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6: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李白之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来源：文章屋网 ）
据唐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说，杜甫死于牛肉白酒。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夏天，杜甫因避兵乱到衡州。中途到了耒阳，恰遇大水，船只好泊在方田驿。因无食物，挨饿十天左右。耒阳县令聂某得知后，送来了牛肉白酒。杜甫吃得过多，就在当晚死了。根据郭沫若的考证，说聂县令所送的牛肉一定很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杜甫中毒而死是完全有可能的。
2004年10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访华。希拉克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十分钟情，他热爱唐诗，能够背诵李白和杜甫的一些著名诗句，是诗圣杜甫的“粉丝”。10月9日，他到成都瞻仰了杜甫草堂。希拉克总统应邀为杜甫草堂题词留念，他欣然题词：“对人类最伟大的诗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随后，他与导游姚菲探讨起杜甫的死因，总统说他从书上看到杜甫是吃牛肉喝酒致死的，姚菲委婉地纠正说，现在权威专家认为杜甫是死于消渴证（糖尿病）。总统开心地笑了，说自己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希拉克可能是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读到这些细节的。其实，郭老提出的腐肉中毒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他没有注意到“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的记载，这“一夕”应是指收到牛肉白酒的“当晚”，而不是第二第三天的晚上，于是，牛肉冷藏不好，容易腐败而变质之说，显然是一种猜度。实际上，挨饿多日，一时暴饮暴食，如果按一般的病症而论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急性胃扩张，二是急性胰腺炎，这两种病都可由于酒肉大量进肚而引发，并且可以致命。
值得提醒的是，研究杜甫之死，不能忽视杜甫长期以来患有糖尿病，这在他的诗句中多次提及。我们在诵读杜诗时，他的一些诗句便是病情的“主诉”和“病史”，因此说杜甫患了糖尿病是“有诗为证”。
糖尿病属于祖国医学中的“消渴病”范畴，此病常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等主要症状。杜甫至少在他五首诗中直接提到自己患有消渴病。
其一是《客堂》：“栖泊云安县，中消内相毒。”中消即指消渴，消渴在古代医学中有“三消”之分，《医学心悟》云：“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小便如膏为下消。”中消主要有多食善饥、形体消瘦、大便干燥、舌红苔黄等症状，属“胃热亢盛”。
其二是《同元使君春陵行》：“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这里提到的“长卿病”是什么病呢？其实就是消渴病。司马相如，字长卿，为西汉著名文学家，据说他嗜酒如命，饮食不节，患有消渴证。
其三是《上韦左相二十韵》自谓：“长卿多病久”的诗句。
其四是《十二月一日三首》云：“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着书消渴长。”
一、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
1.学习古代仁人志士的高贵品质,树立人生理想
初中教材中,有不少篇目反映仁人志士、先进人物的高尚品质,他们的事迹、精彩的论述折射出人性的光芒,最适合我们对学生进行人格理想教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忧国忧民、关爱民生的高尚情怀;李白《行路难》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遭遇困境时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政治抱负;音乐巨人贝多芬面对不幸用他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以及不屈的精神弹奏出生命的绝唱……在教学中,通过教师的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将课文中的人性光芒发掘出来,深入阐述,使学生受到陶冶,让学生感受这些人物伟大的精神力量,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达到我们人格教育的目的。
2.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体悟做人的道理
“文学即人学”,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也是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途径。经过研究,让学生们从善与恶,忠与奸的人物的身上区别人性中的美与丑、善与恶;从人物的喜与悲,成与败的命运中去明白人的意义,体会文章的道德评判。
在探讨课文《杨修之死》中杨修致死的主要原因时,学生一致认为其“恃才放旷”,耍小聪明,不拘小节,无视他人的存在。我紧接着就问: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没有?“有!”大家异口同声地答道,有学生说我们班就有这种人。那么我们应从杨修之死中明白什么道理呢?学生经过讨论,然后总结:一个人应有健全的人格,要有正常人的心理,不能唯我独尊,自私冷漠,我行我素,不顾及他人的感受,缺乏爱心和责任感。要给予他人帮助、关怀、,急他人之所急,忧他人之所忧,学会与他人休戚相关。这样,“杨修之死”的悲剧就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便会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我们的生活也会充满七色阳光。
二、通过语文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
生活是我们语文教学的源泉。新课标指出:“联系学生现实生活,加强语文实践”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可见语文实践活动是语文教学过程中不可少的内容。通过语文实践活动,完善对学生的人格教育。
现在的中学生,掀起了过生日的热潮,到饭店大吃大喝,讲排场,互赠礼物,这样下去,不仅给家长增加了经济负担,还耽误学习时间,养成了互相攀比的坏习惯,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北京很快，成都很慢。北京耗人，成都养人。
如果娱乐第一城，是天下英雄尽入瓮中的。那么第二城，为何不是输送无数超女快男出川的成都？北京、长沙的娱乐是肌体，是大公司、大明星。成都的娱乐就是精神，是千年农耕气息的慢一拍，在对抗满世界的更高更快更傻，用它特有的温柔幽默，对抗现代社会的焦躁煞气。
成都人仿佛活在拉伸了好几倍的时间里，过得像天上轻柔的浮云，所以有心情摆龙门阵，读诗歌，听音乐。据说，这都是幸福指数高的城市才盛行的活动。这里宜休闲，宜修心，但确实不足振臂一呼成就大事。人们不太有兴趣建造一座声色犬马的宫殿，去奋不顾身地投身酒池肉林，那太累；他们宁愿嬉笑自在，坐到都江堰的江边，坐到郊外的桃花树下，打打麻将，坐到城中某个小酒吧里，低斟浅唱。
成都人俨然中国人中的隐士。而他们一旦兴起要去江湖耍，又搅得风生水起，眼界手段都高人一等。选秀歌手，一个暑假的工夫就坐拥数百万粉丝，一生往来皆名人，出入有保镖，呼风唤雨不亦爽乎。比赛退下来的，做生意结婚生子，到农家乐过周末，从此过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没有什么毁誉受不起，没有什么浮沉过不去。前不久的歌手艾菲之死，自是一个伤痛特例，但相对执著于“我要成名”，更多成都人选择了“我要安逸”。
成都有点软，有点慢。但不是醉生梦死的委靡、没根没底的涣散，那太肤浅。成都气定神闲的背后，藏着足够坚韧的神经。这在三年前的大地震中，已为世人见证。世俗而日常的力量，看似淅沥琐碎消解意义，实质沉默坚定强大。西南腹地，素来是中国的大后方，成都除了有人力财力物力，还有一份积淀了两千年的好心态。“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此等洒脱当然只有川人李白才能释放出来。
成都人似乎有一种反的狡黠，一种“认真你就输了”的豁达，温和散淡外表之下，是骨子里的心气高傲。大概久处富贵温柔乡，反而生就一种不被娱乐异化的能力。改一句别人的话，对成都人而言，娱乐就是不追求过度的娱乐而变得不娱乐。
这么看，成都其实最谙娱乐精神，最熟娱乐之道。
所谓“已经过去的辉煌时代”，是指以为院长、焦菊隐为总导演的“曹焦”时代。它始于1952年剧院创建时，止于1992年7月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老一辈艺术家主演《茶馆》的告别演出。
在“曹焦”时代的整整40年中，它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2年至1956年，为酝酿辉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共演出了32个剧目。其中突出的优秀剧目有：《龙须沟》《雷雨》《日出》等。《龙须沟》的成功，经典剧目《雷雨》《日出》的演出，为以后北京人艺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通过《龙须沟》的创造，《明朗的天》等剧的探索，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中国话剧的根本出路在于民族化。
第二阶段，从1957年至1963年，为创造辉煌的阶段。这是北京人艺演出的高峰期。期间共演出了69个剧目，出现了大批优秀剧目，如《虎符》《风雪夜归人》《北京人》《名优之死》《骆驼祥子》《茶馆》等，以及外国剧目《悭吝人》《伊索》《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等等。《虎符》的探索，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虽然还不够完美，但它为话剧的民族化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形成了北京人艺独特的风格。创立了以焦菊隐为核心的中国话剧的演剧学派（即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及其演剧体系。
第三阶段，从1964年至1977年，这是戏剧灾难的岁月。这14年间，共演出38个剧目（其中1967年至1972年为空白），几乎没有一个剧目值得保留。北京人艺同全国所有的话剧团体一样黯然失色。
第四阶段，从1978年至1992年，为显现并发展辉煌的年代。15年中，共演出66个剧目，涌现了大批新的优秀剧目，如《丹心谱》《王昭君》《绝对信号》《红白喜事》《小井胡同》《狗儿爷涅》《天下第一楼》《李白》，外国剧目《贵妇还乡》《屠夫》《推销员之死》《洋麻将》《哗变》等等。在这一阶段里，显示出了许多富于时代色彩的新的特点：
1、在继承北京人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多元发展的趋势。
上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话剧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代。当时的北京人艺，正是全国戏剧界的一个缩影，戏剧思想空前解放；创作热情十分高涨，老、中、青艺术家一起上阵，各领；演出剧目丰富多彩，好戏连台。创作了《丹心谱》《红白喜事》《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李白》等颇有北京人艺演剧学派风格的新戏。另一方面，以林兆华为代表的中、青年戏剧家，在继承北京人艺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汲取戏剧的“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北京人艺新的艺术疆域。他们站在北京人艺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石上，一手伸向西方现代派戏剧，一手伸向中国传统戏曲，并竭力寻找两者的融会点，创造出了《绝对信号》《狗儿爷涅》这样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一种崭新的戏剧。《绝对信号》，开创了我国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先河，“实现了舞台表现人物心理空间的飞跃”。《狗儿爷涅》，被文艺评论界誉为新时期话剧舞台艺术的经典。
2、上世纪50至60年代创造的辉煌，直至80、90年代才被充分显示出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焦菊隐于五六十年代创立的导演学派及其演剧体系，20多年后才被戏剧界的行家逐渐认识清楚。从1985年起，先后出版了《论焦菊隐导演学派》《探索的足迹――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等研究专著。并且，随着北京人艺影响的不断扩大，这一学派引起了国内外戏剧界的广泛关注。1992年，在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之际，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一致充分肯定这一学派对中国和世界戏剧艺术的独特贡献。同样，上世纪50年代创造的经典，虽然在当时得到文艺界许多有识之士的赞赏，但它们的美学价值、它们在中国乃至世界戏剧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它们的辉煌，直至80年代才显现出来。如1980年《茶馆》《天下第一楼》《推销员之死》等戏在国际的巡演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令笔者终身难以忘怀的是，1992年7月16日，《茶馆》在“悲壮”的气氛中，演出了最后一场。演出后，观众久久不肯离去。人们称这场演出是《茶馆》的“绝唱”。至此，于是之等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告别了舞台。随着《茶馆》的“绝唱”，“曹焦”辉煌时代也基本上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有人说此时的人艺步履蹒跚，既不敢轻言放弃，也不敢轻言改变，老实而持重地在原有的轨迹上行走着。
北京人艺，不但给我们留下了一批舞台艺术的经典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演剧学派，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治院经验
一、北京人艺是在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从中央到北京市委自始至终从精神到物质，对它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当年，总理对它关怀备至。一开始，负责组建剧院的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就为剧院制定了高标准的发展方向：北京人艺虽然是一个地方性剧院，但要有全国性和国际性。制定这样宏伟的又切实可行的目标，表现了这位领导者的远见卓识。还有，在正式建院前，以李伯钊为院长的“老人艺”，独具慧眼，聘请正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来导演《龙须沟》。在剧院的创始人中，还有一位令老艺术家们念念不忘的贤达的党委书记赵起扬。这样的环境，给予了北京人艺极好的历史机遇。二、拥有高水平的艺术领导权威。被北京人艺的人们所尊称的“四巨头”，就是、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领导集体。其核心是院长和总导演焦菊隐。他们都是20世纪的艺术大师，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三、团结了一批最具影响力的大剧作家。如果说，没有契诃夫、高尔基就没有莫斯科艺术剧院，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没有郭沫若、老舍、、，也就没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他们的剧作养育了大批颇有成就的包括导演、表演、舞美、灯光等各个方面的舞台艺术家，是他们的剧作培养了千千万万的观众，是在他们的剧作的基础上构建的辉煌的艺术殿堂和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四、汇聚了一大批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舞台艺术造诣和综合素养颇高的艺术家，形成了一个对艺术无限虔诚、痴迷、执著，视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创作群体。这个群体最突出的特点是：坚强的团结。
以上四点，是造就北京人艺辉煌的主要因素。这四个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形成巨大的合力，使北京人艺登上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巅峰。
然而，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艺术领导的权威性。没有权威就没有中心，没有权威就没有凝聚力。
今日的北京人艺之所以人心涣散，多元无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艺术领导的权威。那么，权威从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从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发展中产生。
今日之北京人艺，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又关系到今后能否再创辉煌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继承北京人艺的优秀传统，无论对于丰富我国的戏剧文化的宝库还是对于北京人艺本身的发展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正如先生于1983年3月15日给林兆华等的信中教导我们的：“北京人艺绝不能仅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它是继承了我国话剧传统，却又不断汲取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广阔艺术疆域的地方。”
从这一精神出发，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北京人艺今后的走向：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的艺术疆域。发扬80年代那种开放的、创新的、互相促进的精神，顺应多元发展的时代潮流。
关键词： 隐喻 唐诗 花 隐喻特点
一、引言
人类对隐喻的研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修辞学中隐喻一直被理解为辞格——比喻的一种，是“比明喻更进一步的比喻”[1]。最早对隐喻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对隐喻本质的认识是“隐喻是对借来之词的使用，或者从种借来用于属，或者从属借来用于种，或者从属借来用于属，或者通过使用类比”。[2]亚氏从修辞层面认识了隐喻。所以，长期以来传统的隐喻研究都把隐喻作为语言中的修辞手段来研究。
随着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隐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完成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3]一书标志着隐喻进入认知领域，它明确指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存在于人的思想行为中。此时的隐喻不单单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更是被看作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是由两个域构成的，一个是相对清晰的始源域和一个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让我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隐喻一般是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域来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4]。隐喻的这种认知机制同样适合于诗歌现象。
隐喻是诗的语言，诗歌是语言的精华[5]，诗歌与隐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莱士·斯蒂文斯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诗”，澳尔特加·卡塞特说：“诗歌就是隐喻”，华兹华斯在《序》中说：“诗歌所能表达的根本对象是某种情感体验，主要是通过隐喻的功能。”由此可见，隐喻是诗歌的基本构成方式，创作诗歌离不开隐喻。
中国是历史上的诗歌王国，中国诗歌蕴含的优美和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思想的根基。我国古诗词所取得的辉煌与灿烂与隐喻的使用不无关系。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唐诗宋词，几乎每个时代的诗歌中都大量存在着隐喻现象，而“花”的隐喻占了较大比例，在古诗词中俯拾皆是，且隐喻丰富。本文仅对唐诗中“花”的隐喻现象进行简单分析，以期对“花”在唐诗中的隐喻规律及特点进行简单归纳，文中涉及的语料均来自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
二、唐诗中“花”的隐喻认知解读
花作为一种植物，可以说是人们最多接触的植物之一，人们对其外表和特征比较熟悉，这成为关于“花”的隐喻的经验基础。
“花”这一意象常被诗人借用所以它大量存在于古诗词中，尤其是在唐诗中更是占有重要一席。本文通过对《唐诗鉴赏辞典》的查询，共收集到涉及“花”的隐喻的诗歌有270多首，对其目标域的分析归纳后发现，“花”的隐喻大致分为以下几类：隐喻时光流逝和人生短促；隐喻命运凄凉、内心孤独、失望的情感；隐喻离情别意、相思之情及归思；隐喻国家破败、荒凉等等。
（一）“花”隐喻时光流逝、人生短促或易逝的事物
1.感伤落花、抒发人生短促、红颜易老的无奈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一诗中多次提到“花”这一意象都有此含义。如其中最出名的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花相似”、“人不同”的形象比喻，突出了花卉盛衰有时而人生青春不再的对比，而且强调了时光流逝的无情事实和听天由命的无奈情绪，真实动情，耐人寻味。翁宏《春残》中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既是春残，自然落花无数，而无数落花又很容易引起人们韶华易逝、青春难再之感。现在，这位女子，正当芳龄，却独立庭院，青春在消逝，欢娱难为继，她的命运和这春残的落花，不是一模一样吗？作者将落花与思妇互相映衬，倍觉凄然。
2.用“花”隐喻短暂易逝、难以持久或非常珍贵的事物
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人生、时光、还有很多短暂易逝但又弥足珍贵的东西，所以“花”的隐喻范围为适应创作的需求也有所扩展。例如在白居易《花非花》一诗中“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这里取喻于花、雾表明所咏之物的短暂易逝，难持长久。《金缕衣》一诗中“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用“花”来比少年好时光，用折花来比莫负大好青春，既形象又优美，因此远远大于“及时行乐”这一庸俗思想本身，创造出一个意象世界。这就是艺术的表现，形象思维。错过青春便会导致无穷悔恨，这层意思，此诗本来可以用但却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成语来表达，而紧紧朝着折花的比喻向前走，继而造出“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没有沾一个悔字恨字，而“空折枝”三字又是多耐人寻味，多有艺术说服力！
（二）“花”隐喻命运凄凉、内心孤独、失望
司马札《宫怨》中“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这两句写落花，以花零落、随水流逝的景象，象征宫女青春空逝的痛苦与悲哀，借落花无情写出宫女对命运的感叹。宫花非不美，但年年自开自落，无人观赏，无声无息地凋零，飘入御沟随流水逝去。在宫女看来，自己将孤独终老，无人问津这一凄凉的命运与这落花又何其相似！有些诗句借写“花”、“山”等自然景物的有情来反衬人的无情表达作者的失望、孤独之情。如，杜甫《后游》一诗中“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其含义是自从上次游览之后，美好的江山好象也在那儿“忆”着我，“等待”着我的再游；花也绽笑脸，柳也扭柔腰，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欢迎我再度登临。这两句明确地写出了此地山水草木都已对诗人有情，含蓄地透露了诗人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弦外之音是大自然是有情的、无私的，而人世间却是无情的、偏私的，这透露了作者对人世间的失望之情。杜甫还有一首诗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发潭州》。其中的“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两句赋予落花、飞燕以人的感情来“送客”、“留人”，这就有力地渲染了一种十分悲凉冷落的气氛，这种气氛生动地表现了世情的淡薄，人不如岸花樯燕；同时也反映了诗人辗转流徙、飘荡无依的深沉感慨。
（三）“花”隐喻离情别意、相思之情及归思
离愁别绪是唐诗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么用“花”来隐喻离愁别绪也属正常。“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这是李白《灞陵行送别》中的诗句，与友人离别的愁绪就像古树无花的凄凉心境，写出了与友人离别时依依不舍的情谊。
写女子相思的痴情，是古典诗歌中最常见的主题，不同诗人写来就各有一种面貌。薛维翰《闺怨》：“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阁。不笑不复语，珠泪纷纷落。”从落泪见怨情之苦。李白笔下的女子：“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也写掉泪，却以“代言”形式说希望丈夫回来看一看，以验证自己相思的情深。而孟郊的《怨诗》中“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构思更为奇特。诗中女主人公天真地说：试把我们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芙蓉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莲花为谁的泪水浸死。显然，在她心目中看来，谁的泪更多，谁的泪更苦涩，莲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池中有泪，花亦为之死，其情之深真可“泣鬼神”了。这一构思使相思之情形象化。
曹松的《南海旅次》中“心似百花开未得，年年争发被春催”，形象地揭示出羁旅逢春的典型心境，把他对归思的抒写推向。句中以含苞待放的百花比喻处于抑制状态的归心，进而表现每到春天他的心都受到刺激，引起归思泛滥，那就象被春风催开的百花，竞相怒放，不由自主。
（四）用“花”隐喻国家破败、世事衰败的愁绪
唐诗中用“花”来隐喻“国破山河在，花落鸟空啼”愁绪的诗句非常之多，最为典型的就是杜甫《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句。由于国都沦陷、城池残破以致原本无感情的“花”也流下了泪水。这里将“花”拟人化，也是一种隐喻。作者将自己的愁绪转嫁给原本无情感的“花”更加流露出作者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山河破碎、满目凄凉的无限感慨。“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出自刘禹锡的《乌衣巷》。此句中将“草花”前面加上一个“野”字，这就给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气象。用“野花”的荒僻气象来隐喻世事的衰败，曾经的繁荣如今全都败落荒芜了。
（五）用“花”隐喻喜悦、欢快之情
前面我们分析了在唐诗中常用“花”来隐喻一种凄凉、伤心的情绪那么与之相对的诗人们也常用春暖花开来隐喻欢快愉悦的心情。杜甫《绝句二首（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作者通过描绘了一幅百花竞放、风送花香的画面。在这首诗中诗人表露了对初春时节自然界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欢悦情怀。此外，窦叔向的《夏夜宿表兄话旧》中的“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用“夜合花”开来隐喻作者和表兄久别重逢后的喜悦之情。
（六）用“花”隐喻好看的女子
现在我们常用“如花似玉”来形容女子的姿容出众，而在唐诗中就已出现用“花”来隐喻好看的女子的例子。“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这是李白《越中览古》中的诗句，“宫女如花”即隐喻像花一样美丽漂亮的女子，除此之外其《长相思》中“美人如花隔云端”直接写出隐喻“美人如花”。
（七）用“花”隐喻音乐
上面所述的“花”的六大隐喻都是在唐诗中比较常见，此外还有一种出现频率比较少的情况，即将“花”隐喻为音乐。郎士元的《听邻家吹笙》“凤吹声如隔彩霞，不知墙外是谁家。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疑有碧桃千树花”以花为意象隐喻音乐。它意味着那奇妙的、非人世间的音乐，宜乎如此奇妙的、非人世间的灵境。它同时又象征着那笙声的明媚、热烈、欢快。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中“芙蓉泣露香兰笑”是从乐声（如泣如笑）着想进行隐喻的，李白《梅花落》中“江城五月落梅花”是以曲名为源域进行隐喻的。
三、唐诗中“花”隐喻的特点
（一）唐诗中“花”所隐喻的目标域多是比较抽象的事物
在《唐诗鉴赏辞典》收集到的270多首含“花”的隐喻诗歌中，大多数都是隐喻抽象的事物，只有8首是隐喻具体的人或事物，这与隐喻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隐喻一般是用具体的、有形的始源域来映射无形的、抽象的目标域。
（二）唐诗中“花”所隐喻的目标域具有多样性[6]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事物之间的联系不断地被人们发现，而且人们也通过自己的丰富想象力不断建立各种事物的联系，同一个始源域可以映射不同的目标域。“花”这一事物既可隐喻比较抽象的情感如离情别意、归思，还可以用来隐喻客观事物如音乐、美人。由此可见其目标域是丰富的。
（三）唐诗中“花”所隐喻的抽象情感多与愁、思相关
根据上文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唐诗中“花”所隐喻的抽象情感多与愁、思相关。在五类隐喻人的抽象情感的诗句里只有一类是映射喜悦欢快之情而其他四类虽然具体对象不同但都抒发了诗人的愁与思。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多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诗人们意气昂扬，希冀建功立业，体现出积极进取精神，但他们的仕途往往充满挫折，如韩愈、李白、杜甫等事业诸多不顺；后发生安史之乱社会动荡、战事频繁，因此诗人们的诗歌中体现出失望、忧愁的情绪也很正常，而且落花经常会使人引发出伤感的情绪那么借“花”来隐喻愁、思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语
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一种修辞现象，更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隐喻对我们认识世界有潜在的、深刻的影响，从而在人类的范畴化、概念结构、思维推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7]诗歌与隐喻有着密切的联系，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唐诗中“花”的隐喻数量较多，且映射的目标域具有多样性。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王文斌.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伦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
[4]林丽君.唐诗中“草”的隐喻认知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10，（6）.
[5]刘海波，段成.李白诗词中的概念隐喻研究[J].沈阳大学学报，2010，（1）.
一、向同类语言风格、同题材作品延伸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指出：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解的能力。能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为了使学生更快、更好地完成阅读量，这就需要我们语文教师做好课外阅读的推荐工作以及好的阅读方法指导。
例如：当我们在课内学习了孙犁先生的《芦花荡》后，认识到荷花淀派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芦花荡》中作者用轻巧的笔勾勒着清新的战争生活，淡化战争，制造轻松。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适时地进行优美的环境描写，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对战争的印象，让人们有了另一种战争感受。为此我们除了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了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还对比阅读了茹志娟的《百合花》来启发学生的思维，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深化，从而对所学的知识形成系统的认识，这样既推荐了优秀的作品给学生，又让学生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向背景资料、作者评价延伸
初中语文课本中大量选用了古诗词、文言文以及一些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离学生生活的年代较为久远，而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表达的观点、情感以及对生活的思考都和作者所处的时代及作者本身的社会经历、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恰当推荐学生阅读一些与当时时代背景及有关作者介绍、自转、他转及评价的书籍给学生阅读，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把握。
例如：《湖心亭看雪》一文有很多疑点，用“崇祯”纪年；明明是“独往湖心亭看雪”又写到“舟中人两三粒”；我和“金陵人”是一类人吗？等等。为此我指导学生阅读了作者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和李敬泽写的《一个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让学生在阅读时自悟出用“崇祯”纪年，表示作者不忘故国。“独”字在这里写出了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而“舟中人两三粒”中这“两三粒”人与作者并不是一类人，故作者在文章开头强调“独往湖心亭看雪”。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围绕“痴”字行文，作者是一个“痴情”的人，他夜访湖心亭看雪景更多的是排遣心中那份哀愁；“金陵人”是一个“痴景”的人，是一个有雅致情调的高人；而舟子是一个真正的痴人。
三、向原著延伸
现行语文课本中节选了不少文学作品，由节选部分推广到读整本书，既扩大了学生的阅读量，又加深了学生对节选部分的深刻理解，又是学生对课文学习的补充和深化。例如《香菱学诗》中只有知道香菱的身世及在贾府的地位，才能深刻了解香菱为什么刻苦学写诗；只有真正了解林黛玉的性情，才能体会林黛玉为什么会真心对待香菱，真心教诗。教师通过教授《香菱学诗》进而引导学生阅读《红楼梦》，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与鉴赏能力。通过学习《智取生辰纲》引导学生阅读《水浒传》，学习《杨修之死》阅读《三国演义》等。这样不仅避免了学生对文学形象的片面认识以及对节选部分的单纯学习，还通过学习课文教给了学生阅读长篇名著的方法，引导学生爱上阅读，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为学生的终生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向作品评价性文章延伸
杜甫曾经这样评价李白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自古以来就有针对一些名家名篇的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作者在反复阅读原著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阅历、审美观点写出的对作品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它们对学生深刻理解作品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尤其是一些离学生生活时代较远的作品及一些如鲁迅先生这样大家的作品不容易被学生理解。这些评论性文章有的可以是名家写的，有的可以是教学一线教师写的。
例如：对于七年级学生来说，鲁迅先生的《风筝》一文不好理解，为此课前我推荐学生阅读《鲁迅解读》一文，课后引导学生阅读《鲁迅》一文，学生通过对不同评论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角度的理解进行分析比较，再融入自己对作品的理解，理解能力和审美品位得到了提高。至于说《红楼梦》等大部头著作，更需要一些评论性文章来帮助学生阅读，这样才能让学生掌握阅读的方法，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
杜传强
文言文是古人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传统文化的集中荟萃，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典范。它记录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昭示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散发着人文精神的芳香。中学生多读文言文，不仅可以增加语言储备，提高作文布局谋篇的能力，而且还能够增长历史文化知识，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具体来说：
1、学习古文语言，增强运用能力。流传下来的文言文，大都是文质兼美的范文，文约意丰，含蓄蕴藉，语言讲究推敲，注重精练，色彩鲜明，譬喻形象。像“文采若云月”的《左传》，“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似人间来”的相如赋，清新而俊逸的李白诗等。中学生经常阅读文言诗文，一些精妙的固定短语和富有哲理的句子自然会进入其语言库，潜移默化，学生的语言自然会丰富形象起来。再者，古人对待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也势必会让中学生受到影响，从而使其逐渐养成推敲词句的好习惯，说不定也会“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或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这对现代汉语的写作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当代的很多文学大家，诸如鲁迅、茅盾、冯骥才等，其作品语言的酣畅、犀利、深刻，老到，恐怕就得益于对文言文浸多年、始终如一的阅读爱好吧。
2、学习古文构思，提升作文水平。古人写文章，非常重视文章的布局谋篇，注重文章的起承转合。波澜起伏中见出巧妙，含蓄蕴藉中透着虚实，简约而不失谨严，质朴而不失形象。有的“立片言以居要”，统摄全文，如荀子的《劝学》、苏洵的《六国论》等；有的行文曲折，跌宕多姿，如蒲松龄的《促织》、司马迁的《鸿门宴》等；有的借景写情，缘情明理，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轼的《赤壁赋》等；有的以小见大，管窥蠡测，如左丘明的《殽之战》、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古诗文给中学生的写作提供了非常优秀的行文范例和精美的构思技巧，中学生经常阅读，自会文思敏捷，文如泉涌，久而久之，作文水平自会产生质的飞跃。
3、学习历史文化，增加人文积淀。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学生多读文言文，能激发热爱并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面对龟甲兽骨的精巧奇特，你能不拍案称奇？面对长城的绵延万里，你能不骄傲自豪？面对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你能不热血沸腾？叶圣陶先生说过：“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能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如何理解“固有文化”并且“继往”？毋庸赘言，离不开大量的文言阅读。阅读文言文是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种手段，唯有多读，才能逐渐领悟文言文的内在魅力，逐渐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而真正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把文化薪火衍递到底的责任感。高考优秀作文《赤兔之死》的小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让人叹为观止的佳作，不是得益于《三国演义》故事吗？不是得益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吗？
4、学习古人操行，提高道德素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古文中的先贤圣哲、至德至言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健全学生的人格大有裨益。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到“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韩愈；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李商隐到“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苏轼；从“镜破不改光”的孟郊到“生当作人杰”的李清照；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其彪炳史册、烛照千古的言行事迹，每每读来，常令人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肃然起敬，慕古人之高义，发思古之幽情，心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净化，素养在无声无息中得到提高。《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因此，中学生道德素养的提高离不开对优秀文章的广泛阅读，更离不开对文言文的阅读，在学生的人格塑造、审美情趣的提升方面，文言文起着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文言文的广泛阅读不容忽视，中学生多读文言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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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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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以昭示“人类在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势态发展至今，人类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依然是环境问题。
新世纪的教育呼吁：教育必须回归自然，回归人的价值世界。人文教育的人文性，在于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的价值反省，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生价值观。教育成果必须能促进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怎样在语文课堂上将环保意识“内化”到学生潜意识中去？
一、引导学生从古代诗词里追寻自然曾经的美丽，提升学生环保意识的精神境界
如：马志远的天净沙·秋思》赏析：
《天净沙·秋思》（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小令仅五句28字，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游子思归图”，淋漓尽致地传达出了游子心中的无限悲愁。但作品里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却勾勒出一幅乡村原生态的生存景观。让之与今天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比，让学生借助课文意象穿越时空隧道回归人性美、自然美的精神境界。
丰富学生环保美好心灵，健全环保人格。
二、引导学生从中国古典诗歌里感受环保理念，领悟“生命与自然共存”
万水千山总是情。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古代诗歌的廊苑里，自然成了“摆渡”那些在宦海里沉浮的诗人生命的“船”，当仕途失落，要么退隐田园山林，要么壮游名山奇川，领略异域风情，涤荡内心愁情。如《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谭影空人心”，山色美景，谭中清影使人除去尘世俗心。《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描绘了千帆竞发、万木争春的生机景象，诗人因自然的熏陶表现出豁达的胸襟。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岑参则从军绝漠，体验异域风情，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些都体现了诗人们在仕途失意之际去吮吸了自然健康元素，从而让大自然调整了他们的心态。自然把他们的千愁绪“摆渡”到了愉悦的精神境界，让学生深刻领会到自然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离开自然，生命就脱离了冲动，脱离了死亡之体验，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三、导入关于世界环境时事新闻类知识，感受时代生存之忧患
学科教学应抓住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将社会需要与人的发展紧密相结合 通过网络媒体报刊杂志创设教学情景。80年代，被誉为中亚地区最大水域之一的罗布泊干涸。如今，它冰冷地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1987年大兴安岭的特大火灾，让十九分之一的森林从地球上抹去，160多条生命猝然长逝。 “逝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 。1989年的特大洪水灾害横空际来。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4年东亚地区的“禽流感”、 2004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里氏7.9级强烈地震，并引发了波及印度洋沿岸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巨大海啸，造成印尼12万人死亡，20万人流离失所。2008年这汶川地震，共遇难69227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2009年墨西哥“猪流感”席卷全球。2010年海地地震死亡数十万人，2010干旱肆虐贵州云南等毁灭性事件彻底刺破了受困于物欲人的“黄金梦”，击碎了那些习惯于在“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能战胜自然”等纯理论王国中“驯马由疆”，“纵斧驰骋“的人的安乐梦”，让这些长鸣于世界每个角落的警钟催生学生环保意识的必要性、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世界性。
四、引导学生从风俗民情感悟原始的环保理念，提升生命的崇高性
生命具有崇高性。当人们对上世纪教育进行反思时，由于功利的追求，对物质的崇高，教育忽视了人文精神从而忽视了对自然的崇尚。
许多传统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崇尚勤劳、扬善弃恶的文化精神仍然在风俗民情中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在经济市场和外来文化冲积的今天，许多涵化“环保意识”的民俗事象以及民俗风情已逐步远离生活，甚至日渐不复存在，农村基础教育应特别关注并引导学生进行收集整理，可让这些文化精神与文化主张得以继承和发扬，使环保意识从不同角度以多种方式得以提升。
如，有些布衣寨子，孩子一生下来就把他寄拜给某一棵树或某一种动物，一旦从寄拜的那天起，他们就再砍树或放火烧山，猎杀动物，这是一种朴素的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始愿望。民俗风情实际也是少数民族的道德基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应该将它“内化”到学生潜“意识”中去。
五、大胆创设教学情景，让苍白的文字弹奏生命的旋律
教材的各种信息都是为达到塑造学生，这是教材的目的。上这部分课文，我们可以带着学生去聆听山谷回声，河湖微波，到森林里感受松涛，掘土寻找爱根，抚摸枝橙河藤蔓，沿着田地山坡等寻找自然健康之感，让学生们得以“亲近自然”，
从而“善待自然”，让环保意识在学生心中的潜移默化，亦即“润物细无声”，最终让学生透过情感体验提升自己对自然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摘要】欣赏诗歌,要正确而透彻地理解原诗,这理解,有时就不是仅凭盯着那几个文字所能达到的,也不是单靠主观想象而能还原的,因为那诗有着特别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特定际遇的蕴含,这些都有赖于“博”的帮助。
【关键词】中学生 多读诗词 博学
【中图分类号】A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073-01
由于诗歌的简约性,作者有时需要把繁复的生活现象或人生经历,加以高度地提炼与概括。我们欣赏诗歌时,除了像谢冕先生在《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一文中提出的要“泡”、“猜”、“补”以外,我以为“博”也十分重要。欣赏诗歌,首先要正确而透彻地理解原诗,这理解,有时就不是仅凭盯着那几个文字所能达到的,也不是单靠主观想象而能还原的,因为那诗有着特别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特定际遇的蕴含,这些都有赖于“博”的帮助。对于像杜甫这样以“诗史”而著名的诗人,这点尤为重要,因为他的大量诗歌,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与相互补充的应照性。诗人的作品像一棵大树,树有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树的内部的汁液是流通的。一枝动,百枝摆。孙绍振先生在解读杜诗时,有着这样的指点:要防止孤立地封闭地分析,分析要开放。最好把作品放在系统中,在多方面的联系和对比中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深入。以前教学杜诗时,正是由于对杜诗知之甚少,只能就字面作一些解释性的说明,最多凭借教参之类人云亦云地搞点所谓的扩展发挥,这样常把一首内涵凝重的诗干瘪华了,从而使诗失去了应有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更难形成独立的见解,使教学往往流于肤浅和幼稚。
例如对《旅夜书怀》中“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二句,他人有两种相对的见解,一种是:上句“自谦”,下句“自解”。“无所归咎,抚躬自怪之语”。一种认为这二句是反语,正过来说是:名因文章著,官非老病休。要判别,就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囿于这几个文字上,而应对杜甫的理解与经历有所了解。对于“诗”与“官”,杜甫一生都有钟情,但二者谁主谁管,杜甫有过清楚地表明:“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拥有这样杰出的文才,其目的在于“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当现实阻隔理想时,他只好“沈酒聊自遣,放歌破愁绝”。诗对杜甫而言是为了抒发郁积的情感,而非最高理想。当他九死一生从长安逃往凤翔行在所而被授官时,他是“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当他上疏营救房而触怒萧宗后,在《北征》中,他沉痛地陈述了自己遭冷落,受排挤的悲伤情怀:“虽无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挥泪恋行在,道途犹恍惚”。这样看来,他的“休官”,其因不在“老病”,他的因文章而名著,也非理想的初衷。“名官”两句,是作者对二者错位的无奈而苦涩的自嘲,却又不便直说,只好藏其锋,曲意道出。
如《登高》中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独酒杯”。这是杜甫对安史之乱后,自己人生境遇的概括。如果我们不联系杜甫在生命晚期十余年间具体的经历,以及期间所遭受的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苦难,就无法真切体会诗中那“悲”、“独”、“艰难”、“潦倒”里凝聚的无限辛酸,深深忧虑,难言无奈,未来渺茫,而形成的炽热的沉重。我们只要列出他先北上南下,再东出南征的长长一串客居之地,就深信“万里悲秋常作客”绝非夸张之言,就明白“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含泪的恰当比喻。杜甫在诗中是这样描述他从长安逃往凤翔的:“生还今日事,问道暂时人”“所亲惊老瘦,辛苦见我中来”,“麻鞋见天子,衣方由露两肘”。我们仅看《彭衙行》一诗,就不难理解那“万里”迁徙是何等的艰难:“痴女饥咬我,啼思虎狼闻”。“一旬半雷雨,泥泞泪牵攀。既无御两备,滑衣又寒。有时经且阔,竟日数里巷.野果充糇粮,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此地尚如此,更不要说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而进入成都,乘一叶小舟惊心动魄于三峡中的汹涌浪淘而东下湖北。有了这些具体的诗作补充,那些概括性的词语就生动鲜活起来,诗作便有了极强的“感染力”。
有学生说,杜诗中多有流泪的句子,是否杜甫到了暮年情感变得脆弱起来。甚至有学生认为,对诗不要看得过真。流泪有时是为了增强效果而做的渲染。我们就以《登岳阳楼》为例,看“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中的“涕泗”是如何流下来的,而且流得老泪纵横。先说“亲”,自从萧宗二年(759),杜甫由华州到洛阳探亲与诸弟妹一别后,就成为音信杳无的隔绝。在这战乱流离之世,杜甫无时无刻都被思念亲人浓烈地痛苦着,他从亲情那里得不到一丝的抚慰,而愈感置身天地间的凄苦孤独。“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末休兵”。“海内风尘诸第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再说“友”,此时他的挚友房、李白、高适、严武都相继去世,我们仅看杜甫与严武的情谊,就知严武之死,使杜甫陷入了怎样孤方无援的境地。初到成都,是严武帮助他有了草堂的栖身之处,是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当严武离蜀入京赴任时,杜甫骑马月夜相送,归回时,心情异常沉重:“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迫使杜甫离蜀东下湖、湘的原因,就是失去了严武这位精神与物质上的支柱。此时杜甫遥望空阔渺茫的天地,该是怎样的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啊！“老病南征日,君思北望心”,他深陷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痛苦之中。“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这是他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愧疚。昔日,杜甫希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永不用”,时至今日,现实是“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而今他站在岳阳楼上向北遥望,“关山北”乃是“戎马”战乱。临死前,他给祖国和人民留下的最怀念和忧虑是:“战血流依旧,号声动至今”。面对国难家难身世难,而又前途一片茫然,就像这一叶孤舟飘荡在这浩淼波涌的水域一样,诗人“凭轩”怎能不百感俱来,涕泗横流呢？
结束语:有了这些阅读积累,我们教学时便有了底气,有了思路,有了见解,讲诗也便有了感动学生的活力。人教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对于杜诗教学有个很中肯的建议:“不要依赖教参,要多读杜诗,读二十首不算少,一百首不算多,读得多了才能做比较,才会有独立见解。我们固然很忙,不能苛求系统深刻地研究,但抽点时间,多读些诗,总是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1]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 高中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人教社出版).
惠普中国区总裁孙振耀在他的退休告别酒会上，讲了一个小白鼠的故事：
科学家们把一只小白鼠放在玻璃房子里，有吃有喝，但是外面有一只猫在转，三天之后小白鼠死掉了。猫其实是威胁不到小白鼠的，这说明压力能够杀人；第二个实验在屋里增加了转轮等运动装置，小白鼠坚持了三周才死掉，这说明运动能够缓解压力，但是不能根本消除压力；第三个实验，科学家在玻璃房子里放进了两只白老鼠，一公一母，这两只白老鼠坚持了很久都没有死。
听罢故事，众人大笑，说，这肯定是爱情的力量。但是孙振耀正色说：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朋友的相互支持。
上大学的最大收获，除了一些知识、一种境界、一些体验之外，就是可以结交好些朋友。
我姑且把他们归纳为四种：笔友，歌友，戏友，旅友。
笔友：妙笔生花，无话不说
今天的大学校园，大学生之间沟通太便捷了，而且沟通方式很多：电话，短信，邮件，QQ，MSN，SKYPE，博客，BBS。都非常先进、快捷、廉价。可惜没有书信！书信，就像国宝熊猫，都只差呼吁“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了。看到街头的孤苦伶仃的邮筒，让人不由得黯然神伤。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电子邮件还只出现在实验室，和卫星电话差不多。类似我等离开父母、异读求学的学生，和家人朋友感情沟通、催送钱粮的重要工具，就是书信。当然，那时候，也可以拍电报、打长途电话，但是因为成本高而让人望而却步，很少使用。
当时，整个社会的沟通方式，都非常有限，校园更是如此。没有移动电话，只有固定电话；一栋学生公寓，数百人，都只有一部公用的固定电话。这样，电话就绝对成了紧缺资源。常常是，公寓门口，一个人打电话，旁边好些人排着队等着，实际上也就是在监听你的谈话。可以想象，如果借助公用电话谈恋爱，传情达意，就和今天的电视相亲、电视速配差不多，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
所以，书信，成为异地甚至同城沟通乃至恋爱的最好媒介。写信，也成为我这类爱好文学的穷书生，追求意中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不二法宝。
1994年，我在福州一家刊物工作时，有个叫琳的男同事。这位老兄，面相老实，某日披露他的浪漫史，让我钦佩不已：他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时，通过书信，把远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的一个小女孩芳心俘虏了；那浪漫的妹妹，为了爱情，千里迢迢，离井别乡，放弃教师的工作，到福州郊县，做了一名银行职员，和他结了婚。
不过，今天网络的力量，也绝对不亚于书信的神奇魅力。我一个好兄弟，就是通过网络结识了梦寐以求的知音。于是，毅然与结婚多年的发妻友好分手，很快与网上知音缔结百年之好，生活过得极其美满。
今天，把网上聊天的朋友叫网友，把博客上互相访问甚至做友情链接的朋友叫博友。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互相通信的叫笔友。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每周都要写好几封信。写信的对象，除了父母家人、铁哥们，就是很多女孩子了――我很仰慕、或者很仰慕我、或者相互仰慕的女孩子。
华，是我大学期间，很重要的一个笔友。大学一年级第二个学期，5月中旬，偶然的机会，我和北京农业大学很多同学在一起，呆了三周。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其中的华。偶尔知道，华的父亲和我是老乡，在中科院遗传所工作。两周后，女生返校，华要走，我则继续留下；我托她给我带一些东西回去。呵呵，我当然不是随便找个人带东西的，心里早就有所选择。几个月后，她还给我东西，我们自然就成了朋友。
从大一到大四，近三年时间，我们偶尔也见面，有一次甚至来祝贺我的生日、给我送了生日礼物。北京农业大学在市郊，很偏远，但她家离我们学校很近。不过，我们沟通的方式，更多的是通信。这正好是我的强项，也非常节省成本。面对面和女孩子交流，是要投入大量成本的，比如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我都无法承担，就只好走捷径了。
就在这样厉行节约的前提下，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谈了三年，谈了太多。直到后来她去了美国，我们的通信才告一段落。
歌友：珠联璧合，共同创作
从小受唱过戏的父母影响，我喜欢唱歌。大学里，我继续发挥这个爱好，大小聚会上、楼道里、浴室里、校园角落里，不管有没有听众，都是我经常引吭高歌的好去处。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我唱歌属于不错的。大学里唱歌的最得意的一次，是大二下学期，亦师亦友的蒋刚大哥给我吉他伴奏，并长时间免费提供训练场地和大量茶水和巧克力味饼干，使得我以一首老歌《熊猫》，在校园歌手大赛中，跻身校园十大歌手之列。但决赛时，蒋刚有事，不能出场，我只好临时从北航找了个极端自信却手拙的兄弟来吉他伴奏；并在他的怂恿下，选了一首极其流行、没有自己风格的新歌――童安格的《不要分离》，加上合练的时间也少，最终在决赛中未能进入三甲。
追昔抚今，以我当年澎湃豪情、什么事情都掺乎的勇气，面对今天“超女”、“快男”、“星光大道”、“我型我秀”、“绝对挑战”、“非常6+1”等层出不穷的表现机会，我一定会蠢蠢欲动、一试身手的。
我进入大三的时候，宿舍里忽然安插来一个90级的北京孩子，叫符光。他是北京银河合唱团的，据说经常在秋里的指挥下，参加演出。他还能够用意大利语，唱美声。有一次，和我同台参演，他唱的曲目就是意大利语的《不要如此愚弄我》。可惜我们谁也不懂意大利语，符光唱得好不好，不得而知。
符光在银河艺术合唱团多年，音乐素养较深，私下还写曲子。某日，他拿出自己写的一个曲子，在宿舍里，给我们哼哼。哼完后，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自己只能谱出曲子，写不出词来。我说，你把曲子给我，我试试看。晚上，我跑到自习室，一边哼哼唧唧、一边填词。下自习后，把写好的词，交给符光，并在宿舍里公开演唱了我们的《真爱在哪里》。
这场室内小范围的演出，虽然观众极少，但打动了其中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宿舍一位四川兄弟，但在学校的身份却特殊：他是党委主管、团委主办的、校园唯一学生媒体《新朝》的主编。他听完我的演唱，直接把曲谱和稿子，要了去，很快发表在新一期《新朝》的封三。
那时写诗写散文的人不少，但写词谱曲的还真不多。学校里的熟人，看了，见到我，有的说，呵，你们宿舍那小子还会写曲子呢。他的言下之意是：你的词，一般般，但谱曲的是高手；有的人说，哥们，你的词太棒了，那曲子，跟你的词不是一个层次的，下次你写了词，我来给你谱曲。评价褒贬不一，我都糊涂了，不知道是我的词好，还是符光的曲好。不过，有人关注，就是好事。宿舍里的兄弟笑道，哥们，写歌词，比写诗好，容易出名啊。后
来，我又比划写了几首歌词，但一个也没有谱上曲。一度自己哼唧良久，想舞弄出曲子来，最终没成。
戏友：人生小舞台，舞台大人生
1990年前后，北京的戏，真不贵。代表中国戏剧最高水平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一场戏，一般的票价都不过五块七块。但就是那时候的五块七块，也接近我一周的伙食费，对我还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
不过，也许就是铁心要附庸风雅，我居然还是坚持去看了《推销员之死》《李白》《茶馆》《雷雨》等好几场，欣赏了英若诚、朱琳、郑榕、蓝天野、濮存昕等艺术家的演出。
看完《雷雨》当晚，我还作诗一首：《雷雨》惊世五十年，气势至今尚无减。昨夜飞车三十里，三日脑中惟朴园。
同时，我在后续中写道：
为纪念《雷雨》发表55周年，人艺再次公演《雷雨》。演员皆新人也。居京年余，尚未领略中国最好话剧团之高妙表演。尽管囊空如洗，还是用菜票兑换一张“麻五”（5元RMB），借2班张斌车，夜行20里，到首都剧场观剧。经过45分钟冲刺，6：30抵达目的地。问票，尚有。购一张，竟是楼下8排6座，棒极了。10：05散场，又经过40分钟冲锋，回校，尚未关门也。
因为囊中羞涩，加上离学校距离比较远。我在北京四年，看的话剧并不多；而且从来没有计划去看几场京剧。但，这些话剧，无论剧本还是演员，几乎都是人艺乃至中国戏剧的精华。我想，看到过英若诚、朱琳、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苏民等老艺术家演出的，今天并不多。
很遗憾，每次看话剧，都是我一人往还。只有一次例外，《李白》那场，武跟我去看了。他是唯一一个被我忽悠动心、陪我去看话剧的。所以，他是我唯一的戏友。
此外，我还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小剧场，看了毕业生排演的歌剧《茶花女》的片断；在亚运村剧场，看辽宁省芭蕾舞团进京演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1995年，在上海戏剧学院看过毕业生排演的前苏联名剧《打野鸭》。
1995年后，我再也没有看过话剧。
没有机会吗？不是。每年去北京多少次，数不清。
没有时间吗？不是。每次去北京，都要在餐桌上大快朵颐、口若悬河、闲扯淡。
没有钱吗？不是。即使票价今天涨到二三百甚至四五百，但当下的工资水平，每年看两三场，还是承受得起的。
但，为什么不看话剧了？
可能是，在自己的内心里，没有了早年上大学或者刚毕业那几年的心境。
正如芋老人言：时位之移人也。
旅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大学期间，我多次坐火车，来往北京和湖南湘西北老家之间。
有一次寒假，我从北京途径长沙回去，和桂林工学院的高老师同座。我们一路海阔天空谈论，成了忘年交。一路上，高老师承担了我所有的吃饭；我到福州工作后，高老师还寄来1200元，让我偿还了大学四年的无息贷款。但从我们那次在长沙分手到今天，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电话也少，但至今保持联系。
有次暑假回乡，邻座是北京服装学院学生晗。开始上车的一个小时，我们都很矜持，一句话都没有。但第二个小时结束后，我们已经无话不谈。等晗到南洋下车时，我们相见恨晚，情意绵绵。但在心里，我还是担心我是否能顺利毕业的问题，觉得不能分心恋爱，也就自觉地中止了我和晗乍起头就结尾的爱情。
关键词:夕阳;意象;崇高美;英汉诗歌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滋润万物生长的太阳有着特殊的崇拜意识。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就有太阳神阿波罗驾驶金色马车自东向西的传说。诗人们大量将夕阳镶入他们的作品里,寄托了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展现了他们深层的精神世界及其独特而丰富的情感心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诗人的心态、审美情趣不同,这种日暮黄昏的夕阳情结也就呈现出多种意蕴。伤感是夕阳意象所呈现的诗人一个特定的情感心理,大量的夕阳意象诗作中,或是嗟叹时光流逝,或是忧国忧民,亦或写尽羁旅行役,离愁别绪。“欲少留此此琐兮,日忽忽其将暮”。与之相,反,在胸襟宽广、拼搏进取者的眼中,朝阳与夕阳同样的美丽;“日之夕矣,牛羊下来”,面对柔和宁静的黄昏美景,诗人倾诉着对温馨爱情、人伦亲情的向往;有的则于淡淡的忧伤之中,依然满怀美好的理想与希望。依据朗吉努斯、康德等美学家关于崇高美的界定,本文对英汉诗歌中夕阳。意象所呈现他崇高美及其共性进行了探讨分析。
一 崇高一伟大心灵的回声
朝阳象征着美丽与希望,除了偶见如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太阳升起》 (The Sun Rising)中诅咒“你这繁忙的老傻瓜,不守规矩的太阳搅了情人的美梦”以外,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去热情地赞美它。然而也有不少诗人对夕阳情有独钟,他们以宽广的胸怀描绘出一幅幅壮美而崇高的夕阳图画。初唐诗人卢照邻写道:“龙衔宝盖承朝日,风吐流苏带晚霞”,在他眼中,风吐流苏的晚霞与灿烂的朝阳一样绚丽多彩。李白登宣城谢眺楼,面对秋野斜阳歌唱的“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展示了其博大的胸怀,而他的另一首诗“西山太白峰,夕阳穷攀登”则表现了诗人在夕阳背景下不畏艰险,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朗吉弩斯在他着名的《论崇高》一文中宣告:“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抒情歌谣》(Lyrical Ballads)序言中说:“诗是人和自然的表象”。中国的诗歌理论认为,“诗言志”。我们从一个人的作品里便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胸怀和气魄。
与崇高的气象相反,英国另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的黄昏景色则是欢快灿烂的,他在着名的《秋颂》中这样写道:
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
以胭红抹上残梗散碎的田野,
这时呵,河柳下的一群小飞虫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飞高,
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
篱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中红胸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
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咩叫;
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
夕阳映照,微风吹拂,在丰收的田野上,飞虫、蟋蟀、知更鸟以及群羊、丛飞的燕子共同演奏了一首秋之声交响乐。这又是多么的优美!英国诗人、美学家马克·阿肯赛·德在他的美学理论长诗《想像的快乐》中认为:
不同的心灵
喜爱不同的事物:一个只追求,
巨大,惊奇,与狂野;
另一个感叹和谐,优雅
和最柔顺的优美
二 崇高——一种表达无限的企图
华兹华颠认为诗的主题在于热情地歌颂“天性的永恒部分”。在《丁登寺》中,他说他感到落日的余晖、广袤的海洋、新鲜的空气、蔚蓝的天空和人心,已经远为深刻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绝妙的感觉,激励着一切有思想的事物。诗人在这首诗中追忆自然山水给他甜蜜的感受,宁静的心境,在景物中感受到崇高的思想融合着雄伟。这与我国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腾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有异曲同工之处。叔本华认为这种崇高的客体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也即夏夫茨伯里所说的“大美”。
对崇高进行诗化处理的是爱德华·扬的《夜思》中的“第九夜”。他在其中描绘了:
海河山树林石,
耸岬、以及幽深的
地洞,
黑脊、高穹,还有宽广的裂缝,
造化所成,或时间所铸
尽管这一切对于别人来说看起来已经很伟大了,可爱德华·扬却感到还很不够。“伟大”并不应该是在地球的表面上发现的,而应该属于宽广的天空,那片“心灵高贵的牧场”。他在无限的空间的概念上又加上了时间的无限,他说:
那无际的空间啊,这些漂泊的人
在其中永不停息地流浪,仿佛听到她说
还有一个姐妹,那永不停止的时间
黑格尔说,“崇高是一种表达无限的企图。”那些看似无限的对象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它们能够激起人无限的想像。人的胸怀也似乎因为对象的崇高而被无限地扩大,正如《楞严经》上所说: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
三、崇高一天大、地大、心亦大
无论是传统诗歌还是现代诗歌,单纯写夕阳的总在少数,诗人在进行夕阳形象塑造的同时,更是将夕阳下或人或物诸如山川田野、行云流水、花鸟虫鱼等诸种意象进行细致具体的勾勒,在这些意象的群体合力作用下,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营造更加完美的深厚的审美意境,而所有这一切根本目的都在于揭示诗人的感情和精神世界。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金色夕照》这样写道:
波平似镜,映照天宇,
水天金色一片,
彼岸隐现,云影缓移,
遥望依稀一线。
岩如行云。云如山岩,
化作异彩漂浮;
波光潋滟,注目中流,凝泊一叶扁舟。
在这明快、如歌的柔板中,诗人寓理于象,托物言情,抒情里透着哲学的冷峻,写景中凝着人生的沉思:
因而在人生暮年,
桑榆之景隐现时,
愿天地孕育的光华,
将天地融为一体。
心灵洋溢着宁谧,
在沉静的心悦中升华,
性灵与天地交融,
不分何处天上何处地下。 客体之所以崇高,是因为有一个崇高的主体在欣赏它,康德认为,客体的崇高是主体把对因自己心灵的崇高而产生的敬意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置换”到了客体的身上,从而使客体显得崇高。因而在诗中,夕阳的崇高便是人的崇高,人心的崇高。审美客体的价值在于它对主体的意义。崇高的审美客体应不仅能够激起主体的美感,而且还应使主体得到道德或者是理性上的满足。审美的实践也恰恰是这样,尤其是在文学与艺术中,很少有那种纯粹的美或者崇高。自然景物可以是崇高的,但是比自然更崇高的是人的心灵。于是当“性灵与天地交融”的时候,那种“人生暮年”的崇高使诗人“不分何处天上何处地下。”
孔子说:诗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是心灵和感情的抒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李商隐看到理想濒临破灭时,他并没有绝望,在刹那间摆脱了患得患失的心情,虽有些失望感伤却对未来满怀向往。生命转瞬即逝,诗人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来安慰自己,王勃、刘禹锡则分别以“东隅已逝,桑榆毕晚”和“莫道桑榆晚,为霞犹满天”来激励自己,而苏轼更有“山头斜照却相迎”,“谁道人生再无少?”的豪迈气派,表现了其积极向上豁然超达的乐观精神。
美国现实主义女诗人埃米丽·狄金森在《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亡》中,不仅描写了死亡的片刻,而且还发挥其想象力刻画了通往永恒的捷径:即人生的归宿。在狄金森看来,日落是老年的象征,而它只不过是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而已。死亡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开始。沃尔特·惠特曼为纪念林肯之死而写下的《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开放的时候》,作者以其浪漫主义的豪迈气派,不仅热情讴歌了黄昏落日的壮丽,而且把 它看作是希望的象征。
“那将是新生的春天和农田和房舍的图画,
图画里有四月间日落时候的黄昏,有清澄而明亮的烟霞。
有壮丽的燃烧在空中,燃烧在天上的摇曳下沉的落日的万道金光。
接下来他又写道:
看哪,最美的太阳是这么宁静这么岸然,
蓝色和紫色的清晓吹拂着和风,
无限的光辉是那么温柔清新,
正午的太阳神奇的沐浴着一切,
随后来到的美丽的黄昏,和受欢迎的夜和星光,
全都照临在我的城市之上,包裹了人民和大地。
伟大的灵魂在诗歌中得以不朽和永恒。在诗人看来,夕阳不再是日之暮、岁之暮、人生之暮乃至时代之暮的象征,恰恰相反,它预示着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一生乃至新的时代的来临。夕阳是即将失去的象征,也是重新开始的象征。天地万物,莫不如此循环往复,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是永恒的,人生是圆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