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6: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拜伦的诗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普希金是一位有着爱国之心的文学家,他像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渴望自由和平。但是普希金没有像其他的文学大家一样,把自己的作品限制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反而把俄国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都作为描写对象,用以此来反抗专制制度与世俗的压迫。有人说,普希金是时代的宠儿,他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上天十分眷顾他,而让他有了一个为文学而生的人生。但是普希金又是上帝赐给俄国的一个太阳,他用自己的文学与素养来同俄国社会中的黑暗与丑陋做斗争,他时时刻刻为俄罗斯的民族尊严、国家独立与社会的进步而担忧。他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将俄国千千万万的愿望与心声都表现了出来,让他成为了文学救国的典型作家。
二、普希金其人及其思想
(1)普希金其人
普希金是俄国重要的文学家、小说家、诗人,他是俄国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人物,也是十九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俄国标准俄语的创始人,普希金因有太多的头衔,因而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他对于俄国及其文学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在皇村中学学习之时,受当时思想进步的十二月党人影响较深,并与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结识,对俄国封建农奴制极为痛恨,因而他在后来发表了诗歌与文学作品,来对俄国的农奴制与封建专制的思想进行抨击,如《自由颂》、《致大海》等都是其中有名的篇目。可以说,普希金热爱自由的思想的开始,是以1814年《皇村回忆》这部诗歌为开端的。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一个标志,在普希金之前,俄国文坛是十分灰暗的,没有规范的样式,也没有高深的艺术成就,而到了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改革与发展时代,而普希金无疑是俄语规范的第一人。在普希金文学创作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发挥自己文学作用,来反抗十九世纪俄国黑暗的社会,可以说,是普希金让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拥有了力量,也正是普希金,让越来越多的作家与文学家放开眼界,开始关注俄国政治与社会的腐朽,从而达到鞭策时代的目的。
(2)普希金自由思想的形成
普希金自由思想最早表现于他在皇村中学学习的时候,他因在那里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较多,结交了一些日后成为十二月党人的朋友,他开始对俄国沙皇统治与封建农奴制进行反抗,并渴望自由与平等。那是普希金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在此之后,他因被政府流放而与十二月党人联系更密切,同时,他还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的文学团体“绿灯社”。从此之后,他的文学作品,大多数都是反对俄国农奴制,和歌颂自由的,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普希金在文学上的造诣,让他不断有反对俄国政府的作品出现,这也招致了沙皇政府的不安,于是,在1820年,他被流放到俄国南部偏僻的地方任职,但是那里却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南方据点很近,这更加方便他与十二月党人的频繁联系,在这之后,普希金追求自由的思想更加清晰与明确,这一时期所创作的《短剑》与《致大海》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普希金出身贵族,有着火一样的爱国热情,他渴望能够在自由与平等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因而,可以这样说,普希金自由思想的成长与发展,是与政治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俄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是有着因果联系的。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农苦大众的心声。
三、从《致大海》看普希金的自由思想
普希金不仅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在他被流放期间,他有机会与大自然接触,因而他的很多作品都离不开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例如《致大海》这首诗歌中,作者选用大海作为自己讴歌与抒情对象,这是由于大海是波涛起伏的,有着奔放动态之美。同时当大海在退潮之后,它又有着波澜不惊与静态的美。因而对于普希金而言,大海是有着博怀,有着无限包容的能量,大海是最能显示普希金内心思想的代表物。但是,普希金选择大海作为抒情对象,是有其他原因的。大海是真正让普希金感觉到震慑的地方,它身上凝聚着一种力量,它向征着普希金内心挣脱束缚与追求自由的精神,所以普希金才会选择这样的意象来进行书写与赞扬。同时普希金选择大海来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与诗人拜伦有着一定的关系的。《致大海》创作于1824年,然而这一年,拜伦去世了,普希金希望用这首诗歌来表达对拜伦及其自由思想的缅怀之情。拜伦是一个孤僻自傲却有着极高天分的诗人,他把自己的生命捐献给了希腊人民的民族,普希金十分崇拜他放纵不羁与叛逆的性格,而拜伦的诗作中有很多都是对大海的赞扬的,对于拜伦来大海就是他的故乡,大海也是自由思想的象征。因而《致大海》这首诗歌是普希金通过大海这一意象,来对伟大诗人拜伦自由思想与放荡不羁性格的一种怀念,更是普希金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关键词:明朝中晚期;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140-01
诗歌是一种高级文化形式,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诗歌会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气息,但是从本质上讲诗歌文化形式根植于其产生的地域和时间的文化土壤。不同的地域文化积淀和该区域这一时期的不同文化发展趋势都会影响诗歌艺术的呈现形式。因此从地域和时间角度出发对明朝中晚期和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对比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一、明中晚期文人的“狂”性美
从浪漫主义诗歌的角度来看,明朝中晚期和英国19世纪初在各自的文化环境影响下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其中命中晚期文人的主要特点是“狂”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人则突出的表现了“天才”的重要性。从活跃在明中晚期诗坛上的唐伯虎、徐渭等几个代表人物中可以看出明中晚期诗歌的这一狂放特点,唐伯虎的作品《李白有诗》中曾云:
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我学李白对明月,白与明月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诗中表达了对李白不等天子船的性情的仰慕,同时也在性情和诗才上以李白自比,表达出自己也不屑于科举、出仕。这与明中晚期的资本主义逐渐萌芽和封建专制制度逐渐走上极端的社会文化现实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而封建政权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严刑峻法,导致了当时社会文化领域内的冲突矛盾极为激烈,以唐伯虎、徐渭和李贽等为代表的文人,对封建制度的腐败和残酷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发泄,转而表现在诗歌当中,形成了一种藐视权威、发现自我的狂放诗情。这种发乎于心、表现于诗的自我流放式的“狂放”是根植于明中晚期的高压封建制度的,所以注定了其自身会随着所反对封建制度一起消亡的命运。
二、西方的“天才”理论
与明中晚期的浪漫主义诗人所处的实际环境不同,19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编制的资本主义童话开始破灭,资本主义的弊端和丑陋开始展现,成为了西方文人抨击的主要对象,从避世厌恶城市文明的“湖畔派诗人”,到朝气蓬勃、奋争疾呼的雪莱,再到一生漂泊、狂放不羁的拜伦,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激励其奔走、思考,最终形成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天才”理论。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曾在《审判的幻影》一诗中这样写道:
他曾写诗赞美杀国王的人,他又写诗赞美一切的国王;他曾写诗拥护共和国,不论远近,然后用加倍的仇恨将它们中伤;他曾高唱泛民主的理论,现了聪明,却无道德的向往,然后变成雅各宾的死敌,翻穿了外衣,还恨不得换成皮。
从这一诗中可以明显看出拜伦对资本主义丑恶嘴脸的讽刺,这种讽刺是针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普遍的讽刺和呼喊。
三、二者的异同与发展
从前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明中晚期的浪漫主义诗歌是基于明中晚期的封建专制走向极端这一客观现实而产生的,而英国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下产生。二者产生的客观现实和文化环境不尽相同,但是虽然其反抗的对象不同,但是其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相同的,都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突出了“人”的作用,所以在诗歌蕴含的情感和情感的表达方式上都存在着深刻的同一性。
明中晚期和英国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产生土壤是有本质区别的,明中晚期的浪漫主义诗歌主要反抗的是严酷的封建统治,但是这一时期的封建统治已经逐渐走向极端,不惜使用“八股文”和“文字狱”等残酷的方式对文化自由进行封杀,残酷的统治集团使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诗歌艺术。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虽然也强烈的抨击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在自由和平等观念下建立的政治制度,不能否定自身予以镇压,所以明朝的诗歌艺术与其强烈抨击的封建制度一起走向了衰亡,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却随着其强烈抨击的资本主义制度流传下来。
浪漫主义诗歌是诗歌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本文从客观环境和文化发展状态两个层面对明朝中晚期同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进行比较,以期为世界诗歌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借鉴。
本文系2014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4A33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话说宋朝时候,北方金氏集团强势崛起,时常带一帮小弟到南边来和宋氏集团抢地盘。宋将毕再遇带小弟们同金兵较量,赢了几次。于是金氏集团恼羞成怒,要和毕再遇拼命。此时,小毕只有几千弟兄,如果真的打起来,那绝对是一个人被十个人围攻,会小命不保的。
小毕只好撤退,但又怕被追杀,横竖都为难,烦得接连几天睡不好觉。这天,他在树林里苦苦思量的时候,看见蝉留在树根部的壳,脑袋就“嘣儿”地一响,有啦!
这天半夜,小毕让小弟们收好包裹,然后使劲擂鼓。金兵以为小毕要偷袭,赶紧都起来抢武器,谁知宋兵根本没出营……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
宋营的鼓声连续响了两天两夜,金兵被搞得瞌睡沉沉,最大的愿望是睡觉,根本没人出来侦查宋兵动向。到了第三天,鼓声终于小了,金兵都笑了,以为是宋兵敲鼓敲累了,赶紧集合小弟冲进了小毕所在的宋氏集团分公司,却只见到几十只山羊被吊在树上,羊蹄前摆着鼓……原来是这帮家伙在敲啊,难怪没完没了呢!看这替罪羊当的,小毕他们早逃了……
统一与矛盾
政治课上,老师正在讲矛盾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见一个同学在睡觉,老师就叫那个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你说说矛盾和统一之间的关系。”
该生没有听讲,但自信地回答说:“他们没关系。”
老师追问:“为什么没关系?”
该生答道:“统一是方便面,茅盾是作家,当然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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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叔开讲:老叔不给大家上政治课,老叔带着你们见茅盾去。
上面那位学生朋友说茅盾是作家,没错,这位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小说、散文。他的真名叫沈德鸿,浙江人,具体来说,他家乡就是现在著名的江南古镇——乌镇。
为什么他要给自己起这样的一个笔名呢?说来话长,long long ago(很久很久以前),久到上世纪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沈作家在思想上处于一个痛苦矛盾的状态。在这种痛苦中,他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幻灭》,这是茅盾著名的《蚀》三部曲中的一部,另外两部叫《动摇》和《追求》。由于不能用真名发表作品,他给自己起名“矛盾”,当时的编务叶圣陶先生觉得“矛盾”二字一看就是假名,于是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此后,“茅盾”便成了沈先生的笔名。(匹匹:茅盾是觉得自己很矛盾,所以这样起名,那阿木老叔呢?古噜噜:他是觉得自己很木又长得很老吧?阿木老叔:你俩瞎说什么呢,取名“阿木”是因为我把自己比喻成一棵大树,给祖国花朵源源不断地提供成长需要的清新氧气。至于“老叔”呢,这个嘛……老编:“老叔”是“老输”的谐音,谁叫他跟我们打牌老是输呢?)
沈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不仅如此,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他还将自己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首个设立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能得到这个奖的,那可都是长篇小说界的牛人了。
姓名:沈德鸿
笔名:茅盾
职业:作家,文学评论家
代表作:《子夜》 《林家铺子》 《蚀》《鼓吹集》等
孩子的笑话
父亲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他的小儿子走过去问他一道作业难题:“爸爸,阿尔卑斯山在哪里?”
父亲回答道:“问你妈去,东西都是她收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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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叔开讲:嗨哟,这爸爸还真逗,那么大一座阿尔卑斯山,竟被收在他家了!看来他家很大啊,因为这座欧洲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横穿了六个国家。(匹匹:我知道,是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古噜噜:这山脉出名的山峰有铁力士,那里可以观赏奇妙的万年冰河,还有少女峰、勃朗峰、雪朗峰,007系列电影还曾在这里取景呢!)你们两人的地理都不错,但我看问题就是和你们不一样,提到阿尔卑斯山我就想起瑞士,阿尔卑斯山最美的部分就在瑞士。瑞士的小城蒙特勒有一座西庸古堡……(古噜噜:啊!老叔要讲吸血鬼的故事!)拜托这位女生,你有点内涵好不好?我要讲的是拜伦。(匹匹:啊!拜伦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啊!)
拜伦出身没落贵族家庭,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积极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硬汉,高傲、孤独、倔强,与罪恶社会势不两立,与命运抗争,追求自由,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这些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拜伦式英雄”。由于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被称作“拜伦式英雄”。《西庸的囚徒》这首诗是拜伦到西庸城堡参观之时,为纪念一位在此被囚禁十年的大主教写下的。下面我免费请大家欣赏其中的片段:
风光旖旎的莱蒙湖畔
莱蒙湖紧挨着西庸的墙
在墙下百丈深的深渊中
湖水的潜流汇合奔腾
——拜伦《西庸的囚徒》
姓名: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
国籍:英国
关键词:忘掉她 意象 花
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闻一多在其作品中构建了一个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的情感世界。诗人主体世界的多层意念与各种意象的特别选择、人格心绪的独特表达以及内心各种矛盾关系的奇异开掘,充分展示了他的诗歌世界中语言运用的文化内涵以及他的生命意识,展现出诗人对人的文化精神价值的独特追求。他的诗歌融贯东西,《忘掉她》便是中西诗歌艺术结合的“宁馨儿”。这首诗中不断出现花的意象,一咏三叹,将诗歌之美、情感之浓体现得淋漓尽致。考察诗歌成品及其产生过程就会发现,意象是诗歌创作构思的核心。它贯穿于诗的形象思维之始终,是决定一首诗的艺术价值品位的关键因素之一。花作为一个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意象,向来为文人骚客所引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意象,在中国的诗歌与诗论中,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采薇》)这样情韵幽深的意象,也有“言不尽意”则“立象以尽意”(《易・系辞上》)一类的理论概括。自此,从《古风十九首》至唐诗、宋词以下,佳作绵绵,无不“意象戛独造”,“各自擅其妙”(赵翼《闲居读书作》)。理论家们对此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将意象至于文艺创作的范畴系统中去考察,使之逐步呈现出理论形态。直到刘勰才第一次明确提出“意象”的概念,并作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尽管关于意象的论说尚未构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但是在具体的诗歌赏析中对此曾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说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资料。而诗歌创作中“专求意象”的艺术传统也一贯而下,并无中绝;只是到“五四”后,当新诗在发展中偏入“迷途”时,才暴露了闻一多所批评的那种“极沉痼的通病”,即“很少浓丽繁密而具体的意象”。但紧接着,新格律诗派与象征诗派在创作中以营构意象为“首务”,又使中国诗歌的这一艺术传统得以发扬。事实上,“诗歌之贵在能有可具感的意象,则是古今中外之所共然的”。这可以说是诗歌发展的一条内在规律。
闻一多对于诗歌意象孜孜以求。在《冬夜评论》中,他指出:“惟有境有情,所以有好诗”。境,是指客观的物象、事象;情,指主观心意、情绪。也就是说,诗歌意象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它决定着诗歌质地的高低优劣。基于对这一对意象本质的认识,闻一多综合当时新诗现状,批评其“很少浓丽繁密而具体的意象”时,进一步指出;新诗缺乏这种素质,所以读起来总是淡而寡味,而且有时野俗不堪。显然,在他看来,意象不仅构成诗歌艺术美的重要元素,而且就是诗歌生命力之所在。[1]
闻一多的《忘掉他》正是他有关意象理论的实践之作。“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那朝霞在花瓣上,/那花心的一缕香――/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这里借花来喻人,哀其长女闻立瑛的夭折,抒发自己内心的悲痛之情。所选之境是清晨之坟墓,在春风中,在梦里,在萋萋墓草、幽幽虫鸣之中,那反复出现的“花”的意象,凄然而美好,短暂而永恒。“她”与“花”不仅押韵,且遥相呼应,以花喻人,以人代花。花之美丽、娇嫩、短暂正体现了小女的早亡。《忘掉她》是闻一多于 1926年的秋冬之作。这一年,他不满五岁的爱女立瑛夭折。据说,立瑛很聪明,“一本‘人手刀足’的识字课本,都能读完”。闻一多非常喜欢立瑛。可爱的女孩给处于时局混乱的诗人以莫大的安慰和快乐。可惜这安慰和快乐却如此的短暂,恍如昙花一现,等到闻一多再次回归故里的时候,女孩已变为一g黄土。此情此景诗人久久不能释怀,终作《忘掉她》以示悼念之情。
但当我们就诗本身而谈,花之寓意并非单指亡女,在的“误读”中,我们不难看出,将此诗看作为已故的恋人、爱妻等女性也是说得通的。以花喻人的诗词,早在中国的《诗经》中就已经出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用桃花来比年轻漂亮的新婚女子。宋代陈与义《海棠》云:“海棠娇甚成羞涩,凭仗东风催晓妆。”运用暗喻将海棠比作深闺中的少女。又如苏轼的“一朵芙蓉,开过当盈盈”,则以芙蓉比喻美丽妇人。花,还寓意相思之物、离别之情。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以花状物,杨花飞尽,化作离人泪,道尽杨花形态之妙,生动地写出思妇候人不归所产生的幽怨。继之“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由“晓来雨过”而询问杨花遗踪,进一步烘托出离人的春恨。“一池萍碎”句,苏轼自注为“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唐代何希尧《海棠》云“着雨胭脂点点消,半开时节最妖娆。”运用借喻,将含苞欲放的海棠比成女子的胭脂。同样写海棠,苏轼在《寒食寺》中写海棠花在雨中凋零,仿佛生了一场大病的少年头发变白。将海棠花白色的花朵比为病后少年变白的头发,新颖而出奇,也凸显了花的凄凌之美。
《忘掉她》中“花”反复与“忘”相连,不禁让人想到黛玉《葬花词》中的“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句。“花”与“亡”,“亡”与“忘”紧密相关,串成一个意象的情境。花虽美丽,但花期却短,不难使人联想到生命和青春的短暂,流露出伤感与惆怅的情绪。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有云;“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面对花事易衰之情,诗人都是既悲伤,又无奈。闻一多将之“轻描淡写”,以看似漠不关心的笔触,用忘记来纪念。越是想念,越是要遗忘。正是情之所至、爱之所极。其悖论中所彰显的诗歌张力深深地刺痛着人的内心,让人扼腕、令人叹息。诗人的柔肠也感化着读者,为逝去的生命祝福,愿之安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深深影响着诗人,“哀而不伤”的笔法也是凸显于此的。借花来表达“怜惜”、“依恋”之情时,诗人往往都是委婉而含蓄的。如南朝民歌《子夜夏歌》:“青荷盖绿水,芙蓉葩红艳,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莲”是通过谐音来象征“怜”,“莲子”即“怜子”,借此表达对女子的爱恋情意。有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中:“山红桃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依愁。”则是借花写情意,变现失恋的惆怅情怀。李Z的《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诗人把“丁香”与雨中的惆怅连接在一起,用雨中的丁香比喻人的愁心不展,用迷离的细雨衬托丁香之愁,形成了一种迷离、朦胧、凄婉的意境。
文化影响有时是相互的,我的唐诗影响了美国的20世纪初新诗运动,同时他又反过来影了我国的新诗。在闻一多的诗我们也能发现这一点,在《忘掉她》里的“忘记她,就象一朵忘掉的花――”就是和美国诗人萨拉・蒂丝黛儿(Sara Teasdale,1884―1933)的《让它被忘记》(Let it Be Forgotten)的首句如出一辙(“Let it be forgetten, as a flower is forgotten.”)其中,蒂丝黛儿诗歌中“花”的意象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蒂丝黛儿所在的19世纪末20纪初,正是美国意象派崛起的时代。像庞德等一大批意象派诗人出现在美国20世纪初的诗坛,影了一大批诗人。蒂丝黛儿也受这一潮流的影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其题材大都咏叹爱情的幻灭、韶华的易逝、往事的追怀等。“Let it Be Forgotten”是她的中年之作,经历了离婚,而深爱的人又自杀等不幸而写下的。诗的内涵仍不脱“伤逝”的范围,但那“忘掉”、“忘记”、“遗忘”的反复咏唱,那像朵花、像把火、像只无声的脚印的博喻,以及那小夜曲式的轻柔的诗体都成功地传达出凄清落寞的情调,显示出含蓄有致的韵味。“花”这一意象在西方文化中也是鲜明而突出的,是自然和人生相结合的建构。在爱斯基摩人的传说中,花便是爱情的象征。等待花开,便是等待爱情。而爱人的离开或者逝去,便是花的凋零与谢落。德国诗人海涅有诗云:“你好比一朵鲜花,温柔、纯洁而美丽;我一看到你,哀伤就钻进我的心里”。(《你好比一朵鲜花》)以鲜花喻人,哀伤的情调溢于其中。莎士比亚《亨利八世》中有句“像一朵无暇的百合花,埋入青V,全世界都将为她哀悼”,用百合花比喻纯贞的女子,象征着贞洁、无暇。雪莱的《咏一朵枯萎的紫罗兰》:“花朵儿的芳香已经散尽,它像你的吻,曾经向我吐馨;花朵儿的色彩已经暗淡,只有你在时它才鲜艳。”[2]将花儿比作心上人的吻,诗人郁怨的激情、缠绵的感伤跃然纸上。在《忆》中,雪莱依然选取紫罗兰为意象,“如果……紫罗兰是为了哀吟一个逝去的少女;那么,就请撒下紫堇,在我这活着的尸身。”这里,紫罗兰带上了忧思与回忆的愁绪。而花期之短、人生的无常也体现在诗歌之中。美国诗人弗瑞诺《野金银花》中便有如此诗句:“如不曾拥有,也不会失去,来时一无所有,去时化作尘土;可叹生命苦短,正如那柔弱的短暂花期。”雪莱的《无常》一诗中,“今天还微笑的花朵,明天就会枯萎;我们愿留驻的一切,诱一诱人就飞……但我们仍旧得活下去,尽管失去了这些喜悦,以及‘我们的’一切。”在这世界上,一切欢乐都如花般短暂无常,然而花儿鲜艳之时,我们尚有梦可做!雪莱用花阐述了无常的欢乐之中亦有恒常。
法国诗人奈瓦尔(Gerald De Nerval)曾说“每一朵花都是向自然敞开的灵魂”。作为自然界天地灵秀所钟之物,花的意象不断被古今中外的骚人墨客所引用。闻一多《忘掉她》一诗正是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互相影响和融合。美国意象派对中国古诗(尤其是唐诗)的借鉴和应用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而“花”这一意象在中外诗人作品中的运用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域人情、风俗文化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花”之美、“花”之情、“花”之味,都值得去细细体味。通过《忘掉她》中“花”的意象,不仅能透视闻一多的新诗创作手法,也能贯通中西文化及诗心、文心,不断促进对中西诗歌的理解,加深人类思维和文明发掘描摹的深度。
参考文献
1.D'Amico Diane,Saintly Singer or Tanagra Figurine?Christina Rossetti Through the Eyes of Katharine Tynan and Sara Teasdale,
2.Victorian Poetry,Vol.32,No.3/4,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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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Autumn-Winter,1994),pp.38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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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训明,《外国名花风俗传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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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诗歌总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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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
11.周振甫,《文心雕龙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注 释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关键词: 舒曼 《诗人之恋》 艺术特色
德国作曲家罗伯特・亚历山大・舒曼(Robert Alexandaer Schumann,1810―1856)是19世纪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评论家。其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风格的作品,有交响乐、清唱剧、协奏曲、钢琴小品、钢琴套曲、声乐套曲等。舒曼的主要作品有《狂欢节》、《童年情景》、《桃金娘》、《诗人之恋》、《妇女的爱情和生活》等。他的艺术歌曲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的抒情风采,为后来作曲家艺术创作奠定了艺术歌曲的基础。其中艺术歌曲《诗人之恋》是由16首短小精悍的歌曲组成,内容取自海涅的诗作,改编而成,主要描绘了一位诗人经历相恋和失恋后的悲伤心情,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情,《诗人之恋》就像一部抒情的叙述诗,音乐与诗歌结合、形象生动、旋律优美,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语言简洁含蓄、意境深邃,给人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意幻想。
一、诗歌与音乐的完美结合
舒曼受家庭环境及诗人文学家的影响,自幼喜爱文学,并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被称为“诗人音乐家”,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意的色彩。在舒曼的五百多首艺术歌曲中,爱情为主要题材,还兼有一些抒情的以风景描写为题材的歌曲和叙事曲,艺术性非常高。其艺术歌曲创作方面大多选用如海涅、歌德、拜伦、席勒、莎士比亚等诗人的作品,常常在文学中汲取主题和形象,把音乐和文学相互融合,以诗人的眼光把握诗歌的意境,体会诗歌的丰富内涵,通过音乐与诗歌的完美结合及他对诗歌的敏捷而直觉的洞察力从中发掘诗歌更深的意境。
1828年,18岁的舒曼在慕尼黑结识了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海涅的形象给舒曼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诗歌给予了舒曼很大的启示,于是舒曼共将海涅的42首诗歌曲化,《诗人之恋》就是其中一首作品。在选曲方面舒曼颇具匠心,他依照海涅的《悲剧――抒情插曲》《歌之卷》中的一卷,从中选出16首,依照“钟情―表白―幸福―背弃―忧伤”的逻辑发展顺序编订而成。就像海涅诗歌的一贯基调,这是一部悲剧性的套曲,舒曼在音乐上注重歌词的连续性,精妙地把一首首小曲编织在一起,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诗人之恋》这部作品中,舒曼的文学修养在音乐中很好地显现出来,其音乐与文学相互融合,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音乐重视情感表达。如第一首《灿烂鲜艳的五月里》,描写春天来到了,万物复苏、百花盛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心中萌发了对爱情的渴望,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之情;“灿烂鲜艳的五月里,所有的花朵开放,在我温暖的心里,爱情的意念升起,灿烂鲜艳的五月里,所有的鸟儿歌唱,我向她诚恳表白,我思恋爱慕的情意”[1]。这首歌曲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真诚,以及对未来爱情生活的向往。第二首《从我的眼泪里面》中诗人选定了理想的情人,刻画了一个渴望爱情青年的形象。第八首《如果花朵知晓》中有大量的颤音伴奏,暗示着诗人的烦躁情绪,但看着地上的花朵、歌唱的夜莺、天上的星星,但愿能获得安慰,然而结果并非所想。最后一句“我心底的裂痕”情感强烈,多愁善感的诗人爆发了内心的情绪。第十六首《旧日邪恶的歌谣》中诗人决心彻底地摆脱痛苦,把爱情和痛苦统统装进棺材,用十二个巨人抬着,抛入海底。这首歌曲庄严、有气势,旋律起伏比较大,整个节奏给歌曲增加了严峻的色彩。最后一大段钢琴的尾奏描写大海淹没了棺材,仿佛爱情也随之沉到海底。
二、汲取民族艺术特色
艺术歌曲的创作以德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为基础,鲜明地表现出德国音乐的民族性,反映了德国民族的风格特点。舒曼创作灵感的来源一方面是从民歌和民间舞曲,另一方面是从人民日常生活中找寻灵感。如歌曲《莱茵河,圣洁的河流》就吸收了民谣、乡村歌曲、民族民间音乐的素材,显示了他对德国艺术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艺术歌曲《诗人之恋》中的第十四首是Allnaechtlich im Traume,在这首歌曲中,舒曼直接采用了民歌素材,与第十三首相比,前首的梦境仍然受困于破碎的感情,在这首乐曲中却慢慢出现复合的迹象。诗人在梦中见到姑娘:“你向我轻轻地说了句话,并且送我一束柏书花球。当我醒来时花球早已消失。”[2]此曲都由短乐句组成,梦境中爱人亲切地对待诗人,梦中的一切令诗人悲伤,醒来后却不再流泪,也忘了梦中的一切,仿佛意味诗人在找寻文学诗词的精美篇章,渴望音乐与诗的完美结合。总之,舒曼深厚的文学底蕴滋养了艺术歌曲创作与发展,在创作中他善于从诗中捕获音乐灵感,并把诗歌的神韵通过音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诗“歌”化的同时也使乐成为“诗”化的乐,从而增强了艺术歌曲的感染力。
参考文献:
[1]张洪岛.欧洲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2]刘新丛,刘正夫.欧洲声乐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问:不要什么“我认为”。老实站好!不要靠墙!眼睛看着法庭!老实回答法庭提出的问题!……你有固定工作吗?答:我想,这就是我的固定工作。
问:请准确地回答!答:我写诗!我想,这些诗会发表出来的。我认为……
问:我们对“我认为”不感兴趣。请您回答,您为什么不工作?答:我工作。我写诗。
问:您的职业是什么?答:诗人。诗歌译者。
问: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答: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问:那您学过这个吗?答:什么?
问:学过怎样成为诗人吗?您没有上过大学,那里培养……那里教出……答:我不认为诗人是教育出来的。
问:那是怎么出来的?答:我想,这……(慌乱地)来自上帝。(引自洛谢夫《布罗茨基传》)
法官审问诗人的这段对话,世界文坛广为人知,发生于1964年2月18日苏联列宁格勒法院。5天前,不满24岁的诗人布罗茨基被捕,案由是“寄生虫”。
自有统治以来,诗与帝国的关系(本文以诗代表广义的艺术,帝国代表广义的权力)就一直龃龉难通。布罗茨基的遭遇只是更直接、地展示了权力对诗的仇视。不独帝国本身,一切带有帝国性质的存在,包括帝国的附庸也都仇视诗。
2500多年前,孔子就以民间身份拟行帝国之事――将古代流传下来的1000多首诗歌删削至305首,那些被他视为声艳乐的径遭蔑弃,他是编辑,也是书报检查官;于文明有功,于文明有罪。
稍后代的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严肃声称帝国应把诗赶出城邦,并提醒从政者提防诗人,不要赞美他们。有趣的是,《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也是个书报检查官,喜欢删除《荷马史诗》中被他视为对阿伽门农不敬的诗句。
孔子和柏拉图都注重诗的教化功能,所谓“诗教”。这本没有错,诗表现人类的审美精神,原本就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善,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成分。只是他们为了所谓的秩序,宁可放弃甚至毁灭诗,而遗忘了没有诗的秩序就是死亡。
帝国追求控制,诗追求独立;帝国追求奴役,诗追求自由;帝国追求坟墓的整齐,诗追求生命的参差。因权力组织形式以及地域时代等差异,帝国及其附庸对诗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唯有一点相同――帝国永远仇视诗,远甚于仇视思想。
伟大的诗必然涵泳伟大的思想(没有人会忽视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喜剧的思想内涵),伟大的思想却未必能诗意地表达;思想常常成为独断论者,而与帝国结盟,真正的诗从来只是光荣荆棘路上的踽踽独行者。
于是,诗也就无法不成为帝国及其附庸们的眼中钉,除非甘为帝国之奴。
自由传统深厚的欧洲历史上,宫廷艺术家虽比比皆是,但江山代有才人出、独自行吟的传统倔强地挺拔着。一个典型代表是拜伦,1816年,因上流社会厌恨而出走英伦的诗人说:“不是我配不上英国,就是英国配不上我。”这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即使在只有半个欧洲传统的沙皇俄国,普希金也拒绝成为弄臣,吟唱美、爱情、自由和正义;甚至极权的苏联,艾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斯塔姆、巴别尔、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们也都冷冷地桀骜着。
皇权传统深厚的中国,则另有一番景象,历代以诗画盛名传世者,大多因其官职,隐然独善者已是帝国最大的“胸襟”、极限的“宽容”。
阮籍以大醉60天婉拒司马家族联姻,陶渊明以“田园将芜胡不归?”挂印归田,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并不以诗人身份自矜,却撒娇地冒犯,媚顺地称臣,巧妙地自贬又自负。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人附庸帝国而自我,滔滔者天下皆是,不遑例举。
面对日俄战争出乎意料的战局,清政府进一步坚定了“以日为师”的决心。自1882年驻日使馆东文学堂创设之日起,止于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之始,中国实施日语译才培养之计已历经二十余载。在此期间,教育机构的创设、留日制度的建立及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晚清日语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快速形成[I51。在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到峰值的同时,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也呈现出不断攀升的强劲态势,此后中国翻译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期,正如欧阳健在《晚清小说简史》中称:“小说创作的自由局面,小说观念的彻底更新,小说题材的广为开拓,都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没有的。笔者之所以把1907年作为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的发端,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文学译作数量的骤增;二是文学译作题材与体裁的扩充。是时,中国译入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再创新高。据日本学者蹲本照雄统计,1907年中国出版的翻译小说,仅单行本的数量就多达172部左右,远远超出了1906年出版的数量,要而言之,如此繁盛局面的开创,与该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等出版社的竞相逐利不无关系。截至1906年,仅上海成立的新式出版机构就已达22家,它们以新颖的选题与精审的翻译抢夺阅读市场,成为该阶段翻译文学出版的主力军。此外,继发展期创办《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杂志之后,该阶段又增创了《小说林》《中外小说林》《小说时报》等小说杂志,它们不但为日后翻译小说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小说翻译方面,该阶段俄罗斯文学翻译蔚为风尚,不少外语译才通过转译的形式译入大量俄罗斯名著,例如,吴祷通过日文转译了莱蒙托夫的《银钮碑》、契诃夫的《黑衣教士》、高尔基的《忧患余生》,马君武通过日文转译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包天笑通过日文转译了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六号室》,陈家麟、陈大橙通过英文转译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陈瑕通过英文转译了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与《初恋》等。此外,英法文学翻译方兴未艾,如林纤与魏易合作翻译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等五部长篇小说、伍光建翻译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侠隐记》和《法宫秘史》、包天笑转译法国作家雨果的中篇小说《铁窗红泪记》等。在诗歌翻译方面,苏曼殊翻译了《拜伦诗选》《潮音》,翻译了英国诗人艾弗莱德·丁尼生的《六百男儿行》、托马斯·胡德的《缝衣歌》、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晨风篇》,刘半农翻译了泰戈尔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陆志韦翻译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丁尼生的诗歌,马君武、高君平翻译了法国雨果的诗歌,鲁迅翻译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诗歌,周作人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等,这些都是19世纪世界著名诗人的名篇。
除愈渐丰实的翻译小说与翻译诗歌外,中国第一部翻译戏剧也于1907年登场,即以曾孝谷、李叔同等为代表的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6-1915 )在东京上演了改编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的话剧,它不仅成为中国话剧发端的标志,也成为中国近代戏剧翻译滥筋的基石。在林纤译入这部作品之初,就受到了中国学界的极大关注,不少文人墨客对此赞许有加,辅仁大学创始人英敛之阅后直抒:“灯下阅《茶花女》事,有催魂撼魄之情,不意西籍有如此细腻者。”继春柳社之后,王钟声在上海创办国内第一个话剧团体—春阳社(1907-1911),并上演改编自林纤、魏易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1910年新剧活动家任天知发起了中国第一个职业剧团—进化团(1910-1912),上演了由日本新派剧《血之泪》改译的《血蓑衣》。另外,该时期的翻译戏剧作品还有留法学生李石曾翻译的波兰话剧《夜未央》与法国话剧《鸣不平》、包天笑编译的《女律师》与合译的《牺牲》、陈景韩翻译的历史悲剧《祖国》、陈瑕翻译的《弗罗连斯》与《傀儡家庭》,以及陆镜若改译的《社会钟》和《猛回头》等。
纵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大批日语译才的疾步登场,促使中国译坛出现欣欣向荣的盛况。他们通过日文翻译或转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不仅题材涉猎广泛,而且体裁趋于完备。他们在翻译方法与翻译文体上大胆创新,使该阶段翻译文学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突破。加之西语译才队伍的不断壮大,该阶段翻译文学的发展势如千帆竞发、阪上走丸。相比于发韧期与发展期,活跃于繁盛期的外语人才翻译水平日渐精进,译本质量大有改善。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意识普遍提高,愈发重视莎士比亚、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等名家作品的翻译,这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养分。
关键词: 英语口语节奏英诗音步特点英语学习影响
节奏是自然界的一个原则,任何事物都离不开节奏。四季交替,月盈月亏,潮涨潮落,都有各自的节奏。人的心跳、呼吸、行走、学习、工作等都有节奏,而影响人们心灵的音乐更离不开节奏。节奏给人力量,给人愉快的刺激。在一定意义上,英语口语节奏也表现了自然和生命所固有的节奏。我们用“di”表示非重读音节,“dang”表示重读音节,来表示英语中的主要节奏。
1)dang dang
Come here/look out
2)dang di dang
Write it down/having lunch
3)di dang di
For ever/I’d like to
4)di dang di di
I ?think it is*/we ?spoke to them
5)dang di di dang
?Writing it ?now
6)di dang di di di
I’ve ?eaten them all
7)di dang di dang
I ?think he ?might
8)di dang di di dang
I ?wanted to ?know
以上是英语口语节奏的例子。连贯话语中的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总是交替出现,其排列模式构成了节奏。重读音节间的距离相等,即重读音节间音节越多,读得越快。如:
句①含四个音节,句②含六个音节,句③含八个音节,但它们都有两个节奏即两拍,所以在朗读这三句话时,所用的时间大体相同。
节奏是诗歌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爱伦・坡说,诗是“节奏创造的美”,它不仅供人阅读与欣赏,而且是供人吟诵的。中国古代诗歌是以平仄声交替对立及其错综复杂的变化,构成起伏变化,丰富多彩的节奏感和美感的。而英诗讲求节奏与和声,节奏与和声来自诗的格律、音步和韵脚。在每一个音步中,我们常用“/”代表重读音节,称作“扬”;用 “⌒”表示非重读音节,称作“抑”。重读音节及非重读音节的安排形式有下列四种情况:抑扬格(iambic foot)、扬抑格(trochaic foot)、抑抑扬格(anapestic foot)及扬抑抑格(dactyl)。
学习英诗技巧时,首先应该了解和熟悉抑扬格音步,然后再了解抑扬格五音步,因为它使用最普遍。抑扬格五音步就是每行由五个抑扬格音步组成的诗句。如: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像夜晚
皎洁无云而且繁星满天;
明与暗的最美妙的色泽
在她的仪容和秋波里呈现;
――拜伦:《她走在美的光彩中》
这节诗每行四个音步,每个音步均按一个非重读音节再加上一个重读音节的规律来排列,只有第六行第二个音步是两个非重读音节再加上一个重读音节,但整体来说,不影响整节诗的格律,这种排列就是遵从了抑扬格。
英国的人民,为什么犁地
报答老爷们踩你们成泥?
――雪莱:《英国人民之歌》
这节诗属于扬抑格,尽管每行最后一个音步只有一个重音。英语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都是由扬抑格来构筑其铿锵响亮的节奏的,如布雷克的《老虎》(The Tiger),朗弗罗多《生命赞歌》(A Psalm of Life)等。
英语诗歌的格律不总是固定和绝对工整的,无论是音步的数目还是格律的形式都经常会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丰富了英语诗歌的表现形式。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查尔斯・弗雷博士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曾对笔者说:“A good poet works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meter.”(优秀的诗人总是想办法突破固定的韵律。)此言可谓精辟深刻。在同一首诗中,可采用两种或更多的格律。例如:
在上面两行诗中,我们可看到“抑抑扬”和“抑扬”两种格律。选择什么样的格律诗与诗的主题和意境有关。一首好诗,其格律必须与诗的主题和意境吻合,使得格律为烘托语义服务。如:
当你老了,两鬓斑白,睡意沉沉,
倦坐在炉边,取下这本书来,
慢慢读起,追忆那当年的眼神,
神色柔和,倒影深深。
――叶芝:《当你老了》
这节诗是抑扬格五音步,虽然第三行最后两个音步与主流不一致,但也不至于影响总体音律节奏。这种格律变化常常是被动的,是诗人不得已而为之的。
诗体学节奏与口语表达节奏之间存在着相互趋向的辩证关系。前者趋向于说话时的自由节奏,而后者则趋向于说话时潜意识中的隐性格律节奏。两种趋向的最大值即为两种节奏各自趋向的最佳点,越过此点就失去了两节奏间的区别。如何使口语表达节奏既带有诗体学节奏的影子而又不受其模式限制,这成为借助英语诗歌为大众口语服务的有利因素。此外,英文诗体学节奏,尤其是它的主重音音节节奏范式,与现代英文口语中若干特殊语气的表达有着深层次的密切关系。正确表达语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正确表达组成该语气的关键词语的节奏及其特定的隐性节奏定式。不同的语气形成不同的节奏定式,掌握这些定式在理论上对加强语言节奏、提升口语表达能力不无益处。
参考文献:
[1]罗良功.英诗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一
在中国古代,诗力常常用来表示作者的诗歌功力。东汉王充曾在《论衡・效力》中写道:“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王充所谓的“笔力”指的就是文章有功力。人们对文学特点的认识是随着历史逐步发展的,在先秦时期,“文学”一词指整个文化学术,含义非常广泛;在两汉时期,“文章”的概念包括了辞赋和其他作品,文学概念逐渐明确;到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家们更注重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探讨,于是“文”和“笔”概念的分野逐渐明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①王充所谓的“笔力”,固然不同于有韵的诗歌的“诗力”,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具有潜在联系。
作为诗歌功力概念的“诗力”,在后来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得到了广泛使用。唐代诗人郑谷“暮年诗力在,新句更幽微”(《寄题方干处士》),宋代诗人方岳“老去极知诗力退,只将日历记山川”(《入闽》),宋元间诗人陈允平“病怜诗力减,老觉世缘轻”(《寄模上人》),元代诗人戴表元“流落谁相忆,山林蔚讲师。玄机魂梦接,诗力鬓毛知”(《次韵蔚上人见寄》)等,都使用了“诗力”这一术语,但是其含义无一例外都是指作家写诗的功夫、水平和能力。
“诗力”的形成,与个人先天气质有关,但是后天的学养也不可忽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②,才能写出有功力的作品。反之,“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③要写出富有功力的作品,则不大可能。
二
诗歌功力意义上的“诗力”,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诗歌美学范畴。作为诗歌美学范畴意义上的“诗力”,最早是刘勰提出来的。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刘勰指出:“故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子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建,圭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刘勰所谓的“风骨之力”,指的是作品所具有的力量,也是作品内在的审美特点。所谓“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指文学作品感动人的气势和力量。所谓“骨”,是指文章对构辞的要求,“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有了“骨”,文辞才有了结构上的依附,才能立得起来,否则“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对柔靡无力的诗作,刘勰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在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梳理后指出:“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④生活在崇尚辞藻雕彩的时代,刘勰却能摆脱习见,看到当时诗歌骨力的柔弱,激发起对“直而不野”、“慷慨任气”诗歌的追求,这是刘勰的过人之处。
延续了这种“诗力”概念,并加以发展的是钟嵘。在《诗品》中,钟嵘多次用“力”来指代诗歌所具有的力量和审美特点。在《诗品・序》中,钟嵘写道:“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有赋、比、兴三义,而“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具体品评陶潜的诗歌时又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不但分析了陶潜诗歌的渊源,同时也指出了其所具有的艺术特征。所谓“建安风力”,指的是建安诗歌在继承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反映社会动荡和民生疾苦,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志向时,所呈现出来的遒劲刚健、悲凉慷慨、感情炽烈充沛的文风。所谓“左思风力”,指的是左思诗歌中蕴涵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左思的《咏史》诗,借古讽今,名为咏史,实则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表达了庶族寒士对门阀士族制度的不平和反抗。诗歌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昂扬,是对“建安风力”的继承与发扬。钟嵘认为陶潜“又协左思风力”,指的是陶潜融化和吸收了左思诗歌的特点,具有和左思诗歌相近的审美特征。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认为“理”、“事”、“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而“才”、“胆”、“识”、“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所谓“力”指的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有“力”则“神旺气足,径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而“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前不必有所承,后不必有所继,而各胜任愉快”。孔子认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在叶燮看来,则是言之无力,行而不远。“远”既是空间上的概念,也是时间上的概念。在空间上,“力足以盖一乡,则为一乡之才;力足以盖一国,则为一国之才;力足以盖天下,则为天下之才”;在时间上,“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终古;则其立言不朽之业,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终古,悉如其力以报之”。
三
鲁迅在1907年写成了《摩罗诗力说》,在阐释“诗力”这一审美范畴时,他打破了孤立地考察作品从而把“诗力”理解为诗歌力量的局限,更多地把诗歌作品与读者接受联系起来,把“诗力”与启蒙精神联系起来,从行动美学的角度赋予“诗力”以全新的意义,破除了古代诗歌理论的藩篱,做到了传统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极大地拓展了现代诗学的视野。
此前中国诗论多注重取法自然,模拟古人,而从鲁迅开始,中国文论“别求新声于异邦”,从本土语境出发系统地介绍欧洲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盗火者。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介绍了西方摩罗诗派――世人眼中的恶魔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从文明比较和文化批判的视角谈到了诗歌的功用,谈到了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诗歌,以及可以从摩罗诗人中学习什么等问题。就“诗力”范畴而言,这篇文章也极大地赋予了“诗力”这一审美范畴以全新的内涵,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⑤。
与以往从诗歌本体出发来论述诗歌的力量不同,鲁迅是从诗歌效果来进行论述的。在鲁迅看来,“诗力”是指诗歌作品对读者所具有的巨大的感染力。由于诗歌感染力与受众密切相关,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鲁迅总是联系到具体社会实际,特别是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进行深入阐释。“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在鲁迅看来,诗歌能传之久远,就在于能够深入人心,具有巨大的感染效果。而诗歌虽是个人心声,却与种族命运紧密相连,当民族衰微时,“亡国之音哀以思”,读诗也能体会到萧条之感。
另一种情况是当民族衰微时,诗歌凭借感人的力量还可以激起人们的勇气和斗志。在普鲁士被拿破仑占领之后,诗人爱伦德(今译阿恩特)和台陀开纳(今译特沃多・柯尔纳)以诗歌成功地激励德国民众反抗拿破仑的统治,鲁迅指出:“此亦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在这里,所谓“诗力于米盐”,即意味着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比物质性的米盐更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对于斤斤计较实利的中国人而言,暗含着对其实用理性的针砭,对其崇实精神的批判。
中国古代诗教,注重温柔敦厚的传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毛诗序》中也说“发乎情,止乎礼义”,目的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针对这种注重政治教诲的道德主义诗学,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批判地指出:“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这种“不撄人心”的价值取向,于统治阶级而言,有着维稳的政治目的;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深契中国人的懦弱和苟安,“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意即智慧、天才――引者注)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
正因为鲁迅反对“不撄”的诗学主张,所以对朱光潜提出“静穆”为诗歌美学最高境界说颇不以为然。朱光潜曾著文称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歌堪称中国诗歌美学的最高典范。鲁迅反对朱光潜为了抬高自己的美学主张而不顾及全篇和全人的“摘句”作风,更反对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社会里,独尊“静穆”的诗学主张,因为这种诗学主张可以泯灭中国人的个性和精神,把国人变成顺民,甚至变成待宰的羔羊。所以鲁迅欣赏蔡邕“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认为陶潜“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⑥。而“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⑦。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鲁迅对于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论述中潜藏着爱国的精神实质,是为民族图自新和发展的一种努力。
对于中国古代那种束缚心灵、扼杀自由、违反人性的道德诗学,鲁迅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主张行动的美学,并且提出了一种动态的诗学主张。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八位恶魔诗人的激赏,首先在于他们勇敢的行动,其次才是他们才华横溢的作品。富有战斗精神反对“平和”主义的鲁迅,看重的是这些诗人“撄人心”的价值,诸位摩罗诗人国别不同,但是却有一个相同点:“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使命感和“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的摩罗诗力,就是他们作品最好的注释,也是潜隐于他们作品背后的行动的美学。这种行动的美学,是对中国古代“诗力”概念的全新超越。
在传统诗学氛围之中,“万物静观皆自得”,诗人总是抱着一种静观的不介入的态度,置身于事物之外,细细品味个中人情物理。这种情形固然不失闲适和优雅,但是却缺少震撼人心的崇高美感,且与当时风云激荡、壮怀激烈、烽烟四起的时代语境不相符,因而有悖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有悖于现代诗学对中国诗歌的审美期待。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随着时世的推移变化,已经不适应于当代社会了,鲁迅的“诗力”论,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为中国诗歌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鲁迅在精神气质上酷似摩罗诗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摩罗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一脉相承,所以鲁迅不只是在理论上提出观点而已,更是在实际创作中身体力行。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鲁迅写出了许多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振聋发聩的小说和匕首投枪一样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具有摩罗诗人的精神血脉,“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就是鲁迅创作具有摩罗精神最好的写照和证明。可以说,鲁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为中国文坛注入了异质的摩罗诗力,使衰疲的中国文化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型,出现了新的生机。
注 释:
①②④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第249页,第61页。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⑤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3)。
⑥鲁迅:《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细雨中的乡村古老落魄,在一片金黄中沉睡。
遥遥的时光之门被记忆的柳条轻叩。遥远的童年里,一堆一堆干燥温暖的豆秸高高堆起。伙伴们精神抖擞,疯狂的叫喊打闹,爬上爬下,直到精疲力尽。就掏个洞钻到里面,只露出一个个小脑袋。一切突然间象定格了一般,才听到远山传来猫头鹰尖锐的叫声,头顶似有阴风袭来,猛然间觉得周身发冷。这时,准会有人尖叫一声,便都会如惊鸟四散般连滚带爬的往自家狂奔。把一串串笑声丢在脚下斜斜的小路上,耳边呼呼的凉风中。灵巧的翻过低矮的栅栏,却一头撞到了正要出门找你的母亲。回屋前恋恋不舍的望一眼夜空中的繁星,它们和草丛间的萤火虫,小溪边的鹅卵石一样,都是自由快乐的孩子。母亲用粗糙又温柔的大手摘掉你稀黄散乱的羊角辫上粘着的豆秸。打来清水洗你乌黑的小脸。白嫩的再现时就现出了几道新添的红肿的划痕。看着昏暗的灯光下母亲穿针引线时认真而宁静的神情,你睡的象天使一般又美又甜。
秋雨下了一场又一场,枯叶落了一层又一层。
清澈透明的日子不知从何时开始变得沉重起来。森林里的雾气太大,纯真的眼眸被蒙上了层层薄纱。
秋风又起,绝舞的枯蝶在落寞的街灯下闪着幽光。,接一个在掌心,就接住了漂泊的某一天,某一天里闪着银光的忧伤。月不安的依偎在天空的一角,投下稀疏的清辉和深不见底的阴影。冷,真冷!你掩面哭泣,心被一颗遥远的小星星划伤,难以愈合。秋夜,穿再多衣服都会觉得很凉。窗帘里暖暖的灯光将世界点亮,点亮的世界很陌生,它不属于你。暗角的蜘蛛在为你织一封家书,家书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抵达,那时,你迟疑的脚步在强光下又会变得异常坚定,你的梦想清晰如山坡上最后一枚灿烂的红叶,你的爱情在孤单中依旧执着坚守。
雨,淅淅沥沥。像流不尽的眼泪。汩汩的忧伤再血管里蔓延。时间,梦想,朋友,爱情。一些词汇象是一种诅咒。带着香气和剧毒弥散在潮湿的空气里。杭州,拉萨,巴黎,印度……你最终哪也没去,徘徊在雾气迷蒙杂草丛生的铁轨深处,教堂里的钟声在午夜想起。
下了一夜的秋雨,失意了一个世纪。
你象无法探知清冷的街灯下闪烁着的雨滴的秘密一样,无法想象未来的日子。树叶一天天枯黄,你和你的心也一天天在改变。当你意识到自己竟那么强烈的渴望一份真实的依靠时,就象深海里灯塔被巨浪吞没一般无助。还没来得及漂泊,怎就甘心就此停泊?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你吟咏着拜伦或是雪莱的诗歌。生活如诗而神圣,你却有了越来越多的愿望。微笑着与同事问好,快乐的与孩子玩笑。路上的阳光还在你的肩膀上闪光。你摘下它们,小心装进兰色的许愿瓶里。日子,最终不是诗歌,平淡中你又过了一天。你已经没有心情去细雨中漫步,也没有力气到山顶去唤醒晨星。好久都没有想是否快乐,孤单的心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当梦想成为奢望,当灵魂遗失了思想,当一切要与生活讲和。你知道:秋夜,冰冷的细雨在诉说什么?
关键词:英语 性别 原因
语言是反映和记录社会文化、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载体,每种文化现象必然都有相应的文字为之记录。性别歧视(sexism)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根据《维基百科》对其的解释“sexism is prejudice or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a person’ sex.”,及《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其解释为“the unfair treatment of people, especially women, because of their sex; the attitude that cause this(尤指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性别偏见”,可见性别歧视多指对女性不公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权运动也随之兴起,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英语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其同样也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语言,语言中依然存有性别歧视的影子。本文则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初步分析英语语言中性别歧视现象的表现及其成因,以提高我们对语言的认识,以免将来使用不恰当。
1.性别歧视的表现
在英语语言中,性别歧视存在于诸多方面。下面着重于从称谓、词汇意思、词根her与man、赞美女性的角度以及代词的使用等方面来介绍。
1.1称谓上
在西方日常交际中,常见男性用原意为食物类等的词来隐喻女性,称呼女性。“隐喻实质上是概念系统中的跨领域映射,以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或具体的领域的经验来说明另一个相对陌生或抽象的领域的经验。”[1]而构成隐喻的基础便是这两者有相似之处。男性常用sweetie(糖果),sugar(糖),honey(蜂蜜)等昵称其恋人或是陌生女性,以表达其喜爱之情;用tart(甜果馅饼)作为女性贬义的称呼“放荡的女人”。但无论是哪种女人,在男性的角度看来都只是食物而已。这些称呼也都是基于男性对女性的视觉感受。
另外,当我们称呼男士时,我们用Mr.。但是对于女士则有Miss、Mrs.和Ms.三种来区分该名女士婚否或是不知婚姻状况。并且当女性结婚后,都是以Mrs.加上其丈夫的姓氏,尊称其为“××夫人”,但同时也将配偶等较私人的信息公开了。反观男士,因其婚后称谓不变,还是用Mr.,不仅不知其婚姻状况,而且也无从得知配偶的信息。
1.2词汇意思上的歧视
英语词汇中,有许多词汇对女性十分不敬,但对男性不敬的词却是罕见。单词hen, 意思为母鸡,雌禽,但其也有女性的意思。曾经在许多人眼中,女性与自然界中雌性生物无异,她们与男性并没有同等的地位,乃至人格。又如表示女巫意思的witch,其同时可指丑陋的女子,是一个贬义词。但与之相对应的男巫wizard,除却其表示魔法很高的男子外,还指奇才,并无其它贬低意义,是一个褒义词。男巫与女巫本应该是词义相对,地位相当,但人们却使用女巫来做贬低的词汇,这又可证明男性地位是高于女性的。此外,英语词汇中,经常用bitch, whore等词来辱骂女性。每当见到或听闻此类词汇时,我们往往想到的是某一类的女子,但却鲜少有一些辱骂性的词让我们联想到男人。
1.3词根her与词根man意思的不同
一个单词的可由词根、前缀、后缀等构成,但它可以缺少前缀、后缀等的任意一部分,或者两者皆不使用,唯独是不能少了词根。正如张维友[2]所说:“the root, whether free or bound, generally carries the main component of meaning in a word.”词根是决定一个单词意思的重要部分,当我们猜测一个生词的意思时,往往可以从其词根入手,根据词根,再辅以前缀、后缀,知晓大意。因此,我们也可从一个单词词根的意思及单词意思来分析其中体现的性别差异。
单词coherent(黏在一起的)的词根为her,hesitate(犹豫)的词根为hes,这两个词根为同义词根,相当于stick(粘附)的意思。但her本义则是指“她的”,是she的物主人称代词,而“hes是颠倒书写的she”[3],依旧有“女性”的意思。由此看来,阴性代词her成为词根后,它的本义也随之变化为“粘附,黏”的意思。造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则是源于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女性是依附着男性而生存的,因而阴性代词her取义“粘附”便象征着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并且阴性代词her本身在构词上与阳性代词he有着密切联系,her由he派生而来,更显出了男性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如意思为“男人”的单词man在成为词根后,意思却与手有关,多为管理、制造等意。manage(管理)、mandatory(强制的)、manufacture(制造)等,这类有man作词根的词,体现的是一种权利或能力,便显示着男性在社会上的优越感。
1.4对女性的赞美往往基于男性视角
诗歌是一种抒感、表达赞美之意的很好方式,好的诗篇其词汇的选择往往也增色不少。古往今来,有很多杰出的诗人留下许多优秀的诗歌,至今仍广为传唱。他们有的歌颂上帝、风景或是万物,当然也有的赞美女性。但是所有赞美女性的诗歌或是文章基本上都有个共性,那便是他们是以男性的角度来欣赏女性的美。在男性角度欣赏女性的美时,总是先关注其外在美,其次才会是女性的内在美,但当女性赞美女性时却会先从其内在美入手。英语中大量诗歌对女性的赞美都先描述其外表,也是男性主体地位在语言中的重要体现。
仅以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杰出人物拜伦为例,他在诗歌中所刻画的女性人物形象就体现了该特点。《She Walks in Beauty》这首诗是他在首次见过其表妹霍顿夫人后,被她美丽而优雅的仪容所打动,从而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赞歌。在《She Walks in Beauty》[4]中,他塑造了一位天仙般美丽的人物:“all that’s best of dark and bright meet in her aspect and her eyes;”(明与暗,最美妙的色泽呈现在她的仪容和秋波)“Which waves in every raven tress, or softly lightens o’er her face; where thoughts serenely sweet express. How pure, how dear their dwelling place.”(美波动在她乌黑的发上,或者散布淡淡的光辉。在那脸庞,恬静的思绪,指明它的来处纯洁而珍贵。)但拜伦在诗歌中对“她”的赞美是在外表基础上的,他词汇选用、对女子美的描述是对她外表的一种概括、仪容的一种赞扬,“她”是作为被观赏的对象存在着,是一种美丽的事物。当然,这观赏对象的主体就是男性。所以,从拜伦诗中可看出,诗人在创作关于赞美女性的诗歌时,总是倾向于从男性的审视角度出发。这便是性别歧视现象的又一体现。
1.5代词的用法
首先,英语中有一些通用名词,如baby,doctor,lawyer,scientist,instructor等,它们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但当这类名词是以单数形式表示类指的时候,通常则用阳性代词或是相应的限定词来指代。
例:An instructor should offer his students challenging projects. [5]
例句中并未明确说明instructor的性别究竟是男是女,而是指的这一类的人。当然这类人中必然是有男有女的,但是按照语言习惯,我们通常在这类词出现后使用阳性代词he或his在有需要的地方来指代,而从不用阴性代词she或者her。
其次,对于正式文体中常用的不定代词one,在有需要重复one/one’s的地方想避免重复使用它们的时候,便可用he/his来取代,这在美式英语中尤其突出。在英语语法中,指代物性别不明情况下,多采用阳性代词而不采用阴性代词,便是性别歧视现象在语言中的映射。
2.英语中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
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意识到社会中性别歧视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危害。许多人开始对其追根溯源,找寻导致其产生的各种因素。
2.1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同
男人与女人就其本身来说在生理上就存在着差异。奴隶社会以来,由于男人体格健壮,更适宜于从事体力劳动,成为了社会上主要的劳动力,而女人相比较来说比较柔弱,多承担着生育及照顾孩子等的责任。这便决定了女人在社会上是以弱者的地位存在,她们需要男人的保护和从男人劳动所得中得到再分配的食物。因而,女人因其自身先天条件总受到男人的歧视,她们不能像男人一般因工作获得食物,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往往为教育和抚养等,不能直接为社会带来食物等必需品。长此以往,女人的地位越来越低,女人基本上等同于食物,成为了男人的所有物,女性也越来越不被人尊重。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维护着男性的主导地位,而在语言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也因此产生。
2.2《圣经》中的来源
在《圣经》中曾有记载,当上帝创造了亚当后,又觉得“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6],于是在亚当睡着后,从他身上取出了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而神将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时,亚当也曾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6]。在此,我们可以说亚当是作为男性的代表,而夏娃则为女性的代表。在男人的眼中,女人是由男性所衍生而来,本就是男人的附属品、所有物,女性理应服从男性。此外,在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后,神对女人的宣判除了有肉体上的痛苦外,还有“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6],剥夺了女性的自由,束缚了女性。
基督教是世界上主要宗教之一,《圣经》是基督教的教义,对基督教徒有着深远的影响。而西方英语国家的人多数信仰基督教,这便强化了男性地位是高于女性地位的观念。
2.3传统对女性的教育是为男
近代以前,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被认为是没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深造的,她们或是在教会接受教育,亦或是从父母家庭中得到知识。但教会对女性的教育也仅限于女红等方面,女性的科学文化知识还是十分匮乏的,而家庭中对女性的教导更是体现在做一个好的妻子上。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认为女性是作为男性的财产的一种存在,而统治阶层为了更好的巩固男性之于女性地位的这种存在,通过法律法规等约束了女性的自由,剥夺了其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经济物质水平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运动也逐渐兴起,大学逐渐对女性开放,专门的女子学校也随着成立,女性有了一个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但是那时的学校教育目的仍然是为男的。学校安排的课程中包括烹饪、礼仪等课程,并且在校期间女子若结婚后缺席部分课程,学校也是予以谅解的,是默许其存在的。许多女学生在毕业后都是尽快成婚,很少有女子工作或者是进入更高学府深造。教育是影响一个人形成怎样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当对女性的教育目的是为了男性打造更好、更完美的妻子时,女性的地位将永不可能与男性平等。
3.结语
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受长期以来的男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不可避免,英语也不能例外。但现代社会是一个男女平等的和谐社会,性别歧视这种极端的思想将会很大程度上阻碍社会的和谐及人类的和平。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女权运动者为了女性的平等权利而奋斗努力。女性已不再是男性的附属,不再处于从属地位上。维护女性的合法权利也日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英语成为了世界范围内交流的通用语言。而值得注意的是性别歧视也并不是一个地域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是一个世界性、全球性的问题。英语作为一种国际性的语言,分析英语语言中性别歧视的成因,了解其表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对女性性别歧视的社会根源,也有利于我们在交际中合理地使用英语词汇,避免日常生活中因词汇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尴尬场面以及对女性的不尊重,打破男权社会以来语言中一直存有的对女性不尊重的局面,以便进一步从思想上解放女性,也在语言中减轻对女性的迫害。
参考文献:
[1]俞米微,通过对女性的隐喻性称呼看英语中的性别歧视[J]. 鸡西大学学报,2011.
[2]张维友,英语词汇学教程[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
[3]刘一男,考研速记词汇指南[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2:9.
[4]吴伟仁,英国文学史及选读[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27.
[5]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89.
关键词:单纯信仰;回归自然;理想化人生
综观徐志摩如此短暂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结束。对这种理想化人生的追求,导致他大量的诗文创作,而理想化人生的破灭是缘于这种追求的不现实,这样一个轮回,造成了诗人云游而永远不归。为了更好的说明“单纯信仰”在诗人生命中的重要,将他的一生分为:系烦恼结,留学美国(1918-1920);遭遇爱情,再系烦恼结(1920-1922);月下待杜鹃(1922-1924);我不知道风向哪一个方向吹(1928-1931)这样四个时期。
一、系烦恼结,留学美国
这个时期是徐志摩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众所周知1915年10月25日徐志摩与张幼仪结婚于石夹石。对于此,思想幼稚无力的徐志摩毫无办法,只能屈从于几千年的父母包办婚姻。他对左梅与蒋百里冲破国界、冲破宗法观念束缚去争取爱情十分赞赏,他同时哀叹自己屈服家庭、与一个没有爱情的人结婚,这为他后来勇于与张幼仪离婚奠定了基础。
为了寻求自己朦胧的信念,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离沪赴美留学。他抱着实业救国的宏愿向往做一个
当然,在徐志摩的诗文中,“爱”除了指向“爱情”外,还有“亲情”、“同情”、“怜悯”等含义。
三、月下待杜鹃
月下待杜鹃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水粼粼,夜冥冥/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
——徐志摩《月下待杜鹃不来》
此时的徐志摩进一步通过对爱情的歌颂,对自由的追求,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控诉,来表现自己对理想人生的追求。诗人始终在凄冷美艳的日光下,等待杜鹃的声声歌唱。正如徐志摩在一诗中所说:“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
徐志摩在1923年11月28日《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为追求理想主义,孤身为天下光明精神勇气,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从孤苦深寂中喷射出的一腔幽情和激情,而徐志摩的这种激情来源于他对理想的追求,是“爱”“自由”“美”的汇合而已。
徐志摩追求自由还表现在他的“诗化生活”的文艺美学观,在1924年燕京大学的讲演中,他这样阐释:“要使生命成为自觉的生活,不是机械的生存,是我们的理想。要使我们的心灵,不但消极的不受外物的拘束与压迫,并且永远在继续的自动,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是我们的理想。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取得不可否认的存在,使我们生命的自觉心像大雪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不但在生活里能同化极伟大极深沉与极隐密的情感,并且能领悟到大 自然 一草一木的精神,使我们的理想。使天赋我们灵肉内部的势力,尽性的 发展 ,趋向最后的平衡与和谐,是我们的理想。” 可见,徐志摩文艺创造的理想是灵魂的自由、生命的自由、灵与肉、物神的和谐一致,平衡发展的人生。
对于爱情,徐志摩依然找不着北,他抛弃康桥 政治 经济 学博士的头衔回国,原因只有一个:徐志摩倾心的林徽音随父回国,他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自由、理想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抛开一切,因此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之中。“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用在徐志摩身上相当贴切。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雪莱影响颇大,徐志摩曾和狄更生说过:“我不喜欢歌德的恋爱观,因为他常常在热恋的时候,悄悄溜走;我喜欢雪莱,他爱的深爱的火热。”为此,他不惜和发妻张幼仪离婚,他甚至认为与张幼仪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荣业。
四、我不知道风向哪一个方向吹
在充满悲哀与绝望之感的诗人的心灵之中,在经历了一次比一次惨痛的爱情与婚姻的折磨和苦痛之后,徐志摩写出了《我不知道风向哪一个方向吹》一诗。他说:“要从恶浊的底里释放圣结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恢复人性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生命从他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
这里可以看出徐志摩最高的诗歌理想,即人生理想,那就是:回到生命的本体中去!歌颂生命、赞美大自然的与人和谐是他诗歌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