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7: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后结构主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古德 家庭观 后结构主义
1964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古德出版了家庭社会学名著――《家庭》，受到了社会学界的普遍重视。 1982年得以再版，再版时作者对该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再一次系统重申了他的学术思想，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1986年，中国学者魏章玲将《家庭》一书翻译成中文，中译本的出现，为我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本论文中，笔者意在从对古德家庭观的认识出发，尝试解析其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
一、文献分析与推导
1. 问题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上对于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反映在家庭研究上表现为家庭结构趋于多样化，家庭功能多元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社会学，也引起哲学、史学、经济学等各界学者的注意，推动家庭社会学的现代化并向应用科学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古德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成为其家庭研究的黄金时期。
笔者在进行专业课学习时，对古德此阶段的家庭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认真考察了古德思想中的角色关系、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的联系、工业社会中的亲属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并意外地发现其思想体系中的后结构主义影子，而绝非是利用后结构主义思想解释古德的家庭观，这是对古德家庭观的新理解，也是对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笔者根据已有文献推导出对于“多元差异”分析框架的文本性建构，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多元差异”包括多元关系和相对差异两个子框架。综合已有文献，笔者发现在古德的思想中，存在“多元关系”（包括工业社会中的多元亲属关系等）和“相对差异”（男女两性相对差异）的相关分析和描述，而这一分析和描述与同一时期在法国兴起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承认“差异”和“去中心化”）在理论认同方面有相契合的部分。据此，笔者从后结构主义与古德家庭观的关联出发，利用这一分析框架解析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表述。
2. 关于古德思想的研究
回顾对于“古德”思想的研究，文章不在少数。魏章玲在《评W・古德的一书 》③中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重视理论观点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作者认为，古德的理论核心是经验研究关系的一种结构或体系，并非常重视数据，反对想当然的推理方法。二、强调家庭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认为社会是通过家庭来取得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三、主张男女平等，作者认为古德全书中贯穿了这一基调，并在角色分工上打上这一烙印。 四、作者认为，古德通过对西方、日本、中国、印度等国传统制度的比较，概括了全世界家庭模式的主要发展趋势，指出工业化并不能解释一切家庭变化。
而对于古德“亲属群体和关系网”的研究，蔡禾等在《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④一文中认为：美国社会学家古德(Good,w.j)的家庭研究支持了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以血缘为核心的亲属支援模式会慢慢扩展到以包括其他次属关系的社会支援模式。
与之不同的是，在《家庭革命》⑤一书中，作者陈功认为：美国社会学家古德是趋同论的代表人物，指出工业化改变家庭制度的进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着的，尽管出发点不同，发展速度和道路不同，但都朝着“某种类型的婚姻制度”在发展，在婚龄提高、离婚率增加、家庭核心化、功能减少等方面都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趋同一致，并且这种趋同现象也是符合工业化发展需要的，等等。
尽管对于古德家庭观的研究种类繁多，观点多样，但是主要的研究趋势是对古德观点的理解与描述，理论上的深入考察比较少。因此，笔者对于古德家庭观思想进行深入考察并对权威理论进行重新梳理，探讨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
二、后结构主义与古德家庭观的关联
1. 时代背景的关联性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学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西方家庭社会学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变革及其趋势，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离婚、生育率、两性关系、非婚生子，到人工流产、试管婴儿、同性恋、丁克家庭等等，并对未来家庭作出种种预测。而这一时期的美国因为越战的失利，社会中弥漫着消沉颓废的气息，所以，嬉皮士、性解放、权利归花儿（意思是通过爱情和非暴力实现社会改革）等现象相继出现，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潮，这一时期的古德，也迎来了他家庭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家庭》一书的出版发行。
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思潮也在法国悄然兴起，并在美国盛行起来，主要代表人物有德里达、拉康、福柯、利欧塔等等。后结构主义思潮对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在批判结构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思潮，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后结构主义对当代各种思想文化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后结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理论的基础,从文学批评、政治理论、文化研究到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所不在。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极为广泛和无定形的思想流派，它的很多特征，如差异、去中心化等概念在古德的家庭思想中都有所体现。
2. 思想内容的关联性
古德在家庭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并不仅仅在于将家庭社会学的一些已知的命题归纳为原理、假定和定义，还有对社会变革中的家庭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工业化与家庭，性别模式与社会地位之变化，扩大的亲属关系。有学者指出：“工业化是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出现，也主要是受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法国学者德里达为后现代分析提供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研究路径，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姿态，而是介入伦理和政治的转型姿态，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景，去叛逆霸权的思想和行为，后结构主义研究取向在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亚领域中尤为明显，其中之一就是女性主义作家运用解构主义⑥分析父权话语”⑦。古德虽然不能称之为女性主义作家，但是从他关于“性别角色”的研究可以窥探出解构主义的踪迹，例如“差异”“多元化（非中心化）”概念等，古德认为男女两性在能力和才干上的生物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两性差异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个体在获得性别角色时，途径是多元的，包括工具性职责、表意性职责等等。
鉴于此，笔者对古德家庭观中出现的后结构主义现象进行一一表述。
三、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表述
1. 何为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理论化的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去中心化”、“差异”、“多元化解构”等是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认为“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客体――主体性的人和社会（结构），在后结构主义者的视野中已经不存在了，社会结构也已经由形构走向了彻底的解构”⑧。虽然后结构主义最早出现在语言学及文学评论上，但是，在现代社会学领域中后结构主义的表现，主要在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是指在研究中直接采用后结构主义的相关术语，如布赖恩・特纳塔提出的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选择性亲和”⑨。隐性是指在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或方法。而古德的家庭观中正包含着隐性的后结构主义思想。
2. 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表述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差异”（多元关系和相对差异）的分析框架对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进行分析。在“相对差异”和“多元关系”的子框架下，分析古德角色关系、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中的相对差异，亲属关系网络和工业社会家庭中所体现的多元关系。
古德在探讨家庭中的角色关系时认为，男女两性在获得性别角色时存在“差异”，“意识形态、组织协作、社会压力、经济资源都会对家庭性别角色的分工产生影响”⑩，体现在两性角色关系上主要是“夫妻关系”等，也可以说是权威或是说权力关系，在夫妻关系中，古德以为男女双方在家庭中，所占有的资源存在“差异”，所遭受到的社会压力也存在“差异”，于是，在如何维持家庭稳定上，“如果男女双方都有利他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双方在冲突中都能让步，或是双方有关对方角色行为是否合适的看法相似，或双方在相互交往中都能找到更多的价值，我们就能预言，他们的婚姻关系会比较完满。”⑾也是夫妻双方协作完成的，所以可见这种差异是相对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最幸福的家庭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里，传统权威遭受了人们的非难”。⑿新型家庭权力关系在人们的需要下应运而生，即承认“相对差异”的情况下的家庭男女平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反传统的思想方式，“承认差异下的平等”赋予了前现代现象――“传统”更大的重要性（罗斯诺，1992年）⒀。
在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的解析中，古德意在证明，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和社会内部社会分工（两性分工）主要是由阶级对立决定和引导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人存在生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生物性差别不能作为社会分工的依据，古德使用“历史性社会分工”这样的话语来证明他的观点，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自我解构，打破了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元对立，确切的说是对形而上学的以“ 阶级”的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之解构，同时在古德家庭观思想中也存在后结构主义的“一致性”，即“思维（理性）和存在（事物）的同一性”⒁，对于两性的劳动分工，男子有可能享有更高的特权，例如“行动自由、不照看孩子、能选择更有趣的职业”⒂等等，古德也认为在先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这也是男子的理性选择，古德在社会分工的社会现实中找到了验证，并站在现代化的角度上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予以解析，也是古德思维与现代两性分工这一事实的一致性，因此也证实了“差异”是相对的，也是笔者在“相对差异”的子框架下希望予以验证的。
同时，古德也认为，在传统的社会中，亲戚关系被看作是核心家庭和复合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关系，是由有组织的血统群构成，就像中国的宗族、日本的同族一样，是大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组合，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与更多的人、群体和组织发生社会关系呀，远比以往的社会要频繁的多，而其中有些外界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比亲戚关系网要重要的多。因此，人们可以完全回避亲戚。这就是说，在现代条件下，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⒃由此可见，当一个社会实行工业化时，宗族、世系、亲属或其他血统群体就会遭到削弱和衰退，亲属关系网这一处在中心地位的社会支持系统随之瓦解，中心的地位丧失，也是亲属关系网“去中心”化的完成。但是，古德也承认，即便中心地位丧失，亲戚群体还是会继续存在，成为工业化的阻力。那么，这时的家庭模式该走向哪里？古德以为，在全世界，家庭模式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母系制衰落、共同的亲戚群体的影响的下降、嫁妆和聘金的流行程度下降、男女婚龄缩小、近亲结婚减少、离婚率升高等等，我们不难在古德对于家庭发展趋势的总结中看出：现代家庭中婚姻形式的多元化，例如，离婚率升高，传统家庭模式解体，于是家庭危机产生，嫁妆和聘金流行程度的下降，自由择偶的比例扩大，共同的亲戚群体已不再是夫妻双方的依赖，人们的交往群体由初级群体发展到次级群体，交往对象由单一人群向多元人群转变，妇女地位的上升，妇女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也使得男女两性不仅在生物性别，还包括社会性别上的相对差异的产生，也就是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男女双方在家庭中，所占有的资源存在“差异”，所遭受到的社会压力也存在“差异”。
可见，在古德思想里，家庭的发展形势就是家庭的主客体在多元范式下的相对差异。纵观古德的《家庭》一书，从分析传统的家庭模式与家庭关系出发，发展到工业社会中家庭的特点，再到对家庭变革（本文特指离婚率的上升）领域的问题分析，我们能够清晰得里结出他对家庭结构的解构。
四、结论与反思
本文在建构“多元关系”和“相对差异”的子框架下，对古德家庭观中的角色关系、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家庭变革等几个方面进行解析，而强调“差异” “去中心化”是后结构主义者的共同特征，笔者试图从“多元差异”的分析框架中找寻后结构主义的特征。
首先，古德在论述性别角色和两性分工时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中两性地位不再是由单一的先赋条件决定的，而是由受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等多方面决定的。因此，个体在获得性别角色认同的渠道的多样化，多元化的渠道也使两性在社会分工存在差异。然而，就多元化视角下的两性差异，同样是在“多元差异”分析框架下得以解构。
其次，我们也看到，家庭所面临到的危机情况，在传统社会支持系统整合能力减弱的现今，使得本应处于中心地位的亲属关系网濒临瓦解，去中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另一个角度说，古德家庭观中的“差异”与“去中心化”是在传统和现代的转型中发生的，不仅仅是在“话语分析”的范畴，更多的是在对步入工业化的现代家庭的解构。
但是我们也看到，古德思想中的理论范围较广，观点种类多样，笔者也只是有意识地选择其表述中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的部分，这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巨大的变化下，家庭在传统与现代的嬗变中，所表现出的后结构主义现象。正如德里达认为，“后结构主义具有一种跨学科的语境，他作为一种整体的研究取向还没有出现，新的和旧的处于一种非寻常的、非线性的关系之中。”⒄
【参考文献】
1. 古德著，魏章玲译. 《家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2. 乔治・瑞泽尔著，谢立中译 . 《后现代社会理论》. 华夏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
3.夏光著. 《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4月.
4. 郑乐平著. 《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 2003年3月第1版.
5. 周怡著. 《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3月.
关键词：互文性 电子超文本 网络
由于光盘技术及万维网（WWW）的广泛应用，电子超文本正在迅速深入我们的生活。它既是一种新技术，又代表了一种新理念。这种理念与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此，超文本理论家公开予以承认。兰道便指出：超文本与晚近文本及批评理论颇多共同之处。超文本重新提出了巴特和德里达关于作者、读者及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设；为超文本提供了标志性特点之一的电子链接，也将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的观念具体化了。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几乎同时，但它们的会聚并非仅属偶然，因为二者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1]波斯特也认为：“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2]这种理论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关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译“文本间性”）的主张与实践。
一 “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一词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为在编织时加以混合。在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意指通过归因发现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它文本（或意义）中析取或据以建构的。它着眼于特定文本（或意义）与其它文本（或意义）的联系。互文性是广泛存在的。兼综诸说的教材或旁征博引的史书固然颇富互文性，即使是号称“独创”的文学作品，同样依靠互文性来建构与展示自己的内涵，用典就是诉诸互文性的常见手法之一。当然，互文性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样是改变与影响文学实践的重要因素，读者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在文化环境所处的地位也形成至关紧要的互文性。互文性虽然广泛存在，但学术界公认它作为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克里丝蒂娃发明的。
朱丽亚·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语言学教授、符号学家、小说家与修辞学家，欧美学术界知名的学者。她于1964年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攻读博士学位，自此定居于法国。1968年，她加入了左翼学生运动。1973年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于1984年以《诗歌语言中的革命》为题出版。1974年起，她在巴黎大学担任语言学教师，并不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课。她的学术生涯是从语言学开始的。其后，她吸收了弗洛依德与拉康的演说，变成了精神分析学家，但又将这些先驱者的学说与后现代语境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出版的著作涉及符号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哲学、政治学、神学，以至于半自传体的小说。克里丝蒂娃曾以其学术贡献获法国政府奖励。
在《词语，对话与小说》等论文中，克里丝蒂娃试图打破关于文本系由作者所规定的传统观念，主张一切能指系统都是由它们对先前能指系统的变形方式所界定的。文本并不单纯是某一作者的产品，而是它对其它文本、对语言结构本身的联系的产品。根据她的看法，“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引文的马赛克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铸与变形”，[3]任何文本都受读者已经阅读的其它文本及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在博士论文《诗歌语言中的革命》里，克里丝蒂娃进一步发展了互文性的概念。弗洛依德曾经区分出在无意识中起作用的四种过程，即压缩（condensation）、移置（displacement）、视象（visual images）与润饰（secondary elaboration）。[4]克里丝蒂娃加上了另一种过程，即从一种符号系统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变换（transposition）。在上述过程中，旧的系统被解构，新的系统得以产生。新的系统可能运用同样的或不同的能指材料，变化多端的诸多意义彼此交迭，这就是互文性的由来。“互文性”这一范畴表明：每个文本都存在于与其它文本的关系之中。事实上，与文本及其生产者的关系相比，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要得多。既有的文本为其它文本的创造与阐释提供上下文。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正是将特定文本定位于某种文体，才能对它进行恰当的说明。不过，互文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学概念。因为它反映了文本边界的流动性，同时也表现了文体功能的某些混合。写实小说（faction）可以为例，它是“事实”（fact）与“虚构”（fiction）的融合。
克里丝蒂娃提出“互文性”的概念，所针对的是将文本视为自足的封闭实体的传统。她宣称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变形。这一范畴获得了其它后结构主义者的首肯。巴特探讨了在文学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物的看法。德里达则将互文性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将文本理解为自我参照的系统。不仅如此，“互文性”是相当宽泛的，不只适用于文本之间、书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适用于文本与前在的能指系统的关系。所谓“能指系统”，可能包括社会话语的“文本”或主体身分。它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求助于传统作者观念的解释文学与非文学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自足的、密封的、置前景的能指系统被转换成为有所待的、开放的、置后景的能指系统，写作也成了反复再反复、重写再重写的过程。
二 互文性与解构
德里达以对西方从柏拉图以来重语音轻文字的传统的批判树起了迥异于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旗帜。他不仅着力避免在赋予“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的同时排斥“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将赋意过程看成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他说：“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自身在场并且仅仅指涉自身）。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上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5]德里达作为前提加以肯定的综合和参照，并非发生于文本内部，而是发生于文本之间。作为阅读对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场的，但它的意义不能由自身的指涉获得，而只能在与不在场的其它要素的联系中赋予。因此，他的理论与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的主张是同气相求同，同声相应的。
德里达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这一新词来概括文字以在场和不在场这一对立为基础的运动。根据他的解说，延异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一解释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电子超文本的特性。电子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这些文本单位因为彼此之间存在间隔（不构成连续文本），才得以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间隔是积极的，是联想生成的空间。当然，间隔使得这些文本单位彼此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得锚地的在场与否成为一种悬念，当我们点击网页上的链接、在经历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来的是浏览器上“此页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体验到间隔本身的消极性（这是阅读连续文本时体验不到的）。构成文本单位之联系的链接因为这些单位之间的差异而得以延续（从一个页面指向另一个页面）；反过来，链接本身又因为上述延续而产生变异（页1与页2的链接并非页2与页3的链接）。这种因异而延、因延而异的运动正是电子超文本所固有的。诚如德里达所言，“作为文字的间隔是主体退席的过程，是主体成为无意识的过程。”[6]因为有间隔，链接才成为必要；因为有链接，间隔才不是纯然无物的空白，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字。间隔出现时，原有的阅读或写作中断，主体从而退席；但是，这种退席与其说是撒手而去，还不如说是新的出席的准备。间隔也促成了用户心理由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化，这种转化不过是相反的心理运动的前导。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场、新的文本出场之际，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用户尽可抓紧时间从事其它活动（打开另一个浏览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间隔增加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干扰。但是，这段时间亦可被用户作为反思之用，有助于从新的内心视点审察先前浏览的文本，因此，间隔又增强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理性精神。这就是超文本的间隔所包含的辩证法。 德里达所铸造的“延异”一词，表明了后结构主义与自己的前身的差别。结构主义看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认为结构的各种要素是同时出现的。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注意到要素在时间上的差异。“延异”之延，正是时间性的；“延异”之异，才是空间性的。因此，“延异”恰好是时空的统一。理解“延异”这一概念对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种路径可以通过地图等形式在空间中展示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路径却不能同时加以探寻。因此，超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当用户选中某一种路径时，其它路径在空间上便由在场转化为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相应也就被延缓下来。当然，这种延缓并不是结构的破坏，而是超文本的结构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寻之外总是存在新的探寻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转，奥妙无穷。德里达所谓“延异”实际上是将结构理解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a chain of 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则使这种意指链从观念转化为物理存在，从而创造了新的文本空间。
德里达还使用“播撒”来表达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义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达看来，意义就像播种时四处分撒的种子一样，没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断变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结构，而是曲径通幽的解构世界。不存在所谓终极意义，那么，表意活动的游戏就拥有了无限的境地。这个隐喻同样可以移用来概括写作与阅读电子超文本时意义的变化。如果说线性文本强调文本的内部关系、因而强调意义的会聚性（所谓“主题”正是这种会聚性的概括）的话，那么，超文本则更为重视文本的外部关系，因而使意义的发散性显得相当重要。漫游于电子超文本网络之中，我们从一个页面进入另一个页面，也就是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这种运动是随着我们的兴趣而延续的，通过阅读所把握的意义随着上述运动而“播撒”，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终极。即使上网时心存中心（例如搜寻特定主题的资料），这种中心也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网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为用户的时间和支付能力所决定的间断，但这种间断并不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对终极意义的领悟，不过是新的漫游的准备。 我国古代治学传统中，早就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分别。德里达眼里的读者，同样有着重主观与重客观的分野。重主观的读者自以为有权力随便增添什么东西，重客观的读者则拘谨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东西。德里达认为这两类人都不懂得阅读，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进行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文本自身解构而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tion of meaning），依赖于文本而又不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也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或说明。它强调互文性，企图抹去学科界线，这在精神上与超文本相通。
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7]超文本的阅读同时也是写作。网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众所周知，解构阅读和传统阅读的最大区别在于‘可写’和‘可读’，传统阅读是重复性的可读，解构阅读是批判性的可写。……网络上面的联手小说，正是这么一种解构阅读产生的怪胎：没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线索，没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类的群众伦理诉求。每个续写者都只是他对于原来的文章进行解构阅读后的主观观察和本体理解，他没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着在公认价值体系下的统一所指，在网络联手的过程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联手者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环境。”作者参预发起的网络联手小说《守门》（eway.963.net）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角色参加进去。“角色扮演类型的《守门》让每个人保留的独自的视觉，任何场景和事件都是个体的感受，与他人所知无关，这是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人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网络联手小说中，道德、价值观念、文笔、风格都成为了段落性的个别东西，整个情节发展只有能指，没有所指。重复的只是某一个具体生命由于其经历和所思所感在一次叙述中的表露，那不是历史道德的积累，也不需要反映狭隘区域利益的法规。在传统媒体社会中，个体生命感觉的文化表达总是很难拥有最大传播范围的可能，而网络角色扮演小说让这种个人自由叙事伦理得到一个最广阔的相容空间，网络社会环境确实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最大最好的舞台。”[8]
三 互文性与本文
后现代主义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来是个结构主义者，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后倒戈，对结构主义的美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批判，从而转向后结构主义。巴特反对结构主义试图从一个故事中抽取模型、从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再将这一结构应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张将“本文”与“作品”加以区别。根据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与所指相互统一，存在固定的、对应的象征意义，存在作为最终探索目标的所指或意义的结构。阅读的意义就在于探寻这种结构。“本文”的概念则是巴特新创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与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间发生了自由的、无目的的意指，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任何意义都是随时生灭的，没有中心、没有连贯。对“作品”的阅读仅仅是一种理解、一种文化消费，而对本文的阅读则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游戏。巴特的《S/Z》一书，既为后结构主义树立了阅读范例，又为超文本阅读开了先河。这本书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切成561个阅读单元，逐一进行讨论，然后以令人惊讶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将这些讨论组织成交叉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出篇幅远过于原作的文本来。
巴特的“本文”观包含了某种网络的观念。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某个语词之存在，都以其它语词的存在为条件，语词的意义是由其它语词所组成的无形词典所规定的；其二，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也以其它文本的存在为条件，文本的意义同样是由其它文本所组成的无形网络所规定的。巴特心目中的理想文本，是一种链接众多、彼此交互的网络，是一个能指的星系，没有所指的结构，没有开头，可以颠倒。读者可从几个不同入口访问它，没有一个入口可以由作者宣布为主要的。这一理想正为万维网所实现。在万维网上，任何一个作者都可以将自己所写的超文本文件链接于其它任何文件，如果这种可能性被所有的作者都加以探索的话，那么，每个文件就将链接到其它所有的文件，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可能的文本。通过链接，文本分了支，这种分支近于无限，远非任何个别作者或个别读者所能穷尽。万维网既无开端，又无结尾，只是呈现为一个不断膨胀的中部。在理想的超文本中，没有一个节点具备相对于其它节点的优先权，各个要素的顺序可以任意跳跃。 罗兰·巴特的文本观导源于对“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的传统观念的反拨。他将“文”区分为两类，即“能引人写作者”（le scriptible）与“能引人阅读者”（le lisible）。前者是“有可能写作的东西”，后者是“不再可能写作的东西”。罗兰·巴特认为能引人写作者是价值所在，“因为文学工作（将文学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相比之下，能引人阅读者充其量仅具有相反的价值，即能够让人阅读，无法引人写作。他将能引人阅读者称为“古典之文”，因它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下获得肯定。其时，读者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不与对象交合，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他所向往的文学体制，自然是与传统文学体制背道而驰的。它为读者从事写作、实现角色转换提供了高度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因此完全丧失了君临读者的权利。很明显，电子超文本就是这种“能引人写作者”，它将作者和读者变成了合－作者（co-writer）。
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与“能引人阅读之文”，存在一条重要区别：前者是生产，后者是产品。在传统的时代，是产品（亦即“能引人阅读之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本体。然而，理想之文不应是产品，而应是生产，亦即“正写作着的我们”，或者说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说到底是随意所之。“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 在罗兰·巴特看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种是“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la Copie），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另一种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运作过程中”，看它如何无休止地“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languages）及系统而呈现出来”。罗兰·巴特显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角度的。这种角度事实上就是强调文本的动态过程而非其稳态特征（所谓“独特性”）。[9]
罗兰·巴特的上述观点，实在相当精彩，为后来的超文本理论家所服膺。他所说的“能引人写作之文”的特点，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备的交互性、交叉性与动态性。他所写的《符号帝国》（1970）一书，将符号学理论糅入自己所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超文本的旨趣，诚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织在一起，力图使身体、面孔、书写这些施指符号得以循环互换；我们可从中阅读到符号的撤退。”[10]据作者自述，《S/Z》一书乃因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与1969这两个学年的研讨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迹。其时，电子超文本尚在酝酿中。但是，罗兰·巴特论“理想之文”论述已经接触到了电子超文本在交互参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有节点与链接），同时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门道纵横，随处可入”，另一方面没有哪一处算得上传统意义上的“大门”（常言之“门户站点”就有许多家）。其六，对于链接的追踪凭联想而定，与其说遵循既定法则，还不如说是随心所欲。其七，电子超文本网络所能包容的文本数量，在诸网互联条件下，事实上是无止境的。 转贴于
四 “互文性”的价值
在文本观念的发展史上，互文性这一范畴具有重要价值。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打破关于原创性的神话。除了学术写作经常加注解或附上参考文献篇目之外，某种文本对其它文本的依赖关系很少被明示，所谓“文学创作”尤然。久而久之，在社会上形成并扩散了有关作者（特别是作家）的“独创性”的神话。“互文性”却抹去了这些人头上的灵光，揭示了他们对于前人已有作品的依赖性。事实上，从个体的角度看，任何作者都是从读者转化而来的。从来没有读过任何文本的人根本无法从事写作，正如从来没有听过说话的人完全不可能具备言语能力那样。宣示自己对前人作品的取鉴无损于作者的贡献，前提是这种取鉴并未流为抄袭。影片《大话西游》之类作品公开宣示渊源有自、对它的理解有赖于阅读相关作品的经验，这种做法是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而非相反。“互文性”这一范畴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于作者和读者之交互的理解，有助于将文学活动看成写作和阅读递相转化、作者和读者的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虽然克里丝蒂娃本人未曾明言，但互文性看来并非文本自身的一项特性，而是对它的阅读在作者及读者之间制造的某种默契。正因为作者与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或者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鸿沟天堑，互文性才得以实现。
增进了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互文性”这一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文本作为自足的密封整体的观念，代之以文学生产是在其它文本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观念。据此看来，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对既有文本的重写。对于克里丝蒂娃来说，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互文本，都是一个与不计其数的其它文本（包括未来的文本）互动的站点。这种互动，既包括公开、明显的引用或参考，又包括对已有文本的同化或模仿，还包括对于既定惯例的认同与遵循。不仅如此，肯定“互文性”的存在，每个文本都有其边界的观念便成了问题。任何文本都存在于巨大的、涉及多样文体与媒体的“文本宇宙”中，没有一个文本是独立的孤岛。既然文本通过相互联系形成了硕大无朋的网络，哪儿是它的开端？哪儿又是它的结尾？“‘互文性’的观念戏剧性地混淆了书本的轮廓，将它的整体性形象消解成关系与联系、解释与碎片、文本与上下文的无界、无限的编织品。”[11]“互文性”的观念也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电视，不是将它看成由离散文本组成的系列，而是视之为绵延的视频流。不论是对于什么媒体而言，文本都是可塑的，其界限可以由读者重划。而且，“互文性”还开拓了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思路。既然文本以彼此交织成网络的形态存在，我们便可以将有待评析的特定文本视为网上的纽结，通过比较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处理（或者对不同主题的同一处理）等做法来把握其特征。互文性通常被界定为一个文本间接提到另一个文本之处。但是，既然阐释是个活跃的、个人化的过程，文本可能也包含甚至其作者都未意识到的对其它文本的隐蔽涉及。揭示这种隐蔽涉及也是文艺批评与研究的任务之一。
描绘了新的文本空间。虽然索绪尔强调符号之关系的重要性，但结构主义的缺点之一是将个别文本作为离散的、封闭的实体，将视野集中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上。相比之下，克里丝蒂娃则更为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或其外部结构。她曾经勾勒了由写作主体、接受者（理想读者）和外部文本构成的对话图式，并将文本空间描绘为具有纵、横两轴的交互平台。水平的轴线连结着文本的作者与读者，垂直的轴线连结着特定文本与其它文本。“词的状态因此被从纵、横两方面加以界定。就水平轴线而言，文本中的词语既属于写作主体，又属于接受者；就垂直轴线而言，文本中的词语被定向于在前的或同时存在的文丛。”[12]上述两轴创造出二维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上述4种要素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只有作者、读者、文本与互涉文本之间的运动。这种运动就是延异，只能通过在阐释中获得说明的痕迹加以追踪。复调的虚拟存在被织进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在现实主义传统中，观众被说服相信置身于进行中的叙事现实。相比之下，互文性提醒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以媒体为中介的现实之中。我们从现实主义作品得到一种情感卷入的愉悦，而后结构主义则试图给读者批判性解构的愉悦。对于超文本作者与理论家来说，互文性提供了一种有关新的文本空间的适当描述。在电子超文本网络中，每次点击都打开了一个新的文本空间。这些空间可以层叠，可以跳转。只要知道网络上的页面已有数亿之多，而且每时每刻还在增加，便不难知道文本空间构成单元的数量是近于无穷的。我们在网上以冲浪的方式进行浏览，事实上也就是追踪文本意义的播撒、就是证明延异的存在与互文性的重要。
五 “互文性”的发展
后结构主义者所提出的“互文性”观念，为后人所发展。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从“互文性”到“跨文本性”、从词语到图象、从网络到泛网络的变化。
受“互文性”这一概念的启发，西方学者吉尼特（G.Genette）于1982年提出了包容范围更广的范畴——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开列了五个子类：其一，互文性。其二，侧互文性（paratextuality），指主要文本与其派生文本（paratext）之间的关系。如果将通常所说的正文当成主要文本的话，那么，派生文本便包括前言、献词、鸣谢、目录、注解、图例、后记等。其三，原互文性（architextuality），指的是将一个文本视为某一（或某些文体）的一部分所形成的关系。其四，元互文性（metatextuality），指的是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外显的或暗含的评论关系。其五，超互文性（hypotextuality），即一个文本与作为其基础但又被变形、修饰、发挥或扩展的文本或文体之间的关系，见于滑稽模仿等场合。其后，斯塔姆（Stam）等人又指出：“互文性”就其原义而言指的是外互文性（extratextuality），即文本的外部关系。与互文性相对而言的另一个范畴可称为内互文性（intratextuality），即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在以上目录中，还应加上基于计算机的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其特点是一个文本能够将读者直接引向另一个文本，不管其作者或位置。[13]
在实践中，互文性的概念不仅应用于文学批评，而且被用以阐释由图象组织的文本。例如，一位学者所作的分析表明：一幅香烟广告将所宣传的产品和白兰地酒、咖啡并置，利用后者在西方消费者心目中所具有的力量、富足及优质的含义，诱导对香烟的相应联想，便是利用了内互文性。由于法规不允许做试图说服公众吸烟的广告，这种暗示性的联想对香烟推销是相当重要的。外互文性同样在香烟广告中得到利用。Benson&Hedges公司在推销Silk Cut牌子的产品时，打出的广告在画面上只出现一幅紫红色的丝绸（silk），中部沿着对角线加上一条卵形的切割线（代表“cut”）。虽然广告本身没有出现任何与自己的品牌或香烟有关的字样，但附加的规定性说明“政府敬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已经成为广告的注解。在Silk Cut的牌子广为人知之后，公司做广告甚至不必再亮出丝绸与切割线之类图形。例如，1992年推出的一幅广告只在白底上绘出一只犀牛，犀牛头顶紫色的帽子，帽子中部有个洞，露出犀牛角来。帽子未必是丝绸的，洞虽然和切割或切口有关，但毕竟不那么直接，可是，广告却利用互文性调动了人们的知识背景，使之联想到这是Silk Cut牌子的香烟广告。当然，这种联想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不过，倘若观者经过一番玩味才悟出广告的奥秘，那么，这种解开谜底般的据信可能增强广告的说服力，因为它在肯定观众的颖悟的同时解除了他们出于自我防御机制对广告之诱导的抵抗。和直言性广告相比，基于互文性的广告更需要接受者知解力的配合，这种配合有些时候会出现始料未及的情况。例如，画面上出现半盛咖啡之杯的广告，本是为了暗寓香烟的可口、优质，却可能会使接受者误认为杯中所盛为牛奶、冰淇淋等，从而和其它类似产品的广告相混淆，结果广告所增加的并非香烟的销量；再如，以丝绸寓意阴柔，加上切口或切割，可能会使人产生犯的联想。相比之下，超文本以物化的形态将所欲引导的联想固定下来，链接本身具有很强的确定性，误解的概率无疑大大降低。[14]不仅词语之间、图象之间存在互文性，词语与图象之间同样存在互文现象。为了说明这一点，罗兰·巴特引入了“锚地”的概念。[15]语言要素可以用来固定或限制一个图象的解读，反过来，一个图像的说明性用法可以固定对于模糊的词语文本的理解。我国古代的题画诗、现代流行一时的连环画，便是图文相互参照的例证。互文现象同样见于音响与其它信号的关系之中，音乐的标题可以为例。由此看来，互文性这一范畴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结合了多媒体信息的超文本，说明各种因素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于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建设，昔日仅仅是观念形态的互文性已经借助数码技术获得了新生。媒体（并不只是文本或意义）间的互文性早已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例如，同一题材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既见于电影，又通过广播传送；既以书本形态被阅读，又在电子游戏中被把玩。不仅如此，我们正在进入电力网、电信网、广电网和电子超文本网络趋于合一的泛网络时代，各种媒体上的信息流动、信息形态转换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处在这样的时代，互文性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应当指出：电子超文本技术不仅展现了互文性的丰采，同时也提供了检验与审视关于互文性的理论的方法。据介绍，曾有位教授引导学生开展这类研究。学生们用的是Macintosh计算机上的超文本软件，教授让他们对德莱顿（J.Dryden，1631－1700）、佩皮斯（S.Pepys，1633－1703）、弥尔顿（J.Milton，1608－1674）和斯普拉特（T.Sprat，1635－1713）这几位大家的作品进行分析，所有选定的文本均写于1667年。学生们用计算机来确定每个文本是否能通过词或概念与其他文本关联起来。实验的条件虽然限制了结果的确定性，但有些学生显然能够发现文本中的一些观念不能追溯到其他文本。而这些观念也许就是原创性的，不受互文性的影响。[16]由此看来，“互文性”这一范畴是增进而非穷尽了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它本身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界定。例如，如何对互文性加以评价呢？互文性是否有强弱之分？若有的话，互文性最强的作品是另一个文本的不可辨别的复制吗?互文性最弱的作品是接近无所依傍的匠心独运吗？前者是否趋向于“无一字无来历”？后者是否趋向于仅仅涉及自身（无一字有来历）这一不可企及的目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颇足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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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ndow， George P. What’s a Critic to Do? Critical Theory in the Age of Hypertext. In Hyper/Text/Theory. Ed. George P. Landow.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94， p.1.
[2] 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第1版，第113页。
[3]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the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7.
[4]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11月版，第129－139页。
[5] 巴里·斯密里斯等《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的问题》，《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6页。
[6] 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克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97页。
[7]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9页。
[8] 笨狸（http;//banly.yeah.net/）《网络联手小说——真正的解构文本》，《网络世界》1999年4月5日，50版。
[9]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1、56、62、55－56页。
[10]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2月版，第1页。
[11] Christopher Keep， et al./jefferson.village.virginia.edu/elab/hf10226.html.
[12]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the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5-61.
[13] Chandler， Daniel. Semiotics for Beginners. aber.ac/uk/~dgc/semind.html.
[14] Langan， Carherine R. Intertextuality in Advertisements for Silk Cut Cigarettes. aber.ac.uk/~ednwww/Undgrad/ED30610/crl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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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对立理论分析消费者幻想
结构主义认为，在任何文学作品深层结构中，“二元对立”是结构框架的基本要素，任何文学作品都存在“二元对立”要素，它是故事发展的“命脉”。[1]
当研究对象被分解为一些结构的成分后，研究者就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而这些关系或结构又总是体现为两事物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形成区别和对比，从而产生另一层次上的各自意义，[2]研究者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这就是所谓“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
具体在此广告篇文案来说，虽只有175个字符，但“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仍然得以清晰展现。二元对立构成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二元对立也呈现了故事的主要意义和价值。
文案中，女孩的“便利贴女孩”“凑数”“存款没多少”“车子没人家好，偶尔还抛锚”的生活状况，与之相对的公司地位较高者、联谊中的主角和明星以及公司有钱人和开豪车的朋友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这一二元对立的深层对立则是社会地位高低的对立，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对立。
这样的对立的设置首先刻画了女孩的鲜明形象。结构主义认为，二元对立是一种由两类相互关联的分类所组成的系统，它以最纯粹的形式构成宇宙。在完美的二元结构中，任何事物如果不在A类中，就必然在B类中，而通过这种分类加诸世界，我们开始认识世界。[3]因此，A类作为基本分类并不能单独存在，而只能在与B类的结构关系中存在。对于A类事物的理解也只能因为它不是B类事物。如果没有了B类，就没有了区分A类的界限，也就没有了A类。
通过这样的对立，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了女孩的经济、工作、感情状况。一个一分钟的广告要想讲好一个故事，主人公必要背景的交代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对比式的交代不仅能够便于受众在最短时间内接受信息，同时也比单纯的介绍能更加立体地刻画人物形象。
另外，对立情节的设置才使文案有了真正的意义。结构主义认为“差异就是意义”，上文所提到的不管是公司的地位、联谊的角色还是存款以及交通工具的差异，归根结底均是社会地位的差异。这样的对立地位给观众呈现出的是一个生活没有光环包围的普通人，就像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
而故事情节的设置无处不体现出对这一类普通人的关怀，这让观看广告的“他们”得到了心灵的抚慰。这么一群人，恰恰是广告主所希望紧紧抓住的目标客户。
同时，不仅仅是抚慰，文案还想方设法来为“他们”寻求一种社会地位失衡下的心理支撑，就是“自己认为最好”。凡事都向好的一面看，便可以得出“能者多劳”“人缘好又可以吃得饱”“不甩金融海啸”乃至“我们一起散步回家”这种由困顿生发出的足矣令人艳羡的浪漫。
这让广告的目标受众生发出了无限的幻想，幻想在这样的困顿生活中，社会地位一时无力改变的状况下，自己也可以是最好的女人，自己也可以收获一份浪漫的爱情。
最终的结果是，人们的这样一种幻想，因为这样一个广告，而与PayEasy的品牌混为一谈。好像拥有了这个品牌，便拥有了这样的浪漫，至少是拥有了对浪漫的渴望。
二、迷思的结构分析文化深层意义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迷思就是一个故事，也是二元对立概念的深层结构的一种独特的本土化转换。最有力也最重要的迷思能减轻二元对立结构内在冲突所造成的焦虑。尽管它们不能完全化解焦虑，但是的确提供了一种富于想象的与冲突共生的方式，从而使这种矛盾冲突不会太有干扰性，也不会产生太多文化焦虑。
迷思的叙述者或许只知道其表面含义，例如一个传统的对妇女的迷思认为妇女天生比男子更擅长养育和照顾，因此妇女的天然位置是在家中养育孩子和照料丈夫。这一迷思现在占对于妇女地位迷思的最主流地位，得到了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认可，但这一迷思的产生以及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定位其实是在服务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强势阶级——中产阶级男性的利益这一本质却鲜为人知。[4]
迷思运作的主要方式便是将历史自然化，迷思的来源则隐藏在部落或者文化潜意识中被压抑的焦虑和没有解决的冲突之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分配和流动，现代社会的阶层差异显现为与封建社会形式较为不同的新样式，阶层划分越来越集中在社会财富的占有份额之上，而不再是血统或者出身。虽然这一改变为大多数的普通人提供了改变现状、实现诸如“美国梦”的可能，但一方面一时无力改变底层现状的人仍然占社会中的大多数，另一方面社会上下层的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在不断扩大，两方面的现状让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暗涌，也被慢慢固化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这便是PayEasy广告的迷思本源。广告通过一个故事的巧妙方式展现这一迷思，又通过对这一迷思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来对这一社会焦虑和冲突进行心理上的疏解。疏解的过程也就是目标受众的取得过程。
列维·斯特劳斯曾复述过这样一个北美神话，神话的反面角色是南风，它强劲而寒冷，一旦刮起来，动物们的正常生活就没办法进行。因此所有生物都出来捕捉并试图驯服它。成功的猎者是鳐，鳐和南风谈判，只要南风同意隔日吹，让动物们在其余时间能外出正常活动，鳐就放过它。这个神话迷思要解决的就是自然既仁慈又残酷的对立性，鳐因为其独特的体貌特征即从侧面几乎看不见而从上面或者下面看却无比庞大而被选为英雄。鳐将大自然的残酷和仁慈的两面具体化为风的“出席”和“缺席”，从而使两者联系起来。[5]
同样，对比来看广告文案所讲述的一个白领女孩的故事。整个故事只有四个情节，第一个情节是她在公司是一个处处被人使唤的便利贴女孩，但她乐此不疲，认为能者多劳；第二个情节是她在公司联谊时候总是被叫去凑数，但她觉得收获很多，人缘好又可以吃得饱；第三个情节是她目前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但她心态很好，金融危机跟她关系不大；第四个情节是讲述她的爱情，男朋友只有一辆摩托车而且还经常抛锚，她却忠于爱情，安慰男朋友说“这样最好，我们一起散步回家吧”。白领女孩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两面具体化为生活的幸福与不幸，这个迷思的结构可以用下图来加以模式化。
社会阶层的上层和下层这组词汇被隐喻性地转化为“生活的幸福和浪漫”与“生活的不幸和乏味”这一对等词汇上来，概念缩小了但意义更加具体而变得容易接受，而这两组词汇的差异却在白领女孩这一对立统一体上完全瓦解。女孩的生活确实窘迫地位不高，但她却能将这一状态在自己的调试之下转化为一种幸福和浪漫。生活的幸福与不幸就是社会阶层高低的一个具体的隐喻，而女孩则是生活的幸福与不幸的具体隐喻。
迷思的转变是渐进式的演化，而不是革命。对一个品牌的迷思同样需要长期的自然化的过程，才能够让受众将核心理念与其产品联系在一起。就像将万宝路的香烟与西部牛仔、可口可乐与美国自由联系在一起一样。
三、结语
一则广告的成功，在于当下对目标受众的吸引，更在于对长期的品牌塑造的贡献。正是由于PayEasy品牌的系列广告的持续塑造和强调，才有了今天消费者心目中的PayEasy。本文选取其中的一个广告篇加以分析得出的结论，其实具有着系列广告的普遍意义。
同样，广告之所以能够逐渐地塑造品牌的前提和基础是广告的大范围传播，然而大范围传播的基础则是对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深层解构和重组，让受众得到潜意识中文化意义的认同和暗示，这种认同和暗示反映在表象上即是对广告的认可和不信任感的终止，从而巩固其对该品牌产品的信赖和购买欲望。
推销和叫卖的时代已经末日黄昏，一个成功的广告人首先应该具有对社会深刻理解和解构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彭卓.电影《刮痧》的结构主义分析[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4.
[关键词] 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351-1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动荡社会中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产生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为主要特征，系统的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称“解构主义”。1967年，德里达的《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其中《论文字学》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德里达提出文字学的目标就是颠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结构主义的读解传统。德里达最基本的解构主义策略是要解构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翻译理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结构主义的冲击和渗透。
一、德里达的语言哲学观与翻译观
解构主义理论是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评中建立起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种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哲学观，它把语言的本质看作是一个由规范上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形式构成的稳定而不可移易的系统。语言规律就是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中把语言符号联系起来特定规律。对于任何主观意识来说，这些规律都是客观的，特定的语言联系和意识形态含义无关。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一个封闭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把人与时间的概念排除在外。结构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罗格斯中心主义”，它认为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结构主义者设想有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成为意义的根据或核心，并力求对这个结构作出客观描述。解构主义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要求破除“罗格斯中心主义”，剖析它的不合理之处，德里达在80年代末期陆续在他的三本文集《论书写学》和《言说与现象》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结构主义哲学。他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否认了结构的存在。他的主张核心就是“解构”，要“突破原有的系统，突破封闭的结构，排除中心和本源，消解二元对立，并让瓦解后的系统各要素暴露出来，然后让这些原有的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他们交叉重叠从而产生无限可能的意义网络”。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他认为解构主义翻译息息相关，他认为源文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对一个意念的详细阐释，因此也是译文，它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因此，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原文信息和编码而是译文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相互联系，形式的变化制约着内容的变化，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差异，而忽视内容。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控制的转化，所以它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更能体现语言和文本之间的差异，差异是翻译存在的根据，翻译必须面对差异的反抗。德里达认为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重新构建。
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否定原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消解原作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废除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之分，宣称译者是创造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这些十分激进的反传统观念无疑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译论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固有认识。
（一）解构主义翻译观冲击传统翻译理论里的“忠实”原则。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关系结构的整体，都有结构模式。结构决定事物的本质，而研究事物的本质在于研究事物的深层结构。与结构主义不同，德里达的文本理论都是在设法找出似乎清楚严密的原作中一些弱点和缝隙，然后将其扩大，使原来似乎明确的结构最终消失在一片符号中游戏中。解构主义将结构主义非中心化，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对于传统翻译理论是致命的一击。
（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冲击攒通翻译理论里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德里达认为不存在静态的两级对立，主张采用一种新逻辑，即“增补逻辑”，反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对立逻辑”，即“不是……就是”，相反，德里达的“增补逻辑”坚持“既是……又是”。针对传统哲学的二元逻辑对确定性的追求，德里达大力强调区别或差异的不确定性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总是使用多种语言的双关语，玩弄文字游戏盒故意含糊不清。在传统翻译理论里，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始终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在解构主义的冲击下，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翻译理论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思考，“忠实”、“准确”、“等值”等翻译原则是否仍然成立，作者与译者的角色和地位如何界定，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如何理解？…..这种哲学上的转向不仅仅对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而且经过对抗和解构后，限制翻译理论发展的话语也将经历一种转换，通过打破传统僵化的术语、概念、定义、从跨学科的角度吸收全新的思想源泉。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质疑和挑战虽有去合理之处，但也有其偏颇不足之处。解构主义否定结构，否定意义，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否定文本的独创性……其本质可以说是否定性的。否定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必然导致阐释的多元论，使翻译最终陷入混乱虚无当中。而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吧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经历与作品的联系完全切断，无疑将会趋向一种极端的“文本本体论”。因此，才承认解构主义给新世纪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维和新方向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解构主义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及其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切不可盲目追随。
参考文献：
[1]吕俊.我国传统翻译研究中的盲点与误区[J].外国语，2001，（5）： 48-56.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论文关键词： 结构主义课程理论 战后美国 基础教育改革
20世纪以来，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教育改革迭起，虽然各个时期的改革目的不尽相同，但每次改革都是以基础教育教学为主，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结构主义，对美国课程改革影响重大，自20世纪中叶至今仍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试以二战后美国历次教育改革为线索，论述结构主义对其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产生及主要观点
（一）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产生背景
结构主义课理程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二战以后，出于与苏联抗衡的需要，美国急需改善教育质量低下的局面，要求改变教育落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而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无疑成为推动美国教育改革的强劲催化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国防教育法》。1959年底，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全美科学院召开了35位各领域专家参加的会议，布鲁纳担任主席。《教育过程》一书是布鲁纳在大会结束时做的总结报告，其中心问题是，教育课程的编制中如何有效地组织教学内容，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它是围绕课程改革的中心论题阐述教学理论的，因此又称为结构课程理论。
（二）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主要观点
1.课程内容是让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
所谓基本结构，就是指各门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基本原则等理论知识。布鲁纳认为，只有掌握了学科的基本结构，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门学科；只有把具体的事物放到知识的结构里去，才容易记忆和便于运用；只有掌握了基本结构，才能举一反三，有助于理解其他类似的事物。
2.学习准备观念的转变，提倡早期学习。
提倡早期学习是布鲁纳的中心思想。在《教育过程》一书中关于“学习的准备”部分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学科都可以用某种理智的方式教给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学生。因此，他认为应该将比较高深的科学知识让学生从低年级就开始学习，随年级升高，多次反复学习，逐渐加深理解，最终掌握。在课程编排上，提出了螺旋式编排方式。
3.提倡发现法。
布鲁纳认为，学习是主体认识结构的构造过程，基本结构要靠学习者对它的主动作用来获得。学生要在教师的指引和帮助下，自己去探索和发现事物的规律，获取知识，成为一个发现者。
二、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在历次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一）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的改革
这次教育改革就是在以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在这次改革中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贯彻。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使美国认识到自身科技教育的落后，他们决心改革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数学与自然科学教育。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教育法》规定，增拨科学教育经费，重点改进各级学校的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称“新三艺”）的教学，这成为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改革开始的标志。
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此次改革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变革。课程目标，从“生活适应”教育转向基础科学知识的教育。教学内容，出现了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和外语在内的“新三艺课程”。新教材的编写，采用螺旋式编排方式。内容现代化，使教学适应时代的需求；内容理论化，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结构；某些课程内容逐级下放，贯彻早期学习的理念，等等。教学方法，倡导布鲁纳的“发现法”，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从未认识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和相似的规律性，像科学家一样思维，调动学生进一步探究和发现的积极性。
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强调优等教育，强调理智训练和智力发展，培养天才，制订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并采纳了重视学术性科目的课程政策，加强了自然科学、数学和现代语的教学，适应了美国当时的需要。可以说，这次教育改革有针对性地纠正“适应生活”教育的弊端，提高了美国教育的学术水平和质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过于强调学科独立性和完整性，教材编制脱离学生实际，对教师要求过高，造成“学生难学，教师难教”的局面。同时，这次改革由于过多增加了抽象理论知识的比重，忽视了应用知识和基本知识的训练，产生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二）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改革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第二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则是源于对结构主义课程的批判，其思想基础是人本主义思想。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激起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造成学生对科学的日益冷漠和不信任。人们开始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指责学校压抑个性，是非人道的，学术至上的课程受到怀疑和指责。在这种形势下，人本主义的课程改革思想兴盛起来。 转贴于
这次教育改革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课程结构方面反对学科中心课程，以“人的能力的全域发展”为目的；课程内容上提出“适切性”原则，即课程要符合学习者的兴趣、能力及需要，与其生活经验和社会状况密切联系；课程结构的组织上注重“统合”，打破教材界限，强调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关心知识的内容而非形式；教学方法上倡导“掌握学习法”，以情感影响为主，提倡在师生之间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可以说，人本主义课程理论是对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颠覆，它对结构主义课程的唯理智、唯学术倾向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反对片面地把重点放在智力和学问上。因而，这次教育改革不仅没有体现出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影响，其思想反而在改革中受到批判。
（三）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的改革
70年代的人本主义课程改革，并没有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反而助长了反理智主义，造成了学生学业水准低落和纪律训练松弛，甚至不少公立学校学生对科学的认识、对知识的掌握比60年代的学生还差得远。这使人们又开始重新反思结构主义课程的价值，重新强调中小学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学生掌握读、写、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一次改革思潮称为新学科结构主义思潮，其要旨在于既强调学科知识，又避免学科结构主义的唯理智的片面倾向，美国又掀起了一场“回归基础”的教育运动。
这次运动中，各科目注重基本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教授，大力压缩选修课，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加强纪律教育。在小学，要把读、写、算作为重点；在中学，要把大部分在校时间用于英语、自然科学、数学、历史的教学等。这场恢复基础的运动，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但是消除了人本主义课程改革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结构主义课程理论，注重科学素养，提高教育质量，奏响了80年代教育改革的前奏曲。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
1983年4月，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于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提出了加强学术教育，揭开了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的序幕。1984年，美国国家科学教育家学会为加强对学生的科学教育，先后在16个州开始试行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1985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又制定了“2061计划”，倡导“教导所有的学生在各科学和技术方面有相当扎实的基础”。该组织在1989年完成并公布了一份题为《普及科学——2061计划：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的文件，强调教学的重点应集中在最基本的科学基础知识上，并且更有效地把科学基础知识教好。
进入90年代，美国已真正认识到学术素养不足是学生培养质量下降的症结所在，1990年的《全美教育目标》，1991年的《2000年教育战略》和1993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都一再强调中小学的核心课程，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和科学素养。
可以看出，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又重新强调学术标准，提高教育质量。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颁布各种文件、方案，制定国家标准，来确保教育质量的提高。内容上，注重最基本的知识，不求广而求精，结构上，要求掌握最基础的知识，而不在于内容有多高深。这些与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观点是吻合的。
一、经济法主体行为能力理论
笔者认为，结构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国家干预，其基础支持是经济法主体行为能力理论。
（一）传统民法的行为能力理论基础
自萨维尼明确区分了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二者便成为民法中精准的基础性概念，对构建逻辑严谨的民法体系贡献甚大。自萨维尼之后，法学家进一步将责任能力从行为能力中抽象出来。后来各国的法学理论和立法例在表述上虽有些许不同，但均不脱离权利能力为“由法律赋予可得的效果”、行为能力为“依行为人行为取得法律上的效果”之意。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都可看作是法律干预的产物，只不过行为能力联结欲发生效果之私人意思表示，同时由法律意志对需求的一般性能否问题进行确认；权利能力则联结可发生的效果之法律意志，与行为能力解决一般性能否的问题不同，用来解决法律可以有哪些范围的权利的供给问题。当然，就权利、义务而言，从整体上行为能力是划了范围的（尤为明显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为与之年龄、心智等因素相应之法律行为）；而从个体上权利能力也能表现其能否的问题，从而构成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的共同作用机制。这也是两能力的辨证关系。各国（地区）民法典则从立法例上对行为能力作了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了成年且有判断能力、且非禁治产人的人有行为能力。由此可以得出，首先，在行为能力中存在“意思”和“资格”两项，即“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所含之主观能动性以及“法律”进行确认所含的法意志表现。这也是为何行为能力总与意思受限相联系的原因。在罗马法中虽无行为能力一词，却有“明显基于自然的是：精神病人，不管他是作为债务人还是作为债权人，不能有效地为任何行为”的规定。其次，民事行为能力是自由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之法律基础，除意思与资格两项之外，不含其他东西。再次，在意思之下，只存在年龄和心智两项要素。
（二）经济法理念对民事行为能力理论的扩充
近年来，为解决一些新的理论问题，一些学者试图将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理论泛化，扩展到全部的法律关系主体上，但此举便遭严厉批评。笔者认为，这样的尝试有着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法理念对民事行为能力理论的扩充体现在将实力要素引入行为能力。实力要素不是凭空产生的。首先要明确的是，行为能力概念中的能力是指资格而并非实力。采“民事行为能力是指主体能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的定义进行分析：资格由法律确认，含有法律进行规范之意（法意志性），是形式上的；而行为由主体自己决定，是实质上的，表现为可观察到的实力有所差异的现实基础。考察一下各自的产生背景，便不难发现，民法由于其存在平等性和互换性的基础，要求形式公平的本质，刺激效率的目的等，实力差异被有意忽略掉了；经济法则相反，由于丧失了平等性和互换性的基础，要求实质公平的本质，保障公平的目的等，实力问题不能忽视。民法对于实际不平等者，只作为量的不同，认为尚未质变，便无大碍。事实上，如果强弱之势有天壤之别时，则实力要素不得忽视。也正是实力要素使得法人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法理基础不同，造成了学界纷纭论战。有学者似也意识到此点，为解决两难，提出“法人只须有民事权利能力就够了”，但此举实际上掩盖了矛盾。
实力要素处于和年龄、心智相并列的位置。意思的缺陷来自何方？对民法而言，自然力作用于生理，令意思不能形成、不能表达，割断了内心与行为相联系的完整链条，以致不能如愿。在经济法中，则存在一类来自他人（主要指团体）的力量作用于心理（无论外部何种手段，仍须通过内心之恐惧实现目的）的情形，即便生理不成问题者能够形成意思，也苦于不能表达、不能如愿。这与实力不足、受制于人大有关系，或显或隐的胁迫便为典型。故而法律干预的要素不能仅限于年龄和心智，还应直指实力。
（三）实力的矫治
实力要素不能忽略，则必然有个矫治的问题。在典型的经济法调整范围内，“主体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即为实力要素的温床，一旦平等性与互换性基础丧失，实力要素便凸现出来。契约自由的没落，即是民事行为能力的基础的一次典型丧失。如果说由于人类的种种情感如恐惧、嫉妒、无聊，或是种种理性如睿智、忧患，可以就同一件事——矫治实力——得出共识，那么该矫治也应有不同的方式。方式之一，对实力团体的权利范围进行矫治，即通过权利能力的途径进行矫治。方式之二，对实力直接进行矫治，即将实力作为可与年龄、心智相并列的划分行为能力的要素之一，通过行为能力的途径进行矫治。经济法上的行为能力，应通过将实力要素纳入行为能力的范畴，区分强弱势群体行为能力的不同而对其作出矫治，从而实现恢复平等性与互换性基础的目的。
二、结构主义的表征参数及其扩展
经济法能否从行为能力入手干预实力，关键是看能否对较为抽象的实力用参数进行表征，重要的验证方法是寻找实力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正是结构主义出现的合理性所在。从传统的市场份额，到后来的固定价格等，无一不是在参数上试图对反垄断立法中什么是需要干预的实力进行探寻。
（一）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简单明显，因而最先受到立法者的青睐。在早期绝对的结构规制如日本《禁止垄断法》对垄断状态的规制和美国法院在某些时期的极端做法中，超过市场份额就构成非法垄断，即所谓“大的就是坏的”。后来这项参数有所扩展，演变为相对的结构规制，包括在判定非法垄断时需要考虑市场结构或份额的所有情形，依此标准，除了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制度中一般不需要考虑市场结构因素外，其他各种反垄断实体制度，包括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和对企业结合行为的监控制度，都明显地包含了市场结构的因素。市场份额的形成方式可以是自然形成，也可以是市场协议分割。后者可以作为行为主义中规制的情形，但市场协议分割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份额，从这个角度来看，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只是遏制实力的不同方式。
（二）固定的价格
价格固定虽然是一种行为，但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固定的价格，可以表现为一定时期内大企业的价格不随市场变化而波动，也可以表现为各个零售商的转售价格固定一致。基于此，我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在以“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题的第3章第24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在向批发商、零售商提供商品时限制其转售价格。”
（三）呈报内容
日本的呈报制度则体现了多个表征参数。不仅企业合并应该向FTC呈报，而且企业营业的受让、持股、兼任负责人、维持转售价格、创立同业公会和签订有关技术许可、商标及版权许可、联合进出口、进出口配额分配、进出口价格、数量、区域限制等协议，都必须呈报FTC。如此一来，FTC就掌握了多个判断垄断的表征参数，便于及早发现垄断。
（四）结构主义价值的重新认识
结构主义确实有其僵化的弊端，并不能非常灵活准确的区分并未滥用垄断地位的情形。但结构主义简单、便于观察的优点也非常明显。事实上，大企业之间的串谋行为或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限制批发商、零售商转售价格的行为往往不能证明或者对其行为确认的司法成本过分高昂。而观察价格是否不合情理的固定，或者观察转售价格是否固定一致，则非常便捷。反垄断法之所以应关注价格，是因为价格可以直接反映出市场的竞争程度。
有学者指出，结构规制或结构主义不仅指在违法行为判定上的结构因素，还应包括对违法行为制裁上的结构因素（如分割、解散大企业）。如果不把问题推向极端，可以说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反垄断法都离不开结构规制。否则，反垄断法就不是完整的，只剩下“卡特尔行为控制法”。
笔者认为，结构规制与行为规制在反垄断法上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恰恰是相辅相成的。虽然结构主义自身僵化的弊端决定了其从长远来看必然弱化的趋势，但不会最终消亡，较为适合的归宿是作为事先防范制度或者司法审查中的形式要件，便于预防和初步确认垄断。
三、结构主义在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定位
我国反垄断法应采取行为规制模式，但结构主义的合理成分被完全摒弃，则对我国反垄断进程是十分不利的。
（一）各国立法并非完全放弃结构主义
德国对构成市场优势地位的市场份额作了预先的法律上的明文规定。美国的微软垄断案等司法实践表明，启动指控的往往不是明显的垄断行为，而是对于高市场份额的确认。市场份额作为确认垄断行为是否存在的重要依据。市场份额越高，推定垄断行为存在的效力越大，企业被判非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日本则设置了一系列详尽的结构主义制度，如呈报制度、清理制度、确认制度等事先报告制度，以及充分的事先协商与事后谈判制度。
（二）我国垄断的特点决定结构主义仍有较大生存空间
我国的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因此在垄断的发展上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无论如何，我国的企业垄断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具备发达国家垄断初期的一些特点是不争的事实，实践中往往表现为热衷于市场份额、串谋价格等。因此在我国的垄断立法中给结构主义一席之地，是正视国情的需要。
（三）结构主义不会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内容与形式
一、结构主义
谈及形式主义有必要简要评述结构主义的美术史理论，从本质上说，结构主义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发展。在其初始阶段，结构主义就是作为形式主义的一种延伸而出现的。将结构主义作为工具用以对艺术作品进行研究的做法首先在20年代的德语国家中发展起来。其别重要的人物是吉多·冯·卡施尼茨·魏因贝格（1890～1958）。他创造性地使用了结构分析的方法。虽然在强调单纯描述及其整体论观点方面，他的结构主义美术史研究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但是颇有意思的是，这几乎与法国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非历史性方法的、功能主义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同时出现。卡施尼茨·魏因贝格最早是对古代意大利的早期雕像进行研究，他强调史前艺术是所有的意大利晚期艺术的关键，并将自己关于结构的概念与意大利艺术的区域连续性结合起来。卡施尼茨·魏因贝格所谓的“结构”概念主要指的是位于再现的表面形式之的全部设计原则，特别是在雕塑中更是如此。他试图分析出艺术作品最基本的形式本质，而不是作品的表面细节。他将形式从内容、意图、或者功能中挑选出来。这样他仅从形式的角度对古埃及艺术与古希腊艺术作了比较。WWW.133229.coM对在不同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作品之设计本质的传递过程作出描述时。
二、形式主义
在西方美术史学研究中包含着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就造型艺术作品本身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形式因素进行检查；一是将艺术作品的内容、意义等因素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西方的一些学者一般将这两种方向简要地概括为“内在的”和“外在的”美术史研究。“内在的”美术史非军事化主要把注意的中心集中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本身；而“外在的”美术史研究则倾向于对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与生理、心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关系进行考察。通过西方美术史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大致经历了由“内在”到“外在”，而后内在与外在相融合这样几个阶段。形式主义在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中是一股强大和持久的潮流，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渊源。形式主义是一种观点，它将线条、团块、形状、光、影这些因素，而且仅仅是这些因素视为内在于一件作品的，而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限制在这些因素，而且仅仅是这些因素之中。
三、形式与风格
形式分析是风格研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形式研究特别倾向于讨论一件作品、以及艺术群体、艺术流派、或者艺术时期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说，什么是风格，或者更精确地说，如何定义风格就成为艺术研究的中心问题。迈耶·夏皮罗说：“首先风格是包括着一个本质和富有意义的表达的一个形式系统，本质和富有意义的表达是通过可见的艺术家的个性和群体的广泛看法来实现的。风格还是在一个群体之内的表达工具，通过形式的暗示交流和确定着一定宗教的、社会的和道德生活的价值。”这一定义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形式主义范围，因而它是综合的，它为我们理解风格概念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基础。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形式与风格是形式主义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
四、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形式，在绘画承担着宗教和文学的义务时，形式的结构关系由具体的人物形象和环境道具显现出来，形式结构体现出艺术家在艺术上的内在要求，而内容则是体现内在要求的媒介。在描述性绘画中，形式结构的因素隐藏在具体形象的内部，这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不可能采用别的手法。但对形式感受极强的画家，他的个性就一定会通过结构从隐藏的背后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因此弗莱所推崇的那些早期文艺复兴大师在表现手法上都是结构谨严，边线明确，在构图上别具一格，个性特征十分明显。到了印象派之后，描述性绘画在欧洲艺术的舞台上不再占据重要位置的时候，形式结构才成为直接表达画家感受和个性的语言。弗莱认为在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大师是塞尚。弗莱作为后印象主义理论家的声誉也是直接建立在塞尚艺术实践的基础上，而且弗莱关于后印象主义的论战也导致了新的艺术观念在英国的形成。如果说弗莱的形式主义观念源出于对意大利艺术的研究，那么对塞尚绘画的辩护和分析最后完善了他的理论。塞尚的名言：“用圆柱体、球体、锥体处理自然，要使一切都处于适当的透视之中，从而使一个物体或平面的每一个边都引向一个中心点。”也直接为弗莱的理论作了注释。
五、形式主义理解
在美术批评中，不论哪一种形式主义理论，其基点都是艺术作品的欣赏是对于形式的欣赏，或者是通过形式的直观来领悟作品内在的含义。模仿的艺术只具有形式的潜在因素，因为它表现的只是事物的原型，不构成形式的直观。艺术品所引起的审美感情就是对形式的欣赏，而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最终表现是形式的创造。形式结构不是画家的随意选择，而是画家的心理结构在感情上的物化形态，也就是说画家对视觉材料的吸收和改造都是由他的心理结构决定的，而心理结构的基本因素是画家特有的个性、感情强度和视觉敏感性，最重要的是社会、历史意识和审美心理上的层积。正因为画家对形（下转第94页）（上接第113页）式的表现是一种直觉判断，因此观众在画面上看到的不仅是使形式显现出来的物象，同时也感受到了画家在形式上显现的个性和感情。这样，形式才成为画家向观众传递感情信息的载体。艺术品所引起的审美感情就是对形式的欣赏，而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最终表现是形式的创造。
形式作为个体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家对形式的直觉把握，同样，观众对形式的接受也主要依赖于直觉的通感。形式的审美价值在于有意味的形式，形式的意味界定为感情，即艺术家通过形态、线条和色彩来传达感情，而观众又从艺术品的形式中感受到感情。感情来自艺术家对自然界美的事物的凝思，这种感情是无法言传的，只有用形式来表达，而形式感又是艺术家的直觉本能。形式的意味主要取决于社会心理背景、个性的审美心理服从于一个更大的民族审美心理结构。
要确立形式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划清形式创造和描述性绘画的界限。描述性绘画包括一切宗教画、历史画和风俗画，这是西方传统绘画的基本方式，与文学性、情节性内容和戏剧性的处理手法密不可分，审美的题材不是自然中美的现象，而是感情的表现，艺术家的目的不仅是以令人悦目的造型和漂亮的颜色来装饰画面，而是要表现感觉的结果，视觉中最有力量的感受。艺术品所引起的审美感情就是对形式的欣赏，把审美感情界定为不依赖于理性的直觉判断，也就意味着把形式创造的过程也建立在直觉判断的基础上，尽管在这种直觉判断中沉积着理性的历史因素，但是，不论这些因素对人的心理有某种直接反应，孤立的线条或色块并不构成复杂的感情层次和心理结构，而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最终表现是形式的创造。
参考文献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校本课程开发；困境；原因分析
以往关于校本课程开发困境原因的研究，大多是从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层面来分析，有时我们站在事情本身很难看到其问题的症结。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某些理念与校本课程、重视多元文化及去中心化等理念相吻合，站在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个哲学高度来分析校本课程开发困境的原因，会是一次新的突破，带来新的观感体验，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超越表象的全新视角。因此，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分析校本课程开发出现困境的原因，会更深一步把握问题的本质。同时也应注意，后现代主义这一哲学思潮在运用它时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它，理性客观地运用它来解决我们校本课程的实际问题。
一、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然而，在理论上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哲学家在现代西方的各个哲学流派中都能找到。当代美国活跃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格里芬就说：“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一种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这样一来，不同时期具有这种反传统理论倾向的哲学理论流派都可归于后现代主义，如后结构主义、西方等。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其精神主旨在于摧毁现代主义封闭、僵化的西方思维方式，试图超越现代主义所奉行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理性主义、中心主义、权威性话语等理念。主张消解中心性霸权思维，倡导尊重社会文化所存在的异质、特殊和多样性的现象与价值；提出多元中心、多元伦理并存的观点；排斥知识与真理中立客观的立论，提出知识与权力、真理与权力渗透交织的观点。在当今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教育环境中，后现代主义以其深刻的批评性精神使我们能够更为清醒理智地把握教育问题的实质。
二、校本课程开发困境
（一）校本课程开发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政府发起的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的失败使人们开始关注自下而上的“草根式”课程改革，以期待课程改革的成功，至此，校本课程开发逐渐被人们所追捧。1973年，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念由菲吕马克和麦克米伦两位学者在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提出，意指参与学校教育工作的有关成员，如教师、行政人员、家长与学生，为改善学校的教育品质所计划、指导的各种活动，是由学校教育人员负责学生学习方案的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价，以学校为基地的课程开发工作。
2001年，结合国际背景和我国课改的实际情况，我国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中明确提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从此拉开了我国校本课程开发的帷幕。
（二）校本课程开发现状及困境
在现实中，我国校本课程的开发现状并不理想，以河北省为例，根据问卷调查，绝大多数学校没有进行校本课程开发，根据调查，其比重占到了总学校数量的95%；只有两所学校进行了校本课程开发，比重为5%。使得校本课程难以顺利进行下去的主要因素具体表现为：学校没有听说过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开发主体意识和能力欠缺；课时安排排满了国家必修课，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开发校本课程；以高考为中心，过度关注升学率；财力、物力支持不够，行政机构没有重视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等。其中，70%的人认为高考是校本课程顺利开发的制约因素；67.5%的人认为财物力的不足、学校缺乏校本课程开发意识与能力阻碍校本课程开发；65%的人认为教师课程意识与能力的缺乏是校本课程开发的瓶颈。因此可以看出，高考、升学率的负影响；财物力支持不足；校长缺乏校本课程开发意识，开发能力；教师缺乏校本课程开发意识与相应的知识与能力是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困境因素。
三、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分析校本课程开发出现困境的原因
（一）“结构主义”的负面影响
“结构主义”是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思想，也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透过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可以清晰看到校本课程开发出现困境的原因。
1．关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结构主义的思想中心是系统的概念——是一个完整而自律的实体，通过保留系统结构的同时，转化其面貌特征以适应新的条件，可见其最大原则就是注重“结构”，强调对“结构”的分析。其主要的思想特征是注重“整体”，认为“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强调“关系”，认为现实是存在于事物间的关系之中；消解主体，由“主宰万物的人”变为系统内的一个成分；自律性封闭，“整体”“系统”被认为能自我维持、走向封闭；系统转化，正如皮亚杰所说，“所有的已知结构，……毫不例外，都是转化系统”。
2．“结构主义”对校本课程开发产生的负面影响。结构主义在20世纪以来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同时它也有其消极作用，对于校本课程而言更是产生了副作用。
（1）过分重视关系结构，忽视主体，使得教育中“见物不见人”。教育的价值与意义被定位到个人之外的结构之中，所以教师和学生被排除在中心之外。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就是教师与学生等，但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师生都融于所谓的结构中，起不到应有的主体作用，师生被剥夺了参与校本课程开发的权利和参与其中的体验乐趣，降低了师生对校本课程开发的热情，从而阻碍了校本课程的开发。
（2）过分强调线性结构。车里霍尔姆斯把“结构主义”归结为一种“认为所有现象都具有潜在结构特质”的思维方式，批判了泰勒原理、施瓦布的实践、布卢姆的目标分类学，批判他们把“非线性结构”化为“线性结构”，事实上，校本课程的开发不完全遵循于技术理性，过分的强调线性结构而忽视了校本课程开发中隐性、非预期的因素，使得教师的校本课程开发能力僵化、操作化；过分的强调线性结构而忽视开发中的情感体验、文化因素和人文关怀使得师生并不乐于开发校本课程，从而影响了校本课程的开发水平。
（3）二元对立思维的制约。结构主义中充斥着二元对立思维，诸如理解与知识的对立、运用与理解的对立、分析与运用的对立、综合与分析的对立、评价与综合的对立、学科中心学习与学生中心学习的对立等。这种思维方式在校本课程开发的运用中是可怕的，例如，校本课程开发当中最大的困境之一是高考评价制度与校本课程开发的矛盾，认为校本课程开发会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相互补充的，校本课程开发与高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人们常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两者对立起来，常常过度地重视国家必修课而致使没有精力与时间去开发校本课程，从而阻碍了校本课程的开发。
（二）知识与权力关系认识的不到位
1.福柯的“知识权力观”。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后现代主义中的后结构主义代表者，他提出权力批判的思想，把批判的视线投向了教育领域。在福柯看来，权力的运作并不总是裸的暴力，而往往是与知识和真理纠结在一起的，同时，权力又是和话语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话语（discourse）就是这样一种知识与权力构造。
在我国的校本课程开发中，知识的权力往往大多时候掌握在国家手里，即使我们国家在新课改当中提出了三级课程管理的思想，决定权力下放，但现实中校长与教师的权力大多并没有真正落实，权力下放成了“一纸空文”。有些地方即使权力落实了，大多数校长教师们也没有能力用好这个权，这也是校本课程开发产生困境的重要原因。
2.教育权力机构对于知识的认知偏差。从学校课程知识分层的角度来看，知识可分为“高级知识”与“低级知识”。根据相关研究成果，“高级知识”是指由符合一定时期占优势地位的特殊社会利益集团所制定，并通过一定力量使之合法化的标准的那部分知识。“低级知识”则是指受到正统知识标准排斥和压制，得不到正式传播的知识。
而校本课程往往重低级知识，轻高级知识。在知识论嬗变的过程中，校本知识由于不符合客观性、中立性、普遍性的现代知识标准，是不可检验的，不可证伪的，曾长期受到知识政体的排斥和压制，教育权力机构对于校本课程的如此认识与“定位”，加大了校本课程开发的难度。
（三）“物化”现象的存在
“物化”是后现代主义中西方代表人物卢卡奇提出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组成的世界，虽然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的规律，但是不能摆脱这个世界对于人的控制；同时，泰勒把人变成了可计算化的机器，导致人格的支离破碎。整个世界是“物”的世界，看不到了人的存在，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情况。
“物化”现象其实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我国也同样存在着“物化”，正是“物化”现象的侵蚀，我国的校本课程开发陷入了困境，师生被庞大的“高考制度”所牵绊，忙于学校设置的各种繁重的必修课当中，全体人员像一部机器般每天不停运转，早已失去了自己的主体作用，完全为这些“物”所服务，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开发真正促进以学生为本的校本课程。
四、小结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分析校本课程开发困境的原因，有利于我们冲破封闭式的结构主义思维，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关注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以关心人类的存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助于我们厘清知识与权力的本质关系，使国家逐级放权，同时使教师增权赋能，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最终实现权利共享；帮助我们保持头脑的清醒与警觉，培养批判性思维，防止“物化”的侵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增强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利于培养“公民意识”，培养家长的教育维权意识与参与教育的能力，发挥家长的聪明才智，让家长们积极地参与校本课程的开发。
因此，站在后现代主义的高度来分析校本课程开发出现困境的原因，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思维方式上都将给我们的校本课程研究带来深远影响和启示，对于校本课程开发困境的解决具有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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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四大民间故事 结构主义 二元对立 母题
结构主义在西方首先是一种研究语言的方法，后借以对文学作品作分析评价。结构主义是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衍生出来的研究作品的一种方法，用结构主义来分析四大民间故事，来认识此类故事背后所传达出来的深刻意蕴。
一、四大民间故事情节发展的不变结构
在结构主义学者看来，同类型叙事性文学作品，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看，其内在的结构是不变的，而变化的只是人物、环境或故事情节等因素。同一类属的故事，尽管发生许多细枝末叶的变化，但是其基本的结构是不变的。普洛普认为：“我们将功能理解为一个人物的行为，该行为是根据其在情节展开之中的意旨来决定的。”[1]像四大民间故事所讲述的都是“大故事”，至于你在不同时代，因为不同的需要，可以添加不同的人物，甚至故事情节，使其变成一个个内容有所不同的故事，但其内在结构是不变的.这一现象普洛普在研究俄国民间故事时就发现了，他通过对100个俄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发现，尽管不同的民间故事有不同的人物和事件，但他的叙述结构却往往相似甚至相同。正如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中指出的，不需寻找“可靠讲法”或“较早的讲法”，也不需要寻找“唯一讲法”。
由此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民间故事的情节发展：梁祝故事里，祝英台路遇梁山伯，祝英台女扮男装和梁山伯一起读书，情意相投并暗许终身，马文才逼祝英台嫁给他，祝英台投墓殉情。在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里，白娘子遇许仙，共舟而行后来结为夫妻，法海阻止白娘子和许仙在一起，白娘子寻夫水漫金山寺，白娘子被压雷锋塔。在孟姜女和万喜良的爱情传说里，孟姜女后园遇万喜良，两人相爱成为夫妻，官吏抓走万喜良， 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在牛郎和织的传说中，女牛郎遇织女，两人结成夫妻，但是王母抓回织女，牛郎追赶，最后银河相隔。我认为四大民间故事情节发展有固定结构：即男女主角相遇+情投意合+情感受到阻碍+为情感而反抗+结局失败。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四大民间故事都是一种类型的，结构是固定不变的，变的只是每一个故事的内容。
二、二元对立的建构与消解
列维·斯特劳斯引入了语言学家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他把内在“功能”不变的“大故事”分成一个个结构的成分，从而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彼此对立与联系的一些因素，从“二元对立”结构的发展、变化、消解中，发现故事深层意义，达到对故事“现实价值”的认识。
首先我们来分析《梁祝》故事中人物的二元对立：一边是梁、祝要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一方是以祝父为代表的强烈反对，对立双方已很明显。在《白蛇传》中的人物关系对立：一面是白娘子要和许仙生活在一起，另一面是以法海为代表的强烈反对。在《孟姜女》里，孟姜女与万喜良结为夫妻，幸福的生活刚开始，但是对立面又出来了，官吏为代表的反对者把万喜良抓走了。在《牛郎织女》里，织女来到凡间和牛郎织布耕地，但是反对者王母娘娘出现了，抓走了织女，两人从此隔着一道银河。对立决不停留于此，必须是一个动态的结构，随着故事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这一结构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造成这些爱情悲剧的并不仅仅是反对者这么一个人，反对者只是某个观念的代名词而已，他是维护某种制度或秩序的一个工具。所以这并不是两个人与一个人的对立，而是两个人与一群人，更准确的说是一种社会观念或社会制度了。而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私自许婚，白娘子和许仙是人与妖相恋，孟姜女与万喜良是与逃犯结婚，而织女和牛郎人与神想爱。些在正统的观念里面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阻止“异类”的行动出现了：马文才逼婚、法海来降妖、万喜良官吏被抓走、织女被王母娘娘抓回天上。这一深层结构中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中“异类与正统”、“自由与限制”的矛盾冲突。
二元对立结构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它会从最先的对立走向最后以一种圆满的方式得以消解，从中可以揭示故事价值的所在。祝英台和梁山伯化作一双蝴蝶飞走，以这样浪漫方式化解二元的对立，寄予着人们的理想。白娘子出塔，与许仙再续前缘，让孟姜女哭倒长城，报复暴君，让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一解相思之苦。
三、主要母题的分析
列维·施特劳斯说：“神话的实质并不在于它的文体，它的叙述方式，或许它的句法，而在于它所讲叙的故事。” [2]对四大传说作结构主义分析，要真正展示这一类故事结构的演变，那么我们有必要对其母题进行分析。母题是民间文学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其具体内涵就是指贯穿在同一类型题材故事中统一不变的某些因素，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它可以表现为某些思想观念、形象或者意象。这些母题总是不自觉地在同类故事中以程式化的情节体现出来，并以某种序列组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故事架构。
祝英台路遇梁山伯，白蛇断桥遇许仙，孟姜女后园遇万喜良，牛郎织女河边相遇，故事由此进入一个美妙的开局，男女主人公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是反角出场，马文才要娶祝英台，法海藏许仙，官差抓走万喜良，王母抓走织女，有情人被迫分离。故事到这里泛起波澜，不过主人公为了爱情奋起反抗，梁祝楼台相会，白蛇的水漫金山，孟姜女千里寻夫，牛郎追赶织女，故事进入了。人们期待着主人公的抗争的胜利，然而最后，祝英台悲愤的投墓了，白蛇被压雷峰塔下，孟姜女不停地哭泣，牛郎与织女两人银河相隔，我们看到爱情最终还是在悲伤中落幕了。但是织女与牛郎虽终年分离但矢志不渝，梁山伯与祝英台最终化蝶双飞。白蛇废弃千年修炼的正果，被压于雷峰塔下仍痴情不改。孟姜女历尽艰难，千里寻夫。在悲情的结局中我们还能寻找到一些希望，得以慰藉。
以上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四大民间传说进行粗略的分析，旨在发现这类故事内在深层结构中某种相同的语法，通过二元对立结构的分析，发现隐藏在故事背后深层次的意义。用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分析作品，可以启发人们从更深的层面上去追索故事自身的逻辑和结构原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价值，这是有深远意义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有可能从多角度去研究文学作品，发现隐藏于作品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会计学；电子表格；实务研究
在金融类课程中，金融会计学最具吸引力。但由于其偏重于定量分析，所以较难掌握。况且，学生即便具备了较强的定量分析能力，欲透彻理解、准确领悟金融会计学的复杂理论仍比较困难。如何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质变后)”财务分析循环中恰当运用电子表格、把握好由“量变”到“质变”的尺度，乃金融会计教学之难点所在。
尽管电子表格对于金融类课程教学有诸多好处，但相关研究和教学实践却比较少，通常只是泛泛地探讨了电子表格在金融类课程教学中的益处，而没有付诸于实训课程。本文拟从教育理论、金融特性和相关实训三个方面予以研讨：结构主义教育学相关理论；电子表格金融会计教学工具；软件自动分析效率、效果实务研究。
一、相关教育理论――结构主义
在教育学领域，结构主义是当前一种比较流行的理论，这个理论很难准确地予以表述，因为它只是一种观点和见解，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建议或方案。在该理论中蕴含着学习者自己构建相关知识结构这一思路。结构主义的学习方法指的正是这一想法。Boethel和Dimock早在1999年就指出：随着学生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主动运用科学技术构建自身知识结构，技术尤其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必将成为结构主义学习方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例如。电子表格因其强大的运算及分析能力，已经成为非常有用的学习工具。
结构主义的学习动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1993年。Ghani和D'Mello对一些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了跟踪式调查。调查发现，如果他们喜欢某项活动。就会重复去做它、乐此不疲。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因此，教育者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中，并从中得到快乐。研究发现，控制感和足够的挑战性可以增加学生的自我价值实现感和自我工作胜任感。这点恰与笔者的教学经历相吻合――一些学生完全沉浸在某些课程的模型作业上，而忽视了其他课程的学习。当然，在这些理论之外，许多期刊、著作也印证了恰当运用结构主义相关教育学理论于金融会计教学之益处。
二、金融会计教学新宠――电子表格
电子表格在金融会计教学中优点突出，因而愈来愈受重视。因其有助于金融财务数据基础分析，金融专业的毕业生学习基础分析教程之初，Excel、Access、Acl、Catis等电子表格便成为必备的分析工具。
目前在金融教学中，重视传授学生理论知识、忽视分析技能培养，似乎已成通病。其实，对于大多数金融分析工作而言，严格学术意义上的“金融内容”是极少的，一个金融分析家的主要工作是复算、重组和分析数据信息，而如何有效地使用电子表格及相关数据加工和分析工具，对于完成这些工作至关重要。金融会计教学之传道授业程序，亦应以实务为要。
三、实务研究――自动分析
运用Excel等电子表格软件自动分析，其效率、效果不可小觑。兹以笔者一研究课程实证之。如表1所示。该实训课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金融症结表象部分，这一部分大多数学生已经学过，但即便他们认真学习过相关的金融理论知识、可以很好地回答课后问题，也很难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第二部分罗列出的是电子表格所特有的自动分析功能(也可称作金融分析技能)。这是需要学生牢固掌握的。正是在试图解决第一部分问题时，这些金融分析技能才被一一讲解。
细察表1，不难发现，某些金融分析技能已经超出了简单的电子表格功能，采用VBA语言能处理一些难度较大的金融问题。此外，相比课堂部分，项目考察更为重要。其答案也是多维的。鉴于学生对电子表格和定量分析技术掌握的程度不同，项目中的最低要求将不包含VBA系统。只要求使用简单的电子表格。至于项目中的一些可选部分，会让学生感受到更多的挑战。
系个体,而历史则由客观的事实变成了同样需要阐释理解的“镜像物”,成为“镜中的历史”,文学文本和其他的社会“事实”,如报纸、杂志、教科书、日记乃至法院、教会、政府、家庭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意义深远的社会调节行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经验在上面留下印记的被动的外表,而是历史经验形成和再形成的创造性动因之一。这样,文学不仅仅成为与历史并列的“学问”,而且对历史研究有着自己的能动作用,文学与历史呈现出一种“互为文本”的状态。
一、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归: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文论思潮
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非历史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两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割断文学与作者、读者以及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理论和批评实践。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
20世纪初期,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文论发生了重要转向。以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为代表,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作家或作家的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转移集中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在研究中突出科学性和客观性。结构主义、符号学直接借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把本文视为能指和所指的完整统一体,却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对文学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从否定文本结构中心和终极意义入手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和能指碎片、认定文本中别无一物,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强调阐释的权利和自由。但在否定作品意义和作者权威的同时,实际上也斩断了作品与作者、时代、以及历史之间的联系,将文本仅仅看成一种符号的游戏。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一系列非历史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应运而生的。新历史主义将解构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本文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它致力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系列批评实践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始终将文学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特有的方式回归了“历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解读中,新历史主义不是封闭地深究戏剧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不断地联系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情境、历史文本、以及现代语境,作出开放性的理解和阐释。由此看来,新历史主义重新关注“历史”,在西方批评史上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根”的回归。但是它已经走过了“反历史主义的历程”,打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超越。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新历史主义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封闭性,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的相通之处。但它所回归的“历史”又不是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西方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但对于新历史主义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权力、性等因素的支配作用却极少涉猎。在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和在相通中又存在着不同。“经典的批评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则更关注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示出与的若干差异,它企图把和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它尝试将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的历史主义。
二、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与众不同是高扬其理论大旗的重要保证。在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传统历史主义对研究对象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潮;20世纪文论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基于一系列语言学和文学观念的革新;新历史主义则受到了新史学精神、喻说理论、以及文化思潮转型的诸多影响,才得以对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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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ED，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其语言观进行阐述，并根据对二者不同语言观的认知，对其语言观的贡献及其局限试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作，对后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D，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活动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尤其在有关“语言与思维”这个重要问题上以着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为《语言论》。索绪尔的学说理论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而萨丕尔则是其中美国描写学派的先驱之一，两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的观念上有相似相同之处，但他们又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时期，索绪尔从琐碎大量的语料中摆脱出来，致力语言的内在现实，以符号观作为其语言观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符号的关系与特性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他最主要的语言观。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系统由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这个系统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组合关系，不同的成分则可以跟替换的成分之间形成范畴上的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靠关系而不是实体存在。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其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以及语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等。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
美国语言学在传统上跟欧洲有密切的联系，重视对语言的实事求是的描写。这种特色使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萨丕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本质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语言论》的前言里，他说：“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萨丕尔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人们的认知、情感的媒介。萨丕尔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
萨丕尔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文化功能，一套符号系统，前者说明他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后者显示出他与索绪尔在语言系统观上的不谋而合。他将前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融为了一体。
萨丕尔长期研究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问题，重视语言和文化及思维的联系，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的发展，形成“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这项学说引起了相关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这把人类的认知程序颠倒过来。按此观点，说一种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学会另一种语言，或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这与事实不符。
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的发展。除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语言学界的流派异彩纷呈，如日内瓦学派、功能主义、伦敦学派、转换一生成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发展对语言的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得以丰富全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知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从上文对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各种理论从语言的内部、外部，从心理基础，从行为反应，从人类学，从文化上等各方各面进行对语言的解读，也就出现了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等关于语言本质的论断。面对众多语言本质的论述，让人觉得眼花缭乱，语言似乎难以界定，语言的本质似乎难以捉摸。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如有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历史等方面，语言如为一个内核，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围绕这个内核并与之以及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个因素参差不齐，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与语言进行着相互影响。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概念的定义在不同范畴内有不同的体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有其各具属性特点的定义。我们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给语言下定义，我们应以哲学的高度，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总结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属性。笔者从人类的产生，人脑思维意识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思考，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语言的本质及基本特征。人类创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前进的动力。人们需要语言，语言才会产生，产生之后发生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各种影响应属于次一个层次或更宽范畴的讨论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语言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人类在发展，语言的研究随之发展，探索语言本质及特征的脚步永远在前进。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8年4月，北京第12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