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8:04
关键字：元好问；诗论；绝句；影响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兼擅诗词文，为金源一代文学泰斗。其诗现存一千三百余首，与宋代之苏东坡、黄鲁直、陆放翁诸人，并称为宋金四大家；其词存作三百八十余首，亦为中州词坛冠冕；其文辑存二十六卷、二百余篇，鹰扬文场数十年。他又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展开文学批评，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论诗三十首》，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它所讨论的范围，上自曹魏，下迄宋金，历时一千多年。形式上采用了七言绝句绝形式。在对传统和现实扬弃的整合中凭自己的天赋跟勤力，元好问实现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的集大成，完成了“论”与“诗”的完美结合，并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主张“诚”为诗的本原，坚持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弘扬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批评体系。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厚人伦，美风化，无他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邀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所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杨叔能〈小亨集〉引》）。由此可见元好问认为诗的本原在一个“诚”字，也即诗人的真性情，只有“以诚为本”，才能有真正感人的诗作。《论诗三十首》反复强调“诚”是创作之本。
首先，以“诚“为本就要提倡真情，反对伪饰做作。元好问提倡真情，继承《诗经》以来我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在《论诗三十首》其十一首中专门论述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他认为，诗是现实生活及内心感情的反映，只有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才可能激发诗情，写出传神入化的作品。相反那些没有亲身体验和现实生活感受，仅仅靠瞑想臆造、闭门苦思写出的作品，往往缺乏真情实感。“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其六）指出了潘安的伪饰造作，使得诗品与人品乖离。“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其五)“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其六)，而对高情流露藉诗以浇胸中块垒的阮步兵和天然本色和真淳之情的陶渊明给予了巨大认同。
其次，以诚为本就要提倡诗言志须本于自得，反对模拟雕琢。元好问认为作诗应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自然挥洒，不应因袭模仿和刻意雕琢。因此，他在其十一、其二十八首中，对以“夺胎换骨”为能事的江西诗派，抱有鄙夷的态度，认为他们作诗大多缺乏生活实感，常袭古人诗意，凭空模拟，并明确表示“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自中晚唐以后开始流行唱和次韵作品，这是一种消遣应酬的工具或一种文字游戏。其刻意形式上的精工，为作诗而作诗，丧失了诗歌创作的根本意义，实际上是“俯仰随人亦可怜”的模拟之作。“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有正直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其二十一）元好问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窘步相仍”、亦步亦趋酬唱和韵诗。在其十八，其二十九中，他还讥讽了“高天厚地一诗囚”的苦吟诗人孟郊和“闭门陈正字”认为陈与义“可怜无补费精神”
再者，以诚为本就要提倡创新，反对艰辛晦涩。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圣俞的话说：“若意新语工，得前人之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有所创新的好诗就要在思想内容上给人以新的启示，在艺术手法上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在多元继承大家的同时，十分提倡创作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以“诚”为基础和准则的。元好问在评论孟郊时，虽委婉地讽刺了他醉心技巧、闭门苦吟的做法，但也欣赏孟郊作诗务去陈言、立奇惊俗的认真态度。而对始盛于元、白、皮、陆的酬唱和韵诗则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只能自缚手脚，难以创新。他提倡创新，同时，又反对艰辛晦涩。比如在评论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时，元好问一方面肯定了黄庭坚反对西昆体华靡诗风、去陈反俗、刻意追求新奇的做法，另一方面对其喜作拗体，往往失于艰辛晦涩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如何做到既创新又不艰辛呢？元好问认为，诗歌的创作只有达到“奇外无奇”的境界，才是“更出奇”的创新。
元好问遗山弘扬以《诗经》为源，经由汉、魏、建安而到唐的风雅传统。强调“风雅”为诗文正脉。何谓“雅”？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曾说：
“初学诗以十数条自警：元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元狡讦，无附会，无炫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黥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册，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
从以上十数条，可看出深受“思无邪”传统诗学观点影响的元好问为“雅”作的最好注脚。《论诗三十首》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了“风雅”的主张。
一方面，元好问主张古调，反对新声靡夸，他认为这样才符合“雅”的标准。所谓古调，并非模拟，而是指自然天成的风格。所谓新声，是指侉多斗靡、逞弄才华的作法。因此，他在其四首中，肯定了陶渊明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在第二十七首中，肯定了欧、梅的“百年才觉古风回”。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梅尧臣率先提倡复古，力求诗文革新，对扫除西昆浮靡诗风有一定贡献，且欧为诗“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流畅”（叶梦得《石林诗话》）；梅则使“风雅之气脉复续”（刘克庄《后村诗话》）。故元好问对二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元好问在其二十、二十八首中，批判了矜多炫巧的苏诗是“百态新”、黄诗是“古雅难将子美亲”，并把苏黄诗比作“沧海横流”。因为“新声创则古调亡，自苏黄派行而唐代风流至是尽泯”（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辑注》）。故元好问贬之。
另一方面，元好问从主张古调的观点出发，主张高风雅调，反对险怪俳谐。在其五首中，他肯定了“纵横诗笔见高情”的阮籍，因阮籍在他气势豪放的诗中透露出高尚的情怀，其诗风格高雅。严羽在《沧浪诗话》评论阮籍：“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在其八首中，他充分肯定了一扫齐梁余风的陈子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新唐书·陈子昂传》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这与元好问之意相一致，即认为以力复汉魏风骨的陈子昂，诗风高雅。在其十七首中，肯定了元结在《欸乃曲》中所写到的云山韶濩之雅音。而在其十三首中，对玉川子卢仝一样“鬼画符”的险怪诗风进行了批判，且慨叹于“真书不入今人眼”。
由于时代丧乱与北方雄壮河山的激发，以及苏学在北方的影响，汹涌着鲜卑豪迈血液的元好问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喜雄壮之作，不喜寒苦艰涩险怪之作”，标榜“建安风骨”，对曹植、刘桢的雄壮风格给予了尽情赞扬：“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并认为以“清刚”风格著称的西晋诗人刘琨，可与曹刘诸人并驾齐驱。而在其三首中，对风云气少、缺乏亢昂之气的温庭筠、李商隐作了无情的讥讽，“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在评论北朝民歌《敕勒川》的其七首诗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认为这首民歌“慷慨”、“天然”，具有一种气吞万古的“英雄气”，它以辽阔浩远、莽莽苍苍的画面，磅礴激越的气势，创造出一个无比壮美的艺术境界。他推尊韩愈而不满秦观，在其二十四首中，以韩诗的雄浑刚劲、清奇峭拔来对比秦诗的工丽纤弱、婉柔无力，并称少游诗为妇女郎风格。
二
论诗绝句是中国传统诗学之一格，滥觞于杜甫，之后踵事增华者代不乏人，并且至今仍为一些论家所厚爱。之所以采取七绝论诗的形式，这固然与中国人的诗意传统有关，更是因七绝本身的体式特点满足了论诗批评的内在要求。
首先，中国古代诗论多灵感式的即兴点评，少作系统周密的分析阐释。特别是一些诗话、诗评，一般不追求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论者在论诗过程中往往喜欢表达瞬时的兴会，并用充满睿智的语言加以描述，点到即止，不作过分阐发。这种诗论观点表述的思维习惯与绝句创作时的构思过程和思维习惯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七绝在众多诗体中以简捷明快、蕴藉流丽见长。七绝在创作构思时不必面面俱到，灵犀一点，抓住感觉，即能使感悟捕捉到的灵感视点浮出水面，变得具象、有致。七绝总共四句二十八个字，有限的字句有时虽不便作更多的论说，却非常适合于论者作点的切入和个案的剖析和发挥。
其次，论诗绝句的体式兼有音乐美和建筑美，又兼顾诗体与诗法变与不变的辩证之道。绝句是古诗中与流行音乐相伴而行的诗体，它不仅吟诵起来十分动听，许多绝句是可以入乐歌唱的。七绝四句一韵，是旧体诗最常见的节奏，具有和谐美和易听、易记易诵的特点。七绝句式整齐划一，句法却相当灵活。一首之中既可用散句，也可用对句;既可用实词，也可用极利于议论的虚词穿插。句式流动不滞，在看似不变结构中蕴含着许多变化的机巧，实质上是整齐的句式和灵活的句法之间的辩证统一。正是因为七绝这种种美观、灵便、有张力的诗歌体式，诗人喜欢用其为诗集文集作题作跋，浓缩类似品题、评论、鉴赏之类的内容。
就论诗批评的发展史的总体而言，自杜甫之后，论诗诗批评始终存在着两大互动消长的矛盾：一是七绝体式跟五古及其它诗式的彼此对抗；一是议论的抽象本质跟诗歌形象质感艺术形式的相互悖逆。直到元好问的出现，七绝体式论诗的绝对地位才最终确立，且抽象的议论跟形象的诗艺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就整体而言，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意和境的交融。其论诗绝句中大量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使论诗绝句把思辩、抽象的理论问题，以具体可感的意象表达出来，使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论诗三十首》其十二首“望帝春心”、“佳人锦瑟”两句是境，“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是意，境中含意而大于意，意从境出而高于境。如其十六：“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四句都是写境，前二句之境和后二句之境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没有直白地达“意”，“意”却明确地隐含、渗透在“境”中。同样，其十八首“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前两句论孟郊和后两句论韩愈各构成一个境界，这两个境界又构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意”就从这“境”的对比结构中流露出来。其十九，“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二句是境，但境中有意;“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是意，但意中又有境。其二十二，第四句“沧海横流却是谁”，表现作者的“意”，但这“意”本身又是第二句“境”“一波才动万波随”的自然发展，是境中生意。其二十四“有情芍药”，前两句引秦观诗境，后两句本应对此境表意，但第三句突然插入韩愈之诗“拈出退之山石句”，似乎离题;直到第四句“意”出，“始知渠是女郎诗”方知第三句借“石”击花，意与境似疏实密。
就形式而言，《论诗三十首》句式丰富语气多变，句与句，联与联层次关系多姿多彩。论诗绝句除了肯定语气的叙述和描写之外，还大量使用否定、感叹、假设等句式，使论证语气复杂多变。否定句，如“正体无人与细论”、“未害渊明是晋人”、“真书不入今人眼”等句;疑问句，如“何物能浇块磊平”、“温李新声奈尔何”等句。反问句，如“文章宁复见为人”、“徘谐怒骂岂诗宜”、“竟将何罪废欧梅”等句;设问句，如“谁是诗中疏凿手”、“老阮不狂谁会得”、“发源谁似柳州深”等句;感叹句，“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等句;这些非陈述语气句的大量使用，能够唤起读者积极的思维，诱使读者从美的鉴赏进而深入到美的创造的圣地。论诗绝句句子之间的层次关系也是多姿多彩的。并列关系，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承接关系，如“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递进关系，如“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费欧梅”。转折关系，如“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条件关系，如“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假设关系，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对比关系，如“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此外，两联之间层次关系也复杂多变。两联为并列关系，如其一首；两联为承接关系，如其七首；两联为转折关系，如其三十首；两联为对比关系，如二十九首；两联为因果关系，如其二十五首。句、联之间的层次多样化，增强了论诗绝句的思辨色彩和说服力及其逻辑性。
另外，《论诗三十首》还善于运用典故极富张力和熔铸前人诗句了无痕迹，整体上使论诗绝句的批评手段和批评对象的风格达到了完美契合。有的诗表面看起来好象是叙述，实际是通过用典，进行比喻。如：“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人只堪悲”。论诗绝句受篇幅所限，往往采取“攻其一点”的方法。有些论诗绝句虽只有四句，却又摘录所论诗人的一句、甚至两句诗，只用两三句来加以评论。如：“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前两句出自秦观《春日》诗，元氏以此二句与韩愈《山石》相比，以显其纤弱。再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也是化用李商隐的《锦瑟》诗句，来评述李诗精于用典、寄托遥深、意境迷离的特征。在整体上，其论诗绝句的风格能够很好地契合所议论对象的特点。如“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充满慷慨豪壮之气。“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是孟郊凄苦的最好写照。“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切合李贺的幽晦。“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精工典丽中体现了李商隐的深婉诗风。
三
可以这样说，论诗绝句一体滥觞于杜甫，但作为相当固定的、常见的一种论诗体式则终成于元好问，并自此后论诗绝句内化为了诗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之后，几乎形成了一个元遗山论诗系列，例如谢启昆有《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读中州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袁枚有《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张晋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潘曾沂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足见出元好问的巨大推动力。此外，也正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影响，后人更加认识到了论诗绝句的深厚潜力，论诗绝句遂成为人们谈艺论诗的首选，诗人会很自然地用论诗绝句表达随时涌上心头的诗学见解，如清人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今人有缪钺和叶嘉莹的以绝句论词的《灵豀词说》。有人曾做过统计以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为例，该书收录论诗绝句作者自唐迄清近八百人，作品近万，其它散见的还不在其列。若以元好问为分界线，那么元好问以前的论诗绝句作者计有134家，作品五百多首，约占论诗绝句总量的5%;元好问以后计有631家，作品九千多首，约占95%。
总而言之，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论”“诗”完美融合，在诗歌批评领域对论诗理论和论诗手段进行了和谐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形成，对于中西方文学理论全面整合下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建设借鉴意义十分重大。
参考文献：
[1]钟屏兰.《元好问评传》，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2]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校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3][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八》见《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6]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中古文人诗兴起以后,由于对诗歌特质的理解的偏差,出现一种语意繁复的壅塞现象,妨害纯净的诗境的形成。从南朝至唐对此现象的清除过程,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为高度自觉的艺术创造的过程。以语言浅显、意境明净、韵味悠长为特色的盛唐诗歌便以此为前提而产生。
【关键词】 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壅塞现象/诗境的构成/创作与阅读
南朝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意义,近些年来逐渐得到较多的肯定。在追求“新变”的时代风尚下,南朝诗人作出了各格各样的尝试,从而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其成败得失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成为唐诗在艺术上的大幅跃升的基础。但由于将唐诗的成就放在与南朝诗歌相对立的地位上加以描述的态度由来已久,迄今对自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发展具体过程的研究并不能说是充分的。本文即试图就其中的一个问题稍作探讨。
一
关于本文的论题,首先想提出两个有趣的例子。
一是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此篇《艺文类聚》所录为如下六句:
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峰峦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这实际是类书中常见的片断摘录,但明人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却作为完篇来看,并对其篇制短小的特点大加赞赏。对此,同时代的周婴在其《卮林》卷七“诠钟”一节中给予了辛辣的讥刺:
《诗归》载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云……。钟云:六句质奥,是一短记。谭云:他人数十句写来,必不能如此朴妙。又云:如此大题目,肯作三韵,立想不善。诠曰:江淹《杂体诗》注(按指《文选》注)引谢《登庐山诗》曰: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盖即是篇发端也。不经昭明所选,代久篇残,何知“霜雪”后更无数十句乎?耳目难遍,胸臆易生,亦论古今之一大病也。又康乐游览诗绝无寂寥数语者,读其集自得之。[1]
此篇残文,《北堂书钞》尚另存“扪壁窥龙池,攀枝瞰乳穴”二句,在“积峡”句前。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即是以上几个部分的合并。
钟、谭所论,从学问上说固未免轻率荒疏,但就诗歌鉴赏而言,人们或许不难发现:他们误认作完篇的片断,确实可以视为一首不错的短诗;尤其是,如将现存的另六句加在前面,诗不是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了。如周婴所说为“是篇发端”的四句,只是作者对其游览经历的一个交代,实无诗意可言。
另一例是东晋释子帛道猷的《陵峰采药》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壹传》所录如下: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也就是这一种。其实据宋孔延之的《会稽掇英总集》和张淏的《会稽续志》,这诗后面还有四句:
开此无事迹,以待竦俗宾。长啸自林际,归此保天真。
而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是道猷栖居之处,在今浙江新昌)中提及这首诗,却仅有四句: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
又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所载与之相同,唯“千里”作“十里”。明杨慎《丹铅总录》评述说:“此四句古今绝唱也,有石刻在沃洲岩。按《弘明集》亦载此诗,本八句,其后四句不称(笔者案,《弘明集》实未载此诗,杨氏盖误记)。独刻此四句,道猷自删之耶,抑别有人定之耶?”
杨慎疑四句的一种或出于帛道猷本人删改,是无根据的臆测;套用周婴的说法,晋代文人也没有这样写诗的。至于改定者是白居易还是之前另有其人,则不可知。但经此一改,诗显然有了一种“唐韵”;称之为“古今绝唱”或觉夸张,置于晋、宋时期,却实是难得的佳构。
诗当然不是说短的总比长的好。但上述二例却明白地揭示出:某些在诗人看来是必要的表达。却使诗意受到了破坏;从较为完美的结构来看,那些表述是多余的。这里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壅塞”的现象,它妨害诗意的纯净和意境的形成。而这种现象在晋宋诗中相当普遍,许多诗虽不是说像上述二例那样经过简单的删削就能发生显着的改变,但其毛病则属于同样性质。仍旧拿大诗人谢灵运来说,其名作《登池上楼》的开头,“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作渊沉。进德知所拙,退耕力不任。xùn@②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整整八句,虽不乏修辞之美,意蕴却非常单薄,节奏也因而显得拖沓。清人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专门列举了大谢诗中众多的“累句”、“鄙句”,不少与此有关。而从齐梁到盛唐诗歌的发展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这种“壅塞”现象的清除。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并不只是关于诗歌应如何写得简洁的问题。所谓“壅塞”现象的产生,大抵并非缘于诗人的才力上的欠缺,而是缘于他们对什么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即对诗的特质——的理解上存在着某种偏差;这种偏差又并非是个人性的,而是具体时代性的。追求诗的艺术特质,使诗更成为“诗”,这本身构成了一个文学史的过程。
二
建安以前的诗歌,以歌谣为主流,包括《古诗十九首》一类,实亦是类似歌谣的作品。这类诗歌抒发的感情是公众性的,不是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自建安文人诗兴起以后,情况开始改变,诗歌与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发生密切的关联,诗人在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其个人化的生活内容、思想与情感。上述变化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内涵深化了,面貌也变得丰富多样;但我们所说的诗意壅塞的现象却也是与之相伴而生的。
歌谣大抵集中于情感的直接抒发,它或许常有稚拙、粗糙的成份,语言一般却是清浅明朗的。而文人诗由于作者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以诗歌为表现此种素养的场所,其语言在转向精致、典雅、华丽的同时,每有繁复累赘的情形。大概而言,建安诗歌虽已渐超华美,但尚多歌谣气息,至晋宋诗中这一问题就变得突出了。名诗人中,像陆机、潘岳的“缀辞尤繁”(《文心雕龙·熔裁》)、“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颜延之的“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南史》本传引鲍照语),谢灵运的“冗长”(萧纲《与湘东王书》)而“颇以繁富为累”(钟嵘《诗品》),可以代表总体的时尚。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文人对辞藻的耽迷和炫耀才学的心理。丰富而华美的语言,成了他们的精神性的装饰。
但所谓“繁复”、“冗长”不只是表现于藻饰。若以潘、陆、颜、谢这几位在《文选》中最受重视的晋宋诗人为代表,可以看到他们的诗作出现了大量的叙述与议论性的内容。无论是就自己的某一种人生经历、生活遭遇发表感慨(如潘岳的《河阳县作》之类),还是记一次游览的过程(如谢灵运众多的山水诗),都要依着事件、思绪或两者交杂的线索,从头到尾一一道来。像前面提及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的开头,就是交代他怎样游庐山、游了多久。确实,谢灵运不会像钟惺他们误认的那样,凭空地从“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下笔,因为游庐山作为他生活中的一桩事件,那样写是不完整和不明不白的;也可以确信,这首诗正如周婴所推测的那样,不会在“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结束,因为他还没首对这次游览作出具有思想性、哲理性的结论。我们再用一首完整的诗作例子: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超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
谢灵运诗典型的形态便是如此,起因、过程、结论,都是不可缺少的。
上述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的诗,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线型结构,它的中心线索便是作者本人的行动与感受。在这种诗里,我们时时感受到诗人的在场。换句话说,诗人充分地占据了诗歌的空间。再以前面提及的帛道猷《陵峰采药》诗为例,在开头“连峰数千里”以下写景的六句中,我们尚未强烈地意识到诗人的身影和意志的存在,从“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开始,他清楚地出现了;而到了“始知百代下”等末尾六句议论之笔,诗人最终彻底实现了他对诗歌空间的占有
。
这里隐涵着更深的和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问题:当诗歌趋向个人化以后,诗人与他的作品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诗人对他的作品拥有多少权利?诗歌的艺术个性应该怎样理解?
诗是什么呢?如果诗只是诗人个人行动和思考的记录,它本不需要这种特殊的高度美化的语言形式;如果诗是一种为了表现情感而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诗在写作时就隐涵了对阅读的期待并且一旦写出就不再属作者个人所有,那么诗人就不能够过度地占有诗歌的空间。
由于未能找到恰当的概念,我想把诗歌的空间称之为一种虚构性的公共空间也许是合适的。读者对一首诗歌感兴趣,是因为在它的特殊的语言形式中包含了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情感的东西;凭借着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已有的生活经验,我们享有一首诗并在其虚想的空间中体会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命的某一种状态。虽然一首诗被写出是基于作者的情感经历,但在阅读中它成为我们的经历;诗歌中必然包含着诗人所经历的某些生活事件的细节,但只有这种细节有益于诗境的构成时,它在诗中才有存在的价值;也许我们会因为对于诗的兴趣而关心作者,但终究谢灵运遭迁斥的牢骚或李白喝一次酒花了多少钱那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所以,当诗人在诗中过度凸显其自身的存在、过度占有诗歌的空间时,就已造成了对阅读的排斥。正是那些不能引发读者的兴趣而仅与作者有关的叙述、仅属作者的议论,造成了诗歌的闭塞感,令诗境显得阻隔狭隘。所以像帛道猷那首诗,若以白居易所录四句成篇,就有可能成为或接近于“古今绝唱”;若以《高僧传》所载十句成篇,则已是稍含佳句的平常之作;若以《会稽掇英总集》所载的十四句成篇,那真是不可忍受。
至于说诗歌的艺术个性,那根本上是指诗人独特的创造性而言,它虽然跟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却并不是由于记录了这种经历而形成的。
美国着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2]一书中曾以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诗作为例证来来阐发其符号学美学理论,但她的某些分析用在这里也是颇为合适的。原诗如下: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苏姗·朗格强调说,即使是从脱离了原来诗律的译文来看,“这也是一首诗,而不是关于李曹离去的报导。诗中所提及的事物,构成了一个全然主观的境况,而常识意义上的诸多事宜(疑当译为‘事项’)如友人所往、行程几何、何以成行以及偕谁而行等等,则被彻底芟除。洒落在江上、帆上和遮挡视线的树上的微雨,最后化作流淌的泪珠。”她说,其中一切都是“诗的因素”,“在整个诗歌中,没有不具情感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无助于明确而熟见的人类情境之幻象的东西。了解更多的情况,譬如实地了解所提及的地点,进一步考察李曹某人的生平及品格,或者注明诗的作者以及作诗的环境,对于形成那种幻象毫无裨益。这类补充只会以不相干的信息将描述生活的诗的意象弄得杂乱不堪。”
虽说苏珊·朗格似乎并不懂中文,但她对《赋得暮雨送李曹》一诗的诠释却是不错的。像这种带有纪实因素、社交功能的诗(它记录了一场实际发生的送别活动,并作为朋友间友谊的传达和纪念而促进了相互间的关系),在中国古诗中为数众多。但作为诗而言,它必须成为艺术的构造,必须避免以朗格所说的“不相干的信息”填塞在要求纯明的诗境里。当然,这是艺术上已高度成熟的唐诗,中国古典诗歌还要经过一段行程才能抵达这里。
三
从南朝到唐代,诗歌艺术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不断探寻完美的表现形式,努力创造纯净明朗而又内蕴丰厚的诗境,就是更明确地把诗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当作向社会传达个人信息的凭借。人们在理性上的认识也许并没有那么清晰,但创作活动却有力地趋向于此。
与此相关的一个变化,首先表现于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上。从沈约提出“文章当从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颜氏家训·文章》),谢眺主张“好诗当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到萧绎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为“文”的表征(《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将“言尚易了,文憎过意”、“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作为理想的诗歌的条件(《南齐书·文学传论》),齐梁文人对晋宋诗歌过度趋向书面化的典雅繁褥的语言风尚作出了反拨。这方面的问题多年以前我和贺圣遂合作的《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一文中曾有过论析[3],兹不赘叙。须稍加说明的是,齐梁尤其梁代诗歌重新向歌谣汲取养分、向浅易流畅的语言风格靠拢,却也并非是回到歌谣的路子上,而是追求浅易而又精致、既不同于口语又不同于书面语的特殊的诗歌语言。这种追求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其最终效果充分地展现于唐诗之中。
同时诗歌也在逐渐减少妨害诗境形成的过度的叙述与议论,并摆脱以作者实在的行动与思考为中心依次叙述和议论的线型结构。
议论的减少在写景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鲍照的诗中,已经很少有抽象哲理的阐发,有时虽用某种人生感慨作为诗的结束,也只是一发即收。像《行京口至竹里》诗,在描绘寒冬时节旅途景色和旅行生活的艰辛之后感慨说:“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其情绪完全是自然涌发后出,所以它可以给读者某种触动,却不会造成诗意的封闭。而在谢眺诗中,常常连这种明显的感慨也很少。据叶维廉《中国诗学》[4]介绍,日人网佑次在其《中国中世纪文学研究》一书中对南朝山水诗中描写与陈述句的比例作了一番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山水诗总体上趋向于纯粹的写景。其书一时未能找到,此处转录叶氏书所作的“抽样举例”,大体可见其概况:
作者 诗 写景行数 陈述行数
湛方生 帆入南湖 4 6
谢灵运 于南山往北山…… 16 6
鲍照 登庐山 16 4
谢 游东田 8 2
望三湖 6 2
沈约 游钟山之二 全景
范云 之零陵郡次新亭 全景
王融 江皋曲 全景
孔稚 游太平山 全景
吴均 山中杂诗 全景
山水诗转向纯粹的写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哲理内涵的消失,而只是取消了由作者强加给诗歌也是强加给读者的关于“意义”的限定;换句话说,这是对诗的闭塞状态的打开。优秀的诗人尽可以在纯粹的写景中直接通过意象的喻示,令读者自行寻获诗人未尝言说的哲理。到了盛唐时代,王维就成为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譬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之中虚渺的人语之声,黄昏时候透过深林在青苔上暗淡的浮动着并且正在静静地消逝的阳光,引人渐渐沉潜到世界不可言说的幽深之处。
诗歌中抽象议论和解说的减少,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而叙述的减少,其意义则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尽管诗歌大抵是因诗人的情感受具体生活事件的激发而写成,不能完全避免对事件的交代,但在抒情诗中夹杂大量关于自身行为的叙述,就会强行牵制读者的视线、思绪,妨碍他借诗激活自己的情感。其对诗境的破坏同样是严重的。像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的开头:“朝旦发阴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回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究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这还是交杂着写景的纪游之作,但诗人一心要把自己的行动过程说清楚,我们的视线只能随着他的行动急促地转换,无法感受景物的氛围并展开想象,所以只能以比作者更匆忽的态度从那些语辞上滑过。正如前言,诗歌应该是公共空间,当作者的对之占有过度时,读者就会放弃它。
南朝在这方面带来显着变化的诗人应首数谢tiǎo@③吧。他的诗总是将叙述的成分尽可能减少,而最佳的写法是将必要的叙述融化在景物描写中。像《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的开头:“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至于《和王中丞闻琴》则是更纯粹的诗境,一切可有可无的说明与交代全都省略了:
凉风吹月露,圆景动清阴。蕙气入怀抱,闻君此夜琴。萧瑟满林听,轻鸣响涧音。无为澹容与,蹉跎江海心。
之后何逊诗也是沿着这方向发展的。他的《望新月示同羁》开头四句完全以写景代替叙述:“初宿长淮上,破境出云明。今夕千余里,双蛾映水生。”两个月夜,既各自为一美景,又 在对比中暗示了时间的流失和旅程的漫长。唐代诗人对谢tiǎo@③、何逊格外赞赏,正是因为他们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
至于诗歌结构的变化,律诗的形成也许是最好的说明。而一般谈到律诗形成的过程,常常只是由声律、平仄着眼,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众所周知,在永明声律说初兴之际,所谓“新体诗”是没有长短规定的,但渐渐地、自然而然地,格律诗向着八句为一首的篇制靠拢,到了梁代简文帝时间,五律的体制已基本定型[5]。在没有预先约定、也未有谁特别提倡的情况下,律诗以八句一首有什么根据呢?研究者提出过各种意见。但有一个道理是至为简单的:以南朝诗人普遍认可的各种要素的结合为准,八句一首的体制最能体现恰当和均衡的美感。依惯例,律诗的首尾两联为不对仗的散句,中二联为对偶句(当然有例外);散句的一联,二句间形式关系松散而意思连贯,常常二句构成一个完整的长句;对偶的一联正相反,二句间形式关系密切而意思各自独立,各为一短句;散句和对偶句在传达和表现上各有所宜。这样的四联组成了在变化中求得均衡的完美整体。如果是六句一首,对偶句与散句的关系无论怎样都会失衡;如果是十句一首,将会出现三联对偶,而由于对偶句中联与联、句与句之间的意义联系不紧密,诗会显得松散。总之,律诗的文字格式极其精致,再加上严格的声律,遂成为高度形式化的诗型。
这和本文的论题是有关的。首先,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诗型,在未被运用于写作之先就强烈地预告了诗作为精美的艺术品的性质,它对实用性的写作意图具有抵抗力;其次,在这种短小精致的诗型中,过度的叙述与议论不能被容纳;再次,它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过去诗歌中常见的诗意连绵承接而下的线型结构。在不能够任意延展而又需要表达丰富的生活与情感内容的情况下,诗人通常会在律诗的联与联之间、句与句之间采用跳跃式、并列式的连接。留下大量的空白,则需要读者依赖诗句的内在关系以及诗句所提供的暗示去想象。以何逊的《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为例: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中间对仗的两联是并列的,它和首尾联之间情绪或者意义上的联系很不确定。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可以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一类诗的流行,当然会对改变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对清除诗歌的壅塞现象起到很大作用。
壅塞是由作者对诗歌本文的强烈占有欲造成的,那种情形下作者至少是不自觉地相信可以凭借愈多的语辞说出愈多的东西。而壅塞的消除则意味着诗歌更为自觉的艺术化过程,在这过程里诗人通过减少语辞来增加诗歌的空间。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实是本文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被经验的结果”而非“被解释的客体”[6],对抒情诗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南朝诗人在上述各方面所要追求的目标到唐代才真正得到充分实现。在盛唐,出现了许多语言浅显、意境明净、韵味悠长的杰构,被举为“兴象玲珑”。但人们也不应忘记文学史上的重要演变是很长的过程。
四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所作的论析是以短篇的抒情为主要对象的(这类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和最精致的部分)。就在格律诗兴起的同时,也发生了诗型的分化,不同的诗型各自分担起不同的功能。拿何逊的诗集来看,其中写得短小的一部分成为律诗的刍形,而另有一些较长的诗篇则保存着叙述和议论的成分。用后世的分类来看,这就是五律和五古的区别。而后来长篇的五古将纪事、写景、抒情、议论混融一体,又自有特色。不过,从南朝到唐代诗歌类型的分化及与之相应的功能的分化,是需要另做文章来说的问题,这里无法说下去了。
【参考文献】
[1] 《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本无此文.
[2] 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复旦学报》1983年6期.
[4] 三联书店,1992.
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各用一个词语概括四个自然段的意思。（每一个词语不超过5个字。）
（1）秋风破屋图（2）群童抱茅图（3）屋漏无干图（4）遥想广厦图
2、诗的第一节是怎样描绘秋风肆虐的情景的？诗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描绘？
“风怒号”从听觉上突出了秋风之狂，“卷”从视觉上形象地写出了秋风的肆虐。“飞”“渡”“洒”“挂罥”“飘转”等词写出了秋风对茅屋的破坏。这样的描绘为后文写屋漏遇雨，自己的境遇之惨蓄势铺垫。
3、“归来倚杖自叹息”，结合全诗，你认为诗人叹息什么？
一叹自己之苦，茅屋被秋风吹破，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二叹周围的人苦——还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穷苦之人；三叹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
4、“自经丧乱少睡眠”中的“丧乱”是指历的什么事件？咱们还学过哪首诗歌也反映了这件事？
安史之乱。《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5、“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一句在诗里有两种作用：一是实写自然环境，交代了事件发展的具体时间，并渲染了特定的气氛；二是烘托了诗人暗淡愁惨（或悲凉、凄凉、悲哀等）的心境，为下文写诗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蓄势。
6、杜甫一向关心人民疾苦，他的诗素有“诗史”之称，但为什么这首诗中他却一反常态，只写自己的个人遭遇？谈谈你的理解？
以小见大，推己及人，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7、你是怎样理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两句诗的？
诗人从个人的痛苦，联想到风雨中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发出这样的呼喊，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关心人民疾苦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
8、联系全诗，简要分析“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几句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诗人由自己的困难，推及到“天下寒士”，表示宁愿“吾庐独破”“受冻至死”，而使天下寒士都得以安乐，表现了诗人关心人民疾苦的宽广胸襟，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
9、通过写景渲染诗人暗淡悲惨处境的句子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10、由较为客观的记叙描写过渡到抒情议论的关键句是：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11、以写实手法写出秋风的威力的诗句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二、《观刈麦》
1、本诗从格律上，这是五言律诗。从表达方式上，这是一首叙事诗。
2、白居易的叙事诗善于刻画人物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有悖于常情的心情，请从本诗中摘出这样的诗句，进行简要分析。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虽说烈日炎炎，脚下暑气熏蒸，背上烈日烘烤，人都筋疲力尽了，但还是只想着抓紧夏天白昼长多干点活。这里人物的心理跟环境是对立的，这样的描写能突出人物形象，深化主题思想。
3、发挥想象，用生动的语言描述“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一句所展现的劳动场景。
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农民顶着烈日劳动，脚下是被烈日熏蒸的暑气，阵阵往上冲，弯下的赤裸脊背，被灼热太阳光烧烤得油黑发亮。
4、赏析“今我何功德，尽日不能忘”。
这段议论抒情句，通过官吏舒适富裕与农民辛苦贫困的鲜明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5、诗中最能体现农民辛苦劳作的诗句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6、描写母子给田间劳作的亲人送饭送水的句子是：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7、描写“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而换来的丰收的句子是：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8、“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悲从何处来？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三、《赤壁》
1、本诗从题材上看属于咏史诗，内容上三国的故事有关，“东风”指火烧赤壁之事。
2、“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千古传颂的名句，谈谈你的理解。
假如东风不给周瑜方便，结局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将被锁进铜雀台了，借周瑜和曹操的故事，表达了诗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抑郁不平之气。
3、本诗的一二句的表达方式是叙述，三四句的表达方式是议论。
4、“自将磨洗认前朝”中的“前朝”是汉朝，举出三位这个朝代的英雄人物：曹操，孙权，刘备。
5、“东风不与周郎便”的“东风”指代赤壁战争，战争的双方是曹操和孙刘联军。
6、咏史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东风”一事，抒发感慨，讽喻当今的统治者治理国家不要寄希望于侥幸。
7、“东风”不仅指是自然界的风，而含有建功立业的各种条件之意。
8、开头为什么从一把不起眼的折戟写起，这样写有何作用？
沙里埋着铁戟，点出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由折戟沉沙未销蚀，又引发岁月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情，能很自然地引起后文对历史的咏叹。
9、有人认为，杜牧只关心东吴两美女的命运，而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安危，对此，你有何看法？
这是以小见大的写法，用两美女的命运来象征国家的命运，更为形象贴切，耐人寻味。
10、诗歌的前两句在全诗中的作用是什么？蕴含诗人什么思想感情？
借一件折戟，写出了兴感之由，含蓄表达诗人对历史兴亡的感慨。
11、后两句议论，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
不以成败论英雄，英雄的成名都有某种机遇，曲折地表达了诗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抑郁不平之气。
12、试体会“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两句议论的妙处。
诗人并未从正面去评论战胜的原因，而是提出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假设，不刮东风，不用火攻，周瑜必败。对于这个结局，诗人没直说，而是以两美女象征国家命运，别出心裁。“二乔”并非普通女子，而是东吴国家命运的象征。
13、本诗是咏史绝句，立意新奇，意在说明一个什么道理？
意在说明要想建树一番事业，得有一定的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即使英雄也一样无能为力。
四、《渔家傲·秋思》
1、该词是范仲淹驻守西北边防所作。词的上阕重在描写边塞秋色，下阕抒思乡之情，笔力雄健，感情浓郁。
2、词的上片间接点明季节的词语是：雁去。
3、本词所写的时间分三个阶段：白天，黄昏，夜晚。
4、“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描写了什么景象？在词中起到什么作用？
形象地描绘了坐落在崇山峻岭间的孤城，夕阳西下时，便紧闭城门的情景，突出塞外的奇异风光，反映宋朝守军力量薄弱，军情紧急，为下阕抒情做铺垫。
5、“塞下秋来风景异”，紧扣“异”字，具体描绘了三幅画面：衡阳雁去，边声四起，孤城落日。突出了“塞下秋景”的哪些特点？天冷，声杂，城孤。
6、词中与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意境相似的诗句是：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7、下阕“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一句，提示全词的核心内容，表达词人和“征夫”的矛盾心理。“浊酒一杯家万里”是引发征夫愁思的直接原因，“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是“归无计”的心理外观。词的意境悲凉，壮阔，真切感人。
8、上阕中“塞下秋来风景异”中的“异”字表现边陲之地的孤寂荒凉。
9、“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抒发了将士们怎样的情怀？
抒发将士们壮志难酬和思乡忧国的情怀。
10、词的上片，重在一个“异”字，试分析“异”字的表达作用。
一个“异”字，统领全词，表现出塞下苦寒，战事吃紧，戒备森严的特殊背景，与内地景色迥然不同。
五、《游山西村》
1、本诗从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看是一首抒情诗，从形式上看是七言律诗。
2.本诗的线索是游踪，全诗句句紧扣“游”字来写，层次分明。
3、写出丰收的年景和农民热情好客的句子是：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4、描绘乡村社日前夕热闹情景的句子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5、从该诗中产生的两个成语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6、从炼字角度说出“足鸡豚”的“足”字好在哪里？
“足”字既写出了农家的丰收景象，又表达出了农家好客款待客人倾其所有的盛情。
7、“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千古名句，请自选角度，谈一谈你的理解。
例1：这两句写出了山西村山环水绕、树茂花艳的美景，表现了诗人此时的喜悦心情。例2：富含哲理，比喻人在无路可走时经过一番努力一番波折，又有了新的出路，新的天地。
你认为会在什么情况下引用这两句诗？
1、描绘山水美景时，因为这两句诗可描绘出山环水绕、柳暗花明的美景。
2、面对困难时。蕴含哲理，不放弃希望，经过努力，一定会有新出路，进入新天地。
8、最后两句诗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对山西村恋恋不舍，对农家生活的热爱之情。
六、《过零丁洋》文天祥
1、诗歌首联叙写了诗人一生中经历的哪两件事？
一是以明经入仕、科举而走入仕途；二是在国家危亡的关头起兵抗元。
2、“起一经”中的“一经”指：儒家经典
3、诗中第二联运用比喻的艺术手法，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诗人以“风飘絮”比喻破碎的国家如风中飘散的柳絮，无可挽回；以“雨打萍”比喻自己的身世坎坷，如雨中浮萍漂泊无依，时起时沉。
4、从抒情方式和思想内容上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作简要赏析。
这一句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明了作者以死明志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5、用自己的话描述“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所反映的国家和作者个人的境遇。
诗中第二联运用比喻的艺术手法，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诗人以“风飘絮”比喻破碎的国家如风中飘散的柳絮，无可挽回；以“雨打萍”比喻自己的身世坎坷，如雨中浮萍漂泊无依，时起时沉。
6、“起一经”和“四周星”六个字写出了个人和国家的两件大事：一是以明经入仕、科举而走入仕途；二是在国家危亡的关头起兵抗元。
7“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是妙手偶得的千古名句，请赏析。
用两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地名抒写出焦虑不安的心情，巧妙、新奇，一语双关；兵败后的惶恐，被俘后的孤苦伶仃正好与地名暗合，突出反映了诗人极其巧妙的艺术构思。
8、该诗是一首七言律诗，韵脚是经、星、萍、丁、青。
9、解词：
干戈：古代的两种兵器，泛指战争汗青：特指史书
10、本诗以死言志的主旨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1、颈联巧妙借用惶恐滩和零丁洋两个地名，写出了形势的险恶和诗人境况的危苦。
12、尾联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表达了诗人以死明志、舍生取义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13、请你在写出几句透着铮铮骨气的名句。
例：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徐悲鸿；生当作人杰，死亦当鬼雄——李清照
14、“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文天祥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请再写一句你喜欢的古诗词中表达对崇高人生理想追求的名句。
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15、诗中运用双关，既表明形式恶劣，又说明作者境况危苦的句子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16、表达了诗人以死明志、舍生取义的决心，堪称千古名句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7、运用比喻表明宋朝国事危亡，个人身世坎坷的诗句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七、《山坡羊·潼关怀古》
1、此曲中“山坡羊”是曲牌名，“潼关怀古”是题目。
2、请谈谈你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理解。
表现了一个主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怎样的改朝换代，人民群众依旧过着痛苦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
3、原句填写
①曲中描写主人在潼关驻足远望，感慨横生的样子的句子是：望西都，意踌躇。
②全曲由所见所想到所感，借凭吊潼关古迹，表达了这样一个历史主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4、结尾“亡，百姓苦”好理解，为何“兴”，百姓也苦呢？请结合诗歌内容谈谈你的看法。
例：一个朝代的兴起，往往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殿，从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故云“兴，百姓苦”。
5、从炼字角度，赏析“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以“聚”形容潼关在重重山峦包围中，以“怒”形容黄河之水的奔腾澎湃，用此二字将山的雄伟与水的奔腾之势勾勒出来，从视觉听觉两方面写出了潼关的地势险要。
6、赏析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两句道出了封建社会朝代兴亡的本质，对以往的历史作了精准的概括和批评，深化了全曲的思想内容。
7、联系全曲说说“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一句有何言外之意？
暗示历史改朝换代的战争惨烈，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8、“峰峦如聚，波涛如怒”中的“聚”、“怒”字有何表达作用？
“聚”、“怒”赋予河山人格化的动感特征，极言潼关地势险要，已寓兵家必争之意，抒发作者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
八、《己亥杂诗》龚自珍
1、这首诗写诗人离京的感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抒发诗人复杂的感情。
2、请你谈谈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用形象的比喻，表明了作者怎样的心志？
3、诗的首句用“白日斜”烘托离愁，像这样以黄昏落日衬托愁绪的诗句还有：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和崔颢《黄鹤楼》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4、这首诗中“离愁”一词直接点出了诗人辞官离京时的心境，“浩荡”一词则写出了愁思的无穷无尽。
5、你以前两句诗中读出诗人离京时怎样的心境？
既有失落、伤感和离愁，也有回归的轻松愉快。
6、说说诗句中“吟鞭”和“落红”的含义是什么？
“吟鞭”指诗人的马鞭，“落红”比喻自己离开官场。
7、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中，“落红”比喻年老辞官的自己；“花”比喻青年人才以及国家。这句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表达了诗人为国为民尽最后一份心力的愿望。
8、赏析“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是说落花不是无情的，化作春泥也要守护着新花。这里以落花为喻，移情于物，运用比喻表明诗人的心志，虽然辞官归乡，但仍然会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惜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9、《己亥杂诗》中，诗人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富有哲理的句子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0、全诗共写了哪几种心境？
（1）离别的忧伤（2）回归的愉快（3）积极的人生态度
11、诗人在诗中是如何表现离愁深重的？
【关键词】黄庭坚 诗法 传授 古典诗歌教学 启示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1C-0126-04
古典诗歌教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教学的重要内容，其重点是培养学生的鉴赏和写作水平。古典诗歌深深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因此我们的教学在充分吸收现代教育理念的同时，更要立足于继承传统。纵观古代诗歌教育史，宋代的黄庭坚用其言传身教开启了江西诗派一百余年的兴盛，影响极其深远，无疑是最有成就的诗歌教育家之一，他的诗歌教育理念在今天仍能带给我们不少的启示。
一、黄庭坚诗学基本原则的启示
（一）立意高。黄庭坚教人作诗极为重视“立德”，提倡立意高于流俗。周裕锴指出：“直到熙宁以后，道德修养才进一步转向心性证悟，且在学中成为最重要的论题。而黄庭坚正是将理学的心性修养工夫移植于诗学的关键人物。”黄庭坚教导后辈“要须尽心于克己，不见人物臧否，全用其辉光以照本心”（《书舅诗与洪龟父跋其后》）；“学问文章，如甥之才器笔力，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与洪驹父书六首》）。又赞其友人说：“吾友周寿元翁（周敦颐之子）纯孝动金石，清节不朽，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其言语文章，发明妙慧，非为作使之合，盖其中心纯粹而生光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30《跋周元翁龙眠居士大悲赞》）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称黄庭坚作诗：“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利，薄轩冕；极其致，忧国爱民，忠义之气，蔼然见于笔墨之外。”（《宋黄文节公全集》卷首）在今天的高校古典诗歌教育中，德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黄庭坚提出的“全用其辉光以照本心”与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的“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一样，都是以内在人格为根本，追求道德本体的培育，强调“尽心克己”，不随意臧否人物，这对于推进当前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尤显重要。而黄庭坚所说“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也主要是针对这种德操的培养和内在人格的建立而言。读懂黄庭坚乃至宋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对于学子们浩然正气的培育和优秀人格的养成，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不可滥作，贵精不贵多。黄庭坚《论作诗文》说：“吟诗不必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两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诗，徒用三十五韵，子细观之，皆虚语矣……唐人吟诗，绝句云如二十个君子，不可着一个小人也。”吕本中《童蒙诗训》记载了黄庭坚教导后辈诗人作诗不必多，但须“精致”：
山谷尝谓诸洪，言“作诗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诗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余者不能认得”。诸洪皆以为然。徐师川独笑曰：“诗岂论多少，只要道尽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顾曰：“某所说止谓诸洪作诗太多，不能精致耳。”
黄庭坚对自己的诗作向来精益求精，曾屡次在编集时自弃前作。这两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段话核心在于“意尽”，确实点中了某些诗人作品的弊病，强调作诗须言之有物，不作“虚语”。第二段话重在“精致”，强调诗不可滥作，要尽力做到像《三百篇》那样每首皆可传世。这两段话仍然可以为今天教授古典诗歌提供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作诗须有感而发，切不可为了作而作。从这个认识出发，笔者在指导学生鉴赏作品和联系写作古体诗歌时便引导学生从自身的实际生活中捕捉灵感、寻找诗材，一旦有所感触便随时随地开始创作，充分利用电脑、手机等工具强大的文字输入和图片、视频等记录功能，享受创作之趣。当然，我们也不可机械理解黄庭坚以《三百篇》为圭臬的理想，毕竟使学生感受到古典诗歌的乐趣，进而焕发出学习热情才是更加现实的目标。
二、“苦思”的创作心理与现代教学法的契合
黄庭坚《退听序》曰：“诗非苦思不可为，余得第后始知此。”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指出：“‘苦思’是黄氏终生坚持的基本态度，而黄氏又是一个面向诗史的诗人，这样当然可以说，他的‘苦思’正是对唐人苦思作诗的经验的接受和发扬。”从黄庭坚“余得第后始知此”的自述中可以得知，黄庭坚提倡的“苦思”是和他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锻炼精研诗句有密切关系的。钱志熙认为“是试贴诗的创作，改变了山谷青少年时率易纵逸的诗风，使其走上苦思锻炼的道路”。唐代诗僧皎然曾说“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诗式・取境》），黄庭坚的“苦思”之说既是对前人的继承，也是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苦思”也是宋人比较普遍的认识，王安石就赞美张籍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就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今天的大学生当然没有宋代学子们备考试帖诗的压力，但仍然可以古为今用，借鉴古人从千锤百炼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和创作原则，通过一定的训练来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诗歌写作水平。黄庭坚“苦思”之法与今天教育界流行的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实有相似之处，这个原则正是在科举考试这一任务情境下，在完成试帖诗这一任务的压力之下体悟出的。除此之外，当今教育学中提出的“压力教学法”也和黄庭坚“苦思”理论不谋而合。当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施加学习压力时，往往会导致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现象，而适当的焦虑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英国学者达伦・布里奇、戴维・路易斯指出：“每个人都有过焦虑感。虽然焦虑有时会让人更谨慎，尤其是在做一些重要决定时，适当的焦虑是必要的，但过度焦虑会让人迷失自我，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甚至失去自信。但好消息是，焦虑是可以征服的。”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学生的焦虑水平与学习效果密切相关。国内的学者指出：“心理学家通常将焦虑分成三种水平，一是焦虑过低，二是焦虑适中，三是焦虑过度。一般而言，适中的焦虑能够使学生维持一定的唤醒水平和产生完成任务的心向，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而焦虑过低或焦虑过度都不利于激发学习动机，特别是对复杂的、新颖的以及需要付出心智努力的任务更是如此。”
在古代诗歌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通过当堂命题考核、自拟题考核等方式给学生设定一个任务情境，并且规定时间完成，计入平时成绩考核，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开动脑筋，通过苦思冥想使自己沉浸在创作状态中。这种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起学生的一切知识储备，在一定压力下激发创造潜能，学生拥有充分的主动权，可以任由自己的思绪天马行空般自由翱翔，使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空间想象力和运用典故等能力得到飞跃式的提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描述了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貌，其思理之致乎？……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段话形象地描述了从苦思冥想到豁然开朗，文思泉涌的过程。没有起始阶段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就难以到达“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自由境界。黄庭坚本人的实践正是这种飞跃的范例，他的成功得第正有赖于科场苦思。宋人李幼武为其所作传记载：
治平丙午，先生再赴乡举，诗题出《野无遗贤》。主文衡者庐陵李询，读先生诗中两句云：“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击节称赏，批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场，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先生遂膺首x。
黄庭坚这首应试之作《野无遗贤》只留下了这两句，其余诗句已无传，但流传下来这两句的确对仗精工、境界高远，非苦心孤诣不能道，正是在科场压力之下灵感闪现的结晶。
三、黄庭坚授业法门的指导意义
第一，“以故为新”――主要指化用经典诗词名句。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认为作诗“自作语最难”，教导外甥洪刍“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又说“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人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冷斋夜话》）“夺胎换骨”便成为江西诗派尊奉的重要学诗原则。黄庭坚本人是奉行这一原则的典范。宋人吴浴队殴盘檬话》有一条：
唐朱昼《喜陈懿老至》诗云：“一别一千日，一日十二忆。苦心无闲时，今日见玉色。”乃知山谷“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之句取此。
葛立方《韵语阳秋》的分析更为具体：
“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李嘉v诗也。王摩诘衍之为七言曰：“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而兴益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摩诘诗也。杜子美删之为五言曰：“阊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而语益工。近观山谷黔南十绝，七篇全用乐天《花下对酒》、《渭川旧居》、《东城》《寻春》、《西楼》、《委顺》、《竹窗》等诗，余三篇用其诗略点化而已。乐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到，何以开忧颜。”山谷则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乐天云：“霜降水反壑，风落木归山。苒苒岁时晏，物皆复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风落木归山。苒苒岁华晚，昆虫皆闭关。”乐天诗云：“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山谷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见乡社。”叶少蕴云：“诗人点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军，重经号令，精彩数倍。”今观三公所作，此语殆诚然也。
对这一做法提出反对的人不在少数，如王若虚批评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但正如葛立方所言，黄庭坚此法不过是唐代王维、杜甫等大诗人做法的延续，只是在自己手中将其总结、上升为理论，发扬光大。指责其剽窃，显然是模糊了艺术借鉴和抄袭之间的界限。借鉴前人诗句能否成功，关键是看这些点化后的诗句是否别开生面，完全融入新的意境中去，甚至可以像王维点化李嘉v诗句那样，每句前增加两个叠字便起画龙点睛之效，正如叶梦得所说，“如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军，重经号令，精彩数倍”。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自然无法强求学生达到这样的境界，然而依然可以遵循黄庭坚总结的道路去指导学生鉴赏和学习写作古体诗歌。从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要使学生初步掌握点化前人诗句入诗的技能，须做好几个步骤。首先，要求学生保证相当数量的知识储备。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笔者在“唐诗宋词赏析”一门课的教授中，采取布置课后作业、课堂测验的方式，使学生头脑中的古典诗词储备得到显著提升。其次，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名句鉴赏能力。要想用活名句，就必须先搞清楚这些名句在原诗中的内涵和写作背景，并要懂得名句究竟妙在何处，方可拿来为我所用。最后，进行充分的写作练习和测验。练习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比如要求学生用指定的名句进行改写，或者给出对仗名句中的上句，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话对出下句，等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要求学生完成对整首诗的模仿，如将五言诗改写成七言诗，四言诗改写成五言诗等。更高的要求，则是围绕点化名句，糅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完成整首诗歌的创作，培养学生结构全篇的能力。
第二，读书与用事。黄庭坚特强调读书，这种思想在其诗句中屡见，如“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书刘景文诗后》）；“博极群书，取之左右逢其源”（《题王观复所作文后》）；“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郭明父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二首》），等等。同时他还强调读书要善于运用：“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答王观复书》）黄庭坚本人作诗就以好用典故、善用典故闻名，《诗话总龟》有载：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山谷、东坡知之……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异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吐事等朝三。”
能否熟练运用典故是考察古体诗歌创作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今人学习写作古体诗词，如果能在广泛读书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古代的典章故事入诗，既能勾连古今、以史为鉴，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文史素养，又能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提高表达能力；更重要的，还能够从古代典故中获取传统美德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然而，由于古代文学基础薄弱，学生阅读古代文献，特别是史书的能力普遍偏弱，加上课程繁重，课余时间有限，学生根本无法抽出大量时间阅读经典，更无从谈博览群书了。鉴于此，笔者采取专项突破的方式，组织学生集中阅读一些关于古代典章制度、成语典故、名人名言等类书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诗典新编》、线装书局的《中华典故》等，以图短期内使学生最大限度地接触到古代典故的精华。实践证明，这个做法是富有成效的，无论是对于培养学生解读作品的能力还是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找到了初尝成功的喜悦感，增加了欣赏、写作古体诗歌的自信心。
第三，因句而成篇。《王直方诗话》记载了一则黄庭坚作诗有句而未成篇的事例：
山谷曰：“余作两句云：‘清鉴风流归贺八，飞扬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谁，不能成章。”
古诗人对佳句的重视始于魏晋。从曹植的“句颇尚工”到陆机崇尚“会意也尚巧，遣词也贵妍”，再到谢灵运“竞一韵之奇，争一句之巧”，显示了古诗渐趋雕琢化、崇尚精致工巧的发展过程。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佳句孤立于篇章之外，导致“有句无篇”的现象，如谢灵运的一些山水诗便常常在精微工巧的模山范水之后带着个玄言的尾巴。且不论谢灵运山水诗艺术成就如何，单是这种作诗的方式其实已经开启了一种新的诗歌写作范式，即心中先得佳句，而后围绕这几句敷衍成篇。到了中、晚唐，许多诗人在创作律诗时便时常先推敲中间两联，再以此为中心配上首尾两联。如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记天才诗人李贺“常时旦日出游，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暮归，足成其文。”与此类似，晚唐诗人郑灏也“梦中尝得句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续成长韵。”（尤袤《全唐诗话》）更为著名的例子还是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的炼句佳话。可见这种先得佳句然后敷衍成诗的作诗方式在中晚唐已经颇为常见。到了宋代，这种作诗的方式得到了黄庭坚及其追随者的继承，黄庭坚曾称陈师道为“闭门觅句陈无己”（《病起荆江亭即事》），就是对这类作诗方式的肯定。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也记载：“蜀人石异，黄鲁直黔中时从游最久。尝言见鲁直自矜诗一联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晚年最得意，每举以教人，而终不能成篇，盖不欲以常语杂之。”王若虚道：“鲁直于诗，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或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何尝见古之作者如是哉？”言语中对黄庭坚锤炼诗句而忽视整体颇有微词，但正可以看到黄庭坚对锤炼诗句的执着态度，以及重视以佳句为中心建构诗篇的作诗之法，这一诗法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法门一起成为有具体门径可供效仿的成功之道。
联系今天的诗词教学，尤其是诗歌的写作练习环节，黄庭坚所坚持的这一作诗方式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运用此法进行古体诗习作教学指导，理由有二。首先，多数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基本没有经历过写作古体诗方面的训练，只是在中学语文乃至大学学习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史。学生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等课程的学习中了解过古体诗歌的发展史以及诗词格律常识，仅有有限的理论知识，并无实践经验。如果一上来就要求他们在立意、结构、意境等方面下功夫，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适得其反，还可能引起学生的畏难情绪，失去自信心。我们可以借鉴因句成篇法，指导学生先从五言古诗造句开始入门，而后依据句子大意结构成篇。待初窥门径后，再循序渐进，学写律诗，从中间两联入手，练习对仗、平仄之类，再补充头尾四句。就好像搭建房屋，先要立起大梁，再修建房顶门窗之类。如此一来，可使学生举一反三，从易到难，初步建立起学诗的信心，体会到创作的乐趣，激发进一步的学习兴趣。其次，从炼句入手学习古典诗歌写作，有利于学生将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等课程中学过的理论知识具化为创作实践，可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古体诗歌特别是律诗的形式规范之美，如律句的对仗、平仄、押韵等，这对于提高他们的古汉语语言组织能力，乃至文言文写作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黄庭坚在教导后辈时不仅树立了“立德”“求精”“苦思”等学诗原则，还在诗艺传授中总结了“以故为新”“读书用事”“因句成篇”等具体的法门。将这些宝贵的遗产与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相结合，对于我们今天的古典诗歌教学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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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百色学院2016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16JG53）；百色学院2015年度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项目（百院字[2015]72号）；百色学院2015年度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项目（百院字[2015]72号）
摘要：元好问作为金代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其《论诗绝句三十首》，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颇为著名的篇章，比较系统的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其第十五首对李白的诗品及人品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元好问；李白
元好问不仅是一位代表着金代诗歌最高成就的伟大诗人，他也以其颇具开拓性的诗学思想而在批评史上享有盛誉。他的诗学思想，最为集中而系统地体现在他那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
《论诗绝句三十首》之十五首曰：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这首诗首句化用李白的传世名篇《望庐山瀑布》句意，十分明确的表明，所评论的对象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第二句的理解上，所谓“何曾憔悴饭山前”，牵涉到传为李白所作的七绝《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一般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戏谑杜甫作诗过于锤炼雕琢以至于刻苦伤身，或者又可以理解为李白认为杜甫诗思迟钝而加以讥嘲。而前人往往怀疑《戏赠杜甫》为伪作，因为李白以己之长而嘲杜甫之“短”，如此则将李白人品置于何地。并且在元好问之前流传的李白集中，均不见此诗。而在元好问之后，《戏赠杜甫》渐渐被诸家辑李白集者采录。现在，郭沫若另有理解，其《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认为“诗作后两句的一问一答，不是李白的独白，而是李杜二人的对话。再说详细一点，‘别来太瘦生’是李白发问，‘总为从前作诗苦’是杜甫的回答。”“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从而裁定：李白这首诗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诗题中“戏”字，乃是后人误加。而李白对待文友也绝非小肚鸡肠，、尖酸刻薄之辈，观其待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抑清芬。”（《赠孟浩然》），待王昌龄云“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待杜甫亦云“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均是一片淳厚真诚之情，这才是李白的本来性格。
元好问并非“扬李抑杜”，综观《论诗绝句三十首》，多处赞扬杜甫，并且以杜甫为准则来“论量”其他诗人。如第十一首：“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便是赞扬杜甫一系列描写秦川的诗作乃是出自亲身生活体验的佳作，并以此来反对那种悬空遥拟、一味模仿的文风。又如第二十八首：“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亦以杜甫作为典则，来批评江西诗派虽然自称是宗法杜甫，其实并未得到杜甫的“古雅”“精纯”。元好问便是效法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在首篇中云“正体无人与细论”，因而要担当起“疏凿”的大任，以使“泾渭各清浑”，这样的文字精神和思想，俨然也是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遗意。所有这些均可见出杜甫在元好问心中十分尊崇的地位。
元好问强调“真”，真情实感，实事求是。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十一首中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六首中也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这些都表明了元好问对“真”的重视。首先，他强调情感的真实性。他认为诗歌反映的必须是诗人的真情实感，以展现其心中不平之块垒。如果不是诗人自身的切实感受，终究是无病，空洞无物。古往今来，凡具有不朽魅力的诗歌，无不是诗人自我情感的真实流露。元好问流传后世的诗文词作，有的悲愤痛切，有的沉郁低回，有的放浪形骸，有的一往情深，无不是饱含沧桑的切肤之痛，这是诗人处金元交替之际，历经战乱灾难的真实反映，所以他说：“暗中摸索总非真”“心画心声总失真”，靠模拟冥思得来的作品总不会有感染力的，因为失其本。其次，他强调创作的真实，即诗人的创作与情感应保持一致，要求言为心声，文为其人，反对口是心非，以假乱真。《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六首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绝句就是嘲讽、批评西晋太康诗人潘岳的。潘岳作《闲居赋》，文中标榜自己情志高洁，淡泊名利，曾名重一时，而其为人德行却是追名逐利，趋炎附势，为人不齿。元好问指责潘岳们的语言伪饰，为人造情，人文不一。
《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四首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这里指出了两个重要的词“天然”“真淳”。“天然”指语言的不加雕饰，以真面目示人。邓昭祺在《豪华落尽见真淳》中也谈到：“‘天然’两个字在这里指修辞所达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应该是从作者本身的人格来的。没有一种‘天然’的人格，决写不出‘天然’的诗来。……‘天然’如何会使人有新的感觉呢？因为具有‘天然’这种品格的人，他是以他的本来面目示人的，也就是诚，也就是真性情。有这种品格的人，发之于诗，令人即使在千古之下读之，也可以感到仿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所以能够万古新了。”这就是“真淳”的魅力。
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二十九首中，元好问对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倍加欣赏，认为其自然清新的语言恰到好处地变现了诗人独特的审美感受，寄至味于平淡之中。
另外，元好问还强调诗歌的语言要与情、景相融，格调一致，浑然一体。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七首中，高度评价了北齐民歌《敕勒川》，欣赏其天然的诗句与壮美的地理环境、豪迈的牧民生活相生相融，美轮美奂，达到了情、景、意的完美结合。
《论诗绝句三十首》中还有更多的篇章都表达了元好问强调诗歌语言崇自然的观点，对于当时诗歌语言的非“自然”提出了批评。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九首中，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批评陆机文章的琦靡冗长，形式华艳；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十首中，批评元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十三首中，批评卢仝诗歌过于好奇逞怪，认为这种创作是“鬼画符”；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十七首中，批评对声律音韵过于雕琢的诗句，使文学创作受到很大的束缚；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二十二首中，批评苏黄后学追求奇险，堆砌生典，雕琢生硬的不良风气等等，针砭时弊，有感而发。
元好问的诗论，是针对金代初期、中期的诗歌，崇尚尖新浮艳、内容空虚的弊端而发的。他标举得真诚古雅和自然真淳的诗学观，不但在当时有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关键词：自然精工 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 以才学为诗
宋代诗风的形成，经历了学习和超越唐诗的过程。欧阳修正处于宋代诗歌风貌成型的前期，他在“唐音”向“宋调”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先驱作用。欧阳修是古文家，同时又有高深的学问，作诗似乎就自然而然地“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P83）这受了韩愈诗新运动的启发，但他进行北宋诗新运动时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把古文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诗歌领域，广采众家之长，提倡自然精工的风格，于平易流畅之中又极富情韵幽折的含蓄之美；于议论中饱含深邃的情理性；以散文的句法入诗，在以文为诗中寄寓浓烈的感情；以才学为诗，彰显其赡博才情。宋人及后人大多数从他自然精工的风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角度着手，评价其对宋诗具有开拓性的诗史地位。在他的影响下，宋诗朝平易冲淡、重视理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等特点发展。郭绍虞认为“宋诗之变，始于欧阳修”[2]（P31），可谓的评。欧阳修把“唐音”转向“宋调”的实绩是宋代诗风转捩革新的标志。
一、平易自然和精致工巧的互融
宋初诗歌沿晚唐五代之习，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其中以西昆体的影响最大。欧阳修继承韩愈的诗新运动，始以平易疏畅之辞、劲健真挚之意，矫西昆浮艳雕饰、情辞相背的倾向，呈现出自然精工的审美风格。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云：“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3]（P146）叶梦得认为欧公作诗一反西昆体雕润密丽、情辞相背的陋习，专注诗歌的气韵和风格，故欧诗具有平易自然和精致工巧的特征。虽用意精深、诗律精工，但是却表现出不露斧凿之痕的平易疏畅之风，在平直中又不乏见其清新巧丽、思深意高。但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论其诗“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余味尔。”认为其轻快疏畅而缺乏含蓄蕴藉，往往缺少诗味余韵。欧公却认为诗文意含蓄但要着意余味。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文意难评如此，要当着意详味之耳。”[3]（P210）可见欧诗虽然平直古淡、平易疏畅，看起来不见佳处，但是深入研读却能感受到其精心安排和深厚的情感蕴藉。试看于平直中不乏清新巧丽的《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4]（P427）
此诗乃景v四年（1037）春欧阳修贬谪夷陵时的赠答友人诗。题目冠以“戏”字，是声明此篇不过是游戏之作，其实正是他受贬后政治上失意的掩饰之辞。诗题中“戏”字诙谐幽默，但是却是蕴藉深厚独具匠心。诗作起句不凡，下面又环环相扣。首句用“疑”字领起发问造成二月山花未开的原因。语言浅切自然，不见妙处，但是诗人用设问自问自答让人眼前一亮，引起读者的惊异之情，故方回评论此句为“未见奇妙，若可惊异”[5]（P199）。随后诗人用白描叙写残雪久压枝条上的橘子却耐寒不凋，响雷惊动竹笋破土而出抽发嫩芽。此处暗指诗人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却像冬橘和笋芽一样意志坚定，生命力顽强。“夜闻归雁”二句，诗人在大雁归来、病魔缠身中产生了客子迁谪山乡的思乡之悲。尾联则是全诗的升华语，诗人自解早年作客洛阳，熟稔洛阳牡丹。宽慰自己虽然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全不在意，结句极见胸次之旷达。故陈衍在《宋诗精华录》说：“结韵用高一层意。”，表现出诗人谪居山乡的自解宽慰之意。
此诗以浅切自然语言写景述怀，浅近而深远。全诗构思精巧，写得很有讲究。诗句结构关系衔接紧密，意脉完足，圆润流畅。故方回《瀛奎律髓》说：“以后句句有味。”[5]（P199）唐人律诗常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崇尚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句脉，审美体验的日常化、平常化，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也是欧阳修把唐诗风味转向宋诗格调的“学唐为宋”的典范。欧阳修与文人连环酬唱，它将诗歌题材引向咏物娱乐，引向通俗化、生活化，引向表现士大夫的人文精神及文化人格，最终成为宋调鲜明特色。
二、以文为诗的散文化
冠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继承了韩愈诗歌散文化的特点。他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大量运用到诗歌中来。方东树所云“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如此，则小才亦有把鼻涂辙可寻”[7]（P275）这一方面是受了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西昆体过于雕琢华丽的诗风。在欧阳修的倡导和影响下，宋诗出现了散文化的革新特征。从诗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其实是一种进步。因为散文句式写到诗里来，诗人可以更自由地挥写，更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用得不好，可能会损害诗歌的声律之美；但运用适当，兼顾韵律，却可以扩大诗歌的容量。钱钟书说欧阳修“一方面想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9]（P39）。欧阳修的一些长篇歌行冲破了形式格律的束缚，使用散文句式，如和王安石《明妃曲》作组诗《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中的第一首：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
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
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面如玉。
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
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
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
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
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
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4]（P1589）
开头二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破空而来，欧公改变诗歌沿袭已久二二三的节拍和句脉，以二三二开头，并用七言和四言混用，是典型的散文句法。用“以”和“为”的虚词使句意表达平易流畅。诗人用散文笔法，平铺直叙胡人骑马射猎的生活状况。诗句接着用质问的口吻发问是谁把“面如玉”的昭君远嫁胡人，昭君在远嫁途中竟然不能遇见故人，只能独自在马上自弹相思盼归之曲。足见明妃远嫁胡人颠沛流离的流落之苦。“玉颜”句以下平铺直叙述说人是由汉入胡，乐曲则又由胡来汉。由胡地叙述起，由汉地叙终，如此往复叙述，突出胡汉之异。句式中的二二三、二一二二节拍交错并行，运用“却”“已”转折连词来叙述昭君和亲远嫁之悲。诗中使用散文化的句式和虚词，不仅有利于诗人“意”的直陈，而且给诗歌带来更多的韵律节奏变化。诗人把统治者无能以和亲求苟安的悲剧寓于从容委婉的叙述，平易晓畅的语言和清晰自然的层次转接之中，反衬出对历史悲剧的深沉感喟。
宋诗的新变，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诗体向散文的位移。宋人针对“以文为诗”的争议与分歧往往以欧诗为评价对象。如《隐居诗话》曰：“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3]（P210）陈善亦曰：“（欧）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而诗格遂极于高古。”[8]（P10）钱钟书亦对欧阳修散文化不甚成功的诗指出批评：“写出来的不是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9]（P39）《雪浪斋日记》以为欧公诗“只欲平易”“未尽妙”[3]（P208）胡仔却肯定欧公开拓宋诗道路的创新精神，曰：“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3]（P168）
三、以议论为诗的情理性
被学界公认的宋诗特点：“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是宋诗最基本的特色，也是欧阳修诗作中最常见的特点。叶梦得一方面在赞扬欧诗平易疏畅之风时，另一方面也否定其以议论为诗中随意发露、无所节制的特点。评价其诗“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锏光蓿无复余地。然公诗好处，岂专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诗：“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会处，如是乃为至到。”[3]（P146）由于欧公在诗律用意方面精工深刻，但其诗却囿于不伦而不加删改，发露幽情一泻而下而失于全盘发露，他以议论为诗的倾向也已露宋诗之态。叶梦得认为欧阳修的此论并非单纯的议论，而是抑扬曲折、切中时弊又蕴含着浓烈的感情。如欧阳修作于嘉v四年的政治抒情诗《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
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
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
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
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涧草自春秋。[4]（P1598）
唐代崇徽公主在大历四年远嫁回纥时，途经灵石，以手掌托石壁，遂留下手迹，后世称为手痕碑。碑上刻下唐人李山甫《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诗。韩绛依韵唱和之作不存，欧诗即和韩绛之作。颈联“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是以议论为诗，而且被朱熹高扬为一等高论。朱熹《朱子语类》云：“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尝有诗云：‘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6]（P334）诗人悲伤唐崇徽公主和亲远嫁的不幸身世，愤慨这既是红颜薄命的不幸，更是朝廷当权者软弱无能的悲哀。诗人借古讽今，对赵宋王朝以和亲求苟安的屈辱外交极为不满，却又无力改变，只能以激愤的议论婉转讽刺当朝统治者。诗中情与思、理与趣完美结合，感情跌宕而意境浑成，哲理机趣中显现绵密诗思。
在欧阳修以议论为诗的作品中，有一些以诗论诗的作品也将情思与理性结合，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盘车图》等，对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评论。以诗论诗始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宋代开此风气的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欧公云：“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3]（P267）这些评论精炼准确，情理结合。欧阳修在宋初诗人跳不出晚唐圈子的时候，首先发现并大力肯定苏、梅诗风新貌，而感叹时人对他们还不理解。欧阳修表现出既赏苏之豪健雄放，又爱梅之平淡深远，这就表现出欧阳修对苏梅异样之美的赏析能力。
四、以才学为诗的创新性
欧阳修的诗歌不专主一家兼取众长，从学韩愈李白到渐渐法杜，学韩李宗杜子既有韩李似的雄健豪放，又有杜甫似的沉郁感慨。他的早期诗歌受西昆体影响呈现绵丽温婉的风格，后来力黔西昆体之弊，提倡流畅洒脱、情韵曲折的诗风。欧阳修作诗追求格调高而命意深，以赡博的学问和高明的见识去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浅薄和卑俗。因此欧诗呈现温润藻丽的风格特征。《陈辅之诗话》云：“楚老云：‘欧诗如玉烛。’叶致远曰：‘得非四时皆是和气，满幅俱同流水乎？’”[6]（P70）王安石、叶致远道出了欧诗平易流畅、温润秀洁的审美特征。蔡绦《蔡百衲诗评》也评道：“欧阳公诗温丽沉稳，自是学者所宗。”可见当时欧诗温润藻丽、精工沉稳的诗风备受时人追捧。自他以后，以见识和学问标榜成为一代风气，卑俗的诗格成为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忌，宋诗的书卷气便越来越浓郁。加上宋代礼遇文人重视学术文化的风气，使得很多博学之士的作品中出现了以才学为诗、风格繁缛、用意深曲等种种现象。宋人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在用典方面。文士们在作品中用典，是为了让读者更深刻更丰富地体会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欧阳修的以才学为诗并不是故意炫博、用意深曲，而是敏思才情和幽微深邃情感的直接显露。他有时通过“已故为新”的手段巧妙地表达反常人的“胸臆语”。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5]（P900）
《别滁》首句写景，点明送行时间。本应是花开浓艳、春光灿烂的“花浓光烂”的正常语序，但作者却把“花浓光烂”倒装成“花光浓烂”，这不是作者在卖弄技巧，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花和光既浓又烂，突出山花烂漫、春光融融的乐景。这里重在突显送别时的乐景来照应后文流露出离别的伤感之情。次句叙写滁州民众在花前酌酒为这位贤德太守举杯践行的场景，表达滁州吏民对欧阳太守的款款深情。作者虽处逆境贬谪之中，但是生性旷达，自得其乐。在滁州饮酒作乐倘徉山水之间，不知不觉在与民同乐中度过了两年多的任期。突然要调任前往扬州，因此发出了“莫教弦管作离声”的安慰语。钱钟书说：“这两句可以说是唐人张谓《送卢举使河源》里：‘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武元衡《酬裴起居》：‘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白居易《及第后归觐》：‘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等等的翻案。”[10]（P45）欧诗后两句似从以上诸诗化出，但反用其意，是以才学为诗的实绩。可见诗人饱读前人之诗汲取古人语言资源，然后妙手生新后化为己出。
欧阳修认为作诗力求达到“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六一诗话》）的境界，认为好诗要“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宋诗生新之风，被叶燮认为“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原诗》）。欧阳修把“唐音”转向“宋调”的实绩是宋代诗风转捩革新的标志，是把宋诗推向“学唐为宋”平台的典范。
注释：
[1]张鸣：《宋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欧阳修：《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5]方回：《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6]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7]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关于古诗，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是：“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因而，初中阶段阅读律诗的目标就是：
1.理解律诗的相关概念，准确把握作品关键词语的深层含义及表达效果。
2.分析作者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赏析作者的生活情趣、审美情趣。
3.能够概括律诗的中心思想，学会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
4.理解鉴赏律诗的形象、语言风格和表达技巧。
【概念阐释】
律诗是成熟于盛唐时期的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分为五律和七律。其诗体格律要求非常严格，在句数、字数、押韵、平仄、对仗各方面都有严格规定：
1.律诗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每首限定八句；五律规定每句五字，全首共40字；七律规定每句7字，全首共56字。
2.一首律诗每两句为一联，共四联。第一联称“首联”（或起联），第二联称“颔联”，第三联称“颈联”，第四联称“尾联”(或结联）。每联的上句叫出句，下句叫对句。每首中间两联必须用对偶，这是律诗的重要特点。其他两联不作要求。
3.律诗限定用平声韵，并且一韵到底，中间不得换韵。第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五律首句多数不押韵，七律首句多数押韵。
4.律诗每句的句式和字的平仄都有规定。上下句中的平仄相对，每句中用字平仄要相间。讲究粘和对。
【阅读指导】
诗歌的阅读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考试中既鼓励考生有创意地表达，也要求考生根据试题的要求来进行阅读。主要考查点包括：
1.律诗内容方面：包括中心思想、所抒感情、抒情主体形象的理解、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客观评价等。
2.技巧方面：所用表达方式、表现手法及其作用。
3.语言方面：包括对关键词语、关键语句的理解。
4.综合表达方面：对诗歌情境的理解。
针对以上考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阅读和赏析：
一、要注意从作家、作品的相关背景信息着手，把握作者的情感倾向、诗句的原意、作者的审美情趣等
诗人的喜怒哀乐，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的生活遭际密不可分。另外，诗后往往有注释，会介绍相关诗句，暗示诗歌的用典或意境；介绍作者，暗示诗歌的写作风格或写作背景等。所以，阅读时还要注意看清注释！
二、从关键词语着手，如抓住诗中的关键词的用法、含义及作用去赏析
古人作诗讲究炼字，追求一字传神。但阅读时不能就字论字，应放回句中，结合全诗主旨、意境和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分析，品味出诗人炼字的妙处所在。
三、从关键句（如主旨句、哲理句、情感句）着手，分析概括
关键句即最能概括诗歌思想内容或感情的句子，一般是议论性或抒情性的句子。抓住关键句，可以迅速准确地理解诗歌的中心内容。
阅读时还应注意搞清楚以下问题：
1.明确诗中具体景物形象。
2.展开想象和联想，用自己的语言描绘诗中景物。
3.概括诗人描绘景物的特点。
4.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或给人什么样的启示和思考。
四、从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着手，品味语言、想象意境
古典诗歌十分讲究表达技巧。它是诗人用来抒发感情、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常见的表达技巧有：
1.修辞手法：如对偶、拟人、夸张、双关、用典、借代等。
2.表现手法：小中见大、化虚为实、虚实结合、先抑后扬等。
3.表达方式：叙述、描述、议论、抒情。其中描写、抒情是考查的重点。描写方式：以动写静、声色结合、多角度描写、以乐写哀、对比映衬等。抒情方式：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而间接抒情又包括借景借物抒情、情景交融、托物言志、托物寓理等。
阅读中要做到：
1.清楚诗作的抒情方式和表现手法或修辞手法。
2.能结合诗句和具体的词语作分析。
3.明确这种表达技巧表现了什么样的内容和抒发了什么样的感情或揭示了什么样的道理。
五、从诗歌的具体内容的全面理解着手，把握各类诗歌的思想内容
平时要注意概括各类诗歌的特点。比如写景诗主要描写自然风景，抒发内心情感；咏怀诗通过具体事件的叙写来抒写个人的恨别、怀远、思乡、离愁、感时等情怀；咏物诗主要是托物言志；山水田园诗写田园生活和山水风景，抒写诗人高洁的情怀；边塞诗描写边塞生活、民族矛盾、反战情绪等。
此外对于主观性试题的解答，还应注意文字表述应简洁、明了，切中要害。
【即学即练】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过故人庄
［唐］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
1.诗中哪一句将室内外景象联系起来。
2．展开联想和想象，用简明形象的语言描绘出颔联所展现的画面。
3.“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联是千古名句，从用词角度作简短赏析。
留美期间，胡适不懈地从事汉英诗互译和英语诗写作，受英语诗白话思维的影响，逐渐产生远离传统文言诗词的倾向；这一实践活动，为胡适倡导汉语白话诗奠定了基础，却未得到明确认识。
白话诗被认作文学革命的最后一个堡垒，胡适决意攻克它，视其为一项理论在先的“尝试”，后称之为“逼上梁山”①；历来的研究也多以《尝试集》为提倡白话文学的产物，重在探讨胡适新诗的诸种特征②。事实上自1910年负笈美洲，胡适的诗歌活动未曾中断，除了汉语旧体诗词、英语诗的写作，还包括汉诗英译，英诗汉译，韵律、诗体的探索等。不论翻译还是写作，英语诗的口语思维及其诗体训练对胡适白话诗观念的生成有莫大的影响。胡适白话诗思想的成形，应包含学习、模仿、写作英语诗的经验，或者说，有一定数量的英语白话诗③铺垫，白话文学观念及汉语白话诗才得以产生。一汉语文言诗向英语白话诗的转换众所周知，胡适在上海公学期间即在《竞业旬报》刊载白话小说及旧体诗；初来美国，每有感触，皆形诸文言诗词。受环境、文化等因素影响，不断有新题材的诗作产生，如有感于西方宗教节而作的《耶稣诞日》，以及纪实诗《大雪放歌》、《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等，还有表现说理倾向的《弃父行》等，均属歌行体，“余幼时初学为诗，颇学香山”④，通俗易懂是贯穿胡适诗歌始终的一个特点；追求浅白流畅的诗风，构成他日后提倡白话诗的内在需求。这些诗歌实践活动，尤其使胡适遵从的文言诗词形式规则，不仅成为接受英语格律诗的相应容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写作文言诗的体会作为直接经验成为后来白话诗革命的活靶子。
旧体诗写作的同时，胡适还尝试翻译。也许在另一种语言环境，诗人不自觉地要把“彼在”语言表达的情意替换为“此在”的；将自己的一首题为《春潮》的律诗译为英语，是胡适首次体验语言转换。为了适应不同的文化状况，他不得不把汉语文言诗翻译为英语白话诗。原诗及翻译如下：
叶香清不厌，鸟语韵无嚣。柳絮随风舞，榆钱作雨飘。
何须乞糟粕，即此是醇醪。天地有真趣，会心殊未遥。
Amidst the fragrance of the leaves comes Spring，
When tune fully the sweet birds sing，
And on the winds oft fly the willow-flowers，And fast the elm-seeds fall in showers.
Oh! Leave the“ancients'dregs”however fine，And learn that here is Nature'swine!
Drink deeply，and her beauty contemplate，Now that Spring's here and will not wait.（1914年5月31日）试设想，胡适将整齐的五律译为英语时发生的转换：“叶香清不厌”变为“在枝叶的新香中春天来了”，“鸟语韵无嚣”是“可爱的小鸟在悠扬地歌唱”，“不厌”与“无嚣”这种对字在白话诗句中失去位置，“柳絮随风舞”变为“柳絮不时随着风飞舞”，“榆钱作雨飘”是“榆钱像雨淋般落下”，“何须乞糟粕”为“呵!离开那无论多好的‘古代糟粕'”，“即此是醇醪”为“要知道大自然的佳酿就在这儿”!“天地有真趣”是“深情地品味天地间的醇美”，“会心殊未遥”译为“春天就在此，她不会长停留”。译诗选用的词汇多出自口语，只有个别的字眼如“oft”是古诗中的词。形式方面，汉诗一韵到底，译诗亦采用严格的aabbccdd韵。
翻译这首诗，胡适不自觉地尝试着语言与诗体的双重转换，两种转换有无先后之别?如有，孰先孰后?吴宓的文学翻译意见或能给予启示，“凡欲从事此道，宜先将甲乙两国文字通用之成语，考记精博，随时取其意之同者而替代之，则处处圆转确当。例如英文某句适可译为‘险象环生'者，决不可译为‘危险由多方面发生'，而自诩其文理之近似也。译诗与译文同理。”⑤证之胡适的翻译过程却正与吴说相反（前者为汉译英，后者为英译汉），它包含两个步骤，第一，将符合固定形式规定的文言诗句翻译为脱离诗体形式的同义白话语句，即把“险象环生”译为“危险由多方面发生”；第二，把没有诗形的仅意义堆积的白话句子转化为英语诗句，既满足内容与原诗相符又满足句尾押韵的要求。这里，胡适的翻译比吴宓的总结多一道程序——汉语内部的转换，即首先拆散文言诗体的构架。
将诗意表达为汉语的两种不同方式，先文言，后白话，是一种诗的语言的新感受；把整齐的五律转换为长短不一的白话诗句，更是一种诗体观念的冲击。该过程不就是一种白话诗的思维训练吗?这是胡适第一次梳理文言与白话的思维转化关系，他没有留下该互换的相关信息，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语言、诗体转换对诗歌思想的影响，但是，两者的思维差异以及转换方式毕竟留下了刻痕；潜在的对比产生之后，这一转换的反向思维使胡适深恶痛绝，即后来批判的：“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
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⑥此乃胡适文言汉诗译为白话英诗过程第一步的反证。这自然是英语诗衬托之下的觉悟。
翻译自己的作品，与翻译汉语古典诗歌，存在着差别；胡适译《诗经?木瓜》，由于英人对该诗的翻译“殊未惬心，因译之如下”⑦：
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Peacheswerethegiftswhichtomeyoumade，
AndIgaveyoubackapieceofjadeNottocompensate
Yourkindnesses，myfriend，Buttocelebrate
Ourfriendshipwhichshallneverend.
（1914年12月3日）
试将胡适的英译译为汉语白话诗：
你送我蜜桃作礼物，
我回赠你一块美玉——并非为了报答
你的善意，我的朋友，而是为了祝愿
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翻译经典需理解原诗，融会古今文化意蕴，正如闻一多所说：“翻译的程序中有两个确划的步骤。第一是了解原文的意义，第二便是将意义形之于第二种（即将要译到的）文字。在译诗时，这译成的还要是‘诗'的文字，不是仅仅用平平淡淡的字句一五一十地将原意数清了就算够了。”⑧胡适忠实于经典又随白话需求有所创新，将两三千年前的汉语口头创作转化为现代口语诗句，以符合英语诗的习惯；把原诗的四句设置为六个错落的诗行，使具“建筑美”；采用被动句，增加语句及巧妙的换行，以满足韵律的需求。与前首例诗相比，该诗更流畅，白话程度颇高却不失诗味。这首译诗代表胡适当时对汉语诗、英语诗及两种语言、诗体差别的把握程度。
与那时期流行的把外语作品移译为相应的汉语文言各式文体的翻译思路不同，胡适先尝试把汉语诗翻译为英语诗，这是一种“见贤思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可以在类似于写作的英语翻译中，学习、模仿英语诗作法，深入体会汉英诗语言运用及诗体的差别。这须习得相当程度的英语文学及其背景知识。相较于汉语文言诗的浓缩、重藻饰、诗意朦胧，英语诗语义明确、清晰直白，胡适了解两种互换语言的诗体构造、语法规则、语义系统的差异，排除了汉语文言诗思维对英语白话诗思维的干扰。两者的沟通，证明胡适能打破文言诗的诸多规矩，依从英语白话诗的规范。他的诗歌写作从此不独附丽于文言，白话表达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
胡适的汉诗英译活动作为一种开放的态度，意味着他的思维方式、诗歌观念的白话化、现代化。二英语诗写作与白话入诗思维训练《胡适留学日记》记录的第一首完整的英语诗作，是为祝贺康南尔大学世界学生会成立十周年而作的商籁体，它也成为胡适解剖十四行诗的“麻雀”，诗节、音步、用韵等规则被剖析得清清楚楚。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 in the We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East，And man greet man as man—greatestasleast.Toknowandloveeachotherisourplan.”SospokeourFounders；soourworkbegan：
Wemadenoplaceforpleasantdanceandfeast，ButeachmanofusvowedtoserveaspriestlnMankind'sholywarandleadthevan.
Whathavewedoneintenyearspassedaway?Little，perhaps；noonegrainsaltsthesea.Butwehavefaiththatcomeitwill—thatDay—Whentheseourdreamsnolongerdreamsshallbe，Andeverynationontheearthshallsay：“ABOVEALLNATIONSISHUMANITY!”（1914年12月22日）
用白话作诗，尽管是英语，总比汉语文言诗直截了当，在满足诗体规定的条件下，有什么意思就怎么写。定稿之前，该诗曾两次得到老师的指导，第六、七、八句的词语搭配和句子修订即遵其建议，胡适认为修改后的诗句更符合现代用语习惯。每句为“十音五尺”，韵为abbaabbacdcdcd式，属较难为的一种。该诗具备完整的诗体，运用流畅的白话词语，围绕主题阐发了感想。
转贴于 英语十四行诗与汉语律诗的相似之处，首先在于音节、押韵的要求，这对惯于作律诗的胡适来说，驾轻就熟，无非又“带着脚镣”；至于能否达到“跳舞”的效果，则取决于情感能否从固定的文字间生出翅膀。一周后，胡适又作一首《告马斯》，再次显示对十四行诗体规则的熟稔，“盖此种诗体只有十四行，格律精严，一切有定，不容驰骋，故最适于作者”⑨，这是吴宓评价阿诺德（MatthewArnold）的语句，同样适用于胡适，意在强调作诗方法为“古学派之法程”，“词意明显，章法完密”；不同的是，胡诗缺乏想象且情感平淡。
除了十四行诗，胡适还善于尝试其他格律诗体，下录一首《今别离》：
ABSENCE
ThoseyearsofabsenceIrecall，
Whenmountainspartedtheeandme，Andrivers，too.Butthatwasall.
Thesamefairmoonwhichshoneonthee，Shone，too，onme，tho'farapart；
Andwhentwasfull，asitisnow，Wereadiniteachother'sheart，Asonlythouandlknewhow.
Andnowthemoonisfulloncemore!—ButpartingtheeandmethereliesOnehalftheearth；norasbeforeDothesesamestarsadornthyskies.NorcanwenowourthoughtsimpartEachtotheotherthroughthemoon，Foro'erthevalleywherethouart，Therereignsthesummersunatnoon.
（1915年7月26日）
与上首诗透出的僵硬乃至紧张相比，这首诗余裕得多，词语的变化，换行的安排，诗意的铺展，尽显匠心，使形式完美的交韵也无可挑剔。这首难得的抒情诗，凝聚着胡适的深情；可诗意主要是铺叙的而非跳跃的，浓烈的情感被叙述的语句冲淡，遂与“诗缘情而绮靡”的特征不合。不过，作为初试的白话诗，胡适能将口语直接表述为含有感情的押韵诗句，就是一次思维的飞跃。
可以说，英语环境促使胡适诗歌思维的西化，由此习得用英语写白话诗的本领。尽管尚处于边缘位置，英语白话诗思维对以汉语为母语的胡适来说，已成为与母语传统诗思并驾齐驱的新式武器。应该强调，英语诗，即使是格律诗，押韵却句式不定，即每句有相同的音节、音尺，而不一定有相同的长短，更不用说自由诗的句式了，历受此种英语白话入诗的经验，是胡适理解汉语白话诗不同于旧体诗的五言、七言及词调限制用字的关键所在，成为此后汉语白话诗“诗体大解放”理论的一块基石。
英语白话诗已是胡适的一种诗体，却不意味着汉语文言诗词思维的被取代。返回汉语，好像回到自小就受到家法管教的大家庭，满腹新意的胡适又本能地、顺其自然地退到老例里。1915年8月3日日记载：“吾前以英文作《今别离》诗，今率意译之，得《水调歌头》一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吾歌坡老佳句，回首几年前。照汝黄山深处，照我春申古渡，同此月团栾。皎色映征袖，轻露湿云鬟。今已矣!空对此，月新圆!清辉脉脉如许，谁与我同看?料得今宵此际，伴汝鹧鸪声里，骄日欲中天。帘外繁花影，村上午炊烟。”用母语表达，胡适彻头彻尾地服从文言诗词的约束，白话思维仿佛未曾觉醒，其实不然，白话诗的质朴与文言词的虚饰，在这同题诗词中显露无遗，胡适对此有分明的体悟；据日后的革命言论，“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代之，以图含混过去”⑩，那么，该词里的“征袖”、“云鬟”、“鹧鸪声”、“繁花影”等，即“不全切”的含混词；这里揭露的正是由己及人的近现代旧诗词的普遍现象，固不乏音韵和谐，词语华赡，因失却文学的具体性，而丧失诗鲜活灵动的生命力，即“死文字”造成的“死文学”。白话诗可能简陋，却真实，契合现状，发抒的是个人的真情实感，非沿袭大而无当的套语，即“活文字”产生的“活文学”11。
这种诗歌思维反差造成的不平衡现象，尚处于胡适白话诗倡导阶段暴露自己从文言诗词的壳里蜕变出来的艰辛经历之前，“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12，同一诗题不同语言的相异诗思方式，正是“放脚”前的一个“鞋样”：它既预示着胡适“放脚”历受的苦痛，也显示着白话入诗的魅力，后者是胡适尝试并获取英语白话诗写作本领之后领受的。未被意识的思维内部的失衡，促使胡适产生日益强烈抵抗旧诗词思维惯性捆绑的愿望，这是在英语诗的现代性召唤之下完成的，它的创作过程符合现代诗人的心理需求（无需白话文言的倒转），满足现代欣赏习惯（现代人的感情无需寻找古人的言词交流）。
胡适一边接受崭新的英语诗白话思维方式及其诗体，一边无法摆脱汉语文言诗词的纠缠因而不能采用相应的白话诗思维；前者的完成，与英语格律诗有胡适作诗依赖的形式规定有关，后者的不能突破，汉语白话入诗还没有可依据的诗歌形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胡适处在两种语言的不同诗歌思维线路上，相同的是，两种思路都有可依据的一种外在形式——押韵；它也将作为下一步尝试抵达彼岸的津梁。
三 汉语白话诗尝试与汉译英诗的互动
当代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在评论戴望舒的译诗时说：“译诗是写诗的一种延续和再证实。……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诗人译诗，也有益于他自己的创作”13，揭示了诗人译诗与作诗的互动关系。翻译是两种语言交替的思维活动，为了沟通不同的语言、诗体，既施之于母语诗的经验，又从外语诗获得启迪，两相生发，遂结晶为译诗。胡适的译诗活动是汉译英、英译汉双向的，他的诗作也是汉英双语的，两种语言、两种诗体的交叉互换，诗思的彼此对照，母语诗受益定然更甚；胡适汉语白话诗的诞生，即英语白话诗翻译与写作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1916年1月29日日记载：“近来作诗颇同说话，自谓为进境，而张先生甚不喜，以为‘不像诗'。适虽不谓然，而未能有以折服其心，奈何?”14此时，胡适白话诗思路已延伸至汉语，并自我肯定其进步性，只是没有明确谓之为白话入诗。
下面这首白话诗未收入《尝试集》，仅部分被引用于该诗集的《自序》里；在日记中，它的标题明白地写着：《答梅觐庄——白话诗》。
（一）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把《水浒》来比《史记》好似麻雀来比凤凰。说‘二十世纪的活字胜于三千年的死字'，若非瞎了眼睛，
定是丧心病狂!”（1916年7月22日）
鉴于篇幅所限，不能全部摘抄，全诗共五节，体式、风格几乎一致，窥一斑可见全豹。诗句完全采用口语，一面引述梅光迪的观点，一面反驳，用独白传达对话的内容，说白附着于韵脚，使每句的停顿构成一定的节奏，以保证诗的外形；整个谋划达到了白话诗句式的目的，诗句随内容而长短不一，可谓初试“诗体大解放”成功，这显然是汉语白话诗的一个飞跃。由于每一革新步骤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抛开旧诗体式的枷锁，就是一次“尝试”的胜利，至于随之而来的重白话轻诗意的弊端，只好待下一次克服。这是胡适针对反对派的否定白话形式的空荡荡的文学革命论而提出的有“具体计划的革命”，即“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作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15，打破传统诗体的桎梏是白话诗诞生必不可少的第一道程序。
正是这首白话诗，一石激起千层浪，留美同学群起而攻胡适。即使过从甚密的任鸿隽也泼来一盆冷水，“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为之诗”16，应该承认，任评是中肯的；而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不得不佩服胡适视界的开阔，讲究平仄对偶的旧体诗在文人头脑里的烙印，如同习惯于画脸谱的戏曲，遽然一张素面站上舞台，观众如何接受得了?但胡适认为现代人模仿古人作旧体诗，是蹈袭古人范型，是沉溺于概念的“脸谱”带来的符号式的装置的美感，亦即惯性地排斥本真的“素颜”所蕴蓄的写实性的诗美，文言一致的白话摹写才是对现代人情感的发现与表达。固然胡适一时写不出令人信服的白话诗，然而，他的新诗观念已不可动摇，当朱经农曲折地指出胡适的“白话诗即打油诗”时，他“宁受‘打油'之号，不欲居‘返古'之名”17，坚信自己的“尝试”具备新诗的雏形，拥有光明的前景，“‘尝试'之成
功与否，不在此一‘尝试'，而在所为尝试之事”18。胡适顽强的“尝试”精神除了以杜威的哲学理论作后盾，还有他在在视为榜样的但丁（Dante）、乔叟（Chaucer）诸人对意大利、英吉利国语文学筚路蓝缕之功之力量的呼唤，后者应含有没有挑明的自己由把握英语白话诗而理解的现代诗语言、诗体规律的因素，这是比宏大的理论与前人的经验更可靠、更切己的支撑。
既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复能持之以恒，“尝试”的台阶遂逐一抬高。留学日记里另一首白话诗跋云：“这首诗可算得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在《新青年》上发表时，其名曰《朋友》，在《尝试集》里，则为著名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1916年8月23日）
胡适之所以对这首诗另眼相待，是由于它一改直陈其事的套路，带有象征的意味，一定程度展示着新诗的魅力，比录话似的“俗话诗”、“打油诗”的手法高明得多；废名也认为“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19。这是胡适汉语白话诗手法的一个提升；然而，诗体却倒退至单一的五言句式。这时，胡适的新诗体、新诗法尚处于单项的尝试阶段，在一首诗里，还不能够调和两种以上的革新因素。
汉语白话诗一经诞生，便一发不可收拾，此后的《赠朱经农》、《尝试歌》，以及与陈衡哲等众友唱答之作不断，但成绩都没有超越《蝴蝶》；尤其他所谓的“白话律诗”20体，更是新旧调和的怪物。从《答梅觐庄——白话诗》激进的“诗体大解放”状态后退，再次戴上旧体诗句式的枷锁，大半由于受到猛烈打击的缘故，“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1916年7月至1917年7月），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没有一首可引为新诗标志的。胡适曾这样总结道：“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迁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21显然，该分析出在《关不住了》等诗产生之后，前后比较，更易于发现前者的问题所在。
被胡适目为白话新诗标志的《关不住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首汉译英诗，照胡适的说法，它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22，并注明“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译美国新诗人Sara Tea sdale的Over the Roofs”23。此时已是胡适归国一年半之后。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但是五月的湿风，时时从屋顶上吹来还有那街心的琴调一阵阵的飞来。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他说，“我是关不住的，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1919年2月26日）
译诗的高明之处在于，与“诗体大解放”相适应的音节——“不是五七言旧诗的音节，也不是词的音节，也不是曲的音节，乃是‘白话诗'的音节”，该音节的特性有：一是用韵的自然，每节两韵，而且是独特的“阴韵”24，由句尾之字与其前一字构成，即“碎了”与“醉了”，“难了”与“关了”，“飞来”与“吹来”，看似隔句末字重复，其中却有变化；二是语气的自然节奏，即每句白话词语的间歇形成类似英语诗的音尺数相等。胡适认为这首诗里的音节“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是诗的最好的音节”——“自然的音节”25。这样，“诗体大解放”和“自然的音节”会通于该诗，胡适白话诗便实现了最重要的飞跃，“尝试”至这一步，就达到了胡适白话诗的理想目标。
此前，胡适汉译的英诗有白朗宁（RobertBrowning）《乐观主义》诗句，拜伦（Byron）《哀希腊》，ArthurKetchum《墓门行》等，采用“骚体”26，译爱默生（Emerson）哲理诗《大梵天》的两节，用文言“散文”27，这些都属于文言旧体。自1915年8月至1917年7月归国，几无汉译英诗，其间胡适忙于白话文学倡导活动，文学革命观念逐步形成，白话诗“尝试”在积极进行；正当白话诗写作处于顾此失彼之际，译诗的再次出台，不仅采用白话体，而且适时改变了前者“诗体大解放”与“自然的音节”难以调和的状态。即《关不住了》满足“理想的译诗”之条件，“第一，它应当自己也是诗；第二，它应当传原诗的情绪；第三，它应传原诗的内容；第四，它应取原诗的形式”28，这第一条最重要。译诗自身作为一首好诗，其新颖的手法使汉语诗耳目一新，同样写对白，节选内心“两个鬼”的对话，其剪裁比《答梅觐庄》更艺术，氛围的巧妙介入，完整的诗意安排，营造了诗美境界；它引进的新因素，掩盖了创作的白话诗的粗糙。
这样，以汉译英诗作为白话诗的纪元，于追求白话表达的胡适并不奇怪。在与汉诗写作同步进展的译诗过程中，两者思路交叉，诗法互通有无，译诗更便于兼采原作与创作的精华，《关不住了》就是原作与创作结合的宁馨儿。再者，“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既然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况且不但意境，它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就具体的译诗本身而论，它确可以算是创作。”29既然《关不住了》携带着新的质素，实现了白话诗的理想，为何不能标榜呢?也许，胡适并不在意是翻译还是创作，而注重哪首更具白话诗的优长。
就汉语白话诗的诞生而言，胡适的译作与创作的区分并不重要，关键是，胡适能跳出前人译诗陷入的化英语白话为汉语文言的漩涡，生成这么一首渴盼已久的可以作为标本的白话诗。因为，首先，胡适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汉语白话诗尝试之作；其次，作为创作的延伸，翻译是在已有的形式框架内再创作，为胡适提供了最适宜的发挥空间，弥补了创作的缺憾。
关于胡适诗歌翻译的研究及其关涉的白话诗诞生问题，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如有看法认为，诗歌翻译与新诗发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30，概括地说，汉语译诗与新旧诗体的演变关系不过如此；但进一步观照，该论仍语焉不详。还有观点认为，“胡适已经预见新文学即将诞生，在诗歌翻译中有意识地偏离或试图颠覆中国传统翻译的规范，通过创造性的翻译、借用和改写来更新译语文字和诗体”31，就翻译而言，该评论是有道理的；而将译诗作为新诗成立的标志，又不尽然。一方面翻译，一方面创作，对照比较，然后相互借鉴、提升，这是胡适白话诗技巧循环上升的程序；这一线索上某个亮点的出现，均为双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彼此不可分拆。
中国的诗歌翻译不自胡适始，新旧诗体转变却由胡适完成。前人的翻译对胡适似没有正面影响，如据1914年2月3日日记，译拜伦《哀希腊》已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三君，“兹三本者，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君武所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者；曼殊所译，似大谬之处尚少。而两家于诗中故实似皆不甚晓，故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以此之故，胡适才重译此诗。翻译是一项实践大于理论的工作，胡适成功的秘诀大约在于不断的递进式的“尝试”之中；他善于发现汉语诗与英语诗的差别，探究其原因，判别先进性并学习之。归国后白话诗发生的质变，源自留美经年的量的积累。
英语诗对胡适白话诗的诱导作用渗透在每一首诗的翻译或写作之中，它的“润物细无声”的工夫与西方国别文学诞生规律的号召性影响相比，是不明显的，以至当事者自己就忽略了它，其实，在胡适文学革命思想形成的驳杂过程里，它步步深入的线索依稀可见。胡适的诗歌思维从传统的文言套路走出来，受英语诗句式长短不一的启发，领悟白话诗思维的自由度及其语言文字的现代性，进而用汉语白话尝试“诗体大解放”，并于汉译英诗达到“自然的音节”之鹄的，最终生成了白话新诗。
注释：
①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1934年1月。
②包括胡先的《评〈尝试集〉》（载《学衡》第1、2期，1922年1月、2月），朱湘的《〈尝试集〉》（见《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页358），及新时期以来如新时期初期吴欢章的《论胡适的〈尝试集〉》（载《艺谭》1981/1），80年代吴奔星的《〈尝试集〉新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3），90年代黄钢等的《胡适与中国新诗艺术》（载《新疆大学学报》1995/1），以及世纪之交钟军红的《胡适新诗创作及理论的定位分析》（载《文艺研究》2001/2），等等。
③为了突出与汉语文言诗的区别，本文强调胡适多
所接触的英国维多利亚末期及美国20世纪之交以来的英诗为英语白话诗。
④⑦1114161718202627《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上海书店影印本，页368、475、977-979、838、983、998、1019、1035、177、384。
⑤吴宓：《翻译》，载《吴宓诗话?余生随笔》，商务印书馆，2005年，页230。
⑥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
⑧闻一多：《闻一多文集?时代的鼓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页117。
⑨吴宓：《英诗浅释》（续），载《学衡》第14期，1923年2月。
⑩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1日。
12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50。
13王佐良：《译诗与写诗之间——读〈戴望舒译诗集〉》，载《王佐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页479、487。
1521胡适：《尝试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150、148。
19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4。
2225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186、192、191。
23胡适：《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44。24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页884。
28成仿吾：《论译诗》，载《创造周报》第十八号，1923年9月9日。
29朱自清：《新诗杂话?译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52。
32高玉：《“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
?关键词： 《诗经》； 宾语前置句； 韵律
Abstrac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shows that its categories of object fronting basically agree with those in pro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 fronting and rhyme presents us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was determined by grammatical conditions which allowed no vari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poet, such as the fronting of some object pronouns but the second depended upon the poet's deliberate variation, such as the fronting of noun object. As a result, when the poet was organizing his lines, he tried his best to make an object?fronting line occur at the rhymical foot. In The Book of Songs, those lines which fell into the “noun+BE+verb” pattern might be deformed because they departed from the context.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object?fronting line; rhyme?
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问题，作为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自《马氏文通》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这一特殊语序的类型、分布、性质、历史演变以及产生的动因，几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在前人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考察《诗经》中各类宾语前置句的分布情况，探讨《诗经》中宾语前置句的使用与韵律的关系。
一、 《诗经》中宾语前置句的类型与分布[注: 下文在描写句式的时候，“动词谓语”简称“动”，名词（包括名词短语）简称“名”，代词简称“代”。]?
《诗经》中的宾语前置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词充当前置宾语，其中包括疑问代词充当前置宾语，否定句中代词充当前置宾语，其他句式中代词宾语前置；二是名词（包括名词短语）充当前置宾语，其中包括有语法标记和无语法标记两类。其具体分布见下表1。?关于《诗经》宾语前置句的考察，时贤已有文章发表，如杨合鸣1993［1］、韩晓光1995［2］、伍桂蓉2004［3］，本文对之梳理，是为了说明宾语前置的原因。考察《诗经》，其宾语前置类型与散文基本一致，并没有像后代的格律诗那样（如杜甫《秋兴》中的“香稻啄余鹦鹉粒”、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的“素衣莫起风尘叹”之类），出现有别于散文的特殊形式；只是有些宾语前置的类别出现频率要大大高于散文，如指示代词“是”作宾语前置、名词宾语前置，等等，这既有时代因素，又有诗歌韵律的因素。
二、 宾语前置与韵律的考察
?押韵是中国古代诗歌韵律的基本要素。通过对《诗经》中宾语前置句押韵情况的分类考察，可以看到，它们的分布大都以协韵为目的。
?（一） 否定句代词前置宾语韵律的考察[注: 韵脚、韵部均依照王力先生《诗经韵读》。]
?1. 关于“不”字句代词宾语前置的考察
?表2 “不”字句代词宾语前置考察表
类别出现于四言中?句数出现于杂言中?句数动词谓语?为韵脚动词谓语不?为韵脚
前置（43）3763013
后置（7）0725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否定句代词宾语到《诗经》时虽然已经有部分后置，但前置仍是主要形式（约86%）；前置句的使用虽并非完全受韵律的影响，但多数前置句都处在韵脚的位置(约69.8%)。略举数例：?大车槛槛，毳衣如?。岂不尔思?畏子不敢。(《王风•大车》)（槛、?、敢，谈部）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郑风•褰裳》)（溱、人，真部）
?以上为不处在韵脚的代词宾语前置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周南•汝坟》)（肄、弃，质部）
?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召南•行露》)（讼、讼、从，东部）?以上为处在韵脚的代词宾语前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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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字句，其前置的代词宾语仅见“我”、“尔”，未见第三人称，其原因或许正如丁声树先生所指出的，否定副词“不”与前置宾语“之”已凝固成词，合音为“弗”了的缘故。
?2. 关于“莫”字句代词宾语前置的考察
?表3 “莫”字句代词宾语前置考察表类别出现于四言中?句数出现于杂言中?句数动词谓语为?韵脚动词谓语不?为韵脚
前置（16）133160
后置（2）2020由上表可见，“莫＋代宾＋动”16例，无一例“动”不是处在韵脚上与上下协韵。举例如下：???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庸阝风•??》)（指、弟，脂部）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小雅•四月》)（纪、仕、有，之部）
?“莫＋动＋代宾”式仅见2例：
?其一为《卫风•竹竿》中的“远莫致之”，该例出现在第一章，为说明问题，兹将第一章全文转引如下：???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淇、思、之，之部）?“远莫致之”正处在偶句押韵的位置，“之”为韵脚所在，该章押“之”部韵，“之”未前置，正是为了押韵。
?其二为《大雅•?民》中的“爱莫助之”，该例出现在第6章，第6章全文如下：?人亦有言：德?车酋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举、图、举、助、补，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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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为变相句尾韵，韵脚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此外，该章“之”字五出，构成整齐的“动＋之”排比句；显然，如果该句“之”前置，采用“莫＋代宾＋动”式，则破坏了该章固有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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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诗经》“莫”字句，从代词宾语后置出现的频率来看，与散文似乎无别，
[注: 考察甲骨文、西周金文，未见“莫”字句；《尚书》亦未见“莫”字句。考察《论语》、《孟子》、《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等5部文献，结果如下：
“莫＋代宾＋动”在《论语》有7，《孟子》14，《左传》8，《韩非子》8，《吕氏春秋》24；“莫＋动＋代宾”，在《论语》为0，《孟子》为0，《左传》为2，《韩非子》为1，《吕氏春秋》为0。
上述统计数字表明，“莫”字句中，代词宾语前置是很严格的，“莫＋动＋代宾”式，在散文文献中只是偶见，列举如下：“吉莫如之”(《左传•文公十三年》)、“莫能逢之”(《左传•宣公3年》)、“人莫救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后置代词宾语均为“之”。]实则不然。散文中“莫＋动＋代宾”式偶见，可视为受“主＋不＋动＋代宾”式的影响而产生的偶然现象；[注: 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上古汉语用代词作宾语的否定式动宾结构，宾语先置，这是一条规律，但是宾语不先置的例外情况在殷墟甲骨刻辞中就出现了……否定式受肯定式语序的类化，可能从殷商就开始了。”]
而《诗经》中出现的“莫＋动＋代宾”式，则是诗律使然。
?3. 关于“无”字句代词宾语前置考察
?考察《诗经》“无＋代宾＋动”3例，“动”都处在韵脚上与上下协韵。列举如下：?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庸阝风•载驰》)（尤、思、之，之部）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衤去兮。无我恶兮，不?故也。(《郑风•遵大路》)（路、?衤去、恶、故，铎鱼通韵）?（二） 肯定句代词宾语前置韵律的考察
?1. “是＋动”（30例）的押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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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察，《诗经》中只有“是＋动”句而无“动＋是”句，即指示代词“是”单独作宾语一定要前置。“是＋动”句（“是＋动”连用者，前一个“是＋动”除外）“动”都处在韵脚的位置上，举例如下：
?祝祭于?礻方，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楚茨》)（?礻方、明、皇、飨、庆、疆，阳部）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大雅•桑柔》)（迪、复、毒，觉部）
?2. 其他“代宾＋动”的押韵情况
?其他“代宾＋动”3例，“动”都处在韵脚的位置上，与上下协韵：?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小雅•节南山》)（岩、瞻，谈部）
?上帝甚蹈，无自昵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小雅•菀柳》)（昵、极，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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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小雅•菀柳》)（瘵、迈，月部）
?《诗经》中，“代宾＋动”句一览表：
?表4 《诗经》“代词宾语＋动词”句一览表
类别出现于四言中?句数出现于杂言中?句数动为韵脚动不为韵脚
“是＋动”291300
其他“代宾＋动”3030
合计330330肯定形式代词宾语前置句（“代宾＋动”）33例，都出现在四言句中[注: 仅有1例出现在杂言中：“君子是则是效”（《小雅•鹿鸣》）。]，“代宾+动”中的“动”均处在句尾韵脚的位置（“是＋动•是+动”格式中前一个“是+动”除外）。
?（三） 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句押韵情况考察?表5 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句押韵一览表类型四言杂言在韵脚不在韵脚
疑问代词宾语前置（29）263209经考察，《诗经》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句，动词也以在韵脚位置的为多。略举数例：?
害?害否?归宁父母。(《周南•葛覃》)（否、母，之部）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大雅•桑柔》)（将、往，阳部）
?以上在韵脚?
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邶风•谷风》)（求、救，幽部）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秦风•终南》)（堂、裳、将、忘，阳部）
?以上不在韵脚。
?（四）名词（包括名词短语）宾语前置押韵情况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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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宾语前置包括带语法标记与不带语法标记两种情况。带语法标记的，根据语法标记的不同，又分“宾+是+动”、“宾+之+动”、“宾+斯+动”、“宾+来+动”、“宾+于+动”、“宾＋胥＋动”等6类，如下：?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唐风•山有枢》)（枢、榆、娄、驱、愉，侯部）“宾+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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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秦风•车邻》)（邻、颠、令，真部）(宾+之+动)
?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小雅•宾之初筵》)（抗、张，阳部）(宾+斯+动)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大雅•江汉》)（浮、滔、游、求，幽部）(宾+来+动)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大雅•崧高》)(翰、蕃、宣，元部)(宾+于+动)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大雅•瞻?》)(富、忌，职之通韵)(宾＋胥＋动)
?不带语法标记的，如：?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邶风•日月》)(出、卒、述，物部)
?具体分布如下表：
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其韵律特点，诚如冯胜利先生所言，是“加重动词的分量”［4］237，韵脚必须重读，而该句式的重音恰恰是落在句末的“动”上，与韵律要求相一致，这恐怕就是诗人在韵脚所在刻意选择该句式的重要原因。
?（五） 几点思考
?1.考察《诗经》韵脚所在，或句句押韵，或隔句押韵，但偶句押韵是《诗经》最常见的押韵方式。
《诗经》中宾语前置与韵律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受语法条件制约、诗人不能随意改变的，如疑问代词宾语前置、?“是+动”句、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注: 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现象在甲骨卜辞中即已出现，如“贞：祖辛不我害？贞：祖辛害我？”参见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等等；一种是诗人刻意改变的，如名词宾语前置句（带语法标记的宾语前置句，以及不带语法标记的“东山自出”之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诗经》在句子安排上（尤其是后者），总是尽可能地将宾语前置句安排在韵脚所在的位置。宾语前置句的分布以在偶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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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诗经》中各类宾语前置句不出现在韵脚的比例：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约31%）、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约21%）、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约9.86%）、肯定句代词宾语前置（0）。不同类型的宾语前置句受韵律的影响大小不同，形成如下序列：?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句＞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肯定句代词宾语前置
?上述序列表明，从左至右，在句式的选择上，语法条件的制约逐渐削弱，而韵律的制约逐渐加强。
?2. “是+动”句集中出现在《大雅》、《小雅》，当与时代有关。考察上古文献，“是+动”式仅见于西周时期，东周已经消亡，这与该式在《诗经》中的分布是一致的。
?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早期的“是+动”式：[注: 金文例句转引自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西周中晚期：子子孙孙其万年永是宝用。（晋侯?棘人马方壶）
?西周晚期：子孙是尚，子孙之宝，用孝用享。（丰伯车父簋）
?西周晚期：其万年令冬（终）难老，子子孙孙是永宝。（殳季良父壶）?
比照铭文之程序语“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注: 严格地说，西周铜器铭文之程序语是“子子孙孙永宝用”、“子子孙孙永宝”、“子子孙孙永用”，即以动词后不带宾语为基本形式。考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记有“永宝用”、“永宝”、“永用”者800余器，记有“永宝用之”、“永宝之”、“永用之”者仅21器而已。]，
“是”代替“之”，置于动词之前。《丰伯车父簋》中，“尚”、“享”同属阳部，《殳季良父壶》中，“老”、“宝”同属幽部。我们推测，用“是+动”代替“动+之”，或许是为了协韵的缘故。[注: 前辈学者有一种说法，即“古语残留说”，认为古汉语的前身是一种底层结构为SOV型的语言，后来变成了SVO，“是＋动”是史前SOV型汉语的残迹。]?
为什么协韵要将代词前置？或许如冯胜利先生所言，代词一般是轻读音（“代词在韵律学上叫做‘弱形式’”［4］），将代词“是”前置，动词居后，可以收到“加重动词”之功效；动词处在韵脚的位置，而韵脚又为重音所在，二者相得益彰。当然，这样说，还要解释下面的问题：一是解释代词入韵问题；二是解释变相句尾韵的问题。?《诗经》中存在着代词入韵的现象，如：“三岁贯女”(《魏风•硕鼠》)之“女”，“不入唁我”之“我”(《小雅•何人斯》)（按：《诗经》中，“我”字处在句尾者30例，押韵者2例），“如何如何，忘我实多”(《秦风•晨风》)之“何”，显然“弱形式”亦可押韵，要重读。再有，存在着变相的句尾韵（即句尾是语气词之类的，如《伐檀》之“兮”，《??》之“之”），句尾不是重音所在；“兮”虽可以延长，而“之”似乎是要轻读。这两个问题或许与音乐旋律及其诗歌重音有关，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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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词宾语前置，是诗人可以刻意选择的，因为名词宾语的位置本该在动词谓语（或介词）之后。考察《诗经》，名词宾语前置句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处在韵脚所在的位置，正说明了这一点。关于名词宾语前置句，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无论是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如《小雅•节南山》中的“四方是维，天子是毗”），还是不带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如《邶风•日月》中的“东方自出”），在散文中都可以见到（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的“吾不免是惧”、《左传•昭公十九年》中的“室于怒，市于色”）。只不过在散文中或许只是偶见，除凸显焦点之外，或许并无特殊的修辞目的；而在诗歌中则是为了使诗句富于变化，为了协韵，而刻意地安排罢了。可见，《诗经》不像唐宋时期的格律诗那样，并无特殊于散文的语序，只是在语序的安排上，句式的运用上，要服从于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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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凡名词宾语前置句均为四字句（约91.5％），或变相的四字句（即“虚词＋四字句”，如“维迩言是听”、“匪先民是程”之类）；前置宾语不得超过两个音节；动词谓语皆为单音动词；语法标记与动词之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如否定词、助动词）；句末不得带语气词，等等。[注: 考察同一时期的散文文献，带标记的宾语前置句已有长足的发展。如《左传•昭公元年》：“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憾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论语•公冶长》：“吾斯之未能信？”《国语•楚语下》：“则何上下之有乎？”显然，散文中该句式要相对自由得多。]
这些音节限制正是《诗经》的名词宾语前置服从于韵律的体现。
?4. 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其语法标记除了在春秋、战国文献中常见的“是”、“之”之外，还有“于”、“来”、“斯”、“胥”等。考察《诗经》“于”、“来”、“斯”、“胥”等标记集中在《大雅》、《小雅》、《豳风》之中，据前人考证，《大雅》、《小雅》大多是西周末年、东周初年的作品，《豳风》亦西周末年的作品。这表明，带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在其初始阶段，其语法标记是不固定的，《诗经》中这种句式语法标记的多种多样，正是这种句式在西周末年、东周初年语法标记尚未固定的反映。
三、 关于“鲁侯是若”、“万民是若”的讨论
?“鲁侯是若”、“万民是若”二句诗出自《鲁颂•?宫》。兹将原文转引如下：?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关于这两句诗，自古以来即有歧解。分述如下：
?“鲁侯是若”：
第一，清代钱澄之《田间诗学》：“毛云：若，顺也。远人来服，则鲁侯从而顺其情，以抚安之也。”
第二，明代季本《诗说解颐》：“若，顺也。谓顺鲁侯之德也。”
高亨《诗经今注》：“若，顺也。此言都服从鲁侯。”
?“万民是若”：
第一，郑玄笺：“国人谓之顺也。孔颖达疏：民既以之为顺。”
清代钱澄之《田间诗学》：“‘万民是若’，言万民皆心顺之，以为合理也。”
高亨《诗经今注》：“‘若，顺也’。此句指庙貌庄严，万民对它肃然起敬。”
第二，宋代朱熹《诗集传》：“治其宫室寝庙，以顺万民之望。”
《诗说解颐》：“‘万民是若’，顺万民之心也。”
清代严虞?忄亨《读诗质疑》：“于是修旧起废，治其宫室寝庙，以顺万民之望焉。”
?为什么同一诗句会有歧解呢？
依第一类解释，“鲁侯”、“万民”是主语，“是”是“若”的宾语，则该句式为“名主语＋是宾语＋动”，依第二类解释，“鲁侯”、“万民”是宾语，“是”只是一个语法标记，则该句式为“名宾语＋是助词＋动”。因为“鲁侯是若”、“万民是若”，其句式都可以描写为“名+是＋动”；所以，在句法平面上的?“名+是＋动”实则包含了“名主语＋是宾语＋动”、 “名宾语＋是助词＋动”两种句式，是一个多义格式。[注: 参见殷国光《古代汉语句法中的若干歧义现象》，《语文研究》1984年第2期。]
《诗经》中，凡符合“名+是＋动”句式的诗句脱离了语境（或语境不明），都可能有歧解。
例如《鲁颂•?宫》“上帝是依”：第一，元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鲁颂》亦云“上帝是依”，谓天之神凭依姜?女原之身而生后稷也。
第二，宋代欧阳修《诗本义》：毛谓“依其子孙”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女原生后稷时事，与上帝依其子孙文意不属。据诗意，依犹赖也，谓上帝是赖者，言姜?女原赖天帝之灵而生后稷无灾害尔。
?又如《商颂•长发》“百禄是遒”：第一，孔颖达疏：“故百众之禄于是聚而归之。”
第二，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故能聚此百禄耳。”
?总之，《诗经》宾语前置句类型多与散文一致，但一些前置句的出现，与诗歌韵律关系密切，一些歧解句与语境联系紧密，一旦语境模糊或丢失，就可能歧解。
?［ 参 考 文 献 ］
?［1］ 杨合鸣．《诗经》句法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2］ 韩晓光.《诗经》中的宾语位置考察［J］.古汉语研究，1995(3).
《诗经》中的乐歌来自社会各阶层，成分非常庞杂，分布地域很广。其中有周朝音乐官员创作的乐歌；有公卿、士大夫进献朝廷的乐歌；有流传于民间的歌谣，有些民歌甚至类似现在的劳动号子或山歌小调，音乐表现极为丰富。有学者认为，周朝设有专门采集歌谣的乐官，负责到民间搜集歌谣，同时体察周朝政治与风俗的利弊，而民间歌谣被搜集来后，常用以作为音乐官员们自己唱词作曲的素材。
现在，《诗经》中的诗歌一般被认为是从其音乐性质角度出发，分成了《风》《雅》《颂》三大部类。整部诗集可以被看作是当时歌曲或歌曲歌词的集成。还常有“四始六义”之说，这是针对《诗经》中不同类型的诗作的科学的归纳性分类；“四始”即指《风》《大雅》《小雅》《颂》。“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如果说“风、雅、颂”是从音乐视角做的分类，那么“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概括描述。
据有关资料记载，“孔子曾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另外，《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300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风》是《诗经》中最重要的部分，里面收录有15个不同地方的民间歌曲，其中大多数歌曲都来自北方陕西至山东的黄河流域一带。《风》里的诗句（歌词）形式活泼而又错落有致，内容及曲调通俗易懂，表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体现着古代华夏之民风声韵。《雅》作为宫廷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的内容涉及民族之历史、国家之大事、施政之得失、朝廷之典仪等，且篇幅宏大，语言典雅，章句整齐，尤其是《大雅》体现得最鲜明。《雅》里面主要收录了用于宴会典礼的颂歌。《雅》里的诗句（歌词）形式整齐规范，措辞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颂》属于宗庙之乐。《颂》里面主要收录的是统治者用于祭祖、祭天地的各种乐歌。《颂》里的诗句（歌词）形式则形式简单，内容深奥；如《周颂·清庙》表现出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的风格。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此风格相配，即“朱弦而疏越”。《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
据有关资料记载，《诗经》大量运用比喻手法且富于变化。譬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桃夭》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可以理解为比喻新郎对新娘美貌的赞美，或比喻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等等。
《诗经》里的诗（歌词）大多是四言的基本句式，少数是二言、四言、九言、杂言等其他句式，如至今流传极广的《伐檀》基本是以四言句式为主。那么在音乐上，《诗经》的演唱，其旋律线条，必定大都较平缓自然、简洁单纯，不矫揉造作。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的《风》里每首诗都分成2至4段，每一段又包含若干句子，且大都在3至5句之间，其开头和结尾部分往往相互呼应，演唱时常常采用一种一唱三叹的重复的民间歌谣形式。另外，《诗经》中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非常多，如《关雎》中“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啼鸣，“窈窕”（叠韵）表现出女子的贤淑清丽，“参差”（双声）描绘了水草的样态，“辗转”（叠韵）表达出难以入眠的相思之愁。这些语汇本身已蕴含着音乐上的美感，演唱时自然朗朗上口，音律和谐，音乐形象生动。
总之，《诗经》是中国音乐与诗歌的瑰宝，是中国音乐史、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以其鲜明的现实性，从各个方面热情讴歌了那个时代社会各阶层人民多彩多姿的现实生活，充分表达出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开辟了中国音乐与诗歌相融合的独特发展道路。虽然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物质生产条件以及生活条件、生存条件限制，《诗经》没有体现出更浪漫的幻想性和自由奔放的个性精神的张扬，但它在那个古老年代绽放出的文明之光，已足以值得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自豪和骄傲。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关键词：《诗经》；宾语前置句；韵律
Abstract:AninvestigationofTheBookofSongsshowsthatitscategoriesofobjectfrontingbasicallyagreewiththoseinprose.Therelationshipbetweenobjectfrontingandrhymepresentsustwocategories:thefirstcategorywasdeterminedbygrammaticalconditionswhichallowednovariationonthepartofthepoet,suchasthefrontingofsomeobjectpronounsbuttheseconddependeduponthepoet''''sdeliberatevariation,suchasthefrontingofnounobject.Asaresult,whenthepoetwasorganizinghislines,hetriedhisbesttomakeanobjectfrontinglineoccurattherhymicalfoot.InTheBookofSongs,thoselineswhichfellintothe“noun+BE+verb”patternmightbedeformedbecausetheydepartedfromthecontext.
KeyWords:TheBookofSongs;objectfrontingline;rhyme
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问题，作为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自《马氏文通》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这一特殊语序的类型、分布、性质、历史演变以及产生的动因，几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在前人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考察《诗经》中各类宾语前置句的分布情况，探讨《诗经》中宾语前置句的使用与韵律的关系。
一、《诗经》中宾语前置句的类型与分布[注:下文在描写句式的时候，“动词谓语”简称“动”，名词（包括名词短语）简称“名”，代词简称“代”。]
《诗经》中的宾语前置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词充当前置宾语，其中包括疑问代词充当前置宾语，否定句中代词充当前置宾语，其他句式中代词宾语前置；二是名词（包括名词短语）充当前置宾语，其中包括有语法标记和无语法标记两类。其具体分布见下表1。关于《诗经》宾语前置句的考察，时贤已有文章发表，如杨合鸣1993［1］、韩晓光1995［2］、伍桂蓉2004［3］，本文对之梳理，是为了说明宾语前置的原因。考察《诗经》，其宾语前置类型与散文基本一致，并没有像后代的格律诗那样（如杜甫《秋兴》中的“香稻啄余鹦鹉粒”、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的“素衣莫起风尘叹”之类），出现有别于散文的特殊形式；只是有些宾语前置的类别出现频率要大大高于散文，如指示代词“是”作宾语前置、名词宾语前置，等等，这既有时代因素，又有诗歌韵律的因素。
二、宾语前置与韵律的考察
押韵是中国古代诗歌韵律的基本要素。通过对《诗经》中宾语前置句押韵情况的分类考察，可以看到，它们的分布大都以协韵为目的。
（一）否定句代词前置宾语韵律的考察[注:韵脚、韵部均依照王力先生《诗经韵读》。]
1.关于“不”字句代词宾语前置的考察
表2“不”字句代词宾语前置考察表
类别出现于四言中句数出现于杂言中句数动词谓语为韵脚动词谓语不为韵脚
前置（43）3763013
后置（7）0725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否定句代词宾语到《诗经》时虽然已经有部分后置，但前置仍是主要形式（约86%）；前置句的使用虽并非完全受韵律的影响，但多数前置句都处在韵脚的位置(约69.8%)。略举数例：大车槛槛，毳衣如。岂不尔思?畏子不敢。(《王风•大车》)（槛、、敢，谈部）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郑风•褰裳》)（溱、人，真部）
以上为不处在韵脚的代词宾语前置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周南•汝坟》)（肄、弃，质部）
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召南•行露》)（讼、讼、从，东部）以上为处在韵脚的代词宾语前置句。
“不”字句，其前置的代词宾语仅见“我”、“尔”，未见第三人称，其原因或许正如丁声树先生所指出的，否定副词“不”与前置宾语“之”已凝固成词，合音为“弗”了的缘故。
2.关于“莫”字句代词宾语前置的考察
表3“莫”字句代词宾语前置考察表类别出现于四言中句数出现于杂言中句数动词谓语为韵脚动词谓语不为韵脚
前置（16）133160
后置（2）2020由上表可见，“莫＋代宾＋动”16例，无一例“动”不是处在韵脚上与上下协韵。举例如下：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庸阝风•》)（指、弟，脂部）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小雅•四月》)（纪、仕、有，之部）
“莫＋动＋代宾”式仅见2例：
其一为《卫风•竹竿》中的“远莫致之”，该例出现在第一章，为说明问题，兹将第一章全文转引如下：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淇、思、之，之部）“远莫致之”正处在偶句押韵的位置，“之”为韵脚所在，该章押“之”部韵，“之”未前置，正是为了押韵。
其二为《大雅•民》中的“爱莫助之”，该例出现在第6章，第6章全文如下：人亦有言：德车酋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举、图、举、助、补，鱼部）
第六章为变相句尾韵，韵脚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此外，该章“之”字五出，构成整齐的“动＋之”排比句；显然，如果该句“之”前置，采用“莫＋代宾＋动”式，则破坏了该章固有的韵律。
考察《诗经》“莫”字句，从代词宾语后置出现的频率来看，与散文似乎无别，
[注:考察甲骨文、西周金文，未见“莫”字句；《尚书》亦未见“莫”字句。考察《论语》、《孟子》、《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等5部文献，结果如下：
“莫＋代宾＋动”在《论语》有7，《孟子》14，《左传》8，《韩非子》8，《吕氏春秋》24；“莫＋动＋代宾”，在《论语》为0，《孟子》为0，《左传》为2，《韩非子》为1，《吕氏春秋》为0。
上述统计数字表明，“莫”字句中，代词宾语前置是很严格的，“莫＋动＋代宾”式，在散文文献中只是偶见，列举如下：“吉莫如之”(《左传•文公十三年》)、“莫能逢之”(《左传•宣公3年》)、“人莫救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后置代词宾语均为“之”。]实则不然。散文中“莫＋动＋代宾”式偶见，可视为受“主＋不＋动＋代宾”式的影响而产生的偶然现象；[注: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上古汉语用代词作宾语的否定式动宾结构，宾语先置，这是一条规律，但是宾语不先置的例外情况在殷墟甲骨刻辞中就出现了……否定式受肯定式语序的类化，可能从殷商就开始了。”]
而《诗经》中出现的“莫＋动＋代宾”式，则是诗律使然。
3.关于“无”字句代词宾语前置考察
考察《诗经》“无＋代宾＋动”3例，“动”都处在韵脚上与上下协韵。列举如下：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庸阝风•载驰》)（尤、思、之，之部）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衤去兮。无我恶兮，不故也。(《郑风•遵大路》)（路、衤去、恶、故，铎鱼通韵）（二）肯定句代词宾语前置韵律的考察
1.“是＋动”（30例）的押韵情况
据考察，《诗经》中只有“是＋动”句而无“动＋是”句，即指示代词“是”单独作宾语一定要前置。“是＋动”句（“是＋动”连用者，前一个“是＋动”除外）“动”都处在韵脚的位置上，举例如下：
祝祭于礻方，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楚茨》)（礻方、明、皇、飨、庆、疆，阳部）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大雅•桑柔》)（迪、复、毒，觉部）
2.其他“代宾＋动”的押韵情况
其他“代宾＋动”3例，“动”都处在韵脚的位置上，与上下协韵：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小雅•节南山》)（岩、瞻，谈部）
上帝甚蹈，无自昵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小雅•菀柳》)（昵、极，职部）
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小雅•菀柳》)（瘵、迈，月部）
《诗经》中，“代宾＋动”句一览表：
表4《诗经》“代词宾语＋动词”句一览表
类别出现于四言中句数出现于杂言中句数动为韵脚动不为韵脚
“是＋动”291300
其他“代宾＋动”3030
合计330330肯定形式代词宾语前置句（“代宾＋动”）33例，都出现在四言句中[注:仅有1例出现在杂言中：“君子是则是效”（《小雅•鹿鸣》）。]，“代宾+动”中的“动”均处在句尾韵脚的位置（“是＋动•是+动”格式中前一个“是+动”除外）。
（三）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句押韵情况考察表5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句押韵一览表类型四言杂言在韵脚不在韵脚
疑问代词宾语前置（29）263209经考察，《诗经》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句，动词也以在韵脚位置的为多。略举数例：
害害否?归宁父母。(《周南•葛覃》)（否、母，之部）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大雅•桑柔》)（将、往，阳部）
以上在韵脚
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邶风•谷风》)（求、救，幽部）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秦风•终南》)（堂、裳、将、忘，阳部）
以上不在韵脚
（四）名词（包括名词短语）宾语前置押韵情况考察
名词宾语前置包括带语法标记与不带语法标记两种情况。带语法标记的，根据语法标记的不同，又分“宾+是+动”、“宾+之+动”、“宾+斯+动”、“宾+来+动”、“宾+于+动”、“宾＋胥＋动”等6类，如下：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唐风•山有枢》)（枢、榆、娄、驱、愉，侯部）“宾+是+动”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秦风•车邻》)（邻、颠、令，真部）(宾+之+动)
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小雅•宾之初筵》)（抗、张，阳部）(宾+斯+动)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大雅•江汉》)（浮、滔、游、求，幽部）(宾+来+动)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大雅•崧高》)(翰、蕃、宣，元部)(宾+于+动)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大雅•瞻》)(富、忌，职之通韵)(宾＋胥＋动)
不带语法标记的，如：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邶风•日月》)(出、卒、述，物部)
具体分布如下表：
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其韵律特点，诚如冯胜利先生所言，是“加重动词的分量”［4］237，韵脚必须重读，而该句式的重音恰恰是落在句末的“动”上，与韵律要求相一致，这恐怕就是诗人在韵脚所在刻意选择该句式的重要原因。
（五）几点思考
1.考察《诗经》韵脚所在，或句句押韵，或隔句押韵，但偶句押韵是《诗经》最常见的押韵方式。
《诗经》中宾语前置与韵律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受语法条件制约、诗人不能随意改变的，如疑问代词宾语前置、“是+动”句、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注: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现象在甲骨卜辞中即已出现，如“贞：祖辛不我害？贞：祖辛害我？”参见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等等；一种是诗人刻意改变的，如名词宾语前置句（带语法标记的宾语前置句，以及不带语法标记的“东山自出”之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诗经》在句子安排上（尤其是后者），总是尽可能地将宾语前置句安排在韵脚所在的位置。宾语前置句的分布以在偶句为常。
考察《诗经》中各类宾语前置句不出现在韵脚的比例：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约31%）、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约21%）、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约9.86%）、肯定句代词宾语前置（0）。不同类型的宾语前置句受韵律的影响大小不同，形成如下序列：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句＞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肯定句代词宾语前置
上述序列表明，从左至右，在句式的选择上，语法条件的制约逐渐削弱，而韵律的制约逐渐加强。
2.“是+动”句集中出现在《大雅》、《小雅》，当与时代有关。考察上古文献，“是+动”式仅见于西周时期，东周已经消亡，这与该式在《诗经》中的分布是一致的。
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早期的“是+动”式：[注:金文例句转引自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西周中晚期：子子孙孙其万年永是宝用。（晋侯棘人马方壶）
西周晚期：子孙是尚，子孙之宝，用孝用享。（丰伯车父簋）
西周晚期：其万年令冬（终）难老，子子孙孙是永宝。（殳季良父壶）
比照铭文之程序语“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注:严格地说，西周铜器铭文之程序语是“子子孙孙永宝用”、“子子孙孙永宝”、“子子孙孙永用”，即以动词后不带宾语为基本形式。考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记有“永宝用”、“永宝”、“永用”者800余器，记有“永宝用之”、“永宝之”、“永用之”者仅21器而已。]，
“是”代替“之”，置于动词之前。《丰伯车父簋》中，“尚”、“享”同属阳部，《殳季良父壶》中，“老”、“宝”同属幽部。我们推测，用“是+动”代替“动+之”，或许是为了协韵的缘故。[注:前辈学者有一种说法，即“古语残留说”，认为古汉语的前身是一种底层结构为SOV型的语言，后来变成了SVO，“是＋动”是史前SOV型汉语的残迹。]
为什么协韵要将代词前置？或许如冯胜利先生所言，代词一般是轻读音（“代词在韵律学上叫做‘弱形式’”［4］），将代词“是”前置，动词居后，可以收到“加重动词”之功效；动词处在韵脚的位置，而韵脚又为重音所在，二者相得益彰。当然，这样说，还要解释下面的问题：一是解释代词入韵问题；二是解释变相句尾韵的问题。《诗经》中存在着代词入韵的现象，如：“三岁贯女”(《魏风•硕鼠》)之“女”，“不入唁我”之“我”(《小雅•何人斯》)（按：《诗经》中，“我”字处在句尾者30例，押韵者2例），“如何如何，忘我实多”(《秦风•晨风》)之“何”，显然“弱形式”亦可押韵，要重读。再有，存在着变相的句尾韵（即句尾是语气词之类的，如《伐檀》之“兮”，《》之“之”），句尾不是重音所在；“兮”虽可以延长，而“之”似乎是要轻读。这两个问题或许与音乐旋律及其诗歌重音有关，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考察。
3.名词宾语前置，是诗人可以刻意选择的，因为名词宾语的位置本该在动词谓语（或介词）之后。考察《诗经》，名词宾语前置句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处在韵脚所在的位置，正说明了这一点。关于名词宾语前置句，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无论是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如《小雅•节南山》中的“四方是维，天子是毗”），还是不带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如《邶风•日月》中的“东方自出”），在散文中都可以见到（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的“吾不免是惧”、《左传•昭公十九年》中的“室于怒，市于色”）。只不过在散文中或许只是偶见，除凸显焦点之外，或许并无特殊的修辞目的；而在诗歌中则是为了使诗句富于变化，为了协韵，而刻意地安排罢了。可见，《诗经》不像唐宋时期的格律诗那样，并无特殊于散文的语序，只是在语序的安排上，句式的运用上，要服从于韵律。
《诗经》中，凡名词宾语前置句均为四字句（约91.5％），或变相的四字句（即“虚词＋四字句”，如“维迩言是听”、“匪先民是程”之类）；前置宾语不得超过两个音节；动词谓语皆为单音动词；语法标记与动词之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如否定词、助动词）；句末不得带语气词，等等。[注:考察同一时期的散文文献，带标记的宾语前置句已有长足的发展。如《左传•昭公元年》：“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憾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论语•公冶长》：“吾斯之未能信？”《国语•楚语下》：“则何上下之有乎？”显然，散文中该句式要相对自由得多。]
这些音节限制正是《诗经》的名词宾语前置服从于韵律的体现。
4.带语法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其语法标记除了在春秋、战国文献中常见的“是”、“之”之外，还有“于”、“来”、“斯”、“胥”等。考察《诗经》“于”、“来”、“斯”、“胥”等标记集中在《大雅》、《小雅》、《豳风》之中，据前人考证，《大雅》、《小雅》大多是西周末年、东周初年的作品，《豳风》亦西周末年的作品。这表明，带标记的名词宾语前置句，在其初始阶段，其语法标记是不固定的，《诗经》中这种句式语法标记的多种多样，正是这种句式在西周末年、东周初年语法标记尚未固定的反映。
三、关于“鲁侯是若”、“万民是若”的讨论
“鲁侯是若”、“万民是若”二句诗出自《鲁颂•宫》。兹将原文转引如下：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关于这两句诗，自古以来即有歧解。分述如下：
“鲁侯是若”：
第一，清代钱澄之《田间诗学》：“毛云：若，顺也。远人来服，则鲁侯从而顺其情，以抚安之也。”
第二，明代季本《诗说解颐》：“若，顺也。谓顺鲁侯之德也。”
高亨《诗经今注》：“若，顺也。此言都服从鲁侯。”
“万民是若”：
第一，郑玄笺：“国人谓之顺也。孔颖达疏：民既以之为顺。”
清代钱澄之《田间诗学》：“‘万民是若’，言万民皆心顺之，以为合理也。”
高亨《诗经今注》：“‘若，顺也’。此句指庙貌庄严，万民对它肃然起敬。”
第二，宋代朱熹《诗集传》：“治其宫室寝庙，以顺万民之望。”
《诗说解颐》：“‘万民是若’，顺万民之心也。”
清代严虞忄亨《读诗质疑》：“于是修旧起废，治其宫室寝庙，以顺万民之望焉。”
为什么同一诗句会有歧解呢？
依第一类解释，“鲁侯”、“万民”是主语，“是”是“若”的宾语，则该句式为“名主语＋是宾语＋动”，依第二类解释，“鲁侯”、“万民”是宾语，“是”只是一个语法标记，则该句式为“名宾语＋是助词＋动”。因为“鲁侯是若”、“万民是若”，其句式都可以描写为“名+是＋动”；所以，在句法平面上的“名+是＋动”实则包含了“名主语＋是宾语＋动”、“名宾语＋是助词＋动”两种句式，是一个多义格式。[注:参见殷国光《古代汉语句法中的若干歧义现象》，《语文研究》1984年第2期。]
《诗经》中，凡符合“名+是＋动”句式的诗句脱离了语境（或语境不明），都可能有歧解。
例如《鲁颂•宫》“上帝是依”：第一，元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鲁颂》亦云“上帝是依”，谓天之神凭依姜女原之身而生后稷也。
第二，宋代欧阳修《诗本义》：毛谓“依其子孙”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女原生后稷时事，与上帝依其子孙文意不属。据诗意，依犹赖也，谓上帝是赖者，言姜女原赖天帝之灵而生后稷无灾害尔。
又如《商颂•长发》“百禄是遒”：第一，孔颖达疏：“故百众之禄于是聚而归之。”
第二，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故能聚此百禄耳。”
总之，《诗经》宾语前置句类型多与散文一致，但一些前置句的出现，与诗歌韵律关系密切，一些歧解句与语境联系紧密，一旦语境模糊或丢失，就可能歧解。
［参考文献］
［1］杨合鸣．《诗经》句法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2］韩晓光.《诗经》中的宾语位置考察［J］.古汉语研究，1995(3).
关键词： 戴望舒 新诗语言 古典文化 互文性
戴望舒大力译介外国诗歌，把从西方学来的诗艺注入自己的新诗创作中，使中国的新诗艺有极大的进步。他倡导新诗要具有“现代性”，他在批评林庚诗歌时尖锐地反对用白话写古意[1]P167-173，但在自己的诗歌中却充斥古典诗词文化的传统，正如李怡所说：“他对林庚等人的‘古意’大加挑剔，而自己的不少作品却照样的古色古香。”[2]无论一个多么伟大的诗人，都摆脱不了自己民族的影响，这正印证了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观点：“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现他们的不朽的地方。”[3]艾略特上面的话正体现出“互文”的特性，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诗人，他创生出来的文本总是有以前的文本遗迹或记忆的影子，每个现在的文本都是对它以前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对此，罗兰巴特有自己的解释：“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4]先前文化的文本和戴望舒新诗文本又是通过怎样的形式发生互文性联系呢？下面分别从化用、用典两种形式研究戴望舒新诗语言与古典文化间的互文性关系。
一、化用
现在学者的论文，如引用了别人的东西就要表明出处，否则就被视为抄袭。热奈特在《隐迹稿本》里写道：“最逐字逐句和最直白的形式，就是传统手法上的引用；直白性和经典性稍逊一筹的形式是抄袭，这是未加申明的借用，但还是逐字逐句的。”[5]引用与抄袭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在文中标明出处，然而诗人在写诗时会存在在诗中镶嵌着别人一两句诗而不加标明的情况，像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存在，特别是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因格律形式的要求，更不会在文中标明出处。
引用与抄袭的情况在诗歌的互文中不占主体，更多是以化用的形式存在。化用是在引用与抄袭之间，它的文字既不标明互文本的出处，又不存在整句抄袭，而是在自己的文本中镶嵌几个互文本中的词语，读者只能通过仅有的蛛丝马迹发现现文本与互文本的关系。
戴望舒以《雨巷》一诗而闻名，而《雨巷》中“丁香”的经典意象却是从前人诗句中化用而来的。卞之琳说这是旧诗“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抒意或者稀释。[6]杜甫《江头五咏》之一有：“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的诗句；李商隐《代赠》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南唐李《浣溪沙》有“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词句。这三首诗中都出现了“丁香”的意象，可知“丁香”是古典诗词中的传统意象。丁香本来是做香料之物，在古典诗词中却是柔弱纠结的象征。《雨巷》中的丁香意象就是从前人的这些诗句中生发的，丁香柔弱与纠结的象征含义还在沿袭，但“旧的古典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1]P128。诗人在化用丁香意象时，还对传统意象做出了新的处理。诗人以丁香比喻姑娘，王文彬说：“丁香在这里不仅是喻体，而且同喻本相互整合，形成意象叠加，姑娘的意象中有丁香意象的特点，丁香的意象中有姑娘意象的神态。”[7]P93姑娘染上了愁怨惆怅，丁香又成为诗人惆怅哀怨情绪的一个象征体。与之前三个互文本相比，《雨巷》中的丁香意象在艺术向度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所含的容量大大增加。
如果说“丁香”只是古典诗词一个简单意象的化用的话，那么“无边木叶萧萧下”则是对杜甫诗歌整句的化用。因“无边木叶萧萧下”这一化用的诗句的意境在《秋蝇》中反复出现，我们看看这首诗中某些诗句：
木叶的红色，/叶的黄色，/叶的土灰色，/窗外的下午！……木叶，木叶，木叶，/无边木叶萧萧下。……飘下地，飘上天的木叶旋转着，/色，红色，土灰色的错杂的轮回……什么东西压在轻绡的翅上，/子像木叶一般地轻，……
《秋蝇》这首诗蕴涵丰富的古典意象，诗歌以“木叶”和“苍蝇”两个意象交互呈现，营造空灵幽远的意境，具有一种复古、迷离的美。《秋蝇》中的“木叶”不仅是诗人情感的体现，而且它是与秋蝇的生命融合的。将两个不同生命的离逝紧密联系，木叶与秋蝇两个意象重合，目的在于揭示人生存的痛苦与生命的衰落，以及人自身卑微生命的无力。“对木叶的描写，并非‘具体的表象’，而纯然是主观视觉里的映像。因而这回环式的伴奏就显得更灵动。象征主义手法用到这样的规模，早就不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古已有之的样子了”[8]。杜甫诗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落木”是诗人艰难苦恨的苍凉人生的寄托物，同时传达出人在天地之间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力量。《秋蝇》与《登高》相比，更凸显出现代人内心对自我生命的关照。
戴望舒受禅学影响很大，在其诗歌中曾化用过王维的诗句。比如《赠克木》：“也看山，看水，看云，看风，/看春夏秋冬之不同，/还看人世的痴愚，人世的倥偬：/静默地看着，乐在其中。”这分明是从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中化用而来的。戴诗不仅承袭了意象，在意境上也与其有相通之处，但在思想上戴诗更具有生死宇宙意识。
二、用典
用典（allusion）是作者对某个事件、人物、地点、艺术作品等的间接性的或不经意的采用，它依赖读者对上述内容的了解才得以辨识。可以说，用典是一种经济的文学手法，它借作者与读者共有的对历史、文学传统的认识而实现[9]。用典区别于化用，在于用典包含的范围更大，化用只是针对互文本中个别诗句词句而言的，个别诗句或词句如果经常被化用，久之可能就会成为典故。用典往往走向互文本之外更大的文化传统，包括神话故事、英雄传说、历史事件等。用典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新文学以来，文学创作不主张用典。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其中之一就是“不用典”[10]。但是对于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新文学来说，想摆脱用典几乎是不可能的。戴望舒在诗论中说：“不比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1]p128下面我们看看戴望舒新诗语言的用典现象。
戴望舒诗歌有一首《微辞》：“园子里蝶褪了粉蜂褪了黄，/则木叶下的安息是允许的吧”，园子里的蝶乱蜂狂，然而它们也有疲累的时候，需要在“木叶下安息”。蝶和蜂都是传统的恋情喻体，比喻恋人们之间也是一样需要休息的。徐迟在《谈比喻》中说：“戴望舒的‘蝶褪了粉蜂褪了黄’的比喻，写在一首很美丽的诗中，懂的人不多。”[11]因为“蝶褪了粉蜂褪了黄”是用了典故精巧而微妙地表达了他和恋人之间志趣不投，不能心心相印的痛苦。戴望舒诗句中的比喻是从李商隐《柳枝五首（一）》和《闺情》等诗句点化而来的。《柳枝五首（一）》：“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闺情》：“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谓蝶宿花房（花蕊），蜂酿蜜脾（蜂巢），黄蜂与紫蝶，虽同时出现，不是同类之物，比喻男女非同类同心，不可能彼此相思[7]P107。说到戴望舒新诗中的“蝴蝶”这一典故，不得不提到《我思想》这首诗歌：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刘保昌说：“戴望舒诗歌中的经典意象，如铃声、蝴蝶、野草、古树、山、水、云、风等等，也是道家文化系统中的经典意象。”[12]并指出戴望舒曾“非常得意地用16世纪的法文翻译《庄子》”。[13]可见，戴望舒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我思想》中“我思想，故我是蝴蝶……”就是对《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这一典故的承袭。在戴望舒之前就有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的经典化用。《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里的“物化”是指取消了事物之间的差别，万物任其自然，随性而变化，生与死，梦与醒，你与我，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都不能分得清，万物化为齐一。冯友兰说：“在错觉中或者在梦中，一物可以是另一物。‘物化’表明，不同事物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14]“我”与“蝴蝶”统一为一体，诗歌借中国经典的寓言，引发了对人生宇宙的深沉思索。
《秋夜思》中更使用了多种典故。诗的第二节有“听鲛人的召唤，/听木叶的呼息”，这两句诗里就有两个典故。汉代郭究《洞冥记》卷二云：“乘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舍，得泪珠，则鲛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博物志》中云：“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李商隐在《锦瑟》中亦化用此典故成诗句“沧海月明珠有泪”。“鲛人”这一带有神话色彩的意象被历代的诗人所喜用。“木叶”这一意象则源自屈原的《九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后代的诗人对“木叶”意象的使用也很频繁，上文已经说到杜甫《登高》中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之诗句的经典化用，不过新诗中的“木叶”已经从典故变成一个普通而习见的意象。第三节开头诗句“诗人云：心即是琴”。再结合后面的诗句“为真知的死者的慰藉”、“为天籁之凭托――/但曾一度谛听的飘逝之音”，我们不难发现此中有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典故。诗的最后两句：“而断裂的吴丝蜀桐，/仅使人从弦柱间思忆华年”是套用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诗句，李诗源出《史记・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诗句中“而断裂的吴丝蜀桐”既与第二节的诗句“心的枯裂之音”相呼应，又暗合俞伯牙摔琴知音不在的典故。
三、结语
戴望舒新诗艺术与古典文化的互文性程度之高，表现在诸多方面，前面是从主要的化用和用典两个方面谈论互文性，当然戴望舒新诗艺术文本与其译诗文本也存在互文性，与同时代的现代作家、诗人的文本之间存在互文性，戴望舒新诗艺术文本间的自我互文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共同构成与戴望舒新诗文本语言间互文性。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所有文都处于文际关系里；其中在不同的层面、以或多或少可辨识的形式呈现出另外的文；先前的文化之文和周围的文化之文；一切文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品。”[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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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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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文彬.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3.
[8]夏仲翼.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471.
[9]邓军.热奈特互文性研究[D].厦门大学，2007：32.
[10]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5）.
[11]徐迟.网思想的小鱼[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324.
[12]刘保昌.戴望舒与道家文化[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43-47.
[13]徐迟.江南小镇[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