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7:43
一位优秀的诗人，未必能同时成为一位自成体系的诗歌理论家——因为诗歌创作的过程，原本是充满感性经验、富于激情和幻想的形象思维过程；它与借助于概念和范畴进行理论建构的逻辑思维过程存在着性质的差异。但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基于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而形成某种较为自觉的诗学理念，则又是非常普遍和极为自然的。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在其辞赋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诗学精神，虽未上升到完备的理论形态，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细致深入的研究探索。
自上古时代以来，基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南方荆楚一带就形成了迥异于北方中原一带的文化类型。关于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史书中多有记载，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由此可以看出其民间巫风之盛行。而北方中原一带，由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的文化传统，明显地富于“实用理性”精神。这是南北文化性质差异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终究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会的过程。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尽管在社会心理（或大众文化）的层次上，南北之间的差异依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意识形态（或精英文化）的层次上，两者却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而达于基本一致了。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战国时代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2]如果能将“史官文化”、“巫官文化”的概念，加以确切的厘定，即注明前者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层次，后者更侧重于社会心理的层次，那么范氏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而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屈原诗学精神，也就在南北文化合流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建立起来。
美善统一的观念，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上古时代，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思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凡是从某个观点看来是美的东西，从这同一观点看来也就是善的。亚里斯多德也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他们都强调艺术审美方面的“美”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善”应该具有统一的关系。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据《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这段文字，何晏在注中引述了孔安国的解释：《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显然，在孔子看来，尽管“善”属于伦理道德的领域，“美”属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两者各有不同的特性，但艺术的最高境界还应该是“尽善尽美”，亦即达到美善统一的理想状态。由于南北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孔子的这一主张，后来对楚国的屈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其诗学精神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位正直而富有教养的贵族诗人，屈原很自然地认同和接受了孔子继承西周以来统治思想而形成的儒家意识形态，他不仅是“善”的坚定守卫者和“美”的执着追求者，而且也是美善统一审美主张的热忱响应者。屈原在《九章·抽思》中，提出了“善不由外来”的观念，认为只有努力加强道德自律，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才能达到“善”的高尚境界。同时，在他的诗歌作品中，“美”字也是一个使用次数颇多的语词。根据语境的不同，这些“美”字的实际含义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与“善”字意思相同，可以互训。如《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选》五臣注：“内美，谓忠贞。”）又云：“既莫足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注：“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于共行美德、施善政者。”）如此等等，多指人的内在品质的高尚纯洁，与“善”相通，所以才会出现“美，一作善”的合乎情理的异文。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作出“美与善同意”的解释。他通过文字学的辨析，也同样印证了美善统一观念的悠久历史渊源。另一类则是指能给人带来感官愉快的形体、容貌等外在之“美”，这已经向着真正审美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屈原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美人”一词，如《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与余兮目成。”《招魂》：“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均是在此含义上使用的。其他如“美好”、“厥美”等词，也属此类。这类外在之“美”，意义相对独立，有时甚至会出现与内在之“善”相分离的情况，如《离骚》在描绘宓妃时写道：“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既坦率地承认其妩媚动人之容貌，也不因此而忽视或掩饰其骄傲无礼的品格。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孔子的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3]外在容貌之“美”与内在品质之“善”之间的分离现象，实际上乃是由于人类审美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致使两者逐渐分化独立而形成的自然趋势。孔子、屈原均未忽视其间的复杂关系，显示出他们的思维触角的敏锐性；但他们对失去“善”之依傍的外在“美”，认为“不足观也矣”，表示要“违弃而改求”，说明他们在主张美善统一、注重和强调社会“政治—伦理”功利性的方面，也同样是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有以“善”反“美”者，但居于主流地位的，毕竟还是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美善统一的思想观念。屈原作为一位正直的贵族大夫，既然其整体思想富于浓厚的儒家色彩，那么他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其诗学精神，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二、思想核心：发愤抒情
尽管屈原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的、正统的因素，历史的巨变还是给它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它在吸收儒家学说、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更带有鲜明的、时代的、地域的、个人的特征。
具体说来，屈原心目中的“善”，实际上包含着“美政”社会理想和高尚人格理想两个方面。其社会理想以楚国的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指归，其人格理想则以诗人的耿介正直、高尚纯洁为依据。当他以这种被赋予着明确“政治—伦理”内涵的“善”为标准，来观照当时的楚国社会现实，来审视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却发现到处充斥着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政治窳败和品质堕落。他在《离骚》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对屈原而言，真正的悲剧，不仅在于“善”的理想与“恶”的现实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而且在于，前者注定要在后者的暴虐压迫之下趋于毁灭，并且只有经过毁灭才能达到永恒。义无返顾地高举起“善”的标帜，即使完全丧失了实现理想的实际可能，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能不给屈原带来人生命运的深刻悲剧；而人生的悲剧和由此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也成就了屈原诗歌创作的伟大和辉煌，并促使他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发愤抒情”的思想核心，即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现实主义色彩的诗学精神。
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都无疑是人类主观情感的抒发。在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宗法社会政治和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人们更为自觉强调的，却是怨愤之情的表达。《诗经》大、小《雅》中所载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代）一批正直贵族的作品，已经开创了这一抒情传统的源头，在其影响深远的怨刺诗中，诗人们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的写作意图，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xiōng＠①。”《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可见，他们怨刺的锋芒，不仅指向贵族阶级中反复无常（“反侧”）的奸佞小人，而且指向最高统治者周王的罪过（“王xiōng＠①”）；与此同时，他们也抒发出自己内心悲哀愤懑的感情（“告哀”）。对于中国诗歌这一富于民族特色的怨刺传统，孔子曾经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升华。他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功能，而兼及其艺术审美特性，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关于“可以怨”，孔安国注云：“刺上政。”当然，“怨”的内容决不限于“刺上政”，但结合孔子所据以阐发其诗学思想的《诗经》文本来看，揭露奸邪势力，抨击黑暗政治，亦即所谓“怨”，的确是“怨”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宣扬怨愤之情的合理性，强调怨愤之情的必要性，也就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
显而易见，屈原在直接继承《诗·雅》贵族怨刺诗的诗歌创作倾向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直接继承了孔子所标举的“（诗）可以怨”的诗学理论观点。他在《九章·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关于后句，王逸《楚辞章句》注释为“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以讽谏君也”；朱熹《楚辞集注》注释为“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懑以抒其情”，二者之说基本一致，也比较恰当。但关于前句，王逸以“贪”释“惜”，朱熹认为“惜者，爱而有忍之意”，都显得非常牵强，不合文意。后世学者诸说纷纭，莫衷一是。金开诚先生参考前人之说，解释为“哀痛地陈诉以表达心中的忧伤”，可谓深得诗人之旨。其实，屈原所谓“惜诵”，与《诗·小雅·节南山》中的“家父作诵”，意思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两句诗，属于并列的语法关系和对仗的修辞方法，简而言之，即是“发愤抒情”，虽然原本只是对《惜诵》篇意的说明，却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所以堪称是屈原诗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准确表达，具有思想核心的性质。
所谓“发愤抒情”，具体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抒情”，这是艺术的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是诗歌的最具生命力的审美本质。在中国诗歌创作的传统中，抒情的方式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在中国诗学理论的传统中，对于抒情方式的强调和论证，也从来都是最引人注意的核心问题之一。由周代史官编撰、春秋时人补订而成的重要文献《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汉代的《诗大序》进一步阐发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言志”即是“抒情”。近代学者朱自清先生曾把“诗言志”称为中国诗学理论的“开山的纲领”，正是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精辟中肯地揭示了中国诗歌重视主观抒情的根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屈原提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显然构成了中国诗学传统早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是“发愤”，这是在“抒情”的前提下，针对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现象，格外突出地强调诗人的哀怨愤懑之情的抒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怨愤之情既然是人类情感中力度最强的趋向之一，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诗歌艺术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彼岸性的宗教意识极为薄弱、人伦性的宗法政治统辖一切的中国上古时代，情况更是如此。如果说，西周末年那种“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的动乱现实，直接引发了《诗·雅》所载大批政治怨刺诗的出现，那么，战国后期楚国那种“蝉翼为重，千斤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5]的黑暗政治，也同样直接激发了屈原的《离骚》、《九章》等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抒情名篇的创作。一般而言，人们的诗学理论，主要是从既往的诗歌创作倾向中总结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孔子所谓“（诗）可以怨”，就是对《诗·雅》政治怨刺诗的总结和阐发，而屈原以“发愤”作为“抒情”之核心的诗学精神，则从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两方面，对《诗·雅》作品与孔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弘扬，它强调对社会黑暗的深刻批判，并从这深刻的批判中，很自然地显现出理想的强烈光芒。
三、艺术实践：个性鲜明
屈原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艺术表现的强烈个性化。由于屈原出身于楚国的同姓贵族，“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6]从客观的家族背景和主观的个人条件两方面，都具备了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在仕途上大展身手的充足条件，他本身也对自己的血缘、品质和才能，感到非常地自信、自豪和自负。他不仅怀抱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节操，而且具有丰富细腻的感情，甚至不乏敏感和偏激。因此，当他由于奸臣的谗害，昏君的怒疏，而在政治上饱受磨难，备经坎坷，他那长期郁积而成的满腔怨愤之情，显然就不是单靠孔子“（诗）可以怨”的观念启发出来的，更是源于生活深处的痛切体验的流露，并且烙印着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种深刻而独特的人生体验，经过诗人审美想象的艺术升华，凝聚到作品的字里行间，就形成了个性化的情感内涵。这里，既有对昏聘君主的满腔怨愤，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也有对奸佞党人的尖锐抨击：“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既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哀怨牢骚，如《九章·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誓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作品的以哀怨愤懑为基调的情感内涵，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对此，在后世论者中，褒之者或视为耿介刚烈，贬之者或视为孤傲偏激，都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孔子所标举的“中庸”理想有所出入。但无论如何，其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的存在，则是对其整个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其诗学精神所据以形成的深厚的内在心理基础。
应该看到，屈原作品对以怨愤为基调的个性化情感内涵的表达，虽然基于当时的整个艺术水平，颇多直抒胸臆的宣泄，甚至难免蕴藉不足的缺憾，但也充分借鉴了《诗经》的“比兴”艺术传统，广泛吸收了荆楚巫教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神话传说，从而形成奇幻瑰丽、生动感人的象征体系，具有突破语言表层含义的深厚的思想文化意蕴。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曾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他这段论述中的个别断语，也许显得有些牵强，但对屈原作品的象征体系的总体把握，则无疑是精辟中肯的。屈原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通过奇谲瑰丽的象征体系，使其丰富复杂、富于个性化的内心情感，得到感人肺腑的审美表现，从而达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高峰，这在中国上古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飞跃。
屈原的另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对自己这一创作实践中所蕴涵的诗学精神，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并能够上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最集中地反映出屈原诗学精神的，当然是《九章·惜诵》中“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段话，此外，同样的意思还在其作品中反复多次地出现过，如《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九章·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九章·怀沙》：“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九章·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如果将这些诗句作为个别的例子，孤立地加以看待，那么不可否认，它们在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是表明了诗人宣泄其内心深处的郁闷痛苦、愤懑绝望之情绪的强烈愿望，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是，如果将这些反复出现的诗句所包含的内在意义有机地联系起来，理清其一脉相承的思路，那么人们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屈原已经明确意识到，如何使强烈的现实情绪（或情感）的抒发取得卓异的审美效果，使之由偶然的生活形态上升到必然的艺术形态，是一个值得予以特别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当然，由于屈原所进行的毕竟是诗歌艺术的创作，而不是理论文章的写作，所以他不可能像先秦诸子那样，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展开集中的、全面的论述。但是，屈原在作品中反复申明其写作目的就是要“发愤抒情”的事实本身，已经昭示人们，他就此问题所做出的深入探索、所给予的高度重视，是远远超出了这些诗句的单纯的字面意义，而达到更为广泛的思想空间，也就是说，已经涉及诗歌艺术审美特质的根本问题，并且提供了明确而精辟的回答。他的回答就是，诗歌只有紧紧贴合人们的起伏变幻的生活命运，真正表达其内心深处的丰富情感，抒发出最赤诚、最率真的喜怒悲欢，才能取得存在的理由，才能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总之，屈原的“发愤抒情”的诗学精神，如前所述，既体现为创作实践方面的感性冲动，也体现为理论主张方面的理性自觉。较之《诗经》中的贵族怨刺诗，它以自我感受为基调，加强了个性化的因素；较之孔子“（诗）可以怨”的观念，它以诗歌创作为依托，增添了实践性的品质。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其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个人特征的确是显而易见的。
四、历史影响：深邃久远
在汉代，先秦时本名为《诗》或《诗三百》的作品，已被尊称为《诗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经”的地位，而原来只是诸家学派之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受到广泛而真诚的景仰，“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7]儒家思想逐渐登上独尊地位的时代环境，使得人们对屈原“发愤抒情”的诗学精神，自然产生亲切的思想认同。因此，当人们承认屈原在创作实践方面，直接继承了《诗·雅》贵族怨刺诗的抨击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理论主张方面，明确张扬了孔子的“（诗）可以怨”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同时，实际上也就确证了屈原诗学精神的历史渊源具有高度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可以说，汉代人们对于屈原诗学精神的关注和体认，从始至终都与儒家经学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汉代受楚文化浸润甚深，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楚辞体诗歌的创作在上层社会中就已蔚然成风，屡见不鲜，而诵习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屈原等人的楚辞作品，更成为一种广泛的、引人入胜的文化时尚。因此，阐发和论述屈原诗歌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和历史意义，就不仅是出于思想观念本身发展的理性需要，也是包括鉴赏和创作在内的艺术审美活动的必然结果。从现有资料看来，淮南王刘安曾奉汉武帝的诏命撰成《离骚传》，其中写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刘安对屈原诗学精神的评价，不是停留在思想或艺术的抽象层面，而是特别着眼于它与《诗经》之间的内在关系，突出强调了它对大、小《雅》贵族怨刺诗的继承性，俨然成为孔子“（诗）可以怨”观念的汉代版本。虽然刘安本人的主导思想属于道家学派，但对历史现象的透彻考察，却使得他与先秦以来的儒家诗学思想，殊途同归地汇合起来了。受到刘安的影响，同样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司马迁，也做出了“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样的论断，再次与孔子“（诗）可以怨”的观念遥相呼应。由此可见，在西汉早期儒家思想独尊地位尚未完全确立起来的时候，屈原继承《诗·雅》贵族怨刺诗的文学传统而进行其诗歌创作、形成其诗学精神，已成为人们广泛承认的事实；孔子阐发《诗经》作品而形成的“（诗）可以怨”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那时起，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经》的文本，和作为儒家宗师的孔子的观念，就一直是人们探讨和评价屈原诗学精神的根本性依据。
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它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教条化、绝对化的趋向，又不能不反过来影响到对屈原诗学精神的认识和论述。东汉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扬雄对屈原的命运是悲悯而同情的，但他对屈原投江而死的人生抉择，却感到颇为困惑不解。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又怪屈原文过（司马）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在汉代，对屈原投江之举产生困惑之“怪”的，扬雄并不是第一人。早在西汉初年，著名辞赋作家贾谊因为群臣嫉妒而招致汉文帝的疏远，在他不得不远离京城、赴任长沙王太傅、途径湘江的时候，曾写下情词痛切的《吊屈原赋》，其中就有“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等诗句，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不同的是，贾谊之“怪”，在痛惜悲悯之余，仅限于困惑不解；而扬雄之“怪”，则于同情哀伤之外，多少包含着一些责备屈原不该自寻绝路的意味。当然，两者之“怪”，毕竟都是以相似的坎坷遭遇为前提、以感情上的强烈共鸣为基调的，尽管外在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到了东汉，以正统思想著称的班固，常常把儒家精神加以近乎生硬和偏执的理解与发挥，这不仅影响到他的《汉书》的写作，也影响到他对屈原的评价。从他所留下的《离骚序》一文来看，尽管他并不否认屈原作品“其文宏博丽雅，为辞赋宗”的艺术成就，却基本否定了屈原的人格品质，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怨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并指出刘安等人对屈原的高度评价“似过其真”。实际上，也就连带否定了屈原的“发愤抒情”的诗学精神。在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广泛影响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时代，班固当然不会不知道，“（诗）可以怨”是《诗经》以来的创作传统，也是孔子提出的理论主张，但他既然对儒家思想作出极端化的理想，并以此为准绳，来规范非常富于个性化的屈原作品，那么他对屈原的人品诗风颇多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国学者巴腾·威特生曾经指出：“由于儒家思想在传统上憎恶对抗精神的任何表现，班固的指责带有很大的份量，在由此产生的长达数百年的论辩中，出现了大量的非议之词。”[8]然而，儒家思想传统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是笼统地“憎恶对抗精神的任何表现”，而包含着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容，班固这种过度偏狭的观点，在东汉时代已受到严厉的责难和抨击。
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就点名道姓地逐条批驳了班固的观点，指出：“班固谓之露才扬己，……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王逸的论述，紧紧围绕一个“怨”字，儒家思想的观念和精神，仍然是他评价屈原的根本标准，是他批驳班固的重要理论武器。在《楚辞章句》中，王逸深入发掘了屈原作品与儒家经典之间的密切内在联系，反复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这一阐释，当然受到了东汉时代思想氛围的影响，同时也是基本符合屈原作品的文本实际的。
关键词： 中唐文学； 南贬诗人； 屈原情结
Abstract: Those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ll showed a Qu Yuan complex in their poems. For exa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Qu Yuan's poems， such as LI SAO and JIU GE， Liu Yuxi and Liu Zongyuan expressed primarily a spirit of complaint and fury while the more rational Yuan Zhen and Bai Juyi both accepted Qu Yuan's character of loyalty and uprightness but refused to follow his will of consistence. In contrast， Han Yu and Li Shen expressed their complaint about innocent mistreatment by comparing their experience to Qu Yuan's miserable treatment. The Qu Yuan complex of the poets relegated in the Early and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was the very source of that of the relegated poet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n general， the former was rational while the latter was sentimental but more tragic than the former.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the Qu Yuan 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政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资料，《旧唐书·柳宗元传》：
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卷160
《新唐书·柳宗元传》：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卷168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3］卷27
《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说：“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九歌》，影响后世文学者颇著，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词》九篇，远近传唱。”［4］4-5可以见出屈原的创作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一生坚持理想，坚持正义，九死未悔，为了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他在流放潇湘之时，写作《离骚》，以抒发怨愤，为南方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以招屈亭为邻，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鸣。”［3］319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化，融汇在刘禹锡的创作中，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竞渡的风俗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刘禹锡在朗州写了《竞渡曲》，自注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3］341
刘禹锡的很多作品学习屈原。他的《问大钧赋》即模仿《天问》，最后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3］3他的《何卜赋》则又模仿《卜居》，用问卜的方式抒写内心的愤懑。至于诗文中用《楚辞》典故之处，则更多，如《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别夔州官吏》中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3］571这是他学习屈原的真实写照。
刘禹锡在朗州，因为特殊的遭遇和处境，他灵心善感，听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他被贬永州不久，就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实则是吊自己。“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晃。”其赞美屈原说：“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5］516-517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惩咎赋》等，也是摹拟屈骚之作。名为“惩咎”，实是述志。对永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对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说：“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尽管有救世济时的抱负，但“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废削，贬谪南荒，孤囚无依，神态荒耗。赋的最后写道：“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5］56仍要坚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尽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挠。清人林纾《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64-65
刘、柳贬谪南方，受南方文学精神的薰陶，特别是受屈原骚怨精神的影响，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命运更增添了悲剧性色彩。刘、柳的文学对于南方文学更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文学，尤其是湖南一带的楚地，春秋战国时期，虽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文学上放出了异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政权的中心长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区，则成为蛮荒地带，更是流人的处所。贾谊到了长沙，已深感“地卑湿”，而“寿不得长”。岭南一带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时，柳州风俗落后，人民愚昧，与中原不同。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说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带几乎没有文学，此后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刘、柳的文学受南方文学精神的熏陶，他们自己的文学又对南方的文学影响极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贬谪，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又改司马。”［8］19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与柳宗元为友，后来踪迹渐疏，盖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祸，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9］2330之语。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但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执著精神却截然不同。他在《咏怀》诗中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说：“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咏家酝十韵》又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攵伯纶。”［9］1389白居易对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对其精神也是赞扬的，但他并非像刘、柳那样，带着满腔的激情，对屈原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赞叹，对其作品极力地效法，故而将自己的遭遇与创作融为一体，表现出巨大的忧愤情怀。白居易则非常理智，既对屈原忠直的精神与苦志的追求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来，屈原不能委顺从命，忘怀得失，其结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忧怨苦闷，损性伤身，倒不如沉溺酒乡，泯灭悲喜，得乐且乐，这样反倒更自由、更洒脱。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大异其趣的‘独善’之路。”［10］
白居易 “独善”的思想，使其在归趣上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对屈原的经历与精神，更多的是慨叹，而很少效法。为了加强慨叹的力度，他还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其《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维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9］1041从时代环境来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乱世，与贾谊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身处治世而被逐，其情怀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对屈原的态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失意诗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与发展。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现悲苦自伤之情，入木三分。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极沉挚以澹缓出之，结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读此诗须得其言外自伤意，苟非迁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诗与刘长卿诗一样，也表现出浓厚的自伤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脱的诗人，故而常将屈原与陶渊明比较，前面所引的咏陶诗中提及屈原，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白居易“要摆脱屈原的影响，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范型，这个范型，白居易一眼选中了陶渊明”。“不过，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全身心的拥抱并不在此时，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骤然沉沦的贬谪之后”［10］。实际上，我们观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全身心地拥抱陶渊明，只是将陶渊明的避世作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而已。他虽然有很多诗篇涉及陶渊明，但只是汲取陶渊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体现了老庄超越尘世、追求隐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则一生纠缠于世俗的宦途与浮嚣的名利场中，从没有过彻底坚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执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贾谊、陶渊明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状态。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丝，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13］24-25白居易则为“兼具庄、屈两种成分”之诗人。
元稹的贬谪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为劾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内外权臣的嫉恨，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在江陵时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14］卷4诗中既没有怨恨，也没有赞叹，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对楚国的历史及屈原的愤慨与幽恨作理智的评判。故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终古不改，人之穷达总由天命，如王粲之赋《登楼》，屈平之作《离骚》，空自结恨，江流宛然而幽恨总难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参军任，逢端午节，有感于当时纪念屈原的习俗而作此诗。“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评判的意味也非常浓厚。与白居易一样，元稹也崇尚陶渊明，其《归田》诗云：“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这首诗作于贬谪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贬谪的过程中也兼有屈原与陶渊明的情结，表面上与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追求，更没有达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韩愈的贬谪共有二次，一是由监察御史贬官阳山令，原因是论宫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参军。二是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评宪宗迎佛骨的错误。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职。韩愈被贬时期的作品，仍然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屈原情结。
韩愈《湘中》诗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15］184贞元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宫市之弊，谏官论之，德宗不听。韩愈则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达湘中而作此诗。诗中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韩愈以屈子自比，以说明贤者遭黜，而又以渔父咏歌，表明隐者得全，抒写自己的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无处，故诗人怅然若失，更闻渔者自歌，徒添惆怅之怀。无端被贬之牢骚，透露于字里行间。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叙其阳山之贬，与《湘中诗》情调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贬谪中怀念屈原之诗还有：《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诗云：“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疑灌共谗谄。”［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15］330
第二次贬谪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虽未免罪，亦值庆幸，故作《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渔父篇》典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拜国子祭酒。十月未离袁州时，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则韩愈无论在贬谪过程中，还是量移或内召的时候，都会想到屈原与屈原作品中描写的神灵。
李绅的贬谪，主要是长庆四年（824）由户部侍郎贬为端州司马。有关南贬时涉及屈原的诗作，只有《涉沅潇》一首，而仅这一首诗就将其贬谪时的屈原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风骚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氵晃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18］5 462-5 463这首诗是回忆自己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前面12句既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感伤。自“屈原尔为怀王没”句以下，则对屈原招魂与哀悼，并寄希望于神灵驱除奸邪，实则上也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流露。结语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与韩愈诗相同的是，诗所表现的都是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侧重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19］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李绅与韩愈的屈原情结，既不同于刘禹锡、柳宗元与屈原贯通的骚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审视。
四
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与初盛唐贬谪的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南贬的诗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问、沈亻全期、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等，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结的基础上，加上了愤激与不平的内涵。沈宋二人本为宫廷诗人，南贬之后，不幸的命运与南方的风物使得他们的诗风有了改变，在诗中注入了真情，回旋着忧伤，也对屈原的贬谪生涯产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问《送杜审言》诗云：“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20］398
张说在武后时被张昌宗、张易之构陷而贬于岭南，又迁岳州，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泽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21］卷294虽未见张说直接咏叹屈原的诗作，但他贬谪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词，则与屈原、贾谊的遭遇与情怀是相通的。
张九龄本身为南方人，又被贬于始安，“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为自己理想人格来追求的。如其《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这首诗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来。它强调的是诗人品德的自我修养，抒发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辞意象之诗还有《杂诗五首》之三：“酷在兰将蕙，甘与葵与藿。”［18］570
但是中唐贬谪诗人，对于具有同样贬谪命运的盛唐名相张九龄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唐人之贬谪南荒，与张九龄有很大关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纳，从此，交通困难，气候恶劣，山川阻隔，有去难归的岭南、湖南地区，就成为罪臣的去所。《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积岁在湘醴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求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对张九龄的所为，颇为不满。
李白对于屈原，因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怀，故其一生都处于对屈原的赞叹与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23］15《古风》其五十一云：“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23］148《行路难》其三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23］191《赠汉阳辅录事》云：“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有“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对屈原景仰与赞赏。《古风》其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将屈原引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云：“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23］1290《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23］685-686《赠别郑判官》：“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23］733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共同之处，但因时代环境及个体的差异，又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初盛唐贬谪诗人对于屈原，重在表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尽管也以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比拟，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苦之词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则是其悲苦与愤懑情怀的表现，他们在政治失意之时，通过对屈原遭遇的慨叹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学习与追求，以求得对政治失败的补偿。他们的屈原情结，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 参 考 文 献 ］
［1］ 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刘禹锡.刘禹锡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任半塘.唐声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柳宗元.柳宗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林纾. 韩柳文研究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7］ 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 白居易.白香山诗集［M］.清四部备要本.
［9］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 尚永亮.论白居易对屈原陶潜的取舍态度及其意识倾向［J］.中州学刊，1993(2)：.
［11］ 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2］ 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13］ 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 元稹.元稹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6］ 洪兴祖.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8］ 曹寅.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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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陶敏.宋之问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21］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很多读者和研究者以及教古典文学的教师都认为《离骚》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几句很乏味。古典文学教师教到这里时，都是仅仅就字面进行简单的诠释呈现给学生，觉得就够了，总认为屈原这一自报家门的陈述，像是现代人填履历表一样，非常枯燥，没有什么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价值。其实这几句对屈原和对《离骚》都非常重要，它们是全诗的重点句和灵魂句，对诗的内容和人物形象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点出屈原具有爱国的赤诚之心和内质美的本质，是贯穿全诗的思想和情绪。所以我认为这几句诗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层次的分析。
一、屈原与古帝高阳的关系
屈原说他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 “高阳”是颛顼当帝王时的称号，楚国人都把颛顼当作自己的祖先。当时楚国有屈、景、昭三大姓氏，屈氏是楚国的三大姓氏之一，所以屈原认为颛顼就是自己的祖先。屈原同时认为自己既是祖先生命的延续者，也是其情操和灵魂的承载者，祖先的灵魂就是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灵魂就是祖先的灵魂，古帝高有美好的心灵，屈原也必然有之。屈原的内质美不是推理出来的，而是祖上承传下来的一种互相渗透关系。屈原非常看重自己与颛顼的这种关系，因为他很注重自己的高尚人格培养和美好内质塑造。由于他与颛顼的这种互相渗透关系，他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高尚和内质美好，他坚信自己的人格不可能低下，内质不可能变坏，如果他失去了个人人格的高尚和内质的美好，他就另类了，异种了，也不配为颛顼的子孙了。由于有了这种强烈的意识感，人自然就有了自尊、自爱、自重之心。
“朕皇考曰伯庸。”这一句，“朕”即“我”（在秦朝以前即“我”，秦朝以后为“皇上”之意），“皇考”一般理解为“父亲”，在这里可以理解“伯庸”是屈原父亲的名字，但也有人认为“伯庸”是楚国的太祖，父亲亦好，太祖亦好，反正都是屈原的先辈，是屈原敬仰的人。屈原在这里不是介绍自己的身世，而是包含着这样的意义：颛顼是我的祖先，是一个非常有德之人；伯庸是我的父亲或太祖，也是一个非常有德之人，我也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绝对不与你们这些佞臣同流合污的。还有一层意思是：屈原认为，我的祖先颛顼和我的父亲或太祖以及我都是楚国人，楚国就是我的命根子，我永远热爱我的楚国，楚国与我同命运。可见，前辈给晚辈一个好榜样是起到正能量的作用的，晚辈也往往为前辈的高尚而骄傲自豪，从而更加积极向上。
二、屈原与楚国的关系
颛顼既是楚国的祖先也是屈原的祖先，这就使屈原在下意识中与楚国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屈原与孔子不一样，屈原热爱自己的祖国（楚国）非常赤诚，而孔子并不忠于自己的祖国（鲁国），而是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周游列国，另找自己的出路——游说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获得各诸侯国君主的赏识和采纳，以求获得赐予官位。屈原无论是在其内在意识上还是在其实际行为上都与楚国构成一种坚不可摧的整体，楚国的命运就是他自己的命运，楚国好他则好，别人伤害了楚国也就是伤害了他，楚国被攻打沦陷，他的精神也就被打垮和崩溃。据史料记载：屈原受谗被去职被流放后并未自杀，而是在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郢，他看到楚国的政治腐败，濒于灭亡，自己又无力挽救，个人的政治理想已无法实现，遂含恨投汨罗江。就在秦军攻破楚国的郢都，楚国将灭亡之时，屈原的内在意识和实际行为就是自杀，认为这是上天的意志安排的，自己投江自杀是顺应上天的意志的，是符合天理的行动的。这就证明屈原一生都与楚国结成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由此可见，屈原的爱国主义绝对不能理解为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儒家的忠君爱国是君臣伦理关系，君主代表国家，而且国家是君主唯一一个人所有的，其余的成员都受君主残酷统治和压迫，为国人的只有忠君，才是算爱国，其核心思想就是为君尽忠。在这种伦理道德思想支配下，人人都得进行道德人格塑造——做忠君的忠臣、良将和良民，以免被后人唾骂。而屈原的爱国主义是母子关系，自己与自己的祖国是共生的，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感无论何时何地何况，都是不能割舍和摆脱的，始终是难舍难分的母子情感关系。
三、屈原的生辰及名字的涵义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一句，我们只知道屈原是哪年哪月哪日出生还是有欠缺的。我们应体会到，屈原对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具有那么一种神秘的感觉和幻想的，认为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是那么美好和那么巧合——寅年寅月寅日生，非同一般人，那一定是个出类拔萃的国家栋梁之才。我们读《易经》便可体会到：古人们没有我们现代人对日期认识那么单纯，他们对时间的认识往往要与大自然的现象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想象，然后才加以认定。他们认为人既生活在时间里也生活在大自然里，所以一个人的生辰和命运是与自然现象，如日起日落，月亏月圆，斗转星移，一年四季与自然景色的变化，风雨雷电雪霜雾的天气变化有联系的。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从这些诗句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的父亲要给屈原起名时，非常看重其儿子的生辰，他首先非常仔细揣测其儿子的生辰，感觉这孩子的生辰又巧又好非常吉利，孩子长大后一定大有作为，遂赐给儿子相应的美名，其名取为“正则”，其字叫“灵均”。“正则”之“正”，一是指屈原的自然属性，首先他是颛顼和伯庸的后代，是血统之纯“正”，再是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生辰之“正”；二是指屈原的社会属性，暗含他将来一定是正己守道、正大光明、正直无邪、正正堂堂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他的字“灵均”的“灵”可解为“灵巧”即“聪慧灵敏”。“均”即“均匀、公平、公正、全面、和谐、通达”之意，表示做人处事不亢不卑，不偏不倚，这就成了他胸怀坦荡、气度宏大的做人标准。
参考文献：
[1]屈原.楚辞＼[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6.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屈原之后，那么多的谪诗人，那么多的落魄文人，都在不知不觉地续写《离骚》。《离骚》也是一种乡愁啊，既是对天水相隔的故国的乡愁，更是对心目中的理想国的乡愁。屈原一步一回头，在他忧伤的回眸中，故国已被大大地美化了、诗意化了，变成了理想国，遥不可及，而又牵肠挂肚。唉，他不仅被国王贬谪到远方，成为一个边缘化的人，同时也被理想国驱逐出境。他所谓的美政理想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他承受着双重打击：故乡的远离和理想的破灭。
谪诗人都是谪仙人，都是梦碎了的人啊。屈原与李白谁更伟大？谁更能代表中国？
如果说李白是谪仙人，屈原则是谪仙人之父，是中国谪诗人的祖师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之前，屈原早就这么想这么做了。这两句话简直是屈原的写照，同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屈原最早使苦难成为诗的花边，使诗在层出不穷的苦难中获得超越。是的，苦难可以导致诗人一蹶不振，甚至毁灭，诗却是不死的。不朽的诗可以使死了的诗人复活，乃至永生。
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之前，屈原就驾着飞龙游天了，驱云役神，《离骚》最早展示了诗人的梦游。梦游的诗人才能写得出上天入地的神曲。屈原打开了中国诗人超常想象力的瓶塞，把飘飘欲仙的灵魂给释放出来了，吸风饮露，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个意义上，屈原绝对是李白的先驱。
屈原与李白都是多愁善感的，为了忘忧而寄情天地、浮想联翩。说到想入非非，李白并不比屈原逊色，但在发愁的质量上，李白还是稍逊一筹，因而无法超越屈原思想的高度。屈原和李白的诗篇都带有自画像的性质，屈原塑造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李白的愁思虽然翻江倒海，大抵还是为个人遭际的不平而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仅凭屈原的这一把眼泪，就使李白的情天恨海变得轻飘飘了。一个是大我的忧愁，一个是小我的忧愁，屈原心里装的东西肯定比李白要多一些，虽然屈原的泪、李白的酒，一样能醉人。
幸好苍天不负诗歌，屈原忧国忧民的泪腺，后来在杜甫身上获得了遗传。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形中在继承屈原的精神遗产。杜甫也在为众生而流泪，后世的很多诗人都在为众生而流泪，这种眼泪的源头是屈原。屈原最早奠定了诗人作为“天、地、人”代言人的位置，以博大的同情心而获得无冕之王般的崇高感与神圣使命，不仅为天地立言，更要为众生代言。
哪怕是一个谪诗人，一个被上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贫困诗人或落难诗人，只要放眼天下、情系苍生，就能够写出感动人心的好诗，并以此捍卫自己作为诗人的特殊话语权。我说这些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我的意思是，无论李白还是杜甫，身上都有屈原的影子，把李白与杜甫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屈原。屈原既出世又入世，既有李白的仙气，又有杜甫的人性。屈原把理想c现实揉到一起了，而又天衣无缝。你可以把他的正面、侧面或背面，把他的某一方面发挥到极致，这已是莫大的成功，却很难企及他的全部。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诗人，他一出现，就塑造出一个全面而完美的诗人形象，那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最高峰，至今无人超越，仰望着他，就可以让我们长高。屈原，中国诗歌史的原动力。不管李白还是杜甫，乃至后世的诗人们，或多或少都从屈原那儿汲取了力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中国诗人的形象，屈原是第一版。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属于再版或重印，不过是强化屈原留给世人的印象，很难突破他的精神海拔，很难刷新他的纪录。
屈原的大境界来自他的大情怀，屈原的想象力来自他的生命力，他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以烈火煎熬般的生命为推动为代价，登上了高处不胜寒的顶峰。理想与现实，在屈原的人生与诗篇中，呈现为酷暑与严寒，都非常人所能忍耐。没下过地狱，没上过天堂，就不知道神曲是怎样炼成的。而屈原，把天堂与地狱打通了，打成一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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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屈原杯全国诗歌大赛，自去年9月份以来，共收到7502名诗人的17700多首诗作，参赛的省级作协以上会员达到570人。这些诗人来自全国各省及美国、日本、泰国、加拿大、捷克、新西兰、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截稿后，在端午节前夕开展了评选活动，聘请了各级评委开展了初评、复评、终评工作，在评选中，坚持严格公正、不徇人情、采用匿名评选，这样增强了评选工作的透明度，通过严格评选，共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十名，优秀奖一百名。6月5日由中国诗歌学会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大会。秘书长____为一等奖颁奖。第三届屈原杯全国诗歌大赛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影响力更为广泛，参赛人数和诗作已是前两届的总和。在中国诗坛已形成了一定影响力的全国性大赛。《____日报》开辟专版刊登了部分获奖作品。县文联编印了《屈原文学》获奖专刊。刊登了113位全部的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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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自县委县政府提出申报“中国诗歌之乡”后，县文联积极筹备，努力争取，并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诗歌氛围，组建了九歌、涉江、桔颂、天等24家诗社，兰蕙诗社举行了迎新春诗歌朗诵会，萤火虫诗社举办“郭启嘉作品朗诵会”，涉江诗社在百丽企业车间、天问诗社在____大学等举办了大型的诗歌朗诵会，树蕙诗社举办了“让经典诵读走进校园”、九歌诗社举办了“飞扬的青春”等大型的诗歌朗诵会。今年多场的诗歌朗诵会为端午节的到来、为申报“中国诗歌之乡”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今年已有多位作者在《诗选刊》、《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发表诗作。“中国诗歌之乡”于1月12日申报成功。并于6月5日举行了“中国诗歌之乡”的授牌仪式。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____授牌，县长罗联峰接牌。中央、省市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____晚报》开辟了四个专版报道了____“中国诗歌之乡”建设的内容，还进行了多次的深度报道。《____商报》也开辟四个专版，宣传了____建设诗歌之乡的做法和经验。《湖北日报》也做了有关“诗歌之乡”建设的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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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诗歌奖”启动仪式也在端午诗会上举行。____讲话并宣布“屈原诗歌奖”正式启动，这是具体落实建设著名的“中国诗歌之乡”的重要举措，初步议定，“屈原诗歌奖”，每三年为一届，每次奖5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首届举办时间从今年端午节开始，到明年端午节颁奖。每次端午节在屈原故里____颁奖。之前，通过协商，已起草了“屈原诗歌奖”评选规则和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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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年屈原故里端午诗会于6月5日下午3点在凤凰山景区郑韶年老屋举行。参加诗会的有郑愁予、隐地、萧萧、白灵等台湾诗人9人，有中国诗歌学会的____、宗鄂、桑恒昌，刘秀娟4人，有来自张威、贾非、刘琳等全国的获奖诗人12人，还有特邀诗人、画家第三届屈原杯评委10多人，还有来自省委、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凯春、刘英剑，市文联党组书记黄尚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罗平?R、罗联峰、郑之问、陶丹、孙晚蓉、韩永彪、魏启扬、王耀群等也参加诗会。参加端午诗会的还有骚坛、九歌、萤火虫、兰蕙等诗社50个会员，中华屈氏宗亲会30名会员。诗会现场充分利用民居古色古香特色，保持原有风貌，以端午文化元素适当装饰在室外，将到场著名诗人和获奖诗人的照片做成展示牌，布置在鲜花之中，让这些诗人一到诗会现场就感受到了屈原故里对诗人的礼遇、感受到了诗歌之乡的诗意温暖。在朗诵节目的编排上，将楚辞精典朗诵与诗人原创作品、屈原杯获奖作品结合起来，丰富了朗诵节目内容，并配以优美的音乐，从而使朗诵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诗会上，____等名家先后登台，极大地提高了诗会的影响力。天问诗社的小合唱《橘颂》、九歌诗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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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诗会我们邀请了海峡两岸著名诗人学者近五十人，做好接待也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接待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县的整体形象。今年的端午诗会的接待工作也做得相当仔细认真，受到好评。特别是在今年的“一对一”接待上，我们狠下功夫，精心挑选了素质高、责任心强、服务态度好的志愿者，并专门进行礼仪培训，明确了具体要求，今年台湾嘉宾郑愁予夫妇、隐地及中国诗歌学会____、桑恒昌等一对一志愿者，全程悉心服务，热情接待，给海峡两岸嘉宾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具体做法上重点是：抓细节，营造温馨的接待氛围。一是搞好礼仪培训，增强接待人员综合素养。二是根据客人抵达时间，精确制定接送时间表，安排车辆轮流接送，每次安排一名专人负责。三是提高软硬件设施水平。对入住宾馆所有客房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维修，确保设施齐备、功能齐全、洁净卫生，每个房间每天定时更换茶叶，确保客人住的舒心。四是精心定制菜单。根据海峡两岸各地诗人学者的饮食习惯及年龄差别，特意定制菜谱，每餐菜单尽量不重复。对客人要求有求必应，让客人感受了家一样的温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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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端午节文化活动和诗会活动，我们在端午期间还编辑出版了____文化丛书，即：《历代诗人咏____》、《历代名家写____》、《____作家作品选》、
《屈原祠》。这是对端午节的献礼，也是我县一次文化工程的重要展示。·
6月9日上午，我们还组织全国获奖诗人及中华屈氏宗亲会的30多名会员在屈原祠举行了祭屈原活动。
关键词：鲁达基 屈原 诗歌创作 比较研究
文艺复兴以前，当欧洲文学还处于中世纪神学黑暗笼罩之下时，亚洲文学就则取得了显著成就，波斯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出现鼎足而立，交相辉映的局面。尤其是波斯诗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出现了一批优秀诗人以及传世佳作，对中亚文学乃至西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提到中古波斯文学，就不能不提到鲁达基。鲁达基，全名为欧斯塔德·阿布·阿卜达勒·加法尔·本··鲁达基，九世纪中页生于布哈拉附近，是中世纪波斯文学的创始者，历史上称他为“波斯诗歌之父”、“诗人之师”、“波斯文坛上的艺术巨匠和导师”、“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同时他也被塔吉克人认为是“塔吉克古典诗歌的奠基人”，“塔吉克文学之父”。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相比较，两人虽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屈原早于鲁达基一千多年；但两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
一、抒情诗创作成就突出，开创新的诗歌风格
鲁达基与屈原在抒情诗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鲁达基从八岁就开始写诗，一生写下的诗歌据说多达130万行，但由于岁月的流逝和战乱的原因，流传下来的仅有2000多行。鲁达基的抒情诗主题广泛，并且形式十分优美，具有“流畅如泉、诗境如画、饱含哲理、隽永深邃”[1]的特点。11世纪的著名诗人昂萨里曾说过：“鲁达基的抒情诗意深隽永，我的诗却没有那样的抒情。虽然我用尽全部力气，诗歌写得仍然不很成功。”[2]我国波斯语研究员张晖将鲁达基的抒情诗歌做出了分类：篇目较长的，根据内容，称为“抒情哲理诗”；只有两个联句的，称为“短抒情诗”；又根据内容分离出来“爱情”“咏酒”“景物”三组诗歌。鲁达基诗歌的内容与他一生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他的诗作中有的是对大自然的抒情描绘，有的是对爱情的赞美，有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是对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揭露和对人民大众痛苦生活的同情，也有一些告诫人们行善的哲理诗。鲁达基的抒情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后世抒情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他创作的最长的一首抒情诗，诗中无论是抒情主人公的塑造，还是对审美对象特征的描绘，都大量采用神话、传说、赋、比、兴夸张的手法，尤其是诗中诗人以芳草美人自比，以杂椒秽草来比喻奸佞小人，以男女之间的爱恋来比喻君臣之间的关系，以驾驭车马来比喻治理国家……总之，诗人对自身沉闷、不忿、抑郁的情感的抒发，以及诗情意境的构设，都体现出诗人的独具匠心，也使得诗歌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更加独特，对读者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公元9世纪到11世纪时，波斯古典诗歌在霍拉桑一带最为发达。因此文学史上把这一时期这一带的诗人统称为“霍拉桑诗人”。鲁达基被视为是“波斯诗歌的创始人”，也是“霍拉桑风格”的代表诗人之一，被认为是“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霍拉桑风格”的特点是：叙事简明扼要、用语朴实无华、句子简短精练，并且诗中的阿拉伯词汇很少。这种诗歌风格作为波斯古典诗歌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抒彩还不是很浓，但是鲁达基毕竟以此为波斯诗歌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波斯乃至中亚的诗歌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对我国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体裁之一。“楚辞突出的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显，想象的奇幻等。”[3]楚辞以楚地的民歌为基础，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都带有楚地特点，融入大量的古代神话故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篇章中涉及大量的楚地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反映了时代政治变革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研究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作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楚辞这种诗歌体
的奠基人，楚辞体裁的产生、创作和发展都是以屈原为中心的。不仅国内许多大学者，例如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对楚辞有深度的研究，就连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的学者都对楚辞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据《楚辞资料海外编》统计，1951—1981年关于楚辞的文章共有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包含的论楚辞或屈原的章节等。[4]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屈原研究的最繁荣的时期，“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楚辞相关书籍共计二百余种，其中普及性书籍的数量相当可观，占大半。楚辞研究的专著共有九十余种，”[5]论文有两千余篇之多。
二、诗歌思想内涵的一致性
1.鲁达基和屈原诗歌中都抒发了对自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鲁达基出生于民间，自幼受到自然淳朴的民间文化的熏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乡间劳动人民的心灵美，并且从中汲取了他创作的最初源泉和灵感。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是流露出对自然的赞美以及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草原》《金秋》《白雪》《冰雹》《河边的树》《自然界》《奔马》等景物诗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一点在屈原诗歌中同样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比如在《离骚》《九歌》《天问》等诗歌中涉及的有关香草美人、思念君主、担忧国势等意象描写和精神内涵都是以楚地这一地域为中心展开的，尤其在《离骚》的结尾中，诗人写道：“陟?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6]诗人以此表明真正的心灵寄托仍是自己的故乡；再如在《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极好的描写秋季之洞庭湖的佳句。当然，在屈原眼里，这些景物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观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内在的情感在其中，深切抒发了诗人对家乡故地的怀念与热爱之情。 2.都体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统治阶层腐败现象的批判
鲁达基的诗歌中体现出一定的人民性。这是由于诗人生于民间，熟悉人民的生活环境，切身体察人民的劳苦，对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反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判剥削者的特权与压迫。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人佳馔珍馐，肠肥肚满，那些人却饥肠辘辘，不得饱餐”，[7]“人们的命运终究不外两种结果——或者作威作福，或者任人宰割”，[8]“假若贵族们犯了法却不被判罪，我如此地安分守己，怎么能算作犯禁”，[9]“这些人桌上摆满了肉和精制的杏仁糕，那些人却饥肠辘辘，连大麦饼也难弄到”。[10]
而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怀具体体现为对君王的忠心耿耿，对故土的留恋热爱，对朝堂时局的担忧。尤其是两次被流放的经历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知悉百姓生活的不易，深感楚怀王为小人谗言所蒙蔽，迷途而不知返，楚国、楚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屈原的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壮志难酬的情感流露，“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11]，他担心自己的人生时间不够，不能再报效国家；“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2]，担心楚王继续被奸佞小人所迷惑，终而耽误了政事社稷。
三、创作手法的相似性
1.巧妙运用多种创作手法
在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巧妙运用比喻、拟人、典故、象征、白描等手法，尤其大量使用典故和比喻手法。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都喜欢借用典故。比如在鲁达基的诗歌《我和达官贵人》中写到：“虽然我的诗歌像夜莺巧啭般的美好——但是约瑟不正是因为俊美才被投入监狱？”这里是根据《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关于约瑟遭兄弟妒忌而被害，最终碾转成为埃及宰相的故事写成的；再如《娇姿》中写到：“你的婀娜娇姿竟使我魄散魂飞，就像蕾莉的美发使玛哲农如痴似醉。”这里借用了古代阿拉伯民间传说中的一对青年情侣的故事。在屈原《离骚》第三节写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里借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蛾眉妒”的典故，将君臣关系喻为男女关系，被疏远的臣子们无疑会认为君王是被其他的女子淆乱了理智，在这里也突出体现了屈原清高与崇高的道德品行。犹如在鲁达基的诗歌中就有很多比喻，以毒蛇来比喻恶人，旅店比喻世间，猎豹比喻强者，牝鹿比喻失败的敌人等等；而比喻修辞在屈原诗歌中则更为常见，以芳草美人自比，秽
草比喻小人等等，可以说这种比喻手法贯穿了《离骚》这首诗歌的始终。
2.诗歌创作与乐曲联系密切
鲁达基时代甚至到公元11世纪末期，波斯诗歌和音乐是密不可分的，诗人们一般在音乐的伴奏下朗诵诗歌，因此诗歌和音乐被认为是诗人必不可少的两项艺术。鲁达基自小跟随音乐家阿布尔阿巴克·巴赫契耶尔学习音乐，不仅能自弹自唱、自己编词，而且声音圆浑动人，在很年轻时就是民间有名的歌手。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会流露出一种音乐美的风格。而《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楚歌、楚乐有着紧密联系，在楚辞作品中也提到了众多的楚地乐曲的名称，例如《涉江》、《采菱》、《劳商》、《九歌》、《白雪》等等。此外，楚地的祭祀音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楚辞的创作，使楚辞的音乐性也带上了祭祀的色彩，比如《九歌》、《招魂》同时也是祭祀音乐。
3.都体现出一种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在鲁达基诗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关于神话传说的借用。例如在《酒颂》中提到了阿思凡迪亚尔作战的情景，而这个人物是古代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酒颂》还写道：“他给予人们的恩惠，如浩荡的江河，以致使得洪水的故事不再引人入胜。”这里指的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也使得诗歌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再有在《娇姿》中写道：“你那似水仙的眸子使巴比伦的魔法相形见绌”，这里的魔法是指哈鲁特的魔法。哈鲁特原是天神，因擅长魔法，被上帝倒吊在巴比伦井中。以上举例都体现鲁达基诗歌中的神话色彩十分鲜浓。
屈原诗歌的神话色彩则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首先从形式上说，屈原在诗歌构思上就描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就为诗歌奠定了一个神话色彩的抒写基调。而在内容上，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无比瑰丽的神话世界，描写了神话人物、神山、神水、神兽等等意象，而且《天问》本身就因其具有巨大的神话学意义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看出，屈原的作品受神话的影响之大。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达基和屈原在诗歌创作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类同性，但是，出现这些类同性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对此有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鲁达基与屈原都属于天生聪颖，又勤奋好学之人。据说鲁达基在八岁时就已谙熟《古兰经》，并常常为人诵读。此外还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不仅能自弹自唱，还能自己编词、写诗歌，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是极富盛名的歌手和民间诗人；而屈原出身名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从小又勤奋好学，注重内在品格的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经入朝为官，并得到重用。可以说，天生才智加上后天的努力，为两人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一定基础。
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每年的固定日，共同举行的仪式或庆典。全民认同并参与，一年一度，周而复始。
我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蕴涵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广及东方，乃至世界。中国的节日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
中国节日，从元日到除夕，计十四个，其中最盛大的节日是端午、中秋、年(春节)三节。
端午节起源，传说多种。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当“夏至”，汉初定五月五为节日，为逐疫辟邪。唐宋时称为“端午”(“五”“午”相通)，别称端阳节、重午节。包粽子、赛龙舟成为端午节中国两大民俗。
五月五日又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殉国之日。每逢此日，屈原家乡人民以竹筒盛糯米，投江中纪念屈原。后演变用竹叶或苇叶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绳，即“粽子”。于是，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两千年来，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任楚国左徒，世称三闾大夫。他对内主张举贤任能，改革弊政；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兴邦强国。因遭谗臣嫉谤，被楚怀王蔬远，后又放逐湘沅，虽辗转艰辛，仍忧国忧民。闻秦军攻破郢都，忧愤交加，投泪罗江以殉国难。
屈原心系国运民生，是爱国爱民的贤臣，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一生写下《离骚》、《九章》、《九歌》等二十余篇诗歌。屈原诗歌表现出强烈爱国精神，具有巨大艺术魅力，是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屈原和他的学生作品结集《楚辞》。《楚辞》与《诗经》并称中国古典诗歌璀灿星空中“双子星座”。
屈原代表作《离骚》，是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深挚感情和忠诚正直追求光明的高尚品质。《离骚》诗句优美，想象丰富，开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之先河。诗如其人，屈原的崇高精神和屈原诗歌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哺育着中国一代又一代诗人和文学家。
屈原热爱祖国，关怀人民，忠诚正直，信守芳洁，追求光明，舍生取义。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屈原精神就是表率万世、积厚流光的中华民族精神。
师：同W们，今天我们来学习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离骚》。在我们一起正式走入文本之前，老师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屈原在你的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生：一个伟大的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
师：看来没学这首诗歌也能基本了解屈原的情怀！但对屈原的情怀只认识到这个层面就够了吗？其实，当历史和时代给一个人贴上一个固有的标签的时候，这个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妨碍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认知有时会被这样固化的标签带着走，对吗？（很多学生点头认同）
一、诗歌形式重构，还原一个“自爱”的屈原
师：伟大的爱国诗人，到底伟大在哪里？这节课我想带着大家走入文本，尝试还原一个真实丰满的屈原，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个“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标签背后，还有着怎样的情感？请同学们先用自己的声音自由地品读这首诗歌。
（学生自由品读）
师：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位有朗读热情的同学为我们朗读一下这首诗歌。
（一生朗读诗歌）
师：这位同学用自己的声音表达了对这首诗歌的理解，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朗读之后的内心感受吗？
生：感觉诗歌中的文言词有点儿难，又有方言词，读起来很累、很枯燥，好像距离我们很远。
师：这是你最真诚、最宝贵的初读感受，谢谢你的分享。同学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部分学生点头附和）
师：诗歌字面意思确实比较难理解，所以我做了一个尝试，对这首诗歌的前八句做了修改，让这首诗歌变简短些，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陌生的字词，请同学们读读看。（ppt：帝之苗裔，朕考伯庸。摄提孟陬，庚寅吾降。皇览余度，锡余嘉名。名余曰平，字余曰原。）
生：自由品读。
师：同学们怎么评价老师的修改？
生：更简洁、更清晰，比原文更有节奏感了。
师：照你这么说，我修改的四言诗歌，比原文更好了，是吗？
生（笑）：好像不能这么说。
师：那么简洁、清晰是不是我们评价一部作品的唯一标准呢？除此之外，还应有什么标准？
生：应该以主题表达的需要、表情达意的效果为标准吧，要能表达出作者的情感。
师：也就是说好的作品要更能充分体现作者的情感，那你觉得我的修改在情感表现上怎么样？
生：比较生硬。
师：其实他的思考方向很正确，他不单指向了简洁，还指向情感、主题，这是同学们理解作品都需要具备的深层的思维维度。同学们注意到了吗，我删改的最多的是哪个字？
生：“兮”字。
师：这个字所承载的情感厚不厚重？
生：厚重。
师：我们读的时候要尽量放慢语速，要拉长语气，让它有充足的情感表达空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项羽的《垓下歌》。（ppt：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师：如果这个“兮”字承载的情感很厚重的话，应该怎么读？大家可以自由品读，用心体会。
生：自由品读。
师：通过大家深情的朗读，老师感受到你们已经有意识从作者情感和朗读情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不过我想补充一下，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楚辞》是南方文化系统的源头，而《诗经》是北方文化系统的源头，《诗经》以四言为主，《楚辞》则相对比较自由，读起来比较舒缓，所以这两种形式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诗中的那些虚词、语气词，比如“之”“兮”等随意省略掉？
生：不能。
师：我们再来看改动后的诗歌，我去掉了哪些字？从“更贴切地表达情感”的角度去思考，你对修改后的语句有什么看法？
请同学们独立思考，然后小组交流并推选代表发言。
（学生独立思考后，开始讨论，教师提问，学生自由发言）
生：我们小组认为“高阳”二字绝对不可以省去！
师：态度很坚决呀，为何不可？
生：因为根据下文注释，“高阳”帝是楚国君王的远祖，“高阳”二字才可以看出屈原与楚国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二字用意独特，比只说“帝”要好得多，只有加上“高阳”这样正统的血统，我们才能感受到屈原对自己的出身非常地骄傲，这也应是屈原爱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师：说得真好。这样一来，同学们已经能够注意去看注释里的解析，关注文本仔细地去琢磨字句，这是一种很好的思维习惯。那么，你们小组觉得“朕考伯庸”一句去掉的“皇”字恰当吗？
生：也值得商榷。“考”是指死去的父亲，这句话虽让已经表达清楚“我失去的父亲叫伯庸”这个意思，但“皇”在注释中是大、美的意思，他应当是再次强调自己的血统正宗，出身高贵吧！
师：有道理。如果同学们始终注意屈原的情感取向，就会对每个字的用意有很贴切的把握。除了刚才讨论过的句子外，你对其他修改后的语句还有什么看法？
生：老师我们小组想谈谈“摄提孟陬，庚寅吾降”一句。原来有一个“惟”字，意思是“只有”，有一种举世无双的感觉，原来那种自豪的气势莫名地散发出来。
师：其实“惟”这个字的解释有两种说法：一是句首发语词，没有实在意义；一是“只”。大家更赞成哪个，自己可以保留意见。
生：“摄提孟陬”一句去掉了“贞”字，“贞”的意思是“正当”，体现了出生的奇特、不凡。
师：奇特在哪儿？
生：寅年寅月。
生：其实古人对自己的出身时辰是特别在意的，所以那一“贞”、那一“惟”很重要！
师：你们的取舍越来越接近作者情感表达的需要了，但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大家对我后面的修改也未必会赞同，哪个小组来继续谈谈吧。
生：“皇览余度，锡余嘉名”中的“初”省不得，因为是对前面出生r间等内容的照应，这种照应也是有强调作用的。“肇”字也得保留，因为它是“开始”的意思，屈原的父亲根据前面那么多不平凡的前提才给屈原起了名，这里用“肇”字可以体现非常郑重的态度。
生：“揆”也很重要，文下注释中写有，“览”是“观察”的意思，“揆”有“思量”的意思，由“观察”到“思量”是一个过程，它也能体现屈原的父亲给儿子取名和字时的慎重。
师：大家把那些可以翻译的提示必要信息的词的作用都分析出来了，还有别的想法吗？
生：我的说法会重复老师前面的看法，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我想把其他被删改的字都调整回去，因为它们在调节语速、表达语气、准确表达情感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生鼓掌）
师：同学们，老师能够感受到，大家在修改与比较中，已经基本掌握了字词的含义，了解了屈原的心理，而且也没有觉得落实字词含义是枯燥的事，我认为大家的收获不小。
师：那么，屈原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自己高贵的出身、非凡的气度、尊贵的名号呢？
生：显得高贵。
师：为什么强调自己的高贵？他内心有着怎样的情感在涌动？
生：一个人总是强调自己的出身，不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炫耀，一种是自恋，我怎么觉得屈原那么自恋呢。（学生笑）
师：假如一个人的“自恋”是建立在爱国忧君的基础之上，并且一辈子都在努力践行这一理想，最终用生命去表达自己的坚守，你还觉得这仅仅是自恋吗？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一则材料。（ppt：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顼之子孙，是恩深而义厚也。――王逸《楚辞章句》）
师：结合材料，你有新的理解吗？
生：屈原应当是为了说明自己与楚王同宗，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表现出的是一种高度的庄重和自爱。
师：所以屈原的这份“自恋”是一种存君兴国、热爱宗族的道德情感和担当，更是自爱、自重。（板书：自爱――存君兴国 热爱宗族）
师：请你带着这份情感，用你的声音为我们品读一下这八句诗。
生（深情）：朗读。（学生鼓掌。）
二、诗歌内容重构，还原一个“忧虑”的屈原
师：刚才通过走近文本我们发现，在爱国主义的标签之下，诗人还涌动着高度“自爱”的情愫。他的高度自爱绝不仅仅表现在此，大家看后面有句过渡的话――
生（齐）：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师：修能就是修态，是内美的外现，内美与修态统一，乃是屈原追求的目标。文中很多诗句用了各种香草，我把它们摘取出来了。（ppt：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o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师：诗人所选择的香草都有什么特征？
生：都充满了芳香，而且“辟芷”是幽僻之处的芳芷，“秋兰”可以驱虫除臭，“木兰”是去皮不死，“宿莽”是经冬不枯。这些都象征着屈原在自己身上培植各种美好的品格。
师：可以说就屈原美好的人格而言，既包括内质的纯正，又包括外表的芬芳。然而，诗人在描写香草的句子中还穿插了一些句子，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些句子的情感表达效果，想一想屈原的内心是不是还有什么情愫在涌动？同学们读读看。（ppt：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生：自由品读。
师：大家来说说，有什么感觉？
生：着急、急切、恐慌……
师：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受？在这些句子中，究竟是哪些词语，强烈地传达出了这种感觉？
生：“恐”“忽”“惟”
师：能不能就你说的这三个词做详细一点的解说？
生：“忽”是迅速的样子，有岁月匆匆逝去的感伤情绪；“惟”是思考的意思，有一种凋零之感；“恐”的内涵就更丰富一些，更见一种恐慌忧虑之感。
师：既然说作者的恐慌忧虑之感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那么同学们能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思考一下屈原还为什么而恐慌焦虑吗？
生：此时的屈原，楚怀王不相信他，之后顷襄王不相信他，令尹子兰陷害他。而且不允许他回国，被流放。我想这些都应当是他忧虑的东西吧。
师：所以屈原的这种“忧虑”情绪的背后，是一种党人不容、君王不察的人生境遇。（板书：忧虑――党人不容 君王不察）
三、抒情主题重构，还原一个“执着”的屈原
师：同学，你可以用你的朗读表达一下你所感知到的这部分诗句所蕴含的诗人情感吗？
生（深情）：朗读。（生鼓掌）
师：党人不容，君王不察。面对如此处境，诗人在这种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改变自己，还有一种呢？
生：坚持自我吧。
师：屈原的选择呢？
生：坚持自我。
师：怎么看出来的？
生：诗歌的后四句有这样的表达。
师：能说得具体些吗？
生：大家可以关注“何不改此度”一句中的“度”，指的是不善的法度，而不是改变自己的操守。另外最后一句“来吾道夫先路！”读起来特别有那种呼唤、呐喊的力量，感觉得到，却说不清楚。（生笑）老师，我可以用声音来表达吗？
师：当然！
生：朗读。（生鼓掌）
师：同学们的掌声说明，你的朗读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诗人那种执着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背后涌动着的是诗人独立不迁、上下求索的人生态度。（板书：执着――独立不迁 上下求索）
师：其实，在屈原的很多诗句中都有这种人生态度的表达。（ppt：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生：齐读。
师：到此，我感觉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标签化的“浪漫的爱国主义诗人”，还有诗人内心所涌动着的复杂的情感，屈原的形象越来越真实丰满。现在，让我们来一次穿越，假如你在汨罗江边与这样真实丰满的屈原相遇，你又会对他说些什么呢？（ppt：假如我和屈原在汨罗江边相遇，我会对他说……）
（学生写作，教师巡视）
师：好，我们来交流分享一下吧。
生：你始终一个人蹒跚独行，没有朋友，没有知音，只有敌人。我曾无数次的想象，我曾生长在那个时代，我一定会跟随着您的脚步，成为这个伟大孤独者的挚友，因为你的高洁明志有人懂！
生：在我的心中，你是山，你有着山的坚定与傲然；在我的心中，你是海，你有着海的胸怀和坦然。
生：空气开始凝固，风欲呼无能。你最终还是来到了汨罗江岸，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你的心在滴血，不平的遭遇，不同的人生之光，最终你选择了与日月争光。
……
师：同学们，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到底伟大在哪里？我想，肯定不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个留下作品的人，而是因为他的情怀、他的决绝、他的精神，他用生命去爱自己的祖国。有人说爱国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情怀，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基本情怀，只有人格极不完善的人他才有可能不爱国。所以说爱国是一种正常情绪，屈原的伟大恰恰是直接地表现在他的为人、他的个性、他的气质上。真希望，这样一幅立体、丰满、真实的屈原画像，能够帮助我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板书设计：
自爱――存君兴国 热爱宗族
忧虑――党人不容 君王不察
执着――独立不迁 上下求索
教学反思：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离骚》是一部拥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的作品。作品以情感激荡的自传回忆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然而文化、思想、时代、年龄的差异使学生很难走近这部“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的煌煌巨著。如何让这部具有缤纷“内美”的作品为学生所感知接受？这确实需要教师的“修能”。
初夏像一个调皮的小男孩，说笑就笑，说哭就哭。刚才还是艳阳满天，火红的太阳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球一般，刺辣辣地照着大地，热得奔走的人儿臭汗淋漓，不一会儿，天空中飘过几片乌云，空气闷热，转眼“哗哗哗”下起了雨。雨不见得很大，但是很密，飘飘扬扬。
哦，端午踏着舞步轻快地来了。
走过乡村，每家每户忙碌着，欢声笑语。一阵水汽从锅里漫开，那种醇醇的香味儿扑鼻而来。嗯，清香、诱人，那是粽香，浓浓的糯米味裹着淡淡的粽叶儿的清香。
来到城镇，蓄满水的河道上，有节奏的哨声、鼓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十几条龙舟荡漾在碧波里。龙舟上，十几个青壮汉子，挥舞着手中的浆，喊着号声，奋力向前进发。
众所皆知，端午的由来，起源于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虽说有些神化，但一位诗人，能够被人们近两千三百年一直祭奠，他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着实令人敬仰。
骚体诗的形式特点及诵读要领，屈原的爱国情怀，《离骚》的内容及浪漫主义风格;语文实践、探弈侧重于诗人的高洁形象和浪漫主义风格。
本单元诗歌是唐代以前我国古代诗歌的部分代表作品，从编辑意图看，本单元教学除了应把握古体诗的风格和艺术魅力外;还应从侧面了解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
[切入]
1.走近屈原，走进《离骚》
预习课布置学生搜集有关屈原和《离骚》的材料。学生对屈原这个名字比较熟悉，但更详细、更深入的知识就匮乏了。因此教学可以由浅，人深、由陌生到熟悉，一步步引导学生进入屈原的内心世界，进入《离骚》的美妙意境。
2.《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课文节选部分抒发了什么感情?
“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是对《离骚》的最概括评价，可以抓住这最突出的特点切入。
3、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文中是如何体现他的爱国情感的?
[探究]
1.让学生把预习时准备好的关于屈原和《离骚》的材料在课堂上复述。
屈原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他学识渊博，主张实行“美政”，但被当权者排挤，两次被流放，最后悲愤地自沉汨罗，民间用吃棕子、赛龙舟等风俗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2.《离骚》这首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抒发了什么感情?
①诗中的主人公是什么样的形象?
着装衣饰方面：用香蕙作佩带，有秀美的蛾眉，裁剪荷叶做上衣，缝缀荷花瓣做下装，加高那本已很高的帽子，加长那长的佩带，佩戴着缤纷多彩的服饰，菲菲芬香更加显著。
内在品格方面：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忧国忧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坚持真理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洁身自好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一嫉恶如仇
虽体解余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一忠贞不移
诗人的品格是高尚的，意志是坚定的，节操是清白的，才华是横溢的。
②为什么会“朝谇而夕替”?(或问：周围的环境如何?)
“固时俗之工巧兮，佰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灵修浩荡”“终不察夫民心”“众女”“瑶琢”。(在这样的环境里，诗人或许只能遭遇不幸，这是诗人的悲哀，更是历史的悲哀。)
小结：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振兴楚国的爱国感情和政治理想，反映了诗人修身洁行的高尚情操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抒发对楚国黑暗势力和腐败政治的痛恨之情。(愿我们能从诗人的经历与文字中学会正直，学会坚韧，学会宁死不屈，学会无怨无悔!)
3.在探究、研讨中进一步理解诗人的形象及诗歌所蕴含的感情。
阅读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片断。探究：①诗人创作《离骚》的背景和感情基调是什么?②《离骚》有什么风格特点?③表现了什么样的信念?
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②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申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巯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婷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皦然泥而不滓者也。
③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予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醴?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手?宁赴常流而葬手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点拨：①背景：君王昏庸，奸佞当道，贤巨受排挤。感情基调：忧愁。
②《离骚》的风格特点：文约辞微，称小旨大，类迩义远，文如其人。
③表现了屈原宁愿以死来坚持真理，保持高节直行，决不同流合污苟且偷生的信念。
4.诗人运用了什么手法抒发感情?
①“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
②美丑对比的手法。
③夸张、想象、联想等浪漫主义手法。
[拓展]
阅读屈原的《涉江》(节选)，在诵读、思考、品味中进一步感受骚体诗的特点，理解屈原的伟大品格。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早余将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欺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褚今，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入溆浦余檀徊兮，连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yuán)狖(yòu)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接舆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诧傺，忽乎吾将行兮。
[实践要点]
1.把握屈原的美好形象与黑暗现实间的尖锐矛盾。
屈原的节操越清白、形象越崇高，就越显出其悲剧意义，一美一丑的强烈对比，有利于诗歌主题的彰显，有利于读者的理解把握。
论文摘要：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其光辉的诗篇和高洁的人品光照千秋。历来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作为政治家和诗人的屈原进行研究，而对于屈原在教育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则鲜有论及。其实，屈原同样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他既有较系统的教育思想、也有较丰富的教育实践，虽然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实现，他的教育事业也已失败告终，但他教育理想的光辉仍然如悬空的日月。本文再就屈原教育思想和教育行迹进行研究探讨。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人品和诗歌犹如高悬的日月，两千多年来一直光照我们这个民族，在赤诚爱国、人品修养、勇于探索、执着信念等等方面给予了中华民族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或许正因为他的人品和诗名太盛的缘故，人们大都只把他当作一个政治家和诗人。其实，屈原同先秦的许多“子”一样，不仅是一位极有才能的政治家、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理想主义教育家、一个为“教书育人”倾尽心血和生命的老师。考屈原一生，他所从事的“公职”基本上不出政治和教育两方面，至于写诗作赋，反而不过是他的“业余”所为罢了。只是作为政治家和教育家，屈原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千古悲剧的扮演者。
有关屈原教育方面的文字，史料鲜有记载，人们也很少谈及。下面的论述依据主要有二，其一是史料有关屈原职官及生平事迹方面的记载;其二是他自己有关诗篇的记述。
史料记载：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篇》等书载，屈原曾任过楚国的左徒官和三闾大夫。“左徒”一职仅为楚国所设，从“春申君曾有左徒迁令尹”的情况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它的职权范围很广，“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并且有时还得侍奉太子。可知“左徒”这个官职，对内要辅佐君王，侍奉太子，起草法令，参与国家最高决策;对外则要接待、出访，处理外交事务。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认为，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唐代的左右拾遗，是专司进谏、荐举的职官，这样看来，屈原这个“左徒”官还担负着培养、选拔、举荐人才的重要任务。
又，“三闾大夫”一称始见据传是屈原作的《渔父》，《渔父》又多为治学严谨的司马迁所引述，看来不会是子虚乌有之事。三间之职，王逸在《楚辞·离骚》序中解释说，是“掌王族三性，日昭、屈、景”。又说，“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昭、屈、景是与楚王同宗的三个大姓，屈原自己在《离骚》开篇就公开宣布自己跟楚王是本家，同是“帝高阳之苗裔”。“三闾大夫”，就是掌管这三大姓的官，大概与战国时些国家的宗族大夫之职相似。“序其谱属”，可能是些户籍、辈分、王姓支派等王族内务，而“率其贤良，以厉国土”，就属于国家公事了。“率”是率领、带领，查《说文》还有训导一层意思;“厉”是锻炼、劝勉。“贤良”和“国士”是王族中的优秀分子，也是国家栋梁之才。这种率领、训导、锻炼、劝勉贤良国士的工作，正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本职。由此看来，屈原所从事的是，由教育进而政治，由王族之事进而国家之事;屈原所追求的政治抱负就是通过管理王族之事从而管理国家大事，通过培养教育王族胄子，为国家培养举荐人才，从而实现振兴楚国、最终由楚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这样的推断，与屈原一生的思想、性格、行事应该是相符的。
在屈原的光辉诗篇中，他用抒情的笔法远譬近比，叙写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及其培养人才的种种努力。
屈原在自己遭谗被疏，从政界败下阵来后，曾把辅佐国君、改革弊政、修明法度的希望寄托在楚国新兴的进步力量上。于是他以极大的热忱，用他全部的心血、智慧和才能从事教育胄子、培养人才的伟大事业。他走的也正是“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在《离骚》中生动地剖白了一个教育者培养人才的心迹和愿望，他说：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荑与揭车兮，
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
愿俟时乎吾将刈。
这是一曲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园丁之歌”。“兰”按李时珍{=本草》所说，应指泽兰，其香幽雅淡远，有类人中君子。“蕙”即香草，类似兰草，故多以兰蕙称之。一些注释家认为屈原的诗多以“兰”和“惠”，当分别指令尹子兰和顷襄王，其它如留荑、揭车、杜衡、芳芷诸物，都是以芳草喻各种人才。其实各种植物具体指谁，没有必要去猜测，树木花草就是泛指所有学子，所要培养的人才。另外，“九畹”“百亩”，只是以所栽芳草面积之广来喻所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之多。这里我们应该特别留意诗人所使用的几个动词：“滋”是滋养、栽培，是用汗水和心血来滋润、浇灌;“树”是种植，有扶正、培植、使其存活成长的意思;“畦”本是田间沟垄，此处用为动词，相当于“种了一垄又一垄”的意思;“杂”是夹杂，套种。我们可以看出，这四个动词有着诗人浓郁的感情色彩，较形象而具体地叙写了培养教育人才的过程和所采取的措施，表现了诗人作为一名教育者对教育培养人才殷切希望和所付出的心血，也表现出诗人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屈原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深深认识到，要刷新楚国政治，革除朝廷弊端，要修明法度，富强祖国，如果没有一大批德才兼备、思想解放、锐意革新的“贤良”，如果没有这样的进步力量来支持自己，那么一切都将归于失败，所以屈原才亲自去“滋兰”“树蕙”，栽培“众芳”，才对所教育培养的人才寄托那么深厚的希望：“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明确地道出了自己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指望着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能为自己所用，为国家所用。
屈原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正”和“修”。“正”就是正直、正派、方正，端正，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也是理想人品的最高标准。在屈原诗歌中，多处出现“正”字。“正”是构成屈原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也是他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他的名字中就含有“正”字，说明他的“正”原白上天的旨意、来自祖先固有的血脉。他说：“耿吾既得此中正”(《：离骚>)，“求正气之所由”(<远游》)，“服清白以死直”(《离骚》)……可见“正”是他一生追求并恪守的人格标准。“修”是修炼，修养，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既包括修思想，修品德，还包括修才能，修仪表等;既包括修自己，也包括修他人。在屈原的作品中，“修”字共出现达三十多次。下面略举几例：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进不入以离尤兮，
退将复修吾初报。(《离骚>)
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屈原就是这样，一生一世，律人律己都极高极严，特别是对自己，屈原无论在哪方面，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始终不懈地高标准要求自己，并通过自身“芳菲菲”的人品道德，去化育学生、影响他人。
这种“正”和“修”的教育思想，在屈原的<橘颂>中体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搏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缰宜修，垮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元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关于<橘颂>前人多认为是屈原的早期作品，依据主要是“嗟尔幼志”“年岁虽少”两句诗。我认为，以此来断定此诗的作年理由并不充分。其实屈原作此诗的本意并不在夸耀自己幼志有异，年少可师。我们知道，屈原被怀王疏远很是痛苦，他一方面“复修吾初服”继续坚持思想品德的修养提高;另一方面就是积极从事于人才的培养擢拔。屈原在《橘颂>中所称颂的，很可能就是他所培养的对象。这个具有橘树品质的少年学子，可能是实有其人，比如象郭沫若所设想的婵娟之类，也可能是按照审美理想塑造出来的“希望如此”的人物。不管是实有还是虚构，屈原的本意就是为人们、首先是为他所培养的学生树立一个做人的榜样。
分析这个光辉的榜样，其最主要最基本的品性仍然是“正”和“修”。屈原首先赞美了橘树那种“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特性，所谓“受命”是秉承天地之正气，“深”是根扎得深，也是天地化育之深。“不迁、难徙”是因承受天然秉赋而不会随意移动、改变。据<晏子春秋>：“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其土异也。”屈原这里借橘树刚正难移的特性，来赞美扎根故土、热爱祖国的品质。这些品德是屈原对胄子们的要求，也是屈原自己至死恪守的准则。屈原还赞美了橘树那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特性。“苏”就是醒，清醒，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横”是直立特出，方正忠勇。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屈原感到非常棘手的敌人，恐怕就是那些“并举而好朋”的世俗群小，他们结党营
私、投机取巧，争媚取容，又忌贤妒能，谗害忠良，这与屈原刚正不阿的个性和人品是多么格格不入。另外。橘树那种“廓其无求”“秉德无私”的特性，那种“闭心自慎，终不失过”的风格，与屈原严于律己、克己守正、公而忘私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屈原重“修”思想的体现。在l=橘颂>这首咏物言志的诗作中，屈原给自己胄子们开列了以“正”和“修”为核心的一系列做人的标准，同时也确立了屈原的教育标准。
不幸的是，屈原教育救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继屈原政治上惨败后，屈原的教育救国梦也破灭了。这是屈原所受到的一系列打击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不解、痛苦、愤怒又悲哀。他写道：
虽萎绝亦何伤兮，
哀众芳之芜秽!(<离骚》)
兰芷为而不芳兮。
茎蕙化而为茅。(同上)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同上)
览椒兰其若兹兮，
又况揭车与江离!(同上)
这里所提及的荃、蕙、兰、芷、椒、揭车、江离等等，就是他在前面所说的“众芳”，就是屈原曾经在他们身上倾尽心血、寄予厚望的培养对象。“芜秽”有荒废和变质两重意思，成才而不见用是为荒废，由好变坏是为变质，“变而不芳”“化而为茅”“为此萧艾”，就是“芜秽”的具体表现。在屈原所培养的人才中，许多人离开了他，背叛了他，甚至成了打击他、排挤他、陷害他的政敌，比如他的学生司马子椒后来身为大夫却专权擅政、傲慢自恃，毫无忧国恤民之心;弟子令尹子兰更使上官大夫到倾襄王那里陷害屈原，使顷襄王怒而流放屈原。许多人经不起俗世诱惑，也加入到追名逐利的“党人”“众女”集团中。即使象宋玉、唐勒、景差这样的追随者(拟或学生)，也只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身前既不幸，身后复萧条，屈原教育的失败是惨痛的。屈原的死，与他教育的失败，由此对楚人的失望是不无关系的。至于“三户”亡秦是否与屈原精神有关，这是人们讨论的另一话题。
屈原的教育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总的来说，是由他所处的那个悲剧性的时代以及他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所决定的。
屈原生活的怀、顷襄之世，楚国已象大厦将倾，颓败之势已定。昏君佞臣当道，贤能俊才遭弃，所谓“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鸟鹊，巢堂坛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在这样的局势下，靠政治改革既难以一救楚国，用教育来救亡就势难成功了。教育从来都不能离开社会政治、时代风尚而创造出奇迹。这个道理，屈原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的。他说，“户服艾以盈腰兮。谓幽兰之不可佩”(<离骚>)，假如“臭”成了一种时尚，人人去佩带艾蒿这样的臭草，那么幽兰这样的香草就会被丢弃，这就是时尚的力量。他认识到“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同上)“众芳”的芜秽，人才的变质，究其原因是时俗使然、时势使然。
其次，屈原培养的对象，也仅限于王族中的胄子，这些人由于出身于特殊的阶层，他们与旧贵族，与腐朽政治势力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因而很难成为革除弊政、修明法度的中坚力量。比如子兰、子椒之流，他们只能同自己那个腐朽的阶级一道埋人坟墓。另外。这些贵胄子弟，有着天生的弱点和陋习，苛求他人，猜忌别人，妒忌能人，中伤好人，庇护坏人，又往往宽恕自己，放纵自己。另外他们往往徒具外表的光鲜华美而内无美质，“无实而容长”(同上)，屈原分析他们变节变质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不好“修”的缘故，“岂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同上)又回到了屈原“正”和“修”的核心问题上;这些变节者正是由于缺乏“正”和“修”的优良品性，缺少坚守不移的特操。
屈原，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
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