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5: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发展社会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浙江省2012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社会学试题
课程代码：00287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在社会发展模式上，“综合发展模式”产生在______之前。( )
A.经济增长模式 B.协调发展模式
C.城市化发展模式 D.迟发外生模式
2.下列______不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
A.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 B.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
C.现代性和社会发展 D.计划和市场
3.发展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中，探讨宗教信仰和贵族精神与经济成就的代表人物是( )
A.麦克莱兰(McClelland) B.葛斯(Geertz)
C.英格尔斯(Inkeles) D.哈根(Hagen)
4.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之处是( )
A.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
B.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内因
C.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渐进性
D.坚持“西方文化中心论”
5.后殖民地扩张时期大约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 )
A.20世纪40年代 B.20世纪50年代
C.20世纪60年代 D.20世纪70年代
6.现代社会发展的首要标志是( )
A.城市化 B.理性化
C.民主化 D.工业化
7.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当城市化水平达到______，城市化进程呈现加快趋势。( )
A.25% B.30%
C.35% D.40%
8.第一次把公民的基本权利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是( )
A.英国的《济贫法》 B.英国的《大》
C.法国的《人权宣言》 D.美国的《独立宣言》
9.在15世纪初首次将人文主义精神渗透到教育思想之中的是( )
A.卢梭 B.弗吉里奥
C.但丁 D.布鲁诺
10.认为理性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感知和逻辑推理能力，这是属于理性的( )
A.本体论内涵 B.认识论内涵
C.价值论内涵 D.方法论内涵
11.在要素市场中，______是要素市场之首，是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素市场。( )
A.劳动力市场 B.技术和信息市场
C.资金市场 D.产品市场
12.认为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一样处于从简单到复杂、从同质到异质的进化之中的观点的是( )
A.斯宾塞 B.涂尔干
C.帕森斯 D.韦伯
13.基尼系数中，代表绝对平等，收入完全绝对分配状态的基尼系数是( )
A.0 B.0.5
C.0.75 D.1
14.反映贫富差距与其所获得的社会条件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制的是( )
A.财富增值效应 B.马太效应
C.转型效应 D.倒“U”理论
15.调控贫富差距的具体方式是( )
A.建构税收制度 B.完善保障制度
C.增加社会财富 D.适当转移财富
16.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以及由此酿成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安全，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的观点的是( )
A.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B.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C.麦多斯的《增长的极限》 D.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化》
17.社会失序根据其社会功能的不同，可分为( )
A.建设性失序和破坏性失序 B.隐形失序和显性失序
C.经济失序、政治失序和文化失序 D.结构失序和行为失序
18.在社会转型期，新规范往往是先有名称和形式，然后才能实际发生作用和效率，即规范的实际控制力会相对减弱，这是属于( )
A.规范软化 B.规范真空
C.规范迷乱 D.规范缺失
19.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中，______主要是依靠自我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地区。( )
A.珠江三角洲地区 B.长江三角洲地区
C.环渤海地区 D.东海、南海旅游区
20.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有按照依附关系进行分层，______属于这种社会分层。( )
A.基于市场关系的社会分层 B.依据经济收入进行的社会分层
C.依据社会身份进行的分层 D.基于人际互动关系的社会分层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21.提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学术观点的是( )
A.丹尼尔·贝尔 B.托夫勒
C.杜克海姆 D.帕森斯
E.斯宾塞
22.“保护主义”学者主张设立______等手段来保护和发展落后国家的幼苗工业。( )
A.出口导向 B.关税壁垒
C.进口替代 D.进口限额
E.均衡发展
23.在社会主义取向的市场转型研究中，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典型的理论有( )
A.伊亚尔的“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B.斯塔克的“后社会主义路径”
C.简·奥伊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
D.魏昂德的“地方政府即厂商论”
E.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24.当代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是( )
A.城市经济发展 B.道路和交通
C.住宅和公共空间 D.城市文化发展
E.城市规模
25.在社会发展中的理性化的主要内容包括( )
A.科学 B.功利
C.契约 D.平等
E.自由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26.迟发展的正面效应
27.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的基本观点
28.城市物理空间利用的特点
29.中国的“一元”社会结构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6分，共24分)
30.简述迟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政府往往成为现代化的和推动者的原因。
31.简述门德尔斯的“原初工业化”。
32.简述现代民主的特征。
33.简述对现代契约观念的内容的理解。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34.论述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启动阶段和加速阶段存在的相同点和差异点。
性 别：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团员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户 口： 兰州
婚姻状况： 未婚
学 历： 本科
毕业院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7月
所学专业： 社会学
外语水平： 英语 (CET-4)
电脑水平： 熟练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 全职
单位性质： 不限
期望行业： 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 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00-4000 教育经历 [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 兰州大学社会政治类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三大领域有机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培训经历 2008/7--2008/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08/7---2008/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07/6--2007/9： 毕业实习 |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07/5--2007/6： 市场调研 | 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06/6--2006/8： 暑期实践 |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word.wps.ppt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office.excel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06/6--2006/10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00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07/6--2007/9：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独立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毕业论文 自我评价 1、品行端正，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能及时完成组织规定的目标任务；
一、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理论简析
1.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提议的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并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同时于1952年创办了在国际社会学界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组织，因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学术圈子，这就为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现代化理论所针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即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提出来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将现代化理论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二分法。即按照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现在世界存在的国家划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类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即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因。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1]
2.发展理论
然而，随着现代化理论越来越陷入遭到尖锐批评的困境，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该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等著名的依附理论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的研究设计，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基于以下假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2]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二者有紧密的联系，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依附理论的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的依赖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两分法”倾向；第三，世界体系理论强调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的。[3]
3. 社会转型理论
孙立平教授认为基于以上两种学术传统和社会发展理论，第三种发展社会学理论也在转型国家（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有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和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从我国30多年的社会大规模变迁，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转型过程所具有的独特和复杂的内容，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开始，没过多久便被“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语体系所替代，接着人们又发现单独的经济改革不足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平衡和健康地发展，而应该进行社会的整体转型。于是就有了后来和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和口号，不可否认，这是任重而道远的。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又不仅仅是现代化。同时，转型包含着发展，但转型又不仅仅是发展，应该是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4]
所以，认识社会发展理论，不仅仅要分清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以及转型理论的联系和区别，更要在认清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如何探索一个合理的治理模式，促进社会的转型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转型期社会治理模式的提出及分析
社会治理被看成是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它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实现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和谐共治。金国华教授认为社会治理在理论上被看做政府的部分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即还政于民的过程。在实践上，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一般普遍认为，社会治理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它能增进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感，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
因此，选择合适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成为各治理主体进行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张康之教授认为，就人类社会的自我治理活动而言，曾经有过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人类几千年的社会治理活动可以归结为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范型中来。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统治型的治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想适应的是管理型的治理模式。而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朝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前进历史趋势，这就是20世纪末所出现的以公共管理为过渡形式的社会治理模式。[6]
1. 统治型治理模式
在我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概言之，这是由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决定的，这种权力发挥直接作用的治理模式，只能以德治的方式进行统治，其目的就是要缓和阶级矛盾，降低阶级冲突，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以维护特权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实际上，这种“德治”并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它只是为了实现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权威，亦即实质上是一种“权治”，依靠权力进行治理。所以，这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德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它并不具有实施的条件和基础。
2. 管理型治理模式
通过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法治成为该治理状态下的主要特征，它根本上难以与德治相容。在这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依然是其社会运作的轴心，但是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是基于理性和权力制衡原则作为存在的条件的，保护个人私有财产，实现名义上的个人平等，防止权力被个人滥用。为防止权力被滥用或个人追求私利，就需要对权力进行合理分配，要么把权力集中起来，要么将权力分散。前者走向德治，后者走向法治。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基于自己的阶级本质，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实行名义上的自由平等，以法治来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信任。[7]
3.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
如上可知，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都是追求单一的德治或法治，都无法将二者相容。但是在公共管理中这种问题得到了解决。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公共管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这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将德治和法治统一起来，此时，道德和法律就不再是工具，[8]而成为一种治理模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它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在个人层面上所意味着的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在秩序上实现了像巴尔所说的那种秩序：“来自人民自身—自觉自愿地遵守从心底里拥护的、大家共同分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要求和约束。”[9]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说：“法不是只靠国家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10]所以，通过德治和法治的统一，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使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
其次，公共管理是一种求实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现代社会治理这能否承担起求实的责任义务，决定了他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治理者。[11]在求实这个伦理范畴和道德规范中，体现出了科学精神和道德价值的统一，对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岗位和职务等来说，求实表现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于社会治理这个人来说，求实又是一种美德，亦如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仁爱、公正、宽容和节制等等往往被看作是社会治理者的美德一样。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把求实的精神和态度确立为社会治理这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作为美德，只是社会治理者可有课无的东西。有了这些美德，会使治理者成为高尚的人，成为人们敬仰和称颂的“清官”。但是，没有这些美德，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治理者而存在。[12]因此，张教授说，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治理活动而言，求实是一项责任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责任义务，求实不是一项法律责任义务，也不是一项行政责任义务，而是一项伦理责任义务。[13]
再次，公共管理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治理模式。公正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几乎各个基础性学科都对公正的问题发表意见，罗尔斯的专著《正义论》对公正问题的论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尤其重视对公正的追求。张康之教授在论及公共管理的公共问题时指出，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无非是社会冲突的被动应答，治理的目的是限制冲突和协调冲突，社会局部中的合作无非是从属于在更大范围冲突中夺取优势的目标，社会在整体上的普遍合作从来也未真正出现过。公共管理是一种谋求社会普遍合作的模式，公正是实现普遍合作之中。所以，实现社会公正，才有了合作的基础；任何时候，没有了公正，就必然会产生冲突。[14]因此，公共管理要实现善治，就必须始终伴随着公正的理念在旁。而公正的问题的解决，也是公共管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得以接受和实现的必要条件。
总之，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再发展到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社会历史发展、更是人类学术思想的巨大进步以及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轨迹及社会本质认识的巨大飞跃。对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性、求实性和公正性分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公共管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和理论基础，提供了深刻的思考空间。
三、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几点思考
第一，社会治理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多元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居于长期治理垄断地位的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的参与者。我们都知道，在社会治理的很长一段时期，基于政府的职能定位，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都是由政府垄断并进行强制实施的，政府几乎成为社会治理的独一无二的治理主体。而根据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政府并非社会治理的惟一主体，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5]除政府垄断的公共物品外，它们承担了社会生活的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有时对某些公共物品也有不可替代的产出作用，在某些领域，这些非政府部门可谓具有政府部门所没有的优势。政府部门应该转移某些职权和任务下放给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它们的资源和社会优势。所以，利奇和史密斯说：“治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威，也涉及在公共领域内活动的准公共行动者、志愿部门、社区组织甚至是私营部门。”[16]
第二，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单一等级协调方式和依靠市场机制发展作用不同，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对于各非政府组织如私营企业、社会自治组织，社会志愿团体等来说，他们只需丧失个人或团体的部分经济利益；对政府部门来说，它只需放弃自己的部分强制权力。各治理主体间不再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各主体形成利益交叉、权力交叉的关系，这种交叉关系就是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第三，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治理角色。
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扮演的都是“主导者”、“管理者”的一元角色，在社会治理环境中政府“说一不二”。而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政府摒弃了“一元”的帽子，开始以社会“中间人”的面貌出现，政府不再是主导者而变成了“参与者”，不再是管理者而变成了“指导者”，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协调各主体的关系和利益，达到社会共治，实现社会稳定。这种角色的转变，使政府成为“有感情的治理者”，耦合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服务型本质。
一言以弊之，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从理论上升到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容。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公共管理所追崇的宏大社会愿景。
参考文献：
[1]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金国华，关于社会治理的几点思考[J].思路与断想
[6]张康之，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和德治[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年12月第4卷第4期
[7]同上
[8]同上
[9][美]巴尔，三种不同竞争的价值观念体系[J].力文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9期
[10][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1]张康之，求实：社会治理者的责任[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6月第5卷第2期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6][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见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吕军涛（1987-）河南商丘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
张源（1989-）河南许昌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
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浙江省社科院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10年中，在理论研究上，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共承担全国社科基金课题、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以及福特基金会、加拿大CIDA等国际基金会资助课题十多项。在教学上，与浙江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社会学专业女性社会学方向硕士生，在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为社会学专业硕士生教授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联合招生的妇女学研究生班上，负责设计“社会性别与中国社会”课程和组织师资，并教授“妇女越轨与对妇女的越轨”专题课程。同时，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还承担了“妇女性健康热线大学生志愿者培训”、“浙江省地市工会女工部长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等培训项目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会一心理一医学新模式救助妇女”、“浙江省女性健康热线”等行动项目。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继续以研究为中心，以教学和行动为两翼，三者合一、三者联动；争取得到单位领导、有关部门和学界主流进一步的支持；继续提升相关能力，增长相关知识，包括学术研究、教学、行动、组织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开拓知识性的行动，积累和传播行动性的知识；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妇女研究、妇女学教学和有关行动，担当积极的协调人的角色；进一步在全国女性社会学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在推进全国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行动中，发挥积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今后3年的计划主要有：(1)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协调全国有关研究力量，组织出版妇女发展蓝皮书系列；进一步开展有关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商业性易及预防妇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关的专著；继续发展海峡两岸妇女学界的交流，编辑出版台湾妇女学界的研究论文；广泛深入地开展妇女学，尤其是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工作，推动青年骨干的成长。(2)在教学(培训)方面，继续在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中开设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并尽可能扩大女性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生招收人数；进一步指导学生撰写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努力培养一批既掌握妇女理论，又具有较高女性社会学专业理论水平的专业人才；根据已有的力量，积极组织和参与有关妇女学方面的科研人员培训、师资培训I和学生培训。(3)在学科建设方面，继续在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在课程设置、学术研究和项目行动方面，发挥骨干作用和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协调全省和全国力量，根据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发挥“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力量，以一种新的活力，更广泛和深入地推进妇女／性别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妇女研究会、中国社会学学会等主流学术机构，以及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GAD)网络、全国反家暴网络等妇女非政府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进一步发挥该基地在全国学科建设中的地位。
二、陕西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近年来，陕西省委党校在妇女，性别研究及干部培训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训渠道上不断拓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理论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主体班次，已成为市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县委副书记县长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优秀科级干部培训班的必上专题；发挥“三秦大讲堂”平台，邀请著名妇女发展研究专家宣讲妇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党校优势资源举办不同主题的培训班。(2)在培训内容上不断完善。在主体班次、领导干部研究生班开设的“当前领导干部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中，设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妇女发展与社会和谐”、“领导艺术与女性参政”等专题。在面向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宪法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中，都设有“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国策”等内容。培训内容越来越全面、系统、深入。(3)在培训能力上不断提高。陕西省委党校现有教授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专家学者。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门，从事哲学、经济学、法学、党史党建、科社理论与实践、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妇女理论与实践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4)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创新。近5年来，基地有十余人次参加了各种层次女性问题理论研讨，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未来3年内，该基地争取打好基础，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内出版1-2本女性学方面的专著、1本论文集。二是培训有所突破，在培训的人数、内容和质量上更能满足需要。三是结构有所突破，与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和妇联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联系，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基地将从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不仅关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更关心社会公平环境；不仅注重政策体系完善，更注重实践推进进程；不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重视热点问题探讨；不仅支持女性学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学者参与，力求将为进一步推进妇女，性别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辽宁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辽宁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成立于1998年的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每年专门举办辽宁省妇女领导干部培训班1-2期，共培训女性领导干部近500人次。开设妇女观研究、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妇女干部成长的心理路程等专题课，并且多次举办有关妇女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发挥教员、学员二方面的科研优势，集中对妇女解放理论新发展、女性领导干部成长规律，尤其是对于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中女性存在的突出、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取得良好成效。如《可持续发展需要妇女的参与》、《影视传播与妇女生存环境》、《妇女参政优势互补》、《加入WTO对中国妇女就业的影响和对策》等论文在《中国妇女》、《党政干部学刊》等全国、全省较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并且每年都有论文入选省妇联所举办的各类研讨会。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和计划是：要充分利用本校教学、科研优势，发挥党校教育的特点，以理论为指导，实行跨学科、多角度对妇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继续深入研究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之上，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于妇女参政、妇女教育、妇女权益保障等问题要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与学员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1)要重新整合研究力量，加强学科队伍建设。要以基地为依托，发挥本校妇女问题研究专家的学术带头作用，并吸纳有热情的青年教师，尤其一些男教师参加，从男性视角研究妇女问题，力争建立一支跨学科、多层次的研究队伍。同时，又要借助外力与有关部门同行专家联袂攻关。(2)扩大培训规模。把妇女／性别研究纳入学校主体班教学计划之中。增加专题讲座的数量，并且要根据不同班次、培训对象设置课程，抓住热点问题进行互动式教学，加深学员对妇女／性别实践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推动妇女，性别问题研究。(3)设立专项课题。实行校内招标，并发挥全省党校系统优势，跨市区组织课题组。对于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妇女工作难点问题追踪调研，为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4)扩大学术交流。每年要随时举办专题研讨会，聘请省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来此讲学，拓宽视野，开阔研究思路，并及时组织参与全国、全省各类妇女／性别问题的学术活动，不断学习、提高研究水平。同时，又要与妇联等实际工作部门搞好合作，促进基地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现代性；信任
信任，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社会话题，它既蕴含在整体与个体中，也贯穿在宏观与微观中，同样也影响着主客体的发展，并且作为结构与行动相联系的媒介。吉登斯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用一种全新的角度来对信任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吉登斯对信任的定义
吉登斯给信任所下的定义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
吉登斯认为一个人如果完全知晓他周围的系统是怎样运行的，那么就不存在对它是否信任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信任一直被认为是对他人的一种心理需要或心理活动，我们之所以寻求信任是因为缺乏完整的信息资源。信任是一种可持续的自我认同或对他人的认同，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某种程度的了解基础之上的信心。抽象体系中的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内所谈论的信任是建立在信赖那些个人所不熟悉或不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的信赖之上。
二、现代性中的信任
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人们对非个人化的原则以及对陌生人的信任构成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然而现代性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却使得信任和风险更加紧密的互相交织在一起，信任通常是在特殊的行动方式遇到风险或危险时将其避免或把风险或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而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信任的载体和范围不断扩张，使得风险也同样不断增加和多变。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信任也在这三个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下不断影响着个体和整体、行动与结构的关系。
（一）信任与象征标志的关系。在现代性脱域机制的影响下，人们通过时空分离，使得在缺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彼此间产生信任。抽象体系的入口是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的交汇处，而信任与现代性中的社会制度所特有的特性紧密相关。货币符号是社会里使用范围最广，也是社会里最主要的象征标志。人们不必知道它的制造方法，只需要明白和信任社会制度所赋予它的使用原则，它就可以在经济领域里畅通无阻。购买东西时，买卖双方不必相互认识，甚至不用面对面，通过货币就可以完成交易。但随着人们对象征标志的信任，与此相伴随而来的风险也更加增大，如在股票交易中有可能今日你是亿万富翁，而明日你是落魄的乞丐。信任关系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扩展了的时空延伸的基础，对象征标志的信任是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非当面承诺的形式，社会组织所制定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运行法则构成了该信任的有效性。
（二）信任与专家系统的关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这种反事实的、面向未来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属于抽象体系——其本身的特性中渗透了业已确立的专业知识的可信任性——中的信任建构而成的。”这强调的是一般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依赖，全球化背景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选择完全置身于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无论是在社会组织所规定的原则上，还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与专家系统的联系已经被逐渐常规化。
专家系统是知识与非专业人士的连接媒介，我们透过专家系统来信任那些我们并不了解的知识。在现代性条件下，不断更新的知识通过通讯媒体等途径传递给技术性专家和非专业人士，而这些更新的知识使得人们对特定抽象体系的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均有所改变。随着现代性多方面的全球化，非专业人士获得信息的途径以及社会组织等的不断增多和革新，使得大众与专家系统，甚至是抽象体系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更加的微妙，专家系统或抽象体系有时候已不再是权威。
（三）信任与本体性的关系。吉登斯认为本体性安全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本体性与“存在”有关，本体对他人的信任与自我内在地构成的可信任性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且不断更新，这就构成了自我认同的稳定基础。个体对惯常性的东西的依恋是具有矛盾性的，它是对失落感的一种表达。信任消除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由于信任，个体可以容忍所信任的人或物的缺场，因此也阻隔了种种存在性的焦虑，从对他人的信任中寻求到本体存在的真实感。信任是持续性的自我认同，这使得本体对他人的认同感也在持续性的变化。
在现代性条件下，伴随人或事物的风险随着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捉摸不定和难以测度，它们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甚至国家或国际合作都无法控制。在现代性条件下，信任的承担主体承担着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双重信任的建构，以及承受着与其相依相随的来自风险或危险的压力。现代性的多方面不断更新或改变，信任的主体运用现代性的反思性也随着它不断的发现自我，改变自我，也改变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事物的态度。
三、思考
信任不是预先被给定的，而是一点点建构起来的，而且这种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与传统社会相比，在现代社会中与信任相伴的风险来的更迅速，伤害也更大。例如现在各种媒介的运用增多和扩展了犯罪的方式和途径，例如传销组织，它可以通过网络渠道吸引人的虚假信息，引诱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等的人掉入陷进而走不出去，甚至使得在陷进里的这些人去欺骗亲朋好友或熟悉的人，让信任变得越来越薄弱，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现代性使得人越来越多的拥有双重人格，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冷漠。现代性下的社会组织、社会系统等抽象体系和各种非抽象体系运用现代性的反思使其确立的原则越来越非人格化，从而导致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更加质疑他人和自我的生活、甚至生存的意义。针对此我们应该及早做出防范，在制定和确立新的原则和法则时应注意平衡人与抽象体系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02）.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防灾减灾；灾害评价；忧患意识
在政治社会学的当代视野里，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它既关乎社会发展，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项工作包括灾害区划、灾情预测、灾情教育、防灾预案制定、防灾工程建设、应急反应机制建设、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力量动员、救灾的组织实施和灾后重建等内容。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灾害和人控制灾害意识的现实关系及处在灾害环境中的人的未来命运。
一、灾害的“族群”与灾害认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全面推进，人口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广泛，同时，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几率趋于增大，并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从增强公民对各种灾害的忧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救护的多重视角考量，应强化对两大灾害系统的认识。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关涉自然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是我们强化对自然灾害认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属于此类。地震是地球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球大规模、迅速地释放能量的结果。地震预测的实质在于对地壳运动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对震前种种异常信息的捕捉和综合分析也是地震预测的重要辅助手段。［1］关于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爆发的时间和原因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我国传统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库对滑坡体坡脚的冲刷，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动带土质性质等。［2］有学者注意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体突变灾害多发生在雨季这一现象，把山体突变灾害从理论上抽象成材料科学平面上的一条裂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山体骤变灾害产生的条件、滑动的准则，而且以该理论为依据为预测这种灾害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冰雹、雷电、龙卷风、干旱、酷热、低温、雪灾、霜冻等属于这类灾害。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数气象灾害与人们面对自然显示出的傲慢和无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世界将充满生机而又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识”而是“境界”，“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3］人类生存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与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友好地、理性地对待自然是减少气象灾害的基本途径。
生物灾害。病虫害、森林火灾、沙尘暴、急性传染病等属于这整理类灾害。生物灾害实际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人在发现、发明、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防治生物灾害、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又使人类活动和追求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积累新知识、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当然也就为防治生物灾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对可能发生的生物灾害风险，社会政策更多需要考虑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预防和管理这些风险，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互动。
天文灾害。天体撞击、太阳活动异常等属于这类灾害。对天文灾害的分析应有一个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天文灾害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应过多涉及主观的、现时的愿望。换言之，天文灾害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对这种灾害的认识，也规定着人们治理这种灾害的能力，我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天文事件来认识天文灾害。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主题，天体灾害的防控与现代高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天体灾害所选择的手段是思维多样性、理论多样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应对天体灾害所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他自然灾害。雪崩、冰崩、海啸、鼠害等属于这一类。对其他自然灾害的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然灾害这种多“族群”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正在进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广大疆域内，将自然灾害实体看成一个整体，并时刻关注这个整体的另类，其社会效能显然要远远高于只关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极为严重的灾害个体。雪崩、冰崩与环境变暖有关，鼠灾与生物链的断裂有关，海啸与地球内部的运动有关。对这类灾害监控的关键是要组织人力、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监控，注意搜集异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类灾害一般都要经过潜伏期、爆发期、期、缓解期、消退期等五个阶段。防灾减灾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自然灾害在潜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时间控制自然灾害爆发后的态势，缩短自然灾害对人们损害的持续期以及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中吸取教训等。还须注意，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自然的突变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反过来又要对灾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里考察防灾减灾工作，才能更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这种反作用；逐步深入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地跟踪、研究、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消除自然灾害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关涉人为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态环境灾害。烟雾与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等属于此类。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资源承受力和废弃物降解力，是导致生态环境灾害的最重要原因。人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协调不当，引起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从而造成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应当把人与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体，人与万物应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不是与“我”对立的它者。所以在开发、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应从社会意识角度切入灾害和人的生活层面，重视对公民进行生态环境灾害宣传教育：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事例，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灾害进行现实体验，体会灾害给人们造成悲惨境遇的情景，逐步培养和强化人们人道主义的真诚思想、行为表达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工程事故灾害。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属此类。人类对灾害的研究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钢铁材料在机器和建筑中广泛使用，曾经引发灾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多次发生火车车轴断裂造成车毁人亡。对这类灾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学理论和材料开发有了重大发展：一种新的试验方法和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金属疲劳（Fatigure）学应运而生。到目前，从对金属疲劳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到了陶器、复合材料等方面。我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既要从源头上查找工程事故灾害的原因，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又要从设计、制造、加工、使用、监测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预防这类灾害的发生。
社会灾害。球迷骚乱、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空难、毒气污染、社会暴力、动乱、金融风暴等属于此类。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发展成为特大恶性事件，就可能加剧社会系统的紊乱。政治社会学观点认为，从全局上避免社会灾害的发生，肯定了社会人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多数人；同时，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会灾害识别，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会灾害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规范如何论证和阐发，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风格，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对社会灾害的理论阐发能力和实际控制能力。
灾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各种防灾减灾观念和方式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4］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对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要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各种灾害，进而为灾害治理夯实现实的基础，又要在科技和社会认知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在灾害的范畴内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化，为当下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导防灾减灾工作。
二、灾害的评价尺度
笔者认为，仅仅依据财产损失来确定灾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根据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对本地区造成损害与GDP的比例关系，社会影响大小等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地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据灾害造成损失的绝对数把灾害分成五类
根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其进行分类，是一种对灾害的基本分级方法。这种方法对灾情的判断最为客观具体，可以直观地看出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大小。1.巨灾。死亡10000人以上，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2.大灾：死亡1000-10000人，经济损失在1000万-1亿元人民币。3.中灾：死亡在100-10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0-1000万元人民币。4.小灾：死亡人数在10-1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100万元人民币。5.微灾：死亡＜10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5］
（二）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价
虽然以损失和伤亡数为指标，可以给人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单纯以绝对数划分等级，也不尽合理。在我国东部地区，1000万元不算大损失，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仅亿元的中西部的县市则是重大损失。所以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首先应测算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第二步就是要看灾害损失对GDP总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灾害对GDP造成的损失超过35%的，为特重度影响区；对该地区GDP造成的损失在25%-35%之间的，为重度影响区；在15-25%之间的，为中度影响区；在10%-15%之间的，为轻度影响区；小于10%的，为微度影响区。［6］这种灾害评价目的是要考虑灾害给本地区带中国整理来的财产相对损失，对政府科学估算灾害损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全社会力量赈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根据灾害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
有些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有损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或者伤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给人民造成心理创伤，或者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恐慌等等。这种影响就是灾害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对灾害的评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较狭小的视野和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将主体的眼界放宽广些。这样，当灾害来临时，政府才能根据灾情进行科学的把握，以便决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多大强度上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救援力量。
三、灾害的演变规律与忧患意识培育
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灾害观，是灾害治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人们，既要对灾害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把握，又要特别关注不同灾害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潜伏及爆发形式；既要强化人们对灾害的整体把握和科学防范意识，又要提高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骤变型灾害更要求人们强化忧患意识
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灾害，如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极为惨重。这种突发型灾害，乍看起来好像猝不及防，事实上事先防范与疏于防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宪法里明确中央政府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中的责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三次地震演习。2005年，由于一个关于海啸的谣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时分逃离家园。在没有任何天灾的情况下，逃离时的混乱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伤。这种惨痛的教训增强了智利从国家到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建筑须符合非常严格的防灾标准，以保证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灾害的侵袭。如果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人告诉你，楼房承重墙在哪里，地震时应在楼房的什么地方避险。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则是一个在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国家，对灾害的忧患意识就不那么强烈。2010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是否针对骤变型灾害开展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减灾效果。
骤变型灾害的发生通常缺少先兆，爆发是突然的，发生的过程历时较短，但破坏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重复爆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过程难以控制，但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可以充分利用长期训练积累的经验和聪明才智的。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灾害的关注和认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运体认，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上的挫败感，从而提高政治稳定性”。［7］这种从全社会强化人们对骤变型灾害的警惕的内在精神感受和忧患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要进行典型经验和教训教育，采取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以深化人们亲身体验的心理感受。
（二）发展型灾害是渐进积累的结果
自然灾害中的暴雨、台风、洪水和社会灾害中的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等属于此类。与骤变型灾害相比，发展型灾害在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种灾害渐进积累的结果。这种灾害发展比较迅速，但是比骤变型灾害要缓慢一些，因而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个人的主要生活内容都总是属于某一系统的，人们的共同活动的适当方式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体系中”。［8］面对发展型灾害，各主体承受感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思维和行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全社会实现关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认知，力争将发展型灾害控制在潜伏期和预备爆发期。
（三）持续型灾害表现为连续地对人类造成危害
旱灾、涝灾、传染病、生物病灾害等就是以持续性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的。灾害爆发后，持续的时间可几天、半年到几年。在中国千百年防灾减灾的历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规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持续型灾害的防治缺乏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灾害意识。党坚持以人为本，才使防灾减灾工作真正成为为人民解除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懂得，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只是为公民预防各种灾害提供间架，具体内容需要由各级政府和公民进行创造性填充。预防持续型灾害必须以创新观念为牵引，处理好政治法律的规定性和措施的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形式的规约对于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并发挥激励作用，防灾减灾内容的变革则是创造力的源泉。要进一步培养和强化人们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承担防灾减灾义务并使之内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要积极地将防灾减灾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持续型灾害进行防治。
（四）环境演变型灾害通过对环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冻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涨、以及区域气候干旱化等环境灾害是以演变的方式对人类构成危害的。环境演变型灾害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的自然过程，是自然环境演化再加上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结果。因其进程缓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况有些措施需要人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过，这类灾害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预测、可预报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气温升高1-3℃，这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计算出来；它导致的区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类也可以比较准确地加以测算。
我们要发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整理优势，强化人们对灾害的强烈的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政治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把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应设立科学的灾情防御标准，以便在灾害发生后，政府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救灾；还应强化全民族的防灾教育，使防灾知识教育以及实地演习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生存培训的基本内容。这样，当灾害发生时，灾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从容应对，企业、学校、社区才会更为积极地配合，而个人则有可能快速调节心理状态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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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全球的格局中，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是产生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的。这个环境同现代产业要求的发展基础有诸多差距或差异。所以，对后发展国家的产业发展而言，如何发展的问题从产业开始之初一直贯穿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以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来看，在1979年之前，现代广告产业的基础基本上空白。所以，广告产业在中国的出现基本上是空降的。因而，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有制度设计和人为规划的力量，也有市场力量之手的调节;有线性发展产业升级的清晰迹象，但也有融合交织的模糊混淆。既有本土市场的独立发展，更有步步紧逼的全球化的压力。中国广告产业发展问题具有突出的复杂性。
虽然发展问题始终是广告业的问题，但是对发展问题的理解是逐步清晰和深化的。在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早期，广告产业的建立是发展的主线。简单化的发展观占据主导，或者说对发展的思考虽然已经开始进入视野，但并没有成为整个行业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在进入1992年之后，理想化的发展观更加明确，即发展的问题转化为追赶的问题，发展的目标设定为发达国家的广告业，解决发展问题的思路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广告制，提升广告的专业化水平。理想化的发展观实际上代替和掩盖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因为发展的路径已经很清楚，发展已经不需要被更多的关注。而在这个阶段，随着广告业的规模壮大，对广告业出现的一些现象的困惑和忧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制在执行中的失败，广告专业化的价值得不到客户的认同。进入2001年，中国加入WTO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广告业的群体性困惑和群体性忧虑达到了顶峰。无论是本土广告公司，还是4A等跨国广告公司，都有越来越多的抱怨和疑虑。但就在同一个时期，中国广告业却始终以很高的速度增长。高增长与群体性的困惑群体性疑虑同时存在。既然存在诸多在很多人看来是致命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广告业一直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否会持续?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如何解决?靣对这种状态，广告管理如何适应?广告公司如何调整?媒体的广告经营如何跟进?也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互联网作为后起之秀逐渐浮出海靣，这种新的传播形态进一步搅扰着广告业的发展，增添了行业的困惑和疑虑。应该说，在这个阶段，广告产业的发展逐渐成为被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广告产业如何发展开始作为一个明确的问题凸显出来。
中国的广告研究基本上与中国的广告产业发展同步。早期的广告研究是以广告理论的介绍和普及教育为主，之后的广告研究是以实务研究为主，这些研究在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相应阶段都对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在这些阶段的广告研究中，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被学习和模仿海外的广告模式、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所掩盖。虽然广告研究也对行业中大家逐渐产生的共同的困惑和疑虑有所回应，但这些研究多为感受和描述，而且，一些开始涉及到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观点也被群体性的无意识所忽视。比如，黄升民教授等在对媒介购买公司、公益广告等的研究中，已经对发展问题有所感觉和涉猎。
2001年之后，广告学者在关注行业靣临的问题时，开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而2003笔者到日本电通学习考察，开始关注日本的广告业发展的特殊性，并探讨广告制、集团化和媒介购买公司等问题。2004年，笔者在《中国广告》杂志发表《差距与差异》，认为中国广告业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并不是发展的层级的差距，而是发展的环境不同，因而发展的路径应该不同，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判断中国广告业出现的各种现象，指导中国广告业的发展。2005年，笔者两次赴韩国考察研究，探讨韩国独特的KOBACO模式，以及In-house广告公司模式。通过比较研究，在很多演讲和文章中提出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这些模式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广告公司、媒介和广告主之间的制度的不同。在2005年《广告研究》创刊号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模式话题。2006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亚洲广告业的发展与广告教育论坛，分别请韩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共同讨论不同的广告业发展模式，逐渐使得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的方向更加明确。最终，在张金海和笔者等广告研究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广告产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汇聚为中国广告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并迅速成为在这个阶段广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主导性问题。应该说，对广告产业的问题，之前的学者已有所涉及，但是，在这个阶段，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更加突出，而且学者们针对性的探讨和分析使得对问题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和准确。关于中国广告业发展模式的讨论，是中国广告研究群体3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集体亮相。这场讨论，实实在在地在行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且成为广告行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思想来源。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的广告学术界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追随行业发展的依附状态，确立了前沿性的引领行业发展的新的角色。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广告学研究进入一个全靣自觉和反思的阶段，广告业的发展真正成为了广告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广告产业研究热潮的价值在于发现了中国广告研究的独特问题，也就是广告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且开始从制度层靣切入，使得制度从广告研究的阈限之外进入研究的视野，突破了广告的专业化等于广告发展的局限。在这个阶段，广告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基本上全靣参与了广告产业的研究和讨论。但是，对如何解决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并没有根本的突破。因为涉及到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目前现有海内外广告研究的学术方法和框架，并没有相应的资源。很多研究停留在对中国广告产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层靣，而在分析原因和结果的时候，甚至出现以果为因的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借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广告产业的发展，没有考虑到广告产业的依附性和服务性的特点，无法得出符合广告产业特征的结论。
总之，发展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广告研究领域的主线，但是对发展的理解是逐步深化和清晰的。根据笔者的概括，在对中国广告研究历史追溯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从简单化的发展观，到理想化的发展观，以及今天所理解的系统化的发展观的变化。要解决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必须树立系统化的发展观，必须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发展广告学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讨论视野始于2010年由笔者发起并主持的“广告前沿发展论坛”，论坛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福州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举行，“发展广告学”的概念和主张就是6在这三次研讨会的讨论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2011年《广告研究》杂志第2期，开辟“发展广告学”的专栏，共刊登了陈刚的《广告研究》刊首语、姚曦的《发展广告学一一广告学研究视域的扩张》、初广志的《关于发展广告学研究的思考》等文章，这应该视为学者们发展广告学研究成果的最初体现。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在具体概念的界定上虽然意见并非完全统一，但却达成了未来“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基本共识。2011年6月，在中韩广告与公关国际研讨会上，陈刚、孙美玲发表了《结构、制度、要素一一对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的解析》的论文，这是第一次试图借鉴发展理论建构广告研究的框架，解释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该论文随后发表在了2011年《广告研究》的第4期。
发展理论与发展广告学
要想真正厘清发展广告学，必须追溯“发展理论”的历史脉络。20世纪50年代，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最先在欧美出现，“主要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对象，来探讨这些国家如何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造来加速现代化进程，因而它直接担负着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制定理论模式、选择发展战略乃至确定具体发展道路的职责。”[2]因此，发展理论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问题，而在研究经济问题的同时，逐渐发现了原有的许多研究框架与方法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封闭的运行体系，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涉及到更多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经济问题，正如缪尔达尔所言：事实上，不存在专门的‘经济’问题，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区别大多是人为的区别。要说清楚‘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所包含的意思意味着要提供一种分析，这种分析也把一切‘非经济的’决定因素包括在内。唯一有价值的区别，并且唯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的区别，是相关和不相关的因素的区别。”
关键词：企业管理 企业职工 工作状况 生活水平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分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我国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职工收入不断增加，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到，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与我国GDP、财政收入和CPI的增速相比，企业职工收入增速相对较低，根据资料显示，从1994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连续16年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几乎达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而城乡居民收人增长速度几乎每年低于GDP增长速度，有的年份仅仅是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而劳动者报酬自1990 至 2005 年占 GDP 的比例从 53.4%降至 41.4%，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企业有效运作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大动力，企业职工则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在关注国家整体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企业职工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调整收入结构，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从而保证社会机制长效运行与良性发展，保证社会各个结构的和谐稳定。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研究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问卷调查与访谈法进行苏州园区企业信息与员工生活现状，工资待遇、满意度与生活现状等信息的手机和分析，按照随机抽样的科学方法，选取苏州工业园区企业的510名企业一线员工，其中一线员工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3.14%和46.86%。通过调查了解企业运营状况和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状况，进一步了解苏州工业园区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生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确保信息的代表性、有效性和科学性，通过科学有效的数据及数据分析了解苏州工业园区整体企业一线职工的工作与生活。
三、调查情况及相关分析
1、企业员工主要信息
苏州Y区企业参与本次调查的一线员工年龄在35岁以下的约占总比例的88.47%。受教育程度普遍不低，其中高中至大专的人数占总人数的75.88%。调查发现，所调查员工中只有接近6%的员工在同一家企业工作在7年以上，工作时间在三年以内的占据66%以上，这充分显示了园区企业一线员工在企业、岗位间的高流动性需要引起重视和思考。在所调查的对象群体中，2010年年收入在4万以下的员工占总员工的86%，相对于自己目前的薪酬，有51.37%的员工觉得一般，而对于加班工资的计算与支付，59.61%的员工都基本满意。这些数据显示，目前园区工人工资水平及员工收入现状与员工自身对工资的期望二者之间还存在这较大的差距。根据调查，2011年上半年园区在岗职工平均总收入为25705.81元，其中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69%。消费性支出为12744.52元，消费性支出占总收入的49.6%。这些数据显示，员工的收入主要被用于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说明一园区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还需要尽快提高。
2、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分析
（1）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及表格4可知，2011年中国CPI指数1月份上涨4.9%，到6月份CPI同比上涨达6.4%，食品价格上涨14.4%，7月份同比上涨 6.5%，8月同比上涨6.2%。苏州市CPI累计涨幅已连续6个月维持在5%以上，食品类价格大幅攀升推动价格总水平上升4.1个百分点，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的首要因素。苏州园区企业的一线员工普遍认为近年来尤其是2011年以来，苏州生活成本不断上升，造成生活上困难的加大，很多员工因生活成本原因选择到中西部地区或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城市发展。
（2）员工的工资收入存在问题。①整体工资标准偏低。2011年苏州实施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140元（含个人所缴纳的社保金），而上海为1280元，杭州1310元，深圳1320元。②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低于经济发展速度。“十一五”期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4%，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3.2%，而企业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2.7%。③一线职工工资水平偏低。相关资料显示，1995年至今，我市社会平均工资增长了11.7倍，但同期最低工资标准仅增长了4.57倍。
（3）员工流动性强。据了解，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珠三角缺工已超过了200万。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工资水平涨涨幅度的滞后，再加上惠农政策的不断增加，城乡一体化的不断缩小，外出务工的诱惑越来越小，越多的工人转而就近就业或返乡创业。加上现在工人年轻化趋势增加，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对薪资报酬、福利待遇的要求更高，选择就业的条件更加多样性，企业若不能提供更诱人的薪酬、更有利的职业前景，则难以留住这部分群体。
（4）企业工会的作为与影响程度。企业工会是一个以维护和代表职工合法权益为职责的群众性组织。苏州市在1998年就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工作。从目前调查的工会状况来看，苏州园区工会并未能充分发挥其应发挥的基本职能，多数园区企业工会建立时间短，作用发挥不充分；一些工会成员甚至对工人认识有偏差，不能站在工人的立场而是站在资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部分工会成员在工资协商的过程中缺乏谈判的专业性，影响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开展。总体而言，园区企业工会在改善和提高工人薪资水平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力度不足，质量不高。
四、结论及建议
工人的工资水平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水平、政府政策、企业制度、个人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要改变一线员工的生存状况，应该考虑以下方面：
1、提高企业的工人待遇水平
实行工资、奖金等费用与效益紧密挂钩的措施，在严格执行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低收入职工工资水平的基础上，根据企业劳动生产率、政府工资增长指导线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等指标，提高职工收入，建立合理化的工人工资待遇水平。同时，关心工人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以外来工为主的企业，其一，应该为之工人营造方便、具有归属感的生活环境，在工作之余，应该增加工人交流、互动的机会，增加工人的内部情感和归属感。其二，应该为工人的生活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助，减轻工人的生活成本付出。这些措施不仅能能够使工人改变生活状况，同时也能激励工人更好地工作，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措施。
2、增强工会在职工工资、生活服务方面的作用
创新工会维权职能模式，构建为企业职工工资收入、职工福利待遇为内容的工资协商谈判队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维权工作的需要，通过政府、法律、舆论和工会自身组织系统等多元化渠道和方式切实履行工会的维权职责。
3、通过政府手段提高工人工资，改变工人生活
目前，市场经济正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实施、监督对职工工资的改变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财富增加的同时，制定相关的调控政策及措施，完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确保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的合理适度增长。其一，在监督企业实行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继续给企业提供相关政策优惠和公共服务，并尝试提供更多的优租房帮助企业引进人才。其二，保证工会活动的合法性、自主性、独立性，使其不受到其他力量的干扰，提高工会组织的运作能力，并继续通过立法建立集体协商制度保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其三，重视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建立和完善税收调节体系。要把强化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其四，建立企业经营者收入增长与一线职工收入增长的联动机制。并将这一联动机制与企业的信用等级结合，纳入对企业经营者的考核评价范围中，促进企业对职工工资的重视与提高。其五，在监督和帮助企业提高职工工资的同时，政府还应重视从政府角度对企业员工提供一些职能培训机会和职能培训的政策优惠，促进员工职业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周玉清：《企业职工工资过低与政府调控职能》,载《中国工运》, 2006(8)
[2]王惠民：《工会在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分配中的维权作用》，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2）
一时间，理论界、实务界都对它们青睐有加，依据各自的逻辑和学科理论进行推理和探究，以求对该类新的社会问题加以控制和消除，进而稳定社会和追求和平。然而，我们期许的目标实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原有组织的规制体制仍然没有被打破；社会结构没有通过不平衡的发展而趋于平稳，反而越发加大结构差距；基于组织政策的倾斜，特定社会群体以“滚雪球”方式使资源集中，造成资源分配严重的不平衡。社会个体间关系仅维系在以经济利益为原点的局部关系网络，而群体抑或国家的他者关系却被束之高阁，该原因直接导致群体内部结构间隙不断扩大，凝聚力减弱。相应地，科层组织为维护其既有的统治秩序，将会采取不同的控制方式对社会冲突进行限制和管控，就社会实质而言，这是一种不具有灵活性的僵化社会，不会因冲突机制而受益。
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理念的西部区域发展权
社会协调发展在理论研究场域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且极具号召力的话题，也是引领人类进行理性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人类对社会发展界定的位阶基于认知的深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就其演进的历史脉络作为考量对象，便可厘清基本的轨迹。即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发展阶段、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和社会协调发展四个阶段。⑥社会协调发展观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空间维度上，协调发展显现整体与局部的和谐统一；时间维度上，显现现在与未来的高度统一；在文化维度上，又显现人类理性与价值的和谐统一。就其内容而言，社会协调发展主要包涵下述论点：第一，社会协调发展将当代社会发展与未来社会发展有效的联系起来。传统社会发展立足点都建立在当下社会，而忽视今后社会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涉猎“人的发展”内容，但在发展的整体体系层面产生严重的断层现象。然而，社会协调发展在重视人的发展同时，有效的建立了人的发展之代际关系。第二，社会整体与西部区域协调统一发展是协调发展的核心。人类社会既是整体社会，又是区域社会。人口、资源、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因素既是二者间有机关联的纽带，又是二者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差异性的决定变量。社会协调发展将上述各元素纳入到协调统一体系中，作为发展研究客体和评价标准。以求获得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整体性。第三，“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人本身的发展才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唯有人得以完善全面的发展，才可满足现代社会协调发展的主体条件。西部区域发展权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应有条件和内容，也是平衡区域差异、社会个体差异和弱化社会冲突发生概率的变量元素。它超脱传统社会发展的依附理念和关系，旨在建构和谐社会语境下新型法治人际关系模型。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等极富表征性的国内区域发展实例，以及后期的武汉城市圈“8+1”和长株潭一体化构建为重点的“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等，都充分证实区域发展的社会协调发展之实践理念。但是，在理论研究维度下，西部区域发展抑或西部区域发展权仍有欠缺，尤其是在法学领域。提升西部区域发展权的法理权重，对于丰富当下法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内容具有非常意义，更能促进和完善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体系。首先，西部区域发展权使表象行为规制与内心心灵规制有效结合，致使社会冲突缺乏发生的社会根源，也为国家实施社会控制减少了相应的社会成本。就国内的整体社会发展而言，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滞后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领域，同样也反映在人的发展、文化发展和制度建构等方面。西部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已非单纯的经济差距问题，而是关乎社会中心价值定位问题。在追求社会发展目标之时，我们的和谐社会更在意人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换言之，社会的人具有“幸福”感时，社会就能安定、有序。“幸福”的社会价值观是社会人对和谐社会秩序的认同基础和出发点，是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立足点和最终归宿。然而，西部区域发展的滞后和当下社会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造成社会认知冲突和现实秩序冲突。为此，须正视西部区域发展权，不能仅仅依据经济、法律因素权衡；还应借助社会人的“幸福”内在秩序，平衡心灵的失衡倾向，规范社会区域和内化秩序。其次，西部区域发展权将会阻断传统区域发展的完全依附关系，建构新型的法理型发展模型。依附理论是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主要依据“中心”和“”间的不平等关系解释非发达国家或地区社会不发达的原因。⑦其内容强调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不发达的核心因素在于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或地区无情的剥削和掠夺，而处于边陲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谋求发展则须依赖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基于依附理论的观点，边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一种低度发展，并且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独立发展主体资格被泯灭。而我国的西部区域发展权通过法理念首先赋予了发展地区独立发展主体资格，并拥有独立发展的权利。在关系理论层面，厘清其与其他地区之间是一种协调发展关系，而与国家的整体社会发展是一种局部与整体之发展关系；发展本质层面，强调区域自主发展和国家宏观指导相结合。因此，区域发展并非是依附发展理论的延伸和发展，也不是刻意强调奉行某种单一的发展模式（尽管该模式可能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曾取得巨大成功，譬如华西模式、南街模式等），而是和谐社会发展理念指引下的多元社会发展模式，也是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延伸和升华。第三，西部区域发展权对社会公共价值体系的建构和维系给予丰富理论和实践养分。
西部区域发展并非是孤立无援、局部区域独立发展，而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战略。虽然，西部区域发展在言辞上具有“局部”发展的意思，但在发展内涵和理念上，应该以社会“整体发展”的宏观视角为基点。西部区域发展应先确立符合本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使发展紧贴区域社会结构、文化、礼俗以及既有资源等元素，有效激发本区域发展潜能。“全球化”浪潮已波及世界的各个领域，处于偏安一隅的中国西部区域借助这股东风而展露头角。因此，我们不得不关注其他区域或国家的社会发展理念，学习他们发展的经验和成果，并与其形成特定的发展合作关系。但是，借鉴他方经验，并不能丧失区域特色和地方性知识基础，⑧更不能扭曲当下我国的和谐社会价值体系。所以，西部区域发展权理论必须立足本区域，通过整合和理性配置区域信息，以全新社会法律创制推动西部资源配置和利用，进而促进区域社会协调发展。然而，西部区域的范围是在一个“国家”立场上进行的定位。为此，考量西部区域发展必须遵从国家大局观，放眼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和谐社会价值观是国家针对时下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公共价值最高目标。西部区域发展背离该公共价值中心，极易造成地方或区域各自为政的混乱社会局面，同时可能引发严重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和社会对抗冲突。因此，西部区域发展应与国家、民族利益和谐发展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与国家的法治治理统一结合。最后，西部区域发展权有力地拓展对和谐社会法治内涵的认同和解读。和谐社会的法治外在要求法律体系的完备性，内在强调法律内涵的健全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成功建构，这标志着我国由传统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演变。然而，在发展与和平成为时代主题之时，法律人对发展权的认同和解读能力并没有超越旧有习惯，仍然依据法律有没有明确规定这一事实加以判断是否存在发展权。但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并非国家的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内容。如果借助法律解释的艺术技能，不难解读出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所隐含的人的发展权。这是一种高度抽象和极为艰涩的法律发展权理论，对普通社会主体理解发展权是一种困境和为难，难以被社会所认同和理解。唯有将西部区域发展切实落实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有机结合，才会使“睡美人”式地发展权理论转变为普遍认同的一致性人权价值；使欣赏性法律规定升华为普适性和适用性规定。
社会冲突与西部区域发展权
社会冲突的客观性和西部区域发展权的必然性是相融相克的社会元素。西部地区与毗邻区域、区域内部发展是否存在严重差距或失衡，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将会扮演评量标准之一。严格意义上阐释，西部区域发展权理论与实践问题是社会观念、社会结构、社会文化、资源配置冲突表征之结果；而社会观念的创新与统一、结构正当转型或重置、文化背景的认同与文化内涵的繁荣、理性的资源配置则是调解社会冲突和促进西部区域发展权的保障。因此，正确审视社会冲突存在的客观性及其与西部区域发展权之关系，将是建构和谐社会所必须思考的议题。第一，西部区域发展权的核心动力是区域群体以及群体间的内聚力，亦即区域发展重在群体主体性核心要素。然而群体意识、群体疆界的形成和群体内聚力的强化则在社会冲突或透过社会冲突方可形成。⑨尽管西部大开发的实践已经彰显西部区域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其他地区或群体对西部地区仍然有社会认同偏见和资源占有冲突。⑩社会转型期客观存在的类似冲突，对关联且不同群体的群体意识和疆界形成具有积极的功能，并在不同群体间寻求一种平衡以维系整体社会的稳定。西部区域发展权是区域主体资质的建构和确认的过程，于外而言，主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区域发展权；于内则主要在于群体疆界的具体界定和内聚力形成和加强。第二，社会冲突归根内化为一种区域发展规范的更新和创制。法治社会中，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规范对权利配置的失衡或通过其他形式规则替代法律进行权利配置。西部大开发基于政策的倾向和践行，已取得显著的宏观效果。但这种发展视角更重要关注点在于发展的时间结果，而淡化发展的主体身份。然而，西部区域发展关系的主体是关涉多维利益的综合性主体，而不是具体法律关系简单化主体。本质上，它是一种基于区域发展而形成的新型生态和谐法律关系主体，是集人的本身、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身的复合型主体。既有法律对于此种主体在权利分配上缺少规定，此为社会冲突的产生提供温床和条件。国家基于社会秩序稳定的考量，将会寻求足以化解社会冲突的理想法律规定，此谓法律体系发展和完善之过程。在此种反复博弈过程中，调整冲突的规范体系或内容顺应诞生，并确定西部区域发展主体和赋予相应发展权利。在此种意义上，社会冲突是一种调整法律规范适应新环境的机制。第三，社会冲突有助于审视和检验西部区域发展权的存续与落实。西部区域发展权是一种时空法治权利，即在西部地区空间领域存在的特定权利，其与西部空间的地理、民族、文化等因素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孟德斯鸠的法律观能直接说明法律与特定区域之间客观联系：“法律和一个国家气候、地理因素、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西部区域空间维度范畴内的习惯、礼仪、观念和资源都是发展权应涵内容或元素，也是区域自然元素。人为法律权利必须与前述自然元素和谐关联才能真正体现区域发展权存在和切实落实，同时也意味着群体内部以及其与外群体间社会冲突程度的降低、规模变小。相反，如果法律规定的权利与西部区域的习俗、礼仪、资源等自然元素差距较大，社会冲突极易发生且区域发展权难以落实。因此，社会冲突的程度、规模是区域发展权实现与否的度量标准。
结语
西部区域发展是中国发展语境下普遍认同的，且关乎和谐社会秩序建构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此问题的诠释必须结合社会冲突、社会发展和社会法治三大综合理论，建立一种逻辑紧密的区域发展法治体系，进而为西部区域发展权主体建构、内容设置提供法治保障。
作者：李文杰 单位：南华工商学院
关键词:高校;节能;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200-02
实现高校节能管理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高校后勤社会改革、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研究和解决高校节能管理存在的问题对满足学校和谐发展,提高办学效益。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高校节能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节能意识问题
高校能耗管理中的节能意识问题是校园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社会思想基础。高校作为能源消耗大户,师生作为高校能源的主要消耗者,同时也是高校能源浪费的主要参与者,其节能意识、质量直接影响着社会节能意识的水平,对整个社会的节能氛围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高校能耗管理中的浪费问题,不仅表现为管理者节能意识的缺失而导致浪费。同时也表现为能源使用过程中因缺乏节约意识而导致的严重浪费。节能教育力度不够、节能意识薄弱,导致大量的能源浪费。
(二)管理问题
高校能耗使用中的管理问题,是困扰高校能耗效率进步,能否节省成本的关键问题。
1.节能制度不健全,部门之间缺乏配合,如何进行节能、节水建设没有明确分工,职责不清等问题造成能耗管理工作难以推进。
2.监督工作力度不够问题,不少单位部门节能监管工作薄弱,即使存在浪费能源现象也无人问津,以致一个单位部门重复同样的浪费行为。
3.管理人员业务素质低问题,虽然大多数高校基本上都有专职的节能管理人员,但人员平均学历较低、军队转业人员及临时聘用工人所占比例较大,专业能力不强、整体素质偏差,大多数管理和执行部门人员只是重复性地从事计量收费工作,不具备更深层次的能效分析、节能挖潜、节能监管、督查等全方位的管理工作。
(三)技术问题
高校节能管理中的技术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节能管理过程中技术设备材料落后,监控程度低;二是费用回收和计费标准问题。
在当前高校的校园里,计量设施很难覆盖每个水电使用部位。另外,节能技术的缺陷还导致不合理的能源供需,造成能耗增加。依托节能技术改造,降低能源消耗,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能源综合利用为重点,大力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广智能控制等技术、设备和器具的运用,全面提高高校能源使用效益。
(四)资金投入问题
资金问题是高校节能管理问题的核心问题,加强宣传教育,提升节能意识,拓展管理能力、培训管理人员、更新设备,构建收费流量系统都需要资金支撑。学校在节能管理中的资金不足,一些老式的水电设施不能得到彻底改造,资源浪费严重。特别是近几年高校重建设、轻维护,导致节水、节能的改造资金严重短缺。
二、高校节能管理对策
(一)加强节能宣传教育
1.开设节能管理方面的课程。有条件的高校可尝试开设节能管理方面的课程,如生态学、生态管理、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经济、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发展社会学等方面的课程,并将其列入必修与选修的课程范围。重视对学生节能系统性知识的教育,使节能意识融入所有师生的心中。
2.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节能活动。可以定期地组织开展一些以节能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活动和技术创新活动,如邀请专家学者进行相关的知识讲座和专题报告,节能知识竞赛、在宣传横幅上签名、文娱演出、回收废弃物品、以环保节能为主题的绘画、摄影、摄像、征文活动等,以鼓励师生员工关注节能,调动其参与校园节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鼓励进行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可通过学校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团委等组织开展以节能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如鼓励学生对校园节能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组织青年志愿者与社区群众联合开展宣传与教育活动等等,鼓励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能够实际参与社会生活实践,从而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节能的重要性和意义,切实成为“节能型”校园建设的主体力量。
4.广泛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宣传。充分利用校报、宣传板、广播、网站等现代宣传工具,宣传国家的能源政策、普及节能知识。如:可通过校广播台、校园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倡议性文章;在校园论坛上开设网络专区,就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及节约型校园、高校节能管理等内容进行专题学习、交流与讨论,引导青年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环保意识和行为习惯。
(二)完善节能管理体制
1.建立专门的节能管理机构。借鉴国内外高校节能建设的成功经验,建立专门的节能管理组织或机构,是“节能型”校园建设的组织保证。在高校中建立专门的节能机构,是目前高校作为耗能大户进一步加强用能管理、减少或杜绝浪费、降低公共事业费用支出等最为关键的环节。另外,还应筹建节能工作管理委员会,邀请各部门负责人或相关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共同参与学校的节能管理工作,促进各部门问的配合。还要推行垂直管理、层层负责,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指标分解,责任到人,从而使节能工作能有效渗透到教学、科研和师生的实际生活中,推进高校节能管理的政策落实和具体实施。
2.制定并完善节能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高校节能工作的制度保障,是对节能管理的具体规定,对节能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首先,高校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本校的实际,制定出具体的节能管理规定,使高校节能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要加强对节能管理工作的监督、评估和考核。一方面,要建立数字化的监测平台,对高校节能管理的工作实效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建立科学的评价和考核机制,把节能管理的实际效果纳入到对个人的考核当中。
3.实行量化管理。节能管理部门应根据本校历年能源消耗情况,分门别类进行指标核定和量化管理。首先,可按照分类管理的要求,对计划内的课堂教学、实验教学、行政办公、学生宿舍和公共服务等用能,实行“核定指标、节约留用、超支自付”的管理原则;对科研、计划外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以及校办产业、经营单位和教职工宿舍用水用电,实行“谁使用。谁交费”的管理原则…。其次,要加强成本核算。对实现企业化管理的学校各类经济实体,将能源等资源性的消耗纳入成本,实现全成本核算。再次,要加强价格管理,将用能指标分解到各部门单位,超指标用能的,加价收费。实现“定额用能,超额自理,节能奖励”的能源管理运行机制。
4.培养和引进节能管理人才。高校节能管理是一项持久性的工作,不仅需要较强的综合性技术,同时也需要付出大
量的心血和努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综合协调各个部门工作,专业管理人才是保障高校节能管理有效实行的关键所在。培养或引进有节能管理经验、能力人才,是高校实行节能管理的重要保障。针对目前高校节能工作普遍存在人员少、技术水平较低、节能知识欠缺等问题,可以引进专业管理人才,为知识欠缺的工作人员提供技能知识培训,提高能源管理者的管理水平。
(三)提高节能技术水平
1.采用先进节能装置及材料。要注重引进和利用高新科技节能技术,推广使用节能设备,逐步对原有设备进行改造。另外,在高校建设中,应优先使用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利用技术,房屋建设中选择节能建筑,低能耗施工。同时,还要加大对旧有建筑的改造力度,广泛运用先进节能装置及材料,促进节约型校园建设。
2.建立能源计量管理网络。在教学、科研、行政办公等区域安装水电计量表,这是学校用能管理不可缺少的硬件设备,也是技术节能的重要依据。在计量的基础上,对各种用能进行定额管理。例如,在浴室安装插卡式淋浴器,学生在用水时便能清楚的看见用水的数量和消费的钱数;在宿舍区实行限电管理、超额付费等等。
3.建立网络监测平台。可依托校园网络,建立网络监测平台。在列入监测、服务和管理的建筑设施用户末端装上具有数字传输功能的计测表具,将采集到的数值信号远程传输到监控中心,通过节能监管软件实现校区的能耗监测、数据管理服务和对策制定。通过监测平台开展实时监控,不仅可以及时查找故障点,还可对节能措旌进行预测评估,为校园设施的节能管理提供依据。另外,对校园各部门的能耗数据进行公示,也是加强校园节能监管,强化节能意识的有效手段。
(四)合理运筹节能管理资金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文化；社会转型；现代角色转换；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8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5-0006-05
“社会转型”一词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是指社会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既有宏观层面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有微观层面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的改变。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多维度的。在体制方面是指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社会结构方面是指中国社会结构状态整体的转变，包括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价值体系、生活行为方式、文化利益观念等等的转变；在社会形态方面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社会的转型必然引起文化的转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在某一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地产生危机或断裂，同时又进行急剧的重组与更新[1]。”在中国文化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该如何对待中国的武术文化？针对当前武术文化现代转换滞后所产生的武术文化的异化与失范现象，如何实现武术文化现代角色转换，重拾武术的国际话语权，使武术从国内走向世界，实现武术的国际化发展？这些问题应当引起学界人士的关注和思考。
1体育全球化对武术文化的挑战和机遇
虽然我们懂得“输入外国文明常常孕育着一种破坏本国社会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统一的危险”[2]。但是输入外国文明产生的思想冲撞也会给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来革新的春风。以积极心态吸收和学习域外优秀文化，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养分涵养我们传统文化生发的土壤，这是我们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落后，面对西方强势经济决定的文化格局只能接受文化霸权侵略的处境。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开始慢慢影响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和体育的全球化，为武术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同时也为武术文化的现代转换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象征的武术文化要抓住文化全球化的良机，顺利实现我国社会转型期武术文化的现代转换，把武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理由很简单，韩国跆拳道文化以及日本柔道文化现代转型的成功，国外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也能做到，关键是如何去做和怎样做的问题。
2武术文化的现代角色转换遇到的问题
社会转型期，由于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武术文化并没有跟上现代化社会快速转型的前进步伐。武术文化的异化与失范现象正是武术文化现代角色转换缺席的主要表征。
2.1转型期武术之“怪象”：文化异化
异化（alienation）原是哲学和社会学概念，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3]。这里所说的武术文化的异化可以理解为在社会转型期武术文化产生的对武术发展起到阻碍、扭曲作用的异己力量及不利因素[4]。从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步入了真正意义的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的变迁、社会形态转变、文化环境变革、道德的冲突以及利益的驱动等原因使武术步入了文化异化的怪圈。传统武术在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的霸权环境下一味地对西方竞技体育模仿，为了让武术进入奥运会，多次修改竞赛规则以适应西方竞技文化的标准，武术也在这样反复的变革中失去了自身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武术入奥的失败正是武术文化异化的结果。武术真正的价值就是进入奥运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离开了奥运的平台，武术自身服务人类健康的价值也许会更好地实现，武术不能入奥并不是坏事，至少能让我们反思武术文化真正的社会价值。武术入奥的失败，也折射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味地模仿和遵从西方体育竞技文化的标准，不仅迷失了自身，别人也不会认同和接纳。武术只有不失去民族性文化特征，才有可能被世界文化所接纳认同。“武术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然后才是属于世界的”。不久前出现在网络上的沸沸扬扬的“闫芳事件”以及“武术冠军打架被杀事件”，无不折射出了武术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滑坡、利益驱动等造成的武术文化价值的扭曲和异化。武术圈的怪相频出折射出了武术文化的异化，也反映了武术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现代转换的滞后。
2.2转型期武术文化之殇：文化失范
失范一词是与规范相对的，学者将失范界定为各种规范之间彼此冲突、互相矛盾，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范导作用减弱乃至丧失，造成人们思想上无所适从、行为越轨和社会失序的过程或状态[5]。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失范”可以陈述为：在转型时期，社会因主导性文化价值的缺失而造成的文化秩序的紊乱与无序状态[6]。这里所指的武术文化失范是指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生活世界的变迁和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引起的新旧武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从而造成传统社会时期主导的武术文化模式对个体行为规范的失效，人们在思想或者行动上的背离使原有的传统武术文化秩序混乱失序的状态或者过程。很显然这里所讲的武术文化失范的前提是存在着某种既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即武术文化的规范价值标准。如果背离了武术文化的规范价值标准就是武术文化失范。文化失范最初的表征是“文化滞差”，意为社会变革过程中，文化的变迁速度要落后于经济、政治的变革速度[7]。武术文化滞差就是武术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变迁速度落后于经济政治等的变革速度。正如前面所言，转型期社会的阵痛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冲突一样，武术文化与现代社会同样存在冲突，原因就是武术文化滞差与武术文化的失范。武术文化失范的状态下，人们失去了原来的武术文化价值依托和价值目标，缺乏原有的武术价值标准和武术价值实践原则的指引，从而引起武术价值标准的混乱无序与各种对立冲突。中华武术博大精深，门派繁多，武术个别门派的互贬别人抬高自己的狭隘举动，门派之间挑衅性的宣战行为，天下武术唯我独大的狂妄思想等等都是武术文化失范的鲜活案例。武术文化失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应当引起武术界人士的深刻反思。狭隘的门派文化优越的论调只会阻碍传统武术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现代转换的前进步伐。
3寻找武术话语权的平台：武术文化的现代角色转换
文化的现代转型涉及到文化的物质面、制度面和精神面。物质面和制度面的转型只是文化转型的表面，只有作为文化核心的精神层面的转型才能称为文化的真正转型。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要使武术的精神文化层面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文化保持同步和统一。“思想行为层次是一个文化的基本价值之所在，因此它的现代化最难，也最必需，唯有这一层次的现代化才能促进中国全面的现代化[8]。”现代社会转型期，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转变促使武术文化必须实现现代转型。武术文化原有的价值功能也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取向的变化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要求。武术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是武术文化现代转型的客观必然，武术文化异化和武术文化失范正是这种价值冲突的主要表征，也是武术必须实现现代转换的客观依据。实现武术文化的精神面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一致，必须抓住文化全球化武术现代转换的契机，坚持武术文化转型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价值契合的根本理念，坚持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文化转换路径，达成武术文化的现代认同，实现武术文化现代转换的成功。
3.1国家需要：武术文化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建设的国家需要
“文化的价值不仅仅是拉动了多少GDP，更在于文化本身对构建民族核心价值体系，承担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武术在现代社会承担传承民族精神历史使命的国家需要，更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国家需要。武术文化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总理在国外访问的时候曾被一个儿童问到“您练过中国武术吗”，可见中国武术在国外还是享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看到中国人就想到中国功夫，看到中国功夫，就能想到中国文化”这一事实的存在，说明世界各国存在着“中国功夫就是中国文化形象”的普遍认识。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并不是关起门来进行的，而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与域外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文化。武术文化只有经历了现代转型，才能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承担与域外体育文化交流融合的重任。举行国际性武术交流和竞赛表演活动，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武术，宣传了中国文化，提升了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使武术文化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国家需要。
3.2“武以成人”：武术文化的终极追求与现代社会人格建构的价值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 “厚德载物”的思想是中国武术文化传承“术德并重”主题的文化根基。
传统文化始终秉承教人做人和追求真理的理念。 “识道修德”“德，外行于人，内行于己也”“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人，游于艺”等传统文化典籍关于“德”的描述深刻的影响着历代武术习练者。武术浓缩了中华先民的生活哲学和求生智慧，武技的修炼是有止境的，但武德修为是没有止境的，修德即是修人。“武以成人” 意思是习练武术的人其目的和功能是为了养成完美的人格。“武化”不是直接简单地把一些道德的准则灌输给人，而是通过武术的训练过程，激发人生进取的精神动力源泉，通过身体的训练涵养内在的人格养成，使其得到自身身体和品质人格的双重提升。身心俱健的现代人格建构正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现代社会发展对健全人格的追求与武术文化“武以成人”的终极追求完美的契合。
3.3人类需要：武术文化现代转换是武术文化服务人类的需要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财富的不断追逐，现代化社会衍生的对人类生存环境严重破坏的副作用延展开来，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更让现代社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健康以及人类生存的重要。现代社会人类社会科技的发展与人类自身健康追求的矛盾也正凸显了武术文化中人类最善良的意愿和最美好情感的追求，正是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善良的愿望、崇高的追求支撑着人类，激励着人类前进。现代化社会人类对武术运动本身的体认和感悟将会慢慢认同武术对人类自身健康养生的重要性，武术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正契合了现代社会人们追求健康的需要。
3.4自身需要：武术文化现代转换是武术文化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武术文化的现代转换跟不上转型期社会对武术文化的需求，造成了武术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和中华文化的形象，在社会转型期起到凝聚民族向心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进民族团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社会转型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式微所造成武术文化的式微已经成为客观的事实。在社会转型期，武术文化式微的客观现实暗示着武术文化面临不转型就要灭亡的命运绝不是耸人听闻。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武术文化的现代转换不仅是转型期社会的时代要求，也是转型期武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4社会转型期武术文化现代转换的两条基本路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
首先，批判地继承武术文化。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观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辩证地看待武术文化就是要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对待武术文化的糟粕现象给予无情的批判和割舍。实现武术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就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武术文化的变迁绝对不能从头再来，彻底抛弃传统，而是要凭借武术传统文化内涵的精神动力来完成武术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是否定传统，而是批判传统，不是死守传统，而是再造传统[8]。”“中国现代化运动，在基本上，是一批判传统、改革现状、创造新文化的运动[8]。”事实上，我国社会转型伴随的文化转型，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是我国转型期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宝贵财富。在中国的土地上传统文化在任何时期都不能被全盘否定。武术文化的现代转换也要坚持批判中继承的态度。
其次，综合创新武术文化。 “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9]”张岱年曾经说过：“我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性，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优长，在中西文化的成就基础之上，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的这种主张可称为‘综合创新论’[10]”。“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11]。”文化重建实质上就是文化创新的问题，文化创新是文化保持先进性的动力源泉和关键所在。只有不断的文化创新，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旺盛活力，才能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提高文化对国人的认同和感召力，增强民族凝聚力，自觉抵制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渗透和输入，从而保障国家的文化安全，促进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应当把增强综合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文化兴衰存亡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认识。武术植根于中华沃土，从一种技能延伸到文化，是经过千锤百炼凝聚而成的一种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武术文化的综合创新是社会转型期继续保持武术文化的先进性的关键所在。做到转型期武术文化的综合创新，首先要尊重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武术文化发展的社会需要。文化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武术文化综合创新的首要原则。“因为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生命的存在方式，那么文化的价值也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的指向并不是意向的和单一的，呈现出的是需要、兴趣、向往、追求、评价等等的丰富与复杂的形态与状况。我们要基本弄清与理清的就是这些复杂形态和状况的内在规律，探求其中的决定性的因素和根本的特性。”武术的综合创新必须坚持社会需要的原则。脱离了社会发展环境和社会需要的武术文化注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逃脱不了自取灭亡的命运。武术文化的发展规律就是武术自身内部组成的必然联系。武术的直接身体体悟是武术文化基本规律之一。武术是一种体现中华文明的身体文化，习武者只有从运动习练中才能体悟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武术品格和武术智慧，也只有在直接的身体体悟下才能感受武术对习练者的文化意义和教育价值。其次，政府主管部门的参与引导。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武术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参与引导，建立和完善创新机制，健全管理参与机制，为中国武术文化创造良好的综合创新环境。中国武术是一个涵盖众多拳种流派的综合武术体系，组成中国武术整体架构的每一个拳种流派同时又自成体系，各为一家。不同特点和风格的众多拳种流派使得辽阔神州大地上的武术文化风格迥异。但拳种流派的众多又各自为是，自成一家，妨碍了武术文化整体的综合创新。这就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参与引导，对组成中华武术文化整体的众多拳种、流派进行细致梳理。从不同的拳种流派中归纳出简洁、具体的单个拳种流派整体精髓并进而提炼中国武术技术、文化体系的整体核心内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中国武术发展史的一种创造性的论证和再阐释。
5文化认同：武术话语权的重拾和武术形象重塑的起点
“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 [12]。”在全球跨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武术文化的全球认同起着把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全人类的崇高使命[13]。文化具有时空特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文化的发展大体上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种作用进行。‘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一致的阐释，是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方向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种种界限和规模，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兼容被排斥的、释放被压抑的能量，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转型时期。[1]”如果说文化离异象征的是文化转型的话，那么文化认同就应该是文化转型成功的标识。武术的文化认同是指对武术文化核心价值的接纳和欣赏。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本身的文化凝聚力以及它所代表的民族情感、习俗是其他体育文化所无法取代的。在社会转型期，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武术文化的认同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抵御外国体育文化渗透，保持武术文化的自强意识和文化安全意识，对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武术文化的现代认同，意味着武术文化在转型期对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批判性继承与综合性创新基础上形成的武术文化核心价值系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武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着武术文化现代转换成功的标志。
武术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实现武术国际化发展是中华武术不变的追求。武术文化的世界认同意味着武术话语权的重拾，也是武术世界体育形象重塑的起点和实现武术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在全球跨文化融合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武术文化的世界认同要立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立足于服务全人类的战略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形象的代表，武术文化的世界认同不仅是在跨文化融合时代向世界传播了优秀的中华文化，树立中国良好的世界形象，赢得这个挑剔世界的尊重。“西方对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是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实际上，则是西方价值对中国价值的挑战，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8]”因此更深层次来讲，武术文化的世界认同对中华文化国家安全和中华文化的世界崛起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中华武术有着世界上最为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发展历史，中华武术有着广博宏富的武术文化精深内涵和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习练人口。国家的现代转型和日益强盛是武术发展的良好机遇，国家所需就是武术发展的最大价值。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认真思考武术文化现代转换的方略并付诸行动，使武术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是武术界的社会历史责任。实现武术的现代转换不仅是转型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国家需要，也是武术文化服务人类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武术文化的现代转换要坚持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基本路径，实现武术文化的现代认同，发挥武术文化在转型期社会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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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短链食品；CSA
1 引言
食品是人类生存和健康的源泉，而当“苏丹红”、“三聚氰胺”、“毒胶囊”等一系列超越道德底线的黑心食品新闻不断充斥着媒体的热点头条时，人们面对餐桌不免忧虑盘桓。在现代庞大、复杂的食品体系面前，食品质量成为了少数人追逐经济利益的牺牲品，而消费者只能在这个体系的末端无奈地叹息。如何在食品帝国的控制下保障食品安全成为一个新的时代难题。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模式——短链食品悄然兴起，以其特殊的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及倡导的生活态度为突围当下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食品的未来展现了新的前景。它是对常规长链食品供应模式的一种挑战——绕过了常规模式“沙漏状”食品帝国的控制，尝试将生产者和消费者重新连接起来，建立信任关系，从而保障食品的自然、安全及健康。由于目前人们对这种新食品模式的概念、性质、实践形式等都不甚了解，本文将以此为重点，着重描述短链食品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分析该模式的特征及意义，以探讨短链模式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2 食品安全敲响警钟
2.1 现代常规食品供应模式的弊端
什么造成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且难以控制？已有的研究大多指向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环节。王志振等认为，食品质量安全实质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食品本身的质量和营养成分等；二是在食品加工即在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人为改变其天然、纯洁而产生的安全问题（王志振，晓丹，2008），当前困扰人们的主要是后者。具体有以下因素，一是种养植业中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添加剂、抗生素及兽药，滥用或非法使用激素及违禁药品；二是病原微生物及寄生虫通过感染植物而危及食品的安全；三是物质加工条件或者运输条件和卫生安全不符合食品卫生法规和标准的要求而造成的污染；四是环境污染带给食品安全的威胁。
除了这些微观的因素，不少学者也开始反思常规食品供应链本身。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食品模式发展不足是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的原因。例如苏越、胡梦坤（2010）指出，我国食品行业生产规范、实力强的企业所占比重依然较低，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规模小、管理水平低造成食品安全问题。
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恰恰是食品供应模式的现代化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现代食品模式追求大规模、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这不仅使得食品供应体系变得复杂、庞大、难以控制，且这个体系将逐渐演变成一个受利益驱动的、庞大的经济系统。在此体系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天然联系被切断，数量庞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依靠狭窄的、少数的通道进行沟通，这种现状被英国发展社会学家拉吉·帕特尔贴切的形容为“沙漏状的食物体系”。沙漏上端和下端是数量庞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细长的部分则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的通道——食品帝国（拉吉·帕特尔，2008）。食品帝国由现代大农场、大型龙头企业、含有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公司等把持，其追求的目标主要是获取经济利益（檀学文，杜志雄，2010）。因此，食品帝国的控制不可避免地产生导致农业生产立地条件恶化、生态环境的破坏、食品质量下降和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体系中存在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平。
（1）大规模、工业化食品加工加大了食品质量问题的风险。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1999）指出，工业化的食品加工过程势必造成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因为加工过程以使用化学药品为基础，而长距离运输会导致掺假的危险。此外，消费者无法知道使用了哪些成分以及食品经历了什么样的加工过程。
（2）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国内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① 食品从生产直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在时空上都远离消费者，消费者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信息；②现代食品生产和加工方式的发展，使得食品生产加工及食品安全的评价成为一门专门性的学科，普通消费者因缺乏食品知识而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有限；③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如消费者不能通过观察来感知农药残留、添加剂等新出现的有害物质的存在，生产者相对于消费者而言掌握了更多有关食品的信息（罗丙能 刘茂盛 周德翼，2007）。
（3）利益分配不公平。生产者（主要指农民）一方面面临着生产资料被企业控制，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购买；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低、市场需求不稳定又使其在销售中处于被动局面，最终获利极微薄（檀学文，杜志雄，2010）。周立（2010）指出，全球食物体系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的同时，农民得到的利润却不断受到挤压而减少。
（4）破坏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生产者不知道他们的产品在哪卖，卖给谁，同时消费者也不知道他们吃的是谁的产品（沈旭，2006年）。这种情况无疑是食品模式现代化的后果之一，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由于分工日益细化和中间人的出现，使得中间环节过多，容易造成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而行为与后果的分离使得道德的自抑作用减弱（齐格蒙·鲍曼，1989）。
（5）垄断的出现以及粮食极权主义。“少数几个大企业控制了整条食物链，摧毁各种替代途径，使得人们没有办法获得具有多样性的、安全的、环保的粮食。当地市场已被完全摧毁，在此基础上粮种和粮食系统垄断被建立起来”（席瓦，1999）。当地市场和当地产品被大企业挤占，传统品种逐渐失去原有地位，消费者对食品帝国的依赖加深。
尽管对食品安全按危机原因的研究多指向许多具体的因素，但是也有不少研究逐渐将目光投向了现代化食品链本身，认为正是现代食品链中间环节过长，阻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破坏了两者的和谐关系，造成生产者和消费者错位、沟通不足、消费者理性被错误传达、生产者对食品安全缺乏必要的责任感等诸多问题，而食品帝国对利润的追求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以及对食品的控制是核心所在。从理论层面上来说，这种中间环节过多的生产也会造成“道德盲视”的现象。而食品帝国的垄断加剧了这种困境，造成消费者失去选择权和知情权，并不断摧毁新的替代模式。
2.2 危机应对：食品安全催生新农业模式
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背景下，各种替代食品模式不断涌现，尝试着突破现有的食品帝国现状，以保障食品安全。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替代农业，如有机农业、生物农业、生态农业、持久农业、再生农业以及综合农业等。虽然名称各异，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保障食品安全（冯宇澄等，1989）。此外，国际上出现了许多运动抵抗当前常规食品模式的垄断统治，如慢食运动、当地食品运动、农民之路、CSA新模式的兴起等。
国内的回应与国外类似。CSA、慢食运动、巢状市场等概念不断被引入中国并投入实践，这些运动的核心都在于缩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规避食品体系冗长的中间环节带来的弊端，造就新的“短链食品模式”。
“短链食品”的概念兴起于欧洲，由杜志雄等首先引入国内，具体是指“减少常规的长链农业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如加工、包装、营销、运输等，同时还指缩短从生产到餐桌的空间距离。与之相对应的短链食品，是指用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本地化、可持续、替代性食品”。“短”意味着各类信息透明可见，即尽可能的减少中间环节来确保消费者更多的了解食品供应过程的信息（杜志雄，2009；石嫣，程存旺，2010）。此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空间上的缩短，即食品生产的本地化；二是加工等中间环节的减少；三是信息的透明化（刘放生，2011）。此外，短链模式提倡按照食品本身的属性构建食品供应模式——如“吃在当地”等运动提倡保持食品的天然风味以及营养，它比起传统食品模式更加能够保障食品的安全，尊重了食品和食品自身的特殊性。
3 中国短链食品模式主要发展类型及现状
3.1 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最初是指共同购买、合作经济，现在这个概念有了更多的内涵。它是指社区的消费者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与农民共同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CSA的理念在于避免中间商来操纵食品经济，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的联系和信任关系。在此模式下，农民在具有生态安全的农业系统中生产能带来健康的食物，消费者承担生产耕作的风险但是能够获得健康放心的食品。
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石嫣在美国当了半年农民后回国积极致力于“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创建了小毛驴农场。小毛驴也成为中国CSA实践项目中的领头者和典型代表。而后北京、上海、贵阳、柳州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CSA 模式，参与者从大学生、知名学者到农民合作社、企业再到学校和政府机构，“社区支持农户”逐渐从理念走向实践。
CSA 主要有4 种类型：第一种是农场管理，农场组织计划招收订户，并确定所有管理决策，例如农作物种植的种类和交货频率等；第二种是订户合作，当地居民举办一个CSA 计划，并聘用一个农场或者农民种植特定的农作物或其他产品，大多数管理决策由订户决定；第三种是农场或者农民合作，几个农场或者农民组织一个CSA 计划，这个计划可以允许农场或者农民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如水果，鸡蛋，肉或牛奶） 给订户；第四种是农场或者农民与订户合作，当地居民及附近的农民共同制定一个CSA 计划，并一起管理CSA 的各个方面（贺雪娇，2007）。
任文雯指出，社区支持农业的运作需要一定的条件，具体包括：①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并且在同一个社区的消费者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都关心食品的安全，因此他们必然会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消费者的社区。②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社区支持农业需要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十分重视，并乐意为自己的食品健康付出一定成本。③农民和市民间的相互信赖，即农民会本着负责的态度主动生产绿色健康的食品，城市社区中的居民也愿意主动承担一定的风险（任文雯 梁迎春，2011）。
相比常规食品供应模式，这种运作的优势在于它把生产者和消费者，城市和乡村社区，农场主的土地和农场的生态环境，社区里的消费者和消费者所食用的食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重新建立了消费者和农民友好、诚信关系，使让买菜的人和卖菜的人面对面，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艾柯，2011），相互商议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
3.2 农夫市集
当前有机农夫市集的模式在全国各地受到关注。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从2010年5月开展的民间活动就备受追捧，该市集由消费者志愿发起，至今已经举办了10多次大型市集，参加农户和消费者迅速增加。该市集坚持对所有北京的农户实行先拜访、后入市的原则，保证人们可以买到没有添加任何化学成分的农产品。除此之外，上海、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地的农夫市集运动也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石家庄、杭州、大连、银川等地的有机农夫市集也正在酝酿中。
这些农夫市集的特点在于，首先其出售的产品是“有机的”，它反对化肥、农药、添加剂及转基因作物；其次是它连接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取消或缩减了中间环节，使消费者和生产者能够将交易的实惠留给双方，也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了相互认知和沟通渠道。三是农夫市集一般是由志愿者或者消费者主动组织起来的。农夫市集作为食品危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场民间“餐桌自救”运动。
3.3 信息时代的数字有机生活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在这一场食品安全危机中也逐渐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作用途径有三：一是CSA农场、农夫市集等建立自己的网站进行宣传、招纳会员、接受预定等；二是通过微博、论坛等进行宣传，其中微博这一新生潮流在滞销农产品宣传、卖菜信息等方面表现出极佳的效果。第三，“数字有机农场”的新尝试，2010年6月，联创科技注册成立南京联创食为天有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斥资6亿元进行种菜、养猪。它打造了一个“武装”了物联网技术的“数字有机农场”。从生产到采摘、运输全过程记录在案，何时、何人、哪辆车运到哪家，用户都可查到。
3.4 巢状市场：学者推动新探索
巢状市场项目是由德国EED 基金会支持、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主持的农村发展项目。“巢状市场”是特定的生产者生产出的高质量农产品与特定的消费者直接联结。由于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不仅城市消费者能够享用价廉安全的农产品，农民又可增加收入（胡源西 高明燕，2011）。叶敬忠（2011）指出，巢状市场以特定的方式将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嵌入在对产品质量的相互理解和协议中。他们通常意味着对于农民生产者的高价格，以及对于消费者的低价格。此项目的目的在于重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在项目前期，项目组人员在宣传、下乡拜访农户、建立生产者及消费者小组、带领消费者前往农村购买农产品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而在项目活动比较常规化以后，项目人员逐渐退出，由当地的农民自己接受订单、组织往城市送货。
这类最初由学者主导型的新型食品模式并非首创，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女士在河南推广无公害大米、“快乐猪”等，“教授卖大米”等标识使得这些探索格外引人注目——但这也是此类探索为人质疑的地方，不少人认为，正是倡导者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些探索得到媒体及公众的关注，而这种模式本身则可能缺乏可持续性，或者说，一旦失去这些特殊倡导者的作用，则有可能失去活力。
3.5 慢食运动、本地化食品
慢食运动最初的宗旨是保护优质的地方性食品和美食带来的快乐以及推动一种慢节奏的生活。它的命名是对在世界上快速蔓延的快餐食品的针锋相对的反应。它提倡一种始于餐桌的不着急的生活方式。慢食运动已经成为一股影响世界部分地区农业和食品经济发展的不可小觑的积极力。慢食在中国的发展也并不落伍，很长时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和生产者就致力于发掘当地特色资源，生产“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各个地方的“土特产”就是典型的“慢食”（檀学文，2009，檀学文，杜志雄，2010）。且这一股慢的风潮从饮食出发，扩散为一种生活态度，追求更高品质、从容、协调的生活（郑婷，2010）。在中国，慢食运动尚处于起步阶段。
4.1 短链食品模式的特征
中国短链食品模式的具有以下方面的特点：首先在生产上，生产的品种发生了变化，更加追求地方性以及传统的品种，拒绝转基因作物。在生产方式上，生产者追求产品的品质以及天然味道，不使用农药、化肥、添加剂，以“绣花式”的耕作模式保障食品的健康。而在生产者上，消费者——多是城市中产阶级加入到生产者和流通者的行列以寻求更加安全的食品。
其次，在流通环节中，短链食品试图缩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重建信任关系。NGO、志愿者、研究者加入了流通者的行列取代了长链模式中众多的中间环节以及垄断的中间人的角色。使得消费者有机会直接认识食物生产者，也使得生产者有了直接接触消费者的机会，重建的信任关系使得道德、情感的约束增加，同时增加的还有生产者的收益。
最后，在消费环节上，消费者开始追求更高品质、更安全健康的食品消费和生活方式，如慢食运动，吃在当地等；此外，消费者也开始更多的加入生产者或者流通者的行列，试图通过与生产或者生产者建立直接友好的信任关系保障食品安全。
4.2 短链食品模式意义
（1）短链食品模式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在此模式下能够提供更加优质、天然、健康的食品。以农夫市集为例，农夫市集的组织者在农户选择上十分谨慎，拒绝化肥、农药、添加剂、转基因，以确保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安全的食品。
（2）这种食品模式能够减弱或者消除对环境的破坏。短链模式推崇的是更加环境友好、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此外在流通上，倡导的本地化食品、当季食品等可以减少运输等环节带来的环境耗损。
（3）在此模式下利益分配更加合理，信息更加公开透明。由于绕开了被垄断的、冗长的中间环节，生产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此外，通过重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消费者能够更加便捷、及时并且真实的了解食物及食物生产者的情况。
（4）它有利于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生产者、消费者之间重建信任，也使得生产者摆脱以往依靠破坏土壤、环境的生产方式，消费者更加接近农耕与自然，回归生态劳动（何慧丽，2011）。
同时，短链模式也是一种农耕教育，对农耕文化的回溯。它也是沟通城乡的有效模式，例如，有学者指出CSA在城中村改造、城乡统筹方面具有作用的空间（朱晓娟 李斌，2011）。同时，这种模式也是农村发展的一种形式，农民在获取更多收入的同时，农业也可以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5 结语
尽管当前短链模式在中国获得了很多关注和发展，但其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如CSA模式面临着认证成本高、农民等传统生产者使用化肥农药已成习惯，生态种养的观念还难以深入人心；受制于相对高昂的农产品价格和传统的消费观念，消费者网络的拓展也较为艰苦。而就农夫市集等模式而言，首先，市集销售产品的特殊生产模式决定它不可能大规模的生产销售，不能满足大众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此外公益化的道路使其面临生存窘境，组织农夫市集一般属于公益行为，组织机构没有收入，公益热情并不能长期支撑机构的运行。而且从此模式的受众面来说，还是主要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这也成为它的另一困境。此外，当前我国市集的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新闻报道很多，但是学术研究非常之少，如何在理论层次上为这一场运动提供支持也是当前学界的挑战。
基于此，短链食品在中国仍属小众化实验，是城市中产阶级在面临食品安全问题中所发展出的新模式，难以解决大众的问题，杜志雄（2011）指出中国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对石油农业弊病的应对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因此用生态农业原理改造的现代化农业（常规农业）才是现代化的中国解决多数人问题的关键。而肖芬蓉（2011）认为CSA与生态文明的要义相符，能够有力冲击主流市场，使其回归绿色，从这个角度说，CSA有其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更多的评论认为，该模式能在中国走多远，目前还不能得出结论。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面对生存压力，实行高产的杂交水稻、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仍将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方向和主流，短链只是一个小众化的试验（高瑞霞，2009，任文雯 梁迎春，2011，王雯，2011）。它并不可能完全替代常规食品模式，但是可以作为为常规食品模式的重要补充，为解决食品危机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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