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47: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安全事故赔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煤炭行业20万元的死亡赔偿标准，曾一度被认为数额过大不符合国情。但在日前举行的“安全・法制・和谐”论坛上，不少专家学者却认为，无论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同类赔偿相比，还是从相对守法成本来说，这一赔偿标准仍不能达到将安全生产违法成本提高到足以产生应有威慑力的程度。
我们常说“违法成本低”，而“守法成本高”，通俗地讲，说的就是一些企业舍不得资金投入，不能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条件，一旦出了安全事故，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使其在成本相对较低的状态下继续生产经营，取得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与此相对应，守法企业如果为了改善安全条件，就必须支付巨额投入，相对提高了生产经营成本，反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比较效益”明显，一些企业主往往宁愿出了安全事故被罚款，也不愿加大对安全生产设施的投入，这也是导致安全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法制建设是推动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基础。自2002年国家颁布《安全生产法》以来，我国安全生产逐步步人法制化轨道。迄今，已有《劳动法》等10余部法律对安全生产作出规定，国务院颁布了50多部行政法规，相关部门颁布了数百个部门规章，加上各地都制定出台了一批地方性法规规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框架体系初步形成并渐趋完善。正是由于法制建设的推动，使得我国安全生产状况自2003年以来持续好转，各类事故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连年下降。但正如一些专家所言，就构建和谐的安全管理生产体系而言，现行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违法成本的规定还远没到位。
就以目前煤炭行业的死亡赔偿标准来说，按规定死亡一个人赔偿20万元，这在我国是最高的标准了。但是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只是他们同类赔偿额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如此低的安全事故赔偿标准，既不能震慑当事企业，也不足以杀鸡儆猴，怎么能让企业主对安全生产给予高度重视?!这也直接导致了对安全成本概念的误解，一些企业主往往只想到不出事能省一部分保证性安全成本投入，却没想到事故发生后就会发生五倍乃至十倍的消耗。
纵观一些地方发生的安全事故，虽然不能说全部都可以避免，但可以肯定地说，其中有许多事故是因为不重视安全生产、舍不得投入安全设施和存在侥幸心理造成的。特别是一些黑心矿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只顾拼命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在安全生产方面舍不得多投入一分钱。因为发生死亡事故赔偿金额太少，违法成本太低，再加上对安全事故能瞒则瞒，使得一些黑心矿主更加忽视安全生产和轻视工人的生命。
提高违法成本，其本意就是通过加大赔偿力度来促使企业主重视安全生产，减少事故发生和人员伤亡。它意味着，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将大幅度增加安全成本的支出。也就是说，企业主只有选择增加安全生产的投入和减少事故的发生，才能有效避免在发生死亡事故后支出巨额的赔偿资金。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如果大幅增加违法成本，相信企业主们会在是否重视安全生产方面作出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违法成本，增加事故赔偿金，也是对工人生命的尊重。
从苏丹红鸭蛋到三鹿奶粉，从双汇火腿到思念水饺，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谈食色变。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方面，政府取消了食品免检，设立了添加剂明示、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些措施中，前者只是预防与监督机制，无法解决重大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后者由于存在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投保率低，并没有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运营，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制度。其意义在于：
(一)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
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一能促进生产者在事故发生后的恢复生产经营。一般情况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有效地通过保险公司分散给广大投保人。二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通常会主动对生产者进行监督管理，引导被保险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而使风险得到减小。同时，保险公司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拥有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法律责任风险管理专家，可以为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损服务。
(二)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
突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制保险的重要特征，也是设立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之一。设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能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求偿权，在方式上更为便捷，解决了受害人求偿无门的问题;在资金上更有保障，避免了有权却得不到赔偿的问题，让受害第三人更好地维权。
(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投保人对风险认识不足，而保险人对于开拓此类责任保险也往往缺乏保障机制，对于一些原本应由市场消化的市场风险，往往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设立强制保险能够将风险社会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食强险的界定
所谓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即以食品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欲揭示食强险之内涵，需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一)食品
从一般意义上说，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但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乃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故其食品应为食用产品，即作为食品的产品。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该定义表明：(1)产品必须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品;(2)产品必须用于销售;(3)产品仅限于动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食品的初级农产品是否应纳入食强险的适用范围?
对于如何处理农产品与产品责任法的关系，各国立法主张不一，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多数国家则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法调整范围之外，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各种动产，但初级农业产品及猎获物被排斥在外，即使它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相附着，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④我国《产品质量法》虽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但其对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已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立法机关也另行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由此可见，初级农产品在我国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规制对象。但笔者认为，食强险不应一概排除对食用农产品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权利救济法，既要通过产品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为产品缺陷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都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便都有适用责任保险及食强险之余地，至于食强险应适用于哪些农产品，则与其应适用于哪些产品一样属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范畴。
(二)食品侵权责任
作为食强险的保险标的，食品侵权责任是指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1)食品侵权责任的发生前提是食品存在缺陷。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质量法》第46条)。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认定采取了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安全标准双重标准。概言之，所谓产品缺陷，即某一件产品不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6条)。在此意义上，产品缺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瑕疵，也不等同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标准。(2)食品侵权责任包括产品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如上文所述，食品既包括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也包括初级农产品。因产品缺陷之人损害，发生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若因初级农产品之缺陷之人损害，则须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3)食强险的保险标的是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形式多样，但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旨在填补被保险人责任财产之损失，故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仅限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
三、食强险的立法重点
(一)承保范围
赔偿范围：应限于受害人直接的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失和间接损害。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⑤同时加重被保险人的保费负担，不利于保险的推广。
除外责任：不应将故意、重大过失全部排除。就故意而言，可以区分为不真正故意和真正故意。行为故意但结果过失，构成不真正故意。行为的故意，如生产者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其行为本身是故意。但对于大范围消费者伤残死亡等结果，生产者是不希望其发生的，此即结果的过失。对于不真正故意引发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予以赔偿。行为故意且结果故意，构成真正故意，真正故意应由刑事法律调整。《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公司对于此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就故意而言，保险人可以免赔的只有真正故意，不真正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属于除外责任的范围。
(二)道德风险之遏制
前文中除外责任的设计对保险公司不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同时，将部分故意行为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纳入保险赔偿范围，大大减轻了生产者的责任，使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可能将保险作为逃避产品责任的方式，引发道德风险。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可以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即保险公司对于因不真正故意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追偿。这样一则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真正实现强制保险的价值，二则降低了生产者借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逃避责任的机率。
同时，可以参照普通商业责任保险采取浮动费率制，发挥保费的引导作用。被保险人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人仍然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反之，保险公司应当提高其保险费率。
另外，为减少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可设定保险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投保人约定的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最高金额。在保险期间内，无论发生多少次责任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三)受害人的救济
受害人常因致害人破产、逃逸等原因致索赔无门，这不利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赋予受害人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所谓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所谓无条件，是指受害人无须在致害人无力赔偿后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受害人有权选择请求赔偿的对象。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⑥。它绝对地归属于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为由，终止保险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食强险的运行
1.确定被保险人。食强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特定行业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起步阶段不宜在全部的食品行业推广，可选择影响重大的食品种类进行试点，如肉、蛋、奶制品等领域。可以考虑区分食品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以此为基础确定基础保费。
2.确定承保人。承保人(保险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应该对保险机构的经济实力进行评估，选择资本金充足、偿付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作为承保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指定机构。
1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表现为:第一，有利于转移、分散企业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往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面对巨额赔付，企业因资力有限往往会向法院申请破产，最终普通债权清零，企业轰然倒下。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得企业能以参保的形式将行业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保险人通过承保、再保险形式分散风险。保险人对参保企业要进行承保前的调研审核，承保后的监督管理，促使被保险人在法律的强制性约束下严格按照保险条款的要求依法生产、销售安全食品，强化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第二，可使消费者得到及时、合理的经济补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益。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对食品行业企业设定强制性的投保义务，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无论参保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保险公司必须通过保险的经济补偿手段，在第一时间对事故中的弱势群体的损失进行及时、合理赔付［2］。甚至消费者可以改变以前的“被动”而主动向保险公司请求赔付，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第三，有利于缓解政府的社会压力，增强食品安全问题监管效力。一般情况下，当企业无法承受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赔付后果时，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经常顶着巨大的压力充当企业的买单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正式综合调动市场规律“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来共同分担、解决问题［3］。政府可将承担的巨大风险和压力转化给保险公司，政府在对食品行业监管的同时，保险公司也对被保险人进行非行政的监管，强化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提高了事故的解决效率，稳定了社会。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除以上3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外，还有利于促进食品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有利于丰富保险市场，增加保险业新的业务增长点等。
2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可行性
2．1法律基础
第一，现行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提供了法律基础和空间。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7条等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我国对生产者采取严格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对销售者采取过错责任，且都存在惩罚性赔偿的风险，食品行业企业背负着很大的法律风险和索赔风险，对分散风险的诉求呼之欲出。而上述情况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提供了介入契机和法律空间。第二，政府的支持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开办优化了政策环境。2012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积极开展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试点”的要求;2013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3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又提出“推进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试点”要求;2013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提出国家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可见，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顺利落实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摸索着进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如江西、四川等。
2．2理论基础
第一，在保险市场上，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中，保险购买者对自身的食品安全状况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保险公司却对此了解甚少。在这种投保方和承包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食品生产、销售存在潜在安全隐患的高风险者就会有很强的动机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而当投保者大多由这种高风险者组成时，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用就会大幅度上升，很有可能会超过之前按食品安全平均风险率计收的保费。为了防止成本的增加超过收益，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保险的费率，而那些食品安全低风险者将会逐渐退出投保者队伍。如此，保险公司将得到一批“逆向选择”得来的投保者，“选择”出来的是让保险公司承受很大赔付压力的群体。这就要求变“自愿”为“强制”，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食品行业企业纳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体系之内，实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避免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第二，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召唤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即股东以投入资本为限额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本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这能够为企业规避投资风险，但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却容易使企业推脱应负的社会责任。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使得食品行业企业不得不投保，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有保险人为企业分担风险、赔付保险金，受害人也得到合理的赔偿。第三，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正外部性是坚实的理论支撑。“外部性”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出现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的情况，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分［4］。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具有正外部性效应，面对食品安全事故时，在降低生产者、销售者损失的同时，也有正面的社会影响，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因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风险防范意识差等弊端而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的维护。
2．3实践基础
第一，交强险等责任险的成功实践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了借鉴。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67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等规定，相应的行业主体和车船所有人应当投保责任保险。另外一些特殊职业也在逐渐尝试责任保险，如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其中运行的较成功的是交强险。2006年3月21日国务院令第462号公布了《交强险条例》，2012年12月17日国务院令第630号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决定》第2次修订。在交强险多年的运行中，保险公司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合理厘定保险费率、设计保险产品、设定赔付方式和额度等［5］。尤其是从2007年以来，我国交强险终于实现全行业扭亏转盈，个中成功经验对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很好的借鉴。第二，少数食品安全责任险的设立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我国一些保险公司早已经涉足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人保财险、长安责任、华安财险等十几家保险公司，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消费各环节上进行了多年积极地探索，已开发保险产品30余款。如江苏长安责任保险2012年在江苏省内率先推行流通领域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开了江苏省食品流通领域经营企业参保“食品安全责任险”的先河，首批20家经营户与长安责任保险公司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单》。由食品流通领域经营企业投保并缴纳保险费，主要承担该企业由于疏忽和过失导致消费者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等，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在限额内予以补偿［6］。保险公司开设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经验为设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参考。
3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框架体系
为避免交强险的经营困境，应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被保险人合理设计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产品、责任范围、免责范围、保险费率、赔付方式和额度等。
3．1保险主体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是强制责任保险的一种，要求食品行业主体必须投保，相关保险人必须承保，投保方有投保的法定义务，保险人有不得拒保的义务，双方之间大的关系由法律直接规定。
3．1．1保险人。基于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保险人资格也需进行综合评估。应优先选择偿付能力强、赔款准备金充足、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尤其是那些已经成功实践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保险人承保前需对被保险人进行调查、评估，承包后还需对投保食品企业进行非行政性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3．1．2被保险人。总的来说，被保险人主要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生产、销售或餐饮服务的企业。而我国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分布范围广、层次多、差异大，应多角度的划分被保险人，对其进行有区别的承保和管理。
3．2保险客体———食品
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对保险客体———食品的判断和选择直接关系到该制度的实现程度及实施效果，而当前食品种类和生产形式日趋多样化，如流通量的日常食品、工艺复杂风险高的食品，现场制作的即时性食品等，需分类标识保险情况，方便消费者依据外包装标识判断该食品的参保情况和安全现状。
3．3保险产品
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具有代表性的保险公司深入食品市场调研，对于不同经营规模、不同食品种类的企业，按其特征和需要开发合理的保险产品，制定能被各种投保企业接受的保单条款，经由保监会审批后实行。
3．4保险费率
科学设计保险费率，保证保险人能集中足够的资金应对各种事故，又要在合理范围内预防损害发生。根据投保企业产品、规模、销售额、承受风险能力等设定不同的费率，也可设计保险费奖惩条款，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参考企业安全事故率实行梯级费率，形成浮动费率。
3．5责任范围和责任免除范围
3．5．1责任范围。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列明的经营场所生产或销售与其营业性质相符的食品时，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或因食物中掺杂异物，从而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7］(不包括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或其他事先条款中注明的，保险人赔偿条款约定的费用。
3．5．2责任免除范围。保险人责任免除范围主要包括战争或社会动乱、自然灾害、放射性污染、已发生的保险事故、投保人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行政行为或执法行为、被保险人在合同列明之外的场所生产、销售食品［8］等。
3．6保险金赔付和赔偿限额
3．6．1保险金赔付。当被保险人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事故给第三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保险人可依法主动向第三人赔偿保险金;当保险人未主动赔偿，或者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人赔偿时，第三人有权在保险金承担范围内依法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予赔偿。
3．6．2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被保险人约定的对发生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最高额度。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人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承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合同约定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保险人对每人承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合同约定的每人赔偿限额;在保期内，无论多少次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4建立推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
4．1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方式
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主要有2种具体方式:一是修订新《食品安全法》，将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列入其中;二是单独立法，参考现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尝试制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9］。
4．2循序渐进试点推进
基于不同地区、不同食品行业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同一时间普遍推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可操作性较低。应选取一些消费者比较关注的食品行业率先试点，如食堂餐饮、奶制品等，采用半强制性地循序渐进法，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有选择性地推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4．3政府政策扶持及业务指导政府应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对参与投保的食品企业进行政策扶持和激励，降低参保企业成本的同时也间接减少了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从而能提高企业投保和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保险监管部门应对保险公司推出的保险服务进行业务指导;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与保险公司通力合作，共同监管投保食品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
4．4保险业切实发挥行业优势
首先，保险业对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其次，应加强保险业务各环节的风险管理，不定期抽查参保企业，对于违背合约要求的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如增加保险费率、减少赔付额度等;另外，简化理赔程序，加快理赔进度，及时对消费者的损失进行合理赔付。
4．5被保险人提高投保意识
加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在食品企业和消费者中的宣传，使食品企业意识到这一项强制性的制度实质上有利于企业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分散企业潜在的风险。而消费者能够知悉这项保险制度，在相关权益受损时，能积极、有效争取应得的赔偿。
4．6进一步明确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
一、搞好安全生产，加强供用电设施的巡查维护。
安全生产是从根本上杜绝农电事故民事赔偿案件的万全之策。我们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开展经常性安全用电宣传教育，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并做好行为记录，立档备查，提高供、用电设备完好水平，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制度，积极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杜绝事故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悲剧发生。
二、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防范农电风险。
供用双方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各级政府、审判机关、新闻媒体不能强调加重一方的责任而过度保护另一方的权利。我国实行成文法的审判制度，绝对不能引进英美等国不成文法以典型判例引申审判的做法，来审判用电责任事故的民事案件。不能搞甲案赔偿多少，乙案也要照此定判。要积极预防无过错责任风险。农村低压电网的属性不是《民法通则》第123条所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但是，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在于加重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必须引起供电企业的高度重视。根据无过错责任由行为人举证的原则，供电企业即行为人能证明人身伤害的损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引起，则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提高依法维护供电企业权益的能力。
从供电企业管理体制上解决无法律咨询机构、无法律专业岗位、无法律专业人员的情况，健全法律法规组织，可从社会上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在企业内部设置律师岗位，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加强法律的学习与研究，提高依法维护企业利益的能力，从容应对农电事故中民事赔偿纠纷案件。依照法律程序，以事实和证据为武器，该应诉的积极应诉，不打无准备之仗；该反诉的坚决反诉，争取主动，同时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加强案件情况交流，总结经验。
四、明确农电安全责任。
《电力法》是维护投资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武器，产权的界定和安全责任的划分是法庭认定农电事故民事赔偿责任的重要根据。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前农电管理中依然存在着产权不清和安全责任不明的问题，造成农电事故民事赔偿案件纠缠不清。因此，供电企业必须对农村电网的所有供电设施界定产权，理清关系，并明确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定民事责任。特别要让用户明确必须切实管理好自己的用电设施，属于违章用电行为造成的事故责任自负。供电企业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与村委会、用户签定《农村安全用电责任协议书》并进行有法律效力的公证，在协议中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尤其是电压等级、产权交界点、发生事故责任区划分等内容，一旦发生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可以靠责任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法律责任。
五、分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司法实践中将行政责任作为民事责任让供电企业来承担，是处理农电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重大误区。以前，由于电力管理体制实行双轨制，供电部门既是电力行政管理部门，又是电力供应企业。它既有依据《电力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对供用电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职能，又具有企业的盈利性质，在供用电监督管理工作中，它是作为行政执行机关来行使职权的。法律法规并无在行使监督管理职权中应承担监督检查不力的民事责任。作为企业，供电部门是负有对用户安全用电的行政督促责任，但仅仅是行政督促责任，而安全责任仍属用户自己。原电力部颁发的《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用户对其设备安全负责，用电检查人员不承担被检查设备不安全引起的任何直接损坏或损害的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错把供电部门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作为民事责任，实际上加重了供电企业的经济负担，为供电企业额外增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六、电力官司立案原则不规范，造成供电企业不必要的诉讼。
目前只要是电伤事故,不管何种情况受害者都欲把供电企业推上被告席，而司法部门往往不经过调查也没有立案的具体原则不分清红皂白就受理了,把一些本来与供电企业毫无任何瓜葛的电伤事故变得复杂化，供电企业被迫只得参与诉讼，使供电企业白白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一些司法人员总是认为只要是电引起的伤害事故,供电企业或多或少就要负赔偿责任，理由是如果没有供电企业供出的电就不会有电伤事故，供电企业应负连带赔偿责任，由此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难道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还要追塑到公路部门赔偿?假如不是公路部门修了公路，就不会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呀?由此类推，司法部门应在立案审查中充分予以考虑该不该立案受理的问题，该受理的就立案受理，不该立案受理的就要予以不受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诉讼。
1、大力推进海洋渔船配备安装集体救生筏。
2、渔船必须严格按规定配齐救生、消防设备。
3、严厉整治查处非法从事渔业作业的“三无”船舶。
4、渔船出海前必须认真进行检修，确保航行安全。
5、为了全体船员的生命安全，请不要顶风冒险出海作业。
6、集体救生筏是海上遇险时逃生救命的重要依靠。
7、严格执行渔船捕捞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8、出海生产切切不可麻痹大意。
9、渔船出海作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10、大力增强渔民安全意识，提高渔民安全生产技能。
11、强化渔船安全措施，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12、渔船出海捕捞务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13、船东船长对渔船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
14、渔船出海作业必须安排人员值班了望。
15、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技能，减少安全事故。
16、安全是生命的保障，违章是事故的祸根。
17、一船遇险遇难，众船互援互救。
18、渔船必须按规定配齐职务船员。
19、全面落实渔船安全生产责任制。
20、渔船值班人员麻痹大意、疏于了望，极易发生碰撞事故。
21、侥幸心理要不得，害人害己危害大。
22、坚持渔船跟帮作业，严禁单船出海生产。
23、大力整治渔业安全生产秩序，确保渔业生产安全。
24、严禁渔船“带病”出海作业生产。
25、广大渔民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自觉遵守安全生产法规。
26、严厉查处渔船超航区、超抗风等级航行作业违规行为。
27、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时刻注重安全生产
28、船东船长雇用无上岗证的人员出海作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和赔偿责任。
29、为了出海船员的安全，请配备安装集体救生筏。
30、坚持渔船编队生产，严禁单船出海作业。
31、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促进生产。
32、渔业生产，安全第一。
33、大力弘扬渔船海上互援互救友爱精神。
34、船东船长不得雇用无培训合格上岗证的人员上船务工出海作业。
35、全面推行渔船捕捞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36、安全生产，重在防范。
37、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38、渔船出海捕捞务工人员必须持有培训合格上岗证。
39、配备集体救生筏是海上遇险自救逃生的有效手段。
40、珍惜生命，安全第一。
41、船东船长不按规定配齐消防救生、通信导航、号灯号型等安全设施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和赔偿责任。
42、今日心存侥幸，明日就有可能不幸。
43、渔工必须取得渔业部门颁发的培训合格上岗证方能上船务工出海作业。
44、坚决遏制渔业生产安全事故，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45、遵章是平安的保障，违规是灾祸的开端。
46、严厉整治查处渔船不按规定配备安全设施的行为。
47、船东船长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和赔偿责任。
48、严格执行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49、严厉查处渔船非法载客违规行为。
50、渔船出海航行作业必须严格遵守值班了望制度。
51、上渔船务工者请先到当地渔监部门办理上岗培训手续。
52、认真开展安全检查，彻底清除事故隐患
53、严禁“三无”船舶从事渔业生产。
54、集体救生筏是海上遇险时逃生救命的重要希望。
55、船东船长冒险驾船出海作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和赔偿责任。
56、安全维系你我他，搞好安全靠大家。
57、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58、渔船船东船长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59、当你麻痹大意之时，往往就是大祸降临之际。
60、渔船收到大风警报，务必及时返港避风
61、一时忽视安全生产，往往带来灭顶之灾。
62、船东船长违反渔船适航规定驾船出海作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和赔偿责任。
63、大力整治渔业安全隐患，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64、渔船出海作业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65、严厉查处捕捞从业人员无证上岗违规行为。
66、觉遵守安全法规，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67、渔船船员在海上生产作业必须穿戴救生衣。
68、今天的隐患，明天的灾难。
69、严禁渔船超航区、超抗风等级航行作业。
70、严禁渔船从事非法载客运输作业。
71、大力提高渔民安全生产自觉性。
72、顶风冒险出海作业极易造成船毁人亡灾祸。
73、渔船值班了望人员要坚守职责，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
74、禁止船东船长雇用无培训合格上岗证的人员上船务工出海作业。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待遇。”《劳动法》、《矿山安全法》和《煤炭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从业人员在获得劳动保护和防护用品、参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身自我保护和紧急避险等方面的安全生产权利，也有相关规定。总的来说，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较好地得到了法律保障。
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比较低。我国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保护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缺乏法律规范，一些生产经营单位和业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以牺牲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甚至生命为代价，剥夺、限制、侵犯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的现象普遍存在。一是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的现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权利保护的广度和力度不够。二是从业人员的自我保护和维护权利的意识较差。许多从业人员不知道自己应有的权利以及如何行使、维护自身的权益。三是一些业主利用有关法律规定不健全，故意规避法律，剥夺、侵犯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有的老板与从业人员签订非法的“生死合同”，利用貌似合法实为非法的形式剥夺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四是侵权责任追究的规定不明确，难以依法监管。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不相容，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主义法制精神不相容。因此，要真正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必须通过相应立法加以确认。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基本权利
《安全生产法》第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并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法律赋予从业人员有关安全生产和人身安全的基本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五项：
（一）享有工伤保险和伤亡的求偿权。从业人员在生产经营作业过程中是否依法享有获得工伤社会保险和民事赔偿的权利，是长期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纠纷和社会问题极多。《合同法》虽有关于从业人员与生产经营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规定，但没有关于载明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享受工伤社会保险事项，没有关于从业人员可以依法获得民事赔偿的规定。由于对事故受害者的抚恤、善后等经济补偿的法律规定很不完善，很多生产经营单位没有给从业人员投保，现行的抚恤标准较低，不足以补偿受害者伤亡的经济损失，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不是生产经营单位拿不出钱来，就是开支没有合法依据。许多民营企业老板一走了之，或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把“包袱”甩给政府，最终受害的是从业人员。
《安全生产法》明确赋予了从业人员享有工伤保险和获得伤亡赔偿的权利，同时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义务。《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以及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社会保险的事项。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第四十八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人员，除依法享有获得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第四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此外，法律还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该协议无效，并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安全生产法》的上述规定，明确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从业人员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和伤亡求偿的权利。法律规定的这项权利，必须以劳动合同必要条款的书面形式加以确认。没有依法载明或者免除或者减轻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是一种非法行为，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依法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社会保险费和给予民事赔偿，是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义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免除该项义务，不得变相或者以抵押金、担保金等名义强制从业人员缴纳工伤社会保险费。
第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从业人员首先依照劳动合同和工伤社会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获得工伤赔付的权利。受害者除了依法获得工伤社会保险补偿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应当给予赔偿的，从业人员或其亲属有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民事赔偿的权利，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履行相应的赔偿义务。否则，受害者或其亲属有向人民法院和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第四，从业人员获得工伤社会保险赔付和民事赔偿的金额标准、领取和支付程序，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从业人员和生产经营单位均不得自行确定标准，不得非法提高或者降低标准。
《安全生产法》的上述规定，彻底否定了所谓“生死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生死合同”的实质是私营企业老板利用法律不够健全和从业人员的无知和无奈，逃避因事故造成的从业人员伤亡的经济赔偿责任。这是严重侵犯从业人员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违法行为，必须依法查处。
（二）危险因素和应急措施的知情权。生产经营单位特别是从事矿山、建筑、危险物品生产经营的和公众聚集场所，存在着各种对从业人员生命和健康带有危险、危害的因素，譬如接触粉尘、顶板、突水、火险、瓦斯、高空坠落、有毒有害、放射性、腐蚀性、易燃易爆等场所、工种、岗位、工序、设备、原材料、产品，都有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的可能。如果从业人员事先知情，就可以加强自我保护，遵守规章制度，避免事故发生或者减少人身伤亡。《安全生产法》规定，从业人员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及事故应急措施。要保证从业人员这项权利的行使，生产经营单位也有义务事前告知有关危险因素和事故应急措施，否则就侵犯了从业人员的权利，并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安全管理的批评检控权。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状况尤其是安全管理中的问题和事故隐患最了解、最熟悉。只有依靠他们并且赋予其必要的安全生产监督权，才能做到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一些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安全问题熟视无睹，不听取从业人员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使本来可以发现、及时处理的事故隐患不断扩大，导致事故和人员伤亡；有的竟对批评、检举、控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问题的从业人员进行打击报复。针对这些问题，《安全生产法》规定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有权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
（四）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权。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经常出现企业负责人或者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和强令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现象，由此导致事故，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法律赋予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权利，不仅是为了保护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警示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自觉照章指挥，保证安全。
（五）紧急情况下的停止作业和紧急撤离权。由于生产经营场所的自然和人为的危险因素的存在不可避免，经常会在生产经营作业过程中发生一些意外的或者人为的危险情况。譬如从事矿山、建筑、危险物品生产作业的从业人员，一旦发现将要发生透水、瓦斯爆炸、煤和瓦斯突出、冒顶、片帮、坠落、倒塌、危险物品泄露、燃烧、爆炸等紧急情况并且无法避免时，首先要保护现场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在前款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或者采取紧急撤离措施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从业人员在行使这项权利的时候，必须明确四个问题：一是危及从业人员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必须有确实可靠的直接根据，该项权利不能滥用。凭借个人猜测或者误判而实际并不属于危及人身安全的所谓“紧急情况”除外。二是紧急情况必须直接危及人身安全，间接或者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不应撤离，而应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三是出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首先是停止作业，然后要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采取应急措施无效时，再撤离作业场所。四是该项权利不适用于某些从事特殊职业的从业人员。譬如飞机驾驶人员、船舶驾驶人员、车辆驾驶人员等，根据有关法律、国际公约和职业规范，在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他们不能或者不能先行撤离从业场所或者岗位。
设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义务的必要性
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从业人员依法享有权利，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承担法律责任。
由于从业人员违章违规操作引发责任事故的最多，其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从业人员的法定安全生产义务不明确，无法可依。二是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差，责任心不强，违章违规操作。三是从业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追究的依据不足。四是有关责任追究的法律规定较轻，不足以震慑违法者。因此，有必要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义务和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具有四个作用：一是明确了安全生产是从业人员最基本的法定义务。二是从业人员必须尽职尽责，不得违章违规摔作。三是从业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四是为事故处理及从业人员责任追究提供了依据。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基本义务
《安全生产法》设定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基本义务，主要有四项：
（一）遵章守规，服从管理的义务。从业人员违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是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从业人员在从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从业人员必须严格依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权实施安全管理，从业人员必须服从。依照法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造成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正确佩带和使用劳保用品的义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的劳动防护用品，避免或者减轻作业和事故中的人身伤害。但由于一些从业人员缺乏安全知识，认为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没有必要，往往不按规定佩带和使用或者不能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由此引发事故。比如煤矿矿工下井作业时必须佩戴矿灯用于照明，从事高空作业的工人必须佩戴安全带以防坠落等等。有的从业人员虽然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但由于不会或者没有正确使用而发生人身伤害的案例也很多。因此，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是从业人员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这是保障从业人员人身安全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需要。
2、必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把安全当作企业的大事来抓。项目经理对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各级干部要认真落实安全负责制，严格安全管理。
3、安质员必须恪尽职守，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谋私利、不恂私情、按章办事，力求减少各类事故和危险源的发生。
4、项目设立安全质量奖励基金，对在安全工作上取得成绩的班组和个人进行奖励。
5、安全先进奖励
项目每年开展一次评选职业健康安全先进活动，召开项目安全工作表彰大会。对在职业健康安全工作中做出贡献的班组、个人给予表奖，对业绩突出的班组和个人，分别呈报上级单位，请求给予表彰。对安质员在工作上认真负责、管理业绩显著的给予奖励。对于防止危险源和各类事故发生的有关人员，按上级奖励办法执行，并视情况给予一次性奖励。
6、对在安全工作上管理不善，职业健康安全形势恶化、各类安全事故不断、各种危险源不断发生，及虽未构成事故但事件性质严重的班组实行处罚制度。
（1）人身伤害事故
（a）发生一次1-2人人身轻伤事故，每负伤1人处罚款3000元；
（b）发生一次3-4人负轻伤事故，每负伤1人处罚款5000元；
（c）发生一次5人及以上负轻伤事故，每负伤1人处罚款1万元；
（d）发生一次1-2人重伤事故，每重伤一人处罚款1万元；
（e）发生一次3人及以上重伤事故，每重伤一人处罚款2万元；
（f）发生一次1-2人死亡事故，每死亡1人处罚款5万元；
（g）发生急性职业中毒死亡事故，每发生一件或死亡1人处罚款5万元。
（h）发生一次3人死亡事故，每死亡1人处罚款8万元、每重伤一人罚款3万元；
（i）发生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每件事故对责任单位罚款5—10万元。
（j）合格供方或分包队伍发生工伤施事故对发包单位进行罚款，每死亡1人处罚款2万元、每重伤一人罚款0.5万元；
（k）对各类从业人员非责任人身伤亡事故及非生产性工伤、合格供方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或定责部门虽未定性为事故但性质严重的危险源，由安全生产委员会视其情况，确定事故性质，实施内部定性定责，比照同类事故处罚。
（2）行车事故
行车事故除所在地铁路局、铁路分局处理外，按照公司《安全奖惩办法》执行
（3）人身伤亡事故
（a）2人以下轻伤：直接责任人罚款500元；项目党政正职、现场施工负责人写出书面检查并各罚款300元
（b）重伤：重伤一人给直接责任人警告或记过处分并罚款1000元；重伤二人给直接责任人记大过至撤职处分并罚款1500元；单位党政领导、现场施工负责人写出书面检查免发当月生产奖并各罚款500元；
（c）发生一次轻伤5人及以上事故，给予责任人记大过至撤职处分，待岗；
（d）发生重伤及以上事故，上报公司。
（e）责任事故个人有限赔偿办法
（4）对因玩忽职守，违反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或者违章指挥而造成事故，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根据责任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程度，由直接责任者按下列标准赔偿经济损失：
（a）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及以下的，按损失额的1%赔偿。
（b）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及以上的，赔偿6千元。
执行事故个人有限赔偿时，在保证责任者基本生活条件前提下，赔偿金额从责任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
事故直接责任者表现好的，在收缴应赔偿金额二分之一以上时，可适当减少赔偿。
事故直接责任者受留用察看、开除公职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再实施个人经济赔偿。
7、为规范安全行为，强化职工“两纪”，坚决制止和处理“两违”行为，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对发生的违章违纪者，做如下处理
（1）按公司规定，对生产中发生的a、b、c类问题的处罚。
a)对责任单位罚款：a类XX至XX0元;b类1000至3000元;c类500至1000元。
b)对责任者罚款：a类300至800元；b类100至300元；c类50至100元。
c)问题严重、影响恶劣、拒不接受批评教育者，离岗培训；离岗期间的工资待遇问题按其单位的有关管
（2）对其它各种违章、违纪，可能造成事故的责任者，视情节罚款100-300元；
（3）对已造成一定的后果的危险源，虽未定责构成事故的责任人员罚200-800元，对责任领导者罚款100-500元；
（4）由于安全管理混乱，被上级单位检查通报、罚款的，被新闻媒体曝光，严重影响公司信誉的，均对责任单位罚款按上述规定加倍或罚款XX-5000元。受省级以上媒体通报暴光的，另罚款5万元。对本规定的经济及行政处罚，本着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的原则，按照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办理。
（5）对发生各种危险源、事故苗子、构成事故的定性定责，项目可提级按上述处罚办法办理。同类事故、同类重大危险源、事故苗子，在同一单位重复发生的，应加重处罚。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处理不一，有的判令建设单位承担民事责任；有的判令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因此，正确认定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责任主体是非常必要的。
一、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民事责任适用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之规定。
1、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侵权民事责任应适用《民法通则》之规定，而不应适用《建筑法》之规定。
《民法通则》调整的范围和有关相邻关系的规定及适用。《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加害方侵害相邻建筑物属侵害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故该侵权的民事责任属《民法通则》调整。该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属建设单位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使用土地时侵害相邻方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的财产权利，故该侵权的民事责任应适用此规定。
《建筑法》调整的范围和有关建筑安全管理规定及适用。《建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由于从事建筑活动的主体包括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单位，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的主体是管理机关，而并不包括建设工程相邻的一方，故该法调整的主体为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单位以及管理机关，而并不涉及相邻建筑物的所有人或使用人。虽然，该法第五章有关建筑安全生产管理中规定了建设各方的法定义务，但并未规定发生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时，加害方对相邻一方的民事责任。
2、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和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及区别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3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2款规定了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第3款规定了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
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或者人身，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其构成要件为（1）行为违法，包括作为与不作为；（2）有损害事实；（3）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4）主观过错。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是指不要求完全具备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而是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应当对于他人的财产、人身损害承担的民事责任。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主观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有过错承担民事责任，无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需承担举证责任。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主观上则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也称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或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即加害人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能不承担责任，否则就推定其有过错，并承担民事责任；或者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即对于损害的发生，加害人、受害人双方均没有过错，法院视情况分担损失的原则。（2）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由《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由法律特别规定。法律规定包括《民法通则》中的规定（第121条－127条、第133条）和民事法律规范中的有关规定。
3、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建设单位应当按无过错责任原则独立地向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3条（下称意见第103条）规定：“相邻一方在自己使用的土地上挖水沟、水池、地窖等或者种植的竹木根枝伸延，危及另一方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用的，应当分别情况，责令其消除影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笔者认为，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民事责任应适用本条之规定。理由如下：
（1）该条为法律特别规定。该条规定虽不在《民法通则》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规定之列，但由于该规定属于民法中有关相邻关系的司法解释，并具备民事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因此，该条规定为法律特别规定。
（2）该条规定主观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不适用过错推定或公平责任原则。该条中没有“相邻一方（加害方）有过错”之类似规定，同时该条中也没有“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及“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之类似规定。因此，该法律规范为特殊侵权中无过错责任原则之民事法律规范。
（3）该条在建设工程损害相邻建筑物的民事责任范围之内。该条虽未直接规定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情形，但在该条规定的假设条件中的“等”字，理所当然地已包括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情形。
（4）参照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编制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35条之规定，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民事责任也应适用特殊侵权中的无过错民事责任。该条规定：“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挖掘土地或进行建筑时，不得因此使邻地的地基动摇或发生危险，或使邻地的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受其损害。前款情形，邻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可以请求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停止施工、除去危险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受有损害的，并可请求损害赔偿”。同理，该条中也无加害人有过错、举证倒置、双方均无过错之规定，因此，该条规定更证明了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特殊侵权应适用无过错民事责任。
二、建设单位承担民事责任后的追偿权
在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纠纷中，建设单位按无过错责任原则独立地向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后，如果参与工程建设的其他主体有过错，那么建设单位有权向有过错方行使追偿权。
1、追偿权的取得。
该权利不是按连带责任之规定取得而是按约定或者法定取得。连带责任，是指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共同责任人不分份额地共同向权利人或者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有权向所有连带责任人请求承担民事责任，也有权向连带责任人之一请求承担全部的民事责任。向受害人承担责任超过自己份额的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承担连带责任需要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约定。因参与工程建设的各方不可能与受害人约定承担连带责任；涉及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参与工程建设的各方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相反，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法律已规定建设单位应独立承担特殊侵权的无过错民事责任，故建设单位在承担民事责任后，不具有按连带责任规定取得追偿权。
由于建设单位与参与工程建设的他方均有合同关系，与勘察设计单位有勘察设计合同关系；与施工企业有施工合同关系；与监理单位有委托监理合同关系，因此，建设单位在向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以根据上述合同关系及履约事实，向过错方追偿。
《建筑法》第五章建筑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了建设各方注意安全义务。其中，主要是：第37条规定了设计单位的注意安全义务，即建筑工程设计应当符合建筑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保证工程的安全性能。第38条、第39条、第40条、第41条、第44条、第47条、第51条规定了施工企业的注意安全义务，即制定安全技术措施，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风险等措施，对相邻的建筑物等可能造成损害的，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采取措施保护地下管线，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采取措施防止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不得违章指挥或者违章作业发生事故时，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事故损失。第40条、第42条、第49条、50条规定了建设单位的注意安全义务，即向施工企业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下管线资料，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施工前委托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将房屋拆除委托给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施工企业承担。如果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是由于勘察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单位违反上述注意安全义务造成相邻方的损害，那么建设单位可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向过错方主张权利。
2、追偿权的限制
乙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xxxx管理规定，为确保在xxxxx广告安装、悬挂的安全，甲方对乙方的广告施工安全责任明确如下：
1、在甲方场所内的后场宣传牌等广告载体的悬挂和安装，乙方必须确保其在安装和使用过程的安全性，同时，乙方必须认真履行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并派专人对施工现场的各项消防、施工安全管理进行监督，确保上述广告载体及人员在施工期间的安全。
2、乙方必须自行负责所带的设备、工具和各项物品的安全，若有丢失甲方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3、乙方必须自觉服从并认真配合现场甲方及其保安人员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工作，并对提出的施工安全隐患必须及时配合整改。
4、如施工期间发现有施工人员有偷盗行为或未经甲方允许擅自损坏甲方场所内的财物（包括设备设施、花草树木等），乙方除须赔偿全部损失外，并将取消乙方今后进入甲方场所施工的资格。
5、乙方在施工期间必须规范施工，做好施工安全消防保护措施，如造成施工人员、甲方工作人员或第三人或甲方财产损失、人身伤亡的，由乙方负责一切安全事故和经济赔偿责任，与甲方无关。（亲子活动安全协议书）
6、乙方所安装的后场宣传牌等广告载体在使用中发生脱落（除自然灾害、或甲方拆除外）从而发生安全事故，造成甲方工作人员或第三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此而导致的一切安全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由乙方承担。
7、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乙方(公章)：
非道路交通事故犯罪的特征,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不作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的区别;犯罪主观方面 是具有过失;客观方面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二是在法律的“道路”以外发生的事故。非道路交通事故犯罪的刑法特征与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相符合的。它与交通肇事罪虽有相似之处,但在主观方面行为人负遵守道路运输管理法规的法定义务不如交通肇事罪那样严格,其次发生地是在法律规定的“道路”以外,这是非道路交通事故犯罪与道路交通事故犯罪的主要区别。两者在量刑上也不相同,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 人死亡罪最高法定刑是七年,而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而死亡的,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非道路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 具体分以下两个方面:
1、不触犯刑律的非道路交通事故。对不构成犯罪的,交巡警部门负责接处警,勘察事故现场, 固定有关证据,分析事故原因,综合作出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最初受理的单位应当事人申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出现纠纷时,通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不组织调解工作,直接告知 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为解决因非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发文《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当事人就非道路上发生的与车辆、行人有关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起诉,符合民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2、触犯刑律的非道路交通事故。交巡警部门和公安派出所共同负责接处警,负责事故现场前期处置工作,勘察事故现场,调查取证,固定证据,交巡警部门向派出所、刑侦部门提供《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事故原因,同时根据案情发展情况及案件性质,及时移交刑侦部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第33号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应定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处罚,追究肇事者相应的刑事责任。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理。"这就是说:道路以内所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以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追究肇事者刑事责任。第二款规定:"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就是说:发生在非道路的重大交通事故,分别依照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追究肇事者刑事责任。
[关键词]安全保障义务；补充赔偿责任；抗辨事由；连带责任
问题的提出
2005年5月5日原告吴文景、张恺逸与受害人张渊等17人参加了由被告康健旅行社组织的牛姆林二日自驾游。进入景区游览时天色变阴，原告一行建议导游调整行程，但导游坚持带队上山。不久下起了暴雨，导游没有就近安排避雨，而是要求大家原路返回，致使张渊在返回的途中被一棵折断的马尾松砸伤，经医治无效死亡。法院认为，旅游服务机构及其导游负有保障游客安全的责任，本案导游不顾恶劣天气坚持带游客冒险进入林区的错误行为，被告牛姆林公司管理不善致使马尾松折断伤人，事件发生后又未尽最大救助努力，这3个因素均是导致被害人张渊死亡后果发生的原因。判令被告康健旅行社承担1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55051.58元，被告牛姆林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495464.22元。这是法院运用安全保障义务确定景区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例，本文以该案为切入口，研究和探讨旅游景区安全保障义务。
一、旅游景区安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是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负有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照顾、保护他人免受人身损害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首先确认了安全保障义务，是司法解释发展法律的重要成果，是调整景区经营管理者与游客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旅游景区是指任何一个可供旅游者或来访游客参观游览或开展其他休闲活动的场所，是旅游者参观、游览的主要场所。旅游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愉快轻松的环境带给游客愉悦的心理感受和体验，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旅游景区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空间受到各种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影响，使旅游景区的安全备受考问和挑战。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旅游景区发生的这些旅游安全事故不仅给游客的人身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景区旅游形象。
游客进入景区与景区经营者建立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景区应按合同提供相应的旅游设施和服务，满足游客的旅游休闲需求和精神满足。为何在合同之外规定景区安全保障义务?一般认为基于以下理由：
(一)危险控制理论
经营者开发经营旅游景区，其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使他们比一般游客更了解设施、设备的性能、状态，景区内部及周边地区的情况，包括社会治安状况、气候、地质地貌、相关法律规定、文化状况等等，具有预见损害的信息优势，更能采取更低成本的避免和减轻损害的措施。因此，“在属于不作为责任原始形态的对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领域内，监督者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通常来源于他对危险的控制力”。
(二)信任理论
游客进入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文化厚重的景区，获得愉快的精神享受，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景区凭借其经验、知识、职业要求能发现潜在的危险，并采取措施避免和制止危险。这种基于双方的合同关系及一系列宣传的信任关系是旅游景区承担安全保护义务的又一理由。
(三)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理论
旅游景区经营者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得收益。而景区人员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危险，景区应从其收益中支付安全成本，维持安全的旅游环境。服务安全成本是现代社会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就其支付方式而言，可分为积极支付和消极支付。积极支付是经营者以性能可靠的安全设备和周到严密的管理，主动保障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消极支付就是经营者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对游客的人身、财产损害予以赔偿所支付的费用。积极支付与消极支付呈反比关系，积极支付多则消极支付少，反之亦然。虽然资源保护型景区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但一般靠收取门票作为管理和维护费，也应承担维护安全的成本。
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确立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公众在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场所遭受第三人侵害，因侵害人无法确定或无力赔偿使受害人无法得到救济，同时经营者未采取措施制止侵害行为具有不作为的过错，而对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法律依据缺乏使某些相同类型的案件因法官认识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裁判结果。为统一相关案件的裁判尺度，我国以德国侵权法中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理论和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程度为基础，以利益平衡为方法论在司法解释中确立安全保障义务。最高法院的《解释》列举的经营者未包括旅游经营者，但一般认为这里的经营者采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认定方式，即指从事社会活动并从中获利的人，因此，应包括旅游经营者。
旅游景区安全事故类型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李洪波、郑向敏将旅游安全事故根据景区类型分为自然资源类旅游目的地安全事故和人文资源类旅游目的地安全事故。张进福、郑向敏将旅游安全形态总结为犯罪、交通事故、火灾与爆炸、疾病或中毒及其他意外事故。根据发生原因，侵害游客人身权益的安全事故，分为人的行为造成的伤害、景区旅游服务设施设备造成的伤害、自然灾害(包括动物)造成的伤害、游客自身疾病。景区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防止上述侵害后果或防止侵害后果的扩大。由于景区的义务是与特定的时空特征、环境条件相结合，因此景区义务范围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如可预见性(损害事件的现实可能性)、可能结果之严重性、导致损害发生行为的社会价值、避免危险的费用、社会的合理期待等。
1 可预见性。是指“被告能合理预见到他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会对原告造成损失或损害，那么被告就被认为存在注意义务”。景区经营者应对其能预见到的损害承担保障义务，如景区能预见到景区栏杆破损未修理，游客可能会掉下悬崖，就负有维修栏杆的义务。对于不可预见的危险如罪犯在景区对游客突然实施抢劫杀人行为，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不可能让景区承担责任。如若课以景区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景区不堪重负，将危及行业的发展。虽然景区没有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但在事故发生后有积极救助、报警的义 务。
2 可能结果的严重性。有些危险虽然可能性很小，但一旦发生损害却极大，应责令经营者对此承担保障义务。如设置标志牌，虽然不设立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小，但一旦游客误入禁止区域或迷路，损害就大了。
3 导致损害发生行为的社会价值。有些旅游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因具有娱乐和教育功能而容许其存在。如儿童冒险游乐、攀岩、蹦极、海底探险等活动均具有发生损害的危险性，旅游景点对这些危险性活动应负有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
4 避免危险的费用。在考察预防措施的合理性时也应考虑经营者的经济负担，不能为保护游客使景区承担过重的负担。如果景区要防止犯罪的发生，必须建立严密的监控系统，每个路段派人站岗，对进入景区的人进行严密的身份审查；对随带物品予以严格检查。如果这样，景区将不是景区而是军营，这是景区不能承担的。不能将景区视为保险箱，而应在危险的可能性和预防危险的费用之间加以权衡，在景区能承担也应承担的范围内确定义务。
5 社会的合理期待。游客进入景区，对景区的设施设备和服务的安全予以信任和合理期待，景区应在社会公众通常的期待范围承担义务。如游客相信景区不存在隐蔽危险，景区经营者应对这些危险予以消除、提醒、标示等等。
旅游景区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首先来源于法律法规规定，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风景名胜区条例》、《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及地方旅游管理条例，都对景区的安全管理作了详细的规定。旅游经营者应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和设施，建立安全的游览环境。安全管理规定是景区保障游客安全最低限度的强制性要求，违反该规定会招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其次，安全保障义务来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观念的法律化，要求民事主体应善意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景区经营者应以游客为中心，为游客所想，急游客所急，消除任何潜在的危险，为游客提供安全和舒适的游览环境。前例张渊案中，导游按行程带游客上山游览，没有听从游客的建议改变行程，应认为是一位尽职的旅游服务人员。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导游应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险，不考虑特定情形冒险带游客上山，将游客置于危险境地并最终致张渊死亡，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导游违反的不是法律规定，而是一个专业人员应尽到的善意的谨慎的义务。
旅游景区保障游客安全的义务总体上分为积极的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和给予提示、告知、警告等消极的防止损害的义务，具体包括：
(一)预防措施有效
1 建立安全防范系统。景区必须配备与景区范围大小、等级相适应的安全工作人员，并配置相应设施设备。在景区内建立报警点、巡逻点，组建巡逻队，在景区值勤巡逻，及时发现潜在危险，维持良好的秩序。
2 设施设备和交通工具安全、有效。景区内的游乐设施、防护栏、电力设施、消防设施、缆车、索道、交通工具等安全可靠，不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隐患，并能保证通畅运行。
3 设置标志牌和警示牌。景区应在适当位置设置规范的景区平面图、示意图、线路图，使游客知晓景区地形地貌、景点布局、距离远近及自己所在位置。在游客集散地、主要通道、危险地带、禁止区域设置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设置在明显位置，不可有障碍物影响视线，也不可放在移动物体上。
4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景区的游览线路、设施设备进行巡查，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消除。如清除有碍通行的各类路障，铲除游道旁松动的山体危石，对森林中的危树加固或拔除。景区服务人员对于游客不安全的行为应及时制止，如人员拥挤应积极疏导，不正确的操作应即刻纠正。
5 旅游服务人员善意谨慎地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旅游服务人员本身就是旅游产品的一部分，除按职业要求完成职责外，应处处为游客想，为游客提供周到、细心和安全的服务。
(二)救助措施及时
事故发生后旅游景区应立即启动紧急救援体系，景区工作人员应立即赶赴现场，积极进行疏散，将游客带离危险区域。同时，医疗人员对受害游客进行及时的医治，尽量将事故损害降低到最小。
二、旅游景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
(一)法律责任性质
游客进入景区与景区建立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在景区受到伤害的游客可提起违约之诉。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确立了景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景区未履行该义务，致游客伤亡，应承担侵权责任，为此，游客也可提起侵权之诉。
景区的侵权行为有两种类型，一是景区因有瑕疵的设施设备或不当服务行为致游客遭受人身损害，景区的行为与游客伤害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一是景区未能制止第三人对游客的伤害，景区的不作为行为与游客伤害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不管哪种情形，景区均对其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判断景区是否有过错的标准是看景区是否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安全管理，是否善意谨慎提供旅游服务。前例张渊案中，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证明折断的马尾松顶端是秃的，从中心开始向外朽烂，说明景区经营者疏于对被折断的马尾松的管理，显然具有过错。虽然当时景区遭受历史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的袭击，．导致马尾松被大风刮断，但景区经营者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请求免责。
(二)责任类型
景区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游客伤害，应承担的责任类型有：
1 全部赔偿责任。景区经营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被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是景区经营者对自己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2 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游客的伤害是第三人侵权造成的，由实施侵权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景区在提供旅游服务过程中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种责任与全部责任不同：首先，游客的人身损害是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不是景区经营者造成的，按照责任自负原则由第三人承担责任。其次，第三人的侵害行为与受害者的损害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景区经营者只是能够防止损害却没有防止，从而为第三人的侵害提供条件，加大损害发生的盖然性，其不作为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实施侵害的第三人作为第一责任人，由其赔偿受害者的全部损失。只有在第三人无法确定或不能全部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由景区经营者在第三人不能赔偿的范围承担赔偿责任。第四，景区经营者的责任是过错责任。景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当时已经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以不承担责任。第五，景区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可见，景区经营者对由于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是对他人损 害后果承担责任，似乎有背自己责任原则。但实际上经营者是对自己能够制止而没有制止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当然，安全保障义务也体现了侵权行为法旨在社会营造积极救助的人文关怀氛围的公共政策。
(三)抗辩事由
抗辩事由是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得以免除或者减轻责任的合法事由。事故发生后，景区经营者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和在何种情形下拒绝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的问题目前法律没有规定，而这点涉及准确认定被告赔偿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减轻或免除景区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1 景区尽到了合理的保障义务
景区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应对事故的救助措施。游客伤害事故的发生不是由于旅游景区的设施和旅游服务，而是由于景区不能够预见和控制的其他事件造成的。景区对这些事件的发生没有过错，且在事件发生后积极救助。景区是一个公共活动空间，事件如犯罪发生的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及及时的救助，阻却了行为的过错性，景区不承担责任。
2 游客的故意或过失行为
游客不遵守景区规定，不听从景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实施危险行为导致损害发生，应由游客对其过错承担责任。游客作为理性之人也负有保护自己安全的责任，如果游客不遵守规定，使自己陷于危险处境，按风险自负原则应由游客自担其责，景区当然不承担责任。但景区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游客明知危险却执意所为。
在实际旅游活动中，旅游环境状态与旅游者行为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且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如果游客故意或过失行为与景区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结合造成损害，构成混合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1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根据游客过错的大小减轻其赔偿责任。为保护游客利益，使景区尽最大努力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2条规定“侵害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为此，景区只能就游客故意和重大过失为由请求减轻赔偿责任，对游客一般过失行为不能要求减轻责任。如游客因景区工作人员未说明清楚危险活动的操作规程，游客操作失当致受到损害，就属于一般过失，不能减轻景区责任。
3 第三人已经承担了责任
如果游客所受损害是由于第三人的侵害行为造成的，应由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三人已经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作为承担第二位责任的景区就不需承担赔偿责任。
4 免责条款的效力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其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旅游景区可否通过门票上的免责条款来免除责任?免责条款是由双方协商的，景区未与游客协商自行拟定的要么同意要么走人的条款，为格式条款。约定免责事项的格式条款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才能生效，否则无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旅游景区下列免责条款无效：(1)免除造成游客人身伤害的条款；(2)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游客财产损失的条款；(3)格式条款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由此可见，景区不能通过免责条款免除自己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游客人身伤害的责任。
5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洪水、雷电等自然灾害伤害游客，景区自身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责任。但对于自然灾害，景区能预见而未预见或能采取措施而未采取措施，景区就有过错，就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请求免责。张渊案中牛姆林景区遭受了强对流天气(飑线)袭击，出现雷雨、大风，树木被折断。如果树木长势良好被折断，是不可抗力所致，可以免责；但砸伤张渊的马尾松树根部从中心向外部朽烂，景区显有维护、管理不周之错，当然不构成不可抗力，不能免责。
三、影响景区责任的其他因素
(一)动物侵袭与责任
游客在海滨浴场游玩，被海蛰毒死的情况下，景区是否有过错?判断的标准是按通常情形下景区是否能预见及是否采取警告、制止的措施。如果该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海蛰，不知什么原因海蛰来到这里，景区不可能预见到，则景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如果该地区出现过海蛰蛰人，而景区疏忽大意，既不告之游客，又不采取防止措施致游客受伤或死亡，景区就有过错，应承担责任。
(二)旅游景区与旅行社之间责任的划分
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究竟怎样划分，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就是学校责任事故和非学校责任事故。前者为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与义务而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后者包括学校意外事故、学生自己责任事故和第三方责任事故。
按照教育部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统称为责任事故，分为学校责任故、学生及其监护人责任事故、第三方责任事故、学校意外事故和其他学生人身安全事故。 这些对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后者显得过于繁琐。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学校承担的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界限规定明确，将学校不承担不属于学校应当承担的责任排除在外。其实，不属于学校承担的责任事故，自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倒不必特别地加以规定。
我认为，可以以前一种划分作为基础，不过事故责任的名称需要斟酌。后者的学校意外事故和其他学生人身安全事故可以作为学校免除责任的事由。
其基本意见是：将学生伤害事故分为学校责任事故和非学责任事故。在非学校责任事故中，分为学生及其法定人责任事故和第三人责任事故两种即可。
（一）学校责任事故
将学校应当承担责任的学生伤害事故称之为学校责任事故是较为准确的，可以采用这样的称谓。我们在研究学生伤害事故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要研究这种责任事故，以确定学校的赔偿责任。
学校责任事故，是指学校及其教职工由于过错，违反教育法律法规及其有关规定，未尽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造成学生伤害事故，或者学生伤害他人事故，学校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事故。
按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及有关部门的意见，学校责任事故的主要情形包括以下12种，在实践中可以参照这些规定确定学校责任事故。
1、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2、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3、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的；
4、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5、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6、学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不宜未成年人参加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的；
7、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
8、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9、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
10、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
11、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道，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12、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二）非学校责任事故
非学校责任事故，是指虽然学生伤害事故是在学校期间或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有关的活动中发生，但不是因为学校的过错，而是由学生、学生的监护人以及有过错的第三人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的责任事故。这种非学校责任事故分为两种。
1、学生及其监护人责任事故
学生及其监护人责任事故，是指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学校没有过错，而是由于学生自己的过失，或者是由于其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而造成的，损害应当由学生及其监护人负担责任的事故。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由于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①学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反社会公共行为准则、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实施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者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的；
②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学校、教师己经告诫、纠正，但学生不听劝阻、拒不改正的；
③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异疾病，但未告知学校的；
④未成年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监护人知道或者已被学校告知，但未履行相应监护职责的；
⑤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有其他过错的。
这些事故的责任，应当由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承担
2、第三人责任事故
第三人责任事故，是指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不是由于学校的过错，而是由于第三人的过错行为所引起，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事故。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学校安排学生参加活动，因提供场地、设备、交通工具、食品及其他消费与服务的经营者，或者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学校承担的补充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了一个特别的学校责任，就是补充的补偿责任。条文的内容是：“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规定，有利于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加强管理，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具有人性化的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学生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虽然直接的致害原因是第三人的过错行为，但是有时学校的过错为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例如，2003年3月19日上午，海城兴海管理区所属站前、前教、后教、钢铁、铁西、兴海、银海、苏家8所小学3936名学生、260名教师分批集体饮用了由鞍山市宝润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高乳营养学生豆奶”。饮用后部分学生陆续出现了腹痛、头晕、恶心等症状。共有2556名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有44名学生在本地医院接受治疗，85名学生在外地接受治疗。这八所小学由于过错致使有毒豆奶进入学校，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除了具备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之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要件：第一，学生人身损害是由于第三人的原因所致，如果是完全由于学校的过错所致，就是一般的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第二，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如果无过错也不会产生补充赔偿责任，损害的赔偿责任应当完全由加害的第三人承担。需要注意的是，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的过错与第三人的致害应当有一定的关联，如果不存在关联性，也不应当让学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学校在第三人侵权致害未成年人的事故中所称的补充赔偿责任与未尽安全保障责任的补充责任的原理是一致的。学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理依据，在于学校存在过错，使本来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损害得以发生或者扩大，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几率；因此学校应当为受害人向第三人求偿不能承担风险责任。在责任的承担上，如果受害人向侵权第三人请求赔偿时，第三人无力或不能完全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向有过错的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请求赔偿的，被请求的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就应当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此处的“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不应当认为是一定份额，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承担的应当是负直接责任的第三人所不能承担的部分。当然，在补充赔偿责任承担完毕后，可以根据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确定相应的责任份额；司法解释中的“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应作此时的份额理解，学校承担的赔偿责任超过相应的份额的，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四）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免除
1、意外事故
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造成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学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学校责任的免除。学校责任的免除，有两方面的事由，一种是意外事故，一种是其他原因。
意外事故，是由于学校以及学生意志以外的，根据自身能力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和不可克服的情形，造成了学生的人身伤害结果，学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事故。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因下列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
①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
②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然害造成的；
③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④学生自杀、自伤的；
⑤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害的；
⑥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
2、非学校责任的其他原因
非学校责任的其他原因，是指不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内所发生的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学校不承担责任的情形。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下列情形下发生的造成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
①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
②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
③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
④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
这些事故的发生，都是学校管理职责范围之外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对此，这些事故责任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有关规定认定。
此外，在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中还有一种学校免除责任的情形，即《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者因学生、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