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7: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数字经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借优势拓展经济新空间
2月6日,贵州印发《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是什么?
谢晓尧:贵州的优势总的来说有4个方面,一是战略优势,国家大力支持,数字化发展态势逐渐形成。先后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获批宽带乡村、远程医疗、物联网重大应用等试点示范,在大数据方面相继出台《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等系列相关文件,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资源优势,数据加速累积,应用模式和种类不断丰富。全省数据中心服务器承载能力达37万台,安装使用服务器5.1万台。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已承载481个应用系统,三大电信运营商贵安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数据共享开放实现突破,云上贵州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成升级改造,完成353个数据资源目录的梳理和170个数据集上云,共享数据集118个,108家网站与省政府门户网站实现数据交换等。
三是环境优势,软硬生态良好,发展条件和氛围持续优化。我省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生态和气候条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宜业环境,推动大数据等新经济形态发展,开展大数据先行探索,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参与大数据发展的氛围,形成全国大数据“试验田”的先行优势和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环境优势。交流合作环境不断优化,贵阳数博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重要的高端交流平台,中国痛客大赛、中国“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等一批创业创新平台不断涌现。
四是后发优势,发展速度加快,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我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工业实力明显增强,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旅游业井喷发展,一些优势产业在全国地位夯实,全省在西部地区实现了赶超进位的历史性突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四型”数字经济
《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四型”数字经济,“四型”所对应的经济业态是什么?
谢晓尧:“四型”经济即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服务型数字经济,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一是资源型数字济,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数据交换交易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核心业态部分。二是技术型数字经济,主要是数字技术硬件产品研发制造、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包括智能终端产品、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网络通信服务、数字安全等技术领域以及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关联业态部分。 三是融合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一、二产业的融合应用,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智慧绿色能源、区域特色产业数字化等新型业态,促进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提质增效,形成数字融合型经济新增长极。四是服务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业态,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再造数字消费“新蓝海”。
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发展数字经济和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是什么关系?
谢晓尧:数字经济有很强的大数据特征,我们用大数据战略行动统揽数字经济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我省大数据战略行动的重要方向,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项目“牵引”培育市场主体
《规划》不但提出了我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而且明确了四个支撑性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谢晓尧:主要以六个方面为抓手:一是抓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提升现代信息网络发展水平,加快形成宽带、泛在、融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数字流动新通道。二是抓发展载体。以创建贵安数字经济国家级创新示范区,打造贵阳数字经济示范城市、遵义数字端产品制造集聚区,建设贵阳-遵义-贵安数字经济核心引领带和一批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基地(园区、小镇)。三是抓重点项目。每年谋划、和实施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的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四是抓融合应用。抓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应用,抓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推动转型升级。今年我们将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重点建设120个典型示范项目。五是抓企业培育。千方百计打造一批引领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中小微企业。六是环境营造,持续营造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验田”环境,让企业愿意来贵州投资、创业,愿意来贵州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规划》明确,数字经济是我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重点,我省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具体如何布局?
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指出,要把握历史契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抓好总体布局和具体落实,加快培育一批数字经济示范园,加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实体经济插上数字化翅膀。
作为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深耕大数据“蓝海”,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荩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基础,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通信服务业为增长点,以物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为突破口的发展格局。2016年,全省信息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6%左右,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通过近几年大数据产业培育,贵州社会各界对数字经济的认识逐渐清晰,对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寻求转型的信心更加坚定。一些地方在互联网医院、数字物流、智能出行、高端智能设备等领域成就不凡,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中,积聚起充满活力的思想、人才和技术力量,闯出了一条后发赶超的新兴产业道路。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贵州省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坚守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的重要举措,是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推动实现历史性新跨越的战略选择,是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的重要方向。未来几年,贵州将以大数据与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行动计划为统领,实施典型项目示范,力争把优质项目提升到全国一流水平。贵州再接再励勇闯“蓝海”,数字经济前景可期。
2月6日公布的《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年)》明确,“发展资源型数字经济,释放数据资源新价值”“发展技术型数字经济,打造信息产业新高地”“发展融合型数字经济,激发转型升级新动能”“发展服务型数字经济,培育数字应用新业态”是贵州数字经济发展重点。发展“四型”数字经济,需要在审批以及准入制度改革、法治环境构建、政府服务改善等方面共同发力,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改革创新氛围浓厚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最需要政府秉持开放姿态,勇于接纳新思想、新技术,贵州力促各部门各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走出去与引进来渠道畅通,进一步完善了数字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基。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已形成了可观之势。这种“势”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数字经济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呈现出蓬勃生机,基于庞大通信基础设施所提供的硬件与数据支撑,贵阳、贵安新区等地对新技术、新经济人才的吸引力逐渐增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磁场效应”越来越明显。
这种创新发展之“势”,其中一股重要力量,是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与决心所推动的赶超气势。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状况依旧滞后的情况下,贵州培育大数据产业以及数字经济,这需要眼光与智慧。省委、省政府推动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要求“始终做到坚定信心、保持清醒、力推创新”,这在增强全省干部群众发展信心与决心的同时,也向外界表达了贵州借力大数据时代机遇谋求跨越发展的强烈愿望。
不少数字经济市场主体正在适应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之势,市场空间得到不断拓展。不管是区域整体发展,还是企业转型升级,都力图在时代变革的新格局中抓准机会。作为新经济业态,数字经济要实现高品质发展,特别需要各类市场主体强化技术革新、积聚人才力量,探寻新的市场需求、创造新的有效供给,为经济社会持续进步注入新鲜血液。
聚改革之气、蓄创新之势,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成为大数据发展的行家里手和促进者”。贵州在中国大数据和数字经济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与不断推进改革创新、开放发展息息相关,未来要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贵州数字经济的“江湖地位”,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践行持续创新与扩大开放基本理念,在不断优化体制环境、消除“数据壁垒”、提升对市场试错容忍度以及对大数据新知识、新技术的有效学习吸收等方面加倍努力。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一条数字化的河流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连在一起。经济的数字化悄悄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浏览器准确地把用户想找的信息和商品预先呈现;行人看到停在路边的自行车拿出手机把车骑走;很多人已经许久不带钱包出门了;看到“人类”棋手之间的比赛,围棋爱好者心里也难免出现一丝异样的感觉。
我们在同一条河流里游泳。经济数字化多个方向的进展,几乎都从一个位置出发,即提取数据和应用数据能力的提升。
大数据不再是空中楼阁,商业生态随之重构,数据科学家成为关键岗位,数据分析人才变得抢手。甲乙买卖、甲方乙方化、战略合作、合资公司、跨界融合,大数据市场的五种合作模式的适应性也建立起来。微观的数据决策力,未来可能累加成为社会管理工具,用算法取代人为制定法律来管理生产、分配社会资源的图景已经在描绘。与此相对,警告的钟声响起,科幻电影中一个数字系统统治世界的危险前所未有地迫近了。
区块链正是数据算法用于规则制定的著例。数字货币挑战着所有国家中央政府的发钞权,金融行业却热情地拥抱它。而且不惟金融,专家说区块链“万业可用”。政策制定者已经反应过来,2016年1月,英国首席科学家把区块链列为国家战略。它最大程度排除了人为因素,显示出作为建设诚信社会基石的样貌。
应用区块链,金融业一马当先。其他数字技术,金融业也乐于尝鲜。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称为“互联网金融”,从去年到今年热度不减。今年的新气象是互联网金融有全面铺开的势头,数字货币、大数据金融、信息化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门户等细分领域,共同组成了互联网金融的生态布局。互联网金融中出现的信用问题,引起政府部门的“专项整治”。随着监管的推进,互联网金融竞争格局中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显现出来。
像金融业一样,数字技术带来的业务灵活性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分享经济”这一饱含着尝鲜因子的商业模式在逆袭和改变着传统消费观念,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的资源平台化、协同化地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新的新形态。2016年,分享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分享经济鲜明地支持和促进态度。分享经济平台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产物,通过移动LBS应用、动态算法与定价、支付、双方互评体系等一系列机制的建立,使得供给与需求方通过分享经济平台进行交易,也因此迎来了更大的市场机遇。
分享经济还只是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版图中的一角。2016年,互联网技术充分发挥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更为制造业、电商、物流、农业、金融等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机遇和突破。今年,“互联网+”不再是一个飘渺的概念,互联网技术开始对传统企业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行业从以服务为主走向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通过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全面升级。
由此城市变得智慧,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告别了“传统”,进入“新型智慧城市”阶段。新型智慧城市是以创新引领城市发展转型,全面推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深度融合,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也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促进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在诠释这一概念时说:“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保障网络安全的任务更加迫切。网络诈骗、信息泄密相关的犯罪猖獗,个人、机构和国家都受到威胁。尤其在国家网络安全层面,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了第五个重要空间。为此,今年出台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网络安全法》草案。《网络安全法》开创了我国安全行业的多个第一:第一部以安全为主题的法律、第一次明确了安全的责任主体、第一次全面提出了数据和公民信息受法律保护等等。
2016,是经济数字化的一年。
关键词:数字经济;外卖订餐消费;市场监管;信息化建设
《中国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报告(2020年)》中指出在过去的10余年里,以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外卖订餐作为一种典型的数字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了新的消费者场景和便利。目前,外卖订餐运营模式已在保定市获得初步发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还需结合区域实际进行研究,从而为保障居民食品安全、满足多样化食品消费需求增加新途径,也为推动传统餐饮行业朝着数字化方向升级带来新契机。
1数字经济下保定市居民外卖订餐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掌握保定市外卖订餐消费状况,于2021年3月至7月对保定市外卖订餐消费进行了抽样调研。调查结果显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部分餐饮商家缺乏外卖平台申请指导,不熟悉平台准入条件
外卖订餐平台是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的虚拟市场,商家和消费者在该市场中进行交易[1]。虽然现有外卖平台也建立了网站和APP对注册流程和准入条件进行指导,但该方式要求商家已具备一定信息技术知识,而这对于一些不熟悉信息技术的商家而言仍存在一定困难。从而使得现有指导方式的受众面比较狭窄,部分商家对外卖订餐平台的注册流程和准入条件不熟悉,仍然单一地采用传统的门店经营方式,已不能有效满足居民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需要。
1.2部分外卖商家缺乏对食材质量的把关,选材良莠不齐
食品质量直接关系着消费者的饮食健康安全,是外卖订餐获得良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2]。外卖订餐过程中,部分商家放松了对食材质量的把关,不同批次采购的原材料质量良莠不齐。经调查,评论中主要反馈的问题有“食物有异物”“肉类或豆制品发酸、腐坏”等。此外,有消费者也对使用的油类调味品质量存在一定质疑,这些都会影响居民外卖订餐的食品质量安全。
1.3部分外卖商家食品生产环境较差,卫生不达标
外卖订餐中消费者主要凭借外卖商家在平台上现有的展示信息来了解食品加工烹饪环境,但目前外卖商家披露加工环境信息并不是平台审核的一项必要条件,因此很少有商家展示该类信息。部分商家在完成了注册审核之后放松了对食品加工环境的卫生要求,出现了“食品加工间内灰尘、油烟密布;一些厨具、操作台沾满油垢;食材、厨具等随意摆放”等问题,这都可能影响外卖订餐的食品质量安全。
1.4部分外卖商家的平台展示信息不对称
外卖商家在平台上展示的食品信息是消费者感知食品外观、色泽、口感的重要参考依据,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3]。经调查,部分外卖商家存在平台展示信息与实物不对称的问题,集中反馈的有“平台图片过度美化、所用食材与实物不符、菜量差距过大”等。究其原因,部分商家为增加销量通过过度美化、夸大食物图片等手段对消费者进行变相诱导,不仅降低了消费者的用餐体验[4],也影响了外卖订餐市场秩序。
2数字经济下保定市居民外卖订餐优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主要从市场监管和信息化建设两个层面给出优化建议。
2.1出台商家申请外卖平台准入指导方案
为解决部分商家不熟悉申请流程、平台准入条件的问题,在市场监管方面,相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和外卖经济的特点出台相应的指导方案,规范外卖商家的经营许可证等材料的审核和管理,建立外卖商家信息库,帮助有意向参与的商家学习注册流程和准入条件;在信息化建设层面,借助各类新媒体工具开通官方公众号并进行指导方案和宣传,还可以使用语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讲解,扩大受众范围。
2.2建立外卖商家食材信息多方共享机制
有效信息共享可以降低商家、消费者和平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5]。在市场监管方面,建立外卖商家食材信息多方共享机制。一方面规范外卖商家对食材的采购时间、数量、渠道等信息的记录,另一方面监督外卖商家对食材信息进行真实、准确、完整地展示和更新。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建立食材信息共享数据库,构建多向信息共享渠道,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和监督,以实现监管部门、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对食材信息的有效共享和监督。
2.3完善外卖商家食品加工监管机制
针对部分外卖商家食品生产环境的卫生问题,需加强对其食品加工环境的动态监管。①市场监管方面,结合外卖订餐的特点制定相匹配的外卖食品加工卫生安全标准,完善卫生监管制度,具体可包括操作台面和厨具的清洁、摆放,人员着装、操作规范等;建立外卖商家食品卫生评级制度,对其食品加工环境进行卫生评级,对于优质商家进行公开和奖励。②信息化建设方面,完善商家信息库,鼓励外卖商家对食品烹饪环境信息进行公开和定期更新,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2.4规范化管理外卖商家平台展示信息
为解决商家平台展示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进一步规范外卖订餐市场秩序。在市场监管方面,需要规范外卖商家对平台展示信息的规范化管理,对图片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制定相应的标准;也要进一步强化外卖商家的契约精神,监督其严格落实相关规定。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对商家展示的图片信息定期进行抽样检查,对失真图片进行重点审核,防止商家利用图片、视频处理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
3结语
本文以保障居民食品安全为导向,从市场监管和信息化建设两个层面给出优化建议,以进一步规范外卖订餐市场秩序,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餐饮资源的有效整合,促进保定市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鹏,李文韬.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基于智慧监管理论的视角[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7(1):1-9.
[2]和雅娴,嵇安奕,李华昌.大学生网络订餐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企业经济,2016(7):83-89.
[3]张志祥,石岿然.O2O平台上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J].食品工业,2017,38(1):218-221.
[4]曾剑秋,王帆.O2O在线外卖用户满意度研究与实证分析[J].现代情报,2015,35(8):17-21.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数字资产; 会计核算
经济的发展决定会计理论、内容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现代社会已逐渐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商品已成为现代经济领域中重要的商品形态,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资源。所谓数字商品,就是那些能够被数字化,并且写成一段字节形式的商品,其实质是能够实现一定使用价值的数字编码的有序集合,如计算机软件、多媒体产品、专业数据库、电子出版物等。相对于一般的物质产品,数字商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具有极大的可压缩性,不占据物理空间,复制性强;可网络化传递;独特的无形磨损;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具有共享性。
由于数字商品正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现代社会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加之数字商品的特征、交易方式、流转程序等与一般商品有着较大的差异,引发了对其探讨的必要性。鉴于当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尚无对数字商品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本文将对专门从事数字资产开发、生产的企业的数字商品,从确认、计量、核算、披露等几个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对于外购的数字商品,会计业务处理比较明确,这里不再进行讨论。
一、设立“数字资产”科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数字商品是企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投入大量人财物而形成的、为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并在一定预期内能为企业创造效益。显然,数字商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关于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标准,也就是说具有可定义性和可计量性,同时其信息揭示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因此首先应该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暂以数字商品资产命之。由于数字商品这一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与一般存货、无形资产又有着一定的区别,不宜归并其中,需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一)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的区别
表面上看,数字商品资产符合“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的规定,即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2006)关于存货的规定。但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宜将数字商品资产作为存货进行核算。
二者的差异表现在:一是数字商品资产具有边际成本趋于零的特点。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主要在于前期的研究开发阶段,第一件产品的成本极高,以后的产品由于可无限复制,其成本几乎趋于零,这样形成了相同的产品但其成本计量却不同。一般存货应当按照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它的生产成本与生产数量成正比例关系递增。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无实物形态。数字资产在开发成功后以抽象的方式存储在磁(光)介质中,不是以实物形态存在。一般存货都是以实物形态而存在的。二者的管理模式亦大不相同。三是数字商品资产在供给上可以是无限的,而存货由于企业的财产和存储空间的限制,其供给是有限的。四是数字商品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为了保持其数字化产品的先进性和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软件功能扩展、版本升级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升级和功能扩展都会给数字商品资产带来一定的附加值,也必然要求进行一次新的价值计量。一般存货直接按照成本计量而无须进行连续性的计量。
(二)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无形资产的区别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同时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则该项资产确认为无形资产。数字商品资产从表象上看具有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特征,表现在:一是数字资产没有存货形态。数字化产品的形态是无形的,无需以有形的仓库储存,它以抽象的方式存放在磁介质中。二是数字商品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三是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较为合理地计算出来。
但数字商品资产具有不同于无形资产的特征:一是数字商品资产持有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直接销售而获利。一般无形资产的持有目的不是为了销售。无形资产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是因为企业掌握了某项技术、秘方或形成了良好的信誉、占据了优势地域而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这种收益是间接的。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是具有独占性的,但并不具有排他性,他人的购买、使用正是研发数字资产的目的。而无形资产与此不同,它要求同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三)数字商品资产单独确认的设想――设立“数字资产”
从上述分析可见,数字商品资产与存货和无形资产相比,既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将传统会计确认模式运用于数字资产就会存在不恰当之处。基于数字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可考虑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对数字资产的确认条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规定。
1.符合数字资产的定义。数字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非货币性资产。
2.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3.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数字资产的计量
会计计量在整个会计运行系统中处于核心环节。如何对数字资产正确计量无疑是研究数字资产的关键所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规定: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及公允价值。同时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
数字资产是企业投入的大量人财物力所形成的独有资源,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在目前我国会计环境下,数字资产宜采用历史成本法对其进行计量。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支出的总额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
为了保持数字资产的先进性与竞争力,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采用新技术进行数字资产的升级或更新换代,数字资产将具有更高的价值。对形成数字资产新价值的追加开支部分,仍需要计入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就是说对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这是由于数字资产的独特性决定其计量的特殊性,也符合历史成本计量的要求。
三、数字资产的核算
数字资产的核算主要包括确定数字资产的取得、计提跌价准备、摊销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具体核算上,需要在“数字资产”科目下设立“数字资产减值准备”和“数字资产摊销”两个二级明细科目。
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的支出总额,包括评审费、注册费等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借“数字资产”,贷“银行存款”等科目。对于数字资产升级换代所追加的开支,采取同样的方法,增加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
如果开发数字资产的技术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数字资产的价值就会大幅降低。在此情况下,可借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核算方法,对其计提减值准备。在期末,将数字资产的账面余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比较,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账面余额时,按其差额,借“营业外支出――计提数字资产减值准备”,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高于账面余额时,无须调整。这样,一方面可准确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体现谨慎性的要求,避免企业随意调整利润。
企业为了保持旺盛的市场需求,将通过不断创新来更新数字资产的版本和功能,这就加速了现有数字资产价值的贬值,即数字资产具有独特的无形磨损的特性。为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对其价值需要在可预见的期限内摊销。摊销的方法可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趋同,采用加速摊销的方法。期末摊销时,借:“管理费用”,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摊销”科目。
当企业销售商品取得收入时,一般来说需要同时结转生产成本。对于数字资产来说,由于其趋于零的边际成本的特性,在数字资产形成后每一件商品的生产成本仅包括复制到光盘等介质的成本,该项生产成本极低。如果根据配比原则,在销售数字资产的同时结转其趋于零的生产成本,则显得毫无意义。根据重要性的原则,对其生产成本无需结转。
四、数字资产的披露
在会计报告中需要从两个方面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一是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下增设“数字资产”项目,以披露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二是在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主要表现为数字资产面临的风险。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任何企业都不能一直保持其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时刻都会有新技术的产生或技术的突破,一旦该种数字产品的优势丧失,企业的价值就会降低。因此,对数字资产的风险因素应予以恰当的披露。
会计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在当今信息社会,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数字商品正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就要求重视并正确核算数字资产,推动会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方美琪,付虹蛟.电子商务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M].2006.
关键词:数字经济;管理转型;制造企业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5],具有万物互联化、知识智能化、数据要素化特征[6]。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的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GDP增长,数据资源成为驱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企业管理转型的必要性
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但仍存许多问题。传统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发达国家较弱,生产管理效率较低。只有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大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制造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壮大。根据我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内涵,现代制造业应该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相结合,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引导制造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管理本质特征即信息流和工作流的数字化[14],企业需对数字化工作流和信息流进行有效管控,利用物流和资金流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协同。因此加速高新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企业管理融合迫在眉睫,管理数字化转型成为制造企业发展的必要途径[4]。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企业管理转型要素
为了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我国制造企业全力推进设计研发、生产服务等环节的管理模式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更加趋于网格模式,传统制造企业管理转型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制造、销售物流、产品创新等环节的应用进行[8]。这样企业就能改善客户体验、创新价值主张、提升组织效能。基于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结合数字经济时代背景特点,企业管理转型涉及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供应链管理,建立与供应商、分销商之间快速的合作和交流的渠道,面向供应链以市场的观点对整个商务活动进行规划、设计和实施的整体结构。供应链管理转型是以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整合为基础,以最低的整体成本满足客户的同时实现供应链的高效运作。二是生产与研发,关键在于优化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数据及其相关技术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用户的偏好成为企业产品研发的关键。客户管理关系中精准化营销模式倒逼上游生产体系发生变化,传统制造企业的生产模式、产品设计、研发模式均应有相应的改善。三是客户关系管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发展迅速,利用数据信息改善客户关系管理成为关键。数据信息对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建立良好关系等起重要作用,有效利用数据信息改善客户关系成为传统制造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以上三方面相互联系协调,为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同时业务流程重组不断对企业原有业务流程进行管理创新,则是对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组织保证[15]。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供应链管理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的供应链平台成为供应链效率提升的支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化技术的逐步成熟有效解决了供应链上的链接、索引和交互等问题,实现了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有机联合,供应链效率大幅提升。数字经济对供应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化、横向一体化、物流系统数字化等方面。第一,企业供应链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智能化等的支持。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转型需要利用大数据构建系统化的现代管理体系,搭建好信息供应链管理平台,以确保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顺畅。同时智能化技术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人工,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促进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1]。第二,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企业为了追求资源整合往往采用纵向一体化来实现高度控制。数字经济时代横向一体化成为主导,企业只需抓住产品方向和市场这两个重点,及时整合外部资源响应市场即可。横向一体化形成了一条完整贯穿供应商、制造商和分销商的链条,链条上所有节点的企业都需同步、协调。因此供应链横向一体化程度也是影响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交易融合交错,物流成为企业经营中的重要环节,其数字化程度对企业交易的完成度有重要影响。企业需利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结合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建立适配的物流系统,使全范围、全过程的物流活动能够实现纵深化的管理和协调。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生产、研发管理转型
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生产技术创新的同时生产模式、产品设计、研发模式等也发生变化。第一,生产模式趋于模块化、柔性化。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及其相关技术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用户的偏好成为企业产品研发的关键。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客户管理关系中实施的精准化营销模式倒逼上游生产变化,单一批量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为了满足差异化需求,企业的生产需适合于定制化产品的模块制造,生产模式逐渐柔性化。同时数字经济降低了企业的搜索、复制、溯源以及认证等相关成本,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模式优化中去[8]。第二,产品设计趋于版本化、迭代化。数字经济时代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增加,用户识别、敏捷学习、迭代试错成为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的重要能力[13]。迭代创新模式增加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多样性,也降低了资源禀赋约束[12]。迭代化的生产节奏有利于企业及时地适应供需两端的需求与发展,更加精确地感知新变化、把握新机遇。第三,研发模式趋于开放化、开源化。数字经济发展过程是全生态协力共进的发展,创新不只是部门内部的创新,更是整个生态的协力共进。企业需要不断综合不同领域的新知识、发掘跨界创新潜力,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凸显核心竞争力,拥有更多的选择、更稳定的系统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2]。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业务流程重组
传统的业务流程中一项完整的工作会交交由不同的部门依次进行,信息传递路线较长,信息失真概率更大,导致组织内各部门交流、协调较为缓慢,生产效率与决策准确率较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业务流程重组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以企业战略为基础,涉及到组织结构和人文因素等诸多方面。第一,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组织结构具有复杂化、集权化等特征[3]。组织结构为适应精细化分工和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等,逐渐扁平化、柔性化、网络化,为了与业务流程相适配平台型经济形态也不断发生变化[16]。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企业环境快速变化、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创新多元化,网格制相对于科层制更具优势,也是数据驱动组织结构创新的体现。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规则和权力两方面。数字化技术改变了行动者规则,行动依据不再是科层制中稳定的公式规则系统,而是由原来的经验规则变为数据规则,数据、信息技术、知识等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以数据信息及相关技术为核心的规则体系[10]。开放的网络式管理模式和无边界的生态圈管理模式使得权力趋于分散,变得更加多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同一组织内的不同层级之间信息高度透明,组织和个人的信息权力越来越小,拥有大数据信息的大型平台组织和政府部门等成为权力集中地。第二,信息技术在业务流程重组中主要作用是提高信息决策质量和速度、简化管理流程[7]。其对业务流程重组的技术支撑主要是作为流程再造规划管理工具从整体把握项目的规划、进度、预算、评估等;作为成本分析工具分析项目所需资源与成本;作为人事计划工具来进行人力资源相关分析;作为集成工具、编程工具等管理系统开发工具。相对应的,业务流程重组也对信息技术有较大影响,促使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不盲目接受,而是注重人工和信息技术的配合与协调,为企业长久发展提供支持。第三,企业流程重组不仅涉及到技术,还涉及到人文因素。企业业务流程重组是深层的管理变革,原有企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将被重组。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制造企业需要进行企业文化变革,需要在创新协同的文化引导下,以客户为中心,团结协作进行业务流程重组。通过整体氛围的引导与激励,调整员工的意识行为、价值观等,以实现企业业绩的提升[17]。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需要构建新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使企业文化与业务流程重组过程相适应,两者相互交融,共同进步。同时数字经济背景下,智力价值不断提升,企业组织管理更趋于扁平化,权利也更加分散,企业人员的知识与能力、素养、态度等也需与之匹配[18]。第四,企业战略是业务流程的总纲领和指针。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业务流程重组实质上是结合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从业务流程出发挖掘企业潜能来进行战略构想[17]。传统制造企业需要结合数字经济对企业的内外部资源、环境、市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企业战略进行更适配的调整。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客户关系管理转型
数字技术曾经一度让中国的音乐行业陷入混乱,现在又成为音乐行业新的曙光。
这束曙光来自粉丝经济。在今年6月的端午节期间,音乐平台掀起了一场“粉丝狂欢”。这场狂欢首先由鹿晗的粉丝点燃,在6月9日当天,鹿晗的唱片《Reloaded I》拿到了QQ音乐推出销量认证后的第一章“殿堂金钻唱片”(销量300万张或者销售额达到1500万元)。而在众多“玉米”的努力下,李宇春的数字专辑《野》随后以极快的速度登顶销量排行榜。
此外,EXO的粉丝们也在阿里音乐上帮自己的偶像“刷榜”,一个小时内买了10万张。
从QQ音乐的数字专辑畅销榜(累计排行)来看,目前位列前三的依然是拥有众多粉丝的周杰伦、李宇春和鹿晗,其中周杰伦售价20元一张的《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已经卖出1104086张,李宇春售价5元一张的专辑《野》则已经售出3278390张,鹿晗售价5元一张的专辑《Reloaded I》也卖出了3276905张,而这些数字还在以几秒一张的速度增加中。
得益于粉丝对偶像的支持,各个平台的数字专辑销售数量屡创新高,数字专辑成为音乐平台的新宠,它是几个音乐平台近两年来探索出来的音乐收费新形式。
根据QQ音乐总经理侯德洋的介绍,QQ音乐在2005年建立的时候,国内的音乐市场还是盗版、免费为主流,这让唱片公司损失严重。而从2013年开始,QQ音乐开始联合唱片公司打击盗版,并开始想办法在音乐收费上探索新形式。
“用户数在不断增加,但是我们的收费渠道很少,广告不多,绿钻特权的付费也不足以抵消成本。我们就想,怎么来改变用户的习惯,让他们能够在听到免费音乐的情况下,还愿意为音乐付费。最后,我们的方向是粉丝经济,因为偶像对于粉丝是很有号召力的。”侯德洋说。
在2014年12月,QQ音乐在数字音乐专辑方向上踏出了第一步,推出了周杰伦的数字专辑《哎呦,不错哦》。这张没有实体CD的专辑,粉丝在授权网站上购买就能够下载整张专辑的歌曲,比起过去的实体专辑,数字专辑少了视觉审美和收藏的功能,仅仅只是通过网络听歌的形式,显得有些单一。
侯德洋和他的团队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这是一张让粉丝买单的专辑。所以在专辑的销售中,增加了大礼包,包含周杰伦的亲笔信,照片和专属铭牌等等。其中,铭牌是指每一张数字专辑的专属ID,以一串数字的形式记录着这是艺人卖出的第多少张专辑,突出专辑的独特性。这张定价20元一张的专辑,在QQ音乐平台上卖出了16万张。
去年7月8日,国家版权局下发《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让国内的音乐行业版权市场更加规范。这也给了数字专辑更大的发展空间,几个音乐平台在数字专辑这个方向上,不断地推出新玩法,目的是刺激粉丝消费,尤其是重复消费。
从QQ音乐的玩法来看,其包括听歌特权(预购专辑的粉丝可以抢先听同名主打歌)、独家礼盒、专属铭牌(累计购买可升级)、粉丝活动(如听周杰伦说书)、真爱粉抽奖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几项排行榜,如销量认证排行榜、粉丝排行榜(包括今日铁粉榜和累计土豪榜),平台还鼓励粉丝加入“粉丝公会”,加入公会后,购买专辑的数量将会在公会中显示。
而阿里音乐平台的粉丝经济运营方法是,粉丝榜前十名能够获赠歌手亲笔签名的实体专辑,粉丝榜前五名能够获得演唱会门票,购买专辑能够获得独家专属影像,重复购买能够解锁通关视频,买3张解锁第一条,买6张解锁第二条,买9张解锁第三条。
用销量排行榜燃起“粉丝”为偶像刷榜的热情,用铁粉榜和土豪榜等粉丝排行榜激起粉丝的攀比心理,刺激粉丝重复消费,音乐平台在粉丝经济的运营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
目前来看,这些刺激手段颇有成效。目前在QQ音乐平台上,李宇春的专辑《野》的累计土豪榜上,名为“Fenice”的粉丝目前以26825张的数量位于榜首,而排在第二和第三的粉丝,购买专辑的数量分别是17363张和16401张。
比起最初周杰伦的《哎呦,不错哦》数字专辑,音乐平台的促销手段丰富不少,而这还只是早期形式。根据侯德洋的介绍,QQ音乐平台正在试图增加更多的社交属性,鼓励粉丝之间互相联系和共享,建立粉丝公会,刺激粉丝为偶像“打榜”。最新的玩法是,推出热销地图,让粉丝能够知道中国各个地区的专辑销售情况,刺激销售不佳的地区粉丝购买专辑。
数字专辑看起来前途光明,但侯德洋也指出,这种形式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歌手。“拥有众多粉丝,且粉丝活跃度和忠诚度相对较高的艺人更适合数字专辑。我们刚开始倾向于选择周杰伦、李宇春、BIGBANG等这样的大牌歌手,而像好妹妹、陈粒、逃跑计划的数字音乐也在QQ音乐发行,但不能直接跟偶像型大众歌手对比,毕竟受众与知名度还是有区别。”
(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11倍,且拥有全球1/3的独角兽企业。中国已成为塑造全球数字化格局的重要力量,其数字全球化进程方兴未艾。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显示,中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数字化投资与创业生态系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到全球电商交易总额40%以上,而在十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1%。据估计,中国电商交易额现已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的总和。中国与个人消费相关的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额相当于美国的11倍。全球1/3的“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初创公司)为中国企业。(来源:麦肯锡 编选:)
全文链接:《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城市;伦敦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economy changed the world much including people’s life, work, study, and also brought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s of traditional media, business, social relation, film and TV, publishing and recre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meet the necessity of domestic society and economy, many countries propose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ade good winnings. In our cas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ccelerating, and bears with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tent compared to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digital city or smart city become new forms of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made an introduction on development of digital-economy in U.K. and London and wants to provide a little inspiration for the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digital-economy;digital-city;London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9-39(7)
1 前言
当前,全球经济与社会正发生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广泛和深刻的变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突飞猛进,信息化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深刻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信息化,把加快推进信息化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并基于此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它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充分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具体包括信息技术、传统产业、基础设施、社会生活等信息化的发展。
在国家层面,英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欧美发达国家,乃至摩洛哥、马来西亚、塞内加尔、约旦等发展中国家,都先后出台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制订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指导方略。作为经济和人口最为密集的空间,城市仍是数字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市场和发展平台,特别是一些国际城市,由于其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交通流,亟须通过信息化的发展给予城市更好的建设、管理和服务手段。当然判断一个城市的数字化程度,不应以某领域内某项技术创新和成就为指标,数字城市注重的是信息技术必须对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发挥着基础的作用,并为人们生活工作带来切实影响。2009年英国政府推出一份纲领性文件——《数字英国》,主题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推广全民数字应用及提供更好的数字保护,从而将英国打造成世界“数字之都”。经过几年的发展,英国数字经济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伦敦更是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领先城市和欧洲“数字经济之都”。[1]本文在对数字经济发展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将重点对英国及伦敦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为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对照。
2 数字经济主要评价指标及国际比较
2.1 经济学人信息部综合指标体系及其国际比较
自去年以来,浙江省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大力培育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新产业,积极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电子信息行业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电子信息制造业综合发展指数达73.34,居全国第3位。
稳步推进发展工作
过去的一年,为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浙江具体抓了六个方面的工作。
强化顶层谋划。省委、省政府提出将发展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制定出台了《浙江省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建设方案》和《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将提升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和能级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重点是要培育壮大集成电路、通信与网络、新型元器件及材料等基础产业,加快发展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积极布局量子通信、柔性电子、虚拟现实等前沿产业,力争到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
强化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瞄准行业前沿,制定实施专项行动计划,大力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健康养老、集成电路等产业培育发展。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深入推进杭州及桐乡两地的应用示范,新增嘉善高铁新城开展应用示范;制定智能网联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组织开展智慧高速公路的规划研究,积极探索车路协同系统的研发与应用试点。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领域,积极开展相关技术研发和服务产品推广应用,入选国家应用试点示范26个,12个产品及服务入选全国推广目录。在集成电路领域,加快杭州、宁波等6个省级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和杭州芯火创新平臺建设,大力推进“IP核—芯片设计—行业应用”协同发展。
强化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借助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平台,加强省市县联动,精准对接招商,着力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在集成电路领域重点推进中芯国际(宁波)、中芯国际(绍兴)、海宁泛半导体产业园、中电海康磁存储等项目,计划总投资近500亿元,这些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增强我省电子信息产业综合竞争力。
强化平台载体谋划建设。全力推进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及智慧视频安防、柔性电子等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着力推动数字技术攻关和产业创新发展。以高新园区和特色小镇等新型载体建设推动产业的集聚发展。目前,全省已拥有国家级、省级信息产业基地(园区)40余个、数字经济特色小镇27个,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已形成通信网络、软件、信息机电等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强化行业企业培育壮大。积极组织实施名企战略,龙头企业培育初见成效,数字经济领域拥有超千亿元企业1家、超百亿元企业20家、上市企业67家、独角兽企业23家。入选2018全国电子信息百强、电子元件百强企业分别达14家和20家,数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强化政策支持和规范发展。组织实施“数字产业化提升行动”,安排专项资金5亿元,着力加大对集成电路、柔性电子、智能硬件等领域重点扶持;支持企业积极申报国家重大专项并落实地方配套支持政策,下达“核高基”重大专项地方配套资金12233万元。加快组建规模100亿元的省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基金,积极推动参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150亿元)出资工作。加强行业规范公告工作,共27家光伏制造企业和4家锂离子电池企业纳入规范公告名单,行业规范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
2019再攀新的“高峰”
基于上述基础,2019年,浙江将继续以数字经济为引领,从四个方面重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数字经济引领发展。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以建设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为抓手,着力在推进数字技术新突破、壮大数字产业新能级、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培育数字应用新业态、释放数字赋能新价值、构筑协同发展新局面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
着力培育壮大数字产业。组织实施人工智能“铸脑”、集成电路“铸芯”、智能硬件“铸端”、软件“铸魂”等行动计划,着力培育壮大数字产业,推动集成电路、高端软件等优势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结合新型消费升级与扩大,加强对智能家居控制、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智能硬件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深化应用示范,大力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健康养老等产业创新发展;强化系统谋划,研究制定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数字安防产业集群培育等行动方案,力争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9000亿元。
【Keywords】 "sharing economy"; universities;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11-0091-03
1 “共享经济”的概述
随着摩拜单车在中国的风靡,“共享”这个词越来越被中国老百姓所熟识,之后,越来越多的共享产品和共享服务层出不穷地推向市场,改变了中国人原先传统的经济模式,“共享经济”似乎成了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经济模式,催生了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里的各种研究,与“共享经济”有关的书籍、期刊等也不断地出版发行。“共享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了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比如中国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发展政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微观上的经济调整,都借鉴了“共享经济”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紧跟世界潮流,进入了一个“共享经济”的时代。
1.1 “共享经济”的内涵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 L.Spaeth)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近年来,以空?g共享Airbnb(Air Bed and Breakfast)和出行共享Uber等迅猛发展为标志,“共享经济”已演变成一场经济革命,席卷全球。其特点是建立一个平台,人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进行贸易交流,但是这个平台必须在信息技术支持的基础上由第三方筹建而成,在这个平台上个人之间可以进行物品交换。比如,人们可以分享和置换一些闲置的商品,中国最初的“败家妹妹”就是借助一个平台进行交易,大家把自己闲置的衣服、包、家具等生活用品进行相互交换[1]。另外,企业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创立一些项目筹集资金等。当然,人们也可以借助平台来交换、分享自己创业的经验等。总之,“共享经济”就是通过一个平台,使得原先闲置的商品、资源等重新发挥作用。
1.2 “共享经济”的特点
“共享经济”的模式强调资源的“共享”,而这种资源的提供和获取是公开和公平的,并且收益获取的方式也是开放式的,符合既定规则的,Uber的首席执行官将此经济模式解释为“使用而不占有”。“共享经济”平台公司是将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利用时间差、空间置换,通过撮合交易产生相关收益。这些平台型的互联网企业利用移动设备、评价系统、支付、LBS等技术手段有效地将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最优匹配,达到双方收益的最大化。“共享经济”鼻祖罗宾?蔡斯女士提出了“共享经济”的公式,对“共享经济”做出了很好的总结:共享经济=产能过剩+共享平台+人人参与[2]。(如图1)
“共享经济”产生的背景是物质资源越来越丰富,而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大,一方面拥有这些商品的人对商品的使用率很低,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因为没有能力拥有这些商品,而无法使用,这就造成了商品和资源的浪费。“共享经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即将这些闲置的商品和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打破传统的模式,传统意义上是指只有拥有商品的所有权,才拥有使用权,“共享经济”是指不一定拥有产品的所用权,但是可以拥有使用权,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共享经济”刚开始从交通、住宿开始,慢慢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在交通方面以Uber最具有代表性,由第三方搭建一个平台,将闲置的私家车资源加入了出租车的行列,后来中国也建立了“滴滴打车”这样类似的移动出行平台。在住宿方面,传统意义上说,人们出行都是住酒店,但是,很多人家里的住房是闲置的,为了可以利用这些闲置的房屋,建立了IDE第三方平台,比如Airbnb、小猪平台等,让更多出门旅行的人不住酒店却住进了陌生人的家里。另外,WiFi万能钥匙也是通过共享别人闲置或多余的WiFi而建立起来的。
2 高校数字教学资源共享体系的构建
在现有的大环境下,各个院校的发展参差不齐,专业的建设也参差不齐,就产生了有些院校的资源充足,甚至闲置,而有些院校则因为资源不足,发展缓慢。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主要是院校的发展还停留在原先的传统模式之上,即把资源作为优势的体现,也就是说,获得资源的一方就意味着也几乎获得了与资源有关的利益,为了保持这样的竞争和优势,各大高校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往往都是封闭的,有时候甚至都是闲置的,在“共享经济”的模式下,学院之间应该倡导资源的完全开发与享用,从而减少浪费,将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恚?实现资源共享。因此,构建一个数字化的教学资源共享体系势在必行。
2.1 建立资源共享服务的配送中心
很多高校汇聚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特色课程资源,这些资源在传统意义上是只为自己学校所有,而其他高校需要自己重新建立新的教育和课程资源,这就必须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各高校之间通过一个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和均衡配置就显得更为高效,这个平台就是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服务和配送中心,使得本区域的各类数字教学资源进行交换和共享。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等世界级著名的高校,都通过建立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形成了世界性的教学资源共享。那么如何建立这个第三方的平台呢?首先需要建立资源统一配送中心。所谓资源统一配送中心指的是将本区域各类数字教学资源库集中整合,构成区域性统一配送、统一服务的共享服务体系,整体规划、合理布局、重点突出、联合分享。诸如,江苏区域的高校图书特色资源库(JALIS)的建设与共享,以图书资源区域共享为目标,强调区域性合理分布,各高校间无偿共享服务,形成了区域性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服务体系。其次,建立资源交易配送服务,通过交易方式探讨资源共享服务的途径与方法。诸如,采用上传免费、下载收费的资源配送机制,维护优质资源开发投资成本。采用互惠、互利、联盟共建的方式,进行多层次、多渠道资源的共享服务,扩充资源共享服务范围。
2.2 规范资源共享平台的技术标准
网络上数字教学资源种类丰富多样,想要实行有效的共享服务,建立区域性的共享操作平台是一个必要的基础,但是,这个共享平台必须从管理、浏览、整合、查询、共享应用方面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诸如,目前有些区域已经建立了天空教室网络教学系统,这一系统可以帮助教师备课、课件制作、网络化教学及管理,这就使得各高校间教学与学生交流变得通畅,最大限度实现区域内各类教学课程的开放共享。在此基础上,利用网络技术平台和工具软件,将各类不同标准协议、不同编码元数据的异构教学资源库进行数字化转换,形成统一的操作标准,这样就可以解决各高校异构资源库管理操作技术缺陷问题,构建本区域各类数字教学资源开放共享的统一技术操作服务平台[3]。
2.3 创建搜索导航服务实行资源共享
要实行资源共享,必须建立一个导航搜索服务平台,目前网络中的大部分搜索导航都是分散无序的,甚至还有一些代谢频繁、链接费时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资源搜索中存在诸多不便,因此创建一个统一的搜索导航服务平台可以帮助我们高效准确地查询到所需求的资源数据,真正做到搜索服务“一站式”。除此以外,加强资源导航内容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建立导航分类目录的资源组织管理体系,确保资源的检索、链接顺畅,快速有效地为用户提供有序信息服务。特别对资源导航内容选择、学科内容的针对性要强,价值性要高,重点和特色要显著,切实做到资源导航检索专一性、准确性、实用性,真正为用户快捷检索资源的需求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