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9 05:32: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美术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 本论文在中国美术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运用比较的方法，深入透彻地研究了曾经对世界各国都有重要影响的美国美术教育家罗恩菲德(Victor Lowenfeld)和艾斯纳(Elliot Eisner)的美术教育思想，尤其在这两种教育思想的贡献和弊端问题上，加以比较甄别和论证，以充实我们自己的美术教育理论和方法体系。该研究旨在针对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中的美术教育和师范美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目的是通过这一研究希望能从罗恩菲德和艾斯纳的美术教育思想吸取营养，特别是他们的教训给我们以警戒，为在中国建立一个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严谨的美术教育体系提供指导性建议。 第一章：阐述研究国外美术教育的意义。作者从目前中国美术教育的基本情况入手，肯定了在当前中国美术教育改革进程中研究西方美术教育理论的重要性，并指出研究西方美术教育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丰富我国美术教育经验，扩展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空间。接着，作者综述了美国学校美术教育的基本情况，并以具有代表性的工具论和本质论为主线，引出本论文对罗恩菲德和艾斯纳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具体研究。 第二章：探讨罗恩菲德美术教育思想的贡献和弊端。首先从罗恩菲德的思...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Art Education Revolutionary the dissertation studies in detail the art education thoughts of Lowenfeld and Eisner which have deeply influenced art education of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contribution and the malpractice of them as they rich our own Art Education system .The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them to Chinese Art Educ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blem and prospect of normal and elementary Art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a) Ela...
【关键词】 罗恩菲德； 艾斯纳； 教育思想； 理论剖析； 美术课程； 基础教育中的美术教育； 师范美术教育；
【Key words】 Lowenfeld； Eisner； education thought； theory analysis； art curriculum； basic art education； normal art education；
在文化部的高度重视下，在王文章副部长的亲切关心和支持下，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今天成立。这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件大事，是将在中国美术的学术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心”管委会专门安排今天的授牌、颁证和成立仪式在文化部举行，以朴素而隆重的礼遇表明了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尊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同仁们聚集一堂，共商国家近现代美术和当代艺术研究大计，推动国家美术科研工作的发展，是为事业之幸，事业之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事业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兴旺发展阶段。文化部组织成立两个国家级研究中心，是政府重视美术发展与研究事业的体现，是将近现代至当代中国美术历史研究和理论发展纳入人文学科规划与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两个平台，更加科学、规范地开展近现代美术历史和当代艺术研究，深化中国的美术史学和当代艺术的理论建构，发挥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对于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与发展格局，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近现代历史是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短短的一个半世纪，中国完成了从几千年的旧体制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进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新和文化转型，尤其是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与激荡和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新的文化态势。在这个历程中，美术作为反映社会现实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是理解和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视觉文献，也是感受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特征的直观素材，更是组成20世纪中国发展史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艺术司的指导下，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特别是经过部分专家的论证，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的工作主旨、定位得以明确，工作规划和管理机制初步形成。随着中心的成立，各项工作将逐步展开，不断深化。作为旨在促进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推广、传播的全国性机构，“中心”将着力推动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认真做好研究课题的规划和组织实施工作。经过一百年来的学术积累，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已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并且突出地体现出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在美术研究中的作用，彰显出中国学者在吸收国际学术思想方法和立足本土解决实际问题的治学精神。“中心”聘请的首批专家都是这个领域的当代著名学者，也包括了西方美术史学界的资深学者和来自香港、台湾地区的著名学者，他们有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著述成果。在“中心”成立以后，要依靠专家委员会的力量，对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状况进一步做宏观的分析，以解决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目标，以与时俱进的意识和全局性、前沿性、国际性的视野抓住重点，形成课题，积极提倡吸收新的研究理论，运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解决中国问题，阐发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规律，形成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学术进展和创新态势。
第二，要努力构建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成果的评选机制、评价标准和推广传播平台。“中心”将通过课题、遴选申报课题、组织重点课题专门研究、合作研究、委托研究等形式，使全国及海外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界了解“中心”的课题管理模式；“中心”将特别注重研究成果的评选与推广传播，以评选优秀著作和论文、专题学术展示、优秀学术成果表彰等方式，推广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从科研管理的模式建设入手，建立代表国家水平的学术评判规范与学术评价标准，由此促进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走向新的学术高度。
第三，要抓紧收集和科学整理近现代中国美术史料，使“研究中心”同时也是文献资料中心。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使大量美术史料或不复存在，或淹没于尘，许多专家学者疾呼国家要投以重力，抓紧抢救近现代以来的重要美术史料，特别是老一辈美术家、美术史家的艺术与学术文献。“中心”要依靠专家，形成规划与重点，组织力量实施，尤其要建立机制，援请老一辈美术家和艺术学者捐赠文献，并做好文献的保藏和数据化工作，力求形成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国家档案。
第四，要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中心”要努力建成开放性的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枢纽，及时关注新的研究态势，联系和整合海内外学术力量，开展国际学术研讨交流和海峡两岸的合作交流，把海外和国际研究成果纳入关注的视野，也积极推广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展现学术研究的中国成果、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
在“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我们要特别注重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治学精神。在信息发达的条件下和文化消费愈成大势的情形下，严肃的学者总是有学术上的忧患意识、忧隐之心，担心文化的某些表层热闹会遮蔽了学术式微的危险。鉴于此，“中心”要在研究学界积极提倡科学的治学态度和沉潜探索、甘于寂寞的治学精神，树立严谨、务实、求真的良好学风，以期推动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文化部把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设在中国美术馆，这是对中国美术馆专业建设与事业整体发展的重大支持，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美术馆在近现代中国美术收藏上的优势，推动藏品资源的整理研究和开放运用，有利于开展美术作品原作与历史文献资料的比照印证研究，丰富对近现代中国美术的整体观照，有利于通过美术馆的展示平台，将学术研究成果与展览展示结合起来，形成对近现代中国美术新颖而立体的推广传播方式，使美术研究学界和公众共享成果，增进共识，也有利于培养我们馆的专业人员队伍。为此，中国美术馆将努力按照“中心”管委会的要求，将“中心”的运转和建设纳入全馆的工作整体与发展规划之中，给予条件上的保障，特别是将“中心”的功能纳入新的国家美术馆的设计，使“中心”在基础设施和功能应用上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级研究中心。“中心”办公室要抓住时机，加快建设，尤其要切实为专家做好服务，把工作扎实开展起来。
原文作者：佚名
1998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展览：
2003年，《启明勇士》之一参加“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2004年，《启明勇士》之二参加“第二届全国中国人物画展”。
2009年，由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主办“李忻峰国画人物展”；《矿工白描》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山东展区二等奖。2010年，参加“画者之心—齐鲁名家学术提名展”；“笔墨情韵—海峡两岸书画名家精品展”。
出版与发表：
2008年，《天地之韵》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另有多篇论文及绘画作品发表于《美术向导》、《艺术界》、《齐鲁艺苑》等国家、省级刊物。
一、公共场合的公开展示
现代美术展览与传统“文人雅集”的美术展示方式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其美术展示的公开性。综观20世纪上半叶的画家个展、美术社团展以及各种大规模的展览，展览场地多选择人口密集的繁华市中心，并且随着美术展览活动的频繁及展览机制的日益成熟，开始出现专门的展览场馆。
1、以人口密集繁华的市中心为展览会场
民国时期，美术展览的会场多为人口密集的城市繁华地带，便于民众参观。上海地区的美术展览会场主要集中于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大世界、利利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等商场，以及各种会馆、社团驻地、学校、画店等处。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馆，近现代美术史上很多画家都曾在此举办画展，如1924年关良在此举办个展，唐云也曾在该会场举办首次个展。上海大新公司也是上海画家举办画展常选的场所，该公司四楼的书画部是美术展览的重要场地。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会场是上海新普育堂，该场所曾多次成功举办大规模的商品展示会。以这些人口密集并且民众十分熟悉的场所作为美术展览的会场，可以较为便利地吸引民众前来参观。
2、美术展览专门场所的设立
随着美术展览这一美术展示方式在美术界的普及，逐渐出现了美术展览的专门场所。首先是地方性或私立性的美术馆开始出现。1930年天津市立美术馆成立，该馆成立后先后举办了三十余次展览会，展览的类型包括国画、西画、摄影、石刻、图案、建筑雕塑、历代书画等等，参观人数达到十六万多人。1932年苏州美术馆成立，该馆与苏州美专的教学活动紧密结合，经常举行各种美术展览活动。1936年国立美术馆在南京设立，该馆成立之后成功举办了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和全国手工艺品展。美术展览的发展带动了美术馆事业的繁荣，而这些专门展览会场的出现，对于美术展览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意义。美术馆为美术展览提供了长期、固定举办展览的场所，使美术展览向大众传播美术文化更为便利，更为持久。
二、美术展览与现代传媒的互动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近现代传媒业已经比较发达，报刊、广播是常用的大众传播媒介，美术展览与现代传媒的结合，使得美术展览的文化传播范围更为广泛，文化传播效果更为显著。
1、报纸――美术展览的宣传重镇
《申报》、《北平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较有影响力的报纸经常对当时的美展进行报道。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该报“在沪上报坛的首席地位不可动摇，它也是全国信息覆盖最高的传播媒介”，其舆论影响力在同行业中十分强大。该报对于近现代比较有影响的美术展览活动均有所报道。如1929年的全国美术展览会、1931年何香凝组织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1933年徐悲鸿组织之赴法中国美术展览会、1934年刘海粟组织的赴德中国美术展览会和1935年赴英古物上海预展会等，在《申报》上都有详细的跟踪报道。如1929年4月10日至5月3日，《申报》详尽报道了全国美展的展出情况，包括展览内容、乐艺表演节目、参观者数量等相关详细信息。创刊于1928年的《中央日报》，该报中亦有大量关于美术展览活动的报道，对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和1942年－1943年的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还有1935－1936年赴英古物展览会等大规模美术展览活动予以连续报道，并且内容十分丰富。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等也是对于美术展览活动十分关注的重要大众传播媒介，如对于1935－1936年赴英古物展不仅作了详细报道，而且还以此作为反对古物外出展览，保护国宝的舆论声讨阵地。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刊登了北平学界联名发表的反对古物运英展览意见书，之后天津《大公报》积极响应，连续刊登《古物运英展览为保全民族文化国人应审慎考量》(1935年1月20日)与《国宝珍品不可出洋》(1月21日)两文。文中指出：“吾以为欧洲人之有识者，殊不知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历史上之地位，故不必待展览国宝而后宣扬。即普通欧人，虽未到中国，但必曾到博物馆，是则伦敦巴黎，皆有丰富收藏，中国文化具何特色，一般本有印象。……夫古文化者，兹如其字，古代过去之文化而已，吾侪后裔，故宜宝贵祖先遗产，但决不能以此为夸耀。彼主持运英展览者，谨防夸耀无功，而令此仅余之国宝而失之!”“以吾国稀世奇珍，拨弄于舟车之上，辗转于数万里之外，远涉重洋而至英国，若不予保险，万一稍有意外，不但吾国失去祖宗遗传民族精神所寄之国宝，即在世界文化上亦为一大损失，关系重大，不容忽视。”
2、期刊画报――美术展览的核心媒介
期刊画报也是美术展览的重要宣传媒介。不仅报道美术展览的信息，而且刊出美术展览的优秀美术作品，部分画刊印刷精良，对于不能亲临展览会场的观众而言，无疑起到很好的美育效果，使得美术展览的文化传播范围进一步得到延伸。
《良友》画报、《妇女杂志》、《美术杂志》、《美术生活》等都是对美术展览报道较多的期刊。《良友》画刊，1929年8月30日第38期刊登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部分精美图片，如齐白石的《白菜》、林风眠的《痛苦》等重要参展作品。《妇女杂志》第15卷第7号，出版《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刊登了大量1929年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出品的图片，并且连载了李愚一等人撰写的关于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的介绍。《美术杂志》的第三期出版《第二届全国美展特辑》，第四期出版《美展批评特辑》，刊登第二届全国美展的作品，以及陈抱一、李宝泉、刘狮等人撰写的美术评论文章，对于中国画坛 的发展提出批评和希望。有些期刊画报作为美术社团的机关报，对于美术社团所举办的美术展览活动，报道更加详细，一般专门出版美展的特刊，其报道内容包括美展的时间、地点、参展团体及画家、观众人数等。如《艺风月刊》详细报道了艺风社30年代的几次大规模美术展览活动，并且刊出大量展览中的精美作品的图片。《艺风月刊》，第2卷第9期报道了艺风社第一届展览的盛况：1934年6月3日至10日，艺风社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华学艺社举办了第一届联合美术展览会，作品747件，参展的画家有：杭州国立艺专、南京中大艺术系、上海新华艺专、苏州美专、武昌美专，以及北平、天津、广东、厦门等地的画家，以及周碧初、潘天寿、张书旃、阳太阳、黄宾虹、诸闻韵、吴弗之、张振铎、姜丹书、徐悲鸿、李毅士、潘玉良、孙多慈、王祺、经亨颐、梁鼎铭，苏州的吴子深、颜文梁、胡粹中、黄觉寺、林风眠、蔡威廉、方干民、雷圭元、吴大羽、陈树人、荣大K、方君璧等人。展出作品种类包括国画、西洋画、折中画、书法、雕刻等，观众超过两万人。《艺风月刊》第3卷第7期(1935年)报道了艺风社第二届美展：1935年5月19日，艺风社第二届美术展览在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及南高院开幕。出品绘画、雕刻、建筑、图案、摄影、实用艺术品，目录编号为822件，另有部分未编号的，总计作品有850件。其中国画三百余件，高剑父、陈树人、徐悲鸿、张书旃、胡藻斌、许士祺等名家参展；西画二百余件，方君璧、林风眠、潘玉良等作品较佳。开幕第一天观众多达三千四百余人，被时人认为具有全国美术展览会的性质。《艺风月刊》第4卷第5、第6期(1936年)报道了艺风社第三届美术展览，指出：1936年6月3日至10日，艺风社第三届美术展览在广州市立图书馆举办，出品931件，第一天参观人数多达5万人次，比前两届观众更为踊跃。本次出品以团体论，有南京的中国美术会，上海的中国画会，南京中央大学、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专、上海美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等。名家陈树人、王祺、徐悲鸿、张书旃、王一亭、齐白石、黄宾虹、汤定之、徐朗西、张聿光、褚建秋、姜丹书、潘天寿、柳子谷、方人定、许士祺、胡藻斌、袁松年、汪亚尘、朱屺瞻、沈迈士、俞剑华、王青芳等均有出品。《中国美术会季刊》则对于中国美术会在30年代的展览活动，作了详细报道。在《中国美术会季刊》创刊号(1936年1月)中，详细报道了中国美术会第三届美术展览的情况，以及时人对于该展的评论，如创刊号中李毅士的《中国美术会第三届(秋季)美术展览会的回顾》一文中，对于出品水平不高的原因进行反思，他指出，“第一届美展是初次创办，国内许多作家不知道，不曾参加，还有许多作家，不十分信任我们，都抱持观望的态度，不肯来参加。这届美展，精品自然少。……当第二届美展开幕，知道我们的作家多了，有许多人也就抛弃以前观望的态度来本会出品了，大概都是平生的佳构，不限定是在近半年里的作品，这次美展的成绩自然特别出色。到第三届美展开幕，新加入的出品人大半都是后进者，会里没有什么名家生平的杰作，不过是他们这半年间的作品，其外后进作家的作品，比较幼稚，因此整个美展也就减色了。”《中国美术会季刊》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报道了中国美术会第四届展览，并且评论界也十分关注展览所反映出的画坛发展倾向，如本届展览中孙福熙据该展指出画坛有两种新的倾向，“第一条新路是写生，我们是能用祖先一脉相承传授给我们的方法来写生了，这写生是有眼光、有手腕，能够取长舍短添盐加醋的写生，比西洋人的拍照式写生高明得多了……第二是题材上的进展，就是逐渐注意到实际生活的描写了。”
此外，为进一步扩大宣传影响，美术展览也借助电台广播这一新媒介做宣传。1935年赴英古物上海预展会期间，上海广播电台每天下午六点半用中文播音一次，下午十点半用英文再播音一次，广播的内容包括会场消息及展示古物的内容等。宣传范围十分广泛，上海及外地装有无线电收音机者都可以收听到。这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美展宣传手段，为美术文化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使美展的宣传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立体化。
三、学术演讲与乐艺表演兼举
1、学术演讲提高学术性。
在美术展览过程中，穿行学术演讲，可以显著提高民众的美术鉴赏能力，进一步扩大美术展览的社会影响力。如1927年北京艺术大会展览期间，举办学术演讲多达十余次。1937年第二次美术展览会展览期间举办美术讲座四次，1942－1943年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举办美术学术演讲八次。美术展览的学术演讲，大多聘请国内外专家主讲，这对于提升普通观众的审美水平有积极作用，促进了美术运动的普及和深入，观众反应良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
2、乐艺表演增加趣味性
民国时期的美术展览亦通过娱乐性很强的乐艺表演来吸引观众走入展览会场。由于当时美育的缺乏，使得“吸引观众步入会场”成为对大众进行美术文化传播的关键。因此，美展中乐艺表演的娱乐性、趣味性，对于吸引民众进行美育启蒙十分重要。
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美术展览活动，在美术展览过程中兼有乐艺表演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如1910年6月6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中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中，就具有了乐艺表演的形式，据姜丹书回忆，在该次博览会中“设有各种商店、舞台、育乐会及马戏团表演”。1927年5月，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筹备的北京艺术大会中，音乐和戏剧表演是重要的内容，据《艺术界》刊登的《林风眠等发起北京艺术大会》一文载，该艺术大会展出的内容为三大类别“即美术、音乐与戏剧表演：A绘画展览，中西绘画、图案、建筑、雕刻等属之；B音乐演奏，声乐、器乐等属之；C戏剧表演，话剧、歌剧、跳舞等属之。”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中，自4月10日展览会开幕后，在当时的报刊等舆论宣传报道中都突出强调美术展览会场乐艺表演节目的精彩，其具体内容包括京戏、昆曲或女学校体操表演等种类，力求吸引观众买票步入会场。丰富的乐艺表演节目，无疑大大增加了美术展览的趣味性。不过就美术展览中的乐艺表演形式，当时的美术界对之也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乐艺表演与美术展览同时进行，会影响到美术展览的纯粹性。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举办前，美术界就有人提出应该取消全展中的乐艺表演，“老实说，我不晓得那几位执事先生的高明，似乎太看不起这许多古今中外的美术名作了，生怕展览会的观众太没兴头了；要不是，为什么一定另外要拉拢这许多玩意儿来凑趣，我只听说过古人焚香读画，倒没有听说过要一面听戏，一面读画，或一面看耍拳 头，一面欣赏美术；有之，第一次全国美展会是第一次!”但是结合民国时期具体情境，能够吸引民众走入展厅，才能进一步实施美育。因此美术展览的过程中穿插乐艺表演，是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
四、免收门票或降低门票价格
就是这样一位被广泛认可的画坛大家，在艺术创作之余，还留下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中国绘画理论》《中国美术年表》《石涛上人年谱》等学术著述及大量文章，总字数在200万字以上。其中一部分论著已整理出版单行本，大部分论文被叶宗镐编入《傅抱石美术文集》（有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南京博物院万新华兄在完成《傅抱石艺术研究》的专著后，又将学术方向调整到傅抱石的美术史学研究。他从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著述手稿等珍贵资料入手，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苦心孤诣，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傅抱石在美术史学方面的贡献，包括留学日本对于傅抱石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文献整理与学术训练、从课程讲义到学术著作、石涛研究、以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研究、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美术史学等各个方面。每章多以个案为中心，以点带面，由此扩及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总体发展。故本书虽然名为傅抱石美术史学，实际讨论的仍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共同问题。换句话说，傅抱石只是近代中国美术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一个”。
和他的绘画创作一样，傅抱石的美术史研究也充满着强烈的感情因素，比如《明末民族艺人传》（编译）对于遗民的倡导，《从中国绘画精神看抗战之必胜》以及建国后的《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笔墨当随时代》等，都明显是“笔锋常带感情”式的写作，不是学究式的琐碎考据，而是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色彩。正如万新华所指出的那样：
他的美术史学研究已不再只是纯学术的探讨了，而是贴近时代、回应现实的战斗宣言。这里，他藉中国绘画思想的演进和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之研究，在阐明民族文化的辉煌成果的同时，彰显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从而讨论抗战现实中面临的精神问题。（第八章：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美术史学：爱国主义·民族性）
傅抱石的这类研究，让我们想到大约同时或前后出版的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
后，陈垣先生有感家国之痛，开始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具体而言，就是以考证结合史论，发挥历史对现实的鉴戒作用，表达抗日爱国的思想。主要代表著作有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等。
陈寅恪先生序《明季滇黔佛教考》曰：
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最后一句“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若移之于傅抱石的美术史研究，则可称为“虽曰美术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作为知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书中讨论历史人物时，感情流露明显，甚至不乏激越之处。《通鉴胡注表微》更是借古喻今，表达他的爱国情怀。陈垣自言其抗战时期所著宗教三书与《通鉴胡注表微》均感于时局而发，“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对于陈垣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学界见仁见智，尚无定论。然其著作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社会环境中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其积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故而，对于傅抱石民族主义式的美术史研究，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唯有如此，对于傅抱石的美术史学研究的评价，才能真正做到具有“同情之了解”。
傅抱石理论研究的这些时代局限问题，书中虽多次提到，然各章所持标准不一，有时深表理解，有时又以批评为主。我认为，贯穿傅抱石美术史研究的理论局限，有一标准，就是均发自对祖国真诚、深沉的爱，以致他“不惜一切，紧紧跟随着时代”。为此，他也在美术史研究中留下了明显的时代痕迹，而并不属于那种“纯学术”的研究。故而，此方面问题，书中似应以专门篇幅进行统一。
现任职于中国美术学院，曾在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宁波师范学院执教中外美术史和艺术概论。
个展：
2014 《秋山问道》山水画个展
2013 《听此太古音》楼森华山水画展（中国美术学院）
2012 《古雅之道》楼森华水墨画个展（宁波）
2012 《钱塘时代》楼森华油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11 《十二月》楼森华油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08 《澄怀观道》楼森华山水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00 《楼森华水墨与油画》个展（台湾大学）
1997 《回望传统》中国画个展（宁波展览馆）等
近世国画文章大家，五百年间名世者黄宾虹有云：上古书画同源，仰观俯察，以造六书，取乎象形，自有丹青之画，书与画分，后世因重文而轻艺，有士夫之画，画与图分……又云：自来书画同源，书是文字，单体为文，孳生为字，以加偏旁。文字所不能形容者，有图画以形容之，尤易明晓。故图画者，文字之馀，百工之母也。今求画学之途径，非讨论文字，无以明画之理，非研究习字，无以得画之法……学画之用笔，用墨，章法，皆源于书法。舍文字书法，而徒沾沾于缣墨朱粉中以寻生活，适成其为拙而已，未可以语国画者也。
其语何出！六朝谢赫著画有“六法”，所谓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元初赵孟\言书画同体（即后世曲解为“书画同源”），明季董其昌借禅宗以分画有“南北宗”。至于后世影响甚巨，此后史学家竞相引证。赵孟\有诗证曰：《题柯九思画竹》“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此论以理论高度指明了绘画的技术要旨。无论这“本来同”的是源、是体、还是法。后来释语者皆不甚了了，所取也就为不同之已所用。
黄师曾语：“故学古人，重神似不重貌似，面貌随时可变，精神千古不移。”此所谓精神者，实笔墨也。还说：国画正宗。约有三类：一曰文人画，二曰名家画，三曰大家画。而续古画又分四品，一曰能品，二曰妙品，三曰神品，四曰逸品。“古人有置逸品于神、妙、能三品之外者，亦有跻逸品於神、妙、能三品之上者，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大家、名家之画也;不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文人之画也。”而黄师所说文人乃词章家、金石家。
黄师其青年乃至盛年皆创书画同源说，姑且不论此论短长正误，其艺术创作成就却是巨而丰，高而迈的。反顾画史，赵孟\之书画同体，其所依据者实为唐代张彦远，张之《历代名画记》不仅使谢赫“六法”得以方便传播，其首倡“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意在抬高画家地位，并“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论”。张彦远此书有：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又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宫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张彦远之此“体”以“图形”为本，其所比附“字学六体”中“鸟书”一体及“六书”中“象形”一体近似画体，所以张彦远所论绝无“书画同笔同法之意”。倒是其“同体”说在论“论顾陆张吴用笔”。①有“书画同源之意”，由此知中国文字之为象形字，见《宣和画谱》记黄启宝：“书画本出一体”，盖虫、鱼、鸟迹之书皆画也，故自科斗而后，书画始分，是以夏商鼎彝间，尚及见其典型焉，及宋人郑樵始将张彦远之“书画同体”论悄悄改为“书画同出”。“出，生也”，“生，起也”，明代口语便将“起”与“源”连缀成词。明季、何良俊《四友斋画记》即有：“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是也”，清代张庚《画论论性情》则释读汉杨雄，杨子云曰：“书，心画也，心画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画与书一源，亦心画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后来的邹一桂更明确指出了“六书始于象形，象形乃绘事之权舆，”并且书是为“济画之不足”，宗画史传言，张彦远论“用笔”使“书与画”相联系，宋人郭熙《林泉高致》亦有“笔与墨人之浅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纵，又焉得成绝妙也哉，此亦非难，近取诸书法正与此类也……”。
自此张彦远之“工善者多善书”至郭熙“善书者往往善画”衍变为后来之“善书必能画，善画必能书”之论，至元季，理论上已完成了“书画家的双重身份论”为后世援画入书，以书入画提供了全部依据，赵孟\即是以书入画之证者。石如飞白木如籀… …如果我们有察微之心眼，也不难看出后来的黄宾虹的书法成就，便有以画入书的奥妙所在。其晚生者林散之更承其衣钵，甚至于墨法也用在其草书中了。元季柯九思有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与之相左，我们也对现当代美术稍稍作一回顾，便有西学归来创艺术革新论者如林风眠，就明确反对绘画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反而会掩盖绘画的基本功能，及至其后学吴冠中所言“笔墨等于零”之论。我们不论艺术大家的理论如何，其实践之成功者皆为“戴着镣铐的舞蹈”的论点倒是有资可证的。
明季董其昌谓：“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 ，陈继儒则以“古人金石钟鼎隶篆往往如画，而画家写水、写兰、写竹、写梅、写葡萄多兼书法”，肯定“书画同源”的历史维度。至于清代郑板桥有“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古人谓竹为写其通于书也，故石室先生以书法作画，山谷道人以画法作书，东坡居士则云兼而有之”。“作书如作画者得墨法，作画如作书者得笔法”，“书画同源，只在善用笔而已”此类言论在清人论画中更是随处可见，是知此时“书画同源”与“书画同法”已归为同意。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Philosophicae（“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sensitive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Giroux,DavidShumway,PauiSmith,James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intellectuaisandoppositional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MunnsandGitaRajan编：Acultural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New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美术理论研究要不要提倡文化研究？或曰，是否消解学科边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注：S·霍尔指出，文化研究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拥有多种话语（在福柯的意义上，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具备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且所有立场都处在争论中。参见StuartHailCulturalStudiesandIt’sTheoreticalLebacies,见L.Grossberg等编：CulturalStudies,Routledge,1992.pp.278.）状态？对照上述的学科图表，“交叉学科”部分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界著述最多的，在交叉学科不在基本理论。在论文撰著方面，活跃的也是“边缘性研究”，这已成为现时存在的普遍状态。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是一所教育部批准成立、由重庆市教委主管的公办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学校始建于1954年，有南山、学府大道两个校区。美术系位于学府大道校区，轨道交通、公交干道汇集于此，航空、水路、公运、铁路等多种交通出行方式可供选择。美术系现有教师45人，其中高级职称25人、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24人，有重庆市名师1人、市优秀女园丁1人、市优秀教育管理工作者1人;同时，在四川美术学院、美国马里兰州大学以及法国、韩国等聘有客座教授。现开设有美术学、美术学(中国画与数字艺术)、美术学(插画与三维动画)、公共艺术、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空间艺术)、视觉传达设计(时尚艺术)、美术学(应用美术)、艺术设计等专业及方向，现有在校学生1472人(其中，先后赴韩国交换学习学生22人，赴中国台湾交换学习学生4人)。
美术系专业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充裕，师资力量雄厚。有专业教学场地面积15400平方米、实验实训室近2000平方米;有专业图书、画册、期刊、光盘和软件共计4000余册(件);有校外实训、实习、就业基地30余个;现有市(校)级教学团队共5个、精品课程共6门，承担了教改项目共25项，获教学成果奖共11项;有学术研究、科研创新团队共2个，承担了市(校)级科研项目共近50项;教师的作品和论文参加市级以上展览和公开发表近700幅(篇)，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近100项，教学论文等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教师申请国家专利10余项，主编(著)教材、作品专著60本(部)，其中《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丛书》被全国20余所高校选用，共出版10万余册。
美术系学生作品在众多省(部)级及以上专业竞赛活动中屡获佳绩。学生参加教育部“全国大学生艺术作品展演”、“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中国环境艺术设计学年奖”、“中国美协‘未来之星’大奖赛”、“重庆•长江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重庆•中国西部工业设计明日之星作品大赛”等赛事，获奖共近60项、省(部)级奖200余项;同时，美术系每年都要举办“学生作品年度展”、“毕业作品展”、“学生社团作品展”等专业赛事，并组织学生参加重庆市高校服装专业优秀毕业作品联合展演活动，中央二台、人民网、中国教育网、搜狐网、新浪网、凤凰网、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等几十家主流媒体先后进行了报道。
美术系学生工作以“抓常规、浓学风、重规范、强素质、促就业、创品牌”为主线开展工作。一方面，积极围绕专业教学，着力培养学生专业思想和艺术素养，提升学生专业水平，夯实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正确引导学生争做有孝道、有理想、有理论、有理念、有理智的美术学子，促进学生情商培养和提升，拓展学生综合素质，打造学生就业综合竞争力。相当部分毕业生已成为广告公司、室内装饰公司的设计总监、项目经理和业务骨干，有的成为了基础教育行业专家并多次在全国和市级美术教学竞赛中获奖。近几年来，先后有数十名学生考取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的硕士研究生。
二、2016年拟招生专业介绍
公共艺术 [本科 非师范]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艺术设计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公共艺术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实践技能，能对室内外空间进行装饰艺术设计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造型基础、设计色彩、构成基础、建筑基础、数码图形处理(3dsmax、cad、photoshop)建筑制图与测绘、手绘效果图技法表现、工程概预算、工程材料与工艺、公共空间艺术设计、公共设施设计、餐饮空间设计、陈设设计、展示空间设计、住宅空间设计、公共景观设计、办公空间设计、装饰雕塑、3d场景漫游、设计概论等。
就业岗位：毕业生可到建筑和规划部门、各类设计院所、专业设计机构等从事公共空间、商业空间、住宅空间以及园林景观等设计工作，也能从事相关领域的施工管理工作。
美术学[本科 非师范]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美术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概论、透视与解剖学、素描人物、色彩人物、色彩风景、雕塑、传统油画语言、油画风景、素描人体、油画人体、具象写实绘画语言、表现主义绘画语言、超现实主义绘画语言、照相写实绘画语言、综合材料、综合创意、当代艺术思潮、工笔花鸟、工笔人物、写意花鸟、写意山水、中国古代造型艺术考察等。选修教师教育方向课程：中小学美术教学论、课堂教学技能、美术教师公招应试技巧等。
就业岗位：毕业生能够从事美术创作、美术教育、美术编辑、艺术机构管理，以及美术宣传和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等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本科 非师范]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实践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造型基础、设计色彩、设计构成、电脑辅助设计、图形创意、版式设计、商业摄影、插画设计、网页与界面设计、标志设计、VI设计、包装设计、平面广告设计、影视动态广告设计、型录设计、书籍设计、文化海报设计、设计概论、世界平面设计史等。
就业岗位：毕业生能够从事广告策划与设计、印刷品设计、包装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商场商品陈列设计、网页及新媒体设计、商业摄影及设计管理等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时尚艺术)[本科 非师范]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视觉传达设计(时尚艺术设计方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服装与服饰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实践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造型基础、设计色彩、设计构成、计算机辅助设计、服装工艺、服装效果图表现技法、服装设计思维训练、成衣设计、立体裁剪、服装材料与面料再造、创意服装设计、时尚摄影、针织装设计、化妆造型、服装展示设计、平面纸样结构、服饰配件设计与制作、服装设计概论等。
就业岗位：毕业生具备设计造型能力、市场分析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能够适应服装服饰艺术设计行业发展的需要，从事服装、服饰品的设计、制作和营销等工作，也能在相关时尚设计领域从事设计、制作与管理等工作。
三、2016年录取规则
1.考生体检必须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规定。
2.重庆市考生认可重庆市统考成绩，其它省(自治区)考生认可我校组织的美术专业校考成绩。
3.按综合成绩(综合成绩=文化成绩÷文化成绩总分×30+专业成绩÷专业成绩总分×70)排序，德智体美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四、2016年招生计划(暂定)
专业名称
重庆
三校生
美术本科（非师范）招生计划
备注
重庆
江西
山东
陕西
山西
福建
广西
美术学
37
8-10
大一下期末可申请转专业；重庆三校生限招服装设计与工艺类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
80
10-15
15-20
7-10
15-20
8-10
公共艺术
81
10-15
15-20
15-20
7-10
7-10
视觉传达设计
（时尚艺术）
10
27
8-10
建果（杨建国）先生自幼生长在终南山下，长安韦杜之间，这些被唐代诗人每每描述讴歌过的景观，也深深感染着他。在他笔下，无论春之清新、夏之郁秀、秋之竦淡、冬之沉郁，都取之对秦岭、终南的感受，也无论是风之浩荡、雨之飘落、泉之泠丁、路之隐现，都充满作者对生活深深的爱，因此他的作品很感染人。尽管他在技法上并没有很多奇方怪招，有些甚至近乎是对景写生，笔底还流露出一些生涩感，然而却真实地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感悟和爱。
建果先生是一位十分敬业于自己工作的人。他一生教过书，搞过文物考察，也从事过旅游工作等，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以真诚、敬业的为人准则去对待。在西北师范学院学习期间，他受吕斯百、黄胄等大师教诲、熏陶，热爱生活，崇尚自然。后又研习中国传统书法、绘画，创作中注重随境运笔，无意固守成法。有200多幅书画作品被省、市政府部门赠予国际友人，或为文化部门及博物馆收藏。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大展中获最佳作品奖、一等奖等；2005年获“纪念胜利60周年书画大展”金奖(北京)。在从事美术辅导工作中，他所教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升入西安、上海、北京等高等美术院校，毕业后成为高等美术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骨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建国从事旅游景点规划设计和古建筑美术史研究工作。由他主笔制定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出土地《陕西省法门寺文物旅游区总体规划》，以及大型度假设施《中国保健山庄总体规划》等，受到陕西省、国务院和有关方面的赞誉。已发表的论文《中国传统建筑彩画源流初探》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缜密的科学论证，将我国传统建筑彩画有证可查的历史上溯了3000多年，并且推论其上限应在7000至8000千年间，即与彩陶同期。
他这种为人品格也体现在他的画风上。画无论大小，都精益求精，画风选择了求真的一路。“真味可品”。从古至今，都把真善美做为美的一种标准，这大概也是建果的画之所以求真的缘故吧。中国画求真并不是照相式的，它寻求的是一种意象的真，是一种比真物更集中、更典型、更能打动人的真，建果正是在寻求这种真。
从他的经历看，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书画。上学期间，学的是一些美术基础知识，毕业后又辗转于文教，旅游等战线，也不会有更多机会去钻研学习。然而他却酷爱中国书画，所喜近年有了集中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自己酷爱的书画艺术。画了大量的画，都不曾送人、展出、出版宣传过，更没有卖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总觉得是个人兴味之作，不值得拿出去。好一个“个人兴味之作”！这不正是倪云林“逸笔草草，聊以耳”思想的延伸吗？倪云林的作为，不只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同时也在于他为中国画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从个人兴味出发，恣情抒发自己的心境。也许当他“聊以”时，并不曾想过也曾慰以别人，慰以后人的，然而这却成了中国画理论思想的一个闪光点。建果的画里显现了这种“个人兴味”的意趣，而且刻意在追求某种表现方法。坎坷的经历曾耽误了不少时光，然而却也为建果增加了别人未曾有过的阅历内涵，它在建果的兴味之作起到无法言传的作用。按照自己的兴味，沿着经历所给予的感悟，精益求精地画出自己心中的山河世界，这就是建果作画的路。
杨建国(建果)，1935年生，陕西长安人。现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诗词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美术师、陕西英才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任、陕西金石书画院名誉院长，2004年被评为“西安市文明市民”。
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以及省、市电台、报纸等对其成就均有报道。其生平简历被分别收入《中国文艺家传集》(全国文联)、《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词典》(全国美协)、《世界名人录》(香港)等20余部大型辞书。2000年，《建果国画作品优选》入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编辑的《跨世纪・中国美术家艺术成就・优选画库》；同年入选陕西电视台“陕西百杰”专题；2005年被《古都文萃》杂志等组织群众和文艺界专家评选为“德艺双馨艺术家”，2007年入选《走向世界的十位书画大师》专辑等
(责编 钟秀梅)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和美术研究机构中原有的“美术史及美术理论”专业被陆续改称美术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有关部门又将美术学定为艺术学 一级学科 下属的与音乐学、戏剧学等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从那时起，美术学正式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在中国诞生，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美术学作为艺术学科的一个分支，涵盖了视觉造型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的广泛领域，是艺术学领域的支柱学科之一，在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个重要作用尚未引起普遍的认识，与发达国家比，美术学的社会地位和普及程度相差甚远。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 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 。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著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在经过以上的论述后，我们便可以知道《美术学博士生毕业论文文丛》这套选题的意义。这套书实际上是在检阅着我国美术学研究的新水平，虽是博士生的成果，博士生的背后是导师。所以，这套书汇集的成果将包含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学术智慧。与美术学研究的以往成果比，这批论文在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新的发展，相信对我国的美术学建设乃至整个美术事业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美术不仅仅是赏心悦目的生活课题，还是博大精深的学术课题，它反映着民族的历史积淀，也预示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状况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状况的标志。荣宝斋出版社正是站在这个高度上去对待这一选题，希图让更多的读者通过这一套书不仅了解美术 包括东方和西方、古典和现代 ，也由此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人类的生存价值。
传统中国画的国际化是阳小毛教授必须面对的课题，阳小毛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早在2002年公派去法国学习期间，就有一个问题缠绕着他的思绪，偌大一个巴黎，几百家画廊、艺术馆、博物馆，却很难见到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国画，不是欧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欧洲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段中不可能明白中国画的玄妙，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的对接需要时间去磨合。
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画家，阳小毛十分清楚这一点，要让欧洲人看懂中国画，那么中国画的国际化，中国民族绘画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艺术家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中国画的绘画语境当随时生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巴黎期间阳小毛与来自国内各美术学院的教授艺术家学者探讨这一命题。他欣喜地见到一些毕业于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在法国春季沙龙、秋季沙龙中所作的各种尝试，异国的环境迫使他们求变，他们汲取许多西欧艺术的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画，使之中国画更具现代意识，也就更易于让大胡子的老外大致明白，起码是先从视觉上产生共鸣。他开始以国际化的目光关注传统的中国画，如何让中国画走向国际，自觉地成为他的一份责任，青年时代他对西洋画的民族化进行过深入地学术探讨，阳小毛教授是在西方形式构成美学理论影响下切入中国画的，然后回归到传统。他发现中国传统绘画与现念是吻合的，只是如何丰富传统形式的艺术表现值得去尝试。他十分关注中国画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他要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画。自2001年他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之后，2010年到来之际画家阳小毛将自己的画展办到了韩国的国会，韩国的国会副议事长以及许多的国会议员观看了画家阳小毛的画展。画家阳小毛的作品被收藏，许多阳小毛早期的创作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些90年代的大量印刷品在收藏界流传，并有学术论文译成外文在一些国家与地区传播。
画家阳小毛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西洋画，随之公派赴法国巴黎深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阳小毛将传统的中国画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传统与地域的局限，与其他本土艺术家所不同的是，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投向了一个更加广大的视域。
艺术简介
阳小毛：中国著名画家，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百杰艺术家。大学本科攻读西洋画，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绘画艺术，公派赴法国巴黎研修欧洲美术，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画在国内收藏界和海外广泛流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画家阳小毛对中国画新视域的拓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全国许多媒体《中国画家》《当代名家》《美术时空》《书画名流》《文化娱乐》等专题介绍画家阳小毛与作品，专版介绍《画家阳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水彩艺术》丛书，曾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各类奖项，两次荣获市政府奖。
1998年中国画《女性之光》参加日本东京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并由《北京日报》《中国日报》予以报道
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并由《华盛顿邮报》《美术报》予以报道
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并由《欧洲日报》《欧州时报》予以报道
1989年《祖国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阳小毛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民族美术出版社出版
论文《陷入温柔泥沼的当代美术》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精神的追寻与放逐》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漂泊的家园》发表于《北京日报》
论文《水彩特质的雨雾欧洲》发表于《美术报》
关键词：展览；全国美展；多元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6-0275-02
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既有推动时代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作品来源和艺术品性上说，全国美展已经成为国家的宣传机器，而使个性化特征不是很强烈，历届美展在作品的展示方式和氛围上似乎没拉开距离。随着双年展、学术性展览及艺术区等展览活动的兴起和国外展览制度对全国美展的冲击，更彰显出全国美展的不足。
一、展览的阐述
展览作为一种现象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产物，起源于一些私人把自己的藏品呈现给公众的要求。艺术展览是在这种活动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形式，今天已成为将艺术家的创作和公众发生关联的一种特定而有效的方法。从艺术作品——艺术展览——艺术的接受者这个艺术生态链上看，艺术展览占据着重要位置。只有通过众多的展览才能为当下艺术的多元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展示平台。今天美术界的展览形式多样，种类繁多，甚为壮观。
二、全国美展现象下的问题意识
（一）全国美展下的意识形态
以政府投资扶持的全国美展是中国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国家级美术作品展览。其目的便是弘扬主旋律，让艺术更好的成为继政治意识形态之后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艺术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要远远高于艺术展览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因此全国美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而这个局限则来源于艺术与政治之间潜在的对抗关系。而现代艺术的价值在于，艺术能对既定的政治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提出问题，艺术家便通过捍卫艺术本体与自身的独立性来保持艺术批判时的精神性。就现代艺术的本质来说，艺术与政治、道德的对抗注定了中国的当代艺术无法摆脱这种具有悲剧色彩的命运。
（二）传统艺术在中国的地位
传统艺术在中国有着坚实的基础，而且分工很明确。与传统艺术有关的艺术协会与艺术组织在中国有几百个。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主要工作，而展览的作品评选工作，是由各省市的下级分会来层层选拔，最后进入全国展览。想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必须有三次参加全国美展的证书，同时也首先是地方分会的会员。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筛选，使得美协会员成为许多艺术家向往的一种荣誉。会员身份也确实成为衡量艺术家水平与成就的标杆之一，它也会带给艺术家在艺术体制内相应的其它待遇。
（三）造成全国美展现行模式的原因
综述历届全国美展的模式过于类似，选题中庸，缺乏看点。其中美协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的身份直接导致了策划团队人员结构的单一化，人数的众多与权利的平均也导致了主题的模糊与折中。由于策展团队在知识和学术渊源上的相似性，这也包括了他们对架上艺术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其他形式的作品，造就了“以架上艺术为主”的策展理念和作品选取方式，但是却忽略掉了其他形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在全国美展中我们只看到国家和政府的参与的外在模式，而没有看到展出内容的有效性。因此，在这样的一种操作模式下，既不利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同样不利于文化战略的进步。
三、国内双年展、策展人制度的出现及国际艺术双年展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当代艺术由于其前卫特性，很难被体制所接纳，这意味着那些“在野”的艺术家很难参加官方举办的艺术展览，作品也很难被官方的艺术机构所收藏。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改观（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上海双年展吸纳了部分当代艺术家参加，这个由政府支持的艺术展，可以被视为当代艺术被体制所接纳的一个案例）。一些展览接纳了当代艺术，但展出的仍然不是在世中国艺术家中最前卫的的艺术作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过审查的策展人机制和双年展体系得以发展。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已经开始由批评家来策划展览。1992年“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是建立中国艺术市场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为双重目标，积极引入社会资金的全新展览模式，此次展览第一次以非官方的形式举办全国性的美术展览；第一次在大型展览中采用策展人制度；第一次由企业出资赞助展览。此后，一系列当代艺术展都采用了不同于官方评审团制度的策展人制度。如1993年在香港举行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策展人是张松仁。同年，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参加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是意大利批评家奥利瓦，他来中国考察了以后，选中了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而这批艺术家清一色都是当代艺术家，这是中国艺术家作品首次进入到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1994年，这批艺术家又参加了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国际双年展给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使他们在国际上不断受到关注。
四、艺术展览的策划和现、当代艺术展览馆的定位
在现代社会中批评家作为策划人，负责将有效的艺术语言收集起来再传播给社会的责任，展览是批评家用以体现独立批评意识的物质媒介。对于每一个展览应该有明确的主题，进行提炼，认真推敲，要尊重对这一问题最有研究的专家，而不是找有行政职位的艺术界人士决策。艺术展览的策展是一件十分严肃的研究工作，首先要有对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了解，对艺术史有深入的研究，对当代艺术思潮的把握，对艺术形式、材料、技术等语言变化的敏锐感受，还要具有与艺术家及社会不同阶层的公共关系，对大型展览的全面组织和协调的能力，对经济成本的控制，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等等。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型展览策展理念的提出与阐释，要求具有清晰的艺术思维和良好的文字、语言表达能力。
现、当代艺术展览馆既是一个社会与时俱进的思想前沿，又是追究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反省和批评的一个现场。艺术展览馆自身学术形象是否鲜明，在于其独到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文化洞察力。而这一切又是通过规范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并重的制度建设来体现，其中以确立自身的学术架构为重点。我们必须继续按国际规范加强艺术展览馆的专业性，使展览馆在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典藏教育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向国际优秀的展览馆规范化操作模式水准看齐。同时，我们必须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态度，在本土文化建设和国际交流语境中形成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地位，巧妙地与本土社会互动，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建设打造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文化平台。通过策展的规范化管理，一个现、当代艺术展览馆才能实现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所不容替代的文化建构作用和不容推卸的文化反省角色，并由此体现出我们国家自身独有文化原创的特色。
五、结语
21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中国艺术，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艰巨的国际性挑战。我们应该也必须采取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博大的心胸，继续学习世界上对我们国家艺术发展的有效经验和伟大成就。深刻的总结和反思自身文化走过的道路和得失。坚持艺术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这仍然是我们期待社会和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和体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们所处的时展趋势，一方面也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客观需求。一个社会中成熟的艺术文化和公认的成就，从来就不是依靠行政界的参与或搞几次“运动”就可以企及的，成熟而卓有社会成效的艺术文化，应该是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自觉的行为方式。展览制度应随着中国和世界美术态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的得到延展和完善。它将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之路相伴随，必将在艺术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以及商业化和反商业化的过程伴随之中，走出能够彰显自身品格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卢昕.中国美术馆学概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6.
[2][美]简·杰弗里.[中]余丁.向艺术致敬中美视觉与艺术管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