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7: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产权改革，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本文首先回顾了作为代表人物的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和新制度阐释，接着指出他们理论上的失误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缺陷：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和新制度依然继承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在指出中国改革需要自己独立的建立在深入分析人类制度演进历程和中国经济形势上的理论之后，尝试提出可以深刻解释中国改革和弥补新制度缺陷的“制度核”理论。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四、制度核理论。
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
自去年的郎顾之争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遭遇了国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因为我们的产权改革似乎已经滑入一个错误的方向：窃取国家财富。象“MBO”一样，“产权改革”一词也仿佛成了一个令人忌讳末深的盗窃国有资产的代名词。为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深深陷入了被纷纷指责的尴尬境地。中国开始了对以往改革历程的大反思。是的，我们的确要深深的反思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企业改革的失误也是源于指导理论上的失误。
以往中国企业改革政策设计凭借两个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而在中国诠释这个两个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也许是偶然，这两位教授均执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厉以宁的对中国企业的新古典诠释体集中现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新古典理论把经济行为主体分成两类：消费者（个人）和厂商（企业），并假定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消费者和厂商以价格为决策变量，采用边际原则，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为目的，去决定自己的产品或要素的购买或生产量。从而，从总体上来看，价格机制就是构成配置社会资源的体系。当社会达到充分竞争状态（价格机制充分运转），社会经济也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论上假设状态，由于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现象的存在，市场常常陷入失灵状态，价格机制将无法运转，所以社会经济往往达不到帕累拖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厉以宁所说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第一非均衡状态。厉教授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经济除具备一般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第一个非均衡之外，还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第二个非均衡。第二个非均衡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并不满足新古典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引起的。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隶属单位，它们的管理者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非这些管理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它们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导致它们的采购和生产决策对价格完全是不敏感的，，也就是说采购量和生产量的价格弹性几乎是零。所以，价格机制几乎完全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厉以宁当时认为，中国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企业改革，而非价格改革，应该首先把中国的企业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也是早期中国经济理论界著名的“吴厉之争”，因为吴敬琏先生主张以价格改革为重心。厉以宁为捍卫自己的主张，为当时的“吴厉之争”下了著名的评断：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因为价格改革的成功而成功，却会因为企业改革的失败而失败。
新古典把厂商看成投入产出的黑箱，把他们抽象成一个生产函数，假定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不影响生产效率。这种假设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科斯愤怒地将武断无视现实的新古典称为黑板经济学。正是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使其更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上世纪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就是为减少交易费用而对市场的替代，或者说是指令机制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而指令机制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当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便达到最优规模。科斯的追随者干脆把《社会成本问题》浓缩成一个科斯定理。
科斯和张五常均认为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的意图。张五常说科斯定理就是说产权明晰是市场存在的基本前提，我同意这个诠释。《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企业不是黑箱，不是最终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可以再分的。就象分子并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是要分成原子和电子的。或者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放大镜，教导人们去探测企业的内部结构。同时，交易费用的提出也对人们的“成本”概念和“生产性”观念产生深远的变革性影响。科斯定理则告戒人们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和效率。这些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凭借这些基石衍生出了企业治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约理论等分支学科。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的假设，认为只有个人是经济行为主体，而企业只是个人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而签定的和约安排，也就是说企业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表现。但是新制度依然采纳了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于是建立了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个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分析范式。
张维迎并没有象厉以宁一样写专著诠释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的新制度诠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中。从企业治理的角度，张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剩余索取权，进而提出所有者缺位的概念。相对应，从产权理论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仅存在理论上的明晰，而实际上是不明晰的，依据科斯定理，这种混乱的产权安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无效行为，所以，他坚决主张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产权改革。他对没有产权改革的股份制批评道：在白马的背上画道道是不可能制造出斑马来。象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一样，张教授把私有化看成是产权改革的捷径，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非常象丘拜斯。他坚决主张私有化，而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家也就成了他这一理论主张上的现实行为延伸。在理论主张上，张维迎对厉以宁明显的表现出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的根源在于新制度对新古典的继承关系。
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
厉以宁的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两个非均衡的理论，以新古典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特征，无疑，这是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经济分析上的创新，借一句套话就是把新古典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理论分析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进一步延伸的，但厉教授却未能延伸，而是仓促的得出结论。
由于认为中国的的企业不是企业，这种情况导致价格机制失效，所以厉断定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把中国的企业变成企业。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是企业？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只是一个现象，而厉却认为这是结论和原因。造成厉教授当时“理论短视”的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新古典理论。新古典采用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把企业看成了基础的不可再分的经济单位，或者说经济原子，厉以宁也就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也是最小的经济原子了，不可再分了。而厉正是凭借自己并不完整的理论分析来给中国的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的，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这个不完整的理论也当然地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
其实，企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按厉教授的理论，延伸下去，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个人不是“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人并不满足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只有且仅仅“个人”才是经济行为主体，这一点也是新制度所坚持的。中国改革的中心也就应该是以“个人”改革为重心，把中国的个人变成“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要能够真正做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他的正当个人欲望是被法律承认的；他拥有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即他拥有明确的被法律所保障的产权。
我在人民大学听过一个社会学家讲课，他说张维迎所有高深的数学公式和深奥的博弈论分析可归结为一句话：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种评价虽然显得偏激，但却也道出一个事实，张教授把产权改革简化成私有化，依据这种简化的理论给出政策建议也当然地会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事实也证明如此。其实，不仅仅张维迎把产权明晰简化成私有化，几乎所有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家都存在这种简化倾向。著名的新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张五常教授甚至更为极端，俄罗斯的政策建议者显然也是简化倾向者。
这种私有化简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新制度虽然纠正了很多新古典的不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但是，依然坚持“经济人”这一新古典核心假设。而“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石性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也是展开于此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是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社会都满足“经济人”假设的。从时代上来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经济人特征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在西方出现的。从地区上来说，一切非市场国家都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其实，改革的过程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非经济人向经济人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改革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作为前提假设的“经济人”。其实，欧洲同样存在一个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中国早了200多年而已。到亚当.斯密动手撰写〈国富论〉时，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具备“经济人”特征，所以，“经济人”特征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构成亚当.斯密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没有进入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家的研究视野。相反，现在的经济理论家企图用以“经济人”为假设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人类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所有社会行为！这就是目前的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譬如雄心勃勃的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就企图以新制度分析范式去解释罗马兴衰史。尽管没有拜读诺教授的这部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经济人假设在古罗马时代的欧洲是不成立的。
如果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中，产权明晰可以简化成私有化，而在不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简单私有化只能制造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中国的私有化经历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激烈批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严重缺乏。把这种局面单纯地归罪于经济学家本身显然不是很公平的，这更多地是由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造成的。以往，我们改革的理论支持是摇摆于两个极端：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实，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是吸取了的精华的，就象吸取〈国富论〉精华一样。我们固执坚持把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是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当然，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但是，网上流传甚广的流国光的文章似乎要重新捍卫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单纯地依赖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单纯地依赖马克思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在理论上给我们的思想束缚，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人类制度演进历史和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探索能够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
四、制度核理论
为解释中国改革，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本人在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诠释人类制度演进的一个崭新框架假设：制度核理论，期待各位理论爱好者的批评。
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
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制度基础，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
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
尽管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对人类本身进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来的摧残人性的形态各异的社会宗教制度，导致人类文明进入一个萧条期，但这仍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动物性，具备了人的特征。所谓人的特征便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调节控制这种欲望。动物也有欲望，但动物并意识不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驱动，更遑论调节控制了。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实质上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欲望存在后，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手段。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给“制度”下出定义，制度就是人类为规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是人类和动物的真正分裂点。第一个制度核的形成实质上是大大减轻了，而非加重了人类的痛苦，人类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缓慢的形成了知识和物质的积累，直至第二个制度核的出现。
4年的时间内，全镇累计办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面积34089亩，成立以土地为纽带的土地合作社15家，颁发产权证4417本，使用产权大证12本，通过产权登记交易后以土地使用产权为抵押办理抵押贷款570万元。徐庄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土地流转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只有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将向农业经济规模化、市场化方向运作，才能使不同类型的土地得以更好的利用，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工则工，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效益，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在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全面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徐庄镇经管站站长高崇銮谈起这几年土地合作社的运作，自豪又自信的说：“当年三个全国第一让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今后围绕深化流转土地使用权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我们自己的新农村。”
“新”创下三个“全国第一”
徐庄镇经管站站长高崇銮是徐庄“新”发起者，2008年，做了22年农村工作的他发现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很多农民自己的土地都没人耕种，有人私下转包还经常引发纠纷。如果把这些缺乏劳动力家庭的耕地由一个专门合作社承包下来统一分配，既可以有效利用了耕地，又能解决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岂不是双方都受益？有了这个想法，他和土山村会计张凯华一起系统地学习了《土地承包法》、《土地流转办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费时一个多月起草了土地流转合作社章程，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拥有土地承包权，合作社拥有土地经营权。
2008年5月1日，按照章程，全崮山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成立了，位于全崮山下的土山、柿行、湖沟和前徐4 个村280 户以土地入股加入了合作社，入社耕地将近 3000 亩。7月15日，全国首家经工商注册的土地流转合作社成立。
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土地使用权无序流转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集中社员土地进行规模生产是关键，由于农户集资较少，缺少资金成了制约土地使用权流转瓶颈。为有效解决土地合作社融资难的问题，山亭区政府探索实施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由政府向社员颁发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持证人产权期内，按照规定用途可依法使用、经营、流转，也可作价、折股为资本从事股份经营、合作经营或者抵押担保，赋予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以转让权、收益权和抵押权的造血式改革实现了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运作。同年9月，徐庄土地合作社以334亩土地使用产权、评估价 102.5 万元为抵押从山亭区农村信用社贷款 30 万元，购买了化肥、麦种、农机等。至今，全镇土地累计抵押贷款达570万元。
为了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山亭区建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徐庄镇建立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所，农民拿着土地使用产权证可到服务所进行咨询，服务所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公司对土地进行等级评估，提供参考价格，促进公平交易。
高崇銮说：“向农民颁发《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用这个证抵押贷款使土地由无形资产变成了有形资产，这解决了规模经营中的土地面积小、地块零星问题，进而出现了一批粮食种植大户，种粮面积稳步增长，粮食安全也有了保证。”土地使用产权的改革尝试在市场环境下的流转带活了区域经济，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徐庄人探索出一条适合农村发展的土地使用产权合作之路。
“新”在实践中成熟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在“新”中探索前进的徐庄人没有因为创下了三个全国第一沾沾自喜而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在以土地使用产权流转为中心的系统工程中，他们为实现现代农业的目标继续创新工作思路，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完善了经营管理体制、成功组建了多个专业的农产品合作社以及对流转之后的土地进行生产指导的做法，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生产的目标，带动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让百姓的日子逐渐富裕起来。
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百姓拿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交易难免会产生心理上的顾虑和交易过程中的纠纷，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合作社和服务所在实际的工作中总结经验，探索出一套有效的风险规避、利益分配和矛盾调解机制，从根本上保障了老百姓的利益。为防范农民失地的风险，合作社规定农民土地使用产权只能入股合作社不能入股其他企业，合作社成员农民不得低于80%，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保证农民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有效规避了农民土地用途“变质”的风险，同时为预防经营风险，土地合作社用于抵押贷款的土地使用产权证最多不能超过1/3，最长期限不能超过3年，确保合作社能拥有绝大部分的土地使用权。在收益分配方面，农户以土地入股合作社，签订协议约定每年度保底利润，以不低于80%的比例二次分配给入股社员，仅这一项，入社农户比社外农户每亩每年增收500元以上。此外，区级土地合作社还专门设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庭来专门调解土地使用产权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合作组织内部也设立了矛盾纠纷调处委员会，及时处理农民纠纷，让农民安安心心的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流转。
在完善保障机制的前提下，土地产权合作社和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所还通过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土地进行评估，按照土地的质量和地面附属物进行等级分类和价格评估，一些农户家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产权交易，这样就为发展规模化农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政府的引导下，一大批依据当地优势资源的专业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板栗专业合作社、金银花专业合作社和核桃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社的出现将徐庄镇农业资源的优势放大，集中大规模的生产使传统分散的农业种植走向了产业化道路。同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成立也妥善解决了合作社社员没有土地后的就业问题，各合作社根据用工需求优先安排社员上岗。其中，桑村民生蔬菜种植合作社就吸纳了200多名社员就业，社员在领取入股底金的同时还能挣取工资，年收入达1.9万元。
针对土地流转到种植大户后依旧延续粗放式的耕种方法，并没有将土地集中生产的效益优势发挥出来的问题，服务所的同志了解到情况后很是着急，经管站站长高崇銮说：“新不光是做土地流转的中间人，我们有义务让土地产金生银发挥最大生产作用。”对此，服务所牵头组织了多次农业技术指导，邀请了人民大学等多个高校的教授专家对农业土地利用和农业技术进行指导。
“新”带动城乡统筹发展
“新”带来了群众收入的大幅提升，富裕起来的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围绕徐庄镇的“新”的一系列措施，顺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要求，山亭区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以土地使用产权流转为契机规划出适合自己的发展蓝图：土地入社、农民进楼、企业进园。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制度 治理结构 改革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取得了卓著的改革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经过30年的艰苦探索，国企改革已经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产权改革。2004年的“郎顾之争”引发了学术界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广泛讨论。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矛盾，比如产权制度不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
二 产权制度理论
1．关于产权的概念
按照德姆塞茨的观点，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其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这种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因而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形式的权利，而社会保障他的这种权利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不受其他人的干扰。具体来说这种权利其实包括产权所有者对所拥有的对象的占有权、使用权等一系列权利，且该权利具有排他性、可分解性和转让性等特点。所以产权是一种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利，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侧重于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和财产价值的动态实现。产权是交易双方权、责、利的划分，它只能形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交易，或简称为“交易中确定的权利”。以产权为依托，对财产关系进行组合、调整的制度，就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即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结合而成的且保证其实现的制度。合理的产权制度具有界定和规范财产关系，提供激励，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形成稳定预期等功能。企业产权理论是指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安排，企业产权理论不是将企业简单地看作以权威、计划来配置资源的组织形式。企业中董事与经理、经理与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一种交易，这与市场交易、市场契约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安排，同样对企业的效率产生重大的影响。所谓改革产权制度，是指要清晰产权、界定产权边界和产权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清除原来模糊不清的状态，建设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化配制的财产约束机制。
2．明晰产权的重要作用
经济学对资源的假设更符合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的要求，因为它的目标在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它的前提是社会资源是稀缺的，而稀缺性的东西人都格外的珍惜，因而人具有充分利用稀缺资源的天性。明晰产权的过程就是把稀缺的东西划分到具体的个人的过程。一是明晰产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在交易过程中，如果交易双方对某物的产权不明晰，交易双方得不到准确的预期，因而必须支付确认双方产权归属的额外费用；二是明晰产权有助于人们更有效的利用资源，到达资源的最优利用；三是明晰产权更符合人性为私的经济要求。人性为私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它可以解释很多用人性本善不能解决的现象，如公共资源滥用问题、时期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等。在一个良好的市场中，清晰的产权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激励前提。
三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到200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计11.83万亿元，经营性国有资产总计7.69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总量为6.55万亿元，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在产权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人们目前比较普遍关心的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也就是认为国有企业中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界定不清，导致了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即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上，应该注意法人的治理结构的完善问题。但是，仅仅靠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的问题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是某个自然人的产权，而是全国人民的财产，但是全国人民不可能每个人都去直接管理与经营国有资产，要委托制的方式使得归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进入经营过程，也即人们所说的产权委托结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国有产权存在模糊性，产权市场不发达
我国国有产权关系处于模糊状态，在国企存在很严重的“政企不分”的现象。这种模糊的产权关系不仅使政企不分、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资产营运的低效率等难题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限制了其他环节改革的深化，影响了经济体制的转轨。目前国有企业产权市场的主体和客体都严重不足，产权交易既缺买家又缺“货源”。由于我国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方面的欠缺，使得产权市场发展的不够成熟，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改革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而且，企业资产重组、产权转让业务基本上都是各级政府在具体操作，由于地区之间的排斥，形成了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规范性，难以为国有产权的转让和退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另外，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错误地认为国企产权改革就是甩包袱，或者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的“公”改写为“私”字，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只是盲目地定指标、下命令，采取一些错误的办法。
2．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改革初期，虽然实行了旨在搞活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承包责任制，但企业治理结构基本没有改变。90年代后试行的股份制改造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也只是形式上的两权分离，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法人治理结构并没有真正建立，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股权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与行政“外部人控制”同时并存、缺乏一个健全的外部治理机制、新老三会的矛盾问题等。
3．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在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已成为不容回避的话题，是伴随在国企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良现象。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国有资产流失主要表现为：无视国家规定侵吞国有财产，将部分国有资产无偿转化为集体股、个人股；通过财务报表调整、会计科目合并等手段调减国有资产账面价值；对国有资产进行虚假评估，国有资产转让时只卖资产，却不管债务，故意不进行依法评估和招标；暗箱操作或自买自卖或内外勾结。
四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途径
1．进一步明确产权，完善国有企业产权的交易
通过改变国家所有权，在某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实现彻底的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实现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并建立国有产权退出机制，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有步骤地让国有经济从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中有序地退出来。另外，建立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和产权流通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交易主体发生在各企业之间，产权的让渡和转移已经成为企业经营中的一项重要的经营活动，开展产权交易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市场流通是结构调整的自动机，依靠产权转让的经济机制，才能在市场条件与企业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时地和机动灵活地进行企业产品和组织结构的自我调整，以及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2．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要在国有企业制度和国有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形成权责统一、运行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处理好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关系，建立独立董事会制度，推行股权多元化，实现投资主体多样化，提高公司透明度，强化信息披露。
3．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一是要明确国资委的定位，准确落实国资委的职能。它应该充分尊重和维护企业依法经营自，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主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二是要健全制度和加强监督。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决策制度，完善决策程序，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律化。国资委监管机构要定期向政府报告工作，加强群众、宣传舆论等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1］刘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
［2］陈强胜.3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8）
人们很少思考互联网与产权改革的关系，倒不是因为互联网与产权没有关系。互联网是技术网络、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前者是生产力，后者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自然包括决定产权和所有制。互联网产权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资本的所有制问题。
互联网产权改革问题的缘起
当前产权改革滞后于科学发展要求，表现在只关心解放落后传统工业化生产力，而不关心解放先进的如新兴工业化生产力，无视互联网生产力可能改变包括产权在内的生产关系的趋势；而搞互联网的人，只是把网络当作“应用”，也没想到可能改变“体制”(如所有制)。
这个问题早晚得有人提出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搞技术网络的人，提出社会网络问题；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特别是产权关系的改革要求，应该不为过分。
与互联网相适应的产权，主要是社会资本这种新型资本形态的产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在国内外已经很通行，包括在经济学领域也有人从投资收益角度加以研究；奇怪的是，从产权角度进行分析的极少，更不用说从政策上加以考虑。
时间已等不及了，新商业文明中诚信建设，把社会资本的产权问题当作一个迫切问题提出来。社会资本与诚信，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如果说社会资本是投入，诚信就是产出。Knack、Keefer等曾以诚信值为单位，计量社会资本，得出诚信值上升1个标准差就会来超过0.5个标准差的经济增长的结论。但相对实证研究，社会资本的产权保障，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诚信的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互联网作为新商业文明才能在制度建设上得到最根本的保障。
社会资本是不是资本、其所有权适不适合产权
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用来规范财产关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首先从所有权来说，社会资本是不是资本，是不是所有权的规范对象，就是一个问题。肯尼思一阿罗就强烈反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认为社会资本不是资本。主要理由之一认为，资本可以转移所有权，而社会资本不能转移所有权。但这是用生产关系论证生产关系的循环论证。
节点型的资本(专用性资本)是工业化生产力条件下的资本形态，可以在节点之间转移所有权；网络型的资本(如关系与信任)是信息化生产力条件下的资本形态，不可以在节点之间转移所有权。从资本到社会资本的变化，是生产力驱动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问题只能这么说：存在于节点之间，不可转移的资本，应如何设计生产关系，而不能不承认社会资本这个现实。
现实存在的问题是，价值网络与商业生态系统(linda S.Sanford，2006)，正在成为新的产权单位。比如，阿里巴巴作为企业只是一个节点，但网商生态系统这种网络则是它的赢利单位。对股东来说，以阿里巴巴为单位投入，还是以网商生态系统为单位投入，是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阿里巴巴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模式的内在统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创新，是可转移所有权的资本与不可转移所有权的资本的一种结合。
从理论上说，社会资本实质是一种不同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崭新所有制形态。公有制与私有制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以传统工业化的生产力为先决条件，表现为对不具共同消费性的对象(如有形资本)的规范，区别仅在于不具共同消费性的物质对象归于公有还是私有。举例来说，面包吃一口少一口，公有制是大锅饭形式吃，私有制是以小灶形式吃，但无论怎么吃，都不会改变面包吃一口少一口这一特性。
社会资本的特殊经营形态
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产生之前就存在，但互联网使它成为主流化的实践。与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公私统分双层结合的特点。
比如，游戏是免费的，表面看是公共产品；但道具是收费的，又象是私人产品。人们不可能把这里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分开。又比如，支付宝的平台是“统”的，但网店又是“分”的。但仔细分析，公与私、统与分，不是同一种业务；但又是不可分离的业务，彼此之间，存在基础业务与增值业务、平台服务与应用服务的相异与互补。
与集体所有制中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区别在于，农村土地具有不可共同消费性，集体与家庭面对的，是同质的经营对象(土地与土地并无区别、公粮与私粮也没有物理区别)，区别仅在公粮、私粮比重的划分。而互联网的所有制特点，在于共同消费并非公有，而是为私人消费创造的降低成本的条件；私人消费也无法单独存在，离开了共享平台，增值效果无法达成，往往什么也不是。
社会资本又不同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的经营主体，可以是企业(基肖尔，马赫布巴尼称之为“社会企业”，特点在于社会目标与经营活动的一体化)，但由于上述双层经营约束，不存在搭便车之忧(例如淘宝与店主基于支付宝合作，利益相容)，也不存在合作社激励不足的问题(例如每笔订单都有信用记录，有效降低了违约监督成本)。
当前，最值得经济学家注意的就是以价值网络、商业生态系统为单位的社会资本经营主体。当前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诚信产出与资本投入，存在产权单位不对称。要解决企业投入资本与超企业共同体投入社会资本在所有制上的矛盾。比如，支付宝在法律上，对应的是企业，还是社会企业?
社会资本改革的政策重心
以社会资本为中心的产权改革，在政策上的含义，是以社会(而不是企业、国家)为产权重心，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国务院八部委联合的647号文件，是第一个体现社会资本意图的正式文件。核心词是服务体系。服务体系就是服务网络，是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另一种说法。其别提到四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经营主体(“社会服务平台”)，包括大型企业(集团)、行业和地区信息技术服务商、电子商务运营商建设的规模化服务平台。
我国布局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试点工作即将全面展开，试点的目标在于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明晰产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也就是说，农村人口比例为42.47%。而当年农业占全国GDP只有10%左右，份额之低令人忧虑。即使剔除农村流出人口，农业只占10%左右的总产出，也足以昭示城乡失衡问题严重。
平衡城乡经济之路，一靠“输血”，通过“财政支付转移”，把从工商业、城镇抽来的税转用于补贴“三农”。免除农业税、退耕还林补贴、农产品价格补贴以及农村社保等，传统就是这么做。二是“抽血”之后再“输血”。通过征地，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进入土地市场，从获益中返还部分给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三是“造血”。“三农”问题多半是制度问题，而非资源短缺。农村拥有土地，土地就是财富，倘若集体土地资源被激活，农民收入、农村发展前景乐观，对未来我国经济贡献率也不可估量。
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活力，关键在于产权要素资本化、配制机制市场化。只有让农村的生产要素“动”起来――将农民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流转，让权利变现、增值，农民就能最大限度分享到市场化红利。产权是交易的前提与基础，没有明晰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都无所依附，交易也就无从谈起。“还权赋能”，还权是第一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产权体系是重中之重。中国农村幅员辽阔，历史包袱很重，权利关系复杂，哪些“权”要还、还给谁、怎么还……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一些地区已经展开的试点来看，“农村集体”成为受权主体。不管是最优还是次优选择，改革必须面对现实。
农村、农民、土地，三位一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是焦点。围绕农村集体土地上的“还权赋能”，一要检讨、修缮有违改革方向的土地法律和政策，不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权利虚置；二是在征地过程中，严格界定、执行“公共利益需要”原则，逐步缩小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制止滥征滥占耕地、变相倒卖集体土地等行为。
随着农村改革深入，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农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问题随之而生，且日益迫切。客观上，利益分配链条越长，不可控制因素越多，利益被截留的风险就越大。农村利益分配的复杂性与风险，除了产权边界不清晰，还有制度不足、村官素质等。遇上私心重、素质差的村官，截留、挪用、贪污等就难以避免。是以，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监管，使集体权益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保护农民收益，维护农村和谐，应是农村产权改革必须重视的一环。
一、会计信息在产权改革中的作用
会计信息是借助一定的载体，遵照相应的规则，对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所进行的会计描述。企业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目的在于，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服务。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的经营是建立在产权基础之上的，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等都是在尊重产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在这种产权基础上订立的契约关系必然要求企业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披露。现有投资者为企业提供运营资金，并考虑是否值得保持对企业的投资，就需要分析企业的财务报表，通过财务报表掌握企业的运营状况。潜在的投资者也需要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便确定是否进行投资。债权人在作出贷款或融资决策时，要评估企业到期偿还债务的能力，通过评估主要了解企业的资本结构、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经营者利用会计信息为企业制定经营目标，评价为实施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并在必要时采取改进措施。经营者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决策包括：购买哪一种不动产、保持多少库存货物、借入多少现金等。
会计信息披露是维护企业产权主体利益、反映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的重要渠道，只要产权制度存在，企业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的责任就不会被免除，会计信息披露就成为一种必然。例如，财产清查的依据是会计信息、价值评估的基础是会计信息、企业产权的界定有赖于会计信息、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也必须利用会计信息。
二、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问题
会计信息的质量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企业博得投资者信任、自身得以在市场经济中长久发展的根本。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关键取决于三个方面：披露是否真实可靠、披露是否及时以及披露的对象之间是否公平。在企业的产权改革过程中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
(一)会计信息披露的不充分性．企业的会计信息中可能包括企业的资产质量、营利能力、财务预测、重大战略调整、
客户资源、供应商资源等内容，而这些都是对竞争对手极具价值的商业秘密。企业一旦对这些会计信息进行充分披露就会使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企业会尽可能的不披露或少披露会计信息，使得会计信息质量低下，造成资本市场的极度混乱。
除此之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管理层收购(MBO)在我国兴起，整个收购过程基本上处于企业高层的控制之中。管理层为了达到低价收购的目的，往往对国有资产作价不规范；部分企业转让产权不进入市场或进入市场但未实现竟价转让。经营者的这种暗箱操作、自卖自买的不良动机，导致其不充分披露会计信息。
(二)会计信息存在虚假性。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要求真实、可靠，但在现实中，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却时常发生。企业会计信息产权主体为企业自身，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使他们有动机和机会对外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另外，会计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导致会计信息供给上的不足和需求上的“搭便车’’现象，不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产权改革中会计信息虚假性表现为，国有股无偿转化为集体股或个人股；通过账务调整缩减国有资产账面数额；隐匿或事先变卖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使得资产评估范围不全；产权交易价格不合理。
三、从会计信息产权安排和保护角度提出改善建议
(一)使会计信息生产专业化、经营商品化．企业会计信息本质上是企业的一项经济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政府可以组织某种中介机构，企业以有偿的方式向这种中介机构提供原始会计信息；由中介机构的会计人员生产经营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商品化经营；投资者自发的加入到这种中介机构中，以交纳会费的方式获取企业相关会计信息。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可以通过外部审计来进行鉴定。会计信息的供给方有动力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需求方可以付费消费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供求平衡。以有偿使用会计信息取代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会使会计信息的产权更加明晰；此外，企业有偿提供会计信息可以弥补会计成本，降低了企业因会计做假带来的社会成本及由于会计做假所产生的审计监督成本。
(二)建立公平合理的经理人激励与约束机制。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理人对现行的激励方式不满意，在对其业绩考核期限和指标选择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短期化观点。在产权改革中，管理层收购(MB0)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导致了操纵财务报表、高比例分红、隐匿或低价变卖公司资产、暗箱操作等短期化行为，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因而，为了避免因经营者以权谋私所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有必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例如，实行多元化的薪酬制度；引入股票、高额退休金等长期激励措施，激励经理人的长期化行为：培育经理人市场，规范经理人市场的运行机制。
(三)建立一套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只有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科学合理，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企业经济活动的透明度，使会计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决策，进而全面维护经济活动中各主体的利益。会计信息披露受到内部和外部两种制度的制约。内部制度是企业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各种制度要求．夕部制度是国家和有关机构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各种规定，如《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都有这方面的规定。
一个强有力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企业吸引资金，维持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会计信息短缺且条理不清会影响市场的运作能力，增加资本成本，并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因此，要将会计信息披露纳入法制轨道，加强规制和规范，加大处罚力度，完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监控体系，采用高质量的会计标准和审计标准披露企业信息，保证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关键词：土地产权；稳定农民；保障性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也是人口极多的国家，农民的问题也是中国发展与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而现今中国的农民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土地的问题。可以直接影响农业增长、农村的稳定和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的问题关键是土地。虽然现在人们对于土地产权会有不同理解及认识，但是有的观点也是相同的，土地产权不是简单的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一、土地产权改革分析
（一）、的制度
中国在实行农村的时候，应该将”产权明确化”，但是这也不一定是个人独立拥有，只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利更加清楚、明白的划分出来，可以直接的看出哪些土地是属于国家，哪些土地是私人拥有，并订立具体的法律，可以让使用土地的农民得到保障，根据现在的市场变化规律，才可以快捷的解决农村土地产权不清楚的情况。
（1）、明确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利。制定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时间，为每家每户分发‘土地使用证’，从今以后，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企业有意征用农民的土地，都需要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来像农民进行购买，即便是属于公益性的，还是要依照市场价格向农民给予赔偿，或者可以以价值一样的土地与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进行更换，但是前提是要征得农民的自愿。强行收购或强行更换，农民可以依据‘土地法’去进行控告。
（2）国家整体管理
农民已经确定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后，对于各个地方所剩余的土地，政府可以公开的进行拍卖、出租土地及土地的承包等一些方式，来让中国农村能够发展的更好，也能够让农民觉得更加公平。在政府出租、或拍卖的土地会收取一定的土地税和交易税等，可以用来建设公共的设施，也可以开办学校等。
（二）对于的认识
本身是把土地的所有权进行分配，把一些人所拥有的土地给另一些人拥有，而把土地划分给另一些的人时，也会将土地的使用权进行改变。一般土地的改革其主要的目的是能够让政府更好的对土地进行管理，无论在任何地方，人们对于土地管理有关的不满，一直都是让农业发展不迅速的原因之一。因此，很多时候土地的所有权都是由一些富有者和土地拥有相对比较多的人来向农民进行转让。但是政府在富有者和土地拥有较多的人进行一部分转让时，会给予他们对应的补偿。
（三）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1）现在的土地产权制度所给予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其实并不是排除他人使用性的产权，而是一种存在于债权意义上面的土地使用权利，这主要影响着农民使用土地和保护土地的主用性。由于现在的土地承包的关系经常变化、改动，所以导致土地产权的关系不够明确。对于土地以后经营权利的变动，农民则关注的不是土地长期使用的收获，而是短期能够增加的经济效益。
（2）农民土地产权不够完整。在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后，农民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只能自己使用，不能够进行买卖、出租给他人和不能够转让给他人。但是农民作为土地的拥有者，却不能够对土地进行处理，作出自己的决定，所以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只是名义上的拥有，不是真实的可以自由使用土地。其实，我国现在的土地产权不属于所有的使用者。
（3）现在的土地产权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土地作为极度稀有及缺乏的资源，确没有可体现土地的对应价格。因为现在土地的所有权是归集体所拥有的，就是说只要是集体中的成员就可以获得土地，因此土地作为一种很重要的资源，却让人们认为获取土地是无成本的，农民不可能把土地作为极度稀有和缺乏的资源所对应的价格卖出。所以就算农民暂时不适用土地，而去进行一些非农业的经营时，无论土地的价格是低，还是土地有无价格，农民的土地收益基本上是为零的，而只要农民不荒废土地，那他就一定会有收益。因此，农民如果在进行非农业的经营失败了，那还是可以回到土地。
（四）土地转让的弊端
（1）在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的有很大的差异，土地转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比较适合城市周边的农村，因为现在城市人口增加，而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比较愿意再周边租凭土地。这主要的受益人一般都是城市周边拥有土地的农民。对很多地方的农民来说，通过土地转让来获得收益的做法都是不可能的。
（2）农业生产的食物，经过企业正规化经营，会使农业生产的成本上升，会影响消费者的利益。一旦农业通过企业的经营，由企业控制产品的价格和供应，在城市人民的收入缓慢的状况下，肯定会让城乡之间出现矛盾性的变化。
（3）随意的调整农产品正常生产的结构，会影响到粮食的安全性。现在随着市场经济化的推广，很多的企业的目的就是能够获取更多的收益，随着现在土地的转让，更加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
二、完善的措施
（1）加强农村规划管理体系的建设。要想进行合理的土地规划管理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管理人员，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若要使农村土地实现合理化利用，应加强土地规划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从事土地规划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能够从宏观角度对农村土地的使用进行整体规划，还要努力协调好土地规划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杜绝因开发建设项目而引起的农用地大量消耗，应做好统筹兼顾工作，在保证农民经济收益的同事也兼顾农用地的利用情况，做好统一的规划。
（2）做好农村土地整顿工作。对农村的土地进行整顿可以维持农村农用地的基本平衡，尤其是在一些南方地区的农村中，由于田坎数量较多，用来晒谷的用地面积过大，马路建设工作中占用过多农用地，大量沟塘被遗弃，若对以上农用地进行适当的整顿，不仅可以有效增加农村农用地使用面积，还能改善工地的产出率，为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对土地进行整顿整改，还能有效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循环，使农村环境得到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土地监督管理力度。政府应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来制约农村非法占地等行为，对已发现的非法占地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置，针对一些非法占用农用地而建造的住宅及工业建筑等，法律若要求必须的不能通过罚款的形式进行解决，也不能使用补办手续等方式替代，坚决杜绝只通过罚款及补办手续的方式来处理不正当占地行为，这样很容易造成农民思想扭曲，使他们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够解决这些违法行为。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使用一些激励性手段来鼓励农村人民合理充分地利用土地，对一些已经获取土地使用权但却无故闲置土地的当地农民，应该处于警告、罚款或其他惩罚，让他们充分意识到非法占地、闲置土地的不科学性。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探讨，总结出以下措施，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管理方面所面临的问题，确保我国农村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完善并规范农村土地产权的管理规范，做到用科学进行管理；加强相关机构对农村土地产权的监督力度，使农村土地的流转及用途管理实现稳定发展；在农村范围内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群众对于土地使用权利的法制观念及法律意识。（作者单位：山东省高密市国土资源局阚家分局）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 诺斯，罗伯特 托马斯 张炳九译 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学院出版社，1988
【关键词】交通 产权 改革
我们高邮交通运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始于1999年10月，为顺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90年代初期特别是中期以后，恰逢国内经济走势低迷和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复苏乏力，与全市其他国有、集体企业一样，交通运输大部分企业经济滑坡，效益低下，资金回笼难，职工工资难兑付，经营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各类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结合系统实际，参照周边县市企业改革成功示范，1999年交通局一班人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响亮提出交通企业实施以“资产出售，买断工龄”为主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同时在市体改委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关心指导下，加上全系统干部职工的艰辛努力和辛勤付出，历时5年左右，在全市率先顺利完成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和充分肯定。
一、基本情况
全系统原共有13家企业，其中工业企业5家，运输企业8家，职工总数近6000人，都属于国有企业或者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中退休职工近2000人，净资产近-4000万元（不含两家客运企业），1998年底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机制原因，经营僵化，活力不强，管理弱化，举步维艰，除汽运公司和长途公司（后合并为道路客运有限公司）因企业公益特殊性质正常运营外，其余大部分企业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资不抵债，职工欠薪，导致上访不断和矛盾激化，根据形势要求和实际情况，交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如剑在弦上，势在必行。
二、主要问题
（1）国外因素：1995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复苏乏力，回温过慢，对国内企业产生严重冲击。
（2）国内因素：计划体制影响：由于企业性质和计划经济束缚，受到市场经济影响，企业活力难以释放，经营自受到限制，职工积极性不高，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经营体制影响：生存挑战。企业对内管理混乱，经营粗放，对外业务萎缩，客户锐减，资金回笼慢甚至导致呆账发生。职工欠薪。职工工资连续多月不予发放，社保资金缴纳不及时，多年欠费，职工生存环境恶劣。债主催债。企业应对银行、债权人的债务已焦头烂额，筋疲力尽，更无心思考虑长远经营发展问题。上访激访。职工无力从事生产经营，到主管局和市政府上访，堵门堵路时有发生，冲突司空见惯，纷纷要求解决企业生产、个人生活问题，政府及交通部门整天疲于应付，导致无力从事中心工作，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改革进程
进程是艰辛的：交通运输系统企业改革开始于1999年10月，市航运公司是全市企业改革第一家，11月在秦谷大B职代会通过改制方案，标志着交通企业改革正式启动，创造低成本改制典型，为交通乃至全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树立标杆，闯出血路。整个改革大致分为宣传发动、清产核资、制定方案、正式实施、遗留扫尾四个阶段，参与改制服务人员达300余人，每个阶段都是一段可歌可泣血泪史，整个过程虽然有各种矛盾，面临着各种挑战，但在我们交通局一班人、执行科室和企业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斗下，不畏艰难，靠前指挥，舍小家顾大家，涌现出一大批改革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他们表现出高度的行动自觉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令人钦佩，令人敬仰。
四、改革成果
成果是可喜的：历经5年顺利完成的交通运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一是给交通企业带来前所未有活力。它们有的就地重组、有的资产让售、有的转为民营，企业和职工分别成为社会人，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和弄潮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有问题“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的良好氛围，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交通局减轻巨大负担，减少基层干扰；二是给交通局聚焦主业--运输行业管理和交通工程建设中心工作，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让“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成为交通发展主旋律，实践证明通过企业改革后十年，无论是交通工程建设，还是交通行业管理在全省都位于前列，如高邮县道养护管理连续7年在全省位列第一，交通工程建设多次受到省、市政府表彰嘉奖。
五、相关建议
妥处矛盾。针对涉企改革难免有些遗留矛盾问题，我们要谨之有谨，慎之有慎，每个问题要明确专人，及时对接，防止越级上访，确保工作落实到细微处，坚守改革胜利成果不动摇。
善于关爱。对企业改革有功人员特别是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从个人、家庭等给予更多力所能及的人文关怀帮助，体现组织大家庭温暖，切实感受到有功者终究回报。
交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顺应时展和市场经济发展潮流，是交通人经历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圣战，虽然已成历史，但改革过程艰辛，改革成效明显，胜利成果长远，必将载入史册，成为高邮交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十三五期间高邮交通运输事业将在“共建公铁水，齐建大交通”伟大旗帜感召下，全体交通人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书写高邮交通新的华丽篇章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1]张志明.当前道路客运业两大焦点问题及对策[J]. 交通企业管理，2008，（02）.
关键词：产权改革；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管理
我国农村产权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合作化运动――化运动――家庭承包制等几个阶段，近日，国家农业部又公布了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规定。在过去的产权制度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存在很多困难。在产权改革的背景下，探讨农村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的途径对维护农业生产，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1 产权制度改革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影响
1.1 产权改革的基本原理
第一，义务置换权利原理。义务置换权利原理指的是通过权利和义务相互对称的原则，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权利移交给产权的承接人，产权承接人在接收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承接的权利越多，所承担的义务也就越多[1]。
第二，投资――所有权――收益权一体化原则。投资――所有权――收益权一体化原则指的是“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这种原则适用于由社会力量来进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有利于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将民间资本引入，逐渐形成“联合建设、联合管理、联合受益”的模式，从而解决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难题[2]。
1.2 产权改革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影响
产权改革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它是以利益为导向的一种诱制性制度变迁，产权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主要依赖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盈利水平。同时产权制度的改革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2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的途径
2.1 政府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
（1）政府加大资金投入。目前，在产权改革下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主要集中在浅层次的维护和管理方面，在建设方面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在产权改革下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还是要依赖国家的资金投入。所以国家要继续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方面设置专项资金，同时要完善资金使用的监管体制，保证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保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能够被很好的落实[3]。
（2）为产权改革创作良好的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不适合直接操作，而应该通过市场经济的引导，为产权改革创作一个良好的环境，“引诱”民间资本投入到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上来。
（3）完善乡镇水利站的人员构成。乡镇水利站目前的问题是人员过多，使得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经费全部用在了人员工资开支和办公费用方面。为了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就要对乡镇水利站进行裁员，从而减少开支，保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
2.2 发动社会力量完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目前的家庭承包制使得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缺乏动力，在完成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一事一议”的制度使得人们的凝聚力有所减弱，导致目前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方面出现了如下问题：一方面，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另一方面，农村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通过政府拨款完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是不可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发展民间合作组织，建立市场和政府合作的新型社会资源动员机制，引导农村社会资源参与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中去，同时要改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理的资金使用情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2.3 明确水费的归属
在目前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水费的归属不明导致水费缴纳延误，导致农田水利设施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所以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首先要明确水费的归属，明确水费的用途，加强对水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2.4 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工作
目前，由于降水量的减少、地下水的减少导致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挑战，增加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成本，影响了人们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积极性，所以要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就要做好水资源的保护工作，同时在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水资源的保护问题，避免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过程中对水资源造成严重的浪费。
2.5 完善电价
电价上涨增加了用户使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费用，从而导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利用率下降，进而导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收益下降，从而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带来不良的影响。完善电价，可以适当的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用电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适当的降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使用的电价，从而提高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利用率，提高相应的收益，从而促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3 结语
产权制度改革要按照义务置换权利和投资――所有权――收益权一体化的原则来进行。在产权制度背景下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要从政府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发动社会力量完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明确水费归属、重视水资源保护和完善电价五个方面来进行。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对维护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杜金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产权改革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2011（35）：24-26.
一、银行竞争中的规模、范围与产权
竞争是市场条件下必须面对的生存法则，而竞争致胜的全部基础在于经营绩效的提高。因此，竞争优势的本质是效率优势，正确的竞争策略应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竞争者的相对效率。关于效率，流行的认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对提高效率至关重要。
规模经济的含义是，给定固定成本支出，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银行机构的平均成本会随之下降，相应地，平均收益也将随之增加。因此，谋求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扩大资产规模。伯恩思顿（Benston，1972）最早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结论是，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三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
范围经济的核心仍然是规模经济中的平均成本递减概念，即，给定的产品组合由一个机构生产，其成本要比由多个专业化的机构分别生产所花的成本低。平均成本递减的原因除固定成本分摊外，信息互补导致的成本节约也很重要。例如，企业存款账户的变化往往能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信用质量，因此，一家银行同时提供存款账户和信用贷款所花费的成本要比单一经营存款账户或信用贷款所花的成本来得节约。再比如，银行往往对其客户企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当其客户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时，由该银行提供中介服务显然比另择投资银行更能节约信息成本。所以范围经济的含义是：谋求竞争优势的关键是扩大业务范围。
以上两种理论在金融界有着广泛的，被视为银行兼并及实行混业经营的主要理论依据。促进一步的表明，饬街掷砺鄣氖视眯裕obustness）不应被过分夸大：
首先，规模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成本函数形式的假设。伯恩恩顿（Benston，1972）假设成本函数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但事实上，金融机构的成本函数极有可能是对数形式的。由于管理成本随规模的增加呈几何级数递增，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简单的递增、不变或递减，而是U形或非常平缓的U形。平均成本递减只适用于规模很小的机构，对中等及大型机构，其平均成本曲线是平直以至上升的。
其次，范围经济可能夸大了信息互补带来的成本节约。就银行、证券、保险三类机构而言，每一类机构的业务几乎从一开始就实现了覆盖所在行业的多元化经营，比如我们找不到只放贷款、不吸收存款的银行。另外，混业经营，如让银行进人证券业，虽然会节约信息成本，但同时却隐藏了深刻的利益冲突，诱发逆选择行为，这将有可能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假设不存在委托失效和成本，机构总是处在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边界上。给定最小成本曲线，反推最佳的规模和范围。这显然是一个很强的假设，事实上，由于金融机构经营的是风险，委托一费用不仅存在，而且可能相当高。图1反映了金融机构的这一特性。
简单地说，我们认为金融机构在两个方面创造价值：一是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收取服务费用；二是充当金融中介，经营风险并获得风险收益。因此，金融机构的绩效就取决于其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风险控制水平。给定成本水平，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好，风险控制水平越高，则该机构的经营绩效越高。图1中的曲线就表示了这种与特定成本水平相对应的绩效边界，DD对应的绩效边界要远远高于FF。
两个因素决定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水平：委托人对风险的态度，以及人引致的成本。以银行机构为例，凯利（Keeley，1990）认为，银行的“执照”价值（franchise value）中包括私有的客户关系等，很难通过市场全部变现，当银行倒闭时，破产成本会很高。因此，足够高的“执照”价值会避免股东承担过高的风险。假设银行为政府所有，或者有足够的市场垄断力，不存在破产威胁，则股东（代表政府行使所有权的机构）和银行管理层，都可能表现出更大的风险偏好。此外，给定股东的风险偏好，当人能够以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自己的目标时，银行无疑将面临更高的风险。由此可见，公司治理结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安排）的确是决定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效率的关键因素。
许多计量检验支持了我们的结论。伯格等（Berger和Humphrey，1994）的研究表明，规模或范围不经济导致的无效率不超过总成本的5％。大银行的存贷款之间几乎不存在信息互补带来的成本节约。福林（Folin，2000）对德国全能银行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从范围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市场垄断力的角度，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德国的银行比它们的美国同行拥有更高的盈利能力。相反，管理效率，即所谓的X一效率被证明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伯格等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管理无效率导致的效率损失约为总成本的20％。此后的经验研究虽然致力于放松关于成本函数形式的设定，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显著的结论从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中国，虽然中国农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都比信用社大得多，但都表现为亏损。这说明，金融机构在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方面，面临的不是规模约束，也不是范围约束，而是产权约束，金融机构在谋求竞争优势方面，可依赖的不是资产规模，也不是混业经营，而是良好的公司治理。至于观察到的利润与规模、范围之间的正相关，是第二、第三重要的。管理效率的提高才是的核心，而管理效率提高的基础是产权制度，这是第一重要的，至少对的中国是这样。主流中讨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较多，是因为产权清晰在发达国家是给定的前提，不是问题。
中国的银行业经历了一个竞争不断增强的过程，加入WTO又进一步强化了未来的竞争预期。中国的银行业应该如何应对，扩大规模，扩张范围，还是改革产权？本文将用前述理论框架具体分析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态势。本文结构如下：第二、三部分分析中国银行业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两个竞争阶段，第四部分讨论加入WTO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竞争格局，第五部分是政策建议。
二、第一次银行竞争：以机构扩张为主
1978年至1984年间，政府开始分离人民银行担负的商业银行职能，逐步分设了四家专业银行。1984年以后，以四家专业银行为主体的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在吸收家庭储蓄方面，早期的银行经营更多地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控制和竞争资源方面的需求。随着商业化改革的不断深人，银行自身的利益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现，银行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各自利益的竞争。
这一时期的银行竞争主要是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的，因而可以将这一时期的银行竞争称之为机构竞争。依托现有的行政层级，各家银行的机构获得了迅速扩展。1984年，国家银行的机构总数为53898个，人员总数为84．7万人；1995年国家银行的机构个数和人员总数分别增加到16万个和192．3万人，分别增加了1．97和1．27倍。在大量机构网点的支撑下，四家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1985年至1997年间，资产增长了11倍，其中贷款增长了11倍，存款增长了16．3倍（见表1）。
以银行为主体的资源竞争在动员家庭储蓄、支持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这种竞争所依赖的仅仅是机构网络方面的实力，而不是资金运作效率或者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由于在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内控制度方面的固有缺陷，国有银行的资产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计风险的粗放式扩张。从表1可以看出，1989年至1998年间，四大国有银行的信贷资产余额增长了门借，但利润总额仅增长了26％，而管理费用增长了8．9倍。管理费用与利润的增长完全不成比例且在统计意义上基本呈反方向变动。1989年国有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1．01％，资本利润率为18．44％；1998年这两项指标为0．08％和1．07％。这些还只是未经风险调整的账面利润指标，如果考虑到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存量，国有银行的经营绩效就更不乐观了。
除此以外，银行主导的资源竞争和资源配置还使得金融资产结构更加单一，金融体系趋于僵化（易纲，1997）。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占当年GNP的比例从1978年的36％上升至1995年的94％；金融机构贷款占当年GNP的比例从1978年的52％上升至1995年的88％。中国资本市场较快是在最近两年，银行一直是最主要的融资中介。
这两个方面的创新都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00年底，全部金融机构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3380亿元，比年初增加1952亿元，增长1．37倍；其他个人消费贷款比年初增加640亿元。消费信贷已经成为新的银行信贷增长点。
工具创新是金融机构对市场竞争力以及市场约束力增强的直接反映，客观上有助于推动国有银行转向集约化经营，提高服务质量，分散信贷风险，也有助于其他商业银行通过新型债务工具扩大负债规模，增强竞争力，但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国有金融的经营绩效，因为：
第一，金融竞争从机构扩张过渡到工具创新更多地反映了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较快发展，而不是金融机构自身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
第二，目前的金融创新大多数是模仿发达国家已经相当成熟的金融产品或业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称之为技术模仿可能更确切些；
第三，如同规模竞争一样，工具创新的直接动机仍然是争夺储蓄资源，以支持资产扩张，缓解流动性压力，其公司治理机制没有改善，风险控制水平也没有明显增强。
经营风险并获得风险收益是金融机构创新价值的主要方向，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是保证风险收益的关键因素。只要公司治理机制没有显著改善，风险管理水平没有得到根本提高，产品和服务多元化就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竞争者的经营绩效。
四、即将到来的第三次银行竞争
中国加入WTO必将导致竞争环境的又一次变化。在金融开放的大格局下，外资金融机构将不可避免地加入竞争者的行列。这将是一场凭投资回报和经营绩效决胜负的争夺，可依赖的竞争优势不是规模经济，不是范围经济，而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后者恰恰是中国金融机构所缺乏的。
我们可以国有银行为例，一下国有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缺陷，以及在加入WTO后可能面临的冲击。国有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缺陷突出表现为费用高昂和管理不到位。国有独资是导致这两个的主要原因：
第一，国有加垄断决定了国有银行很难被真正破产或关闭，即便出现巨额损失，也可以通过财政加以弥补。这无疑会助长人的道德风险，偏好高风险，并以此追求自己的利益；
第二，目标多元化。政府作为委托人不仅要求人追求商业目标，同时还要实施政策性目标。当出现经营损失时，人总可以用政策性目标为自己推卸责任。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很难计量人的绩效和责任；
第三，政府所有等于提供了一种隐含的存款保险，债权人，包括存款户就不会有激励监督人的风险承担；
第四，政府所有会导致人的选拔与考核偏离经理市场准则，扭曲正常的选拔和任命机制；
第五，政府所有导致政企不分和行政干预，扭曲正常的税收制度和补偿机制，不利于实行审慎的准则和对员工进行激励；
第六，由于继续采用与行政层级相对应的总分支行制，国有银行链条繁且长，管理效率低下，鞭长莫及。这可能是为什么同是中国雇员，外资金融机构鲜有经济案件，而国有金融机构经济案件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
高费用和管理不到位决定了公司治理的失效以及经营绩效的低下。当国有银行凭借这样的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结构跟外资银行竞争时，亏损几乎不可避免。当资金、业务和人才可以在不同金融机构间流动时，决定其流动方向的将是回报率、服务质量以及激励机制。由于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在经营绩效和激励机制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国有银行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资金、优质客户及人才流失。
以人才流失为例，国有银行按照平均生产率付工资，外资银行根据边际生产率付工资。假设国有银行有10名员工，其中三名员工的生产率为110元则。时，另外9名每人的生产率为10元/小时，假设无利润，国有银行付给每人的工资是20元则。时。现在设想外资银行以100/小时的工资将生产率为110元/小时的人才挖走，则可获取剩余10元/小时为利润。国有银行工资很难降下来，继续按20元/小时的标准支付平均工资，必将亏损90元/小时，因为剩下9人的生产率总共只有90元/小时。这便是人才流失的后果。
最糟糕的情况是，国有银行剩下来的只有逆选择导致的劣质客户和低效率员工，以及资金流失带来的流动性或支付压力。这一状态显然应该竭力避免。
中国银行业必须过渡到以投资收益为最终目标、以产品创新、制度创新为依托的竞争阶段，才能在加入WTO后得以生存和发展。各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危机的表明，没有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没有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国有银行的“创新”只停留在模仿阶段，以投资收益为目的的金融竞争也只是一句空话。
五、产权如何改？
公司治理是关键环节，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核心是产权改革。
国有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的目的和合理性在于，通过引人战略投资者，重建控制权结构，降低费用，真正改善其公司治理结构。简单地上市或引入多个国有法人股东虽然可以促成股权多元化，但达不到改善治理结构的目的。分散的股东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关心公司治理，引入其它国有法人股等于是董事会中多了几个国家代表，也无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
合格的战略投资者有两类：一是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参股上海银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参股平安保险，都是外资进入境内金融机构的典型案例。外资股虽然不是控股股东，但其公司治理机制已经发生明显改善；二是民营战略投资者。金融开放应秉持内外并重的原则，慈禧太后的“宁予洋夷，不予家奴”的开放政策应坚决摒弃。
一、国有商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国有商贸企业改革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商贸企业调整了社会商贸机构，疏通了商品流通渠道，改革了批发体制，形成了以国有商贸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流通格局。企业的自扩大，经营状况好转。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由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商贸企业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全面显现出来。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经营者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商贸企业亏损严重，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国有商贸企业已基本失去往日的竞争优势，国有商贸企业商品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逐渐下降。国有商贸企业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产权制度的改革。
1、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商贸企业改革的核心。“九五”后期及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不约而同地集中于产权制度。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确立不可逾越的环节，是绕不过去的坎。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发达与否的根本标志。产权的市场化才能使市场经济原则真正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唯有产权市场化，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国有企业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产权。
2、产权制度改革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随着改革的深入，建立与完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已迫在眉睫。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国有资产变现……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国有资产变现即把本质上归属于社保体系全体受益人所有的那一部分经营性资产的产权归还于真正所有者。
3、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资本金真正到位的关键。1998年，为了解决国企脱困，国家出台了“债转股”。“债转股”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在从“帮助企业减轻债务负担”转向解决出资人资本金不到的深层次问题。产权改革有利于纠正“拨改贷”等改革措施的不足，为确立以出资人利益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销平道路，客观上为长期性债权与股权之间的相互转换，债市与股市的沟通作出重要探索，极大深化了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过程中建立“退出”机制的思路。产权是对经营者行为的约束，是对经营者成绩的奖励，是对资源低效率的限制。
4、产权制度改革是企业提高效率的根本。商贸流通领域，改革不应从如何有效地买卖商品开始，而是从更有效率地买卖产权开始，即明晰产权。只有产权明晰，机制才活。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顺德、东莞、温州等地方一个显著特点是产权明确。企业是股东的，企业发展越大，出资人股东的动力越大，相反，产权不清的国有企业，出资人主体不到位，企业的职工和厂长不能因为企业的发展而得到更多利益，动力不足。企业做得越大，职工厂长得到的利益相对越小，于是国企的老总通过吃、喝、玩、送等方式，间接分享企业利润。而国企的职工没有权利间接分享利润，于是消极怠工。
5、产权制度改革是生产力的最大变革。改革初期，我国侧重于从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现在这种改革已很好地达到了目的。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就是产权改革。各地的实践充分证明，产权改革后，生产力得到了一个飞跃的发展。产权改革，极大地激活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
二、国有商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
国有商业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是紧紧围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明晰产权，以国有资本退出为主线，实行产权多元化。思想上要转变观念，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产权改革方式；程序上既要发扬民主，依靠职工，又要适当集中，要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上，在促进国有资产流动的同时，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国有商贸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有五种方式。1、股份制。一是增量股份制。原有国有资产不退，增量国有资产折股，吸收民营资本，法人资本，社会公共入股。二是剥离法。剥离部分优质资产组建股份公司。三是减持法。对国有股比重较大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减持国有股。2．股份合作制。本单位全体职工与经营者，共同投资，共同劳动。职工买断工龄，退出国有职工序列，企业买断产权，企业退出国企行列。3、经营者买断。对那些资产水平低、亏损不太严重的小型企业，可以通过经营者买断的方式，退出国有，实行民营。经营者可以是单个自然人，也可以是多个自然人合伙。4．外部转让。对那些长期亏损且扭亏无望，可从外部寻求生机，即将企业产权的一部分转让给企业外部个人。一是协议转让。二是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拍卖，避免黑幕交易。5．混合经济（合资）。
国有商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要解决好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债务。采取债务跟随资产走、债权转股权、资产与债务重组等多种办法，处理好企业的债务，不能借改革逃离债务；第二，历史。要尊重历史，在国有资本退出的过程中，要解决好职工的体制性欠帐，补发职工的欠发工资，做好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第三，职工安置。卖断工龄要在职工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以经济补偿为由将职工推向社会，要落实好职工安置的具体政策；第四，妥善处理好企业无偿使用国有土地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问题；第五，处理好国有产权转让的主体。转让价格的确定、产权转让收入问题；第六，改制后企业的发展问题。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将国有资产卖给个人，一卖了之，而是通过产权改革，明晰产权，重构企业新的责、权、利关系，促进企业发展。
三、国有商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l、“主人翁”地位问题。产权改革后，职工可以通过劳动合同确立职工与公司之间权、责、利关系。职工持股后，通过股东大会对公司的决定投上自己的一票，真正感受到主人的地位，这种主人翁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相反，过去的职工，只是政治意义上的主人，但不是企业的主人，企业的决策、领导的选举等重大事项都是上面、厂长说了算，职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无发言权。
2．产权界定问题。产权改革的前提是产权界定。产权界定的原则是谁投资，谁所有。产权界定时不仅要将有形的国有资产量化界定，更重要的是将技术、管理等“人力资本”产权化。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肯定了探索和建立经理人和核心技术人员股票期权制度的必要性。在国企改革中，要将管理与技术利益化。在现代经济中，最需缺、最重要的是管理与技术。管理与技术的股份化，是对管理与技术成本的补偿，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方面。如果对管理与技术不进行价值补偿，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要么减少管理与技术的成本，要么寻求其它补偿管理与技术成本的方法。因此，产权界定时，要用经营管理股、技术股对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产权奖励。
关键词：垄断行业；中国航空运输业；改革；产权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3―0094―07
一、引言
目前对于自然垄断产业产权改革，理论上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国有化；二是民营化。主张自然垄断产业国有化的理由主要是：国有化是矫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市场失灵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矫正市场失灵的办法之一就是实行国有化，由政府来配置资源。同时由于自然垄断行业大多属于基础设施产业，具有公益服务的特性，自然垄断产业的社会最优目标要求国有化。在自然垄断产业，社会最优目标是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社会分配效率，因为国有企业不像私人企业那样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主张国有化的经济学家主要有斯蒂格利茨(1997)、米德(1989)，他们主张将垄断行业收归国有，由国家来经营。一直以来，中国国内理论界也以自然垄断产业实行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为主流经济理论。陈尚前(1997)认为，不应把自然垄断产业放到竞争市场中去，而应保证国家垄断地位，使其生产成本最低，达到规模经济。13】剧锦文(1999)认为，自然垄断产业的特性决定了在这些产业中实行国营的合理性。马建堂、刘海泉(2000)在分析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功能时指出，限制私人垄断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功能。因此，在一些自然垄断产业有必要设立国有企业，以国家垄断取代私人垄断，以保证这些产业的效率和公共服务。但主张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的经济学家对国有化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理由如下：一是认为潜在进人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垄断的压力，认为垄断市场是具有可竞争性的，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及潘扎和威利格等人(1981)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二是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带来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变化，沃特森(1988)指出，一个产业是否为自然垄断产业不是一成不变的；三是国有垄断所带来的低效率与社会浪费；四是施蒂格勒(1971)的“规制俘虏”理论，认为政府规制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产业对规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即所谓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获”；五是合约理论与委托一理论，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合约主要包括了合约的设计和执行这两个不可缺失的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目标多元化，委托一的链条比较长，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当委托人面临信息、合约和市场不完全时，私有产权可以比公有产权为人提供更充分的激励；六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集中注意力于政府内部的人行为研究，认为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追求的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个体效用的最大化，倾向于将自身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该理论对国有企业自觉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提出了质疑；七是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对市场失灵和政府规制的重新解释，科斯定理说明了私有产权制度是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产权自身属性为自然垄断产业引入多元化的产权主体提供了可能。
以上关于自然垄断产业的特征与产权结构的理论对于指导、解释自然垄断产业的产权变迁是十分有用的。但对于产权结构的变迁大多只研究了横断面的现象，而忽略了发生变迁的历史背景。因此，难以从总体上把握产权问题与自然垄断产业之间的动态关联。实际上，自然垄断产业到底以国企为主，还是以私企为主，经济理论所指明的仅仅是改革的方向，而改革的最终实施根本还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当我们审视产权制度的变迁时，更应该意识到其时效性。国有还是民营，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只能因时而论。”对于自然垄断产业的产权结构变迁，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与内在要求。因此，必须将这一现象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中去研究。本文试图借助转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以航空运输业为例研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产权模式，以推进我国垄断行业产权改革顺利进行。我国航空运输业作为典型的传统自然垄断行业，虽然进行了以引入竞争为主题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改革始终是不系统的，而且时断时续，进展不大。发达国家自然垄断企业的产权改革大都经历了“国家所有一社会公众所有”这样一个过程，自然垄断企业的股权分散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目前发达国家自然垄断企业的产权表现为“私人所有，股份分散”的特征。应该说，从发达国家自然垄断产业效率变迁的过程来看，这种产权模式是比较有活力的。目前，我国航空运输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等众多深层次问题已经浮出水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航空运输业发展的唯一途径。只有当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我国航空运输业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快速、稳定地发展。
二、中国航空运输业产权结构的现状与问题
(一)中国航空运输业产权结构现状
航空运输业是一个资本高度密集的行业，设立和运转一个企业，需要巨额资本。最初的中国航空运输企业无一例外都是国有独资企业，这既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也与航空运输业的自身特性相关。30年前，看好中国航空运输业发展的外国资本，限于政策不能进入；30多年来，这一切都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
中国航空运输业的产权结构呈现如下特点：
1.境内外上市，实现了全球融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航空运输业从最初国有资本的一统天下到今天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和部分地方航空公司的境内外上市，实现了全球融资；地方航空公司和民营航空公司不断崛起；机场属地化管理后引入了外资和地方资本，这一切都改变了30年前民航企业国有独资的面貌。中国民航利用多元的融资体系，扩大了资本规模，实现了初步的产权多元化，增强了企业活力。同时各地机场也纷纷上市，如首都机场、上海机场、广州机场、厦门机场、深圳机场等。民航企业向着规范化管理和运营走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步，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2.国家股比重大，一股独大现象没有改变
以三大航空集团为例，整体上仍然是以国家所有为主。国资委100％控股三大航空集团，通过航空集团再分别对三大航空公司间接控股。三大航空公司仍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主要特征是股权结构单一且缺乏流动性。除三家中央航空企业外，一些地方航空公司，如海航、上航、川航、厦航等也实行了股权多元化，但是国家仍然控制大部分股份。
3.国有航空企业相互参股严重，呈“斑马现象”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把国企产权改革比喻为“斑马现象”，国企互相参股，形式上实现了产权多元
化，但国企所有权虚置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三大航空公司无论是投资方还是被投资方，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企业间相互参股现象非常严重。国航、东航、南航前十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88，64％、92.12％、82.93％；国家持股分别为：国航52.21％、东航59.67％、南航50.3％。国有航空公司和其他国企一样，在实施产权多元化的改革过程中，表面上“多元”了，但实质上仍同属于国家所有。
4.流通股比重小，限售股比重大
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航空运输企业41家。其中属大中型航空公司控股和参股的公司有24家，完全由非航空运输业投资人设立的航空公司为10家。东航、南航、国航限售股比重分别为：59.67％、50.03％、50.66％。
(二)我国航空运输业产权结构带来的问题
到2008年底，中国航空运输总周转量达到376亿吨公里，连续四年居美国之后，号称“民航第二大国”。但是，其中80％是国内航线，国际航线只有20％。航空货运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尤其危险，已经被国际寡头垄断所边缘化。我国航空运输业收入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5.2％，占国际航线市场的1.1％，无论在生产规模、发展方式还是在产出水平方面都与世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生产效率还有待提高。此外基础设施薄弱，机场密度、航班频率都较低，行业的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与快速发展的航空运输业不相适应。从民航业发展趋势看，技术的进步会使飞行成本持续大幅下降。但中国航空运输业由于经营不善，成本居高不下，中美两国机票相对价格之比约为15：1。整个航空运输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都不高，2002-2008年，总体上处于亏损状态，三大航空公司的净亏损额高达190.49亿元。国航除2008年亏损外，其余年份都盈利，相对经营业绩较好；而南航和东航则是“亏多盈少”，尤其是东航，2002-2008年间亏损总额高达214.6亿元人民币。
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现有股权结构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表现为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种情况在国有航空企业普遍存在。国企产权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两种委托关系，即行政性的委托和经济性的委托，前者建立在对经营者的官员定位上，追求的是政绩；后者建立在对经营者企业家身份的定位上，重点追求业绩表现。因此，国企经营者要经常在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之间进行角色转换，很难完全游离于政府以外而纯粹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经营问题，这对企业的发展很不利。
其次，投资而不形成资产，投资而不产生效益。由于很多国有航空公司的利润来源于垄断，如果没有垄断，效率还会进一步降低。国有航空公司积累了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信用缺失已经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三大航空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2008年、2009年分别达到了94.4％和97％。其中东航在2008年、2009年的资产负债率更是高达115％和123.8％。一方面资产不断贬值，另一方面银行利息不断增加，结果造成“资不抵债”的危险局面。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使我国航空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国有航空公司经营效率差、负债率高的现状使得政府在筹措资金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随着航空运输服务需求的迅速增长，这种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再次，产权改革推进缓慢，导致企业家阶层没有形成。产权清晰化的内在涵义是产权的人格化，是找到一个人格化的主体，使他们能像人那样运动，像用自己的钱一样用别人的钱，用社会的钱。企业家阶层是成为政府附庸还是独立的经营阶层，是强化政府功能还是强化市场功能，这些都是产权改革的前提。
三、中国航空运输业产权改革的建议、途径和注意问题
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状况，现阶段航空运输业产权改革的主要措施和重点应该是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一段时间以来，
“国退民进”似乎成为航空企业改革的主流，改革的幅度和数量似乎成为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要区别对待，防止“一改就灵”的思维方式。适合改革的就改，不适合的或者说条件不成熟的就不能盲目地去转让股权。航空运输业产权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国家安全为前提，提高效率为核心，同时兼顾公平。对于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航空运输领域，仍然要实行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对于可竞争性的领域大幅度实行产权多元化也要区别对待，分层改革，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切不可“一刀切”，一“多”了之。
(一)产权改革的建议
1.对于经营效益很好的企业，可维持国有控股结构
在可竞争性领域，政府应更多地关注如何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只要是公平竞争，最后能生存的企业就是最好的，具体是什么所有制并不重要。国航虽然是国有控股公司，但其经营效益从2001年以来一直很好，在国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与国际同行相比，其经营效益也处于较高水平。2001-2008年，除2008年外，国航连续七年实现赢利。上市后的2005年以来，国航已对股东累计现金分红16.66亿元，年均现金分红率(占可分配利润)达20％以上。对于国航这样效益较高的国有航空公司可保持其产权结构，没有必要刻意为实施多元化而“多元化”。
2.对于经营效果差的国有航空企业，可大幅度地实现产权多元化
东航近年来一直亏损，负债率居高不下，而且国家多次注资但成效并不显著。虽然东航是国内首家赴纽约、香港和上海三地上市的航空公司，但由于体制等原因，目前东航(股份公司)及东航集团依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经历2002年民航业大重组后，东航集团划归国资委主管，升为副部级单位。到2003年底，东航集团编制一度扩张至500多人，仅副局级以上干部就达70多人。由于集团公司的强势，在东航内部，甚至有人将东航集团戏称为“小民航局”。据东航内部人士透露，以前属民航总局管理的时候，在经营上通常由股份公司直接向民航总局汇报。在东航集团升为副部级单位之后，国资委事无巨细，均绕过股份公司直接过问集团公司。㈣对于东航这样高投入，低产出的国有航空公司可以考虑加大产权多元化的改革力度，实现产权高度分散化。
3.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不宜实行产权多元化
有些航空运输领域关系到国家安全，且具有较强的自然垄断性质和规模经济效益，适合全国独家经营。例如空中交通管制业务，是整个航空运输产业的核心部门，又与军事活动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所以一方面要坚持中央政府在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投资和控制地位；另一方面要坚持空管部门的独立和中性原则，禁止空管部门投资民用机场、运输航空公司、航空保障、维修以及其他民航业务。
4.我国目前不适合MBO
尽管MBO作为一种新的股权转让方式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MBO的实施还存在很大的障碍。国有航空运输企业所有者缺位，没有任何一个实体对国有资产真正负责，因此，无法为国有资产确定一个合理的转让价。同时在国企经理人员都是由政府委派的情况下，如何判定谁有资格购买国有资产是个现实难题。目前在中国航空运输市场实施产权多元化的过程中，MBO形式
还不成熟，不具备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证。
5.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目前也不适合民营企业及外资收购
虽然国外航空公司拥有规范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不能由外企控制。目前发达国家航空公司股权分散也只是局限在内部，并不是由外资控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因受制于自身的发展阶段，由民企控制国有航空公司也很不现实。欧美那些股权高度分散、社会化、完全靠市场和法制约束的民营经济在中国还没有，现阶段如果把国有大企业退给民营企业风险很大。虽然有些民营企业已经上市，但只卖出一小部分股权，家族的控制权并没有改变。民营经济自身也有一个发展阶段问题，也有一个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的问题，无论在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公司治理上，中国民营企业与国企的现实差距都是很大的。
(二)中国航空运输企业产权多元化的具体途径
产权多元化是国企改革的关键，但实现产权多元化应从国情出发。当前我国航空公司产权改革应本着渐进原则，以相对控股、实现公众化为目标，不断减持国有资本的比重。
1.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
将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国家不再直接委派管理人员参与日常管理，只委派国有资产代表进行独立监管。与国有股转让相比，它属于一种过渡手段，是将国有股转化为一种不流通的有价证券，从而相对提高其他性质产权的比重，进而改变“一股独大”的现状，实现国有产权多元化。优先股的比较优势：一是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转让的几种方式不同，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是通过改变国有股的属性来实现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不涉及到国有资产定价卖出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资产低估及内部人控制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同时，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可以直接领取固定比例的股息，投资风险大大低于普通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就有了保障；二是为实现股市的全流通提供了一个平稳过渡的机会。长期以来国有股减持一直是一个棘手问题，将国有普通股转化为优先股后，航空公司可以从每年的税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积累逐步赎回优先股，逐步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最终将公司变为公众公司，平稳实现国有股减持的目标。
2.航空集团整体上市
原先国有航空企业大多是部分上市，现在争取航空集团整体上市。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可以采用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方式，等存续的包袱逐渐消化掉之后，最终实现整体上市。
3.境内、境外同时上市，采取“A+H”模式
境外上市是国有企业走向国际化的一个主要途径，被称为上市公司实现高速成长的引擎。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与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紧密相连的。航空公司到境外上市，主要意图就是直接把境外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机制引入到内部。境外上市对上市航空公司的压力较大，但对于企业行为、机制的转变效果会好一些。一是境外资本市场相对监管严格，企业造假账很困难；二是资本分析运作也比较规范。同时，我国境内的资本市场也需要一批优质的上市公司，好的上市公司对资本市场实现规范化运作非常有好处。对于航空公司上市，“A+H”模式较好，把境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机制引入国内，让境内的投资者能够分享到航空公司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产权改革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航空运输业产权改革过程中，一些质疑声从未间断过：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几次大讨论，掩映的是产权结构矛盾的一次次市场化冲突。我国航空运输业改革应注意下列问题：
1.产权改革要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正在通过两种方式大量流失：一是法律缺失下的合法；二是自定价格。因为法律的缺失，结果生产资料以最贱的价格落到私人手里。大量的中小型国有航空企业得到各级政府的行政支持和保护，成了低效益的典型，有的甚至成为国企领导和当地政府官员侵吞国家利益的腐败温床。要加快这些航空企业改革的进程，通过“国退民进”，收回国有资产，让企业以独立利益主体身份进入市场。
2.按市场规则改革，避免政府干扰
2008年前东航发起的五次重组，只有收购长城航空和武汉航空是属于市场行为，而收购通用航空、云南航空和西北航空均属于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导致产权改革缺乏透明度，缺乏市场化运作程序，缺乏对收购者科学的考察。地方政府缺乏对企业微观运作的把握，缺乏对收购者的辨别能力。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有如下几点值得反思：一是在产权改革和股权转让过程中引人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比如公开竞价等；二是要转变“扔烂摊子”的思维方式，要以对股东负责的态度来认识国企产权改革；三是正确认识国企改革的工作本质，防止“一改就灵”的思维方式，适合改的就改，条件不成熟的不能盲目转让股权；四是客观评价民营企业的实力和素质，防止部分民营企业“空手套白狼”。
3.产权改革要避免流于形式，应该实至名归
我国航空运输业改革出现了明显的“斑马化”倾向，很多与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并不大的国企，也采取互相参股、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这使很多国有航空企业行政化、官僚化严重，而市场意识淡化。国有航空运输企业股份制改革，必须引进相当规模、有足够操控力和话语权的非国有资本。到2008年底我国民用航空公司数量为41家，其中中央企业3家，地方国有企业29家，民营企业9家。然而在2009年初到2010年上半年间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特点是“国进民退”、“航空公司与政府联姻”。具体事件有：“东星”被国航收购；“鹰联”被川航收购，变“成都航空”，属地方国企；天津市政府携手海航打造“天津航空”；鲲鹏航空接受河南省政府注资、更名“河南航空”；深航与昆明市政府联合推出“昆明航空”。
在实际产权改革当中，我们应该结合航空运输企业自身的性质，选择与之发展相适应的产权改革途径，而不要搞一刀切或盲目跟风，照搬照抄。对于那些政府确实要放手的航空运输小企业，可以通过国有资产转让来彻底改变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将所得的资金投入到更需要的领域，优化资源配置；而对那些目前尚不能彻底“卖掉”的航空运输企业则可以通过优先股转化来过渡，待到时机成熟再进一步采取适应的措施，从而科学合理地实现国有航空企业的产权多元化。
四、小结与进一步展望
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对垄断行业经营和掌握的程度各不相同。由于各国市场发育程度、历史传统不同，自然垄断产业的产权结构具有各自的特点。就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航空运输业产权改革而言，不能照搬现成的理论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因为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