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6: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私塾教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3-0008-01
教育是民族复兴的基石，民族的复兴在于人才的培养。怎样才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样才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这是一道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
当北京大学校长骄傲地宣布北大已经连续三年稳居内地中国造福大学排行榜之首时，当教授放出“40岁挣不够四千万不要来见我”的狂言时，我们是该庆幸欣喜，还是该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耶鲁大学前任校长曾揶揄过中国的大学“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了教育的成功，并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笑话。”虽然我们摒弃了“君子重义不言利”的束缚，但帮助学生完善人格的基本法则是不能丢弃的。如果用铜臭代替书香，用金钱衡量水平，无疑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德行的培养。从孔子设立杏坛开始，中国教育的馨香已飘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然而孔夫子所创立的私塾却成了众人声讨的对象，有人称私塾传播的传统经典使国人泯灭了个性，使少年变得老成，无形之中扼杀了创造性。可是当“弱肉强食”的法则被奉为圭臬，当亲情遭遇寒光闪闪的利刃，当道德让位于功利私欲，当幸福指数被GDP远远甩在身后，我们才发现生活中更需要的是扶持和关爱。所以，更需要重视的是教育方法，而不是课程内容本身。素养的提升不在于姓“公”还是姓“私”，而在于它能否以人为本，使学生得到长足发展。
所以，近几年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出现了大量“在家上学”的私塾式学堂，其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初中乃至高中等教学阶段，存在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些甚至已初具微型学校的规模。家长们认为私塾学堂不考试、不评比的教学模式能让孩子们自由发展，更适合个性化，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但也有家长认为，这种教育的环境相对封闭，不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而言，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还是一个培养孩子社会交往能力的“群体舞台”。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阶段或许可以选择“在家学习”，但最终这些孩子还是要回归正规国民教育体系的轨道，还是要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样才能就业融入社会。很难想象，没有经过学校的培养。“在家学习”的孩子如何适应和通过高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私塾的兴起，将成为传统教育模式有力的补充，是对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因材施教”的落实。而且在当前这个教育需求多样化、教育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教育多元化已经是必然的趋势，社会需要人才，但人才不一定需要按照千人一面的模式来培养。尽管创新性思维一再被强调，但在批量生产式的同质教育的体系下，各种努力均被证明收效甚微。比同质化更具破坏性的，则是个性个性的压抑与摧毁。无法适应的学生很容易出现极端严重的心理问题。当孩子把复仇的刀刺向父母或老师时，当处于豆蔻年华的孩子绝望地结束生命时，人们才开始叩问教育。而比极端案例更为普遍的，则是人们对诸多社会现象的不满，比如啃老，比如道德失范……
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必然伴随着惯性，尽管其存在不合理之处，但若突然改变则会造成更大的不适，个体拥有选择的权利和空间，人们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上海孟母堂的创办者周应之认为，教育是人对教育资源的综合运用，大家教有自己的路径，教有自己的思考。教育的改革不应仅仅局限于校内的改革，而应放眼于整个社会人群，鼓励民间参与，使教育回归民众。培养全方位的人才，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
因此，现代私塾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现行教育的一种补充。在这里，学生们可以“读经典、尊孔孟、颂莎翁、演数理，”接受礼仪之教，通过学习古代文化典籍，濡染熏陶，构建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甚至能够实现超越特定时代的永久价值。
从教育目标的角度看，现代私塾对改变当前教育虽大有裨益，但作为已被历史淘汰的办学形式，其弊端也不容忽视的，选择私塾实为无奈之举。在中国教育面临更多挑战的时候，对于现代私塾的出现也大可不 必过于第三，应该理性看待：现代私塾只能说是教育模式的一种探索，一种对现行教育补充的尝试，或者是对应试教育体制的一种救赎，切莫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更无需把学校建成一种模式，千万别把学校变成“病梅馆”
在美国，古老的“私塾”似已被很多有识之士视为替代效率低下之公立学校的重要出路。
有人类就有教育，因为，人之为人的关键之一就是知识的高效率积累。很自然的，这种教育是由家庭和社会来进行的。即便出现了书本知识之后，教育后代的事业，也依然是由家庭、家族承担的。在中国，家族、宗族会创办自家的学校，即“私塾”，以教育本家子弟，也不拒绝外姓子弟。在西方，教育产品也长期是由社会供应的，不过，其供应者不是家族，而更多地是教会。这两套教育体系都是非常有效率的，满足了当时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
近代民族国家自始就带有全权主义的特征，由国家设立学校，将国家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其臣民。公立教育的倡导者要求专制君主向臣民提供教育，固然是为了让人具备理性能力，但此种理性能力正合国家之意，因为启蒙了的个人不再“迷信”，踏踏实实地做起了国家的顺服臣民。德国、日本的公立教育体系最完善，其军国主义信念及服从权威的精神也最普及，这并不是偶然的。
不过，在美国，这种公立教育体系始终没有成为绝对的唯一，某些族群和宗教派别通过法院，获得了自己的孩子不上公立学校的豁免权。他们在自己的教育机构中――通常就是在家中，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本族群或教派特殊的文化和知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社会人士无法容忍公立教育之低效率，寻求打破公立学校体系的垄断地位，这其中包括特许学校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制度。就在学者、政客们为如何推进这两种制度吵架的时候，在家教育（homeschool）悄然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用私塾一词来对译“homeschool”，倒也恰当。
在美国，过去几十年中，接受私塾教育的孩子的数量在增加。1978年，私塾学生只有12 500，全国教育统计中心报告说，2003年，有110万孩子接受私塾教育，也即，过去25年中每年增长20%。2000年，有3%的小学、中学生在家接受教育。比起弗里德曼倡导的教育券制度来，私塾教育更为盛行。
这些孩子的成绩也是出色的。在各种形式的学生竞赛中，私塾学生的表现十分引人注目。比如，在华盛顿特区，进入今年拼写竞赛决赛的孩子中，有12.5%出自私塾；最终，前7名中有3名出自私塾，包括夺得全国冠军的孩子。2003年和2005年全国地理竞赛的冠军是私塾学生。2005年，一位16岁的私塾学生赢得美国象棋锦标赛冠军。有机构拿私塾学生与全国学生的平均水平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按照几种标准进行测试，私塾学生的每门功课、每个年级，都远远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私塾学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秘密当然只能到其家庭中寻找。哈佛大学教授Caroline Hoxby的研究显示，97%的私塾学生生活在已婚双亲家庭中，而公立学校学生相应的比例只有72%。接近88%的在家教育家长自己有高中以上学历，普通学生父母的这一比例不到50%。这样的家庭创造了较好的教育环境，孩子更加用功，看电视时间更短。
新技术也让父母能够胜任教师的职责：父母们可以很方便地在互联网上找到所需的材料，获得外界的帮助。比如，知道教学重点、课程计划等。当然，私塾成功的关键，恐怕还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爱、了解和巨大的时间投入，这些都是孩子在学校教育中所无法享受到的。与这些相比，学校的专业优势，未必具有多大效能。公立学校的教师也许有资格证书，但证书比不了爱。
关键词:现代私塾;学校教育;传统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
2005年10月29日,苏州首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正式开课。据悉,创办者创办私塾的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
2006年11月29日教育部公布,根据新近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私塾”只要按程序申请获批就可以开办。这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首次允许开办“私塾”。这是对传统教育体制的一种挑战,还是一次教育改革的全新尝试?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现代私塾”却为何能重新兴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现行学校教育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呈现功利化倾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学校教育也在逐步走向现代化;然而,教育既要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教育的发展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现行学校教育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功利化倾向。
(一)重智、轻德。“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雕琢未来”、“知识就是一切”,关于知识的口号俯拾皆是。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无非是智育。看一个推理式就比较清楚功利的所在了:智育――成绩――升学率――学校荣誉。那么,德育呢,丢了?人们都在埋怨现在的孩子自我中心严重,不懂孝道礼仪,就连教师们也常讲现在的学生不好教。但我们只是一味地在批判,却没有真正地问过“为什么”。古有经典名言:“德者,本也。才者,末也。”也就是说,德是第一位的,才固然重要,也要屈居第二。并且,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理念也强调了“德、智、体、美、劳”的顺序,很显然,德也是排第一。无论两者是否是一种巧合,但都说明,我国的先哲后贤们都很重视德育,只是在现行学校教育中没有贯彻实施好罢了。
由此,现代私塾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德育”缺席的补充。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建东表示:“现在的学校教育在道德教育层面传播得较少,而私塾可以说是在德行教育方面的一个弥补。”此话当真?且听“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瑾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首先看一下教育内容,无一不是德育的影子,都是教学生怎样做人的。其次再考虑一下我国古代的经典教材,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能够经得起千年的大浪淘沙,在于它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内涵。更难能可贵的是,随着时间的冲洗能够不断焕发出新的智慧启迪从而历久弥新。最后,可以检查一下现代私塾的教育效果。知识的学习不在话下,单看德育层面。许多家长送孩子进私塾就是希望通过私塾“重德”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懂事一点,知礼一点,学会做人。其实现代私塾本身也是秉承这一理念的。比如,北京香堂孔子学校,就很重视德育,尤其是重视老师在这方面的引导作用。通过教化、帮厨、浇地和感恩等,让孩子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礼仪。
(二)重理、轻文。在学校教育中,重理轻文现象十分普遍。先看一下在中学的情况。文科生少,理科生多,而且成绩突出者大多选择理科;文科老师少,理科老师多,而且资深老师大多分给理科;文科受重视少,理科受重视多,甚至某些学校直接将理科的人数和成绩作为升学率的预测标准,可怜的文科生早已被置于遗忘的角落。再看高等院校的情况:一是院校种类上,专门的理工院校又多又吃香,文科专业则被纳入综合性大学;二是专业设置上,理工专业门类济济、人才济济,而文科专业要么是少之又少,要么是门可罗雀。深入思考一下,又是功利在作怪。理工实用易出效果,工作好找又赚钱,因此无论你是否适合理工科,先加入再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听到这句口号,有人笑了,我沉默,估计文史哲政都哭了。的确,自然科学重要,很重要,但是任何一个健全的学制,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一个健全的经济体制,都不是瘸着一条腿走路的。但在高考、考研中却还有这种说法:理跨文,此路自通,文跨理,绝对不通。除去学科知识和思维方式的阻碍,单就结果来看,理科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文科生却挤在了一根独木桥上。那么,学校为文科生设置的学科和技能是否在方向上就存在失误呢?试问,人们难道真的不需要从哲学中汲取睿智吗?不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吗?不需要从文学中汲取语言美、韵律美和情感美吗?现代人急功近利又浮躁不安,却苦于寻觅不到一个宁静的港湾。其实,那个蕴含着无数人生哲理,生命暇趣及人世智慧的东西就被扔在身边的垃圾袋里……
幸运的是,我们总算盼到了捡拾垃圾的鹤发童颜的老者――现代私塾!私塾,听起来是那么得遥远,遥远得不可捉摸。“现代”一词,又把它打扮得入时入理。无论如何,“文”这个可怜的孩子总算拥有一个赖以生存的家了。以菊斋私塾为例,开设的课程有《弟子规》、《三字经》、《赋礼》、《唐诗》等,古典文学知识较多。也许它的力量是微弱的,但它确实把“文”拉上了教学轨道。包括北京的香堂孔子学校,上海的孟母堂,同样重视古典文学的教授。这些现代私塾很清楚“理”的重要和“文”的必要,也很重视文科知识对个人的修养、思想、人格、处世诸方面的作用。当文科无法在学校教育中正常生存并发展时,也只能到现代私塾里寻求些许安慰了。
(三)重两头、轻中间。虽然学校教育针对的是普通大众,是学生中的大多数,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是“重两头,轻中间”的局面。这有三句顺口溜:最好的学生是个宝,最差的学生惹不了,中间的学生是堆草。先看“宝”们,学习好,成绩好,为老师争光,为学校争光,种子选手,冲刺清华,老师们当然愿意对他们因材施教,真是宠爱有加。再看“惹不了”们,顽皮、捣蛋、没纪律,有时候越是强加约束,越是难以管教,而且他们还宣称:有压迫的地方就要有反抗。老师对他们也是小心谨慎,“因材对付”。最后看“草”们,由于是大班教学,很难兼顾到每个学生,所以因材施教,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神话。没办法,草们的基数太大了。不过队伍虽庞大,声势却很小,因为他们很普通,太普通了,普通到站在一起,只是一个升学率的模块。而且在老师眼里他们似乎也不需要关注,情绪稳定、成绩稳定,就连每天的言行举止都是复制,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模块的升学率是相当稳定的。就这样,草们组成了一个整齐划一、四角稳固的小型草原,沉默的不为人注意的草原。其实老师也无奈,有谁能站在草原上去亲吻每一棵小草呢,而且亲吻的方式还要因“草”制宜――不可能!人人都感叹于中国孩子写作文,都喜欢写捡到钱包交给警察叔叔或者搀扶老奶奶过马路。就像当年喜欢写“昏黄的油灯下妈妈为我缝衣服”一样,每代人都写着属于自己这一代的同一件事,难道是巧合?恐怕是一种悲哀。在孩子身上,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希望看到他们的个性,独特的一面,结果总令人失望。但我们又在无形中亲手培育了这块样板草原,谁的错?样板草原正是我们未来社会的主体,造成这种局面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问题。
杜威强调小班教学,正如古代私塾的个别教育一样,都认识到了人与人的差异性,并力求解决差异性所带来的教育问题。效果最明显的就是北京香堂孔子学校,老师深刻认识到了不同的孩子所具有的不同的学习背景、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并按照他们的个人特点,为每个人设定了特别的学习程序,尤其在数学教学上,综合采用让学生停学、续学、读经典、读课外书等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又引发了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可谓是双丰收。
在小学阶段还有个普遍现象,教师充当了“父母的人”这一角色,小学生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教师,并且期望教师也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爱护和理解他们,但当大多数孩子接受不到老师的针对性教学、辅导和关爱时,家长和孩子都会感到失落,而小班教学、个别指导的私塾教育自然会受到他们的欢迎。
(四)重应试、轻素质。中国的学生最善于考试,从小考到大,中考、高考、公务员考、研究生考还有各种资格证书考。因此,我们也学会了猜题、押题,像赌博,更像买股票。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应试教育就是一种淘汰式的筛选教育,经过一层层的选拔,形成一个圆锥形的人才结构。这就涉及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自我国实行义务教育以来,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上。应试教育仅用成绩就为每个学生贴上了标签,划分了等级,也无情地淘汰了一大批梦想进入大学深造的莘莘学子。一考定终身,真的是震撼人心。此外,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学校教育盲目地追求升学率,过分重视必考知识和应考技能的传授,而忽略了其他方面。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考啥教啥,学生完全成了学习机器、考试机器,难道这也适应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大生产”?素质教育喊了几年了,也只是象征性地在课程设置中增添一些绘画、音乐、舞蹈课而已。
反过来看一下现代私塾教育,比较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菊斋私塾的主讲先生张志义介绍,他们的教学目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德、文、言、行,分别指道德操守、知识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综合能力。不仅教学生知识,更教他们做人的原则和方式方法,包括礼仪、待物、处世、交际,等等。而且某些现代私塾还把家务劳动,农活也引入课堂。有让学生学做饭的,还有去浇黄瓜的。这就更扩展了私塾教育的内容,也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五)重传授、轻情感。传授的知识、取得的成绩以及显而易见的升学率,都会成为量化指标呈现出来。但在教学过程中培养的情感却是无形的,难以量化比较的。因此,学校教育就很自然地选择前一种指标教学模式。一项涉及全国13个省的约1.5万名学生的分析报告显示,中学生每5个人中就有1个曾考虑过自杀,学习压力是自杀原因之一。学生觉得学习没意思,学校没意思,一切都没意思,由此还产生了灰色童谣,如“我要炸学校,校长不知道,一拉线,我就跑……”,学校都想炸掉,还谈什么对学校的情感,对学习的兴趣呢?厌学不是个小问题,它隐含着学生对学校、对学习、对教师、对一切学校的活动都持一种偏激的否定态度。这就是情感教育的缺失。学校单向的教学模式,填鸭式教育,把学生当作学习流水线上的机器,师生间互动沟通的缺乏,对理解尊重的忽视,都很深地伤害了学生。而且令学生产生了敌对情绪,没有形成正确的情感观。人们都在关心学生学到了多少知识,却很少有人关心学生学得快不快乐。至于快乐教育法,某些人认真地研究和探讨过,但一遇到升学和成绩的问题就束手无策。倒不是因为快乐教学就学习效率低下,而是不能像学校教育那样立竿见影,更难以满足家长对子女“速成”的要求和学校、教师的评优。
如何让学生爱学习、爱学校、爱教师,如何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观,从而能够愉悦、自由、积极地投入生活、投入学习,投入学习和教师的怀抱,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上外静安小学校长陈小文指出:“私塾孩子在取得好成绩的同时,竟然都学得很快乐――每天睡到自然醒,既学习课本知识,又培养兴趣。没有超负荷的课后作业,没有大大小小需要应付的考试,这让大家都羡慕不已。”的确如此,现代私塾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注意引起学生的兴趣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菊斋私塾讲《朱子劝学》一文,说到珍惜时间,就把学生带到院子里,以梧桐叶的春发秋落来比喻时间的短暂和宝贵,而且又以落叶化作春泥为喻来说明做人要做有用的人。这样以来,学生兴趣高,积极性高,又在轻松活泼的课堂教学中领悟到了惜时及做有用之人的道理。可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是很重要的,积极愉悦的态度,对教师、学习的良好情愫,都对教学的正常有效进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情感的作用是持续的、内在的、经久不变的,所以我们就更应该重视学生的情感教育。
二、传统民族文化受到严峻挑战
自以来,几乎颠覆了所有的封建文化。后来,国家和政府虽然主张恢复了一些精华部分,但传统民族文化的丧失还是很严重的。看一下我们的周边生活,人人知道肯德基、麦当劳、沃尔玛和NBA,却没见过中国的阿福,不知道中国的唐宋家。人人都喜欢西方的摇滚乐、牛仔裤和街舞,却不懂得欣赏中国的琴瑟之音,汉服、唐装、旗袍和民族舞。西方掀起汉语热,我们却对国语相当冷漠,反而从牙牙学语之时就念ABC,究竟自己的汉语拼音怎样,汉字书写怎样,遣词造句用语又怎样?随着西化的严重,民族认同感下降,国学沦丧,传统文化真的“黄鹤一去不复返”了。那我们还有资格称自己是中华民族吗?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需要一张明确的身份证,告诉全世界我们是中国人。任何一个民族,要想生生不息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民族特色。看韩国、日本,同样是二战后快速崛起的两个发达国家,也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民族文化。比如,看到韩服,听到他们尊儒尚孔明礼知义的言行举止,就知道是韩国人,没有其他理由,就因为那是他们的特色。而我们面对祖宗留下的宝贵传统民族文化资源,却不屑一顾,这才是真正的不肖子孙。人人都以顺畅阅读英语报刊为荣,都以通晓多国语言为荣,都以读过多少外国名著为荣,很不客气地问一句,读过《红楼梦》吗,懂得《论语》吗,读得通《世说新语》吗?再自豪地问一句,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语言比我们的汉语博大精深。
其实,日韩不仅重视本土文化,而且还重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从而令自己的民族文化常新而富有生命力。如我国的传统故事《花木兰》,代父从军,很有教育意义。防不胜防,日本来了,悄悄带走我们的文化资源,把我们中国的《花木兰》改装成了日本的动画片……这是相当值得我们沉思的一件事。
“弘扬国学”,这几乎是每个现代私塾的教学目的之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是他们的渴望。当社会大众被西化风吹昏了头脑时,所幸还有这批人在奔走呼号着弘扬国学,传承文明。菊斋私塾、孟母堂、香堂孔子学校等等,还有日益增多的童学馆,都把古典文化纳入课堂教学,以此用来教化培育学生的德智礼仪。某些私塾直接穿汉服或其他古代装束,挂孔子像,置矮凳桌椅,营造出古代私塾的环境,也让学生形成了一种对民族服饰、古代教学的初步认识。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在宣扬民族特色,文化特色。虽然国学的复兴不是依靠这些现代私塾就可以完成的,但它的确让我们意识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丧失、这种丧失的危险性,以及传承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暂且不管现代私塾究竟能走多远,究竟能够引起公众多大的注意,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最起码,“星星之火,可以点灯”吧?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盏灯。
孟母堂已经被叫停了,而兰州一所同样是全日制、同样以“读经”为特色的“大方经典”私塾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并且从全国范围来看,北京、江西、湖南、湖北、河南、重庆、江西、江苏、上海、深圳、沈阳等地都出现了现代私塾的影子。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代私塾的兴起与学校教育的若干问题和传统民族文化所受到的冲击有着深层的必然联系。罗素也曾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一面镜子,以及作为弘扬国学、传承文明的一种教学机构的现代私塾,在教育多元化的今天,为教育的“幸福”吹来了一股别样之风。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
关键词：中国道德建设、有效方法
一、中国传统道德建设主体
(一)政府
中国自古重视道德教化，“以德治国”的思想自汉代以来被历代政治家所遵循。中国古代政府“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于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由于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道德建设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行政行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更加凸显了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这一点在道德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反映。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建设主体之一的中国古代政府在道德建设中秉持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首先，进行道德建设，仅仅依靠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是不行的，必须把道德理念要求转化成具体的道德规范约束，才能发挥道德在调节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对社会发展起制约和引导作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是实现道德功能作用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重要主体，而且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与政府政治的有机融合，有助于政府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协助下强化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次，政府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虽然非常重要，但又相当有限。道德要发挥其调节功能，就必须将外在的道德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化的道德自律约束，这更多的是依靠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实践的历练和道德修养的内省。政府可以为道德主体的道德活动营造适宜的道德生态环境，但却不能也无法越俎代庖地主导这一转化过程。
(二)家庭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本位观念，家庭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一直受到重视。家庭一方面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细胞，家庭教育是青少年接受伦理道德的摇篮。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比，具有早期性、日常性的特点。家庭道德教育一直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中心，家庭道德建设也一直是中国传统道德建设的重要主体。家庭在道德建设中，对于父母与子女关系，它要求父母“慈爱”，子女“孝顺”；对于兄弟姊妹的关系，它要求“兄友弟恭”；对于夫妻之间的关系，它要求“夫义妻顺”。家庭在道德建设中尤其重视对子女进行孝道教育，甚至把孝道作为道德主体安身立命的前提，整个社会教化治理的基础。“孟母三迁”、“黄香温席”、“孔融让梨”、“岳母刺骨”等成功的家庭道德教育的著名事例说明了家庭在传统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私塾
私塾是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从孔夫子开始，私塾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最重要的教育载体。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读书人是靠私塾而非政府的学校培养出来的。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私塾自然成了传递儒家文化的重要渠道。到了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由于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具有丰富伦理思想的儒家经典，私塾在传授儒家学说的同时，无疑担当着道德建设主体的重要角色。
二、中国传统道德建设方法
(一)国家宣教法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教室里传来稚嫩的诵读声，李广斌的眉头有些紧缩，眼前的童学馆是他一手创办的，为此他变卖房产、身背债务。艰难前行中，同行们败北的消息接连传来。2005年。在武汉，李广斌知道，有一场变革，自己必须要去经历。
一波三折的教材
199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后，李广斌在商海摸爬滚打了十多年。最终，他选择回归自己的老本行――教育，这一回，他瞄准国学。创办了童学馆。
当时，国内已经有几家声名鹊起的私塾，教学方式是不求甚解，只求熟读背诵。学过心理学的李广斌知道，《论语》、《诗经》晦涩难懂，幼儿只知死记硬背，收效甚微――李广斌抓住了市场的空白点，他决定，寻找一本适合幼儿学习国学的教材。
或许是机缘巧合，一位应聘者正好编写了这样一本教材，但由于缺少资金，书籍被扣在了出版社里。李广斌东挪西借，凑到了10万元，不仅将教材从仓库里拖了出来，还独家买惭了教材的全国权，眼看前途一片大好，却横生枝节，那位作者突然间带走了几位员工去北京开设私塾，并宣称取消了李广斌的权。
当时，教室里已经有几十名学生等着上课，库存的教材却所剩无几。李广斌横下了一条心：干脆自己编教材!
他寻找到3位创业伙伴入股，融资到20万元。请自己母校的教授出面。动员了华中师范大学各学科的博士和研究生，利用四字一句、八字一韵的方式，阐述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经典内容。4个月后，《国韵诵读》问世了。“刘邦斩蛇，西人咸阳，项羽刚愎，自刎乌江”，《国韵诵读》虽然不是原典内容，但是培养了孩子的古典文化底蕴，为将来接触原典打下了基础。
“妥协”的智慧
2006年，在《国韵诵读》基础上，李广斌将书法、礼仪、国艺鉴赏和吐纳入定等正式加入课程，招收12岁以内的学员，童学馆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私塾。为了吸引生源，李广斌开展免费教学，然而，不少家长报名只是贪图免费，根本不能坚持每周送孩子来上课。
李广斌找出了症结：只有在经济基础足够好的前提下，才能唤起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和追溯。而免费招收的这些学生家庭，温饱尚是问题，自然不能安心学习。李广斌决心打造针对高消费群体的童学馆，他说服父亲变卖了房产，在水果湖租下了一千多平方米的教室，精心装修成古代私塾的模样――蒲团取代了椅子，竹案取代了桌子，学费则提高到一年5000元。
童学馆的师生们都身着汉服冠帽，孩子在上课前还要进行集体拜孔子的仪式，这被媒体冠上了“作秀”的帽子。李广斌称，这是为了营造私塾氛围，就如同学校里有校服那般，但他也承认，汉服冠帽确实是引起了“事件营销”，节省了品牌推广的费用。
然而，困扰李广斌的是，国学最重要的是对德行的培养，这种文化底蕴的熏陶不可能像英语、钢琴那样短时间内见出成效。面对急功近利的家长，李广斌选择了“智慧的妥协”。他列出菜单式的课程表，让家长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课程。孩子入学时，他跟家长立下“军令状”。承诺4个月以内，不见效果退还学费，但之后家长不能再干涉教学。于是，孩子入学初期，李广斌将《蜀道难》等4首著名古诗词配合各种动作、舞蹈教会学生，并给学生布置“美德”作业，要求他们回去给父母倒洗脚水、捶背等等。家长看见孩子又能背诗又孝顺了，对童学馆自然是心悦诚服。
“其实，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是国学不提倡的。”李广斌是心知肚明的，入学4个月后，他立即“改弦更张”，按照自己的课程设置教学。2007年，李广斌引入了目前国内私塾大举推崇的“读经”课，而与同行们不同的是，由于之前有《国韵诵读》的底子，孩子们学起四书五经这样的高级课程，就并非是一味的死记硬背了。
私塾也连锁
童学馆做大了，李广斌想到了扩张。
其实。早在2004年，李广斌就投资20万元，在汉口开设了两家分店，但居然招不够学生。与位于武昌区、毗邻众多知名学府的总店不同，分店位于汉口，码头文化浓郁，很少家长对国学感兴趣。
恰在此时，同行败北的消息纷纷传来：上海孟母堂因全日制教学被叫停，苏州菊斋私塾进军上海也遭遇阻挠……李广斌并不担心“犯规”，与孟母堂不同。他的童学馆只是在周末开课。他说，叫板现行的教育体制，对一个商人是很愚蠢的事情。真正让他忧虑的，是私塾遍地开花，却叫好不叫座的行业状况。开办童学馆以来，他已经先后投入了400万元，市场的培育期是漫长的，自己的首要任务，便是要生存下去，等待这个市场的成熟。
等待之中，他经历了管理层分裂的阵痛。一直以来，李广斌是靠着分销《国韵诵读》支撑着童学馆的运转，而另一方面，投入太多精力在教材销售中，无暇顾及童学馆，导致其首次扩张就败北。2006年，李广斌决定“壮士断臂”，停止销售教材。放弃既得的利益，得罪了股东。在激烈的争吵后，两位股东退出了。
而李广斌依然坚信，销售教材只是短期利益，只有销售文化，才是大势所趋。
趋势的力量很快体现出来。2006年，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解《论语》刮起了一股国学热。李广斌再次杀人汉口开设分店，他将于丹演讲的光碟在教室反复播放，并将光碟赠送给来参观的家长。一时间，学习国学成为汉口的一种潮流，李广斌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扩张。
到了2008年4月，童学馆的分店和加盟店已经有五十多家，而机会再次在这时垂青了李广斌。中国幼儿教育的龙头品牌金色摇篮集团向童学馆伸出了橄榄枝，15分钟的谈话后，童学馆的账户上多出了6位数的注资，这笔资金彻底解决了童学馆的资金问题，并为其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关键词：蒙学；教学思想；价值
《周易・蒙卦》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解云：童蒙之来求我，欲解所惑也。这是最早的蒙学论述，也是蒙学概念提出的依据，蒙童，即初入学的儿童。《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蒙学教育，在长期的蒙学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尤为宝贵，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比如：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不管在生活礼节还是学习上都要一丝不苟；重视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对儿童诸多事宜做了详细规定，对培养幼儿的良好习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注意根据幼儿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三、百、千”等蒙学教材流传至今。当今社会家长越来越重视幼儿的早期教育，不少像古代私塾一样的教育机构重新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中，他们仍然采用以前的蒙学教材、教学方法，这就显示了古代的蒙学教育在现代社会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顺应自然，愉快教育
蒙养教育强调必须采取顺应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心志的教育原则与方法，使儿童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下健康成长。遵循这一教学原则，王守仁论述并为儿童精心选择了“歌诗”的教学内容。他主张通过科学合理的课程内容安排，使儿童的天性得以尽情地表现出来。他认为“歌诗”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激发儿童的志向，还在于把儿童欢呼跳跃、喜欢歌唱、游戏的特性导向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中来，解除他内心的郁闷，释放他多余的精力，从而起到调节儿童情绪情感的作用，使儿童在轻松、愉悦、欢快的情绪情感体验中接受知识教育。
2. 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与顺应自然、愉快教育的原则相适应，蒙学在教育过程中非常注重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所谓循序渐进是指按照学科内部的逻辑体系和学生认识活动的发展顺序组织教育与教学。按照学科内部的逻辑体系和学生认识活动的发展顺序组织教育与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应该“自浅以至于深，自近以至于远”；所谓量力性原则是指，必须适应儿童的接受能力以施教。传统蒙学教育认识到教育过程必须是渐进性的。对于一个人的教育要根据他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施之有序，行之自远”。王守仁提出道德教育要循序渐进，儿童学习应从现有基础出发，逐渐加深，沿着他“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顺序发展，“从本源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
3.熟读多练，及时巩固
私塾等蒙学机构在教学过程中长期奉行熟读多练、及时巩固的原则。蒙学教师根据儿童记忆力强的特点，注意引导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熟读牢记。宋学家程颐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不能忘。”朱熹也说：“读多自然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与后来的呆读死记是有本质区别的。古人之所以强调背书，并不完全是因为书本内容有多么重要，而是把背诵当成巩固学习内容的教学方法，只有如此，才能精熟不忘。因此，熟读多练，及时巩固一直是私塾教学的重要原则。
4.宽严有节，爱教结合
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的特性，决定蒙养教育既不能严厉苛责，也不能一味放纵，而必须宽严有节，爱教结合。这是蒙养教育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成功的教学经验。私塾等蒙学教育机构对儿童的日常行为和学习活动都做出了具有一定约束力的限制，令儿童严格遵守，以此养成儿童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和遵纪守时、动静有节的良好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实践证明，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作为非智力因素对学生的智能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蒙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制订了严格的学规学则，要求儿童遵守。但人们也认识到，如果一味约束苛责“以威示警，久用不止，则彼习以为常，以致耻心丧尽顽钝不唆亦”。因此，崔学古主张蒙学在对儿童严格要求的同时又注意引导、劝喻。崔学古把这种方法概括为“爱养”。蒙学在教育教学中所提倡的“宽”，除包含给儿童提供嬉戏游乐的机会这层意思外，还可以理解为对学生进行多方鼓舞与表彰。有一番成绩，就给一番激励，使孩子意识到日有所进，月有所长。
5. 智德并进，养智举德
私塾等蒙学机构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教学的教育性原则，把道德教育与文化知识的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寓道德教育于知识教学之中，使儿童在增长知识的同时，道德水平获得提高。比如，《三字经》本是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字书，但是在内容的安排上，却加进了大量的道德知识：“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在道德教育的教材中进行知识教育，则是中国传统蒙学的又一突出特点。传统的以进行道德教育为主的蒙学课本，不仅在于向学生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告诉学生立身处世的道理，还在于完成知识教学的任务。比如巩固识字教学的成果，掌握自然与社会生活的常识等。教材是最能反映教育思想的。通过对蒙养教材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更深刻地理解我国传统的蒙养教育中智德并进，养智益德的教学思想。这一教学思想使我国传统蒙学的伦理性表现得十分明显，它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道德水平曾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天解决道德教育实效性的问题，应该从中吸取有价值的合理因素。
我国古代蒙学教育思想丰富独特，特别是一系列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但同时也要注意，在分析传统蒙学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其中的糟粕，如对儿童的要求过于苛刻，成人化，高标化，灌输式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都需要进行理性分析。
参考文献
[1] 呼庆伟.古代蒙学及其特色与借鉴价值[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148.
[2] 谈儒强.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2）：110-111.
看不到鸟窝的教室
奚溪不喜欢学校的理由很简单：从窗子里看不到蓝天、树和鸟窝。这被妈妈写进博客里。实际上，奚溪的罢课革命坚持了不到1小时，又老老实实地去学校了。
奚溪家窗外有一棵大树，上面有一个鸟窝。奚溪班的教室就在大树旁边，一栋新起的教学楼遮挡了这个教室的视线，白天也要开灯。为了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学校命令学生们即使下课也要呆在教室里。在北京，许多小学都有类似规定。
奚溪的父母都是醉心于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理想主义者。父亲奚志农认为，孩子对生活的热爱首先来源于童年与自然界接触的经验。他们把襁褓中的奚溪带到雪山上，一边进行保护研究，一边照看孩子。
奚溪的父母没有料到女儿的学校会成为一个问题，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的小学也没有经历过任何特殊选择，轻松而糊涂就度过了，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他们向来提倡朴素的教育理念。而今天，他们忧虑地看到，奚溪已经近视，而且可能发展成高度近视。他们开始常背着女儿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转学，或者让女儿换一种教育方式。
换学校――一个坏的范例
在北京海淀这个名校汇集的地区，教育竞争从高等教育渗透到最初级的教育――小学。一所好的小学对附近地产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不仅北京市其他区的家长，还有中国其他省的家长，在这里购买住宅，以便让孩子在起跑线上占据一个优越的位置。转学，成为考验家长综合能力的一场竞争。
奚溪就读于中关村三小，海淀的著名小学之一。最近几年，由于附近地产的开发，以及“名校效应”带来的入学压力，中关村三小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小学生的父母高价购买或者租用附近小区的楼房，以便能进入这所教学质量过硬的小学。
鸟巢事件只是一个信号。对于上小学的压力，不仅是孩子，家长也越来越能体会出来。新学期奚溪要上三年级，父母发誓不给孩子任何额外的学习负担。
“我只是想让我的女儿，快快乐乐地度过她的小学时光，不想让她这么早就参与竞争。”妈妈史立红说。她企图逆势而动，把女儿从竞争激烈的重点小学转到一所普通、课程相对轻松的小学去。
这样的想法，在和楼上的邻居李女士谈过之后，被彻底扣消了。李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出于对女儿接受的小学教育的不满，她在4年里为女儿转了4次学，对附近的学校可谓了如指掌，她的女儿现在就读于人大附小，另一所热门小学。李女士已经丧失了考察其他学校的兴趣了，“都差不多”。她评价说。
放洋――逃离或新的竞争
移民到新西兰之后，董耀辉认为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至少，女儿面临的竞争要弱化很多。除了语言上还稍有不适，女儿的学习成绩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尤其是数学等科目，在班上非常明显。“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差异，老师可能并不提倡你考那么高的分数，考试很简单。让很多人都能考高分。”董耀辉说。
在中国人看来，欧美的教育体制非常令人羡慕，一些家长因此努力为孩子创造另一条成长的道路，他们往往选择在孩子上初中，甚至小学的时候移民，一个是为了将来能轻松上大学。另一个是为了学一口好外语。
一位叫陈朝林的英国移民家长认为，在国外，就算不用功，考一所普通的大学，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然而，这条道路并不令人羡慕，这和在国内进入一所三流大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在英国，只有考入剑桥或者牛津，通过这条路，你才能被社会认可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陈说。即使移民到国外，许多志向高远的中国家长仍然选择让孩子进入教学严格的私立学校，以便将来报考名牌大学。陈朝林的女儿经过5年苦读，考入剑桥，其中的辛苦“决不亚于通过国内竞争激烈的高考考入清华北大”。
私塾――可想不可及
关键词：民国时期 乡村教育 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1（b）-0-01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发展过程是一个缓慢的、崎岖的过程，在民国乡村教育推广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挫折和阻碍，在文化方面，民国乡村教育是随着我国近代以来社会的转型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而不断发展的，在我国这种新文化和旧观念彼此对立时期，乡村教育将面临着比较突出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过去几百年来的农民意识、乡土文化、儒家思想、私塾教育等传统乡村教育和以新式学校为代表的新型乡村教育的矛盾上。下面将主要对乡村教育文化冲突进行具体的分析。
1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中城乡文化之间的冲突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民教育，是城市教育的一种延伸，其无论在教育方式还是在教育目标上都跟都市化教育是一体的，跟当时的欧美工业社会教育形式差不多。可是，在民国时期，当时的乡村社会乡土习俗和传统文教比较浓重，从而导致乡村民众对于工业化和都市化取向的民国乡村教育较为抵触，使得当时的乡村教育跟乡村社会文化产生严重的隔膜。可见，民国时期乡村教育所面临的第一个文化冲突就是城乡文化之间的冲突。民国时期的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工商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差别，一个是工业生产，一个是农业生产，它们的经济基础不同，从而致使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习惯和风俗也不一样。一味地将西方工业社会工商化、都市化的教育模式照搬到当时农业气息非常浓厚的乡村教育上，难免会造成城乡文化的冲突和矛盾。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中的城乡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度化、规范化的学校教育在乡村农业生活中并不适用。民国时期所倡导的乡村学校教育都制定了明文法令，规定了周、寒、暑假以及修学年限等，而这些在乡村教育中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跟乡村生活的节奏不符，村民们将这种学制长、规范化的学校教育看做是一种华而不实、贵而无用的奢侈消费。第二，新式乡村教育的学校教师难于跟乡村社会达成一片。许多新式学校的教师们并不善于跟村民打交道，他们不能融入乡村礼俗文化。这些教师大多毕业于城市，他们对乡村的人情世故和乡村的世俗文化不大了解和理解。他们受城市文化和环境的熏陶，其在习惯和观念上跟乡村民众大相近庭，彼此很难接近，更谈不上农民对这些教师的信赖。而恰恰相反，那些能放得了架子，从不装腔作势，穿着跟农民一样非常朴素的教师，却深得农民的信任和喜爱，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接近农民，懂得乡村的人情世故和世俗文化。
2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中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
在国民时期，大兴学堂和学校，推动乡村教育。而在当时的乡村，村民们大多认为新式的学校是外来的“洋学”，它是西方文化侵略我国并强加于乡村的东西，因而非常抵制。其实，在当时那个新旧教育并存的时代，私塾和学堂本质上就是中西文化的两种产物，它们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彼此存在着较大差异。民国时期将这种西方的学堂教育强行在乡村中推行，势必会引起私塾教育和学堂教育的冲突，引起“汉学”与“洋学”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乡村中普通的民众认为，新式学校就是“洋学”，在乡村中办学校势必将造成我们传统文化即“国学”的失传，他们认为读书就是“四书”“五经”“三字经”，要他们去学什么“国语”，完全就是要其放弃认为真理的“四书”“五经”“三字经”，从而造成乡村民众对“洋学”的恐慌。第二，在新办的乡村学堂中，其不教纲常伦理，不教四书五经，教的仅是那些西方的东西，如测算、技巧、格物等工艺。村民们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堕落，是中国风俗文化、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结构的崩溃。第三，由于我国近代历史和政治背景，在乡村民众的心中，“洋”，无论是“洋教”、“洋学”，还是“洋物”都看成是贬义的东西。因此，在乡村教育中，被冠以“洋教”的老师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他们被看成“洋书先生”和被诬蔑是常见的事。在如此环境中执教，可想当时乡村教育中老师们的惶惑与不安，可想当时乡村教育的艰辛。
3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中官民文化之间的冲突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其实是自上而下的实行的，它体现的是一种政府意志，是官方的意识强加于乡村民众的行为。因而，在民国乡村教育中，势必会引起官民文化之间的冲突，即村民教育意识跟政府意志的冲突。对于大多数处于文盲或者是半文盲的乡村民众来讲，他们读书或者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做官发财”，实现自身地位的上升，比较看重“实利”。而在新式学堂教育中，其所要体现的是“国家至上”的意识，其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些乡村民众塑造成共和政治统治之下的新型国民。从而使得许多乡村民众认为办学堂、搞乡村教育其实就是政府的事情，跟他们的需求和生活无关，甚至有些村民一开始就觉得新式学堂教育就有害于他、有损于他。可见，乡村民众意识与官方政府意志之间的文化冲突非常突出。
同时，在民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政府和少数精英分子推动着“教育救国”的旗帜，以振兴中华为出发点，在乡村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以图实现普及教育。乡村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行的一场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过去那种自筹自办的私塾，实现一个规范化、制度化的新式教育体系，其所体现的就是当时政府极强的国家意志。可是，对于那些仍处于贫穷和无知的农民来说，根本没有那些精英们的眼界，有没有政府那广阔的胸怀，其生活环境和知识条件的有限性使得他们无法紧跟国家政策或者意志的脚步，这也就难免会引发官民文化上的冲突和矛盾。
总之，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面临着巨大的阻碍和挫折，其发展势必走了不少的弯路。其在文化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城乡文化、中西文化和官民文化上面。因此，发展乡村教育，其首先必须将这三种冲突给化解。
参考文献
[1] 刘纪荣，李伟中.清末民初“废庙兴学"的历史人类学考察[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6）.
[2] 吴连芬.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启示[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十年撤并
我国从2001年起，为了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就在农村开始了大规模的“撤点并校”。根据统计，农村小学校数量从1997年的51万多所减少到2009年的23万多所，减幅达54.9%。
这种规模的并校大约史无前例。很显然，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撤点并校在解决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学校布局散乱的情况方面，不失为一种有效解决方案。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撤点并校带来的副作用也越来越大，也由此成为颇具争议的教育政策。
就本次教育部的《意见稿》来看，对上述问题具备明显的针对性。其中规定如“农村小学1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小学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确有需要的可以寄宿”，再如“具备公共交通或校车服务条件的，学生每天上学单程乘车时间应不超过40分钟”等等，都相当详细地体现出想要“就近入学”以解决校车事故频发的思路。
而在相关的监督管理上，也加大了力度。一方面将管理权收归省级政府，另一方面将监督权下放至家长，在以往的教育政策中并不多见。
落实是重点
不过，纸上政策和能否落实，从来都是两个问题。这在“撤点并校”中已经得到证实，过程中“盲目并校、追求政绩一刀切”的问题并不少见。
事实上，撤点并校问题并非表面上看那样简单，不但涉及农村教育问题，更涉及整个农村教育生态。若要彻底改变撤点并校困局，此意见稿还应进一步延伸其精髓。
不过，虽然问题解决看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很可能，也可以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契机。如果我们把城市中目前在做的改革放到农村，实际上又何尝不是更容易实现的方案？
比如，目前很多地区实行“小班制”，而在农村，这几乎成为一个天然形成的事实。问题只在于教师的编制、素质能否达到基本要求。
其二，中国教育界一直回荡要求增加民间教育空间的呼声，而农村现在的情况也更加适合这种放权改变。对于政府来说，实行就近入学具有相当的难度，但对于农村，千百年来的教育形态却是私塾，直到清末，中国仍是世界上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其中原因，就在于私塾化的大量存在。倘若中央政府允许民间自办学校，并提供相应支持，相信很快就可以解决存在的乱象，因为没有人比乡村民众自己更清楚如何解决面对的实际困难。
鱼儿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树木，我们的成长自然离不开老师。我爱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无怨无悔的默默奉献在一年四季的三百六十五天中。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周老师。周老师是我的书法老师，我很喜欢他。
因为他教我书法时总是“一对一”地进行着，所以我称他为“私塾老师。”你想知道这位老师长什么样子吗？
他脑袋挺大，好像装了不少东西；下巴上留着短短的胡子，见人总是笑嘻嘻的，从不沉默不语；他身体很健壮，肌肉发达，看起来偏胖。每天腰上都别着一个小腰包，走路时身子一摇一摆的，大大咧咧。他的大腿很粗，脚上总穿着一双大凉鞋。但是也有些时候，周老师生气就变得很厉害。这不，有一个同学上课时和同桌小声说话，被周老师看到了就瞪了这个同学一眼，那眼神和闪电有一拼。对不好好学习的同学，他总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严厉地给予批评教育。有的同学说周老师严肃的时候脾气真大，我也觉得是有点。可是经过一件事我改变了这种看法。
周老师教我写的是行楷字，他长说写字是：“手上功夫懒不得！”每次练字，他总是先认认真真的在宣纸上写下几个大字给我做示范，并要我用心地去模仿。等我把字写满了每一个角落后，交给他看，他就用红笔在写好的字右下方再写一次，周老师的字从不拖泥带水，每一个笔画都写的粗细均匀，端正美观。
这位私塾老师也是个幽默大师，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有一回，他对同学们说：“中学有这么一个”土“规定，不能穿名牌的运动鞋上学，以免学生互相攀比。其实，同学们也不必穿那么好的鞋子，你们看我穿的是什么？”然后，他翘起他那引以为傲的大脚丫。这时，一双不知是什么牌子的大凉鞋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全班哄堂大笑。你还别说，就连在旁听的我也对此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他一定应该很令人喜欢！因为许多人都喜欢当他学生，当然，其中也包括我。
这就是我的“私塾老师，”但他却一点也没有“私塾”里的“土”味道，而是以为非常与时俱进的老师！花儿要感谢阳光，因为阳光抚育它成长；鲜花要感谢雨露，因为雨露滋润它成长；苍鹰要感谢长空，因为长空让它飞翔；高山要感谢大地，因为大地让它高耸；大地要感谢小草，因为小草让它美丽……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是你传授给我知识，让我健康成长。
广东深圳中海怡翠学校初二:庞晓婷
快乐、爱情、幸福以及绝望，全是主观感受。爱情比任何事物更接近修行，与宇宙无限接近，刹那的领悟就是一切，他人的经验能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裨益？
我一向冒充朋友、亲友以及同事们的知心大姐，时常听到种种情史，懂事的MM们多少会恭维我几句：“我相信您一定富有经验，爱情幸福……”听了一万多遍还忍不住笑出来：经验与幸福如何兼容？久病才能成良医。高考八次屡败屡战，是因为前七次都落第了。
曾经动念要开一家爱情私塾，我当然不够格当爱情导师，但，谁够格？
古今中外，显然青梅竹马、白头到老是最完美的爱情，可女主角能懂得什么？她是懵懵懂懂间捡到一块狗头金的人，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矿业开采知识。她知道这一个男人的好，对男人这一族群全无概念；她明了爱情的甜，对失恋、绝望、徘徊、冲动、与爱伴生的恶……都只能睁着小鹿般纯净的大眼睛迷惑：怎么会这样呢？
吃一堑未必长一智，撞倒南墙不回头的多的是，回了头也往往就迷迷糊糊调一个方向，再撞一次眼冒金星。乱七八糟一通儿历练，忽然遇到时间虫洞，她掉出这生死场——通了关也说不清秘诀在哪里，到老了还喃喃不忘：“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就算把私塾开出来，有用吗？N年前，我拔牙，眼泪汪汪地问医生：“为什么打了麻药我还是这么疼？”医生心情好，耐心回答我：“疼痛，是一种主观感受，你觉得疼就是疼。”那么快乐、爱情、幸福以及绝望，全是主观感受。爱情比任何事物更接近修行，与宇宙无限接近，刹那的领悟就是一切，他人的经验能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裨益？
爱情不是科学，没有公理、定律和公式，所有的真知灼见都有反证。妈妈们谆谆叮嘱：花心的男人不能嫁——也多有婚后改邪归正的；从小就有人说：农村男人不能嫁——嫁了农村男人而幸福美满的大有人在。生命是一款试用装，开封后请尽快使用，不能冷藏，你是惟一的导师、生产者、质检员和使用者。人生不过是布朗运动，你遇到什么就是什么。
谁能教育谁，谁又能受教育？所以我想我的爱情私塾里，没有讲师，也没有学生，只有人讲，讲得眼泪涟涟，很多人在听、七嘴八舌地安慰。倾诉是排毒，聆听是最大的疗伤，而语言，是鸦片、酒精和微浓的香薰，抚慰人的疼痛。当你陷入人生的绝境，从地狱的十八层一路滑落到专门为你搭建的十九层，偶然看到一两篇文章，听到一两句窝心的话，血肉模糊的伤口喷上了一层薄荷膏。你不是这世上的苦海孤雏，有无数人，在此时，流着和你一样咸涩的泪。这，就够了。
古有陶朱公，今有胡雪岩。他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个传奇人物，被世人称为红顶商人，却不是历史人物。——胡雪岩。
胡雪岩在贫穷寒冷的山里，父亲和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从小就教育胡雪岩，送胡雪岩去读私塾，接受良好的教育。在读完私塾两年后，由于家境贫穷，8岁就去放牛。一次在和朋友玩的时候，有人跌入山谷里，大家都走开了，只有胡雪岩运用机智救了朋友。辛运总会降落在有能力的人的身上，在一次放牛时，胡雪岩在亭子里捡到一个蓝色包袱，里面有许多金银珠宝。看到这么多的财宝，我肯定会把它据为己有，偷偷地拿回家了。然而胡雪岩没有这样做，他把包袱藏起来等失主，等到黄昏来临，胡雪岩都没有走。也就是这个机会让胡雪岩跨出了人生的的一步。终于等到失主来到，把包袱交给失主后，失主为了感谢胡雪岩，
失主邀请他到店里做事，但他说要问他妈妈。也就是他的这种品德使失主更加珍惜，这使我们得到一个启示：看一个孩子，是看他的品德，并不是他的才干。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把握机会，胡雪岩练习超强的心算和算盘手法，来到银行做事，经过努力他成为当时中国最有钱的巨商富贾。这又使我们悟到一个启示：机会是会持 发展的。在这期间我要保持平和心态，把握人生机会，平稳顺利发展。在成为富商后，胡雪岩不断做出合理的阶段性调整，帮助左宗堂，慈禧太后赐他黄袍马褂，被人们称为红顶商人。
一百多年过去了，人们还会记得胡雪岩。是因为他创办的胡庆馀堂还在，因为他修建的大宅子还在。在他的胡庆馀堂有他的做人真理：是乃仁术 真不二假.戒欺
通过胡雪岩，我得到一个最大的启示：一个人品德基础良好，人的一生都会很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