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8 11:52: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知识产权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法务会计用于指出案件的侦查范围和方向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是查证市场查询和举报线索后进行工作的。法务会计人员对查询出的或是得到举报的涉及侵权的线索相关的牵涉到的会计资料进行查证之前，要先全面详尽地分析和研究权利人自己发现或举报的侵权线索。法务会计主要从两种途径得到相关的会计资料：一是查证侵权嫌疑单位的会计资料；二是查证与案件相关的嫌疑单位或个人与其他单位或个人的经济往来的会计资料。执法部门通过法务会计得出的这两方面就可以缩小范围，缩小查案的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二）法务会计技术用于找到和解决案件的关键突破点
首先，法务会计人员可以运用自己的技术手段判断涉嫌侵权赔偿的损失是否在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定损失赔偿的范围内，然后得出结论来进行下一步。其次，法务会计人员可以利用鉴定技术从账面或是凭据上留下的客观证据，调查和分析嫌疑人实施侵权所采取的作案手段和方法。再次，法务会计人员运用鉴定技术可以查明法务会计鉴定账证查证的重要内容，也是知识产权侵权案客观事实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嫌疑人知识产权侵权的起始时间和获利的时间以及损失金额。最后，法务会计人员在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的基础上，一直站在为当事人服务的立场上，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思考，找到对当事人最有利的方案，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分析，对案件发生的原因和应当负责任的一方进行确认，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追究应当负责任一方的法律责任。
（三）法务会计鉴定结论用于为案件公诉、审判提供证据
法务会计主要是要为法律鉴定或者法庭作证提供客观的、专业的意见。一般来说，法务会计调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对相关企业的经济情况进行描述、说明、分析的报告书。而这份报告书也就是法务会计在帮助知识产权侵占案的法庭作证上的应用，为案件提供了专业的证据和建议。在协助查办知识产权侵权犯罪案件方面法务会计的鉴定技术起着特殊的作用，越发地受到关注和重视。而在协助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损失案件的同时为了适应新案件新特点，法务会计要将一些侦查策略应用到协助案件中，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首先，法务会计人员在协助侦破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要运用鉴定技术，将案件的证据证明和鉴定技术结合起来，对于对那些容易在证据上产生变化的具有明确线索的案件，要更加仔细的查证涉案的材料；而对于那些没有明确线索的举报，账务查证是首要进行的。其次，由于知识产权侵权的犯罪活动越发变得跨部门、跨地域，遍布各个领域，甚至共同犯罪的情况也不断增加，各个行业人员也出现串通的“蜂窝煤”犯罪现象。现在的检察机关应该摒弃过去的那种只靠自己的单线的作战方式已经不能及时地将这些犯人绳之于法了，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应该与其他各部门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例如，工商、审计、税务等部门。因此，法务会计人员在运用自身独特的鉴定技术协助查办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也需要与行政执法部门配合默契，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并且，由于现如今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有些时候不能直接从表面的账目或是资料上表现出来，变得越来越隐秘，很难发现漏洞，因此，就要求法务会计人员全面地检查和分析，重视从账外搜索或是捕捉信息，找到所查部门所做的假账存在的疑点，从而解决问题。
二、法务会计用于处理公益诉讼和会计假账问题
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国有财产而进行的国家检察机关、社会公益团体以及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对侵犯国家、社会或者不特定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的行为。公益诉讼主要划分为行政公益和民事公益诉讼。由于国家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并不存在行政或是民事诉讼功能而是代表公益权力惩治犯罪，并且其中的公益团体和个人仅停留在道德层次来关心公益而并不是从义务角度出发的，大多以私利为重，并且大多公益诉讼对于成本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由于公益诉讼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大多情况下，启动公益诉讼的人很少。而且由于公益诉讼是以维护国有资产为目的的，因此，只有既有会计背景又有法律背景的法务会计才能做这项工作，因此，对于法务会计这一公益诉讼的主体的重新建构也是十分必要的。随着经济世界化以及全球化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企业利用会计人员做假账的情况也日渐增多。这个时候，兼有会计和法律两种背景和能力的法务会计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上市公司会计假账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还需要改进很多有关结构治理方向的地方。会计假账问题可能会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产生商业贿赂和腐败是一个对于全社会都有公害性的政治法律问题，严重的甚至会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我国会计假账问题不仅涉及到了会计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基于这两点因此与法务会计就有着紧密的联系。现阶段，国家机关对我国会计假账问题的治理都没能改变使用相对自由的行政治理的习惯，自始至终都没能形成系统化、严肃化的司法治理机制。因此，为了解决会计假账司法治理的自由化这一现有的缺陷，法务会计在面对现在的会计假账问题时要严肃认真的进行研究和思索，形成一套系统化、严谨的司法体统，有针对性的解决会计假账问题，拟定一些新的法律条款，法务会计人员也要努力建立一个真正的会计司法机构，为形成权威、专业、高效化的会计假账司法治理机制而努力。
三、法务会计用于民事和行政诉讼
法务会计在民事和行政诉讼方面也起着重要的协助作用，法务会计人员利用他们特有的会计技术，在诉讼过程的各个阶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事人之前的时间内，法务会计需要为诉讼做好准备写分析报告，对于案件产生的因果原因进行分析推导，收集事实资料，对于资料中出现的专业术语进行翻译，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然后要评估当前面临的诉讼的风险，最后要制定诉讼的策略。由于民事或是行政诉讼会需要大笔资金介入，如果己方败诉，当事人将会损失一大笔金钱，因此，法务会计人员要非常慎重地评估当事人要承受的诉讼的风险，把风险降至最低，还要在诉讼前估计一下诉讼可能会需要的成本和可能会获得的收益，看当事人是否可以承担风险，是否值得诉讼。如果在当事人愿意承担风险或是已经把风险降至最低后依然提讼，那么法务会计人员就要借用专业知识对搜集到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帮助当事人的代表律师或者是当事人分析已有的对己方有利的或是不利的地方，并判断的地点，的法律依据，的缘由，的赔偿等制定有针对性的最完美的诉讼策略，为胜诉创造条件。在决定上诉之后，法务会计人员就要为庭审做好充足的准备。首先，法务会计人员协助完成庭审要用到的法律文书。例如：法务会计人员要分析出通过诉讼后己方会获得多少的资金赔偿，并通过诉讼书体现出来，也可以在答辩的状书中对当事人所述事实和不合理的损害赔偿进行否定和抗议争辩，也可以在分析当前情况后有理有据的话，可以协助当事人提出反诉。其次，在法庭审理前双方当事人由于受到法务会计人员的帮助，都互相了解对方的诉讼主张和其掌握的相关证据，这样就可能在双方当事人考虑到事实情况后达成庭前和解。近年来，由于法务会计的介入和调解，在不经过法庭这一步而是通过私下的调解而得到完美解决的民事和行政案件越来越多。再次，在到达法庭审理这一阶段时，由于法务会计人员本身具有着相当强的专业素质和财务技术以及在庭审前也做好了十分充足的应对准备，这使得法务会计人员在面对质询时可以对答如流，也可以对己方有好处。这阶段的法务会计人员要用法律方面的专业术语去解释和表达财务会计方面的事务，这也对法务会计人员来说是个挑战。这就要求法务会计人员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之处，这样一来既对案件的清查提供帮助，也为己方的胜诉提供了证据支持。在法庭审理这一阶段结束之后，法院会得出结论。如果遇到当事人对于审判结果不满意的情况的话，法务会计人员这时也要帮助分析和判断是否需要继续上诉，再次上诉是否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是否会对己方当事人有利，在分析结束后，最后可以帮助当事人做决定。法务会计人员如果在再次的资料审查或是分析中发现出现了裁决证据不足，或是存在假证，或者是裁决不公这类问题都可以建议己方当事人再次上诉来寻求司法救济。经济类的犯罪案件是带有“经济”这个独特的标签的，这就决定了这类犯罪案件如果违背了经济活动规律、财务会计制度和一些经营管理制度的话，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在侦查这类经济犯罪案件的过程中，财务会计事实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内容正是法务会计人员在这些案件中不可或缺的原因。法务会计人员可以依据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运用一些会计方面的技术等，对获取的线索进行分析和调查，帮助司法侦查人员通过分析出的结果更快地解决案件。
四、结语
（一）武汉知识产权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现有的数量少。截至今年，武汉市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有《武汉市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商品流通领域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的通知》《武汉市保护专利知识产权示范商场认定管理办法》《武汉市商业企业专利商品经营管理暂行规定》等，而由湖北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则无相关涉及。而且这些规章仅涉及专利，没有涉及商标权、著作权；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以奖励为主，少有涉及处罚或者没有任何相关处罚，因此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是微乎其微；武汉市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相对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原因是立法者担心保护知识产权有碍技术知识的传播，阻碍经济的发展，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立法者立法技术落后，如果只有鼓励措施而没有有效的惩罚措施，就不能成为打击侵权者的利器，法律如果只有天平，没有利剑是没有用的。武汉市知识产权部门还存在选择性执法、执法不严等问题，原因是分头管理，责权不清，沟通不畅。武汉知识产权的管理部门有武汉市专利局、知识产权局、武汉市工商管理局等部门，消费者管理协会也在参与知识产权的监管。因缺少有效的沟通，执法不能形成合力，导致“谁都管，谁也不管”。消费者遇到的问题不知道找谁维权、如何维权。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如果遇到利益相关的案件，多部门争相受理和管辖，遇无利可图的案件则常常“选择性执法”。
（二）武汉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复建设问题。武汉重复建设的现象相当严重，比如鲁巷光谷大转盘，建成不久，现在又开挖，建地铁站；比如刚建好的道路因安装天然气重新破土，下水道改造又破一遍，埋设通信光缆再次挖开道路，形成“拉链式”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浪费和交通拥挤、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等，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次是对古旧建筑损害严重。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市政府不惜把古老的建筑或者建成不久的各种建筑设施或者住宅拆掉重建，造成了大量的土地和资金的浪费，原因很简单，拆一次创造一次GDP，再建一次又创造一次GDP。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里古老建筑到处都是，可以发展旅游业。反观武汉旅游景点少就是大量古建筑被拆所致，比如1995年价值6亿的武汉展览馆炸毁重建，武汉展览馆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武汉市建设的重要标志性的建筑，非常漂亮，如果留下来应该是武汉旅游必去的景点之一。最后是经济开发区重复建设。目前，武汉已建成和规划建设的多个经济开发区缺乏合理规划布局，重复建设占用大量的土地、资金，造成巨大浪费，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透支消耗。
（三）武汉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环保投资小。武汉市环保投入仅占GDP的2%左右，不足防止环境恶化的最低标准3%。环保投入的不足导致城市污染综合治理能力薄弱，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武汉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其次环境保护监控力度不足。武汉城市开发、新建工业园区的环保评价不够全面，部分建设项目缺乏全方位的环境保护指标评估，部分重点污染企业缺乏环保监控手段。最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武汉市第二产业特别是电力、钢铁、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比重较大，比如武汉阳逻发电厂到2015年仍然坚持煤炭发电，造成大量污染物排放，也是造成武汉雾霾天气的主要因素。同时象光谷软件园这样高新技术企业和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
（四）武汉教育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是公办学校收“择校生”。公办学校不能择校，否则会造成公办学校领导寻租。择校应该交给民办学校，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让市场决定学费。另一方面是武汉大多数老百姓不读书问题。现在武汉民众每年的阅读量还不到有些发达地区人均的十分之一，说明武汉老百姓不喜欢读书，有时间就去打麻将、斗地主。但是人类不仅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希望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2015年3月15日在回答中外记者问时说道“：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我希望我们国家全民的阅读量能够逐年增加，这也是我们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说明阅读普及度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武汉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武汉人不阅读是说不过去的。一定要让武汉市民减少打麻将、斗地主的时间，回到书桌上来。
二、中部崛起背景下的武汉法制建设诸问题之对策
（一）武汉知识产权法制建设中的问题之对策
首先增加立法数量和质量，加大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制定企业侵犯知识产权所有者合法利益的赔偿性制度。武汉市人大和市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次，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单一化，产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执法统一交由工商行政部门全权负责。最后，加大执法经费支出，严格执法。严厉惩罚不作为和选择性执法，把不作为和选择性执法的官员清理出执法队伍。
（二）武汉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中的问题之对策
首先完善投资法制建设。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政府投资，扩大民间投资。完善民间投资市场准入机制，取消对民间投资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民间资本介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种种壁垒。基础设施建设要吸引外资参与，外国专家可以参与资金运用的决策活动，为避免重复建设把关。其次完善财政预算法制建设。防止重复建设对策是使投资决策者对投资经营后果负责，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在各种项目的建设中，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润收益和风险责任统一起来。最后完善贷款法制建设，建立健全银行信贷管理内部监督机制，完善银行贷款审查机制，让责任人为因为重复建设而出现的呆账、坏账负责，对贷款经营过程实行全面的微观监督管理。
（三）武汉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中的问题之对策
首先是立法加大环境保护投资。比如鼓励民间资本入股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入股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比如加大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及处理系统的投资；比如加大医疗、放射性等危险废物处置的全程监管系统的投资；比如大幅度提高环卫工人工资待遇等。其次是立法规范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的拆除过程。拆除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是为了优化产业结构，部分工业企业已不适应武汉城区功能定位，马上拆除高污染企业，还武汉干净的天空，让武汉人也可以看看蓝天白云。然后要立法为高新技术产业降低准入门槛，降低费用支出。让武汉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把武汉打造成高新技术制造业中心。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节约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培育环保节能型产业。接着立法强化环境执法监督，比如制定重点项目的环境监管制度；比如排污申报、排污许可证制度；比如重点污染源网络监控制度等。然后立法保护节能减排等知识产权。政府在立项中加大对环境保护项目资金投入，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加快科技成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转化应用，用“免费试用，政府补贴”方式推广节能减排的新产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达到节能减排目的。最后是司法上鼓励老百姓对环保问题提起公益诉讼。比如2015年3月24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被告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现在企业已经彻底停产）大气污染行为，索赔近3000万元，这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国内第一个针对大气污染行为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武汉的法院和环保组织要积极行动起来，为治理环境污染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武汉教育法制建设中的问题之对策
1.当前高校学生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知识产权意识是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思想、观点、知识、心理和情感等的总称，它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形式等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体现的是人们对知识产权法和知识产权法律现象的主观心理感受和认知把握状况。知识产权意识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多种成分的复杂体系。不同层次主体的意识，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律师的意识固然重要，广大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的强弱和正确与否，对于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的实现作用也是显著的。提高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是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公民知识产权意识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提高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2004年11月，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在高校普及知识产权教育，高校要在《法律基础》等相关课程中增设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并积极创造条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单独开设知识产权课程，以提高广大师生的知识产权素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亦明确要求，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指出：“鼓励引导高校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建设，开设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辅修课程，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高校对知识产权意识培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并不重视，所以我国高校的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作虽然不能说是空白，但是力度确实极其有限。这直接导致了当前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为对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以及学术道德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选取了山东省部分大学的在校研究生（不包括法学专业）为调查对象，在山东高校中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学生对知识产权的总体认知水平不高。学生中总体上认为自己对知识产权知识相当熟悉的仅占3.1%，认为自己对知识产权知识有些了解的占35.0%，略有耳闻的占55.3%，几乎毫无所知的占6.6%。可见当前高校研究生的知识产权知识普遍比较贫乏。
2.高校学生中与知识产权相关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普遍
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由来已久，近年来在我国愈演愈烈。高校作为科学发展的火车头，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其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更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先生认为：包括北大在内，没有一个高校的教师没有发生过抄袭剽窃问题的，没有一个高校的学生不存在抄袭剽窃情况的。郭世佑先生则认为“凡是在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学风不正与学术失范现象，无论是低级错误，还是‘高级’错误,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都不难找到可以对应的根据。”可见，高校学生中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普遍。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归纳出当前高校学生中广泛存在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主要有：1、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2、伪造或者篡改调查、实验数据；3、论文署名搭便车及不知情的挂名；4、一稿多投、多发；5、不当注释等。笔者所在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当前研究生在学术论文撰写及发表或完成论文作业中，87.4%的同学曾有抄袭行为；32.3%的同学曾有修改、伪造实验或调查数据行为；63.7%的同学曾引用他人观点而不注明出处；35.8%的同学曾没有参加创作在他人作品上署名；18.0%的同学曾一稿多投。上述数据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分别为“抄袭（剽窃）”、“引用他人观点而不注明出处”、“没有参加创作在他人作品上署名”。而这三者都和知识产权紧密相关，既是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同时又是违反知识产权法主要是著作权法的违法行为。所以，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
二、当前的学术道德建设研究忽略了知识产权意识因素
国内外有关学术道德问题和知识产权教育的研究较多，但是，把知识产权教育与学术道德建设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则很少，几乎是空白领域。已有研究偶有提及，也往往是一带而过。笔者认为，当前学术道德研究忽略了知识产权意识因素。检索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计算机之父、英国科学家查尔斯.巴比吉(1791-1871)在1830年发表《对英国科学衰落的思考》一文，最早对学术不道德行为做了研究。国内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邹承鲁院士为主的科学家的联合推动。2000年以后，学术道德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随着国内关于学术不端前期研究的逐步积累以及对其关注越来越多，相关的论文、专著和译著数量快速增加。分析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关于研究生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原因，当前学者们一般从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傅立民、孙中华认为，“造成当前研究生学术失范的不但有个人因素，也有制度原因，更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学术政治化和经济化是社会大环境，学术共同体内部激励机制的功利化和约束机制的弱化是社会小环境；而部分学生学术价值偏离和道德失范既是学术失范的结果，也是学术失范的原因。”关于主观因素，学者们一般认为主要是“研究生个体价值观念扭曲，诚信意识缺失，学习目的功利化”。更多的学者则归因于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探寻制度性因素。如评价机制不合理，学术规范制度不够完善，监督制度缺位等。其次，是社会环境因素。如整个社会诚信氛围的不足，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以及官本位等传统意识的影响。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当前学术道德研究忽视知识产权因素是一重要缺陷。
三、加强知识产权法制教育，重建高校学术道德
既然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为重建高校学术道德，就必须大力培育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如何培育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呢？根本在于教育。知识产权意识不能自发形成，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知识传授和观念教化的双重目的。知识产权法制教育是提高学生知识产权意识的重要途径。所以，知识产权法制教育应当成为高校学术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提高学校对知识产权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
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全国12所重点高校进行的知识产权教育情况调查不难发现，大部分高校对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不够重视，甚至认为它可有可无。重点高校尚且如此，其他普通高校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首先要提高学校领导的知识产权意识，使其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制教育对于重建高校学术道德的重要作用，加强其对知识产权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
（二）明确知识产权法制教育的目标
学术道德视野中的知识产权法制教育，不同于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教育的博大精深，属于通识教育范畴，具有自身特殊性。知识产权法制教育的目标应设定为：通过传授必要的知识产权基础知识，使大学生初步了解知识产权制度，认同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牢固树立知识产权意识。
（三）关于教学内容。
确定教学内容时应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努力实现针对性、普及性、实践性、新颖性的统一。具体讲，在内容选择上，首先，应注意针对性，重点突出学术道德相关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其次，不必求全求深，应以普及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精神为主。最后，在内容表达上，应深入浅出，并大量引入案例，以案说法，增强吸引力。
（四）关于教学方式。
根据教学内容和对象特点，教学方式应突出灵活性、多样性和趣味性的特点，并注重实效。可考虑选择多种方式，如列为必修课、选修课、开设专题讲座、经常举办知识竞赛、问题答卷等。
（五）关于师资队伍。
论文摘要:法律诊所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新模式，已成为世界法学教育改革的趋势。其最大特点是借鉴医学院学生的临床实习手段，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践过程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实践技能。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既是知识产权法律实践训练平台，也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有必要通过创新运行模式及服务功能，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搭建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 法典化 可行性 无形财产权
一、引言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关于法典化的讨论一时间也颇为盛行，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地位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热点。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可能就是单独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观点。(((
该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在国外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加上WIPO等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研究的推动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熟，这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提供了理论准备。现实中，成功的立法例已经出现：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颁行于世，开创了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先河，成为知识产权立法史上的里程碑。《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也随后诞生。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也第一次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作品、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商标、地理标志、未披露信息（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大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集中在一部国际条约中进行规范，相当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国际条约。在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单行法已始成规模，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此将这些法律规范系整合于一部法典，以建立体系化、逻辑性的知识产权法，应属可能，而且益处多多。[2]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将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讨论。
二、法典化的重要作用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大陆法系国家都以民法典的颁布作为其法制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判例法以经验主义为特征，形式合理性的水平低，成文法特别是法典化的成文法则相反，比较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且它要求成文法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并能够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协调的规则体系，这个体系在整体上有逻辑上的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它覆盖着社会所有领域，因而能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提供标准和方法。”[3]这种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典化有诸多好处，可以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出现的诸多弊病，对于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可以提高立法层级，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订提供依据，从而保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极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过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予以填补的。但是这种“规章调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规章的制订常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主导，很难像法典的制订那样，在制订时要照顾到全社会的利益。很多规章在制订中注重的是行政机构的管理权，而权利人利益的考虑则常常被忽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商标局1994年颁布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管理办法》，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在原产地标志的保护标准、保护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存在交叉矛盾，缺乏协调统一，令权利人无所适从，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如果构建知识产权法典，尽可能将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消除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有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科学化，从而使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2、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法官并无制订法律的权力，而只能适用法律，以处理各项纠纷。如果缺乏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必将会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另外由于我们在立法方面历来主张宜粗不宜细，所以，许多规定都非常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由于法律规则过于抽象和原则，加之非常简略，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裁判结果。其中固然有法官的素质问题，但是立法过于原则、简略，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而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不仅有助于法律规则的完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有助于减少、克服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问题。
3、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
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种类繁多，并且容易交叉。但我国知识产权法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负责起草、分散制定，比如著作权法由国家版权局起草，专利法由中国专利局起草，商标法由国家商标局起草。这种条块分割的立法结构，显然不能顾及整个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和逻辑性，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内容分散、零乱，存在大量的空白遗漏、重叠交叉，甚至相互冲突。如果建立知识产权法典的话，经过仔细的梳理和规划，部门利益被尽可能的忽略，公众利益最大程度的被予以考虑，上述凌乱不堪的状况将为之改观，。
4、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广大民众了解法律的规则，增强权利意识。
在现实中，我国知识产权法上至法律，下至规章，均有所涉及，但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规章。而许多规章往往是红头文件，不具有公示性，有些规章甚至属内部文件，但却趟而皇之的调整着知识产权生活。另外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的司法解释也很多。司法解释对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十分必要，但某些司法解释是一些内部文件，仅在法院内部上传下达，一般民众很难了解。因此不具有行为规则的作用，只能对裁判作出指导。而某些司法解释也与行政规章相冲突，这时也很难确定以何者效力为优的问题。这种状况造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暗箱操作的印象，而这些规章也难以为人们所遵守。但知识产权法典确定的各种规则，都要经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并通过普法宣传，为广大民众所了解，这会使相关制度深入人心，为人民依法维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5、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贯彻知识产权的私法理念
虽然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同时顾及公共利益，适当的公法规范不可或缺，但是知识产权毕竟首先是私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在现实中许多知识产权的客体，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号、证明商标、域名等，在我国都是或主要是接受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等公法的调整，这与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性质不相协调。由于行政法主要着眼于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对知识产权中更为重要的私法问题却明显欠缺相应的法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权利人权利行使的自由。而且随着行政权力的介入日渐增多，打破了知识产权体系内部的平衡，歪曲了知识产权的本性。因此，知识产权法典化有利于贯彻私权理念，帮助知识产权体系恢复其本性，实现系统的和谐性，从而保障权利人的利益。[4]
三、知识产权法法典化之不可行性
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有上述诸多意义，“看上去很美”，但是事实上这种设计目前来看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离法典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法典是人类法律理性思维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两部伟大的里程碑式立法，人们将法典理解为“体现理性的法典“，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概念体系进行的全面编撰，是具有确定型、系统性及内在逻辑性的和谐统一体。“[5]因此，从规范技术上说，典型的法典应当具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性和形式理性无矛盾的原则性。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1、 1、 从保护对象的稳定性来看
民法典的稳定性及系统性首先来自其保护对象的稳定性。传统民法典的财产权基本上是物权（债权只是物权的流转关系而已）。物权的财产对象基本上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或称“有体物”。而这些财产对象的特征是非常统一的，它们都是有体的，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具有自然排他性，能够公示对抗第三人。这种保护对象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可以以相同的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对其进行规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以致于其既有的原则和制度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对象冲击得阵脚大乱。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很多新生事物涌入了知识产权领域。除了传统的商标、专利和版权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知识经济、计算机、互联网、域名、商业外观、商品特有名称、商业方法、集成电路、数据库等方兴未艾；此外，最近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学等语词又在知识产权法学中呈现。这使知识产权理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数据库、软件的价值在于其功能性却被著作权法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与知识产权一般须公开的特征相背离，民间文学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却没有具体权利主体等等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的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缺乏必要的对象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2、从内在逻辑统一性来看
传统的民法典具有严格的逻辑统一性，其根源在于其保护的财产对象与财产权主体的无逻辑矛盾的占有事实。如前所述，传统民法典的保护对象具有相同的客体特征和外在形式；同时传统民法上的“人”，也是个性化的“特定人”。这样，传统民法的逻辑前提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个性化的人，对特定物的占有能够产生无逻辑矛盾的确权；对商品生产中产生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传统民法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符合“形式正义”的答案。与此不同，知识经济的对象是知识产品，它具有主观性。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本上是基于对“创造性信息”的外部载体特征和内在价值属性的区分而设立的。基于此，创造者对于创造性信息的“特定性占有”就具有逻辑矛盾了，即个人对创造性信息的占有事实不能排斥他人的合法占有。[6]因此，以传统民法对形式理性的要求来看，知识产权内在规则就很难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了。而缺乏内在逻辑统一性的体系很难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法典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3、从话语体系的严整性来看
基于其内在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传统民法设定了一系列精确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物权被设定为绝对的对世权与对人权。物权法定主义、一物一权主义、物权的追溯力原则等等，成为维护这个体系的有效原则，相应的具体制度也设计地精巧而实用。而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中所使用的语言缺乏理性的定义和限制。这些语言或者是行政机关习惯用语、技术专家的专业用语或一般规约性质的习惯用语或法律隐语。至今尚没有严格法律概念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进行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方法"等，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至今都没有确定的定义。再比如，商标法保护的内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在营业活动中，用以标识产品来源、表彰自己身份、证明产品质量以及表明其它营业情况的识别性标记，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地理标志等等多项内容。但仍被简称为涵义相对狭窄的"商标"，从而混淆视听（有学者将其统称为营业标记，不无道理）。还有，商业秘密也不是严格法律术语，而是对商业领域价值信息的法律俗语。一部法律的基本概念的语言都缺乏严格的定义，其科学性也就很难保证了，更别提进行法典化了。
4、从财产保护原则的明晰性来看
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规则的原则化、原则的秩序化，有一系列明晰而科学的保护原则是法典化的先决条件。当我们对一个争议的财产对象及其法律属性缺乏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设立对该对象的统一保护原则。缺乏原则的体系难免出现内部矛盾，而一个内部不和谐的体系有何以谈得上法典化呢？
民法基本原则植根于传统商品经济运行模式，从来都有调整个别规则有效性、维护法律正当性、合理性、公平正义的功能。但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其保护原则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我们知道随着其自身体系的发展，知识产权调整的范围发展到了整个人类智力生活领域的创造成果。而这些创造成果的性质并不尽一致。从总体上看，人类的智力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的知识活动，可以被确认为私有财产权；一类是为了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而进行的知识活动，比如科学发现，不能被确认为私权。这两类活动的直接目标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了确定个人对智力成果的独享权利，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人类共享知识成果，这是相互矛盾的价值理念。[7]由于这些内在原因，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找到明晰而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的不同领域里，原则分立，甚至互相掣肘的也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统一的基本原则，在专利领域甚至出现了阳光底下的一切事物皆可专利的可怕趋势。
5、从权利的性质来看
传统民法典主要调整私权，在整个民法之中，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现象比较罕见，公法色彩并不浓厚，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因之天然具有自洽性。而知识产权却是公化私权，这直接导致了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的二重性。知识产权法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比如发明、作品，不仅关系其权利人利益，而且还攸关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发明的诞生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调整有形财产的物权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关系权利人的利益，虽也肩负相当的社会功能，但其作用远逊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对社会公益的影响。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如何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的重要使命。与此相适应，公权力广泛介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门都广泛、细密、复杂得多。[8]这种公私兼有的特性若继续存在着，只会造成法典保护方式的矛盾与断裂。但倘若删除这些与私法规范唇齿相依的公法规范，知识产权又失去了其本性，其存在的意义又大为减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典化也不可行。
从上述几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缺乏统一的财产保护原则，也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当然就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总则编。而没有总则指导下的分则只会凌乱不堪，进而整个知识产权也就无法形成一个严密而自洽的话语体系，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这一努力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
关于法典化问题，萨维尼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一个完美的法典，必须使基于法律的真正基本原则而构成的有机体系，而该法律原则必是历经一段时间之后的产物。对于法律原则的全盘了解，是法典化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当时的法律人，并未具备掌握真正法律原则的能力。因而萨维尼担忧，法典化在当时將因对法律原则的误解，而对社会造成伤害，不利于社会。于是他建议当时的法律人，从事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研究，而將法典化留待往后再说。[9]这种看法真的是非常有见地。如果不顾实情，仓促上马，超前立法，很容易欲速而不达，造成法律与现实脱节的尴尬，使法典的权威大打折扣。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在1992年颁行《知识产权法典》后六年间，为适应知识产权领域的各种新变化，曾先后12次修改或增补知识产权法典，涉及条目有112条，占总条目的1/4，这在其他法律部门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充其量只能称为法规汇编，它只是将几部知识产权单行法简单的罗列在一个载体上而已，离真正意义上的法典相去甚远。而由于立法超前，修改频繁，使该法典动作起来收效甚微，与其立法者建立一部与《法国民法典》平起平坐的法典的初衷相去甚远。
四、未来之路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目前来看不具现实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确定上述的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诸多好处将只是人类的“南柯一梦”呢？笔者认为却也未必。综观人类历史，就是从混沌走向澄明的一个过程，成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学理性思维及实践的结晶，知识产权的法典化也有一个酝酿、诞生及至后来瓜熟蒂落的过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梳理、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使其在调整社会生活时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等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足够充分时，再谈制定知识产权法典就水到渠成了。
尽管黑格尔曾经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到来以后才起飞”（意即人类的思维具有局限性，往往只能在事后做些后发式的总结性思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以往经验作些前瞻性的工作。由于迄今为止，学界对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及其总则研究较少，笔者将仅仅提出些许可能性，以求抛砖引玉之功效。
随着社会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日新月异，许多新事物诸如计算机软件权、域名、遗传资源等等不断出现，而商业秘密权、商号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禁止不正当竞争方面的诸多权利,无一例外全都被纳入了知识产权这个筐子，有些学者认为,其客体已不限于知识领域,而是扩大到商业活动的经验、信誉等领域,因此,知识产权已很难涵盖所有上述权利，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难负其重，处境尴尬。基于此，关于知识产权的概念、性质及特征是知识产权法领域中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会因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向信息产权法的演变。[10]然而信息产权的内涵似乎比知识产权还小，而将技术、作品等称为信息似乎也欠妥当。
也有论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应是结合民事权利理论,以知识产权的客体为切入点。知识产权是人们对"知识"这种"形"的排他的支配权,它是一种民事权利。所谓无形性、地域性与时间性都不是知识产权的特征,知识产权惟一的特征是其客体的无形性。对于"知识产权"一词,由于其偏重于"知识"类的智力成果,在诸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建议从保护客体的无形性入手,采用"无形财产权"这一术语,并建立一个范围大于知识产权、调整对象以无形财产为主的无形财产权法律体系。具体如下: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特许专营权、特许交易资格、商誉权等。[11]
也有论者认为无形财产应指"权利"而言，但这种权利的范围不应仅限于知识产权。既然从权利角度而言,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均是无形的权利利益,并不因具体客体的不同而导致权利性质上的任何差别所以把"无形财产"局限于知识产权并不妥当。在当代法国民法,无形财产不仅包括罗马法上的"无形物"所指具体权利,还包括权利人就营业资产、顾客、知识产品以及现代商业信息等所享有的权利。我国学术界针对有价证券、股票的流通无法用传统理论予以解释,往往也将票据权利和股权等称为无形财产。所以无形财产不仅是一种财产形式,而且是相对有形物所有权的一种财产权体系,除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均属于无形财产范畴。继而，这种观点认为无形财产是从更高层次上对于包括物权和债权在内的财产权利的一种抽象,它充分揭示了权利人财产利益的实质,从而为当代财产权利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因此,可以认为,无形财产的立法问题是整个财产权立法体系的构建问题,物权法和债权法只是其中的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与无形财产的立法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具体而言,物权法和债权法分别调整特定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其他的无形财产则由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分别予以调整,上述各种立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从而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形财产立法体系。[12]
还有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类特殊的权利形态，将其定义为无形财产实际上将不具有财产性质的发明权、发现权、其他科技成果权以及精神权利排除在知识产权之外了。[13]这种观点也不无见地。
笔者认为无形财产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扩得如此之大是有待商榷的，但无疑由现有的知识产权发展为无形财产应该是一个方向。现有知识产权体系的消解不是知识产权的终结，而恰恰相反，它正如凤凰涅磐一样，在无形财产体系中获得永生，它至少可以作为无形财产体系中重要一部而存在着。融入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应该拥有逻辑自洽性，为其法典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是公化私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的性质。因此传统民法典的构建技术就无法照搬使用，我们需要新的产权形式。就象专利制度与商标制度一样，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以“许可权”为核心的权利形式而不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利形式，并由此建构出完全不同的保护体系。
同样的，由于其公化私权的特性，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原则与传统的民法保护原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知识产权的原则应该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利益平衡原则、社会利益优先原则以及保障社会知识产品供给原则等公法类原则。同时，基于其私法的本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也应将权利来源正当合法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自愿和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私法原则纳入其中。考虑到知识产权法促进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的基本出发点，知识产权法还应遵循现代市场秩序原则，比如信息公开原则、市场至上原则、限制垄断特权原则等等。如何将这么多性质并非一致的原则整合起来，并确定它们之间的效力层级关系是一项艰苦而且必须的工作，这可能要导致对宪法基本原则的修改与整合。[14]
最后立法者、执法者应尽量使用内涵和外延相统一的规范化用语，追求知识产权话语体系的严整性。决不能不假思索，将民间通俗的用语拿来就用，以至于将错就错，覆水难收，严重打破了知识产权体系本身的自洽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但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员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
现实中，知识产权法学在我国还是新兴的学科，许多基础的问题尚争论之中。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的新的事物次第出现，又给学者提出许多新的论题。再加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多跟随国外的进展，所以关于知识产权的总论及法哲学研究还属欠缺。但关于总论及法哲学的研究却非常之重要，希望学界能在这方面予以加强，这对于知识产权体系的严密性、系统化必将益处多多。
[2] [4] [8]参见袁真富：《试论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netlawcn.com/yzf/0009/,2002年9月1日检索。
[3] 严存生：《法制现代化与合理性化》，载薛君度主编：《法制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陈金昭：《法典的意蕴》，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6] [7][14]参见徐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思考》，载《知识产权研究-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 参见[台]陈聪富：《法典化的历史发展与争议-兼论合会契约的法典化》,law-thinker.com/detail.asp?id=657, 2002年9月1日检索。
[10] 参见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张玉瑞译，载《电子知识产权》1997年第5期至1998年第2期。
[11] 胡开忠：《 论无形财产权的体系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和归属》，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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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我国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关键词】 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
【本页关键词】教育论文 职称论文 职称期刊
【正文】
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如地理标志、传统知识、技术秘密、遗传资源等却没有给予应有的保护， 我国如果希望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本国具有知识产权优势产品的竞争力， 不为他人轻易获取、模仿， 只有依靠本国完善的国内立法。只有通过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国内保护制度， 才能使得我国的知识产权在相对滞后的状态下获得相对优势， 保护国内市场， 支持相关产品的国外竞争;同时也可获得他国的尊重， 使得外国对我国设置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有所顾及。首先， 完善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改变目前地理标志保护双轨制下立法冲突、管理冲突的状态， 应当以专门立法模式保护地理标志，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法》， 对地理标志实施全方位的保护。， 国外许多具有地理标志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的地理标志保护专门立法。如果我国产品以自然品质特点与完善的立法保护相集合， 发挥品质优势、环保优势、与易于识别的标志优势， 则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突破他国贸易壁垒， 参与竞争的能力将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二， 对传统知识通过技术秘密法、商业秘密法严格保护。目前发展中国家拥有宝贵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被发达国家不断窃取、盗用或以低廉价格利用着。而我国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方面的多处于立法空白状态， 使得我国含有传统知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如同没有保护的婴儿， 随时面临被剥夺、盗窃、复制、侵犯， 使得多少年传承下来的知识瞬间失去。因此， 希望使得我国外贸增长具有持续性， 传统知识的保护刻不容缓。第三， 建立严格、完善、可操作的遗传资源保护制度。我国的生物遗传资源曾令人骄傲。我国拥有高等植物30000 余种， 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目前遗传资源在管理、获得、管理方面都存在着空白， 而一些发达国家扮演着“生物海盗”的角色。为保持我国在遗传资源上的知识产权优势， 应立即产生有关专门立法，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政府批准， 不得向国外提供遗传资源或进口遗传资源， 并规定专门的管理机构、进出口程序与渠道。对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及弥补如果希望依靠国内私人的力量来跨越外国以国家力量， 行政的量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是不现实的。但目前我国企业面临外国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 都是凭借的私人的力量去面对， 结果是极少数能够成功跨越， 大多数是黯然离开。实际上应对贸易摩擦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十分紧迫的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的政府、进出口企业和各种中介组织紧密配合， 共同努力。其中政府的引导、服务、协调、补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定、实施其知识产权战略时， 政府对与知识产权发展有关的产业公权介入，资金支持、服务咨询的特点十分明显。发达国家尚且如此， 我国政府、中介组织更是应当加大投入。我国应对外国反倾销贸易诉讼中的“四体联动”机制值得借鉴， 在“四体联动”工作机制中，企业， 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 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联合行动， 应对外国的反倾销诉讼。实践证明“四体联动”机制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上述机制仅适用与反倾销诉讼。对于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的问题， 我国不能等到大量案件扑面而来时， 才考虑对策。应当尽早建立由较高机构负责并资助， 行业中介、服务咨询机构广泛参与的支持机制; 且该机制应制度化， 具有长期性与可靠性。综上所述， 我国只有本着对内自我完善， 对外积极反击的方针修缮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才能做到私人、社会、国家协力合作的机制， 才能有力地支持我国的相关产业突破国外法律障碍， 使我国与知识产权有关产品通行于国际市场， 取得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最大化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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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农机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机产业知识产权的现状，剖析了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农机产业是我国传统而又成熟的技术行业，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研开发模式、竞争体系、战略架构和服务机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逐渐增强，知识产权新竞争模式在整体的经济竞争模式中逐渐占据较大份额，同时世界范围的知识产权竞争在农机行业也初现端倪。但与世界经济强国相比，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保护水平、保护手段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为此，探讨我国农机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应对策，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我国农机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近几年来，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发展形势越来越好。以后，我国政府进一步转变观念，努力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通过20多年的发展，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但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农机生产公司运用专利战略不断占领和控制我国同类行业市场，使得我国农机企业专利战略的滞后性日渐显露。目前国内的农机企业似乎没有受到涉外知识产权利器突袭的重创，但国内企业间专利纠纷及侵权官司却屡见不鲜。针对现实情况，我国各级政府专利管理机构采取各种措施，旨在促进农机企业专利战略实施主体从战略高度有效地运用专利权、专利信息，积极适应专利制度等法律制度保护下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使我国的农机企业在专利战略研究、运用和管理方面有一个大的发展。
农机企业管理者专利意识不断提高。当新产品、新技术即将问世，及时申请专利已经成为这些企业首先考虑的问题。我国实行专利制度己经25年了，全国专利申请量己达600万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网提供的信息，截至2006年8月，北汽福田(含福田重工)的专利授权量已达209项，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专利申请量己达110余项，专利授权量已达99项，还有江苏常发，山东时风等国内知名农机企业也都把专利申请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之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尚有许多农机企业为零专利。在农机产品的专利中，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极少，绝大部分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2、我国农机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机产业的知识产权制度走过了一些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路。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a.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与执法水平有待改善。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符合国际规则、比较适合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是依然没有形成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尤其在农业机械领域，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依然存在保护盲区或者相冲突的地方，很难保障农业机械科技人员的应有权益，无法激励农业机械技术持续创新和实现农业机械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规范农村市场经济秩序，也不能以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 b.企业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仍缺乏足够的重视。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它是创造智力劳动取得的成果，不仅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还包括不正当竞争权、文化遗产等智慧成果权。这些权利都应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是，目前我国依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意识薄弱，容易使自己陷人知识产权的尴尬局面之中。多数国内企业还没有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机制，对国际规则了解得还不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足，结果使自己的先进技术被他人低价收购并申请专利，辛苦创造和积累的无形资产付诸流水。据统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企业已经将13万项发明“奉献”给了外国企业。
3、加强我国农机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
a.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完善修订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及相关规定。有效地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保护农机科研成果。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专利、商标、版权为三大支柱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农业科研单位、涉农企业及农业专家应充分利用这些法律法规，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科研成果。
b.扩大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作，加强农业高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农机科技管理部门应注意跟踪和研究农机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及其相关制度，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交流合作，提高农机技术知识产权管理水平。
关键词: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综述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41-02
早在17世纪,西方国家就开始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目前,美国、日本、韩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和运用。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知识产权制度的创建工作,20多年中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路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制体系。不仅有商标法(1983年3月)、专利法(1985年4月)、著作权法(1990年9月),还有种子法(2000年)、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技术合同法(1987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1991年)、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等法律法规。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在执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也形成了以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和商业秘密为主要内容的保护体系。特别是1997年10月《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我国于2005年1月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领导小组,2006年底启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计划。对农业知识产权采取保护有利于国家资源保护,有利于科技成果在市场的竞争,同时也保障了产权人的利益。但是,由于受农业科研体制、市场经济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国内外农业知识产权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一、国外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概况
随着涉农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划时代的进步,许多国家不但大力支持农业技术创新,而且加强本国农业技术知识保护的制度建设和实施运作,在国际经济贸易、技术开发中积极推行其知识产权战略。
世界银行Wiiliam Lesse等专家(1999)出版了《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一书,主要是讨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的影响与世界银行应起的作用。英国Blankey教授(1999)发表了“农业知识产权的政策研究”的文章重点讨论了农业知识产权的特点和保护的法律依据。目前,较系统的研究是哈佛大学教授Robert Paallberg博士(2000)出版的《转基因作物革命的政策管理》,详细讨论了肯尼亚、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农业大国的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政策和安全评价政策等。荷兰农业经济研究所Derek Eaton博士(2002)在海牙发表了“WTO-TRIPs协议与植物品种保护:经济分析和政策选择”的论文,系统的研究了实施TRIPs协议后各国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面临的政策选择,通过对新品种保护的经济分析,阐述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国家农业科研、国际农业技术贸易、行业垄断和利润分配等领域的影响。
二、国内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概况
中国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农业知识产权的概念、保护机制或者对生物技术、植物新品种保护、地理标志、农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等农业知识产权的某些具体内容进行研究。我国农业部2001年对1985―2000年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保护规则实施的投入产出分析、未来国际农业和技术贸易发展对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的挑战和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
我国学者赵华、孙光远(2003)讨论了中国农业广东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对策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和保护机制。我国学者孙梅花(2003)探讨了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何建军、邬力祥、胡隆菊(2006)论述了生物技术专利保护现状与挑战。李松年(2001)研究了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司法与行政保护手段。李冬梅(2003)论述了地理标志知识产权性质分析及法律对策等。我国学者郑秉秀、周寄中和徐倩云等(2002)就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和知识产权制度及其激励功能等领域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对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效果进行了比较。
吴立增等(2005)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体系及其国际比较研究中,通过对植物品种权人收益与植物品种保护水平关系的模型,分析了品种权人新品种价格、品种权人成本及收益与保护水平之间的关系,得出新品种需求弹性和品种权人品种供给所占市场份额是影响新品种价格的重要因素,品种权人的收益和成本与保护水平成正比,提高保护水平既能提高品种权人的收益,也会增加品种权人的成本。付丽洁、潘蓉、胡伟(2006)在论中国农业植物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一文中提出中国在品种权的国际保护公约方面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争取更大的维护本国利益。品种权保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受到中国科研体制的制约,应继续加大科研体制改革的力度。王冬冬、王艳军、张之光(2008)认为划定农业知识产权的范围必需充分考虑知识产权制度和农业生产两方面的因素。农业知识产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工业知识产权和版权而存在的。农业生产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和农产品的普遍低值性是农业知识产权区别于工业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农业知识产权栽体的自我复制性和对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性是区别于其他知识产权栽体的根本特征,农业知识产权除符合知识产权基本特征外还应当符合涉农性和生物性的标准。
宋秉斌(2008)在试论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的文章中认为,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农业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学习、宣传不够,农业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识薄弱,农业经济组织和科研单位管理制度不健全,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立法和保护状况不平衡;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应该加大学习、宣传农业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力度,制定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武敏、刘金花(2006)、陈惠云(2008)认为,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知识产权意识比较淡薄,产权保护制度及其监管不健全,侵权现象严重,农业知识产权激励机制不完善,农业知识产权流动不畅,市场发育不健全;提出加强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及措施为:提高公众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依法取得自主知识产权,改革农业科技体制,鼓励发展农业知识产权中介服务,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创新激励机制,促进农业知识产权流动,提高产权效率,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工作,提高知识产权申请和保护意识,积极开展农业知识产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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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成立于2004年9月11日，是广东省首家集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的知识产权学院，也是华南地区第一家知识产权学院。学院的前身是2003年3月成立的暨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学院下设知识产权系和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形成系所(中心)合一、教学与科研合一的体制。现有专门教学和科研人员共9人，形成一支拥有1名教授、3名副教授，5名讲师的年轻的师资队伍。学院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术造诣深厚的法学教授和富有实际管理经验的专家为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学院目前建成1个模拟法庭，1个多功能会议厅，2个案例室、1个电子阅览室，另有1个专利信息检索室和1个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在建。
学科建设
从2005年起，学院积极引进高学历高层次人才，至2008年已形成一支拥有6位博士、1位在职博士生的师资队伍。从2004年起，学院挂靠暨南大学法学院招收了5届43名民商法学专业知识产权方向的研究生。与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合作，率先在国内推出EMBA教育(知识产权管理方向)招生方案，在企业界、政府部门引起良好反响。2005年经教育部批准，学院率先在国内试办知识产权本科专业(030103S)，开始招收境内外学生。现已招收4届80多名学生，试办效果良好。
科研活动
自2004年成立以来，学院共发表核心期刊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1部、教材1部；获得省部级，厅级和校级科研项目40项，科研经费达147.9万元。徐碹教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论知识产权法中的对价与衡平》获广东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5年)和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6年)。
学术与交流活动
2005年8月23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承办，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协办的第十六期“岭南学术论坛”在暨南大学召开。
2006年1月14日，由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广州市律师协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
2006年3月29日，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应邀在暨大作题为“著作权的概念与发展”的演讲。
2006年3月31日，暨南大学召开敦聘仪式，聘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著名学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_Lessig)教授为客座教授。劳伦斯・莱斯格教授作了题为“共享创意与知识产权――中美Internet的法律分析比较”的演讲。
2006年4月27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著名知识产权专家吴汉东教授来学院作题为“知识财产，公共政策和国际贸易规则――关于知识产权的本质”的学术报告。
关键词：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不仅如此，历史上每次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经济形式的变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都要进行调整，才能与之相适应。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网络化和知识化的社会。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通讯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对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了种种挑战，要求相关的法律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规范相关的活动。认真研究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对于我国加快市场经济建设步伐，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
(一)数字技术
所谓数字技术(Digit Technology)就是能将任何信息——文字、声音、图象、动画等都以数字代码的形式转化成二进制(0或者1)的数字语言，交给计算机处理的技术。
(二)网络技术
网络技术(Internet Technology)最早起源于美国军事领域的APPANET，一般来说，网络技术是指为了进行通讯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而把两台或多台计算机连接起来而形成的技术。当计算机借助电信媒介，如铜芯电话线、光纤或卫星中继，实现连接后，网络就建成了。
(三)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在今天是计算机、网络化、数字化等技术的总称，是围绕信息的开发、存储、传输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技术。至于知识和信息，只不过是人们从两个不同角度认识它们对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知识的本质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当一个人比别人掌握的信息量大一些，因而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强一些，我们就说他知识丰富。
二、数字网络技术客观上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高科技发展的需要
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所有人对创造性活动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它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主体所依法专有的无形财产权，其客体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从事发明创造，并公开发明创造的成果，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知识传播与科技进步。上个世纪以来，人类在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空间、海洋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其中以信息为内容的数字网络技术引发了高科技的崛起，构成了当代高科技发展的主流，数字网络技术及其成果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推广应用，客观上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越是知识产权立法较早完善的国家，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科学技术就越发达。通过知识产权立法来促进科技进步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作法。[1-2]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数字网络技术孕育了新兴产业——信息通讯业。在许多发达国家，信息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在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显得尤为突出。据统计，北美的信息服务市场份额超过50%，美国信息技术产品的贸易额在不到7年时间增长了一倍，信息技术服务贸易额在4年之内增长了一倍，信息技术贸易额占美国总贸易额的1/4。美国商务部在1998年4月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从1993年到1998年，信息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从6.4%上升到预计中的8.2%。在以后的几年中，信息技术产业在总的GDP份额中的比重一直保持较高增长的势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5%。”数字网络技术不仅孕育了新的产业，而且给传统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加速了农业现代化、工业的智能化和第三产业的高效化，改变了现代产业结构。而市场经济中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包括知识产权法律在内的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合理引导和有效规范。知识产权法律也必须根据信息产业的发展程度和规模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更新。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保护信息资源的需要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以数字形式存在。在以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为载体的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渗透的“数字化革命”的推动下，信息具有资源替代功能。90年代前期，美国阿斯奔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建的信息探索研究所出版了总标题为《知识经济：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本质》的系列论文，明确提出了“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正如资本和能源在200年前取代土地和劳动力一样”。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社会信息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为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在技术基础更为丰富和充实的环境下，信息资源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它成为经济集约化的关键所在。而加强信息资源的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尊重知识产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网络技术要求推动知识产权法制的进步。[3-4]
三、数字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著作权基于作品的创作而产生，著作权的获得不须经过任何部门的审批，也不要求发表或登记，作品一经创作完成就自动产生权利。但著作权的出现与印刷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的300多年历史中，文字主要是记载在纸上的。然而，自上个世纪40年代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信息不仅书写于纸张上，而且记录于硬盘、软盘或光盘之上，出现了直接产生于电脑、互联网上的作品。而对于直接产生于电脑上、网上的作品，如作者通过网上传输但未发表的作品、电子邮件的内容以及公告、广告等，如何确认其著作权呢？其实这类作品与其他类型的作品并无本质的区别，一经产生就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无须通知任何人。一般来说，当作品一经创作完成，版权就受法律保护了，即便是作者初步完成的作品(如作者还要继续修改或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请人修改的作品以及投稿尚未发表的作品)。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
至于作品在信息网络中的传播发行，美国IITF知识产权工作组认为，应当明确规定在网络上的传递和传播属于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之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条约、欧盟的《版权指令草案》和日本著作权法的修订，就作品在网上的传播，规定版权所有人享有被称为“向公众传播权”的权利。WCT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与此相对应，WPPT也给予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对其享有版权邻接权的录音制品授予“因广播和向公众传播获得报酬的权利”(见WPPT第15条)。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发表权是作者的基本权利之一。而在网络环境下，作品的发表和传播就构成了出版行为。这一权利的明确，为版权所有人对其作品、表演和录音制品增加了一项专有权，即未经版权所有人、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许可，不得将其作品或录音制品“上网”和在“网上”传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认网络传播为我国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的使用方式之一，明确规定了对著作权人的上网权给予保护。
在网络上的作品，在哪些情况下构成侵权、哪些情况下不构成侵权呢？众所周知，网络中的信息是以数字化形式出现的信息。这种信息虽然对于权利人经济利益的实现非常重要，但又很容易被他人复制、篡改和消除，从而造成对权利人的极大损害。一般来说，当作者依法将其作品上载后，访问者可以依法阅读和下载作品。但假冒他人作品，未经权利人许可，对他人作品进行篡改和消除，无疑构成侵权。这一点与其他类型的作品并无两样。问题是，由于Internet是全球性的，即侵权人可以位于全球任何地点，针对任何人实施侵权，侵权行为可以在任何地方实施，而侵权结果亦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追究侵权人的责任呢？笔者认为，一是需要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著作权机制等来规范；二是从责任制度上着手，即在无从追究真正的侵权人的情况下，追究网站、网络在线服务商的有限责任(如过错前提下的共同侵权)。[5]
(二)数据库的保护
信息高速公路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信息资源系统，数据库是这一系统的核心代表。随着网络环境的发展和完善，数据库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人们对数据库加强保护的呼声日益强烈。对于由享有版权的作品构成的数据库，依照《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5款和第2条之二第3款的规定，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版权的保护。对于由包括不享有版权的“数据或其他材料”构成的数据库，依据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予以保护”，也就是说，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版权保护。WCT第5条采用了与TRIPs第10条第2款基本相同的措辞。我国对汇编作品(即有独创性的数据库)加以保护，而对独创性达不到版权保护标准的数据库的保护，在理论上还处于探讨阶段，这使得实践中出现相关问题时难以准确地适用法律。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我国在立法时借鉴TRIPs相关规定不失为一项明智之举。至于数据库的特别权保护，根据1996年2月、1996年5月欧盟和美国先后提出的建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1996年8月30日公布了《关于数据库的知识产权条约》实质性条款的基础提案，基本采用了欧盟和美国的建议，准备给数据库提供特别权的保护，但是这一提案在WCT、WPPT的多次会议上均未获得通过。因此，关于数据库特别保护问题还需世界各国的继续努力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6]
(三)域名的保护
域名是为方便网络的使用者而设计的一种技术性功能，它是为计算机提供容易记住和辨别的、无须追寻其知识产权来源的字符网址。由于域名与不含任何意义的一系列数字组织的电话或传真号码不同，域名为了便于被记住和识别，通常含有与企业名称、商标、产品或服务相关的意义。因此，域名与知识产权保护、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并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列入日常议事日程，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1998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根据美国“域名白皮书”提出的建议，开始组织有关域名问题的磋商，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和修改，于1999年4月30日公布了有关域名问题的最终报告《互联网名称和地址管理及其知识产权问题》。1999年11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也签署了一项与域名有关的法案“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已分别于1999年11月18日和19日被众参议院通过，并已生效。鉴于目前我国法律上没有比较明确、比较完善规定，为与国际接轨，并符合TRIPS以应对入世要求，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7月24日出台了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数字化时代的知识产权技术保护
因特网是全球最大的信息传播媒体，该网络上的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是在网上开展商业性信息服务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数字网络环境下，权利人仅仅享有控制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权利还不够，还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措施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除了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外，使用技术也是有力措施，它将促使知识产权体制进一步完善，并为知识产权法律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提供新的思路。为了保障信息系统安全和网络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人们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信息安全技术并付诸应用，这可以是限制他人访问自己作品的措施，也可以是防止他人行使自己权利的技术措施，如要求登记、设置密码、加设电子水印、设置防火墙、限制或禁止他人访问等。这些技术的产生客观上要求法律必须对版权人设置的技术措施予以保护，禁止他人非法破解有关的技术。WCT第11条对于制止这种解密行为作了明确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WPPT第18条也作出了几乎相同的规定。我国法律对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第(六)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可以预见，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技术保密手段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信息产业将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向前迈进。[7]
参考文献：
1、、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M].法律出版社，1999：280-282
2、夏雅丽.“入世”之际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J].经济与法，2000，(4)：15-18
3、王钦敏.“数字地球”和“数字福建”[J].福州大学学报，2001，(1)
4、王惠英.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J].实事求是，2001，(1)
5、管育鹰.网络与知识产权保护[J]法律适用，2002，(3)
6、李顺德.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J]，2001-9-27
一、“互联网＋”时代给高校期刊编辑带来的“危”与“机”
“互联网＋”时代也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人人编写，时时编写，处处编写，这给高校期刊编辑带来了“危”与“机”。“危”体现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且便捷，可以公开自由表达个人见解，但对于高校期刊编辑而言，如何辨识文章观点的“伪科学”甚至谬误、如何发现和警示学术伦理失范不良现象中出现的“伪创新”文章、如何在多元文化价值观中不被不良甚至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培育的“旗手”貌似正确实则经不起推敲的“伪民主”文章蛊惑，做到政治正确纪律严明，一直坚定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这些都是新时代高校期刊编辑面临的危难形势，也是必须破解的难题。对于高校期刊编辑而言，必须明确一个观点：作者有自由表达个人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的权利，然而，文章内容质量能否达到刊发要求则是编辑必须严格把控的。编辑要严格把关文章是否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是否正确，准确识别“伪民主”“伪科学”都是高校期刊编辑必须把关的关键。此外，还有的作者没有进行脚踏实地的科研，文章中伪造数据或新瓶装旧酒的“伪创新”，都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面临的“危”。“机”体现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的迅速普及，资讯的高度发达，高校期刊编辑也有更多的途径获得更高水平的学术文章，使不同区域、不同级别的高校期刊在同一网络平台上公平竞争。一是“数字优先出版”的出现，学术论文经编辑部三审后给予DOI（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可以先于纸质期刊在互联网电子期刊中出版，这样作者的科研成果可以在第一时间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使非核心及地方高校期刊增加了竞争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刊物非核心的现实而较难吸收高质量稿源的尴尬局面，此类高校期刊对于吸引科技创新的中青年作者有着较大优势。二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可以通过网上及时查阅最新国际及国内课题立项情况，关注自己分管栏目学科的最新进展及业界热点动态，还可以通过关注某些专家的博客微博研究新动向，增加自己对学术热点的追踪，这对于自己负责栏目的策划、组稿、约稿大有裨益。三是“互联网＋编审平台”的出现，知网、万方都推出了相关编审平台，高校期刊编辑可以充分发挥平台的优势，加大约稿力度、规范编审流程、压缩出版周期，为更快更广更准地传播学术提供机遇。
二、“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危”与“机”的应对策略
编辑的首要职责是对文稿作出恰当和中肯的评价，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指导或帮助作者修改。从某个角度来说，编辑应该是对学术热点及动态嗅觉灵敏的人，在通览全篇时能迅速给予专业的价值判断———论文质量如何？有无创新之处？能否采用？如何修改？这些都要求高校期刊编辑加强素养和能力，正确辨识论文投稿的“伪科学”“伪创新”“伪民主”，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以独特的视角甄选出真正有学术内涵有文化创新有科技推广价值的原创文章，以应对“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的“危”与“机”。
（一）强化编辑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一个哲学概念
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自己是作为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政治权利主体加入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的。［3］编辑主体意识则是强调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的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高校期刊编辑必须树立编辑主体意识，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相信自己的学术判断但又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用接纳欣赏的眼光培养作者挖掘学术新秀、勇于提出质疑又小心求证，将勤勉专注贯彻于编辑日常工作，才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危”与“机”。“互联网＋”时代给读者、作者、编辑的即时交互提供了便捷。许多高校期刊社采用了网上投稿采编系统，在新系统环境里，互动式的同行评议体系，为“创作者”和“反馈者”提供了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丰富了稿件的社交网络和社群组织，这一切都需要编辑加强主体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为读者、作者搭起桥梁，以更好地为科技文化传播服务。在“互联网＋”时代，国际出版业出现了由“海量数据”向“有效数据”的转变。在宏观及微观层面，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编辑主体意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数据结构化及检索智能化，再通过个性化定制及服务，去除无关数据，将“海量数据”有效转变为“有效数据”，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4］
（二）学习出版法律法规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等出版法律法规的学习
知识产权法是指因调整知识产权的归属、行使、管理和保护等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主要由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若干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司法解释、相关国际条约等共同构成，其中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学习著作权法。我国的著作权法起步于20世纪末，于1990年通过，2001年第一次修正，2010年第二次修正，目前施行的是2010年的版本。［6］随着法治的进步，高校期刊作者的法律意识也逐渐增强，会注重加强对自己科研成果的保护。高校期刊编辑必须顺应这一形势，加强《著作权法》的学习。曾经有过国内某知名大学博士研究生联名状告中国知网侵权的案件，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知网数据库在将他们的博士在中国知网之前，没有经过他们的授权。在此次事件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家大型数据库都强化了法律意识，也要求合作期刊社在自己刊物的显眼位置注明“同意在刊物发表，即视为也同意授权在相关电子数据库发表”等信息，以免引起法律纠纷。“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法尤其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为期刊的良性运转、为科研创新保驾护航。
论文摘要 专利法中的职务发明权力分配制度导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与现在大环境下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越加的不契合。对职务发明问题应当从更大的视角、从国内国外的法律规定、从法理的角度、从经济学等多角度来重新解读。在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专利法》时，不仅要参考国内外的相关法律文献，更应当建立在对于法哲学尤其是劳动报酬说等学说的基础之上。
论文关键词 职务发明 权利归属 利益平衡
2004年12月，李土华、黄建宁与汉森公司经协商，就合作开发、生产《年产500台甘蔗联合收割机项目》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于当月20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至2006年1月，双方发生矛盾，黄建宁离开汉森公司，李土华则继续留在汉森公司合作开发生产甘蔗联合收割机。2007年1月21日，汉森公司以李土华涉嫌将双方共同研发的甘蔗联合收割机技术泄露给广东佛山科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李土华有侵犯商业秘密的重大嫌疑为由，向柳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写道：“本案的甘蔗联合收割机应当系职务发明创造，李土华不是发明创造的专利权所有人”，并由此判定李土华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本案引起了网民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为什么一个对发明创造有着主要贡献的人不能获得对其发明创造的所有权呢？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的基本意思就是，本案中的实用新型属于职务作品。相关专家和网民，都试图理清本案中，李土华的身份是否构成原告的员工，两者之间是否构成职务关系。然而，造成这人人畏之为虎的情形的症结在于我国职务发明之规定尚有欠妥之处。
一、财产权劳动说在职务发明问题上的应用
我国《专利法》似乎对于职务作品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然著名的“李土华”案发生后，其在实际运用中却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尤该案中（不论李土华是否为汉森公司员工问题，也不考虑他们之间协议的性质问题）。该案的争论，理论界主要集中于李土华是否为汉森公司员工，以及李土华与汉森公司之间的协议效力等上面。学者们认为，一旦能够证明李土华并非汉森公司员工，就成功为李土华赢得了其智力成果的归属权，从而就不存在民事侵权行为，更不存在刑事犯罪行为了。学者们企图用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来为这位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发明创造的人避开不幸，避开人民群众无法理解的牢狱之灾。其实不然。本案中，李土华的悲惨命运并非来自于其是否为汉森公司员工，而是来自于职务发明制度的不合理性。我们必须注意到，职务发明“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一款表明，企业可以轻易获得专利发明申请权完全来自于发明创造人本身的智力活动，而非企业的智力活动，企业在创造过程中仅仅只是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并非智力活动上的帮助。仅仅物质提供能够直接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吗？这中间显然需要一个转换，即：精神创作产生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权利转移，物质提供者获得知识产权。
事实上，国外任何一国法律中都无法找到确切的关于“职务发明”的称谓。国外只有职员发明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世界上有关职员发明的法律制度仅有两种典型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美国的“先发明”制度代表的制度模式，它规定一项职员发明成果的财产权利只能原始的归属于雇员发明人。也就是说，在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里，一项雇员发明成果的财产权利从该项发明诞生时起便当然地归属于第一个也就是真正的发明者。第二种模式则是以大陆法系国家居多的实施“先申请”制的制度模式，由于这一制度往往作了专利申请归属于雇主或者可以归属于雇主的法律规定，因此这一制度模式实际上是一种雇员发明成果财产权利完全归属雇主的制度体系。不过，过去实行这一制度的德国和日本近年来已先后作了修改，而修改后的制度更加接近于美国。不论到底是美国体系的制度好还是大陆体系的制度更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职务发明这一问题上与我们存在分歧。典型的大陆法国家德国和日本也开始向美国体系的权利分配制度靠拢，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雇员发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为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知识产权法来源这一根本性问题。从法理的角度分析。刘云生说：“近代民法之本源性力量来自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领域之人性恶假设，或者说，性恶论假设构成了近代民法之价值前提。”知识产权作为民法的衍生学科其本源力量亦是来自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正如Koller所言，关于知识产权法的起源，财产与知识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或者更准备地说，是建立在对物的创造上。洛克也曾说过：“上帝赋予了地球以勤勉和理性，劳动是劳动者对于其所有权的东西。他留下了自己开花的东西，并且已经占有了，不需要抱怨，也不应涉足已经被其他的人的劳动所开化的东西。如果他这么做，他需要的利益是建立在对另外一个人的损害的基础之上，这他本来是没有权的。”个人对于因付出了劳动的东西而值得被赋予财产权。冯晓青先生提到：值得理论也是建立在以劳动为基础的道德需要的考虑智商。理由是：第一，人们从事或者不从事某种事情值得产生一定的结果或其他方面的东西。第二，从个人自治和独立的到的需要考虑，在个人自治和自我独立的制度中，特别是在自由的传统范围内，我们提供了道德与法律的空间去有序的组织我们的生活。只要确保了对他人的尊重，我们每一个人都自由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不同的生活目标中作出选择，并发展我们的能力。第三，如果从劳动是一种“不大令人愉快的活动”的活动方面看，个人对于自己施加了劳动的东西值得拥有财产权。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追求平等、崇尚天赋人权，“劳有所得”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马恩曾说：法律是一定统治阶级的产物，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那么，当今社会的法律也应当反映当今人们的意志，即，劳有所得。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应当赋予一定的劳动以法律的价值。具体的说，体力劳动者获得对于创造出来的物品的物权，而智力劳动者则获得其智力劳动成果。至于提供物质技术支持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之前双方签订协议的方式取得其应有的报酬。若从这一点出发，美国法律较之中国法律在此之规定更加完善。虽然对于这种劳动报酬说，学界有着极大的争议，最为典型的质问来自于“这种学说的无法满足专利权的排他性和独占权”。有学者指出，同一种发明，很可能有其他人同样独立自主的研制出来，那么后发明者是否具有专利权呢？若是根据劳动报酬来说，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随之而至的专利排他性问题又该如何解释，事实上研究一项制度应当如何制定时，本就应当从抛弃现有制度层面的角度出发，摒弃实然之法，寻找应然之法。正是基于此，根据劳动报酬说的观点，若有人能够证明其是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发明了与前人相同的发明创造，那么其当然可以与前人共同分享其智力成果带来之利益（当然，这种证明在当今信息流通如此便捷的年代极难做到）。在李土华案中，李土华与汉森公司签订的协议已经明确表明专利权归汉森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李土华依旧单纯的认为，作为其智力活动的产物，甘蔗联合收割机的专利权应当归属于自己。这种简单的、单纯的思想，其实折射出的正是“劳动报酬说”的思想。
二、经济学对财产权劳动学说的支持
经济学作为近代民法的价值基础之一，对于民法尤其是知识产权法的研究有着非凡的意义。事实上，由于多数国家在制定知识产权法的时候对于社会利益的考量，导致经济学对于知识产权法的介入变得理所应当起来。英国经济学家Birgitte Andersen和Sue Konzelmann在“In search of auseful theory of the productive potenti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一文中表示：所谓的社会经济利益，应当包括整个社会多方面的经济利益，不仅仅局限于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应当是包括了政府、企业、组织、个人等所有经济体的大社会经济利益。正如他们所说：“知识产权委员会内部的法律制定者，在制定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时候并没有好好考虑过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他们对于法律的制定以及法律可能带来的效果完全是一厢情愿，因为他们并没有以牢靠的现实经验为倚靠。”我国现行《专利法》在职务作品权利归属的问题上，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效益是很低的。以李土华案为例的众多案件显示，我国《专利法》有关职务作品归属之规定忽视了对专利发明人的经济利益的考量，这种微观层面的经济利益上的不合理性，会直接导致我们在判断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对社会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效益大小。这种微观层面上的对于专利权经济里一定的分配，极强的保护了企业的利益，极大的削弱了专利发明人的利益，这种利益的不合理分配会极大的影响到企业与专利发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利益。正如上文中说道，李土华利用自己智力活动发明的甘蔗联合收割机赚钱，结果却被法院判决赔偿100万人民币，并且被判处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扭曲的社会效果相信并不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专利法》时所希望看到的。
三、结论
诚如上文所言，在这个时代，人们渴望获得“天赋人权”，人们呼吁劳有所得。正是基于此，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法律的时候，以劳动价值说为思想基础，建立出来有着浓郁的劳动获得对价特色的法国民法典等。知识产权法的保护的客体也同样的需要依赖于这种思想。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规定，我国的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1）保护作者的作品，进而鼓励作者再创作，推进社会科技、文化的进步；（2）控制社会利益的平衡，在给与作者作品保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使社会获得利益，推进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如果我们从知识产权存在的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上来看，以上两者其实是兼容的。保护个人的利益，是为了不让人失去创作的欲望，使得社会能够始终充满活力的前进；保护社会的利益，在于不让社会因为对于个人的保护而产生反弹，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在合作作品的问题上，作品权益归属于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们价值取向细微（不是指量变）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生产力水平地下，作品必然归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飞跃提高，人民将从社会大发展的注意力中转移很大一部分到自身利益中，这个阶段可以考虑在不极大影响发展的条件下，赋予一定的利益。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企业的利益平衡需要重新考量，合作作品的归属亦需与时俱进。正如冯晓青先生说的：“专利法是在专利权人和包括专利权人的竞争对手在内的社会公众之间的权利义务的适当分配与均衡。”财产权劳动说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自然应当在立法时被着重考量，职务发明之问题正是源于对财产劳动说的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