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5:51
关键词：乡土文学 启蒙话语 衍变
启蒙思潮在西方是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而发展起来的一股旨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潮流。它以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为中心内容，以开启民智、批判蒙昧为基本指向。启蒙话语建立在普世价值之上，被持有时代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所掌握。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使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表现出丰富鲜明的启蒙精神。
乡土作为现代中国广大未开化民众的栖息地，曾经有许多现代知识者从这片浸满血与泪的栖息地走出来，当他们重新打量她的时候，永远会寄寓或悲悯哀怜或欣赏迷恋或理性审视的复杂情感。鲁迅及其影响下兴起的“五・四”乡土文学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蒙昧落后的乡土，呈现出批判封建蒙昧的启蒙精神。三十年代不再简单批判，乡土成了这些寄寓都市的启蒙知识者返归自然的精神皈依之所。四十年代延续“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理性，凸显出对落后民众人性的审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启蒙精神。
一
“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学的先驱们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在他们看来，民众的精神状况是制约国家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在谈及怎么做小说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五四知识精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把文学作为改造国民精神的最佳途径。在这种文学观下，“五・四”乡土作家以真诚的态度描绘停滞、落后、悲剧丛集的宗法制农村，把落后愚昧的民众和一切封建因素作为批判的对象。
鲁迅的作品虽以其超越一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未归入乡土派的行列，却最典型地体现了“五・四”乡土文学揭示病苦批判蒙昧的启蒙精神。他不仅仅满足于对未庄、土谷祠、乌篷船、咸亨酒店以及鲁镇年终大典上的祭祀礼仪等十足浓郁的绍兴风味的乡土生活氛围的营造，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一个民主主义启蒙者的思想和眼光来审视这片古老的土地。鲁迅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小说视角聚焦于“病态社会”人的精神病苦：《故乡》深刻地显示了润土的悲剧命运和他灵魂中令人颤栗的变化；《祝福》描写宗法制社会中一个善良的生命被套上无以洗刷的罪名，带者滴血的人生和灵魂走进地狱；《风波》以七斤的惶惑、疑惧的愚昧神情，揭示缺乏精神信仰、无特操的国民性弱点；《药》沉郁地写出了宗法制城镇的愚昧风习。正是从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出发，鲁迅的乡土小说始终关注充满蛮风陋俗的乡土，以审视的目光解剖民众的精神病苦，具有强烈的理性批判色彩。在鲁迅影响下的“五・四”乡土作家，延续了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立场，他们怀抱阳光之剑，以与一切封建旧俗为敌的姿态批判愚昧、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菊英的出嫁》描写浙东宗法制农村中古旧的冥婚习俗，渗透着对陈规陋俗的批判热情。《烛焰》刻写存留于乡间的冲喜恶俗，反映了夫为妻纲的宗法制度下女性价值荡然无存，批判了封建性的落后风俗和麻木不仁的民众。《负伤者》、《赌徒吉顺》表现农村卖妻、典妻的落后现象，揭示了下层妇女外部环境的冷酷、内部精神的巨大痛苦。《怂恿》围绕肉猪的买卖，展开乡间土豪劣绅的无情倾轧和野蛮的宗族性争斗。《水葬》着墨于黔地野蛮落后的水葬习俗，揭示闭塞乡村的精神愚昧。
“五・四”乡土作家以各自的乡村世界展示出一幅幅贫穷野蛮、闭塞落后、封建主义残存的生存图景，以及在这种生存图景下挣扎的乡村大众灵魂。在凝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时，他们启蒙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胸襟充满着沉重的忧患意识，渴望以现代民主思想来开化民众，疗治民众的精神病苦。解剖国民心理和批判社会痼疾的笔端饱蘸着浓厚的悲剧色彩，以冲破一切封建罗网的强大力量，刺破乡村全部的鄙陋处。
二
封建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漠视人的价值，以神性压制人性，束缚人的发展。批判封建蒙昧虽是启蒙思潮最显著的特征，但绝非终极目标，它是以此为基础构建人类未来的理想王国和精神归宿。西方启蒙思想家就封建主义的弊端提出了种种设想，卢梭的“皈依自然”、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主张回归充满生机的自然界，返归人性的本真状态。三十年代沈从文、废名的乡土文学上承周作人的人生趣味和审美境界，其中既积淀着中国传统的崇尚自然、眷恋山水的基因，又溶进了“皈依自然”的成份。这表明现代乡土文学不止于简单地批判封建蒙昧，西方启蒙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乡土作家必然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接受，乡土文学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必然也是多种多样。在现代乡土文学发展新阶段的三十年代，便深化发展了启蒙精神，转换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
在乡村与都市、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两种社会文化的反差中，形成沈从文“乡下人”式的道德标准和情感倾向。当他回到梦寐以求的乡野腹地时，那种为都市文明所干涉、所裹挟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悄然消逝，在涤去功利念头的胸襟中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小说《边城》围绕翠翠描述的宁静自足的生活，纯淳厚的人情、人性美，信仰简单而执著的地方民族性格，加之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托出作者心向往之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它代表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萧萧》是以文字为音符奏出的温馨背后满怀忧伤的田园牧歌。《三三》、《龙朱》、《长河》等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世命运三者浑然一体，组成一种化外之境的生命形式、一首曲终奏雅的人性抒情诗，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性皆善、性自天然的生命自在状态。即便是描写都市生活的《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作者都是以都市反观乡村，以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寄托高远的人性理想，表明沈从文倾心追寻湘西自然的生命状态。
废名笔下的乡土世界波澜不兴、宁静调谐。《桥》写乡间风景、风俗、儿女情态，构成一个化外的牧歌世界，甚至茅林修竹都领会这纯真的境界，天人合一，物理与人理完美和谐。《菱荡》中的泥墙瓦屋、青山绿树，史家奶奶乐善好施、三哑叔知恩图报。自然适意、返朴归真的性情和生活形态闪动着人性美的光辉。这种对人生丑陋面的有意规避，正反映了作者对人间纯美的向往。
三十年代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融通西方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把自然作为人类的精神归宿，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与“五・四”的批判封建蒙昧形成互补，共同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理性。
三
二、三十年代乡土作家都是滞留城市却未能忘情自己的乡土出身，正如鲁迅之于浙东小镇，沈从文之于混沌未开的湘西。“故乡”象征的是一个正在逝去的文化传统，它是作家灵感、生命的源泉，他们的“精神还乡”唤起的是亦悲亦喜与深广忧愤的复杂感情。而四十年代乡土作家不再以“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回视乡土。由于战争时期解放区遭受文化封锁，与西方文学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此他们一方面汲取民间文化作为补偿，一方面承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呈现为对“五・四”启蒙精神一定程度的回归，但又具有新的特质，注重对人性的审视和国民性批判，表现出一种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
代表这一时期乡土文学最高成就的赵树理，植根于山西农村，注重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更多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以一种人性审视的目光来描写解放区农民，从对农民问题的揭示以及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人的地位以及心里状态的变化。他塑造了两类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受封建迷信观念的扭曲，使得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算命占卦上。《传家宝》中的金桂婆婆不仅被封建的思想观念所束缚，而且顽固地把这些作为“传家宝”传给下一代。正是对背负着封建主义沉重历史包袱的老一辈农民的深入剖析，指出农民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年轻一代。《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中的小元、小昌开始富于革命要求，然而一旦掌权，封建官本位、特权思想以及权势欲顷刻间急剧膨胀。赵树理敏锐地发现年轻一代农民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没有洗涤干净而可能发生蜕变，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丁玲在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创作秉持了她“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启蒙主题，《我在霞村的时候》展现了乡村民众麻木愚昧的封建意识。《在医院中》以具有“五・四”启蒙意识的知识女性的眼光来打量解放区的一所小医院，揭示了农民小生产者习气、人性的自私麻木。即使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政治气息浓厚的小说，也注重对人性的分析、批判和表达。
解放区乡土文学创作是在这块明朗的天空下进行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得它既不可能像“五・四”那样在启蒙精神的烛照下对乡土展开猛烈批判，也不可能像三十年代那样归依山水。基于对“五・四”改造国民性启蒙思想的继承，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在批判封建意识的同时，凸显对人性的审视，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尽管各人头上一方天，各人脚下一片土，但都渗透着作家强烈的启蒙意识。从“五・四”批判封建蒙昧到三十年代返归自然及至四十年代改良人生的启蒙话语的发展衍变轨迹，表明它不单是作家与乡土的一场心灵对话，更隐喻了一个民族摆脱一切异己的精神奴役、走出精神蒙昧所必须经历的艰难的心灵蜕变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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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呐喊：鲁迅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4。
[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关键词]电影；爱情；蒙昧；文明
电影《朗读者》向我们展示了二战时期的一段忘年之恋，女主人公汉娜为了隐瞒自己是文盲的身份宁愿终身监禁，而深爱她的男主人公迈克为了保全爱人的尊严也帮她隐瞒了实情，男女主人公的做法是否合乎情理？导演这样的安排是过于牵强还是另有其意？带着这样的疑问让我们联想到另一部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的影片《钢琴课》，性别对换，虽然没有了年龄的悬殊，但依旧是在男女个人差异非常大的情况下产生了爱情。两部影片的重点线索：书籍朗读，钢琴弹奏，是简单支撑他们爱情的锁链还是一种符号化的象征呢？通过两部电影的对比品读，不难看出符号背后的真相——蒙昧对文明的向往。
一、当蒙昧遭遇文明
影片《朗读者》（以下简称《朗》）中，15岁的迈克，36岁的汉娜。汉娜在大雨磅礴的街头帮助了发烧的迈克，从此两条平行的人生道路有了交点。这个交点也许并不会存在，但当她听到他说：“以前从没生过病，无聊死了，无所事事，连看书都觉得没意思。”正在平静烫内衣的汉娜突然停顿，用吃惊、犹豫、一丝惊喜的眼神掠过迈克说道：“我要去上班，跟你一起走吧。”她听到他提及的生活内容，有她最在意的关键词“看书”，一种仅是陌路人的萍水相逢开始有了一种刻意的靠近。他们的故事也将以汉娜对“书”的向往为基础展开。书籍是文明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它记录着文明，传播着文明，影响着文明，品读到这里我们可以将汉娜与麦克的交点理解为一种对文明的向往造就了主人公相遇的原动力。
当然，除了情节和表演上的编排，导演还精心设置了两个人的生活场景。迈克的家是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洁白的餐布，精致的餐具，墙上的油画，摆满书的书架，甚至他的集邮习惯、有着良好礼教的父母，在这些环境和道具中尽传达着传统德国“文明”。而汉娜是一个独居的中年女人，小而简陋的房间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还有床上凌乱的未叠的被褥。汉娜则完全和迈克生活基调不同，她所代表的正是与“文明”相对的“下里巴人”。在这样的基础和差异中，由于汉娜对书籍崇拜，懵懂男孩对性的渴望，他们在对方身上索取产生了热烈而纠结的，在他们每次欢爱之时，她都会询问关于他学校生活的问题，并且每次都会让他带来不同的书籍来朗读，用朗读来消除感情之间的矛盾差异以及在朗读中寻求两人共同的精神境界，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奇怪的化学反应，变成了爱情，她对他生活的那份向往和好奇也正是他们的关系变化的催化剂。
在这样巨大的反差中实现寻找自我最后竟然到达爱情之海的岸边，不禁让人联想到同是摘得过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的影片《钢琴课》（以下简称《钢》），性别的对调，但故事构架却极为相似。
影片《钢》中，女主角艾达不会说话，却酷爱钢琴。被父亲嫁到荒蛮的中世纪新西兰，周围的毛利人以及新丈夫斯图尔特和其家人对她的不理解都让她如深陷在泥沼中无法动弹。正如本片的导演简·坎皮恩说过的：“钢琴是人类双手的神秘创造，是文明的象征。从视觉上说，钢琴与新西兰土著人的生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没有钢琴的日子里，她甚至在桌子上刻出琴键来想象弹奏。正是这份对文明的执著使她求助于当地邻居柏因。柏因答应并且将她和她的女儿带到海边的时候，她在海边弹奏起来，这时柏因的眼神好似《朗》中的汉娜，吃惊、犹豫、一丝惊喜。文明让他产生了向往和幻想。海边沙滩上，海马型类似音符的图案旁边，艾达走过留下一条长长的脚印，女儿也从旁边跟进，柏因稍作犹豫也顺着脚印走过去，看似无意实则是有意的表演安排，暗示着蒙昧对文明的向往以及对文明的追逐始终让他们走在了同一条线内。她和他以钢琴为媒介，他们之间也有了交点，她如果想拿回自己的琴就必须以身体交换，这种原始而野蛮的方式致使他们之间也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爱情在这种蒙昧对文明的向往的基础上悄然产生。两部电影作品中，他们的相遇都是在一种精神追求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以文明也同时导演了他们感情的演变。
二、当蒙昧碰撞文明
当蒙昧与文明在现实的环境中发生碰撞，那么一切将和尊严有关。在精神层面的落差上，自尊也被无限放大。
影片《朗》中，有段原文是这样的：保密这个观念是西方文学的核心，你可以说，小说的特性是由各种不同原因而有着不同个性的人所塑造，有的邪恶，有的高尚，从而导致他们不愿公开。汉娜一直为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精神世界“保密”，她在乎的是自己是否靠近了文明，所以文盲这个事实对她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她逃避着自我现实以及蒙昧，并且付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代价，放弃了升职的机会，只因怕自己文盲的现实被人发现。在这段忘年恋中汉娜由于年龄所占有的强势地位也为了“保密”而让步，在她和迈克旅游的途中，不认识菜单的汉娜不知所措地随附了她认为幼稚的迈克。文明在汉娜的思想中究竟占有怎样的绝对位置？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那么在审判法庭中的汉娜就用自己后半生的自由来证明了文明在她心中的具体重量。她放弃了争取自由的机会，为的只是不让别人发现她颤抖的双手写不出任何一个字母，为的是那被文明赋予了重要意义的尊严。甚至在她入狱后，需要签收迈克寄来的磁带时，在签名栏草草画了一笔来掩饰她不会写字。这样看来，甚至她当时离开他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他所在的世界，汉娜从来无法真正走入，迈克只是在爱情中为了她而互相融合，一旦没有爱情热烈程度的支撑，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土崩瓦解，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汉娜在追逐文明的过程中看到了贫瘠的自己，也是这被放大的自尊让她无法忍受两人的差异，她选择了离开。
两部影片中象征蒙昧符号的汉娜和柏因都有着极强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感是文明与蒙昧碰撞下的产物。柏因用肉体交易来换取对艾达的那种抚摸和把玩，如同研究一件高贵的瓷器。艾达洁净、坚定。他对艾达的渴望，对她文明的向往是原始而直接的。直到两人萌生了爱意，他看到了自己的羞耻，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异和艾达对自己的不予回应，所以他决定把钢琴送还艾达，他说：这样让我觉得自己像嫖客一样。他的自尊终止了他们之间的肉体交换。就如卢梭说的：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真正的社会人则终日惶惶，生活在别处。”柏因用自我方式生活，他的自尊也被他用自己原始的方式无限放大化，在本质上和汉娜是一样的。是他们对文明的敬畏崇拜，自尊才来得如此强大。影片中演的那出戏改编自《蓝胡子》的小型话剧，制造了一个小高潮，多方的矛盾冲突都得以展示。同时柏因的自尊在这时也再次被触碰。《蓝胡子》是查尔斯·贝洛尔所创作的法国童话故事。话剧本身在全片中有极大的暗示性，也可以看出在一些外来殖民者蛮夷之地人们用文明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但是当毛利人以为舞台上的杀戮的表演是真实的事件而冲上舞台的时候，文明和蒙昧的碰撞产生了尴尬，与此同时台下的斯图尔特牵起了艾达的手，艾达故意与柏因保持距离并且用眼角斜视看柏因，柏因起身离去。是尊严，在自己崇拜神往的文明象征面前，他的距离是遥不可及，并且使他的蒙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尊严让他起身离去，也是文明和蒙昧的碰撞激起了他极强的自我荣辱感。
三、当蒙昧回归文明
一切都会有结局，那么两部影片的结局就是回归，蒙昧回归文明。一切尘埃落定。
汉娜并非麻木不仁，在和迈克去郊游的时候，教堂里孩童唱诗让她泪流满面。她也有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她在听到《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这样的书时，斥责少年“不知羞耻”。她也不是嗜血恶魔，她喜欢听人读小说，在别人的故事里感动自己，哪怕是在集中营里，她也会找人为自己朗读。
她的蒙昧从另一个层面看她是淳朴未经雕琢的，然而这些并不等于善良，一个没有被文明真正浸泡过的人很难形成真正的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感，所以她为了恪尽自己的职守根本没有把集中营里关押的那些犹太人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人类，而是把他们当做工作处理的对象。他们的死丝毫不能触动她的心灵。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个人只有信念伦理而没有责任伦理。这个人的心灵虽然纯朴本真，却非常褊狭。一旦机缘把她安排到一个错误的环境中，她就有可能做出非常可怕的事情。不幸的是，命运把年轻时的汉娜放在了奥斯维辛。
汉娜的心灵是在她被关进监狱后才得到真正的自由的，也是真正回归了文明。迈克将朗读录制成磁带邮寄给她。在大量文学作品中，转折性的镜头出现在《带小狗的女人》这篇小说。听完小说的汉娜，在第二天头脑中依然萦回了小说中的词句，她突然升腾渴望，冲进图书馆借回这本小说，逐字照着录音，开始认字。文明是开启狭隘心灵最好的钥匙。她学会了写字阅读，并且在狱中阅读了关于集中营的文献进行反思，心灵的升华才使汉娜真正回归文明。心灵的自由和回归也让汉娜在狱中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在学会写字后签收邮包时，汉娜骄傲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她的一生都在追求着文明，向往着文明，直到在狱中度过晚年的时候才真正回归了文明，在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仍然看得到她对文明的那种敬畏和难以割舍，脱掉鞋子、袜子，小心地站在那几本对她来说是全部精神的寄托，凌驾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上的书上，结束自己的生命，达到了生命中与文明最后的结合，汉娜回归了。
然而在《钢》中，柏因回归文明的方式显然和汉娜是不同的，导演也用戏剧性的手法赋予了故事一个结尾。柏因带着艾达和钢琴离开荒蛮之地，途中艾达将钢琴和自己坠入海底，挣扎，新生，文明的象征钢琴被沉入海底。他们用折中的方式实现了蒙昧向文明的回归，并且开始了全新的回归文明的生活。
四、结 语
两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在探讨人性和蒙昧与文明的关系中两部片子都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了不同的摄人心魄。文明仍然是人们最高的精神追求，美国女作家桑塔格对文学的这种作用做过很好的诠释，在这里暂且把她所说的文学来广义理解为文明：“接触文学、特别是世界文学，就能摆脱民族虚荣、低俗无知、偏颇狭隘、愚民教育乃至乖舛命运的禁锢。文学是通往更广阔生活，即自由天地的护照。文学曾意味着自由。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阅读和内省受到如此严重挑战的时代里，文学仍意味着自由。”
[参考文献]
[1] Bernhard Schlink.朗读者[M].钱定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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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P3〗谢宗玉.《朗读者》被文明深度催眠的个体[J].随笔，2012（05）.
古人云：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意思是天是玄色，地是黄色，宇宙还未知。洪荒之力是天地初开之时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洪荒是指混沌蒙昧的状态，借指太古时代。洪荒指的也是一个时代，指的是上古三皇五帝之时际，不可考察。洪荒：蒙昧未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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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启蒙运动 原因 实质 影响
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指“光明”。“启”即“启发、启迪”的意思,“蒙”即“蒙昧”。启蒙即启发群众的蒙昧,以建立更好的社会。当时先进的思想家认为,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他们著书立说,猛烈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宣传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政治民主,这就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最初发生在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等。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
启蒙运动在新教材中被置于必修须3“专题六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发展”的专题框架之中。课堂教学的现状表明,一些教师对启蒙运动的宏观把握和对重点、难点的理解都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启蒙运动一课的要求是:“简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如何从根本上落实课程标准要求,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我结合教学实践,对本节课的教学进行探究,以求教于同行。
一、启蒙运动兴起的原因
启蒙运动的背景十分重要。如果教师忽视这个问题,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生也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启蒙运动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启蒙运动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其次是近代自然科学兴起的推动;最后是知识的进步和西欧历史的变化。这里重点分析第二方面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是糊里糊涂,比如我常听到有的教师这样介绍:“17―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从而带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其最重要的成果即为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确立。”这样叙述听起来似乎很有逻辑,并与现行教材内容编排的顺序相吻合,但却是因果倒置,违背了历史事实。虽然在新教材中,启蒙运动的内容在先(专题六),物理学的成就在后(专题七),但与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运动的理论曾统治了欧洲近两千年。16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开普勒天文学和伽利略物理学的成就,将科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终于,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对以往数学和力学的成就进行了第一次大综合。他把地球上物体的运动和天体的运动概括到同一个理论中,形成了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表达形式的经典力学体系。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正是受到牛顿成就的巨大鼓舞,用牛顿提供的武器――理性去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实际上,牛顿可以说是启蒙运动之父。正是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催生了启蒙运动,而非启蒙运动孕育了牛顿。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弄清的问题。
二、启蒙运动的实质
启蒙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解放运动,并非单纯是文学运动。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直接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启蒙思想家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启蒙运动既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深化,又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阶段。如果将它同文艺复兴运动进行比较,那就更为清楚了。首先,从反封建方面说,文艺复兴运动的反封建,主要是反对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要求建立民族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以便在王权保护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在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进一步提出要求获得政权,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艺复兴时代的反封建侧重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范畴;而启蒙运动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方面。
其次,从反教会方面说,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揭露中世纪天主教会的贪污腐化,谴责修道院戕害人性的罪恶,要求进行宗教改革,废除烦琐的宗教仪式,提倡比较简便的礼仪。在启蒙运动时,由于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在反教会方面就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为彻底,它已把反教会提高到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高度。
再次,从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上说,文艺复兴时代强调的是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面向现实。到了启蒙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重点,就转移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由于启蒙运动具有政治思想革命运动的性质,因此启蒙运动的参加者并不限于文学家。除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四大启蒙作家外,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哲学家康德,均属启蒙思想家的行列。
最后,从文艺风格和方法上说,启蒙时期的现实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的继续,但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征不在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不在于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在于具有更多的政论性,作家们都有意识地把他们的政治思想贯穿在文学作品之中。这些启蒙著作成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精神武器,是传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百科全书”。作品中的语言不是诗化,而是流畅的雄辩的政论性散文,富有逻辑性、启发性和战斗性。
三、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不进步,人民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势力对人民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树立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他们主张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在他们看来,封建专制制度扼杀自由思想,造成社会上的不平等和文化经济上的落后。因此,他们大力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一、楚辞传统注疏“崦嵫”语义之歧说
《离骚》“崦嵫”，不同版本有作奄兹、淹兹、嵫、兹，这正好体现外来音译词的不同汉字书写形式。洞悉这一文化现象，中国典籍中诸多类似问题或有柳暗花明之新境。
王逸谓：“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1]王逸此说，与《淮南子・天文》所记极为相似：“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又参之《淮南子・天文》“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一语，可知《淮南子》所言日入之所在虞渊或蒙谷。看来，崦嵫、蒙水、蒙谷、虞渊似皆与日落相涉，《淮南子》所载与王逸所言当据同一材料而得，但崦嵫到底在哪里，我们却不得而知。
后世楚辞注家对“崦嵫”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考订。今人赵逵夫注崦嵫极有代表性，兹录于下：
崦嵫，神话中山名，日入之处……据典籍记载，即今冢山，亦曰兑山，在汉代西县（在今甘肃省西和县以北）。[2]
另外，赵逵夫注《离骚》“朝濯发乎洧盘”句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
洧盘，神话中地名，出崦嵫山……崦嵫山在今甘肃天水西南。[3]
赵逵夫谓兑山即为崦嵫山，这可能本之于徐文靖《管城硕记》所引《十道志》的记载：“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4]赵逵夫不但划定《离骚》崦嵫在甘肃境内，而且还指实为冢山，但他所据何典却并没有交代清楚，故令人顿生疑惑。其实，赵逵夫注《离骚》崦嵫，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他注《离骚》“西海”如出一辙，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首先，《离骚》崦嵫似不大可能在甘肃境内。此处崦嵫应为大地极西之山。如果《离骚》崦嵫在甘肃天水市或者西和县境内，就会与屈原的整体游踪相悖，因为屈原是从昆仑向更西方向行进，但“天水”或“西和”无论如何都在昆仑之东；即使我们将昆仑认定为今天中国境内的昆仑山脉，似也并不符合崦嵫当在昆仑之西的地理行踪逻辑。其次，《管城硕记》所引《十道志》为唐代地理总志（早已亡佚），赵逵夫将《离骚》崦嵫同唐代以后兴起的甘肃实际地名之崦嵫混为一谈，用后起的地名来注解先秦典籍，无疑有牵强之滞。所以，笔者认为《离骚》崦嵫当指大地极西之山，或为大西洋东岸某山，后有详论。甘肃天水市境内之崦嵫山当是根据典籍中有关崦嵫的记载而后起附加的现实地名，这种现象在中国地名文化中当不少见，屈辞昆仑、流沙、赤水、西海、黑水、三危等皆是，且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二、文献典籍所载崦嵫指称之淆乱
（一）《山海经》有2处言及崦嵫，但两处崦嵫所指却迥然有别。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兹。（《大荒西经》）
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西山经》）
《大荒西经》所记兹不是山名，而是神名，且此神在西海之渚。《尔雅・释地》郭璞注曰：“水中小洲为渚。”西海之中的兹神居处于西海小洲之上。人们皆熟知崦嵫为太阳落山之地，为什么这里的兹却是人面鸟身之神呢？这个问题留待稍后作答。
《西山经》所记崦嵫，与鸟鼠同穴之山相牵连。郭璞注鸟鼠同穴之山谓：“今在陇西首阳县西南，山有鸟鼠同穴。”考《汉书・地理志下》载陇西郡下设首阳县。颜师古注谓：“《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由此可知，颜师古和郭璞俱认为鸟鼠同穴之山在首阳县之西南。另据《甘肃通志》卷三上《建置沿革》记载：“渭源县，秦属陇西郡地，汉置首阳县，属陇西郡，后汉、晋、魏因之。后魏大统十七年改渭源县。”依《甘肃通志》可证，首阳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渭源县。那么，总括看来，如果承认郭璞的认识，此崦嵫就位于甘肃首阳（即渭源）西南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之三百六十里的地方。但问题是，《西山经》所记崦嵫确为郭璞所言崦嵫吗？于《西山经》此则记载，郭璞注崦嵫又谓：“日没所入山也，见《离骚》。”看来，郭璞认为《西山经》所记崦嵫即为《离骚》“望崦嵫而勿迫”之崦嵫，但问题可能并不如此。如果解《离骚》崦嵫为甘肃渭源县境之崦嵫山，我们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离骚》飞升游历的逻辑行踪，因为甘肃渭源之崦嵫始终位于昆仑之东。故郭璞之解当不足为信。
同一本书，《大荒西经》与《西山经》所述崦嵫却大相径庭，原因何在？仔细寻思，似有两种可能：一为两处崦嵫没有歧义，所指相同。《大荒西经》所指为守护太阳落山的兹神，《西山经》所指为兹神所在之山被名之为崦嵫山。二为两处崦嵫所记有别。一在西海之中，一在甘肃境内。这似说明此两处文字当为不同时代不同人所记，这为我们探讨《山海经》的成书时地及作者等问题又提供有益启发。但是，如果我们将上引《西山经》一段材料节录为：“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问题又另起波澜。郭璞注云：“苕，或作若。”又云：“《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山。’”依据郭璞的几处注解，我们可知，洧盘之水即苕水，苕水即若水。郝懿行也谓：“若水疑即蒙水也。若、苕字形相近，上文陇首之山，苕水出焉，《初学记》亦引作若水。”看来，郭璞和郝懿行似乎又认为苕水出崦嵫山，苕水又即若水，也就是若水导源于崦嵫山。另，《水经》云：“若水出蜀郡牦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 综观之，似乎这里的崦嵫山又在四川境内了，这真是雾霭重重，让人不知所措。[5]
（二）《尚书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之山。”[6]这条材料来源于王逸《楚辞章句》的引述，附在《离骚》“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句后。《尚书大传》相传为汉人伏生所撰，但宋已失传。伏生去先秦不远，故笔者也援引于此。明人汪瑗《楚辞蒙引》谓：“洧盘者，亦东方之水也。”[7]按照汪瑗的说法，导源于崦嵫山的洧盘水在东方，那么，这个崦嵫似乎又位于东方了。
（三）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注《离骚》“朝濯发乎洧盘”句谓：“洧盘，水名。《山海经》‘崦嵫之山，苕水出焉’，郭注曰：‘《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山。’《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8]郭璞所引《禹大传》一说，即（二）所引《尚书大传》所记。徐文靖所引《十道志》的说法，为赵逵夫所采纳，已见前论。《十道志》所言之昧谷在哪里呢？《尚书・尧典》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9]伪孔传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10]在伪孔传这里，并没有指明昧谷的具体所在，但是，到了唐人《十道志》，却言之凿凿，说昧谷在秦州西南，直叫我们不知何从。仔细寻想，这又是一个历史地理词语在历代士人相传中不断弥合、不断坐实为具体地名的典型实例。如果《十道志》此言不差，秦州大致相当于今之甘肃天水，那么，甘肃天水西南有一山曰昧谷，又曰兑山，又曰崦嵫。崦嵫又分明位于甘肃天水西南了。
（四）《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曰：“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郦道元注谓：“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与水流行也。亦言出钟山，西行极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11]在郦道元的眼里，崦嵫却又位于居延泽之西、西海郡之北了。
由此可观，这个崦嵫从甘肃的渭源县鸟鼠山一路向西，现在又到了居延泽，那么，到底哪一座山才是真正的崦嵫呢？
三、屈辞“崦嵫”原义再探索
《离骚》所记“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之“崦嵫”到底是什么？又在哪里？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跳出中国地理中心观念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重新审视屈原所处时代背景，置崦嵫于屈辞本身，还原它在屈辞中的本来面目。
前引《山海经・大荒西经》之“兹”即“崦嵫”，已见前论。兹原本当为西海（此西海当指地中海或大西洋）之神名，此神人面鸟身。鸟高飞云天，初民认为鸟能通神。太阳自东至西，初民认为太阳亦由鸟载飞，因而掌管太阳落山的兹神就被描绘成了鸟身。此兹神珥青蛇、践赤蛇。操蛇形象常见于神话，凡具操蛇特征多为山神，故兹操蛇之文化意象亦可证兹神守居崦嵫，崦嵫山即为借用山神兹之名代指山神所居之山。太阳行至西极，越过崦嵫山，即滑入大海。《山海经・西山经・西次四经》记载：“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其阳多龟，其阴多玉。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砥、砺，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有鸟焉，其状如而人面，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屈原“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句之“崦嵫”即为此引《西山经》之崦嵫山。太阳一旦行经崦嵫山，白天将要逝去，夜晚即将来临。屈原欲想留住时光以便自己做充分准备从悬圃上升天庭，所以屈原指令日御羲和停住日车，好让时光静止。这真是一个新奇而又大胆的想象，但又是怎样的一种痴迷与忧伤！
在屈原时代，“崦嵫”所指并无歧义，当为大地极西之山。王逸注解《离骚》崦嵫为“日所入山”，王注似乎也并无不妥，崦嵫山的确也是太阳落山之地。但是，自王逸以后，后世便有无数注家为此山的具体地望而不断追踪寻觅，追寻的思路便是在中国地理版图之内指定一个具体大山并用“崦嵫”来为其命名。这一现象，恰如笔者前面探讨过的“西海”[12]，概由后世不解原义之人将原本指称欧亚大陆的地理方位指实为地理中国境内某一具体地名之缘故。“西海”在汉代就已经走向了这一本土化的演变，所不同的是，“崦嵫”的正式“本土汉化”恐怕要到南北朝以及唐代以后才正式完成，现考证如下。
前引郦道元注《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已知，北魏郦道元已经明确指出崦嵫山位于居延泽之西、西海郡之北。这当是崦嵫被具体本土化的第一实例。《新唐书・地理志》记有“条支都督府，领州九……崦嵫州”云云，但崦嵫州具体在哪里，我们还不得而知。依据郦道元所言崦嵫山的大置，《新唐书》所记崦嵫州似乎也当在居延泽以西一带。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明一统志》载有“崦嵫山”，注曰:“在秦州西五十里”[13]，由此可察，明代的中国地理版图上已出现了具体的崦嵫山名。《大清一统志》的说法同《明一统志》。《甘肃通志・山川・秦州》的记载也极相似：“崦嵫山，在州南五十里。”那么，《明一统志》所载秦州在哪里呢？索之典籍可知，古秦州大致相当于今甘肃天水，秦州于1913年才改名为天水，这就是现今所有辞书解释崦嵫山皆为“甘肃天水境内之山”的历史由来。“崦嵫”从郦道元眼中的新疆一路东渐到甘肃天水。明白了这一线索，赵逵夫解《离骚》崦嵫为甘肃西和县北的冢山的失误也就不言而喻。
注释：
[1][6]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第32页。
[2][3]赵逵夫：《屈骚探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第241页。
[4][8]徐文靖：《管城硕记》，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7页，第257页。
[5][11]郦道元：《水经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517页，第594页。
[7]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版，第386页。
[9][10]《尚书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第119页。
[12]汤洪：《 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离骚〉地理再探索》，《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3期。
[13]李贤等：《大明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册第885页。
在风中，白纸飘摇逝去，无力挣扎；蝴蝶抓紧枝桠，夹紧双翼，微弱地、渺小地、又不懈地抗争。在恶劣的环境中，这种微弱得不值一提的抗争却是生命存在、生命尊严的最高表现。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思考使人类区别于万物。那些有思想的人，在蒙昧的时代里凭一己之力抗争，带着蒙昧的人类走向了光明，他们就像风中的蝴蝶，暴力、压迫、白色恐怖与铁腕政治都不能使他们屈服。他们与落后斗争、与权贵斗争，即使一袭青衫、踽踽独行，抗争的悲壮使他们宛如战士。
著名学者金耀基写道：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站在知识巨人的肩上，唯如此，他才能洞察世事，成为社会的眼睛，活在大众的心里；唯如此他才能体察民意，成为时代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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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科学、光明而逆风前行的人，亦不少。“我想要化成夜，可我却是光啊！”大师鲁迅在反动势力肆虐而秩序混乱的时代里依旧顽强地抗争；在某个历史的瞬间，在某个寂寞的角落，张纯如顶着恐吓去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特蕾莎修女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保护孩子；圣雄甘地用非暴力去面对暴力……他们的抗争无疑是对良知的呼唤，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审视与追问。他们何尝不是那风中的蝴蝶，逆着风，翩然起舞！
渺小的人类，知晓个体生命终结的必然，却依然飞蛾扑火般地抗争，构建了人类今天的文明。感谢那些伟人，是他们用思考、用尊严，带着人类社会走出蒙昧，走向光明。
他们是风中的蝴蝶，他们在微弱地抗争，但又在伟大地抗争着！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第一中学浅草文学社社员】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世界近代史上发生的两大思想解放运动。它们都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来世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中开展的反封建斗争，都为了新兴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作了思想准备。因此，两大运动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她们产生在西欧朝气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受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影响，其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斗争形式、指导思想、产生的影响等都是有所不同。现就这几点谈谈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不同：
一、从产生的背景看：文艺复兴于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兴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要求在意识形态上打破教会神学世界观，以彻底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发源于英国，18世纪时，法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强大，在政治上也日趋成熟，封建专制制度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启蒙运动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的时代要求而性车工的声势舆论，宣传运动。
二、从斗争形式上看：文艺复兴时，新兴资产阶级作为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新阶级，没能够产生和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从斗争形式上，文艺复兴是从收集、发掘和研究被湮没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借古典文化中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因素来作为同封建王权作战斗的思想武器。启蒙运动是根据人的“理性”来思索和判断世间事物的思潮，矛头直接封建特权、王权、神权。
三、从指导思想看：文艺复兴以“人性”为中心，形成了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崇尚个性自由。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封建神学束缚，否定神的绝对权威强调发展人的“人性”、价值和力量的愿望。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思想，矛头直指封建特权、王权、神权。启蒙思想家们宣扬天赋人权思想，人民论，强调人身自由，不分等级地位，有自由权利，包括人身、言论、宗教、信仰与自由，这就否定了等级特权。他们认为人权自由只能靠法律来保障，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提倡法制论，这就否定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启蒙运动对神权的批判比文艺复兴时期更彻底，他们提供了无神论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神权。
四、从产生的影响看：文艺复兴是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一场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文化革命，是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并走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所出现的伟大事件，无论对西欧历史发展还是对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家们以“法”为中心，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和精神支柱——天主教会，描绘了未来“理想王国”的蓝图，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运动推动了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产生的哲学、政治学与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作了重要指导作用，在政治上导致了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的确立。
总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人类史上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深重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的局限性。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回民中学）
关键词：易经 蒙卦 地理教学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 渎则不告。利贞。《蒙》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教育专卦，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教育思想，它涉及到学习、修身、德育、教化诸多方面。本文仅就《易经・蒙卦》的卦辞之于地理教学的启示做些探究和分析。
一、山水《蒙》，亨
（一）启蒙教育的重要性
《蒙》卦卦象下坎上艮，坎为水，代表险，艮代表山，山水蒙。山下有险，险而止[1]。从卦的自然之象来看，能够见山，不见水，说明看到的事物是并不全面，懵懂无知。遇山而止，遇险止步不前，止步不前则不能通达，不通则昧，比喻蒙童初生弱小幼稚，教化未开，需要教育需要启蒙学习，这时教育自然就成为当务之急[2]。卦象中的艮又启示我们，山外有山，学习是不应有止境的，终生学习，山才不会停在那里。卦象中的坎也提示我们，水有甘甜的本质，往低处流动而后找到出路，人的本来的潜力和智慧要通过适当的途径启发出来，这就是启蒙。
在地理教学中，初中地理是重要的启蒙阶段。天真活泼的学生进入地理的殿堂，首先接触的就是地球与地图，这是今后学习地理的基础。教师在该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掌握学生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启发他们学习地理探索地理的兴趣，传授识图的基本功和空间想象的能力。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构筑出清晰的底图，日后在高中地理的学习中，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倍感吃力。
（二）教师要丢弃框架与时俱进
《蒙》卦九二与上九构成了一个框架，代表学生主体，初六代表教师，比喻作为施教者要摆脱框架的束缚，与时俱进，用进步的思想和科技武装自己，才能向学生教授先进的知识。改进“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是培养自主学习和动手能力的不二选择。在改进方法上要谨慎、不能冒进，结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掌握改进的度，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地理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算不上新途径了，可以试想用3D技术模拟地球运动、大气环流、板块运动等，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在呈现出宇宙的浩渺和大自然的神奇的同时也提高了趣味性，令学生快速接受并印象深刻。当然，要实现这一设想还需要探索。
二、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一）教学中师生的关系
《蒙》卦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道出了教育的基本原理，阐释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教育并不能强加给学生，而是要达到学生主动求教于老师，才是教育的最佳状态。在地理教学中，教师一味地向学生教授，会使学生厌烦，产生抵触的心理而习惯性的拒绝主动学习，不利于接受新的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便是适度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孟子认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施教要适当，这个度一定要掌握好，不能过分，
（二）兴趣的培养
要求学生自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要积极主动，不是老师来请求向学生教育，而是学生主动去向老师请教。那要怎样达到“童蒙求我”的状态呢？教师务必要培养学生对地理的浓厚的兴趣，才能吸引学生向未知的地理领域探索，达到“童蒙求我”的状态。抓住学生的好奇心理，向他们展示充满奇幻的未知世界，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学习世界地理时很容易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因为异域风情足以吸引他们眼球。在学习天气系统时不妨通过身边的自然现象引导其探索自然规律，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三、初筮告，再三渎， 渎则不告
（一）因材施教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这是卜筮的原则，占一次灵，多占则不灵，多也是对神灵的亵渎[3]。在地理教学中也是同样的原则。教育的对象不同，在教育中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于诚恳学习者和见异思迁者，对于误入迷途者和冥顽不化者都应该区别对待。回应学生的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已掌握的知识水平，恰当的回答。基础薄弱的学生要用浅显的方式解答，切不可盲目扩展而对其造成困惑和压力；接受能力强的学生可适当鼓励他自行探索，带动其他学生的学习兴趣。子曰：“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生问过一次之后，理当刻苦研习，融会贯通，对懒散不思多问者则要区别对待。因材施教的同时要做到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这是身为施教者的基本道德。
（二）适当惩戒
“渎则不告”是惩戒的一种方式，启发教化蒙昧不守正道的学生要严格，可采用强硬果断的手段，对他们实行强制性的教育和改造，这叫做小惩而大诫，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4]。对于蒙昧深重者如果不加管制，而是迁就姑息任其发展，是很危险的。“再三渎”，当学生就同样的问题疑惑多次时，说明他没用用功学习，没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此时要适度予以惩戒，惩罚不是目的，这是教学中的下策，旨在教诲其领悟主动学习的要义。学无止境，要主动学习才能成为自己的老师而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旅游地理、环境保护和自然灾害等部分的内容是需要学生记忆的，如果学生一再对这些内容感到陌生是不认真的表现，需要适度惩戒。但惩罚的方式有多种，体罚不是理想的选择，为人师表要心怀仁慈。
《周易》主张启蒙教育应坚持不偏不激的中庸之道以及因材施教等原则。受教育者应该心诚志坚，尊师重道，专心治学。教育者也应该动机纯正、心胸开阔、兼容并蓄、克尽职守、有教无类。教育并非万能，在对待学生成才问题上不可强求化一。对虚心好善学者帮助他成大才，对智高性烈之顽童应严加管教方能成才[5]。教育应该严格要求，但严格应与尊重学生的个性结合起来，“一阴一阳之谓道”，适度把握，过犹不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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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跃升.周易蒙卦对现代教育的启示[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6（2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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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净帆.从周易人生论看其对教育作用的认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7：236-238
关键词 蒙卦 因材施教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多年来，我们较多地强调学习西方现代学生教育的理论和经验，却忽视了我们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的民族自己的宝贵财富。《周易》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它在卜筮外衣的笼罩下，引导人们正确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其中也蕴涵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周易》的教育思想包括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或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和狭义的教育（学校教育）两部分。广义的教育思想散见于《周易》各卦中，狭义的教育思想则集中在《蒙》卦中。”学者对《蒙》卦的教育意蕴的挖掘，也一直源源不断。对于教育的地位、目的、作用、意义，师生关系等种种角度进行了阐释。学者们一般把九二和上九这两个阳爻当作教师，其余的阴爻作为学生。本文试图从因材施教的视角，把所有的爻都看做学生，解读《蒙》卦的教育意蕴。
蒙卦中把学生分为九类，其中四类学生有着良好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他们的优良品质既会让教师教育起来很轻松，也会给学生自己带来好运：有态度主动积极的，亨；有坚守正道的，利；有行为中庸的，吉；有恭顺谦虚的，吉。还有五类学生性格不完善，则需及时干预：有似乎认真的，渎则不告；有蒙昧至极的，利用刑人；有三心二意的，勿用取女；有处境不利的，吝；有顽劣异常的，击。
1主动积极的学生：《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
“匪我求蒙，童蒙求我。”意思是，并非我有求于幼童来启发蒙昧，而是幼童需要启蒙有求于我。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的主人，他始终是教育过程中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作为学生在思想上必须有强烈的求知欲，行动上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教育才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育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不顾学生的身心发展的实际，一味的灌输，实行“填鸭式教学”，在古代也是不提倡的。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主动来求我。这样的话，教师才知道学生的难点和困惑在哪里，不会出现该讲的没讲，不该讲的拼命的讲这样的情况。
对于这样积极主动，勤奋好学的学生，教师很开心，“初筮告”，循循善诱，及时帮助学生排疑解惑。鼓励他的学习精神。
2似乎认真的学生：再三渎，渎则不告
《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学生学习中有不懂的地方，问教师本来是好事。但是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如果学生有疑问的地方，冲口而问，反复的问，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表面上给人一种很好学的假象，实际上可能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学得不够深入，因为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教师身上，一有问题便等教师给答案，对这样的学生，则不能直接告知答案，要引导他们自己去思考。第二，对教师不够信任，如果把同一个问题反复问教师，说明不相信教师的解释。正如反复占卜会亵渎神灵一样，不用再告知答案了。第三，也许这学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学到知识，而是为了装装样子，做出如饥似渴的好问样，给教师和同学造成一种认真的假象。对这样的学生，也不应该过多理睬，以免学习目的走偏。《朱子家训》里面讲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虚名虚利。而是为了学到真学问，以圣贤为榜样。总之，对于这种再三发问，尤其是问同一个问题的学生，不能被好问的假象所迷惑，“渎则不告”，教师不能有求必应。
3坚守正道的学生：利贞
贞，即正也。意思是坚守正道的学生，就会非常有利。正所谓：“愚者畏果，智者畏因”。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那些误入歧途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没有坚守正道，贪图一时之欢，最后的结局，一定不会是有利的。反之，坚守正道的学生，就算是一时困顿，从长远来说，必然局势会越来越有利。“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正是讲的要坚守正道的意思。有些表面上木讷的学生，只要坚守正道，教师就要多鼓励他，让他坚持下去，保护他的正气。长此以往，必然会显现出他的优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像颜回这样优秀的学生，看着似乎很笨的样子，但是却能坚守正道。学习时能认真思考，“闻一以知十”；做事时能坚守正道，“三月不违仁”。连孔子都自叹不如，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这样的学生，教师要学会欣赏，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4蒙昧至极的学生：初六：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初六”，乃《蒙卦》第一爻。阴爻阳位，位不当，为蒙，且在下卦的最下位，因而蒙昧至极。《周易本义》：“以阴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当发其蒙。然发之之道，当痛惩而暂舍之，以观其后。若遂往而不舍，则至羞吝也。”所谓“发蒙”，就是开发和启示的意思。用什么措施来达到对至蒙者的开发和启示呢？“利用刑人”。刑，通型，初义指铸造器物的模子，《说文》： “ 刑，铸器之法也。”后引申为法度。《象传》日：“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即要有严厉的法度，必要时甚至可以采用惩罚措施，阻止继续下滑和堕落。
启蒙教育的意义就在于“用说桎梏”“以正法也”。 如果不对学生进行及时的启蒙教育，“不辨之于早，不惩之于小，则蒙之难极矣。 当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惩治其小，而‘用说桎梏’，纵之以往，则吝道也。 ”而《周易·系辞》则进一步提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应该说，“小惩而大戒” 在这里规定了教育惩戒方法的目的和程度，体现出对童蒙的一种终极关怀。
5行为中庸的学生：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九二”刚而居中，指的是刚正不阿，行为正直的学生。对这样的学生，要放手给他锻炼的机会。只要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要允许犯小的错误，包容接纳，这样他也会及时加以纠正，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何况学生呢。过分的苛责只会让学生无所适从，受到束缚。
九二居于众阴爻之中，而阳气独钟，有藏污纳垢的海量。这样的包容品格，在家庭的组建方面会非常成功。故曰：“纳妇吉。”而且“子克家”，他以后的孩子也会继承这样的优良传统，治家有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思想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先是修身，就是说像九二一样居中刚正，奉行中庸之道，培养浩然之气。然后，便能齐家。家齐则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6三心二意的学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乃《蒙卦》第三爻。阴爻阳位，六三虽与上九相应，然处下卦之终，阴柔失正，乘凌九二阳刚，有既处 “蒙稚”又急于求进之象，犹如女子见美男亟欲求之。此爻以女象作拟，上九乃阳刚之男作喻。从卦位上看，上九远离六三不能照应，而九二“金夫”却与六三相距甚近。因而，“六三阴爻象征着女子不贞洁，见到有钱有势的‘金夫’则以身相投。”这种朝秦暮楚，三心二意的行为，必然“无攸利”，没有什么好处。
六三爻辞运用比喻的手法对心不正，意不诚，求学用心不专这类学生进行了形容： “ 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躬 ”这种女子见到俊美的男人就不能自持自禁，也无需对方行婚娶之礼，即可轻易地跟着人家私奔。《蒙卦》以这种女子喻缺少自控意志，易受他事他物诱惑的学生，这类学生学业必不能精专，目标不坚定，必然会学无所成。对于这类三心二意的学生，则要警告他们，这样做没有好处，“无攸利”，必须精诚专一，方能学有所成。
7处境不利的学生：：困蒙，吝
“”，乃《蒙卦》第四爻。为么是“困蒙”呢？从爻位而言，这一爻，离阳爻九二和上九太远，居群阴之中，无阳爻相应。因而，陷人困顿之中。喻指这是最昏愚困顿的学生，交友不良，身边都是一些缺乏理想和斗志的朋友（阴爻）。初爻也是阴爻，无法照应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像在最阴暗的角落的，被教师遗忘的学生，整天和一帮无所事事的狐朋狗友一起形成小集团，混日子，无法得到正能量。心思不在学业上。
“困蒙，吝。”“吝”的意思是后悔。对这样的学生的教育，首先必须要关注到他们的存在，教师一定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一双锐利的眼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要体谅他们的困境，从本性上说，哪个学生不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由于处境恶劣，被不利信息，不良朋友带坏了。又没有机会得到正确的引导，以至于身陷困境中。教师要主动发现这样的学生，不要嫌弃他们，驱逐他们的阴霾，给他们温暖和教导。其次，要告诫这样的学生，长此以往，必然会由“蒙”而“困”，由“困”而“吝”，也就是由愚昧无知到困顿、困窘，最后必然会后悔的。到时候在再后悔，已经错过了学习的关键期，必然事倍而功半。
8恭顺谦虚的学生：六五：童蒙吉
“童蒙，吉。”六五虽然是阴爻，但是得中，高居“五”的尊位，上方有阳刚的“上九”相比，下方又与阳刚的“九二”相应，是上下都有应援的形象。《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六五以柔顺居尊位，又与九二正应。在六五的眼里，九二就是一个绝佳的榜样，九二的言行，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六五的发展。而当六五碰到困难时，也能向九二虚心求教。九二看到六五这么虚心，这么恭顺，也总是愿意耐心帮助六五，他们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成为教师的左膀右臂。
学习必须有空杯心态，才能尽量克服偏见。虚心的学生，才能学得更多。看到六五这样虚心学习，教师很欣慰，他预言六五这样完美的品格，一定会非常吉利。对于这样的学生，教师不用过多的干预。要给他提供平台，和九二这样的学生接触，以便他们共同努力，取长补短。六五居于和上九之间，教师还要发挥六五的优势，让他深入差生中，去帮助困顿昏蒙的，和顽劣异常的上九，六五就是教师最得力的助手。教师要学会利用优生去教育感化影响差生，而不是光自己苦口婆心空洞说教。
9顽劣异常的学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上九”，乃《蒙卦》六爻。阳爻居顶位，有极限之意，意思是指极为顽劣的学生。这样的学生，行为举止乖张，目无尊长，不听教诲。而且因为处于很明显的位置，他的一举一动，其他同学都尽收眼底。不光自己不能学好，还可能主动带坏别的学生。
上九这样的问题学生，成为教师最头痛的对象，非常考验教师的教学艺术。“玉不琢，不成器。”对于这样的学生，就像表面上看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碰到了好教师，在教师的雕琢下，也可成才。但是前提是，教师要有勇气，敢于“击蒙”，也就是说施以适当的惩罚措施。在古代，惩罚的方式，就是体罚。近年来，体罚被废除了，但是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适当的惩罚是必要的。教师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学生，而不是泄私愤，一定要注意惩罚的度。所以，“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不要因为学生的顶撞或是错误，而惩罚过重。要和学生站在一条统一战线上“御寇”，抵御学生身上的不良习惯和顽劣天性，而不是把学生当作敌人一样，进行无情的打击。这样才能促使学生幡然醒悟，悬崖勒马。在教师的威严的外表下，一定要有一颗仁慈的心。“为了避免出现教育中的过度，蒙卦中的上九之爻，专门提醒启蒙者在对儿童的惩戒教育中要注意把握好击蒙的分寸。”
总之，教师当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当严格时则严，当放手时则放。不纵容，也不苛责。尽心尽力，搞好教育工作，把学生培养成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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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部电影创作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先生发出了立足大西北，开拓新型“西部片”的号召之后，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吴天明、陈凯歌、张艺谋、颜学恕等为代表的一批导演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之后，西部电影在中国电影生产格局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西部片的崛起恰恰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成长历程相吻合，他们发现并创造了富有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西部审美空间，讲述西部故事的作品屡屡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上获得嘉奖。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西部电影作品的样式开始趋向多元，以贾樟柯为代表的致力于关注边缘群体生存状态而又富有平民情怀的新兴的第六代创作主体开始发力，研究领域对于西部片也投以更多关注。电影归根结底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观众的思想观念。在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过程中，电影以其直观形象的视听语言、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内容毫无争议地成为最有效的价值观建构途径。以张艺谋导演创作的《秋菊打官司》为例，影片包含着复杂的耐人寻味的价值观念。
“《秋菊打官司》的问世，不亚于当年《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在电影圈内产生的震撼力。同时它又受到我国观众广泛的欢迎与赞赏。”影片以陕北的农村妇女秋菊为主人公，讲述秋菊为丈夫“讨说法”的故事。秋菊的丈夫万庆来因为出口伤人与村长发生了争执，村长一怒之下踢中了庆来的要害。秋菊此时已有6个月的身孕。丈夫被踢伤，她便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认为这样的事一定得找个说理的地方，她要讨一个“说法”。于是，便挺着大肚子去乡政府、县政府、市政府告状，最终都没有等到村长的“说法”。秋菊向市人民法院。后来，秋菊难产，村长联合村民连夜冒着风雪送秋菊上医院，使她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孩子满月，秋菊请村长来喝满月酒。就在这时，市法院发来判决，村长因轻度伤害罪被拘留。警笛响起，秋菊追出去，她跑了很远也没有追上警车，一脸困惑地站在路上。 张艺谋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创作了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典型的西部电影。此前，张艺谋导演创作了《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三部作品。与上述影片相比，本片是第一部关注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也是一部纪实色彩浓郁的西部片。“从醉心于虚构历史、建构神话的野心到关注现实，回到庸碌的生存本身，这不仅仅是一次心态的调整，也是主置的转移。”
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的西部片，《秋菊打官司》运用陕西方言，贴近现实生活，富有地域特色的方言使得人物的言行举止显得真实可信。秋菊的扮演者巩俐、庆来的扮演者刘佩琦以及王善堂的扮演者雷恪生都不是陕西人，但是在大银幕上他们都操着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影片中巩俐的造型尤为成功，她挺着大肚，头上扎着两根麻花辫子，裹着鲜绿的头巾，身穿红格子的大棉袄，黑灰色的肥腿大棉裤，脚踩红色棉鞋，乡土气息浓郁。后来孩子满月，秋菊穿上大红色的棉衣棉裤，头上裹着喜庆的红头巾，形象地表达出这个农村家庭对于新生命的热烈期盼。村长王善堂的形象也很逼真，他穿着黑色的棉袄，双手揣在袖子里，棉袄外披着的中山装的口袋里别着一根钢笔。这些扮相都是鲜活的逼真的。此外，影片运用景深镜头以及隐蔽拍摄等技巧进一步强化了故事的纪实色彩。与张艺谋导演以往作品中精雕细琢的影像语言、隐喻意味浓厚的场面调度、个性化的色彩运用相比，《秋菊打官司》堪称返璞归真制作，导演尽可能淡化技巧。镜头记录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城市街头的各色人等以及街道上车水马龙的场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中大量的镜头是运用隐蔽拍摄的方式完成的。一身村妇打扮的秋菊挺着大肚子和妹子在集市上卖辣子，周围的群众并没有认出这是演员巩俐，辣子也成功交易。这种纪实的影像使得观众在观看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逼真感。
秋菊的性格随着她的一次次外出逐渐丰满起来。她先是自己到村长家讨说法，被村长一口回绝。然后她和妹子到乡里找李公安，李公安协调之后，村长只答应给经济赔偿但并不认错。秋菊决定继续讨说法，她卖了辣子筹了路费，到县里继续告状。县里维持原先的调解方案，秋菊就到市里讨说法，但还是没有得到村长的道歉。秋菊顶着更大的压力继续讨说法。三番五次的告状不但花费了不少的钱，也让秋菊一家在村里成了人们指点议论的对象，丈夫庆来已经由最初的支持秋菊变成阻挠和愤怒。但秋菊还是拉上了一车辣子又去了市里，踏上了讨说法的路途。由此可见秋菊是一个倔强、执着、坚定的女性，她的坚定背后是一种模糊但强烈的权利意识，她觉得村长虽然是“领导”，但是打人是不对的，应该给庆来道歉。钱是次要的，关键是要个“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是耐人寻味的。它是已经萌发的权利意识与蒙昧混沌的传统性别观念的杂糅。一方面可以看出秋菊作为一个乡村里的普通妇女，已经有了些许的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或者说一种萌芽状态的现代意识。她内心认定了打了人就应该道歉，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这种平等意识和抗争精神是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人，尤其是农村女性所不具备的。正如何平所说，“她愚昧得真实，执着得可爱。她告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个说法。于是这个生活在精神领域里的人物就具备了某种现代性的东西——表现了现代人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对精神生活的进一步需求。”这是秋菊身上难能可贵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在事情进展过程中，观众又能从秋菊的言行举止中看到这一现代意识中包裹着的蒙昧。秋菊之所以坚定地要个说法，其实与她内心深处的隐忧有很大关系，她和庆来的孩子还没有出世，还不知是男是女。秋菊坦言，她担心村长这一脚要是把丈夫踢出个毛病来，那计划生育就提前把他们给“计划”了。所以秋菊征讨权益的背后包含着的其实是和村长王善堂一样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等到“说法”真的来了，村长因伤害罪被拘捕的时候，秋菊反而质问李公安，自己只是要个说法，没有让他们抓人。这再一次暴露出秋菊法制意识的淡薄。因此这个“说法”既表现出一个农村女性现代意识的萌发，也映现出这一现代意识的薄弱与不堪一击。秋菊既是坚定执着的，又是蒙昧混沌的。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西部片，《秋菊打官司》在讲述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农村故事的同时，向观众展示了农村地区的现状——这里既不是铁板一块的前现代社会，也不是全然的现代社会。从人们所持的蒙昧混沌的价值观念来看，当代文化价值观建设任重而道远。
作者：孟丽花 单位：渭南师范学院
体；教育；关系
〔中图分类号〕 G63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
19—0063—01
一、“童蒙求我”——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
《易经》“蒙”卦的卦辞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金锦芳先生认为：发蒙者与蒙者的关系亦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强调童蒙求我，不是我求蒙昧的童子，实质上等于说，教育的成功与否，主要看受教育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论语》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思想就是对“蒙”卦的继承和发扬。新课程强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新课改倡导的这种学习方式，必然导致师生关系的改变，使教师长期以来高高在上“传道、授业、解惑”的地位发生变化，教师从知识的权威到平等参与学生的研究，从知识的传递者到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是不能被淘汰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它不再是教学中唯一的角色。
二、“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以养正”——中国教育概念的精髓
“君子以果行育德”。意译为：君子应该用果断的行动，培养教育人们的德行。这一句道出了教育的真谛，这应该算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蒙以养正”出自《易经·彖传》，金锦芳先生认为：蒙需要得到养，方能保持他的天真纯正的品行。养蒙，这是圣人之功。养蒙与发蒙，含义是一致的。对于蒙，最理想的做法，莫过于时其可发而发之，不可发而置之，养其本质，待其自胜。“蒙以养正”作为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质教育思想的共同渊源，不论是孟子的“我养我浩然之气”，还是荀子的“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都是“蒙以养正”的具体体现。新课改目标明确指出：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质以及环境意识；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健康的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新课改决不能忽视德育教育，若以牺牲德育教育为代价的课改，无疑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我们应围绕新课改目标，在教学中力求学科与德育目标有机结合。
三、“包蒙，吉”——有教无类，面向全体学生
“包蒙，吉。”是“蒙”卦“九二”的爻辞。金锦芳先生直译为：“能够容纳所有蒙昧的童子，是吉祥的。”这就是说，学生的材质不一，不能一概而论，教师采取包容全体学生的态度，就会是吉祥的。后来孔子说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包蒙，吉。”新课改要求：积极消除教育差异，特别要积极接纳边缘群体，让每一个人依法接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消除性别差异，确保女童及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和青年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正是对周易“包蒙，吉”的全面阐述，也是世界近现代教育史的主旋律。新课改示范校洋思中学提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就是从现代科学教育的角度对“包蒙，吉”最好的诠释。“包蒙，吉”与“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是两种不同的表述，虽然各有内涵，但比较之，不难发现，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从人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活生生的人，它们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本质的观点。
四、“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
关键词：恩格斯；婚姻；自由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52-01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家私国》）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婚姻家庭论述的经典著作。本文着重对恩格斯在《家私国》中关于婚姻自由的问题展开论述。
一、现阶段的婚姻自由
1. 现实生活中的婚姻不自由
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结婚自由的实现并不如人意，现代社会男女的结合即结婚对于经济上的考量过多，而男女的离异又受到父母、亲朋等社会因素的干扰。虽然新中国建立后从法律上废除了传统的包办婚姻，结婚门当户对的观念有所减弱。然而结婚彩礼钱论斤称、结婚必须有房有车等影响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的因素不胜枚举。由于父母的干涉、亲朋的反对、金钱的匮乏、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抚养而结合或离异等婚姻不自由的现象时有发生。
2. 现阶段婚姻自由的内涵及对此的误解
作为法律上的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婚姻问题上所享有的充分自主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在当代社会的婚姻自由抑或自由婚姻指区别于传统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的，男女基于爱情而非其它结合在一起的婚姻形式。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的婚姻自由亦是指不受社会、经济等因素干扰的基于纯粹爱情基础上的婚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文明国家的建立，很多国家法律上规定了人们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力，其包括不结婚的自由、结婚与离婚的自由。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婚姻自由也出现种种误解，有的人将婚姻自由视为性解放，将所谓的婚姻的自由视为绝对的自由，更有甚者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的真正的婚姻自由视为回到人类社会蒙昧时代的群婚制。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的实现仍然任重道远。
二、婚姻形式的发展历史
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将发展到当时的人类社会分期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三者的区别在于蒙昧时代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也就是人类社会最早期时候的传统的渔猎；野蛮时代则是人类学会的饲养家畜、放牧牛羊、进行谷物种植和耕作的时代。在文明时代人类则学会了对取自自然的物品进行人工的加工和修饰。在三个时代分别对应这群婚制、对偶制、一夫一妻制三种不同的婚姻形式。对于未来的的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主义社会的理想的婚姻形式，恩格斯也进行了阐述。
1. 蒙昧时代及其群婚制
在人类社会的最早期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在这个时代人类活动的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如石斧、木质长矛等等，这时人的家庭、性别、婚姻都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因此它是一种群婚制，即所有的男子与所有的女子互为夫妻关系。群婚制时期主要的家庭形式是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在血缘家庭婚姻是按辈分划分的，它的进步在与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关系。普那路亚为夏威夷语，意为亲密的伙伴，即一群同胞或血缘较远的兄弟与平辈但不包括其姐妹在内的一群女子互为夫妻，或者一群同胞或血缘较远的姐妹与其平辈但不包括其兄弟在内的男人互为夫妻。普那路亚家庭相对于血缘家庭的进步在于排除了姐妹与兄弟间相互的性关系。
2. 野蛮时代及对偶制
野蛮时代是人类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量的方法的时代，在野蛮时代的婚姻形式是对偶制，即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要的女子作为对象抑或，一个女子在许多男子中有一个主要的作为丈夫或，但是无论男子或女子都不排除其它的女子或男子为伴侣，并且其这种关系都是合法的，合乎社会习俗的。对偶制时期主要是对偶家庭，在自这个时期及以后丈夫的主要责任是活动食物以及所需要的劳动工具，而氏族、部落所创造的财富开始转归家庭所有，财富的增加使得丈夫的地位得以提高，母权制也随即被，恩格斯说：“母权制的、乃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
3. 文明时代及其专偶制
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在这个时代人类学会了对自然的进一步的加工、雕琢和修饰。文明时代的婚姻关系比之前所有时代都要牢靠一些，一个男子与一个男子互为夫妻之后就要受到一定的社会的关系的制约，他们之间的夫妻婚姻关系不能随便的解除。文明时代的以财产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专偶制是私有制战胜共有制之后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家庭形式，专偶制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但是财富占有的不平等，通奸和成为这种婚姻形式的补充，以财富作为择偶的标准成为时尚，对于婚姻的不忠诚以及婚姻的不自由成为这一时代的诟病。
4. 未来理想社会的婚姻形式
恩格斯认为在文明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男子对于社会财富的占有由此取得了对于经济的统治权力，而对于经济的统治使其在婚姻上也处于统治地位，这就造成了婚姻的极大的不平等与不自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男子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将消失，在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女子因为金钱而委身与男子的事情，那么婚姻的不平等与不自由也将消失，爱情将成为所有男子与女子择偶的唯一标准。共产主义社会的专偶制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共产主义社会的家庭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
三、婚姻自由的历史必然性
1. 婚姻自由的经济及社会基础
从蒙昧时代的群婚制、野蛮时代的对偶制、文明时代的专偶制再到尚处于论述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形式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的婚姻不断走向自由的历史。男子与女子都获得了选择了自由妻子或丈夫的权力，并且在文明时代之前这种权力都是平等的。当文明时代出现之后，在文明时代由于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的集中到男子的手子。同时，在文明时代财富决定社会地位，男子掌握着财富其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极大的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急剧的下降，因此在文明时代的专偶制之外出现了通奸和作为补充。
男子因为对金钱的占有而取悦不同的女性，具备了对于婚姻不忠诚的客观的物质条件；男子由于对于经济的统治，获得了对于家庭的统治地位。女性因为金钱而委身于与自己并无感情的男子，以金钱作为择偶的标准成为了时代的时尚，爱情便成为了婚姻的附属品，性也就变得无所谓了，这一切都是婚姻的不平等与不自由的表现。而婚姻的不平等、不自由产生的经济基础便是文明时代的私有制，对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是伴随私有制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是在男子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成的针对女子的道德和伦理等社会意识形态。
2. 婚姻自由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在《家私国》中对于两种生产的分析时论述到，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两种生产也就是关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的自身的再生产，恩格斯认为最终的婚姻自由是在两种生产发展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的自身的生产决定了男人与女人的结合，由此产生了婚姻与家庭，物质资料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提高及私有制的产生使得丈夫获得了财富以及相对于妻子的更高的社会地位，丈夫凭借着所掌握的财富进行着婚姻外的不道德。
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尤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生活材料的极大丰富，作为物质生活再生产的生产将降到次要地位而作为人的自身的再生产将于主要地位，物质财富对于人的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人的对于婚姻的选择将不在受到金钱等物质财富的影响。同时第二种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妇女对于财产的占有权不断提高，社会环境对于妇女做出婚姻选择的影响不断降低直至可以忽略，那么，对于婚姻的自由的选择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四、实现真正婚姻自由的条件及途径
婚姻自由是男女基于自身意愿的结合或离异，完全不受外部环境的干涉，婚姻自由是未来社会的社会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基本内容之一，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题中之义。婚姻自由的实现有赖与女性的解放的，而女性的解放是基于全人类的解放的基础上的。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的来看的，人类解放是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哪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婚姻的不自由在于私有制，正如恩格斯《家私国》中所说：“结婚的充分自由， 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才能普遍地实现。”然而婚姻自由的真正实现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思想文化的改善、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
1.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当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男子不再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女子也占有丰富的生产资料时，女子不必因为金钱而委身与男子。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真正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时，影响男女结合的社会因素也就降低了，同时当那女离异时也不用考虑老人的照顾、孩子的抚养，那么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与离异也就顺理成章了。
2. 社会思想文化的改善
社会思想文化的改善是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不再是社会的时尚，金钱不在成为择偶的标准。在这时，男子与女子的相互结合不会存在门第之间，不为因为社会地位、家庭状况的悬殊而受到家庭、社会等周围环境的压力。人们以性或爱为基础结合在一起也就成为社会的常态而不会受到道德与伦理等因素的制约。
3. 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
人的自身素质包括人的生理、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这里主要讲人的道德素质。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是指一个人能够切实的为别人着想，不以自身的利益为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按照道德与理想的要求处理事情，达到人与之间的一种普遍和谐。即使婚姻达到一种纯粹自由的状态，人类也会服从于道德的要求谨慎对待，摒弃种种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心态。
在人类社会经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思想文化改善和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之后，人类婚姻自由才能真正的实现，人类社会将如恩格斯在《家私国》中借用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话语所描述的那样：“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摩尔根，古代社会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