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9: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异业合作，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网络游戏；企业；异业合作
异业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行业的企业，利用各自领域中的销售优势，面向相同或相似的用户群体，通过相互推广宣传以及开展合作活动，到达双赢局面的经营策略。其核心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行为主体为不同行业的企业；其二是以合作的方式开展行动。
1.网络游戏企业异业合作的作用
近年来，异业合作在网络游戏产业有愈演愈烈之势：2005年，可口可乐与第九城市在上海签署了跨领域推广《魔兽世界》的协议，通过“饮料+网游”的合作模式，达到了双赢的良好效果；2006年网游《华夏2》与统一企业合作，推出“可以玩的方便面”系列，使游戏和方便面同时得到了宣传；2008年完美时空《口袋西游-蓝龙》与苏宁电器达成合作协议……既然异业合作可以得到如此多网络游戏企业的青睐，它到底能为网络游戏企业带来什么呢？
第一，有利于提高企业利润，获得“1+1>1”的效益。在一个新生的市场，企业间通过异业合作可共同开发战略市场、降低市场催熟成本，提高企业利润，获得“1+1>1”的效益。可口可乐利用魔兽世界在网络上的影响力来扩大自身的影响，以较少的网络广告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魔兽世界则利用可口可乐在线下的影响里来吸引更多的游戏玩家。
第二，能为消费者创造附加值，建立品牌忠诚度。随着商品和服务的激烈竞争不断加大，它们将日趋雷同，这使得不同的企业营销工作加大了难度。企业异业合作让自己的产品更具特色，是一种全新的包装和广告。在盛大与雷蛇的合作中，用户购买雷蛇——盛大联合活动专供版“Razer煞魔蛇”套装（内含“Razer煞魔蛇”鼠标一个，雷蛇——盛大联合活动精品礼包卡一张）即可获得10000积分+白金账号+N多好礼。消费者在同样消费时获得附加值，自然会再次购买同样的产品，企业便能战胜其他竞争对手，取得销售成功。产品或服务效果好，达到消费者预期需求，就有可能取得一份品牌忠诚，从而使购买同一企业的其他产品成为可能。
第三，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每个公司都会面临形形的竞争对手，公司不仅要满足目标消费者的需求，还要考虑在同一目标市场内竞争对手的战略。公司应当在消费者心目中确定其所提品或服务要比竞争对手所提供的更多的地位，以获得战略优势。企业的营销，就是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所有的精力去寻找一个“支点”，同时，在营销运作中，创造“营销势能”来产生物流动力，以实现销售的迅速扩大。异业合作可以让企业找到那个“支点”，创造营销势能，通过合作从而形成与竞争对手相抗衡的最佳战略，或拥有竞争对手所不具有的竞争优势。
2.网络游戏异业合作的缺点
异业合作能给网络游戏企业带来“名利双收”的好效果，但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善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伤害。
第一，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比较困难。既然名为异业合作，一定要挑选一个或多个与本企业不同行业的企业合作，而究竟挑选什么样的企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合作企业挑选不好，不仅达不到1+1>2的效果，反而会影响企业原来的固有形象。比如，创维健康电视和保险拥有共同的“健康”概念，但其异业营销实践却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市场效果，消费者产生不好的联想，认为创维健康电视是质量不好才与保险捆绑，创维在顾客心中的形象无形中降低了。再比如某些强行搭售的促销活动，不能给顾客多样化的选择而使消费者从心里对该品牌产生厌烦心理。
第二，品牌稀释、消费者忠诚度降低的危险。对价值小的产品来说，和价值大的产品一起销售，它往往会被误认为是赠品。这对价值小的产品来说，不利于其品牌保持在已有的忠诚的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对于网游企业来说，选择传统行业的企业进行合作，大都是伴随传统产品的购买赠送游戏积分、点卡等等，就会给消费者以附加产品的感觉，有可能会造成品牌稀释，这在合作过程中尤其要引起网游企业的注意。
第三，消费者对于互补产品，或者不相关产品的需求常常是不同步的。比如购买传统行业产品的消费者并不一定都是网游的参与者。而异业合作常常仅对同时购买其产品组合的消费者实施优惠政策。另外，消费者面对融合型产品的若干功能时，许多人往往并不需要那么多功能，而他要选择该产品就要承担较高的价格。这些都会造成已有客户的流失。
第四，异业合作容易使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发生分歧。两个利益并不完全相同的企业，容易因为不同企业在有些问题上的观念不同而产生分歧从而对异业合作的管理造成不便，甚至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合作最终以失败告终。
正是因为在运用异业合作的过程中会面对上述各种问题，所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异业合作能否成功进行并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关键。
3.网游企业异业合作的策略
（1）产品互补是异业合作的先决条件。由于互补产品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不会产生“同行是冤家”的恶性竞争，相反，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彼此形成促成作用。例如：2005年，可口可乐与第九城《魔兽世界》的合作，可口可乐主要消费者是年轻人，而《魔兽世界》的玩家大都也是年轻人，二者产品不存在竞争关系，而且消费者又有一定重叠，为二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二者可以合作成功的重要前提。
（2）品牌的对称性是异业合作的前提。异业合作讲究“门当户对”，合作的品牌之间要旗鼓相当，实力相称。因为双方是想通过联合达到增强竞争优势的效果，双方都希望借助对方的实力，利用对方的资源，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会十分慎重，一旦选择的合作伙伴不当，有可能损害甚至破坏自己的市场形象，得不偿失。所以，一个在市场上占领导地位的品牌不会跟一个末位品牌牵手，一个品牌核心利益强大的企业也不可能与一个品牌核心利益纤弱的企业联袂，异业联合就像是“相亲”，既要求“门当户对”，还要能“心心相印”。比如我们看到的合作比较成功的小天鹅和宝洁，双方都是各自行业里的佼佼者，海尔与鄂尔多斯，也都是本行业中的重量级企业，如果联合的各方没有这种牢固的品牌基础，异业营销很难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3）合作各方有相同或相近的目标市场是异业合作的基础。联合各方拥有基本一致的目标消费群体，才能形成一致的促销目标，并且在同一个目标下开展合作，才能收到理想的促销效果。例如，在某酒店与航空公司的联合促销中，规定凡在酒店消费达到一定限额，顾客可获得一张该航空公司的免费机票；反之，在航空公司累计飞行达到一定里程，顾客也可免费入住酒店，该活动取得圆满效果，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经常飞行的消费者往往也是酒店的频繁光顾者，而且一般都是高级商务人士，目标消费者高度重合，是双方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再如，可口可乐与肯德基，小天鹅与碧浪都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目标消费群，正是这点奠定了他们合作成功的基础。
（4）恰当的切入点和巧妙的构思是异业合作成功的关键。在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之后，就要精心设计本次促销的切入点，切入点应当是双方的共同点和可结合点。切入点越准确，共同的目标越接近，促销的效果越大。鄂尔多斯与海尔家电的合作，切入点就非常准确、恰当。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高档羊绒服装只能采用手洗和干洗两种洗涤方法，是不能采用机洗的，但是，鄂尔多斯却采用海尔自动档数字变频滚筒“羊绒洗”把高档羊绒衫的洗涤与洗衣机中的“羊绒洗”结合起来，既确保了羊绒衫机洗的安全性，又凸显了海尔洗衣机的技术实力和先进性能，可谓“一举双得”。相反，切入点不准确，或构思不巧妙，就会影响促销的效果。例如：我们买一台国产空调，有时会搬回十几样赠品，由于没有准确的切入点，促销方案简单粗糙，与其说是异业营销，不如说是赠品促销更合适，这种简单的捆绑并不能带来联合上的竞争优势，反而抬高了营销成本。
目前网游厂商以各种形式开展的异业合作中，电视广告合作，游戏内置广告等合作已初具规模，都有较成功的合作模式与经验。而相对游戏外的异业合作仍属于较低层次，大多只是共同开放交集的客户群体，对于合作盈利和用户反响离目标还有些距离，有待合作的厂商继续开发和完善。针对现在异业合作中出现的新方向，包括和网游元素有关的各种行业间的合作：电影、电器、旅游、生活消费等。只要同属于青年群体所接触和追求的食物都是有机会和网游开展异业合作的。随着网游玩家全体的迅速壮大，网游日渐发展成为社区化的网络平台，相信异业合作也将成为除了时间和道具收费之外的另一种盈利方式。
参考文献：
年前，笔者与儿子去五角场肯德基用午餐，人流依然喧闹，与隔壁冷清的其他商家形成了鲜明对照。甫一坐定，眼前的上块包装盒显得异常突兀：四方形包装盒顶盖上红白相间的肯德基上校老人形象不见了，代之以两只可爱的小熊卡通形象。诧异之余，问问儿子，他也答不出所以然。回家上网搜索，原来这些卡通小熊是日本人气卡通Postpet推出的饲养宠物游戏的品牌标志，是由日本索尼通讯网路公司（Sony Communication Network Corp.）1996年所推出的一套电子游戏软件，天下之大，不明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异业合作 可圈可点
回溯一下肯德基的异业合作营销过程，可圈可点的案例委实不少：现时店堂里触目所及的百事可乐饮料标志；2001年与搜狐公司闪电邮件的合作；2006年与腾讯公司网游《QQ音速》的合作；2009年与大型横版动作RPG网游《猛将传OL》的合作；2009年初与国产动画贺岁片电影《喜羊羊牛气冲天》的合作；再加上与日本索尼的饲养宠物游戏合作等等。
上述种种，其合作形式或在肯德基产品包装上添加合作者品牌标志，或是玩家在注册网游账号后即可获得肯德基快餐优惠券，或是开展买肯德基套餐送“喜羊羊”玩具。与腾讯公司的合作营销则更有创意：在肯德基餐厅购买夏日饮料可得到刮刮卡，用户只要将卡号登录在腾讯网站上就有机会获得双重大奖；用户登录肯德基挂在腾讯的网页，参与“16进4”的肯德基-QQ造型选秀，还有机会得到带有“吉祥编号”的肯德基-QQ绝版收藏公仔；用户拍到的带有肯德基造型的手机靓照，通过手机发送彩信到“Q-Zone酷夏搜城记”的评选活动中，也将获得问鼎价值5000元数码摄像机大奖。
大脸没变 小脸多变
在上述肯德基诸多异业合作营销案例中，其对外广告、门头、店堂装饰、产品包装的品牌标志变了没有？没变！上校老人一样笑容可掬；产品开发的力度与强度变了没有？没变！层出不穷的新品持续吸引着老老少少的食客；服务流程、规范改变了没有？没变！严格的标准化、规范化服务流程依然是国内快餐业难以企及的高峰。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德基的异业合作经营中，异业企业的品牌以各种形式互相出现在对方的市场推广、产品经营活动中，也就是说，对肯德基而言，其“大脸”没变，但与异业企业合作的“小脸”却变化多端，或包装、或奖券、或照片、或造型选秀，精彩纷呈，蔚为大观。
异业合作是品牌营销里最常见、最普遍的营销模式之一，成功者比比皆是，各层次的品牌商也在异业合作中的盛宴中实现了多赢。除了肯德基之外，中国市场上已经出现过的异业合作还有不少案例，比如，可口可乐与上海东方网点合作推广网游《魔兽世界》；东风雪铁龙C2与Kappa合作推广汽车与运动产品；动感地带与NBA合作推广新新人类的时尚标杆、耐克公司和苹果公司合作推广Nike+iPod产品品牌的交集等等，不一而足。
嫁接资源 整合求胜
蔚然成风的品牌异业合作营销现象背后折射出什么样的背景与内涵？
行业分工的细化、企业进入新行业、新领域初始成本与运营成本的剧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等原因使得企业往往专注于某一领域精耕细作，其优异的产品、渠道、服务及客户关系维护表现反而容易获得市场的青睐。在此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资源的获取，不仅仅要着眼于内，更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里，以对目标消费者（市场）的深度研究为前提，梳理出可以覆盖目标消费者的各类现实的和潜在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以异业合作形式嫁接各类其它资源并与之对接。因此，在这种新型营销资源观下，企业在多大规模上、多高层面上去整合和利用的各类异业营销资源，并将其塑造成企业的一种新的能力体系，将是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胜出的先决条件。
多元消费文化的崛起，使得同一群体消费者出现了多角度、多侧面、多维度的消费诉求，出于对共同利益追逐的目的，市场中愈来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产品（品牌）走到一起，在动态平衡之中分享着市场利润的蛋糕。一方面，这使得传统行业边界的划分标准变得愈来愈模糊，相异的行业在相同的消费者需求的平台上实现了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市场营销的从业者提出了挑战，除了树立新型营销资源观理念外，还需要在异业资源整合的模式、形式、内容与实施手段上实现全方位转型。
厘清问题 深刻研究
从本质上讲，异业合作营销是异业双方搭建一个面对共同的、或者部分重合目标消费者合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方以目标消费者能接受的方式，将两类（或多类）资源呈现给消费者，借此获得各自的市场收益。
在这里，有几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需要厘清：共同的、或者部分重合目标消费者的需求究竟是什么？其消费行为的具体形态是什么？在3至5年内，此种需求可能有哪些变化？其价值观、文化水准、生活圈的变化会对其消费需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笔者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把握了消费者的上述需求特征后，真正合适的异业资源才可能走到一起，也才能发挥“1加1大于2”的功效。比如，当初可口可乐和第九城市网游的异业合作成功，其原因是双方不仅仅看到了目标消费群体表面的一致性，而且深刻地发现和把握了游戏玩家在进行网络游戏时喝饮料的具体习惯形态，从深层的消费者消费行为、消费价值观，乃至消费文化出发来选择异业合作者，并设计适当的“饮料＋网游”跨行业合作营销模式。否则，如果只是想当然地“拉郎配”，其结果也一定是以失败而告终。
突破浅层 把握细节
异业合作营销能否成功，首先在于异业双方合作营销内容是否突破了浅层次品牌标志叠加的阶段，在于是否真正从消费者出发，创造出凸现双方优势，创意出引人入胜的合作营销产品。
异业合作营销能否成功，还在于合作各方对各自营销资源细节把握与处理。异业合作营销的大忌是，一方的品牌形象由于另一方的介入而受损，此种合作，长此以往，一定是难以为继。以肯德基与postpet异业合作为例，肯德基品牌从门头、店堂、用具乃至到食品包装盒（纸袋）上肯德基LOGO要么毫无变化，要么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位置、变了个小脸而已，而后者为何在消费者心中留下异样和突兀的感觉？同是肯德基，同是异业合作，其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的合作，为何在视觉上就显得很自然、很顺畅？
深究一下，道理昭然若揭。肯德基与Postpet卡通游戏的合作，将Postpet的LOGO印在食品包装盒的顶盖，正对顾客，而包装盒四周的“肯德基”视觉形象却放在消费者视觉范围的第二层次，这样的包装设计，消费者怎能不感到突兀和异样呢？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学生选择；信息来源；学校特质
一、研究缘起
在国际视域下，有关中外合作办学的讨论通常属于跨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范畴。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委员会颁布《关于提供优秀跨国教育的实施准则》（Code of Good Practice in the Provision ofTransnational Education），将跨国高等教育界定为“学生在本国接受教育而由设在另一国家的教育机构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项目、课程和教育服务（包括远程教育）”，其主要以分校（branch campuses）、特许项目（franchises）、衔接项目（articulation）、双联项目（twinning）、企业项目（corporate programs）、远程网络项目（online learning and distance educationprograms）、留学（study abroad）等七种形式存在。可以说跨国高等教育以项目和机构的国际流动为主要特征，即便“留学”一项关涉人员流动，但仍以隶属于合作项目或机构的学生身份为前提，区别一般意义直接隶属于海外学校的学生留学。从全球来看，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跨国高等教育中扮演不同角色：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作为教育资源输出国的先驱，主要以经济获益为导向；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以教育输入为主，通过合作项目学习、模仿西方先进国家；中国香港、新加坡兼备教育资源输入与输出的双重角色；中国、日本正由教育输入国向输出国过渡，从单纯地学习转向关注国家能力建设及向外输出自身特色资源。
具体来说，在中国大陆情境下，跨国高等教育主要表现为中外合作办学，举办形式包括：（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教育机构；（2）不具独立法人资格，依托于中方合作院校的二级学院；以及（3）依托于中方合作院校的项目。与就读普通高校和出国留学相比，中外合作办学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学生的第三种高等教育选择。不过，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西方优质教育资源与教学管理理念的同时，也存在合作层次不高、师资不到位、学科设置不合理、教学质量难保障、学位文凭难认证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利弊相比较的情况下，学生如何做出选择则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在跨国教育选择研究中，国际学者从“消费者行为理论”（consumer behavior theory）与“推拉理论”（pull-push theory）两种理论视角进行过阐释。其中，借助消费者行为理论依次考察了：（1）信息收集过程，即学生通过朋友、亲戚、同学、报纸、招生手册、参观校园等各种渠道获取备选学校信息；（2）条件评估过程，即根据备选学校的具体条件，例如课程、学费、学制、声誉等做出选择；以及（3）消费后的反馈，即学生对教育的满意度。借助推拉理论对影响学生选择跨国教育的学校特质的考察，包括海外文化与海外教学方式、先进知识与理念、提升外语能力与跨文化能力、培养国际化人格、海外深造机会、中方合作大学的学位、外方合作大学的学位、合作项目的地理位置、入学要求、教师质量、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学费、课程设置与教材、项目声誉、校园设施与环境、住宿条件以及合作大学排名等。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尝试建构“信息策略”作为研究视角，一方面关照到信息渠道，另一方面关照到信息内涵，即信息所反映的学校特质。有别于上述研究，本研究除了考察学校特质的重要性，还进一步分析入学后学生感知到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实践，即信息实践程度。对信息实践程度的考察，实质上也可理解为从信息策略的视角考察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
二、研究问题
现有教育选择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是否想上大学”，“是否申请了大学”，“是否入学”。本研究尝试进一步探讨影响学生“选择什么样的大学”的因素。以学生选择为因变量（选择中外合作大学赋值为1，选择普通公办大学赋值为0），以学生背景（如性别、专业等）和信息策略为自变量。其中学生选校信息策略包括选校信息来源（学生从哪里获得有关学校特质的信息）与信息内涵（学生在选校过程中看重哪些学校特质）两个方面。
研究问题：（1）在选校过程中，学生认为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什么？选择中外合作办学与普通公办高校的两组学生采用的信息来源是否存在差异？（2）从信息内涵来看，影响学生选校的学校特质是什么？两组学生感知的信息重要性是否存在差异？信息实践程度是否存在差异？（3）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入学前感知的信息重要性与入学后感知的信息实践程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发现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未来发展有何启示？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样本
鉴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的办学形式、生源与地域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只考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办学机构。另兼顾办学层次、地理位置等因素，研究者以J省作为抽样省份，选取该省唯一1所投入运营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办学高校和2所普通公办高校。上述3所高校地理位置非常接近，拥有较为相似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环境；且学生均为高考第一批次录取，学术能力水平相近。
通过对3所高校、4个年级、6类专业的学生进行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03份，其中中外合作办学学生98份，普通公办高校学生105份。样本特征如下：按性别，男生占38%，女生占62%；按年级，一年级占25%，二年级占40%，j年级占21%，四年级占12%；按专业，生物化学类专业占17%，电子电气计算机类专业占20%，土木建筑类专业占13%，数学类々业占14%，经济类专业占25%，人文类专业占11%。而从家庭居住地来看，在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中4.3%来自农村，95.7%来自城市；在选择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中32%来自农村，68%来自城市，存在显著差异。从家庭年总收入来看，在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中，3万元以下约占1.3%，3万-5万元约占1.3%，5万-10万元约占12%，10万30万元约占53.3%，30万元以上约占32%；在选择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中，在3万元以下约占28%，3万-5万元约占18.3%，5万-10万元约占24.7%，10万-30万元约占26.9%，30万元以上约占2.2%，存在显著差异。
（二）分析方法
（1）应用主成分因素分析法、最大变异法旋转提取学生的信息来源与信息内涵的主因素。（2）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学生在信息来源的重要性上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学生在实际采用的信息渠道上是否存在差异。（3）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信息内涵进行横向比较，分别考察两组学生在信息重要性与实践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4）应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中外合作办学学生信息内涵进行纵向比较，考察学生在选校阶段感知的信息重要性与入学后感知的信息实践程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四、研究结果
（一）关于信息来源
对信息来源的考察，参考了“高中生对留学海外高等教育的看法和意愿调查问卷”有关信息来源的题项，并根据中外合作办学的具体情境进行调整。调整后信息来源的题目共计13项，既测量学生是否采用这些信息来源，也测量学生认为这些信息来源的重要性。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法将信息来源重要性分为5个等级：1=非常不重要，2=比较不重要，3=一般，4=比较重要，5=非常重要。
1.信息来源的维度
对样本中测量信息来源重要性的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s球型检验，KMO值为0.858，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达到显著性水平。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3个，可解释项目总方差的71.062%（见表1）。将提取的3个影响因子按其所代表的信息来源分别命名为亲友、学校与社会，其Cronbach'sα系数依次为0.888、0.862、0.828。按项目负荷由大到小排列，亲友信息源包括同学朋友的家长、国内亲戚、国内同学朋友及海外同学朋友；学校信息源包括报考信息指南、大学招生咨询会、大学招生网站、中学老师及中学家长会；社会信息源包括咨询中介、教育行政部门、媒体及网络社群。
2.信息来源的差异分析
表2显示，不论选择中外合作办学还是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都认为亲友、学校与社会三大信息来源在选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在选择合作办学的学生的信息来源中，学校的重要性均值略低于普通公办高校，而亲友和社会的重要性均值略高于普通公办高校；不过，经独立样本T检验，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通过卡方检验深入分析13种信息渠道的采用情况后发现，选择合作办学的学生比选择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更多采用了海外同学朋友（23.3%>9.2%）与网络社群（47.1%>31.3%）两种信息渠道，存在显著差异。
（二）关于信息内涵
对信息内涵的考察，参考了“中国高校学生调查问卷”有关学生选择高校的影响因素的题项，并根据中外合作办学的具体情境进行调整。调整后选校影响因素共计20项，学生既要评定入学前认为选校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等级，也要评定入学后的实际情况是否与信息相符，即信息实践程度。同样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法将实践程度分为5个等级：1=非常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一般，4=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
1.信息内涵的维度
为了实现对学生选校影响因素的考察，首先对样本中测量信息实践程度的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s球型检验，KM0值为0.906，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达到显著性水平。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3个，可解释项目总方差的75.04%（见表3）。这三个因子即为信息内涵的三个维度：“教学理念与资源”、“资助与发展机会”及“设施与生活体验”，其Cronbach’sα系数依次为0.946、0.936、0.916。
2.信息重要性分析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中外合作办学与普通公办高校两组学生的信息重要性进行横向比较（见表4），发现尽管从整体上看两组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从信息内涵的三个维度分析，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认为“教学理念与资源”更重要，而选择公办高校的学生认为“资助与发展机会”及“设施与生活体验”更重要，存在显著差异。
深入分析20项信息内涵的重要性后发现，在教学方面，对“国际化的教学理念”（4.015>3.68）、“全英授课”（3.786>3.147）、“外教数量”（3.591>3.28）及“英文教材”（3.545>3.213）等四项有关国际化的教学理念与资源的诉求，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明显高于普通公办高校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在升学方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认为“海外升学机会”（4.126>3.651）更重要，而普通公办高校学生认为“国内升学机会”（3.902>3.621）更重要，存在显著差异。在资助方面，普通公办高校学生比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更看重“勤工助学机会”（3.31>2.788）、“奖学金机会和数量”（3.813>3.299）、“助学金机会和数量”（3.373>2.9）及“贷款机会和数量”（3.061>2.636）等四项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在设施与环境方而，普通公办高校学生比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更看重“校园环境与生活质量”（4.055>3.816）和“图书馆藏书”（3 896>3.576）两项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3.信息实践程度分析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中外合作办学与普通公办高校两组学生的信息实践程度进行横向比较（见表5），从整体看，入学后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对信息实践程度的感知明显高于普通公办高校，差异非常显著。从信息内涵的三个维度分析，两组学生在“教学理念与资源”与“设施与生活体验”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资助与发展机会”方面尽管差异不显著，但从均值上看也高于普通公办高校学生。
深入分析20项信息内涵的实践程度后发现，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认为“全英授课”（3.975>2.789）、“英文教材”（3.913>2.9）、“国际化的教学理念”（3.815>2.848）、“开拓国际视野”（3.679>2.957）、“外教数量”（3.663>2.857）、“提升学术能力”（3.61>2.946）与“教师专业水平”（3.475>2.923）等七项关于“教学理念与资源”的学校特质的信息实践程度明显高于普通公办高校学生，且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其次，尽管总体上看两组学生感知到“资助与发展机会”的信息实践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海外升学机会”（3.506>2.967）与“就业机会”（3.235>2.968）两种学校特质上，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感知的信息实践程度明显高于普通公办高校学生，且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在有关“设施与生活体验”的学校特质中，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认为“校园环境与生活质量”（3.549>3.29）、“国际交换交流”（3 469>3.121）、“课外活动”（3.457>3.176）与“实验室配置”（3 392>3.087）的信息实践程度明显高于选择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且存在显著差异。
4.信息重要性与实践程度的比较分析
从表6可见，以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为样本，在20项有关学校特质的因素中，存在六项均值大于4的影响因素，即代表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认为最重要的六项因素，按其重要性由大到小依次为“教师专业水平”、“提升学术能力”、“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升学机会”、“就业机会”及“国际化教学理念”。其中排前三位的均属“教学理念与资源”。与之相比，选择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要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就业机会”（4.287），其次是“教师专业水平”（4.133）、“提升学术能力”（4.107）及“校园环境与生活质量”（4.055）。表6中重要性均值低于3的因素即为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学生认为不重要的因素。从表6可见，重要性最低的是“贷款机会和数量”，其次是“勤工助学机会”与“助学金机会和数量”。而前文数据显示，上述三项因素仍是选择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的重要考虑因素。
另外，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见表6），尽管从整体来看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在选校阶段感知的信息重要性与入学后感知的信息实践程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过，在“教学理念与资源”维度上，信息重要性与实践程度之间存在差异（P
五、研究分析与建议
（一）通过考察信息来源可知，不论选择中外合作办学还是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在选择过程中都积极运用了亲友、学校及各种社会信息渠道搜集有关大学特质的信息，其信息来源呈现多元化。尽管从信息来源上看，选择两类高校的学生群体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发现选择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学生更多采用了海外同学朋友和网络社群两种信息渠道，表明在选校阶段寻找信息源时，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显现出跨越本土，开拓更为广泛的桥梁式网络关系的倾向。
（二）通过考察信息重要性发现，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认为最重要的前六项因素依次为“教师专业水平”、“提升学术能力”、“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升学机会”、“就业机会”及“国际化教学理念”。其中排前三位的均属“教学理念与资源”，可见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最看重教学质量以及教学的国际化程度。与之相比，虽然选择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也非常重视“教师专业水平”与“提升学术能力”两项因素，但重要性排在第一位的仍是“就业机会”。另外，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看来并不重要的“助学金机会和数量”、“勤工助学机会”及“贷款机会和数量”因素，在选择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看来均为重要因素。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异，主要因为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家庭具备较强的经济支付能力，学生在学费与生活费用方面不存在太多顾虑；而选择普通公办高校的学生家庭经济水平与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家庭相比普遍偏低，学生在选校过程中难免更多权衡高等教育所能带来的经济资助与回报。
（三）通过考察信息实践程度发现，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整体上感知到的信息实践程度明显高于普通公办高校，尤其是“教学理念与资源”与“设施与生活体验”两个维度。其中，“全英授课”、“英文教材”、“国际化的教学理念”、“开拓国际视野”、“外教数量”、“提升学术能力”、“教师专业水平”以及“海外升学机会”等因素的信息实践程度高于普通公办学校，说明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接受国际化高等教育的需求，其国际化办学特色发挥了应有的优势。
关键词：企业 合作创新 特征分析
大学―企业合作技术创新是指大学与企业利用各自的要素占有优势，分工协作，共同实现一项技术创新过程的行为。企业作为合作创新的主体之一，其创新欲望、创新能力及方式都直接影响着合作行为的发生。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比大学更加直接地面对市场，市场对技术创新的要求主要反馈到企业组织中，并驱动企业形成创新欲望。大学的组织性质决定了大学对技术创新的需求认识主要来源于对企业创新欲望的认识。因此，企业对合作创新的态度、欲望构成了合作的“需求力”。在现实经济环境中，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本文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企业组织特征对合作创新行为的影响。
样本与分析方法描述
本文采用实际调查的方法，数据收集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的范围集中在重庆市，调查的对象是进行过技术创新、或与高等院校有合作技术创新关系的企业。调查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走访的形式，向相关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发放调查问卷。
此次调查共发出问卷500份，收回问卷186份，回复率达到37.2%，其中有效问卷125份。调查企业的性质包括国有、合资、集体、民营企业等多种类型，涉及的企业分属汽车制造、摩托车制造、化学化工、纺织制衣、机械制造、建筑材料、食品、制药、橡胶塑料、电子电器等行业，由于这次调查涉及的行业很多，使本次研究的普遍性得到了较强的保证。
本文的数据分析主要是进行频数和频率统计，并在相关指标间构造列表进行统计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工具采用SPSS10.0。
数据分析与结论
本文按照企业的经济类型、经济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力划分统计了合作发生的频数和频率，并对不同类型间差异的显著性做了统计检验，结果见表1、表2和表3。
结果表明：股份制和国有企业是目前合作创新行为最为活跃的企业（集体与联营企业由于频数太少，不具代表性），分经类型的X2统计值在99%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随着经济类型的不同，企业与大学的合作创新行为有显著差异，即这类行为的发生受经济类型的影响；企业规模水平的差异带来了合作行为的差异，随企业规模水平的降低，其合作行为发生的频率也依次明显降低，分经济规模的X2统计值在9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随着经济规模的不同，企业与大学的合作创新行为有显著差异，即这类行为的发生受经济规模的影响。这与国外学者罗斯韦尔的研究结论一致。
罗斯韦尔认为，这一结果的出现是由大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表现出的比较优势造成的，一般而言，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在于“资源优势”（资金、信息、R&D人员设备比较充足），小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在于“行为优势”（管理灵活，组织柔性，信息沟通快捷等）；而大学寻求与企业合作的主要目标是获取资源支持，所以，在校企合作方面，大中型企业优于小企业是一个合理的结论；从表3可看到，X2检验值表明，在5项指标中，合作创新行为的发生仅与企业是否拥有自主R&D机构和名牌商标两项指标高度相关，其差异显著水平为95%，而创新能力的其它指标与合作行为的发生并无显著关系。
本文进一步对企业参与合作技术创新的动机，即希望大学可以提供的资源和方式进行了统计（如无合作行为，则为期望动机和方式），见表3。
统计结果表明，企业与大学合作，主要是想获得技术，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及开发新产品，可以这样说，在企业与大学合作创新中，企业处于需求者的位置，而大学以技术 “供应商”的角色出现；企业与大学合作创新的方式多种多样，虽然合作开发科技成果是主流倾向，但在目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企业还是期望更多地借助于大学的技术力量来开发科技成果，如购买大学的科技成果、委托开发科技成果、聘请科技人员、培训企业技术人员等。
本文有关企业与大学合作创新的调查研究是以重庆市企业为样本进行的，从调查的地域覆盖面或样本的数量来说无疑会使结论带有局限性。但考虑到重庆是西部地区一个各类企业集中的大城市，因此，本研究结果对于我国企业，尤其是西部地区企业与大学的合作创新具有广泛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小川.合作技术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2.吴树山等.我国产学研合作模式与机制及其创新.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7）
论文摘要：本研究以2×2×2的混合设计，采用问卷测量方法检验不同被试问合作意识的认知差异。被试来自两个群体：青年组包括133名大学生；老年组包括110名40一60岁的各业人士。结果验证了实验假设，发现人们对合作意识与竞争意识的认知存在差异。在能力维度上，人们认为具有竞争意识的人能力更强；在个性维度上，具有合作意识的人比具有竞争意识的人更加顺从。人们的工作价值观与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存在显著相关。
1 引言
在现今社会中，合作关系成为工作中人际关系的主体。如何促进员工之间的合作水平，提高工作效率，是许多管理者面临的难题之一。影响合作行为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人格因素和情境因素。kelley&stahelski(1970)认为存在两种稳定的个体类型，可以被描述为合作与竞争人格(cooperativeandcompetitivepersonalities)，更确切地说，指在合作与竞争维度上存在稳定的人格差异。我们可以通过某些途径了解这两种类型的个体对外部世界的不同看法，比如，具有合作和竞争人格的个体对“合作者”和“竞争者”可能具有不同的评价。两种类型的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不同经验会导致这种认知上的差异。
对于合作问题的研究，两难对策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点。kelley和stahelski(1970)发现，当合作性与竞争性的被试相遇时，合作者会被竞争者行为同化，表现出竞争性行为。合作者和竞争者对他人是合作性的还是竞争性的观点不同，合作者认为他人是异质性的，有些人是合作性的，有些人则是竞争性的；而竞争者认为他人是同质性的，都是竞争性的。vanlange和kittyvisserej扩展了kelley和stahelski(1970)关于行为同化的研究，认为非合作性同伴会导致较低水平的合作行为和相互依赖感；同时社会价值定向对合作行为及相互依赖感产生影响。chatman&barsade(1995)采用模拟技术研究了人格与组织文化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发现个体在不同的组织文化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高合作倾向的个体在集体主义文化下表现出最高的合作行为；合作个体对组织文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更敏感，在不同文化中他们的合作行为比个人主义者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而sermat&gregovich(1966)的研究结果表明，合作者会被竞争程序同化，但当遇到合作程序时，他们很容易又表现出合作行为。这种“弹回”现象(rebound)说明，合作者在面对竞争同伴时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行为只是暂时的，当同伴变得他们一致时，他们很容易又重新主张建立一种合作性关系。尽管合作者的行为向竞争者同化，但他们主观意识上仍然是合作的，说明合作者是暂时的行为改变，而不是改变了自己对人际关系的基本定向。
我国近年来对合作问题的研究强调合作行为的测量与分析，且样本大多局限于儿童，主要研究情境因素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例如李晓东等人对6d9岁儿童的合作与竞争行为的实验研究；郑建成等人研究系列协作游戏对幼儿协作行为的影响。谢晓非等人从价值观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确能够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合作意识是合作人格的有机成份，意识能够指导个体对外部情境作出反应，同时又在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对个体行为进行反馈，从而在意识中形成新的经验。合作意识也应该是合作概念的一部分，目前已有的研究缺乏对于合作概念本质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拟对合作概念，即合作意识的认知成份进行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采用投射技术(projectivetechnique)的原理。投射技术是一种对行为的无意识或隐藏内容尤为敏感的工具；它允许甚至鼓励被试作广泛和千差万别的回答，并能在被试对测验目的最少觉察的情况下引发内容丰富的反应资料。由于作者对合作意识的研究是探索性的，因此采用投射技术的方法，希望获得个体对合作概念的真实理解。从个体对具有强烈合作或竞争意识的人，在人格、能力和道德维度评价上的差异，投射出个体自身的人格特征，反映个体的合作意识状况。我们选用了两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职业作为评价对象，通过对评价对象的评价来反映人们自身对合作与竞争的认知特征，反映人们深层次的人格和价值观方面的信息。
2 方法
2．1实验设计
2×2×2混合设计：(1)两个评价对象一幼儿教师和推销员(组内)；(2)两种实验条件一合作意识与竞争意识(组间)；(3)评价对象的性别：男、女(组间)。本实验要求被试对两个既定对象进行评价。为了掩饰实验的真正目的，问卷被称为“想象力测验”。
2．2被试
青年组：133名18—23岁的北京大学的本科生，70名男生，63名女生；老年组：110名40—60岁的中、老年人，大多数为已退休人员，52名男性，58名女性。
2．3实验材料
(1)想象力问卷。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其评价项目主要选自王登峰、杨国枢等编制的
3．3年龄对认知的影响
青年组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在能力和个性维度上。老年组则认为合作者与竞争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道德维度上。
3．4 eqs拟合检验
本研究问卷设计分为三个维度，品德(q3，7，9，15)、个性(q1，4，8，12，13)和能力(q2，5，6，10，11，14)。利用eqs检验的结果表明，考虑到卡方值受样本规模影响较大，我们重点考虑模型的拟合优度：cfi=0．995，gfi：0．95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15．90％confidence interval ofrmsea为(0．000，0．035)，说明我们提出的模型在统计上是可以接受的。
4 讨论
4．1合作意识的认知差异
被试在两个项目：即“能干的一无能的”与“顺从的一叛逆的”上的合作与竞争意识存在显著差异。人们对高竞争意识的人在能力维度上的评价好于高合作意识的人，这与我们的实验预期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人们不采取合作行为可能是认为与人合作是一种示弱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在能力维度上通常给具有高合作意识的人以较低的评价，这可能是在工作中难以引导合作行为的原因之一。另外，人们认为具有高合作意识的人比较顺从，而高竞争意识的人叛逆性较高。这一点和我们通常的看法也是吻合的，一个个性随和的人更可能具有高合作倾向，在工作与生活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行为。
本研究对价值观的测量是针对被试本人的，项目测量是针对评价对象的，两者之间的相关反映出个体价值观对合作意识的影响。数据结果表明“能干一无能”项目与智力发挥价值呈正相关；智力发挥价值指对于需要思考以及有机会了解工作本身运作原理及规律的工作价值，比如，工作中能不断解决新的问题，能有心理上的挑战。“能干一无能”项目与智力发挥价值间的相关表明，智力发挥价值越高的个体越注重能力特征，因此，会在对他人的能力评价中投射出来。另一方面，“能干一无能”项目与监督关系价值和利他价值呈负相关。监督关系价值指能在一个体贴下级、与之相处融洽的主管手下工作的价值观，即希望有一个公正、通情达理且体贴下级的主管，该价值与能力项目的负相关，也正好投射出被试本身对能力的知觉，能力高的人可能并不太在乎主管是否体贴。利他价值指对于能造福他人的工作价值，比如能够使他人幸福，能够帮助他人。该价值与能力项目间的负相关表现出能力维度的负面性，人们对能力的注重同时伴随着在利他、情感等方面的牺牲。另外，顺从一叛逆项目与多数工作价值观均呈正相关，主要包括：智力发挥价值、生活方式价值和成就价值等。
4．2性别和年龄对认知的影响
性别的影响在本实验中表现在两个方面：评价对象的性别和被试的性别。被试评价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女性比合作意识的女性更勤劳、能干，更加独立、叛逆和坚持不懈。通常人们认为，如果一个女性的竞争意识较强，那表明她的依赖性较低，能力较强，她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辛苦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人们对具有竞争意识与合作意识的女性，其评价出现了显著差异，而且表现为对具有竞争意识的女性有更高的评价。相反，对于男性评价对象，其评价的差异不显著。
关于被试自身的性别，女性被试对于竞争者和合作者在能力维度上存在认知差异，认为竞争者比合作者更加能干。而男性被试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对竞争的压力感受更为深切，从而也更崇尚竞争者的能力。这并不表示女性在工作中会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但至少说明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敏感于竞争者与合作者的区别。
年龄的影响表现在，青年人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在能力和个性维度上；老年组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道德和个性维度。而且青年组的评价普遍低于老年组的评价。青年人是即将进入社会竞争的大学生，生存的压力非常巨大，这可能导致他们比较看重能力维度，即将面临的社会竞争使得他们对竞争者在能力维度上评价偏高。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老年人则更看重道德维度，这体现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它的喻义是深刻的，也就是说，道德维度最终会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重要指标。当然，本研究中，两个年龄组的被试基本属于两代人，其经历的时代不同，世界观中必然融人了各自时代的影响，因而对合作意识的看法会有所差异。
4．3职业对认知的影响
职业(幼儿教师和推销员)与合作和竞争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这一点与实验预期有差异。竞争性不强的幼儿教师与竞争性很高的推销员职业，在合作与竞争意识上并没有与职业产生交互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实际上，每一个职业都是如此，因此，各个职业之间在竞争性的差异上不再明显。但对于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4实验方法的讨论
本研究在实验方法上的特点之一，是采取投射技术，从被试对目标对象的评价中了解其本身的状况。由于投射技术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问卷缺乏方便而有效的效标，因此无法对实验结果进行效度检验，而只能通过数据结果来分析问卷设计的合理性。
另外，manova的分析结果中，问卷的15个项目中有两个项目：健谈一寡言与爱幻想的一讲求实际的，在所有的主效应检验与差异比较中都不显著，也就是说，这两个项目的区分度不大，应考虑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去掉这两个项目。此次调查的样本主体是18—23岁的青年组和40—60岁的老年组，25—40岁的中年群体没有涉及，而这一群体正是青年组与老年组的过渡阶段，他们才是现今社会中工作的主力军，探查他们对于合作概念的理解，对我们研究工作情境中的合作行为，可能更具实践意义。
5 结论
【关键词】能力结构 经济合作 东亚
一、引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间的多层次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竞争条件下各国或地区为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减少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选择的一种扩大开放程度的方式，比较典型的开放程度加深模式就是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地区经济合作的实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使生产要素得到更优化的配置，专业化的分工与生产得到进一步完善，获得更多的交换利益和专业化生产利益，从而促进地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组成的东亚 “10+3”经济合作逐步向地区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而“10+3”之间发展差异巨大，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比较落后国家。崔卫国等（2004）研究了地区差距与地区合作的关系，杨先明等（2005、2007）利用Pelikan（1996）关于能力结构的定义说明地区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能力结构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增长要素累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发展能力、技术能力和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一个地区在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的是这一个地区多层次、多要素合成的经济能力，这种具有结构性的能力是地区长期稳定地具有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而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支配―依附”理论，这种结构性能力在地区之间的匹配性和均衡性是地区经济合作持久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赖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决定了贸易投资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影响着合作范围、合作效应和合作程度，而根据相互依赖理论和“支配―依附”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影响着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稳定性。
二、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的关系模型
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能力结构强于发展中国家的，并且无论从贸易还是从投资的角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实践经验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都表明，两个地区在开展经济合作时能力结构较强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好、投资收益比重较大，相反，能力结构较弱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差、投资收益比重较小，并且这种状况会随着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差异的存在而持续存在。若能力结构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结构，那么这种地区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双方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和总能力结构的相近性，是长期稳定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决定因素。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可通过一套较为完整的多层的指标体系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得到地区能力结构指数，反映总能力结构，用CSI表示，而地区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可用（1）式表示。
当CAB越大时，说明AB两个地区能力结构的耦合性越好。两个地区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越相近和能力结构耦合性指数越大，两个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图1是具体的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可能性的关系图。在图1中，首先可以认为扇形AOB、扇形AOC和扇形BOC分别代表了两个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总收益、A地区收益和B地区收益；其次可以认为OA和OB的斜率分别是A和B地区能力结构指数的函数；最后可以认为合作边界ab即OA和OB的长度也是取决于A和B地区的能力结构。
三、“10+3”能力结构评价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通过配置能力、发展能力、开放能力和技术能力各方面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其中配置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了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量、投资总额、FDI吸收量和产业结构等七项；发展能力的包括了人均GDP、GDP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等三项；开放能力的包括了进出口总量、FDI吸收量、外贸依存度和单位生产总值FDI吸收量等四项；技术能力的包括了产业结构、全员劳动生率和R&D占GDP比重等三项。通过所选择指标对反映和揭示能力结构状态的情况进行分析，着重考虑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全面性和相关性的要求，采用算术平均法对各国或地区的能力结构指数进行估计。2004年中国东中西地区、东盟10国和日韩的能力结构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首先，东亚内部各国的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日本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达0.7229，是老挝的22倍多。其次，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能力结构也存在差异，东部的能力结构指数是西部的2倍多，是中部的近1.5倍。最后，中国东中西的能力结构较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中国西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低的阶段，中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中间的阶段，东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高的阶段。
四、基于“10+3”能力结构差异的东亚经济合作分析
根据“10+3”能力结构的差异及其匹配性，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存在明显的三个不同合作层次。一是以日本、新加坡、中国东部和韩国为主的具有较大合作范围和较高合作效率的层次。二是以文莱、马来西亚、中国中部、泰国和印尼为主的合作范围和合作效率有一定局限的层次。三是以越南、中国西部、菲律宾、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为主的合作范围较小和合作效率较低的层次。能力结构较强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就难于与能力结构较弱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
根据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效益的影响，由于中国东中西存在明显的能力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能较为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因此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各层次阶段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将能够与这一层次的各国开展持续稳定的经济合作。另外，虽然中国东中西部在能力结构的匹配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由于都处于同一国家内，人财物的流动存在较小的限制，使得东中西部的配置能力差异会有较大的缩小，在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下东中西部的发展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一国内的技术外部效应会比国际间的更明显，使得东中西部的技术能力会更快地缩小缺口，这样，中国东中西部的能力结构实际具有更好的匹配性。这将有利于“东盟+日韩” 各层次能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有效联系和扩展，中国可能通过内部各地区分别与不同层次的国家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而中国西部能较为持续稳定地与柬埔寨、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中部能持续稳定地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文莱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东部能持续稳定地与文莱、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由于东盟现已形成比较好的经济合作机制，东盟10国的能力结构差异也能在东亚的合作中产生稳定的作用。即通过东盟的现有机制以及中国的内部差异统筹可以避免由能力结构差异过大而产生合作不稳定的现象。而根据（2）式及能力结构的单调性，由于日本的能力结构特别突出，无论其与哪个国家或地区合作都会获得比较高的效率。
五、结论
地区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建立在空间经济理论、贸易创造及转移理论、大市场及规模效应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合作的双方只有形成相互依赖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较为完全的一体化。而能力结构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等经济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出现，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形成较好的相互依赖。针对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特点，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弱国家的“南南”合作能够避免市场狭小、贸易创造及转移少、分工联系差、规模效应不明显等不利条件；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强的“南北”合作能够突出利用发达国家的投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等有利条件。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的差异特点使中国既能够承接来自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济合作，又能够连接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经济合作。基于中国能够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不同层次，中国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应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同时，日本突出的能力结构能为东亚经济合作带来更高的效率，能较快地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这样，通过能力结构与经济合作的关系分析，中国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稳定器”，日本是东亚经济合作的“推进器”。
（注：本文系云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地区能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关系模型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崔卫国、刘学虎：区际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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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项目；管理；沟通效率；建议对策
一、前言
合理有效的沟通能够在企业项目管理中起到引导、协调、激励和决策这4个方面的作用，首先企业要适当的进行引导，使员工在思想上进行转变；协调好部分与部门，员工与员工的关系；适当的激励让员工的工作热情处于饱满的状态；而决策则是管理者通过对市场的分析，决定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战略。
二、国际项目管理中沟通环节的发展情况
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企业之间对于项目管理的体系和方法在运用上都是比较成熟的，与其对应的课程也是相对来说十分热门的。但在我国，各企业对国际项目的管理制度和体系却并不健全，所存在的问题和一些程序上的漏洞往往会给合作的企业双方都带来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随着我国与国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高效的项目管理就变得十分重要，也是各大企业必须重点关注和加强的关键问题所在。
在国际项目的管理当中，沟通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点。企业之间的顺利合作是建立在良好沟通的基础上，倘若在沟通交流中无法明确表达出想法和意见，很容易导致双方发生分歧，影响最终合作的结果。国内一些企业在进行国际项目的合作时，由于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有所差异，加上自身语言交流的困难，影响了项目内容和理念的传递，在和外国企业交流沟通时经常处在下风，致使项目无法高效顺利地的进行。
三、国际项目管理中沟通环节效率低下的原因
影响国际项目管理沟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文化方面的差异、政策方面的差异和项目成员在管理水平方面上的差异。其中，文化方面上的差异又具体到语言、理念、价值观念之间的不同。
1.沟通效率低下是企业之间进行国际项目合作非常关键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差异。在进行项目的探讨和谈判等各种会议的场合中，都需要专业的翻译人士进行同声传译或转述，这一做法虽然减轻了语言不同所造成的负担，但转述的过程中受翻译人员专业水平的影响没有办法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倘若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一丝偏差，就会导致管理方面出现重大的问题。
2.理念差异
我国企业的管理者在和国外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者进行工作洽谈时会出现所持理念的偏差。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国内企业倘若遇到工期紧张而员工当天的任务量又没有及时完成的情况，会通知员工进行加班，但是国外企业遇到这种状况，公司的管理者仍然会遵守规章制度让员工在规定的时间正常上下班。在项目管理中出现困难时，国内企业往往会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而国外企业则态度坚决，严格遵照本国管理条例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僵持不下，都不让步，就会导致沟通效率持续降低。
四、国际项目管理中提高沟通效率的策略
1.构建完整良好的沟通体系
完整高效的沟通体系要建立在合适的平台之上，让重要的信息及时传递到每个部门和每个员工，保障信息的时效性。各个等级的员工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建议的反馈，能够使企业的项目管理做到更加透明化。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使用的即时通讯工具都是QQ、MSN、微信等较为流行和常用的社交软件，一些技术较为先进的企业单位还自主研发了能够即时通讯、文件传输、网络电话和视频等多功能的办公综合软件，大大缩减了信息传递的时间，也从空间上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国际项目管理中沟通的效率。
2.消除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语言是企业管理者之间进行沟通最为重要的工具，在各企业项目的管理中，进行翻译工作的人员在转述讨论内容时，内容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只做到这一点也完全不够，不同国家由于文化上存在差异而带来的困扰也需要尽快解决。企业之间在进行交流合作前应当做好充足的准备和调查，学习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内容，尽量避免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误解。同时，合作双方也要发掘最适合的沟通方式，以促进项目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地位在国际中的逐渐提高，与国外企业的合作越来越多，使国内各企业也得到了更多更好的发展，，促进了企业团队的壮大与扩张。不过，在国际项目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沟通问题，许多企业因为没能很好地解决在沟通上出现的问题而损失了巨大的利益，所以，提高国际项目管理中的沟通效率，对于企业的发展和运营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消除了在交流合作中各方面的差异，建立合理的沟通体系，提高沟通效率，从而保证企业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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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口腔医学；文理科；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9-0120-02
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是高专口腔医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以高中生物等知识为基础。而目前我国高中普遍实行文理分科，高考涉及科目有一定差异。本研究旨在调查高专口腔医学专业文理分科状况对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的学习基础、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习效果及合作意识、合作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对口腔医学专业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任课教师进行访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某医学高职高专院校口腔医学专业学生150名，发放调查问卷（自编）、进行课程考核，学习基础的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37份，有效率91.3%；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及合作意识、合作能力的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32份，有效率88%；学习成绩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标准，学习效果以课程考核成绩为准。
2.方法
对教师访谈的反馈意见进行归纳总结。对学生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的学习基础、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合作意识、合作能力及学习效果，使用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
二、结果
1.教师访谈
根据期末对口腔医学专业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任课教师的访谈，总结文理科学习状况如下：文科生对教学内容的把握和理解有一定困难；理科生容易出现懈怠，从而错失部分教学内容，学生学习作风散漫，自我管理能力差，学习主动性差，学习能力弱。
2.学生调查
对学生的调查分3次进行，学习基础的调查在期初进行，结果见表1；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及合作意识、合作能力的调查在期末进行，结果见表2；学习效果的调查在课程考核结束之后进行，结果见表3。
表1显示，测试结果呈正态分布，学习基础在文、理科学生有显著差异（p0.1）；表3显示，测试结果呈正态分布，在文理分科情况显示出显著差异（p
三、讨论
教师访谈和学生调查显示，文理科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效果有显著差异。总体看来，文科生学习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的基础较薄弱，对教学内容的把握和理解有一定困难，学习效果较差；理科学生学习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的基础较扎实，学习效果较好，但容易出现对学习的懈怠。要解决文科生由于学习基础的差异而导致的困难、改善学习效果，要解决理科生学习懈怠的问题，必须要实施教学改革。
基于文、理科学生的学习现状，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自主互助学习。文、理科学生的学习基础有显著差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构建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不同学生的不同经验世界可以对某种问题形成不同的假设和推论。基于此，提出自主互助学习并期待达到以下目标：使文科生对教学内容的把握和理解更加透彻，使理科生对教学内容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全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语言组织、表达能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及合作能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参考文献：
[1]张罡.高中生物教学中自主合作学习的理论与实践[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3.
关键词：食用菌；散户；横向合作意愿；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6.4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6）09-0168-05
AbstractBased on 316 surveys of small-scale farmers who engage in edible mushroom cultivation from 18 counties of 10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empirical study 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horizontally was performed. Firstly， single facto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screen potential variables， and then the screened variables were analyzed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7 variables， namely gend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nual edible mushroom output， years engaged in edible mushroom cultivation， ratio of income derived from edible mushroom cultivation to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distance from residence to grocery markets， promotion from government and cooperative enrollment ratio of surrounding farmer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cooperate horizontally. Among them， promotion from government， years engaged in edible mushroom cultivation and annual edible mushroom output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s.
KeywordsEdible mushroom； Small-scale farmers； Willingness of horizontal coope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Binary Logistic model
食用菌产业的生产主体划分为食用菌种植户和工厂化种植企业，其中以家庭为单位从事食用菌种植行业的农户统称为种植户，按照行业习惯简称散户。为解决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高竞争能力，部分食用菌散户走上了横向合作的道路。该制度安排可以带领散户有效扩大原材料与最终产品的交易规模，提高议价能力；强化技术支持，提高生产效率；完善市场信息，降低市场风险；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加强产业链内各环节的纵向一体化；切实提高农户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1]。然而从山东省食用菌发展现状来看，横向合作化程度较低，食用菌散户的竞争能力和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
许多学者对农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2-8]。但现有关于农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具体到产业层面的研究较少，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更是屈指可数。本文从影响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因素角度进行研究，以期为提高山东省食用菌产业组织化程度、优化产业组织形式提供决策依据。1调查基本情况与研究假设
1.1调查基本情况
为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山东省食用菌散户的经营状况和横向合作情况，在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和山东省农业创新体系食用菌岗位专家的协助下，课题组于2015年3-6月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覆盖了山东省10个地市的18个县市区，共计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问卷388份，回收率为77.6%；其中有效问卷316份，有效问卷率为81.44%。样本散户的描述统计量详见表1。
市场距离km3160.5049.004.575.61周边散户参与
横向合作比率%3160.101.000.520.19政府宣传推广否=0，是=1316010.430.491.2研究假设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食用菌产业经济合作社发展的现实，本文将影响食用菌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因素大致概括为个人特征、经营特征和环境特征三方面，具体理论假设如下。
1.2.1散户的个人特征变量许多学者在研究农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影响因素时，将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份等个人特征纳入了研究范围[2，3]。由于受访散户中具备村干部身份的数量极少，本文只选取了受访散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3个变量进行分析。具体影响预期为：（1）受访散户性别对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影响关系不明确。男性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4]，但女性的低风险偏好程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其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因此性别对合作意愿的作用方向不明确。（2）年龄对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作用方向不明确。年龄越大对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接受程度越差，然而受自身劳动能力等条件的限制，也许会因为便利性选择参与横向合作。（3）文化程度对散户的横向合作意愿有正向影响。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高对参与横向合作的必要性认知程度越高[5]，合作意愿越强。
1.2.2散户的生产经营特征变量诸多研究表明经营规模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对农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有显著影响[6，7]。（1）经营规模方面本文以食用菌年产量为衡量标准，认为食用菌年产量越高，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越强。（2）结合食用菌种植的特点，本文增加了种植经验（即食用菌种植年限）这一变量，认为其对合作意愿影响不明确。因为种植年限越长，对食用菌种植的技术掌握水平越高，销售渠道越稳定，对合作组织的依赖性可能会降低；与此同时，受自身资源限制，可能参与横向合作来寻求更加先进的技术和广泛的销售渠道。但是，种植年限较短的散户也可能为了追求技术支持和多样化的销售渠道选择参与横向合作。（3）食用菌散户的专业化程度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有正向影响。食用菌散户的专业化程度主要通过种植食用菌收入占家庭年总农业收入的比重来进行衡量，本文假定专业化程度越高，散户专业化程度越高，希望通过种植食用菌提高收入的需求越高，因此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也越强。
1.2.3散户面临的环境特征变量根据已有研究，农户所处的环境特征如所在地道路状况、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扶持等对其合作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8，9]。本出了如下假定：（1）距离农贸市场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销售困难越大，合作意愿越高，因此散户所在地距农贸市场的距离对合作意愿有正向影响。（2）基于从众心理和集群效应，周边散户参与横向的比例越高，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越强烈。（3）政府宣传推广与合作意愿呈正相关，当地政府的宣传推广力度越大，散户对横向合作的认知度越好，合作意愿就越高。
综上所述，影响食用菌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9个因素及其预期作用方向可以归纳为表2。
2.1变量选择
根据研究假说，初步选取的自变量为受访散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食用菌年产量、食用菌种植经验、食用菌种植的专业化程度、散户所在地据农贸市场距离、周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比例和政府的宣传推广。采用单因素分析对9个自变量进行进一步筛选。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数值变量的分布进行差异检验，检验显示除年龄变量外，食用菌年产量、食用菌收入比重、所在地据农贸市场距离、周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比例均存在显著影响。
然后采用卡方检验对分类变量的分布进行差异检验，检验显示仅性别、文化程度、从事食用菌种植经验、政府宣传推广均对散户是否参与横向合作存在显著影响。
表5影响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
各变量的定义和赋值变量类型变量定义变量赋值因变量合作意愿（Y）参与横向合作=1，不参与横向合作=0自变量性别（X1）女=1，男=2文化程度（X2）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食用菌年产量（X3）×104 kg食用菌种植经验（X4）1～3年=1，4～6年=2，7～10年=3，
10～15年=4，15年以上=5专业化程度（X5）%所在地距农贸市场距离（X6）km周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比例（X7）%政府宣传推广（X8）否=0，是=1
2.2模型构建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是将逻辑分布作为随机误差项概率分布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10]，常用于选择行为问题的分析。本研究以食用菌散户是否参与横向合作为因变量Yi，不参与横向合作为0，参与横向合作为1。模型具体取值和回归方程如下：
式中，Pi为食用菌散户选择参与横向合作的概率；Xi（i=1，2，…，n）为解释变量，即上文假设的各个主要影响因素；βi（i=1，2，…，n）为影响因素的系数；α为截距；μ表示误差项。
2.3结果与分析
通过上述理论假设和变量选择，本文利用SPSS20.0软件采用进入法对食用菌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回顾性检验结果显示Logistic 模型对山东省食用菌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预测准确率为82%，准确率较高；对回归方程模型拟合优度作Hosmer-Lemeshow 检验，检验结果对应P=0.662>0.05，接受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数据的零假设；因此认为模型能够很好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很好的解释。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
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个人特征中的性别、文化程度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受访散户的性别变量在10%水平上差异显著，根据变量的赋值，男性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较高。一方面男性的风险偏好程度高，敢于尝试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可能也与食用菌产业从业人员的性别构成中男性居多有关。文化程度在10%水平上差异显著，且与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文化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相应提高0.305个百分点。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散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和接受能力越高，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越强。
第二，3个经营特征变量对散户的合作意愿均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且作用方向皆为正向。食用菌年产量在1%水平上差异显著，从回归系数的值来看，食用菌年产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相应增加0.614个百分点。食用菌年产量越高，经营规模越大，面临的市场风险越大，则提高生产效率、降低风险的需求越高，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越强烈。食用菌种植经验在1%水平上差异显著，食用菌种植年限每增加1个百分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随之增加0.621个百分点。从现实情况来看，种植食用菌年限越长，意味着散户从事食用菌种植这一行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试图通过参与横向合作来提高食用菌种植效益的需求相应提高。食用菌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在1%水平上差异显著，专业化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散户将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即增加3.022个百分点。调查数据显示，未参与和参与横向合作的散户的专业化程度均值分别为69.9%和80.7% 。食用菌收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重越高，说明散户的专业化程度越高，种植食用菌对其家庭的生活水平影响越大，则试图通过参与横向合作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增加收入的意愿越高。
第三，环境特征变量皆与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且政府宣传推广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散户所在地据农贸市场的距离在5%水平上差异显著，从回归系数的值来看，据农贸市场的距离每增加1个百分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提高0.098个百分点。散户所在地距农贸市场的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销售方式的局限性越高，为降低运输成本和销售困难，横向合作的意愿随之增强。政府宣传推广在1%水平上差异显著，且政府宣传推广力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食用菌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就提高1.349个百分点。从显著性水平和回归系数的值两方面看，该变量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影响均较强。政府宣传推广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高散户对于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从而提高其合作意愿。周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比例在5%水平上差异显著，且是周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散户的合作意愿会提高1.953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研究假定一致，受从众心理和集群效应的影响，周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比例越高，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3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以山东省316个食用菌散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散户的个人特征变量、经营特征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皆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意愿的影响显著。具体而言，散户的性别、文化程度、食用菌年产量、食用菌种植经验、专业化程度、所在地距农贸市场距离、政府宣传推广和周边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比例对散户是否参与横向合作有正向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政府宣传推广、食用菌种植经验和食用菌年产量。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关于促进食用菌产业组织形式优化和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启示如下：首先，应加强对从业散户的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回归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散户的横向合作意愿有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散户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培育新型农民，建设学习型农村，提高散户对横向合作必要性的认知。其次，通过提高散户的专业化程度来促进其参与横向合作。食用菌种植经验和食用菌年产量两个变量反映了散户的经营专业化程度，且研究表明这两个变量对散户横向合作意愿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对生产规模较小、食用菌种植经验较短的散户进行政策引导和扶持，提高散户的专业化程度，从而增强其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第三，加强宣传推广，提高散户对横向合作的认知程度。散户不参与横向合作的行为多源于其对横向合作的认识不足，政府应深化对横向合作的宣传与推广，尽快提高散户对横向合作的认知，强化散户参与横向合作的意愿和行为，进而提升食用菌产业的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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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 校企 运营 模式 问题 对策
1、高职校企合作运营模式的现实意义
在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社会背景下，高职校企实现合作运营已经成为必要的趋势，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要格外重视这种切实可行的运营模式，深刻理解合作运营模式的现实价值。
1.1校企合作运营模式有助于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能力
高职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即将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然而，在就业前学生的理论知识功底要扎实，实践能力更不能欠缺。校企合作运营能够促使企业为高职院校的学生提供实习或工作的机会。如此，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深度挖掘，使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共同发挥作用，学生的就业能力必然得到有效加强，为学生的就业问题增加了保障。
1.2校企合作运营模式有助于提升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竞争力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人才的参与。企业在为高职院校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或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收到应有的回报。当然，这种回报以学生在企业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为基础。如果学生能够珍惜就业机会，认真负责，诚实劳动，必然能够得到企业的信赖和青睐，企业就会直接吸纳学生作为企业的员工。学生的专业技能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扩大自身的优势，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
1.3校企合作运营模式有助于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共同发展
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阵地，需要企业的大力支持。企业作为追求自身健康发展的主体，也需要优秀人才的加入。校企合作运营模式正是基于此才应运而生的。如此，高职院校与企业互通有无，互相作用，使各自的发展处于平稳健康的状态，最终，实现两个主体的共同发展，也为当地的教育经济领域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和谐安定。
2、校企运营模式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校企合作运营模式虽然符合社会的发展形势，符合教育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但是，校企运营模式仍然存在其不足之处，使运营模式陷入尴尬的困境，制约了校企运营的能力和水平。
2.1校企双方意识上存在偏差，影响校企运营的合作机会
目前，很多企业一味的顾及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未能意识到校企合作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当然，即使有些企业能够与高职院校合作运营，也只是为了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具有公益性的特征，本质上无法实现校企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此外，高职院校由于科研能力较弱，往往丧失了与企业沟通的主动性积极性，使院校的发展速度呈现缓慢趋势，即便与企业有些合作，也都是走形式盲目跟风的结果。
2.2校企合作运营水平不高，双方细节上存有差异
当下，很多校企之间的运营确实实现了合作发展，但是，运营水平非常有限，无法跟上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步伐。企业尽管与高职院校实现了合作运营，不过，对运营的规划、程序、管理、成果、双方文化及体制等方面缺乏系统的把握，导致合作运营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另外，高职院校多数时候也只是聘请企业家到学校做几场报告会，校企双方的合作仍然停留在浅层次，尚未深入。
2.3合作运营呈现地域专业差异，却又无法体现地方特色
很多校企合作体现出不应有的地域差异，比如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城市，其校企合作运营的力度比较大，而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的城市，其合作运营的机率相对较小。而且，理工科的校企合作运营机率明显比文科校企运营的机率大。此外，校企即使实现合作运营，也未能体现出地方特色，影响运营质量和效果。
3、突破校企合作运营模式现有困境的策略
校企合作运营模式对于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我们不能被现存的困境所牵绊，而是要积极探索有效的路径，打破运营过程中遭遇的瓶颈，确保校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运营。
3.1强化校企双方合作运营意识，为校企合作运营制造机会
首先，企业领导应当认清现行经济形势与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层关系，从而重新审视校企合作运营的真正价值。一旦领导意识上去，希望合作运营的机率就会大幅度增加。企业不仅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树立起良好的对外形象，对自身的发展更是有益无害。
其次，高职院校要加大科研的开展力度，探求并抓住高水平科研成果，使自身具备充分的能力与企业实现校企合作运营。这样，学校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会被自然而然的激发，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现锻炼机会和就业机会，提升自身的就业率。
3.2着力提升校企合作运营水平，针对细节实现
首先，企业主体要从整体格局进行完善，使自身能够较好的与高职院校实现校企合作运营。企业可以从企业文化、运行机制、管理流程、人员设置、工作岗位等细节上做好文章，使企业方面的细节工作能够与高职院校的细节工作合拍。
其次，高职院校应当在完善校园文化、师资建设、学生管理、对外沟通等细节上打好铺垫，实现与企业的真诚合作运营。并且，高职院校要认真对待合作运营事宜，不能将合作运营仅仅停留在企业家的几场报告会上面，还要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最终实现校企双方的深度合作。
3.3打破合作运营的地域专业差异，适当体现地方特色
首先，国家应当出台相关政策，对校企合作运营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样，校企合作运营就不会呈现出地域专业差异，使城市发展水平对校企合作运营的影响逐渐减小。同时，高职院校也应当针对文科专业，加强与企业实现合作的力度，为文科生的就业事宜打好基础。
其次，校企合作运营应当适当融入地方特色，使当地的文化特色融入合作运营过程中，既利于企业打造品牌魅力，也利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
4、结语
校企合作运营模式有其适用的空间。所以，我们应当为其打造空间，提供空间。一旦合作运营实现科学化合理化，校企双方均会实现各自的发展，并通过各自的发展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帮扶，促进双方的共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课程标准 课堂教学 学生差异 有效教学
今日的课堂里，学生的个别差异已趋日益明显和分化。这些差异既有可能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可能来自学习风格的差别。当学生跨入校门的时候，他们就带着各自不同的情绪特点与拥有不同的社会成熟水平。无论在学习兴趣的关注点和强烈程度上，学生之间也不能一概而论。学习差异不仅体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而且在同一学科内的掌握程度也可能会参差不齐。另外，学生的准备水平与学习兴趣会随时间而变化，也会因课程而改变，这便对教学构成了更加复杂的情况。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要让不同的学生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个基本理念，已经为每一位教师所接受。面对现实中有差异的学生我们应该如何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一线的教师。
对于有差异的学生实施有差异的教学，让不同的学生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努力地让一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予以体现。但真的很难。差异教学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从分层作业到分层教学，到分类教学、异步教学等。每一种形式都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差异教学的目标。然而在新课标的理念指引下，一些差异教学的形式受到挑战，争论的焦点是教师是否关注了学生的情感与态度。新课标提出了知识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领域的目标，站在这样的角度来反思我们习惯上采取的一些差异教学形式，就会有新的认识。例如：分层教学，就把学生分成A、B、C三等，是否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是否会伤害部分学生的感情，是否涉嫌用定性的方式来评价发展中的学生。所以说，新课程标准下的差异教学就更难了。如何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减轻过重的负担，从而真正达到实施有效教学的目的呢？
一、尊重学生差异
尊重学生独立思考，就是要承认学生的个性差异，允许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方法，首先；让学生畅所欲言，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其次，要认同学生的各种想法，不能随便或过早作出结论。当然，也会碰到个别的学生的“笨”算法，如：某农场开控一条长900米的渠道，开工后每天比原计划多挖20米，结果提前4天完成任务，原计划每一挖多少米？一般要求学生列方程解答，而有个别学生总是接受不了，还是用小学方法来计算。只要能够得出正确计算结果的，都应给予充分肯定，办法虽笨，但这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学生之间通过交流，掌握合适的方法，都能体验到成功乐趣，实现不同人得到不同的发展。
二、了解学生气质类型，分类组织教学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主要包括：认真自学、刻苦钻研、专心听讲、作业一丝不苟、勇于质疑问难、善于表现自己，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等等。但是，不同气质类型的学生，学习习惯的形成过程也不尽相同。属于兴奋型的学生，他们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接受较快，但往往是马虎了事，不求甚解；属于活泼型的学生，他们对新课的学习很感兴趣，理解问题也比别人较快，但缺乏恒心，学习是容易分散注意力；属于安静型的学生，他们性情沉静、动作迟缓，对新事物接受较慢，课堂上总是依赖老师多讲几遍，但他们对学习严谨认真，能较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属于弱型的学生，他们喜欢复习旧知识，不善思维，在学习过程中常比别人容易产生厌恶情绪和疲劳感，但每当一个问题弄懂了，就根深蒂固，不易忘怀。教师只有在吃透教材，吃透学生的基础上组织教学，才能有目的地促使每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扬长避短，使绝大多数学生经过努力达到共同的基本要求，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教学“角的认识”一课时，通过角的错例辨析及画角的规范过程训练，以及多做一些需要思考而又容易误解的习题，可以逐步培养兴奋型和活泼型学生严谨认真的学习责任感、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自始至终的学习毅力。通过讲故事揭示课题，教学中及时鼓励学生的成绩，及最后的游戏“分别找出有角或没有角的图画”等，可以使安静型和弱型的学生同样能享受到学习成功的愉悦，能看到自己学习上的曙光，从而充满学习信心和求知欲望，并在学习活动中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
三、“面向全体”学生，制定弹性化教学目标，因材施教
教学目标是教学质量的指令期望，它对教学具有诱发、导向、调控、激励等功能。由于学生个体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认知水平和技能也不是彼此一样，这就要求教师制定教学目标是不能“一刀切”，而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制定切实可行的弹性化教学目标，给予不同层次的学生以不同的要求，使教学面向每一个学生，教学质量才能得到全面提高。教师备课时既要把握课标的最低要求，又要考虑适当提高的范围，教学时要以后进生能“吃得了”、优秀生能“吃得饱”、中等生能“跳一跳摘得到”为原则，既要有统一的教学活动，又要对后进生及时辅导，在全体学生都能达到教材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要积极创造条件让优秀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按这种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能是全体学生都不是旁观者，通过主动的参与，产生了协同共鸣，从不同程度体会到成功后的喜悦和自信，同时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各有所得，各有所获。
四、通过合作学习，照顾差异
对于合作学习而言，差异就不再是问题而是资源。合作学习一般而言有两种需要，一种情况是完成一项工作或解决一个问题单单依靠个体的劳动很难完成或需要很长的时间，通过合作学习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其实这种合作学习的性质与工厂里一般工人的流水线工作是类似的。另一情况是个体之间有不同的认识、观点、解法，需要通过合作学习共享这些资源，从而更好或用更多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合作学习的性质与医院里的专家会诊是类似的。而后一种情况之所以有合作学习的必要与可能也正是因为学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可能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是知识拥有量的不同，生活经验的不同。如果学生之间没有这种差异，那么合作学习也就只是重复自己的想法，也就推动了意义。
合作学习是实施差异教学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当然差异教学仅仅依赖于合作学习。在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从理论上来说，都应该关注学生的差异。在实践中，我们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五、设计针对性练习，从而树立学生学习成功的信心
学生在某一情境中获得的知识，如果不在自己操作活动中加以练习、运用和巩固，则可能会遗忘。所以我们教师要精心设计学生的分层次型练习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实现照顾差异的最好策略。后进生多数在基础层次上练习；中等生既在能力处，也在变式情境中讲行实践和练习；学优生在完成自我实践、练习之后，在组内，甚至是班级内尝试指导或解决更高层次的问题。
教学过程的责任就是帮助和指导学生获得成功。从这一点出发，教学必需尽量地为学生获得成功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树立成功的信心和希望，使他们在成功的激励作用下更出色的学习。为了使学生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教学中既要注意环节安排，更要精心设计练习，课后基本题要求全体学生都会，星号题让中、上学生尝试去做，思考题让一些优秀生做。
六、作业要考虑学生差异
传统教学中的作业布置往往只注重了对学生的共同要求，而抹杀了学生的差异性，抑制了他们的个性发展。“面向全体，因材施教”是新课程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可以进行分层作业或选择性作业。例如，八年级中学习因式分解计算时，把作业设计成难易有别的A、B、C三组题，A组为基础题，重在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操练；适合基础性较差的学生。B组为提高题，重在知识的理解和简单的应用，适合中等生，C组为发展题，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难度较大，一般适合学有余力的学生，这样，可以增强他们学习的自信心，既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要，又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功体验。
七、评价时要承认差异
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励学生的学习，促进学生的发展，正确的学生观应该是“没有差生，只有差异”。评价可以横向对比也可以纵向对比，纵向对比要比横向对比好，因为纵向对比可以考察学生个体退步或进步及幅度，注意了学生个体自身的发展状况，有利于学生完成既定目标后的自我审视，调整心态和行为向更高层次的目标迈步，获得更优的发展。
学生的差异是一种教学资源。学生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最明显的就是在课堂学习上，探索一个数学现象时有不同的过程；对数学问题思考有高低之分；对一句话，一段文字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有深浅之分；就是一道题也有好几种解题方法，甚至有正误之分。作为教师应照顾这些差异，理性地看待孩子们的一切，包括错误。要善于捕捉学生学习过程中错误背后的教学资源。
每个人都是具有个性差异的个体，他们对待事物的理解也是有着个性差异的。有一位伟人说得好，“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人苹果，我们交换后，各自仍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交换后，我们都有两种思想。”在课堂学习中，学生合作交流能力和探究问题的能力参差不齐，对待问题的观点独具个性。这时，教师们应该尊重个性，把那些具有独特理解的观点看作一笔财富，一种教学资源，做到顺势引导，定会有不少惊喜。
学生是有差异的，学生的差异无处不在，教学不是为了消灭差异，也不可能消灭差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人与人之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也是社会多样化的需要。教师要随时对学生的各种差异做出反应。只要学生说得出做得出，符合逻辑，都是正确的，我们允许有差异。如果能让学生没有顾及地展现出自己，那么他们将获得的更多。只有当我们真正在自己心中形成差异教育的理念，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一切从学生出发，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促使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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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户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技术培训；ZINB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116-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17
在理论界，Schultz[1]在回答如何改造传统农业这一问题时，强调了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在我国，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强可操作性的措施可能是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在政策界，自2004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升到战略性高度，农民培训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便日益突出。回顾十年来的中央1号文件，文件中多次对农民培训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农民开展实用的技术培训已成为政策界的共识。从国内实践看，近年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涌现，日益成为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改革却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政府对农民培训投入力度的持续加大，农业技术培训的供给将会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愈加普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仍在加速。那么租入土地和加入合作社，是否会作为异质性的重要来源，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产生重要影响呢？或者说，租入土地的农户与自耕农这两类农户的农业技术培训参与行为有没有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构建ZINB模型，考察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加入合作社与农户参与技术培训之间的关系，判断当前的农业技术培训是否偏离了政策设计的目标，从而给出土地流转和合作社快速发展背景下农业技术培训的政策重点，对制定相应的政策有重大现实意义。
1文献回顾及简评
很多经验分析文献讨论了农户参加培训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又可分为农户的内在因素或称为农民的禀赋[2]和外在因素。曹建民等[3]认为农户参加技术培训的行为决定于农户掌握的信息、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发现中年人、村干部、水稻种植比例较高的农户和非农就业比例较高的农户更愿意参加技术培训。高升[4]则将农户对培训实用性的评价、农户获取培训信息渠道数纳入了Logit模型。但大部分文献纳入计量模型的影响因素有很强的趋同性，这些因素包括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培训实用性的评价、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所处的地理环境等[5-7]。现有文献用以识别显著影响农户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因素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文献以农户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为因变量，再以上述影响因素的全部或部分为解释变量，构建Logit或Probit单方程模型，进行ML估计，如刘芳等[5]、高升[4]等人的研究。这类文献的缺陷是只能识别出影响农户是否参加培训的因素，却忽略了既影响农户是否参加培训又影响农户参加培训次数的因素所包含的重要信息。另一类文献是以农户参加培训次数为因变量，应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如于敏[6]的研究。这类文献虽然考虑了影响因素对农户培训次数的影响，但Tobit模型本身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该模型估计要求两部分模型的解释变量不完全相同，并且系统模型假设随机变量服从联合正态分布，违背这两个假设的模型可能不可估计[8]。另外，Tobit模型尽管容许有大量的零，但仍将因变量y在正值上的分布看成连续分布，假定y=max（0，y*），其中y*呈正态分布与农户参加培训次数在y>0时的离散性完全不相称。因此，要想无偏地识别出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需要新的方法。
何安华等：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2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模型2的缺陷是无法直接对比租入/不租入土地农户的差异，也无法直接对比加入/不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各组农户数量占农户总数的比重为权重，近似计算出各组间的差异，然后再分别与模型1中leasedumi和coopdumi的估计系数相比较，并由此判断模型2的稳健性。
2.2计数数据中对零膨胀现象的处理
在实际问题中，计数数据普遍存在零膨胀特征，即获得的数据很大一部分是零值。具有零膨胀特征的计数数据超出了一般泊松模型或负二项模型的预测能力。幸运的是，解决零膨胀现象的Hurdle模型于1986年被提出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领域[9]，继而Lambert[10]于1992年提出零膨胀泊松模型（ZIP），Greene[11]在1994年又将ZIP模型扩展到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使得对具有零膨胀特征的计数数据的估计变得更为有效和无偏。零膨胀模型假设数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应零事件的发生，个体取值只能为零，这一部分的零值解释了数据中可能存在过多零的原因；第二部分个体符合泊松/负二项分布，取值可以为零或正整数。因此，零膨胀模型将数据中的零分成“过多的零”和“真实的零”，并从零分段，对零部分和非零部分分别建立二项选择模型和一般计数模型，其中二项选择模型主要回答变量影响事件是否发生的问题，一般计数模型主要回答变量影响事件发生次数的问题。
本文对农户2008年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进行考察，发现未参加技术培训的比重较大，占到农户总数的5558%。农户参加技术培训次数为零的情况可分为两组，一组是2008年期间没有技术培训可获性的农户（组A1），另一组是有技术培训可获性但没有参加培训的农户（组A2），这两组农户的技术培训次数都为零，但造成零值的原因不同。当符合组A1的样本较多或组A2样本中零值过多时，计数出现零膨胀现象。因此，可将原始数据集看作一个全零数据集和一个服从泊松/负二项分布的数据集组成的混合数据集，再以一些特征变量采用二项选择模型对农户是否属于组A1进行预测并排除掉属于组A1的样本，对余下的属于组A2的样本进行泊松/负二项模型估计。
2.3模型选择：ZIP模型还是ZINB模型？
为了考察土地流转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户参加技术培训的影响，以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农户的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和省份虚拟变量。根据文献回顾和经济理论选取进入模型的解释变量。
Hurdle模型、ZIP模型和ZINB模型是处理零膨胀计数数据的常用模型，但因Hurdle 模型在经济学中有着特殊性和争议性[12]，本文将根据数据集的分布情况在ZIP模型和ZINB模型中选择较为适宜的模型进行估计。借鉴王存同[13]选择零膨胀模型的思路：第一，观察数据是否存在零膨胀现象。参加技术培训次数为零值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55.58%，零值的比例很大，数据存在零膨胀现象。第二，判断计数数据是否存在过度离散。可以通过考察计数变量的均值和方差是否相等，以及alpha检验是否显著，来判断是否存在过度离散。当均值和方差基本相等且alpha检验不显著（P>005）时，数据服从泊松分布，应采用ZIP模型；当均值明显小于方差且alpha检验显著（P
3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分析
3.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的一手调查数据。课题组于2009年7月至9月，共组织40余名调研员分成三个调研组赴山东、山西、宁夏3省调查。原则上，每一省份选取4个县，每个县再选择3个乡镇，每个乡镇选1至3个村庄不等，每个村庄再随机抽取20个农户。实际获得山东、山西、宁夏3省11个县、市、区（分别为：高平市、高唐县、冠县、贺兰县、利通区、宁津县、平原县、沁县、武乡县、泽州县、中宁县）的1 039户农户数据。结合研究目标，在数据预处理时，先后剔除了不再从事农业、家庭主业为养殖业、纯租出土地的农户，形成目标样本户，接着剔除有缺失数据、异常值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761个。
3.2描述性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2008年种植户总体的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为11.40亩，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为2.78亩，其中人均承包地面积为2.43亩。在2008年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有338户，占44.42%，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有423户，占55.58%。统计发现，参加培训和未参加培训农户在家庭耕地总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指标上均有显著的统计差异。
从家庭平均耕地总面积看，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耕地总面积平均为12.45亩，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耕地总面积平均为10.56亩，两者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未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耕地总面积虽然较小，但是其统计分布较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耕地总面积要集中。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看，参加技术培训和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比后者高出036亩。从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看，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人均承包地面积为254亩，而未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人均承包地面积为234亩，二者相差02亩，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是因为承包地在二轮承包之初仍然坚持按人头调整，虽然经过几年的人口变动，各村的人均承包地面积变化也不太大。
表2给出了租入/未租入土地和加入/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参加技术培训的情况。一方面，租入土地农户组的技术培训参加率为52.87%，较未租入土地农户组高出10.6个百分点，而且从均值差异来看，技术培训次数有显著差异，租入土地农户组的技术培训参加次数平均为232次，较未租入土地农户组高出083次，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农户租入土地与其参加技术培训可能有正相关关系。
4计量结果及分析
4.1培训的ZINB模型结果及其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考察解释变量的共线性问题。对所有解释变量做相关分析后，发现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特别是农户租入土地同时加入合作社虚拟变量与多个控制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幸运的是，该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小，最高的仅为0.277，仍然可以进行计量分析。为了考察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本文利用方差膨胀因子和容忍度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1.36，最大的仅为1.78，其容忍度最低也达到了0.562，模型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此外，数据不可能具有正态分布，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所有标准计数数据的分布都表现出异方差性，进行参数估计时还需对标准误做稳健性调整。
通常来说，研究者根据自己是关注计数变量的期望值还是计数分布去选择计数模型的解释方式。本文重点关注农户参加培训次数的期望值。而解释变量的变化所带来计数变量期望值的变化，可以用期望值的倍数变化、百分比变化、边际变化等方式来表达[14]。在本案例中，ZINB模型回归系数的解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负二项回归系数（表4），另一部分是logit回归系数。ZINB模型中负二项回归系数的解释和一般负二项模型一样，即回归系数βi是平均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的对数（Lograte），一般以发生率比（IRR）即eβi来解释。若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eβi表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某一组别的期望计数是参照组期望计数的倍数。
4.1.3四组农户回归系数差异的T检验估计结果直接给出了各组农户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对应的发生率比，可以直观看出各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期望次数的多少，但这种关系仍需要检验。通过T检验发现，租入土地并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和不租入土地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4.2稳健性分析：改变ZINB模型的设定
为了确保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从以下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表4所采用的ZINB模型中，样本农户按是否租入土地、是否加入合作社两个虚拟变量的组合分成了四组，估计结果直接给出了四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期望次数的倍数关系，但没有直接给出租入土地农户与不租入土地农户在参加技术培训方面的差异，也没有直接给出加入合作社农户与不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差异。改变ZINB模型的设定，只引入是否租入土地、是否加入合作社两个虚拟变量，采用MLE方法能够直接得到这种差异（见表5）。表5中的估计结果显示
5进一步分析
通过ZINB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租入土地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行为无显著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技术培训的实用性和及时性不够，技术培训一般围绕大众化问题展开，无法吸引种植规模较大农户参加培训。实际生活中，即使培训供给充足，农业也未必参加培训，需求因素对农户参加
但这种需求在租地农户和不租地农户之间有没有明显差异呢？显然，当培训主体没有采取差异化策略对受训农户进行细分，仍以卖方主导的思维提供培训时，租地农户和不租地农户参加培训的需求差异就非常小了。因此，租入土地的农户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见得比其他农户更高。另一方面，合作社成员身份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点不难理解，因为合作社对社员提供技术培训是免费或仅收取非常低的服务费[15]。样本农户所在村庄至少有一个合作社，大部分合作社都为社员提供技术培训，只有个别合作社为非社员提供服务。样本数据也显示，社员中63.64%的农户参加过技术培训，而非社员的这一比例仅为24.73%。由于非社员对合作社没有归属感，享用这份“免费的午餐”可能会有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较少参加合作社提供的农业技术培训。
接下来，把视角转向控制变量。说明农业对家庭的重要性下降之后，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因为兼业农户更需要的是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有村干部、外出务工等特殊经历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是无类似经历农户的1.350 3倍，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户主年龄及受教育年数、家庭劳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期望次数的影响均不显著。笔者的解释是当前存在一些农业技术培训对象仅仅是“农户”，没有根据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规模将农户细分，即没有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采取差异化策略去确定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一套培训方案应付各类农户，因此，参加培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规模就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6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2009年山东、山西、宁夏三省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ZINB模型重点考察租入土地、合作社成员身份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租入土地并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参加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的行为，而合作社成员身份则明显提高了农户参加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的积极性。此外，本文还发现，户主有其他职业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较低；有过特殊经历的农户，参加培训次数显著高于参照组农户；户主年龄及受教育年数、家庭劳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行为无显著影响。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随着现役农户老龄化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是租入土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中青年农户。但租地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当前大众化的农业技术培训没有表现出更强的需求。这有可能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其自己的农业新技术获取途径，也可能是当前的技术培训供给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即培训供需对接错位。这两种可能无疑都意味着当前的农业技术培训政策需要作出调整：一是纠正过去将所用农户都视作相同的培训对象并沿用单一培训模式的工作思路，结合农户的差异化培训需求对农户实行分层定位，增强不同培训目标人群的瞄准度，分别提供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技术培训服务；二是对以其他方式获取新技术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适当补贴，分担他们的新技术获取成本。第二，进一步加大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对开展技术培训的合作社给予专项补贴资金。对于由合作社提供更有效率的技术培训，可以以项目方式委托给合作社。这既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又可以避免政府供给“劳而无功”，同时还可以灵活有效地满足农户的技术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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