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9: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幸福感调查问卷，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80后”员工 工作幸福感 建筑行业
一、工作幸福感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80后”的定义，从最简单的字面理解即1980―1989年间出生的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奎对“80后”的定义是：1980年以后出生，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处于物质生活条件较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和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1]。李琳和谢蓓（2007）则认为：“80后”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伴随着计算机以及互联网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步入社会不久的新生代群体[2]。
二、研究样本
根据之前的研究框架，我们对本文的研究主题“工作幸福感”有着更加深刻而具体的了解，但是全面薪酬、工作安全感、家庭支持、组织承诺、和心理所有权和工作幸福感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根据上述理论，本文进一步提出5个假设条件，
即 H1：全面薪酬和工作幸福感正相关；
H2：家庭支持和工作幸福感正相关；
H3：组织承诺和和工作幸福感正相关；
H4：心理所有权和工作幸福感正相关；
H5：工作安全感和工作幸福感正相关。
企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它是一种综合性复杂性的心理感知，必须通过工作人员从获取的工作和工作环境信息中得以产生。在本文引入的工作幸福量表中，选取了5个题目，采用5分制计分方法，其中符合度最高的分值为5分，符合度最低的分值为1分。为了提高测量准确性，要求工作人员要参与全部答题过程。
调查问卷进行设计时，应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1）对调查问卷的题量质量设计要适度、有针对性。对于调查问卷，它的问题数量和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需要进行仔细周密的设计。
（2）保证受访对象能尽快理解问卷的真实意义，防止和受访对象的思维产生矛盾，据逻辑结构对问题进行排序，由易到难，以确保问题受访者有个较为清晰的层次，达到调研效果。
（3）要保证能够向受访对象转述问卷的真实目的，避免问卷中的问题和受访对象发生分歧。
三、研究样本人口特征统计
接受问卷调查的男女性别比例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对问卷进行填写的大部分为男性，比例高达82%，女性比例只占到了18%。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行业性质所决定的。在建筑行业内，男性员工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女性，图1也是对现实情况的充分反映。
四、员工工作幸福感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通过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组织里最核心是人力资源。企业的发展不仅仅只是依靠技术、资金，更需要人力资源的保证。本文研究把“80后”员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安徽省建筑企业员工为例，以员工工作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通过spss方法分析组织承诺与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关系：
通过分析可得出，当显著水平的值为0.001时，工作幸福感同组织承诺的相关系数为0.54大于零，这表明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F的值为81.592，这表明两者相关性的显著性比较高，当回归系数为0.665时，其回归方程为：y=0.665x+1.067，所以，假设成立，即员工工作幸福感和组织承诺成正相关的关系。可见，企业若想让员工工作幸福感得到提升，提高组织承诺将是一个确效的方法。
1.心理所有权与工作幸福感的关系
随着研究的渐渐深入，心里所有权测量方法也在不断完善。很多学者在探讨心理所有权与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关系下，提出很多新见解新思路。
2.全面薪酬与工作幸福感的关系
本文收集了安徽省部分建筑企业员工的调查问卷，通过对他们所填写问卷数据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以及相关数据的说明，我们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测评得出结论：组织承诺、心理所有权、全面薪酬、工作安全感、家庭支持都对工作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显著相关性为正相关。企业员工幸福感越强。根据此相关关系，我们可以得到改善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方法和切入点。要提高企业员工在工作中的幸福感，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增强员工的心理归属感和工作安全感，提升员工工作能力和积极性的同时，需要不断加强员工家庭与工作的和谐，保证家庭的支持。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高职院校；高职学生；总体幸福感
[作者简介]曾 亮（1983—），男，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江西南昌 330013）
一、问题的提出
如今大学生已失去了以往象牙塔里的那份熠熠闪光的荣耀，他们不仅要承受升学和就业的双重压力，同时随着身心的进一步成熟，还得经历性格、情感等各方面的纠葛。作为大学生群体的一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如何呢？江西作为中部地区发展中的大省，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较之国内其它省份和地区，具有较明显的自身特色，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通过对江西省高职院校学生幸福感进行研究，掌握当前高职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能够更好地促进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研究过程
1．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对所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掌握江西省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与性别、年级、专业、家庭所在地、及是否独生子女五个维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相关程度如何，并分析深层次原因，提出解决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策略。
2．问卷的来源
研究调查问卷改编自汪向东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的总体幸福感量表。该量表是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用来评价受试对幸福的陈述。量表共有33项，得分越高，幸福程度越高②。国内段建华对量表进行了修订，并用修订后的量表测查了中国部分大学生。
问卷的信效度为：量表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和0．78之间，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为0．56－－0．88，内部一致性系数在男生为0．91、在女生为0．95。间隔3个月后重新测查了其中的41名被试，发现重测一致性为0．85。因此，本次调查问卷的信效度较高，能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性。
3．被试的选择
调查的对象为江西省某两所高职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为确保调查的客观性，研究者对被试的选择，采用完全随机的方式。所有问卷都是在被试所在学校的食堂发放的。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排除主观选择被试的人为因素，二是为了使样本更具代表性。被试或是等待用餐，或是正在用餐的同学。每份问卷，都是研究者在场的情况下完成的，且被试在进行问卷答题前，研究者都给予了较充分的解释，以使答题尽量规范。发出问卷140份，回收140份。经初步筛查，一份问卷无效，主要原因是能明显看出被试答题时，未经思索，答案具有明显规律。
4．统计方法
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一律使用SPSS17．0 Statistics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三、研究结果
1．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样本有效性数据情况分析，结果如表1
2．对被调查的被试基本背景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
3．因为性别项有2人缺失，对其余137人进行男女前18题总分、所有题总分的均值比较发现：前18题总分平均分为81．30，总分平均分为116．14，标准差分别为8．293和9．096。男生前十八题的总分平均分为81．44，总分平均分为116．44，标准差分别为9．128和9．770。女生前十八题的总分平均分为81．19，总分平均分为115．90，标准差分别为7．827和8．786，如表3
对性别——总分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发现男女生的总体幸福感差异不显著，如表4
分别对男生、女生前18题总分平均分进行单样本的T检验，得出男、女生与常模均有显著性差异。
4．对139名所在年级不同的学生进行总分均值和标准差比较发现，前18题总分平均分为81．72，总分平均分为116．59，标准差分别为8．316和9．118。各年级学生情况如表6：
为检验不同年级高职学生总体幸福感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对不同年级总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大二与大三学生总体幸福感差异显著。
5．用家庭所在地、所在专业以及是否独生子女分别作为自变量，对总分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设置95％的置信区间，检验结果如下：
分析后发现，家庭所在地、所在专业、是否独生子女三个维度不同的高职学生总体幸福感差异不显著。
四、讨论分析
1．江西省高职院校学生总体幸福感较高
与原始问卷经过测试后所提供的常模（男生75分，女生71分，标准差分别为15和18分）相比，本调查男生平均分为81．44±9．128分，女生为81．19±7．827分，高于全国的常模水平。产生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经过十几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较之以前变化明显，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均有提升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江西高职院校学生对现实生活比较满意，其幸福观是积极向上的。
2．性别、家庭所在地、所在专业、是否独生子女对高职院校学生总体幸福感影响不大
女生与男生在社会、家庭、学校所处的地位相同，因此总体幸福感性别方面差异不大不难理解。专业方面，江西高职院校不同专业学生的总体幸福感有差异，但差异不显著。以往研究表明：个人所学专业或所从事的职业会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何瑛提出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最明显的六个学科，排序依次为：艺术科、文科、农科、工科、理科、医科③。本研究结果与以往不一致，首先可能是由于所选样本的类别和数量限制造成的；其次，因为被试的选择不同，何瑛的研究对象为普通高校大学生，而本研究的对象为高职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影响因素 社会保障
我们首先就课题本身研究了它的背景与意义。一方面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了解到两方面的背景内容。（1）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与客观现状是他们虽已成为社会主体，但身份仍然尴尬。之所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主体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68.6%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广东地区农民工。虽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并且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2）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现状不容乐观，略低于传统农民工。他们的幸福感显著低于本地城镇居民，而且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另一方面，我们从各种媒体新闻杂志了解到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意义。农民工幸福感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晴雨表”，是幸福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在吸纳农民工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的同时，要考虑如何为农民工们提供服务，使他们能够更幸福地工作和生活，更好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从另一个方面讲，随着利益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和社会阶层关系的复杂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相互交错，日益复杂微妙。各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幸福感，都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某些矛盾的存在和本阶层的利益诉求。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要受到威胁，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就要受到影响。
接着我们就这个课题提出了课题研究计划。我们确定了课题的重点难点并明确了我们的创新之处。我们认为这个课题的重点难点在于心理健康问题、家庭状况及成员分布、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以及农民工的收入支出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力。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课题上有创新，因而我们会从正面与侧面同时进行分析，并且会通过走访、网上问卷及实际调查问卷多种方式力图得出覆盖较为全面的结论。
然后我们便开始了实践调查。我们的实践调查历时四个月，共分为四期。
第一期调研的形式采取上门走访的形式，通过走访广东汕头非城区一带的新生农民工的留守家庭成员，从侧面了解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来源因素。这也是我们本次调研的主要特点，即我们从多方面多角度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而不拘泥于只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探究问题的答案。而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家庭成员的走访，我们发现以家庭成员的角度，他们认为收入、职业性质、未来前景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第二期的调研采用采访的形式，通过采访了广州天河区龙洞当地一些环卫工人、校内保洁员、校内纺织女工等一些农民工群体，从正面直击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来源因素。我们发现收入、社保、子女教育是他们最重视的评定幸福感的三个因素，同时我们也察觉这一部分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较为令人担忧，存在不少过度自卑及过度忧虑的心理问题。这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第三期的调研我们采用网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目标是社会中各群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看法。我们一共在网上收集了八十份问卷，从而从侧面了解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看法。网上统计数据显示近95%的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得到全面充分的社会保障。而对于当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的问题，30%的人认为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对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33%的人认为无所谓什么地位，众生都是为了生存各谋出路，而3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社会较底层只能从事高强度低技术工作出卖劳动力。
第四期的调研我们采用实地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在广州黄浦区及珠江新城一共发放了一百二十份调查问卷，询问新生代农民工各种关于他们幸福感的问题。问卷中我们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各方面的因素都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基本情况如下：（一）文化程度方面接近80%的人有中学及大专文凭；（二）户籍方面超过90%非本地；（三）社保方面在我们调查范围内居然有1/8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保，而余下80%中78%的人五保也不齐全；（四）月收入方面除了极少数少于1000元，大部分收入在1000～4000元每月，并且超过50%的人认为物价及房租可以勉强承受，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用在当前消费；（五）政策方面多数人都选择毫不关心的选项；（六）交往圈方面数据分布均匀，没有特定对象；（七）职业方面数据分布也较为均匀，但转工频率也较高，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与没有的各占一半，多数人表示在工作中遭受过性质较轻的不公平待遇；（八）生活压力方面大多数人生活压力较大但表示可以忍受；（九）未来前景方面75%的人觉得担忧但少数有明确规划。（十）总体的幸福感自我评分中32%的人是5～6分，45%的人是7～8分，20%的人自评满分。
综合以上四期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及走访采访等深入了解，我们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中，收入、社保、工作状况排在前三位。我们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各方面问题时，若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也应当从这三方面入手。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小组的成员感受到，庞大民工群体一直都是中国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高强度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高频率的工作转换，不公平的工作待遇，给了这个群体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又由于他们学历低，技术水平有限，所以一些民工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表示基本满意。但大多民工明确表示在大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甚至有的已经对社会失去了信心，认为做什么努力都是徒劳的。所以庞大的民工群体潜藏着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治安问题。由于低收入又保障不足，背井离乡，必然存在心理失衡，接而各种极端行为的出现挑战着整个社会的治安。
论文关键词：研究生，学校认同感，影响因素
1.问题的提出
研究生在进入新的校园之后，都要经历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如果学生对学校有较强的认同感，则有助于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学校认同程度较高的学生，对学校各方面的评价更为积极，在学业上更为专注和努力。他们往往更愿意自发的调试自己的状态，接触周围的人群，努力适应新学校的生活。作为研究生，笔者对研究生群体的学校认同感有着深厚的兴趣。笔者认为，本科阶段就在本校就读的研究生，对于学校的认同高过本科不在该校就读的研究生；学校的校园环境、后勤服务、学习和学术氛围、校园人际关系等影响研究生的学校认同感。因此，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2.研究的意义
在一所大学中，学生对学校认同程度，不仅对学生的学习动力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潜在的影响这所学校的文化塑造和精神传承。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学校认同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学生个体来说，既可以帮助他在校期间学到更多知识，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影响因素，锻炼自己的各方面能力，也可以为他将来进入社会，成为一名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学生，提升学校的社会声誉，有利于学校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对学校发展也将产生重要意义。
3.学校认同感的界定
通过查阅文献，一般认为学生的学校认同感是指学生对所在学校的价值观、学校精神及文化传统的承认和接受并产生的归属感。认同感的养成有助于增加对学校环境的适应，积极的影响学生的自信、自尊、自我控制及责任感。本文将学校认同感界定为研究生对所属学校学生身份的知悉、情感上的接纳，对所属学校的评价，以及由于这些认知和情感而产生的外在表现。
4.研究的假设
根据笔者的日常观察和访谈分析，本文进行了以下假设:
（1）学生对校园环境、后勤服务、学习学术氛围、校园人际关系四个方面的评价是否满意的几率基本相当。
（2）学校认同感在性别、年龄、是否有工作经验、所学专业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3）学校认同感在本科是否本校学生、生源地两个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科为本校学生或者生源地为本区、本省的学生学校认同感高论文服务。
5.研究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在校研究生，利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调查问卷，并结合个人访谈获取更为详尽的信息。本文共发放调查问卷120份，回收106份，有效问卷100份。回收率88%，有效率94%。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学校认同感的总分和四个影响因素的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根据结果进一步对四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学生评价最低的影响因素。本文还分别对学生的性别、生源地、本科是否本校就读和是否有全职工作经验的变量上对学校认同感总分进行独立双样本T检验，考察这些变量在学校认同感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对专业和年龄在认同感总分上进行方差分析，考察这两个变量对认同感影响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6.调查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学校认同感的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调查研究生的人口学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调查学生的学校认同感。这两部分的题项均采用表述性文字。学校认同感调查着重在以下四个主要因素上：校园环境、后勤服务、学习学术氛围和校园人际关系。问卷采用5点计分法，1表示“很不符合”，2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无法确定”，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本文调查问卷参照硕士论文比较成熟的调查问卷编写，测量了所要测试的研究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具有良好的效度。将问卷的结果按总分高低排序，前后25（100×25%=25）名受试者作为高、低分组，计算两组受试者在各个项目上的差异。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各项目高低分组差异显著影响因素，说明项目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对问卷的信都进行分析，校园环境的问卷的Cronbachа系数是.768，学术学习氛围问卷的Cronbachа系数为.765，后勤服务问卷的Cronbachа系数为.788，校园人际关系问卷的Cronbachа系数为.786。问卷总体信度均属良好。
7.统计分析结果与解释
7.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1）问卷结果人口学基本信息
性别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男
41
41.0
41.0
41.0
女 59
59.0
59.0
100.0
Total 100
100.0
100.0
关键词：小学生；主观幸福感；实施策略
一、研究目的
我们都知道，小学生涯是一个人性格形成、价值观形成以及行为养成的关键时期，关注这一阶段人的成长，对整个人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采取整群分层取样法，采用自编的《关于我校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问卷》形式，主要测量被试者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包括自我认识、人际关系、学习和生活环境四个维度，共20题。选太原理工大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被试学生331名，在对全部问卷进行审核的过程中，共获取有效问卷299份。
三、研究结果
统计结果表明，被试小学生中有90%的学生认为自己是学习的主人，82%的学生认为和同学在一起最快乐，有27%的学生的压力来源于学习，19%的学生的自卑是由于自己的性格，从总体上看学生的幸福感指数不高，这和许多因素都有关。
四、讨论与分析
1．家庭环境是影响小学生幸福感的首要因素。
2．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对小学生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
3．学习压力是影响小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4．小学生自我价值感、自我效能感对小学生幸福感的影响。
五、实施策略
第一步，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寻找幸福
只能根据小学生的经验，让他们看一看，做一做，想一想，从中学到知识，培养兴趣，掌握方法，为后继的科学学习、其他学科的学习、为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打好基础。
第二步，在活动中引导学生体验幸福
小学生由于年龄特点大多喜动。因此，课内，教师在设计教学双边活动中，应多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等形式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寓教于乐，引导学生充分感受学习幸福感，消除学生的厌学心理。
第三步，在实践中鼓励学生传播幸福
就教师而言，要给学生被关心、关注、关爱的幸福；要给学生语言亲近、亲切、幽默的幸福。
关键词：在校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幸福感
高考对在校中学生来说是一个影响深远且易于让个人感受到精神紧张的生活事件，这必然对其心理健康构成威胁。在校高中学生高考前的心理健康水平还会间接影响到考试过程中的发挥水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高考前调查了570名在校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总体幸福感情况，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给予他们切实有效的心理辅导，使其在考试中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2011年深州市某重点中学和深州市某非重点中学在校高三学生，无严重躯体疾病及其他精神障碍，共570名，重点中学288名为研究组，男生145名，女143名，平均年龄（18.986±0.673）岁；非重点中学282名为对照组，男生142名，女生140名，平均年龄（19.000±0.670）岁。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方法 两组在校中学生均于高考前10天对其进行集体、无记名问卷调查，用统一指导语进行讲解，由本人独立完成，答卷当场收回。去掉无效问卷后，以重点中学288名学生为研究组，以非重点中学282名学生为对照组。调查问卷：①症状自评量表（SCL-90） [1]：该量表共有90个项目， 包括9个因子： 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②总体幸福感量表（GWB）：本量表共有33项，得分越高，幸福感越高。本量表前18项的平均得分在男性为75分，在女性为71分（标准差分别是15分和18分），本研究中只采用该量表的前18项。发出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70份，有效回收率为95%。
1.3统计方法 应用SPSS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及分析。
2结果
2.1在校中学生高考前症状自评量表的调查结果 见表1，表2。
从表1可以看出，在校中学生在高考前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尤其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及偏执因子方面显著好于全国常模（P0.05）。
3 讨论
从调查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3.1在校中学生高考前的心理健康状况 SCL-90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校中学生在高考前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及偏执因子方面显著好于全国常模（P0.05），说明在校中学生在高考前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尤其在人际交往中的自卑感、心神不安、不自在，以及人际交流中的自我意识、消极期待，苦闷的情感与心境，烦躁、坐立不安、神经过敏、紧张以及偏执性思维几方面显著好于全国常模；重点中学在校中学生高考前除了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因子及总均分的得分显著低于非重点中学在校中学生（P0.05），说明重点中学在校中学生高考前心理健康状况好于非重点中学在校中学生。
3.2在校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 相关分析显示，SCL-90各因子得分与总体幸福感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
关键词：调查；居民幸福；幸福指数
中图分类号：C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117-03
近年来，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逐渐兴起，国家及各地区统计部门以及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了多项课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各种幸福指数的测算方法。笔者于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连续参加并组织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关于北京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和幸福指数的编制。本文总结了本次研究的部分成果。
1 幸福指数的编制思路与方法
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于自身生活状态所做出的满意程度方面的评价。居民幸福指数就是衡量人们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对居民幸福感的测量，编制北京居民幸福指数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1 编制居民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设计
居民幸福感的测算需要借助合适的指标，而指标体系的构建也要涉及足够宽广的生活领域，以便包括所有被调查成员的重要的生活方面。对居民个人的总体幸福感需要从生理、物质、社会、情感以及个人价值等方面进行客观衡量和主观评价，结合幸福理论，本文所构建的主观指标体系主要涉及如下5大类生活领域：（1）身心健康（2）物质条件，包括收入、住房、饮食、交通、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公共安全；（3）人际关系状况，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所参与的社会活动；（4）个人价值实现程度，包括个体所追求的工作、休闲、教育以及创造或贡献等功能性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能力的发挥及其选择权或控制权的拥有；（5）家庭生活状况，包括感情或情绪、满意度或成就感、等。
据此，在设计关于居民主观幸福程度调查问卷时，我们注重了幸福感是人们依据自身标准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有：居民个体的人口统计量因素，如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心理、性格、婚姻状况等；外部环境（客体）因素，如社会、工作、家庭等方面。
1.2 居民幸福指数的编制内容与方法
（1）个体单项指标的个体指数，即被调查者在每一问题的主观感受。在问卷调查设计时，对于每一个指标的评价我们主要采用的是五等级测定法。分析中，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数据转换为百分制。
（2）个体多项指标的类指数，即被调查者个人在某一类问题的综合感受，如被调查者个人的工作幸福程度、生活幸福程度等。
（3）总体单指标类指数，反映被调查者总体在某一单指标上的主观感受，采用的方法计算所有被调查者在某一单项问题上的平均分值。
（4）个体幸福感综合类指数，反映个体在某方面多指标的主观感受，即各类指数的加权平均。
（5）总体多指标类指数，反映被调查者总体在某方面多指标的主观感受，即总体单指标类指数的平均数。
（6）总体综合幸福指数，反映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程度。可分别采用三种计算方法：个体幸福感综合类指数的平均，总体多指标类指数的加权平均，个体综合幸福感受的简均。
1.3 权数的确定
在居民主观幸福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各层指数计算的权重。我们计算指数所用权数的原则是调查样本个体之间等权，身心健康、物质条件等指标之间加权。指标权重依被调查人对影响幸福感因素的重要程度的判断确定。我们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影响幸福感因素影响程度大小的排序问题，在诸多显著的相关因素中，各因素对幸福感水平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依据居民所选的影响其幸福感的首要两个因素，并进行加权平均，加权时，我们在2006年对第一因素和第二因素简均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订，将第一因素权重设为第二因素权重的两倍，得到各因素影响作用，即各因素权重为身心健康0.2945、物质条件水平0.2348、人际关系状况0.1105、个人价值实现状况0.1739、家庭生活状况0.1863。
2 北京居民幸福指数主要结果
2.1 居民幸福总指数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北京常住居民中分别有17.49%和近40%的居民表示生活得很幸福或比较幸福，30%的人表示幸福程度一般，有不到3%的人觉得自己不幸福，与2006年7%相比有明显下降。
将调查结果进行综合汇总得到总体综合幸福指数为72.44，与2006年73.46相比略有下降，总体仍处于一般偏上水平，说明北京居民对自己的生活基本处于相对比较满意的状况。
2.2 居民的分项幸福指数
（1）关于身心健康状况的满意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有72.6%的人对自身身心健康状况满足或很满足，有9.7%的人不太满意或不满意，分别较2006年的60%和7%有所提高或下降，说明居民在自我身心健康方面的满意状况差距有所扩大，但总体满意度由去年的75.31提该到76.9，略有提高。
（2）对收入的满意状况。居民总体上对收入的满意程度与其它方面相比处于较低水平，有54.9%的居民对物质生活表示满意，与2006年22%相比大副提高，只有18.1%的人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2006年为36%，下降明显，居民对收入水平的满意指数为66.2，较2006年有所上升。
（3）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满意状况。有近60%的人认为自己目前的生活比较安逸、舒适，15.8%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比较紧张，离自己所想象的安逸的生活状况有较大差距，生活安逸指数69.2，与2006年66.38相比略有提高。
（4）对人际关系状况的满意状况。从整体情况看，北京居民中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满意或很满意的比例较高，达到67.5%，而不满意的比例为9.7%。人际关系指数为73.4，较2006年70.14也略有提高。
（5）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自身感受。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个人价值实现程度表示很满意仅为7.4%，但比较满意的达到43.7%，与2006年相比有较大提高，个人价值实现指数64.1。
（6）家庭生活的幸福指数。总体看，居民对个人的家庭生活的满意程度较高，其中有63.7%的人对家庭生活状况满意或很满意，仅有3.5%的人对家庭生活不满意，家庭生活幸福指数72，与2006年73.28相比略有下降。
2.3 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分析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除上面分析的人口统计指标（如年龄、学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外，本部分中将利用结构方程从其它方面对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
（1）指标的选取。
本文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中带有隐变量的路径分析模型。在众多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中，我们挑选出能较好反映幸福指数的五个隐变量，如身心健康、物质条件、社会幸福感、个人价值实现和家庭生活五个方面。为了全面了解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我们在问卷中选取众多的显变量用来反映相对应的隐变量。在用路径分析时显变量太多会导致未知参数过多，模型不可识别。本着具有代表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对各隐变量分别进行路径分析两种方法来筛选显变量，最后将两种模型进行比较选取拟合最好的模型进行分析。先以后一种方法为例选出显变量，建立指标体系如下表1。
路径分析得到五个隐变量对幸福指数影响程度的标准系数估计值，并将其标准化，各因素权重按照影响程度由强至弱依次是身心健康（0.2184）、物质条件（0.2016）、社会幸福感（0.2077）、家庭生活（0.1885）和自我价值的实现（0.1839）。问卷中影响幸福感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经过加权得到结果是身心健康和物质条件，与路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3 结语
（1）总体来看，北京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
（2）青少年和老年人群感到最幸福。中青年由于生活、工作压力过大，且期望较高，导致身心疲惫，幸福感相对较低。
（3）收入高低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不同收入的居民幸福指数差异不是很大。
（4）女性的幸福程度略高于男性。
（5）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由强至弱依次为身心健康状况、物质条件水平、家庭生活状况、自我价值的实现程度、人际关系状况。
参考文献
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提高对其的满意度是开展校园文化和管理的群众基础，是增强在校生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责任感的有效方式，本文首先分析了校园文化满意度与大学生归属感的内在联系，推测大学校园文化的满意度是一个潜在地对大学生归属感具有影响作用的先在变量；采用5点Likert问卷，在大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将问卷答复整理，运用数理统计中因子分析的方法，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0软件，量化的分析了校园文化满意度对大学生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增强大学生归属感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归属感；大学生；满意度
DOI：10.15938/ki.iper.2016.05.027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5-0121-05
校园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的软实力，凝聚着师生深沉的精神追求，是高校的基因、血脉和传统，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归属感基于共同的价值观，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构成维度，因此研究校园文化与归属感的关系对于高校凝聚共识，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增强校园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校园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Waller于1932年在《教育社会学》中提出的，他定义校园文化为：学校中形成的特别的文化。校园文化是学校的整体文化，包括校容校貌、教学内容和管理制度、全校师生的共识及所遵循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浓烈持久的精神氛围。这种精神氛围体现在每位同学身上，就是对学校的一种归属感（School Belonging），即学生对自己所就读的学校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认同和投入，愿意承担作为学校一员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及乐于参与学校活动。大学生归属感的形成，对个体而言，是形成价值认同，提升人文素质教育的文化品性的要求，是青年个体自我成长的需要和个人发展的动力；对高等院校而言，凝聚价值共识形成归属感，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新时期高校育人的必然选择，对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体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巩固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有重要意义。所以，归属感形成无论对大学生个体，还是对大学建设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本文将量化的分析校园文化满意度对大学生归属感的影响因素，探讨校园文化满意度对大学生归属感的影响。
一、校园文化满意度与大学生归属感的内在关系
归属感（Belonging），或称隶属感，隶属。有以下两种含义：一是指个人自觉被别人或被团体认可与接纳时的一种感受；二是佛洛姆（E.Fromm）理论中的术语，意指心理上的安全感与落实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提出“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只有满足了这一需要，人们才有可能“自我实现”。近年来，心理学家对归属感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现在认为，缺乏归属感的人会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缺乏激情，责任感不强；社交圈子狭窄，朋友不多；业余生活单调，缺乏兴趣爱好。
对于大学生来说，只有在接受并认可母校文化，形成对母校的依附和归属感之后，才有可能形成比较健全的心理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才有可能积极努力地投入到大学学习和生活中去。大学生以母校为骄傲，学习兴趣浓烈，动力充足，积极参与校园文化生活是学校归属感强的突出表现。反之，当大学生出现逃课、成绩不理想甚至无法毕业等现象，往往都与学校归属感弱相关。所有这些，也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在学校及将来工作后的表现和发展。可见，学生归属感的培养是一项对学生发展具有潜在意义的重要工作。
而学生满意度，不仅能发现影响学生满意与否的因素，还能了解学校的优势及薄弱环节所在，为及时改进和提高学校教育服务质量提供可靠的依据。另外，大学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态度、情绪、人际关系，价值选择、工作学习动机均产生影响作用。而这些是与大学生归属感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其中很多因素都潜在地表现出或者影响着大学生对待其学校的看法，也就是可以推测大学校园文化的满意度是一个潜在地对大学生归属感具有影响作用的先在变量。
二、影响归属感的校园文化因素评估
本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采样，调查对象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本科学生，学年跨度为4年。发放的调查问卷共420，收回409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量为399份，问卷有效率为98.2%；样本中男生为其中男生为325名，约占总人数的81.5%，女生为68名，约占总人数的18.5%；学生干部70人，约占总人数的17.5%；党员33人，约占总人数的8.3%。
本文通过“学生对影响学生归属感的校园文化因素的赞同度”调查问卷，对校园文化对学生归属感的影响进行了样本采集。运用数理统计中因子分析的方法，数据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0软件。采用多变量大样本，该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数据采集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增加了问题分析的复杂性。
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比有可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别综合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综合指标之间彼此不相关，即各指标代表的信息不重叠，这样就可以对综合指标根据专业知识和指标所反映的独特含义给予命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因子分析，该分析方法是将多个实测变量转换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的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相对少数的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即为因子。
本次调查问卷从11个方面调查校园文化对学生归属感的影响，采用5分制打分方法，5分表示某项校园文化对学生归属感的影响最大，0分表示该项影响最小。调查数据的原始统计如表1所示。
通过KMO样本测度数值为0.747，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检验的χ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0.000，小于0.01，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进一步，计算11个相调查项目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表中Que表示调查问卷中的调查项，序号如表1中顺序。
为了确定因子的数量，需要确定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及总方差分解，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第一列为调查问题的序号。第二列至第四列为相关系数矩阵的统计量。第二列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由于特征值中大于1的个数为4，所以可以确定选定因子数量为4；第三列为该特征值所占总体方差的比例，第四列为该特征值所占方差的累积比例。第五列为所选定的四个因子对应的负载平方和，第五列，第六列分别与第三列，第四列表示含义相同。表中数字显示，所选的四个因子的特征根揭示了总体方差的79.738%。
旋转后因子负载值表如表5所示。表中的负载数据显示因子1对调查项目中第1-3项有较大影响，反映的是校园文化中环境物质条件的情况，所以，可以定义为校园物质文化。因子2对调查项目中第4-5项有较大影响，反映的是校园文化中制定的规定条件的情况，所以，可以定义为校园制定文化。因子3，反映的是校园文化中校园精神共识的情况，可以定义为校园精神文化。因子4，反映的是校园生活中心理素质的情况，可以定义为素质型心理文化。
用各因子对应特征值与所有因子特征值之和的比值计算各因子的权重系数，结果如表6所示。本次问卷调查因子分析后得到的四个因子，对学生学校归属度影响可用下式所示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学校精神文化与学生归属感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通过量化分析我们得出：学校的精神文化因素是所有因素中影响学生对学校归属感的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这也为我们进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即目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应该是围绕学校精神文化的建设。素质心理型文化与学生归属感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通过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其对学生归属感的影响程度相对与学校精神文化的影响，在数值上相差近一半，但是这不能说明对素质心理型文化的建设掉以轻心。校园物质文化和校园制度文化与学生归属感之间也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对校园物质文化培养归属感的期望值较高。
三、增强大学生归属感的策略
大学生归属感是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内在存在和推动力。大学生的校园归属感越强，其认同度、参与意愿越强，大学生的活跃度、幸福感、创造力就越高。通过研究分析，我们认为增强大学生归属感的校园文化建设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学生对本校凝练的大学精神的领悟。“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高级形式。大学精神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契合于时展需要。要加强大学精神的领悟，首先就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同步价值追求，把握好价值观教育的层次性，使价值观在大学生各个层面中均形成巨大的思想共鸣和行为动力。其次，要做好融合教育，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价值观教育、时代精神教育、使命责任教育等有机融合于大学精神教育中，讲清楚脉络、渊源和基本走向，形成合力彰显教育张力。再次，要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方式，改变理论说教、规范灌输、行为约束等传统塑造方式，探索思想育人、情感育人、实践育人的新载体，增强新媒体的运用，使教育的供给方式与大学生的接受需求对接，尊重学生个性，尊重人才成长和培养的规律，因材施教，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自我调适，逐步内生性建构大学精神的认同。
二是发挥好学校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对精神文化的促进作用。物质文化是现代大学文化的物质形态，制度文化是承载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组织的体系。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基础，精神文化是两者的的思想内涵，是高校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必须与精神文化匹配。通过量化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学校的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对学生的归属感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两者的影响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要发挥两者的促进作用，首先就要充分发挥启迪和自我教育功能。大学物质文化建设和制度文化要贴近大学生精神发展实际，使其处处渗透教育因素，体现办学特色、办学理念和文化底蕴，突显育人功能。物质文化要使学校的环境与办学特色浑然一体凸显环境育人。制度文化要用德标准和行为尺度明确价值导向，赋予每个个体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道德角色期待，凸显德育功能。其次，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要体现相对稳定的动态升迁。要准确把握制度文化有约束性和稳定性特点，精神文化有激励性和创造性特点，紧随时代的步调和高校新的文化目标，适时地进行转型调整与创新升级，满足高校与社会的实际发展需要。
三是要注意发挥校园文化载体的整合作用。校园文化载体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复合体，包括物质载体、制度载体、组织载体和活动载体。载体整合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政治方向，将文化信息储存于有形的硬件载体之中，使规章制度、行为准则、大学风俗、精神思想不断动态体现。首先，要将校园文化建设提升到高校内在的发展战略高度，从其教学功能、科研功能、服务功能和引领与传承文化功能出发，明确校园文化建设方向和办学理念。其次，要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和实施文化精品工程，使其与彰显和创新文化传承功能的真正使命相吻合。三是创新文化载体，深化文化内涵。通过“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建设，重视物质文化载体和实践活动载体的创新，将大学文化活动与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紧密结合起来，着眼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着眼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着眼于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着眼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四是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是培育学生学校归属感的有效途径。通过分析，我们得出，学生期望高校在开展教育活动中能建立良好的心理素质，培育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期望学校能及时，正确的对出现的心理问题给予指导。因此，要注重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其它工作的整合，营造和谐的心理氛围，对教师、学生、家长实施同步心理健康教育，挖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契机，提高校园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要通过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营造主观幸福感。使大学生将关注点从个体转向社会，从以个体为中心，转向更关注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与融合，开始关注个体在社会领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任务，更多的将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融入主观幸福感。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大学生应激事件处理能力，增强自信力。通过教育传授应对方式和专项训练使高校大学生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及其它生活重大压力的良好适应，多地积极主动地应对和解决面临的问题，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以平稳地度过心理危机。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大学生心理潜能的挖掘，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积极从心理学的多元思维和正面激励的角度来激发正能量、挖掘人的潜能、激发优秀品质，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让大学生在活动中提升兴趣、增强满意度、归属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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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绩效；居民幸福感；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8-0053-05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2010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此后，提高居民幸福感成为了各级政府执政的最高承诺。但是，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与幸福感有何关系？哪些与政府有关的变量影响了居民幸福感？这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建设幸福中国的同时必须厘清的问题。关于政府与居民幸福的关系，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如维恩霍文（Veenhoven）等人认为，政府以其掌握的资源和政策对居民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1]金（Kim）等认为，生活在高效廉洁国家的居民更幸福。[2]海利威尔（Helliwell）和黄（ Haifang Huang）指出政府执政的质量差异是导致各国居民幸福感差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3]奥特（Ott）认为，好的政府维护人权与司法公正，减轻社会不公，供给良好的医疗、教育条件，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4]然而，与政府有关的变量包括政府直接产出和中介变量，需要区分两者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政府产出方面，西方学界一般使用世行的行政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水平、民意表达程度和政治稳定程度共六个世界治理指标来分析政府执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奥特将这六个指标归并为技术维度（包括行政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水平）和民主维度（民意表达程度和政治稳定程度）。柯格布恩（Coggburn）和施奈德（Schneider）均认为，规范和高效的政府对居民幸福有积极的影响。[5]塔维茨（Tavits）则指出腐败降低了居民幸福感。[6]弗雷（Frey）和斯塔泽（Stutzer）认为民主参与有助于提高幸福感。[7]郑方辉所作的全国调查显示，认为“为民办实事”、“缩小收入差距”、“依法行政”和“打击”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70%、51.3%、45.4%和43.5%。[8]在中介变量方面，政府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以及平衡公共支出来提高居民幸福感。关于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悖论”并引起了长期的争论，但鉴于诸多实证研究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正向关系，伊斯特林于2010年修正了幸福悖论，强调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变化的长期效应。刘军强等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使中国人的幸福感有所提升。[9]吴丽民、陈惠雄对浙江省的研究也发现，收人对幸福指数影响的基础地位依然。[10]普沃斯基发现，民主国家的民生财政支出比例高，国民的教育、医疗、卫生福利水平高，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11]由此可见，这些变量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但是，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是如何作用于居民幸福感？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厘清。
二、基本假设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假设
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状态满意度的综合判断。幸福感的高低取决于各种物质性（收入、消费和健康等）和非物质性（尊严、平等、权利、价值实现和社会和谐等）需求的满足程度。相应地，幸福感可以细分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12]主观幸福感取决于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而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则主要取决于非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政府掌控制度执行、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的权力，直接作用于市场、社会甚至公民个人，是影响居民物质和非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重要变量。政府可能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前提条件。[13]因此，本文提出两个基本假设。假设1：居民对政府行政效果的满意度对其幸福感产生直接的影响，即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和收入，提升医保和环保水平，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效果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感。假设2：居民对政府管理（服务）过程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感，即政府在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公正、公平、公开、高效和廉洁性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假设模型见图1。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收集方法是问卷调查法。抽样框为广东省18岁以上70岁以下常住人口，覆盖21地级以上市和121县（市、区）。抽样方法为多阶段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在每县（区、市）抽若干镇（街道），镇（街道）抽若干村（居委），以定点拦问为主，电话访问为辅。数据分析通过OLS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检验政府绩效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我们设定以下回归方程：Happinessi=β0+β1GPSi +ε。被解释变量Happiness是衡量居民幸福感的指标。解释变量中，变量GPS是政府绩效满意度（包括居民对收入、就业、医保、治安、环保、市场监管、执法公正、政务公开、政府廉洁和服务效率的满意度共10项指标），β1是回归系数，β0是常数，ε是随机扰动项。
1.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郑方辉教授主持的“广东省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课题组”对广东省成年常住人口的抽样问卷调查，收集居民的基本情况、公众满意度与幸福感的数据。调查地域覆盖广东全省所有县（市、区）。本文使用2012年的调查数据，有效问卷27640份，问卷有效率为98.7% 。调查问卷由以下内容组成：①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户籍、文化程度、收入6项内容。②幸福影响因子，包括收入、工作、治安、环保、医疗等13个问题。③幸福感自我评价，按幸福程度分为10个级别，分值越高表示越幸福，“1”表示最不幸福，“10”表示最幸福。量表的α系数为0.916，通过信度检验。问卷结构与理论假设的结构非常接近，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幸福感
在调查问卷中，测量居民幸福感的问题为：“过去一年，您感到幸福吗？”。参考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方式，要求被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情况，从“很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在1-10刻度内进行打分。最终，幸福感的均值为6.12。回答“非常不幸福”和“非常幸福”的被访者比例为6.8%和1.6%，趋于负面评价（低于5分）的受访者比例达16.7%，正面评价（6分或以上）的比例约达59%，说明多数人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收人高的受访者的幸福感水平也较高，珠三角地区公众的幸福感均值比经济落后地区公众高约20%。对收入与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pearson系数为0.187，表明两者存在一定相关性。但是，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呈现明显的倒“U”型，拐点是15-30万元（年收入）。这说明，收入增加对幸福感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但影响力在年收入达到15-30万元以后趋于下降。
（2）解释变量：政府绩效满意度
政府的绩效主要体现为行政过程和外部效果两方面。行政过程的绩效体现为公正、公开、廉洁和效率，外部效果则体现为对个人（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社会治安、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在调查问卷中，测量居民对政府绩效满意度的问题为：“您对过去一年xxx（如收入、治安、政务公开等）的满意度是？”要求被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情况，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在1-10刻度内进行打分。调查结果表明，得分最高的为医疗保障满意度（5.59），最低为政府廉洁满意度（4.79），极差为0.80。在“行政过程”维度，满意度最高的是政务公开（5.15），最低为政府廉洁（4.79）；在“外部效果”维度，满意度最高的是医疗保障满意度（5.59），最低为环境保护（5.04）。
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政府绩效满意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首先，满意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年收入5万元是满意度由负转正的转折点，低于5万元的受访者的总体满意度低于5。详见表1。随着收入的增加，满意度水平也相应提高，从4.36（低于2万元的受访者）提高到5.51（15-30万元的受访者）。其次，满意度随收入的变化而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低收入群体的满意度全面偏低，与高收入群体形成鲜明对比，“输者皆输、赢者通吃”的极化效应凸显。具体表现是：年收入在2万以下的受访者对上述指标的满意度均值均为最低（均低于5）；年收入在2-5万的受访者除对医保满意度（5.11）外，其它的满意度均低于5；而年收入在5万-50万元的受访者的总体满意度均高于5，比低收入（年收入低于2万元）的满意度水平高出26.4%。可见，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在满意度水平上产生明显的断裂，政府的公共服务绩效存在按收入水平进行差异化分配的“嫌贫爱富”现象。最后，受访者对政府管理（服务）过程满意度低于对外部效果的满意度。任何收入水平的受访者对政府过程的满意度均低于对外部效果的满意度，其中以年收入高于50万元的受访者的满意度差距最大。
（3）控制变量
除政府绩效满意度以外，居民幸福感还可能受到性别、户籍、学历、职业等个人特征影响。从性别来看，女性（6.17）略高于男性（6.08）；从年龄来看，中年（31～50岁）高于青年和老年，其中41～50岁的群体最幸福（6.22），61岁以上老人最低（6.07）；从学历来看，学历越高越幸福，研究生学历（6.61）比小学学历（5.83）高13%；从职业来看，公务员最高（6.69），其次为私营业主（6.52），农民最低（5.72）；从户籍来看，本省户籍（6.18）略高于外省户籍（6.02）。
三、实证分析
上文对影响幸福感的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接下来需要以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以居民对政府行政过程与效果的满意度为解释变量，通过回归模型探索解释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具体包括3个模型：模型1从整体上探索居民对政府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廉洁、效率满意度和提高收入、扩大就业、维护治安、提升医保水平等外部效果满意度共同对幸福感的影响（即总体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探索居民对政府管理（服务）过程的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3探索居民对行政效果的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各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除治安满意度外（p值0.035），其他指标值和回归系数的检验值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表明政府绩效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显著。其中，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医疗保障和市场监管。居民对收入、医保和市场监管满意度每提高10%，其幸福感将分别提高2.64%、1.12%和1.07%。因此，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由于居民对政府绩效满意度由行政过程和行政效果的满意度两部分组成，因而需要对两者独立进行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自变量数量对回归系数的影响和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测试回归系数的稳定性和变量的抗干扰性，需要采用逐次回归的方式进一步检验。
逐次回归发现：第一，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力最强，但存在一定替代效应。收入满意度的初次回归系数最高。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收入满意度每增加10%，幸福感将提高4.69%。但随着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执法公正满意度等变量的加入，收入满意度的系数下降至0.27-0.26的水平并保持相对稳定，显示收入满意度对幸福感有一定刚性影响力的同时，居民对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执法公正等方面的满意度可以对其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第二，政务公开和政府廉洁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力不可替代。虽然经历两至三轮逐次回归，但两者的回归系数并未发生变化，这充分说明两者对居民幸福感具有不可动摇的刚性影响力。第三，服务效率、工作就业、环保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三者的逐次回归系数变化不大，显示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的抗干扰性及对幸福感影响力的稳定性。第四，医保和监管满意度对幸福感影响的可替代性和刚性并存。随着其他变量的加入，两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力趋于下降并逐渐稳定，明显产生下滑和平台效应，显示两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既可替代也较为刚性的特点。执法公正、工作就业和环保满意度可以部分替代医保满意度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同样，医保、就业和执法公正满意度也可以部分成为监管满意度的替代品而影响幸福感。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指标值和回归系数的检验值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表明政府施政的外部效果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显著。本文的假设1得到证实。其中，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市场监管和医疗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居民对收入、市场监管、医保和环保满意度每提高10%，其幸福感将分别提高2.69%、1.48%、1.33%和1.02%。因此，在政府的外部效果指标中，收入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仍然最大，但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也产生重要影响。与模型1相比，市场监管和环境保护满意度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回归系数分别从0.107增加到0.148和从0.067提高到0.102，增幅分别为38.3%和52.2%。而一旦控制了收入满意度和就业满意度这两项相对于较为主观的指标，市场监管和医疗保障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分别达到0.196和0.217，成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最大的政府绩效指标。
对模型2的逐次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收入满意度和监管满意度的影响力最大，但替代性明显。两者的初次回归系数分别为0.464和0.252，但随着其他变量的进入，最终下降幅度将近50%，显示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具有明显的可替代性。第二，就业、医保和环保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力较为刚性。逐次回归发现，三者的系数变化不明显。这说明，三者对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对其他变量的抗干扰性较强。
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指标值和回归系数的检验值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表明政府的行政过程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显著。本文的假设2得到证实。其中，政务公开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执法公正和服务效率以及政府廉洁。居民对政务公开、执法公正、服务效率和政府廉洁的满意度每提高10%，其幸福感将分别提高1.59%、1.49%、1.41%和0.93%。因此，公开、公正和效率是当前居民幸福的重要保障。政务公开，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执法公正，一视同仁，服务高效，节省成本，这些都使公众感受到信任、平等和尊严，成为公众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与模型2相比，各项指标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回归系数增幅均高达1倍以上，从高到低分别是政务公开（5.8倍）、政府廉洁（3.7倍）、服务效率（2.1倍）和执法公正（1.3倍）。这说明，政府的管理（服务）过程比外部效果对居民幸福感的潜在影响更大。可以假设，在外部效果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过程管理（服务）的公开性、公正性、效率性和廉洁性，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潜在促进作用。
对模型3的逐次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执法公正满意度的影响力最大，但替代性明显。该指标的初次回归系数为0.373，但随着另外三个变量的进入，最终下降到0.149，跌幅超过100%，说明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具有非常明显的可替代性。第二，政务公开和服务效率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力较为刚性。逐次回归发现，两者的系数变化不明显。这说明该指标对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其他指标对其的替代效应不明显。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2012年广东省常住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府绩效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其中，收入和就业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但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呈现明显的倒“U”型，拐点是年收入15-30万元。如果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年收入要达到15-30万元后对幸福感的影响才趋于下降。但是，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执法公正等指标可以对其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这表明可以通过这些变量来抵消通过增加收入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压力。第二，政府绩效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刚性。就业、医保和环保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力较为刚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政务公开和政府廉洁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性，是影响居民心目中不愿妥协、不可交换、不能动摇的幸福感影响因素。同时，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满意度指标中也有相互矛盾的指标（如收入与环保），提升居民幸福感需要综合考虑。第三，居民对政府绩效满意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升，但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低收入群体的满意度全面偏低，与高收入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第四，居民对政府管理（服务）过程的满意度低于对外部效果的满意度。因此，提高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效率和廉洁，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前人研究发现，相对不富裕国家居民的幸福感更多的取决于收入水平，富裕国家则不明显。而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排名，我国的富裕水平在全球排101位。可以判断，收入满意度仍然是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目前依然是中国居民幸福感重要促增来源。[14]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就业，提高收入满意度仍旧是各级政府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手段。但是，收入分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在既有资源、环境和市场氛围等外在约束条件的制约下，政府不断提高居民绝对收入水平的难度在逐渐加大，绝对收入增加的帕累托效应正逐渐消退，其对幸福感的贡献逐渐减少甚至起反作用；而缩小收入差距，加大教育、医保、社保、住房投入，稳定物价，不断提高相对收入水平，应该成为政府提高居民收入满意度的新思路。另外，居民幸福感具有结构性，与经济增长相悖的变量也同时并存，这要求各级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致力于保护环境，加大民生投入，维护市场秩序。因此，需要构建综合性、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15]同时，资源和环境代价使得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高速增长下去，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幅的放缓势在必然，在后增长时代，通过优化政府管理（服务）流程，切实提升政府各项制度、政策和具体行为的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效率性和廉洁性，塑造程序正义，惩治，减少贫富差距，理应成为各级政府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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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科；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情绪智力
幸福是人们一直追求的一种状态，人一切有目的的行为，其最终的目标都是追求幸福。幸福是什么，如何才能获得幸福？研究者们一直在研究和探讨幸福感的含义、成因和影响因素等。心理学家Diener（1984）从被研究者的立场和主观感受来研究人的幸福，认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就是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Diener认为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三个基本特点，主观幸福感由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两个基本成分组成，认知成分是指生活满意度，情感成分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即现在学者一般都认同的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纬度。
情绪智力是影响有效适应环境要求的一系列情绪的社会性知识和能力，是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将主要探讨文科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与情绪智力的关系。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法，从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经法系、外语系、学前教育系选取451名文科女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2.测量工具
采用情绪智力量表（EIS）和主观幸福感问卷对文科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EIS是由Schutte等人（1998）根据Mayer & Salovey1990年的情绪智力理论编制而成的。EIS共有33道题目，采用5点量表形式，可以评估人们情绪感知、自我情绪调控、调控他人情绪和运用情绪能力。本次测验EIS及四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0.72、0.64、0.64、0.60。
主观幸福感问卷由三部分组成：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PANAS）、具体生活满意度量表（LS）。总体生活满意度包含5个条目，积极情感包含6个条目，消极情感包含8个条目，具体生活满意度包含20个条目，其中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使用7点评定法，其他量表使用9点评定法。本次测验主观幸福感的三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6、0.82、0.88。
3.调查与统计方法
在辅导员与班长的支持配合下，研究者本人发放问卷，进行团体测试，问卷当场测试，当场收回。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451份，收回450份，剔除废卷和不完全问卷后获得43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6.2%。在这434名女大学生中，大一女学生241名，大二女学生193名；城市女学生64人，城镇女学生119人，农村女学生251人；独生子女136人，排行老大140人，排行老二及其他158人；她们年龄在18～22岁之间，平均年龄20岁。对于所得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果
1.文科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特点
调查结果表明，文科女大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为3.76±1.14（满分为7，中等水平为4），略低于中等水平；积极情感平均得分为5.28±1.45（满分为9，中等水平为5），略高于中等水平；消极情感平均得分为3.16±1.10（满分为9，中等水平为5），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具体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为5.70±1.06（满分为9，中等水平为5），略高于中等水平。具体生活满意度得分最高的五个项目分别是家庭（7.7）、道德（7.2）、朋友（6.7）、室友（6.5）、健康（6.5），得分最低的五个项目分别是实现自己的目标（4.7）、实现父母的期望（4.7）、学习习惯（4.9）、恋爱（4.9）、分数（4.9）。
从表1可以看出，大二女大学生的积极情感、具体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大一女大学生，大二女大学生的消极情感显著低于大一女大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在出生排行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在家庭所在地上存在显著差异。LSD平均数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具体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排行老二及其他的，排行老大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显著高于排行老二及其他的，城镇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农村的，城市的积极情感显著高于城镇的。
2.文科女大学生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回归分析
以被试在主观幸福感各个分问卷上的得分为因变量，以情绪感知、自我情绪调控、调控他人情绪和运用情绪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情绪智力各维度都进入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回归方程，总解释率为9.8%，其中自我情绪调控最先进入回归方程，接下来依次是调控他人情绪、情绪感知、运用情绪，只有运用情绪起负向预测作用；情绪智力各维度都进入对消极情感的回归方程，总解释率为9.3%，其中自我情绪调控最先进入回归方程，接下来依次是运用情绪、情绪感知、调控他人情绪，只有运用情绪起正向预测作用；只有自我情绪调控和调控他人情绪进入对积极情感的回归方程，总解释率为16.4%。
以整体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具体生活满意度各个项目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只有经济、自己、教育、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社会关系进入回归方程，总解释率为27.6%，经济满意度的预测力较大。
三、讨论
1.文科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
本研究表明，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文科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具体生活满意度得分高于中等水平，总体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得分趋于中等水平，消极情感得分低于中等水平，这和杨芳、贾绪计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似。 转贴于
回归分析表明，经济、自己、教育、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社会关系的满意度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可见，个体对经济、自己、教育、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社会关系的满意度显著影响总体生活满意度，经济、自己、教育、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社会关系是总体生活满意度的主要预测指标。
本研究表明，大二女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大一女生，这和贾绪计、白红敏、郭焱、李银萍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贾绪计、郭焱的调查结果表明，大二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稍高于大一女大学生，但不显著；白红敏的调查表明，大二的女大学生最幸福，大二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稍高于大一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这可能与大一新生处于入学适应阶段有关。
本研究显示，总体生活满意度在出生排行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具体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排行老二及其他的，排行老大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显著高于排行老二及其他的。多子女家庭的家庭经济压力通常较独生子女家庭重，多子女家庭分给每个子女的支持和关注可能相应要少些。多子女的家庭一般出现在农村，而多子女的出现和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这些观念有着密切关系。非独生子女较少能获得独生子女那样的优厚的物质条件、父母更多的关爱，再加上其会和弟弟、妹妹比较，排行老二及其他的女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会较低。排行老大的女大学生由于是长女，被寄予了更懂事、早当家的期望，她们较可能站在为父母分忧的角度出发与考虑，其主观幸福感与独生子女差异不大。
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在家庭所在地上存在显著差异，城镇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农村的，城市的积极情感显著高于城镇的。成功的体验会使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建立起强大的自我效能，从而提高积极情感。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女大学生学习成绩大都较好，学习较认真，较易得到父母和亲朋好友的称赞，获得的积极反馈会较多。城镇的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与城市的会有所不同，城市的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可能更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城市学生的积极情感水平可能会更高些。来自农村和城镇的女大学生一般都在城镇高中学习、成长，她们的成长环境相似，她们之间很可能进行比较。来自城镇的女大学生从初高中起更容易感觉到家庭经济较宽裕，生活条件要好些，父母对自己的关心关爱更多些。
本研究还发现，63.8%的女大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低于中等水平，42.2%的女大学生积极情感低于中等水平，23.7%的女大学生具体生活满意度低于中等水平，21.4%的女大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低于中等水平，7.8%的女大学生消极情感高于中等水平。文科女大学生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实现父母的期望、学习习惯、恋爱和分数五个项目上的得分低于其他具体生活满意度项目上的得分，且低于中等水平。因此，文科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容乐观，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高校教育工作者应高度重视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加大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力度。
2.情绪智力与文科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情绪智力是影响个体有效适应环境要求的一系列情绪的社会性知识和能力，可分为情绪感知、自我情绪调控、调控他人情绪和运用情绪。
情绪智力各维度与文科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表明，除运用情绪与消极情感相关不显著外，情绪智力及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12～0.38，其中自我情绪调控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最高，运用情绪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最低。本研究结论和潘明军、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似。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可能更好的对情绪加以感知，并适时的调节和运用自身的情绪，从而对生活信息进行良好加工，进而获得更大的快乐和主观幸福感。情绪智力高的个体也可能比较容易达到自己预设的目标，自我体验更为积极，也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使其体验到更多的生活满意和愉快体验。
一、教师基本情况
1、所收回的40份问卷中有男教师20名，女教师20名，男女教师比例相当。
2、年龄在20-35岁之间的有28人，占总人数的70%;36-45岁之间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12.5%;46-55岁之间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12.5%;55岁以上的有2人，占总人数的5%。
3、教龄在1-5年以上的有7人，6到XX年以上的有9人，11-30年以上的有19人，30年以上的有5人。
4、教师的有36人，学校中层干部4人。
5、幼儿园的有1人，小学的有24人，中学的15人。
6、副高级以上的有6人，中级的有9人，初级的23人。暂无2人。
二、选择教师职业的主要原因分析
有22人选择a热爱教师职业，有13人选择b工作较稳定，有0人c选择有较多假期，有5人d选择了能从中获得成就感。
通过分析，选择教师的职业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热爱教师职业，占55%;二是因为工作稳定，占32.5%。由此可见，选择教师职业因为热爱和工作稳定的居多。这说明，在所调查的教师群体中，有半数以上因为热爱而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这是可喜的。
三、压力状况调查
1、压力状况：有0人选择了没有压力，有17人选择了压力一般，有23人选择了压力较大，有0人选择了压力极大。
2、对一天工作之后的心理反应：有9人选择了疲惫不堪;有26人选择了虽然感到累，但是心理满足;有2人选择了心里很轻松;有3人选择了不管如何，总是为了能维持生活而高兴。
3、压力来源：有15人选择了压力来自于学生，有8人选择了压力来自于领导，有12人选择压力来自于职务诉求和升迁问题，有5人选择了压力来自于学校考核。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教师压力大，是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四、对假期的盼望程度
1、有12人认为假期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占总人数的30%，有22人认为一般情况，占总人数的55%，有6人认为从来没有。
从这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教师认为长假调整心理，缓解压力的情况一般。说明教师的假期生活比较单调枯燥，假期中各种学习太过频繁。
2、有6人盼望假期的到来，有23人一般，有11人感觉无所谓。
通过这一点也能说明与上面的调查情况基本相符，大多数教师对假期期望值不高。
五、工作中的幸福感调查
1、对教师社会地位的自我感觉方面，有1人认为教师社会地位处于上层，有7人认为处于中层，有22人认为处于中下层，有10人认为处于下层。
2、教师个人感觉最幸福的时间段，有8人选择1年，13人选择2-5年，有12人选择6-XX年，有8人选择在XX年以后。
3、有9人选择自己目前工作生活状态幸福，有12人选择比较幸福，有19人选择一般，有0人选择不幸福。
4、教师的幸福值，有5人选择6分，有13人选择7分，有13人选择8分，有9人选择9分。可以看出教师的幸福指数处于稍高的程度。
教师职业幸福感是教师通过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把学生培养成才之后，因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感受到的职业乐趣和人生欢愉[1]。本研究旨在从教师工作特征入手，了解农村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提升农村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提供数据支持和对策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广西农村中学国培教师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80份，回收有效问卷162份，回收率为90%。同时获取被试的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男教师79人（48.8%），女教师83人（51.2%）；大专学历56人（34.6%），本科学历106人（65.4%）；教龄为5年以下38人（23.5%），5-10年54人（32.1%），11-20年54人（33.3%），20年以上18人（11.1%）；中学二级教师85人（52.5%），中学一级教师77人（47.5%）；收入2000元以下教师140人（86.4%），2000元以上的教师22人（13.6%）。
（二）研究工具
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本研究采用李郭保编制的“农村初中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问卷”[2]第二部分“职业幸福感量表”。量表共分6个维度30个项目，每个项目共5个选项，⑤④③②①分别赋值54321分。分值越高表明该个体幸福感越强，反之则越弱。
中学教师工作特征问卷。选取甘怡群等编制的“中学教师工作特征问卷”[3]。问卷包括4个维度24个项目，问卷采用6点评定，“1”为“完全不符合”，“6”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工作特征越明显。
（三）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问卷由研究者现场指导国培教师匿名答卷，当场回收问卷，并对问卷进行编码处理后，采用SPSS12.0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农村中学教师工作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中学教师工作特征中，缺乏支持和公平感（M=3.01，SD=0.65）、知觉到的忙碌感（M=3.96，SD=1.22）、人际消耗与冲突（M=3.58，SD=1.10）感知的社会偏见（M=3.10，SD=0.92）、总体（M=3.34，SD=0.67），各维度最高分为6分。从得分情况看，农村中学教师工作中知觉到的忙碌感及人际消耗与冲突两方面程度比较严重，感知的社会偏见、缺乏支持和公平感趋近中等程度。
（二）农村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整体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整体幸福感（M=3.28，SD=0.47）、对职业工作本身的满意度（维度1）（M=3.48，SD=0.14）、对学校及领导的满意度（维度2）（M=2.84，SD=0.13）、对收入福利的满意度（维度3）（M=2.15，SD=0.11）、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维度4）（M=3.36，SD=0.09）、师生交往的幸福感（维度5）（M=3.75，SD=0.09）、与同事交往的幸福感（维度6）（M=3.85，SD=0.09），各维度的最高分均为5分。其中对学校及领导的满意度和对收入福利的满意度明显偏低。另外，通过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农村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无论是总分还是各维度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本次调查对象都是农村各中学的骨干教师这一特殊群体有关。
（三）教师工作特征与职业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采用偏相关分析的统计方法，对农村中学教师的工作特征与职业幸福感各分维度进行相关计算，结果（表1）显示，职业幸福感中的“总分、工作满意度、对领导的满意度、对收入的满意度、社会支持的满意度、师生交往幸福感”这五个维度，与工作特征中的“知觉到的忙碌感、人际消耗与冲突、感知的社会偏见”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而“同事交往幸福感”与“缺乏支持和公平感、人际消耗与冲突、感知的社会偏见”三个维度也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农村中学教师感知到的这种负性工作特征越明显，其职业幸福感水平越低。
多元回归分析（表2）表明，教师工作特征的各维度对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一定的预测力。其中“知觉到的忙碌感、人际消耗与冲突”是直接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程度的重要因子。“知觉到的忙碌感”影响着“领导的满意度、收入的满意度”；“人际消耗与冲突”影响着“工作满意度、领导的满意度、师生交往幸福感、知觉到的忙碌感”；“感知的社会偏见”影响着“社会支持的满意度”，“缺乏支持和公平感”影响“同事的交往幸福感”。另外，从表2可知，工作特征中“人际消耗与冲突”这一因子最活跃，出现了5次；其次是“知觉到的忙碌感”出现了3次；再次是“缺乏支持和公平感”和“感知的社会偏见”，各出现一次。因此，农村中学教师工作特征各因子，通过对职业幸福感的各维度的不同影响，最终导致农村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水平不高。
三、讨论
工作特征是指与工作相关的因素或属性，它对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4]教师职业幸福感是衡量教师心理状态与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尺。从研究结果看，农村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不高，工作特征对职业幸福感具有较大的预测作用。
（一）知觉到的忙碌感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知觉到的忙碌感是农村中学教师突出的工作特征，平均得分明显高于维度平均分。农村中学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差，部分中学生的自觉性不够，并处于青春叛逆期，教师得花很多课余时间去指导、矫正学生行为。面对升学压力，不少农村中学教师以加大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来争取好的考试成绩，但收效往往不尽如人意。工作中深感忙碌而“出力又不讨好”，工资福利待遇偏低，致使农村中学教师较少获得工作中的成就感，导致职业幸福感降低。
（二）人际消耗与冲突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高教师工作、学习、生活的热情。教师喜教乐教，工作成效不断提高，成就感不断增强，职业幸福感也随之而来。反之，不良的人际关系，会造成教师不良的心理反应与不良行为，严重影响教师正常的心理状态，阻碍教师发展，降低职业幸福感。人际消耗与冲突是人际关系不良的表现，本研究中，农村中学教师人际消耗与冲突特征明显，平均得分高于维度平均分。教师在工作中，无论是与领导的正面冲突或私下的埋怨，还是同事间不良的竞争引起的嫉妒、无助，抑或由于学生成绩不理想所产生的不满或怨恨等，都会让教师身心疲惫，工作成效低下。长此以往，会导致农村中学教师幸福感缺失。
（三）社会偏见及缺乏支持和公平感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现实社会对教师职业吸引力的评价普遍偏低，而教师对自身职业吸引力的评价还明显低于其他人，[5]社会对教师职业的不认可态度已内化到教师本人身上。对于工资收入不高、待遇福利较低、工作辛苦繁琐的农村中学教师来说，来自社会的这些偏见无时不干扰着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影响着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外，农村学生家长大多在外打工，凡涉及学生的教育问题，老师很难得到好的家庭教育支持。片面追求升学率、不公正的绩效评价，使教师间竞争激烈、关系紧张，甚至互有敌意，没有安全感，职业幸福感随之大打折扣。
四、建议
（一）培育合作文化，提供心理和团队支持
学校和谐的人际关系会让教师倍感幸福。尽管“教学是一种孤寂的专业工作”，但学生的成长却是教师集体劳动的结晶，学校多渠道多层面开展教师集体活动，有利于形成学校共同愿景，让教师团队在自觉不自觉中形成合作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教师间不仅能共同分享经验和智慧，共同面对工作中的疑难和压力；还能在思想、信念、态度上相互影响和促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感，增进教师对学校以及职业的认同感、责任感。通过各种不同的合作方式，如师生共同备课、一起设计教学方案、敞开心扉讨论等，让教师的主导性、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这不仅可融洽师生关系，还利于实现教学效能的最大化。事实上，合作文化能给予教师足够的支持性资源和良性的人际环境，消除教师经常感受到的孤独感，有利于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