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7 00:29: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口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受制因素过多、缺乏专业化是社区养老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市的社区养老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约着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
(一)社区积极性高，但受到场所、经费、人员等因素制约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所调查6个社区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开展养老服务，例如开展卫生讲座，文娱活动等，但均表示对于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提供能力远远小于社区老年人需求，社区仅靠自身能力很难开展水平更高、服务更广的养老服务。
(二)缺少专业化服务队伍，老年人精神方面需求难以满足
6个社区中只有两个社区有松散的社区养老服务志愿者队伍，且志愿者中40-50岁仅占25%。
由于提供养老服务面临收入低、环境差、风险大等困难，很难组织出一支具有专业医疗、护理、卫生等知识的服务队伍。另外，在调查中有48%的老人感觉急需休闲娱乐活动和心理护理，有28%的老人希望社区养老服务人员具有心理护理技能。
2、独子养老趋势明显，负担过重
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后，4+2+1的家庭结构已经成为常态化，绝大部分的养老负担，将会由独生子女承受。调查结果显示：有80%的老人日常生活起居靠自己，有45%的老人同时依靠老伴照顾，能受到儿女子孙或其他家属照顾的仅占16%。独子养老而又独木难支，独生子女一比二的面对长辈家庭成员养老问题，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来源、生活照料、特别是亲子交往、精神慰藉，老年人能从孩子身上得到的都非常有限。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家庭养老资源日渐不足,靠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很不现实，社区养老是一种必然选择并将成为趋势。
3、改善我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议
(一)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资金投入和政策执行力度
政府应对社区养老服务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如建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对于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等养老困难老年人，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
同时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还要做出更细致具体、积极可行的实施方案。加大对政策执行的力度监管，使惠老政策真正能够落到实处。
(二)鼓励社会资源进入
鼓励社区养老服务引入社会资源，在社区建立托老所和医养结合式的综合型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对于正规的社区养老机构，给予财政支持以调动社会力量投资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慈善捐赠资金投向社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于开展养老救助项目。
(三)建立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社区养老服务队伍
倡导养老服务队伍实行专业化、职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对专业人员定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对志愿者进行统一登记、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养老服务志愿者的擅长和服务热情。
(四)改变传统养老理念，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
倡导老人接受社区养老的新观念，社区工作人员对于本社区老年人进行详细登记，了解不同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吸引更多的义工、志愿者参与到社区养老之中。
4、过半老人不满意目前社区养老，最关注身体健康
本次调查的6个社区中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占66.67%，为高龄、失能低收入等特殊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占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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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养老机构 趋势 调查 医疗型养老机构 老人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家庭养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公立养老院毕竟床位有限，并且公立养老院大多数针对孤寡老人，加上就业压力的加大，现在年轻人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大多数年轻人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所以民营养老机构无疑是这些老人的理想归宿。因此，本文对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和入住老人的家属以及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抽样调查，并以此为依据，了解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的基本现状和重庆市老年人的需求，以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管理者的角度为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提出一些策略，并且为有想法自主创业民营养老机构的大学生提供理论支撑。
二、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和养老方式的基本介绍
（一）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基本情况
重庆市15个市辖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万盛区、渝北区、巴南区、万州区、涪陵区、黔江区、长寿区、大足区 ）总共有273家民营养老机构。据市民政局统计，我市每74名有养老需求的老人才有一个床位，不难得出，重庆4.5万老人急需养老服务，因此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的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二）重庆民营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基本情况
重庆民营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年龄基本在45岁以上，并且基本素质较低，特别是医疗意识较淡薄，对民营养老机构的老人基本上不能给予良好的照顾，因此重庆民营养老机构需要从自身出发向医疗型养老机构发展。
（三）重庆市老人养老方式：1、居家养老方式2、社会福利养老3、民营机构
三、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养老机构内以65岁以上的年龄层（占73.48%）为主，并且以女性老人（共141人占61.30%）为主，她们大多无配偶（未婚、丧偶），占了78.70%，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为退休金（63.91%）;绝大部分（85.22%）老年人都是第一次入住养老机构，由于我国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较晚，目前很多基础的设施仍然不够完善，并且大多医疗护理条件差。因此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向医疗型养老机构发展必将是今后的趋势。
四、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发展趋势及策略分析
（一）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现状
1.需求量远大于供应量，难以满足强大的养老需求
第六次人口调查结果显示重庆人口数目为2884.62万人，65岁以上人口数目为333.41万。由此可见，重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还是相当大的。但是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的床位设置按照前面调查报告的最大数算才仅仅有35800床位，显然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的需求量是远远大于供应量的。
2.民营养老机构入住率低下
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的入住率普遍比较低。在面对如此大的养老需求下，民营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却这么低，是因为重庆民营养老机构本身对护理人员的要求低，致使护理人员对老人的照顾不周，老人家属就不愿把老人送进这样医疗条件差，并且护理人员缺乏专业护理知识的民营养老机构。
3.资金短缺，影响机构的正常运营
民营养老机构的资金短缺问题相当严重，为了缓解资金问题，很多民营养老机构普遍都采取减少护理人员、让一个护理人员护理多个老人或者增加收费的方式，这样就大大影响了服务质量以及机构的经营。
4.护理人员数量较少，难以满足老人的服务需求
在调查中，很多护理人员需要一个人照顾几个老人，只有16.67%的护理人员是专职照顾一个老人。因此不难想象，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内护理人员对老人的服务质量是可以想象的，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入住率不高。
（二）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向医疗型养老机构发展的策略分析
1.政府应该给予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相应的帮助
一直以来，昂贵的土地是民营养老机构的一只拦路虎，要想兴办一个一亩的养老机构，土地成本就需要上百万，因此为了降低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的土地成本，政府应该适当减免相应的土地出让金和使用税等费用，让重庆民营养老机构能把成本用在医疗服务上。
2.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策略分析
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应该从自身出发，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增加软实力，努力和政府、医疗机构合作，让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向医疗型养老机构发展。
首先，积极与大型医疗机构合作。民营养老机构不像公立养老机构有政府的直接扶持，所以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管理层需要和就近的医疗条件较好的公立医院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让医院的专业人员定期给入住老人进行检查，解决老人“看病难”的问题，当遇到突发性或者急性疾病时，能确保老人和医院的快速连接，甚至无缝连接。其次，严格控制入职护理人员的素质，提高护理人员的薪资待遇。同时也应该定期组织对护理人员护理知识以及心理辅导方面的培训，让入住老人的生活质量越老越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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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菁汝，梁宵. 我国养老院管理模式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外资，2013，06.
1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具体问题
1.1 城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态度
对城市流动人口实行管理与教育的主体是城市政府，城市政府的政策取向、现实困难等无疑是影响和造成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的最主要因素。
（1）在一部分城市，一直把流动人口看作到城市来做几年就会回到乡下去的过渡人群，而绝不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状态就决定了这些城市在解决城市流动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态度消极被动。但实际上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很多城市的流动人口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生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的流动人口在城市里生活时间是十几甚至二十多年了。“流动人口”的说法过于强调其不稳定性，本身容易给城市管理者一种误导。
（2）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缺失，《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义务教育事业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即当地政府所要解决的仅是向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以及按照户籍学生人口数量把教育经费预算由当地区下拨到学校。而流入人口没有当地户籍，所以当地政府也就没有用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教育专项资金。从法律上看，流入地政府也就不对流入人口子女入学担负主要责任。对那些举家迁移进城务工人口及子女，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没有相应的政策举措来应对，准备不充分，城镇学校数量优先，师资资源也不充足。
（3）我们国家所提供和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小学生依据其户籍就近入学，不允许选择其他学校，而儿童的户籍一般都是以其父母居住地为主要依据来进行登记，这样看来，流动人口子女既没有城市户口，也没有学区户口，并且大部分人员在流入地频繁更换居所，通常的做法是将流动人口子女全部认定为择校生。
1.2 “第二代移民”问题
所谓“第二代移民”，即打工者的“第二代”，是指出生在城市或者很小就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父辈经历过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基本完全按照迁入地的标准。与父辈的期望不同，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第二代移民对于其面临的不平等缺乏忍耐性，这与目前流动人口犯罪频发的问题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不进行正规有效的教育，难免会使其进一步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这是非常危险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进行的“改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中一项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对北京态度的调查，在回答“你羡慕北京的孩子吗？为什么？”这个问题时，有42.1%的流动人口子女回答“羡慕”，另57.9%回答“不羡慕”。“羡慕”的原因主要是羡慕北京孩子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不羡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里孩子优越感和歧视态度的一种抵触。
1.3 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问题
（1）智力发展。根据有关调查，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智力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环境变更、家庭结构动荡、家庭教育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伤。家庭的流动、生活学习环境的变化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最为显著。根据许多报告中老师的反映，大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迁徙之后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相当一部分同学的成绩随着年级的上升而加速下降，从而难以转化。原因主要是其家乡教育条件相对落后，知识基础差，到城市后又不能顺利入学，对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不适应。
（2）社会适应。流动儿童的父母往往工作繁忙，本身无暇过问孩子的成长，他们只是将子女交给学校，而与学校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沟通。这其中很多是子女跟随父母一方（主要是父亲）进城，他们不但缺少父母的引导和关爱，而且长年累月地处在家庭温暖的缺失状态，在陌生的环境中找不到人格的归属、心灵的依靠。学习上缺乏家长的指导，遇到难题自己解决；生活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独（下转第5页）（上接第3页）立自主性强。流动人口子女由于家长素质大部分较低，学前教育基本空白，所以行为习惯基础较差，学习习惯没有养成，出现不听讲、不完成作业等问题。
2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不足
第一，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公平性、参与者角色和政策等方面。第二，研究重心是教育公平，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教育权利和机会均等，对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公平的研究较少；对制度的不公平分析多，对文化分隔和歧视的现实关注少。第三，关注焦点集中在城市，对农村的留守儿童关注不足。第四，研究对象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对民工幼儿教育方面的关注很少。第五，研究的偏向性特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应该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将其以未来升学就业相结合研究，而不应仅仅只从其目前入学状况来研究，从而保证流动人口子女所受教育的实用性。第六，教育管理制度缺失。采用电子学籍管理制度，实现对流动人口子女学籍的动态管理，流入地政府也应将其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中。
3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策略
第一，国家教育政策必须纠正“城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优先改善农村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统筹规划，优化学校城乡布局，鼓励农村投资兴建学校，引进师资力量，使农村子女能就近上学。第二，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切实改善流动人口子女的地位，研究提出义务教育体制革新，出台与实际相结合的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政策法规。第三，更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的权责范围，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费用的拨付权责。第四，政府用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专项资金要落实到位，同时鼓励并接受社会的赞助和捐赠。第五，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严格规范公办学校收费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公办学校的闲置教育资源，政府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从多方面拓宽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渠道，发展寄宿学校，提高教师师资力量建设，重培养，重发展，重鼓励，尽可能让农村儿童本地就学。第六，邀请教育和儿童心理方面的专家适时举办各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相关讲座、现场咨询和调查，帮助流动人口家庭子女解决实际困难和障碍。第七，多方面深层次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进行报道和宣传，让城市人口深入了解这个群体。
4 总结
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是一个关系重大、十分急迫的问题，能否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将对我国持续发展、长治久安产生重大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给流动人口子女一个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保证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目标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陈玉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综述.教育探索，2004(2).
[2]张斌贤.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4).
[3]吴绮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综述[J].华东经济管理，2007(6).
20、30人员成高失业率人群
福建省统计局的城镇失业人口调查报告显示,青壮年已成为失业率最高的群体,而高学历失业人口比例正呈上升趋势。在失业人口中,因本人原因(如主动辞职)失去原工作而失业的占30.5%,这部分失业人员以青年群体比重最大;因单位原因(如单位倒闭裁员)失去原工作的占27.8%,这部分失业人员中中年群体比重最大;毕业后未工作的也达到了失业人口的18.2%。
在2009年《社会蓝皮书》会上,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室李炜博士称,调查显示,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大概是9.4%。据社会学研究所所做的失业率调查,在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同时又有工作意愿,又找过工作,但是仍然没有就业的比例在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大城市都超过10%,其中的85%大概是18～49的青壮年人口,年纪不是很大。依然想工作的人口,基本还是青壮年人口。而且他们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失业了一年左右,另外还有一半是失业三年以上。而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青年失业率也有较大攀升。
有关专家认为,20、30人员的失业,和目前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关联度很大。首先目前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安排和市场相脱节,造成毕业生无法被消化。另外年轻人的心态也是一个原因,不少人的抗挫折能力差,一旦在工作和求职中遭遇困难就容易出现放弃和懈怠,还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缺乏职业思考,缺乏理性的择业标准,对想做的与适合做的事分不清,就业面窄,这也导致了很多年轻人的失业。“事实上,20多岁这个年龄段最容易产生辞职和跳槽的情况,这种情况这两年有加剧的趋势,这也是导致目前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的原因之一。”翁坤海表示。此外,就业期望过高,不愿就业和就业能力差等主观因素,也扩大了高学历人员的失业队伍。
“黑领”析辩
不应以体面、温文的“领”来冠之
从白领到蓝领、灰领,再到陆续演化出的“金领”、“粉领”……近年来人们习惯于以“领”色来划分职业人群。当然,白领通常泛指那些在办公室里工作,在写字楼内从事文秘或其他文职业务的人员;蓝领主要指工人,包括具有专业技术的一线工人;灰领指的是既掌握较多的现代科学知识,又具有较高的操作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金领”、“粉领”则分别指高收入职业和女性集中的行业人群。这几大“领”的职业概念都较直观,亦好理解,但现在“领群”中又冒出个“黑领”。
“黑领”是什么?百度词条上说:黑领阶层主要是指下岗人员、待业人员、无业游民、农村中的困难户。可网上盛传的一位经济学家的解释却完全颠覆了先前的“黑领”之说:他们(黑领)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观最佳、装修最豪华、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他们有独立办公室,不打卡,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出入高级会所,戴劳力士,挎路易威登,玩高尔夫,公派出国,免费疗养,带薪假……他们就是在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遍地开花,全面崛起的新兴黑领阶层。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
上述林林总总对“黑领”的描绘,颇有前些年坊间“大盖帽”传说的遗风。不可否认,现实中确有这种借助权力过着腐败生活的“黑”人,也常现倚仗垄断而行不正之风的现象,但用“领”将其划分为一个职业人群,笔者认为并不恰当。对这些人可以用“黑”来形容,不过不应当以体面、温文的“领”来冠之,用“渣”更为合适。“黑渣”为大众所唾弃,“黑渣”现象应当引起社会重视,“黑渣”不应当成为一个阶层,更不能永远存在。
幸福管理
新时代管理的矫枉过正
TCL总裁李东升曾有言:20年前不看西方的管理学著作,那是无知,20年后的今天如果只看西方的管理学,那是另一种无知。从粗放经营到精细管理,有人说今天的企业,不管是以通用为代表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还是以TCL为代表的中国大型企业,还是一些普通的私企,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管理综合症”。
“管理综合症”的病理即:职场对抗太多,职场压抑太重,职场痛苦指数太高,职场幸福感太低。而矫正“管理综合症”的妙药就是幸福管理。幸福管理的要义是管理以人为本,人以生命为本,生命以心灵为本,心灵以幸福为本,幸福以和谐为本,和谐以责任为本,责任以付出为本,付出以仁爱为本,仁爱以天道为本。所谓的幸福管理,直接的体现是实施“员工幸福计划”――营造幸福的职场文化和职场氛围。
专业人士认为,员工幸福计划反映的是中国式人力资源创新管理的六个转变趋势:文化管理从边缘走向中心文化就是组织的心灵;人力资源部门从传统的控制式管理到以服务为中心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人力资源激励从“多劳多得”的薪酬独木桥转向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而以精神激励为主导因素和内趋力;从全盘西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转向中西结合、以中(国学)为魂、以西为用的中国式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特色的传统组织人事工作的优点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人力资源服务从以公司为边界扩大到家庭和社会范畴――责任心从家庭开始――员工福利向家庭延伸――工作与家庭、生活的链接。
新规通气
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伤害不算工伤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日前在其官方网站将《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对工伤认定范围进行了调整,删去了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规定。据介绍,征求意见稿删去了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考虑:一是2006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实施后,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事故伤害的职工可以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得到补偿,同时还可以通过民事赔偿的途径解决。二是将机动车事故伤害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而未将非机动车事故纳入范围的现行规定,导致了政策上的不平衡,各地方、各部门和职工强烈反映这一规定有失公平,要求修改。三是从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看,工伤保险主要为因工作原因、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受到伤害的情形提供保障,上下班途中虽然可以视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延伸,但并不等于就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此,将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从工伤认定范围中删除,并不会影响对工伤保险核心情形的保障,符合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原理。四是实践中,由于住房商品化和人员流动性的提高,对如何确定上下班途中争议繁多、操作难度大,如果再将受到非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情形纳入工伤认定范围,则操作难度更大、引发的争议更多。五是从国外情况看,许多国家未将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情形纳入工伤认定范围;有的国家虽然将其纳入,但对“上下班途中”、“机动车”等概念作了严格限定,如仅限于单位提供的班车。不将机动车事故伤害纳入工伤认定范围的做法不仅更为简便、可行,而且妥善处理了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关系。
工伤保险条例修改的几大亮点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培训;工资获得
中图分类号：C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1-0081-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1.008
收稿日期：2014-09-06;修订日期：2014-12-08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择业行为的代际转变研究”（11SHC025）;中国人民大学985经费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宋月萍，人口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涵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研究生。
How to Teach a Man to Fish？：Vocational Training and Wages of Migrants
SONG Yueping1， ZHANG Hanai2
（1.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vocational training situ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analyzes the wage effect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raining. This paper， us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 to control the endogeneity bi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ining particip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migrant wages， and skilled training has the most obvious effect. More times for training and longer duration for single training bring material impact on wage growth. Based on the above， skilled training should be focused， continuous training should be repeatedly provided so as to construct efficient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The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ability and wages can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in this way.
Keywords：migrant workers; vocational training; wage attainment
一、引言
我国乡城间、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已经持续了30余年，农业转移劳动力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储量较低、生产效率也偏低，与目前我国经济向技术密集型、集约型发展不相匹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群体在向非农产业转移时职业培训缺失，阻碍了人力资本的非农转移速度和质量。
人口流动往往伴随着就业产业的转移，相应的需要有非农就业知识和技能储备。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不仅有利于弥补非农生产的人力资本不足，也有利于农民工提升就业质量、实现充分就业、快速融入城市。但我国非农转移人口职业培训少、培训质量差的现象广泛存在，不利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充分就业。
《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1期
宋月萍，等：应授人以何渔？
相较于学校教育，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应是着眼于提升其就业能力的一个多元化终身学习的制度体系。而构建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首先应明确的问题是什么类型的培训是农民工真正需要的。因此，分析不同类型职业培训对农民工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才能把握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确切需求，为我国构建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的方向提供数据支持。
有鉴于此，本文将描述农民工职业培训现状，探讨不同培训内容、不同频率以及不同时长的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考虑到在评估职业培训效应时，在横截面数据限制下不可避免会产生内生性问题，为提高模型分析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检验。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个多元的累积过程，明瑟（Mincer）将劳动者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以及在工作中工作经验的积累统称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才是个人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差异的根本原因[1]。在其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中，他借鉴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把人力资本积累明确划分为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两部分[2]，在其建立的工资决定模型中，引入了教育边际收益率[3]，为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回报的度量提供参照。
在我国，关于人力资本回报的研究聚焦在学校正规教育对工资增长的作用上。对中国农村居民教育收益率的计算结果基本在3%-5%之间[4]。农村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要明显低于城镇居民[5]，而高等教育回报率要远大于中低等教育[6]。农民工往往在非农产业就业，其教育收益率应高于农村居民，教育回报率的计算结果基本在2%-8%之间。
职业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另一来源，国外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便已展开讨论，有研究测算出培训回报率在5%左右[7]。若加以细化，则发现女性较男性更容易获得工资提升[8-10];培训时长与培训效果相关[11];培训内容的技术性越高，效果越显著[12-13]。但国外研究的对象多是普通雇员，缺乏针对移民群体的研究。
反观国内，利用实证方法研究职业培训回报的文献较少，但都认同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会获得更高工资，换言之，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缺失将导致其收入降低、就业发展受阻[14-16]。叶静怡，周晔馨利用OLS与稳健WLS两种方法对农民工培训回报率予以计算，其结果稳定在9%-11%之间[17]。
将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与学校教育进行比较，侯风云认为参与职业培训对工资获得的影响大于正规学校教育，从而肯定职业培训的重要性[18]。赵海则认为学校教育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使其更愿意且有更多机会接受职业培训;他指出教育是基础性、先导性因素，职业培训则是决定工资水平的关键因素[19]。
在农民工职业培训对工资获得的影响上，大量国内研究将农民工职业培训视为同质，忽略研究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只有极少数学者将职业培训予以细化，并对培训模式展开分析。陈卫等人发现培训过两次及以上的人的工资获得会有显著提升，而仅培训过一次的人则无显著影响;该研究还发现培训天数对流动劳动力的工资获得基本没有影响[20]，但其所用数据的调查对象局限于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张世伟、王广慧采用2006年吉林省调查数据，分析认为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会使农民工月收入分别增加21%和5%，并得到两类培训均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职前培训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的结论[21]，但文章对此并未予以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
目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供需不匹配严重，许多实证研究也采用不同数据印证了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缺失[22-25]。但是目前中国2.69亿农民工中70%的人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70%的人没有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技能缺乏的现状显然不能满足进一步提升其就业质量的需求。构建非农就业转移人口职业培训体系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前提，只有生产效率高的就业人口才能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的转变。本文力图回答如何向农业转移人口提供职业培训、提供何种培训、职业培训对促进就业和收入将起到何种作用的问题，为职业培训体系的构建提供思路。
尽管职业培训对工资获得的积极作用不断被印证，但却缺乏对职业培训异质性的关注。因此，本文将在论证职业培训回报的基础上，重点对比不同职业培训的工资效应。另外，在分析过程中，进一步创新分析方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提高模型分析稳健性，并立足可靠的全国性数据，以使本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概念、数据与模型
1. 概念界定
本文所指农民工是跨县流动的非农就业人口。同时，本文从培训内容、培训频率以及培训时长三方面度量职业培训的类型。其中，按照职业培训内容的技术性，将其分为普及型培训、技术型培训和技能型培训。普及型培训是指没有区分行业与职业类型而开展的基础性就业培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农民工尽快适应就业环境和知悉权益保护等事宜，主要包括文化补习以及最基本就业知识的普及性教育等。而技术型和技能型培训则是针对具体就业岗位所需知识技能而开展的职业培训。其中，技术型培训主要面对操作人员进行，是以帮助其掌握操作技能为目的;技能型培训的层次更高，不仅涉及机械化操作，更强调方法和原理的掌握。因此，从培训内容的针对性以及技术性来看，技能型培训要高于技术型培训。
2.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中的农民工样本。该调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12月按照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的方法在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了1955个基层社区（村/居委会）组织。为了弥补抽样调查容易遗漏流动人口的缺陷，该调查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农民工补充抽样调查。本文采用了全国调查和附加流动人口调查中的农民工样本数据。农民工包括本人曾经或目前正在户籍所在区县以外的城镇务工经商且外出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本文重点关注目前正在流动的农民工（以下如没有特别说明时，“农民工”均指正在流动的农民工），经过筛选，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2683个。
3. 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对其工资率的影响，通过建立工资决定方程，以探讨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工资收益率。
Ln（Y）=α+βS+γZ+u（1）
其中，Y为农民工小时工资;S为职业培训;Z为所纳入的会影响工资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向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平方、婚姻状况、职业类型、所在省份等;β、γ为对应的回归系数;μ为误差。
进一步考虑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在式（1）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
Ln（Y）=α+βijSij+γZ+u（2）
其中，Sij表示不同维度j下第i类职业培训。
文章从培训内容、培训频率、最近一次培训时长三个维度来度量职业培训的不同类型。其中，培训内容分为普及型、技术型以及技能型三类;培训频率则分为最近三年内接受过的职业培训次数为1次、2次、3次及以上;最近一次培训时长则分为一周以内、一周及以上两大类。
4. 内生性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在考察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以及参与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的工资收益时，简单估计会存在因遗漏重要变量而带来估计的内生性偏误[26-27]。参与职业培训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农民工个人对就业及回报期望的影响，那些渴望找到更高收入工作的农民工将更倾向于寻找职业培训机会，投资于职业技能培训;而这种职业发展的偏好同时也会绕过职业培训，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工资回报。个人对职业发展的偏好往往是无法直接观测的，我们无法通过调查数据直接控制农民工个人的职业发展偏好，但如果在度量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获得的影响时忽视了这种偏好的影响，就将会错误地估计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率的作用，错误的程度就是内生性偏误。为能控制这种内生性偏误，在面板数据中，往往可以通过差分的方法来消除这种职业发展偏好所带来的估计偏误。但在横截面数据中，只能通过寻找工具变量或者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来控制这种内生性，本研究正是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来控制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获得影响的内生性偏误。
倾向得分分析（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是一种基于观测数据（Observational Data）分析变量间因果关系并且能够有效控制样本选择偏差的数据处理方法。在本文中，倾向得分可以理解为，在给定一系列可能的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农民工选择职业培训以及某种类型的职业培训的条件概率。
本文想要探究的是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最理想的办法是获得每一名农民工分别在没有参加职业培训以及参加了职业培训时的工资率，这两个工资率之间的差值就是职业培训的工资效应。然而，现实中只能观测到每个农民工在没有参加职业培训或参加过职业培训后的其中一个工资率，简单地用一名培训者和未培训者之间的工资差异来衡量职业培训的工资效应，将会带来较大的误差。这是因为两类群体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经历等诸多因素上都可能存在很大差别，这些差异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职业培训的选择。只有在控制了这些差异后，样本中存在的选择偏差才有望被控制住。倾向得分分析法将这些因素转化为接受干预（treatment）的条件概率
本文中，接受干预的条件概率表示一位农民工选择参加职业培训的条件概率。，依据这个倾向得分，该方法在整体样本中为每一个参加职业培训的样本匹配一个与之相似
这里的相似是指二者拥有大致相同的可能性去选择职业培训，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随机假设。的未参加职业培训的样本作为对照，这就使本文通过测量二者之间的收入差异来估计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工资效应成为可能。通过回归得到每一个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倾向得分，这样可以将参加培训和未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在解释变量上的差异通过一个倾向得分展现出来，而后将每一名参加培训者和与其倾向得分最接近的那些没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进行对比，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样本中存在的选择偏差。
在选择匹配方法时，多种方法各有所长，应根据数据特征予以选择。其中，较为常用的有最近邻匹配（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半径匹配（Radius Matching）、核匹配（Kernel Matching）、局部线性回归匹配（Local Linear Matching）等，其核心区别在于权重的计算方法以及匹配样本筛选[28]。其中，最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是依据计算的倾向的分值重新筛选样本，存在样本删失问题;而核匹配以及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则是将倾向得分值作为权重，重新对干预效应进行调整。范（Fan）论证了相较于传统的核匹配方法，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更为有效[29]，据此，本文采取局部线性回归法进行匹配。
四、数据描述
该调查中，全体农民工年龄平均为35岁，性别比例较为均衡，已经结婚的农民工占比达到77%。与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相比，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年龄更小，相应的，已婚者比例更低。农民工职业分布则以商业服务业人员和操作人员为主。就人力资本相关变量来看，全体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17年，平均工作了5.73年，其中，已接受培训者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年，即平均接受了高中/技校教育，比没有接受培训者要高出3年多。可见，年轻的、高学历的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要高于那些年纪稍大、学历更低的农民工。详见表1。
总体来看，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状况不容乐观。农民工中接受过培训的比例仅为20%。在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中，技术型和技能型培训占据了大部分，分别为44%和50%。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次数较少，在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中，45%的农民工只培训过一次，参加过两次培训者占21%。在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中，最近一次培训为短期培训（一周以内）者比例达到38%，这主要是指工厂企业上岗前培训的情况（见表2）。
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两大组成部分，考虑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一种理想的状况是职业培训能补充农民工学校教育的不足，也即学历越低、职业培训经历应越丰富。可
现实是农民工学历越高，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也越高，而那些只接受过初中教育，甚至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农民工也往往没有任何职业培训的经历。数据显示，在学历最高的一批人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过半数参加过培训。而低学历
者接受培训的比例分别为：初中学历者为15.94 %，小
学学历者为10.55%，未上学者仅为3.65%，存在着培训严重不足的情况（见图1）。不仅如此，低学历者培训层次相对更低。拥有小学学历、初中学历的人所接受
的技术型培训最多，比例分别为68.18%与55.72%，同时他们所受的技能型培训最少，比例为31.82%与41.29%。相反的，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接受技能型培训的比例最高，为62.04%。
五、农民工职业培训对工资获得的影响
1. 模型结果与解释
表3展示的是参加职业培训以及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后，分析发现，参与培训会使农民工工资获得显著提升（详见表3模型1）。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的工资将提高9.8%，这初步论证了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获得的正向影响。
而细分培训内容（详见模型2）来看，普及型培训并不能对农民工起到提高工资的作用，而技能型培训对工资的正向影响最为明显。与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相比，参加技术型培训可使工资提高7.5%，而技能型培训可显著提高工资13.4%。这充分说明加强农民工技能型人才培训，不仅注重操作程序指导，而且加强操作原理培训，能更有效地提升农民工工作效率，增加就业收入。
从职业培训的频率上来看，参与培训次数越多，对工资的提升作用就越大（详见模型3）。与没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相比，培训过1次的农民工工资率将提高7.4%，培训过2次者提高10.8%，而培训过3次及以上者将高出13.5%。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应该是个持续的过程，农民工职业素养和技能的问题不是进城后一次性培训就可以解决的。随着技术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农民工终身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才能有效改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分析同时发现，单次职业培训的时间越长，将会对工资增长带来实质性的影响（模型4）。如果单次培训时间不满一周，事实上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工资，而如果单次职业培训时长超过一周，则将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14.4%）。职业培训持续时间短，往往说明职业培训内容不丰富，培训质量不高，容易流于形式。延长职业培训时间，能更全面深刻地阐释就业知识、传授就业技能，也利于受训者更深入地理解培训内容。
除此之外，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工资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的工资收益率在3.3%-3.4%之间，与现有研究中2%-8%的估计区间相符[4]。相比而言，参加职业培训可提高工资率约9.77%，其收益率远大于多接受一年学校教育，这再次印证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重要作用。
2.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如前所述，在对农民工职业培训与工资获得进行研究时，由于遗漏变量问题的存在会使模型估计产生偏误。为进一步论证参与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获得的影响，并比较不同类型职业培训的工资效应，文章将以从未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为基准组，对是否参加职业培训，参加不同内容的培训（普及型、技术型、技能型培训）分别进行四次倾向得分匹配。
通过将参加职业培训与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进行匹配，可得到控制内生性后的培训工资效应。在分析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之前，应先对匹配质量进行评估。若将收入决定方程中所用到的控制变量全部纳入倾向得分估计，并比较匹配前及匹配后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图，可发现其拟合程度较好。
表4展示的是匹配前后主要变量的误差消减情况，其反映出所有控制变量的处理组、控制组间的标准偏误都有大幅度消减。同时t检验的结果也证实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样本均值更加接近，这也意味着处理组与控制组的个性特征得到了有效控制，它们的差异得到了消除。图2左上部分展示了匹配前后的倾向得分密度，同样证明该匹配较为可靠。
为了进一步关注不同职业培训内容对农民工工资获得的影响，以精确评估培训模式，文章同样采取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方法将参加普及型、技术型、技能型培训的农民工与未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分别进行匹配。分析结果发现，技术型培训、技能型培训的匹配质量较高，都可利用图2左下和右下部分所展示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图予以佐证;而普及型培训的匹配质量一般（图2右上部分），其原因在于参与普及型培训的样本规模过小，匹配可用的数据严重不足，从而降低了匹配效果。
利用局部线性匹配的方法可得到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以及参加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对工资的效应（详见表5）。总体上来看，参加培训对工资的提升效应为10.73%，即说明参加培训对农民工工资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培训内容来看，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的结果与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完全一致。普及型培训对工资获得的作用不显著，提高的幅度最低。技术型培训的效应为8.37%，小于技能型培训的工资效应（13.38%）。可见，技术型培训或技能型培训都对农民工工资获得产生显著积极作用，但相比之下，技能型职业培训的作用最大，应予以特别关注。
六、结论及讨论
职业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工工资提升的有效途径。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发现，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能提升工资10个百分点;而参加技能型职业培训，农民工工资将显著提升13.4个百分点;参加3次及以上培训，工资将上升约13.5个百分点;参加的职业培训时间超过1周，其小时工资将上升14个百分点。即使控制了内生性偏误，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对工资的显著影响作用依然存在。
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无论是规模还是比例都已经开始下降，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基础，向农民工提供有效的职业培训，将对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人口红利消减、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构建提高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的职业培训体系至关重要。
而在致力于普及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同时，需要从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和实体产业技能要求的角度来考虑适宜的职业培训类型和方式。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构建职业培训体系时应对异质性予以考虑，如果仅为农民工提供基础、普及性的职业培训，或仅提供单次、短时培训，对其工资增长几乎起不到显著作用。这也说明，随着技术更新加快和技能要求的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内容应以专业化实际操作和技术原理并重，而且一个行之有效的农民工职业培训应是一个终身持续的教育体系。
也正是考虑到职业培训对农民工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专门制定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着力推动政府投入资金补贴职业技能培训，并强化企业开展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的责任，以实现“每年培训1000万人次，以基本消除新成长劳动力无技能从业现象”的目标。而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开展对职业培训效果的科学评估尤为重要，通过正确评估培训效果，可以甄别不同类型职业培训的作用，不断改进培训供给模式、更新培训内容、提升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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