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7:44
报名方式：
新疆小升初网上报名时考生直接通过互联网登录《新疆小升初学校》网站进行报名。
2019年新疆小升初网上报名入口开通后，考生可登录新疆小升初报考服务平台（新疆自治区教育厅xjedu.gov.cn/）或点击下面链接进入小升初报名系统。
2019年新疆小升初考试报名网站 点击进入
报考流程：
各地小升初报考流程均有差异，
1.去各学校官网下载报名表并填写【推荐】或于五一开放日前往各学校向学校索要报名表并填写
2.交给相关学校负责人，领取准考证【学校一般会附一张写有考试时间和注意事项的通知】
3.按准考证上的时间按时到考场参加考试
【导语】
5月8日，珠海市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报名正式开始。记者从香洲区教育局获悉，早上9点报名系统开放后短短两个多小时，有120多名小学和初中新生成功报名。不过，依然有不少家长向记者反映，在报名的过程中，出现了系统繁忙无法登陆的情况。对此，香洲区教育局回应，前三天是扎堆报名的高峰期，预计报名人数将达到总人数的一半，建议家长在三天后错峰登陆系统进行报名。
报名有两大变化
昨日（8日）起至5月31日，珠海市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报名正式开始。记者了解到，今年报名主要有两大变化。今年与往年一样，统一实行网上招生。今年在使用网上申报的同时，还将同时启动手机微信申报功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全流程操作。往年各区新生报名截止时间不一致，今年则全部统一。
今年，珠海市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报名时间统一为5月8日至5月31日。
此外，与往年一样，今年珠海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实行动态分数线，根据学位和报名情况划定分数线。家长应该细读各区教育部门的实施细则，弄清楚孩子所属报名区域和积分办法。
同时，今年因为入户等相关政策的调整，香洲区等部分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分数线有可能创历史新高。为了不耽误孩子，建议积分入学的学生家长做好两手准备。报读公办学校的同时，可以多报一个民办学校，避免到时积分不达标，优质民办学位也满员了。报读民办学校无需网上报名，家长可以直接到校报读。这样，即使被民办学校录取，也不影响报读公办学校。
建议错峰报名
记者获悉，昨日上午9点，珠海市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报名系统开放，今年报名采取网页报名和微信报名等方式。记者了解到，在系统开放至11点半的时间段内，已经有2400多名小学新生注册成功，1200多名小学新生和初中生报名成功。
记者了解到，为应对报名家长过多的情况，香洲区教育部门已采取了应对措施，今年除了可通过网页报名外，还可使用微信报名，并且微信报名开通了三个入口。但报名首日上午仍有不少家长反映，在尝试报名的时候，微信显示系统繁忙无法登录。对此，家长建议，教育部门是否可尝试每个片区用不同的时间段报名，让家长们错开来报名，以此减少系统登不上的情况。
珠海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与信息化科建议报读公办初中、小学的家长可以错峰报名。根据以往的经验，第一天的报名人数最多，随后几天也是高峰期。同时，尽量不要在最后时刻才报名，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就很难补救。
七彩童年，筑梦远航
微风正好，阳光不燥，和着初秋深情的曲调，8月31日早晨，中兴街小学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新一年的家长和孩子们大手牵着小手，满怀喜悦的心情走进校园，准备开启新的校园生活。
孩子们在老师亲切的微笑中，踏进了各自温馨整洁的教室。班主任老师与小朋友互相介绍，一声声“老师，您好!”透露着孩子们的喜悦，一声声“孩子，你好！”表达着老师们真诚的爱意。
新生培训是一年级小学生迈进小学校园的第一步，也是一年级班主任经营班级的第一道关。为了加强幼小衔接，以便一年级新生开学后能迅速适应小学生活，一年级的十位班主任老师在学校的引领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入学教育中。他们利用开学前两周的时间，加强对一年级新生的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以《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中小学生守则》为依据，从课堂常规、行为习惯、课间活动安全等方面对新生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教育。通过教学生坐、立、行、写等姿势，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教学生礼貌用语、卫生礼仪，教育学生讲文明、讲卫生。老师们还将常规编成了一首首有趣的儿歌，浅显易懂，生动活泼。
通过两周的学习适应和强化训练，孩子们已渐渐熟悉了新环境。校园里不再有哭闹声，家长们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再送孩子入校，放手让孩子自己快乐地走进教室。相信通过这样上下齐心，科学有效的训练，一年级新生一定会迅速融入学校生活，展开一段愉快的人生历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格小学生。
除了忙于新生的常规教育训练之外，电子学籍录入是一年级班主任开学初的一项重大使命。校领导高度重视学籍信息录入工作，严格按照“入学建立学籍、一生一籍、生籍一致”的学籍管理原则，规范化管理，确保学籍的完整性、连续性、准确性、真实性。为了确保更好地完成新一年学生电子学籍的录入，教导处夏主任对学籍建立的相关事项、要求等，对十位班主任逐一进行了培训。
各位班主任在教导处的带领下，快速熟悉操作流程。并向家长们详细传达了关于此次电子学籍填写的重要性和要求，就表格填写的细节及注意事项认真细致地进行介绍，并指导家长进行填写。然后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一丝不苟，加班加点采集录入信息，认真核对，层层把关，做到准确无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电子学籍档案录入工作。
养成教育的顺利进行、学籍录入的圆满完成，一年级的小豆包们以新的身份开始远航的号角已经吹响。相信，在我们全体老师地努力下，他们定会在中兴街小学的校园里展开翅膀，绘出七彩童年。
新中国初期的发展
上海解放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之际,人民政府对少儿报刊的出版给予了格外的关照。在对旧有的新闻出版机构进行接管和改造的过程中,先前出版的报纸和期刊基本上都停刊了,但创刊于1922年的《小朋友》却得以继续生存。如今《小朋友》已年近九旬,成为中国报刊史上迄今发行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一本期刊。与此同时,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新的少儿报刊也积极筹办,应运而生。
1950年4月,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后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儿童刊物――《儿童时代》正式创刊。宋庆龄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题词》:“现在,全国大陆基本上已经获得解放,太阳光已照耀到每个人身上,民主的新鲜空气,充满在每个角落,使小朋友们自由地、活泼地创造新的时代。”《儿童时代》这个刊名既是因为其读者处于儿童时代,更重要的含义是希望能伴随小朋友走向新的时代,这是这本期刊的办刊宗旨,也是新社会的要求。
1953年7月,建立不久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创办《少年文艺》,这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本儿童文学期刊,也是很长时期里中国惟一一本专业的儿童文学刊物。在当时政治热情高昂的情况下,《少年文艺》的编辑方针除强调“社会主义的”性质外,还同时强调“少年的”、“文学的”特性。这一编辑方针既体现了“”以来进步的儿童观,使刊物能站立在少年儿童的立场,也认识到文学对少年儿童心灵滋养的价值。该刊对于50年代中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黄金时代的形成、儿童文学作为文学领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的真正确立,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1957年1月,《儿童文学研究》创刊,这是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理论刊物,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两翼的齐头并进。该刊创刊号上“关于童话中鼠雀形象的讨论”,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乃至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发出过预警。同年创刊的还有《上海教育》(小学版)和《上海教育》(中学版),这两本指导教学工作的杂志都重视少年儿童的课外阅读。同年创刊的《少年游艺家》,是一本向中小学生提供课外活动材料的期刊。1959年7月11日,《汉语拼音小报》创刊,这是在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后,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建议创办的,旨在帮助读者练习为汉字注音,练习说普通话,推动文字改革。
此后,一直到1966年“”开始前,上海没有再创办新的少年儿童报刊。纵观这一时期的上海少儿报刊,都是在50年代创刊的,数量不多,品种也少。定位都突出儿童文学、突出教育和力图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同时,与其他类别的报纸和期刊在五六十年代频繁变动、屡遭整顿相比,少儿报刊尚属稳定。
“”开始后,上海原有的少年儿童报刊全部停刊,当代少年儿童报刊出版史和当代儿童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惨痛的空白页。1967年7月,《少年报》(“”时称《红小兵报》)创办。1971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作出关于“开放图书”的指示,少年儿童报刊出版逐渐恢复。此后,《儿童歌声》《中学科技》《上海少年》《看图说话》和《少年科学》陆续创刊。
新时期的繁荣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上海少年儿童报刊开始蓬勃发展,并迎来了历史上最为繁荣的黄金期。
上世纪80年代,是上海少年儿童报刊创办最多的时期,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间,上海新创办了近三十家少儿报刊。90年代,兴办之势依然不减。这一时期的少儿报刊,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丰富,顾及少年儿童日益增长的方方面面的阅读需求。综合类有《为了孩子》《小主人报》《上海教育报》《我们一百万》《小伙伴》《少女》《家庭教育报》《上海托幼》《当代学生》《学生导刊》等。其中的《小主人报》,是一张由14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自己担任采访、编辑的报纸,开我国少年儿童自办报纸之先河。《少女》则是新中国惟一一本以少女为读者对象的综合性刊物。科技类有《动手做》《小学科技》《上海青少年科技报》等。1984年6月1日创刊的《儿童计算机世界报》,系中国第一张指导少年儿童学习电子计算机的专业性报纸,由邓小平题写报名。该报创刊缘于那年2月,小平在上海观看由中国福利会儿童计算机活动中心培训的孩子操作计算机表演后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学习类有《中文自修》《ABC拼拼读读画报》《上海学生英文报》《英语自学》《小学生学习周报》《中学生知识报》《写字》《作文世界》等。健康类有《青春与健康》《上海优生优育》。动漫类则有《动画大王》《卡通王》和《卡通先锋》。
八九十年代新创刊的少年儿童报刊中,文学类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对推动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其中有茅盾题写刊名的《儿童诗》,该刊的出版预示着我国儿童诗歌乃至整个儿童文学创作将迎来全盛期;《巨人》是中国惟一的大型儿童文学杂志,有儿童文学界的《收获》之誉;《儿童文学选刊》是中国惟一的,也是最权威的儿童文学选萃性期刊,成为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缩影;《故事大王》定位于通俗儿童文学,该刊自1984年起举办“全国故事大王选拔邀请赛”,在全国影响广泛;《幼儿文学报》系中国第一份专门刊发幼儿文学的报纸;1985年5月7日创刊的《童话报》,是全国惟一的一份专门刊登童话作品的报纸,冰心为之题写报名,该报对于童话创作的复苏和振兴具有标志性意义;《儿童剧》是中国第一份研究、介绍儿童戏剧的刊物。其他新创办的文学类报刊还有《万花筒连环画报》《娃娃画报》《哈哈画报》等。
新世纪的新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上海少年儿童报刊呈现出不断创刊、扩大规模、持续调整的局面。
新创刊的报刊有《活力派》《中国儿童文学》、《英语突破》《海外求学》《新读写》《漫动作》《棒棒英语》《略知一二》等。上海少年儿童报刊多元化的整体格局,至此基本建立。
近来,中国报刊业全面进入市场在运行轨道。面对市场选择,面对消费者,上海少年儿童报刊表现出积极扩张的姿态,通过各种整合手段进行扩容,这主要表现在组建报刊集团、加快出版频率、调整品种结构、建立全新合作机制、拓展多媒体平台以专业化和细分化适应市场需求。
2001年,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成立,下辖少年报社、上海中学生报社、家庭教育时报社、上海教育杂志社等少年儿童报刊出版机构。2003年9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加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后,又随该集团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8月,儿童时代社与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合并,组成了集图书、期刊、报纸于一体的综合性出版社。
集团规模效应加快形成了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市场主体。在细分化市场的理念下,上海少儿报刊迅速扩容增量。《儿童时代》增出《幸福宝宝》和《快乐苗苗》,形成了覆盖从学龄前到小学高年级这一完整年龄段孩子的旬刊。以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娃娃画报》,增出面向婴幼儿的《年轻妈妈之友》。《少年文艺》增发下半月刊《阅读前线》,成为一本少年“读者文摘”。原先面向小学生的《作文世界》,先后增出初中版和高中版,由此顾及了不同学习阶段的中小学生,形成完整的读者链。《当代学生》扩容后非但包括从小学到中学各个阶段,甚至将小学阶段更细分为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每个年级都有相应的版本。《家庭教育时报》则另行推出《高招周刊》《自学考试专刊》和《家庭立业周刊》。以小学低年级学生为对象的《好儿童画报》,增出以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为对象的《童话故事城堡》杂志,并替代《童话报》。《中文自修》《为了孩子》《上海托幼》《健康娃娃》等也纷纷增出下半月刊。2002年1月1日,《少年报》更名为《少年日报》,天天出版,成为中国目前惟一的少年儿童的日报,读者对象则从小学生一直延伸到初中生。
与此同时,为更好地适应市场,一些报刊或更名或改刊:《家庭教育报》更名为《家庭教育时报》;《上海青少年科技报》更名为《青少年科技报》;《儿童文学选刊》和《儿童文学研究》改刊为《中国儿童文学》;《小伙伴报》改出《时刻准备着》杂志;《青春与健康》则改版为追随国际时尚潮流的《健康女孩》。
这一时期,上海少年儿童报刊开始尝试合作之路。其中最突出的当属2003年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与上海教育报刊总社合作推出《新读写》月刊,依托双方各自的优势,《新读写》在市场上学习辅导类期刊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开拓出崭新的局面,发行量迭创新高。2005年,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儿童时代社达成合作,共同主办《哈哈画报》。之后,该刊以全方位、多功能的新颖阅读方式一改以前的少儿杂志形态,独一无二的装帧设计,使其成为中国第一本获得国家专利的少儿刊物,也是中国第一本进入高端杂志行列的少儿期刊。该刊还与哈哈少儿电视频道配套组合,形成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的有机融合、立体呈现。这一全新的合作机制,为传统的报刊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同时,上海少儿报刊也以开放的姿态,与国外报刊业进行交流与合作。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少年科学》与法国巴亚出版社的科普杂志《IMAGES DOC》进行版权合作,引进该刊的最新内容和设计,成为体现国际先进水平的少儿科普读物。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略知一二》,也采用了国际合作的模式。
现阶段的调整
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上海少儿报刊业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随着报刊数量的增多,同质化倾向突出,内容和装帧设计都很类似。
二、有的报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缺少社会担当意识,造精神缺失,格调不高。
三、品种的丰富性还不够,在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情势下,教学辅导类依旧占据主要市场份额,其他品种则显得单薄、乏力或者还没有得到开发。
四、文学类一直是少儿报刊的中坚力量,但在纯文学报刊总体下滑的趋势下,怎样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适应读者新的阅读口味和阅读需求,还缺少更新的思路和更有效的办法。对于包括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作品题材对时代、对现实生活、对少年儿童身心特征等的贴合这些课题,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题材、风格的多元化、多样性尚未得到最大的呈现。
五、资源整合尚未形成更大的格局,对跨媒体合作,从认识到具体操作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六、在电子出版物日益形成气候的情况下,虽然少儿报刊纷纷上网,但这只是最浅层的回应,对新媒体总体上缺乏认识,缺乏开拓意识。网络的发展,开启了更多的阅读界面,电子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互动化随着技术的发展愈益成熟,新的出版介质和新的阅读方式已经崛起,作为传统的纸媒介的报刊,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七、缺乏现代报刊经营理念和实践经验,发行手段总体上还比较单一、落后,总体营销还没跟上,完整的产业链还没建立。
八、少儿报刊的广告业务始终没有打开局面,至今尚未深度介入广告业,也没有积极地发挥自身的特点,为广告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营的发展。
九、由于受现行体制的制约,既没有形成完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优胜劣汰的机制,致使有些市场表现良好的报刊因为没有刊号只能四处打游击。而市场表现一般甚至较差的一些报刊,却不愿退出市场,或平庸度日,或以合作名目出让刊号,坐收所谓的“管理费”。
十、作为国家总体文化产业链的一环,如何在资本市场上有效运作以在经济上保证少儿报刊的发展,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这些问题和不足是在少儿报刊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也只有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和完善。2009年,在多年的扩张扩容之后,上海少儿报刊表现出了应有的冷静,推出了一系列调整的举措。比如《中国儿童文学》由季刊改为月刊,内容全部为刊登精选的儿童文学作品,读者对象改为面向中小学生,此举可视为认识到了应将儿童文学作品传送给作为接收本体或终端的最广大的少年儿童读者。市场表现出色的《故事大王》,扩增页码。历史最悠久的《小朋友》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不仅增出下半月刊,还改为大16开本,面目一新。市场认知度高的原《芝麻开门》纳入《好儿童画报》,体现出对品牌价值的重视和利用。《卡通王》则改版为《童画城堡》,重新定位成一本针对儿童、家长和儿童消费商家的卡通时尚商业杂志。
关键词：小骂大帮忙；新记《大公报》；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K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79-01
1902年创刊并延续至今的《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文学泰斗季羡林先生称其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小骂大帮忙”主要指《大公报》在报道新闻时对采取的态度：在小的、细枝末节的地方对进行批评，而在大的、政策方向上的问题采取“捧”的方法。前者用以增加报纸可读性及可信度，吸引更多的读者；而后者用以帮忙拢络人心。这被认为是民营媒体在那一时期最成功的做法。
一、对“小骂大帮忙”的不同观点
针对《大公报》对集团“小骂大帮忙”的观点，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对这一观点的批评，以《进步日报》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为代表的：“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罗罗，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和统据国家的法西斯匪首，这一观点受当时国内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影响较大。
二是以方汉奇代表的一批报人们，否定“小骂大帮忙”的这一说法，他在文章中提出：《大公报》对政府不仅是小骂也有大骂，而对共产党的骂多数是不了解情况骂错了，原因一是阶级局限，二是有张季鸯个人对蒋感恩图报等原因。
二、“小骂大帮忙”的含义和由来
首先应该确定《大公报》对政府实行的“小骂大帮忙”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治上，“小处批评，大处帮助”，二是在目的上，以“小骂”的手法起到“大帮忙”的作用。新记《大公报》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重要表现。其次来看“小骂大帮忙”的由来，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小骂大帮忙”便与《大公报》联系在了一起，作为新记《大公报》的代名词。
三、客观分析“小骂大帮忙”
（一）时代背景和阶级局限性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新记《大公报》初期，正是统治时期，在白色恐怖的时代《大公报》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靠拢政府，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吴胡张三人虽能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四不原则，但其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来批判政府。所以“小骂大帮忙”决定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那个时代是必须依靠大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的。
新记《大公报》秉承“不党、不卖、不私、不看”的四不原则，开创了我国文人办报的先河。吴胡张三大创始人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虽提出“不党”的原则，但“不党”不等于“中立”，它也能有自己的立场。有些人虽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长时间以来形成的价值观会接近于某个党派的阶级立场。
（二）《大公报》的爱国主义
1943年《大公报》在抨击新闻检查制度时，曾深刻地指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也就乏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般民众以为反正报纸都是政府地应声虫，不会有真知灼见，而国际读者也以为你们的报纸没有独立精神，而不重视，到那时报纸虽欲对政府帮忙，也就没有力量了。”这句话道出了“小骂大帮忙”的初衷，也道出了《大公报》一切为国家利益着想的深刻内涵。
《大公报》的爱国主义是不可否定的，“小骂大帮忙”正是实现其爱国理想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维护民族利益与国家安全，是值得肯定的。
（三）《大公报》对共产党态度的转变
如果说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公报》维护政府的反动统治，是《大公报》对政府“大帮忙”的重要体现。那“四一二”后，《大公报》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屠杀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热情讴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顽强。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它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由对到对共产党，在新记《大公报》后期，《大公报》“小骂大帮忙”在很多时候都是在“帮忙”共产党的。
四、现实的借鉴意义
“小骂大帮忙”虽是近一个世纪前报纸生存所采用的方法，但它的深刻内涵或说是延伸的意义对今天中国的新闻界特别舆论监督方面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我们可以把“小骂”解读为媒体对于不利于国家民族、人民利益发展的社会弊端进行舆论监督，“大帮忙”则是媒体对促进国家未来发展、化解社会矛盾以及发挥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利用“小骂”我们可以增加媒体的可行度，从而扩大媒体的影响力及影响范围，使“大帮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有利于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使政府更好得行使自己的职能。
“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它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作“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但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邸”原是指古代朝觐京师的官员在京的住所，它最早出现于战国。颜师古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邸”后来成为地方高级官员驻京的办事机构，为传递沟通消息而设。“邸报”之称即由此而来。“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一种新闻方式。据史书记载，在开元和大中年间，存在过一种“系日条事，不立首末”的开元“杂报”，唐朝末年孙樵(即孙可之，字隐之)在《经纬集》中所写的有关“开元杂报”的文章，是关于邸报较旱也较详细的记载(当代新闻史学家对有无“开元杂报”一说持怀疑态度)。唐朝的邸报已经使用纸张，并且用雕版印刷的《开元杂报》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印刷报纸。《中国雕版流考》一书曾这样描绘过它的形式：“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最近在伦敦发现的敦煌邸报，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它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关于唐朝时期的封建官报的记载，在《全唐诗话》和《唐语林》等书中均有所见。唐代的邸报仅供藩帅等少数官员阅览，从今天的眼光看，只不过是报纸的一种雏形。进奏官除传达政府公布的消息外，还通过邸报向本镇提供朝廷及他镇的各种情报。这样做当然为朝廷所忌，但由于进奏院为藩镇自置，进奏官昕命于藩镇，朝廷对邸报的并不能完全控制。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进奏官作为藩镇派驻京师的代表也愈加猖狂，甚至直接干预朝政。如光化三年(900年)，中尉刘季述等幽废昭宗。“诸道邸吏牵帝下殿，以立幼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更谈不上对邸报实行管制了。
宋代邸报
由于印刷术的应用，邸报能够大量复制，读到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邸报的发行数字已难以查考，但通过宋人有关的文字可以看到，邸报在当时相当流行。苏轼《与王元直书》中提到，他在被贬地黄州能读到邸报，“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又有《小饮公瑾舟中》诗：“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访船窗柳影中。辍我东坡无限睡，赏君南浦不赀风。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诗末自注云：“邓滁人也。是日坐中观邸报，云迂叟已押入门下省。”这首诗是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黄州量移汝州的途中从邸报上获知司马光人相的消息时所作。可见，邸报在当时传布于各地，是人们了解朝政信息的重要渠道。值得注意的是，邸报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中，有“卖朝报”一行。有人以卖报为业，说明邸报刊布甚广。
宋代新闻管制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在雕版印刷术日渐盛行等因素的推动下，在宋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假新闻如影随形，泛滥成灾。宋廷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义利观”的冲击、政治分野与学术歧见引发的激烈党争、新闻传播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忽性竞争等原因，宋代的新闻造假活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于是，宋代统治者不得不对新闻采取了新闻管制。中央直接管理邸报，意在控制新闻权，将新闻传播纳人为政府服务的轨道。通过邸报统一朝政信息，有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和行政上的统一。在充分发挥邸报上意下达的作用的同时，朝廷也对邸报的内容严格把关，防止那些于政府不利的消息在邸报上刊登。邸报流行愈广、影响愈大，政府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也就愈加严厉。从文献上看，邸报上的新闻主要有以下限禁：
灾异。水、旱、蝗灾及日蚀、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不满和警告，传播开来有损于帝王的威望。甚至会引起人心不安，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秘阁校书知相州杨孜上言：“进奏院逐句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为吏者。积习因循，将灾异之事悉报天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煽惑，遂生观望。京东逆党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谋。况边禁不严，细下往来。欲乞下进奏院，今后唯除改差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报，其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院官吏并乞科违制之罪。”这一建议为朝廷采纳后，灾异方面的消息。便很少见于邸报。
军情。对涉及边防军事、兵变、农民起义等方面的消息，一般不准邸报报道。如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沂州虎翼军卒王伦发动兵变，与官军对抗，“江淮军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枢密院，责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哲宗元五年(1090年)七月则明确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
朝廷机事。宋代各朝都严禁传播朝廷机事，对邸报限禁尤严。仁宗皇四年(1052年)九月诏：“访闻诸州进奏官日近多撰合事端誊报煽惑人心，将机密不合报外之事供申。今后许经开封府陈告。……今后只得以枢密院送下报状供申逐处施行。”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五月尚书省言：“进奏官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如违并以违制论。”
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诏：“臣僚章疏不许传报中外，仰开封府常切觉察。仍关报合属去处，内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自合传报。其不系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辄传报者，以违制论。”
为了加强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使有关的禁令得到贯彻，从真宗成平二年(999年)起，对邸报实行“定本”制度。“定本”制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也是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定本制度：根据进奏官采集来的各种发报材料。经本院监官编好，送请枢密院或当权的宰相审查通过后产生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定本即经官方审定后的邸报样本。进奏官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不得超过范围。定本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加强了当时统治者对邸报的控制。迫使进奏官们只能按照当局允许的内容
进行传报活动。使邸报能够更好地贯彻皇帝和重臣的意图。邸报的内容由于多受限禁，许多为读者关心的新闻得不到报道，“定本”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有人抱怨说：“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特别是在时局紧张、社会动荡的时候，邸报受到的限制更多，更是不能满足读者了解形势的迫切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打破官方新闻限禁的私营报纸，即“小报”。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小报产生于北宋，流行于南宋。人们暗中把小报称作新闻，这是将报纸和新闻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
北宋后期，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六月诏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十月，臣僚上言：“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所以久矣。而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又言：“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门院子，专以探此等事为生。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出一纸，以出局之后省、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资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人性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这段材料对小报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同官方的邸报相比，私营的小报更具有新闻性。它信息灵通，报道及时，往往抢先发表消息，其内容大多是邸报上不许发表、人们又很想知道的事情，所以很受欢迎。从“日出一纸”来看，小报俨然是日报，传播的范围也很广，能够“遍达于州郡”。当然，小报上的消息不一定完全准确，由于出版在事情发生之前，有时不免中途变化，或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是大家要看的是新闻，而不在意报纸的真假，于是看报的人欢迎，办报的人赚钱，小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以小报为先，以朝报为常”的局面。小报的发行人是使臣和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中下级官员及书店主人。小报报道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令、臣僚的议疏章奏等，但由于小报触犯了统治者的议论朝廷之禁和新闻泄露之禁，所以就受到了统治者的查禁。到了南宋，人们开始把这类非法新闻称为“小报”。小报的流行，当然为政府所不容。自小报产生起，当局就将其视为非法出版物。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正月诏令：“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日小报，传播中外，骇惑听闻。今后除进奏院合行关报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当重决配。其所受小报官吏，取旨施行。令临安府常切觉察禁戢，勿致违戾。”淳熙十六年(1189年)闰五月又下诏令：“今后有私撰小报，唱说事端，许人告首，赏钱三百贯文，犯人编管五百里。”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对惩治小报作出更为严厉的规定：“诸听探传报漏泄朝廷机密事者，若差除，流二千五百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非重害者徒三年，各不以荫论。即传报实封申奏应密之文书，并撰造事端誊报惑众者，并以违制论。以上事理重者奏裁，各许人告。于事无害者杖八十。”在不断加大对小报惩治力度的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进奏官的管理和监督，禁止进奏官私下向小报提供信息，并且命进奏官以五人为一组作连环保，互相监督。此外，还加强了宫廷和政府机关的门禁，加强文书保管工作，禁止近侍人员和省、部、寺、监等官署当差人员泄露朝廷机事，以堵塞小报的新闻来源。
10月17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欧洲版同步由对开大报改为四开小报。在金融机构汇聚的香港中环，新版《华尔街日报亚洲版》与《金融时报》、《南华早报》等传统对开大报并列摆放在报摊最上层，等待读者作出选择。
上述改版仅是《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Dow Jones & Company，纽约交易所交易代码：DJ）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变革举措之一。
就在亚洲版、欧洲版改版前夕，10月11日，道-琼斯公司的旗舰《华尔街日报》美国版也推出了改版计划，欲在2007年之前改为“窄报”，同时加强报纸与网站的互动。
《华尔街日报》报系三份报纸同时启动改版，非仅尺寸改小这么简单，而是折射出母公司道-琼斯近年来在巨大经济压力之下的求变之举。
尺寸之争
长期以来，对开尺寸一直被视为严肃性报纸的重要表征。对于《华尔街日报》此次改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夏伟（Orville Schell）向《财经》表示，改版分明是朝“小报”方向发展，是为了增强竞争力、吸引年轻读者而作出的“近乎绝望的努力”。
《金融时报》亚洲版出版人、总编辑李尔庭（John Ridding）对此则相对宽容，“我们对于报纸尺寸并不迷信，而是持相当实际的态度。对报纸来说，新闻品质永远是第一重要的。”
改版后的《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头版保持了最受读者欢迎的“What’s News”栏目，但不再刊登可以通过网络版获得的前日股票交易信息，而只作趋势性、有重点的数据整理和分析。
此外，头版文章由原来的六七篇减少至一两篇。《华尔街日报亚洲版》主编蔡翔祁强调，改版并不会令报纸新闻量减少，或导致任何风格上的变化。以往出现在头版的文章都会在内页出现，报纸会因此变厚，达到每期30多个版面。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只是近年来英文报纸“瘦身运动”的又一个参与者。2004年11月1日，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英国《泰晤士报》正式改为四开小报。此前，《泰晤士报》在改版期间曾一度采取大报、小报同时发行的试探，鉴于市场对小报反应良好，方始决定全面改版。
此次一步到位式的改版，显示了对小报版式的充分信心。道-琼斯公司为改版进行的读者调研显示，身处网络时代的读者由于经常面对电脑屏幕，已经形成了“小尺寸内阅读”的习惯，而惯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读报的受众，其阅读空间也很有限，“小报”正是适应了这种趋势。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美国版于10月11日宣布将报纸宽度缩减五分之一，在形态上更接近国内的三大“窄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今日美国》。
莫顿媒介咨询公司专家约翰莫顿（John Morton）认为，“窄报”潮流自上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华尔街日报》美国版的加入加强了这一趋势。
纽约时报公司(New York Times Co.)发言人凯瑟琳马茜丝（Catherine Mathis）表示，虽然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但公司已在考虑缩减《纽约时报》的宽度。在1999年至2002年间，纽约时报公司已经将旗下多家地区性报纸实现“瘦身”。
网络与平面联手
在《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的编辑们看来，“融合报纸与网络”才是本次改版的核心理念。“小报化”绝非只是尺寸上的变化，而是更多地意味着编辑原则的创新，从而引导读者深入阅读。面对无处不在的网络新闻，报纸必须提供增值服务。
为此，新版《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改变了沿用了上百年的报头，在头版“华尔街日报”报头之下以水印方式刊出网站标识。报纸导读栏亦指向网站相应报道，同时，网络版也会对报纸即将刊出的深度报道作出预告。
为加强网络版，道-琼斯动员了旗下遍布全球的记者。道-琼斯在全球拥有近1800名记者，这些记者可24小时不间断地向网络版供稿。《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是全球最大的付费新闻网站，有付费用户近75万人，它将和道-琼斯通讯社、《华尔街日报》共同构成道-琼斯的新闻平台。
对于全球性大报而言，网络实现了跨时区的新闻整合――比如亚洲版的记者在上午发稿，以配合美洲版的发稿日期，纸媒和网络编辑在一起工作，最新新闻可随时上网。而网络也已渗透到传统媒体的每日流程之中，全球的新闻报道都在随着网络而加速。
道-琼斯“加减法”
近年因网络泡沫破裂，IT业和金融业迅速由波峰跌至低谷，亦殃及财经类媒体的广告市场。2001年，《华尔街日报》系三份报纸的广告量均同比下降三成，至今未能恢复。母公司道-琼斯的股价亦在五年从最高位总计下跌了50％。
道-琼斯财报显示，公司今年一季度净利润仅为818万美元，同比下降54%；二季度更是同比下降了97%。《华尔街日报》两大广告收入来源中，IT广告同比减少19%，金融类广告则缩水近20%。
时下，开源节流已成道-琼斯当务之急，公司近一年来的一系列举动，均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加减法”。
首先是在2004年12月，道-琼斯对旗下《远东经济评论》进行改版，由之前的周刊改为月刊。进入2005年，变革步伐陡然加速――
1月，道-琼斯投资5.38 亿美元收购美国金融新闻网站“市场观察”（MarketWatch）；
7月，道-琼斯公司与NBC环球(NBC Universal)签署协议，向后者转让其在CNBC (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欧洲台、亚洲台各50%的股份，以及在CNBC 世界频道25%的股份。
9月，《华尔街日报》系三份报纸均推出周末版，系消费类副刊，以吸引更多的B2C（公司对个人）广告，改善之前单一的B2B(公司对公司)广告结构。
道-琼斯公司主席兼CEO彼得卡恩（PeterKann）说：“我们一直在投资一些我们有竞争优势的新兴事物，例如周末版和‘市场观察’，对平面和网络媒体的运营模式作重新定位，同时退出那些非优势领域。”
但市场分析师普遍将《华尔街日报》三份报纸的改版视为缩减开支的商业决策。据道-琼斯估算，亚洲版、欧洲版由大报改为小报可令公司每年节省1700万美元成本。同时，《华尔街日报》美国版改版预计投入4300万美元，期望从2007年起每年节约成本1800万美元。
摩根大通分析师费瑞德里克希尔比（Frederick Searby）认为，“这是又一项缩减开支的行动。”道-琼斯还可能将旗下商业杂志《巴伦周刊》（Barron’s）改版，以进一步缩减开支。德意志银行也在分析报告中称，这一举动证明道-琼斯非常清楚他们需要削减开支来获得“正常”的利润水平。
【关键词】民国报人；成舍我；平民商业性；报刊
中国报刊的历史有一个渐进过程，即从宗教性报刊到商业性报刊、从党派论争的政论性报刊到面向广大普通民众的平民化报刊。民国时期平民化报刊的特性是：商业性和平民性结合得比较紧密，政治进步性也很出彩。成舍我参与创办的报刊比较明显地显出了这些特性，那就是立足大众的平民化，追求政治的进步性和报刊经营的商业性成功。
一、中国平民性报刊的演进史
1.晚清以来的平民性报刊
平民化是报刊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走的一条必由之路，即使是在清朝嘉庆、道光时期由洋人传教士开创的宗教性报刊小册子，也是以向平民传播基督新教为手法，在民间免费散发。比如英国新教传教士、隶属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所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以“耶稣加孔子”的模式在民间通俗性地进行宗教理念宣传。到后来逐步发展的、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产生的商业性报刊，诸如洋人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华文）、《遐迩贯珍》（香港、华文）、《六合丛谈》（上海、华文）等，这些报刊为了自身的传播影响，加之殖民地和租界本身的经济发展需要，都是面向华人社会的广大民众。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更是开了面向平民大众的报刊成功先河，《申报》的办报宗旨是“义利兼得”，以为民请命、敢于抨击时弊的“义”拉大旗，吸引读者，从而产生巨大的发行量，产生利润；同时以影响力、广告利润为报业的进一步扩张奠定基础。晚晴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小白菜案就是被《申报》披露最后得以昭雪的，这份报刊，影响深远以至于慈禧太后的宫中也要备一份待阅，可见平民化报刊在晚清以来的受欢迎程度。
2.办报成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
由于1906年清廷停止科举，文人传统的耕读、就仕之梦进而破碎，做乡间教员、官衙幕僚、经营生意或做买办账房等成为读书人的一般出路，更有不少经过康梁“新学”熏陶的知识分子转而经办报纸，办报纸一能得以经济成就，二能借此平台换取志向、心声的抒发而立德立言、拯救苍生，如同参政、议政一样，实现其在科举幻灭之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固有抱负。
在办报的过程中，除了那些政论性报刊容易昙花一现之外，平民化报刊走中间道路，存续时间较长。这些平民化报刊采写政治消息的变动但不陷于政治之争，只是采取“有闻必录”的态度，同时特别增加民生与社会信息，这些信息一能开阔视野，开启民智，广受读者喜欢；二能为平民说话，无论从写作角度到评论立场都站在普通阶层的立场上；三是文字平白、浅显通俗，但追求人人易懂，论理符合天理人心，体现社会公道。
以后的报刊为了经营上的考量或者为了宣传上的影响，都把平民大众作为重要的读者对象，创办、经营各类平民报刊，除了发行面大而获取利润高、完成作为商业报刊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能以为平民说话、为中下阶层民众提供有价值的社会信息和新闻变动为主要出发点，争取平民读者，赢得呼声，完成旧一代有为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人生理想。出身没落封建家庭的民国报人成舍我即如此，他少年即立志新闻业，而且有较早办报的经历，他的报纸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思想趋向进步，同时善于立足于平民化报刊获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
二、成舍我新闻思想的形成
1.少时家庭变故的经历使之感受“新闻为平民说话”的力量
成舍我原名成勋，“舍我”是其在五四之后的笔名，意即“当今之世，为民请命，舍我其谁”。其祖籍湖南湘乡，1898年即那一年生于南京，其祖父曾做过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幕僚，其父成壁，曾任安徽地方县级典狱等官职，成舍我出身封建低级官僚家庭。十岁时，其父因当地监狱事端而深受官司缠身，身陷囹圄，家人各处奔走求救，得当时《神州日报》记者的仗义执言，才洗刷冤屈，得以平安。
《神州日报》是同盟会人士于右任创办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在清末以敢在报端咒骂清廷官僚为“”“夜鬼昼行”而著称，以申斥政府昏暗、揭露清廷统治下民不聊生而闻名于世。成舍我少年时因此家变，就感受到了《神州日报》这样的报纸和报人为落难者、为平民说话的力量，崇敬记者职业为民请命的神圣。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十四岁的成舍我开始撰文向《民报》投稿，《民报》是孙中山等人创办的革命性报纸，宣传三民主义，同保皇派作斗争。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党为了谋求发展壮大，获取新鲜力量，成舍我“被集体”加入。成舍我十六岁时，被《民报》聘为外勤记者，从此，开始了其近八十年的职业报人生涯。
2.从事进步宣传，反映军阀统治下的社会民生
在当时，有正义感的报人的新闻思想是自由而激进的，认为新闻和报人有“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梁启超语），认为“报纸是社会的教科书，记者是民众的教员”。他们重视报刊传播思想、传递信息的功能以及倡导国民、启迪民智、扶助贫弱的作用，强调利用报刊做投枪，进行对社会的舆论监督。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成舍我开始积极从事办报活动。1915年，安徽省督军倪嗣冲大肆逮捕孙中山革命派的人，成舍我转道辽宁奉天（今沈阳），任《健报》副刊主编兼总校对。1916年袁世凯复辟之时，成舍我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民国日报》工作，民国日报以讨袁为主旨，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创始人是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时期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因为陈其美为同盟会元老、的恩兄，成舍我因此在《民国日报》工作时期接触到了大量的早期的高层政治人物，与蒋氏系统的人脉也颇丰，这为他日后办报的成功和形成贯通民国时期上下各个阶层的采访交际态势奠定了基础。
1918年初，在陈独秀、的建议和推荐下，成舍我入北京大学深造，同时经介绍入天津《益世报》的北京版从事兼职编辑工作。《益世报》是当时国内较为正义的大报，虽最初为教会报纸，但是表现出了“敢于为中国人说话”的品质，以立论公正自由、反映民间疾苦而闻名，很多大家如梁实秋、张恨水都曾给它撰文写稿，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也为《益世报》写下了50余篇海外通讯。成舍我在《益世报》这样的优秀报刊风格下，逐渐形成了追求真理、不畏强权，追求新闻客观公正的价值观和办报理念。
“五四”运动后，段祺瑞主政的一段时期，成舍我第一次以笔名“舍我”在《益世报》上发表了题为《安福与强盗》一文，直批皖系段氏系统的政治。安福指安福系，是当时皖系的智库团，因为经常在北京的安福胡同聚会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徐树铮、王揖堂等人，1920-1926年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成舍我由于得罪了安福权贵，致使《益世报》被停刊三天，同时也成就了成舍我的声望。在以后的报业生涯中，成舍我因为报纸言论开罪于军阀张宗昌等政客以及的亲信、受建筑商贿赂的新闻宣传大员彭学佩等，报馆被查甚至人身被拘禁的遭遇屡有发生，但他始终坚持以报道真相为己任，从不屈服。“正是源于追求报纸的真实客观，成舍我成为历史上受到挫折最多的报人，坐牢近20次，报馆封门不下10次，甚至险遭皖系军阀的残酷屠刀。”[1]“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2]
三、从“世界报系”到《立报》：以平民性为目标的报业商业经营的成功探索
1.崛起北平，平民化报刊体系“世界报系”的创建
在积累了十余年办报经验后，1924年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并一举取得成功。“创业初期，报馆设于西单手帕胡同三十五号成舍我的家中，他集记者、编辑和老板于一身，十分辛苦，往往清早出门，去国会和各部院采访，有时还去鸦片馆、饭馆、酒店打探消息，总有独家新闻被他采访到，下午就可见报发行。报社外勤记者龚德柏利用懂日文的优势，每天都跑到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闲坐，与馆中人拉近关系。”[3]
成功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动荡时局，南方有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和北方对峙，北方的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时局的变动产生新闻，世界的变动产生信息，北洋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的乱象、军阀政客的倒行逆施、社会名流逸闻轶事爆发式的出现，政界、军界、金融界、娱乐界的消息以及平民生活、贫民苦难、地震水灾等，使中国成为最热闹的新闻采集场，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变动，新闻量激增。二是当时报界发展的生态环境较为宽松。生态环境即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当时政府对报业的压制较少。北洋政府从1912年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再到1928年进北京赶走北洋最后一任统帅，在北洋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的17年间，军阀走马灯似的更替不停，换了47届内阁，平均几个月就换一次内阁，这种政局的变换更替客观上形成了报业环境的宽松。例如，1918-1922年是徐世昌大总统时期，徐较为开明，社会较为平稳，有《中华民国约法》作为总的大法，约法中所规定的民众办报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基本上都名义上能兑现。徐世昌之后曹锟贿选、冯玉祥兵变、段祺瑞和依次执政，军阀之争淡化了对新闻的约束，虽时有军阀残害报人、压制新闻的现象，但军阀们也会利用报刊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为自己摇旗呐喊，加之民国的宪法毕竟也规定了民众的办报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成舍我的这种民生类报刊基本就相对发展得特别迅速。三是这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战场上争夺利益，无暇顾及远东事务，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以至于相关的诸如电报、印刷、造纸等技术和广告业等经济领域也都大为进步，为新闻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直接的便利。
成舍我在《世界晚报》风行京津、成功积累资金后，紧接着于1925年2月办《世界日报》，当年9月又创办了更加通俗的《世界画报》，这样就形成了成氏的“世界报系”，几乎占领了北方报业发行的所有时段和新闻市场。特别是其《世界画报》的创刊，由于图画和摄影照片的大量采用，其中手绘的人物与场景逼真，栩栩如生；摄影照片印刷精美清晰，真实可信，使得当时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百姓也能从画报中读出时局变动，拓宽了宣传面，加强了新闻时事的有效理解，使得读者对事件以及新闻当事人的面貌、各地风土人情等大量感性化获知。在当时中国各地通信不发达，消息闭塞的情况下，画报内容使新闻形象化地跃然纸上，对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通俗的做法使得成舍我在北京报界立住了脚跟，成为其他报业经营者效仿的榜样。
2.进军南京报业市场，创办民国首都的《民生报》
要想办报就要找准新闻市场。1927年，在“世界报”系掘得了办报的第一桶金之后，成舍我名气渐大，为了向全国报业市场进军，成舍我决定在的国府所在地南京创办《民生报》。当时的正逐步攫取全国性政权，南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近代化发展中的首都核心，的技术官僚正在积极建设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城市圈乃至范围扩大到长江流域下游以及华东地区的城镇核心圈，南京的城市建设正在进行，城市面积在扩大，道路在延伸，市民阶层、读者队伍和报纸市场正在培育，这些都为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这样的平民阶层报刊创造了条件，“首先，他把《民生报》办为小型报，不但节省了篇幅，更节省了报纸的成本。‘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更使订户猛增；其次，在版面编辑上，他主张‘小报大办’，版面上文字紧凑、精简，文章短小精悍。”[4]报纸“一年后就发行到1.5万份，有时日发行高达3万份，超过了《中央日报》的销量”[5]，最终成为华东地区在百姓心目中有影响力的著名报纸。“在此时期，成的办报方式开始迈向大报小型化、小报大办，报纸的一些运作方式，如‘精编精写’‘大众化’等得到了具体实践，为后来上海《立报》的崛起提供了实践空间。
因此，南京《民生报》时期是成舍我报刊思想的重要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为了民生报的顺利创办和发展，成舍我周旋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之中，同李石曾、程沧波等CC派人物来往频繁。”[5]这些都为他日后做大报业奠定了人脉基础。
3.远赴欧美，学习商业报刊经营经验
为了更好地面向广大普通百姓发行报刊，打开报业市场，成舍我决定学习西方廉价报刊的经验。1930年初，成舍我在元老、北平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的李石曾的赞助下历时一年出国考察。李石曾其父乃是清同治帝的老师李鸿藻，李石曾早年曾随清驻法公使到法国游历，后来回国组织过国内青年学生留法事宜，对英法社会很熟悉。在李石曾的建议和帮助下，成舍我先到历经过百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报刊自由度较大的法国进行报业考察。法国从1789年第一共和国到波旁王朝再到第二、第三共和国，历经百年时间直到1881年争取到新闻自由，历史的洗礼使得法国形成西方成熟的新闻业态。到法国后，成舍我又到瑞士日内瓦参加了世界“万国报界公会”的会议，后又转道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报界公会发表演讲，这次演讲使得我国的报人也开始在世界报业体系中出现独立的身影。然后成舍我再经德国、英国等地考察后渡过大西洋到美国考察，美国是当时报纸面向平民大众化、廉价化发展得最好的国家。
在西方社会考察一年，成舍我眼界大开，1931年回到上海后，准备全面实践西方新闻业界的经营理念和实际操作。“他在西方大众报业思想中融进了自己中国文人式的思索，探索如何实现民众新闻自由，改变报纸为特殊阶级垄断的弊端，让传媒真正成为民众说话的平台”[6]。当时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报纸分为高级报纸和廉价报刊，经过考察，成舍我认为西方高级报纸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要闻，社论严谨，但是曲高和寡、读者面窄，一般以保守贵族、议会政要、律师、金融界等人士为读者层，发行面和影响面不大，且内容高深、文字晦涩，版面正统守旧。中国虽有政界、经济界、知识界高层等报纸阶层读者，但如果创办高级报纸，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不能向更广大的普通民众进行宣传，不能向导国民，不能适合于中国的报纸市场和最大限度地传播消息与文化。
大众化平民报刊最适合中国国情，成舍我认为平民报刊在政治上标榜独立，不受制于某个党派；经济上自主经营，不依赖政府或政党，言论可以独立，不受制于人；内容上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民生新闻以及各种消闲趣味新闻，面对浮世众生的广大读者，以政界军界变动、政治与利益派别之争、社会动荡等硬新闻做骨架，体现报纸的新闻价值性，且深入分析时局，给普通民众以深入的解读，影响舆论，使得读者不迷惑于时局变动；同时以市井民生、市场消息、百货广告、小说连载、明星轶事等为穿插，文字通俗、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版面活泼，叫人喜爱。因为贴近民众生活，发行量大，进而可以吸引广告主，拉动大量广告，以广告养报纸，既满足消费者的阅读需求，又满足广告主的宣传需要。
4.抢滩上海，创办《立报》
“早在北平办报时期，成舍我就注意到了小型化报纸的优势。在南京办《民生报》时，他开始试水小型报，以‘精、简、全’的风格，开南京报业之先河，使南京市民耳目一新，取得了3万份的发行业绩，位居南京各报之首。赴欧美考察之时，西方报纸的大众化风格和百万发行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更加坚定了他走‘大众化’办报之路的信念。”[7]
1935年成舍我以小版面取胜的报纸《立报》在上海创办，特别体现了他借鉴美国廉价小开本报纸的特色，这种小型报刊，全年报价是三元四角，是《申报》等大报价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且虽然版面小了，但内容不减，版面与内容更有机紧凑，文章短小精悍，报纸可以快采快编、快印快发，实行精编方针，以较小的篇幅承载较多的内容，售价低廉，力求使读者“能读，必读，爱读”。成舍我把自己的小型报与那些“‘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只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隐私为其首要任务’的‘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的市井小报进行明确的划分，单取小报之型而取大报之髓，坚持了严肃、有品位的办报思路，树立了另一种风格。所以，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对格调低下的小报的摈弃。”[8]
“《立报》，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并提出‘报纸大众化’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两个口号。成舍我在创刊词《我们的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成舍我宣布自己的报纸服务于‘大众利益’，大众化的目的在于使报纸成为‘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10]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之后，将铁蹄踏入我国华北地区，在汉奸头子王克敏的主持下，华北成立了伪自治政府，为了在当时国家破败、战争濒仍的紧迫时局发动民众，《立报》把国家安危和大众化紧密结合，以大量篇幅揭露日寇的罪行和汉奸的卖国求荣，积极宣传爱国抗日救亡的主张，体现了成舍我一贯身体力行、为之不懈奋斗的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中的进步性和责任感。
“《立报》立足普通民众，以低廉的价格、通俗的风格以及高品质内容来吸引读者，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了20万份，刷新了当时中国日报历史上的发行纪录。学界认为《立报》在中国走大众化之路是一个新的突破，是成舍我先生的一大创作。他所倡导的小报大办、以少胜多，以最小的篇幅，刊载最多的新闻，以适应都市读者的阅读品位和生活节奏的做法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11]由于《立报》等报纸办得成功，和世界上所有成功报团的发展道路一样，成舍我考虑进行报业托拉斯建设。成舍我在战后曾说：“我的目标是拥有10家报纸，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一家‘世界通讯社’。”[12]由于内战扩大，交通阻塞，时局动荡使得他的这一理想破灭。
成舍我后来去了台湾，1949-1988年的台湾，仍然是“言禁”政策。台湾当局在“”期间严格控制报业，严酷地阻碍了台湾新闻事业的发展。“报禁”从1951年开始，集团实行“限证”“限张”“限印”政策，即，限制民间报纸的营业执照、刊号的申请，限制白报纸纸张的供应以及限制报纸的异地印刷等，以此限制言论的自由和新闻的自由。当时台湾蒋氏当局通过立法，规定没有特别申请，不得办理新的报刊，已有的报纸，其言论也受到当局的压制和检查，几十年间，台湾报业发展缓慢，只有党营的新闻业一统天下。1956年成舍我担任台立法委员期间，不顾自身安危，又一次体现了其“为民请命，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精神，反对台执政当局禁止新创报纸杂志登记的政策，对当时台湾社会的“”“报禁”措施进行质疑和批驳。等到了蒋经国晚年，台湾政治逐渐开化，1988年台湾报业终于解禁，成舍我不顾90岁高龄继续申请开办台湾民间报刊《立报》，把50年前在大陆所办的《立报》重新创办，沿承其一贯的办报传统，矢志不渝。
参考文献：
[1]向菊梅.论成舍我的社会责任意识及报业利益实现路径[J].东南传播，2012（3）：54.
[2]陈向阳.新闻记者与行政院长[J].读书，1999（3）：76.
[3]郦千明.坚持“言论公正”的民国报业大王成舍我[J].文史天地，2012（12）：15.
[4]徐少红.成舍我与南京《民生报》[J].南京史志，1998（4）：24.
[5]黄志辉.南京民生报发刊日考[J].国际新闻界，2012（9）：99.
[6]阳海洪.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的问题意识[J].新闻爱好者，2013（10）：93.
[7]张鸿飞、刘远飞.成舍我的报业经营管理创新[J].新闻爱好者，2012（11）：47.
[8]杨华，何斌.从“小报大办”到“大报小办”[J].新闻爱好者，2010（13）：44.
[9]陈英程.关于成舍我办报理念三个问题的重新审视[J].新闻知识，2013（8）：83.
[10]孙景瑞.报业巨子成舍我[J].文史春秋，1997（4）：23.
20*年，主要强化“导向、战略、改革”的基调，我局总体工作目标是突出一条工作主线，即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宣传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抓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一系列的重点报道以及推进品牌精品、外宣战略。
1、突出一条工作主线
20*年，党的十七大将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做好迎接十七大、宣传十七大、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工作是我局的头等大事，也是贯穿全年宣传工作的主线。
（1）积极推出主题宣传，营造和谐文化环境。为配合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迎接和宣传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我局进一步加强了主题宣传，特别是围绕“科学发展、共创和谐”的主题，《*新闻》推出以“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大型系列报道，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表现各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努力掀起新一轮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热潮，为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2）全面宣传党的十七大，形成全方位舆论强势，紧紧抓住宣传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这一宣传工作主线，以新闻、专题、文艺晚会和影视剧等节目形态，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党的十七大宣传报道工作，会前深入宣传，充分展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基层党组织的先进事迹。会后多层次、多角度地宣传大会提出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宣传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
2、抓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重点报道
20*年我局认真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重大重点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如：为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委会精神，《*新闻》栏目专门开设专栏，及时报道各级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情况。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将新闻宣传报道分成了三个阶段设施，会前开设了“回眸20*”专栏，全面、重点地报道了我市20*年各级、各部门所取得的成就。会中开设了“两会”专栏，认真报道了“两会”的盛况和各项会议议程。会后又认真组织了“新目标、新发展”电视系列报道，全面报道我市各镇各部门围绕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和确定的20*年工作目标的新思路、新举措，营造了振奋精神再创业绩的舆论氛围。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调动全社会攻坚克难、树立信心，为确保20*年全市总体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而营造浓烈氛围，开设了《重访20*》电话系列报道专栏，紧紧围绕我市20*年“富民、为民、利民和强市”所作出的政策和重大举措，以具体的实事进行回顾、重访、跟踪报道。让老百姓深切感受到和认可到我市实施富民强市的重大政策、重大举措所带来的实惠，使该系列报道拉开了宣传20*年总体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序幕。电视新闻宣传还同时组织了“农村普查看巨变”系列报道和“关爱工程——给五保老人幸福的家”系列报道，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了我市新农村建设和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所取得的成就。
20*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市党代会战略部署的重要一年，是我市总体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决战之年。为进一步营造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埋头苦干，在加快发展上争创新优势，在科学发展上探索新路径，在和谐发展上开创新局面，在创新发展上强化新举措，确保20*年总体实现小康目标的浓烈氛围。电视新闻宣传将围绕市委提出的“人人了解小康、人人建设小康”的宣传要求，使全市人民充分了解全面小康的指标体系和达标要求，及时掌握我市全面小康建设的进程和成果，切身感受到全面小康建设带来的利益和实惠，力求达到全民关注、全民知晓、全民奋战的目的。着力引导全社会把建设全面小康的热情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营造全市干群以积极的心态、昂扬的斗志全力投身全面小康建设的舆论氛围。因此，为做好此项新闻宣传工作，广播、电视宣传专门组织报道组，将在月底推出贯穿全年的电视专题系列报道专栏。全面解决小康社会建设指标和达标要求，全力营造全市上下同心同德，同甘共苦，抢抓机遇，和谐奋斗，为实现“两个率先”和富民强市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浓烈氛围。
3、进一步推进品牌精品、外宣战略
面对当前传媒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着眼未来发展，我局将重点推进实施品牌精品、外宣战略，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外宣影响力。
（1）、实施品牌精品战略，我局将继续提高新闻宣传质量，全面实施品牌精品战略，推动电视节目生产从量的扩张到质的飞跃。20*年，全局各中心继续探索创建品牌精品新经验、新途径，加大拓展品牌、管理品牌的力度，完善品牌创建体系，强化品牌资源，彰显个性、彰显特色、彰显优势。
按照“定位更准、栏目更精、影响更大”的目标，强化节目的导向性、思想性和可视性，把《*新闻》、《第一时间》打造成品牌栏目。
（2）继续实施外宣战略。我局20*年进一步调整外宣外发的奖励政策，加大对中央台、新闻频道、江苏新时空以及*新闻的奖励力度，新闻中心、广播中心积极开展外宣外发竞赛活动，精心策划，规划题材，集中优势兵力，扩大*在外的知名度，并积极和“黄河台”合作，提高外宣新格局。
4、继续加大三个方面工作力度
（1）继续深化电视改革，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深化电视宣传改革，一是改进时政新闻报道。根据中央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精神，在相应缩减时政新闻时长的情况下，强化新闻意识、平民意识、创新报道观念、内容、手法和方式，有效丰富信息含量，增强时政报道的机动性和报道效果。
关键词:成舍我 小报大办 大报小办
晚清“四大报人”之一的成舍我,在办报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尤其是他的两份四开“小”报――于1928年创刊的《民生报》和于1935年9月创刊的《立报》,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一度成为上海报业之冠,他也因此被誉为小型报专家。成舍我小型报的大发展可以看做是他“小报大办”理念的成功实践。其“小报大办”,简单地说,就是“用小型张的报纸承载大报的内容,用办大报的理念来经营‘小报’”。①
新世纪以来,中国报业又呈现出“大报小办”的鲜明趋势。这里所谓的“大报小办”,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大版改小版,如《成都晚报》、《武汉晚报》、《郑州晚报》、《新闻晚报》等从原来的对开大报改为四开小报;二是内容变“小”,主要指一些传统大报转而在内容上追求实用性、趣味性和娱乐性。
从成舍我的“小报大办”到现今之“大报小办”,单单从字面上来看,二者就极具可比性。那么,二者究竟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对其作怎样的解读?成舍我的“小报大办”对现今之“大报小办”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对此作具体分析。
“小报大办”与“大报小办”的相同之处
“小报大办”和“大报小办”都追求报纸的大众化,都是为了争取最大多数的大众。“报纸大众化”思想贯穿于成舍我小型报的始终,“小报大办”即为其直接体现。首先,从办报方针来看,他提出“报纸大众化”、“日销百万为目的”的口号,体现了追求畅销、争取最大多数受众的大众化报纸的定位。其次,从宣传策略来看,“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钟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②等都体现出其吸引普通读者的用心,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再次,从实际结果来看,《立报》销量最高超过20万份,被称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小报”③,同时也创下了中国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可以说,他成功地实现了“报纸大众化”的梦想。正如唐志宏所言,“它在中国出现的因素,反映了近代报业逐次走向‘大众化’,取代传统政论报刊‘代圣人言’的过程”④。
而当今报纸之“大报小办”,也同样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首先,从办报理念来看,“从强调报纸的社会责任和教化功能向承认报纸的娱乐消遣功能和扩大报社的经营自过渡”⑤,服务意识增强,注重服务市民、引领生活,可读性和趣味性被一再强调,实用、服务和休闲娱乐功能得到张扬;其次,从办报风格来看,一些传统大报开始走“亲民”路线,生活和娱乐方面的内容增多,甚至出现了社会新闻上头条、服务类栏目上头版的变化。
“小报大办”与“大报小办”的不同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媒介的生态环境相去甚远,使得“小报大办”和“大报小办”更多地体现出相异的特质,二者所追求的大众化在本质上也相去甚远。以下从背景、目的、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
背景不同。成舍我创办小型报时,上海已有极具影响力的《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而以软新闻和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消闲小报也盛行于上海。在这种背景下,成舍我提出“小报大办”,特别地将其小型报与“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只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隐私为其首要任务。正如夏夜之蚊,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⑥的小报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单取小报之型而取大报之髓,坚持了严肃、有品位的办报思路,树立了另一种风格。所以,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对格调低下的小报的摈弃。
现今之“大报小办”的流行,是传统报纸在受到业内竞争和业外竞争双重夹击的背景下出现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严重冲击下,“发行量持续下降,广告收益表现平平,甚至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读者范围日益缩小,趋向于老龄化。传统报纸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⑦。为了挽回市场,赢得利润,传统大报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求贴近读者,“大报小办”成为主要手段。
目的不同。成舍我通过“小报大办”所要实现的大众化,并不仅仅是追求畅销而已,而是坚守社会责任的大众化。“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立《立报》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⑧由此可见,其报纸大众化理念是基于国家责任基础之上的,“具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的传者推动”⑨。
而当今报业的“大报小办”,是传统大报在面临生存考验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以期在变革中求得发展,并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市场。其背后的关键词是“市场竞争”,面向市场、追求发行量、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所以在本质上,它属于市场化操作,“它作为文化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在于通过控制大众的消费意识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⑩。
具体操作不同。成舍我认为“一张成功的报纸,内容重于一切,版面重于一切”,因此他的“小报大办”非常重视报纸的内容,奉行精编主义。一方面,他坚持严肃态度、坚持新闻本真,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新闻熔于一炉,使小型报向综合性方向发展,“除量的方面以外,质的方面,只有比大型报更优胜,更精美,亦即中国所谓‘以少许胜多许’”(11)。另一方面,他又汲取小报之长,重视社会新闻,文字简短,笔调生动。如此,他将大报的丰富性和小报的灵活性集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对待广告的态度上,成舍我摒弃了以刊发大量广告来挣钱的办法,坚持先立品牌,以报业的品牌效应,让广告主主动上门登求。《立报》日销10万份之前,不登任何广告。
当今之“大报小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群众、贴近了生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大报却开始抛弃职业操守,越来越多地受到小报的影响,有的更是主动仿效小报的办报风格,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报纸格调的降低。具体体现有:娱乐之手伸向了新闻,严肃的硬新闻遭到商业逻辑的践踏,新闻传递信息、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无以保证;过度倚重广告主,忽视了读者的真正需求,在服务姿态的背后其实遵循的是广告商的利益。所以才有学者呼吁:“在肯定报纸的大众化、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自主性的同时,我们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避免因为对绝对自由放任的迷信而让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走上歧途。”(12)
综合上述对比分析,我们认为,第一,成舍我的“小报大办”,“以‘启蒙’或‘化大众’为己任”(13),秉承着“社会公器”意识;而现今的“大报小办”,则与报纸所处的商业社会环境密切联系,商业原则是其核心原则,其大众化的背后实际上是市场化,“对于今天的中国报业来说,市场化之于大众化比其他任何要素都更有现实意义”(14) 。第二,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承载的是一种报业理想,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理想与现实相接,使其在新闻实践中得以贯彻;而如今之“大报小办”却在利益和责任的天平上倾向了利益。如果说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那么当下之“大报小办”却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迷失。
由“小报大办”反观“大报小办”
成舍我“小报大办”的报刊理念和报刊实践无疑成为新闻史上的辉煌,它也在诸多方面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尤其当我们将之与现今之“大报小办”联系起来考察时,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成舍我的小型报能在大小报纸的夹缝中生存并创造销量的奇迹?为什么成舍我能够靠“严肃”赢得受众,而今天的报纸却要靠“低俗”争得市场?为什么成舍我能够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很好地统一起来,并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究其原因,当然比较复杂,其中包括经济社会的转型、生活方式的变迁、信息消费形式的变化等,这些都会深刻影响报纸的生产和消费形态。但是,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对于当下的“大报小办”来说,不失为很好的启示:
只有贴近读者的报纸才能贴近市场。报纸只有取得大众的信任,才能拥有大的发行量,从而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成舍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广告观上。他认为,办好一张报纸的顺序是“由编辑到发行,由发行到广告,不先搞好内容,即妄想销路大、广告多,那就完全因果颠倒,必将徒劳无功”(15)。换言之,只有做好报纸的版面和内容,才能争取读者,扩大发行,然后各种广告才能不招而来。他的这一思想与李普曼不谋而合:“这是报业的一个定律:读者越多,就越能摆脱广告商的影响;读者越少,就越是要依赖广告商。应当说,广告商越多,他们各自对出版商发挥的影响就越小。这看上去似乎是个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16)
报纸形式上的“大”或“小”并不具绝对意义。长期以来,“大报”和“小报”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严肃”与“低俗”的代名词。从成舍我小型报的成功实践,我们确认:大报也好,小报也罢,形式终归是形式,关键还在于内容。“小”报可以被办“大”,“大”报也可能被办“小”。正如成舍我所强调的:“大报和小报的区别只能在量上分,而不应在质上分。纸面有大小,字数有多少,职务和责任,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办小报,应当有办大报的精神,办大报也应采取办小报的技术,然后才不失之于纤巧,不失之于枯燥……果然小报能大报化,大报能小报化,大报和小报两个名词,根本便可取消。我愿意大家记住,报之分大小,只应该是一个型,一个型而已。”(17)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非简单的对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虽然是两套不同的评价体系,有着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经济效益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社会效益,相对地,社会效益和政治宣传也并不是无一例外地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将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达到两方面效益的最大化,是最佳的选择。如果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当,报纸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则可能走向两个极端,造成报纸的“精神分裂”,最终将同时失去经济效益和积极的社会效益。
结语
在报纸频频改革的今天,变还是不变,“大”还是“小”,值得深思。成舍我“小报大办”的关键在于内容,而今天“大报小办”的立足点也应该在于内容,在于如何以更加优质的信息和服务满足读者,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非专注于“如何小报化”。“大报小办”在适度的新闻活泼化、版面生动化的同时,应拿捏分寸,避免陷入操作的陷阱,从而使这种变革真正贯穿创新意识、凝聚报纸理念、塑造品牌形象。如此,报纸方能在“有型”之中抽身而出进入“无型”之境。
注 释:
①黄俊华:《“小报”大世界――成舍我“小报大办”思想研究》,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②周海波:《论成舍我与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趋向》,《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6页。
③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④⑨唐志宏:《成舍我的小型报广告策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08(4)。
⑤(13)(14)杜成会:《理解报纸大众化――关于我国20余年报业改革的思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⑥成舍我:《由“小型报”谈到〈立报〉的创刊》,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71页。
⑦卢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报纸的生存困境和出路探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版。
⑧成舍我:《我们的宣言》,《立报》,1935年9月20日。
⑩郜书锴:《报纸“瘦身”的经济学分析》,2008-02-29。news.省略/newmedia/2008-02/29/content_7692116_1.htm
(11)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5页。
(12)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15)唐志宏:《报业集团与媒体知识分子――以成舍我“世界报系”为例》,《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中国西部与全球化》,成都:四川大学,2007年5月。
(16)沃尔特•李普曼[美]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17)成舍我:《谈小报》,1935年9月22日。
关键词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现状；建议；安徽濉溪
中图分类号 S2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5-0220-02
濉溪县土地面积13.13万hm2，农机总动力210.4万kW，各类拖拉机9.5万台，联合收割机6 724台。全县农业主要生产环节（除玉米收获外）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就目前濉溪县农机结构来看，拖拉机进入大型替代小型时期，小麦收割机基本能满足需要，进入报废更新期，玉米收割机进入快速增长期。
1 濉溪县农机补贴实施基本情况
濉溪县是安徽省2012年实施报废更新试点的8个县之一，报废更新补贴各项准备工作于2012年底全面完成。一是制定了濉溪县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方案。农机系统上下充分认识农机报废更新工作的重要意义[1-2]，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加强领导，加强相关部门的协作，严格按照县政府的要求做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全力以赴抓好工作。二是县政府成立了农机报废更新领导小组，确保这项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县农机局坚持“农民自愿、国家扶持、方便高效、促进更新”的原则，鼓励和引导农业机械以旧换新和升级换代。通过试点试验，不断总结实施经验，探索适合全县实际的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办法。三是对符合条件的农机回收企业进行批复。濉溪县有多家企业进行咨询，其中有2家企业进行了正式申报。经县农机局、县商务局联合现场审核，公示5 d后，县农机局、县商务局联合对安徽省锦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淮北市众合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濉溪分公司进行了批复，其成为了濉溪县第1批从事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回收企业。四是召开了有关会议进行安排，确保补贴顺利实施，成立农机报废确认小组，由监理站站长牵头负责。五是进行广泛的宣传。淮北日报及县电视台通知消息，回收企业也进行了广泛宣传，让补贴政策家喻户晓。2013年，濉溪县按照省农机局、商务厅、财政厅的文件要求，认真开展了报废更新试点工作。全年共完成报废机械81台，其中报废中型拖拉机1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0台，报废补贴资金40.7万元；更新补贴机械81台，其中拖拉机8台，小麦收割机67台，玉米收割机6台，使用更新补贴资金299.17万元。合计报废更新使用补贴资金339.87万元，占濉溪县农机补贴总资金（2 913万元）的11.7%。
2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步骤
第1步要登记确认。一是农机已在濉溪县农机安全监理站登记注册的，并且2012年9月30日前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主需要将机械送到濉溪县农机安全监理站进行报废登记确认，申请办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二是没有在监理站登记注册的，机主需要持发票或村委会证明，只要符合报废条件，同样可以申请。农机局成立报废机械认定小组，认定小组认真填写报废农业机械回收证明，尤其是报废机械的种类、型号、类别，并加盖县农机监理站公章，一式三份，一份农机监理站存档，一份交机主，一份上报农机局存查。第2步是回收确认。机主持濉溪县农机监理站核发的《报废农业机械回收证明》，将已到县农机安全监理站审核登记的农业机械，交售给报废农业机械回收单位，回收单位要按照废旧市场价格进行收购。同时，农机回收单位应进一步核对机主信息和报废农业机械信息，确保一致，然后在《报废农业机械回收证明》上签字、盖章。第3步是购机补贴。机主凭《报废农业机械回收证明》和身份证件，须向县农机局提出购置新机申请，填写《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表》。对通过审核的机主，按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程序，发放《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第4步是更新补贴。机主在购置新机后，应依法在濉溪县农机安全监理站及时办理注册登记，登记注册后方可享受报废更新补贴。补贴农户的由县财政局将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及时发放到机主，补贴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的，兑付到农机合作组织账户。
3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取得的成效
2013年濉溪县报废机械收到明显的成效。一是农民感到废旧机械有了出路。小麦收割机2013年开始进入报废更新期，2014年以后将进入高峰期，年报废量至少在500台以上。二是优化了农机装备结构，推动了节能农机具更新[3]。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农民特别是大型农机具机手更新装备的积极性，优化了全县农机装备的存量结构，提高了农机的技术水平。三是提高了农机安全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机化的深入发展。通过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减少了农机事故隐患，保障了农民生命财产安全，提升了农机化科技发展水平。四是提高了农机作业效率和质量。大马力、新机型的替代，有效地提高了农机的作业效率，同时为保证机耕、机播、机收、秸秆还田等作业质量提供了装备保障。五是降低了油耗减少了排放。高性能机具与老旧农机相比，其油耗将减少10%～30%。六是加快了濉溪县机械更新换代。报废的小麦收割机更新后均提高至4 kg/s以上的喂入量。七是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报废有补贴，购置新机有补贴，新机具作业效率提高，农民作业收入也能相应提高。八是安全生产有了保障。新机械的安全性要大大高于报废机械，可确保全县农机安全生产。
4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资金额度不能满足报废更新的需求。2013年，省下达濉溪县购机补贴资金2 913万元，而农机补贴资金缺口在4 000万元以上，因而难以保障所有的需求。二是废旧机械的运输问题。按照目前的程序，机主需先将机械运至县农机监理站，然后再运至报废企业，加大了农民的报废成本。对于这种情况，濉溪县采取由机主将废旧机械运至报废企业、农机监理站工作人员到报废企业现场检验的方法[4]。
5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建议
一是保费补贴资金不足，限制农机更新换代步伐。应将农机报废更新资金单独分块管理，用不小于农机补贴50%的资金用于报废更新补贴。同时增加废旧机械补贴额度，将运输等费用考虑进去。二是回收企业缺乏，制约了农民的积极性。濉溪县具有回收报废机具资质的回收企业仅有2家，报废机具回收价格核价偏低，降低了农民申请农机报废更新的积极性。三是报废种类单一，限制了政策的普及率。目前进入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的报废机具种类单一，报废更新机械种类局限在拖拉机及联合收割机，建议扩大报废机具范围。四是资金结算方式复杂，增加了农民申请等待时间。在资金结算上方式上，目前报废机具补贴和购置机具补贴分开进行，建议合二为一，通过网上进行集中结算。五是宣传经费不足影响了工作的开展。由于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工作量大，建议在推广实施过程中，上级加大经费补助。
6 参考文献
[1] 刘绍锋，李志敏，李程.建立农机报废更新制度势在必行[J].农机科技推广，2011（7）：46，50.
[2] 张昱.安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启动[J].农机质量与监督，2012（10）：18.
【关键词】两会报道；媒体融合；创新
今年的全国“两会”报道，为人们提供了一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新闻盛宴。许多人对今年“两会”报道的印象是：好听、好看、丰富又接地气。在今年的“两会”报道中，各家媒体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媒体融合下的多平台、多形态新闻传播，以及形式上的互动创新和话语体系转换，让百姓感觉与“两会”的距离更近了，内容与百姓关切的交集更多、更广。同时，也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媒体融合发展的现状。
一、采访设备不断出新，带来更强传播力
打开视频，仿佛身临其境一般的“两会”现场报道，让网民纷纷点赞。
从“钢铁侠”、“八爪鱼”和配备全景VR直播镜头的“安全帽”，到智能机器人“小融”、实体机器人“i思”，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各种采访报道的设备绝对亮瞎眼。安徽广播电视台也首次在“两会”报道上使用全景VR相机，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平台全景展示“两会”实况。
这两年，采访设备不断推陈出新，从采访工具的变化，折射出传统媒体在推进媒体融合方面取得的可喜进展。
在2016年全“两会”上，我们首次看到了手拿VR摄像机的记者，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首次实现了VR全景拍摄，VR（虚拟现实）和360度摄像等新技术的使用，让人们看“两会”报道有了强烈的新鲜感。
VR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可使用户有一种沉浸环境中身临其境的感受。VR新闻视频拍摄正是利用这种技术手段，多维度展现新闻场景、发生过程和细节。
如果说，去年使用VR采访设备的媒体只是少数的话，今年的“两会”上，这一采访设备成了许多媒体的标配。不仅如此，已经升级的全景VR直播镜头装备还变身“安全帽”，法制晚报记者头盔上的VR直播也成为今年“两会”一道靓丽的风景。
在人民大会堂会场里，一名身背带有多种摄像设备的钢铁架子的记者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据说，记者身上背的钢铁设备有10公斤左右，这是光明网推出的多信道直播云台。作为一款全媒体报道单兵设备，集新闻信息采集、于一体，现场只要1名记者就能快速实现视频、全景、VR等内容的同步直播与录制，通过设备后台的云控制台、云存储及流媒体服务系统，记者还可以一键同步实现PC端、新闻客户端及H5页面等跨平台视频内容的分发与适配，让多种媒体产品在同一平台快速生产聚合。
除了“钢铁侠”，湖北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全新打造的全媒体报道单兵设备“八爪鱼”也吸引了众人眼球。
在“两会”报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百度合作推出了人工智能小机器人小度，百度根据大数据检索结果，为“央广”、“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栏目提供每日特定类目的大数据榜单，由小度播报该部分，主持人根据“两会”提案对关键词做回应。此次小度携手央广报道“两会”，是首次将大数据和智能语音播报应用在广播中。
报道设备的不断出新，体现了媒体融合的不断推进和发展，为媒体融合创新提供了技术条件，也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VR直播呈现带来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今年“两会”报道，安徽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首次使用VR摄像设备，仅以开幕的直播报道为例，VR直播在“两微一端”呈现后，稿件的粉丝阅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倍以上，仅在安徽之声官方微信超过5万人次在线浏览。
二、“中央厨房”全媒体产品，“两会”报道端出丰盛新闻大餐
2015年3月2日，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中央厨房”首次全媒体产品。今年，中央各大主流媒体纷纷采用全媒体采编平台（中央厨房）的模式报道全国“两会”。我们可以看到，各家媒体通过“中央厨房”对内容的呈现更加丰富，对“两会”内容的诠释更加透彻，解读“两会”热点更加具体生动。
3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撸起袖子加油干代表委员议国是”，让6位去年在全国“两会”上与面对面的代表委员聊聊“我这一年来”，不仅图文并茂，而且在稿件的下方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登录人民日报电子版，可以观看视频。这是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打造的“两会融新闻”《街采来了》，视频呈现的是普通百姓2017年里的小心愿。
在今年的“两会”上，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实现了“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全天滚动、全球覆盖”，通过“中央厨房”更加多元的传播，让“两会”好声音传得更快更响。
我们还能看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各大中央主流媒体在新媒体上一改往日以视频节目录制与传播为主的模式，纷纷加入了视频直播大军。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新华社“现场云”、央视新闻移动网等为代表的“中央厨房+现场直播”模式，统筹采访、编辑和技术力量，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采编播人员实现协同作业，多平台同步实时。尤其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传统纸质媒体的视频直播，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带来的可喜变化。
工人日报首次尝试启动全媒体采编平台（中央厨房）的模式报道全国“两会”。在选题策划、采访、稿件编辑制作、发稿等环节，工人日报的中央厨房将报纸、中工网、新媒体力量整合在一起，统一调配，其生产的新闻产品供报社所有媒体使用。工人日报制作的新闻产品也呈现多样化，如H5、图表、视频、直播、VR等，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
“两会”期间，各省的广播电视台纷纷派记者奔赴北京新闻中心，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平台对“两会”做尽可能全面的报道。今年“两会”上，湖北广电的“八爪鱼”引人关注，首次设立的“中央厨房”融媒体总调度中心，使“两会”报道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总调度中心“中央厨房”来聚合各频道、频率的新闻信源渠道，统筹报道策划，实现策采编播一体化运行。
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卫视和新闻综合广播首次在北京开设融媒体报道直播室，“两会”期间，安徽代表委员做客“两会V客厅”演播室，一起热议“两会”热点。安徽广播电视台在今年的“两会”报道上第一次使用“中央厨房”的融媒体传播模式，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采集的新闻第一时间在广播、电视、门户网站和“两微一端”同时。
各家媒体的“中央厨房”使“两会”报道实现“流程平台化、报道内容定制化、报道形式可视化”，有人形象的称，各家媒体从“中央厨房”端出的大菜各具风味，新鲜丰盛，影响更大，效果更好。从“中央厨房”对“两会”报道带来的效果看，它充分聚合了新闻资源，并通过多平台分发，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影响力的最大化。
三、媒体报道积极互动，实现民有所呼，“会”有所应
言辞诚恳、内容实在，直面社会热点，这是大家对今年“部长通道”里部长们解答的普遍感受。如何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共享单车怎么管？不足一米的距离，密密匝匝的话筒……新形势、新需求、新举措，部长们不回避、不躲避，与记者积极互动，回应社会关切。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是全国“两会”期间一条重要的“新闻热线”，不H是部长们与新闻媒体的互动，也是代表委员与网民的互动。因为今年的“部长通道”开放力度更大，对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回应更及时。“部长通道”在新媒体、移动终端的强势推介下，部长们回应的最新观点不仅被及时的传播给中国受众，同时也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两会”，聆听中国改革发展的强音。
除了“部长通道”上的互动，各大传统媒体还依托“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积极探索视频直播、短视频、语音直播、网络调查等新的传播形式和生产方式，提高“两会”报道的互动性。
今年“两会”，人民网继续推出“我有问题问总理”和“托书记省长捎句话”等互动栏目，搭建了“两会”与网民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人民网不仅在PC端、移动端搭建“捎句话”平台，还走上街头邀请网友通过视频表达自己的“小心愿”。据了解，今年街采的范围覆盖了北京、江苏、重庆、福建、甘肃、贵州、云南等10个省市，实现了线上线下的互补。提问类别中“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教育改革”、“病有所医”四类民生话题最受关注。
“托书记省长捎句话”在人民网PC端就有超过百万网友留言，大多数问题有了及时回复。安徽省省长李国英认为，人民网再次推出网民留言征集活动，为网友畅叙心声构建了便捷通道，为党委政府了解网情民意提供了重要途径。他表示将把网友留言当成改进工作的“诤言”，做好网民留言办理工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产智能机器人“小融”进驻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担任小助手。“小融”在这里成为导览、互动小助手，并承担WIFI登录审核、互动聊天、会议提醒等工作。此外，“小融”还针对“两会”需要，开发出热点舆情语音播报、前方记者通讯方式语音查询等特殊功能，通过与“小融”语音交互，后方总指挥可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前方记者，提高“两会”报道的协同作战和沟通效率。
新华网继续推出了“我向总理说句话”栏目，并推出“两会”热力榜“互动地带”等，央视网推出了“我建议”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仅继续推出了代表委员访谈“做客中央台”等音视频栏目，而且首次推出“央广帮你问”，通过“两微一端”，把话筒对准普通百姓，传递百姓声音，关切民生热点，形成了普通百姓与“两会”代表委员的互动，实现民有所呼，“会”有所应。
“两会”上，各家媒体搭建的互动平台，成为反映公众诉求的“传话筒”，也为党和政府走近公众、倾听民意搭建了桥梁和纽带。互动带来的是民声，互动传递的是党和政府为民服务的情怀。“会场外的会议进程并通过网络渠道反馈意见、表达态度，这本身就是民主的参与。而持正面肯定的网民比例持续上升，则从一个侧面说明党的十以来我们的各项政策很得民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曹培鑫说。
2016年2月，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从“相加”到“相融”，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