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5: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乡二元结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城乡就业；经济；统筹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01
一、城乡就业的沿革和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严格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用工单位招收的对象和劳动部门服务的主体都是城镇户口的人员，农民及其子女很难获得在城镇就业的机会。这种二元结构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成为城市产业大军，各种社会保险、工资福利待遇等也逐渐与城镇职工趋于一致，外来人口成为许多城市人口增长规模扩张的主要推动力量。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为26894万人，同比上年增加59.45%。而根据《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和麦肯锡研究院报告，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届时外来务工人口数量将达到城市人口总量的40%。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环境将会得到极大改善。
二、社会经济发展对统筹城乡就业的要求
自从1985年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之后，户口管理本身对于社会流动的约束已经大大减弱。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使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和公共设施与福利服务权，等等，逐步剥离，使各种基本权利在“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一视同仁，因为在这些权利上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剥夺，才真正是城乡分割的藩篱。 其中，就业权是其中最主要的。所以，打破城乡分割真正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就业问题上。
一般而言，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就业的增长。因为经济的发展扩大了社会的生产能力和财富的积累，也推动了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的发展，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范围扩大，从而引起社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三、统筹城乡就业的探索
（一） 完善就业服务制度。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失业登记制度和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取消对农民进城的就业限制，为农民就业和创业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政策咨询、事务等“一站式”和“一条龙”服务。
（二） 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为统筹城乡就业，各地先后成立了城乡劳动力就业服务机构，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再就业援助等于一体，为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再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规范、便捷的人本服务。
（三） 加强职业培训措施落实。要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大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利用现有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的力量，广泛开展针对性强、实用性广、多层次、多形式的“订单”培训。发展以成人技术学校为网络的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以就近就地办学的优势，开设切合实际的实用技术培训班，为当地农村劳动力培训必要的职业技能。对未能继续升学准备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普遍进行劳动预备制培训。
尽管我们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就业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仍面临一些难题：一是如何处理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与生产技术要求不断提高的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二是如何正确理解“统筹”就业与“统一”就业的概念，全面做好劳动就业工作。
为此，必须在政策制度上、工作方式上和指导思想上有所创新，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就业。
四、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就业的策略
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作，应积极在“统筹”上下功夫，打破城乡劳动力在就业领域、社会保障方面的诸多限制，要管，就一视同仁的管，要服务，就一视同仁的服务，真正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对待、凭技能就业的一体化就业机制。
要以“城乡一体，充分就业”为目标，坚持抓城镇就业与抓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举，有力地推动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的发展。
1.要坚持市场就业的方向，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加快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就业机制，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和全方位流动。围绕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开发和利用市场服务功能做“文章”，要做到“三个强化”：一是强化市场网络建设；二是强化技能培训功能；三是强化就业服务功能。
2.坚持城乡统筹就业方向，大力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始终是关系农民增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因此，要继续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在提高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二、三产业转移；鼓励城镇失业人员向农村的广阔领域转移；组织劳动力向本地区以外转移；组织劳动力较富裕的省、县（市）与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县（市）开展区域劳动力对口帮扶。
关键词：政府融资 城乡二元结构 居民消费
问题的提出
政府究竟该在市场经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一直以来是学者们悉心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同时也事关各国经济的发展实践，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传统的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不论是征收税收还是发行新债为财政融资，其对消费的影响是等价的，因此政府的具体融资方式并不重要。在全球经济亟待复苏的背景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表现在如果政府融资方式不重要，那么征税可能降低消费，从而阻碍经济复苏进程，而发行新债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人们反而将自身持有的政府债务看作净财富，促进消费。因此学者们需要在新经济环境下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政府传统的融资手段有两种：发行债务和征收税收。虽然这两种手段的融资能力相同，但是它们本身所内涵的经济特性则可能会产生财政融资外的一系列经济连锁反应。这两种方式是否等价从来是经济学争论的一个话题。
1817年，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政府无论选用一次性总付税（lump-sum tax），还是发行公债，来为政府筹措资金，均不会影响消费和投资，即发债政策不会产生实际经济效应。理性人会预期到现期债务相当于未来税收增加，并不存在实际的财富效应，于是不会改变当期消费，从而产出不会改变。因此在理之下，政府无论采取发债还是改变税负的行为，效果都是一样的。Barro（1974）将李嘉图的这种论述称为“李嘉图等价定理”，使其成为现代经济学中重要的思想。在实证研究的发展中，学者们常用的是基于持久收入或者生命周期理论来设立消费函数的研究思路，但就消费函数究竟包含哪些变量存在争议。一些基本影响消费函数的变量得到了学者们普遍认同，比如个人收入、私人财富、政府支出、边际税率、税收，政府债务等。
我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债务以每年超万亿的速度增加，虽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债务危机，可是也需要审慎思考相应的经济问题。从现实出发，我国存在着一种其他发达国家所无需考虑的经济现状—城乡二元结构。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在许多方面具有明显且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在面对同样的经济变化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会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需要考虑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政府融资方式影响。这样的研究对政府行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也关系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
本文从现实出发，研究城乡二元结构下政府不同融资方式的经济影响。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进展，注意处理传统研究中的计量分析问题，以期能得到更准确的分析结果。文章结论认为政府的融资方式对城市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显示出不同的影响。
理论模型
本文选用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作为理论基础，选择以消费函数为基础的直接验证方法。根据Theil（1958）、Ando and Modigliani（1963）、Modigliani（1986）、Bailey（1962，1971）以及Kormendi（1983）的思想，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社会当期的总消费应该包括个体私人消费和政府部门的消费两部分：
TC=PC+GC=α1`Yt+α2`Wt-1 （1）
将政府消费GC移项可得：
PC=α1`Yt+α2`Wt-1-GC （2）
Yt就是社会当期所有可用资源的总收入，Wt-1为总净财富，TC是社会当期总消费，PC是当期个体私人消费，GC是当期政府部门消费。
那么如何将政府的财政政策包含进消费函数呢？根据Kormendi（1983）和Seater（1993）提出的方式，可以表达为：
PC=α1Yt+α2Wt-1-GC+α3Tax+α4TR （3）
社会总财富W可以分解为私人财富WP和政府财富WG。完整准确的度量政府财富是困难的，在此可以将政府债务看作是政府财富的代表，从而政府债务也进入了消费函数。这里出现的一个疑问是，私人财富WP和政府债务的边际效应相同吗？鉴于政府债务并不能准确衡量政府财富，并且Seater（1993）也指出政府的行为变量都有其独立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则最终消费函数形式修正如下：
PCt=α1Yt+α2Wpt-1-GC+α3Taxt+α4TRt+α5Debtt （4）
加入李嘉图等价成立，政府的债税转换其实并不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本文最重要的假说是：α3=α4=α5=0 即政府融资方式不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出发，建立了私人消费函数方程，并将政府行为变量纳入方程，给出了可以检验的假说，最终给出了计量回归模型（4），以下计量分析均以模型（4）为基础。
数据与结果
（一）数据的来源和变量测量
本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在关于政府融资方式的实证研究中，数据的度量是很重要的问题，许多研究结果大相径庭的原因就在于采取了不同数据度量方法。在本文中，所有数据均经过历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以1978年为基期。本文中计量模型中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二）回归结果
1.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的是1978-2011年全国样本时间序列数据。首先对回归中涉及的原始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观察数据的平稳性。文中的ADF检验均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因为原始数据的散点图显露出这样的形式。结果如表2所示。
可以看到，所有数据的ADF统计量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能拒绝数据不平稳的原假设，所以原始数据都是序列不平稳的，需要进行差分。
当原始数据不平稳时，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的ADF统计量均小于10%的临界值，麦金农P值也较小，所以可以拒绝原假设，一阶差分后所有数据平稳，可以用作回归使用。
2.回归结果分析。首先仍旧是要分别做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均为一阶差分平稳。然后根据回归模型（4）式分别做关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再进行政府债务、税收总额以及转移支付三个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如果详细分析回归结果会发现，城乡居民有相异点也有共同点。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都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但是收入的边际效应有细微差别。城乡居民还有一个共同点是税收都对各自的消费有负效应，并且这种负效应在1%的显著水平下仍旧显著。
最大的不同也就是本文的研究主旨所在。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三个政府行为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通过了测试，拒绝了原假设，并且债务和税收变量的t值分别是统计上显著的。但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政府行为并没有起到显著效应，总消费主要依据的还是当期收入。除收入外，其他因素并不能有效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
政府购买性支出在城村样本间也存在着不同效应。在城市范围内，政府购买性支出会显著地降低居民消费量，在农村范围内，虽然也是这样的反向作用，但是其影响不算是统计上显著的。Kormendi（1990）指出，政府购买性支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程度有如下的规律：当政府消费用于能和私人消费形成互补的物品和服务上时，政府消费应该对私人消费没有或者存在正效应；当政府消费用于替代私人消费的物品和服务上时，政府消费对私人消费应该有负效应。本文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政府的这种消费行为都具有了负效应。
那么为何政府融资方式会在城乡间存在如此显著的消费影响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居民会更深刻地受传统储蓄、消费文化影响，在各种（甚至包括子女生计）经济问题等方面，甚至比城市居民想得更长久更细致，因而可能将政府行为的影响纳入更长的消费计划期界内（相比于城市居民），债税转换就丧失了等价性。
另一种解释是，政府行为（包括推出的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惠及范围都在城乡间具有显著差异，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政府和居民间不同的互动关系。无论从购买国债、税负变动、接受转移支付的额度和方向还是公共品的提供，城市居民都比农村居民更有优势，从而所受影响更大。2008年全国财政支出62592.68亿元，用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为430亿，只占0.69%。这样水准的转移支付并没有达到使农民提高消费意愿的水平，也就不会影响消费。
虽然我国居民都具有短视性消费的特点，但是很可能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有更长的计划期界（这需要更严谨审慎的研究），且中央财政对农村的扶持力度远远弱于城市，因此政府行为不对农村有显著影响继而李嘉图等价成立是可以理解的。
结论
本文使用1978-2011年数据对政府不同融资方式的消费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考虑并处理了数据不平稳性之后，在全国样本中，政府债务、税收总额以及转移支付并没有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且在居民消费和这些政府行为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在考虑了城乡二元结构后，在农村居民样本中，这三个变量仍旧保持了无显著影响的表现。但是，城镇居民样本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政府债务，税收以及转移支付甚至包括政府支出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居民最终消费水平。
也就是说，政府不同的融资方式，无论是发债还是征税对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依据仍旧是自身收入水平。政府债务对于农村居民并没有显示出财富效应。而城镇居民会根据政府发债、征税方式、征税时间等因素的差别，会主动调整、改变自身最优消费路径。这对于我国财政政策的制订是有指导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孙焓炜，邱珊珊.李嘉图等价定理中国适用性的实证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5（6）
关键词：二元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建议
一、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
二元分割，又可称为城乡差别或二元社会结构，我国在社会结构上实行城市/乡村二元分割的概括表达。它包括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障、婚姻、征兵等10余种制度，成为判断农民与市民阶层的依据。
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一部分现代化城市与广阔的传统农村并存，一部分现代工业与大量的落后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的企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和贫困地区并存。在这种“多重二元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的根本国情。其特色表现为：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存在两种身份制；城市和农村形成互相独立的两大经济板块；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城乡两大工业系统；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城乡差别有扩大趋势。
二、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发展平衡情况的一个重要表现，接下来，我们将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来源差距、区域问城乡收入差距三个角度来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据相关统计数据，2000年之后，我国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4的警戒水平上，尤其2005到2010年的六年时间里，更是均保持在0.48的高位警戒线之上。我国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水平较为合理，但总体基尼系数过高，可见，城乡差距仍然是我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以我的家乡福建省为例，据中商情报网2015年4月17日报道，2014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2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5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的2.4倍，城乡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显著。
（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本文中，我们用城乡人均收入比率来衡量我国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从表1可以看出，1978-1985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下降趋势，该阶段我国实行，经济改革中心从城镇转移到农村，农村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物质生活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1985-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城呈现上升趋势，该阶段我国加快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经济改革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及居民收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1994-1998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下降趋势，该阶段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整体提高。
1998-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上升势，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2010-2014年差距有所下降，我国采取措施努力缩小收入差距，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但就总体而言，自1978-201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差距呈扩大趋势，但该差距的变化幅度城乡下降趋势。由此，我们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大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但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有所改善。
（二）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
从表2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大。东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小，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基本上大于东部地区。但自2005年至2014年，各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现下降趋势。暂不论东北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区域的收入差距情况大致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相符，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三、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二元户籍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1992年，国家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此后不断致力于实现“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的改革目标。目前，我国还处于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向居民统一户籍登记管理制度转变的过渡阶段，各项政策的具体落实还需要经过时间与实践的检验，中国长期以来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产生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
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流动受到阻碍，城市与农村割裂开来，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更多地向城市倾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成为了区分居民身份的重要标志，由此带来了因身份不同而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的各种不平等问题，城乡资源配置不合理，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教育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农村，工资水平亦是如此，然而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劳动就业市场割裂开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自然不断拉大。二元户籍制度是我国二元结构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改革二元户籍制度是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举措。
（二）二元教育体系不利于长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教育是影响中国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二元教育体系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等，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城乡义务教育政策不统一，城市拥有更先进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更优质的教师资源、更广阔的的教育筹资渠道，而在农村许多地区，仅有小学和初中学校，高中学校及高等院校基本上都在城市，不少农村地区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所需的资源提供都存在问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劳动力素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拉大。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蔡P提到，（从教育人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2013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流动儿童达1200余万人，留守儿童达2100余万人，入学问题和教育质量问题都亟待解决。而在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户籍问题、学籍问题等都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改变城乡二元教育体系，城乡的收入差距才能在长期不断缩小。
（三）二元劳动就业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存在较大的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社会保障等都很难解决。实际上，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就业市场是割裂开来的，普遍而言，城市劳动力比农村劳动力拥有更高的技能水平、受教育水平及工资水平，城乡劳动力市场难以自由流动，就业技能、就业知识、技术等难以沟通，城乡劳动力素质差距不断扩大，自然导致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尽管农民工进城能获得相较于农村较高的收入水平，然而由于劳动力素质、身份歧视等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从事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收入水平上升空间及职位晋升空间较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与城市居民一样获得长期较高水平的工资收入，然而暂时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又需要负担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成本，再综合考虑通货膨胀、税费负担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收入能提高多少呢？中国的工业发展很大程度是以牺牲农业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同时农民工也是中国工业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而农民工真正从中获得了多大利益呢？二元户籍制度下的二元劳动就业制度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四）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加剧了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社会保障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之一，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而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必然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城镇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住房保障等不断完善，社会保险覆盖率达90%以上。相较城镇，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尚有很大的完善空间，除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以外，农村其他保险项目仍处于缺失状态。就医疗保险支出而言，2014年，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133.6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基金支出仅2890.4亿元，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了城乡社保基金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
社会保障制度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之一，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格局，而我国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很好地发挥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反倒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农民缺少社会保障使得农民拥有较高的边际储蓄倾向，为了医疗及养老的需要，农民更倾向于将收入储蓄起来，这样以来，农民的投资意愿不强，农村的投资建设便很难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水平也很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将不断拉大。
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议
（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促进劳动力转移流动化
城镇化进程中，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同时伴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一结构性变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应该关注农民与农村的发展，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整体水平提高，实现社会共同富裕。若中国全面完成新型城镇化建设，原先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割裂状态将逐步被打破，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能够自由流动，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然而，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切不可急于求成，出现“被城镇化”的现象，这样，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才能有所改善，城乡间的差距才会真正缩小。
（二）加快农业工业化及现代化进程，创造农业“新常态”
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限制了农村必然形成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而如何发展好农村的第一产业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1978年我国在适应当时实际情况下实行了，“包干到户，包a到户”，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解放了劳动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我们需要变革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如今，以土地承包权颁证确权和土地合法流转为核心催生的农业新常态使以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对传统的农业生产进行改造成为可能。农业应该真正享受工业化成果，运用工业生产成果，如先进的生产设备、先进的经营方式等促进农业工业化，农业更多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发展起来，运用现代化发展理念，农业与生态协调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农业也应该创造自己的“新常态”，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向更加先进的方向转变，促使农村更多依靠自身的力量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探求自我发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7%，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状况下，即人口年龄的老化程度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相对年轻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乡消费差距也还十分明显。
如图1所示，200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虽然这一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所缓解，但是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50%以下的水平，这与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65%的居民消费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6674元，而农村居民仅为5908元。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家庭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移，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反而出现的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并且我国城镇和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倒置情况还很严重，这对于居民的养老与城乡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乡老龄化水平的不同是否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消费者会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该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力求得出老龄化与消费或储蓄之间的关系。Leff（1969）对1964年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然而，随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则对leff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认为老龄化是我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舒尔茨（2005）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52-1992年间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回归的方法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认为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是很微弱的。国内学者方面，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并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影响，并且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考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于潇、孙猛（2012）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改变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来实现的，但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会对总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毛中根、孙武福、洪涛（2013）通过对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认为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但事实上，城乡老龄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现象。因此，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12年的城镇和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怎样的影响，并从城乡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消费行为以及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上述结论。
城乡二元经济下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且抽样数据的波动性很大，个别年份还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这严重影响整体数据的稳定性，因此笔者剔除了该地区的数据。
在这里，模型的建立相对简单，只考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的关系，没有考虑财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模型的重点在于研究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的数据包括城乡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以及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和支出。数据处理上，为了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这两个变量相匹配，笔者将各地区城市及镇两个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镇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少年抚养比。该模型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已扣除价格因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体现城乡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建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特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述为：
（1）
（2）
这里，式（1）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式（2）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经济区域，t表示时间，cons表示实际人均消费，old表示老年抚养比，young 表示少年抚养比，ln（income） 表示实际收入的对数值，对实际收入取对数的意义在于表示实际收入对实际消费支出的弹性，即衡量实际收入变化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实际消费量将会变化百分之几，从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差异。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消费水平，用来衡量棘轮效应的大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城镇和农村的方程构造和经济学意义相同。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参数的估计选择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在文献中，一般将他们二人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称为标准一阶差分GMM估计。本文利用STATA12进行具体估计。
（三）实证结果
2000-2012年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负相关，并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老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会减少21.49元。而老龄化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少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城镇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高22.09元，农村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15.11元。城乡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很显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加2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长10.49元。此外，城镇和农村居民都会受到上一期和上两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
城乡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城镇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镇居民退休之后，收入减少，老人们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来养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较节俭，这会减少他们对自身的消费支出。第二，城镇地区生活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送动机。在我国，老人们的代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消费比较克制，但是对后代则比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老年人们会自觉减少自己的消费，而主动将储蓄赠予后代。第三，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少子化成为我国家庭目前面临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对于城镇地区的老年来说，少子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为老年时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种投资。但子女数量的减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为预防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仅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一方面受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会一部分地补偿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补偿消费心理比较强，一些年轻时没有体验和享受到的事物，他们希望可以在夕阳阶段得到补偿。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消费水平的提高。
其次，与城镇不同，农村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来源与城镇不同，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并且一些身体强健的老年还可以继续劳动。表2显示了2012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农村地区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再劳动，收入减少，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农村地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还要依靠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且家庭成员对老年人不同的赡养方式也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农村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子女相对较多，这对老人的赡养也更为有利。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城市平均家庭规模为2.73人/户，这一指标，镇为3.09人/户，而农村则为3.19人/户。另外，由于农村地区的消费物资相对城市较为匮乏，尤其在医疗保健、老年文化娱乐等方面，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正负关系不明显。
再次，实证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城乡的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都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数量的减少，加上预防性动机的增强，这些都会减少居民消费水平。结论中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影响的绝数值并不相同，城镇是农村的近三倍，并且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消费水平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老龄化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及全社会的消费预期。在我国，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养老支出。而目前，我国老龄化还表现为老龄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以及高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三大特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200万，这将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以及行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更会增加年轻子女的家庭负担。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老人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同时，由于老龄化、高龄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10年间增加了3.43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长远的打算。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居民也会自觉增加储蓄，从而减少当期消费。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老龄化与消费水平的计量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城镇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老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无显著关联性。
第二，城乡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并且城乡居民都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要在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当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乡养老金的并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
第二，应该促进城乡在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均等化，这包括基础医疗保健、社区养老设施、老年文娱活动等方面，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大连市；城乡差异；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17-02
一、研究区域概况
大连市位于中国东北辽东半岛最南端，西北濒临渤海，东南面向黄海，是中国的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全国5个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之一，也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辽宁省的一个重要沿海港口城市，省内第二大城市，中国东北主要的对外门户，也是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2011年全国两会，大连被国家定位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龙头及国家级战略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的核心城市。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十一位，金融竞争力全国第八，东北第一。[1]
二、大连市城乡差异分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大连市2001～2011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出城乡居民收入比率和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如图所示：2001～2005年，大连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比率曲折上升，由1.9：1扩大到2.03：1，略微扩大，此时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由16%上升到19%，上升了3个百分点，这说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差别减小，城乡二元性有减弱的趋势。而2005～2010年，大连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比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5年的2.03：1缩小到2010年的1.73：1，但在此期间，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变化幅度并不大，且到2009年以后有下降的趋势，又回到了2005年的19%，这说明城乡二元性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比率的减小并没有减弱。2011年，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又上升到20%，说明大连市开始注意调整策略，以缩小城乡差距。由此可推算，大连市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却没有呈现出与之同步的减弱趋势，长期下去，二元结构必将会影响到大连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三、大连市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分析
（一）城乡一体化衡量指标
目前学者对一个地区的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测量研究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指标体系，根据侯刘起、胡宝清等学者[2]对中国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进展的研究，可以得出，目前常见的指标大约68项，其中应用频率最多的是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比率、城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城市化率。城乡二元结构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所以本文也将能反映城乡二元结构强弱的指标，即二元对比系数纳入指标范围。根据随佳佳、王铁岗和张静[3-5]等学者对不同城市和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的研究，本文也采取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作为衡量指标。
4.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E）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59%为贫穷；51%～58%为温饱；41%～50%为小康；31%～40%属于富裕；30%以下为极其富裕。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反映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异，体现了社会一体化的程度，其值越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越小，反之则越大。[5]
E=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二）大连市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分析
根据相关学者对城乡一体化的研究成果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各指标的运行状态分为五个级别，[8-9]具体见表1。选取大连市2001～2011年的相关指标，对大连市城乡一体化的程度进行测量分析，结果见表2。
基于指标的大连市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分析，综合以上各年份指标的测算结果，可以判断目前大连市城乡二元结构较明显，处于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的后期。具体分析如下：
1.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I）：2003～2005年大连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处于城市化发展缓慢、二元结构状态，其他年份都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前期。2011年，大连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为58.5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276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421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1.71：1。
2.城市化水平（U）：2001～2011年大连市城市化水平都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后期，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2011年大连市城市化水平为62.48%，年末总人口为588.5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367.7万人。
3.二元对比系数（R）：2001～2011年的二元对比系数结果都显示大连市城市化发展缓慢，处于二元结构状态。2011年大连市二元对比系数为20%，生产总值为6150.1亿元，其中农业部门产值为395.7亿元，非农业部门产值为5754.4亿元。从业人员为252.6万人，其中农业部门从业人员为63.5万人，非农业部门从业人员为189.1万人。
4.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E）：近11年间大连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变化很大，其中2001～2002年和2004年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后期，2003年和2008年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前期。2006年出现负值，2005年、2007年、2009～2011年间都处于城乡一体化基本完成阶段。2011年大连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为4.3%，其中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1.3%。
5.人均GDP：2001～2003年大连市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前期，2004～2008年大连市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后期，2009～2011年处于城乡一体化基本完成阶段。
综合判断，大连市城乡二元结构仍较明显，大连市城乡一体化水平处于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的中后期。
四、推进大连市城乡一体化的战略与措施
（一）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
大连市应以工业化为主导，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城市化为支撑，[10]逐步壮大农村经济，强化城乡产业之间的协作和联系，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
（二）合理规划，优化城乡空间结构
目前大连“一个中心，三个集聚区”的主体框架已经确立，[11]今后要立足于大连的经济水平、农村现状和区域特点，制定城乡一体化空间发展的战略规划，推进城市功能的延伸和完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进程。
（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优化资源配置
强化城乡设施的衔接、互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智力支持，要把农村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有机整体，统一布局、协调发展。
（四）城乡统筹，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服务方面欠账太多，目前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仍有较大差距，[12]特别是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应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
（五）保护环境，注重城乡生态环境建设
加大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快形成资源开发和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的环境评价和环境准入制度。[13]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大连调查队.大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1）[R].大连市统计局.
[2] 侯刘起，胡宝清，李 帅，李翠凤.中国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9（1）.
[3] 随佳佳，张 铎.北部湾经济区城乡一体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实证分析，2011（3）.
[4] 王铁岗.于城乡差异的韶关市城乡一体化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2（6）.
[5] 张 静，骆高远.东莞市城乡差异及城乡一体化分析[J].区域经济，2012（2）.
[6] 肖良武.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及特性分析[J].管理学刊，2011（8）.
[7] 吴先华，王志燕，雷 刚.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评价——以山东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0（4）.
[8] 刘伯霞.甘肃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及其与全国的差距分析[J].区域经济，2006（5）.
[9] 程淑红.县域城乡一体化规划研究——以皋兰县为例[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
[10] 于洪平.大连全域城市化的内涵及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1] 于洪平.大连全域城市化的内涵及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釜底抽薪，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破题。要把影响城乡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作为改革重点、率先突破。改革城乡户籍制度，重在改革户籍制度后面的城乡不平等待遇；改革城乡二元投入体制，建立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的投入机制；改革城乡二元环境治理、保护体制，建立城乡统筹的环境保护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
进入21世纪，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在工业化加速升级、城镇化加快发展、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带动下，产业快速升级，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农民阶层快速分工、分化。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快速变迁，既面临着实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协调、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解决“三农”问题难度加大的严峻挑战。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和机制要求紧迫。不失时机地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为加快区域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动力，已成为各地必然的选择和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跳出就“三农”来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路，把“三农”问题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全局上来统筹和解决，从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内在联系上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促进工业化、城市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决定了工业和城市必须对其补贴、支持。但是，一方面农业和农村不只是单向的、被动的接受补贴，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与工农互促、城乡共荣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相互推移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成功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对“三大件”的消费需求扩大，带动了轻工业、重工业，乃至整个城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农业支持工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非常生动的发展局面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另一方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城市的发展不能离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但是城市发展起来以后不可能自然地去反哺农业；也不能通过削弱城市、“平调”工业来带动农村，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 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打破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相隔离，城市城镇化与农村城镇化不相连接的格局，通过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与工农互促、城乡共荣之间形成相互推移的良性循环。
破解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城乡“二元结构”既抑制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反过来又使城市发展落后，“三农”问题缺乏解决基础，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而农业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所遗留的，以及体制转型中新出现、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釜底抽薪，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破题。要把影响城乡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作为改革重点、率先突破。改革城乡户籍制度，重在改革户籍制度后面的城乡不平等待遇；改革城乡二元投入体制，建立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的投入机制：改革城乡二元环境治理、保护体制，建立城乡统筹的环境保护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
统筹城乡改革要注意选择合理的路径和策略，不搞孤军独进，综合配套推进。治标与治本结合，既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更注重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既注意改革政策的科学性，又注意改革政策的配套性：既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也注意探索分阶段、有步骤的过渡性的形式和制度安排，从而保证统筹城乡的改革全面深入推进。
链接：
2008年初，施行了17年的《城市规划法》“升级”为《城乡规划法》。这部法律的最大亮点，就是城乡规划纳入一体化管理。在经过成都、重庆等城市长达5年的城乡统筹实验之后，全国城乡一体化规划时代正式开始。
2008年最后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会议强调，加快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对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肩负改革探索重任的中国“新特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统筹城乡改革与发展受到广泛关注。
一、地域社会研究的勃兴
事实上，这种“城市—乡村”二元模式划分在发轫之初，便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因为在工业社会凯歌行进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乡村，乡村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直接冲击作用的结果。乡村问题只有放到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才能获得理解。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之所以没有受到强力质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城市和乡村大体存在着比较清晰的界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演进，首先是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城市、农村的界限逐渐走向模糊的发展趋向，作为现代性活动拓展的最重要空间，城市急剧扩张，乡村世界则迅速走向萎缩，出现了“村落终结”问题。在上述背景下，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逐渐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发展态势。上述趋势不仅使农村社会学的存在遭到质疑，同时城市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也成为疑问。这种发展态势最终导致了超乎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之上的地域社会研究的诞生。学界通常将地域社会学视为“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主要是指超越都市和农村的界限，将其纳入总体视野，以研究地域社会的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学问。学界也时常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看作是地域社会学的下位概念，而将地域社会学界定为二者的总称。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域社会学可以简单地还原为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①与以城乡二元为研究分析框架不同，从地域社会视角审视现代社会，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发现。在地域社会研究的视域下，城市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性的存在，而是由都心内城、郊区、城乡结合部等若干具有不同特征的地域社会构成。而乡村也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空间，而是由过疏化乡村、城郊农村、山区农村、渔村等构成。
二、城乡结合部的地域社会样态
依照城市化类型之差异，其城乡结合部所表现出来的存在样态也有所不同:在那些业已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发达国家里，因城乡界限相对模糊，基本上已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城乡结合部。但对于像中国这样长期处于城乡分治状态下的发展中国家，其快速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比较复杂的社会变动。在迄今的研究中，学界多从“问题取向”入手，将城乡结合部看作是城市的灰色地带而展开批评。或从城市扩张的角度将其视为是待开发的理想处所。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城乡结合部似乎又是一个外化于典型城市和乡村的存在。从社会构成要素的角度看，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城市和乡村结合与交错的地带，城市因素与乡村要素并存，单纯地运用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都很难洞悉其复杂的社会构造。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样态，城乡结合部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关系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都与一般意义上的城乡社会不同，具有鲜明的特色。故我们应将城乡结合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地域社会样态，对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展开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一)社会关系的“二元区隔”与城市社区和农村村落相比，城乡结合部的居民构成非常复杂，导致其实体社会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样态，具有典型的“社群区隔”特征。这里说的“社群区隔”，主要是指本村居民和外来的非定居移民之间所存在的区隔现象，主要表现在:(1)“身体在场，关系不在场”:主要指那些外来的非定居移民虽然居住在城乡结合部，但他们在这里只是匆匆的过客，没有密切的社会关系，没有进入到这里现实的社会生活，在这里他们仅仅是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栖身之地。(2)“身体在场，利益不在场”:城乡结合部村集体所有的福利分配都是以原住村民为对象，而外来的非定居移民作为“外来者”，不属于村落成员，因此他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利益分配权。如有的村子里面有福利，孩子参加高考，考上大学后，村里面会奖励数千元的奖金，但对于外来的非定居移民来说，无论你的孩子考到哪里，村委会都不会奖励。(3)“身体在场，参与权不在场”:近年来，随着城乡间人口流动的加剧，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基层选举资格的界定有了新的修改，将非定居性移民有条件地纳入选民登记的范围之内，明确了非定居性移民具有选举权的规定。但事实上，由于这些非定居性移民的基本社会关系和经济利益不在场，其社区的参与权也被不同程度地轻视或削弱，自己本身也缺乏参与的积极性。(4)“身体在场，保障权不在场”:现在很多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的福祉基本上是以户籍为依据来实施的，而这些外来人口的户籍都在农村，因此，他们在这里无法享受到国家给与城乡居民的那些基本福利保障。而本村村民的社会关系情形则完全相反。他们虽然大多在城里买了房子，已不在城乡结合部居住，但其关系形态却是:“身体不在场，关系在场”、“身体不在场，利益在场“、“身体不在场，权益在场”、“身体不在场，参与权在场”，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特征。②通过上面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城乡结合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乡社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样态。在这里，人的身体、关系、权利、组织归属与国家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位现象。借助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解释很多城乡结合部的问题和困境，如为什么城乡结合部的生活环境恶劣而又难于治理，其重要原因在于那里实际居住的居民已没有实体性的社会关系的存在，自然不会产生责任感和地域归属感。
(二)“二元结构”的双重性从结构视角审视城乡结合部，我们会发现，这里存在着双重的“二元结构”。首先是“城乡二元结构”。众所周知，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其完成民族独立、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社会长期存在着城乡分立的“二元结构”，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所谓二元结构，一般说来就是“把城市社会作为一元，农村社会作为另一元的城乡分割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二元结构”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政策体系支撑起来的。主要包括户籍制度、住宅福利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供给制度、燃料供应制度、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保、婚姻、征兵等十余种制度。正是通过上述这些具体的“制度区隔”，城乡不同世界才得以成立。在乡村世界，上述各种在城市单位中盛行的制度却几乎完全失灵。现实中正是通过上述这些制度，划分了农民与城市市民的身份区别，形成了鸿沟为界的城乡世界。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结构”开始走向消解，但并未真正“终结”，而是以新的形态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消解二元结构，但我们却不能直接由“城乡二元结构”走向“一元”，而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转化过渡期。这或许是我们当下提出“城镇化”而未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城市化”概念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城市内部二元结构”。近年来，学术界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时，提出了“城市内部二元结构”概念，认为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命题已不足以解释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复杂性，因为伴随着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社会内部出现了以“城里人”和“农民工”为主体的两大人群，前者完全被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所覆盖，而后者则是完全被排斥于体系之外的。故“我们过去经常讲二元结构，但那时候更多讲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今天最突出的二元结构矛盾是城乡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①。而且，“由于利益格局的确立，城市仍然没有摆脱依赖于从农村剥夺资源，来维持城市公共福利的积累和企业成本降低的局面。原来简单明了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被行政区的公共福利利益格局多元化了，因此要改革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90年代凸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范畴”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城里人”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并不是均质地分布于城市之中，而是集中居住在城乡结合部。故理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必须从城乡结合部的研究入手。
(三)瓦片经济与空间错乱众所周知，城乡结合部是从传统的城郊村落转化而来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启动之前，城郊村落的宏观空间布局和居住空间结构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并无明显差异。但伴随着快速城市化的启动和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走向消解。大量农村务工人员落脚城郊，导致城乡结合部村落居住空间发生畸变。城乡结合部的居民纷纷将自己的住房改建扩充，搞起了“瓦片经济”。大量私搭乱建简易房，使得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呈现出空前的乱象。昔日一户典型的农家大院可扩建为十几户甚至几十户简易住房，“若从高空往下俯视，在栉比鳞次和低矮杂乱的巨大反差中，这些住宅群落犹如乐谱中一个个不和谐的音符散落在大都市的画面上，奏出一曲曲失调与刺耳的乐章。若穿过标注化的城市街巷进入城中村，头脑中立刻会冒出恍如隔世的时空错乱之感，你很难相信自己居然还是置身于一个大都市内。”③因同时期城市扩张而建立的商品房住宅区和一些经济开发区建立的厂房也拔地而起，形成了一道集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特色景观。此外，从目前的情况看，城乡结合部在中国的存在还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但在快速城市化推动下，其空间存在形态是移动的，即随着城市的扩张的不断地向外拓展。
(四)管理体制的二元性城乡结合部居住人口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导致其管理体制带有极强的“二元性”，制约着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工作的展开和运行。以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管理为例，其二元管理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为:“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和服务于北京的非农业户籍居民，乡镇政府负责管理和服务于北京农业户籍村民。在城乡各自封闭的管理系统中，街道、乡镇履行着对自管人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受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结构的制约，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实行相应的‘双轨制’:基层城乡公共管理经费的来源不同: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有公共财政作支撑，公共物品付费实行专款专用;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的公共管理费用主要取自农民剩余劳动的积累和集体土地的增值，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④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复杂的管理格局，主要是因为:(1)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挖出一道深深的堑壕，难以在短时间内填平;(2)快速城市化进程与传统体制、政策变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3)资源汲取机制传统惯性的影响。计划时期，我国城乡社会的资源配给存在着城乡不同系统分属政府不同职能部门。这一不同系统的存在，给基层组织获得资源提供了一定的缝隙。如新时期，村落一方面通过完成村改居，从区、街等城市管理部门获得资源;另一方面，仍然通过村委会的身份，在农业局、农委等农口系统获得资源。这或许是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的二元性长期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在研究中我们将城乡结合部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社会样态展开分析，对于深化城乡结合部研究的理解和认识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建构自人类社会步入工业化、城市化时代起，城乡关系便成为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关系体系。百余年前，在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著名城市学家霍华德曾提出“田园城市”的发展模式，认为“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都不能全面反映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图。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两块磁铁必须合二为一。正如男人和女人互通才智一样，城市和乡村亦应如此。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①。应该说，霍氏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型的设计。在现实中，真实的城乡之间的作用是不均衡的，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城市文明毫无疑问地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城乡结合部便是城乡交互作用的最为重要的空间，故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城乡关系的实质及问题。一般说来，城乡结合部实际上是作为“城”与“乡”交互作用的空间而存在的。从中国的情况看，既然城乡二元结构是建国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形成的，那么，其走向消解也必定要经历一个转换的过程。由“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的演化逻辑，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双向互动”过程。而从空间上看，城乡结合部是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存在着一套复杂的作用机制。诚如空间理论研究大师列斐伏尔所言:人类文明变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空间”的重组过程，“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既然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产生”②。总之，从理论上对城乡结合部空间的生产机制进行提炼概括，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城乡关系的复杂形态及作用机制。
(二)城乡结合部与快速城镇化的推进城乡结合部问题的凸显，还与当下正在展开的快速城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晚期以来，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社会剧烈变迁引发出一些值得特殊关注的社会景观。近来，社会各界围绕着城镇化问题展开热议，并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人们普遍认为城镇化是新时期中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消解社会矛盾，进一步推进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最主要途径。城镇化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但在具体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论。其中最具核心意义的追问是:“什么是城镇化?”、“谁的城市化?”上述争论直接导致各级政府在城镇化实践过程中，往往陷于手足无措的迷失状态。故我们只有对城镇化内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一个较为清楚的理解认识，才能付诸理性的行动。从表面上看，所谓城镇化主要是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不断降低，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从深层次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城镇化理解为人口由乡村流向城市以及工业要素在更广的范围内的空前扩散，而应将此进程看作是一个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变的系统性工程，一个由“不均衡”转向“均衡发展”的社会。城镇化需要拓展城市规模，亦应有大量的人口流动，但不是单纯的“造城”，也不是简单的“驱民入城”。与建国初期相比，转型期的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所谓城镇化已远远不是简单的“空间变迁”和一般意义的“关系变动”，也不是农民群体单一的“去农为工”，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总体变迁过程，其中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
关键词: 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一体化 对策
一、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表现
1.1不平等的城乡社会保障权益
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平等,首先体现在制度上的不平等,如不平等的户籍制度,成为入托、入学、就业、社保等城乡有别的法理依据,一些部门甚至启动与城乡二元结构、居住地强行挂钩的利益寻租,借此乱收费,谋取私利;其二则是法理不平等,例如农民缺乏享有按人数选举人大代表人数,在人大代表中真正平民百姓比农村官员要少。
1.2逐渐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城市的发展往往是从农村进行原始积累的,从农民手里以很低的费用甚至无偿得到土地开发,加之中国特色的以农支工、以农村支援城市,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当今的中国城市越来越富裕,而农村则越来越贫穷,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云南省为例,云南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倍,且有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0年是3.21倍,2003 年是4.4倍,2006 年上升到4.8倍。
1.3相对较低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美国每个农业工人拥有的机械设备达1.5万美元,法国和德国的每个农业工人拥有的固定农业资产也达2 000多美元,日本的农业工人拥有的农业固定资产达1500多美元,而我国农民平均每百亩耕地拥有拖拉机0.77 台, 配套农机具1.88部, 每百户拥有拖拉机6.1台, 我国农业机械化投入不足, 农机品种、质量、作业项目和机械化服务明显落后。
二、 统筹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2.1有利于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使城乡之间的资金、人才、土地等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有助于促进城乡产业发展的合理布局，使一部分农民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上就业，成为城镇居民，减少了农村人口；与此同时，农村土地资源也可以相对集中，改变目前土地经营分散的状况，提高农业生产率，为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发展创造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2.2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推进城乡社会的全面进步
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也可以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收入。此外，推进城乡一体化一方面可以统筹安排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投入，使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医疗保健和文化生活等方面条件更加平等。
2.3有利于大力维护生态环境，促进城乡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
推进城乡一体化可以使城乡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得到统筹考虑，避免城乡保护不一致、不同步的问题。同时，通过依托县城和区域中心镇，推进工业聚群发展，有利于区(市)县工业集中区形成，从而推进小城镇发展，也有利于农村地区道路、排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和使用，节约利用资源，避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3.1推进农村自我发展，实现社会发展机制的一元化
国家必须对农村内部的发展投入更多的发展资金，促进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生产转型，让更多的人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容纳于现代社会的职业体系之中，只有足够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自我的发展水平才能够真正提升上来；另外，农村社会要从各自的发展特色中体现出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发展适合于本地区的农业增收模式，积极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
3.2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推进城乡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
根据中央1 号文件的精神,加快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 主要抓好三方面工作: 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 发展乡镇企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繁荣小城镇经济,定位准确、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的小城镇对推动农村产业化经营,发挥城镇集聚效应,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
3.3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维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保障
通过立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证。首先要对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一些不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完善。其次要立足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和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研究确立科学的立法架构和布局，把统筹城乡发展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中国粮食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2. 余杰,强永亮.中国农业现状与国际比较及改革趋势[J].现代农业科技,2007(10)：34.
3. 王景新,李长江，曹荣庆,等.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52.
关键词:交易效率;城乡一体化;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147-05
引言
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有些脱节 [1]。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应该要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目前,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突出表现在:(1)农村人口比重过高。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7.24%,在总人口中仍占据着绝对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8%,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53%,而美国和日本的农村人口比重不超过2%和5%。(2)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过大。2007年底,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52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 956.4元,两者之比为2.12∶1,如果考虑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实物补贴和实物收入,这一差距将更大。从消费支出看,以欠发达地区的湖南为例,2007年家庭人均消费为6 240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10 532元,农村居民人均3 426元,城镇人均居民消费是农村的接近3倍,而作为广西首府的南宁市,2007年也接近2.5倍。(3)产业结构和从业结构存在明显偏差。中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5.2%,非农产值比重为84.8%,而农业从业人员占到总就业人口的46.9%,二元结构明显。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现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欠发达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第一产业的发展,使农村增收难以实现,最终影响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一体化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逐渐成为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研究热点。
关于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蒋秧生(2006)通过对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意义研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保障和教育制度以及财税金融制度,着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和基层民主化的途径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 [2]。高珊、徐元明、徐志明等(2006)提出了反映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状况三个二级目标和城乡人均GDP、城乡人均工业产值等14个三级指标的城乡融合度指标体系 [3]。也有学者从城市化效率进行研究的。刘晓峰(2007)对城市化效率评价指标的选择进行分析,选择出三大类指标体系,并运用DEA的方法对15个城市的城市化效率进行简单测算,杨方东集中在对城市系统的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与评价,程楠(2008)主要是对城市化过程单个投入要素效率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研究 [4～6]。本文则基于杨小凯―赖斯模型从交易效率角度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
一、杨小凯―赖斯模型的拓展
最早运用“二元概念”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是荷兰经济学家伯克。伯克的二元结构学说成为分析转型国家的重要理论,后来的许多学者沿用了这一概念,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产生的影响最大。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增长》中做的这样的假设: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即农村)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单项生产要素――劳动力无限供给,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代表着更加先进的劳动力处于扩张阶段,由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的高于农业,其劳动回报也高于农业部门,促使劳动力要素源源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于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除。刘易斯的这个模型对城乡差距问题虽然做了很好的理论解释,但是其假设忽略了土地这一区别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重要的生产要素。杨小凯,赖斯(1994)在其文章中引入了土地要素,并从交易效率视角建立了杨小凯―赖斯模型 [7]。本文在抽取杨小凯―赖斯模型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简化模型。
假设一:一个经济体只生产三种商品1、2、3∶1、2是工业品,属于非土地密集型产品,生产这两种产品的人既可以分散居住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也可以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区;3是农业品,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农民必须分散居住在一个广大的面积上。
假设二:这个经济体总共有M个生产者―消费者,事前他们是同质的,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生产某种产品和居住模式(远离邻居或紧靠邻居)。
假设三:选择只生产一种工业品的人们称为C类人,选择生产农产品的人们称为R类人。
假设四:一单位商品发生交易时的交易效率是K,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K不同,K值大小取决于人们关于其居住地理模式的决策。如果C类人都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则交易效率K=k为一对C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交易效率K=r为一对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而K=s为一个C类人和一个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
假设五:k>s>r。之所以这样假定,原因在于:一对居住在一起的C类人,他们很大可能性是选择紧靠邻居的居住模式,而R类人则很可能选择远离邻居的居住模式。如果每个R类人都居住在一个半径为一的圆的圆心的话,C类人则可选择居住在R类人的圆的周围,那么两个R类人之间的距离大于一个C类人和一个R类人之间的距离大于两个C类人之间的距离。
假设六:每个生产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
u=(x1+Kxd1)(x2+Kxd2)(x3+Kxd3)
每个生产者―消费者有如下生产函数和工作时间的禀赋约束:xi+xSi=Max{li-α,0},l1+l2+l3=1,α∈(0,1),li∈[0,1],i=1,2,3
α是生产一件商品时固定的学习或者训练费用,li是一个人在生产商品i时的专业化水平,下标i代表商品i,上标s代表售卖(供给)的数量,而上标d则代表购买(需求)的数量。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得到如下的均衡结构:
(a)自己自足结构A,没有城市,没有市场(A代表自己自足),其人均真实收入是[(1-3α)/3]3。
(b)局部分工结构P2,没有城市(B代表卖商品1而买商品3,C代表卖商品3而买商品1),其人均真实收入是[(1-2α)/3]3s。
(c)完全分工结构D,有城市(图形中的D代表卖商品1而买商品2、3,E代表卖商品2而买商品1、3,F代表卖商品3而买商品1、2),其人均真实收入为[(1-α)/3]3(s4/k2)1/3。
对结构A、P2、D的人均真实收入进行比较发现:人均真实收入的大小关键跟交易效率有关。
表1 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其中,当且仅当k
从上表看,交易效率值不同时,均衡结构的好坏不同,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A)演进到农民和工业品制造者之间的局部分工(P2),此时没有城市。接着,又出现专业化的工业品制造者之间,以及职业农民与制造者之间的完全分工(D)。城市也就在这种高水平的完全分工下出现,城市从分工中出现的一个充分条件是:在非土地密集型的工业品制造上出现足够高水平的分工。
杨小凯―赖斯模型还进一步证明了,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在从平衡的低水平分工向平衡的高水平分工演进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个非对称的分工的转型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居民的专业化与生产力水平、人均真实收入都要高于农村,这也就是通俗讲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这种用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差距表示的城乡二元结构将被完全及平衡的分工所取代,城乡两个部门的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将趋同,城乡二元结构将随之消除[8]。
二、杨小凯―赖斯模型的拓展
(一)南宁城乡二元结构分析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本文将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等指标对欠发达地区的西部城市南宁二元结构进行量化测度。
比较劳动生产率,即一个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产值(或收入)比重。通常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而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经济的二元性越显著。若设G为总产值(或总收入),L为劳动力总数,G1为农业部门产值(或收入),G2为非农业部门产值(或收入),L1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L2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数。又设B1为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B2为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很显然G1+G2=G,L1+L2=L。则,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数学计算公式:
B1=;B2=
二元对比系数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其值越小,说明二元性越大。
二元反差系数,即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理论上也为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反差指数越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
从表2看,南宁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远小于1,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远大于1,第一与第二、三产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近三年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都在0.3左右,说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远小于第二、三产业,城乡二元反差系数也较大,故可认为南宁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性,城乡差距很明显。
(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途径分析
从前面分析南宁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现,目前中国欠发达地区还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是欠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问题。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发挥城市经济增长对相对落后农村的“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通常所说的正面影响)回避“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通常所说的负面影响),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城市化,是欠发达地区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必经之路。
基于杨小凯―赖斯模型的理论分析,提高交易效率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方法。欠发达地区交易效率低下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没有被高效的利用,新型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和创新意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深入至农村。如果能从提高交易效率着手提高土地要素利用率,从提高交易效率着手在农村逐步推行工业化与技术进步转型,那么农村部门经济就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大的飞跃,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
1.积极实现土地流转,发展农村经济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的生产剩余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的土地制度与政策也被视为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基础 [9]。然而,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以分散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实现土地的自由化、市场化流转能积极有效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挥土地的规模经营效应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流转是农户在最大化利益动机下的一种市场交易行为。由于农户客观存在的不同的资源禀赋状况,包括人力资本异质性特征,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家庭社会关系,以及当地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等等,因此土地流转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表现为制约和影响土地流转的交易效率。交易效率越高,农户完成土地流转所需时间就会越短,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就越高,市场化程度高就能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所以,提高交易效率是积极实现土地市场化流转,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手段。
交易效率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致就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制度(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各类资本投资)。制度方面又包括村民的医疗保障情况、养老保障情况、村庄人均税费、土地流转次数、实现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是否健全、土地流转合约签订与保障情况等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括农村离城镇的地理距离、村庄公路建设情况和村庄通讯、通邮、互联网等公共设施建设情况。教育方面包括参与土地流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家庭收入状况等等。提高交易效率,从制度方面看,就是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险制度,适当减少减免农村人均税费负担,建立良好的土地流转制度,包括流转次数对价格的影响以及流转中介组织、买卖双方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看,应加强各项农村基本公共设施建设,包括村庄公路的修建、通讯设备的建造、邮政服务质量的提高和互联网进村等等。从教育方面看,应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在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注重培养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大学教育等高层次教育的人才。
2.逐步在农村推行工业化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普遍存在劳动力剩余的状况。刘易斯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的观点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方法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所吸收。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现实状况,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必然导致城市的人口拥挤,出现“大城市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推行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在农村经济中加大了非农经济的比重,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调整了产业结构,并且使得原来要在城市和农村相距很远的两地进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易能够发生在以相邻居住模式的两个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缩短了地理距离,从而提高了交易效率。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对农副产品资源的多样性需求和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引发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引导农村经济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进一步能提高交易效率。而且,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出于把外部性市场风险转化为内部协调、增强市场竞争力的相互需要,非农产业往往主动与农业结成“公司+农户”、“贸―工―农”等一体化经济组织,将交易成本消化在了组织内部,提高了交易效率,推动了农业的产业化[10]。
日本农村工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规模展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其速度和成效都是值得关注的。日本的农村工业化是分三类区域区别对待进行的。1962年,日本政府制订了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该计划以“防止城市的过度集中”和“消除地区差别”为口号,提出以大规模建立新据点的方式,扩散城市工业,振兴地方经济,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在政策上,日本对农村地区实行财政倾斜,为农村工业企业提供税收、金融优惠等政策。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日本先后出台了《落后地区工业开发优惠法》、《新产业城市法》、《振兴中小企业资金补助法》、《防止转承包费用延期支付等行为法》、《中小企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公害犯罪法》、《防止农田污染法》、《废弃物清理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等10多部法律 [11]。在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比较快的是浙江和广东。在浙江,从 1978―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65元上升到8 265元,连续二十三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57元增加到6 442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9.1%下降到37.2%,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0平方米增加到57平方米。2006年,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达到68.1%,连续三年在全国个省区排名第一。被人们誉为广东“四小虎”的中山、东莞、顺德、南海4市是农村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四个地区,4市的所在地已经或正在向中等城市发展,乡镇的经济相当繁荣,据测算,平均68平方公里即有一个小城镇;相当于行政村一级的管理区,约有40%办了工业开发小区。农村的道路、桥梁、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都得到了发展,随之为工业服务的商业、饮食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以及金融业、学校、医院、文化娱乐设施也发展了起来。在4市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已超过60,有的区(管理区)社(经济社)转移高达80%～90%。现在4市的农户,纯靠农业为主的一般约占10%。
借鉴国外和国内先进经验,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进程从提高交易效率视角看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实行区域区别对待原则。要根据区域特色,对当地盛产的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这样就进一步深化了专业化程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2)加强服务型政府的作用。从农村工业化计划的出台,到有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直到具体的实施,日本政府自始至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前面所提到的,制度是提高交易效率的一个层面,政府作用的加强将在制度上更有利于交易的发生,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且规范的制度更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发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易效率。
结束语
城乡一体化是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提出的,本文采用模型分析提出了提高交易效率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思路。并以南宁为例分析了其经济二元结构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依据提高交易效率给出了相关建议。对中国广大的欠发达地区而言,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更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过去,我们针对农村问题都是采取城乡分治的发展思路,着手于从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发展与农民问题,而忽视了城市经济发展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故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思路来考察农村问题,对解决三农问题将有很大的帮助。提高交易效率,就拉近了城市与农村的空间距离,实现了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共享,最终实现了扩散效应。这是中国欠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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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结构;多元线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17-02
1 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由两部门组成,即以城市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部门和农村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传统部门的规模小,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而现代部门生产规模大,生产和管理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高,农业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通过对1978～1993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为二元结构 (解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59.62%),同时通过对1992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证明,城乡收入差距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定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首次提出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说,在一国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根据库兹涅茨的理论,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也会逐渐呈倒“U”曲线,先恶化而后改善,该理论符合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但其普遍适用性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袁云峰(2002)考察了1978～1999年GDP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并对2000~2010年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了预测,他得出结论,GDP每增长1%,对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0.70%和0.2%%,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中一直处于劣势,因此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处于恶化,并不符合该理论,同时根据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历程,并没有出现倒“U”曲线的趋势。
也有一些学者如苏雪串(2002)认为,城市化滞后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城市化早期,年轻工人流向城市,城乡收入的不平等会加剧,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比可能会上升,随着城市化的提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中,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下降,城乡收入最终会趋同。陆铭、陈钊(2004)基于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根据1990～2004年的城市化率截面数据分别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都是-0.019,拟合优度接近0.85,该系数表明城市化对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靳贞来(2006)对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重下降0.026个百分点。
蔡、杨涛(2000)认为,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巨大是因为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相关的一整套干预政策导致了稳定的城市偏向,政府为刺激经济的快速成长而长期实施了向城市倾斜的城乡不平衡发展战略,同时市场力量的推动带来了资本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偏向以及城市的财政体制加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此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户籍因素,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城乡人力资本的投入差异,城乡居民收入构成的差异等。
2 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现状
本文确定的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值来表示,通过选取1989年―2009年城乡收入数据来看,河南省的城乡收入比呈波动趋势,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年―1994年,收入差距扩大阶段,这一期间国家经济改革的重点是城镇化建设,一方面,企业承包制的推广和允许并鼓励非国有部门发展的举措推动了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农村改革所释放出的能量已趋于饱和,在农业产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农民各种负担加重,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
第二阶段:1995―1998年,收入差距缩小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有所缩小。国家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贷款利率,人均GDP增长放缓,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城乡收入差距才有所缩小,物价上涨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外省及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城市化水平开始加快,农民工资性收入日益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第三阶段:1999―2005年,城乡收入逐渐拉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城市的大规模基础实施投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加速向城市聚集,河南省工业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增长乏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先天低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受到限制,同时财政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不够,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过热的城市经济,同时惠农措施不断出台,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农民工资性收入有所增长,财政支农水平进一步提高,提高对农民的补贴等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不断出台,这些都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 指标的选取及模型的建立
影响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主要由两方面,一方面由于生产效益及规模的巨大差异,即城乡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我国特有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城乡资本投入严重失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过于庞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就业难,城市化进程缓慢。综上所述,本文确定影响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中,选取二元结构、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就业结构、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以Y表示,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值,城乡二元结构以二元结构系数X1来表示,二元结构系数以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表示,其中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以非农业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以农业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该指标在国际用来测算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X2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来表示,该指标越大,反映城乡资本投入的差距越大;就业结构X3以历年非农产业从业人员与农业从业人员之比表示,即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值,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测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人均GDP以X4表示;城市化水平X5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指标值扩大,意味着城市化程度提高。选取1989年―2009年21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数据来自《2009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及《2009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出,所有变量均采取对数化处理。
运用eviews6.0软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Y=C+β1lnX1+β2lnX2 +β3lnX3 +β4lnX4 +β5lnX5+u
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结果显示,存在多重共线性,通过相关系数矩阵得出就业结构X3和城市化水平X4以及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1和0.95,因此剔除掉变量X4(人均GDP)和X5(城市化水平),通过eviews6.0软件得出调整后的结果及模型方程式
lnY=0.14+0.29lnX1+0.28lnX2-0.19lnX3
t (0.93) (3.13) (4.10) (-2.07)
p 0.36 0.01 0.00 0.05
R-squared =0.80 Adjusted R-squared=0.77DW=1.83 F=23.33
(1)实证结果发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中,二元结构系数>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就业结构,其中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的为二元结构系数和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的为就业结构,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80,调整后的R2为0.77,拟合效果较好,F统计量为23.33,说明方程总体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同时通过了相关性检验。
(2)二元结构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0.29个百分点,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说明城乡二元结构仍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3)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28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经济总体上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因此固定资产投资高的地区往往收入水平较高,近几年来,河南省依靠重工业的带动,以及投资偏城市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村基础实施的改善,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都离不开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因而河南省农村的资本投入水平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农村收入的增长乏力。
(4)就业结构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19个百分点,说明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助于缩小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
4 对缩小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议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除二元结构,关键是加大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行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着力解决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逐步降低农村劳动力落户城市的门槛。
平衡城乡资本的投入,要加大对农村资本投入和支持,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支出体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健全财政支农体系;城市金融部门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引导资本从城市流向农村,调动社会各个投资主体,形成政府,城市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共同对农村的资金支持,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社会事业服务等条件上加大投资,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资本投入的差距,实现城乡均衡的投入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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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拉大 原因
我国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人均GDP在2005年已经达到1700美元。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给出的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47。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据专家计算，城乡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是60%。2004年和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是3.21∶1和3.22∶1，2006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1。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城乡产业特性因素
现在的农村虽然已经包含了多种产业，但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与第二、三产业相比，农业的生产过程高度依赖于自然过程，可控性差，农产品具有易腐性的特点，这些决定了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虽然农业是产业基础，关乎民生，但这并不能改变农业的劣势地位，因为农业在产业自身扩张性上处于弱势，在产品特性上需求弹性小。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恩格尔系数将不断下降，这就注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解决温饱后，农业的发展必然要慢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中国统计年鉴2006》的数据显示，1998年～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3.5、10.0、9.7。从表中可以计算出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之比是1∶7.46∶4.68。城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必然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
表 1978年～2005年我国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二、社会经济政策因素
1.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推动
(1)政府对农业投资偏少
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在借鉴农村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城市工业改革，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城市工业化进程。这一倾斜式发展战略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了较大影响。政府在资金投资上重城轻乡。农村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1998年国有企业得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54%，国有企业人均总资本投资为16923元，农村集体企业为2584元，同年，农业的基本建设花费比例为1.9%。因为不存在农地的私人所有，所以农业基础设施个人投资十分有限。较低的政府投资和极少的个人投资，导致像道路、灌溉渠道这样的农村基础设施不能很好地维护，甚至条件日益恶化，相应的农业发展受到影响。1991年粮食减产1095万吨，下降2.5%，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7.3%降为2.4%。1999年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水平的8.23%，2000年～2003年这一比例缓慢下降，2003年为7.12%，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为10％～12%，发达国家更高达30％～50%的水平。政府在投资上重城轻乡使得城市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市民收入提高很快，而农业发展速度放慢，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城乡教育、公共卫生投资不合理
我国教育投资体制不合理，长期以来，政府的教育投入都是以城市为重点的。中央和省级的教育基金主要用于高等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而这最终都转嫁给了农民。这一方面增加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有削弱了农民的发展能力。2004年全年社会教育投资共有5800多亿元，而总人口占60%的农村只获得23%。虽然从2007年春季开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免除，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书本费、生活费依然是比较重的负担。据中央党校课题组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应该说在不平等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之拉大。
据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城市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为30.2%，公费医疗4.0%，劳保医疗4.6%，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5.6%，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44.8%，在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为9.5%，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8.3%，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79.1%。在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人生病，全家返贫甚至债台高筑的现象时有发生。城乡不公平的医疗救助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2.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
首先，剪刀差使农民的财富流向了城市。据统计，在1979年～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万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剩余1.3万亿元。改革后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资源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其次，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1992年，“剪刀差”被废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工业品的价格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而农副产品的价格却一直由政府控制。1997年～2000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25%（《中国统计年鉴2001》），相应的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上升了25个百分点。我们不能否认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与农副产品价格下降的关系。
3.城乡税负不合理
城乡税负的不公源于我国城乡税收制度的不同，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的税收制度，其消极后果是地方预算外资金进一步膨胀和乡村税费的快速增长，使农民承担了预期收入不相称的税费负担，而对于城市居民征收主要是个人所得税，有一定的起征点，2007年，起征点提高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起征点将调整为2000元。有人统计：在2002年的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得居民总收入33%的8亿农民，缴纳个税展60%。可见我国的税收制度不仅没有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反而存在着逆向调节，实际上起到了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当然，近两年随着费税改革，2004年减免农业税，2006年完全免征农业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
三、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会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农村农业经济部门和以现代工业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工业经济部门。中国目前仍然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且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历史上经济基础的差异性，致使中国落后的农村经济与相对发达的城市经济相并存，呈现相互对立的格局。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产业链中比较效益最低的仍然是传统农业，而农民普遍以传统农业，尤其是以效益趋于零的粮食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增加收入难度很大；同时，为提高投资效率，国家投资又集中在城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农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增加收入渠道很少。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市场经济的改革对于冲破完全隔离的城乡二元结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目前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其他深层次的体制、制度障碍，扭曲、失衡和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刚性矛盾，城乡差别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矫正。
首先，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流动。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
其次，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封闭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城市工业经济部门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使城市经济不断扩张直到把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全部吸收完，这时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基本消除并实现向城市一元经济的转换。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民流动就业的不少束缚在逐步解除，但对城乡分割制度的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2002年中央提出对进城农民要实行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等政策，收到一定成效，2002年外出农民劳务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约达70%。但目前仍存在着对外出农民工的歧视，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某些行业与工种，有些地方简单粗暴的清退农民工，有些地方变相收取过多过滥的费用。农民工在城市很难获得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的工作机会与社会地位，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条件和报酬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和就业待遇的不平等问题，都是城乡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的体现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行政管理制度导致城乡收入的拉大是必然的。
此外，城乡在其他社会发展方面也存在差距，如农村电价高于城市等。总之，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体制的二元结构是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重要原因。
总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政策因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合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地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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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发展的失衡，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格局。农业产业化可以促进城乡间的经济交融，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因此，研究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和城乡的非均衡发展，而且这种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改变城乡二元格局，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通过贸工农一体化和产经销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可以促进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促进城乡间经济交融，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一 城乡一体化概述
1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在这里，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资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与作用。城乡一体化并不等于城乡一致和城乡差别的消失，更不意味着非均质社会空间演变为一种彻底的均质空间。它强调城乡间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的交流、融合、贯通，但并不排斥差别，相反这种差别，是城乡之间合作、互通和城市化的基本动力，而且在科学合理的配置安排下可以转化为各自特色，促进协调发展。
2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形成
城乡一体化是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而提出的。二元结构在经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并非我国特有，但是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产生的城乡户籍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城乡产业的发展和资源的流动，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相对于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
我国特有的城乡隔离制度和经济二元结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前，农业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的弱质产业，农村已经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市民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时期。因此，重新认识和调整城乡关系，使两者由对立、分离逐步走向协调、融合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乡一体化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国城乡一体化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包括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的模式，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北京“工农协作、城乡结合”模式，苏南以乡镇企业为连接点、以农业产业化为纽带的城乡互动发展模式以及以龙头企业带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等。
二 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1农业产业化的内容及其特征
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农业产业化的特征概括起来有：农业产业化以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为首要问题，以市场化农业为经营对象，以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为表现形式，以集约化生产为其内在要求，以社会化服务为根本保障。
2农业产业化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1)农业产业化缓解二元结构矛盾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计算公式来看，理论上讲，有两条路径可以实现对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改善：第一，“非农产业GDP比重的缩小、农业GDP比重的扩大”有助于改善二元结构强度；第二，农业人口比重减少、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也有助于改善二元结构强度。
农业产业化则是一条较为有效的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强度的路径：农业产业化实行农企合作，通过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机制，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和商品化，从而使大量从传统农业中“涌流”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消化在现代农业内部和转移到其它产业中。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传统农业的人口比重，增加了非传统农业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又可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提高农业产业在国家GDP中的比重，从而改善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关系。
(2)农业产业化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农业产业化可以使农产品走向市场，提高商品化率和转化增值率，催生和扩大市场农业份额，使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与市场有效对接，在城乡之间实现市场化最优配置，提高市场化水平。通过农工商联合公司、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协会等组织形式，形成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龙头企业一头联系国内外市场，一头联系生产基地和千家万户的农民，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环环相扣，为农民走向市场牵线搭桥)。
(3)农业产业化可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使产供销有机结合，农民可以分享一部分加工增值和经销利润；通过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使农民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同时降低了农户的市场风险；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了就业岗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了条件。近些年来，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使我国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了3000多元。
三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对策
我国农业产业化虽然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但目前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许多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经营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有待于创新，龙头企业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壮大，中介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市场流通还不顺畅，相关产权界定仍不明确，政府职能发挥还不到位，社会服务有待进一步提高。鉴于此，对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出以下对策：
城乡差别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产业差别，现在以农业与非农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差异即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作为指标来考察城乡产业差别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1创新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
按照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进行有效的农业产业组织创新是提高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按照参与主体划分主要有：专业市场＋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几种，利益联结机制主要有买断式、合作式(包括股份合作式)、合同式、利润返还等。各种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对于不同的地区，有着各自的适用性，因
此，各地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和区位条件对产业化组织模式进行创新。在模式的创新选择上，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本着将分散农户组织起来的思想，改变一家一户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引导农户规模生产；在利益机制的选择上，要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旨在通过创新机制调动各利益主体合作的积极性。
2发展壮大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产业化经营系统的组织者、生产中心、加工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技术创新主体和市场开拓者，所以，龙头企业的竞争优势和辐射带动能力如何，决定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直接影响农户与市场联结的广度和深度，并反映了一个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区域经济的水平。
(1)扩大龙头企业的经营规模
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弱，辐射面狭窄，带动能力不强，缺乏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龙头企业的弱小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因此，加快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成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当务之急。要根据区域优势重点发展壮大一批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通过狠抓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建设，开展招商引资，落实各级扶持政策等措施，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带动龙头企业积极上项目，发展精深加工，创建知名品牌，增加企业效益。在建项目的同时要谨防主导产业趋同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要打破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界限，积聚优质资产，实现强强联合，扶持龙头企业向规模化、集团化发展。
(2)加强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
“三聚氰胺”事件给我国的奶产品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少龙头企业面临危机。因此在龙头企业的建立过程中，建立健全企业的质量标准体系，严格按市场准入的要求提高产品质量，就成为关系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提高质量，不但要加强企业内部生产加工过程的监督和检测，建设自身质量标准体系，注重产品的包装和标识，还要对生产基地和农户提出要求，帮助其建立起必要的检测手段和制度。另一方面，龙头企业还要注重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开发和创新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带动农户能力的大小，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龙头企业要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断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大力提高其产品的科技含量。
3完善中介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分散状态下的小农户相对于市场的瞬息变化属于弱势群体，难以规避和化解市场风险。要加快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建立市场信息、良种策育、疫病防治、技术推广等专业协会，支持农牧民经纪人队伍建设。政府部门要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主动“让渡”应该由市场中介完成的事。中介组织也要提高服务水平，增强对农户组织的吸纳力，为农户走向市场和龙头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组织支持。政府要帮助引导中介组织建立一套权利制衡的管理机制，形成规范化的运作制度，使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形成的中介组织在沟通市场与农户间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实现一体化经营。
4深化城乡流通体制改革
坚持放开农产品价格和购销的改革方向，不能因为市场上产品价格的正常波动而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针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加快农产品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完善农产品保护价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城乡流通环节和流通渠道，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保证城乡物资交流渠道的通畅。城市流通部门应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为今后的工作重点，组织和协调好龙头企业与城乡之间的关系，把工业品带下乡，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产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要改变过去城市流通部门只面对城市市场的单向流通形式，将更多的商品、技术扩展到农村。
5建立城乡统一的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改革是活化生产要素，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体制的关键工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有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企业经营机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加快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通过推行股份合作制和租赁、兼并、拍卖等改革措施，达到明晰产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目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搞活土地经营机制，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建立上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允许农户依法有偿转让上地使用权，鼓励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的办法，兴办股份合作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6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服务
政府在转变职能、加强公共服务方面要做到：一是搞好信息服务，建立农产品价格和需求信息网，方便农民免费查阅。二是建设好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民借贷提供方便。三是完善市、县、乡镇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和网络，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技能培训中心，搭建起劳动力统筹就业的平台，提高农民整休素质和就业能力，维护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合法权益。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对农村“村村通”、供水改水、通电、通广播电视、合作医疗等市场失效的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农村低保和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供保障。五是建立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着力解决产业化的共性问题，努力突破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加快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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