了注官手续，分别被任命为县主簿，类似办公室主任，均辞不受。宋代官吏，拒绝任命是常事，小到县吏大到宰辅。
苏轼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这第一叫做“制科三等”，宋代开国一百年，考上三等的，苏轼之前仅一人。一二等皆虚设。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看文章，观书法，听他滔滔不绝，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比如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言下之意，此时的宋仁宗有点像晚年的唐玄宗。
苏轼初见皇帝，非但不怯场，反而壮怀激烈。这说明三点：
一、苏轼的天生气魄。
二、苏轼的忠心耿耿。
三、开明的政治风气。
仁宗当天回后宫，对曹皇后感慨地说：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啊。
另一位指苏辙。苏辙制科试入四等。
考试前有个小插曲：考生们报名很踊跃，主考官开玩笑说，苏氏兄弟在此，你们觉得有希望吗?于是考生散去大半。
十年一度的制科试，录取名额不超过五个。考生们熬更守夜做准备，却被苏氏兄弟吓退了。
考期临近了，苏辙偏又生病。宰相韩琦下令延期。
这两兄弟的风光可想而知了。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了考生的典范，京城民谣说：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欧阳修甚至在他的沙龙里对新老作家说：三十年后，无人知道老夫也。这位北宋文坛领袖的话，在时下文坛的语境中听上去像奇谈怪论，像藏着什么阴谋。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他公开对人讲：“如果我是考官，我就不取他。”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朝廷对苏辙的任书他不肯写，事情便耽搁下来，无限延期。北宋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
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签判，任期三年，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风翔在陕西，距京师一千二百里。嘉六年(1061年)的冬天他走马上任，老父与弟弟留在汴京。
苏轼初做官，却跟领导闹起了别扭。
到凤翔半年，碰上新太守陈希亮，陈原是眉山青神县人，王弗的同乡。此人与苏洵也属旧交，按常理，该照顾苏轼才是，可他对苏轼严格得不近情理。他个子小，眼睛有点斜视。训斥部属喉咙大，动不动就暴跳如雷。部下都怕他。
苏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了几件事，受到小民称颂；衙门里他人缘好，同事们亲切地称他“苏贤良”。陈希亮却命令：谁也不许叫苏轼为苏贤良。
二十七岁的苏轼为此很不高兴：皇对他客气呢，这怪老头却压制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生怕他的才干盖过太守的政绩。有小吏偷偷叫他苏贤良，陈希亮眼力不济耳朵倒灵，抓过小吏用鞭子猛抽。苏轼宅心仁厚，听小吏声声惨叫，忍无可忍了，要夺太守的鞭子，被人拉开。
陈太守对苏轼说：“你敢对上司不敬，我就抽你!”
苏轼郁闷了好久，想念弟弟苏子由了，写诗说：“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
中秋节他不去知府厅参加例行宴席，被罚铜八斤。古代钱币分金银铜，八斤铜不是小数。苏轼知道这处罚的规矩，可他就是不去。罚金由王弗叫人送到知府。她回家，软语劝苏轼。据她观察，老太守也是一位好人，凤翔十个县，治理得井井有条。王弗猜测，老太守也许是故意对他严厉呢。
苏轼听不进去。在凤翔有两年，始终和陈希亮拧着。
王弗这样的好妻子，深知用什么方式劝丈夫，以她温柔的慧眼看人看事，尽量弥补丈夫的性格缺陷。事后证明，她对老太守的猜测是正确的。陈希亮为官几十年，对训练年轻人才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的确性子倔，两年中从未向苏轼作过任何解释。后来，他因收受其他地方送来的好酒而下狱，一世清名毁于几个酒坛子，气死在狱中。而苏轼已经有了不少官场体验，慢慢回忆老太守，明白了王弗的那些话语，怅然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颜色……”
苏轼对王弗的怀念，也是这种情形：王弗走了整整十年，他才
细细咀嚼妻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写下《江城子》这样的感人肺腑的作品。
人生多少事，事后方知原委，却要么时过境迁，要么物在人亡。“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王弗二十七岁就走了，时在苏轼从凤翔返回汴京的当年，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的五月二十八日。
王弗嫁给苏轼，刚好十年，从活泼的少女到贤惠的，这么好的一个人，却忽然就没了。生有限，死无常，苏轼悲痛而又惶恐，对命运之神的安排一片茫然。
王弗去世不久，苏洵病殁于京城，享年五十九岁。
短短几年问，苏轼的父母妻子相继西去，最疼他、也最理解的人从他身边消失了。死亡，对我们的伟人的照面方式竟然是这样!他才三十岁。体验亲人们的死亡也是上苍对苏轼的一种磨炼吗?
苏氏兄弟回眉山丁父忧，船上放着两副棺木。
宋英宗赠银一百两，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各赠三百两，其他官员所赠不一。加起来，没有一千两，也有八百两。苏轼皆辞不受，只愿皇上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老人未竟的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官六品。
当时一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眼下的三百块钱。
苏轼葬父亲和妻子于眉山城之东，今天的土地乡苏坟山。苏洵、程氏、王弗均葬于此，青山绕陵墓，万松伴英灵。苏轼丁忧三年，手栽松苗三万棵。兄弟二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常常待在那儿，躬身栽树培土，仰看蓝天白云。
王弗频繁走入苏轼的睡梦中，似乎要补上夫妻恩爱的好时光。苏轼细腻回应她，爱不够怜不够。又是一个十年，阴阳时向梦里缠绕，然而梦要醒，梦境会突然中断。诗人深陷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中。
熙宁八年(1075年)，任密州太守的苏轼写下《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阴阳隔天地，相爱至深的男女永无消息。这是人类永恒的绝望之一。想念亡人越深切，越能“触摸”到这种绝望。
七十个字，说尽无穷思念。影视剧通常看过就忘了，而要忘记“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文字，可能需要下点力气，除非中国人对汉语的敏感度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下降。这首《江城子》，自它问世至今，打动过多少人，没人作过统计。肯定是天文数字。而读者掉下的眼泪，乃是人世间最为深沉的眼泪，和那些煽情煽出来的液体不可同日而语。
反对王安石
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苏轼看社会生活，看得更细更远。而荆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
他的日常趣味对他的治国理想，不会没有影响吧?
苏轼铁了心跟荆公对着干。但有证据表明，王安石对苏轼的理解与欣赏，超出宋代一般人。
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他。
王安石字介甫，朝野尊称他为荆公。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大苏轼十五岁。苏轼官于凤翔，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他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北宋三百二十州，王安石熟悉的几个州，条件都不错，比如江宁，历来是江南富庶之地。而由于荆公本人廉洁自律，吏治也颇见成效。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他的目光很厉害，和李白有一比，虽然两个奇人的锐眼射向不同的领域。仁宗老皇帝，王安石对他了如指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仁宗后的英宗，身体不好，意志力上不来，曹太后权同听政。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他辞官，越辞声望越大。治平四年(1064年)，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神宗继位，改元熙宁。这好学的年轻人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的时代。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苏轼同样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他形容国家像个病人，表面上能吃能喝能睡，但如果让扁鹊、华佗这样的神医来把脉，一定大惊失色：这病人几乎到了绝症晚期。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宋朝立国百年，表面上维持着繁荣，其实危机四伏。唐帝国盛极而衰，北宋士大夫对此高度敏感。然而日趋庞大的官僚阶层糜烂成习，消耗国家财政；又养着百万只能维护极权统治而不能戍边御敌的军队，区区西夏小国，连年袭扰甘陕，搞得几朝大宋皇帝忧心忡忡。朝廷每年输金求和，拿出去的金帛数字惊人。
苏轼从凤翔回汴京，升大理寺丞。父丧，回眉山守制丁忧三年，还京，任职于史馆。本来力倡变革的苏轼，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这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又来了。他不怕走极端的。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新政不够狠、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他的总体思路是强化中央财政，与商贾争利，抑制地主豪强。比如在各大城市设“市易务”，用官方资本做买卖，权力与资本，两强并举，令一般商人完全失去竞争的优势，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大街小巷怨声载道。再如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贷款给农民，半年取二分利。而以往则是贫户向地主借高利贷，利息有半年高达五六分的。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初衷不无高明处：朝廷从地主手中拿走了利益，又使贫困农户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新法在全国推行，问题出来了：地方官吏为凸显政绩，强行向农民摊派贷款，这叫“抑配”，朝廷明令禁止，下面却悄悄干，不分贫富，不管农民情愿还是不情愿，一律放债。为防止贷款流失，又想出了一个绝招，使贫富相保，结为利害共同体，贫者有还不起贷款逃走的，拿富户问罪。青苗法实施一年，乡间小道上常有官府的两支队伍，放债队和抓人队，闹得鸡犬不宁。
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王安石凭借他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把新法推向三百州。可能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
苏轼也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凤翔十个县，他曾跑遍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在老家眉山，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风俗之厚，道德之醇，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老百姓失去方向感，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有一天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他一点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急!”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卿在阁馆，当为朕深思治乱。”
这次皇帝的单独召对，使苏轼兴奋不已，逢人便讲。王安石听到了，心下不悦。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独裁，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要做中兴之主，重启
国运。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不可。
神宗只好作罢。独裁皇帝，不得不对“拗相公”言听计从。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戒心。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终于没法合作，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家大事。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叫做“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苏洵讨厌王安石，视王安石为装模作样、胸中藏有大奸之人。他写过《辨奸论》，京师流传甚广。现在王安石排斥苏氏兄弟，这里边是否含有报复?可能性不大。有证据表明，王安石对苏轼的理解与欣赏，超出宋代一般人。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王安石手脚并用，又踢又搬的，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司马光、范纯仁、富弼、范镇……一群重臣相继离开朝廷，类似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乞外放，做地方官去了。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和王安石一样耐心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很沉很沉，搬它费力，踢它脚疼。这石头还善于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
熙宁初，有两三年的时间，苏轼在京城跳得很厉害。神宗的一句“为朕深思治乱”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他忠君，又指责君，冒着身家性命反对神宗的治国大略，这股大力又从何而来?答案似乎只能是：来自强大的文化传承。
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苏轼打比方说：要像自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严冬一下子进人酷暑。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青苗、免役、市易诸法，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苏轼痛心疾首，《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巳，则乱亡随之!”
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苏轼看社会生活，看得更细更远。而荆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他的日常趣味对他的治国理想，不会没有影响吧?苏轼铁了心跟并忪对着干。这块绊脚石，摆到了荆公的眼皮子底下。年近半百的拗相公会奋力一踹吗?
荆公若是这么干，他就枉称荆公了。宋代称公者，几乎是圣人的同义语。
这时候，一个小人跳了出来。小人名叫谢景温，几年来在官场苦苦钻营却进身无计。他思得一计：把自己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他成功地做上荆公的姻亲，当上朝臣，然后发挥狗的本事咬上苏轼。他上章弹劾，说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的灵柩回眉山，利用官船沿途贩卖官盐、家具和瓷器。神宗看了奏章，下令调查。这桩弹劾案闹得朝野震动，韩琦、范镇、欧阳修都站出来为苏轼讲话。当初苏洵去世，英宗及大臣们的赠银数目那么大，苏轼一概不受，他犯得着沿途用官船卖私货吗?
案子终于了结，苏轼无罪。审案的过程长达数月，王安石一直不表态。也许他并不希望一棍子将苏轼打死。但这个新法的绊脚石必须挪开。神宗领会了他的意思，下旨说：“与知州差遣。”苏轼自从到凤翔任签判以来已有十年，可以做太守了。然而圣旨下达中书，中书不同意，改命苏轼为颖州通判。中书等于宰相办公室，直接听命于王安石。变法的紧要关头，王安石不能让苏轼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神宗的旨意遭驳回，拗相公拗到皇帝跟前了。神宗挥朱笔再批：“通判杭州。”
杭州为东南第一大州，富庶冠于全国，是王安石“生财”的重点。从神宗的任命看，他对苏轼还是很有好感的。通判这个位置蛮有意味，既不是副职，又不是部属，它是宋廷特意为节制、监察太守而设置的官位。看似闲职，不管事儿，但州府大小公事，须由太守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通判若是弄权，不合作，打小报告，往往把太守弄得很难堪。太守忌惮通判，是宋朝官场的普遍现象。通判不弄权还能叫通判吗?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家小离京赴任。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以及苏轼的乳娘任采莲。有学者猜测，任采莲可能是苏洵的妾。苏轼视同生母。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
通判杭州
苏轼之前，西湖本无定称。
郦道元注水经，称明圣湖；唐人传说湖中有金牛，称金牛湖；白居易治湖，筑石函泄水，百姓因敬爱太守而称石函湖；宋初称放生湖。苏轼此诗一出，西湖，西子湖广为流传，名称定下了。一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提炼了西湖的风光，并为西湖命名。
苏轼刚到杭州，就接到画家文同写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诫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
而苏轼既要问事，又要题诗，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杭州太守沈立，是一位爱民勤政的好官，苏轼和他相处融洽。二人尽量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减少流弊。当时的地方官，执行朝廷的命令有弹性的。像欧阳修为颍州太守，在他的地盘上公开抵制新法。欧阳修是三朝元老，朝野享有盛名，皇帝也让他三分。而王安石是他的弟子，弟子对老师，还得毕恭毕敬。
沈立是王安石选中的干吏，出任江南第一都会的太守，受各方关注。反对新法的大臣常有书信给他。他夹在中间，动用官场智慧谨慎行事。苏轼与他经过短暂的磨合之后配合默契。通判与太守，没什么不愉快。
青苗法在杭州推行，后果如苏轼所料，欠官债的百姓被捉拿，牢狱人满为患。除夕，按衙门旧例要清点犯人，苏轼高坐于堂上，目睹这些衣不蔽体的小民，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他写下《官厅题壁》，把悲哀留在州府的墙上：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苏轼巡视各县，余杭、临安、富阳、新城、于潜。在“春入山村处处花”的新城县，他吃惊地发现，不少年轻的山民揣着青苗贷款进城消费，于是慨然写道：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处于温饱线上，手里难得有许多现钱。尤其是不懂得生活艰辛的年轻人，他们没文化，欲望又盛，不朝城里跑才怪呢。吃喝嫖赌样样来，啥本事都没学到，只学会了城里人的好语音……苏轼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确认了新法的大漏洞。
熙宁五年，新法推行的力度加大，苏轼很苦闷，写信给朋友说：“在此……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颇不佳。”
他写诗并编成集子，刻印几十本供朋友们传看。不少人到杭州来看他，包括后来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和书法与他齐名的黄庭坚。他对人完全没有城府，王弗生前是最担心的，在汴京、在凤翔，她睁大一双慧眼，含笑打量每一个到访的客人。眼下的王闰之，一门心思带孩子。前后两位夫人，似乎真有高
下之分……有个名叫沈括的官员是个著名学者，他把苏轼的集子带到京城去了。
沈立调走了，新太守叫陈述古，原是朝中大臣，新法的反对者，被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排挤出京。神宗安排陈述古做杭州太守，自有一番考虑。
苏通判与陈太守相得甚欢，当时已传为佳话。这倒不是说，二人今天聚首，明天就联手抵抗新法。官场智慧，并不允许这么干。苏轼写过《留侯论》，年轻的张良剌秦王逞一时之勇，非智者所为；苏轼的“凤翔期”，不亦犯过由着性子行事的毛病吗?
苏轼为官，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经验主义者。汉、唐、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足以形成这样的智慧。
苏轼有两首名词是为陈述占写的。一般官场友谊，哪有这等情怀。
长官和睦，僚属踊跃。僚属几乎每天请喝酒，苏轼疲于应对。他酒量不行，一杯上脸，三杯就似醉非醉了。杭州号称人间天堂，却是苏轼的“酒食地狱”，趁人不备他要溜的。西湖边有座望湖楼，有时他一个人待在那儿，享受一下孤独。摆脱人群的孤独蛮有味道。大诗人都是孤独的好手。万顷西湖在脚下，环湖诸山在天边。时值七月的这一天忽然黑云翻滚大雨倾盆，苏轼凭栏徘徊，操着老家眉山的语音，口占一首七绝：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晴天游湖又不同，云白，天蓝，山青，湖绿。暴雨生跳珠，细雨则起涟漪，涟漪铺向空漾的山色。苏轼另一首七绝，把湖光山色之美推到了今天：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抹浓妆总相宜。
写西湖，此诗又是公推第一，无人投反对票。
苏轼之前，西湖本无定称。郦道元注水经，称明圣湖；唐人传说湖中有金牛，称金牛湖；白居易治湖，筑石函泄水，百姓因敬爱太守而称石函湖；宋初称放生湖。苏轼此诗一出，西湖，西子湖广为流传，名称定下了。一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提炼-了西湖的风光，并为西湖命名。
月夜坐小船，随风飘荡于湖中，苏轼形容躺在船头的感觉说：
“水枕能夸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他描写钱塘江观潮：
“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他寻僧访道，谈禅说空，过金山寺，《游金山寺》中有云：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无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苏轼补记：“是夜所见如此。”他留下的诗近三千首，这类补记罕见。
山里的老和尚，个个善品茶，互相不服气。苏轼发明了“三沸水”，老和尚折服了。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而妙处在于靠听力和嗅觉把握二沸水。苏轼煮茶，明显技胜一筹，群山诸寺，和尚们甘拜下风。后来他在密州的超然台上，犹自怀念杭州品茶，《望江南》有云：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茶瘾大，一次能饮七盏。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品茶客一次喝七碗茶。苏轼酒量小，平生引为憾事，于是专心茶道。日本人善茶道，也曾受惠于他。
在杭州西面的于潜县，他游寂照寺，迷上了竹子。风一吹它弯弯腰，雨一来它沙沙响。川西坝子，眉山老家，竹子是寻常可见的景观，不稀罕，不可缺。苏轼题诗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
寂照寺的和尚个个清瘦，苏轼这首小诗令他们雀跃。
今日寂照寺，当为这家喻户晓的诗作感到骄傲。
一大把胡子的张先，八十多岁尚能穿梭于官妓之间，特别中意的带回家去。他一辈子的名声大都与女性有关，时人称他“张三中”，因他有词句：“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不过张先自己更乐意标榜的“张三影”，也出自他描绘女性的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飘过秋千影”；“无数扬花过无影”。
张先在杭州，常拉苏轼饮酒，或设歌舞于府中，或听丝竹于湖上。这个对异性永远热情高涨的老头，对苏轼会有影响。一个模样俊秀的小女孩儿进入苏家，她名叫王朝云，时年十二岁，琴棋歌舞俱有悟性。此后二十多年，她在苏轼身边成长为一位既美丽又感动人的女性。
三州太守
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
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
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禀性难移。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升密州太守。密州是今之山东诸城。苏轼上任就忙着治蝗灾，马不停蹄奔走各县，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他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竞有半数不识他的尊容。密州穷，丛林大泽常有剪径大盗，苏轼治了蝗灾腾出手来，又对付这些“大虫”。他捕盗打黑不留情，却能讲策略分而治之。路边的草丛中多有弃婴，他命令部属想办法收养。从官钱中拨专款给贫穷的母亲们，让她们至少能把婴儿养到一周岁。苏轼这么做的理由是：一年后母子生情，再也割舍不开了。事情如他所料，此后密州的弃婴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仁慈的官员总能想出仁慈的办法。
次年秋天，政务忙出个头绪了，他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从他的诗句推测，他的身材在一米七三左右，匀称，脸略长。双目迥然，但不像李白或王安石目光射人。他着戎装，佩剑挽弓，想必是别有神采吧?《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云：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苏轼在密州城造超然台，亲自绘图并参与取材、施工。他对建筑颇有揣摩，早在凤翔就跃跃欲试了。做太守的妙处，是能想更能做。台成，在济南做官的苏辙寄来《超然台赋》，苏轼写《超然台记》。中秋节，在部属的簇拥下他登楼畅饮，大醉。月亮在天，人影在地。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今天的初中生都能背。字字珠玑，又晓畅易懂。月之阴晴圆缺，对应人的悲欢离合，真是写到家了。宋人说：“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
大诗人好比超级企业垄断经营，却没人抱怨。
苏轼垄断中秋月……
熙宁十年，苏轼迁徐州太守。
上任两个月，碰上八月大洪水。上游的澶州黄河决口，徐州城南清河水一夜暴涨。灾情危急，苏轼反应迅速。他有两个大动作，一是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亡扰乱人心，二是亲入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按宋制，太守对当地驻军并无指挥权。苏轼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平时有些傲慢的首领感动了，命令全营官兵听候太守调遣。
冲力巨大的洪水日夜冲击着南城墙，苏轼登城楼，眼望滔滔洪水，半个时辰一言不发。部属等他拿主意，倒不是因为他宫最大。抗洪已逾六十天，苏轼成了全城军民无可争议的主心骨。他下令，调动几百艘公私船只，船中装沙袋，用缆绳放到城下，以缓解洪水冲力。这法奏效，万民欢呼。苏轼不单写诗有灵感。他同时指挥万人大会战，于险要处筑长堤，全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两丈。堤成之日，距最大流量的洪
峰到来只差两天。徐州城保住了。九月下旬，洪水归于黄河故道。
宋神宗闻奏大喜，下诏曰：“敕苏轼：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朕甚嘉之。”
苏轼成了大英雄。全城百姓欢呼他的名字。
后来他离任，徐州数千人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那场景，今天若拍影视剧，应当细腻描画。
苏轼又要过一过建筑瘾了，上次在密州筑台，今番于徐州起楼，名之日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的意思。楼成，苏轼率众举行盛大仪式，万人空巷争睹盛况，官民军民亲如一家。狂欢持续了三天三夜。
有朋自远方来：京城的王巩，于潜的诗酒和尚参寥。此二人，一个是名相王旦之孙；一个是云游四海的得道高僧。苏轼与之朝夕盘桓，高兴得手舞足蹈……
兴奋趋于平静，艺术方来照面。春日暖融融，苏轼祈雨于城东二十里的徐门石潭，得极品小词《浣溪沙》五首。
事业的高峰联结着艺术的高峰。苏轼知密州，也是这样的情形。这蛮有趣，深藏着若干意味。为数众多的苏学专家们研究过吗?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
乡村女孩儿急匆匆着裙抹妆、争看太守的模样跃然纸上。太守大人在干吗呢?众里寻他不见，他、他在哪儿呢?且看第二首：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黎抬醉眼，捋青捣妙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太守又是哪般穿戴、怎生模样?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哦，苏太守和咱们村儿的男女老少是一家人呢：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史气如熏，使君元是此中人。”
五首《浣溪沙》读不够。它所呈现的乡村风物真实得如同梦境。高度提炼的真实，随意涂抹的画面，都有这类效果。影像作品显然难以企及，差得远呢。
有个叫周济的人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话讲到点子上了，细品坡，方知什么叫举重若轻。什么叫随意而为，什么又叫天纵大才雄视古今。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迁湖州太守。
苏轼这个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又口不择言。六年做了两任太守，政绩斐然，如果他在下一个太守任上稍事谨慎，回京师做大臣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禀性难移。
苏轼赴湖州的途中，按惯例写《湖州谢表》。这种例行公文到他的笔下，竟然惹出大祸。
朝廷有一帮小人，一直在关注他。
其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伤心地回老家打发余年。王安石培养的新法接班人吕惠卿，为得宰相位反口咬他。吕惠卿这种小人，在他当政时起用了一批小人，而小人繁殖力强，迅速占据要津，将势力扩大到朝廷各部门。
小人猛斗君子，小人又恶斗小人……
宋神宗对小人保持着警惕性。但是小人脸上并未写着小人二字，清除小人，一向是令皇帝头疼的事。
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
继汉代张衡之后，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堪称北宋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沈括是官场小人，道德败坏。他曾攀附王安石，王安石却一眼看透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及至安石罢相，他马上诋毁新法，被神宗识破，贬出去了。
沈括的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封密信，他是告密的专家，是告密者的好榜样。几年前他从杭州带走了苏轼的诗集，回汴京仔细研究，写成报告呈给监察部门，称苏轼“词皆讪怼”、恶意攻击朝廷的新政。沈括此举，是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可他没想到，王安石根本不予理睬。
这件事在朝廷影响却不小，苏轼辗转为官也曾听说，没往心里去。
事过几年，御史台的四个小人拾起沈括的伎俩向苏轼发难。《密州谢表》有两句话，令这帮小人蹦起来了。苏轼对神宗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信手一笔讽刺朝廷的“新进”，祸惹大了。追陪新进，指入京与新进共事。牧养小民，指太守牧养一方。汉代的州官称牧。老不生事，则暗讽新进们生事扰民。
四个新进小人宋史留名：李定、舒宜、张璨、何正臣。中间两个还是苏轼的朋友、同窗。当初沈括到杭州，也是同苏轼称兄道弟，却心怀叵测带走了苏轼的诗集。
李定曾以大逆不孝知名于天下，司马光斥之为禽兽。舆论沸腾，苏轼也曾写诗，而李定忍气吞声，咬牙写下日后加以报复的黑名单。
舒直则是大有来头的小人，礼部考试曾拿了第一名，一生诗文有百卷之多。他和沈括一样，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小人。宋史，尤其宋人笔记，关于这四个人的所作所为讲了很多。现在他们研究苏轼，陷害苏轼，围剿苏轼。
能量大的官场小人，一般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一旦展开攻势，必有几分胜算。
历史上的小人总是活蹦乱跳，谁来写一部“小人史”呢?
何正臣首先发难，李定唱压轴戏。以果断著称的宋神宗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
神宗正疑惑，舒宣上札子称：
“臣伏见知湖州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担任御史中丞的李定给苏轼最后一击，他对神宗写道：“知湖州苏轼，初学无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
李定列出的四条罪状，均属言论罪。而赵宋立国百余年，对言论是比较开放的。宋神宗终于让御史台的言论搅昏了，感到苏轼问题严重，下令查办。
张璨是刑讯逼供的好手，数兴大狱，手段残忍。他负责苏轼的案子。
李定派一个叫皇甫的人星夜赶往湖州拿人。
乌台诗案
苏轼这样的高官兼名流，落到他手上，他是不会轻易带走的。他持笏立于官厅的中央，脸色铁青，一派威严。两个全副武装的台卒目光凶狠。苏轼心里没底，颇惶恐。二十余口家人瑟瑟躲在屏风后。整个场景像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苏轼五月到湖州任，眼下是七月下旬的一天，他在官府后院晾晒亡友文同的书画。文同是去年病故的，英年早逝，苏轼三天三夜不能睡觉。文同以画竹称雄当世，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为之折服。苏轼亦画竹，得文同真传。
苏轼黯然铺开文同的遗作……
忽闻前厅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皇甫馔到了。
皇甫拿苏轼，先拿腔调。苏轼这样的高官兼名流，落到他手上，他是不会轻易带走的。他持笏立于官厅的中央，脸色铁青，一派威严。两个全副武装的台卒目光凶狠。苏轼心里没底，颇惶恐。二十余口家人瑟瑟躲在屏风后。整个场景像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皇甫玩苏轼够了才宣读诏令。原来不那么严重。罪不至死。这皇甫馔一生为这件赴湖州拿苏轼的“美差”自鸣得意。事实上他也的确“永载史册”了。宋人笔记说，皇甫馔“拿一太
守，如捉小鸡”。
几艘官船戒备森严，押送苏轼赴京。苏轼与长子苏迈在一条船上，夫人王闰之及其余家小在后边另一条船里。行至宿州，大批兵丁上船搜查，呵斥连连，动作极为粗野，估计与皇甫馔的授意有关。“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记载了当时的恐怖情形。兵丁撤走后，王闰之又哭又骂，“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七八矣。”
可惜了，王闰之一把火，烧掉多少国宝。王弗若在，岂有此举?王弗在闺中便能念书，又因跟随程夫人数年而颇识大体。再者，兵丁已去，何必点火?从上述苏轼的亲笔记载看，王闰之对丈夫写写画画早就有意见了。书成何所得――写书有啥用呢?有啥用呢?许多人猜测，余下的小部分文稿及书画，是王朝云给藏起来了，她挺身护宝，冒犯夫人却为了苏轼。此间她十七八岁，已长成亭亭玉立美少女。除了琴棋歌舞，她的书法也大有长进了。跟随苏轼六年，王朝云有三向：向学、向美、向善……
苏轼被押至京师，关在乌台。乌台是御使台的别称，是关押要犯的牢狱，有深井一般的牢房，窄小而四壁阴湿。狱中有大树，栖息着数百只乌鸦，早晚呱呱乱叫，扑动它们黑色的翅膀。乌台二字，源自这些乌鸦，也含有黑狱的意思。汴京城内，流传着有关乌台的种种恐怖故事。这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
苏轼入狱，遭狱卒毒打、诟辱通宵。
当时，有个叫苏少容的囚犯关在乌台，他做过开封府尹，亦因得罪御史台那帮小人而下狱，狱中赋诗十四首，序言说：“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苏少容诗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吴兴即是湖州。
接下来是疲劳审讯，李定为主审，舒为助手。张专施刑具，以肉体的折磨摧毁苏轼的意志。是否仍有诟辱、拳打脚踢，现在我们无从知晓。苏轼出狱后的诗文只字不提，包括苏少容记下的情形。
奇耻大辱，谁能说出口呢?
我们据此猜度，“性不忍事”的坡，也有终身不讲之事。
李定绞尽脑汁罗织苏轼的罪名，不分昼夜研究苏轼写下的每一个字。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凡与苏轼有书信往还的，一律派人取证。案子闹得很大。李定是右相王跬的人，王在神宗面前力诋苏轼。案件牵涉二十四人，其中有范镇、司马光、张方平这些熙宁新法的强有力的反对者。“乌台诗案”的性质昭然若揭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朋友，他送给苏轼的茶、药、纸、墨、砚、一张鲨鱼皮、一款紫茸毡……皆成物证。连苏轼托王诜裱画三十六轴，没付钱，都成了一桩罪名。
一次又一次的提审，惊起乌鸦，叫声凄厉。小人丧心病狂，而牢狱之外的“救苏运动”也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苏辙上书皇帝，愿以在官之身换取兄长的平安，言辞非常谨慎，生怕触怒皇帝。以太子少师致仕(退休)的张方平，居金陵，派儿子张恕急速进京，直奔登闻鼓院投书。书中慷慨激昂，称苏轼一代奇才。岂知张恕胆小，徘徊半天不敢投。不过，这倒是件好事：以神宗的刚强性格，看了张方平的上书，很可能反而对苏轼不利。苏轼这样的奇才竟然下狱，这不是指责皇帝是昏君吗?张恕不敢投书，正是担心这个。
以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致仕的范镇，亦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上书皇帝，乞免苏轼一死。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苏轼免死罪，似乎已成定局。李定、舒直大为恐慌：苏轼今日不死，将来必成大患。舒直狗急跳墙，竟上奏折，要把收受过苏轼讥讽文字的大臣全杀掉。他派人到杭州，取回了苏轼咏双桧的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他如获至宝，急忙呈送主子王。
王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不臣之意。
神宗问：何以见得?
王琏说：陛下犹如飞龙在天，苏轼公然声称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
神宗说：不能这么比附吧。他自咏桧，干朕何事?王还想申辩，一旁的章悖开口了：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二人退朝后，章质问王琏：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王琏涨红了脸，搪塞道：这是舒宜讲的。
章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叫：舒的口水你也想吃吗?
章也是北宋的一个奇人，此人日后与苏轼恩怨纠缠。
舒发难失败了，右相王还在神宗跟前碰了一鼻子灰，遭章悖一顿臭骂。北宋政坛蛮有意思，论官职，章悖比王琏差了几级，却能当众骂宰相，令这位政府首脑落荒而逃。
“乌台诗案”牵动四方，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纷纷为苏轼祈祷。后宫内，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都为苏轼求情。曹氏病重，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消灾求寿，高太后说：你也不用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高太后是神秘消失的宋英宗的皇后，后来对苏轼眷顾有加。她的年龄可能比苏轼小几岁。
李定、舒、王，发动最后的舆论攻势，不择手段，对大臣们或裹挟或威胁，朝野刮起了攻讦苏轼的旋风。宋神宗又举棋不定了。
张则对囚犯苏轼封锁外面的消息，每日恫吓，比如追问苏轼祖上五代。按宋律，只有死刑犯才追问五代，苏轼自忖性命难保，藏下平时按量服用的青金丹，准备吞金而亡。
苏轼万念俱灰了，彻夜不眠，思前想后，格外怀念弟弟苏辙，凄然写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来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已是一首绝命诗了，一家十余口托付给弟弟。表达兄弟情，这可能是人间最感人的诗。后来高太后读到此诗，泪如雨下。神宗为苏轼的案子十分头疼，御史台的言官们群攻苏轼，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怎么办呢?他想了很久，想出一个主意，派一小太监潜至乌台，观察苏轼的动静。几天后太监回宫报告：苏轼夜里睡觉，大抵鼾声如雷。
皇帝一拍大腿：看来苏子瞻心中坦荡，并未藏奸嘛。神宗这一招，倒胜过现在公安部门的测谎器。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来讲话了，他就是闲居金陵的王安石。他有札子呈给神宗，朝廷百官紧张注视着，打听着，亲者、仇者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神宗敬安石如父执，天下皆知。
札子的内容公开了。王安石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一锤定音。
乌台诗案结案：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涉及此案的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王诜等二十二人，各罚铜，三十斤、二十斤不等。王巩最惨，贬到岭南。从案发到结案历时一百二十多天，爱戴苏轼者喜极流泪，一帮小人向隅而泣……当时就有《乌台诗案》一书刊行于世，可见影响之大。赵宋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震动朝野的文字狱。整个过程像一部大戏，一波三折，悬念高潮迭起。
苏轼携长子离开京城赴湖北黄州，时在元丰三年(1080年)的正月新年。满城鞭炮声，苏氏父子黯然离去，顶风冒雪，打马出城门。其他眷属寄居南都(河南归德)。(未完待续)
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
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
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
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
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只好非常含蓄隐曲地表达（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柳三变因一首《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宋仁宗，称其“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奉旨填词”了几十年。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轼之前一段时间，一苏轼之博闻，应当很是清楚。）；再者，尽管苏轼一次次的感受到“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具体论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章），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所以词中“悲性”的表达既隐曲又微弱，不易发觉。这种现象在他被贬黄州以后尤为明显，故我在此选了他被贬黄州及此后的作品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来做一分析。下面结合前人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简述苏词中“悲”的气息。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应是苏轼词向内心世界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个人观点，有待商榷，欢迎质疑）。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在雨中蹒跚而行，竹杖芒鞋真能胜过骑马吗？那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闭上眼睛设想一下，那位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坚定的眼眸中怎能不流露出一丝凄凉或者悲哀呢？眼角流出的，谁知道是雨水，还是酸涩的泪水？斜照相迎，更多的知识老人的一厢情愿吧。下面的这首临江仙将这种感情升级了：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历来论家称赞全词风格为“清旷而飘逸”，却独不见其悲。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上阙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阙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阙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下阙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重中之重，枢纽所在。以上两句精粹议论，是化用了庄子的“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言，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这两句，既饱含哲理又一任情性，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余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其词作之悲蕴含的人生不遇之辈正在于此。还有这首卜算子：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一般认为，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我表示赞同。
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这两名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
下阕专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我想到了他的门生黄庭坚所对此词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一个叫黄苏的人也曾评论道：“格奇而语隽”。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固然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苏轼“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选景叙事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此句来自百度贴吧苏轼吧，我以为说得很好，故而录于此）是一般词人所不能的。但苏轼心中不会有一层难以言说的悲凉？“有恨无人省”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人不知而不愠”是非常难做到的，苏轼虽然做到了，但内心还是存在着一种困苦，只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但寂寞沙洲上的寒冷，确是挥之不去！
不妨再简单提一下那首还是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中，素食已经流露出较多对自己部位朝廷所用的郁郁了。他对年纪尚轻就已功成名就的周瑜特特别钦慕，由此而慨叹自己年岁老大而遭遇坎坷，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得施展，积极地人生态度之外显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悲哀，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不一样了。所以，我选择用“苍凉悲壮”四个字来形容这首词。
如果还不能让大家信服我以上的论述，大家还可以参考苏轼其他大量的诗、古文、辞赋等，那里有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明苏轼在经历众多生活磨砺之后，人生态度、创作风格所出现的细微变化，即悲叹人生成分的增加。在几首词作分析之后，我想在这引用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的一段话，让我们体味一下这位大师的悲哀：“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不知道这份人生的悲凉您体味到了没有。有这种感情，必然会在诗词创作上有所体现的。
综上可见，苏轼后期所作多是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了。“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的苏轼，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来，“豪中见悲”是苏轼众多豪放词的一个总体审美特征，但历来为人所不注意。一种比较接近的说法是“在（苏轼）词的背后有一种宏观的视角，再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已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位陈免于感伤。”再申明一点，大关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根本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题。这里的“悲”乃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悲叹，亦绝非一个“悲哀”所能形容的，更不等同于“悲观”。豪中见悲，悲而不厌世，这是我对苏轼豪放词的一个整体理解。
苏轼即便再达观，再超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的人，是一个虽受佛理、道家思想广泛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有大才气、一腔济世之志的儒士、文人。因此，苏词尽管颇多豪放之作，但时而流露出一份悲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会影响苏轼的人品及文学成就，反而能够加强他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拉近它与我们的距离。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敬佩的还是苏轼。
参考书目：
裴斐：《文学原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北京
袁士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
吴组缃，沈天佑：《宋元文学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关键词： 苏轼 诗词 佛禅智慧 现实人生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变上，到了宋代，儒家思想已经演变发展成为一套哲学体系，这就是理学。然而在宋代，佛教思想却也悄然复兴，并且不断融入到社会阶层的精英文化中。宋代佛教，特别像禅宗等流派，已经很好地将教义与儒家思想融合，不少著名的诗人与佛教高僧交往密切，部分文人会以“居士”等名号自居。
从佛教发展的轨迹来看，苏轼生活的年代，事实上是一个佛禅之风盛行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广泛涉猎佛禅典籍，与禅师僧徒多有往来，加之一生命运多舛，屡遭磨难，故希冀以佛禅智慧消解内心的苦闷，更好地面对甚至超越人生的困境。于是，在苏轼的创作和思想轨迹中，保存了很深的佛禅意识，甚至有时正是这种佛禅式的生命顿悟，使得苏轼在充满迷雾的人生道路上能看清自己的方向。对照苏轼的人生轨迹，再阅读其诗词作品，人们几乎看到，他常常在作品中细细追思和回顾自己的生平，表达对跌宕起伏生活的禅悟和思考。苏轼的诗词几乎是自传式的，全然呈现当时的环境，扎根于他在某地所度过的岁月[1]P465。
一、人生如梦与空遁意识
在空遁意识与人生如梦感慨中，苏轼走过了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磨难，体悟了人生的虚无和生命的困境。早在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所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嘉佑元年，苏轼兄弟同父亲一起赴京赶考，路过渑池，在那里的寺院投宿过。寺院中的老僧人曾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五年后，苏轼又路过此地，发现老僧人已经去世，感慨物是人非并写下这首诗。杨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指出：“再度到渑池而见僧死壁坏，由此升华出‘雪泥鸿爪’的人生倏忽感，触及了人类普遍性的精神焦虑。以哲理带动和升华诗情，带有明显的宋诗重筋骨思理的特征。由于禅宗感悟的触发，苏轼写了一些颇为意味发越的理趣诗。”[2]P137
诗中苏轼就用“雪泥鸿爪”的譬喻写出了人生的变幻莫测、虚幻渺茫。此后妻子与父亲相继亡故，加之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转任地方，在仕途和个人生活中屡遭变故，此种感受愈来愈强烈。后来，“乌台诗案”几遭亡命的惨痛经历更使他体会到人生的空幻与虚无。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有《苏轼的意义》的专章论述，他指出：“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3]P197其实，苏轼的创作中也多有这种人生空遁之感，如“君臣一梦，今古空名”（《行香子・过七里滩》），“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黄州中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
检讨苏轼“人生如梦与空遁意识”思想的根源，庄子《齐物论》与佛教《金刚经》均有这样的说法。但庄子讲“如梦”，目的在于否定儒家的人生价值追求，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可知庄子对人生本身还是肯定的。《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从根本上认为人生是虚幻的。联系苏轼的文学创作，“梦即是觉，觉即是梦”在句型句意上完全是佛教用语“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翻版，晚年作《六观堂赞》曰：“佛言如梦，非想非因。梦中常觉，孰为形神。”均言梦，梦即空，故“人生如梦”，空幻无实，文词互证，则可推知苏轼“人生如梦与悲剧意识”思想已经超越了庄子的人生观而以大乘般若空观为其内在理据。
二、随遇而安与佛禅妙悟
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影响下，苏轼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更能随遇而安。这里对佛禅的认识和禅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狱后，苏轼痛定思痛，他寓居佛寺之中，研读佛教典籍，“盖归诚佛僧，求一洗之”（《黄州安国寺记》）。在佛禅智慧的浸润下，在对忧患人生的反思中，苏轼形成了坦然面对现实苦难的人生哲学，即随遇而安，超然物外。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及苏轼所学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思想演变和发展，他先是为吸收儒家治平思想，重实用之学。后学习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的思想深得其心。在贬谪黄州之后，他渐渐感到心灰意冷并且发现，佛家思想在深刻影响着他。苏轼终以佛家思想贯通超越儒、道，并且能够做到博辩无碍，构建卓然独立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境界。
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贬谪黄州，躬耕东坡，元丰五年建筑起“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是年三月七日，苏轼途中遇雨，遂借题发挥赋《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晴。
词中“风雨”象征人生的坎坷忧患，在“风雨”来临之际，“何妨吟啸且徐行”，任凭风狂雨啸，一心坦然，随缘任运，“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在风雨过后，回首反思这一段经历，则风雨晴晦俱为外界之变化，只要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百步洪》），虽处忧患之中却坦然超脱，安闲自在。哲宗元v元年，友人王定国南迁归，苏轼问其侍儿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苏轼因而赋词一首：“试问领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虽是戏谑之言，其中亦有苏轼真意存焉，苏轼尝云：“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年觉痛人”（《钱道人有诗云直须主人翁作两绝戏之》），“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和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次韵》），可兹为证。
晚年贬谪惠州，苏轼寄信友人：“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与程正辅提刑二十四首》），可知淡看人生荣辱，努力保持随遇而安的超然乐观心态，正是苏轼面对政治迫害时一贯之作法。苏轼能达此人生境界佛禅智慧功莫大焉，苏子自云：“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尔。”（《与滕达道二十三首》）此处所提之“道”与“理”，当指佛禅智慧，有诗为证：“得酒相逢乐，无心所遇安”（《送范景仁归洛中》），“无心”即无念无往，“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对境无心，不以外物萦怀，故能随所遇而安。可见正为参透禅宗生灭无住之理，理得而后心安。故于外物纷然变幻之际，自己饱受坎坷浮沉之时内心洞达空明，无有滞碍，而能神闲气定，超然乐处。哲宗元符二年，苏轼贬谪海南，其《减字木兰花》词云：“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描写海岛绚烂春光，洋溢着词人的喜悦之情，正是苏轼随遇而安、乐观旷达心态的绝好体现。
三、诗意人生与空纳万境
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责授琼州别驾，六月渡海，七月抵达儋州贬所。在海南，苏轼更加苦闷，但当他写诗的时候，却又多少有些心满意足，他和写陶渊明的诗歌，也做多首《饮酒》诗，其中一首：“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往事，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这首诗歌说他不能像陶渊明一样归隐田园，但内心是坦荡祥和的，遇事顺其自然，与人和善往来随缘。这种境界反而增添了日常生活的一份诗意。
在苏轼很多不拘一格的诗词作品中，无疑受到很多佛教的影响。在《送参寥师》中，有讨论佛教与书法、诗歌艺术表达之间关系的文字：“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对于苏轼来说，文学的实现在于文字达成道之自由活动活跃及捕捉自然的律动。苏轼提出“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道蕴含在写作活动本身，其活动应如自然的律动那样自由与自动自然。要获得这种境界必须经由心之虚静。[4]P98
在这首《送参寥师》中，苏轼最初的写作动机应该是劝告参寥作诗的时候感情不能太充溢、文辞不可太华丽。苏轼认为，艺术表达应以“佛教无我、超越情感”的理念为基础。“空”与“静”并非目的本身。它们可以用来强化艺术家对自身、对周围世界的意识。苏轼对“淡泊”的呼唤，提醒我们思考宋代审美趣味中的佛教维度，或至少是这种审美趣味与佛家修道理想的兼容性[1]P148。
总而言之，苏轼是要攫取佛禅智慧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境界。他在佛禅智慧实用入世方面做得很好，然而，他不痴迷其中。苏轼的佛禅智慧是有他自己的人生色彩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也对他的整个人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面对各种境遇，苏轼都几乎超然于生命的困境之上。这当然得益于佛禅智慧的馈赠，在诗人困苦悲凉的生命中，发挥化瘀散痛、解毒疗伤的功用。
参考文献：
[1][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赖梦尘
辅导老师：李芳
八月十五月圆秋凉。
那片引无数诗人为其赞咏的冰魄高挂在银河中碎银般的光芒毫不吝啬地洒满大地清冷美丽。
抖落一身月光苏轼举起酒杯一仰头心内又添了一份苦愁——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月儿在如此孤单的夜晚也只有你能陪我饮酒了。既然对我有情又为何亮得我不敢正视圆的我心碎呢？
好象风也知道这原来豪放的诗人的心思鼓腮一吹幽暗的云就会慢慢向月儿飘去不一会儿月亮就藏在云后。
蹒跚地在院中踱步苏轼灌进了一杯又一杯。或许是酒力不胜吧又或许是心头那份愁苦太过于沉重苏轼最终倚卧在了一棵枫树下。
已是秋季枫叶早已红了一树远远望去如同一团烈火燃烧着夜幕。风儿扫过调皮地摇落几片枫叶又转身离去。
一片火红的枫叶在空中打了个卷漂呀飘落入了苏轼的怀中。
轻轻地拾起枫叶苏轼喃喃自语道：“唉既知终会飘落枫儿你又何苦红得如此粲然如此璀艳呢？……莫非你亦有心？一颗火红的心？……”
苏轼用食指触摸着枫叶清晰的纹路耳边回响起远方的弟弟的声音。“哥哥……”“别灰心哥哥……”“让我们重头再来吧……”
刹那间苏轼如遭电击般战栗了一下他知道他的自信、他的豪情、他的志愿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顾不得沾染上的灰尘苏轼匆忙地站起望向了夜空。不知何时遮月的云飘去月亮再一次绽放夺目的光彩甚至比刚才更加耀眼连北斗天狼也望尘莫及。
“月儿方才错怪你了！”苏轼朗声笑道“你有你的阴晴圆缺我有我的悲欢离合二者都是不能永团圆的呀！”说完苏轼入书房取出文房四宝挥毫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论文摘要]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刨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多次被贬，然而贬滴经历却成就了他在文坛上的丰功伟业，也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其中，被贬黄州不仅是苏轼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苏轼满怀抱负步人仕途，渴望建功立业。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由此，苏轼被押解人狱，引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而激怒了新党。因此，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苏轼在黄州共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时期造就了苏轼文学创作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笔者选取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分析苏轼思想上的隶变及其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一、黄州初期
这一时期包括苏轼被贬滴黄州后近两年的时间。贬滴黄州是苏轼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苏轼在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对酒杯浑似梦”的诗句。
在被贬黄州途中，苏轼在麻城春风岭看见明艳高洁的梅花，触景生情，不禁自吟《梅花二首》。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碟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第一首，诗人借赞美野梅远离人世杂尘的绰约风姿及蓬勃的生命力和傲然不群的品格，表达了诗人渴望得到君王赏识却如同眼前的梅花一样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的复杂心情。“半随飞雪渡关山”将诗人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依然保持着如梅花般高洁的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第二首紧承第一首，“开自无聊落更愁”一句寄托了诗人对梅花境遇的深切同情，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与痛楚，并将自己与梅花落英合二为一。魂落清溪而不陷污沼是花之大幸，摆脱官宦樊篱而得珍贵的自由是诗人之大幸。“幸”字浓缩了诗人对得失进退漫长而痛苦的思索过程。从梅花寂寞中的孤傲品格，我们看到了诗人“冲寂自妍，不求识赏”的孤清和高傲。
从苏轼另一首初到黄州的词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被贬滴黄州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也暗示出词人当时处境的凄凉。
这一时期，苏轼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饱受摧残，生活困窘不堪。
二、黄州后期
在到黄州的后两年多时间里，苏轼从思想到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儒家人世思想使苏轼陷人困境，他开始以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在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解脱出来。把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满庭芳》)彻底抛诸脑后，用“又得浮生一日凉”(《鹤鸽天》)的旷达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这一时期，苏轼的创作极力表现出了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执着、不强求的自在状态。他以苦难为契机，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地，以一种更加成熟、超脱的心境迎接未来的生活。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赠张握佳》)这首词是苏轼送给朋友张握侄(张梦得)的，而张握佳和苏轼一样，也是被贬黄州的。词中完全看不到“谁见幽人独往来”的凄凉孤寂，而是通过对风的抒发，表达出一种人生哲学。快乐与否，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和地位，而取决于内在的心境与修养。
苏轼这种无视苦难、在苦难中保持淡定从容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对人生苦难进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这种心境在《定风波》中表现得更加透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此时，苏轼已融人黄州，爱上黄州，并准备在这里买田终老。苏轼和几个朋友到离黄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遇大雨，因为没带雨具，大家都觉得很狼狈，但苏轼却在这场烟雨中吟啸徐行。现实中的风雨何尝不是词人人生途中的风雨?傲视风雨，是一种态度，而无视风雨，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再看苏轼这一时期的《前赤壁赋》。文章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诗人意兴盎然，“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见，报国无门的苦闷情绪深深地印在苏轼心中，纵有清风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挥之不去。“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客人箫声之悲，正是苏轼本人之悲，“客”不过是苏轼借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载体。借客之箫音，倾诉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会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蟀蟒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里的“吾生”已不仅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 至此，作者以一种智慧、超拔、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坚定的成熟战胜了内心的烦恼，心境复归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里，仍然紧扣水和月展开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若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固然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这种理论既是辩证的，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体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达观从容的情怀。“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个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羡乎”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吾生须臾”不仅不能成为悲哀的原因，相反，却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见，苏轼不仅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适”的生活意义。
“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霆，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子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
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澹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檐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大胸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旧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
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檐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枕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苏轼在诗中写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已然把自己视为檐州人，把海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了!
近读《孙子兵法》，悟到了选题策划的一些道理。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用兵打仗如此，选题策划岂不如此！
在策划选题时，所谓“知彼”，就是了解对方：一是了解处于竞争对手地位的其他出版社，尤其是其出版的同类图书；二是了解我们策划的选题的读者对象；三是了解处于合作对象地位的作者。所谓“知己”，就是了解自己：一是了解自己的知识功底，是否能够胜任所策划的选题；二是了解自己所在的出版社是否支持出版此类图书，是否符合本社的出版方向和品牌要求；三是了解自己所从事的出版业的有关规章制度。只有做到知彼知己，才能在选题策划中，百战百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这里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轼全集校注》为例，谈谈古籍图书选题策划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技巧。
《苏轼全集校注》是笔者近年来策划、组织、责编的一部古籍整理图书。对于策划该书来说，所谓“知彼”，首先要了解研究对象。苏轼，是我国宋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许多领域都富有创造性，堪称开宗立派的人物，无论是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皆有极高的造诣。论书法，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论绘画，苏轼善画枯木竹石，是宋代文人画的代表；在诗坛上，苏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在词坛上，苏轼开创豪放词派，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在文坛上，苏文恣肆，明白畅达，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苏轼的诗、词、文、赋，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品质之优代表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次，要了解市场上同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在《苏轼全集校注》出版之前，市场上有珠海出版社的《苏轼全集》、中华书局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以及语文出版社的《三苏全书》等。《苏轼全集》只有苏轼作品原文，没有任何创新因素和附加内容。《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只是对苏轼诗、文进行了校勘，虽然附有校记，但缺乏进一步的创新。《三苏全书》是包括苏洵、苏轼、苏辙在内的三人全部著述之总集。该书附有集评，但由于内容创新不足，没有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再次，了解读者对象。由于苏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关于苏轼的研究成为近年学术界的热点；同样，由于苏轼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有关苏轼的图书在大众市场也有卖点。所以，策划出版《苏轼全集校注》不仅会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也会赢得大众读者的欢迎。复次，要了解作者的情况。《苏轼全集校注》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集体承担的项目，最早由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主持，其后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教授主持，是集三代学人、二十余年之功而完成的一项艰巨而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对苏轼诗、词、文的总结性而又为开创性的集大成之作。主编张志烈，196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史学家庞石帚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编马德富，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院工作；1983年调入四川大学，现为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周裕锴，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3年5月晋升为教授。1994年2月在职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具有教授身份的博士生。1997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可以说，几位主编均是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能够保证书稿的学术质量。
所谓“知己”，首先要了解自己，自己的知识积累能否胜任策划古籍整理图书；古籍整理图书对编辑的文史素养的要求较高，如果自己学养不够，要抓紧补充文史知识。其次，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出版社能否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当年本人供职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具有出版古籍图书的资质。再次，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为此专门设立了国家古籍出版基金，资助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
后出必须转精，否则就没有出版的意义。《苏轼全集校注》，与此前出版的同类图书相比，学术贡献颇多，对苏轼的诗、词、文作了“五通”工作，即通收、通校、通注、通编、通评。（一）通收。在中华书局版《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及商务印书馆版《东坡乐府笺注》的基础上，又做了辑佚工作，补充了一些前人未曾发现的苏轼作品。（二）通校。校正了中华版苏轼诗、文与商务版苏词的失校之处，并且校记力求简明，凡底本不误而校本异文有参考价值者出异文校记，凡底本误者则据校本改正后出校记。（三）通注。苏诗、苏词是在旧注基础上另作新注，苏文绝大部分为自作新注。对于前人注释，经过作者的细心考辨，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在作品的作时、作地的考辩上下了不小的功夫，创获颇多。（四）通编。对苏轼绝大多数作品进行了编年，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属首次编年，发现颇丰，堪称一部北宋中期的文学编年史和文人交往录。编年时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苏轼研究学者的成果，以便为读者提供最新、权威的学术信息。（五）通评。评论苏轼作品代不乏人，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该书在博览前人评析的基础上，对其中见识卓荦、富有代表性者予以采集，对于进一步研究苏轼作品，颇具参考价值。这五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苏轼全集校注》的集大成地位，凡是搞苏轼研究的几乎人人需要这么一部书，这就使得该书具备了赢得市场的基础。
该书出版前，即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入选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基金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燕赵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四川大学“二一一工程”中外文学与俗文化重点建设学科项目、《巴蜀全书》精品系列项目、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精品工程项目等多项桂冠。该书出版后，更是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不仅如此，该书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该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基金资助2.5万元，国家出版基金资助80万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精品出版基金资助20万元，合计102.5万元。出版后一个月，一家文化公司一次买走300套，实洋57万元。该书2010年10月出版，到当年年底，不仅收回全部成本，并且已初步赢利。可以说，该书获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虽然此前苏轼全集有不同版本，但《苏轼全集校注》的作者，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认真进行校注，尽管花费20余年的时间，未能抢得出版先机，但由于作者学养深厚，学风扎实，虽然出版在后，却赢得了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广泛认可。
（作者单位系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关键词：苏轼；黄州心态；归于平淡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年轻时就“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入仕途之时，正值北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为了富国强兵，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新法因损害了一部分人的权益，遭到强烈反对，朝野之中，分为两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苏轼既不支持保守派的守旧，又不支持变法派的激进，处在严酷的政治夹缝之中，总是备受打击，一贬再贬。1078年，更是因“乌台诗案”这一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终于在四个多月后被营救出狱，贬至黄州，无人问津，闲置四年。
至此，苏轼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仕途上，开始颠沛流离；文学上，迎来大丰收，诗文都绽放出无穷魅力；性格上，吸收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形成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旷达性格。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心态研究，对研究苏轼一生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
一、小地方来了大文豪
黄州，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在中国地图上它并不起眼，但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只因为“乌台诗案”将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和黄州撮合到了一起。
苏轼这一路行来并不风光，是被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的。同时他所领的黄州团练副使仅是虚授之职，并无实权，且不能随便离开黄州，甚至难以自给，苏轼便给自己实行了计划经济，在给秦观的信中，苏轼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苏轼垦地辟田，并把他的这块城东的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名震天下的大才子“坡”才真正诞生了。
二、嗟老叹卑的苦闷
被贬黄州之时，苏轼四十有三，虽然不在壮年，可也未到言老的岁月。我们不难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体味到此时苏轼的孤独与凄凉，这才是他叹老嗟卑的根源之所在。
这段时间苏轼的诗文中数百次之多的提到自己“老”，须发皆白，如在给徐君猷的词《浣溪沙》中他说自己“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樽前呵手镊霜须”，寄给朱康叔的《江城子》中他又说自己“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甚至看到定惠院外盛开的海棠，他都会叹息自己“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苏轼的容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甚至担心前来探望的堂侄认不出自己了，在《侄安节远来夜坐》中他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苏轼之“老”，当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面改”，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心衰”。
三、功业无成的愁绪
苏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渴望建立功业，在早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就毫不掩饰地说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希望实现报国立功的愿望。
可是到了黄州，苏轼不仅无法报国，连参与政事的权利都没有了，他在黄州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与酒水之中。黄州赤壁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缅怀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豪杰，更是在1082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赤壁三篇”，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作者缅怀周瑜，自然将自己和周郎对照。我们来比较一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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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古贤，想起他们能有所作为，而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只能混迹于渔樵之间，温饱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建功立业？
苏轼想为百姓国家做点事，可是在黄州，他欲有为，却又不能有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在自己的诗词中苏轼难掩心中的苦闷，苏轼欲学庄子，摆脱人世困扰，可是他毕竟是传统士大夫，苏轼常自问“何时忘却营营”，苏轼始终期待能回到朝廷，“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诗人曾供职朝廷史馆，王安石变法后被废弃，此处在诗中借花重开寓得到朝廷重新起用之意。
即使无法参与政事，当苏轼见到当地有溺死女婴的恶习之后，“闻之辛酸，为食不下”，他写信给朱康叔，又亲自组织救婴，在自己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捐钱，他以为“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尽管此时的他只是一介薪俸微薄、自耕东坡的囚犯。
四、归于平淡的旷达
初到黄州，苏轼便在定惠院住上了一段时间，安心研究佛老之学，黄州的几年，是苏轼思想剧烈激荡的几年，“乌台诗案”对他的影响甚深，在这里，他深化了对佛道儒三家思想的融合吸收，儒家面对现实、道家心灵自由和佛家超然物外的思想合而为一，他
找到了清静的归宿，成为我们熟知的旷达的苏轼。
元丰五年的一首《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的这种心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这首词，常有令人心情振奋，心境豁然，心灵净化之感，出游的苏轼从偶遇的风雨中体会到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人生、宦海中的风雨沉浮，达到了淡泊从容、旷达超脱的境界。
同一年所作的《前赤壁赋》中，作者通过主客问答，辩证分析了明月的盈亏、江水的消长，并借此抒发他的人生感慨，他再也不必“哀吾生、羡长江”了。如果说以前的苏轼看重的是一己得失的话，那此时的苏轼已经能将自己放入整个历史长河中，用历史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自我了。
苏轼的心清静下来了，他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往的种种对他而言已不仅是“人生如梦”，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和许多历史名家一样，在一场大灾难之后，苏轼成熟了，时年四十出头的他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勇气，《浣溪沙》中写道：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正显现出苏轼人老志不老，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是苏轼旷达性格的具体体现。
五、走过黄州
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在《别黄州》中悲伤地写道“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他希望以后能够来到黄州归隐再见故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一去苏轼就再也没有踏足黄州这片土地。
苏轼落魄而来，落魄而去，可他走的时候身上却已多了一种旷达超脱、安贫乐道的个性特质，乃至后来他又先后被贬惠州、儋州、琼州等地，苏轼总是能从逆境中解脱出来，再也没有能阻挡住苏轼的困厄与坎坷。
总之，黄州的苏轼是创作上丰收的苏轼，是思想上走向成熟、寻到真我的苏轼，他的诗词，敲击着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他卓立不群的人格之美，对于我们来说，更是极丰盈甘腴有无穷至味的精神榜样。
参考文献：
现代人“三伏天”面对三十几度的高温，可以躲进空调房里，但是古代人却没这么幸运，不少古代名人居然是因暑热而死。
苏轼：旅途劳顿，暑热中去世
有关苏轼的轶闻趣事数不胜数，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大文豪竟然是因暑热而死。
据史料记载，元v八年（1093年），大宋朝廷因掌握实权的高太后去世而风起云涌，各派势力权斗激烈，最后旧党大臣们失势，苏轼被新党大臣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又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隔了几年，他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岛。当时的海南尚未开发，文化落后不说，还道途偏远，湿热异常，完全是达官显贵们畏惧的险途。
还好，苏轼心理素质不错，在这外放的数年间，他以苦为乐，努力适应艰苦生活，读书写作，甚至还创造了许多美食，结交了很多穷朋友。后来逢宋徽宗上台，徽宗皇帝爱苏轼之才，加之正赶上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朝廷大赦，于是特别恩准苏轼北归。但是此时的苏轼已经老了，身体极差，又正赶上夏季高温，终因旅途劳顿中暑。慌作一团的家人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抢救措施，苏轼于当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
赵明诚：赴任途中中暑病倒
赵明诚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但是他最让世人知晓的身份应该还是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系出名门，父亲赵挺之是宋徽宗时的宰相。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就是苏轼去世的这一年，他在父亲的主持下，与当时礼部员外郎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结婚。婚后的赵李二人夫唱妇随十分恩爱。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金兵开始南侵，时局动荡，家中财物丧失殆尽。
为了能够养家糊口，赵明诚急需出仕为官。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赵明诚接受朝廷任命出守湖州。按宋朝规定，地方官员任职前，要到中央报备，有些还需要接受皇帝的当面问询。赵明诚也不例外。得到准确任职信息后，赵明诚就马上冒着六月的酷暑奔赴建康（今江苏南京），准备觐见在此避难的宋高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建康正是高温肆虐，赵明诚赶路心急不注意防暑，才几天就中暑病倒。李清照得知丈夫病危心急如焚，带着惊慌和忧虑，赶到建康去见丈夫。然而回天乏术，赵明诚还是于八月十八日去世，年仅49岁。从此李清照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全部放入其词作中，创作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名作，至今仍为文学爱好者们所吟诵。
郑成功：37岁天热突发不适
南明永历十二年至十四年（1658年-1660年），郑成功三次出兵抗清，在福建沿海取得多次胜利。但是由于这时的清廷已经站稳脚跟，力量太过强大，因此郑成功转变策略，开始收复被荷兰人占据的台湾。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人、战船数百艘，自金门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经激战，终于将台湾收复。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在郑成功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年，他却突然去世，年仅37岁。史书对郑成功去世的记载模糊不清，传闻多种多样。其中与郑成功同时代的李光地写有一本书叫《榕村语录续集》，该书记载，郑成功之死，是因为突发不适。当时，一个叫马信的亲随，找来医生治疗，医生认为郑成功是天热中暑，遂“投以凉剂，是晚而殂”。如果将郑成功去世时间换算成西元纪年大约是公元1662年的6月23日，这天正是夏至前后，中暑可能性还是极大的。（据《中国新闻网》）
关键词：苏子瞻东坡居士号白居易黄州
在中国古代，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除了名、字之外，还有笔名、雅号，作为人之为人的标记符号。芸芸众生，名、字、号如河汉星斗，似乎不足为奇，然而这些简单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却蕴涵了别有洞天的意味，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孔夫子曰：“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北宋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宋代著名学者晁补之曾论名字说：“名者，所以制义出礼；而字者，相期于实以虚其名者也。”[1]司马光曾训示其子侄认为：“朝夕不离于口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问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自称用名，称人以字。“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
相对于字的庄重正式，号则多是轻逸随性的。号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使用者本人起的，二是由他人所起且得到公认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多带一个或若干个号，著名的士人学者尤甚。那些缤纷多彩的号，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文人的心路历程，是其主人性情的寄寓，生活的显现，业绩的张扬，志趣的昭示，折射着时代的精神，寓含着后人的褒贬。不同时期人生各个阶段不同的号相加，实则可以视为“号”主人的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异号类编序》曰：“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于形骸。兀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鹘冠之流，盖其著也，自是以后，通人慕之，竞相相标。”[2]《说文解字》段注：“号，（呼）也。”古人立字以尊名，专给人呼；更立字以尊号，把号呼得格外响亮，便表示对号主人特别客气，特别尊重。《周礼・春官・大祀》“辨之号”注：“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3]如若说名、字承载着命运的注定、父母的殷殷希望，那么号则是个人个性的表现和理想的张扬，承载着后人的尊崇和景仰。
一
清嘉庆时编《眉山属志・凡例》云：“（宋）时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山得其三。”这里所说的“以文名者六”指唐宋家中的宋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其中三苏是眉州眉山人。
宋仁景佑三年（1036年），苏轼诞生在眉山城内纱行的家宅，依旧历为十二月十九日卯时，为这个“郁然千载诗书城”[3]《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的名城再添光彩。苏轼，字子瞻，老泉长子，因排行之由又字和仲。关于其名、字的由来，《诗・韩奕篇》疏云：“轼者，两较之间，有横可凭者也。”《急救篇》注：“轼，车前横木也。”“轼”的本义是车前可以凭视的横木。 苏洵的《嘉集笺注》有记载，《名二子说》[4]卷十五“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子瞻”是苏轼一生行谊的主要表字。考察其本意，“子”即人之称，男子的美称。《说文解字》：“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段玉裁注：“《律书》‘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子本阳气动，万物滋之称。万物莫灵于人，故因假借以为人之称。”“瞻”即视之意。《说文解字》曰：“瞻，临视也。”[5]由“子”、“瞻”本意，加之“登轼而望”的意义推测，“子瞻”的意义是指这个美男子他日定当登高而望远，能洞察天地万物，必定大有作为。
而事实上苏轼也不负父亲的殷殷期许，《宋史・苏轼传》给予他一生的评价是：“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绝，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补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之所为也。”[6]“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7]正所谓名如其人，如若说“睥睨天地之间”是苏子瞻名、字所蕴涵的特立之志与豪迈之气的体现，那么“逍遥一世之上”则定是“东坡居士”这个号所展示的号之主人真性情的写照。
二
宋元丰三年（1080年）“御史李定、舒、何正言其表语；并媒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薹狱，欲置之死。神宗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8]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谪任职于湖北黄州团练副使，不得不签书公事，形同罪人，家眷大小二十多人暂住皋亭，靠苏轼微薄可怜的薪俸，生活得非常艰难。苏轼虽然精打细算，但仍入不敷出，常常是斋厨索然。“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分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于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9]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到临皋亭拜谒，适见全家食野菜，便向州守徐君猷说情，将黄州门外数十亩废旧营地交给苏轼开垦，他亲自耕种，种了些粳稻枣粟之类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被命名为“东坡”。据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10]卷五“东坡慕天”条，《赠写真李道士》说：“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居士。”《赠善相程杰》诗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此地之所以命名为东坡，而苏轼始称“东坡居士”，详细考察其缘由，得知是由于他仰慕白居易而起的号。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候，正好与白居易贬至忠州的情况相似。元和十四年（821年）白乐天离江州赴忠州任刺史，植树于东坡，吟有《东坡种花》[11]，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载”，“东城春向暮，树木今何如？”的诗句。又有《步东坡》诗一首“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此外还有《别东坡花树》等诗。在苏轼《入侍迩侍》[12]一诗云：“定似香山居士，世缘终道根深。”在该诗的题跋中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放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诔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其序中也写道，“平生自觉老少粗似乐天。”且由于“其（苏轼、白居易）文章旨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要情，于物无著，大约相似。”（《四库全书本・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而也正因为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隔世知己之意，对“香山居士”的景仰之情使苏子瞻有了“东坡居士”的号。
而“居士”自命名的由来则更多地融入了苏子瞻佛、道的思想。“居士”，梵文Grha-pati，意为家长、家主、长者，或“居家之士”，当今中国的佛教社会已普称一切信佛教的在家佛教徒为“居士”了。唐宋时期，佛教盛行于我国，道教修行之人也自称居士，而这对上层知识分子文人雅士影响颇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苏轼早年读孔子释家书，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其著作《陈太初尸解》云：“吾八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13]苏辙在《亡兄子瞻端名墓志铭》[14]中曾写过，“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也。’”苏轼读苏辙的《老子新解》，写了这样一段评语：“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有此书，则佛老而为二。”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南华寺》卷二十二）“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卷二十三）[12]“居士”一号，是号之主人以佛道中人自称，以寄其超然之情。苏轼遭受贬谪，于人生感到漂泊无依，故取佛道二教之论，以求身心安顿和自我的调适。由此观之，“东坡居士”一号既有追慕古贤之意，又有其性情的昭示。
后来苏轼又在东坡上造了几间屋，称为“雪堂”，并亲写“东坡雪堂”匾额。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此号一行于世，不但苏轼在诗文、书画、社会生活中举以自代，世人往往爱呼此号，并出现了许多变体，有直呼“东坡”、“坡”者，有敬称“东坡先生”、“东坡居士”、“东坡老人”者，也有省呼“坡公”、“坡翁”、“大坡”者，“坡”比“苏轼”更家喻户晓。
三
实际上苏轼一生行号很多，其中有以其学位、官职命名的号：苏轼年少得志，嘉六年便以最高等三等通过朝廷举行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考试，取得了贤良方正的学位，于是此后人们便荣称其为“苏贤良”；神宗宗熙四年，经过秘阁考试合格后，苏子瞻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在宋代，相沿唐代旧制，任馆职的皆称学士，于是人们便称之为“苏学士”，或称“苏太史”；哲宗元元年，苏轼被起为翰林学士，世人时称为“苏翰林”、“苏内翰”；元七年，苏轼又被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遂有“苏端明”之号。此外，还有其自命或世人因喜爱之冠以之号：苏轼到定州任知州并将其所筑石室命名为“雪浪斋”，并自号“雪浪翁”；宋哲宗元年间，因翰林院官署荣称“玉堂”，苏轼乃自号“玉堂仙”，“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12]；其壮年时，须髯络络飘飘，故而世人谑称其为“髯翁”，其晚年则苍颜白发，髯髯稀疏，这时又称之为“秃髯翁”；苏轼晚年谪居儋州，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当地人见他闲庭信步则笑谑称之为“笠屐翁”；而据洪迈《夷坚志・丙志》记载：“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苏轼一生或数典州郡，或管列六部，而因其在地方多有政绩，且每有佳作，人们也便多以其所在之地冠以姓氏相呼，于是便有苏徐州、苏密州、苏湖州、苏黄州、苏惠州之称，且因在这些地方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百姓也尊称其为“使君公”或“苏使君”；苏轼遇赦北归，途中曾得旨复朝奉职，提举成都玉局官，主要是负责管理成都的玉局、道观，故而世人称之为“玉局翁”，后又衍成“玉局老”。
在这些朴实无华但又蕴意深刻的号中，或名斋堂园塾，或托寄志趣，或流露隐意，或自我解嘲，而如此多的号中唯独“东坡居士”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比苏轼本人更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究其原因在此两方面：
四
相传李公麟在镇江金山画有一幅苏轼像，苏轼过此地，自题一首六言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苏轼贬居时期的十多年比之任职时期的三十多年，无疑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我们在这里，把苏轼的一生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以此为主干来叙述他的生平。”[15]而苏轼则独把其被贬居作为其最大的荣耀，作为第一站的黄州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福地。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被贬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却进入了丰收期。东坡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时年四十五岁。元丰七年三月被命迁汝州，四月离黄州，时年四十九岁，总计在黄州时间为五年又一个月，而在黄州时所作书牍有二百七十九篇。他的散文，以从前的政论、史论、哲学论文而转为主以随笔、小传、题跋、书简等文学性的散文为主，笔法极其灵活，耐人寻味；经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礼后，他的诗歌，也从以前富赡流丽、丰满生动的笔调，走向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感慨，构思也更见细密；他的词作，也由对人生感慨的抒写，进一步发展了“诗化”的趋向，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狂洒脱，亦有的婉约情深，可谓出神入化。如朱弁所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16]《东坡先生真赞》中黄庭坚云：“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銮坡，是亦东坡，非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鲸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22]“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为“臣”的东坡与为“人”的东坡本是同一个，作为人臣，自当禀守臣节，但更根本的是作为一个“人”，以人格而立于天地间，寓居于人世。所以，仕途中的东坡义无反顾地践履臣节，贬居中的东坡则进入更宽广的“人”的境界。“人”比“臣”大，是为“大节”。――有了这种人生顿悟，以壮浪的姿态活于三教内外，以“坡仙”的姿态游戏人间。
而苏轼成熟的人生态度和完整的文化性格也正式从“东坡居士”之号开始形成：狂、旷、谐、适。
“乌台诗案”促成了苏轼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切认识和体会到外部存在残酷而又琢磨不定的力量，使他的狂由抗世傲世转为保持对自我本真的追求。其词中有云：“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为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17]
元丰时被贬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随后，在元丰五年出现了一批名作：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纱溪》（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都共同抒写了悠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文化性格的稳固化。而“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此间但有荒江大山，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尔。”[13]之谐与狂、旷植根于同一性格之中，以解嘲来摆脱痛苦，以轻松来化解悲哀。
且此时在黄州的“东坡居士”亦开始实现人生向艺术人生的转化。他主张要从凡夫俗子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记承天寺夜游》在简练地写出月夜清景后：“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13]《临皋闲题》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书临皋亭》写出了江山主人的适意：“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人。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他的尽俗以成雅的人生态度，真正做到无往而不适。
“这一切，使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18]《坡突围》在经历了一场大的灾难，在经历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人情冷暖，在经历了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后，“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苏子瞻，而这个人生的转折点毫无疑问是在蕴涵着苏子瞻“东坡居士”号之真性情才开始的，而后苏轼甚喜用“东坡居士”一号也是和成就了为“人”之东坡的始发站有莫大关系的，可以说没有黄州的开始，也就没有今人所见的苏子瞻。且在黄州期间的颇多创作，“立言”以留后世，“东坡居士”之号也随之使人们更为熟悉。而也因“东坡居士”之盛名，“坡仙”这一衍生之号也流传下来，清人郑文焯在《东坡乐府》中评苏轼《水调歌头》之词，谓其“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刘熙载《艺概》里又说苏轼之词“具神仙出世之姿”，于是有人常誉称苏轼为“仙坡”。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云：“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世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是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百姓对苏轼“勇于任事”的感激，书生们对苏轼才华的钦慕，也就注定了苏子瞻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名人，而名人的效应在于，他的任何趣闻轶事都会影响深远。而在苏子瞻的轶事中，最有噱头的莫过于“东坡肉”的来历。
“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19]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名人效应再加上美食的影响，千百年来，仅仅是这样的轶事的传播，已经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宋以后中国百姓心中，无不有个东坡形象的存在。
五
“人生三不幸：年少登科者，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稿能文章者，三不幸也。”[20]虽不是针对坡有感而发，但东坡的一生在“为臣”的路上确实是坎坷不顺的，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士大夫，坡是“不幸的”。而经历过宦海沉浮的苏子瞻，却勇敢地承受了一个元大臣的命运，“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13]《杭州召还乞郡状》正如苏老泉对其“轼”及“子瞻”之意的期许；“也体认到人生创造的乐趣”，“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21]引苏轼语也正如“东坡居士”所蕴涵“寄寓”的狂、旷、谐、适。黄庭坚《跋东坡墨迹》[22]：“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23]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世人都给予东坡肯定与赞誉。相比于有着庄重名、字的“苏子瞻”，或许他更贴近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的“东坡居士”。
注释:
[1][宋]晁补之：《鸡肋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2][清]史梦兰辑，谷风主编：《辞书集成・异号类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3][宋]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4][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元]脱脱等撰：《宋史・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卢国龙：《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8][清]黄宗羲：《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9][宋]苏轼：《坡全集》，《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0][宋]洪迈著，[清]孙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宋]苏轼撰，[清]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5]王水照，朱刚著，匡亚明主编：《苏轼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宋]朱弁撰：《风月堂诗话》，《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7][宋]苏轼：《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8]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19]林语堂：《坡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外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21][宋]苏籀：《栾城遗言》，《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22][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